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官員偏見與國府應變混亂影響美國援助內戰|高靖

文/高靖

國共內戰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分裂命運,國共雙方在1947年到1948年之間轉換了彼此的地位,1949年徐蚌會戰則是決定了國府的敗亡命運,在戰事推進過程中,美國軍援國府舉棋不定,讓國府士氣受打擊,也暴露出某些美國官員的主觀偏見,造成美國不能堅定支持國府,再加上當時蔣中正忙於競選總統,似乎忘了戰爭仍在進行,這些都與國府的失敗有很大關係。
國府先是受制於1946年的美國軍火禁運,影響到部隊作戰與裝備的後勤補給,又因政府財政困窘,無力在美國商購軍火,只能期待遲遲不來的美援,以致東北戰事頻頻失利,1948年初在美國駐華大使館敦促下,華府當局才發現問題非同小可,開始積極協助國府取得美軍剩餘物資的彈藥,可是行政程序耗時,往往緩不濟急,尤其國府在戰事急轉直下時,緊急向英國採購淘汰當廢鐵拍賣的戰車,美國卻橫加干預,延宕大半年,等到共軍都度過長江,攻陷南京,國府仍然無法獲得美國同意將這批戰車轉運到台灣。
從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可說是國共內戰過程中,國府逐漸由盛而衰的轉折階段,共軍在東北發動秋季與冬季攻勢,將東北的國府軍隊困在長春、瀋陽、錦洲等處,喪失戰場主動。共軍在林彪指揮下,分別在1947年9月14日到11月5日,發動秋季攻勢,接著又在12月15日到1948年3月15日,發動冬季攻勢,國府守軍處處被動。
這個時間,也正是蔣中正積極籌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前後,蔣中正忙著應付國府複雜的政局,還要煩惱東北的戰事,在1948 年5月20日蔣中正就任總統後,東北局勢惡化。蔣中正希望挽救東北,在秋季與冬季戰役前,蔣中正發現東北戰事不如預期,對東北地區政軍人事進行調整,撤換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東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長官杜聿明,改派陳誠兼東北行轅主任,將東北保安司令部併入東北行轅。陳誠到任前,正是共軍展開秋季攻勢前,陳誠雖然力圖改革,掃除貪腐,但國府軍隊積習已深,共軍發起的兩場攻勢,讓國府飽受壓力。
共軍秋季戰役是針對瀋陽與錦州,以及長春與四平街之間的鐵路交通展開襲擾,尤其是在山海關、營口、瀋陽之間,以及瀋陽與四平街之間,以及四平街與長春、吉林之間的攻勢,讓瀋陽、長春、吉林在即將到來的冬季,可能會無法順利運送取暖所需的煤,國府被迫出城應戰,也給了共軍逐次消滅國府軍隊的機會。
共軍冬季攻勢的最後階段,在1948年3月攻占四平街,四平街地位關鍵,從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國共雙方歷經四次會戰,戰況慘烈,國府失去四平街後,長春與瀋陽間聯繫斷絕,長春已成孤城。蔣中正在冬季戰役結束前,1948年2月12日,改派衛立煌接替陳誠指揮,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但是情況仍然充滿悲觀。
當時蔣中正對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抱怨,東北的災難,都是美國的責任,如果國府最後失敗了,那不是俄共或中共的原因,是美國在國府迫切需要援助的時候,沒有兌現承諾的援助。
抱怨儘管抱怨,國府本身也有問題,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2 月26日,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白德華(Butterworth)告訴中國大使館公使譚紹華,對於中國的彈藥出口禁運,早在1947年5月解除,可是直到9月他與中國大使館武官皮宗敢談到此事時,中方並沒有表現出要向美國買武器的意願。
美國認為是中國政府不買武器,並非美國不允許賣武器給中國,但是中國政府因為連年戰爭,財政困窘,就算美國解除國府在美國軍火市場購買軍火的管制,但是國府缺錢,只好等待美國援助。至於遲到9月才向美方表達採購軍火,可能與共軍發動秋季攻勢有關。
中國在進入20世紀以來,幾乎是連年的軍事衝突,國家建設屢屢受到戰爭影響,工業能力也不易建立,八年抗日戰爭才過,國共內戰又起,國府自行生產軍火能力不足,只能倚賴美國延續軍事能力,1948年1月26日,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告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因為缺乏美國零件,國府軍隊的3000輛美國卡車動彈不得。要在一般市場採購零件,是美國軍援的10倍以上價格。
