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杜勒斯沈呂巡玩笑開大了|高靖

文/高靖

外交部將中華民國護照內頁圖案的桃園國際機場誤植為美國華府杜勒斯機場,鬧出大笑話,曾任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卻認為不用改,就拿來紀念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沒什麼不好。沈呂巡認為杜勒斯推動中美同防禦條約,沒有杜勒斯的堅持,日本不願另與我簽訂中日和約。沈呂巡可能不知道,杜勒斯主導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及於金馬外島,當時國府內部就有兩個中國疑慮,中日和約的簽定,杜勒斯更是堅持讓日本自己決定如何簽和約,日本願意與國府簽和約,另外的原因是美國參議院當中的China Lobby成員幫了大忙,沈呂巡建議台灣紀念杜勒斯,那是太過誇耀杜勒斯了,杜勒斯對中華民國根本沒有這樣的歷史地位。
杜勒斯對國府態度不好,副總統陳誠日記多有記載,在八二三砲戰期間,杜勒斯訪問台灣。陳誠在1958年10月21 日的日記記載,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勞勃森告訴陳誠,杜勒斯是中華民國最好的朋友,希望中華民國不要誤會杜勒斯過去對記者的談話。這段話充分顯示國府對杜勒斯的看法,實在談不上是肯定或者好感,否則美國官員何必要這樣打圓場。
陳誠在10月22日日記記載當天杜勒斯與蔣中正總統會談後,他個人的感想,對於杜勒斯發表的看法,陳誠在日記寫下,不知道杜勒斯是來台灣談合作,還是勸降。如果接受杜勒斯意見,不但使大陸人民對我政府失望,台灣一千萬同胞及海外一千三百萬同胞也將動搖。陳誠認為,政府對反共抗俄的政策,絕不能變,聯合國不如五億人民的重要。蔣中正總統以最大容忍,僅說杜勒斯所陳述各點,暫時保留意見,以後在再行答覆,蔣中正對杜勒斯強調,身為革命領袖,中華民國政府為革命政府,絕不在任何情形下犧牲革命原則,這是杜勒斯必須牢記者也。
陳誠10月23日日記記載,王世杰認為蔣中正對杜勒斯的談話,深恐兩人彼此不能相諒為慮。
杜勒斯就是一位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美國官員,實在談不上是一位對中華民國有多好多好的人。陳誠、王世杰的看法,都顯示杜勒斯與國府的互動大有問題,雙方有很大歧見,而這個歧見的出現,是杜勒斯以美國利益優先的考量所產生的結果,陳誠是蔣中正的副總統,王世杰擔任過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長,兩人都算是國府的重臣,他們對杜勒斯有關的看法,顯然認為這人與國府不太合得來。
立場親美的沈呂巡吹捧杜勒斯,並不令人意外,這也是台灣外交官員的通病,過於親美,以至於失去自己應有的嚴正立場,影響了判斷。沈呂巡在報紙投書稱,杜勒斯在1953年至1959年任國務卿,是冷戰時期圍堵策略的主要操盤手,杜勒斯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的設計者,沒有他的堅持,日本當時或不願另與我簽訂中日和約。但是中日和約的簽署,杜勒斯有那麼大貢獻嗎?沈呂巡的說法其實與事實有落差。
杜勒斯在中日和約協商簽署的過程當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以美國利益為第一優先。從國務院相關的公開檔案顯示,當時在韓戰背景下,亞太局勢詭譎,擔心蘇聯也可能趁亂入侵北海道,美國急著與日本完成和約,才能讓日本恢復為正常國家狀態,協助日本重建軍備,由日本自己承擔防衛侵略的責任。當時美軍已無足夠兵力,很難獨力承擔日本列島的軍事防衛,及早完成舊金山和約,才能解決日本重建軍備的爭議。
舊金山和約又需要美國參議院的同意,才能生效,參議院裡面支持中華民國的參議員,就以日本必須與台北的國府簽署和約,作為同意支持舊金山和約的政治條件,這一點迫使白宮必須讓日本願意與國府簽,否則會造成舊金山和約的延後通過,不利亞太情勢的穩定。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1952年1月10日,一場美英雙邊會談,有關於日本問題的會議當中,杜勒斯當時是美國與日本談判和約的特使,他表示,他所有的行動,都只是為了讓美英關係盡可能的緊密,同時確保美國參議院盡快通過日本和約。他拒絕參議院有關日本應該與中華民國立刻簽和約的要求。
杜勒斯說,他希望參議院在沒有要求日本與國府完成簽署和約這個附帶條件下,盡快通過和約,他牢記美英雙方的協議,這個協議就是日本應該在符合其自身最佳利益下,有自由的選擇,不能強迫日本與國府簽和約,這可能會變成承認國府能夠代表全中國。中日雙方的協商,都只能等到舊金山和約生效後完成。
杜勒斯關於日本和約問題的態度很清楚,就是在不理會日本如何能與國府簽中日和約的情況下,要讓舊金山和約趕快完成生效,相對於台灣,他更重視美英雙邊關係。當時英國不承認遷台的國府可以代表中國簽和約,英國主張開放日本的態度,讓日本自己選擇要不要與台北談判簽約,杜勒斯也接受這個看法,只不過,在冷戰的背景下,美國無法承認中共,所以杜勒斯也認為,就近幾年來美日的雙邊關係而言,他不認為日本會採行與美國遠東政策相違背的政策。這也就是說,日本應該與國府簽和約。
杜勒斯對於中日和約的問題,他所關切的只是不要干擾舊金山和約,讓日本可以趕快重建軍備,國府對中日和約的態度,不是杜勒斯在意的,杜勒斯向日方暗示的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不過是聊備一格,如果當時沒有美國參議員的壓力,美方可能也不會暗示日本要注意美國的對台政策,更甚者,若真的那麼支持中華民國,杜勒斯為何沒有爭取讓中華民國參加舊金山和約的簽署,舊金山和約是要解決美國的問題,與日本侵華無關,中國軍民在戰時犧牲重大,戰後卻因為內戰問題,被迫另外簽和約,而無法與昔日同盟國戰友一起簽署和約。
杜勒斯在八二三砲戰期間來到台灣,沈呂巡認為杜勒斯對台灣堅定支持,沈呂巡不知道的情況是,杜勒斯只是要避免台海戰事不要擴大,國府萬勿反攻大陸,把美國捲入戰禍當中。杜勒斯在砲戰發生兩個月後來台,是希望促成美中雙方共同發表聯合聲明,降低台海緊張情勢,以免擦槍走火,引發世界大戰。但是上至正副總統蔣中正、陳誠,下至外交部長黃少谷與杜勒斯談過後,對於杜勒斯推銷的美國主張,三人都很不滿。
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抵台北後,在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葉公超擔任翻譯下,與蔣中正進行第一次會談。從國務院公開的會談紀錄看來,顯然一開始雙方就有歧見,杜勒斯問蔣中正是否想過提出共同聲明,蔣中正回答,沒有。蔣中正認為,如果雙方有重大決定,應該是私下的。蔣中正希望美國對他要多些信任,他抱怨即使艾森豪政府對他也缺乏信任。杜勒斯當天寫信給艾森豪總統,回報他與蔣中正的互動情況,杜勒斯說,他向蔣中正說明中華民國必須消除世界上的恐慌,認為中華民國威脅到和平。他不確定他的想法是否適當地傳達給蔣中正。
10月22日,杜勒斯與蔣中正、陳誠、黃少谷、葉公超、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展開會談,杜勒斯談了半天美國的立場,最後蔣中正對於杜勒斯的報告卻是保留他的看法,先讓他與他的同僚能夠有時間去思考這些想法。
杜勒斯在這次會談中,向蔣中正宣讀了他的聲明,杜勒斯表達的某些看法,引起國府方面的不滿。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不只危害了和平,中華民國也希望危害和平,利用美國為回到大陸的唯一方法。國共內戰沒有停火,自由世界國家希望有某些方法消除這個麻煩地點,他們希望國府能對促成這個目的有所貢獻。國府要注意到許多外國認為它是軍國主義的形象是錯誤的,國府必須採許行動改變這個不討喜的印象,成為自由人們所歡迎與支持的。
杜勒斯要求國府在目前的分界線上停火,國府自身願意去完成停火。中華民國不會主動與強制地回到大陸,會避免對大陸突擊行動或者戰機飛到大陸上空。要尋求外島解決方案,國府軍隊的特性與人數需要檢討,以增加更大的機動。
22日下午黃少谷與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會談,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黃少谷對莊來德抱怨杜勒斯的說法,許多國家搞不清楚問題,雖然適不計代價要爭取和平,但是這個代價卻要別人來承擔。誤解中華民國捍衛維持領土的完整與合法,對抗反叛政權的侵略行動,是影響和平的來源,這是非常偏差的看法
黃少谷說,面對中共挑釁,國府以幾近超出人性的自制,展現了對和平的強烈意願,是中共在台海造成緊張與對立,只要中共不干擾和平,我們不反對現在這種的停火狀態。他批評杜勒斯所主張的動搖中華民國的國本,等於是中華民國自願宣布接受兩個中國。
如果失去了愛好自由中國人的信任與忠誠,中華民國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中華民國存在的價值與未來,在百萬中國人仰望著團結大家的努力,恢復中國的民主自由。如果自滿於目前這種流亡的狀態,讓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等於是放棄了所有自由中國人所寄予希望的最後的目標。
黃少谷表示,我門面對失去自己同胞支持與失去某些國家支持的兩個選擇,不論有多麼痛苦,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後者所帶來的後果。黃少谷對杜勒斯聲明的這番回應,顯示他非常不認同杜勒斯的看法。
儘管國府與杜勒斯雙方充滿許多歧見,蔣中正甚至不願對杜勒斯的聲明有任何意見的表達,台北當局迫於美方的政治壓力,雙方最後還是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不過,這個聯合聲明在國府內部是非常不認同的。
陳誠在1958年10月30日的日記寫下,主持行政院院會(陳誠兼任行政院長),有關這份聯合聲明,是彼此同情,不是完全同意。中華民國立場在復國、建國,美國因選舉及一貫政策,不願作戰。但這份聲明可使中美合作加強,使國際比較同情我國,可加強部隊裝備。如有機會,美絕不能阻止中華民國反攻。
以聯合聲明方式發表,可是國府的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卻公開說不完全同意,美國不能阻止國府反攻大陸。顯見杜勒斯在八二三炮戰後兩個月來到台灣,實在沒有風雨故人來的溫暖,反而讓人感到美國無視於中共先挑起砲戰,卻只會片面對國府施壓,控制國府的軍事行動。然而這種處處管制台灣的外交關係,再經過十多年後,就完全改觀了,甚至發展到了雙方斷交的地步。杜勒斯對中華民國好不好,也許親美人士多持正面看法,但實際與杜勒斯交手的這些國府官員,多為沈呂巡的前輩,他們的看法顯然並不以為如此。

