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軍攻台能撐多久蔣中正曾說不超過三天|高靖

文/高靖

台灣遭遇共軍攻擊,能夠支撐多久,歷任國防部長最多的說法是一星期,剛剛卸任國防部長的馮世寬曾誇下海口兩星期,可是曾經是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中正,在大約50年前的1969年當時認為台灣能否支撐超過三天,都是令人懷疑的,希望美國提供台灣F-4幽靈式戰機,加快改善台灣的防衛能力,結果美國不僅拒絕提供先進戰機,還先跑去北京,向中共報告不賣戰機給台灣。
蔣中正晚年對台灣能否抵禦共軍攻勢,憂心忡忡,以總統之尊,不斷對美方低姿態要求對台出售F-4幽靈式戰機,蔣中正對台灣安全充滿憂慮,美方卻認為蔣中正瘋了,腦袋不正常,脫離現實。蔣中正生前念茲在茲的就是要求美國供售F-4戰機,國府在美國國會使盡招數,硬是讓國會討論1971年軍援案時,通過修正案供售台灣幽靈式戰機,對美國行政部門施壓,但白宮依舊在1973年否決了這項軍售案,兩年後蔣中正辭世,沒有看到後來美國放棄台灣的外交關係。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1968年7月17日,蔣中正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7月15日有場會談,蔣中正抱怨國府的防衛能力非常的不足,需要加快改善。美國的軍援中華民國的計畫遠遠低於5000萬美元的水準,他認為太少了,不足夠。蔣中正還低姿態地,親自表達了對幽靈式戰機的態度,他希望下個年度,國府至少能有一個中隊的最新型高性能戰機,例如最近提供給韓國的(指F-4C幽靈式戰機)。
對於蔣中正提升台灣空防能力的要求,馬康衛不以為然,他安撫蔣中正說,F-5戰機非常適合台灣的需求,非常有效,相對而言也比較經濟。蔣中正仍不放棄主張,他說,F-5很好,感謝美國致力於讓國府獲得戰機,但他還是希望重申,給一個中隊高性能戰機領導國府空軍,可以提振軍隊的士氣以及空軍對抗共軍攻擊得能力。
8月3日,馬康衛報告8月2日繼續與蔣中正討論軍援問題,蔣中正又重提前次有關幽靈式戰機中隊的要求,蔣中正分析當時中共已有三項令人煩惱的能力,主要是用來對付台灣,包括短程飛彈,可在台灣海峽有效運用的潛艦,以及米格21戰機,假如國府空軍沒有高性能的超現代戰機加強能力,也就是F-4C,在中共大量製造米格21戰機之下,空權的平衡將傾向於他們,F-5仍然是國府空軍的主力,但它無法與米格21抗衡,他覺得一些高性能戰機,對於提升國府空軍能力,對抗米格21以及威脅,對中共保持嚇阻的態勢,都是很重要的。
蔣中正表示,台灣的F-4C戰機對於所有盟邦的地位而言,都是一個資產,並不只是對中華民國政府有利。他希望國務院與國防部能夠快些決定。
蔣中正的憂心,始終無法獲得美方的肯定答覆,美方不願意深入了解共軍戰力的增長,反而認為蔣中正腦袋不清楚。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8年8月28日白宮國安會幕僚簡金斯寫給國安顧問羅斯托夫(Rostow)的備忘錄,其中指稱懷疑蔣中正是否脫離現實,但這可能不是正確的解讀,所有的報告都顯示蔣中正心智很敏銳,消息靈通,應該是他在這個這個特殊的當口,想要抓住能夠幫助他的東西,而這些是能夠幫助它的東西。所謂蔣中正的瘋狂,其中有某些道理存在,他可能是想要在詹森政府的後期(當時美國總統詹森已經宣布放棄連任),獲得一個引人注目的美國承諾支援,這會讓新政府(1968年11月有美國總統大選)難以忽視。
簡金斯認為,給蔣中正F-4C是沒有意義的,將美國的先進戰機駐防(station)一個中隊在台灣是不智的,我們應該避免任何在台灣會被稱為基地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布署(deploy)幾架飛機在這個區域,短暫而且是間歇的,國務院與國防部會加以研究。
1968年11月的美國大選,共和黨尼克森擊敗民主黨韓福瑞,當選美國總統。尼克森上任第一年,美國的外交政策引起各方揣測,根據國務院檔案,1969年8月8日,馬康衛向國務院報告,國務卿羅吉斯(Rogers)與蔣中正總統8月3日在台北會面的情形。
蔣中正關切尼克森總統訪問亞洲,是否美國想要凸顯,對於某種新型態的自由亞洲國家之間組成的集體安全感到興趣,羅吉斯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國在此時沒有這樣的興趣。蔣中正接著討論美國的中國政策,他問尼克森是否鼓勵中華民國回到大陸,解放大陸同胞,或者只是待在台灣。羅吉斯說,我們不能讓時光倒轉到尼克森的立場是否持續支持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如果以和平方式回到大陸,我們會感到非常高興,但是任何的軍事冒險,都不符合實際。
蔣中正追問美國是否鼓勵中華民國放棄金門與馬祖,羅吉斯給予否定的答案。蔣中正問,美國的政策是否讓中華民國有自我防衛能力,羅吉斯說,是的。蔣中正表示,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想要試圖侵犯大陸,因為沒有這個能力。蔣談完了這些之後,抱怨在中共威脅之下,美國的軍事援助並不足夠,他懷疑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共全力攻打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可能支撐不過三天。蔣中正特別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勝利女神與鷹式飛彈,以及F-4幽靈式戰機。假如這個區域現在有軍事危機,中華民國無法擔負他的防衛角色,美國無可避免地將被深深捲入其中。
台灣支撐不了共軍攻勢三天,蔣中正這般的危言聳聽,美國根本聽不進耳邊,一個月後,反而為了向北京示好,調整了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的任務,然後又否決了國府要求供售柴電潛艦。蔣中正仍不放棄,在華府國會山莊積極運作。根據國務院檔案,1969年12月9日,國安顧問季辛吉給尼克森總統的備忘錄當中,季辛吉說,因為成本考慮,軍援案沒有提供F-4給台灣,這個議題現在浮上檯面,因為眾議院對1971年軍援法案的修正案,要求提供一個中隊F-4給國府,我們實在不知道國府是如何操作,把這個東西放了進去。
季辛吉表示,我們正提升國府空軍能力,我們正在提供國府更多的F-104戰機,可以讓他們汰除剩下的F-86軍刀機,讓國府戰機以F-104與F-5為主。
當時美方內部意見分歧,國防部長賴德支持台灣獲得幽靈式戰機,但季辛吉以尚未與尼克森討論為由,沒有任何決定。這件事情就成了國府與美國雙方不斷交涉的議題,當時的蔣經國銜命訪美,也是談這件事情,美方始終不願放寬。即使到了後來的紡織限額出口美國談判過程,美方願意以供售兩艘潛艦,交換台灣限額出口,卻仍不同意給台灣F-4戰機。
進入尼克森第二任總統任期時,沒有選舉壓力的影響,供售台灣幽靈式戰機也終於有了決定。根據國務院檔案,1973年2月15日,季辛吉又前往北京拜會大陸總理周恩來,周恩來關心當時美國協助台灣組裝F-5戰機的計畫,季辛吉告訴周恩來,有關於提供蔣中正F-4戰機的案子,我們已經拒絕了,這個決定還沒有正式公開,但是他要告訴周恩來已經拒絕台灣的要求了,蔣中正要下星期才會知道這件事情。2月16日,兩人繼續會談,季辛吉告訴周恩來,美軍隔年要撤走台灣兩個中隊的F-4,這些飛機也不會移交給台灣。
美國不賣戰機給台灣,居然北京比台北先知道,當時的局勢對台灣真是不利,季辛吉如此操作,也無非想要拉攏北京,加速雙方建交時程,但是事與願違,一年後,尼克森因為水門案請辭下台,與北京建交的時程,也就因此延擱到了卡特總統1976年當選之後。
美國放棄台灣的過程當中,內心還是充滿糾結,國務院檔案當中有一份1973年2月1日尼克森與季辛吉的談話記錄,當時季辛吉即將前往北京拜會周恩來,對於與台灣斷交,季辛吉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希望蔣中正到那時候已經離世了。季辛吉也在1973年3月2日,向尼克森總結了他到中國大陸的訪問情形,季辛吉在報告的最後,寫下了一句話,我們很少有朋友像台灣盟友這樣正直。季辛吉前往大陸前後的兩段發言,都顯示他內心對台灣的同情,但是站在美國戰略利益的立場,仍不得不改變對台灣的關係,至於蔣中正晚年遭逢美國外交難堪,也許因為當時身體情況慢慢惡化,對於國家的一切已是有心無力,只能倚靠剛剛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