葉公超的說法,將當時國府工業能力不足,軍方後勤補給落後,以及政府財政困難的窘況,充分地顯示出來,美方後來並沒有同意提供國府這3000輛卡車所需要的零件,這些卡車很可能就此報廢。
不過,美國內部有批支持中國的國會議員,在他們努力之下,1947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經濟援助中國2770萬美元,美國政府指派巴大維少將擔任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這時共軍開始秋季攻勢,早在這之前,美方對於國府彈藥需求,已在太平洋地區找尋美軍庫存,設法改列為軍用剩餘物資,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轉賣給國府,不過,這個過程卻耗時許多月。
美國援助國府時間延宕,有些原因出在國務院官員阻撓,國務院與美軍是兩種面孔,1947年8月7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林沃德(Ringwalt)給國務院備忘錄,說明他與譚紹華討論軍援中國的問題,譚紹華表達中方為了時效,希望能從美國政府的庫存當中採購,但是林沃德潑了冷水,他以推託的態度說,他沒有協助國府從美國政府採購彈藥的權限。林沃德在譚紹華離去後,建議國務院不要回答中國大使館的請求,如果對方一定要給個答案,那麼就告訴國府,美國現在沒有可以滿足國府需求的彈藥庫存。
林沃德說的不是實情,他是故意無視於國府的軍事需求,因為美軍後來在美國國內,以及太平洋的馬里亞納群島、琉球、夏威夷等地,的確找到彈藥提供援助國府。林沃德曾在杜魯門總統紀念圖書館的口述歷史訪談當中,表達出對蔣中正濃厚的偏見,林沃德以「蔣中正是個頑固的老混蛋」( he was a stubborn old son of a gun),以及蔣中正很笨等,形容蔣中正,他還引用史迪威的說法,當史迪威不叫蔣中正混蛋的時候,就叫蔣中正「花生」(The Peanut)。
中國大使館碰到這樣充滿偏見與傲慢的國務院官員,真是難以溝通,對方也無意幫忙,還建議國務院對國府扯謊,這樣傲慢官員在美國政府不在少數。司徒雷登在1948年2月7日給國務卿的電報,以比較客觀的角度說明美國必須援助國府的立場。司徒雷登認為,國府失去東北,就有可能是促成軍事總崩潰的因素。巴大維也同意這個看法,就是美國現在支援國府維持在東北的局面,遠比往後協助國府取回東北要便宜許多。
司徒雷登表示,我們理解國務院不願意捲入中國的軍事處境當中,但是我們早已捲入國府的失敗,而且美國的優勢地位受到損害,尤其東北的國府主力有五個師是接受美國訓練與美國裝備。除非我們趕快提供軍事援助,讓國府得已因應在東北遭遇的立即而實際的情況,如果國府的軍事情況惡化到危及國府的存在,這時再來援助,就是浪費了。
1947年年底到1948年初的東北冬季戰役期間,美軍積極協助國府找尋可用的彈藥,1948年1月23日陸軍部長羅雅爾(Royall)寫信告訴國務卿馬歇爾,美軍有庫存彈藥可以援助國府,這封信戳破了林沃德的謊言。羅雅爾指出,陸軍與航空部隊可以提供給國府的剩餘物資彈藥,馬里亞納群島(塞班島、天尼安島)6500噸,太平洋地區有1萬3000噸的各種大小炸彈。
2月24日,羅雅爾再次去函馬歇爾,說明詳細供給國府剩餘物資彈藥的具體情況,1月7日已經從塞班島移交國府3864噸彈藥,其他包括馬里亞納群島、夏威夷、琉球,還有5萬9462噸彈藥完成手續就可以提供。另外,2月3日陸軍部同意896.41 噸的砲彈可以提供給國府。夏威夷有1萬6266噸彈藥可以移交國府,1266噸已在1月19日列為剩餘物資,2月11日將剩下的1萬5000噸彈藥也列為剩餘物資。琉球的彈藥約有2萬7500噸,但是這些彈藥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的檢視才能確定。美國國內有650萬發五零機槍子彈,可以先由庫存提供給國府,再由國府向生產商歐林工業(Olin Industries)購買同數量子彈歸還美國庫存。
衛立煌頻頻透過美國駐瀋陽領事館向馬歇爾求援,東北戰況也的確對國府非常不利,馬歇爾這時也認為應該要協助國府,他在3月1日給羅雅爾的信函說,他相信應該盡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決定那些列為剩餘物資,讓這些補給與設備可以提供給中方使用。
當美方開始積極協助國府獲得彈藥時,國府早已接連在秋季戰役與冬季戰役失利,東北只剩下三個孤城,情勢岌岌可危。美國的行政官僚程序造成不少延誤,2月26日譚紹華拜會白德華,譚紹華抱怨,國府取得彈藥的努力,被毫無必要的冗長協調程序給耽誤。歐林工業的合約(五零機槍彈採購),早在1947年12月9日已經簽約,卻遲遲到1948年2月25日下午4時才放行。
