1960年李承晚被美國趕下台蔣中正心驚膽跳|高靖

文/高靖

1960年韓國總統李承晚連任第三任總統,因為選舉過程遭質疑舞弊,引發大規模示威活動,在美國強硬壓力之下,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要求李承晚重新選舉,李承晚最後被迫請辭下台,流亡夏威夷。李承晚在美國壓力趕下台,讓正在為如何連任第三任總統而傷腦筋的蔣中正,也警覺到美國可能重施故技,干預國府內政,儘管蔣中正順利連任第三任,面對雷震組黨案,蔣中正想到美國如何配合韓國反對運動,把李承晚趕下台,蔣中正也覺得有些棘手。
李承晚在美國逼迫下下台,流亡海外,國府不認同美國的立場,認為美國介入韓國內政,鼓勵韓國反對派。國府來台後,始終懷疑美國幕後支持吳國楨、孫立人等親美人士,有意策動顛覆國府。早在二戰結束後,美方曾在台灣拉攏台籍人士,有意結合孫立人等親美將領,在台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國府統治,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這些都讓國府對美國大使館一舉一動保持戒心。
李承晚是在1960年3月15日當選第三任總統,但因為競選過程充滿爭議,李承晚當選後,引發韓國多起大規模示威。蔣中正因為已經兩任總統,但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決定延任,當時曾引起許多非議,後來在與國民大會一番糾纏後,以臨時條款方式,在3月21日由國代推選蔣中正成為第三任總統,只比李承晚晚了幾天。但是蔣中正看到駐韓美國大使館對李承晚的政治壓力,也不得不感到憂心。
韓國因為總統選舉引發動亂後,華府沒有表態支持李承晚,國務院內部還有主張暫停經濟援助韓國的計畫,威脅韓國當局要取消艾森豪總統訪問韓國的計畫,使用各種手段逼迫李承晚就範,向反對勢力讓步。美國雖然表面上中立,沒有對韓國在野黨或者反對勢力表達任何支持的態度,但是沒有表達認可李承晚的選舉結果,無形中,這就是告訴韓國反對勢力,美國不支持李承晚政權。
李承晚競選連任第三任前,他的競爭對手因為癌症病故,形成一人競選總統的局面,但在選舉過程與投票過程,出現許多遭人詬病的選舉舞弊爭議,李承晚開票時獲得高達九成的選票,不僅沒有為他贏來大獲全勝的掌聲,反而引發民間激烈抗爭,引起美國大使館積極介入韓國內政,不斷施壓迫使李承晚下台。
面對韓國的動亂,1960年4月2日,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給國務院電報說明韓國情勢,馬康衛認為,美國在韓國犧牲了很多人的性命,投入很多金錢,韓國關係到美國的名聲與安全,美國沒有理由當個被動的觀察者,現在必須呈現更多積極的努力,傳達美國的觀點,讓他們有清楚的理解。美國的解決方案,不能強加在他們身上,必須是韓國人自己採取主動,並且付諸必要的行動。馬康衛批評韓國政府在這次選舉當中,使用美國的錢,傷害美國的利益。
4月19日,韓國各地又發生示威活動,情況一發不可收拾,馬康衛午夜會見李承晚,馬康衛話說得很重,要李承晚重新舉行選舉,外國大使要韓國剛選出的總統,重新辦選舉,這是毫不掩飾地干涉他國內政,但韓國各方面都必須仰賴美國援助,李承晚也沒有籌碼與馬康衛僵持。
根據馬康衛給國務院的電報,他對李承晚表示,任何廢止這次選舉,並且重新舉行總統選舉的官方行動,可以比任何方法都更能解決目前立即的情況。他描述李承晚看起來受到危機的影響,有些緊張與震驚,李承晚並不了解現在真實的情況,對於群眾動亂的成因、本質、與可能的結果,李承晚的分析都是錯的。
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同日,艾森豪總統表示,我們必須要對李承晚強硬,告訴李承晚,美國為韓國的自由戰鬥,除非李承晚同意自由選舉,人們有權利投票,否則我們待在韓國就變得毫無意義。國務卿賀特說,技術上,美國介入韓國的內部事務,但這有些特殊的合法性。賀特提到美國大使認為只有重行選舉,才能解決目前的情況,艾森豪也要賀特通知馬康衛去告訴李承晚
在美國施壓與韓國內部動亂不止的雙重壓力下,李承晚在4月26日決定請辭下台,李承晚透過廣播發表聲明,如果韓國人希望他辭職,他會請辭,同時下令重新舉行選舉。李承晚下台後,不久就流亡美國夏威夷。
美國把李承晚趕下台後,事情還沒完,美國更進一步插手韓國應該如何修憲,要把韓國改成什麼樣的政治制度。6月11日的國務院檔案顯示,賀特說,我們與大使館都認為,韓國應該採行百樂門制度政府(國會制)的試驗,指名希望反對黨張勉(Chang Myon)擔任總統,甚至對於國會總理的人選,美國也表達態度,必須是民主黨內部派系可以接受的人選。
美國把韓國總統趕下台,讓台灣的國府非常不以為然,開始懷疑美國幕後的動機。李承晚下台後半年,1960年10月7日,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給國務院的電報稱,國府誤解了美國在李承晚下台事件當中的態度,他與蔣中正總統溝通,國務院也與駐美大使葉公超溝通。莊萊德認為,國府的高階領導人不同意美國在韓國的行動,國府認為美國在韓國動亂發生後介入,是鼓動反對李承晚的勢力。國府認為把李承晚趕下台,製造了政治上的不安定,會造成自由世界失去韓國。
莊萊德說,國府不只是誤解美國的立場,而且還是不同意美國的作法。更多的解釋與證明我們在韓國的地位,都是無益的。莊萊德表示,最好不要接觸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陳誠清楚知道美國的立場,但是陳誠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支持他的主子決定的立場,陳誠的政治地位,最近不太安穩,假如陳誠支持美國的立場,將使陳誠的地位變得更脆弱。陳誠幫美國說法的可能不太高。
莊萊德特別提到陳誠,這是因為陳誠是國府除了蔣中正以外的第二號人物,不僅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還是國民黨副總裁,比太子蔣經國的權勢更大,但在蔣中正為了是否延任第三任總統時,陳誠與蔣中正之間也有點微妙,因為若蔣中正任滿兩任後不連任,陳誠順理成章接任競選總統,毫不令人意外,但從陳誠當年日記看來,陳誠並無角逐總統大位的幻想。
1960年10月21日,陳誠在日記寫下政壇傳聞胡適、王世杰、俞大維擁陳誠倒蔣,陳誠覺得可笑,可知一般挑撥離間的可怕,他對於總統的忠誠,絕不後人,中國如欲反攻大陸,除總統外,絕無他人可以領導。事實上,陳誠基於政治現實考慮,也認為蔣中正應該繼續擔任第三任總統,可是與陳誠親近的陳雪屏、黃少谷、張厲生卻都遭殃。
陳雪屏因為與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有所往來,讓蔣中正不滿,不讓他繼續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按照資深外交官陳雄飛生前的口述歷史,黃少谷當時有意促成陳誠擔任總統,讓蔣中正不滿,將黃少谷由外交部長改派駐西班牙大使,張厲生被派往日本擔任大使。蔣中正把陳、黃、張等人趕出政府與台灣,國府內就有許多傳聞是蔣中正剪除陳誠的人馬。其實這多半是國民黨人士的傳聞,因為蔣中正在1975年死後,在國民黨內帶頭推動行政院長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的就是黃少谷,當然陳誠當時已經病逝,蔣經國準備接班,也沒有實力相當的對手可以與他挑戰。
1960年4月27日,李承晚因美國壓力下台當天,陳誠在日記寫下,見總統,問韓國問題,告以李承晚已接受國會要求,正式辭職,恐韓國從此多事,其影響不限於韓國,不知美國何以善後?預料不久一定由反李變成。陳誠的判斷,與後來韓國的情勢發展,相去不遠,韓國不僅沒有因為李承晚下台,就帶來了真正的民主自由選舉,後來引發一連串軍人政變,美國基於冷戰的需求,只好默許韓國接受軍事強人統治。
美國在1960年同情韓國反對運動,促成李承晚下台,1960年下半年台灣發生雷震案,美方表達關切,更讓國府懷疑美國的動機。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柏森思在1960年12月2日寫信給莊萊德,他說,蔣經國曾經提到必須阻止雷震與台籍政治人物合作,國府在大陸所遭遇的困難,是因為把美國的方法誤導運用,造成大眾誤解政府的政策。國務院收到不少台人反對大陸人加劇中的訊息。
從美方訊息看來,雷震案發生是因為雷震與台籍人士互動頻繁,又要組黨,當時艾森豪訪華問台灣,國府只能在艾森豪離開台灣後,才準備在9月2日動手抓捕雷震,但因為韓國的情況,讓國府憂心美方若關切雷震案,就可能對台灣出手。
9月30日,國務院給台北美國大使館的電報,電報指出,國務院對於逮捕雷震有政治動機的報告,感到困擾。美國在促成李承晚下台的事件的表態,造成國府領導人的誤解,美國也許是間接表達對國府的關切,不要犯下李承晚政權的致命錯誤。
1960年為了政治現實需要,國府內外默許蔣中正延任第三任總統,但同時間韓國李承晚連任第三任總統,卻因為選舉舞弊爭議被美國趕下台,流亡海外,蔣中正難免感受到美國的弦外之音,偏偏台灣內部又出現雷震結合台籍人士組黨,在敏感的省籍矛盾之下,雷震可能讓台灣政治掀起另外的大風浪,蔣中正不顧美國壓力,仍然出手壓制雷震,不讓台籍反對黨出現,他另一方面懷疑陳誠可能有二心,對蔣中正與國府來說,這一年可說是充滿變化的一年。
無巧不巧,1960年在韓國一手幕後導演施壓韓國政府,鼓動韓國群眾反對李承晚的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幾年後卻被國務院派來台灣,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是在1966年到台灣接替莊萊德,1974年卸任,安克志接任,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倒數第二位大使,馬康衛任內,引起國府不少猜測,提防馬康衛把韓國那套把戲,也用在台灣身上,不過,這件事情並沒有發生。

