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與國民黨都搞兩個中國|高靖

ㄓㄢ文/高靖

關於兩岸,現在大約就是兩個中國的現狀了。
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畏懼國際現實,不敢進入台灣獨立的法律程序,避免有法理台獨的疑慮,只敢在文化上推動去中國化,強化台獨意識,體制上,仍然沿用來自中國的政府架構。在野的國民黨,在吳敦義接任黨主席後,仍然使用一中各表,不統不獨不武,這仍是一種維持中華民國體制,但是不推動統一的獨台。
不論朝野兩個大黨都提出所謂的維持現狀,無非就是維持兩個中國的現狀,民進黨雖然反對有一中涵義的九二共識,但迫於現實,維持形式上的兩個中國,只要不統,維持獨立自主,也就能交待的過去。吳敦義接續馬英九路線,維持獨台的路線,就是確保兩個中國的形式,口頭上反對台獨,行動上卻不要統一,保持台灣獨立自主。
兩個中國,在二戰後兩岸因內戰分裂的情況下,考量台灣地理位置的戰略條件,一直都是國際社會嘗試推動的目標,就是要確保台灣不落入不友好勢力的控制之下。
有關台灣問題,二戰結束後初期,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內戰先盛後衰,美國擔憂台灣為共黨勢力所控制,曾經在幾年之內試圖在台灣島內推動台灣人與國府將領合作,將台灣脫離國府統治,交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避免共黨占領台灣。美方認為,美國是二戰戰勝國,當然與中華民國一樣,對於日本過去所擁有的台灣主權,有說話的餘地,美方認為,在戰後尚未簽訂和約之前,美國是可以對台灣地位有一定的決定權利。
不過,美國在面對全球局勢的變化下,美蘇裂縫加劇,尤其美蘇雙方在歐洲開始對立,考量瓦解蘇聯的國際勢力,美國又轉向思考如何對中共示好,希望能與中共建立友好關係,削弱國際共產圈的力量,在這個國際戰略考慮下,美國顧慮若支持台獨,或者將台灣交由國際託管,可能造成與中共勢力交惡,便不在主張台灣地位未定,所以後來對國府遷台後抱持著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若非韓戰爆發,美國當時對台灣就是撒手不管的態度,讓中共渡海占領台灣。
兩岸局勢經過1950年代的緊張對峙後,1960年代開始,國際間有了兩個中國的論調,這在法國決定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時,美國就試圖說服台灣的國府當局,不要急著與法國斷交。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院給台北的美國大使館電報,電文中提到國務卿魯斯克召見中國駐美大使蔣廷黻,討論有關法國總統戴高樂打算給予中共外交承認的問題。魯斯克表達美國已經對法國外交承認中共的舉動,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法國重新考慮。魯斯克向蔣廷黻保證美國政府絕無兩個中國的想法,美國政府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兩個中國涵義的關切,但目前中華民國政府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即報復法國。如果國府立場堅定,也許中共會認為情況無法容忍,法國與中共很可能在刺激中華民國政府主動與法國斷交上面賭一把。美國希望國府在此刻,應該讓中共承受最大的考驗,讓中共在法國與國府沒有斷交情況下,進行交換大使。
雖然蔣廷黻告訴魯斯克,國府許多年來都無法獲得法國同意派任中國大使到法國。但是兩岸各自都在法國設有大使館的情況,很可能會出現國府一直要避免的兩個中國情況,最後台灣方面無奈地選擇與法國斷交。美國對於台灣的出發點,可說是善意的,但其用意的本身,仍只是冷戰時期東西方陣營的對立思考,美國雖口口聲聲否認要搞兩個中國,但允許兩岸都在同一國家設立大使館,這就是讓兩個中國成為客觀的事實,其實當時兩岸都不願意有兩個中國的情況出現,北京才會希望建交後,法國必須與台灣方面斷交,起初戴高樂並不同意與北京建交,就要與台灣斷交的主張,最後情況的演變,是國府也不願意讓兩個中國成為事實。
1967年3月10日美國駐寮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駐寮國大使蘇利文在電報當中挑明著說,美國與日本在兩個中國的情況下都有共同利益,將中華民國主權限縮在台灣與澎湖,放棄金馬等外島。美國官員對於兩個中國的看法,在某方面來說,其實與台灣獨立差不了多少,但是名義上仍保持中華民國的架構,只是主權涵蓋範圍進行了調整,將兩岸變成兩個中國。
1971年中華民國遭逢退出聯合國的重大外交挫敗,當時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曾對美方與蔣中正總統建議,將台灣脫離中國大陸,在台灣重新舉行選舉,組織以台灣人為主的政府,國名可改為中華台灣共和國。這項前衛的政治主張,最後並沒有實現,美方也不認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允許台灣國府當局進行如此巨大的改變。楊西崑的主張,近似台灣獨立,但仍保持中華名稱,也是一種兩個中國的存在情況。不過,當時的美國政府對於廢棄中華民國體制,顯然顧慮甚多,並不支持楊西崑的意見。
在1971年當時,部分對台灣國府友好的國家,多傾向兩個中國策略。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在國府內屬於知日派的張群,曾前往日本訪問,會見了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前首相岸信介,這兩位與國府友好的日本政界大老,希望張群向蔣中正總統傳達一件高度保密的訊息,佐藤與岸信介認為如果中華民國未來的寄望,只有與中國大陸分離,放棄對大陸領土 的主張。
從過去的外交歷史事件看來,兩個中國,比起台灣獨立,在一定程度上,更為國際社會接納。國際社會對兩個中國的看法,無非是希望以台灣在亞太地區的特殊戰略地理位置而言,必須由與西方勢力友善的政府控制,而不能為當時仍屬於冷戰當中國際共產圈勢力的北京中共政權控制。
美國總統尼克森與大陸當局簽訂的上海公報,其中有關認知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對日後兩岸情勢影響更深遠。當美國總統卡特決定與北京建交時,卡特在雙方發表建交公報前七小時才通知蔣經國總統,從國務院的歷史檔案可以看到,美方檔案紀錄著蔣經國對於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認知到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於是將台灣交給了中共。
蔣經國不滿美國與中共所談的一個中國,可能會影響台灣的未來,但是蔣經國當然不是台獨或者獨台,因為他公開宣稱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是個只有政治宣示的口號,在兩岸實力消長下,台灣幾無力量採取軍事反攻,但卻是清晰堅定地表達國府的統一立場,國府不搞兩個中國,更不可能如某些美方預期,在美國與台北斷交後,蔣經國領導的國府會宣布台灣獨立。
蔣經國雖有明確的統一主張,但實際上當時兩岸除了蔣經國晚年允許的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兩岸其實是處於一種隔絕不往來的狀態。形式上,近乎兩個中國隔著台灣海峽對峙。蔣經國死後,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台灣開始進入另一個政治歷程,首度出現的台人治台,李登輝領導的政府,將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在台灣雖然語意模糊,卻也有著只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意涵,與過去冷戰時期美日主張的兩個中國主張遙相呼應。
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在2000年與2016年兩度贏得總統大選,取得在台灣執政的機會,但是陳水扁、蔡英文都沒有透過修憲或者制憲,改變中華民國的體制,變更中華民國的國號,兩位民進黨總統都保持中華民國體制,口頭上雖願意與北京改善關係,行為上卻是以各種促進台灣獨立的操作,挑釁北京。可是他們都遷就現實,不敢宣布台獨,兩岸之間,是一種近似兩個中國的現狀。馬英九在2008年執政,八年間,兩岸往來熱絡,或可解釋為北京對台灣抱有期待,但馬英九政府始終在兩岸政治談判方面,裹足不前,他所主張的不統不獨,更有著兩個中國的意味,只不過北京仍希望與台灣建立交流管道,才會在馬英九領導的台灣當局承認九二共識的情況下,採取模糊立場,推動兩岸交流,但是一中各表,前面雖是一中,後方卻接了各表,容易引起兩個中國的認知。果不其然,在蔡英文執政後,北京就對一中各表名詞,表達了大陸禁止使用的立場。
國民黨新任黨主席吳敦義仍主張一中各表,也承接不統不獨主張,換言之,國民黨的立場,就是一種近似兩個中國的現狀。國民黨不改變中華民國國體,雖然反對台獨,可是也不推進統一,兩岸自然呈現兩個中國現狀,而這個現狀,就是吳敦義要維持的現狀。蔡英文也主張維持現狀,雖然蔡英文主張台灣獨立,可是維持中華民國政府體制,至少可確保台灣的安全,台灣雖不獨,但至少是處在不統的現況下,只要台灣人充滿台灣獨立的意識,中華民國不過是塊招牌,不會阻擾台獨運動的前進,但至少目前台海安全問題沒有解除下,民進黨政府被迫只能採取形式上的兩個中國策略,但在內涵上加強推進去中國化。
無論你是否接受,兩岸目前出現了兩個中國的現象,而這個現狀,正在台灣由民進黨與國民黨,共同維護著,不使台灣與大陸有任何政治上的關係,維持中華民國國體,可讓國際社會同情台灣,讓大陸一旦考慮對台軍事行動時,有所忌諱。兩岸統一在台灣,正在大量流失認同,這對台灣是福是禍,仍未可知。

我家民國小歷史|魏國彥 之三

魏國彥/2017/09.03

大砲父親

一直說著母親這邊的事,我的父親家族有另外一番風貌。

 

1996年我藉著在北京參加「世界地質大會」之便,參加了「河南省恐龍蛋地質旅行團」,在野外的黃土河溝裡看到七、八窩恐龍蛋。行程結束後,轉赴父親的老家─河南省寶豐縣大營鎮。