美國的官僚拖延,固然是個問題,國府自己毫無頭緒一團亂,也造成影響。羅亞爾2月 24日給馬歇爾的信中提到,原本國府派船到塞班島,預計1月30日將彈藥運走,但是到了2月3日國府的運輸船都沒有出現,直到24日也沒收到有關國府運輸船抵達的任何報告。
3月4日,馬歇爾給司徒雷登的電報,更透露出國府上下一團亂的情況,馬歇爾告訴司徒雷登,中國大使館已經接到通知,可以協商採購夏威夷與太平洋地區的剩餘物資彈藥,儘管中國大使館不斷要求提供剩餘物資彈藥,美方也透過非正式管道,事先提醒中方所要求的彈藥有可能同意提供,但是中國大使館現在卻表示,沒有中國代表獲得授權可以與美方協調採購夏威夷的彈藥,中國大使館正在請求指示,馬歇爾請美國大使館敦促中國政府盡快採取行動。
國府與美方來往爭取了半天的剩餘物資彈藥供給,等到美方拖延許久同意後,國府卻無人出現完成最後的採購談判程序,蔣中正當時又要應付東北戰局,還要運作國民大會推舉中華民國的第一屆總統,可以想見他可能無暇注意這些程序問題,但是國府外交部、國防部等,也不能及時應變,令人百思不解,從國府內部運作混亂,決策輕重緩急不分,也就不難想像幾個月後,東北國軍全數被共軍消滅,只有極少兵力從營口乘船脫逃,實在沒有令人意外之處。

難堪國府低聲下氣向美國借錢打內戰|高靖

文/高靖

台灣的民進黨政府當局擺明了向美國一面倒地靠攏,其實對於台獨政府而言,這不一定是萬無一失的策略。國府在國共內戰期間全面仰賴美國,下場就是只能看美國臉色,不能貫徹剿共軍事目標,屢遭美國政治箝制,當美國禁運國府軍火,國府軍隊與共軍作戰時就綁手綁腳,所有裝備零件全靠美國提供,幾千輛卡車就這樣動彈不得,國府最後淪落到向美國借錢貸款鑄造銀元發給部隊,鼓勵官兵作戰,遭到美國婉拒,可說毫無國格可言,台灣的民進黨政府以為靠美國就能高枕無憂,那是完全不知道美國只有自己的利益。
1956年11月,美國參議院為了調查過去十年當中,美國政府官員的不當作為,造成美國國際地位衰退,舉行了一場聽證會。這場聽證會當中,對國府非常友善的退役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親自陳述美國如何在國共內戰期間,以禁運美國彈藥軍火給國府,施壓國府停火。
柯克說,在中國的美國代表(指馬歇爾)強迫國府接受停火,1946年8月國府因為不同意美國代表的要求,美國實施全面禁運軍火,停止提供彈藥與軍械給國府軍隊。這項禁運持續了十個月,直到1947年5月解除,但是,事實上拖延的更久。
柯克表示,在1946年8月或者9月的時候,馬歇爾告訴他,因為武器禁運,我們可以是先武裝了國府的軍隊,然後又解除他們的武裝。
柯克引述馬歇爾的話,旁人馬上能夠理解馬歇爾那種傲慢心態,因為從抗日戰爭期間,美國協助國府換裝美式裝備,雖然提升了部隊裝備現代化,但是因為國府自己缺乏軍事工業能力,部隊後勤補給從此只能仰賴美國,這種軍事上的依賴,也就使得國府在政治上維持自主的空間,無形當中縮小了許多。
當時國府在四川雖設有兵工廠生產彈藥,但是以當時中國的條件來說,連生產彈藥所需的原料火藥都沒有,自然無法生產彈藥,這些火藥也需要向美國採購。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12月23日從南京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提到四川六個兵工廠因為缺乏火藥,無法生產彈藥,導致工廠閒置。當時的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向美方表明,國府只剩下200萬發五零機槍子彈,以當時瀋陽情況,這些彈藥根本不夠應付太久的局面。美國軍火禁運,國府在政治上受制於人,導致與共軍的軍事作為也多所顧忌。
美國禁運軍火期間,國府在歐洲設法採購軍火,但都受到美國駐外使領館人員的政治阻擾。直到1947年上半年解禁後,國府必須從美軍在太平洋島嶼遺留的彈藥當中,四處找尋合適的彈藥,還要經過美國一番冗長的行政程序,將這些軍品轉為軍事剩餘物資,國府才能以較便宜的價格購入,這些事情拖拖拉拉許久,國共戰事的主動與優勢,也慢慢轉移到共軍方面,到了內戰後期,國府軍隊的慘狀,以今日的條件簡直是無法想像。
國務院公開檔案中,有1949年3月29日中國駐華府採購團李上校提到的一些看法,這位李上校認為,現在中國軍隊的重大缺失是心理上的,士氣低落與缺乏戰鬥意志非常明顯,通貨膨脹使得他們的收入減少,或者變成沒有收入,部隊沒有足夠的伙食,士兵知道他們的家人正在挨餓。中國除了需要經濟援助之外,同時軍隊也需要補給食物與裝備,這個軍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經濟合作總署的援助,只限於一般平民,這不會改變目前的情況,美國的經濟援助必須把軍隊都包括進去,除了裝備與訓練之外,還需要經濟與財務援助,也就是在伙食與薪餉方面。
這個看法點出了連年戰禍下的中國,不僅無法建立自己的軍火工業,政府也因為缺乏穩定的經濟發展,加上戰爭的巨大破壞與損耗,使得財政狀況急遽惡化,當政府無法有效控制通貨膨脹,造成軍人不只是薪餉減少,也使軍眷生活困苦,這樣的困難情況下,要想持續進行內戰,實在是難上加難,李上校希望美國的經濟援助也能將軍隊的糧餉都包括在其中,無非是這種困難情況下的不得不為的思考,但是美國人並不接受這個看法。