從裁軍案看蔣經國在政壇如履薄冰|高靖

文/高靖

蔣經國逝世30周年,許多人以為蔣經國接任總統,在政治上是一步登天,其實未必,外界都忽略了國府退守台灣後,隨政府來台的國民黨人士,許多黨政軍人士輩分並不比蔣經國低,能力也未必不如蔣經國,蔣經國一路以來其實是戰戰兢兢,避免犯錯,在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蔣經國在國防部長任內,為了裁軍,小心翼翼,就怕一不小心,惹出麻煩,栽了跟頭。蔣經國謹慎處理裁軍問題,還是因為1959年的參謀總長王叔銘處理外島裁軍問題不當,被蔣中正拔掉職位,隨後外放駐外職務,眼不見為淨,王叔銘自此無更上一層樓的發展。
從國務院檔案可以發現,國府在1949年12月遷台後,國務院派駐台灣的官員所打交道的對象,初期並非以蔣經國為主,蔣經國是在1960年代之後,慢慢成為美方主要接觸的官員,即使後來擔任行政院副院長,這個職位若按照慣例,並無實權,可是美方卻直接接觸蔣經國,而不是當時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即使嚴家淦在蔣中正1975年4月死後繼任總統,美方交涉對象也仍是以蔣經國為主,蔣中正晚年身體健康情況差,軍方高級將領職務的人事異動,幾乎由蔣經國主控。
從美方的態度,可以知道,蔣經國才是在國府當中有實力的政治人物,所以成為美國交涉對象。1963年國府為了反攻大陸,與甘迺迪總統意見不合,蔣中正特派蔣經國前往美國,與甘迺迪當面溝通。蔣經國當時只是行政院政務委員,還要一段時間之後,才接任國防部副部長,以蔣經國當時官場地位,如非蔣中正兒子與親信的身分,美國國務院豈可能安排蔣經國與甘迺迪會面,美方非常現實,清楚了解蔣經國可能是未來接班人,才會與蔣經國接觸頻繁。
嚴家淦過世後,後人推崇嚴家淦無私無我,在行政院長任內,多方栽培蔣經國,其實這都只是想當然耳的說法,嚴家淦無論對於蔣經國任何的人事安排,都無損於蔣經國的地位,蔣經國的政治實力在1960年代已經開始表現出來,到白宮見甘迺迪,就是個指標,那是遠遠超過嚴家淦所能接觸的層次,嚴家淦充其量只能說是客氣,識時務,實在談不上栽培蔣經國。1950年代親美派的台灣省府主席吳國楨、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在國府內被鬥垮,一人流亡美國,一人遭到軟禁,這後面都有蔣經國的影子,吳國楨更是在美國公開批評蔣經國。孫立人在軍中經常批評政戰系統,幾乎是公開與蔣經國為敵。蔣經國沒有相當的實力,豈敢與親美派發動鬥爭。
蔣經國在1970年再次以行政院副院長身分訪美,會見尼克森總統,因為這時美國外交路線已經開始轉向,要打開與北京中共政權的外交關係,蔣經國再次銜命訪美溝通,這時的國府早已無力談反攻大陸,只能在美國拋棄台灣之前,想方設法加強台灣防衛安全。蔣經國兩次赴美拜會美國總統,那是一般國府高層人員,都很少有過的待遇。儘管蔣經國已經慢慢累積雄厚政治實力,能夠遠赴白宮,代表蔣中正與甘迺迪、尼克森溝通談判,但是在政府內部,蔣經國仍然如履薄冰,避免犯錯。
1969年蔣經國在卸任國防部長前,曾經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討論裁軍問題。多年來美國一直希望國府裁減軍隊,才不會讓龐大的軍力壓垮脆弱的台灣財政,也有助於推動經濟發展。蔣經國面對這個問題謹慎以對,絲毫不敢冒險。蔣經國甚至毫不給面子的當面拒絕馬康衛的裁軍建議。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9年3月5日馬康衛以電報說明3月4日與蔣經國會面,說明美國對國府軍隊組織再造與裁減的看法,蔣經國由溫哈熊擔任翻譯,這場簡報歷時25分鐘,由於美方主張成立聯合諮詢小組討論裁軍問題,蔣經國認為裁軍是中國國內事務,成立聯合諮詢小組會有不好的政治效應,這偏離了過去由國防部長徵詢美軍顧問團意見的作法,蔣經國拒絕成立這個小組。希望美國政府不要再提這件事情。蔣經國說,這不只是他個人的看法,相信也是中華民國政府的看法,成立這種小組,對美國也沒有利益。
由於當時台灣正與美國談判協助合作在台生產直升機,蔣經國覺得美國似乎把直升機案與裁軍案兩案綁再一起,他認為,應該把兩件事情分開處理。馬康衛見到蔣經國這樣激烈反對雙方合作討論裁軍,無法說服蔣經國接受美國的意見,也就決定不再提這件事情,但馬康衛懷疑蔣經國已經事前知道他的談話內容。
馬康衛認為,蔣經國的反應,顯示聯合諮詢小組觸碰到國府自尊的敏感神經。溫哈熊後來告訴美方,為何蔣經國會如此強烈反對美國的看法。馬康衛的電報轉述溫哈熊說法,蔣經國在意的是美國背後的動機,美國應該是對裁軍有興趣,更勝於國府軍隊的軍事現代化。溫哈熊提出了美國長久以來一直要國府裁軍的歷史過程,溫哈熊回憶,為了美國在1950年代後期要求裁軍,當時的參謀總長王叔銘下台,失去重大影響力,蔣經國主張部隊組織再造已經讓蔣經國的地位脆弱,很容易遭受蔣中正與軍方反對派的批評,所以蔣經國用現代化與火力提高平衡,成立小組會讓蔣經國更脆弱,蔣經國也不希望其他政府部門參與裁軍規畫,美方並沒有理解蔣經國對於組織再造的努力,蔣經國的反應,不是沒有充分考慮美國地位的不成熟看法,這是基於某些事實的意見。
台灣是從1968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這增加了許多教育支出,沉重的國防軍事支出,從國府撤退台灣後,就一直是美方希望能夠改善的問題,以提高台灣經濟發展的效率。裁減軍隊規模,始終是美方建議選項之一,但是反攻大陸的政策之下,1950年代國府忙著重建陸軍部隊,根本不可能裁軍,但在八二三砲戰後,為了降低外島衝突的潛在危機,外島撤軍又成了美方極力施壓的意見,同時國府也與美國開始商討裁軍規模。
當時艾森豪總統派了一個小組到台灣,評估美國軍援計畫,根據馬康衛1959年2月13日電報,蔣中正告訴美方,在美國協助下,已裁撤8萬人,國府正準備讓2萬 4000位軍官退伍,沒有美國協助,這個計畫是辦不到的,在未來18月內,要裁總兵力的12%,約7萬人,但這個裁減還要看是否獲得美方資金的支持。馬康衛認為,如果有美方援助,蔣中正會將部隊裁到60萬人,也許稍晚會再裁掉更多部隊。
不過,就在處理外島撤軍問題方面,王叔銘出現問題,八二三砲戰後不滿一年,就被拔掉總長職位,先放冷凍起來,後來才改派駐外,離開台灣政壇。現在許多人認為派駐海外是政治酬庸,以前高級將領派駐海外,那算是某種懲罰。賴名湯日記當中經常可見擔心派駐國外大使,失去軍旅生涯的發展機會。
王叔銘是蔣中正的寵信,與美國合作外島裁軍,一個不小心照樣被扔在一旁。蔣中正對王叔銘有多信任呢?胡宗南日記有許多場景的記述。胡宗南也是蔣中正寵信的國府將領之一,抗戰時統領大軍圍堵中共,鮮少與日軍作戰。因為重慶方面對中共的圍堵策略,這讓當時派駐中國的美國使館人員,經常寫電報向國務院告狀,指控重慶當局不抗日。胡宗南國共內戰時期日記中,1949年8月4日,王叔銘傳蔣中正密諭,指示作戰機宜,要胡宗南不要向國防部報告行動。12月23日,胡宗南從成都逃到海南島,蔣中正十分憤怒,27日要王叔銘到三亞見胡宗南,傳達蔣中正的不滿。
從胡宗南日記可以看到王叔銘受到蔣中正信任,蔣中正有越級指揮部隊的老毛病,每每造成國軍作戰秩序混亂,部隊無所適從,蔣中正就是透過類似王叔銘這樣的親信,到前線傳話給指揮官,王叔銘身為高級將領,卻是擔任蔣中正的傳令兵。
八二三砲戰期間,王叔銘擔任參謀總長,當時大二膽島因為共軍火力凶猛,補給困難,一度情況緊急,美方希望國府自大二膽島撤軍。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58年9月27日,美軍台灣協防司令史慕特給太平洋司令菲特的電報,其中引述王叔銘的私下談話,王叔銘認為,大二膽島是完全守不住的,如果秘密的說,他很想從大二膽島撤軍,但是他必須服從政府激勵士氣的命令,維持他們的戰鬥效能,努力增加運補能量。史幕特說,王叔銘似乎接受他提出的逐漸將大二膽島守備,轉換為能應付各種情況的戰鬥團,以及發展出以小單位輪調的計畫。王叔銘還對美方說,除了史慕特之外,他的工作是自由中國當中最爛的一個職務 。
10月27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提到,在10月22日的一場會議當中,美軍顧問團認為外島如果可以撤軍,美國可以提供其他的合適裝備,由中美共同研究這個問題。25日外交部長葉公超詢問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有關外島撤軍的問題,對於美方的意見,葉供超很小心地沒有表示意見,但葉公超提醒美方,任何有關外島撤軍的方案,都應該謹慎處理,不能只由美方片面推動。
美國大使館在11月14日給國務院的電報顯示,史慕特與美軍顧問團團長杜安拜會蔣中正,蔣中正原則同意外島裁軍,但是不能在遭受攻擊下撤出兵力,他也向美方提出外島增強火力的建議,美方提出增援金門12門240砲,12門155砲。馬祖4門240砲,一個營155砲,另外可考慮曲棍球地對地飛彈(後來外島並無美軍飛彈)。蔣中正提出增加外島戰車數量,美方同意研究。
王叔銘與杜安在1958年11月17日簽了有關外島撤軍的諒解備忘錄,但從11月過後,金門只撤出500人。根據1959年3月19日駐美大使葉公超與國務院官員的談話紀錄,王杜備忘錄提到金門只保留最多1萬5000人,美方會提供新式重型火砲,這個裁減外島兵力計畫在1959年6月30日完成,但因為金門沒有裁減兵力,這些火砲雖然已經運抵台灣,暫時由美方扣留不交給國府。由於時限快到了,國務院非常關切中國方面的進展。艾森豪總統也多次垂詢外島裁軍的進度,只能告訴他國府什麼也沒做。國務院希望葉公超能夠打破這個不幸的僵局。
葉公超告訴美方,蔣中正對於外島撤軍,必須透過人員遞補的過程掩飾,他六周前收到陸軍方面的消息,已經開始進行了。但是對於6月30日完成外島撤軍的事情,葉公超卻是很驚訝的表示,他完全不知情,他從來沒有聽到具體的時間。葉公超說,他會建議政府實施王杜協議,他建議美方不要再與王叔銘討論外島撤軍的事情,由美國大使與外交部長談,協防司令與國防部長談。
葉公超對美方提醒不要再跟王叔銘談外島撤軍,顯示葉公超已經感覺出問題了。1959年3月 21日,王叔銘通知杜安,1萬6645人在6月30日前撤出外島,杜安同意扣留的火砲運往金門。就在王杜協議完成外島撤軍的6月30日前一天,蔣中正將副總統陳誠、總統府祕書長張群、國防部長俞大維討論將領人事,陳誠當天的日記寫下,以王叔銘大亂,不宜再任參謀總長,俞大維說王一切很好,但做事太無重點。陳誠認為,蔣中正費九牛二虎之力培植王叔銘,結果如此,實堪注意。
陳誠的王叔銘大亂說法,顯示王叔銘真是闖了大禍。7月13日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他與外交部長黃少谷7月11日的談話,黃少谷說,王叔銘下台,與中華民國對美國的態度有關,但對於雙方關係沒有特別的改變。王叔銘因為太傲慢,人際關係很差,行事不夠謹慎,才會下台。王叔銘決定很多事情都會跳過俞大維,而俞大維比較喜歡與彭孟緝合作(彭是王的前任,王垮台後,鵬又回任總長)。
從國務院資料看來,國府並不清楚王叔銘與美方共同協議外島撤軍,葉公超才會請美方找部長談,不要再與總掌談。黃少谷的行事不謹慎,可能也與此有關。蔣中正是願意在美國幫助下裁減兵力,但是不能接受雙方一起決定外島撤軍,尤其外島地位特殊,蔣中正更是態度保守,王杜協議後來其實等於是廢棄不算數了,因為金門駐防兵力並未減少太多,直到後來因為兩岸情勢改變,軍方精實案等兵力裁減方案,外島才真正撤軍,但那已是幾十年後了。
王叔銘與美方共同協議撤軍,立刻就被拔掉職務,派到國外去,不讓回到台灣,十年後,蔣經國也與美方碰到兵力調整的問題,自然更是小心,溫哈熊是蔣經國身邊的重要幕僚,他用王叔銘案說明蔣經國對中美共同商討裁軍的顧慮,顯示當時蔣經國的謹慎,避免再犯前人的錯誤,就在蔣經國與美方談過不久後,改任行政院副院長,仍然擁有對軍方掌控的實權,逐步往政壇高峰前進。