美國情報顯示戰後日人滯台祕密活動造成台灣情勢混亂|高靖

文/高靖

1947年國府正為著逐漸擴大的國共內戰,傷透腦筋,台灣卻爆發二二八事件,對台灣局勢影響幾十年,甚至更久。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檔案當中,有一份1946年12月關於台灣局勢的情報分析檔案,這正是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年,其中舉出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施政不當,引發民怨外,更舉出戰後日人滯台,秘密成立地下組織,加上共黨勢力滲透台灣,讓台灣情勢複雜化,中情局檔案當中更預測台人一有機會就會公開反叛陳儀,果不其然,兩個月後就在偶發的事件,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這份有關二二八事件台灣情勢的情報檔案,是由中情局的前身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所製作完成,列為機密等級(Confidential),在1946年12月10日分發給相關人士參考,內容以1946年9月到10月的情報研析為主。內容開頭以台灣陳儀當局不受台人歡迎,以及滯台日人在台秘密組織、台灣共黨勢力發展為主要內容,其中有關滯台日人更用了一頁半內容說明日人對台灣安定造成的潛在問題,不下於陳儀當局施政不佳,尤其陳儀當局完全無視滯台日人造成的不良影響,只顧搶奪日本人留下來的財產。至於共黨滲透台灣部分,只有不到半頁,12行的文字敘述。
CIG成立於1946年1月,實際運作一段時候後,隔年1947年9月改制為中情局。CIG主導美國海外情報任務期間,有陸軍、海軍與國務院人員協助收集情報。主要的工作是為了提供美國戰略預警情報與統合海外秘密行動,為了提高情報蒐集與行動的效率,才會在成立一年後,改制為中央情報局。
中情局解密檔案當中,這份1946年12月由CIG製作的有關台灣局勢的情報分析檔案,相當精確地,掌握了台人當時的不滿情緒,預測到台人即將對陳儀當局發動大規模反叛行動。對於陳儀在台的執政爭議,早有許多文字見諸坊間,許多人也以陳儀的施政不當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唯一成因,忽略了其他的外部因素。美國情報單位注意到了滯台日人與共黨滲透,都與台灣的動亂有關連。
根據這份檔案當中顯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當時台灣省政府公布,在1946年4月之際,仍有45萬4826日本人在台灣,其中包括16萬5538位日軍戰俘,28萬9188位日本平民。在台日人當中,有2萬7000人被列為技術人員。這份報告認為,2萬7000人都是在台灣的官方機構、公共設施、重要的工業設施,甚至是媒體,占有重要的地位。許多台灣人認為,這些日本人所占有的位子,應該讓符合資格的台灣人或者大陸人士接替。
這份情報檔案當中特別提到滯台日人成立了許多積極活動的地下組織,某些人因為他們的積極活動被逮捕,但是大部分日人隱藏在台的組織都沒有被查獲。許多日本人在遣返日本前,都會舉行大型聚會,他們會發表演說,充滿信心地告訴他們的台灣朋友與員工,他們會在兩到三年之內,甚至十年之後,從中國人手中奪回這一切,回到台灣,這種情況在台灣幾乎是人盡皆知的事情。
CIG的報告認為,更嚴重的情況是,原先駐紮在台灣的日軍部隊,藏匿了他們的軍事武器、彈藥與軍事裝備,因為台灣是日軍南進的重要基地,曾經在台灣儲存大量的軍事物資,當日軍在1945年8月突然投降前,這些物資幾乎仍是原封不動儲放著。當國府接收台灣時,只發現了少量的軍事裝備,儘管大眾希望知道究竟怎麼回事情,台灣當局在這方面從未公布過任何訊息,事實上,國府的接收官員因為把心思都花在奪取公共財產與利潤豐厚的企業,沒有注意到日本人在台的叛亂行動。
CIG的報告分析陳儀是國府的親日將領,擔任福建省府主席時,曾配合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鎮壓逃到福建地區的反日台籍人士。從這一點看來,陳儀不在乎日人在台的祕密活動,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在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6年6月27日有一份有關從中國遣返日人的報告。對於遣返政策,美國主張所有在華日人都應該盡快遣返日本。美國應當敦促中國當局,留下的日本人必須是基於專業與技術能力的原因,同時這些人過去的紀錄,也必須能夠顯示出對於中國的安全與安全,不會產生任何的威脅,也不會成為讓日本重新開始對中國建立影響力的有利機會,日本軍人的遣返要優先於日本平民。
國務院雖然早已提出警示,顯然台灣在遣返日人的工作方面,因為交通工具的缺乏,以及日人遺留的大量設施,仍需要許多日本技術人員操作,使得遣返工作的很有限,這批為數不少的滯台日人,自然又讓台人原本就醞釀中的反陳儀當局的情緒,產生了火上加油的煽動作用。
美國情報顯示,日軍在台藏匿他們的彈藥與武器,在台灣是公開的秘密,雖然某些被發現,但是台灣當局沒有花很大心思對這件事情進行完整調查。台灣山區有原住民部落居住,根據1930年的人口調查,大約有14萬人,這些原住民被教導日本習俗,在日本殖民政府設立的學校接受教育,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教化非常成功,他們在各方面都與日本人一樣,某些原住民也與日本人通婚。日本投降後,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府迅速地將重要的軍事裝備,運到山區原住民部落隱藏,以及其他預定的藏匿地點。一小部分的日本軍事專家隱藏在部落當中,偽裝為原住民,在日軍遣返日本後,他們仍然祕密活動著。日本人躲藏在台灣的山區附近,台灣當局沒有阻止他們的行動,也沒有調查這些事情。日軍能夠成群結隊地在鄉間活動,穿著日本軍服與配戴武器,估計有2000人到5000人。
抗戰結束後,國府對於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對於台人轉換為中國人身分採取寬鬆的政策。美國情報單位發現,在歸化政策方面有漏洞,因為在日據時代許多台灣人都改成日本姓氏,當日本投降後,他們可以改回中國姓氏,陳儀當局公布了一些幫助台灣人改回中國姓氏的措施,台灣有日本姓氏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改成中國姓氏,台灣當局只要求店家出具保證,但這些店家的擁有者很多就是當事人,因此許多日本人很輕易地擁有了中國人的身分,而不用被遣返。
CIG的報告中提到當時台灣破獲的一起間諜組織案件,是一位日本知名報紙的主管,被留在台灣擔任國民黨發行報紙的編輯,這人是間諜組織的聯絡員,很明顯地,日本人在台灣的地下組織與大陸及日本的地下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繫。
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二二八事變發生後,回報給國務院的事件成因研析報告,對於共黨勢力在台影響,是認為不太顯著,二二八事件與共黨煽動關係不大。在1946年12月的這份情報研析,提到1946年當時台灣在共黨滲透方面的問題。這份報告認為,近幾個月以來,共黨滲透都在逐漸增加當中。共黨在台活動主要在鄉間進行宣傳,不過,中國大陸沿海島嶼藏有許多曾與日軍合作的偽軍部隊以及海盜勢力等,不論是共黨或著日本在台地下組織,都希望與這些武裝力量聯繫,共黨想要找這些人買武器彈藥,利用舢舨,藉著夜色掩護,走私進台灣,這顯示共黨組織在台略具規模,可以取得有限度的武器裝備。
這份報告當中提到,反對陳儀當局的人,在台灣島內運作,並與大陸的政治勢力合作,要推翻現在的台灣當局。報告稱,如果台灣人一有機會就公開反叛陳儀當局,完全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台灣不安定的情勢,也提供了共黨與滯台日人等地下活動,很好的掩護,讓他們有機會在台灣站穩腳跟,製造麻煩。1946年當時許多台灣人都主張,就算無法進行武裝叛亂,他們也會進行群眾示威,要求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十到二十年,然後台灣獨立。
美國的情報檔案分析陳儀當局在台作為,幾乎沒有受到國府的管制,始終保持相當自主的獨立地位。這一點,其實與抗戰結束後,美國介入調停國共內戰情勢也有間接關係,國共內戰在1946年受美國強行介入影響,國府談談打打,美方最後對國府提出禁運武器的政策,強迫國府接受美國調停,1947年國共雙方全面打後,國府部隊士氣早受政治影響,彈藥補給也因美國禁運出現隱憂,當國府忙於應付大陸複雜的政治、軍事情況之際,無法兼顧台灣敏感情勢的變化,也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內戰全面爆發的陰影之下,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國府面臨大戰當前,專心面對共軍威脅,無暇分心他顧,對於海角一隅的衝突,事前既難防範,事後難免輕忽處理,終致釀成悲劇,對台灣往後幾十年的歷史發展造成深遠影響。