 

父親的表弟開了幾個煤窯,賺了錢。他們兄弟出動了兩部上海大眾桑塔那四輪傳動車(德國福斯汽車在上海設廠製造的)來接我。

 

回父親老家的路上,我成了新聞與傳奇。

 

我們搖搖晃晃駛過黑泥小路,各家小戶的老奶奶、大媽與小姑娘們在屋簷下,或窗簾後,靜靜地觀看。夏天的早晨,顯然她們也起個大早,在等著看我這個一晃即過的風景。她們穿著極素樸的大掛或小花點衣裳。空氣中飄著細細的煤屑,人的臉上都撲了一層淡淡的黑濛。老話說:「一白遮三醜」,她們臉上抹的白白的,脖子、頸背還是黑黃黃的,黑白交接處,指痕宛然。表弟說:「她們擦的是清涼痱子粉」。

取自網路上的西元2000年河南平頂山市(寶豐縣屬於平頂山市)煤窯工人照片

 

回到老家宅,雖然多年也整修,增建,依稀有當年北方農村風貌,坐北朝南,大門門廊甚高,進得大們,左右還有卸驢綁騾之處,這時,只養了一窩小雞,滿院亂跑。

 

我被讓到堂屋裡,依著西牆坐在一張大木椅上,陽光從右手邊的窗簾縫灑入。大伯母端來了一海碗荷包蛋湯讓我吃早點。兩個小姪兒,五歲、七歲,不受管束,過來看湯,數蛋:1.2.3.、、、、7、8!。所有的女孩們都站在門外,高高低低地往裡看。二伯父怯生生地坐在角落的一張椅子,傻傻笑著,說不上一句話。「他那年犯了傻」,大伯母簡單的解釋了一下。

 

吃了打了八個荷包蛋的湯,敟著肚子,一堆人引領我到西側的一間房子,說這原來是柴房,後來也住了人,「呢!這不就是你爸出生的地方」,「那年土匪陳思邁攻城,大家都躲土匪去了,你奶奶懷著你爸爸,走不成,就躲在這兒麥稈堆裡」,說著,指著牆角的一張桌子,彷彿那兒真有一堆柴火:「土匪打的正熱火,你爸也生下來了, 一個土砲彈砸下來,把這屋角給穿了個窟窿,你爸哭得可大聲」,從此就喊他「大砲」,成了你爸的小名。

 

「你爸也命大,那砲彈是個啞巴彈,只把屋頂砸個窟窿,樑柱也打斷了,炸彈掉下來也不爆炸,也不鬧火。」「要是炸彈開了花,我們就沒了娘,也沒了弟弟(我的父親及我的小叔)!」「這可不,也沒你們這一家子了,哈!哈!、、、」

 

「後來鄉裡的人每見你爸,就喜歡問:『大砲,你幾歲啦?』,那年他在外面逃日本鬼子,讀中學回來,答了個歲數,人家就說:「咦!土匪攻城都有十七年啦!時間嘁快啊!」

 

角落裏的二伯父突然開口說話了:「喔,土匪攻城都七十年啦!」

 

可不是,我父親於民國十五年(西元1926年)農曆四月二十九日,生於河南省寶豐縣西大營鎮的破爛柴房麥稈堆裡。

河南省寶豐縣約處河南省中心略偏西的位置

台灣「民主化」與社會失序的反思|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台灣在上一世紀七零年代之後,迎來了一波長達二十年的經濟高速成長期,這使得台灣由一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小島,蛻變為以電子、化工、機械、醫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發達地區。台灣能夠獲得這樣的成就,離不開兩項因素:一個是政府能夠正確判斷國際形勢,深刻瞭解台灣內部現況,出台一系列的正確決策,並且堅決推行;另一個是政府能夠穩定台灣社會秩序,讓老百姓對未來的生活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態度,社會上充滿朝氣蓬勃的氛圍。九零年代以前的台灣,一直是以實踐三民主義,建設台灣為全中國的模範省而自詡。李登輝主政之後,開始逐步改造台灣的政治體制,以抄襲西方的民主制度為底色,逐步地揚棄了在台灣實踐了將近半個世紀的三民主義。

經濟發展是檢驗政府與政治體制良瓢的硬道理,台灣在推行所謂的西方式民主數年之後,社會衝突開始加深,族群撕裂情形嚴重,經濟發展進入長期遲滯現象。台灣老百姓現在尚能維持一定的體面生活,乃受惠於蔣經國團隊施政時期的長期積累。台灣政客們為了個人利益或是報復上一代積累下的仇恨,不斷地操弄不切實際的政治議題,分化原來尚稱和諧的台灣社會,推出一個又一個傷人傷己的荒謬政策。連向來是穩定社會秩序基礎的軍、公、教群體都不斷地湧上街頭抗爭,當前的台灣社會確實是敗象已露,前景令人極為憂心。

中國國民黨奉為指導思想的三民主義,是由孫文在1905年《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的;《民報》是同盟會的機關報,所以1905年《民報》的刊行,可以看做是國民黨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發揮領導作用的開始。三民主義預設的前提是中西文化中早已普遍接受的基本價值,孫中山尤其強調「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現代意義。國府的教育部在1939年將管仲所提的「禮義廉恥」訂為全國各校的共通校訓,也是傳統中國文化受到重視的一種體現。現在台灣四十歲以上的人的共同記憶,就是全台灣所有中小學主樓的顯著位置,一定都掛著蔣中正題字的「禮義廉恥」匾額。台灣最著名的幾所女子中學,例如:北一女中、中山女高、景美高中等,在細緻處微有區別,總體而言,均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公誠勤毅溫良恭儉讓禮樂射御書數真…。」為其班級代號。

余英時指出,孫文想要結合西方與中國的優點,是否結合成功,固然可以討論,但是三民主義比「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本位文化,以及其他極端的意識形態等,都更合乎中國的實際需要。於此所謂的更合乎中國的實際需要,最核心的意義,應該是探查中國人具有什麼樣的特色?更適合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在西方體制與中國傳統之間應當如何取捨?才更容易達到老百姓所期待的幸福生活。

嚴復將約翰‧穆勒的On Liberty一書翻譯為《群己權界論》,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的個人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的異同點是:相同的是都肯定個人自由和解放的價值;不同點是:西方是以個人為本位,中國卻是在群體與個體的界線上考慮自由的問題。

尚會鵬在許烺光的研究基礎上建構了「心理文化學」理論;心理文化學不但印證了余英時的觀點,還能審度出孫文學說在中國實踐的優勢。尚會鵬認為,中國社會是一種「倫人」社會,「倫人」狀態下的自我認知,強調人的相互性,個體並不是以個體這個單一狀態來理解與感知世界,其所依賴的是人的相互性,也就是從自己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中來認知自己與看待外部的世界。換言之,單純的作為個體人,在中國社會中沒有太多意義。中國人是通過在面對各種不同的人時,隨時調整並確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並且不斷地從不同的關係中確定自己的身份、對方的身份、彼此的關係以及自己在整個「場」中應所遵循的「規矩」。

規矩自然是從禮而來,不按規矩行事,就是失禮。傳統中國人考慮問題的重點不是對錯,而是整件事情是否合乎禮法。如果一個人的做法不合乎禮節,那麼即使是對的,也可能會因為失禮而失去了正當性。所以在河洛語(閩南語)中,「失禮」很接近道歉的意思。在中國古代,雖然也強調對真理的追求,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以」,這個道並不是禮節本身,而是在禮法之後所體現的價值,亦即仁與道,也就是一種類似西方的自然法,不證自明的超越性價值。但是中國畢竟只有極少數人能達到行仁入道的境界,在「倫人」社會的強大影響下,是否符合禮節已經內化為判斷對或錯的標準。

中國人構成自我認知群體的人際關係圈是以「自己」為核心,由內而外分為三層,分別是「親人圈」、「熟人圈」與「陌生人圈」。「自己」與圈中其他個體的親密程度,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權利義務的強度,乃由內向外遞減。在不同圈子使用不同的規矩,是「倫人」行為模式中最突出的特徵之一,而這也是禮法的重要特徵之一。為什麼中國人特別願意論關係呢?因為在不同的圈子里,適用的規矩不同,交易成本自然也就不同。因此,攀親戚、論師門、講鄉情,構成了中國人社會幾千年來的基本人際互動模式。

台灣當前所實踐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不知不覺間就走進了一個誤區,因為西方人是積累了千百年的獨特經驗之後,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礎上,反覆琢磨,不斷調整,然後逐步出台符合西方文化特色的法律,建構了匹配西方人思維模式的政治體制。然而到過台灣的人都知道,在當今全球的華人圈里,台灣的老百姓保存了最傳統的中國人特色。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貿然的全盤採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後果,就是民主的好處並未全然出現,民粹卻開始在台灣普遍流行。

民粹現象並非台灣所獨有,民粹所體現的是群體無序後所呈現的一種烏合之眾帶來的狂暴力量。古斯塔夫‧勒旁在論及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時,就指出群體的行為主要不是受大腦,而是脊椎神經的影響。群體是刺激因素的奴隸。群體所服從的各種衝動可以是豪爽或殘忍的,勇猛或懦弱的;這種衝動總是極為強烈,因此個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難以控制他們。由於刺激群體的因素是各式各樣的,所以群體可以轉瞬之間從血腥的狂熱變成最極端的寬宏大量和英雄主義。因此,群體根本不會做任何的事先策劃,他們可以先後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發,但是他們又總是受到當前刺激因素的影響。他們就像被風暴捲起的樹葉,向著每個方向飛舞,然後又落在地上。民進黨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時,就反覆地利用民粹的力量,想盡辦法為難執政黨;等到民進黨自己執政時,民粹依然存在,反噬的力量同樣強大;民進黨現在舉步維艱,這是自食惡果,但台灣老百姓也跟著遭殃。