金門馬祖對兩岸都有一個中國的暗示|高靖

文/高靖

國府遷台以來,初期仍掌控海南島、舟山、大陳、馬祖、金門等大小島嶼,隨著戰事的推進,國府陸續撤出這些島嶼,最後剩下金門與馬祖,國府始終不願意放棄這兩個外島,即使面對美方與國際壓力,始終不願意退讓。金馬兩個彈丸之地,有何特殊,何以國府當局那麼堅持,共軍除了在1949年10月派兵攻占金門,遭到國府軍隊擊退之外,分別在1954年9月與1958年8月對金門發動砲戰,國際上都擔心金馬外島成為引發世界大戰,破壞世界和平。其實,兩岸中國人對金馬的思考,與西方國家不同,兩岸都有一個中國的考量,才會有攻擊金門與防衛金門的考慮。
1949年中共建政後,共軍仍然缺乏渡海攻擊台灣能力,但是攻擊國府所控制的大陸沿岸島嶼,共軍有極大海空優勢,國府因為距離太遠必須放棄海南島、舟山、大陳等,金門與馬祖尚在台灣可以海空掩護的範圍內。對於北京而言,在1949年之後,對金門發起攻擊,有個中國特有的思考,就是不能打太過頭,迫使國府尋求美國奧援之外,甚至往分離路線前進,讓兩個中國出現,以便國際介入台海。另一方面,也不能讓台海情勢停滯,讓兩岸分裂成了長期的現象,讓兩個中國的現象穩定了下來。
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中,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國務院官員都有類似的看法,就是當台灣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台灣有可能選擇台灣獨立,或者兩個中國的情況,以求自保,甚至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美國仍密切觀察台灣是否宣布台獨,以爭取回到聯合國的機會。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外交部內部就有人主張台獨,以與中國大陸分割,這樣可以增加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免於中共統治的可能,不過,這種主張當然不會被蔣中正接受,美國更不會公開參與這個主張。
換句話說,中共對台灣的威脅要恰到好處,太過,會逼著台灣往獨立方向的分離路線前進,反而不利統一。太少,也可能讓台灣肆無忌憚搞兩個中國,或者台灣獨立。其實,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都神似呼應自1950年代以來的兩個中國主張,只是台灣這邊已經沒有政治優勢,在國際社會難有政治承認。至於陳水扁、蔡英文兩任政府都是要一中一台,與國民黨政權不太一樣。
儘管國共雙方打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讓,但雙方不放棄中國統一,台灣當局在放棄幾處外島後,仍要確保金馬,就是不希望出現隔海分治的兩個中國。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55年3月 13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寫信給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羅勃森,藍欽說,很難分析中國人的思考,尤其是當他們大部分都在猜想我們在想些什麼的時候,對自由中國而言,失去某些小島,可能還不如朝向兩個中國,更傷害他們的士氣。對蔣中正來說,失去小島,沒有比兩個中國的危險更重要,因為蔣中正認為,這就像是在台灣海峽中間畫了一條線。藍欽認為,這正是蔣中正與外交部長葉公超所想的。
對於國共雙方的衝突,國際社會多不理解國府的堅持,同時對於中共控制大陸的客觀事實,希望採取務實路線,承認中共政權,但在韓戰以及整個冷戰的大環境下,美蘇對抗的矛盾沒有解決,美國不願意對共產中國讓步,更不願意讓北京進入聯合國。可是兩個中國,卻是國際普遍的看法,就是希望兩岸雙方都能夠一起在國際社會共存,英國、日本都是支持兩個中國的主張。1953年9月3日,美國駐日大使艾利森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日本是非常不情願地與美國一樣,維持與國府的關係,日本原來與英國一樣,認為共黨能夠長期占有中國,以及操作運用分離北京與莫斯科的可能。日方近來逐漸採信兩個中國理論的人,有增加的趨勢。
儘管美國立場上是不願承認中共,但在1954年8月4日,白宮國安會有一份最高機密文件,檢討美國的遠東政策,其中有一個選項就是停止支持國府軍事對抗中共,但協助國府保有台灣。在台灣仍保有聯合國會籍與中共同意遵循聯合國原則之下,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這也就是說,美國願意思考兩個中國政策,但在當時的冷戰氣氛,使白宮繼續選擇對抗,沒有採納兩個中國。
美國人不服輸的心態,也對確保金馬有關係,1954年5月22日,國務院列為最高機密的會議紀錄,當時美國與台灣沒有共同安全條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不希望對這些島嶼有公開表態,艾森豪總統非常關心這個問題,詢問美國究竟有沒有類似的公開陳述,因為這對於美國軍力與優勢地位而言,都是太大的承諾,會中證實美方並未承諾防衛金馬等外島。但是參謀聯席會主席雷德福說,美國面對的是心理問題,我們不希望共黨在遠東有更多的勝利。
台灣希望有共同防禦條約,一來為台灣安全,二來強化與美國政治關係。害怕引發與蘇聯的衝突,艾森豪在1954年3月31日對於與國府簽署共同防禦條約,他曾經表示保留意見。可是台海情勢丕變,8月25日,羅勃森以情勢變化,希望艾森豪重新考慮。其一是如果有條約,蔣中正同意,也是第一次表態,他不會在美國沒有同意下,對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羅勃森認為,這個保證可以使美國在有關美軍捲入台灣地區衝突時,有更大控制範圍。
在美方思考調整政策時,9月3日,共軍砲擊金門,造成兩名美軍顧問陣亡,14位美軍顧問安全撤離。中共顯然是要表達對國府與美國共同防禦條約的不滿,因為在美國保護下的台灣,可能演變成兩個中國,台灣自中國領土分裂出去。金門砲戰當天,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安德森給艾森豪的機密報告引述美軍意見,認為外島對於防衛台灣沒有重要關係,主要是心理效應,尤其是由共黨造成更多軍隊與領土的損失時,對國府軍隊與其他支持美國政策的亞洲國家的心理效應。安德森也認同軍方看法,更多的損失,會讓我們與共黨競爭的戰略地位,產生惡化影響。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最後順利簽署,可是簽署後又在國府內有不同看法,因為國府放棄了軍事反攻大陸的主動權,發動攻擊必須徵得美國同意,雖然條約確保台灣免於共軍入侵,但讓反攻大陸變得幾近不可能,國府內部出現懷疑條約可能促成兩個中國,在美軍保護下的台灣,從此與中國分裂出去。
1950年代,國際上除了兩個中國主張外,也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英國勸說美國督促國府撤軍,二戰英軍名將蒙巴頓以自己與蔣中正戰時打交道的經驗,告訴美方對蔣中正要軟硬兼施,用強硬的態度逼迫外島撤軍,但也給蔣中正下台階,可以提高國府兩棲登陸能力以及國府軍隊現代化作為交換。美方早在韓戰結束後的1954年,希望降低兩岸發生衝突的可能,希望國府自金馬撤軍,到了1958年發生砲戰,這個主張更加強烈,受到美國壓力的蔣中正,最後允諾以提高火力交換裁減外島駐軍,不同意全面撤軍。
八二三砲戰前的8月20日,美方開會討論台海情勢,羅勃森給杜勒斯的備忘錄,對於外島撤軍以降低衝突的意見,他認為,撤出外島不會消除危機,只是刺激北京侵略的胃口。砲戰發生後的8月26日,中情局提出一份台海區域情勢可能發展的分析報告,中共希望升高緊張情勢,可以遏止任何朝向接受現實的兩個中國的潮流。
美方知道放棄金馬,無助台海和平,共軍針對金門砲擊,也是提醒台灣當局不要在共同防禦條約下偏安海島,搞兩個中國的主張。中情局理解中共是展示武力,嚇阻兩個中國,中共砲擊金門而非攻占金門,就是表達反對兩個中國的態度。但是中共後來降低為單打雙不打,也是另一種考慮,就是避免把台灣逼到角落,迫使台灣走向兩個中國或者台獨,以求自保。
兩岸雙方始終有種微妙氛圍,八二三炮戰後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台商討中美共同聲明,穩定台海情勢,原本美方認為金門與馬祖不在美軍協防範圍,結果發表聲明前,共軍突然又恢復暫停的砲擊,這時杜勒斯也不得不說,因為共軍違反自己宣布的停火,恢復砲擊金門,在這個情況下,防衛金馬也與防衛台灣有密切關係了。共軍這一打,到底是傷害國府,還是幫了國府呢?自然是讓國府繼續保有金馬,不能放棄金馬。
對於透過金馬表達一個中國的堅持,只有兩岸當局各自清楚這個想法,國際上並不理解北京與台北雙方在乎的一個中國,他們只希望不要有戰爭,保持和平。1959年2月12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目前的情況是,內戰背景下分裂的中國,美國與各界可能對於這個不太令人安心的均勢,都感到不滿,希望建立另一種情境,譬如兩個中國,大家都承認兩個中國的政府,也各自與這兩個中國政府。但是這在現況是不可能達成的,台灣人也許傾向有台灣獨立意涵的兩個中國,可是這要在國府失去所有的抵抗能力,以及放棄回到大陸才有可能。
美國勸說放棄金門不成,就改而建議放棄大二膽島。2月21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稱,蔣中正對於放棄大二膽島,從軍事與政治觀點都辦不到。軍事上,大膽島可以抵抗共軍突襲金門,遏止廈門港。政治上,放棄大膽島,會讓人們認為國府沒有防衛金門與台灣的決心。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看蔣中正如此堅持,他認為,蔣中正不會在美國壓力下讓步,中共也希望中美雙方有裂痕,如果繼續談這些事情,只會讓蔣中正更反彈,最好美國都不要在提自外島撤軍的事情了。
金馬外島對兩岸來說,都有確保一個中國的意涵,這只有兩岸當局自己明瞭這個意義。1960年代後,中共在國際上慢慢擴大影響力,1971年進入聯合國後,更增強了國際地位,北京對台灣外交扼殺,是逼迫台灣就範的政治手段,軍事手段雖然仍是必要手段,卻已不是那麼顯然的選項。當與美國建交後,中共停止砲擊外島,因為不在需要利用砲擊,表達反對兩岸分裂,政治上,中共已經占上風了,對台和平統一攻勢於是延續到今日,除了九六台海危機,以及兩國論之外,台海軍事緊張情勢其實已經降低不少,直到蔡英文政府2016年上台後,以反對九二共識逼迫大陸關閉協商管道,近來共軍機艦繞台,明顯增加許多,但這些活動仍在國際規範當中,台灣只要沒有法理台獨,其實也不用太擔心,至於金馬早在解除戰地政務之後,就已逐漸融入對岸生活圈,但又屬於台灣的控制區域,誰能說外島不能成為促統的一個管道呢?