國府遭遇兩位美國海軍上將柯克際遇卻不相同|高靖

文/高靖
國府從大陸來台後,遇上兩位美國海軍上將,英文名字不同,但是發音都相近,中文翻譯可用「柯克」,這兩位柯克,一位柯克(Charles M. Cooke, Jr.)在1950年代幫助國府度過風雨飄搖的難關,另一位柯克(Alan Goodrich Kirk)在1960年代被甘迺迪總統派來台灣,擔任美國大使,態度高傲,處處牽制國府軍事行動,國府非常討厭這位柯克大使,最後這位大使成了任期最短的美國大使,這位柯克大使還被副總統陳誠寫在日記裡狠狠批評,可說是臭名滿天下。
Charles M. Cooke, Jr.
國府1949年12月遷台,當時美國棄台灣不顧,對共軍攻占台灣保持觀望。駐台領事館代辦師樞安也不支持國府,不斷向國務院報告國府危在旦夕。柯克後來在美國參議院會議,告訴參議員,師樞安的報告與實際情況有落差,那些報告只是為了迎合國務院既定的政策,並不是真實的。柯克幫國府澄清許多不實傳聞,也親赴戰地協助國府軍事行動,柯克是當時最支持國府的美國友人之一。
1949年10月,共軍南下廣東、福建,國府前途悲觀,這時宋美齡傳來好消息,曾經是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的柯克,將以私人身分協助國府組織軍事顧問。柯克從1950年2月抵台,1952年2月離台,兩年之間,擔任國府軍事顧問,直到美軍顧問團在台設立,柯克才功成身退。
柯克在第七艦隊司令期間,親眼見到國共內戰被美國拖垮。根據參議院在1956年10月的一項會議紀錄,柯克告訴參議員,當國府軍隊擊退中共軍隊時,美國在中國的代表(馬歇爾)就會強迫國府停火。1946年8月因為國府沒有配合馬歇爾的要求,馬歇爾下令停止美國交運彈藥與武器裝備給國府軍隊,這項武器禁運持續了10個月,直到1947年5月。
柯克引述馬歇爾1946年8月或9月間對他的談話,馬歇爾說,關於禁運武器,我們是先武裝了國府軍隊,然後我們又解除了他們的武裝。馬歇爾這番風涼話,正是國共內戰初期國府無法順利進行的原因之一,導致後來軍心渙散,政治秩序崩解。
柯克自海軍退伍後,回到美國加州居住,但是眼見國府敗走台灣,遠東情勢丕變,柯克到華府與保力(William Douglas Pawley)合作,柯克說,他與保力要組織美軍退伍人員,到台灣幫助國府。保力從事飛機生產製造,與中國近代航空事業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抗戰期間,協助推動成立美國航空志願隊,也就是俗稱的飛虎隊,對抗日軍侵華。保力與美國共和黨關係密切,與總統艾森豪、中情局長杜勒斯也都是好友,對國府更有濃厚感情,在民主黨政府放棄國府期間,保力在美國以民間身分協助支持國府。
根據參院會議紀錄,柯克向國務院提出正式援助國府的請求,也透過總統助理,向杜魯門總統提出非正式的請求,但是都沒有回音,也不置可否。1950年1月5日,美國聲明不管台灣的未來,南韓在美國的戰略考量之外。柯克認為這會對美國產生嚴重影響,他跑去華府找國會議員反映看法,但是沒有人能夠改變杜魯門政府的錯誤決策。
柯克說,他在華府看到台北領事館關於台灣情勢的報告,他認為這些報告是錯誤的。因此他利用國際新聞通訊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記者的身分,在1950年2月11日抵達台灣。柯克不是只出一張嘴,他親自到戰地,他在海南島與舟山群島撤退前,實地到海南島與舟山看看,國府自舟山撤退就是出自柯克向蔣中正的建議。
柯克抵台後,立刻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接見,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陳誠升任行政院長,柯克對國軍將領發表演講,談部隊團結、分層負責與授權。國府重要軍事決策,柯克幾乎都有參與。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蔣中正受柯克意見影響,決定撤軍舟山,為了這項決定,蔣中正幾乎與國府其他軍政要員翻臉。
5月3日,蔣中正邀集參謀總長周至柔、行政院長陳誠與柯克,討論舟山群島情況,蔣中正接受柯克分析主張撤軍,但陳誠、蔣經國、周至柔都反對,陳誠在日記批蔣一意孤行,危險可怕。周至柔甚至要求撤銷國防部,表達對舟山撤軍的不滿。
柯克始終懷疑台北美國領事館給國務院的台灣情勢報告,內容與實際有落差。他在參院批評台北領事館的報告,是遷就國務院政策寫出來的,不是根據實際的情況寫出來的。也就是說,要把台灣描繪成極端危險。柯克批評美國在台缺乏情報資源,只有領事館內受到師樞安控制的幾位武官,所以他常要向武官說明實際的情況,避免他們被誤導,海南島撤退時,美聯社記者關於國府撤退情況的報導就是錯誤的,柯克找武官說明他到戰地觀察的實況,以免外界受錯誤訊息影響。
柯克向國會舉證兩起事件,說明領事館不讓美軍了解台灣的真實情況。第一起是1950年3月到4月間,日本盟軍總部的參二(情報)部門的副手佛地爾將軍(Fortier)想到台灣看看實際情況如何,但是師樞安拒絕佛地爾到台灣,佛地爾後來是利用去東南亞考察,回程搭飛機中途降落台灣,停留台灣數日,才能大致了解台灣的情況。
另一起事件是領使館的武官曼寧所呈報有關台灣情況的報告,與領事館的報告內容不一樣,他後來直接向國防部(War Department)報告,因為這樣曼寧被撤換職務,從台北調去東京,他後來到東京,也由曼寧處親自證明這起事件。
柯克還舉例稱,在撤退舟山群島後,這些武官堅信他們收到可靠的情報,國府也要從金門撤退,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情,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獲得的情報是正確的,同時向華府回報。柯克說,這些武官都是受師樞安指揮。
柯克以實際在台灣觀察的資訊,向美國官方提出他的見解,希望避免美國制定錯誤的對台政策,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把柯克當一回事,駐台領事館也對柯克的作為很不友善。1950年6月韓戰爆發,8月師樞安就被調回國務院。
1951年5月,韓戰仍在進行當中,美國改變政策,在台設立美軍顧問團(MAAG),柯克也在1952年2月離開台灣,回到美國的柯克仍努力為國府向美國各界發聲,爭取各方支持國府,柯克到參議院開會,也將他從國共內戰以來,有關美國政府如何傷害國府的所見所聞,詳細地向參議員說明。
1950年代有個支持國府的海軍上將柯克,到了1960年代卻出現了一位極力打擊國府的海軍上將柯克,這位柯克被甘迺迪總統派來台北擔任美國大使,柯克大使是在1962年6月7日到任,1963年1月18日離任,任期不到一年,柯克大使健康情況不佳,從台灣回到美國後不久病逝美國,但是柯克大使對國府的傷害,不下於當年的馬歇爾,因為柯克大使不斷阻擾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努力。
Alan Goodrich Kirk
柯克大使的前任美國大使是莊萊德,但是甘迺迪總統認為莊萊德沒有能力阻止國府反攻大陸,甘迺迪拒絕支持國府反攻大陸,選派也是海軍上將出身的柯克擔任大使,要說服國府放棄反攻大陸。
從美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到,柯克大使上任前,他告訴甘迺迪,台灣只是想把美國捲進反攻大陸的計畫裡。他建議甘迺迪在沒有具體的大陸情報支持下,美國不要支持台灣,甘迺迪接受建議。柯克大使的立場,顯然符合甘迺迪的期望。
柯克大使與國府相處很不愉快,來台後處處找國府麻煩。陳誠日記在1962年7月多次提到,從國共內戰馬歇爾調停的教訓,蔣中正覺得不能再上美國人當,蔣中正不願意與柯克大使討論反攻大陸。
9月6日,柯克大使與蔣中正會面,蔣中正與柯克大使兩人當面吵了起來,蔣中正不滿柯克大使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施壓,蔣中正批評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柯克大使也不客氣反問,蔣中正是要廢棄條約嗎?希望美國停止軍事與其他援助嗎?他不能夠理解蔣中正真正的意思。蔣中正也不假辭色回答柯克大使,修改條約與否是美國自己要決定的政策。
柯克大使與蔣中正會面,總是態度強硬,與其他國府官員的相處也很不好,一幅高高在上的樣子。陳誠在日記批評柯克大使,談話不成體統。
柯克大使赴台沒有多久,蔣中正就不願意再見到他,不想與美國大使討論事情,直到這位大使離開台灣前,蔣中正與宋美齡才勉強為柯克大使舉辦了晚宴,但仍不願與他談正事。
1963年2月4日,回到美國的柯克大使前往白宮見甘迺迪,柯克說,他在台北見不到蔣中正,蔣中正認為他不瞭解中國人,還經常利用別的美國訪客協助傳話給美國政府。
當時蔣中正許多重要事情,都不與柯克談,反而與到台灣訪問的美軍將領談,完全孤立柯克。蔣中正是透過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代為向白宮傳話,以免被柯克大使阻擾或者亂傳話。
1962年3月莊萊德離任返美,柯克拖延數月才到台灣赴任,1963年1月18日柯克回美治病,10月病逝,柯克成短命大使,在台北待了不到十個月,最大貢獻就是成天找蔣中正與國府官員吵架,阻擾國府反攻大陸。
兩位柯克海軍上將,對於國府是兩種情感,兩種態度,一如台灣與美國多年來的互動,有人傷害台灣,有人保護台灣,但這些美國人真正考慮的,還是他們所作所為,對於美國能有多少利益,從這方面而言,兩位柯克海軍上將,其實仍然是一樣的,差別只在於對國府友善與否。

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昨天晚上我看了馮小剛執導的「芳華」。七零年代的景色與滄桑,並未隨著時光的推移而逝去,那一代人的歷史,是由無數個芳華正茂的嚴歌苓所譜成的。我坐在杭州的戲院裡,跌宕起伏的劇情迎面而來,但在我腦海中所形成的畫面,卻是母親生前一幕幕的影像。2013年春天,母親過世的第二年,我去葫蘆島探望兩位舅舅;當我踏進從北京開往瀋陽的火車車廂時,滿車的遼東口音,瞬間就勾起了我對母親的無盡思念,當我發現我看不清楚那些與母親年輕時候長相神似的東北女孩兒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是淚流滿面。

 

我的大舅李繼堯,196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們的校長曾經公開說過:「在我們學校裡,上三屆,下三屆,沒有任何一位學生的天分能夠超越李繼堯。」我大舅的高考成績超過了當年的北大清華錄取分數線甚多,但是駐校公安鑑定我大舅的政治不合格,沒資格上大學。為什麼不合格?很簡單,因為成分不行。我大舅的父親,就是我的姥爺,王嘉令公,擔任過奉天岫岩廳「公安局」局長,長期追隨大軍閥張作霖,在遼寧莊河擁地三千畝;我的姥太奶還是清末名臣李秉衡的女兒。最關鍵的原因是我的母親與阿姨,跟著國民黨跑到了台灣,兩位舅舅的兩位姊夫,一位是國民黨的軍官,另一位是國大代表。

 

我大舅最終還是得益於他自己獨特的數理天賦,只有高中文憑,卻被留在了葫蘆島一中教書,這一教就是四十年。大舅在高橋的髮小,同時也是他年輕時的老鐵,也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不但考上了清華大學,最後還成了共和國的省部級領導,享受正部級待遇;他是我二舅的連襟,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去過他家好幾次。

 

像我大舅這樣,考上北大清華卻不讓讀,在當時那個年代並不是特例。我不相信我大舅的心中沒有遺憾,但是大舅總是告訴我:「孩子,一切都過去了,從大歷史的格局來看,咱們這個民族能有今天,那是太不容易了。」我站在葫蘆島北站的月台極目望去,遠處一片金燦燦的,不知道是高粱還是苞米正迎風搖曳;在等候著回北京的火車時,我站在月台用了點力呼吸著關外的空氣,因為這兒是母親在世時朝思暮想的皇天后土,這兒有她的爹娘與弟弟,這兒有她年輕時候的一切美好回憶。