國府遷台初期美國扶植親美勢力策動國府內部權力鬥爭|高靖

文/高靖

美國自許民主先進國家,但經常藐視其他國家的尊嚴與文化,藉美援介入他國內政,強壓對方接受美方要求,積極培養親美勢力,為美國利益服務,罔顧其他國家的自主。國府因內戰失敗遷移台灣,風雨飄搖之際,美國從暗中推動台獨與國際託管,轉為棄台灣於不顧,卻又不放棄介入國府內政,與吳國楨合謀,與蔣中正進行政治鬥爭,展開軍事與政治方面的奪權。
美國不言而喻的壓力,迫使蔣中正信任的台灣省主席陳誠下台,改由吳國楨取代,在軍事方面,也逼迫同樣是蔣中正信任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彭孟緝下台,改由孫立人控制台灣的軍事。這一切的權力鬥爭,都是以美國要求國府進行改革為名義進行,迫使蔣中正暫時切割自己寵信的人馬,先安撫美方要求,等情勢穩定後再圖補救之道。
這也正是吳國楨、孫立人在1950年代先後遭到國府當局整肅的前因,美國藉著培養親美勢力,分化國府內部,吳、孫兩人後來的難堪下場,多少也有些咎由自取,過度靠攏美國,造成國府內部很大矛盾而不自知,蔣中正若放任這種情況,台灣必然無法安定,台灣能避免如南越政府在越戰時的混亂,與蔣中正排除異己,清除美國扶植的親美勢力,鞏固國府統治有很大關係。
蔣中正還是老謀深算,他在台灣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由陳誠擔任長官,負責大陸東南沿海與台灣的軍事,孫立人僅為副長官,軍事方面,陳誠仍握有主導,1949年10月的金門戰役,如果沒有陳誠將廣州的胡璉部隊調離,運往金門地區,戰況可能有所不同。其他在大陸仍由國防部指揮的部隊,多剩下殘兵敗將。國府僅胡宗南、宋希濂部保有相當實力,他們效忠服從蔣中正,並不接受國防部指揮,也多在1949年下半年在大陸西南地區遭到追擊共軍消滅。
在共軍攻陷廣州後,國府前景黯淡,包括蔣中正、李宗仁、白崇禧等國府各方勢力,都希望爭取美國援助,李宗仁派了甘介侯到美國求援,蔣中正方面除了原本就在美國的宋美齡之外,又加派了國防部次長鄭介民到美國求援,但都沒有得到美方積極的回應,不過,美方這時把關切的重點,已經轉移到台灣,希望能促成國府的內部改革,確保台灣在軍事與政治上的安全,而美方所謂的改革,不過是扶植親美勢力,排除蔣中正的人馬,這恰巧又與國府內部的權力鬥爭,有了重疊關係。
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1949年11月6日,回到美國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蔣中正派來美國的國防部次長鄭介民會面,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了這場會面,他說,鄭介民給他的印象是代表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到美國,藉著孫立人名義,為爭取美國援助,進行最後絕望的努力。鄭介民傍晚發了一封很長的電報給蔣中正,報告這次談話內容,並且向蔣中正建議任命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
對於吳國楨的人事建議,司徒雷登認為,這很可是能起因於他不斷詢問鄭介民有關台灣省主席陳誠的情況,同時司徒雷登也向鄭介民提到美方如何重視吳國楨。
司徒雷登與鄭介民會面時,也請了當時擔任國務院東亞事務顧問的海軍中將白吉爾參加,司徒雷登先離開,留下鄭介民與白吉爾會談,白吉爾也提到了吳國楨的問題。
從司徒雷登的報告看來,過去外界以為是白吉爾促成國府決定以吳國楨取代陳誠,其實可能不只是白吉爾,司徒雷登的態度也讓鄭介民感受到壓力。
吳國楨從上海市長任內,就與美方往來密切,是親美派的國府人士,早在1948年下半年,吳國楨就積極奔走,要將上海交給西方人,以避免共軍對上海造成混亂,吳國楨身為中國政府官員,卻希望運作西方勢力,介入中國內戰,爭議不小。
親美的吳國楨來台後,仍然與美方保持密切聯繫,經常主動向美方說明國府政局。1949年11月14日,美國駐台總領事麥唐納電報稱,與吳國楨在11月12日見面,吳國楨提到孫立人的努力受到老將的阻擾,吳國楨被問到誰表現最差,誰最應該離開的問題,吳國楨說,陳誠。吳國楨還表示,如果有需要,他願意擔任台灣省主席。
麥唐納表示,先前與吳國楨的談話當中,吳國楨曾經透露,蔣中正問他與王世杰,是否美國給的備忘錄,意思是要換陳誠,如果是這樣,就要告訴陳誠,陳誠也表達意願請辭。
麥唐納認為,根據吳國楨的說法與先前的有關蔣中正願意配合美國要求的報告,蔣中正應該開始準備更換新的省主席。但是根據我們的分析,除非蔣中正保證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讓孫立人成為台灣最高的軍事指揮,否則無法達到原先要求國府完成改革的目的,減少目前龐大的組織機構,移除老將與政客的影響干預,雖然幾個月前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但是現在卻變得可能了,但我們認為如果不由透過直接與華府的中國大使館進行接觸,這可能也不會成功。
麥唐納分析,因為吳國楨、孫立人與美國的利益一致,只有用吳國楨取代陳誠,消除彭孟緝,以孫立人取而代之,再加上美軍顧問來台露臉,就可以為在這裡的台灣人與大陸人注入新的希望與生命,消除軍民的失敗主義,而不需要其他額外的美國援助。這樣的安排,也可以更大地分開台灣與大陸的責任。
果然在美方軟硬兼施下,國府不得不對美國低頭,讓美國勢力決定台灣省府主席人選。12月7日,吳國楨告訴麥唐納,國府請他擔任台灣省主席,他相對地提出三個但書,一,他要建立真正民主形式的政府。二,他自己挑選官員。三,可以控制國家與省府機關。四,參加所有軍事會議。
吳國楨說,如果未來幾個月內,美國的援助可以到來,孫立人就可以完全控制地方的軍事,吳國楨希望美國能接受改變為正確方向的第一步,並且給予可能的援助,而且對於關切的事情能有所指引。
美中雙方的角力並沒有因為任命吳國楨而結束,因為顧慮美方援助中國的態度始終不明確,國府內部想先探探美方的底細,故對吳國楨的台灣省主席人事案,又耍了個小花招,吳國楨看起來一心想要這個省主席的職位,不顧身為政府官員的顏面,又主動跑去找美國人乞求援助,這時讓人看到身為政府官員的氣節,吳國楨居然為了想當省主席,跑去要美國人趕快援助。
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2月14日,美國駐台領事使艾德加向國務院報告,12月13日吳國楨來見。吳國楨提到因為王世杰、陳誠等人反對,他的附帶條件沒有被接受,蔣中正只肯給他代理省主席的名義,限他一個月內爭取到美援。如果吳國楨能夠成功,便能獲得他要求的全部的權力。吳國楨詢問美方,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可能在一個月內獲得美援。
艾德加說,這種誘出美援的方法,與最近美國備忘錄表達的要求不同,因為中國政府仍未採取行動建立一個有效能的政府,尤其最近還從海南島把劉安祺的部隊調回台灣,許多沒有用的大陸官員也來到台灣。蔣中正只在乎美援,而不是從根本改革,台灣現在需要的不是美國的物資,是美國的道德支持,只有鮮明的改革,才能有美國的道德支持。
這個艾德加的說法,主要是因為當時美方反對大陸人繼續來到台灣,軍隊也不該繼續移往台灣,因為台灣資源有限,無法支持這些人。美方的態度無非自以為是,完全無視內戰造成的混亂,使許多人流離失所,逃難來台也是迫不得已,至於美方這樣的看法,多少起源於先前將台灣與大陸二分,有意推動台獨與國際託管的思想有關。
吳國楨告訴艾德加說,如果他承諾改革,是否可能獲得國務院同意援助,當場艾德加潑了吳國楨冷水,對於美援完全沒有具體回應。吳國楨說,他會電話通知蔣中正,他不接受台灣省主席的職位。
吳國楨認為拿不到美援,台灣省主席就可能幹不下去,只好不幹這個位子,因為吳國楨不想接受職務的態度,讓國府感到事態惡化,尤其當時大陸軍事惡化,國府僅餘的西南地區,四川已經被共軍占領,雲南情況岌岌可危,台灣的問題必須加快討論解決,就算和緩美國對國府的壓力也好。吳國楨表明要向蔣中正放棄台灣省主席職務的同一天晚上,國府高層進行了密集的討論。
艾德加在12月14日另有一份給更新情勢的報告送交國務院,艾德加說明14日當天上午,吳國楨從蔣中正處直接趕過來,說明經過一整晚的討論,蔣中正說服大家接受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並且接受吳國楨提出的附帶條件,同時希望能夠立刻宣布這件事情,行政院長閰錫山保持中立,王世杰轉而支持吳國楨。吳國楨表明希望能參加軍事會議,要藉由這個機會影響軍方,但他對能否推動軍方改革有所保留。吳國楨也要求蔣中正下令更換彭孟緝。
吳國楨在美國暗助下,順利擠下陳誠,開始延攬台人進入省府工作,但是吳國楨卻因為不熟悉台人生態,這些人事安排也造成台人圈內不同的正反意見,反而又在台人圈內引發爭議。當時美國援助不僅沒有很快到來,美國駐台外交人員還不斷提醒國務院台灣情況不穩,可能在1950年年中,中共大舉犯台,
歷史在這時又起了大變化,韓戰1950年6月爆發,美國為了阻遏共黨勢力擴散,援助又再次來到台灣,進入1950年代後,國府逐漸穩固了美方的支持,吳國楨、孫立人也相繼在國府內部的權力鬥爭下垮台,吳孫兩人皆因美方受重視,也因美國過度干預國府內部而垮台。