從中國人的「倫人」特性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國並未具備運行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前提,就是「公民社會」。在公民社會里的「公民」,一般來說,具有一種超越宗族利益的政治生活體認,這是建立在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特色的基礎上的。近代西方個人主義起源於十四、五世紀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及人文主義,這是上承古典的傳統;在宗教方面,馬丁路德主張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到了加爾文教派,即所謂的「清教徒」,把個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國是一個清教徒社會,以十八、九世紀為例,小孩很早就離家外出闖天下,成人後才回家與父母重新建立關係,以此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西方人認為人是上帝所創造的,人對上帝必須絕對的服從,美國可以說是最極致的個人主義社會。

余英時表示,上述這種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難理解;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濃厚,自古已然。孔子強調孝悌視「為仁之本」,後世則有「移孝作忠」之說。漢、晉兩代都號稱「以孝治天下」,正是因為政治理論必須依附於家族倫理的基礎之上。西漢初年南粵王趙佗與大漢交惡,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呂后毀其祖墳、殺其家族。漢文帝想要與趙佗示好,就不能不改變呂后的錯誤。文帝在給趙佗的信上表示:「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以家族關係進行統戰的例子,並且對後世發生了示範作用。 漢末以來避難的人,無論是集體或個別的,多以「家」為單位;田疇率領族人隱居徐無山,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三國志》十一)王安石評論陶潛的《桃花源記》是:「但有父子無君臣」。魏晉南北朝母子相依的事例不勝枚舉,當時的道德觀念是把親子關係看得比君臣關係遠為重要,這恐怕與漢代以來孝弟思想無法分開。曹丕問:「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就君耶?父耶?」邴原毫不遲疑的答道:「父也」(《三國志》十一注引〈原別傳〉);徐庶初從劉備,及其母為曹操所獲,他只好向劉備說:「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三國志》三五)更鮮明的例子是,諸葛瑾、諸葛亮二人,分別在吳、蜀出任要職,卻不因政治而斷絕手足之情,現存諸葛亮給兄瑾諸札可證,而且劉備與孫權也表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與雅量。親情影響政治的情形,在中國的歷史上十分普遍,有的例子還十分突出。北宋時真宗藩邸舊臣王繼忠為契丹所俘,後為契丹所重用,曾致力於宋遼之間的和平。宋真宗待其妻子甚厚,而且子孫在宋朝仕宦者亦甚多。當時京師號為「陷蕃王太尉家」(見文瑩《玉壺清話》四及葉夢得《石林燕語》十)。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到中國人怎樣重視家庭倫理。一般情形下,中國人是不肯為政治而犧牲親情的。「國」必須以「家」為基礎,這可以當作是中國特色下的現代「國家」涵義。

由於中西文化的客觀差異,在理性的選擇下,中國人只能選擇一種具有中國特色,同時又富含現代化意義的政治體制。若是貿然的全面適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那麼在倫人社會為背景的前提下,從總統到村長都很可能會借著掌握公共資源的機會,先服務好自己與自己的宗族,或是自己所屬的黨派,而且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絲毫顯示不出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共善精神與公民社會樣貌。

在此值得進一步申論的是,心理文化學理論中指出,西方「個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屬於「交易型」,而「倫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則屬於「信用借貸型」。「恩」與「報」是「信用借貸型」交換方式的重要特點。中國傳統中蘊含了很深的「還報」文化。在「熟人」圈中,一方「貸出」「人情」或「禮」,(期待)引發的是另一方的償還行為。 中國的人與人之間交換(財物、金錢、情感、服務等)的比率,是根據與彼此間身份關係相關聯的倫理規範來達到平衡的。換言之,這是一種符合倫理規範的「等意義交換」,而不是物質上的「等價交換」。中國人的交換模式特點,使得中國人對具有一定關係的人,會有較強的責任感,以及較重的「親情」和「人情」負擔。因此謀前途、做事業的人,很容易就會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力圖促進自己與對自己有用處的人的關係。這一點不但與自我認知維度有關,也與交換維度有關,因為這直接涉及中國人處世與辦事的交易成本,可以說是從外圍朝向內核前進的水平面移動。

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中國的實踐結果,就是橘逾淮而為枳。大陸的基層民主自治,從長遠來看確實是培養老百姓實踐民主生活的一種漸進式安排,但是從當前的實踐情況來看,村主任與村幹部多數均由村裡的大姓所把持,等而下者,甚且長期受到地痞流氓的控制。如果每一級政府都存在這種現象,這個國家很快就要淪為三流國家。南美、南亞,一直到非洲,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為什麼在東方國家裡,當威權體制或賢能政治遇上開明卓越的領袖時就更容易成功?因為一位以民之所欲為念的執政者,其核心執政團隊,居於中央層級,他們必須向全國老百姓負責,這裡算的是一筆總帳,而不是切割成一小塊一小塊後的零星帳目。由於施政的效益是以全國老百姓的滿意度與福祉來考慮,而不是通過無數個小單位的績效積累來體現。集中力量辦大事情,有時候確實需要特別的犧牲,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利遠大於弊的。如此一來,施政成本降低,總體效益自然就能提高。蔣經國在台灣推行十大建設時,就是以全台灣為範圍進行通盤的考慮,全局式的規劃,建設成果全台灣的老百姓都能受惠。大陸的高鐵建設能夠獲得舉世讚譽,其實是一樣的道理。放眼東洋,明治維新也是此類的成功典型之一。

民進黨政府現在推行的前瞻計劃,主要的建設與預算都落在綠色執政的縣市,由於缺乏整體規劃,資源重複的浪費情形非常嚴重,即便是傾綠的學者專家,也忍不住要提出嚴厲的批評;但是民進黨政府利用執政優勢強行推動。蔣經國主政時期,並沒有太大的選票壓力,但是他有必須把整個台灣建設好的壓力,這是一種真正的全民領導。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只要能確保擊敗選舉時的競爭對手即可。實際上,蔡政府不必向全台灣老百姓負責,政客們只要能夠取悅足夠多數的選民即可。在人性並不可靠,欺騙成了正常,有些人甚至歡迎謊言時,奪取政權的方法是否道德,治理台灣的方向是否正確,並不是最需要關心的事情。

然而,威權體制或是賢能政治不能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權與能之間的關係。孫文表示,根據他的研究,現在的民權國家,人民害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但是又期待有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由於在民權國家,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極限,政府便不能夠做事,所以人民要改變對政府的態度。 孫文認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權與能要分別」,具體而言,就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手上,由人民去管理政治,所以全中國的人都有權,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不知不覺」的人,就像是阿斗,可是諸葛亮是有能的,所以應當把事情交給諸葛亮去辦。如果政府是不好的,全中國的人都可以罷免他,收回國家的大權。 孫文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如何有效的監督權力,又不影響權力的正確與正常施展,始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中國的傳統「倫人」社會里,佔據較高位置的人比處於較低位置的人,有更多交易上的優勢。當然,從道德上,這樣的人也應該負更多責任。這一點甚至還能上升到君王,皇帝毫無疑問是佔據最高位置的人,所以臣民百姓對皇帝必須不帶任何條件地服從;皇帝除非是獲罪於天,有新的真命天子取而代之,否則他在倫人系統的制高點位置,是不可動搖的。在這樣的系統中,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衡,所以系統治理失靈的現象十分普遍。

孟子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尤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生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之而善,故民之從也輕。」。手段是為目的而服務的,幸福生活是本,民主法治是手段,中國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內容,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完全一致,但是也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並不相同,而且這個不同的部分,是沒有辦法通過西方式的手段來達成的。這就賦予了當代中國知識人在學習西方優點之時,也有必要深刻反思固有文化,然後提煉出符合中國人需要的精華的責任。

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有一種外在超越的好處,比如權力之間的制衡對於防範權力濫用,十分有效。中國政治史上也不是沒有權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現在內在超越。中國以前的御史制度,就是監督官僚的。還有一個是諫官制度,這是批評皇帝的。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間權限也很分明:中書省出詔令,門下省審查詔令,有封駁之權,尚書省則負責執行之責。但這些都是在政權內部的,遇到皇帝橫起來就不靈了。到了清朝,諫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民主實際上是個好東西,但是如何用好民主,則是一門大學問。民主必須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人權都獲得充分的保障;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原則而言,必須保障每一個人的經濟公平,亦即所謂的「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一個合理的社會體制必須是「人人各遂其私以成天下之大公」。「公」和「私」在這裡是一種辯證關係,是相互補充的。這裡的討論,毫無疑問的觸及了具有「倫人」特色的中國人處於現代社會中的軟肋。以公民精神為前提的西方社會,老百姓知道為了公,私必須受到制約。但是在「倫人」社會里,中國人把自己與家族看得最重,沒有公民的概念,自然也沒有與公民身份相應的權利與義務的理解。中國社會確實需要有所轉變,必須把他者「陌生人」這一圈,轉化為公民;而「自己」也應當有意識的進入公民的角色之中。

我們應該認識到,文化是為人而存在的,人並不是文化的附屬品,這個主客關係不能任意顛倒。人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既不應盲目毀棄,也不應盲目崇拜。 經驗告訴我們,人是可以超越「文化界限」的,在經過比較、判斷後,人可以突破原有的文化界限。意識形態有助於形成一股力量,但是封閉的意識形態缺乏活水的進出與檢驗,很難保證其時代的先進性,前蘇聯與朝鮮都是實例。為了聚積溫和正向的理性變化力量,思想的控制就不能夠太嚴。鄧小平說過:「我們要防右,但是主要是防左」。我們相信在習近平主席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一定能夠突破種種難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新時代中一定能夠體現出貢獻於人類歷史的積極意義。