 

我看「芳華」,內心是激動的。解放軍戰士們為國捐軀的慘烈景象,讓我禁不住的眼眶含淚。隔著臺灣海峽,二十多年前,我是國軍的陸軍少尉,我們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長在演習的時候對我們慷慨激昂的說道:「各位弟兄,演習視同作戰,敵軍來犯的那一天,就是我們為國效忠的時刻。每個中國軍人上了戰場,都要抱著此去有死無生,隨時為國犧牲的準備。」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南站等火車回杭州,有好多位穿著簇新軍裝的青澀大男孩兒,成行成伍的列隊站著,他們也在等火車。當時我立刻就在微信圈裡留下了我的感想:「這些孩子不知道將去往何方?中秋將至,他們的親人將何等牽掛;但我知道,假以時日,他們將從男孩兒蛻化為男人,去除娘泡的氣質,成為合格的戰士,想到這一點,我就還是為他們高興。衷心的祝福他們,中秋節快樂。」在我的眼裡,他們就是一群年輕的孩子,就像我當年在台灣入伍受訓一樣,為了保衛國家,我們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我在大陸生活了將近十八年,可以這麼說,我的青春歲月有一大半是在大陸度過的。這十多年來我遭遇過各種挑戰與困難,若是我在大陸能夠取得一點點的成績,絕對離不開我的大陸師長、朋友、同學,甚至是學生所給予的無私協助。我在美國東岸訪學的時候,冬天是月淡梅寒,大地飛霜;那種雪深數尺,舉步維艱的氣候,至今難忘;當我在異國他鄉的皚皚白雪中踽踽獨行時,心中所燃起的鄉愁,不僅僅是台北的淡水河,也是杭州的錢塘江。我的故國情懷,從我上幼兒園時起,就是烙印在心中的那一片秋海棠。

 

我看「芳華」,內心是有遺憾的。因為我知道如今,我有太多的台灣朋友,如果他們會去看「芳華」,他們不會有像我一樣的感覺。因為他們已經離唐山,遠了。

 

我的大陸朋友不只一位的曾經問過我,真不知道「海角七號」好看在哪兒?在台灣怎麼會這麼賣座?我總是以問代答的說:「你小時候,聽過日本演歌嗎?」「你在日式的房子裡玩過捉迷藏嗎?」「你看過無敵鐵金剛?還是小甜甜嗎?」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所讀的小學的教師辦公室裡,還掛著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印有株式會社字樣的掛鐘。台北市的七條通,或許在八十年前,就能品嚐到與東京一樣水平的日本料理。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剛光復的時候,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們既有操著濃厚大陸鄉音的法學家,也有日語遠比國語流利,怎麼看都更像日本人的法學碩儒。

 

我的那些大陸朋友們與台灣同胞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所以「海角七號」打動不了他們心中的那根弦。

 

台灣的閩南語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經融合了不少日文中的生活用語,1949年後,也逐步融合了一些外省人所帶來的國語。「海角七號」裡所蘊含著日台與兩岸之間一般老姓的生活方式與難以描繪的複雜情愫,從1940年代跨越到二十一世紀。老一輩的本省人親身經歷了從昭和轉化為民國,可是他們的生命記憶,卻不能就這樣清晰的一分為二,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精神樣貌,早已經揉進了當代所有台灣同胞的文化氣息之中。

 

我們家遷到台灣以後,前幾十年都是住在眷村裡,隨著父親的官階變化與台灣經濟的騰飛,我們家從極為克難的簡易木造房裡,逐步地搬遷到有前後大院的高級眷舍。我們村子裡什麼地方的人都有,在「芳華」裡我最喜歡演郝淑雯的李曉峰了,她長得特好看,我看電視的時候少,以前都不知道她。李曉峰長得特別像我小時候村子裡的一位漂亮姐姐,他們家的人說話和我們有點兒不一樣,他們是北平人,他們家的孩子學習好,說話還特別好聽;而且,長得還挺好看,我母親也是這麼認為;雖然我們村里其他的姐姐們,總是十分願意指出他們家女生的各種缺點。

 

我們家裡只有我能說流利的閩南語,那是因為母親生我的時候難產,有很長一段時間身體虛弱,帶不了孩子。父親是軍人,長年在部隊,實在沒辦法,只好拜託住在我們村子附近的東北同鄉幫忙暫時帶一下,這一帶就是十二年。所以在我的生命裡,我還有一位台灣媽媽,她是閩南人。我與多數住在台灣北部眷村的軍人子弟不同,因為我的閩南語達到了母語水平。由於我的台灣媽媽,讓我有了一大群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在我長期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深切的認識到,如果他們與外省人之間沒有愛,那他們將永遠不會理解外省人的故國情懷,而外省人也永遠不能理解他們的悲情意識。

 

我的母親教育孩子十分嚴厲,問話時,要是叫你跪下,不能問原因,你就得先跪下。即使我的學習還算過得去,母親也絕不放鬆要求。我經常告訴我正在上小學的女兒:「爸爸非常感謝奶奶,爸爸上小學的時候,奶奶要求爸爸用一個暑假把整本唐詩三百首背下來,即使爸爸的小伙伴們在外面叫著爸爸的名字,一群人等著一塊兒去打棒球,奶奶眼瞅著爸爸急得滿頭大汗,也絕不打一絲折扣,一個字默寫錯了,就重頭再來一遍。」

 

當母親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反覆的說:「你姥爺是讀書人,要是他知道,不知道會有多高興。媽媽很安慰,你讓媽媽在娘家有面子,你的舅舅們肯定會告訴單位裡的同事,我外甥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是我的台灣媽媽唯一的兒子,我想她完全做到了視如己出。七零年代中期,媽媽為了貼補家用,借用娘家的豬圈,每天下午都挑著很重的餿水桶去阿公家餵豬。我當時和所有的台灣小朋友一樣痴迷棒球,買一個真皮製造的棒球手套是多數小男孩兒的夢想;當時我看中了一個價值大約一百元人民幣左右的棒球手套(七零年代中期,台灣的普通公務員月薪大約是一千元人民幣左右,一碗豆漿大約是人民幣三毛錢。)我清晰的記得,媽媽在挑著餿水桶去餵豬的半道斜坡上告訴我:「媽媽知道你想買那個棒球手套,你不要急,等豬養大賣掉後,媽媽就給你買。」大約是三個多月後,她去街上幫我把那個漂亮的棒球手套買了回來。我的台灣媽媽受限於家庭環境,讀書不多,但是人情練達,極其聰明;她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想做什麽的人。

作者母親攝於35歲

我從台大畢業的時候,邀請我的台灣媽媽參加畢業典禮,那是她第一次走進台大校園,我一直牽著她的手,走過了椰林大道,參觀了校史館,穿過了許多我上過課的教室,也走進了總圖書館。她坐在台大的綜合體育館裡,認真的聽著陳維昭校長致詞,她是那麼的高興又小心翼翼;我一直看著我的媽媽,她的神情既讓我感到心疼,也讓我感到無比的溫暖。我讓他戴上我的方帽子,請她穩穩的坐好,在校園的不同角落,我給她拍了好多張照片。

 

1895年決定了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在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裡,彼此間有著不完全一樣的生命記憶與情感寄託。我唸小學的時候,學校的長廊每學期都會有一段時間懸掛著一長串可怕的文革時期黑白照片。在家裡,父親或母親,激動的拆開從香港輾轉寄來的家書,每一頁信都被兩岸的情治單位剪去了各自不喜歡的部分,使得我能從信紙的另一面,就輕易的看見父母親看信時涕泗縱痕的模樣。當時全台灣所有的小學生墊板背後都印著一句話:「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在我的心中,祖國,從來都是統一的。

 

1993年6月1日清晨,我站在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部門口,目送著我的學長41期預官,沿著成功大道逐漸消失在大度山的薄霧中;我至今記得學長們的退伍,在我們42期預官的心中吹奏起了「海角七號」。我更深刻的記得我們42期預官的同袍們,因為那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芳華」年代。

 

我有兩位媽媽:一位是「芳華」,一位是「海角七號」。他們一位是飽嚐大時代苦難,偉大而堅強的母親;一位是具有一切傳統女性美好德行,對孩子呵護倍至的媽媽。我多麼期待我的兩位母親,能夠真正的理解彼此,知道對方的好,也理解對方的難,這是他們的孩子最深的願望。我是那樣不分彼此的深愛著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母親。

 

作者母親攝於52歲

 