國府早年讓蘇聯後果自負現在民進黨只會光說不練|高靖

文/高靖

北京決定啟用M503航線北上部分,南下部分早在2015年已經啟用,對於大陸啟用這條靠近台海中線的民航航線,台北的民進黨政府氣急敗壞,當成國家安全危機,陸委會放言後果自負,這句後果自負,是很強烈的回應,但台北有能力要北京後果自負嗎?姑且不論這條航線是國際民航組織允許設立,台北就算要與國際規範對抗,也要擁有讓對方承擔後果的能力,現實上,台北方面沒有這個能力,可是60年前的台灣,仍能以貧弱的軍力與政治地位封鎖大陸沿海,硬是扣留開往大陸的蘇聯船隻,任憑美國施壓,國府不放就是不放,讓蘇聯後果自負,扣留的船隻還改編為海軍會稽軍艦,憑藉的就是意志與決心,與現在民進黨政府的政治秀完全不同。
民進黨政府把國際民航議題當成國家安全議題操作,無非是製造假危機,轉移台灣內部因為勞動基準法修法引起的許多紛紛擾擾。不論中西古今,許多國家面臨內部紛擾時,往往就藉著發動戰爭,或者創造一個國家安全威脅的議題,極盡誇張地進行政治操作,藉以轉移內部不滿聲浪的關注焦點,甚至可藉著國家安全大帽子,把一切的不滿異議全部壓制下去。
民進黨政府兩度修正勞動基準法,遭到勞工團體抗議民進黨政府向資方靠攏,民進黨政府詞窮,亦不知如何辯解,只能利用釋放有利自己政策的假民調訊息,藉以說服公眾,但是成效極微。台灣社會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先前的中高齡失業,還沒有獲得妥善解決,青年面臨低薪問題又接踵而來,房地產市場狂飆,讓中產階級在城市都難有立錐之地,許多人對於日常生活充滿挫折感,便在勞基法的修法爭議當中趁勢爆發出來。
M503航線只是因為靠近台海中線,就被民進黨利用渲染為國家安全問題,可惜民眾對這種議題無感,政府只是與勞工抗爭爭奪新聞版面,卻不能真正平息一般民眾心中的憤怒與挫折。很多人不清楚台海中線的性質,為何不能靠近?其實台海中線沒有任何國際法的地位,更不是國境或領空的畫分,那條虛擬的線,是冷戰時期,由駐台美軍所畫設,若共軍戰機越過這條線,台灣方面的空防就必須採取行動,只是一個參考標準。國府遷台初期,對空雷達掌握共軍動態,泰半仰賴美軍雷達部隊,美軍就在台海中間畫了這條線,作為判斷狀況,下達處置的參考。
台灣在台海當面的海空觀通監偵能力大大提升的現在,共軍戰機在大陸沿海的動態,從起飛到飛行,都可以即時掌握的一清二楚,這條台海中線的意義,已大不如前,只剩下台灣方面堅持中線是不可跨越的,不過,兩岸對峙幾十年,過去從台灣起飛的戰機,可以在大陸沿海偵巡,共軍戰機一般不會出海,雙方交戰多次,各有勝負,仍以國府空軍略有優勢,可是在1990年代李登輝大搞兩國論以來,共軍戰機出海次數越來越多,對台灣方面形成壓迫,二十年過去,我方已退縮到台海中線以東空域活動,如今M503航線南北雙向啟用,就是確保了中線以西排除了台灣單方面的控制。
海峽中線能否確保,這是力量的對比,M503啟用,要大陸後果自負,那也要拿得出力量與決心,不是用叫囂就能夠解決。今日台灣的財政與軍事力量,相較於國府遷台初期,不知強上多少倍,但是當年又窮又弱的國府海軍,沒有幾艘像樣的軍艦,憑藉著決心與意志,並與美國中情局合作之下,就能夠執行封鎖大陸沿海任務,敢在國際公海上抓捕扣留前往大陸港口的各國船隻,逼得各國船隻不敢靠近台灣周邊,大陸將這些運輸船隻轉往廣州靠泊,還派出戰機護航,迴避國府海軍抓捕行動,結果鬧出更大國際空難糾紛,因為國府海軍在海上積極巡邏造成的壓迫,迫使共軍戰機誤認國泰航空班機為國府轟炸機,將國泰班機擊落,鬧出人命。
國共內戰期間,國府採行封鎖大陸沿海政策,直到退守台灣仍然繼續這個措施,不允許外國船艦前往大陸沿海港口。1954年6月23日國府海軍兩艘巡防艦在呂宋島與台灣之間的巴士海峽,扣留蘇聯運油船陶普斯號(Tuapse),現任外交部長李大維的岳父池孟彬,當年就參加了扣留陶普斯號的任務,根據池孟彬在口述歷史的回憶,6月22日臨時接獲命令出發搜尋這艘蘇聯油船,當時他是太康軍艦艦長,與丹陽軍艦(前身是日本軍艦雪風號,戰後以賠償艦交給中華民國海軍)一同執行這項任務,當時兩艦開砲才迫使陶普斯號停下來,我方海軍派人上船,將船開回高雄停靠。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54年6月24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曾以電報通知國務院國府海軍扣留陶普斯號,同時宣稱另一艘蘇聯油船列寧格勒號剛離開中南半島海岸,也將沿著陶普斯號一樣的路線,國府海軍預計25日午後稍晚扣留列寧格勒號。藍欽引述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說法,葉公超反對在公海上扣留蘇聯船隻,參謀總長周至柔與葉公超的看法一致。
國府宣布封鎖大陸沿岸,也真的動用海軍執行這項任務,包括美英等國的貨輪都被國府海軍扣留或者砲擊驅趕,後來更進一步扣留來自共產國家的船隻,與陶普斯號同時間另有兩艘波蘭船隻,也遭到國府海軍扣留帶回。
蘇聯對於國府扣留船隻反彈很大,讓美國也感受到政治壓力。7月9 日,國務卿杜勒斯去電駐華大使館,請大使館與國府交涉立刻釋放陶普斯號與船員,國務院認為國府的行為沒有任何國際法的依據,要藍欽緊急向葉公超反映這件事情,可能會引起蘇聯的反彈,影響到國府與其他的政府。杜勒斯也要大使館請葉公超轉告蔣中正總統,美國政府高層關切國府扣留船隻與船員可能造成的後果。
美國大使館在台北幫蘇聯向國府施壓釋放船隻與船員,葉公超剛好生病請假在家療養,美國人還是找上門打擾葉公超,國務院檔案記載葉公超的回答,葉公超說,他自始就反對這件事情,可是蔣中正聽其他顧問的話。7月12日,外交部告訴美國大使館,陶普斯號仍然扣留,因為需要進一步調查。美國大使館7月13日電報通報國務院台灣方面的態度,電報稱國府明白地無視於國務院立刻釋放的要求。
美國為了陶普斯號,對國府是軟硬兼施,7月16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馬康衛藉著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商談遠東集體安全問題時,對顧維鈞提出了有關陶普斯號的關切,憂心蘇聯會有報復行動,但是顧維鈞也無法作主,因為台北態度始終沒有改變。
就在陶普斯號事件一個月後,兩架共軍戰機在海南島外海擊落國泰航空由曼谷飛往香港的民航班機,這件事情引起了美英兩國的嚴重抗議。這起國際重大空難事件,間接的原因與陶普斯號有關,北京顧忌國府持續在台海周邊扣留開往大陸沿海的船隻,便將船隻停泊港口都改在廣州,並在沿途有戰機護航,排除國府的扣留行動,7月23日,兩架共軍戰機發現國泰航空的班機,誤認是國府的轟炸機,要攻擊往大陸的船隻,開火擊落,造成無辜旅客傷亡。
共軍攻擊民航機的事件只是開端,7月26日,美軍派兩架飛機在國泰民航機落海海域搜救,遭到共軍戰機攻擊,美軍戰機還擊擊落共軍戰機。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7月29日白宮國安會開會,中情局長艾倫‧杜勒斯說,蘇聯對國府扣留船隻非常憤怒,蘇聯認為這是美國的政策,攻擊英國民航機是因為愛開槍的飛行員造成的,飛行員認為這架飛機是要攻擊蘇聯油船,發生第二起事件時,美國飛機正在對海上航行的波蘭船隻拍照,波蘭船隻有蘇聯軍艦護航,蘇聯砲艇發出警告後,共軍出動戰機到現場,由美國所截獲的共軍命令是,如果美軍軍機沒有敵意,不可以攻擊,如果有敵意,立刻展開攻擊。
國府扣留陶普斯號引發了其他意想不到的發展,美國始終無法說服國府,但是美方慢慢透露出國府為何能夠抗拒國務院的要求。9月13日,藍欽給馬康衛的信函稱,國府扣留陶普斯號從一開始就沒有讓美國的外交與軍事代表餐與。國務卿杜勒斯9月9日訪華,杜勒斯提到陶普斯號事件的處理,大部分都不在正常的國務院與大使館的管道之內。藍欽與杜勒斯的弦外之音,就是美方內部另外有人與國府合作。
稍早8月1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勞勃森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承認是美國情報支持國府扣留蘇聯船隻的任務。勞伯森說,國府是運用美國提供的情報攔截陶普斯號與另外兩艘波蘭船隻,至少要在陶普斯號獲釋之後,美國暫時停止提供有關共產國家船隻相關航向與位置的情報給國府。
10月6日,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告訴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洛奇,在台北有幾位美方人士敦促蔣中正總統不要理會艾森豪總統的請求,扣留這些船隻。洛奇問蔣廷黻這些是否是美國官員,蔣廷黻答,這些人不是美國大使館的人,但可能與中央情報局有關。洛奇也很快地將蔣廷黻的訊息,以最高機密的等級向國務卿回報。
以國府當時的能力而言,不可能掌握蘇聯船隻的動向,幕後自然是有美方情報來源支持,國府海軍在扣留陶普斯號之前,這項行動就已經由國府內部有人洩密給藍欽。按照池孟彬的說法,太康艦在6月22日臨時接獲通知自左營出港,藍欽恰巧也在6月22日同一天,以最高機密等級的電報回報國務院,國府海軍接到命令要抓捕經過台海周邊的三艘蘇聯油船,這些船裝載供噴射戰鬥機使用的燃料。蘭欽認為國府海軍的行為幾近是海盜行為,如果沒有美國協助,國府海軍不可能找到這些船,這項行動可能是由美方同意的,國府海軍才敢扣留這些船。蘇聯船隻可能有從大陸起飛的戰機護航。
10月29日,藍欽以最高機密等級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莊來德寫信,他表達了對陶普斯號事件的不滿,同時提到國府為了面子問題,無法釋放蘇聯船隻。藍欽也說,大使館沒有任何人要求國府扣留船隻。藍欽提供的訊息,傳達了有趣的資訊,國府扣留船隻的行動是由美方情報幕後支持,但是引發蘇聯反彈後,卻每有任何大使館相關的官員承認與扣留船隻有關,最後只能推給國府基於面子問題不能釋放船隻。儘管美蘇兩方的壓力,國府不放就是不放,陶普斯號後來被國府海軍改編為會稽軍艦,成為海軍運輸艦之一,蘇聯船員按個人意願分別釋放離開,或者居留台灣。
60多年過去,台灣多已淡忘當年這起國府敢於與蘇聯、美國對抗的海事事件,國府讓各國與大陸進行運輸活動的船隻後果自負,造成大陸很大壓力,意外造成國泰民航機被擊落的事故。當年國府憑藉的是與中共鬥爭的決心與勇氣,今日民進黨政府積極推動台灣獨立,自然仇視中共對台灣的國際壓力,但在M503航線問題上面,台灣今日的表現,實難與當年相比擬,固然時空不同,可是光會動嘴,只炒作議題,沒有具體行動,民進黨政府最後仍會被對方看破手腳。

蔣經國究竟有何接班布局死後三十年仍是個謎|高靖

文/高靖

今年是蔣經國逝世30周年,蔣經國總統死後,中華民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萬年國會改選,法統不再,總統也改由公民直選,廢國大、廢台省,民進黨執政,這一切的開端,卻都是由繼任總統職位的李登輝領導國民黨,把中華民國走向了另一個方向,遠離了國家統一,逐步邁向台灣獨立。蔣經國為何任命李登輝為副總統,到底蔣經國生前有無對自己未來的政治接班,有任何想法嗎?30年來始終是台灣政壇待解的謎團,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料出現,大概可以推敲,蔣經國有意暫時將權力交給行政院長,總統為名義上的領袖,待將來情勢發展,政府黨政軍部門當中,誰能夠擔當大任。
蔣經國自大陸來台後,擔任過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國防部政治部主任,退輔會主委,國防部正副部長,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行政院正副院長,總統等職位,這在所有過去到現在的政府領導人當中,是很少見的經歷。蔣經國這樣的特殊經歷,美國人也都注意到,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第一任處長葛樂士(Charles T. Cross)在1979年9月29日發給華府美國在台協會的電報,當中葛樂士這樣描寫蔣經國的接班問題,蔣經國對於接班問題,並不只是找到某個繼承人,然後慢慢培養這個人接班。蔣經國取得權力的過程是很特殊的,他所獲得的權力是沒辦法原封不動的交給任何人,這是因為蔣經國在權力結構當中的各部分都能夠運作,因此蔣經國必須權力結構的各部門安排有能力的人,包括安全單位、軍隊、黨、科技官僚,這個權力結構會自己運作出權力分享以及某些人可在這個結構下運作權力。
葛樂士認為,在近程,蔣經國希望把權力回歸給行政院長,這是蔣經國擔任總統之前的職位。未來的總統應該是名義上的領袖,目前的副總統沒有特別的地位(指台籍的謝東閔),直到新的權力結構出現某人可以擔任總統,以及新的總統可以享有什麼樣的權力。對於蔣經國究竟對接班問題有何更進一步想法,葛樂士沒有提出,但葛樂士說,蔣經國看過太多領袖仍希望死後還要運用政治權力,蔣經國知道試圖去支配未來是不切實際的。
蔣經國在1978年擔任總統,當時副總統是台籍的謝東閔,與外省籍的行政院長孫運璿。蔣經國除了曾經言明蔣家人不會從政,誰才是蔣經國心目中的未來國家領導者人選,多年來始終是個謎,傳聞很多,但真正的答案只有蔣經國自己知道。蔣經國對於政治布局,有兩個可能是他無法預料到的變數,一個是1984年總統任滿前,孫運璿突然中風,自此遠離政治核心,失去了一個充滿潛力的政治明星。
另一件是蔣經國在1984年開始的第二任總統任期,蔣經國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蔣經國可能沒有想到他會在1990年任滿前病逝,李登輝依憲法繼位總統後,國民黨為了誰能擔任主席職位,居然分裂成兩派人馬。某些國民黨政客為了自己權力慾的私心,幫助李登輝奪下主席權位,全面排擠政敵,從此國民黨無休無止的內鬥,人才出走,終於讓國民黨失去江山。
1975年蔣中正總統病故,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當時國民黨內對於蔣經國繼續領導國民黨有共識,只是要使用什麼名義需要討論。根據參謀總長賴名湯日記1975年4月11日記載,黃少谷談國民黨領導問題,他是多謀善斷的人,自然考慮也很周到,言下設黨主席,他已和嚴家淦談過,由他領頭簽署,推蔣經國為主席。4月28日,國民黨正式推舉蔣經國為主席。
嚴家淦接任總統,那是憲法規定,可是黨由誰領導,這是家務事,無關憲法,黨內議定即可,蔣經國雖然在1969年才進入行政院工作,但早在國防部副部長階段,蔣經國已經是美方注意的未來可能的國府領導人之一,許多有關安全與軍事合作方面的交涉,美方也都是直接與蔣經國交涉,這種情況持續到蔣經國接任總統,即使嚴家淦是總統身分,美方重要交涉仍以蔣經國為主要對話的對象,而不是嚴家淦,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台,也是以會見蔣經國為主要行程。蔣經國的政治實力,並不是從職位而來,而是他在各方各面的影響力而來。
蔣經國擔任總統時,啟用許多有科技官僚背景的官員,孫運璿是其中最受重視的一位,孫運璿就任行政院長,也與過去歷任行政院長不同,因為遷台後的行政院長,多無孫運璿類似的科技官僚專業背景。30年來坊間與政壇都有許多傳聞,認為蔣經國是要培植孫運璿接班,但是這個說法,至今仍難以證實。
根據郝柏村日記1983年所載,馬紀壯提到張群曾在1966年說明蔣中正總統提名嚴家淦為副總統過程,當時有共識,超過70歲的人,不宜提名。郝柏村所提出的論點,1913年出生的孫運璿,在1990年蔣經國第二任總統任滿後,似有年齡過大問題。如果要安排孫運璿接任總統,到時孫運璿年齡快80歲了。曾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張祖詒,是蔣經國親近的幕僚,在口述歷史當中說出他的看法,孫運璿接班傳聞不正確,因為孫運璿如要在蔣經國任滿後(1990年)擔任總統,那時孫運璿已經78歲。
郝柏村也在日記當中寫下,就在蔣經國死前三天,秦孝儀擔憂蔣經國的健康隨時發生問題,秦孝儀告訴郝柏村,蔣經國對於接班人與國家領導運作,沒有任何明確指示。
秦孝儀對郝柏村所言,顯然也是很多人不解的地方,但是國民黨的政治文化是以黨領政,李登輝擔任副總統,並不能馬上斷言蔣經國要李登輝接班,誰接任黨主席,這才是真正的接班。不過,蔣經國為了台灣族群關係的和諧與政治安定,曾經鼓勵提拔台籍菁英從政,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就是最受矚目的三位,三位都擔任過台灣省主席職位。蔣經國提拔李登輝,只是為了提高台籍菁英的政治地位,強化族群和諧,可能從未想過要讓李登輝領導國民黨,但也是無解之謎。
早在1978年到1984年的六年間,國民黨內的台籍菁英互相競逐,影響了日後國民黨的命運,甚至是中華民國的命運。1978年謝東閔任副總統,林洋港任台灣省主席,李登輝任台北市長,邱創煥擔任內政部長。林洋港當時是國民黨呼聲最高的台籍菁英,1984年被蔣經國提名副總統的,卻是後來居上的李登輝。國府來台三十年後,台籍菁英不在只擔任副手職位,蔣經國晚年提拔台籍菁英,安排在顯要的政府職位當中,蔣經國著眼的應是族群關係的和諧,藉以穩固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基礎,至於台籍人士能否擔任總統,蔣經國似乎也沒有意見,否則就不會把備位的副總統,分別交給謝東閔與李登輝。
不過,謝東閔與李登輝不同,謝東閔是台灣人所謂的半山,早年不滿日本統治,前往中國大陸發展,後來參加抗日。李登輝與國民黨的關係,乃至中華民國的關係,就不如謝東閔那樣深遠。李登輝不是半山,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李登輝都以自己是日本人自居,從未想過到中國大陸發展,若非日後因為李煥推薦,李登輝可能也不會進入國民黨政府工作。
在國民黨政府工作的李登輝,與日後宣揚台獨,扶植民進黨的李登輝,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李登輝甚至曾是各方眼中忠黨愛國之士。郝柏村在日記描寫李登輝是忠黨愛國的本省籍人士,也曾記載李是走蔣經國路線,應該支持。還說李登輝是繼承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一貫的國民革命。從2000年李登輝下台後的言行觀察,郝柏村所描寫的他,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人。
謝東閔在任期屆滿前,向蔣經國表明退休態度。1984年2月宋美齡曾給蔣經國電報,希望慎重考慮副貳人選。蔣經國回電,對副手人選,思慮甚久,考核甚切。當年的2月15日,國民黨通過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那時蔣經國告訴宋美齡,提名李各方深以為得人。但是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位,李登輝在國民黨內興風作浪,造成國民黨十幾年紛亂,最後淪為在野,蔣經國若地下有知,可能懊惱對李登輝看走眼。
外界全被李登輝陰沉的人格迷惑,即使蔣經國、郝柏村這樣的人都被欺瞞。可是林洋港比李登輝先擔任台灣省主席,政治行情比李登輝還好,曾擔任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杰,他在日記寫下,林洋港似為台籍中最有希望之人。1978年擔任省主席的林洋港,最後未能在1984年被提名副總統,這六年中,出現了歷史的意外,讓林洋港意外落馬。
蔣經國的親信張祖詒在口述歷史透露,蔣經國提名副總統人選,就是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三人。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推動開闢二重疏洪道,因為涉及當地居民遷村爭議,省府沒有妥善處置,孫運璿在行院院會檢討省府,要求省府加快處理。張祖詒說,林洋港認為政府逼太緊,農民會來行政院抗議。孫運璿聞後發怒,責問這是地方政府挾民眾威脅中央,現場氣氛凝重,政府首長無不錯愕。孫林兩人的衝突,傳到蔣經國耳裡,不久行政院改組,林洋港調任內政部長,李登輝接任省主席,從此林洋港自副總統人選出局。
張祖詒表示,李登輝在省主席任內有聲有色,全力推動二重疏洪道,完成德基水庫上游梨山地區復育,蔣經國心裡有了高低判斷,經常邀李登輝巡視地方建設,有空就到省主席官邸,與李登輝一起用餐,兩人關係密切。張祖詒描述當時李登輝利用各種機會,製造對蔣經國的忠誠,終於出線。
曾任高雄應用科大校長的吳建國也在他的新書「破局」,舉出了林洋港在省府任內的一些措施,讓蔣經國覺得林洋港是個不容易控制的人。
也許正因為林洋港未能理解藏鋒的道理,太過鋒芒畢露,這才讓蔣經國決定換成李登輝試試看。根據郝柏村日記所述,1988年李煥對郝柏村表示,李登輝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是他推薦的,本來要繼續升任省主席。但因為謝東閔支持林洋港,李在林之後接任省主席。
冥冥之中,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命運,就在蔣經國死後的國民黨權力鬥爭過程中發生變化,當然,林洋港與李登輝一上一下之間,是否林洋港就不會與李登輝一樣在國民黨內推動台獨,進而把台灣與中國大陸切割,這個也沒人知道,林洋港與李登輝不同的政治立場,也可能是在黨內鬥爭失利下才有的選擇,用以穩固凝聚黨內另一股勢力,對抗李登輝主流派,但這些都已經不會有答案了,
葛樂士是美國派駐台灣的第一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他在1979年的觀察,顯然旁觀者清,蔣經國重用行政院長,這是可以確定的,建立孫運璿的人望與政治資本,副總統其實只是無關緊要的職位,就算繼任總統,也只是名義上的元首。如果秦孝儀的70歲接班門檻可信,包括郝柏村等許多人認為孫運璿將要接任總統的想法,不過是事後聰明,想當然爾的看法。蔣經國生前沒有留下紀錄,後人無法知道他對李登輝的安排,目的究竟是什麼?但也許正如葛樂士所說的,蔣經國知道要想支配未來,是不切實際的。就讓這個結構運作,自然而然產生新的領導者。
國民黨內當時以為是對抗守舊宮廷派,希望推動國家改革的人,支持李登輝擔任黨主席,可能都被李登輝幕後的操盤者利用了,李登輝站穩腳步後,不僅是把蔣經國的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趕出總統府,後來甚至把最支持他的宋楚瑜的台灣省長職位,都用廢省給搞掉了,成了中華民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台灣省民選省長。即使像連戰這樣謹守分際,最後也是被李登輝拋棄。蔣經國死後三十年的中華民國,其實已經面目全非,蔣經國念茲在茲的族群和諧,還是敵不過李登輝的台灣人的悲哀,三十年來,這裡慢慢的沒有中國人了,只剩下台灣獨立的狂妄夢想。