國共內戰親美市長吳國楨將上海讓給外國人管理|高靖

文/高靖

在中國的西方人潛意識裡,總把中國當成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即使到了1948年、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海軍將領藉口為了中國經濟著想,要國府找美軍合作,由美軍維持上海的法律與秩序。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也不爭氣,在國共內戰前途未卜之際,信心動搖,找洋人搞上海國際化,希望用西方人的部隊維持上海秩序。國共雙方也都在上海的國際社區相互角力,爭取洋人認同。
美國政府最後確定他們的政策是不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使得吳國楨上海國際化的想法無法成真,1949年4月共軍渡江占領南京後,5月就把上海的國府守軍打跑了。1949年初國府軍隊在徐蚌會戰被共軍全殲後,國府為了如何因應共軍未來攻勢,內部意見分歧,
代總統李宗仁力主憑藉長江天險,與共軍一戰。擔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實際握有龐大兵力,在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幕後策動下,主張防衛大上海,不守長江,國府已是未戰先分裂,蔣中正的策略只是爭取時間,將上海的黃金等運往台灣。
上海是19世紀在中國與英國簽署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當中,因為英方要求五口通商,向西方人打開了門戶,19世紀中國發生太平天國之亂,清政府自顧不暇,上海由西方人集資成立傭兵部隊,號稱常勝軍,後由英人戈登指揮,防衛太平天國部隊攻入上海,成功擊退太平天國的部隊,可說是開了上海軍事防衛國際化的先河,但是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歷經抗日戰爭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銷西方國家在中國領土上的租界,開始萌生強烈的主權觀念,吳國楨與國民黨卻為了內戰,反其道而行。
吳國楨立場親美,後來到了台灣,背後藉美國外交勢力撐腰,在國府內部奪權,爭奪台灣省主席職位,是個美國幕後支持的野心勃勃政客,與蔣經國的權力鬥爭失敗,遠走美國,自此未再回到大陸或者台灣。
根據1949年11月23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麥唐納向國務院報告,引述吳國禎說法,吳國楨在1948年的夏天就認為中國大陸守不住了。
顯然吳國楨對於國共內戰發展早早就失去信心,1948年夏天東北遼瀋戰役仍未開始,徐蚌會戰尚未發生,國共雙方相持之下,雙方軍力對比國府仍有相當優勢,吳國楨卻對內戰發展毫無信心。國府軍隊在東北戰役遭到共軍圍殲後,吳國楨對上海未來的安危感到憂心,卻不是運用政府的力量,而是跑去找美英勢力,推動上海國際化。
1948年11月9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John Cabot)送交國務院的報告,其中提到美國海軍西太平部隊司令官白吉爾(Badger)提到有關派遣美軍到上海的說法,白吉爾認為,上海有那麼多的國際利益,中國政府沒有理由,在情況發生時,不去找美國海軍與陸戰隊的合作,以維持這個偉大城市的法律與秩序。如果為了上海在未來中國經濟扮演的角色,透過促成國際協議,宣布為開放城市(不設防),免除對戰爭的憂慮,這樣也是不錯的。
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1月29日,吳國楨就打算放棄上海了,卡伯特向國務院報告,吳國禎請他面談,吳國楨主動提到,如果事情的發展到了必要的時刻,將上海的權力轉移給共黨的程序。卡伯特引述吳國禎說法,雖然徐蚌會戰還沒有結果,但如果情勢發展對國府不利,很快就會出現這個問題。吳國楨說,市府官員,尤其是警察,不會待到共黨接收上海,他們幾乎可以確定會遭到清除,如果他們離開了,上海會出現相當程度的混亂,危及美國人與美國的利益。吳國楨也已經與怡和洋行的英商柯世威(John Keswick)討論過這問題。
柯世威與中共周恩來有交情,能與中共對話,抗戰期間也曾在重慶負責中英雙方有關特種作戰行動的聯絡工作,有軍事背景,加上有怡和洋行的強勢背景,對英國具有相當影響力,這可能是吳國楨找上柯世威的原因。
吳國楨建議,藉由國際行動,可以避免這種混亂,他根據自己的權限,提出經由某種的國際協議,國際部隊在上海登陸,在這個臨時的階段,在國民黨撤走,轉換權力到共產黨時候,能夠確保秩序。吳國楨不是要求美方單一片面的行動,吳國楨主張的是由英、法、蘇聯組成的部隊,在上海登陸。
卡伯特告訴吳國楨,他非常懷疑美國是否會同意為了維持上海的秩序,讓美國軍隊在上海登陸,而且還有許多實際上的困難,包括如何確保國際協議的達成,以及相關的時機問題。他認為如果不出動美軍,美方可參與確保權力有秩序轉換的國際行動,但是吳國楨堅持軍隊是有必要的。
12月2日,卡伯特向國務院報告,英國大使史蒂文生告訴他,吳國楨與柯世威的談話內容,吳國楨希望在上海成立外國人組成的委員會,暫時管理上海,將上海有秩序地移交給共產黨。吳國楨希望柯世威領導這個委員會,建議英國派部隊到上海維持秩序。史蒂文生告訴柯世威,反對由外國人成立上海委員會,中方應該自己成立這個委員會,也反對派英軍到上海。
儘管美英官方都對派遣部隊到上海持反對態度,但是上海當地美英僑民仍保有過去的殖民心態,卡伯特12月7日向國務院報告,美國海軍對於出兵維持上海秩序很冷淡,因為至少需要3500人的兵力。史蒂文生也告訴吳國楨,英國不介入這件事情,可是無法阻止英國僑民成立志願團維持秩序,但史蒂文生認為這會造成嚴重的紛爭麻煩。至於美僑社區,卡伯特稱,他們希望美國陸戰隊在上海保護他們,但他已經用很明確的態度向他們表達反對。卡伯特也提到,他不相信黑社會幫派能夠維持上海秩序,也不認為黑社會有足夠力量阻止共軍進入上海。
卡伯特早在幾周前的11月14日給國務院的報告曾提到,國共雙方勢力曾間接與他接觸,國民黨與上海聞人杜月笙(有幫派背景)最先向他保證,能夠控制當地情勢,南京政府也支持他們的計畫,他們也提議開放美國救援船進入長江,做為推動美國配合的策略,並由上海志願團成立國際警察部隊維持秩序。
在香港的民盟成員章伯鈞,派出代表傳達共黨訊息,共黨接收上海時,會保證美國人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共黨同意上海國際化,但是所有的國民黨份子都必須清除。
卡伯特說,他告知雙方,美國政府沒有帝國主義的想法,不會接受上海國際化的計畫,同時對於不介入中國內政,保持堅定的立場。
吳國楨想要把上海交給西方人的想法,在美英顧慮可能被當成帝國主義復甦的憂慮下,以及擔心共軍可能把上海的責任全都扔給西方國家,上海終究回到19世紀由西方人保衛的年代。
即使已經是20世紀,當時上海的西方人,完全不理解中國的情勢,才會想要組成志願團介入中國內戰,卡伯特後來接受杜魯門總統紀念圖書館的口述歷史訪談,他描述共軍攻占前的上海,他說,上海的外國商人非常討厭國民黨,當上海取消租界時,這些商人許多過去舊有的特權,都被國民黨取消,當然這裡也有許多貪污腐化。國民黨堅持平等條約,他記得上海報紙用一整版的評論批評與中國簽訂平等條約這件事情,商人都希望保留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他們就是無法理解,中國已經是主權國家,中國人與美國人都是一樣平等的,但這些商人就是討厭國民黨。
卡伯特記得非常清楚場景,上海被共軍攻占後的隔天,美國商會舉行每周例會,他是以榮譽會員身分參加,那些商人一個接一個站起來發表談話,表達他們多麼歡迎共產黨的到來,以及那些可怕的國民黨被趕跑了,是多麼棒的事情。他告訴這些商人,請注意,你們根本不知道你們碰到了什麼事情。接著這些商人討論要發給杜魯門總統的電報,語氣應該如何強烈,表達現況有多麼好,以及希望美國不要繼續援助蔣中正。
他盡可能地向這些商人表達抗議,但這些商人吵來吵去,所以延後了發電報這件事情,等到再要討論時,共產黨開始查封財產,他們才知道他說的是對的。但是美國政府的確收到來自天津的美國商會同樣的電報,他還很擔心這是從上海發出去的,後來才知道是天津發的電報。
卡伯特說,上海有許多白俄人,1949年4月時,我們試著將他們送出上海,移往菲律賓,他記得有一位醫生決定留下來。當共軍開始攻擊上海時,他搬入格林郵船大樓(現在上海外灘28號,抗戰時為日軍占據,戰後由美國海軍接管),美國海軍匆忙地放棄這裡,我們在這成立總領事館,當共軍靠近河岸時,可以聽到窗外的各種槍聲,實在不是很愉快的經驗,共軍占領上海前兩天,看到很多帆船張著大白帆開走,隨時都可以聽到飛機飛走,人們與船隻都在那時離開,海軍離開時,還遺棄了大約價值100萬美元的裝備,我們撤走了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只有攸關美國利益的人才可以留下來。
卡伯特記得上海被共軍占領前,有一天去英國俱樂部,經過一間銀行,看到他們把許多捆鈔票塞進卡車,這些鈔票在當時已經不值錢了,但這也正是處理這些鈔票的日常方式。第二天一早,接到上海郊區打來的電話,說共軍已經來了,但是通訊仍然維持的十分好,真是很特別的感覺,我們在大樓裡有無線電系統,可以立即與世界各地聯繫。中午時分,共軍接近格林郵船大樓,國府軍隊在蘇州河前設了路障,防守著橋梁,我們從窗戶看到部分國共雙方戰況,國府軍隊先是打死了我們窗下的一些共軍,接著共軍帶著迫擊砲來,大約24小時候結束了這場衝突,我們大樓旁有迫擊砲射擊,對方用榴彈發射器還以顏色。
卡伯特猜測後來共黨對美國商人態度轉變,可能是當時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原本要以訪問燕京大學的名義,前往北京,藉機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面,卡伯特支持這個安排,可是國務院禁止司徒雷登與他們見面,後來共黨對美國人的態度就很不同。
上海從開埠以來,因為西方商人大量移居,促成上海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特殊地位,許多久居上海西方人,到了抗戰勝利後,仍不能理解中國地位已經改變,是平等國家,不是西方殖民地,想要介入中國內戰,或者不滿國府當局維護主權。國府官員如吳國楨,不能保持立場,拱手將上海讓與外國勢力控制,表面上是藉西方人維持秩序,其真正想法也許揣測共軍害怕得罪外國人,不敢進上海市內,雖然是戰亂時期權宜作法,也顯示國府官員的無能,或者挾洋自重,吳國楨這樣的高官,果然到了台灣又挾洋自重,爭權奪利,造成國府更大的風波。