原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上)、()》

元旦升旗意義漸被遺忘台灣只剩仇恨偏見|高靖

文/高靖

每年元旦,民眾齊聚總統府前廣場,參加新年第一天的升旗典禮,似乎已經成為了一項傳統,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項活動究竟從何而來,又代表什麼意義。總統府每天都有憲兵負責升旗與降旗活動,何以元旦這一天就特別呢?元旦升旗活動,最初是在1980年的元旦舉行,那一年中華民國剛剛度過與美國斷交的第一年,台灣社會穩定地度過了危急困厄的一年,民眾與青年學生在新的一年開始,齊聚廣場表達對政府的支持,然今日台灣所見所聞,盡是民進黨政客高喊轉型正義的雜亂爭吵,掩蓋了蔣經國總統與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忍辱負重,領導大家自風雨中走來的記憶。
1979年,中華民國失去了美國的外交關係,華府正式承認了北京,台灣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但是台灣卻能夠促成美國國會在1979年4月完成台灣關係法的立法,創了美國歷史的第一個紀錄,國會通過的法律,用來規範美國與另一個地區的關係,這與雙方政府簽訂的外交公報不同,但卻是美國聯邦政府必須遵守的美國國內法令,放諸全球,這也是獨一無二的政治案例。然而,台灣關係法的完成,難道是隨隨便便信手捻來的東西嗎?
當然不是,這是國府在台灣早已預知國際情勢的危厄變化,多年來在美國國會積極布局,終於在一場知道最終將敗下陣來的外交戰場上,打了一場光榮的戰役。中華民國長年以來,在美國國會有許多友人,早年被稱為China Lobby,國府自國共內戰失利,敗走台灣後,透過這些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議員,幫台灣爭取到許多援助與政治支持,後來名稱成了Taiwan Lobby,但是這些議員依舊是熱心支持台灣。
兩蔣時代的對美外交,蔣中正總統時期,除了一般的正式外交互動,在軍事合作方面,雙方早在對日抗戰期間,就已經建立許多深厚友誼,蔣中正更藉著情報合作,與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跳過大使館與國務院的繁文縟節,可以直接與白宮溝通,為台灣爭取到不少外交空間。
不過,早期對美國國會議員的聯繫運用,多以宋美齡與孔家(孔祥熙)子女為主,台灣外交部派員赴美聯繫美國議員,初期還要透過孔家人安排,馬英九總統時代的某位國安高層曾經透露,他當年派駐美國時期,拜會非常支持中華民國的高華德議員,對方的辦公室卻反問他,有沒有先經過孔家人的安排。可見當時對美外交被孔家人掌控,孔家人雖然也是幫助中華民國,但在台灣國府的領導,蔣中正年邁多病,慢慢轉移到蔣經國手上之際,蔣經國也開始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拿回對美國外交的運作主導。
蔣經國開風氣之先,在駐華府大使館成立國會組,其他各國派駐華府的大使館,頂多就是有個政治組,台灣獨一無二的國會組,就是專門負責強化對美國國會的聯繫。1970年代當時的國會組培養了許多傑出外交官,程建人、馮寄台、仉家彪、胡旭光等人,正是蔣經國的高瞻遠矚,才讓台灣在美國國會內部蓄積了一股強大的支持力量,在美國政治風向都不利台灣的時候,即使白宮與北京建交了,仍能從美國國會扭轉頹勢,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確保了台灣往後數十年的安全。
美國是在1978年12月16日凌晨通知蔣經國,蔣經國在睡夢中被搖醒,被告知美國將自1979年1月1日起,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失去美國的外交關係,可以說是國府自1949年12月遷台以來,最重大的政治與外交挫敗,其實自196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陸續失去主要國家外交關係,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斷交,這一連串的打擊,其實都已經讓有識者可以早早看到遠方醞釀中的風暴,早晚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其實早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期間,1970年當時,尼克森總統透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積極打開美國對大陸的關係發展,蔣經國已經意識到美國這個長期堅定盟友,最終也可能背棄我們而去。國民黨政府除了在外交政治上,苦思生存之道,沒有對外明白表明的是,國府逐漸改變對大陸的軍事策略,從遷台初期的反攻大陸,採取攻勢作為的建軍備戰,在1960年代後期,已經慢慢轉型為防衛台灣為主的建軍路線,1960年代後期當時爭取美國提供潛艦、先進戰機,都只是以台海防衛作戰為主要構想,要產生嚇阻共軍犯台的能力,已經不是如何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大陸。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69年8月8日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蔣中正在8月3日與國務卿羅吉斯會面時,蔣中正對羅吉斯說,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要入侵中國大陸,因為沒有這個能力。蔣中正這一句話,其實道盡了當時國府心態的轉變,1970年代開始,台灣與美國方面對於台灣的軍隊組織再造,進行了許多合作與研討,這個組織調整無非就是將攻勢為主的構想,轉換為守勢,同時配合國家財政情況,縮小軍隊規模,攻守轉換對於後來幾十年的台灣安全,產生重大的影響。
台灣在1970年代開始與美國合作F-5戰機在台組裝,培養戰機自製能力,美軍在越戰損壞車輛也多送來台灣維修,逐步培養國軍的後勤補保能力。在蔣經國主導下,更多的資源投入中山科學研究院的軍事科技研發,除了因美國壓力停止的核彈研究外,中科院逐步建立的飛彈研製能力,都提高了台灣防衛自主能力,這些軍事建設並非一蹴可幾,需要長年的投資與規畫,如果主政者沒有長遠眼光,今日有怎麼可能有所國防建設的成果。
國民黨政府在調整軍事政策後,開始回過頭來,推動台灣的基礎建設,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蔣中正的決心下,毅然決然展開。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提供了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建設。國民黨政府在台幾十年,為了反攻大陸這個龐大的目標,耗用了許多社會資源,但也不是盲目地窮兵黷武,仍能盱衡主客觀情勢,在關鍵時刻進行改革調整,才能為台灣爭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間。
如果不是國民黨政府早有應變措施,及早開始在外交政治、軍事方面預做因應,也開始推動內政改革,當美國確定與國府斷交後,台灣已有承受如此重大災變的能力,那是打落門牙和血吞的艱困局面,然而1979年開始,台灣也的確穩健地走出陰霾,開創了後來的經濟奇蹟。台灣曾經因為特殊情況下所採行的戒嚴與威權統治,這些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看待這些問題,不能抽離當時兩岸的特殊情境,人們在這個特殊歷史階段下受到傷害,日後追討公道,眾人多能理解,但歷史又怎有片面觀點,多是功過並存,總是三七開看待,如今流行的轉型正義,不過是種以仇恨至上的粗鄙論調。
元旦升旗,曾經是民眾與青年學生自動自發表達對政府的支持,展現全民團結的活動,於今可能早無人記得近四十年前的場面,成了每年元旦應景的活動罷了,當你仰望國旗冉冉上升,怎能不緬懷當年政府沉穩的領導與人民的溫厚。今日台灣的一切,並非自然天成,也非憑空而來,那是前人奮鬥努力的成果,當我們參加元旦升旗,都有如是的感懷才是,若毫無想法,又何必摸黑起早,只為了跟著大家一起去嗎?
關於台灣的重大改變,要在1988年1月蔣經國病逝後,台灣開始出現許多歷史翻案風潮,還原歷史真相本無可厚非,對於曾經受到壓迫者,為他們討公道,也屬正當,但到了現在,出現了轉型正義的口號,在民進黨政府對社會進行有組織有系統地煽動仇恨之下,現在已經不只是還原歷史,而是要重塑歷史記憶,重新置入取代原有的集體記憶,否定所有過去有關國民黨政府的存在價值。不僅沒有對當時許多人物提出客觀的評價,而是發動鞭屍一般的仇恨批鬥,人們耳中充斥的盡是被煽動而起的仇恨與憤怒,心中為偏見所遮蔽了判斷,這樣的台灣,能有未來嗎?當你明年還要參加元旦升旗時,請你務必回想台灣這風雨四十年,何以能夠堅忍不拔,奮力向前。