紀念杜勒斯沈呂巡玩笑開大了|高靖

文/高靖

外交部將中華民國護照內頁圖案的桃園國際機場誤植為美國華府杜勒斯機場,鬧出大笑話,曾任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卻認為不用改,就拿來紀念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沒什麼不好。沈呂巡認為杜勒斯推動中美同防禦條約,沒有杜勒斯的堅持,日本不願另與我簽訂中日和約。沈呂巡可能不知道,杜勒斯主導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及於金馬外島,當時國府內部就有兩個中國疑慮,中日和約的簽定,杜勒斯更是堅持讓日本自己決定如何簽和約,日本願意與國府簽和約,另外的原因是美國參議院當中的China Lobby成員幫了大忙,沈呂巡建議台灣紀念杜勒斯,那是太過誇耀杜勒斯了,杜勒斯對中華民國根本沒有這樣的歷史地位。
杜勒斯對國府態度不好,副總統陳誠日記多有記載,在八二三砲戰期間,杜勒斯訪問台灣。陳誠在1958年10月21 日的日記記載,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勞勃森告訴陳誠,杜勒斯是中華民國最好的朋友,希望中華民國不要誤會杜勒斯過去對記者的談話。這段話充分顯示國府對杜勒斯的看法,實在談不上是肯定或者好感,否則美國官員何必要這樣打圓場。
陳誠在10月22日日記記載當天杜勒斯與蔣中正總統會談後,他個人的感想,對於杜勒斯發表的看法,陳誠在日記寫下,不知道杜勒斯是來台灣談合作,還是勸降。如果接受杜勒斯意見,不但使大陸人民對我政府失望,台灣一千萬同胞及海外一千三百萬同胞也將動搖。陳誠認為,政府對反共抗俄的政策,絕不能變,聯合國不如五億人民的重要。蔣中正總統以最大容忍,僅說杜勒斯所陳述各點,暫時保留意見,以後在再行答覆,蔣中正對杜勒斯強調,身為革命領袖,中華民國政府為革命政府,絕不在任何情形下犧牲革命原則,這是杜勒斯必須牢記者也。
陳誠10月23日日記記載,王世杰認為蔣中正對杜勒斯的談話,深恐兩人彼此不能相諒為慮。
杜勒斯就是一位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美國官員,實在談不上是一位對中華民國有多好多好的人。陳誠、王世杰的看法,都顯示杜勒斯與國府的互動大有問題,雙方有很大歧見,而這個歧見的出現,是杜勒斯以美國利益優先的考量所產生的結果,陳誠是蔣中正的副總統,王世杰擔任過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長,兩人都算是國府的重臣,他們對杜勒斯有關的看法,顯然認為這人與國府不太合得來。
立場親美的沈呂巡吹捧杜勒斯,並不令人意外,這也是台灣外交官員的通病,過於親美,以至於失去自己應有的嚴正立場,影響了判斷。沈呂巡在報紙投書稱,杜勒斯在1953年至1959年任國務卿,是冷戰時期圍堵策略的主要操盤手,杜勒斯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的設計者,沒有他的堅持,日本當時或不願另與我簽訂中日和約。但是中日和約的簽署,杜勒斯有那麼大貢獻嗎?沈呂巡的說法其實與事實有落差。
杜勒斯在中日和約協商簽署的過程當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以美國利益為第一優先。從國務院相關的公開檔案顯示,當時在韓戰背景下,亞太局勢詭譎,擔心蘇聯也可能趁亂入侵北海道,美國急著與日本完成和約,才能讓日本恢復為正常國家狀態,協助日本重建軍備,由日本自己承擔防衛侵略的責任。當時美軍已無足夠兵力,很難獨力承擔日本列島的軍事防衛,及早完成舊金山和約,才能解決日本重建軍備的爭議。
舊金山和約又需要美國參議院的同意,才能生效,參議院裡面支持中華民國的參議員,就以日本必須與台北的國府簽署和約,作為同意支持舊金山和約的政治條件,這一點迫使白宮必須讓日本願意與國府簽,否則會造成舊金山和約的延後通過,不利亞太情勢的穩定。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1952年1月10日,一場美英雙邊會談,有關於日本問題的會議當中,杜勒斯當時是美國與日本談判和約的特使,他表示,他所有的行動,都只是為了讓美英關係盡可能的緊密,同時確保美國參議院盡快通過日本和約。他拒絕參議院有關日本應該與中華民國立刻簽和約的要求。
杜勒斯說,他希望參議院在沒有要求日本與國府完成簽署和約這個附帶條件下,盡快通過和約,他牢記美英雙方的協議,這個協議就是日本應該在符合其自身最佳利益下,有自由的選擇,不能強迫日本與國府簽和約,這可能會變成承認國府能夠代表全中國。中日雙方的協商,都只能等到舊金山和約生效後完成。
杜勒斯關於日本和約問題的態度很清楚,就是在不理會日本如何能與國府簽中日和約的情況下,要讓舊金山和約趕快完成生效,相對於台灣,他更重視美英雙邊關係。當時英國不承認遷台的國府可以代表中國簽和約,英國主張開放日本的態度,讓日本自己選擇要不要與台北談判簽約,杜勒斯也接受這個看法,只不過,在冷戰的背景下,美國無法承認中共,所以杜勒斯也認為,就近幾年來美日的雙邊關係而言,他不認為日本會採行與美國遠東政策相違背的政策。這也就是說,日本應該與國府簽和約。
杜勒斯對於中日和約的問題,他所關切的只是不要干擾舊金山和約,讓日本可以趕快重建軍備,國府對中日和約的態度,不是杜勒斯在意的,杜勒斯向日方暗示的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不過是聊備一格,如果當時沒有美國參議員的壓力,美方可能也不會暗示日本要注意美國的對台政策,更甚者,若真的那麼支持中華民國,杜勒斯為何沒有爭取讓中華民國參加舊金山和約的簽署,舊金山和約是要解決美國的問題,與日本侵華無關,中國軍民在戰時犧牲重大,戰後卻因為內戰問題,被迫另外簽和約,而無法與昔日同盟國戰友一起簽署和約。
杜勒斯在八二三砲戰期間來到台灣,沈呂巡認為杜勒斯對台灣堅定支持,沈呂巡不知道的情況是,杜勒斯只是要避免台海戰事不要擴大,國府萬勿反攻大陸,把美國捲入戰禍當中。杜勒斯在砲戰發生兩個月後來台,是希望促成美中雙方共同發表聯合聲明,降低台海緊張情勢,以免擦槍走火,引發世界大戰。但是上至正副總統蔣中正、陳誠,下至外交部長黃少谷與杜勒斯談過後,對於杜勒斯推銷的美國主張,三人都很不滿。
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抵台北後,在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葉公超擔任翻譯下,與蔣中正進行第一次會談。從國務院公開的會談紀錄看來,顯然一開始雙方就有歧見,杜勒斯問蔣中正是否想過提出共同聲明,蔣中正回答,沒有。蔣中正認為,如果雙方有重大決定,應該是私下的。蔣中正希望美國對他要多些信任,他抱怨即使艾森豪政府對他也缺乏信任。杜勒斯當天寫信給艾森豪總統,回報他與蔣中正的互動情況,杜勒斯說,他向蔣中正說明中華民國必須消除世界上的恐慌,認為中華民國威脅到和平。他不確定他的想法是否適當地傳達給蔣中正。
10月22日,杜勒斯與蔣中正、陳誠、黃少谷、葉公超、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展開會談,杜勒斯談了半天美國的立場,最後蔣中正對於杜勒斯的報告卻是保留他的看法,先讓他與他的同僚能夠有時間去思考這些想法。
杜勒斯在這次會談中,向蔣中正宣讀了他的聲明,杜勒斯表達的某些看法,引起國府方面的不滿。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不只危害了和平,中華民國也希望危害和平,利用美國為回到大陸的唯一方法。國共內戰沒有停火,自由世界國家希望有某些方法消除這個麻煩地點,他們希望國府能對促成這個目的有所貢獻。國府要注意到許多外國認為它是軍國主義的形象是錯誤的,國府必須採許行動改變這個不討喜的印象,成為自由人們所歡迎與支持的。
杜勒斯要求國府在目前的分界線上停火,國府自身願意去完成停火。中華民國不會主動與強制地回到大陸,會避免對大陸突擊行動或者戰機飛到大陸上空。要尋求外島解決方案,國府軍隊的特性與人數需要檢討,以增加更大的機動。
22日下午黃少谷與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會談,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黃少谷對莊來德抱怨杜勒斯的說法,許多國家搞不清楚問題,雖然適不計代價要爭取和平,但是這個代價卻要別人來承擔。誤解中華民國捍衛維持領土的完整與合法,對抗反叛政權的侵略行動,是影響和平的來源,這是非常偏差的看法
黃少谷說,面對中共挑釁,國府以幾近超出人性的自制,展現了對和平的強烈意願,是中共在台海造成緊張與對立,只要中共不干擾和平,我們不反對現在這種的停火狀態。他批評杜勒斯所主張的動搖中華民國的國本,等於是中華民國自願宣布接受兩個中國。
如果失去了愛好自由中國人的信任與忠誠,中華民國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中華民國存在的價值與未來,在百萬中國人仰望著團結大家的努力,恢復中國的民主自由。如果自滿於目前這種流亡的狀態,讓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等於是放棄了所有自由中國人所寄予希望的最後的目標。
黃少谷表示,我門面對失去自己同胞支持與失去某些國家支持的兩個選擇,不論有多麼痛苦,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後者所帶來的後果。黃少谷對杜勒斯聲明的這番回應,顯示他非常不認同杜勒斯的看法。
儘管國府與杜勒斯雙方充滿許多歧見,蔣中正甚至不願對杜勒斯的聲明有任何意見的表達,台北當局迫於美方的政治壓力,雙方最後還是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不過,這個聯合聲明在國府內部是非常不認同的。
陳誠在1958年10月30日的日記寫下,主持行政院院會(陳誠兼任行政院長),有關這份聯合聲明,是彼此同情,不是完全同意。中華民國立場在復國、建國,美國因選舉及一貫政策,不願作戰。但這份聲明可使中美合作加強,使國際比較同情我國,可加強部隊裝備。如有機會,美絕不能阻止中華民國反攻。
以聯合聲明方式發表,可是國府的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卻公開說不完全同意,美國不能阻止國府反攻大陸。顯見杜勒斯在八二三炮戰後兩個月來到台灣,實在沒有風雨故人來的溫暖,反而讓人感到美國無視於中共先挑起砲戰,卻只會片面對國府施壓,控制國府的軍事行動。然而這種處處管制台灣的外交關係,再經過十多年後,就完全改觀了,甚至發展到了雙方斷交的地步。杜勒斯對中華民國好不好,也許親美人士多持正面看法,但實際與杜勒斯交手的這些國府官員,多為沈呂巡的前輩,他們的看法顯然並不以為如此。