美國官員偏見與國府應變混亂影響美國援助內戰|高靖

文/高靖

國共內戰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分裂命運,國共雙方在1947年到1948年之間轉換了彼此的地位,1949年徐蚌會戰則是決定了國府的敗亡命運,在戰事推進過程中,美國軍援國府舉棋不定,讓國府士氣受打擊,也暴露出某些美國官員的主觀偏見,造成美國不能堅定支持國府,再加上當時蔣中正忙於競選總統,似乎忘了戰爭仍在進行,這些都與國府的失敗有很大關係。
國府先是受制於1946年的美國軍火禁運,影響到部隊作戰與裝備的後勤補給,又因政府財政困窘,無力在美國商購軍火,只能期待遲遲不來的美援,以致東北戰事頻頻失利,1948年初在美國駐華大使館敦促下,華府當局才發現問題非同小可,開始積極協助國府取得美軍剩餘物資的彈藥,可是行政程序耗時,往往緩不濟急,尤其國府在戰事急轉直下時,緊急向英國採購淘汰當廢鐵拍賣的戰車,美國卻橫加干預,延宕大半年,等到共軍都度過長江,攻陷南京,國府仍然無法獲得美國同意將這批戰車轉運到台灣。
從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可說是國共內戰過程中,國府逐漸由盛而衰的轉折階段,共軍在東北發動秋季與冬季攻勢,將東北的國府軍隊困在長春、瀋陽、錦洲等處,喪失戰場主動。共軍在林彪指揮下,分別在1947年9月14日到11月5日,發動秋季攻勢,接著又在12月15日到1948年3月15日,發動冬季攻勢,國府守軍處處被動。
這個時間,也正是蔣中正積極籌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前後,蔣中正忙著應付國府複雜的政局,還要煩惱東北的戰事,在1948 年5月20日蔣中正就任總統後,東北局勢惡化。蔣中正希望挽救東北,在秋季與冬季戰役前,蔣中正發現東北戰事不如預期,對東北地區政軍人事進行調整,撤換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東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長官杜聿明,改派陳誠兼東北行轅主任,將東北保安司令部併入東北行轅。陳誠到任前,正是共軍展開秋季攻勢前,陳誠雖然力圖改革,掃除貪腐,但國府軍隊積習已深,共軍發起的兩場攻勢,讓國府飽受壓力。
共軍秋季戰役是針對瀋陽與錦州,以及長春與四平街之間的鐵路交通展開襲擾,尤其是在山海關、營口、瀋陽之間,以及瀋陽與四平街之間,以及四平街與長春、吉林之間的攻勢,讓瀋陽、長春、吉林在即將到來的冬季,可能會無法順利運送取暖所需的煤,國府被迫出城應戰,也給了共軍逐次消滅國府軍隊的機會。
共軍冬季攻勢的最後階段,在1948年3月攻占四平街,四平街地位關鍵,從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國共雙方歷經四次會戰,戰況慘烈,國府失去四平街後,長春與瀋陽間聯繫斷絕,長春已成孤城。蔣中正在冬季戰役結束前,1948年2月12日,改派衛立煌接替陳誠指揮,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但是情況仍然充滿悲觀。
當時蔣中正對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抱怨,東北的災難,都是美國的責任,如果國府最後失敗了,那不是俄共或中共的原因,是美國在國府迫切需要援助的時候,沒有兌現承諾的援助。
抱怨儘管抱怨,國府本身也有問題,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2 月26日,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白德華(Butterworth)告訴中國大使館公使譚紹華,對於中國的彈藥出口禁運,早在1947年5月解除,可是直到9月他與中國大使館武官皮宗敢談到此事時,中方並沒有表現出要向美國買武器的意願。
美國認為是中國政府不買武器,並非美國不允許賣武器給中國,但是中國政府因為連年戰爭,財政困窘,就算美國解除國府在美國軍火市場購買軍火的管制,但是國府缺錢,只好等待美國援助。至於遲到9月才向美方表達採購軍火,可能與共軍發動秋季攻勢有關。
中國在進入20世紀以來,幾乎是連年的軍事衝突,國家建設屢屢受到戰爭影響,工業能力也不易建立,八年抗日戰爭才過,國共內戰又起,國府自行生產軍火能力不足,只能倚賴美國延續軍事能力,1948年1月26日,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告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因為缺乏美國零件,國府軍隊的3000輛美國卡車動彈不得。要在一般市場採購零件,是美國軍援的10倍以上價格。
葉公超的說法,將當時國府工業能力不足,軍方後勤補給落後,以及政府財政困難的窘況,充分地顯示出來,美方後來並沒有同意提供國府這3000輛卡車所需要的零件,這些卡車很可能就此報廢。
不過,美國內部有批支持中國的國會議員,在他們努力之下,1947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經濟援助中國2770萬美元,美國政府指派巴大維少將擔任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這時共軍開始秋季攻勢,早在這之前,美方對於國府彈藥需求,已在太平洋地區找尋美軍庫存,設法改列為軍用剩餘物資,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轉賣給國府,不過,這個過程卻耗時許多月。
美國援助國府時間延宕,有些原因出在國務院官員阻撓,國務院與美軍是兩種面孔,1947年8月7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林沃德(Ringwalt)給國務院備忘錄,說明他與譚紹華討論軍援中國的問題,譚紹華表達中方為了時效,希望能從美國政府的庫存當中採購,但是林沃德潑了冷水,他以推託的態度說,他沒有協助國府從美國政府採購彈藥的權限。林沃德在譚紹華離去後,建議國務院不要回答中國大使館的請求,如果對方一定要給個答案,那麼就告訴國府,美國現在沒有可以滿足國府需求的彈藥庫存。
林沃德說的不是實情,他是故意無視於國府的軍事需求,因為美軍後來在美國國內,以及太平洋的馬里亞納群島、琉球、夏威夷等地,的確找到彈藥提供援助國府。林沃德曾在杜魯門總統紀念圖書館的口述歷史訪談當中,表達出對蔣中正濃厚的偏見,林沃德以「蔣中正是個頑固的老混蛋」( he was a stubborn old son of a gun),以及蔣中正很笨等,形容蔣中正,他還引用史迪威的說法,當史迪威不叫蔣中正混蛋的時候,就叫蔣中正「花生」(The Peanut)。
中國大使館碰到這樣充滿偏見與傲慢的國務院官員,真是難以溝通,對方也無意幫忙,還建議國務院對國府扯謊,這樣傲慢官員在美國政府不在少數。司徒雷登在1948年2月7日給國務卿的電報,以比較客觀的角度說明美國必須援助國府的立場。司徒雷登認為,國府失去東北,就有可能是促成軍事總崩潰的因素。巴大維也同意這個看法,就是美國現在支援國府維持在東北的局面,遠比往後協助國府取回東北要便宜許多。
司徒雷登表示,我們理解國務院不願意捲入中國的軍事處境當中,但是我們早已捲入國府的失敗,而且美國的優勢地位受到損害,尤其東北的國府主力有五個師是接受美國訓練與美國裝備。除非我們趕快提供軍事援助,讓國府得已因應在東北遭遇的立即而實際的情況,如果國府的軍事情況惡化到危及國府的存在,這時再來援助,就是浪費了。
1947年年底到1948年初的東北冬季戰役期間,美軍積極協助國府找尋可用的彈藥,1948年1月23日陸軍部長羅雅爾(Royall)寫信告訴國務卿馬歇爾,美軍有庫存彈藥可以援助國府,這封信戳破了林沃德的謊言。羅雅爾指出,陸軍與航空部隊可以提供給國府的剩餘物資彈藥,馬里亞納群島(塞班島、天尼安島)6500噸,太平洋地區有1萬3000噸的各種大小炸彈。
2月24日,羅雅爾再次去函馬歇爾,說明詳細供給國府剩餘物資彈藥的具體情況,1月7日已經從塞班島移交國府3864噸彈藥,其他包括馬里亞納群島、夏威夷、琉球,還有5萬9462噸彈藥完成手續就可以提供。另外,2月3日陸軍部同意896.41 噸的砲彈可以提供給國府。夏威夷有1萬6266噸彈藥可以移交國府,1266噸已在1月19日列為剩餘物資,2月11日將剩下的1萬5000噸彈藥也列為剩餘物資。琉球的彈藥約有2萬7500噸,但是這些彈藥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的檢視才能確定。美國國內有650萬發五零機槍子彈,可以先由庫存提供給國府,再由國府向生產商歐林工業(Olin Industries)購買同數量子彈歸還美國庫存。
衛立煌頻頻透過美國駐瀋陽領事館向馬歇爾求援,東北戰況也的確對國府非常不利,馬歇爾這時也認為應該要協助國府,他在3月1日給羅雅爾的信函說,他相信應該盡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決定那些列為剩餘物資,讓這些補給與設備可以提供給中方使用。
當美方開始積極協助國府獲得彈藥時,國府早已接連在秋季戰役與冬季戰役失利,東北只剩下三個孤城,情勢岌岌可危。美國的行政官僚程序造成不少延誤,2月26日譚紹華拜會白德華,譚紹華抱怨,國府取得彈藥的努力,被毫無必要的冗長協調程序給耽誤。歐林工業的合約(五零機槍彈採購),早在1947年12月9日已經簽約,卻遲遲到1948年2月25日下午4時才放行。
美國的官僚拖延,固然是個問題,國府自己毫無頭緒一團亂,也造成影響。羅亞爾2月 24日給馬歇爾的信中提到,原本國府派船到塞班島,預計1月30日將彈藥運走,但是到了2月3日國府的運輸船都沒有出現,直到24日也沒收到有關國府運輸船抵達的任何報告。
3月4日,馬歇爾給司徒雷登的電報,更透露出國府上下一團亂的情況,馬歇爾告訴司徒雷登,中國大使館已經接到通知,可以協商採購夏威夷與太平洋地區的剩餘物資彈藥,儘管中國大使館不斷要求提供剩餘物資彈藥,美方也透過非正式管道,事先提醒中方所要求的彈藥有可能同意提供,但是中國大使館現在卻表示,沒有中國代表獲得授權可以與美方協調採購夏威夷的彈藥,中國大使館正在請求指示,馬歇爾請美國大使館敦促中國政府盡快採取行動。
國府與美方來往爭取了半天的剩餘物資彈藥供給,等到美方拖延許久同意後,國府卻無人出現完成最後的採購談判程序,蔣中正當時又要應付東北戰局,還要運作國民大會推舉中華民國的第一屆總統,可以想見他可能無暇注意這些程序問題,但是國府外交部、國防部等,也不能及時應變,令人百思不解,從國府內部運作混亂,決策輕重緩急不分,也就不難想像幾個月後,東北國軍全數被共軍消滅,只有極少兵力從營口乘船脫逃,實在沒有令人意外之處。