二二八事件後蔣中正曾同意中美共管台灣|高靖

文/高靖

1947年在國共內戰的陰影下,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一遍混亂,蔣中正也慌了手腳,眼見事態持續惡化,社會動亂難以遏止,經濟情勢不穩定,蔣中正表達了願意在原則上支持在一定的時間範圍內,基於重視經濟復甦,可以採取某種形式的中美共同管理台灣。蔣中正對中美共管的讓步,雖然最後沒有實現,但從他撤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改設台灣省政府,指派文官魏道明擔任省主席,亦可見其改革的意圖,同時也顯示二二八事件影響之大,可能超乎蔣中正原先料想之外。
二二八事件這起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台灣政治與社會發展幾十年的歷史悲劇,在戰後台灣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複雜情勢下,因為人謀不臧,族群矛盾而起。國府事前未能督促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因應民怨,事後強力鎮壓,雖能平一時之亂,卻無法消除一生怨恨。
柯台山因不滿日人在台統治,由台灣前往大陸,抗戰期間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他後來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訪談時說,每當大陸人知道他來自台灣,就會有人說,「貴國」。他就想怎麼會這樣呢?但也無言解釋。他在黨部工作時,也曾被懷疑,被人跟監兩年,確定他沒有異狀後,才取消跟監。
柯台山是1939年來到重慶,經人介紹前往拜會國民黨秘書長朱家驊,柯台山主張,中華民國宣布廢除馬關條約,此乃天經地義的事情。朱家驊說,馬關條約簽約時,有俄國、法國等為監約國,中日雖已開戰,但俄法仍為我友邦,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不得廢除。朱家驊的話,讓柯台山聽了十分生氣。
關於馬關條約,在日軍發動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後,中華民國正式對日宣戰,並宣布廢止馬關條約。當時蘇俄與日本簽有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法國已向德國投降,法國剩下親法西斯的維琪政權,與英國支持的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政府,但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如朱家驊所言,視不平等條約有效,朱家驊未體認台人心情,以國際公法的高傲回應台人,這種心態也正是台灣光復後屢屢發生本省人與外省籍官員衝突的原因之一。
從柯台山的口述歷史,可以看到台人與大陸人相處,在分離幾十年情況下,彼此都有某些隔閡,一時難以弭平,當有嫌隙發生時,就容易引發衝突,從而出現爭端。尤其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大陸正處在國共內戰談談打打階段,美國強勢介入調停,任意干擾國府軍事行動,國府不敢開罪美國,終至軍事行動缺乏決心,打擊士氣,戡亂作戰由盛而衰,國府忙於應付美國與中共之際,對台灣情況自然未加重視。
柯台山在口述歷史也提到國府未注意台灣問題的例子,他回憶二二八事件後,他與楊肇嘉(曾任台灣省府民政廳長)到南京見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吳鐵城告訴他說,國共談判時鬧事,南京同仁情緒普遍受到影響,對台灣情事無法太過關注。吳鐵城的說法,正是當時國府輕忽台灣問題的心態。
柯、楊兩人因為對台灣時政經常發表看法,結果在二二八事變爆發後,國民黨中央黨部拍電報給柯台山,電報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對柯台山與楊肇嘉極不諒解,希望他們多注意行動。柯台山向吳鐵城建議,一定要換陳儀。吳鐵城說,若依蔣中正與陳儀的交情,這是不可能的,由中央發函譴責好了。楊肇嘉說,發十張也無效。吳鐵城的話,顯示蔣中正被自己的情感所蒙蔽,不能看清台灣的複雜情況。
台灣在戰後,情況十分複雜,日軍撤出台灣,但部分有專門技術的日人與官員,被國府要求留下來協助日常運作,可是美方對這件事情有意見,美國主張所有日人應在一定時間內撤回日本,也就是在這種國府未及接收,日人必須回到日本,造成台灣政府機構運作與許多設施運作停擺。台人因為過去是日本國身分,戰後又轉換為中國人身分,但在戰後混亂時期,也很難要求平等待遇,在大陸許多協助日軍作戰的台人,後來雖然行動自由,但是身無分文,生活無著,有幾萬人在大陸等待回到台灣,日軍徵用派往海南島的台人也大量運回台灣。台灣雖一時穩定,但社會不安定情緒卻逐漸累積。
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1月10日駐台北領事館給駐美大使司徒雷登的電報,提到前一年在東京發生日警槍殺旅日台人的涉谷事件引發的台人反美示威(不滿占領日本的美軍未公平處理此事),台灣民間也流傳許多謠言,包括美蘇開戰,名古屋與基隆都遭到轟炸,30萬美軍來台,美軍在台建工廠造B-29轟炸機,這些謠言居然讓許多曾在菲律賓為美國工作過的台人,都跑去美國領事館找工作,還有未具名的有權勢的日人在基隆上船遣返日本時,發下狂語說,20年後還要再回來。台人也流傳美國對國府治台感到失望,支持日本把台灣拿回來。還有蔣中正見過麥克阿瑟,準備把台灣賣給美國,用來推動對抗共軍的作戰。
這些謠言都顯示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灣社會因為國際局勢動盪不安,以及大陸國共內戰的關係而呈現混亂局面。楊肇嘉曾在台灣日據時期參與爭取民主運動,受日方壓力,輾轉前往上海經商,根據柯台山轉述楊肇嘉的說法,陳儀到台灣任職之前,先拜會楊肇嘉,楊肇嘉曾問陳儀,台灣光復後,台民不是一率平等嗎?為何仍設長官公署,長官公署與總督府有何分別?陳儀聽了後,臉色驟變,隨即離開,陳儀的反應,讓楊肇嘉對台灣的光復熱望破滅。
楊肇嘉曾在1946年9月25日被捕入獄,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關了37天釋放,楊肇嘉被當成日本戰犯審訊,後來查無實據釋放。楊肇嘉被捕是因台灣長官公署指控他侵占上海美商財產,供給日軍牛奶。但是楊肇嘉才在7月18日,到南京請願,表達台人對陳儀在台治理的不滿,兩個月後,楊肇嘉就因為台灣長官公署的指控而被捕,也難免給人聯想長官公署假公濟私報私仇。當時柯台山為了辦理護照赴美,申請前往南京,陳儀也對柯台山說,「我以為你要到中央進我的讒言。」
陳儀漸失台人的信心與支持,與發生事件有關。當時台人與大陸人相處有許多小摩擦,楊肇嘉對柯台山提到,戰後初期滯留大陸台人待遇不佳,同樣是從台灣到重慶參與抗日的謝南光,來上海見楊肇嘉,建議楊肇嘉獻金給駐軍上海的湯恩伯,定可改變台人在上海的窘境,結果楊肇嘉拜會湯恩伯時,只有副官出來看了一下,然後就離開,也沒有說明湯恩伯見或不見,過了許久,副官回來,看到桌上的錢,就拍桌大喊沒收,大家都呆若木
雞,謝南光很難為情。
湯恩伯軍隊在大陸風評原本很差,現在連台人也感受到了。台人彼此之間,也爾虞我詐,同樣是從台灣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劉啟光,戰後從重慶到上海,劉啟光保證國軍照顧台人不成問題,但是台人要表達自己看法,要辦刊物,準備宣傳品,楊肇嘉問要多少經費,劉啟光開口說了個不大的數字,楊肇嘉很快就將錢準備好,送給劉啟光,但是一星期過去,劉啟光毫無回音,一去飯店探詢,這才發現劉啟光早就離開了。劉啟光後來經日本轉往大陸任職。
就在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下,單純的查緝私菸事件卻引發二二八事件,根據那段期間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報告,事件初期多為本省人任意攻擊外省人,許多外省人被迫逃入領事館避難。在國務院檔案當中,1947年3月5日,美國駐華大使館收到141位台人簽名,代表807人向國務卿馬歇爾請願,要求美國與聯合國共管台灣,台灣要自中國獨立出來。同日另有來自台北領事館報告,稱國軍朝醫院射擊,台人要向領事館提供證據,美方不願介入衝突,要求領事館中立,不能受理所謂的證據。另一份報告稱,本省人用棍棒攻擊外省人。
直到國軍來台前夕,台北的領事館不斷收到台人陳情,希望國府不要派兵來台。美方也擔心軍隊入台後,可能引發更大規模衝突,為領事館準備了撤離方案,可在24小時內備妥飛機撤出人員。美方的顧忌是擔心國軍忌妒美國人在台灣受到歡迎,可能會引發意料之外的衝突。
柯台山對於發生二二八事件,他的看法是陳儀剛愎自用,匆促接收,專業人員有限,台人又不懂中文,在台中文報紙只有兩家,發行不夠,國營事業接收交給長官公署,但是政府沒人沒錢,台胞單純,看到諸多事業不能正常運行,不怪長官公署能怪誰?當時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很難解釋清楚。
二二八事件後,國府派兵增援台灣,日後被批評造成台人重大傷亡,不過,確切的傷亡數字在當時的美國國務院檔案中,沒有太明確得資料,有引用南京政府記者會公布的中央社新聞數字,很難說是正確的數據。不過,1947年4月10日,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呈給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備忘錄,說明國防部長白崇禧在事件後訪台過程,白崇禧否認China Weekly Review宣稱二二八事變造成台灣5000人傷亡的數字,但也沒有提出官方的數字,不過,就當時環境,英文媒體也僅提到5000人傷亡,與幾十年後台灣社會流傳的數字,顯然有很大差別。
不過,在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到某些對台灣情況的描述,4月21日葛超智備忘錄提到基隆港每天都有新的屍體出現,許多反對人士被槍決,但有兩位應該是中立人士,沒有參加過任何活動,也被槍決。雖然夜裡的槍聲與驚叫聲減少了,但是台北市區的氣氛還是非常的緊張。雖然葛超智簡單地描述了某些情況,但這類情況自然讓台人對國府的統治開始產生不好的印象。
台灣社會的不安,持續了許久,1947年11月17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給國務卿的電報指出,他與蔣中正談話提到台灣問題時,當蔣中正看到情況顯然是越來越嚴重後,他決定採取行動。當各種消息持續顯示政府管理不當,人民鬱積著不滿,具有有效領導的革命行動組織,以追求獨立自主為目標。蔣中正了解這個情況,也很爽快地表達原則上同意,基於重視經濟復甦,在有限定的幾年之內,可以採取某種形式的中美共同管理台灣。
蔣中正一生為追求中國統一奮鬥,由他嘴裡說出來,同意在限定時間之內,採取某種形式的中美共管台灣,這真是很罕見的情況,也顯示當時在南京的國府,對於台灣在二二八事件後,仍然有許多嚴重的問題,沒有辦法獲得妥善解決。二二八事件與緊接其後的白色恐怖,讓台灣歷經了20多年的高壓,直到1970年代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國府不得不調整策略,逐步改革開放,但是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痕,卻仍然紛擾台灣,不知何時才能結束。

婦聯會的選擇:槍彈、鐵鎚、木棒|雷倩

文/雷倩

今年的最後一個工作日,在婦聯會常委一致決議的授權下,婦聯會與內政部及黨產會簽下行政協商備忘錄。該備忘錄文本係經婦聯會常會授權談判、協商代表長達五個多月反覆折衝、最後階段取得部分較有利條件後由常會通過。簽署備忘錄後,尚須議定行政契約文本,交相關組織通過會員大會或董事會同意後,簽署生效。

 

對於台灣第一件「行政契約」,外界提出從正面肯定到含淚支持到誓死反對的各種意見。更有人主張婦聯會不可投降屈從不義,而當以寧為玉碎之志和政府拼個魚死網破。

 

其實,識者或已注意到魚還可能拼到網破而逃生,而婦聯會最多只會拼成魚死網在!因為就在今年底,台灣的法規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婦聯會面對的,不只有外界熟知的黨產條例(即「附隨組織」爭議),還有立法院最近才通過的促轉條例以及更高階的政黨法。三者均賦予民進黨政府強制婦聯會轉型的權力,其最長時限,是在政黨法裡的「兩年內」。也就是說,婦聯會不可能以政治團體的現狀永續存在,必須積極尋找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生存的方案。

 

三把飛刀:黨產條例、促轉條例、政黨法

過去一年多,黨產會發動的程序,包括兩次聽證會,其重點都在婦聯會是否為「附隨組織」,若認定為是,則黨產會可調查婦聯會的財產「當或不當」,並對認定「不當」者做出處分。婦聯會自認不是國民黨附隨組織、沒有不當黨產問題,若有公平公正的程序,以訟止戰、以戰止謗的贏面甚大。也因此,很多人主張應該力拼到底。

 

1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了促轉條例!未來的促轉會對政黨、附隨組織(由黨產會依黨產條例認定)、及黨營機構具有高侵入性的調查權(第14-17條)、高強制力的移交檔案條款(第18條)與極嚴厲的罰則(第19條)。

 

緊接著126日鮮少有人注意的政黨法公佈施行!該法以健全民主運作為名,對人民憲法保障的結社自由設立了各種條條框框,而全國300多個政黨或政治團體,兩年內都必須依該法修訂章程調整運作,以符合該法鉅細靡遺的規定。若屆期未完成修訂、且補正期滿仍不符規定,政府就可以「依法行政」:廢止立案、解散組織(第43條)、依規定清算財產剩餘歸入國庫(第32條)。婦聯會目前是「政治團體」,如果不積極改變該法人身份,便會適用政黨法的各項強制轉型規定。

 

這是為什麼婦聯會沒有拒絕轉型的可能,只有槍彈、鐵鎚、與木棒的選擇。這不是婦聯會單一組織的困境,而是台灣許許多多團體都將面臨的難關!