美國情報顯示戰後日人滯台祕密活動造成台灣情勢混亂|高靖

文/高靖

1947年國府正為著逐漸擴大的國共內戰,傷透腦筋,台灣卻爆發二二八事件,對台灣局勢影響幾十年,甚至更久。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檔案當中,有一份1946年12月關於台灣局勢的情報分析檔案,這正是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年,其中舉出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施政不當,引發民怨外,更舉出戰後日人滯台,秘密成立地下組織,加上共黨勢力滲透台灣,讓台灣情勢複雜化,中情局檔案當中更預測台人一有機會就會公開反叛陳儀,果不其然,兩個月後就在偶發的事件,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這份有關二二八事件台灣情勢的情報檔案,是由中情局的前身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所製作完成,列為機密等級(Confidential),在1946年12月10日分發給相關人士參考,內容以1946年9月到10月的情報研析為主。內容開頭以台灣陳儀當局不受台人歡迎,以及滯台日人在台秘密組織、台灣共黨勢力發展為主要內容,其中有關滯台日人更用了一頁半內容說明日人對台灣安定造成的潛在問題,不下於陳儀當局施政不佳,尤其陳儀當局完全無視滯台日人造成的不良影響,只顧搶奪日本人留下來的財產。至於共黨滲透台灣部分,只有不到半頁,12行的文字敘述。
CIG成立於1946年1月,實際運作一段時候後,隔年1947年9月改制為中情局。CIG主導美國海外情報任務期間,有陸軍、海軍與國務院人員協助收集情報。主要的工作是為了提供美國戰略預警情報與統合海外秘密行動,為了提高情報蒐集與行動的效率,才會在成立一年後,改制為中央情報局。
中情局解密檔案當中,這份1946年12月由CIG製作的有關台灣局勢的情報分析檔案,相當精確地,掌握了台人當時的不滿情緒,預測到台人即將對陳儀當局發動大規模反叛行動。對於陳儀在台的執政爭議,早有許多文字見諸坊間,許多人也以陳儀的施政不當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唯一成因,忽略了其他的外部因素。美國情報單位注意到了滯台日人與共黨滲透,都與台灣的動亂有關連。
根據這份檔案當中顯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當時台灣省政府公布,在1946年4月之際,仍有45萬4826日本人在台灣,其中包括16萬5538位日軍戰俘,28萬9188位日本平民。在台日人當中,有2萬7000人被列為技術人員。這份報告認為,2萬7000人都是在台灣的官方機構、公共設施、重要的工業設施,甚至是媒體,占有重要的地位。許多台灣人認為,這些日本人所占有的位子,應該讓符合資格的台灣人或者大陸人士接替。
這份情報檔案當中特別提到滯台日人成立了許多積極活動的地下組織,某些人因為他們的積極活動被逮捕,但是大部分日人隱藏在台的組織都沒有被查獲。許多日本人在遣返日本前,都會舉行大型聚會,他們會發表演說,充滿信心地告訴他們的台灣朋友與員工,他們會在兩到三年之內,甚至十年之後,從中國人手中奪回這一切,回到台灣,這種情況在台灣幾乎是人盡皆知的事情。
CIG的報告認為,更嚴重的情況是,原先駐紮在台灣的日軍部隊,藏匿了他們的軍事武器、彈藥與軍事裝備,因為台灣是日軍南進的重要基地,曾經在台灣儲存大量的軍事物資,當日軍在1945年8月突然投降前,這些物資幾乎仍是原封不動儲放著。當國府接收台灣時,只發現了少量的軍事裝備,儘管大眾希望知道究竟怎麼回事情,台灣當局在這方面從未公布過任何訊息,事實上,國府的接收官員因為把心思都花在奪取公共財產與利潤豐厚的企業,沒有注意到日本人在台的叛亂行動。
CIG的報告分析陳儀是國府的親日將領,擔任福建省府主席時,曾配合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鎮壓逃到福建地區的反日台籍人士。從這一點看來,陳儀不在乎日人在台的祕密活動,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在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6年6月27日有一份有關從中國遣返日人的報告。對於遣返政策,美國主張所有在華日人都應該盡快遣返日本。美國應當敦促中國當局,留下的日本人必須是基於專業與技術能力的原因,同時這些人過去的紀錄,也必須能夠顯示出對於中國的安全與安全,不會產生任何的威脅,也不會成為讓日本重新開始對中國建立影響力的有利機會,日本軍人的遣返要優先於日本平民。
國務院雖然早已提出警示,顯然台灣在遣返日人的工作方面,因為交通工具的缺乏,以及日人遺留的大量設施,仍需要許多日本技術人員操作,使得遣返工作的很有限,這批為數不少的滯台日人,自然又讓台人原本就醞釀中的反陳儀當局的情緒,產生了火上加油的煽動作用。
美國情報顯示,日軍在台藏匿他們的彈藥與武器,在台灣是公開的秘密,雖然某些被發現,但是台灣當局沒有花很大心思對這件事情進行完整調查。台灣山區有原住民部落居住,根據1930年的人口調查,大約有14萬人,這些原住民被教導日本習俗,在日本殖民政府設立的學校接受教育,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教化非常成功,他們在各方面都與日本人一樣,某些原住民也與日本人通婚。日本投降後,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府迅速地將重要的軍事裝備,運到山區原住民部落隱藏,以及其他預定的藏匿地點。一小部分的日本軍事專家隱藏在部落當中,偽裝為原住民,在日軍遣返日本後,他們仍然祕密活動著。日本人躲藏在台灣的山區附近,台灣當局沒有阻止他們的行動,也沒有調查這些事情。日軍能夠成群結隊地在鄉間活動,穿著日本軍服與配戴武器,估計有2000人到5000人。
抗戰結束後,國府對於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對於台人轉換為中國人身分採取寬鬆的政策。美國情報單位發現,在歸化政策方面有漏洞,因為在日據時代許多台灣人都改成日本姓氏,當日本投降後,他們可以改回中國姓氏,陳儀當局公布了一些幫助台灣人改回中國姓氏的措施,台灣有日本姓氏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改成中國姓氏,台灣當局只要求店家出具保證,但這些店家的擁有者很多就是當事人,因此許多日本人很輕易地擁有了中國人的身分,而不用被遣返。
CIG的報告中提到當時台灣破獲的一起間諜組織案件,是一位日本知名報紙的主管,被留在台灣擔任國民黨發行報紙的編輯,這人是間諜組織的聯絡員,很明顯地,日本人在台灣的地下組織與大陸及日本的地下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繫。
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二二八事變發生後,回報給國務院的事件成因研析報告,對於共黨勢力在台影響,是認為不太顯著,二二八事件與共黨煽動關係不大。在1946年12月的這份情報研析,提到1946年當時台灣在共黨滲透方面的問題。這份報告認為,近幾個月以來,共黨滲透都在逐漸增加當中。共黨在台活動主要在鄉間進行宣傳,不過,中國大陸沿海島嶼藏有許多曾與日軍合作的偽軍部隊以及海盜勢力等,不論是共黨或著日本在台地下組織,都希望與這些武裝力量聯繫,共黨想要找這些人買武器彈藥,利用舢舨,藉著夜色掩護,走私進台灣,這顯示共黨組織在台略具規模,可以取得有限度的武器裝備。
這份報告當中提到,反對陳儀當局的人,在台灣島內運作,並與大陸的政治勢力合作,要推翻現在的台灣當局。報告稱,如果台灣人一有機會就公開反叛陳儀當局,完全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台灣不安定的情勢,也提供了共黨與滯台日人等地下活動,很好的掩護,讓他們有機會在台灣站穩腳跟,製造麻煩。1946年當時許多台灣人都主張,就算無法進行武裝叛亂,他們也會進行群眾示威,要求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十到二十年,然後台灣獨立。
美國的情報檔案分析陳儀當局在台作為,幾乎沒有受到國府的管制,始終保持相當自主的獨立地位。這一點,其實與抗戰結束後,美國介入調停國共內戰情勢也有間接關係,國共內戰在1946年受美國強行介入影響,國府談談打打,美方最後對國府提出禁運武器的政策,強迫國府接受美國調停,1947年國共雙方全面打後,國府部隊士氣早受政治影響,彈藥補給也因美國禁運出現隱憂,當國府忙於應付大陸複雜的政治、軍事情況之際,無法兼顧台灣敏感情勢的變化,也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內戰全面爆發的陰影之下,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國府面臨大戰當前,專心面對共軍威脅,無暇分心他顧,對於海角一隅的衝突,事前既難防範,事後難免輕忽處理,終致釀成悲劇,對台灣往後幾十年的歷史發展造成深遠影響。