難堪國府低聲下氣向美國借錢打內戰|高靖

文/高靖

台灣的民進黨政府當局擺明了向美國一面倒地靠攏,其實對於台獨政府而言,這不一定是萬無一失的策略。國府在國共內戰期間全面仰賴美國,下場就是只能看美國臉色,不能貫徹剿共軍事目標,屢遭美國政治箝制,當美國禁運國府軍火,國府軍隊與共軍作戰時就綁手綁腳,所有裝備零件全靠美國提供,幾千輛卡車就這樣動彈不得,國府最後淪落到向美國借錢貸款鑄造銀元發給部隊,鼓勵官兵作戰,遭到美國婉拒,可說毫無國格可言,台灣的民進黨政府以為靠美國就能高枕無憂,那是完全不知道美國只有自己的利益。
1956年11月,美國參議院為了調查過去十年當中,美國政府官員的不當作為,造成美國國際地位衰退,舉行了一場聽證會。這場聽證會當中,對國府非常友善的退役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親自陳述美國如何在國共內戰期間,以禁運美國彈藥軍火給國府,施壓國府停火。
柯克說,在中國的美國代表(指馬歇爾)強迫國府接受停火,1946年8月國府因為不同意美國代表的要求,美國實施全面禁運軍火,停止提供彈藥與軍械給國府軍隊。這項禁運持續了十個月,直到1947年5月解除,但是,事實上拖延的更久。
柯克表示,在1946年8月或者9月的時候,馬歇爾告訴他,因為武器禁運,我們可以是先武裝了國府的軍隊,然後又解除他們的武裝。
柯克引述馬歇爾的話,旁人馬上能夠理解馬歇爾那種傲慢心態,因為從抗日戰爭期間,美國協助國府換裝美式裝備,雖然提升了部隊裝備現代化,但是因為國府自己缺乏軍事工業能力,部隊後勤補給從此只能仰賴美國,這種軍事上的依賴,也就使得國府在政治上維持自主的空間,無形當中縮小了許多。
當時國府在四川雖設有兵工廠生產彈藥,但是以當時中國的條件來說,連生產彈藥所需的原料火藥都沒有,自然無法生產彈藥,這些火藥也需要向美國採購。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12月23日從南京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提到四川六個兵工廠因為缺乏火藥,無法生產彈藥,導致工廠閒置。當時的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向美方表明,國府只剩下200萬發五零機槍子彈,以當時瀋陽情況,這些彈藥根本不夠應付太久的局面。美國軍火禁運,國府在政治上受制於人,導致與共軍的軍事作為也多所顧忌。
美國禁運軍火期間,國府在歐洲設法採購軍火,但都受到美國駐外使領館人員的政治阻擾。直到1947年上半年解禁後,國府必須從美軍在太平洋島嶼遺留的彈藥當中,四處找尋合適的彈藥,還要經過美國一番冗長的行政程序,將這些軍品轉為軍事剩餘物資,國府才能以較便宜的價格購入,這些事情拖拖拉拉許久,國共戰事的主動與優勢,也慢慢轉移到共軍方面,到了內戰後期,國府軍隊的慘狀,以今日的條件簡直是無法想像。
國務院公開檔案中,有1949年3月29日中國駐華府採購團李上校提到的一些看法,這位李上校認為,現在中國軍隊的重大缺失是心理上的,士氣低落與缺乏戰鬥意志非常明顯,通貨膨脹使得他們的收入減少,或者變成沒有收入,部隊沒有足夠的伙食,士兵知道他們的家人正在挨餓。中國除了需要經濟援助之外,同時軍隊也需要補給食物與裝備,這個軍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經濟合作總署的援助,只限於一般平民,這不會改變目前的情況,美國的經濟援助必須把軍隊都包括進去,除了裝備與訓練之外,還需要經濟與財務援助,也就是在伙食與薪餉方面。
這個看法點出了連年戰禍下的中國,不僅無法建立自己的軍火工業,政府也因為缺乏穩定的經濟發展,加上戰爭的巨大破壞與損耗,使得財政狀況急遽惡化,當政府無法有效控制通貨膨脹,造成軍人不只是薪餉減少,也使軍眷生活困苦,這樣的困難情況下,要想持續進行內戰,實在是難上加難,李上校希望美國的經濟援助也能將軍隊的糧餉都包括在其中,無非是這種困難情況下的不得不為的思考,但是美國人並不接受這個看法。
當共軍渡江陸續攻占南京、上海,國府遷往廣州,下野的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與代總統李宗仁各自指揮反共作戰,蔣中正下野前,將中央銀行儲備黃金都移往台灣,海空軍也遷往台灣,陸軍部隊隨著將領個人選擇,各自有效忠對象,戰事指揮如一盤散沙,混亂不堪,李宗仁也缺乏足夠持續作戰的資源,不得不派人向美國求援。這時國府已經不只是缺軍械彈藥,是缺金錢,駐美李上校的看法,看來可能是國府內部相同的意見,因為李宗仁希望將美國經濟援助的經費,部分轉為部隊發餉使用。
1949年7月1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陪同代總統李宗仁的特使甘介侯拜會國務卿艾契遜,甘介侯代表李宗仁向美國提出三項請求,其中一項是將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經費當中,尚未使用的9000萬美元的一部分,用來採購與鑄造銀元,以便用來付給部隊薪餉,以及穩定國府貨幣。
甘介侯說,共軍當中有百分之五十的部隊,都是來自國府投誠或者被俘的部隊,現在沒有任何誘因讓這些部隊回到國府這邊,因為國府方面拿不出任何東西。如果國府的軍隊能夠用銀元付薪餉,那些過去效忠國府的軍隊,就會立即放棄共黨那邊,回到國府的陣營,
甘介侯表示,如果不能使用經濟合作總署的經費鑄造銀元,那麼他希望向美國政府貸款,用來採購與鑄造銀元,將來會全額償還這筆貸款。為了取信美國官方,甘介侯說,中方願意與美國成立中美委員會,監督這些援助款項都能夠有適當的使用。
艾契遜回答甘介侯說,他已經與杜魯門總統討論過這些事情,還會再與杜魯門討論,關於使用經濟合作總署經費採購白銀,他必須提醒顧維鈞,他早就已經與顧維鈞談過這件事情,這樣使用經濟合作總署的經費是不可能的。但顧維鈞仍然不放棄,顧維鈞認為,在經濟合作總署法的合法範圍中,並沒有理由不准這樣使用經費。對於甘介侯表達向美國貸款的意願,艾契遜表示,現有的政府機構當中,沒有人會允許這樣的貸款。
儘管國務院對於將經濟援助經費挪用到部隊發薪餉的建議,反應冷淡,但是在1949年8月15日,顧維鈞仍然向艾契遜提出一份要求美國軍援中國的備忘錄,其中一項就是為了提高部隊士氣,需要使用銀元給付薪餉,需要銀元付給戰鬥部隊薪餉,同時用來提供部隊所需物品。顧維鈞在備忘錄中指出,經驗顯示,如果用強勢貨幣(Hard Currency)給付薪餉,可以大幅提高部隊的戰鬥意志,這在5月的上海戰役當中有非常明顯的效果。這種付給部隊銀元是緊急的方法,與提供武器彈藥是一樣的重要。
備忘錄當中也把國府財政困窘的現實,明明白白地告訴美方,等於是向美方乞求支援,解決財政困難。當時政府每月預算,大約4500萬銀元,光是軍隊就需要3000萬銀元,可是因為稅收大幅減少,每月政府赤字有3000萬到3500萬銀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只好兌換有限的外匯存底,以便應付這個短缺。未來六個月,軍隊需要花費1億8000萬銀元,大約等於1億800萬美元,國府建議5000萬美元列為軍事援助項目,這對於物質與心理上將帶來非常大與深遠上的效益,
這項提議並沒有獲得美國的認同,因為早在徐蚌會戰失利,蔣中正下野後一兩個月內,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與陸軍部作戰計畫處處長魏德邁,都對於繼續軍事援助國府的效果感到懷疑。魏德邁在1949年2月25日告訴國務院東亞事務處處長白德華,提供援助給國府在大陸控制的區域不只是沒有用處,在他看來,共產黨樂見美國這樣做,共產黨只要等到這些援助抵達以後,他們再占領這個區域,然後將所有的援助物資奪走。就是這種擔心共軍會搶奪美援軍火物資,使得當時又出現了沒有公開命令的軍火禁運,美國政府盡量拖延交運給國府的軍援物資,希望等到內戰情勢明朗再放行。
內戰時的國府真是淒慘,國府拉下臉向美國借錢給部隊發銀元加薪,希望激勵官兵士氣,最後仍然是徒勞無功。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李宗仁提到,他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商借白銀,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雷登告訴李宗仁,你有其名無其實,政府實權完全未更動,不管美國運來多少金銀,還不是和以前一樣,完全浪費。李宗仁以代總統之尊,對美國大使低聲下氣借錢,國家前途至此,真是難堪不已,這就是事事仰仗美國的下場,如果自己不能先壯大,只能依靠別人的幫助,最後終究是徒勞無功,向美國一面倒的台灣當局,能不好好想想,如果華府與北京對峙的想法改變了,台灣還有何處可去?

從美國檔案看國府在內戰龐大的軍事損失|高靖

文/高靖

許多大陸製播的國共內戰戲劇,嘲諷國府軍隊軍火被共軍虜獲,譏笑蔣中正是補給大隊大隊長。國共內戰在1947年逐漸擴大後,到了1948年國府已現頹勢,因為先前美國禁運軍火之故,國府在解禁之後,開始大量向美國採購彈藥,但屢屢作戰不利,美援軍品被中共虜獲,最後美方都看不下去,擔心長此以往,這些彈藥武器會被用來傷害西方國家,對於軍事援助國府,又恢復採取管制,中國的國防工業落伍,連帶打仗的彈藥與各色裝備都要仰人鼻息,真是非常可悲。
國共內戰過程當中,國府到底損失多少軍備,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也很少對外公開這方面的資料,但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卻有許多相關的資料。在1949年1月21日蔣中正引退下野之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南京發電給剛剛上台的美國國務卿艾契遜,報告國府從1948年以來因為在內戰當中損失的美援物資。
司徒雷登的報告指出,在華東的徐蚌地區,華北的張家口、南口、懷來,以及天津地區,國民黨部隊因為譁變、擄獲、作戰,損失了兩個軍,有百分之八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十五美械裝備,總共3萬人。另外還有二十個軍,沒有裝備美械,也沒有接受過美軍訓練,總共32萬1000人。
另外,現在在北京受到圍困,已經到了投降邊緣的部隊,有一個軍三個師,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美械裝備,總共7萬8000人。其他沒有美械裝備與美式訓練的部隊,有7萬4000人。
無法精確估計全部的軍事裝備與軍事庫存的損失,因為沒有任何一位中國人,或者美國人,知道任何國府部隊的裝備表,更不要說這些部隊究竟持有那些裝備。國府部隊的組成大小,不同部隊之間的變動差異很大。以第二兵團(邱清泉兵團,不久前才在徐蚌會戰遭共軍包圍全殲)的美式裝備統計,大概可以給我們一個猜測的範圍。第二兵團有五個軍,其中一個軍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一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
美式裝備包括39門105榴彈砲,12門75榴彈砲,14門四二迫砲,1萬590支步槍,1萬456支衝鋒槍,193挺重機關槍,72具火箭筒,55具火焰放射器,768門六零迫砲,113門八一迫砲,49輛指揮車,53輛武器裝運車,207輛二又二分之一噸卡車,4輛救護車。
某些個別種類的裝備損失,包括國府撤離徐州時,留下了1000輛各種車輛。天津損失6門105榴彈砲,50門75榴彈砲。
飛行裝備損失,包括4架F-51野馬式戰鬥機,5架B-25米契爾式中型轟炸機,7架蚊式機,6架C-46運輸機,1架B-24重型轟炸機,以及3架訓練機,這些數字是唯一確實的損失數量,但是從9月15日到11月23日之間的中國空軍損失,可以給我們對於空軍損耗有比較清楚的概念,這段時間損失了71架飛機,大部分都是因為在機場墬毀。
按照司徒雷登的說明,徐蚌地區與平津一帶損失總共二十六個軍,42萬1000人。北京當時因為平津戰役還沒也結束,但有15萬2000人遭到圍困,但後來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決定開城投降,以免文化古城遭到戰火蹂躪。也就是說,在1949年初國府損失了57萬3000人。
更早之前的1948年下半年,國府在內戰中漸失主動,節節失利。美國國務院檔案中,可以看到1948年11月9日,司徒雷登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電報。司徒雷登的報告提到,在濟南戰役、錦州、長春、瀋陽等戰役當中,國府損失八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共8萬4000人。一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共1萬5000人。兩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三十的美械裝備,共2萬2000人。二十二個師,沒有美式訓練與美械裝備,共20萬2000人。
裝備損失有9萬7500支美國步槍,其他步槍有13萬6500支。輕重機槍損失920挺美國機槍,其他步槍損失1萬4000挺。四五口徑衝鋒槍2萬6000支。榴彈發射器損失1700具美造,他國生產2200。六零迫砲損失,美造3160門。八一、八二、一五零迫砲損失,美造1200門。四二迫砲損失美造65門。反戰車砲,美造115門,335門他國生產。75榴彈砲損失,美造115門,226門他國生產。105榴彈砲損失,美造46門。155榴彈砲損失,美造36門。五零對空機槍損失,美造12挺。其他國生產對空機槍損失127挺。6451支非美造手槍。
彈藥的損失,1億6000萬發小火器子彈,25萬發迫砲砲彈,8萬發野戰砲砲彈,21萬發榴彈砲砲彈,60萬個手榴彈。
1948年下半年國府損失33師,32萬3000人。如果將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1月的國府損失加起來,國府損失的兵力高達89萬6000人。這還沒有計算1947年內戰升高之際,國府損失的兵力,以及共軍在徐蚌會戰後,渡江攻占南京、上海、福州、廈門,以及華中、華南等地區,乃至大陸西南地區最後的戰役,國府的損失可能超過百萬之上,丟失的裝備更是不計其數。
美國在1948年下半年開始對國共內戰的前景,充滿憂心。在1948年11月2日,國務院發電報給駐南京美國大使館的司徒雷登,希望司徒雷登提供詳盡的數據給國務卿,也就是有關國府從濟南淪陷近來的戰役損失。這也就是為何司徒雷登會分別在1948年11月9日與1949年1月21日兩度報告國府重大軍事損失的原因。
在馬歇爾擔任美國特使,進行國共調停任務期間,馬歇爾在1946年以禁運武器彈藥的方式,逼迫國府停火,不要追擊共軍,這項禁運到了1947年上半年才逐漸恢復解除禁運,但起初只是允許國府在各國市場採購武器彈藥,或是從二戰汰除軍品當中找到剩餘物資,國府僅僅是為了取得被英國列為廢鐵要拆解的雪曼戰車,就耗時的好幾個月,都在美國阻撓下,無法順利從英國運出,最後只好藉口將這批報廢戰車出口到美國整備,然後才要運到台灣,因為當時大陸軍事情況已經惡化,在1949年3月之後,從美國方面獲得的彈藥軍械,大都是運往台灣基隆,而不是大陸。
國府在1947年四處蒐購彈藥軍械,但美方並不認為國府作戰不力,是因為欠缺彈藥。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年2月7日司徒雷登從南京給國務院的電報稱,美方對於國府軍隊的彈藥情況,並沒有確切的情報,但是我們認為東北地區的彈藥情況可能與衛立煌、蔣中正的報告差不多,但我們也認為國府防守東北的問題,並不全然只是彈藥問題,因為國府軍隊過度延伸,失去了主動,國府自己也承認無法打通到瀋陽的地面交通,因此未來的運輸只能靠空運。
司徒雷登的報告顯示,美國方面很早就看出國府在內戰當中的一個重大缺失,兵力過度延伸,國府在東北將兵力配置在北寧鐵路與南滿鐵路沿線,最後反而困居長春、瀋陽、錦洲等地,在1948年下半年遭到共軍各個擊破。司徒雷登關於國府彈藥與軍械損失的報告,也顯示國府當時的彈藥問題並沒有想像嚴重,反而是部隊遭共軍擊破後,遭共軍俘獲大量美國武器彈藥。
不過,曾在東北作戰的國府將領石覺在口述歷史透露,配備美國軍械的部隊,步槍彈藥與迫擊砲彈的確不足,因為抗戰末期換裝美械後,就沒有再補充過彈藥,美國M-1步槍與國府原先使用中正式步槍口徑不同,兩種彈藥不能流用,中正式步槍子彈也必須向美國購買二戰時所生產,因戰爭結束沒有交運大陸的大批子彈,這些子彈美軍無法使用,美方卻不斷阻擾交運國府。
國府戰時的後勤補給可能有大問題,否則共軍能虜獲大量彈藥,國府基層部隊卻總是擔心彈葯不夠,而且對零件的儲存管理,很可能也沒有足夠的知識。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月26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報告指出,因為缺乏汽車零件,國府有3000輛卡車無法使用。這也顯示國府軍隊對於裝備保養與汽車零件使用,缺乏有效率的管理,才會發生3000輛卡車動彈不得的窘況,原本應該是加強部隊機動能力的卡車,卻成了無用的長物。
國府從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連連吃敗仗,損失不貲,美方也發現情況不對,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在蔣中正下野後數天的1月26日,他向陸軍部報告國府情勢,這份報告也由美國大使館發給國務院。巴大維認為,美國政府不只是必須考慮軍需品最後落入共軍手中的可能,也必須考慮到當國府政治與軍事情況最後崩潰之際,這些彈葯被某些不擇手段的人所掌握處理。他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那些還沒有馬上被共黨所控制的彈葯,都可能裝載上停泊在基隆港內的中國船隻後開航,賣給鄰近或者在中國南部的,有國內不滿情緒的國家。很可能不太考慮,或者根本不考慮這些買方是屬於哪一方,或者他們的意圖。巴大維建議,有鑑於情勢發展,美國的彈葯出口執照必須暫擱,直到軍事與政治情勢明朗後。在中國情勢明朗之前,停止交運軍事援助物資。
國共內戰情勢在徐蚌會戰後急轉直下,一年之內,國府敗走台灣,兩岸分裂之今,從當時的檔案資料看來,國府擁有龐大的美國軍事援助,各式火砲彈葯齊備,但也讓美國可以藉援助箝制國府的政治與軍事作為,國共內戰在國府缺乏良好的指揮與明確的戰略指導下失敗,那些被共軍大量俘獲的軍械,十分諷刺地證明了就算糧草齊備,缺乏良將,也不一定能打勝仗,而國府未有現代化的國防工業,也使得國府處處仰美國鼻息,靠人施捨打仗,真是非常可悲的情況。