當共軍渡江陸續攻占南京、上海,國府遷往廣州,下野的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與代總統李宗仁各自指揮反共作戰,蔣中正下野前,將中央銀行儲備黃金都移往台灣,海空軍也遷往台灣,陸軍部隊隨著將領個人選擇,各自有效忠對象,戰事指揮如一盤散沙,混亂不堪,李宗仁也缺乏足夠持續作戰的資源,不得不派人向美國求援。這時國府已經不只是缺軍械彈藥,是缺金錢,駐美李上校的看法,看來可能是國府內部相同的意見,因為李宗仁希望將美國經濟援助的經費,部分轉為部隊發餉使用。
1949年7月1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陪同代總統李宗仁的特使甘介侯拜會國務卿艾契遜,甘介侯代表李宗仁向美國提出三項請求,其中一項是將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經費當中,尚未使用的9000萬美元的一部分,用來採購與鑄造銀元,以便用來付給部隊薪餉,以及穩定國府貨幣。
甘介侯說,共軍當中有百分之五十的部隊,都是來自國府投誠或者被俘的部隊,現在沒有任何誘因讓這些部隊回到國府這邊,因為國府方面拿不出任何東西。如果國府的軍隊能夠用銀元付薪餉,那些過去效忠國府的軍隊,就會立即放棄共黨那邊,回到國府的陣營,
甘介侯表示,如果不能使用經濟合作總署的經費鑄造銀元,那麼他希望向美國政府貸款,用來採購與鑄造銀元,將來會全額償還這筆貸款。為了取信美國官方,甘介侯說,中方願意與美國成立中美委員會,監督這些援助款項都能夠有適當的使用。
艾契遜回答甘介侯說,他已經與杜魯門總統討論過這些事情,還會再與杜魯門討論,關於使用經濟合作總署經費採購白銀,他必須提醒顧維鈞,他早就已經與顧維鈞談過這件事情,這樣使用經濟合作總署的經費是不可能的。但顧維鈞仍然不放棄,顧維鈞認為,在經濟合作總署法的合法範圍中,並沒有理由不准這樣使用經費。對於甘介侯表達向美國貸款的意願,艾契遜表示,現有的政府機構當中,沒有人會允許這樣的貸款。
儘管國務院對於將經濟援助經費挪用到部隊發薪餉的建議,反應冷淡,但是在1949年8月15日,顧維鈞仍然向艾契遜提出一份要求美國軍援中國的備忘錄,其中一項就是為了提高部隊士氣,需要使用銀元給付薪餉,需要銀元付給戰鬥部隊薪餉,同時用來提供部隊所需物品。顧維鈞在備忘錄中指出,經驗顯示,如果用強勢貨幣(Hard Currency)給付薪餉,可以大幅提高部隊的戰鬥意志,這在5月的上海戰役當中有非常明顯的效果。這種付給部隊銀元是緊急的方法,與提供武器彈藥是一樣的重要。
備忘錄當中也把國府財政困窘的現實,明明白白地告訴美方,等於是向美方乞求支援,解決財政困難。當時政府每月預算,大約4500萬銀元,光是軍隊就需要3000萬銀元,可是因為稅收大幅減少,每月政府赤字有3000萬到3500萬銀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只好兌換有限的外匯存底,以便應付這個短缺。未來六個月,軍隊需要花費1億8000萬銀元,大約等於1億800萬美元,國府建議5000萬美元列為軍事援助項目,這對於物質與心理上將帶來非常大與深遠上的效益,
這項提議並沒有獲得美國的認同,因為早在徐蚌會戰失利,蔣中正下野後一兩個月內,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與陸軍部作戰計畫處處長魏德邁,都對於繼續軍事援助國府的效果感到懷疑。魏德邁在1949年2月25日告訴國務院東亞事務處處長白德華,提供援助給國府在大陸控制的區域不只是沒有用處,在他看來,共產黨樂見美國這樣做,共產黨只要等到這些援助抵達以後,他們再占領這個區域,然後將所有的援助物資奪走。就是這種擔心共軍會搶奪美援軍火物資,使得當時又出現了沒有公開命令的軍火禁運,美國政府盡量拖延交運給國府的軍援物資,希望等到內戰情勢明朗再放行。
內戰時的國府真是淒慘,國府拉下臉向美國借錢給部隊發銀元加薪,希望激勵官兵士氣,最後仍然是徒勞無功。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李宗仁提到,他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商借白銀,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雷登告訴李宗仁,你有其名無其實,政府實權完全未更動,不管美國運來多少金銀,還不是和以前一樣,完全浪費。李宗仁以代總統之尊,對美國大使低聲下氣借錢,國家前途至此,真是難堪不已,這就是事事仰仗美國的下場,如果自己不能先壯大,只能依靠別人的幫助,最後終究是徒勞無功,向美國一面倒的台灣當局,能不好好想想,如果華府與北京對峙的想法改變了,台灣還有何處可去?