 

本文的簡體節略版《台灣「民主化」與社會失序的反思》,已登載在《南風窗》雜誌2017年第16期。

中華民國政府應對印軍入侵表示抗議|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 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中華民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4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由於立法委員從未根據憲法規定變更中華民國領土,所以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自然包括大陸地區;這也是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與《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關係條例」)的法理基礎。根據《兩岸關係條例》第2條規定可知,臺灣地區,係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大陸地區,係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所出現的「統治權」概念與大法官會議第618號解釋中所提出的「兩岸目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均可得知,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於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的治權暫時不及於大陸地區。

由上述可知,印度軍隊在今年六月入侵中印邊界的「洞朗地區」,已經侵犯了中華民國的大陸地區領土,嚴重的傷害了中華民國的主權。蔡英文就職中華民國總統時,根據憲法第48條規定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保衛國家,…謹誓。」。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520就職演說時也表示:「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當選總統,我有責任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和領土。」

不過民進黨政府對印度軍隊入侵中華民國領土一事,不但沒有提出抗議,甚且不乏有幸災樂禍者。這不得不讓人提出質疑,蔡英文心中的「這個國家」,是否是「中華民國」?民進黨不管是在野或在朝,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要守護憲法。蔡英文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就任中華民國總統的,除了中華民國憲法之外,不知道民進黨還有什麼憲法可以守護?

近幾十年來,大陸官方為了淡化中華民國色彩,不再使用「國軍」一詞,而改稱為「台軍」,不過大陸民間卻仍然稱戍守在台澎金馬的軍隊為國軍。所謂國軍,指的就是中華民國的軍隊。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台灣地區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個部分,台灣並不是一個國家,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那就成了台獨;所以在法理上,不應該存在「台軍」這個概念。印度軍隊堂而皇之的侵犯中華民國的主權,蔡英文是現任中華民國的三軍統帥,理應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嚴正抗議!

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權所不及的大陸地區,國軍無法至邊疆戍守與抗敵,同為中華兒女的解放軍戰士們,正頂著極限的氣候與海拔,堅守陣地,保衛國家(這也是中華民國)領土,蔡英文總統除了關懷九寨溝地震外,在中印對峙的關鍵時刻,也應當就此事件向大陸當局致意,並表示堅定支持。外敵當前,國家民族的共同利益高於兩岸之間的內部矛盾,民進黨政府一直想找機會向對岸伸出橄欖枝,現在就是兩岸和解的最好機會,它既是憲法時刻,也是兩岸的歷史時刻。

歷史的驚奇蔣經國利用中美紡織談判拿到美國潛艦|高靖

文/高靖

1971年的一場中美紡織品談判,意外地,讓中華民國政府獲得了美國同意出售柴電潛艦。歷史的進展,有時就在不經意的地方,卻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國府向美國爭取出售潛艦與幽靈式戰鬥機多年,美國都不同意,尤其是潛艦,當時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季辛吉更是反對提供台灣這種可以用來攻擊中國大陸的武器,卻沒有料到一場貿易談判,讓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找到了突破口,在台灣抵擋不了美國貿易限制的困境中,中美雙方往來折衝後,我方獲得了美方承諾出售潛艦,台灣也在1972年起陸續取得兩艘二次大戰末期生產的茄比級潛艦,這是中華民國海軍首次擁有大型潛艦的開始。
台灣早年陸續從義大利秘密購得潛爆艇組成海昌艇隊,以及後來的小型潛艇組成武昌艇隊,但這些都不是正規大型潛艦,台灣爭取美國出售潛艦是在1969年開始,當時尼克森總統當選,希望打開與中國大陸的談判管道,開始思考取消從韓戰以來的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的任務,台灣雖不滿美國的態度,但也隨即提出要求美國提供潛艦與幽靈式戰機。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顯示,1969年11月15日國務次卿白卡德與太平洋總部司令馬侃到台北,向蔣中正總統說明美國調整台海巡弋任務。12月9日,季辛吉給尼克森的備忘錄顯示,蔣中正總統不滿美國撤軍,向美國國務卿羅吉斯提出了雙方立即檢討「樂成計畫」(Rochester,中美雙方共同防禦台灣與澎湖的作戰計畫),以及在台灣的自我防衛需求下,請美國出售潛艦與先進戰機(幽靈式)給台灣。
季辛吉提醒尼克森,美國拒絕提供台灣潛艦,因為美國不認為潛艦代表有效運用資源防衛台灣,潛艦也會讓台灣擁有發動對大陸作戰行動的能力,而這是美國無法認同的。
12月17日,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面見蔣中正總統,雙方繼續溝通取消巡弋台海問題,美方表達邀請蔣經國訪問美國。1970年4月22日,蔣經國在駐美大使周書楷、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外交部次長沈劍虹、以及行政院副院長特別助理溫哈熊、鍾湖濱陪同下,與美國國防部長賴德餐敘。蔣經國再次提到中華民國需要海空優勢,需要幽靈式戰機與潛艦。不過,在這場會面中,賴德並沒有給予具體答覆究竟是否提供台灣潛艦與戰機。
1971年4月12日,周書楷即將卸任返國擔任外交部長,臨行前向尼克森與季辛吉辭行,這場禮貌性的拜會過程中,尼克森仍然沒有對出售潛艦給予任何答覆,但是主動提到中華民國的聯合國會籍問題,尼克森提醒周書楷,聯合國才是重要的議題。周書楷在對話中提及正在擴大的釣魚台爭議。
周書楷在白宮的談話,其實正反映了當時的複雜國際局勢,北京多年來努力累積各方支持能量,想方設法要進入聯合國,進展到了1971年,幾乎是勢不可擋,國際風向轉變,台灣的國府當局反對美國提出兩個中國策略,國際上支持國府的越來越少,單靠美國已無法打開局面。美國也正在與日本談判歸還琉球,美國對釣魚台主權歸屬的態度,立刻引起海內外華人的不滿。
1971年美國為了解決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要限制亞洲紡織品輸美,尤其針對日本、台灣、韓國、香港,美國的貿易談判是勢在必得,在當時越戰、歸還琉球等複雜的政治環境下,讓這場貿易談判充滿許多不確定因素,尼克森指派剛剛卸任財政部長的大衛‧甘迺迪擔任巡迴大使,負責紡織品的談判任務。美日雙方的談判,很快就出現歧見。甘迺迪在1971年4月到8月間穿梭於這幾個地區,進行雙邊談判,但是談判屢屢出現僵局,對台灣的談判也出現困難。
中美紡織織品談判在1971年進行的過程,已有許多的歷史研究與調查,國務院後來公開的歷史檔案當中,有一份文件顯示美國歸還琉球給日本的爭議,牽扯出了釣魚台的主權問題,當時台灣正面臨保釣運動的風潮,甘迺迪建議美國在釣魚台問題上向台灣讓步,藉以打破談判僵局。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甘迺迪也順便提出了台灣慣常對軍售的要求,只不過甘迺迪個人認為釣魚台問題,比較能夠符合台灣的需求。
尼克森總統的國際經濟事務助理彼德森在1971年6月7日寫給尼克森,有關台灣紡織品談判的備忘錄當中提到,甘迺迪回報美國與台灣的談判,在有關紡織品五年自我設限計畫方面,獲得了一些初步諒解,但仍有某些重大問題沒有解決,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談判陷入僵局。除非是達成對台灣有利的條件,台灣方面不希望成為三個國家當中第一個與美方達成協議的國家,而且也反對在獲得與日本一樣的條件前,與美國達成協議。台灣也認為受到美國的重大打擊(指聯合國席次爭議),如果台灣又接受不利的交易,在國際上很失顏面。
甘迺迪認為美方面對談判困難,可以有三個選項,一是去找香港與韓國談判,但這個行不通。二是馬上打道回府,承認談判失敗,但這會造成後續的鞋類談判失敗,也行不通。三是美國提出某些讓步,甘迺迪覺得可以在不造成美國工業與台灣政府傷害的情況下,解決談判停滯不前的問題。甘迺迪的想法是,雖然台灣不斷提出某些軍售項目,但是暫緩將釣魚台的行政管理交給日本,是唯一的解決方法。這可以讓台灣在國際上與國內都保存面子,願意接受紡織談判的結果。
但是,釣魚台問題牽扯到美日雙方的關係,尼克森與季辛吉都不願意改變美國既定的政策,1971年6月8日,尼克森的國際經濟事務助理彼德森寫給甘迺迪的文件指出,尼克森將在8月指派ㄧ位資深軍事代表,與中華民國政府ㄧ同檢視有利的與立刻可以取得的重要防衛的可能性。彼德森告訴甘迺迪,紡織品談判對美國很重要,美國會運用檢討國防或者其他威脅利誘的策略,以完成這項談判,
直到10月,這個資深軍事代表都沒有來到台灣,當時國安副助理海格說,這是個炸彈,無論如何我們該等到談判的結果再說。12月30日,外交部長周書楷、駐美大使沈劍虹與季辛吉在佛羅里達州會面,周書楷對季辛吉提到潛艦的問題,季辛吉說,兩個月前他已經同意了。周書楷不忘強調這都與訓練有關(台灣以反潛訓練為名義,爭取美供售潛艦)。接著兩人談到釣魚台問題,周書楷說,釣魚台造成國內政治處境很艱難,北京要在台灣搞反美運動,我們需要朋友幫忙。季辛吉反問周書楷,你們並不想要回釣魚台,你們只是想要避免因為釣魚台引起爭議,對吧?周書楷回答,是的,的確是這樣。
這段中美外交高層的對話,反映了中美外交折衝的內涵,台灣在紡織談判當中,以釣魚台問題為理由表達不滿,甘迺迪都感受到這個應該可以作為緩解台灣談判壓力的手段,才會建議美國在釣魚台問題上,採取對台灣友善的作法。但是,白宮對日本的關係更為重視,早無可能讓步,所以白宮選擇了給台灣潛艦,換取談判過關。
甘迺迪在1972年7月18日寫給季辛吉的備忘錄中提到,他被問到有關1971年紡織品談判時,他對中華民國政府作出有關提供潛艦的承諾,最後結果是,我們唯一對台灣最堅定的承諾,就是潛艦了。他是獲得尼克森總統非常明確的指示,被授權由他本人親自向蔣經國提出這項決定。
雖然美國在紡織品談判過程中,透過管道告知蔣經國,同意給台灣潛艦,可是隨後的程序卻是拖拖拉拉,不情不願。國防部長賴德在1972年10月要求季辛吉同意提供台灣兩艘潛艦,因為賴德7月提出這個要求時,季辛吉請他9月再提。甘迺迪也覺得美方是否態度有變,才會寫文件提醒季辛吉。季辛吉曾在7月回覆說,你可以確信美國會履行關於你去年對蔣經國提出的承諾,這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發生。
稍早,1972 年4月 28日,白宮國安會幕僚何志立寫備忘錄給季辛吉,提到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祖姆瓦特告知台北美軍顧問團,已經同意出售兩艘潛艦給中華民國。但是這件事情違反了海格先前的規定,對台軍售必須先經過白宮國安會同意,國務院已經通知台北大使館,暫緩通知台灣這項決定,等到我們把事情弄清楚再說。何志立也提出兩個質問,為何給台灣兩艘潛艦,而不是ㄧ艘。為何讓潛艦有攻擊能力的魚雷管及其他設備沒有拆除,如果我們要提供這些潛艦,至少要對北京方面降低政治上的困擾,讓我們可說明這是沒有攻擊能力的潛艦。為什麼這些潛艦是用廢棄物的價格出售(每艘15萬美元),而不是更高的實際價格。
海格當時宣稱,他沒有同意祖姆瓦特。季辛吉也批評祖姆瓦特處理這件事情,太過於隨便。潛艦的事情,又拖了幾個月。何志立在10月6日請季辛吉要求台灣同意,潛艦只能用於反潛訓練,國務院也強烈主張應該設限,如果中方同意這個附帶條件,卻搞出其他事情,我們至少留下我們曾經要求他們不可以這樣的記錄。10月20日從華府發到台北美國大使館的密電,請美國大使馬康衛通知當時已經升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美國準備移交中華民國兩艘反潛用的柴油潛艦與60輛M-48戰車。馬康衛也在台北時間10 月21日,當面告知蔣經國美國移交潛艦的決定。
最後,中華民國海軍前後派遣兩批人到美國接收潛艦,回到台灣,命名為海獅軍艦與海豹軍艦,停泊高雄左營海軍軍區的水星碼頭。因為這項採購潛艦的計畫名稱就是水星計畫,後來在1980年代向荷蘭採購的兩艘潛艦,也是停泊在水星碼頭。
從對美採購潛艦的戲劇化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政府過去在台灣,或許曾經留下威權統治的負面印象,但是國民黨政府在處理大小事務上面,不卑不亢,沒有對美國卑躬屈膝,比起後來的民主化趨勢後的政府,要更有能力與智慧。中美紡織品談判,這種貿易談判,台灣幾乎沒有迴旋空間,但是政府運用當時的國際情勢,彼此折衝,ㄧ場紡織品談判,雖然讓台灣的紡織品出口受到限制,可是以經濟上的限制,換取到台灣長期無法獲得潛艦,而且是兩艘,這真是很難得的進展,目前的經貿談判人員與幕後的蔣經國,是在ㄧ個幾乎不能打勝的戰場上,爭取到了最好的戰果,至於釣魚台問題,當美國已經有明確親日的立場時,抗爭到底,什麼都爭不到,又有何用,拿到潛艦,擴充海軍戰力,對台灣整體防衛更加有利。