蔣中正打內戰還要防範美國在台灣扯後腿|高靖

文/高靖

曾經在1949年12月國共內戰最黯淡的階段,美國國務院開始準備放棄台灣,並對於失去台灣預作規畫。準備在共軍登陸台灣那一天,國務卿發表聲明,美國為何不能對共黨採取先制行動。要立刻加強與菲律賓的安全合作,美軍全面擔負起日本的防衛責任,美國遠東艦隊要在東南亞各國增加活動,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聲明,共軍攻占台灣,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美國不鼓吹軍事行動,而是要讓國際認識共黨的真實。
1949年年底,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仍在為扭轉國共內戰頹勢,進行最後努力,11月中旬,蔣中正飛往大陸西南地區的四川等地,與國府將領研商對策。直到12月10日,蔣中正知道國府大勢已去,才在蔣經國陪同下,在市面街道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千鈞一髮之際,從成都搭飛機回到台灣,自此沒有再踏足故土。
蔣中正雖在1949年1月下野,但仍在幕後指揮效忠他的黨政軍勢力,代總統李宗仁經過十多個月與蔣中正在國府內的奪權鬥爭,桂系終究不敵蔣中正的實力,加上與共產黨和談失敗後,大陸殘餘的國府軍隊士氣低落,共軍攻勢除了遭到白崇禧短暫阻擋外,真是勢如破竹,李宗仁又爭取不到美國的援助,在萬念俱灰,11月20日率家人逃往香港,然後逃往美國。群龍無首的國府,也在12月往台灣遷移,當時台灣雖然在10月金門戰役,重挫共軍攻勢,但失去整個大陸國土後,國府在台灣的整體情況仍然非常悲觀。
就在這個混亂情勢當中,美國國務院12月1日為台灣灰暗的前景,預作規畫。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莫成德(Merchant)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白特華(Butterworth)的備忘錄當中,提出了美國政府如何因應共軍攻占台灣。
這些措施包括國務卿應發表聲明,說明為何美國無法採取先制的軍事行動,並且要強調美國不去掠奪他人的傳統。經濟合作總署宣布停止台灣的援助計畫。對聯合國安理會提交聲明,說明共產黨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的事實,美國並不是要鼓動聯合國監督下的軍事冒險行動,而是要為了要讓大家認清事實,要讓共產黨在國際社會當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國務院建議對於韓國、菲律賓、泰國、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澳洲、紐西蘭,以及英國、法國、荷蘭等國,立刻發表聲明,說明美國的立場。在東京的麥克阿瑟,也將發表具有信心與穩定人心的聲明
國務院主張,對於國防問題要趕快採取決定,成立美菲共同防衛委員會,或者全面擔負起日本的防衛責任。應該適當並且適度公開的增加遠東艦隊兵力,並且接續安排一系列的訪問,前往馬尼拉,曼谷,泗水,甚至韓國等地訪問。
美國在1949年12月對台灣前途沒有信心,所以準備台灣丟失後,美國應該如何因應,不過,共軍在大陸與殘餘國府軍隊的戰鬥,直到1950年初仍在進行,美國國務院駐華人員又悲觀的認為,1950年6月,共軍攻台,但6月卻發生了韓戰,整個台海情勢為之逆轉。
韓戰的爆發出乎美國意料之外,在那之前,美國早已打算放棄台灣,就讓情勢自然發展,國府屈服於美國壓力,把台灣省主席都換成美國指定的人選,美國仍有軍事占領台灣的想法,但顧慮對北京新政權的關係發展,軍事占領計畫沒有落實,但也顯示出美國為其自身利益,無所不用其極。
1949年初,國府在國共內戰已呈敗象,國民黨內部有蔣中正與桂系的權力鬥爭,美國在這場混亂當中,又意圖藉李宗仁之手,對抗牽制蔣中正,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人員,多次建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親自向李宗仁建議,把蔣中正派任的台灣省主席陳誠換掉,改派在台灣負責訓練陸軍部隊的孫立人,美國人在台灣扶植孫立人,孫立人也毫不避嫌,經常與美方接觸,直言不諱地批評國府與國府軍隊。美國扶植孫立人,無非是排除蔣中正在台的影響力,要由美方控制台灣。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國府在徐蚌會戰慘敗後,2月14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下令當時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的莫成德(Merchant)到台灣美國領事館,莫成德被國務院指派對台灣情勢擔負起特殊責任(special responsibility)。由於李宗仁在2月18日告訴司徒雷登,他已將孫立人召來南京,任命孫立人為台灣省主席,國務院在3月2日通知莫成德,因為陳誠的台灣省主席職位,可能被更動,所以莫成德不要太早接觸陳誠,也不要給予陳誠任何承諾。
李宗仁與蔣中正權力鬥爭,促成李宗仁把忠於蔣中正的陳誠換掉,讓美方注意到可以透過扶植親美將領孫立人,加強控制台灣,莫成德在3月6日透過領事館給國務院電報顯示,李宗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建議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敦促李宗仁,盡快以孫立人取代陳誠。
對於更換陳誠是否可能造成他人杯葛破壞後繼的台灣省主席,莫成德3月9日從台北回覆國務院稱,孫立人個人控制軍隊,可能要比其他陳誠的後繼者,較不會受到暗中破壞。
不過,蔣中正需要陳誠穩定台灣局勢,控制大陸東南地區軍事行動,一時之下,抗拒美國扶植孫立人的計策,但美援的誘惑太大,最終蔣中正還是屈服讓步,配合美國的建議換人。
在共軍積極準備度過長江,征服全中國之際,莫成德在3月11日從上海發電國務院,應該延後經濟合作計畫,直到陳誠下台,或者李宗仁確認了陳誠的任期,而且台灣省政府能夠給予美國所希望要的保證。不過,陳誠無法信賴,不建議與陳誠開始對話,以免造成對他的鼓勵,以及強化他在台灣的地位。
就在美國希望藉著李蔣兩人的權力鬥爭,積極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藉以透過親美將領控制台灣的陰謀之際,國際間也有著類似占領台灣,將台灣自中國領土分割出來的想法。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3月23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史普勞斯(Sprouse)與英國駐美大使館一秘福特會面,史普勞斯主要是因為國務院對台灣再解放聯盟感到興趣,下令適當的領事官員與他們保持接觸,並且報告他們的行動。某些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領導人,以前在香港,不知英國政府是否有任何有關於他們的消息。福特並不知道台灣再解放聯盟這個組織,但他會再向英國外交部查詢。
福特說,某些英國官員主張在台灣的戰略重要考量下,應該占領台灣。史普勞斯問福特,是否運用英國海軍能夠執行,也願意執行這項任務。福特立刻回答,美國如果執行這項任務,占有比較好的地位。不過,史普勞斯顧慮大陸會如何看待這樣的行動,福特說,在他看來,任何在中國的外國勢力,如果使用這種方法將台灣自中國分離出來,對它們的地位都是傷害很大的。
3月23日,莫成德從南京發電國務院表示,如果我們鼓吹台灣分離出中國,台灣省主席也照做了,接踵而來的是更困難的問題,我們準備了什麼樣的支持,如果聯合政府(當時國共和談,美方認為可能組成國共聯合政府)對這個分離有不同看法,莫成德建議,由聯合國支持的聯合介入台灣問題,或者美方暫時占領台灣。
中國因為內戰造成人民極大痛苦,美國卻在背後策畫要奪取控制台灣,孫立人見到美方官員,毫不保留地批評國府,也使得美國的國務院官員更相信自己的判斷,不能支持國府控制台灣,美國官員只選擇自己想要相信的,並沒有真正弄清楚國府或者共產黨,對於台灣問題的看法。即使到了1949年下半年,國府礙於美國透過中斷美援的壓力,決定調整陳誠的省主席職位,但不敢交給握有兵權的陳誠,卻是交給了積極與美國拉攏關係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
吳國楨走馬上任,國府順了美國的意,把陳誠的省主席職位讓給了親美人士,美國仍然不放心,12月23日,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
領事愛德嘉(Edgar)給國務院提供了一些美國軍事占領台灣的看法,如果美國要軍事占領台灣,蔣中正與他的將領、高級官員,需要顧及顏面的方法,可以在他們接受美軍占領前,強調美國支持反攻大陸的最後勝利。
沒有經過協商的占領,可能會碰上某些中國軍隊的反對,但是美軍透過有授權的美軍顧問控制台灣,現在是可行的,也是許多中國官員建議的。許多中國高層官員不斷反覆要求美軍最大限度的合作,甚至建議軍事共管台灣。過去幾個月來,民間流傳日本的盟軍總部將要接管台灣,把國民黨請走,推動台灣獨立。
美國始終不認為國府或者台灣省政府可以度過共軍的軍事威脅,又不能無視於台灣地理位置的戰略重要,所以美國要運用外交與經濟手段,避免台灣為共黨控制,但實際操作上,卻變成處心積慮地打擊蔣中正,要在台灣扶植親美將領控制台灣,無論國府如何低姿態地配合,美國都不抱期待,台北的美國外交官就是要想方設法,敦促美軍出兵占領台灣,這些派駐台北的美國官員,在不斷鼓吹台灣自中國獨立出來之下,讓自己變成了促成台灣動盪不安的因素之一,事實上,美國在1979年1月與台北斷交前,美國在台的勢力,不僅是提供合作援助,促成發展,同時也與台灣內部反對國府力量暗中勾結,成為另一股造成混亂與顛覆國府的力量。歷史的殷鑑告訴大家,不能完全信賴美國,美國為了其自身利益,會出賣過去的盟友。