從美國檔案看國府在內戰龐大的軍事損失|高靖

文/高靖

許多大陸製播的國共內戰戲劇,嘲諷國府軍隊軍火被共軍虜獲,譏笑蔣中正是補給大隊大隊長。國共內戰在1947年逐漸擴大後,到了1948年國府已現頹勢,因為先前美國禁運軍火之故,國府在解禁之後,開始大量向美國採購彈藥,但屢屢作戰不利,美援軍品被中共虜獲,最後美方都看不下去,擔心長此以往,這些彈藥武器會被用來傷害西方國家,對於軍事援助國府,又恢復採取管制,中國的國防工業落伍,連帶打仗的彈藥與各色裝備都要仰人鼻息,真是非常可悲。
國共內戰過程當中,國府到底損失多少軍備,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也很少對外公開這方面的資料,但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卻有許多相關的資料。在1949年1月21日蔣中正引退下野之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南京發電給剛剛上台的美國國務卿艾契遜,報告國府從1948年以來因為在內戰當中損失的美援物資。
司徒雷登的報告指出,在華東的徐蚌地區,華北的張家口、南口、懷來,以及天津地區,國民黨部隊因為譁變、擄獲、作戰,損失了兩個軍,有百分之八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十五美械裝備,總共3萬人。另外還有二十個軍,沒有裝備美械,也沒有接受過美軍訓練,總共32萬1000人。
另外,現在在北京受到圍困,已經到了投降邊緣的部隊,有一個軍三個師,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美械裝備,總共7萬8000人。其他沒有美械裝備與美式訓練的部隊,有7萬4000人。
無法精確估計全部的軍事裝備與軍事庫存的損失,因為沒有任何一位中國人,或者美國人,知道任何國府部隊的裝備表,更不要說這些部隊究竟持有那些裝備。國府部隊的組成大小,不同部隊之間的變動差異很大。以第二兵團(邱清泉兵團,不久前才在徐蚌會戰遭共軍包圍全殲)的美式裝備統計,大概可以給我們一個猜測的範圍。第二兵團有五個軍,其中一個軍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一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
美式裝備包括39門105榴彈砲,12門75榴彈砲,14門四二迫砲,1萬590支步槍,1萬456支衝鋒槍,193挺重機關槍,72具火箭筒,55具火焰放射器,768門六零迫砲,113門八一迫砲,49輛指揮車,53輛武器裝運車,207輛二又二分之一噸卡車,4輛救護車。
某些個別種類的裝備損失,包括國府撤離徐州時,留下了1000輛各種車輛。天津損失6門105榴彈砲,50門75榴彈砲。
飛行裝備損失,包括4架F-51野馬式戰鬥機,5架B-25米契爾式中型轟炸機,7架蚊式機,6架C-46運輸機,1架B-24重型轟炸機,以及3架訓練機,這些數字是唯一確實的損失數量,但是從9月15日到11月23日之間的中國空軍損失,可以給我們對於空軍損耗有比較清楚的概念,這段時間損失了71架飛機,大部分都是因為在機場墬毀。
按照司徒雷登的說明,徐蚌地區與平津一帶損失總共二十六個軍,42萬1000人。北京當時因為平津戰役還沒也結束,但有15萬2000人遭到圍困,但後來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決定開城投降,以免文化古城遭到戰火蹂躪。也就是說,在1949年初國府損失了57萬3000人。
更早之前的1948年下半年,國府在內戰中漸失主動,節節失利。美國國務院檔案中,可以看到1948年11月9日,司徒雷登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電報。司徒雷登的報告提到,在濟南戰役、錦州、長春、瀋陽等戰役當中,國府損失八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共8萬4000人。一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共1萬5000人。兩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三十的美械裝備,共2萬2000人。二十二個師,沒有美式訓練與美械裝備,共20萬2000人。
裝備損失有9萬7500支美國步槍,其他步槍有13萬6500支。輕重機槍損失920挺美國機槍,其他步槍損失1萬4000挺。四五口徑衝鋒槍2萬6000支。榴彈發射器損失1700具美造,他國生產2200。六零迫砲損失,美造3160門。八一、八二、一五零迫砲損失,美造1200門。四二迫砲損失美造65門。反戰車砲,美造115門,335門他國生產。75榴彈砲損失,美造115門,226門他國生產。105榴彈砲損失,美造46門。155榴彈砲損失,美造36門。五零對空機槍損失,美造12挺。其他國生產對空機槍損失127挺。6451支非美造手槍。
彈藥的損失,1億6000萬發小火器子彈,25萬發迫砲砲彈,8萬發野戰砲砲彈,21萬發榴彈砲砲彈,60萬個手榴彈。
1948年下半年國府損失33師,32萬3000人。如果將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1月的國府損失加起來,國府損失的兵力高達89萬6000人。這還沒有計算1947年內戰升高之際,國府損失的兵力,以及共軍在徐蚌會戰後,渡江攻占南京、上海、福州、廈門,以及華中、華南等地區,乃至大陸西南地區最後的戰役,國府的損失可能超過百萬之上,丟失的裝備更是不計其數。