吳敦義藉反對兩岸和平協議表態親美|高靖

文/高靖

新任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接受台灣媒體專訪,他表示,兩岸若簽訂和平協議,將牽連多方變動,受影響的不只兩岸,包括美國等重要的第三方也將波及,要非常審慎。如果兩岸簽訂和平協議,那美國還要賣武器給台灣嗎?吳敦義將兩岸和平協議與美國軍售台灣連結在ㄧ起,這是似是而非的論述,顯示吳敦義對兩岸問題與軍售議題缺乏深入了解,完全扭曲了美台軍售的政策本質。
吳敦義的說法,避開兩岸和平協議,是標準的台灣選舉思考,擔心說不清楚,又被人扭曲成是投降主義,是被統,所以選擇不碰觸這個關係兩岸未來的重大議題,只要先面對台灣的選舉,拿到勝選就足夠了。至於兩岸未來如何往終局發展,吳敦義把馬英九時代的不統、不獨、不武又放回到國民黨的政綱當中,只要維持現狀即可,不思考兩岸的未來。
吳敦義似乎是把美國對台灣的軍售政策,放在最優先的地位,為了維持美台軍售如常進行,所以兩岸不能簽和平協議,好像美國賣武器是多麼重要的事情。吳敦義這番論調,也是似有若無向美國表態,他不是親中,他是親美。
不容否認,國府遷台後,美國的軍事力量,一直是台海穩定的重要關鍵。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始派驅逐艦巡弋台海,阻止共軍入侵台灣,也是防止國府趁亂出兵大陸,造成戰事擴大,不可收拾。美國提供的軍事援助,確保了台海安全,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美軍協助國府的外島運補護航,但美方也要求部隊不與共軍衝突,避免緊張情勢升高。
美國要保障台灣安全,但更重視美國自身的全球利益,1970年代尼克森總統積極開拓對中關係,開始撤出駐台美軍,取消驅逐艦巡弋台海,但也同時對台提供空防所需戰機。美國認為把中國大陸納入國際關係體系當中,可以降低台海衝突的風險。當1978年12月美中雙方確定建交後,美國仍持續對台軍售至今,美國採取的是平衡策略,要發展對大陸的良好關係,也要確保台灣的安全,儘管後來有八一七公報,但美方事後提出對台六項保證,彌補軍售問題的爭議。
華府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美國仍然持續對台灣軍售,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兩岸問題能夠以和平手段解決,如果要維持和平手段,客觀條件上,就必須是雙方力量對等,或者誰也吃不下對方。軍售,就是美國協助台灣維持必要的防衛力量,這才能夠有自信與北京展開對話。但也是在這樣的思考下,美國不會賣太先進的裝備給台灣。在蔣中正總統生前最後幾年,台灣爭取美國提供幽靈式戰鬥機與潛艦,美國只同意出售兩艘二戰時期的茄比級潛艦,而且是以反潛訓練為名義。後來台灣陸續爭取F-16、F-18,F-X戰機等等,美國都不同意,因為美方認為,提供台灣先進戰機,會改變台海情勢。
在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當中,記載了1977年1月8日的一場美中高層官員的會面,當時卡特總統即將就職,卡特所任命的國務卿范錫,經過季辛吉的安排,與北京派駐華府的聯絡處主任黃鎮會面,當時黃鎮對范錫說,在上海公報當中,美國認識到只有ㄧ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那時候開始,美國政府瞭解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堅決地反對任何製造兩個中國、ㄧ中ㄧ台、ㄧ國兩府的陰謀。范錫也在對談中表示,他完全接受ㄧ個中國原則。他向黃鎮保證卡特落實上海公報作為導引兩國雙邊關係指導原則的堅定立場。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開展的美中台三邊關係,一個中國,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台灣要想要透過武力爭取台灣獨立,幾乎不可能受到美國支持,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就是在美國不促談的情況下,讓兩岸終局能夠用和平方式解決,這是美國對台灣的道義與承諾,美國對台灣供售武器,只是為了確保台灣不會因為受到威脅而倉促上談判桌。
以現在的兩岸情勢而言,台灣由主張台獨的政黨執政,兩岸無法建立最起碼的政治信任,兩岸是否簽和平協議,那還是一條很漫長遙遠的路,兩岸的政治現況,連一套軍事互信機制都沒有,又如何能夠邁進到下一步的和平協議,政治信任需要逐步累積堆疊,吳敦義從過去以來,就是刻意把和平協議曲解,忽略要達到和平協議之前,雙方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努力與磨合。
有和平協議,並不能保證百分之百的安全,二戰時期,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這只是雙方拖延時間的手段,德國最後還是撕毀條約,出兵侵略蘇聯。日蘇雙方也簽訂有中立條約,同樣的道理,日本是要避免蘇聯干擾他們南進,蘇聯則是不想兩面作戰,但在戰爭末期,蘇聯也趁著日軍戰力瓦解之際,出兵中國東北,占領日本北方小島。
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和平協議之類的東西,並不完全可靠,可是沒有和平協議,就不會開始往穩定的和平發展。主張和平協議,其實是提出一個政治上的方向,以目前兩岸雙方在軍事、政治上的對話,都還無法達到建立互信的情況下,和平協議根本不可能簽,但這不表示和平協議是無法達到的政治目標。
吳敦義試圖把和平協議污名化,無非是基於台灣選舉的短線思考,兩岸簽和平協議,美國就不賣武器給台灣,這也是把事情簡化了。兩岸如果真的能夠達到簽和平協議的政治階段,那就表示政治上已經有很好的互動與信任,台灣的安全顧慮,自然降低了許多,美國當然會對軍售另有政治考量。歷來美國對台軍售,都是限制在僅僅維持台灣防衛能力的範圍內,根據他們評估的威脅,對台灣供售武器,按照吳敦義的說法,簽了和平協議,美國不賣武器給台灣,這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以美國而言,兩岸和平穩定,符合美方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但是近年來,大陸實力增長,美方自然憂心影響到美方的領導地位,周邊的日本也會顧慮北京力量往太平洋擴張,這種情況下,美方更有立場持續對台軍售,藉著軍售維持對台政治影響力,讓台灣是美國在太平洋的前沿,而不是大陸的前沿。但是兩岸若能達成和平協議,美方也不會持有異議,美中雙方就是保持鬥而不破,民進黨所寄望的無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把台灣獨立搞成事實,吳敦義雖不敢明講支持台獨,但他是希望藉著反對和平協議,向美國表態自己不親中,是親美的立場。
美國總統卡特當年會見北京派駐華府的第一任大使柴澤民,柴澤民向卡特表達了中方不滿美國軍售台灣的態度,當時卡特的說法是沒有軍售台灣,美國就沒有辦法影響台灣的行動與計畫。換句話說,軍售台灣是另一種控制台灣的政治手腕,北京也深知這個道理,吳敦義對和平協議影響美台軍售的說法,某方面也是呼應美國透過軍售控制台灣的情況,技巧地表達他可能會接受美國的政治指導。至少在現階段,若美國認可吳敦義的立場,有助於吳敦義在台灣的選舉規畫。
台海目前的情況,在兩岸實力消長下,主動權老早就不在台灣這邊,政治與軍事並進,這才是維持穩定的方法,簽和平協議與美國軍售,彼此並不相違背,也不會牽制彼此。美國軍售台灣,是美國評估台灣的情勢需要,再依據台灣方面提出的需求,逐項檢討產生,美國賣不賣某些裝備給台灣,是依據台海安全情勢而來的判斷,若兩岸已經推進到可以經過談判後,簽訂和平協議,那就表示台海情勢是穩定的,自然就不需要出售過多軍品,破壞穩定的局勢,但是在兩岸步入最終的政治談判之前,美方仍然會持續對台軍售,因為這是提供台灣與大陸互動最根本的物質條件,要確保兩岸之間,都能夠使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中國人共同的問題。
吳敦義有能力當選這個百年大黨的黨主席,但是他對兩岸與外交問題,顯然不夠老練,吳敦義急著向美國表態,撇清國民黨與和平協議的關係,外界看起來,這無非是東施效顰的笨拙舉措。吳敦義反對兩岸簽和平協議,但是如何確保兩岸的和平穩定,依舊只能把馬英九時期的剩菜不統、不獨、不武搬出來,問題是兩岸情勢已經進入2017年的下半年了,情況早已改變,剩菜解不了眼前的飢餓,吳敦義如果要率領國民黨重返執政,可能在兩岸關係與外交問題上要好好下功夫,只會表態親美,疏遠與北京互動,那不會讓國民黨勝選,只是讓國民黨變成小一個尺寸的民進黨。