國府遭遇兩位美國海軍上將柯克際遇卻不相同|高靖

文/高靖
國府從大陸來台後,遇上兩位美國海軍上將,英文名字不同,但是發音都相近,中文翻譯可用「柯克」,這兩位柯克,一位柯克(Charles M. Cooke, Jr.)在1950年代幫助國府度過風雨飄搖的難關,另一位柯克(Alan Goodrich Kirk)在1960年代被甘迺迪總統派來台灣,擔任美國大使,態度高傲,處處牽制國府軍事行動,國府非常討厭這位柯克大使,最後這位大使成了任期最短的美國大使,這位柯克大使還被副總統陳誠寫在日記裡狠狠批評,可說是臭名滿天下。
Charles M. Cooke, Jr.
國府1949年12月遷台,當時美國棄台灣不顧,對共軍攻占台灣保持觀望。駐台領事館代辦師樞安也不支持國府,不斷向國務院報告國府危在旦夕。柯克後來在美國參議院會議,告訴參議員,師樞安的報告與實際情況有落差,那些報告只是為了迎合國務院既定的政策,並不是真實的。柯克幫國府澄清許多不實傳聞,也親赴戰地協助國府軍事行動,柯克是當時最支持國府的美國友人之一。
1949年10月,共軍南下廣東、福建,國府前途悲觀,這時宋美齡傳來好消息,曾經是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的柯克,將以私人身分協助國府組織軍事顧問。柯克從1950年2月抵台,1952年2月離台,兩年之間,擔任國府軍事顧問,直到美軍顧問團在台設立,柯克才功成身退。
柯克在第七艦隊司令期間,親眼見到國共內戰被美國拖垮。根據參議院在1956年10月的一項會議紀錄,柯克告訴參議員,當國府軍隊擊退中共軍隊時,美國在中國的代表(馬歇爾)就會強迫國府停火。1946年8月因為國府沒有配合馬歇爾的要求,馬歇爾下令停止美國交運彈藥與武器裝備給國府軍隊,這項武器禁運持續了10個月,直到1947年5月。
柯克引述馬歇爾1946年8月或9月間對他的談話,馬歇爾說,關於禁運武器,我們是先武裝了國府軍隊,然後我們又解除了他們的武裝。馬歇爾這番風涼話,正是國共內戰初期國府無法順利進行的原因之一,導致後來軍心渙散,政治秩序崩解。
柯克自海軍退伍後,回到美國加州居住,但是眼見國府敗走台灣,遠東情勢丕變,柯克到華府與保力(William Douglas Pawley)合作,柯克說,他與保力要組織美軍退伍人員,到台灣幫助國府。保力從事飛機生產製造,與中國近代航空事業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抗戰期間,協助推動成立美國航空志願隊,也就是俗稱的飛虎隊,對抗日軍侵華。保力與美國共和黨關係密切,與總統艾森豪、中情局長杜勒斯也都是好友,對國府更有濃厚感情,在民主黨政府放棄國府期間,保力在美國以民間身分協助支持國府。
根據參院會議紀錄,柯克向國務院提出正式援助國府的請求,也透過總統助理,向杜魯門總統提出非正式的請求,但是都沒有回音,也不置可否。1950年1月5日,美國聲明不管台灣的未來,南韓在美國的戰略考量之外。柯克認為這會對美國產生嚴重影響,他跑去華府找國會議員反映看法,但是沒有人能夠改變杜魯門政府的錯誤決策。
柯克說,他在華府看到台北領事館關於台灣情勢的報告,他認為這些報告是錯誤的。因此他利用國際新聞通訊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記者的身分,在1950年2月11日抵達台灣。柯克不是只出一張嘴,他親自到戰地,他在海南島與舟山群島撤退前,實地到海南島與舟山看看,國府自舟山撤退就是出自柯克向蔣中正的建議。
柯克抵台後,立刻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接見,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陳誠升任行政院長,柯克對國軍將領發表演講,談部隊團結、分層負責與授權。國府重要軍事決策,柯克幾乎都有參與。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蔣中正受柯克意見影響,決定撤軍舟山,為了這項決定,蔣中正幾乎與國府其他軍政要員翻臉。
5月3日,蔣中正邀集參謀總長周至柔、行政院長陳誠與柯克,討論舟山群島情況,蔣中正接受柯克分析主張撤軍,但陳誠、蔣經國、周至柔都反對,陳誠在日記批蔣一意孤行,危險可怕。周至柔甚至要求撤銷國防部,表達對舟山撤軍的不滿。
柯克始終懷疑台北美國領事館給國務院的台灣情勢報告,內容與實際有落差。他在參院批評台北領事館的報告,是遷就國務院政策寫出來的,不是根據實際的情況寫出來的。也就是說,要把台灣描繪成極端危險。柯克批評美國在台缺乏情報資源,只有領事館內受到師樞安控制的幾位武官,所以他常要向武官說明實際的情況,避免他們被誤導,海南島撤退時,美聯社記者關於國府撤退情況的報導就是錯誤的,柯克找武官說明他到戰地觀察的實況,以免外界受錯誤訊息影響。
柯克向國會舉證兩起事件,說明領事館不讓美軍了解台灣的真實情況。第一起是1950年3月到4月間,日本盟軍總部的參二(情報)部門的副手佛地爾將軍(Fortier)想到台灣看看實際情況如何,但是師樞安拒絕佛地爾到台灣,佛地爾後來是利用去東南亞考察,回程搭飛機中途降落台灣,停留台灣數日,才能大致了解台灣的情況。
另一起事件是領使館的武官曼寧所呈報有關台灣情況的報告,與領事館的報告內容不一樣,他後來直接向國防部(War Department)報告,因為這樣曼寧被撤換職務,從台北調去東京,他後來到東京,也由曼寧處親自證明這起事件。
柯克還舉例稱,在撤退舟山群島後,這些武官堅信他們收到可靠的情報,國府也要從金門撤退,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情,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獲得的情報是正確的,同時向華府回報。柯克說,這些武官都是受師樞安指揮。
柯克以實際在台灣觀察的資訊,向美國官方提出他的見解,希望避免美國制定錯誤的對台政策,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把柯克當一回事,駐台領事館也對柯克的作為很不友善。1950年6月韓戰爆發,8月師樞安就被調回國務院。
1951年5月,韓戰仍在進行當中,美國改變政策,在台設立美軍顧問團(MAAG),柯克也在1952年2月離開台灣,回到美國的柯克仍努力為國府向美國各界發聲,爭取各方支持國府,柯克到參議院開會,也將他從國共內戰以來,有關美國政府如何傷害國府的所見所聞,詳細地向參議員說明。
1950年代有個支持國府的海軍上將柯克,到了1960年代卻出現了一位極力打擊國府的海軍上將柯克,這位柯克被甘迺迪總統派來台北擔任美國大使,柯克大使是在1962年6月7日到任,1963年1月18日離任,任期不到一年,柯克大使健康情況不佳,從台灣回到美國後不久病逝美國,但是柯克大使對國府的傷害,不下於當年的馬歇爾,因為柯克大使不斷阻擾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努力。
Alan Goodrich Kirk
柯克大使的前任美國大使是莊萊德,但是甘迺迪總統認為莊萊德沒有能力阻止國府反攻大陸,甘迺迪拒絕支持國府反攻大陸,選派也是海軍上將出身的柯克擔任大使,要說服國府放棄反攻大陸。
從美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到,柯克大使上任前,他告訴甘迺迪,台灣只是想把美國捲進反攻大陸的計畫裡。他建議甘迺迪在沒有具體的大陸情報支持下,美國不要支持台灣,甘迺迪接受建議。柯克大使的立場,顯然符合甘迺迪的期望。
柯克大使與國府相處很不愉快,來台後處處找國府麻煩。陳誠日記在1962年7月多次提到,從國共內戰馬歇爾調停的教訓,蔣中正覺得不能再上美國人當,蔣中正不願意與柯克大使討論反攻大陸。
9月6日,柯克大使與蔣中正會面,蔣中正與柯克大使兩人當面吵了起來,蔣中正不滿柯克大使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施壓,蔣中正批評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柯克大使也不客氣反問,蔣中正是要廢棄條約嗎?希望美國停止軍事與其他援助嗎?他不能夠理解蔣中正真正的意思。蔣中正也不假辭色回答柯克大使,修改條約與否是美國自己要決定的政策。
柯克大使與蔣中正會面,總是態度強硬,與其他國府官員的相處也很不好,一幅高高在上的樣子。陳誠在日記批評柯克大使,談話不成體統。
柯克大使赴台沒有多久,蔣中正就不願意再見到他,不想與美國大使討論事情,直到這位大使離開台灣前,蔣中正與宋美齡才勉強為柯克大使舉辦了晚宴,但仍不願與他談正事。
1963年2月4日,回到美國的柯克大使前往白宮見甘迺迪,柯克說,他在台北見不到蔣中正,蔣中正認為他不瞭解中國人,還經常利用別的美國訪客協助傳話給美國政府。
當時蔣中正許多重要事情,都不與柯克談,反而與到台灣訪問的美軍將領談,完全孤立柯克。蔣中正是透過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代為向白宮傳話,以免被柯克大使阻擾或者亂傳話。
1962年3月莊萊德離任返美,柯克拖延數月才到台灣赴任,1963年1月18日柯克回美治病,10月病逝,柯克成短命大使,在台北待了不到十個月,最大貢獻就是成天找蔣中正與國府官員吵架,阻擾國府反攻大陸。
兩位柯克海軍上將,對於國府是兩種情感,兩種態度,一如台灣與美國多年來的互動,有人傷害台灣,有人保護台灣,但這些美國人真正考慮的,還是他們所作所為,對於美國能有多少利益,從這方面而言,兩位柯克海軍上將,其實仍然是一樣的,差別只在於對國府友善與否。

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昨天晚上我看了馮小剛執導的「芳華」。七零年代的景色與滄桑,並未隨著時光的推移而逝去,那一代人的歷史,是由無數個芳華正茂的嚴歌苓所譜成的。我坐在杭州的戲院裡,跌宕起伏的劇情迎面而來,但在我腦海中所形成的畫面,卻是母親生前一幕幕的影像。2013年春天,母親過世的第二年,我去葫蘆島探望兩位舅舅;當我踏進從北京開往瀋陽的火車車廂時,滿車的遼東口音,瞬間就勾起了我對母親的無盡思念,當我發現我看不清楚那些與母親年輕時候長相神似的東北女孩兒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是淚流滿面。

 

我的大舅李繼堯,196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們的校長曾經公開說過:「在我們學校裡,上三屆,下三屆,沒有任何一位學生的天分能夠超越李繼堯。」我大舅的高考成績超過了當年的北大清華錄取分數線甚多,但是駐校公安鑑定我大舅的政治不合格,沒資格上大學。為什麼不合格?很簡單,因為成分不行。我大舅的父親,就是我的姥爺,王嘉令公,擔任過奉天岫岩廳「公安局」局長,長期追隨大軍閥張作霖,在遼寧莊河擁地三千畝;我的姥太奶還是清末名臣李秉衡的女兒。最關鍵的原因是我的母親與阿姨,跟著國民黨跑到了台灣,兩位舅舅的兩位姊夫,一位是國民黨的軍官,另一位是國大代表。

 

我大舅最終還是得益於他自己獨特的數理天賦,只有高中文憑,卻被留在了葫蘆島一中教書,這一教就是四十年。大舅在高橋的髮小,同時也是他年輕時的老鐵,也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不但考上了清華大學,最後還成了共和國的省部級領導,享受正部級待遇;他是我二舅的連襟,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去過他家好幾次。

 

像我大舅這樣,考上北大清華卻不讓讀,在當時那個年代並不是特例。我不相信我大舅的心中沒有遺憾,但是大舅總是告訴我:「孩子,一切都過去了,從大歷史的格局來看,咱們這個民族能有今天,那是太不容易了。」我站在葫蘆島北站的月台極目望去,遠處一片金燦燦的,不知道是高粱還是苞米正迎風搖曳;在等候著回北京的火車時,我站在月台用了點力呼吸著關外的空氣,因為這兒是母親在世時朝思暮想的皇天后土,這兒有她的爹娘與弟弟,這兒有她年輕時候的一切美好回憶。

 

我看「芳華」,內心是激動的。解放軍戰士們為國捐軀的慘烈景象,讓我禁不住的眼眶含淚。隔著臺灣海峽,二十多年前,我是國軍的陸軍少尉,我們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長在演習的時候對我們慷慨激昂的說道:「各位弟兄,演習視同作戰,敵軍來犯的那一天,就是我們為國效忠的時刻。每個中國軍人上了戰場,都要抱著此去有死無生,隨時為國犧牲的準備。」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南站等火車回杭州,有好多位穿著簇新軍裝的青澀大男孩兒,成行成伍的列隊站著,他們也在等火車。當時我立刻就在微信圈裡留下了我的感想:「這些孩子不知道將去往何方?中秋將至,他們的親人將何等牽掛;但我知道,假以時日,他們將從男孩兒蛻化為男人,去除娘泡的氣質,成為合格的戰士,想到這一點,我就還是為他們高興。衷心的祝福他們,中秋節快樂。」在我的眼裡,他們就是一群年輕的孩子,就像我當年在台灣入伍受訓一樣,為了保衛國家,我們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我在大陸生活了將近十八年,可以這麼說,我的青春歲月有一大半是在大陸度過的。這十多年來我遭遇過各種挑戰與困難,若是我在大陸能夠取得一點點的成績,絕對離不開我的大陸師長、朋友、同學,甚至是學生所給予的無私協助。我在美國東岸訪學的時候,冬天是月淡梅寒,大地飛霜;那種雪深數尺,舉步維艱的氣候,至今難忘;當我在異國他鄉的皚皚白雪中踽踽獨行時,心中所燃起的鄉愁,不僅僅是台北的淡水河,也是杭州的錢塘江。我的故國情懷,從我上幼兒園時起,就是烙印在心中的那一片秋海棠。

 

我看「芳華」,內心是有遺憾的。因為我知道如今,我有太多的台灣朋友,如果他們會去看「芳華」,他們不會有像我一樣的感覺。因為他們已經離唐山,遠了。

 

我的大陸朋友不只一位的曾經問過我,真不知道「海角七號」好看在哪兒?在台灣怎麼會這麼賣座?我總是以問代答的說:「你小時候,聽過日本演歌嗎?」「你在日式的房子裡玩過捉迷藏嗎?」「你看過無敵鐵金剛?還是小甜甜嗎?」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所讀的小學的教師辦公室裡,還掛著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印有株式會社字樣的掛鐘。台北市的七條通,或許在八十年前,就能品嚐到與東京一樣水平的日本料理。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剛光復的時候,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們既有操著濃厚大陸鄉音的法學家,也有日語遠比國語流利,怎麼看都更像日本人的法學碩儒。

 

我的那些大陸朋友們與台灣同胞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所以「海角七號」打動不了他們心中的那根弦。

 

台灣的閩南語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經融合了不少日文中的生活用語,1949年後,也逐步融合了一些外省人所帶來的國語。「海角七號」裡所蘊含著日台與兩岸之間一般老姓的生活方式與難以描繪的複雜情愫,從1940年代跨越到二十一世紀。老一輩的本省人親身經歷了從昭和轉化為民國,可是他們的生命記憶,卻不能就這樣清晰的一分為二,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精神樣貌,早已經揉進了當代所有台灣同胞的文化氣息之中。