美國為了保台主張推翻開羅宣言出兵占領台灣| 高靖

文/高靖

美國是個為了自己利益,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國家。1949年國共內戰已近尾聲,美國憂心共軍節節勝利,台灣可能被共軍攻占,美國為了不讓共軍占領台灣,機關算盡,美國國務院曾經推動將台灣自中國領土當中分離出來,不惜推翻1943年中美英三方領導人共同達成的開羅宣言,美國僅僅因為台灣戰略地理位置與意識形態的爭端,寧可背棄戰時同盟國之間的共識與承諾,可見得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先前的承諾,可以一概翻臉不認帳。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清朝甲午戰爭就開始了,迫使滿清政府割讓台澎與遼東半島,但在三國干涉還遼之下,遼東半島沒有被日本強占,僅台澎為日本掠奪。
日軍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全境,中國軍民開始抵抗日本侵略,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中日雙方擴大戰爭規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中國政府對日本正式宣戰,並表明廢棄雙方過去簽訂的馬關條約,要收回當時被日本侵占的台澎失土,中國政府對收回日本侵占領土的態度,在1943年開羅會議當中,獲得了美英兩國的認可,並且在開羅宣言當中表明立場,台灣將在戰後回歸中國版圖。
根據美國國務院有關開羅會議時期的檔案,日本以武力奪取的中國領土,包括東北與台澎,以及遼東半島的旅順與大連港,在戰後都必須歸還中國。
羅斯福總統曾在開羅會議期間,問蔣中正,關於琉球(沖繩)的歸屬問題,因為琉球也是日本在19世紀對外擴張時,所占領的領土,羅斯福有意將琉球也歸還中國,但是蔣中正表示,中國同意與美國共同占領琉球,並且在國際組織的託管之下,中美共同管理琉球。羅斯福也提到香港問題,蔣中正要羅斯福先與英國討論過後,再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戰時的中美英三方的開羅宣言,確立了戰後台澎回歸中國版圖,儘管如此,美中雙方對於台灣的地位問題,卻有很大的不同。對中國政府來說,對日宣戰後,已經宣布不承認馬關條約的立場,故台灣戰後即為中國收回,台灣地位問題很清楚。美方卻認為,在對日和約沒有簽訂之前,台灣不能算完全回歸中國領土,國府在戰後到台灣接受日軍投降,那是同盟國戰時的協調,與確認台灣的歸屬沒有直接關係。不過,國府在台灣設置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為台灣省政府,對台灣進行實質的統治與管理,美方並未干涉國府這樣的作為,美方同意這個態度,是多少默許國府對台灣的主權主張。
因共黨軍事威脅,使得為台灣的地位問題受到重視,台灣地位卻被開羅宣言框住,台灣被認為屬於中國領土。面對共軍在中國大陸內戰逐漸握有主動與優勢,台人與美方多對台灣前途感到悲觀,不認為國府能夠防止共軍侵占台灣,因為這個緣故,美國政府從1948年底到1949年,花了許多時間探討,幾乎是到了機關算盡的地步,希望找到有效保衛台灣的方式,為了要讓美國能夠合法介入台灣,把台灣與中國分離,國務院不惜推翻戰時的共識,要否認開羅宣言對於台灣地位的認定。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從1948年12月1日到1949年12月27日之間,總共經過美國總統杜魯門同意,透過白宮國安會發布了10道指令,從NSC37到NSC37/9,所涉獵包括確認台灣與美國安全利益有關,以及如何確認台灣地位,軍事援助台灣等等,都是用來指導美方文武官員如何處理台灣問題。
1949年1月19日的NSC/1文件提到台灣的法律地位,必須等到和約簽署後才能確定。美國在戰後根據開羅宣言精神,協助並且承認中國政府對台灣事實上的控制。但是面對情勢的變化,美國可能面臨的不同行動選擇,包括占領台灣,或與國府簽約,在台灣取得軍事基地與治外法權,當然也不排除支持在台灣的國府為受到承認的中國政府的殘餘,可是美方也繼續與台灣自治運動接觸,以備將來符合美國利益時,可以加以運用,這份文件也要求對台灣當局,對於大量來台大陸難民,造成台灣經濟負擔,表達關切。
1949年2月3日NSC/2文件當中,指示使用威脅口吻對台灣當局交涉,如果國府在台灣持續治理不當,國際上的意見很可能轉向支持台灣自治運動。表達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立場,有賴於台灣當局的政府效率與對人民福祉的照顧。
由於國務院方面始終不排除乾脆由美國出兵占領台灣的念頭,這些國安會文件也強調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但是美軍始終對於出兵台灣,卻不像國務院那樣一頭熱,是抱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美軍認為如要應付全球威脅,就不可能有足夠兵力在台灣採取軍事行動。1949年2月10日的NSC/3文件當中,參謀聯席會對台灣問題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如果為了防止共黨控制,在台灣問題與冰島情勢兩者都牽涉採取直接行動時,冰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是直接重要的,但是有關台灣的重要性,卻不屬於這一類。
白宮國安會的文件沒有具體處理台灣何以能夠自中國分離出來的問題,對於如何向國際社會說明處理台灣問題的合法地位,國務院採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推翻戰時的開羅宣言,這樣一來,台灣就不必然要回歸中國,國際社會也才能夠合法地介入台灣問題,而不會涉及中國的主權爭議。
就在共軍連下南京、上海之後,台灣問題迫在眉睫,1949年6月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處處長白特華(Butterworth)給副國務次卿魯斯克(Rusk)的備忘錄,認為台灣問題非常急迫,聯合國採取行動才能解決,要求聯合國在初夏時間舉行聯大特別會議,美國將在會議當中陳述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立場,說明為何要撤銷開羅宣言。由聯合國在台灣監督舉行選舉,讓台灣人決定是要回到中國大陸,或者接受託管的安排,等到以後再獨立。
白特華的文件有個附件是由國安會執行秘書索爾斯(Souers)草擬,建議由印度或者菲律賓兩國提交台灣問題,排進聯合國託管委員會的議程當中。英國因為是開羅宣言的當事國之一,也應該與美國同步採取行動,同時宣布撤銷開羅宣言。
國務院的政策規畫處處長肯楠(Kennan)也在1949年7月6日提出一份有關台灣問題的備忘錄,後來這份文件改為由肯楠個人名義提出,而非國務院官員身分。這份備忘錄當中提出如果要台灣對抗共黨,台灣分離主義是唯一能夠吸引足夠草根支持抵抗共產主義的概念。肯楠認為,只有把台灣的國府統治者趕走,台灣才能免於共黨侵略。他提出兩個方法,一是由遠東地區的國家主動領導國際行動,把國府趕出台灣,另一個方法是藉著現在的情況演變已經與開羅宣言當時不同,為了太平洋區域的穩定與台灣人民的利益,需要美國介入,單方面地暫時控制台灣。
肯楠對於國共內戰毫無同情,他在備忘錄當中主張,美國有責任強制把在台灣的國府軍隊與大陸難民遣返大陸。肯楠傾向美國片面占領台灣,他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決心,速度,不講情感,自信,就像老羅斯福總統那般的行事風格,那不僅會成功,還可以對遠東與美國帶來電擊般的效果。
有關國際介入台灣問題,在肯楠的備忘錄有一份附件,這份附近提到可透過菲律賓、澳洲、印度等國推動,美國多多少少都會被戰時在開羅的承諾,以及先前協助國府重新控制台灣的事情綁手綁腳,假如有其他國家出面,美國會在幕後協助推動台灣舉行公投,由台灣人決定是否回到大陸,或者託管,或者獨立。
美國人也許是出於保護台灣人的善意,才會想盡辦法將台灣自中國分離出來,希望以國際力量,保護台灣免遭戰災,美國最終不能下決心出動軍隊把國府從台灣趕出去,也沒有支持台獨團體顛覆國府,對台灣的命運,採取了放手策略,直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對台策略才開始有了新的思考。
不論是美國駐台總領事館,或者國務院,在1948年到1949年當時,對台灣前景多半是悲觀態度,美方沒有真正理解的是中國政治的特殊之處,蔣中正雖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仍在幕後操縱國府內部擁蔣勢力,當時國府其實是分裂狀態,表面上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但其他各省地方勢力或者國民黨派系,或者國府軍方勢力,並不一定完全接受李宗仁指揮,蔣中正仍握有最大政治實力,才能將國庫黃金與兵力逐步調往台灣,陳誠也是蔣中正在下野之前,預先在台灣安排好的布局,這一切都是為了鞏固國府在台灣的生存,也同樣確保台灣往後的發展,美國當時不願同情蔣中正的立場,只以偏狹的台灣角度考慮問題,自然無法看清大局。
早在1949年1月陳誠接掌台灣省主席後,美國想要將國府趕出台灣,早已經是不可能了,除非親美派的孫立人或者其他有軍事實力的人,願意與美國合作發動政變,但這些在共軍威脅下,沒人敢採取自亂陣腳的冒險舉動,美國國務院忙了一整年想要把國府趕出台灣,最後仍然只能遷就現實,與在台灣的國府打交道。

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日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表示,當前台灣最大的麻煩是很多人不肯承認現狀,甚至還企圖改變現狀。但台獨勢力權衡利害,卻仍抱持要與中國大陸對幹的心理,在這樣的情勢下,台灣首先恐怕就會發生內亂。

的確,現在有一些人昧於國際情勢和兩岸現狀,不但不肯承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而且硬是要拖2300萬人民一起下水,寧可玉碎也絕不妥協。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卻不肯認真面對現實,這種「看低敵人、抬高自己」,藐視對手、卻自我安慰的作法,正是夜郎自大的島國心態,也是一種政治幼稚病的反映。但何以致之?