美國在1948年下半年開始對國共內戰的前景,充滿憂心。在1948年11月2日,國務院發電報給駐南京美國大使館的司徒雷登,希望司徒雷登提供詳盡的數據給國務卿,也就是有關國府從濟南淪陷近來的戰役損失。這也就是為何司徒雷登會分別在1948年11月9日與1949年1月21日兩度報告國府重大軍事損失的原因。
在馬歇爾擔任美國特使,進行國共調停任務期間,馬歇爾在1946年以禁運武器彈藥的方式,逼迫國府停火,不要追擊共軍,這項禁運到了1947年上半年才逐漸恢復解除禁運,但起初只是允許國府在各國市場採購武器彈藥,或是從二戰汰除軍品當中找到剩餘物資,國府僅僅是為了取得被英國列為廢鐵要拆解的雪曼戰車,就耗時的好幾個月,都在美國阻撓下,無法順利從英國運出,最後只好藉口將這批報廢戰車出口到美國整備,然後才要運到台灣,因為當時大陸軍事情況已經惡化,在1949年3月之後,從美國方面獲得的彈藥軍械,大都是運往台灣基隆,而不是大陸。
國府在1947年四處蒐購彈藥軍械,但美方並不認為國府作戰不力,是因為欠缺彈藥。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年2月7日司徒雷登從南京給國務院的電報稱,美方對於國府軍隊的彈藥情況,並沒有確切的情報,但是我們認為東北地區的彈藥情況可能與衛立煌、蔣中正的報告差不多,但我們也認為國府防守東北的問題,並不全然只是彈藥問題,因為國府軍隊過度延伸,失去了主動,國府自己也承認無法打通到瀋陽的地面交通,因此未來的運輸只能靠空運。
司徒雷登的報告顯示,美國方面很早就看出國府在內戰當中的一個重大缺失,兵力過度延伸,國府在東北將兵力配置在北寧鐵路與南滿鐵路沿線,最後反而困居長春、瀋陽、錦洲等地,在1948年下半年遭到共軍各個擊破。司徒雷登關於國府彈藥與軍械損失的報告,也顯示國府當時的彈藥問題並沒有想像嚴重,反而是部隊遭共軍擊破後,遭共軍俘獲大量美國武器彈藥。
不過,曾在東北作戰的國府將領石覺在口述歷史透露,配備美國軍械的部隊,步槍彈藥與迫擊砲彈的確不足,因為抗戰末期換裝美械後,就沒有再補充過彈藥,美國M-1步槍與國府原先使用中正式步槍口徑不同,兩種彈藥不能流用,中正式步槍子彈也必須向美國購買二戰時所生產,因戰爭結束沒有交運大陸的大批子彈,這些子彈美軍無法使用,美方卻不斷阻擾交運國府。
國府戰時的後勤補給可能有大問題,否則共軍能虜獲大量彈藥,國府基層部隊卻總是擔心彈葯不夠,而且對零件的儲存管理,很可能也沒有足夠的知識。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月26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報告指出,因為缺乏汽車零件,國府有3000輛卡車無法使用。這也顯示國府軍隊對於裝備保養與汽車零件使用,缺乏有效率的管理,才會發生3000輛卡車動彈不得的窘況,原本應該是加強部隊機動能力的卡車,卻成了無用的長物。
國府從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連連吃敗仗,損失不貲,美方也發現情況不對,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在蔣中正下野後數天的1月26日,他向陸軍部報告國府情勢,這份報告也由美國大使館發給國務院。巴大維認為,美國政府不只是必須考慮軍需品最後落入共軍手中的可能,也必須考慮到當國府政治與軍事情況最後崩潰之際,這些彈葯被某些不擇手段的人所掌握處理。他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那些還沒有馬上被共黨所控制的彈葯,都可能裝載上停泊在基隆港內的中國船隻後開航,賣給鄰近或者在中國南部的,有國內不滿情緒的國家。很可能不太考慮,或者根本不考慮這些買方是屬於哪一方,或者他們的意圖。巴大維建議,有鑑於情勢發展,美國的彈葯出口執照必須暫擱,直到軍事與政治情勢明朗後。在中國情勢明朗之前,停止交運軍事援助物資。
國共內戰情勢在徐蚌會戰後急轉直下,一年之內,國府敗走台灣,兩岸分裂之今,從當時的檔案資料看來,國府擁有龐大的美國軍事援助,各式火砲彈葯齊備,但也讓美國可以藉援助箝制國府的政治與軍事作為,國共內戰在國府缺乏良好的指揮與明確的戰略指導下失敗,那些被共軍大量俘獲的軍械,十分諷刺地證明了就算糧草齊備,缺乏良將,也不一定能打勝仗,而國府未有現代化的國防工業,也使得國府處處仰美國鼻息,靠人施捨打仗,真是非常可悲的情況。

蔣中正打內戰還要防範美國在台灣扯後腿|高靖

文/高靖

曾經在1949年12月國共內戰最黯淡的階段,美國國務院開始準備放棄台灣,並對於失去台灣預作規畫。準備在共軍登陸台灣那一天,國務卿發表聲明,美國為何不能對共黨採取先制行動。要立刻加強與菲律賓的安全合作,美軍全面擔負起日本的防衛責任,美國遠東艦隊要在東南亞各國增加活動,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聲明,共軍攻占台灣,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美國不鼓吹軍事行動,而是要讓國際認識共黨的真實。
1949年年底,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仍在為扭轉國共內戰頹勢,進行最後努力,11月中旬,蔣中正飛往大陸西南地區的四川等地,與國府將領研商對策。直到12月10日,蔣中正知道國府大勢已去,才在蔣經國陪同下,在市面街道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千鈞一髮之際,從成都搭飛機回到台灣,自此沒有再踏足故土。