台獨大老彭明敏曾主動求見周恩來|高靖

文/高靖

在民進黨政府的政治宣傳當中,任何台灣人與北京接觸,都被打成十惡不赦。在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當中,卻可以看到一份1971年12月13日的文件,這是白宮國安會幕僚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寫給尼克森總統國安事務特別助理季辛吉的備忘錄,這份文件提到曾經代表民進黨參選1996年總統大選的彭明敏,1971年當時,曾在美國主動找上約翰‧謝偉思,謝偉思在中共建政前,曾經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工作,立場偏左,經常批評國民黨政府,中共當局把謝偉思看做是美國的民間友人,彭明敏希望謝偉思到中國大陸訪問時,拜託當時的總理周恩來,能協助安排他訪問中國大陸。
彭明敏在台灣被視作是台獨大老,1970年由台灣偷渡到瑞典,然後申請美國簽證抵達美國,為了美國同意彭明敏入境,一度引起台灣國府當局與華府的不愉快,國府懷疑美國政府暗中支持台獨運動。彭明敏後來曾經加入民進黨,代表民進黨競選首屆中華民國民選總統,當時與彭明敏搭檔的是謝長廷,彭明敏後來又創設建國黨,宣傳台灣獨立。1971年是台灣國際處境最困難的時候,北京打壓壓力最大的階段,彭明敏卻主動找人向大陸傳話,要訪問大陸,彭明敏這樣的舉動,如果用今日民進黨政府的標準,恐怕是大逆不道。
何志立的備忘錄說,1971年8月台北派了代表到美國會見彭明敏,這位人士勸說彭明敏回到台灣,與國府合作。彭明敏拒絕了這個邀請,因為彭明敏無法接受政府的條件。這位人士向彭明敏表達,只要彭明敏不反對反攻大陸的政策,就可以繼續在台灣積極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位人士也向彭明敏表達憂心,如果彭明敏不與政府合作,政府可能對台灣民眾採取較高壓的手段。
何志立告訴季辛吉,最近彭明敏在謝偉思出發前往中國大陸前,主動打電話給謝偉思,請謝偉思代為安排,請周恩來協助彭明敏訪問大陸,或者是協助彭明敏與北京當局建立直接接觸的管道。當謝偉思提起彭明敏的問題時,周恩來表示,任何彭明敏的朋友,只要是沒有參與台灣獨立運動,或者不認同台獨,都可以來到這裡,回去後再向彭明敏報告。
何志立還引用聯邦調查局FBI的情報,彭明敏當時在台灣有情婦(mistress ),彭明敏想辦法要把這位女子弄到美國,便利用駐台的美國大兵與這位女子結婚,以美軍妻子的身分出境來到美國。這項計謀被國府察知,採取行動阻止彭明敏的情婦離開台灣。國府向美國政府官員表達了不希望美方施壓讓這位女子離開台灣的態度,彭明敏可能因此在美國感到他的個人處境很沮喪,在政治上也覺得挫折,因為美國政府與國際社會都不太支持台灣獨立。
何志立引述與彭明敏親近人士的說法,彭明敏是位機會主義者,像彭明敏這樣積極參與政治的人,你不免假設如果彭明敏認為直接回去台灣,並不太吸引人,對美國有關台獨的立場,也感到失望,或許就讓彭明敏想要與中國大陸有某些安排。從彭明敏向周恩來表達主動,顯示彭明敏正在思考這個方向。
何志立的外交政策立場,向來對中華民國政府不友善,他寫給季辛吉的備忘錄,是在說明兩岸關係的複雜情況,1971年12月當時正是美國密集安排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因為尼克森是戰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所以兩岸關係的敏感議題,國安會都會密切注意,因此留下了彭明敏主動想要北京安排訪問大陸的文字紀錄。
不過,事隔多年之後,大約十多年前,當年的檔案解密公開後,彭明敏主動找人與周恩來接觸安排訪問大陸也被外界看到,當時彭明敏找了台灣媒體說明,根據當時報導,彭明敏宣稱,他1970年抵美時,美中已開始秘密接觸,當時有位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傳話,說周恩來希望他訪中,還說中方希望他最好先派一親信前往為他舖路,那是傳話,他從未主動表示欲訪問中共。接續又有見過周恩來的美國人傳話,說周恩來向他致意。周還向人探問,想知道他之前在日本被炸傷的是左手還是右手。後來周恩來又傳話說,本來中國宣傳台獨運動是美日帝國主義的傀儡,但後來已不認為台獨運動是美、日帝國主義的傀儡,已瞭解台獨問題的複雜性。周恩來最後甚至託人傳話,建議他訪問中共的具體日期,但後來因為當時日本首相訪中,內外情勢及周恩來身體的健康問題,沒有進展。
彭明敏的說法,與國務院有關何志立的文件所載明的情況,剛好完全相反,何志立已經在2001年過世,居間代表彭明敏傳話的謝偉思,也在1999年離世,彭明敏為自己辯解的說法,也只能說是片面之詞。不過,彭明敏與中共當局曾經有過接觸,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民進黨政府對於兩岸民間交流,在他們的政治宣傳上,多半把民眾與大陸接觸的活動,描述成帶有負面評價,譬如退役將領與大陸方面的交流活動,就被民進黨立委無端指控有失忠誠,不過,對照在1971年當時,在冷戰的局勢下,兩岸仍在軍事對峙的年代,大陸對外島金門與馬祖的砲擊,持續進行著,直到1979年美國轉移外交承認,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後才停止。在那個封閉的年代,主張台灣獨立的彭明敏,卻急著找大陸信任的中間人傳話,要安排訪問大陸,那時的台灣,國際處境艱難,中華民國才剛剛在1971年的10月25日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正是風雨飄搖,彭明敏卻找人向中國大陸傳話,彭明敏當年的行動,看在今天台灣人眼裡,不知道究竟會有什麼樣的評論?
兩岸關係的演變,類似是一個辯證的過程。1949年國共內戰勝負已分,國府在四分五裂下,敗走台灣,從此雙方你來我往,不論軍事上的小規模戰鬥,或者是國際外交場合的圍堵,直到1960年代後,因為國際局勢有所轉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逐漸難與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抗衡,僑社轉向支持大陸,逐漸增加,外交承認北京的國家也慢慢增加,法國與北京的建交,對當時台灣是沉重打擊。中共拉攏各方,希望顛覆國府,以達到收回台灣,統一中國的政治目標,這是眾所皆知。
1971年10月北京取代了台北,繼承在聯合國的會籍,台灣幾乎在國際上沒有多少立足空間,北京此時拉攏台獨人士,藉以減損國民黨在台統治,並不奇怪,彭明敏是在這個樣的氛圍下,想要與大陸接觸,藉外力推倒民進黨,也是合理的想像。這就是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但是經過幾十年的變化,曾幾何時,民進黨轉換成了當年拒絕與大陸接觸的國民黨角色,過去的主要敵人是嚴密控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次要敵人是台獨與黨外,現在的主要敵人是搞台獨,去中國化的民進黨政權,次要敵人才是國民黨。
有趣的是,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後期,最喜歡政治宣傳台灣的三合一敵人,就是泛指中共,島內的黨外人士,海外的台獨份子。彭明敏流亡美國期間,暗中請人與周恩來建立直接管道,不就相當程度地證實了三合一敵人,的確是真正存在,威脅著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這並不是國民黨政府的宣傳伎倆,彭明敏當日急切著要去大陸的一言一行,很值得大家細細斟酌。
台灣對於兩岸統一問題,從早期是國家的政策,到現在變成人人視為畏途的負面評價,最主要的轉折,就是在大陸實力漸強下,懼怕台灣被大陸統一,失去對現有生活方式的保障,所以只要有人與大陸接觸,就會被抹紅抹黑。彭明敏當年也許是想結合各種反對國民黨的勢力,幫助他推動台獨,這也看得出彭明敏過於天真,差點讓自己變成別人的棋子。
收回台灣,這是北京從來沒有放棄的政治目標,不論當年彭明敏是主動爭取去大陸,或者是大陸邀請前往訪問,都是北京對台政治工作的一環,要免除這種台灣被大陸統一的疑慮,合理的作法,是兩岸公開談判。馬英九在總統八年任期,處理了許多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兩岸慢慢摸著石子過河,但在政治議題方面,就碰到深水區了,雙方都有些謹慎,只是目前的民進黨政府因為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又出現僵局,如果退一萬步想想,當年兩岸彼此對抗的年代,流亡美國的彭明敏,都要主動訪問大陸了,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又為何不能放低姿態。