舉例而言,面對台灣近來不斷惡化的斷交潮,台獨政治人物竟然自我解嘲:一旦斷交到沒有任何一個邦交國時,那就會是台獨成功之日!這也就意味,原來台獨根本就不需要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只求獨樂,這豈不是甘願自斷手腳、寧肯陷入國際孤立?但這樣的台獨究竟還有什麼尊嚴可言?這樣的做法真的還稱得上是「務實」嗎?

另外,台獨勢力也積極尋求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結盟與合作,並期待及早加入「印太聯盟」,共同對抗中國大陸。但是,近來印度總理莫迪卻親赴武漢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積極尋求親善與和解。而日本首相安倍也在東京盛情款待大陸總理李克強,促進雙方融冰、化解歧見。至於美國總統川普也一改之前的強硬作風,暫時停止中美雙方日益增長的貿易戰。相較於國際間這些務實的做法,唯獨台海兩岸之間仍然劍拔弩張,而台獨聲浪竟然逆勢鵲起,彷彿又回到冷戰對峙的年代。這樣僵硬的做法,還能自詡為「務實」嗎?

台獨人士昧於時勢,連「兩岸一家親」都不敢講,形成這種偏執心態的關鍵因素是:不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也不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同時還否認傳統的家庭價值和道德認同,更不願意冷靜客觀地面對大陸改革開放的現實。

換言之,這些人寧願背離原鄉,拋棄祖先,接納外來殖民主義,卻絕不回歸中華文化,遑論認祖歸宗。這就是不道德的勢利主義,也是一種不容異己、不肯悔改的逆反心態。但是,如今美、日、印各國都已改弦易轍,積極與中國大陸開展和解的對話,台灣執政者還能不髮夾彎嗎?

過去兩年,民進黨執政高舉變天的大旗,自信滿滿、雷厲風行,推動文化變革和政治鬥爭,如入無人之境,也讓台灣社會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震撼。但「亢龍有悔,盈不可久」,現在已明顯出現了頹勢和逆流,而民進黨政府卻已剎不住車,眼看就快要撞山了。許信良的一席話,或許正可視為在這場衝撞之前的最後警示!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

蔣中正一個中國外交受挫蔡英文拒絕一個中國也受挫|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政府因為在兩岸關係當中,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造成她上任兩年以來,因為對岸外交競爭,連續丟失的四個邦交國。許多同情民進黨政府困境的人,不知所以然,引蔣中正總統生前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經短短幾年之內,丟失更多邦交國,試圖幫蔡英文執政無能解圍,可是蔡英文與蔣中正兩者的情況與背景完全不同,一獨一統。
蔣中正因為一生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無法與北京政權共處的困難下,逐漸失去了大國邦交,也失去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蔣中正不願造成無法挽回的國家分裂事實,堅持一個中國,與蔡英文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漸進台獨,兩者完全不同。
蔡英文上任兩年以來,非洲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洲的巴拿馬,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這次再加上非洲布吉納法索,有四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在兩岸當中轉移外交承認到北京。
兩岸外交戰的最核心爭點,其實是一個中國,蔣經國總統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位總統,中華民國慢慢轉向不挑戰誰代表一個中國的合法地位,是在未公開之下,不言而喻地,接受兩個中國路線,即使對方搞雙重承認,也願意接納,希望增加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但是雙重承認也顯然無法對抗北京的國際壓力。
1990年代因為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大陸發生天安門六四事件、蘇聯瓦解後等等的新國際情勢,李登輝透過金錢外交,收買他國元首,在外交上頗有斬獲,但到了2000年之後,台灣整體實力已不如1990年代。中華民國始終無力突破被國際組織拒於門外的困難,1990年代後期李登輝躁進的兩國論,讓美國一度往北京傾斜,另外,李登輝想以3億元金援介入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也沒有成功。
2000年之後,兩岸原本在外交上的競爭,你來我往,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修補兩岸關係,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情勢才稍微緩和,台灣也能夠在北京諒解與默許下,參加許多國際組織,馬英九和緩兩岸關係的努力,受到國際上的稱許,直到2016年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兩岸情勢丕變,台灣的外交情勢更是急轉直下,兩年連失四國,岌岌可危,隨時會丟失邦交的,還有好幾個國家,一時也看不出還有那些國家願意與台灣發展正式外交關係。
一般人或以為中華民國與某國建交,或者斷交,就只是建交與斷交,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這些在一般人認知上的外交挫敗,斷交,不只是失去某國的外交關係,而是對方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轉移外交承認,從台北轉為北京。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美國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都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
如果要爭論美日等大國究竟是認知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這只是很無趣的文字辯論,其實雙方國家的共識,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只有北京政府能夠代表中國,故這些斷交國在聲明當中,所使用的多為轉移外交承認,而不只是斷交這麼簡單的說法,若沒有弄清楚這個外交意義上的差別,大家就會把斷交問題看得沒有那麼嚴重,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人認為斷交無所謂,或者放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可能更有出路等等的看法,都是因為沒有看到其中一個中國的框架使然。
也就是說,即使甩掉中華民國體制,以台灣之名建立新的獨立國家,也不太可能保障台灣有美好光明的未來。台灣在說服國際社會接納這位新成員之前,很大的可能,先要接受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的試煉,因為實行台獨就碰觸到北京所無法容忍的範圍了,這時連最基本的生存,都可能無法獲得保障。
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會籍案,都已經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準備退出聯合國,所幸當年在與美國甘迺迪政府幾個月的交涉之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國不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台北也不要對外蒙入會案表達反對,在這個條件交換下,度過了一場危機。
到了1964年,蔣中正又碰到法國戴高樂總統決定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難題,這依然牽涉到中華民國對一個中國路線的堅持。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Rusk)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會面,兩人討論到法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魯斯克對蔣廷黻表示,美國沒有兩個中國的態度,美國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兩個中國意涵的關切,國府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刻對法國採行報復。國府如果堅定不動,北京方面也許會無法忍受,很有可能法國與中共都在賭,刺激台北與法國切斷外交關係。美國建議國府現在不要有所決定,讓中共面臨最大的考驗。
1964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賴特(Wright)與蔣中正會談了兩小時半,在這場會談中,蔣中正依舊提到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根據賴特的記述,蔣中正的說法是,他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他的同胞能夠再度確信,他絕對不會容許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大陸,軍隊與人民才能保持高度的士氣。
1964年3月2日,兩蔣的好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Cline)寫給中情局長馬孔(McCone)的備忘錄,說明克萊恩訪問台灣的情況。克萊恩2月銜命到台北,說服蔣中正延後兩星期與法國斷交,迫使北京與法國表明法國必須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支持,這是與北京建立關係的代價。這種方式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許多國家會認為在兩個中國情況下,就有辦法與北京建立關係。很少國家追隨法國的腳步,因為他們發現,任何國家承認北京,就必須承認北京接管台灣與台灣的12萬人民的權利。
中華民國與法國斷交當時,是退出聯合國之前,少數大國為了北京的外交關係,犧牲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有鑑於當時這種特殊情況,加上美國不滿中共援助北越,使得越南情勢無法緩和,希望國府不要給法國太輕鬆的處境,詹森政府知道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才會解釋要蔣中正暫緩斷交,不是要讓兩個中國變成既成事實,後來情況的發展,也顯示北京也無法容忍兩個中國,逼迫法國必須與台北斷交。
美國當時是在保護國府利益下,對蔣中正提出多方建議,當時因為美國與北京有戰略利益上的矛盾,故支持國府的一個中國,也希望藉此讓其他有意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看看,現實的情況是,在北京的壓力下,你只能夠在兩岸當中二選一,不能兩全其美。在那個時空下,國際政治環境與冷戰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使得中華民國在法國斷交後,還稍稍能夠喘口氣,但到了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社會清楚認知風向轉變了,這才造成許多國家棄國府不顧,轉向北京。然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考慮,是在堅持一個中國,不能容許兩個中國情況發生,才不得不然的處置。
後人批評當時蔣中正的保守措施,使得台灣失去了國際舞台,某方面這個說法正確,但即便採取了兩個中國,以北京當時逐漸營造的國際壓力,台灣也很難繼續以中華民國身分留在聯合國,因為中華民國的地位是由北京所取代了。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當時是用漢賊不兩立廣為宣傳,但這漢與賊只是用簡單的文字,說給一般人理解何以中華民國必須退出聯合國,因為賊來,漢豈能共處一室,只有離開一途,別無他法。國府堅持自己是正統,無非是對內鼓舞來台外省軍民,對外已慢慢失去說服力。可是確保了一個中國路線,讓台灣並沒有因此變成另外一個國家,沒有把台灣自中國當中分離出來,這一點,如果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看,蔣中正的堅持,雖然沒有能遏止台灣島內的獨立運動,但至少仍使台灣在中國的範疇當中,至於這個中國的意涵影響深遠,才會在1990年代的兩岸接觸當時,有所謂九二共識的論述了。
蔣中正因為堅持一個中國,造成國府失去許多邦交國。蔡英文因為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迫使北京當局採行激烈的對台圍堵措施,連續兩年蔡英文失去四個邦交國,造成非洲僅存史瓦帝尼一個邦交國,歐洲僅剩一個教廷,中美洲、加勒比海都不穩定,南太平洋島國更受制大陸龐大政經實力,也不是台灣能夠那麼容易確保邦交。蔣中正時期的外交困難,表面上與蔡英文現況類似,都面臨中共的國際政治壓力,但是實質上,兩人所處環境與對台灣前途的所思所念,完全不同。蔣中正也許被許多人批評沒有保障台灣的外交利益,那只是站在個別的台灣立場而言,若以中國的統一問題來說,蔣中正為中國統一至少保留了一定的看似微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