 

歲末年終,今年台灣選出的年度漢字是「茫」,反映了台灣社會在各種假「依法行政」為名的斫傷下,已然傷痕累累。標榜民主進步的執政者,可不可以擺脫極權主義極端仇恨的綁架,許人民一個休養生息的明年?2018又是選舉年,依例是各方政治動員的高峰,看來人民這麼卑微的願望仍難有實現的可能。

 

1:政黨法第43條第2

本法施行前已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政治團體,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本法規定修正章程轉換為政黨;屆期未修正者,經主管機關限期修正而不遵從或經修正後仍不符規定者,得廢止其立案。

前項經廢止立案之政治團體,應予解散,其財產之清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2:政黨法第32

未經法人登記之政黨解散或廢止備案後,其財產之清算,應依章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章程未規定、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無法召開時,由主管機關選任清算人,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

政黨財產清算後,如有賸餘者,其賸餘之財產歸屬國庫。

日本對台親善的背後是一中一台|高靖

文/高靖

日本侵略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最後戰敗投降,國共內戰讓中日和約談判,增加不少困難,撤退台灣的國府在國家地位衰退下,難與日本平等交涉,戰敗國日本姿態反而高於戰勝國,若非韓戰升高東西方陣營的意識形態衝突,促成日本難以與大陸的中共展開交涉,面對分裂的中國,日本採取了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立場,就是希望台灣不要與大陸統一,一方面是不希望國府反攻大陸,造成亞太區域不安定,破壞和平,可能使日本再次捲入戰爭。另一方面,日方不希望台灣為屬於敵對陣營的中共控制,更主張台灣獨立,以減緩日本的安全威脅。
從戰後到現在,無論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台執政,日方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就是與台灣保持親善,避免台灣太過親近大陸。日方長期以來的政策,在早期就是兩個中國,也就是現實上承認國府的地位,也接受中共進入國際社會,兩岸雙方保持和平,不要有戰爭。日本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蔣中正總統活著時候,可以維持兩個中國,若蔣中正死了,那麼就要考慮推動台灣獨立,確保兩岸的分裂,不使台灣被中共控制。
日本雖然搶在美國前面,先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與台灣斷交,這是日本的現實主義使然,日本在美國外交路線轉向後,不能不調整,但在戰略上,不願見到兩岸統一,不使台灣為大陸所有,在這個觀點上,日本始終沒有改變。
日本在戰後的國際政治上,採取現實主義,以符合日本利益為標準。當國共內戰情勢塵埃落定後,日本雖仍在美軍占領期間,但是日本政府觀望西方大國的政治風向,很快地就嗅到了不同的東西,英國對北京友善,否認在台的國府聲稱代表全中國的合法地位,美國卻因為韓戰緣故,支持國府。兩大之間難為小,日本採行折衷的對台政策,尤其日本政經穩定處處仰賴美國供給,只好選擇與國府發展政治關係,願意與蔣中正簽和約,但也希望能與大陸建立經貿往來。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51年5月19日,日本總理吉田茂請外務省事務次官井口貞夫向美方傳達,日本政府沒有任何意願與中共政權簽署和約,日本政府希望與在台灣的國府簽署和約。12月18日,吉田茂向美方表達了對美英兩國的外交政策不同,他感到十分困惑,英國要日本與他們一致,要與中共建立關係,英國將東南亞畫為他們的貿易區,要日本與中國大陸做生意,可是美國也要日本承認國府。吉田茂告訴美方,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寫信給他,希望與他在日本秘密會面,但他認為秘密見面不是個好主意,所以婉拒了吳國楨的請求。
有關日本和約問題,最能反映當時情況的複雜與日本的現實,台灣若無美國當靠山,根本難以與日本展開交涉。1950年6月韓戰爆發,影響日本和約的談判進行,由於韓戰也影響日本國家安全,美國希望趕快與日本簽訂和約,讓日本可以合法重建武裝,維護自身的安全,美國軍力難以繼續兼顧朝鮮半島與日本本土安全。1951年當時,美國擔憂蘇聯可能趁韓戰,出兵日本北海道,日本安全問題成了重大隱憂,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1951年1月4日,擔任和約談判的美國特使杜勒斯曾向國務卿艾奇遜表達和約拖延,對美國不利的看法。
8月9日,杜勒斯與英方會談時,英方堅持必須各國與日本簽訂和約生效後,日本與中華民國才能簽和約(因為國共內戰之故,舊金山和約簽署時,排除中華民國參加)。杜勒斯提醒英國,日本要加入聯合國,仍需要中國的支持。一個月後,舊金山和約完成簽署,但是仍需要美國參議院的同意,和約才能生效。
1952年1月10日,白宮將與日本簽訂的和約送入參議院,尋求國會通過,同日美英雙方也展開對話,根據國務院公開的會談紀要,杜勒斯表示,他不同意參議員要求日本立刻與國府簽訂和約的要求,也不希望參議院通過和約時,還有要求日本盡快與國府簽和約的附帶條件。
杜勒斯說,他信守與英國政府的承諾,讓日本在其最佳利益下有自由的選擇,不能強迫日本與國府簽和約,迫使日本承認國府代表全中國。日本與國府的和約問題,必須在多國簽署的和約生效後,才可以開始談判。可是他也相信以近年來的美日關係,他無法想像日本會追尋與美國不同的遠東政策。
艾奇遜補充杜勒斯的說法,他表示,日本要與國府有限的協議,會十分的困難。國府手上握有強力的牌可打,國府會運用參議員,提出延後通過和約,直到參議院能夠了解日本與台灣的協議,是否滿足了國府的要求。這樣已經很糟糕了,但是還有更讓人氣餒的,參議院可能通過和約時,加上附帶條件限定必須日本與國府完成和約,美國與日本的和約才能生效,這不只對美國不好,更會讓所有簽約國面臨很大的困難。由於美英兩國對於戰後局勢與國共內戰的看法不同,也就影響到日本對台的態度。
從大陸退到台灣的國府,始終堅持自己代表全中國,蔣中正的信念,卻無法在國際社會獲得普遍的認同,台灣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改變國際社會的態度,在這個背景下,現實的日本自然是一方面順從美國壓力,與國府談判和約,但另一方面接受英國的觀點,不在和約條文當中出現承認國府代表全中國的文字。
1952年4 月7日,日本盟軍總部給國務院的機密報告指出,日本一般認為台北的國府只是個微小的力量,與台北簽和約,日本沒有太多的利益,就算不簽,也沒有多大損失。迫使日本對台北讓步,在有關中國大陸的部分,會造成嚴重的反彈。日本朝野政黨都不太支持日本與台北簽和約,是憑藉著吉田茂個人威望,才能促成開始談判。在日本獲得獨立之前(當時美軍仍占領日本),以及韓戰結束,日方非常不願意對未來的中國政策產生任何偏差的影響,因為承認國府對大陸的主權,這個立場非常明確的不可能為英國所認同。
國府與日方談判多時,最後終於在1952年4月28日完成中日和約簽署,可是根據1950年代擔任蔣中正總統侍從秘書沈錡的回憶,中日和約在台北賓館簽署時,他形容現場地方太小,秩序大亂,首長沒有預訂座位,被群眾擠來擠去,實在不像樣。辦事人員忘了帶吸墨灰或吸墨紙,臨時以草紙及棉花代替吸乾簽字的墨汁,真使日本人看不起,沒有冷氣,天氣悶熱不堪,日本代表團全體穿長禮服,整齊畫一,我們只有外交部長葉公超與禮賓司長王季徵穿長禮服,其他團員都穿便服,據說曾經請撥作禮服經費,但沒有批准,真是可憐,在這件事情上面,戰敗國已經強過戰勝國。
沈錡的感嘆,也正是雙方地位實質的變化使然。國府身為戰勝國,與戰敗國簽和約,卻毫無勝利之姿,反而是藉美國壓力,促成雙方完成簽約,戰勝國因為內部情勢變化,苟延殘喘,朝不保夕,戰敗國卻得助於國際情勢變化,快速地重新站立起來,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
日本在非常勉強的情況下,完成與國府的中日和約談判,解決的戰爭問題,但在這過程當中,國府為了換取日本同意,以及爭取日本承認國府的外交關係,放棄了對戰爭責任的追償,造成了日後許多紛擾,至今無法解決,頻生爭議。
即使與國府簽了和約,在台北成立大使館,派了芳澤謙吉擔任戰後第一位日本大使,但是日本對國府毫無尊重之心,心中充滿輕蔑。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美國駐日大使墨菲在1953年2月16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日本外相岡崎勝男的說法,岡崎懷疑國府有實施大規模登陸大陸的能力,國府只有在美國的協助下,才有辦法實施小股部隊的登陸,在有限的區域內占領五六天罷了。
岡崎說,日本政府相信如果國府對大陸實施大規模登陸,一定會有許多個別的官兵叛逃,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士兵與飛行員,年齡大約在28歲到29歲之間,因為他們在大陸有親人。國府軍隊在大陸許多地方的名聲不太好,因為有很多指控他們在離開大陸時對地方進行勒索。
岡崎甚至在分析國府反攻大陸困難時,引用日本軍隊侵略中國時所遭遇的困難。岡崎表示,日軍占領中國,深入中國領土時,補給問題讓人十分頭痛,他相信國府軍隊在大陸會與日本人一樣不受歡迎。
對於像是岡崎這樣的日本政府首長來說,日軍侵略中國的教訓,居然只是補給困難,讓人頭痛,日軍不受中國人歡等等迎這樣的層次,日本究竟有無對於發動侵略戰爭,有任何反省與醒悟,從岡崎的心態即可得知,不過,日人對於蔣中正反攻大陸的現實點,卻也點出了國府當時的窘況,因為是內戰緣故,許多人被迫來到台灣,難免產生思鄉情緒,從而厭戰,日本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台灣駕機逃回大陸的人也不少,只因兩岸無法找到合理解決內戰的方式,也就讓兩岸分裂持續了幾十年,造就了兩岸不少骨肉分離的人間悲劇。
1953年9月3日美駐日大使館給國務院的日本政情分析機密報告稱,日本政府認為國府偏離現實,蔣中正是一個失去國家與未來的人,日本擔憂美國管不住國府,讓國府單方面行動,將美國捲入戰爭,如果美國被捲入戰爭,日本也難以避免捲入戰爭。這份分析顯示日本不希望台海有戰爭,因為戰爭結果是不明確的,但可以確定會把鄰近國家都拖下水,這是日本極力避免的。
日本對兩岸初期採取政經分離,對台發展政治關係,對大陸發展經貿往來,其實日本內裡的思考始終是一樣的,就是兩岸要保持和平,台灣應由對日友善的勢力控制,至少國府較中共對日本威脅小。根據國務院檔案,1964年12月29日美國駐日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分析日本政情,對於日本總理佐藤榮作有關中國問題的看法,電報中指出,佐藤榮作認為台灣不能被中共拿去,美日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有一致的策略。佐藤榮作也認為,只要蔣中正活著,中華民國就不會放棄代表全中國的主張,日本會維持兩個中國的平衡主張。但是蔣中正死後,就需要一個以台灣獨立為名義的長期解決方案。
這份電報也指出,佐藤榮作比外務省更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非常明顯地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在中國問題方面,最重要的防衛線。佐藤榮作也希望能夠在聯合國抵擋不助壓力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必須找到某些因應之道,他也希望能找到方法避免中華民國與日本斷絕關係。
1964年這時佐藤榮作才剛剛擔任日本總理沒有多久,他對於兩岸的看法其實就是保持兩個中國,若不行維持兩個中國,就搞一中一台,1971年11月30日從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就呼應了佐藤榮作的政策路線。這份電報提到張群訪問日本,佐藤榮作與岸信介都請張群向蔣中正傳達他們的訊息,他們認為中華民國的未來,就要採行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所有主張。
日後在北京積極運作一個中國之下,即使台灣想要搞一中一台,都已經變得困難,不易得到國際社會認同,這是雙方實力對比消長所致。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斷交後,就是原本的一中一台路線,只是無法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差別,但是日本對台態度保持友善,無非就是避免因為對立,促成台灣往大陸靠攏,現在的日本政府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都能保持友善關係,可是日本對台的親善,在中國統一的根本問題上,可能就不是件好事了。