親吳國民黨人士新解一中各表新解是不向中共投降|高靖

文/高靖

新任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對於國民黨的兩岸論述,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ㄧ定要連在一起使用,不能分開。媒體報導國民黨人士為吳敦義解釋,堅持使用一中各表,是表達不向中國大陸投降。這段話正道出了吳敦義非常缺乏兩岸幕僚的困窘,吳敦義幕僚對於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胡亂曲解,吳敦義宣稱要領導國民黨重返執政,但是連一個使用多年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都搞錯了,真不知道他要如何說服台灣人民,國民黨有能力處理兩岸問題。
九二共識大致可說起源於1992年兩岸香港會談,但其實這場會談沒有達成任何具體的意見,可是參與會談的我方人士大多有個相差不太大的看法,簡單地說,就是對於一個中國有共識,但對共識的內涵,沒有共識。九二共識起初只在台灣方面使用,大陸是到了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大陸,與當時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後,大陸官方才開始在公文書出現九二共識名稱。大陸的看法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至於台灣認同九二共識的人,以馬英九的說法為例,馬英九當年連任國民黨主席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致電祝賀,馬英九回電時,提到九二共識的內容為,1992年,海峽兩岸達成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
如果要討論九二共識到底是什麼東西,各家各派,都有許多長長短短的看法,但是民進黨,當然不承認有這個東西存在,因為涉及一個中國的任何主張,信仰台灣獨立的民進黨都不承認。
儘管九二共識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楚,馬英九堅持使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馬英九是為表達雙方各有看法,我方也堅持自己的看法。
然而九二共識正因為它的模糊,產生了兩岸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對話,發展交流,而不必細究九二共識究竟是什麼?若真要討論到底,九二共識多少涉及了一個中國的問題。
兩岸在一個中國方面的論爭,從1949年以來雙方在國際社會的攻防,就處在一個互相否認對方存在的敵對態度,各自主張自己唯一代表一個中國,各自也都不接受兩個中國的主張。九二共識的某些用處,就在於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方法,這個概念可使兩岸互不否認對方的地位,擱置爭議,求同存異。讓雙方可以展開對話與談判,化解歧見。
簡單地說,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完全不是吳敦義幕僚所講的那樣,是向中共表達不投降的態度。九二共識根本與投降或者兩岸誰對誰屈服,沒有任何的關係。吳敦義的幕僚把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胡亂解釋,如果這種問題不趕快解決,吳敦義不把這樣的幕僚換掉,國民黨內如果充斥這種低水平的幕僚,不懂裝懂,恐怕會誤了國民黨與大陸溝通交流的大事。國民黨會有這樣的幕僚代表吳敦義對外發言,也顯示吳敦義缺乏足夠水準的兩岸幕僚。
這位國民黨幕僚可以把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曲解為是不向中共投降,顯示他對於兩岸談判毫無認識,九二共識會牽涉到一個中國,自然也指涉兩岸統一的問題。兩岸若要談判統一,不存在著誰統誰,或者誰向誰投降的問題,這是必須經過雙方的平等地位的政治談判,逐步堆疊互信與共識,才有可能在未來讓兩岸統一水到渠成。可是在談判統一之前,兩岸的許多交流,必須在擱置爭議,求同存異下,才能夠持續進行。
但是,眼前的困難是,兩岸情勢在2016年國民黨在大選潰敗後,在國會成為少數黨,中央也沒有執政權,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造成兩岸關係的停滯,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並不單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不存在的,真正的原因是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這是台獨所反對的主張。對於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因為挑明了一中,台獨更不可能接受這個主張,對於台獨來說,一中無法接受,後面的各表根本就無關緊要。那麼,此時此刻,吳敦義又高舉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能夠說服絕大多數台灣人嗎?
吳敦義如果要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不能夠只是把過去的舊名詞又拿來照抄一遍,以為這樣就可以回到過去的狀況,兩岸的情勢已經隨著民進黨否定九二共識,有了新的改變,吳敦義就算重提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大陸當局是否還會與過去一樣照單全收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細細推敲,一中各表這四個字,大陸方面是從來不使用的,因為這是語意不清的四個字,九二共識已經是模糊的東西了,後面又加上一樣模糊的四個字,豈不更亂,但是大陸方面基於互動的必要與營造善意氣氛,沒有挑明反對台灣使用一中各表,但也沒有表示接受。
兩岸方面其實都可以感受到九二共識,或者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大概是講些什麼,但又很難字字推敲地,講出個所以然來,大方向上當然是一個中國,可是這要用許多文句與段落來闡述,才不會彼此產生誤解。一中各表不是那麼簡單地四個字,是有很複雜的意義。2016年大選的失敗,至少某方面讓我們不禁懷疑,馬英九高舉了八年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好像對台灣民眾用途不大,台灣選民不相信這個東西。若長久以往下去,一中各表在台灣就取代了九二共識,對大陸而言,是堅持一個中國,但是台灣卻成了有兩個中國的表述。國民黨過去的用法是,一個中國內涵有不同看法,如果不詳加敘明,兩岸對於一個中國不同看法,就有可能簡化成台灣主張兩個中國的看法,這對北京來說,肯定無法接受。
吳敦義接任國民黨主席後,據傳國民黨的新政綱當中,加入了反對台獨的字眼,原因不外吳敦義的統獨傾向不明,用這個明確的字眼,向北京傳達吳敦義的基本立場不是台獨。不過,這個用途不大,大陸對台灣的政治動態向來是聽其言,觀其行,吳敦義領導下的國民黨,可以在兩岸關係能有多少著墨的地方,在國民黨失去國會多數後,其實相當有限,吳敦義充其量只能表達對民進黨兩岸政策的不認同,很難開創新局,連戰在2005年的破冰之旅,那是前無古人之舉,其他後任的黨主席訪問大陸,都不可能有這樣的歷史效果。吳敦義希望在政綱列出反台獨,而不能有更進一步兩岸對話的行動之下,就可以化解他的兩岸路線不明確的疑慮,未免太過天真。
國民黨要重返執政,按照台灣現行的制度,只能透過選舉方式。吳敦義重新高舉馬英九用過八年,而台灣民眾不買帳的八個字,希望當成他的兩岸關係主要論述,可是兩岸的情況早就改變了,大陸也深切體認到台灣內部情勢的詭譎,對於本來就不公開認同的一中各表,也已經要求大陸媒體不可以使用一中各表這四個字。
吳敦義以為緊抱著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國民黨就可以有別於民進黨,會比民進黨有更好的辦法處理兩岸關係,其實是根本沒有弄清楚兩岸之間到底現在發生了什麼變化。吳敦義在提出有關兩岸的國民黨新政綱之前,沒有在兩岸情勢方面進行周延與完整的論述,只是拿掉他不喜歡的前任主席洪秀柱的某些主張,包括深化九二共識、兩岸和平協議等等,然後列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反台獨等字眼,這完全是拼拼湊湊的做法。
吳敦義缺乏理解的是,深化九二共識與和平協議,都是有指向性的政綱,代表國民黨要往某個方向前進,不論你是否認同,這是洪秀柱認為國民黨應該前進的方向。但是現在換成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方向感不見了,動態沒有了,成了一個靜態的名詞,如果說是退回到馬英九時代的兩岸主張,那麼這八個字在2016年大選結果,就顯示台灣選民不買單,不相信這個主張。
至於國民黨高舉反台獨,這到底是如何反呢?反對台灣獨立的具體行動與論述,究竟又是什麼?新黨也反對台獨,可是新黨已不容易在台灣選舉取勝。國民黨反對台獨,與新黨反對台獨,又有何不同?吳敦義的國民黨政綱反台獨,所著眼無非希望能讓大陸多些善意,馬英九執政八年,都不肯修改充滿台獨歷史的教材,不願意為反台獨提出具體努力,那麼北京為何要相信在野的吳敦義真的會以行動反台獨。吳敦義的兩岸論述,粗糙不堪,這種品質的國民黨政綱,讓人擔心吳敦義如何有能力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