蔣中正雖在1949年1月下野,但仍在幕後指揮效忠他的黨政軍勢力,代總統李宗仁經過十多個月與蔣中正在國府內的奪權鬥爭,桂系終究不敵蔣中正的實力,加上與共產黨和談失敗後,大陸殘餘的國府軍隊士氣低落,共軍攻勢除了遭到白崇禧短暫阻擋外,真是勢如破竹,李宗仁又爭取不到美國的援助,在萬念俱灰,11月20日率家人逃往香港,然後逃往美國。群龍無首的國府,也在12月往台灣遷移,當時台灣雖然在10月金門戰役,重挫共軍攻勢,但失去整個大陸國土後,國府在台灣的整體情況仍然非常悲觀。
就在這個混亂情勢當中,美國國務院12月1日為台灣灰暗的前景,預作規畫。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莫成德(Merchant)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白特華(Butterworth)的備忘錄當中,提出了美國政府如何因應共軍攻占台灣。
這些措施包括國務卿應發表聲明,說明為何美國無法採取先制的軍事行動,並且要強調美國不去掠奪他人的傳統。經濟合作總署宣布停止台灣的援助計畫。對聯合國安理會提交聲明,說明共產黨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的事實,美國並不是要鼓動聯合國監督下的軍事冒險行動,而是要為了要讓大家認清事實,要讓共產黨在國際社會當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國務院建議對於韓國、菲律賓、泰國、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澳洲、紐西蘭,以及英國、法國、荷蘭等國,立刻發表聲明,說明美國的立場。在東京的麥克阿瑟,也將發表具有信心與穩定人心的聲明
國務院主張,對於國防問題要趕快採取決定,成立美菲共同防衛委員會,或者全面擔負起日本的防衛責任。應該適當並且適度公開的增加遠東艦隊兵力,並且接續安排一系列的訪問,前往馬尼拉,曼谷,泗水,甚至韓國等地訪問。
美國在1949年12月對台灣前途沒有信心,所以準備台灣丟失後,美國應該如何因應,不過,共軍在大陸與殘餘國府軍隊的戰鬥,直到1950年初仍在進行,美國國務院駐華人員又悲觀的認為,1950年6月,共軍攻台,但6月卻發生了韓戰,整個台海情勢為之逆轉。
韓戰的爆發出乎美國意料之外,在那之前,美國早已打算放棄台灣,就讓情勢自然發展,國府屈服於美國壓力,把台灣省主席都換成美國指定的人選,美國仍有軍事占領台灣的想法,但顧慮對北京新政權的關係發展,軍事占領計畫沒有落實,但也顯示出美國為其自身利益,無所不用其極。
1949年初,國府在國共內戰已呈敗象,國民黨內部有蔣中正與桂系的權力鬥爭,美國在這場混亂當中,又意圖藉李宗仁之手,對抗牽制蔣中正,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人員,多次建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親自向李宗仁建議,把蔣中正派任的台灣省主席陳誠換掉,改派在台灣負責訓練陸軍部隊的孫立人,美國人在台灣扶植孫立人,孫立人也毫不避嫌,經常與美方接觸,直言不諱地批評國府與國府軍隊。美國扶植孫立人,無非是排除蔣中正在台的影響力,要由美方控制台灣。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國府在徐蚌會戰慘敗後,2月14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下令當時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的莫成德(Merchant)到台灣美國領事館,莫成德被國務院指派對台灣情勢擔負起特殊責任(special responsibility)。由於李宗仁在2月18日告訴司徒雷登,他已將孫立人召來南京,任命孫立人為台灣省主席,國務院在3月2日通知莫成德,因為陳誠的台灣省主席職位,可能被更動,所以莫成德不要太早接觸陳誠,也不要給予陳誠任何承諾。
李宗仁與蔣中正權力鬥爭,促成李宗仁把忠於蔣中正的陳誠換掉,讓美方注意到可以透過扶植親美將領孫立人,加強控制台灣,莫成德在3月6日透過領事館給國務院電報顯示,李宗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建議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敦促李宗仁,盡快以孫立人取代陳誠。
對於更換陳誠是否可能造成他人杯葛破壞後繼的台灣省主席,莫成德3月9日從台北回覆國務院稱,孫立人個人控制軍隊,可能要比其他陳誠的後繼者,較不會受到暗中破壞。
不過,蔣中正需要陳誠穩定台灣局勢,控制大陸東南地區軍事行動,一時之下,抗拒美國扶植孫立人的計策,但美援的誘惑太大,最終蔣中正還是屈服讓步,配合美國的建議換人。
在共軍積極準備度過長江,征服全中國之際,莫成德在3月11日從上海發電國務院,應該延後經濟合作計畫,直到陳誠下台,或者李宗仁確認了陳誠的任期,而且台灣省政府能夠給予美國所希望要的保證。不過,陳誠無法信賴,不建議與陳誠開始對話,以免造成對他的鼓勵,以及強化他在台灣的地位。
就在美國希望藉著李蔣兩人的權力鬥爭,積極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藉以透過親美將領控制台灣的陰謀之際,國際間也有著類似占領台灣,將台灣自中國領土分割出來的想法。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3月23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史普勞斯(Sprouse)與英國駐美大使館一秘福特會面,史普勞斯主要是因為國務院對台灣再解放聯盟感到興趣,下令適當的領事官員與他們保持接觸,並且報告他們的行動。某些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領導人,以前在香港,不知英國政府是否有任何有關於他們的消息。福特並不知道台灣再解放聯盟這個組織,但他會再向英國外交部查詢。