美軍核子彈頭飛彈部隊日本不要台灣要|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與美國在1954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機背景下,雙方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也在1957年開始有配備戰術核彈頭的美軍地對地飛彈部隊進駐台南空軍基地,至今基地外仍展示著當年美軍遺留下來的屠牛士(Matador)戰術地對地飛彈。幾年後,美軍也將戰術核彈儲放在台南基地,直到1970年代為止,美軍在台都有核子武器駐防,但當美國政策轉變,打算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不僅撤出台灣的核子武器,甚至連把台灣放在美國核子保護傘下也不願意,更不允許台灣發展核子武器自保。
政治情勢一夕轉變,人情冷暖,中華民國政府感受最深,華府從尼克森政府開始歷經福特、卡特三任政府,急切著想要完成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正常化,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華民國的存在,變成了台灣問題。美國與中華民國所有的政治承諾,全部在一夜之間毀棄,從最初美方主動表達在台駐防有核彈頭的戰術地對地飛彈,到後來台灣苦求美國以書面向台灣保證,一旦中共犯台,美方要動用核子武器,希望能嚇阻中共犯台意圖,這個要求都遭到美方以沒有必要為由回絕,國際現實就是如此,原來的盟友所提出的承諾都不能盡信。
台海情勢在1950年代當時,詭譎多變,韓戰在1953年經過冗長的談判後停火,這時中共轉換攻勢,將韓戰參戰部隊轉換到台海當面,台海情勢頓時升高,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台海危機,1954年9月3日,共軍對金門發動炮擊。1955年1月18日,共軍攻占一江山,一江山失守後,大陳島失去屏衛,加上台灣海空兵力距離太遠,不及掩護,百般無奈下,國府只好與美國合作,在2月8日至2月11日之間,將大陳島居民與守軍部隊撤回台灣。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背景下,美國主動決定將當時相當先進的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駐防台灣,可用來攻擊大陸東南沿海機場,協助國府遭遇共軍攻擊時,反擊共軍機場。屠牛士飛彈可配備核彈頭,是具有核子攻擊能力的地對地戰術飛彈。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1956年美方內部討論有關派遣屠牛士飛彈部隊到台灣,5月4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發給國務院的電報稱,他相信中華民國必然歡迎這項增加台灣武器的措施,台灣有這樣的部隊,可以在嚇阻中共入侵方面,產生具體的心理價值。當共軍攻擊台灣時,屠牛士飛彈將可有效反擊大陸的機場。
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是美國主動提出,這項計畫原本是要將1957年2月派駐日本的屠牛士飛彈,輪調到台灣,因為美國空軍在還沒有完成與日本政府協商有關屠牛士駐防日本的問題前,就已經對外宣稱屠牛士飛彈駐防日本與台灣,美軍決定在與國務院協商前,先暫停這項計畫。
屠牛士飛彈的核子彈頭,對於曾經遭遇原子彈轟炸的日本來說,太過敏感,尤其美軍才在1952年結束了七年的占領日本,不到幾年又要在日本駐防有核子攻擊能力的部隊,自然引起日本內部的爭論。美國國防部在1956年7月通知國務院,將以配備屠牛士飛彈的第17戰術飛彈中隊駐防日本,17中隊的一個分隊將以臨時任務的方式,駐防台灣,希望國務院提供政治觀點的分析。國防部也告訴國務院,核子武器不會隨著飛彈駐防日本,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卿羅伯森致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葛瑞表達國務院的看法,羅伯森認為,日方對於導入任何擁有核子攻擊能力的新武器,都十分的敏感。對於美國的任何計畫可能引起公眾反彈,日方越來越希望能夠獲得事先徵詢。他建議最好在計畫部署屠牛士飛彈到日本之前,先與適當的日本政府官員徵詢意見。
羅伯森表示,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這會產生良好的效果。除了增強中華民國的防衛能力之外,也能適時提高台灣的士氣。這也能讓其他國家看到美國有決心堅守對中華民國的承諾。也能讓在亞洲的美國盟友對抗共黨擴張時,為之振奮,對於達成這個區域的政策目標,也能夠提供助益。
國務院在1956年8月30日電告美國駐華大使館,通知中華民國政府,美國希望屠牛士飛彈能夠駐防台灣,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同意,雙方將可盡早展開詳細的協商。幾天後,中華民國外交部在9月2日向美國大使館表達同意並歡迎美國在台布署屠牛士飛彈。
儘管台北與華府很快就對屠牛士飛彈來到台灣達成共識,仍然拖延了許久飛彈部隊才來到台灣。1957年2月27日,國防部長俞大維與國務院官員會面,對於屠牛士飛彈的進度,俞大維表示,加快完成屠牛士飛彈的計畫是非常重要的。中華民國政府很遺憾美國軍方過早公開這項訊息,他覺得趕快進行實際的布署是很重要的。他說,美國國防部告訴他,已經批准這個方案,現在正在等國務院的決定。
國務院主管中國事務官員馬康衛說,沒有機構阻止這項計畫,國防部與國務院都同意應該積極推動這項計畫。但仍有一些技術問題要克服。
1957年3月6日,中美雙方政府正式對屠牛士飛彈進駐台灣展開協商,當年下半年屠牛士飛彈部隊開始進駐台灣。不過,第17中隊原本是要派駐日本,因為過早曝光,引起日本國內反對,改為駐防台灣,不過,後來還是有其他的美軍戰術飛彈部隊秘密進駐琉球嘉手納基地。琉球因為地利之便,位在朝鮮半島、台灣與日本本土之間,美軍直到1970年代才將琉球歸還給日本當局,所以在那之前,美軍可以任意將核子武器儲放在琉球。日本NHK製作一部講述美軍在琉球核子武器的紀錄片,其中訪問了美國空軍F-100的退休飛行員諾曼‧巴塔葛立雅(Norman C. Battaglia),這位退休飛行員在琉球接受低高度轟炸訓練(LAB),這是以低空接近,躲避雷達偵測,然後在目標區前迅速爬高投擲核子彈的飛行訓練,當時美軍以硫磺島作為轟炸訓練的場地。巴塔葛立雅告訴訪問者說,他接受的訓練就是用原子彈轟炸上海。
美軍第17戰術飛彈中隊,是美軍第四個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在佛州奧蘭多成立,不久就改換番號為第11中隊,1956年7月1日派往德國駐防。在此同時,1956年6月8日,美軍成立第19戰術飛彈中隊,是第五個屠牛士飛彈部隊,但在6月25日短短17天後,19中隊番號取消,所有人員併入先前的第17中隊。17中隊在派駐台灣之前,從1957年4月10日開始,在佛州卡納維爾角進行密集訓練,同年5月中旬試射完成四枚屠牛士飛彈後,開始調往台灣,11月在台灣完成布署,1958年6月又改換番號為868戰術飛彈中隊。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駐防台灣的屠牛士飛彈部隊是在1962年6月離開台灣。
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期間,屠牛士飛彈並沒有派上用場,因為共軍只有砲擊金門,共軍戰機雖與國府空軍展開激戰,但沒有進犯台灣。不過,美國參謀聯席會為了應變,還是有動用核子武器的規畫,預備在共軍犯台的必要時刻,出動駐防關島的戰略空軍B-47轟炸機,對大陸實施核子攻擊,但是是否動用核武,仍然需要白宮同意才可以實施。
1962年屠牛士飛彈撤出台灣,美國也同時在台灣配置戰術核彈,從1960年1月開始駐防,後來尼克森政府為了打開對北京的外交關係,決定撤出台海的核武器,對中共表達善意,美方儲放在台灣的核彈,從1974年7月開始撤出,同時也開始了美軍在台灣減少活動的開始,直到1979年1月斷交為止。
美國在台布署核武,但不信任台灣,對台灣存有戒心,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1974年4月3日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在履新前,拜會國防部長史勒辛格,史勒辛格告訴安克志,我們必須在撤出戰術部隊之前,先撤出在台南的核子武器,我們不可以讓中華民國政府有採取某些無法預見的行動的誘因或機會
1974年5月1日,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尚未到任,代理館長來天惠為了撤出核武問題拜會行政院長蔣經國,蔣經國說,他知道美國在台有儲放核子武器,由於雙方沒有正式協議,美國自然可以撤走這些武器。但是希望不要公開,一般大眾不會知道這個變化。蔣經國同意美軍撤出核子武器的時候,台灣早已秘密展開研發核武與飛彈。
美國與大陸發展外交關係同時,美國對台的軍事合作關係一直降溫,讓台灣非常憂心。美國與北京建交,到了卡特政府時終於塵埃落定,美國與台北斷絕正式外交關係後,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12月28日、29日兩天,到台北與國府展開協商,對於斷交後諸多的外交、軍事合作問題進行溝通。根據克里斯多福在12月30日發給國務院與白宮的電報指出,參謀總長宋長志向他表達台灣將更迫切需要先進戰機,諸如F-16與F-18,宋長志還進一步要求美國仍將台灣放在核子保護傘下,美國應給台灣書面保證在中共威脅台灣時,美國會動用核子武器。
對於宋長志急切的要求,克里斯多福潑了他一桶冷水,克里斯多福沒有同意宋長志對供售F-16或F-18的要求,他只說,美國會提供防禦武器給台灣。克里斯多福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需要,也不可能提供台灣宋長志所提出的書面安全保重。
宋長志希望美國把台灣納入核子保護傘下,主要還是中共早在1960年代已經擁有核武與地對地導彈,台灣研發核子武器的計畫,又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兩度遭到美國制止,國府憂心暴露在中共的核武威脅,才會向美方提出核子保護傘的要求,不過從1979年華府與北京建交以來,北京雖曾在1990年代因台灣政局混亂引發導彈危機,還不曾明確表態,提出具體威脅對台動用核武。
(圖片為台南的屠牛士飛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