中共堅決反對分裂國土對台不存有幻想|高靖

文/高靖

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8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發表談話。習近平提出六個任何,他說,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這番強硬的反對領土分裂的談話,當然讓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政府聽了之後,如坐針氈。
習近平的談話,是針對解放軍的紀念活動,又逢中共即將舉行19大,當然要方方面面顧及。與軍方有關的活動,觸及中國領土完整的主權議題,自然不能夠太柔和,要把軍隊的基本立場表達出來。另一方面,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引以為傲的天然獨,加上民進黨政府ㄧ連串去中國化的政治操作,習近平免不了要釋放訊息,提醒台灣島內,大陸反對分裂國土,不是口頭隨便說說,是有力量的。另一方面,也是藉著這個重大活動,向國際社會表明,兩岸問題是中國內部問題,因為國土分裂是一國內政問題,不容許外人插手。
當然,這些話也可以解讀為針對釣魚台、南海、西藏、新疆等地區。因為藏獨、疆獨問題一樣是中國大陸內部的重要維穩問題,南海有美國步步進逼,釣魚台則在美日合作下,要改變現狀,就可能要升高緊張。
習近平這次紀念八一建軍,罕見地在內蒙古的朱日和舉行大閱兵,接著發表反對六個任何的強硬談話,這六個任何,分別是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這段維持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堅決談話,除了激勵人民解放軍的士氣,更是用來團結大陸人民的重要議題,求得社會的穩定。
相較於10年前,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锦涛紀念八一建軍80周年的談話,習近平反對國土分裂的談話,立場強硬許多。胡錦濤當時發表談話說,80年来,在中国共產黨領導下,人民解放軍高舉黨的旗幟,高舉人民的旗幟,牢記使命,英勇奮戰,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何改革事業,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
胡锦涛表示,我們的人民軍隊,全面履行保衛祖國、保衛人民和平勞動的根本職能,英勇捍衛新生的人民政權,勝利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和多次邊境自衛防禦作戰,嚴密守衛祖國的萬里邊防和遼闊海疆,依法履行香港、澳門防務職責,有效震慑和打擊危害國家安全和统一的各種分裂、破壞活動,為國家發展繁榮提供了可靠安全保障。
習近平的談話顯然比起10年前胡錦濤的談話,在態度與用語上要更強硬許多。胡錦濤只提到了解放軍有效震慑和打擊危害國家安全和统一的各種分裂、破壞活動。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2007年當時還是陳水扁在台灣執政,但是陳水扁因為貪腐嚴重,正遭逢紅衫軍倒扁運動的重大政治壓力,在台灣成了眾矢之的,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聲勢正起,台灣內外情況與2017年相差很大,台獨並沒有受到大多數人認可,或許胡錦濤盱衡兩岸情勢,僅提及解放軍打擊危害國家統一的各種分裂、破壞活動,而沒有像習近平一般,具體點名任何人、組織、政黨把任何中國領土在任何時間,以任何形式分裂出去。
2017年的現在,民進黨變本加厲在台灣鼓吹台獨,國民黨也將由反對統一的吳敦義接任黨主席,台灣島內情勢在北京眼裡看來,可能已經比2007年當時更加惡化。相對地,兩岸在軍事實力上面的消長,落差更大了,共軍能力大幅提高,已能穿越太平洋第一島鏈,航行自如,航母遼寧艦南下香港,轟六繞行巴士海峽進入太平洋,在繞行台灣一圈後,回到大陸。蔡英文不甘示弱,選在習近平紀念八一建軍不久前,在7月28日跑台南空軍基地,慰勉升空監控大陸轟六機的經國號戰機飛行員,同時發表針對大陸的談話,接著習近平30日主持朱日和大閱兵,8月 1日就發表針對國土分裂的強硬談話。
兩岸你來我往,處處交鋒。蔡英文在台南公開演說表示,今天我們來到臺南,要為致力於戰訓整備的443聯隊弟兄姊妹加油打氣,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讓全體國人同胞,跟我一起來見證,中華民國空軍最精銳的戰力及保家衛國的信心。這段時間,中共解放軍在台灣周邊海、空域的頻繁活動,國軍不但能全程掌握,也有適當的因應作為。在台南空軍基地的443聯隊全體同仁,為了捍衛領空,擔負起重大的責任,並且也都能成功地達成任務,證明443聯隊確實是一支國軍的精銳部隊。
蔡英文說,剛才空軍司令沈一鳴在警戒室進行五分鐘緊急起飛的抽測,我們都看到了,443聯隊的飛行員和地勤人員,都能夠在急迫的情況下,有條不紊地完成緊急升空,來應付即刻的威脅。今天驗證的成功,正是告訴國人,捍衛領空,捨我其誰。每一天,所有的國軍弟兄姊妹,都像443聯隊一樣,維持著高強度的訓練和戰備。每一天,所有的國軍弟兄姊妹,也都像443聯隊一樣,嚴密掌握敵情,確保國家安全。這就是國軍的每一天。隨時做好萬全準備,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守國護土,捍衛自由民主價值,是我們的責任,她要在這裡,對國軍同仁的努力,表達最深摯的感謝。
當民進黨政府不停地推動去中國化,鼓吹台獨的同時,蔡英文卻說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好像現在中華民國存在最大的威脅,是北京,而不是主張台獨,否定中華民國地位的民進黨政府。蔡英文所說,與她領導的政府所為,是完全矛盾的。蔡英文到空軍視察,表面上是對於空軍飛行員的激勵士氣行為,但這其實是在解放軍機艦出海繞台之際,一種針鋒相對不示弱的強硬態度,但是台灣能夠運用的資源太少,蔡英文只能到機場,看看戰鬥機緊急起飛的演練,用間接的方式表達與大陸的對抗。
曾經是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在台灣由民進黨執政,但是民進黨從創黨之始,絕大部份成員就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所信仰與主張都是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只是礙於國際壓力,不能夠宣布台灣獨立,但是民進黨政府對於去除台灣的中國因素,也就是去中國化的政治操作,那是無日無夜不在推行,要讓中華民國名存實亡,即使共軍沒有襲台,中華民國其實也差不多只剩這個名義,其過去來自中國的各種精神與文化,早被民進黨去中國化移除。
習近平在蔡英文談話之後,堅決地表達了反對國土分裂的強硬態度。不只是回應了台灣經由民進黨政府鼓吹高漲的台獨浪潮。另一方面,兩岸在2008年到2016年的八年間,其實具體地簽署了許多的協議,促進兩岸和平與穩定交流,但是這些過去堆疊的善意,習近平也許在是因為解放軍的場合,沒有針對性地提到台灣問題,自然略去這些兩岸已有的交流架構。
或也可以認為,習近平已不須具體提及台灣問題,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從六個任何的強硬態度充分展現出來。無論台灣的情況如何改變,北京的立場,就是這六個任何的綜合。換言之,北京目前對於即將由吳敦義接任黨主席的國民黨,在促進兩岸統一方面,也沒有太高的寄望,不存在任何的幻想,採取了強硬基本立場表達的論述,是最直接明瞭的方式。
解放軍的八一建軍紀念,其來由是1927年當時,中國南北分裂,各地軍閥割據,國民黨經由國共合作,接受蘇聯援助,發動北伐,已經逐步發展成中國內部最大的政治勢力,但是國民黨在北伐過程中進行清黨,剷除國民黨內的共黨勢力,之後中共才在南昌起義,國民黨政府稱為南昌暴動。隨後而來二十多年的國共鬥爭,最後在國共內戰雙方犧牲慘重下,國府敗走台灣,中共在北京建立新政府。回首當時,解放軍是在非死即生的戰鬥中成長茁壯,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舉事,造國民黨政權的反,90年後紀念這起事件,無非提醒大家建軍的初衷,追求革命理想的實踐。
以當時國共雙方的實力而言,中共當局毫無競爭本錢,卻仍能從苟延殘喘,到雙方決生死,日後紀念這件歷史事件,無非是提醒今日的人們,要更有信心面對變局,吳敦義雖然大學讀的是歷史,不知道是否感受到中共紀念建軍所傳出的弦外之音,即國民黨也是不能夠受到信任的了。
2005年連戰領導的國民黨,與胡錦濤彼此仍可以兄弟待之,那是連戰對於國家統一表達的認同,今日國民黨由公開反對統一的吳敦義領導,習近平紀念建軍90周年,透過講話,表達了對民進黨分裂國土的不容忍態度,也讓大家重新憶起過去國民黨的壓迫。如果大陸真的對台灣的兩大黨不存有幻想,那麼兩岸的未來將更為嚴峻,因為過去柔軟的讓利措施,換來的只是台灣人的嘲諷,朱日和大閱兵也許不一定針對台獨,但卻是表達了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堅決態度,在台灣推動台獨與反對統一的所有政治勢力,是否都已經準備好面對這種堅決態度呢?因為這可能代表了維護領土完整,不計一切代價犧牲,台灣能夠承受這樣的重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