 

我們家遷到台灣以後,前幾十年都是住在眷村裡,隨著父親的官階變化與台灣經濟的騰飛,我們家從極為克難的簡易木造房裡,逐步地搬遷到有前後大院的高級眷舍。我們村子裡什麼地方的人都有,在「芳華」裡我最喜歡演郝淑雯的李曉峰了,她長得特好看,我看電視的時候少,以前都不知道她。李曉峰長得特別像我小時候村子裡的一位漂亮姐姐,他們家的人說話和我們有點兒不一樣,他們是北平人,他們家的孩子學習好,說話還特別好聽;而且,長得還挺好看,我母親也是這麼認為;雖然我們村里其他的姐姐們,總是十分願意指出他們家女生的各種缺點。

 

我們家裡只有我能說流利的閩南語,那是因為母親生我的時候難產,有很長一段時間身體虛弱,帶不了孩子。父親是軍人,長年在部隊,實在沒辦法,只好拜託住在我們村子附近的東北同鄉幫忙暫時帶一下,這一帶就是十二年。所以在我的生命裡,我還有一位台灣媽媽,她是閩南人。我與多數住在台灣北部眷村的軍人子弟不同,因為我的閩南語達到了母語水平。由於我的台灣媽媽,讓我有了一大群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在我長期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深切的認識到,如果他們與外省人之間沒有愛,那他們將永遠不會理解外省人的故國情懷,而外省人也永遠不能理解他們的悲情意識。

 

我的母親教育孩子十分嚴厲,問話時,要是叫你跪下,不能問原因,你就得先跪下。即使我的學習還算過得去,母親也絕不放鬆要求。我經常告訴我正在上小學的女兒:「爸爸非常感謝奶奶,爸爸上小學的時候,奶奶要求爸爸用一個暑假把整本唐詩三百首背下來,即使爸爸的小伙伴們在外面叫著爸爸的名字,一群人等著一塊兒去打棒球,奶奶眼瞅著爸爸急得滿頭大汗,也絕不打一絲折扣,一個字默寫錯了,就重頭再來一遍。」

 

當母親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反覆的說:「你姥爺是讀書人,要是他知道,不知道會有多高興。媽媽很安慰,你讓媽媽在娘家有面子,你的舅舅們肯定會告訴單位裡的同事,我外甥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是我的台灣媽媽唯一的兒子,我想她完全做到了視如己出。七零年代中期,媽媽為了貼補家用,借用娘家的豬圈,每天下午都挑著很重的餿水桶去阿公家餵豬。我當時和所有的台灣小朋友一樣痴迷棒球,買一個真皮製造的棒球手套是多數小男孩兒的夢想;當時我看中了一個價值大約一百元人民幣左右的棒球手套(七零年代中期,台灣的普通公務員月薪大約是一千元人民幣左右,一碗豆漿大約是人民幣三毛錢。)我清晰的記得,媽媽在挑著餿水桶去餵豬的半道斜坡上告訴我:「媽媽知道你想買那個棒球手套,你不要急,等豬養大賣掉後,媽媽就給你買。」大約是三個多月後,她去街上幫我把那個漂亮的棒球手套買了回來。我的台灣媽媽受限於家庭環境,讀書不多,但是人情練達,極其聰明;她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想做什麽的人。

作者母親攝於35歲

我從台大畢業的時候,邀請我的台灣媽媽參加畢業典禮,那是她第一次走進台大校園,我一直牽著她的手,走過了椰林大道,參觀了校史館,穿過了許多我上過課的教室,也走進了總圖書館。她坐在台大的綜合體育館裡,認真的聽著陳維昭校長致詞,她是那麼的高興又小心翼翼;我一直看著我的媽媽,她的神情既讓我感到心疼,也讓我感到無比的溫暖。我讓他戴上我的方帽子,請她穩穩的坐好,在校園的不同角落,我給她拍了好多張照片。

 

1895年決定了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在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裡,彼此間有著不完全一樣的生命記憶與情感寄託。我唸小學的時候,學校的長廊每學期都會有一段時間懸掛著一長串可怕的文革時期黑白照片。在家裡,父親或母親,激動的拆開從香港輾轉寄來的家書,每一頁信都被兩岸的情治單位剪去了各自不喜歡的部分,使得我能從信紙的另一面,就輕易的看見父母親看信時涕泗縱痕的模樣。當時全台灣所有的小學生墊板背後都印著一句話:「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在我的心中,祖國,從來都是統一的。

 

1993年6月1日清晨,我站在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部門口,目送著我的學長41期預官,沿著成功大道逐漸消失在大度山的薄霧中;我至今記得學長們的退伍,在我們42期預官的心中吹奏起了「海角七號」。我更深刻的記得我們42期預官的同袍們,因為那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芳華」年代。

 

我有兩位媽媽:一位是「芳華」,一位是「海角七號」。他們一位是飽嚐大時代苦難,偉大而堅強的母親;一位是具有一切傳統女性美好德行,對孩子呵護倍至的媽媽。我多麼期待我的兩位母親,能夠真正的理解彼此,知道對方的好,也理解對方的難,這是他們的孩子最深的願望。我是那樣不分彼此的深愛著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母親。

 

作者母親攝於52歲

 

原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上)、()》

元旦升旗意義漸被遺忘台灣只剩仇恨偏見|高靖

文/高靖

每年元旦,民眾齊聚總統府前廣場,參加新年第一天的升旗典禮,似乎已經成為了一項傳統,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項活動究竟從何而來,又代表什麼意義。總統府每天都有憲兵負責升旗與降旗活動,何以元旦這一天就特別呢?元旦升旗活動,最初是在1980年的元旦舉行,那一年中華民國剛剛度過與美國斷交的第一年,台灣社會穩定地度過了危急困厄的一年,民眾與青年學生在新的一年開始,齊聚廣場表達對政府的支持,然今日台灣所見所聞,盡是民進黨政客高喊轉型正義的雜亂爭吵,掩蓋了蔣經國總統與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忍辱負重,領導大家自風雨中走來的記憶。
1979年,中華民國失去了美國的外交關係,華府正式承認了北京,台灣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但是台灣卻能夠促成美國國會在1979年4月完成台灣關係法的立法,創了美國歷史的第一個紀錄,國會通過的法律,用來規範美國與另一個地區的關係,這與雙方政府簽訂的外交公報不同,但卻是美國聯邦政府必須遵守的美國國內法令,放諸全球,這也是獨一無二的政治案例。然而,台灣關係法的完成,難道是隨隨便便信手捻來的東西嗎?
當然不是,這是國府在台灣早已預知國際情勢的危厄變化,多年來在美國國會積極布局,終於在一場知道最終將敗下陣來的外交戰場上,打了一場光榮的戰役。中華民國長年以來,在美國國會有許多友人,早年被稱為China Lobby,國府自國共內戰失利,敗走台灣後,透過這些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議員,幫台灣爭取到許多援助與政治支持,後來名稱成了Taiwan Lobby,但是這些議員依舊是熱心支持台灣。
兩蔣時代的對美外交,蔣中正總統時期,除了一般的正式外交互動,在軍事合作方面,雙方早在對日抗戰期間,就已經建立許多深厚友誼,蔣中正更藉著情報合作,與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跳過大使館與國務院的繁文縟節,可以直接與白宮溝通,為台灣爭取到不少外交空間。
不過,早期對美國國會議員的聯繫運用,多以宋美齡與孔家(孔祥熙)子女為主,台灣外交部派員赴美聯繫美國議員,初期還要透過孔家人安排,馬英九總統時代的某位國安高層曾經透露,他當年派駐美國時期,拜會非常支持中華民國的高華德議員,對方的辦公室卻反問他,有沒有先經過孔家人的安排。可見當時對美外交被孔家人掌控,孔家人雖然也是幫助中華民國,但在台灣國府的領導,蔣中正年邁多病,慢慢轉移到蔣經國手上之際,蔣經國也開始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拿回對美國外交的運作主導。
蔣經國開風氣之先,在駐華府大使館成立國會組,其他各國派駐華府的大使館,頂多就是有個政治組,台灣獨一無二的國會組,就是專門負責強化對美國國會的聯繫。1970年代當時的國會組培養了許多傑出外交官,程建人、馮寄台、仉家彪、胡旭光等人,正是蔣經國的高瞻遠矚,才讓台灣在美國國會內部蓄積了一股強大的支持力量,在美國政治風向都不利台灣的時候,即使白宮與北京建交了,仍能從美國國會扭轉頹勢,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確保了台灣往後數十年的安全。
美國是在1978年12月16日凌晨通知蔣經國,蔣經國在睡夢中被搖醒,被告知美國將自1979年1月1日起,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失去美國的外交關係,可以說是國府自1949年12月遷台以來,最重大的政治與外交挫敗,其實自196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陸續失去主要國家外交關係,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斷交,這一連串的打擊,其實都已經讓有識者可以早早看到遠方醞釀中的風暴,早晚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其實早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期間,1970年當時,尼克森總統透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積極打開美國對大陸的關係發展,蔣經國已經意識到美國這個長期堅定盟友,最終也可能背棄我們而去。國民黨政府除了在外交政治上,苦思生存之道,沒有對外明白表明的是,國府逐漸改變對大陸的軍事策略,從遷台初期的反攻大陸,採取攻勢作為的建軍備戰,在1960年代後期,已經慢慢轉型為防衛台灣為主的建軍路線,1960年代後期當時爭取美國提供潛艦、先進戰機,都只是以台海防衛作戰為主要構想,要產生嚇阻共軍犯台的能力,已經不是如何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大陸。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69年8月8日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蔣中正在8月3日與國務卿羅吉斯會面時,蔣中正對羅吉斯說,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要入侵中國大陸,因為沒有這個能力。蔣中正這一句話,其實道盡了當時國府心態的轉變,1970年代開始,台灣與美國方面對於台灣的軍隊組織再造,進行了許多合作與研討,這個組織調整無非就是將攻勢為主的構想,轉換為守勢,同時配合國家財政情況,縮小軍隊規模,攻守轉換對於後來幾十年的台灣安全,產生重大的影響。
台灣在1970年代開始與美國合作F-5戰機在台組裝,培養戰機自製能力,美軍在越戰損壞車輛也多送來台灣維修,逐步培養國軍的後勤補保能力。在蔣經國主導下,更多的資源投入中山科學研究院的軍事科技研發,除了因美國壓力停止的核彈研究外,中科院逐步建立的飛彈研製能力,都提高了台灣防衛自主能力,這些軍事建設並非一蹴可幾,需要長年的投資與規畫,如果主政者沒有長遠眼光,今日有怎麼可能有所國防建設的成果。
國民黨政府在調整軍事政策後,開始回過頭來,推動台灣的基礎建設,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蔣中正的決心下,毅然決然展開。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提供了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建設。國民黨政府在台幾十年,為了反攻大陸這個龐大的目標,耗用了許多社會資源,但也不是盲目地窮兵黷武,仍能盱衡主客觀情勢,在關鍵時刻進行改革調整,才能為台灣爭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間。
如果不是國民黨政府早有應變措施,及早開始在外交政治、軍事方面預做因應,也開始推動內政改革,當美國確定與國府斷交後,台灣已有承受如此重大災變的能力,那是打落門牙和血吞的艱困局面,然而1979年開始,台灣也的確穩健地走出陰霾,開創了後來的經濟奇蹟。台灣曾經因為特殊情況下所採行的戒嚴與威權統治,這些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看待這些問題,不能抽離當時兩岸的特殊情境,人們在這個特殊歷史階段下受到傷害,日後追討公道,眾人多能理解,但歷史又怎有片面觀點,多是功過並存,總是三七開看待,如今流行的轉型正義,不過是種以仇恨至上的粗鄙論調。
元旦升旗,曾經是民眾與青年學生自動自發表達對政府的支持,展現全民團結的活動,於今可能早無人記得近四十年前的場面,成了每年元旦應景的活動罷了,當你仰望國旗冉冉上升,怎能不緬懷當年政府沉穩的領導與人民的溫厚。今日台灣的一切,並非自然天成,也非憑空而來,那是前人奮鬥努力的成果,當我們參加元旦升旗,都有如是的感懷才是,若毫無想法,又何必摸黑起早,只為了跟著大家一起去嗎?
關於台灣的重大改變,要在1988年1月蔣經國病逝後,台灣開始出現許多歷史翻案風潮,還原歷史真相本無可厚非,對於曾經受到壓迫者,為他們討公道,也屬正當,但到了現在,出現了轉型正義的口號,在民進黨政府對社會進行有組織有系統地煽動仇恨之下,現在已經不只是還原歷史,而是要重塑歷史記憶,重新置入取代原有的集體記憶,否定所有過去有關國民黨政府的存在價值。不僅沒有對當時許多人物提出客觀的評價,而是發動鞭屍一般的仇恨批鬥,人們耳中充斥的盡是被煽動而起的仇恨與憤怒,心中為偏見所遮蔽了判斷,這樣的台灣,能有未來嗎?當你明年還要參加元旦升旗時,請你務必回想台灣這風雨四十年,何以能夠堅忍不拔,奮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