福特說,某些英國官員主張在台灣的戰略重要考量下,應該占領台灣。史普勞斯問福特,是否運用英國海軍能夠執行,也願意執行這項任務。福特立刻回答,美國如果執行這項任務,占有比較好的地位。不過,史普勞斯顧慮大陸會如何看待這樣的行動,福特說,在他看來,任何在中國的外國勢力,如果使用這種方法將台灣自中國分離出來,對它們的地位都是傷害很大的。
3月23日,莫成德從南京發電國務院表示,如果我們鼓吹台灣分離出中國,台灣省主席也照做了,接踵而來的是更困難的問題,我們準備了什麼樣的支持,如果聯合政府(當時國共和談,美方認為可能組成國共聯合政府)對這個分離有不同看法,莫成德建議,由聯合國支持的聯合介入台灣問題,或者美方暫時占領台灣。
中國因為內戰造成人民極大痛苦,美國卻在背後策畫要奪取控制台灣,孫立人見到美方官員,毫不保留地批評國府,也使得美國的國務院官員更相信自己的判斷,不能支持國府控制台灣,美國官員只選擇自己想要相信的,並沒有真正弄清楚國府或者共產黨,對於台灣問題的看法。即使到了1949年下半年,國府礙於美國透過中斷美援的壓力,決定調整陳誠的省主席職位,但不敢交給握有兵權的陳誠,卻是交給了積極與美國拉攏關係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
吳國楨走馬上任,國府順了美國的意,把陳誠的省主席職位讓給了親美人士,美國仍然不放心,12月23日,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
領事愛德嘉(Edgar)給國務院提供了一些美國軍事占領台灣的看法,如果美國要軍事占領台灣,蔣中正與他的將領、高級官員,需要顧及顏面的方法,可以在他們接受美軍占領前,強調美國支持反攻大陸的最後勝利。
沒有經過協商的占領,可能會碰上某些中國軍隊的反對,但是美軍透過有授權的美軍顧問控制台灣,現在是可行的,也是許多中國官員建議的。許多中國高層官員不斷反覆要求美軍最大限度的合作,甚至建議軍事共管台灣。過去幾個月來,民間流傳日本的盟軍總部將要接管台灣,把國民黨請走,推動台灣獨立。
美國始終不認為國府或者台灣省政府可以度過共軍的軍事威脅,又不能無視於台灣地理位置的戰略重要,所以美國要運用外交與經濟手段,避免台灣為共黨控制,但實際操作上,卻變成處心積慮地打擊蔣中正,要在台灣扶植親美將領控制台灣,無論國府如何低姿態地配合,美國都不抱期待,台北的美國外交官就是要想方設法,敦促美軍出兵占領台灣,這些派駐台北的美國官員,在不斷鼓吹台灣自中國獨立出來之下,讓自己變成了促成台灣動盪不安的因素之一,事實上,美國在1979年1月與台北斷交前,美國在台的勢力,不僅是提供合作援助,促成發展,同時也與台灣內部反對國府力量暗中勾結,成為另一股造成混亂與顛覆國府的力量。歷史的殷鑑告訴大家,不能完全信賴美國,美國為了其自身利益,會出賣過去的盟友。

美國為了保台主張推翻開羅宣言出兵占領台灣| 高靖

文/高靖

美國是個為了自己利益,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國家。1949年國共內戰已近尾聲,美國憂心共軍節節勝利,台灣可能被共軍攻占,美國為了不讓共軍占領台灣,機關算盡,美國國務院曾經推動將台灣自中國領土當中分離出來,不惜推翻1943年中美英三方領導人共同達成的開羅宣言,美國僅僅因為台灣戰略地理位置與意識形態的爭端,寧可背棄戰時同盟國之間的共識與承諾,可見得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先前的承諾,可以一概翻臉不認帳。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清朝甲午戰爭就開始了,迫使滿清政府割讓台澎與遼東半島,但在三國干涉還遼之下,遼東半島沒有被日本強占,僅台澎為日本掠奪。
日軍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全境,中國軍民開始抵抗日本侵略,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中日雙方擴大戰爭規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中國政府對日本正式宣戰,並表明廢棄雙方過去簽訂的馬關條約,要收回當時被日本侵占的台澎失土,中國政府對收回日本侵占領土的態度,在1943年開羅會議當中,獲得了美英兩國的認可,並且在開羅宣言當中表明立場,台灣將在戰後回歸中國版圖。
根據美國國務院有關開羅會議時期的檔案,日本以武力奪取的中國領土,包括東北與台澎,以及遼東半島的旅順與大連港,在戰後都必須歸還中國。
羅斯福總統曾在開羅會議期間,問蔣中正,關於琉球(沖繩)的歸屬問題,因為琉球也是日本在19世紀對外擴張時,所占領的領土,羅斯福有意將琉球也歸還中國,但是蔣中正表示,中國同意與美國共同占領琉球,並且在國際組織的託管之下,中美共同管理琉球。羅斯福也提到香港問題,蔣中正要羅斯福先與英國討論過後,再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戰時的中美英三方的開羅宣言,確立了戰後台澎回歸中國版圖,儘管如此,美中雙方對於台灣的地位問題,卻有很大的不同。對中國政府來說,對日宣戰後,已經宣布不承認馬關條約的立場,故台灣戰後即為中國收回,台灣地位問題很清楚。美方卻認為,在對日和約沒有簽訂之前,台灣不能算完全回歸中國領土,國府在戰後到台灣接受日軍投降,那是同盟國戰時的協調,與確認台灣的歸屬沒有直接關係。不過,國府在台灣設置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為台灣省政府,對台灣進行實質的統治與管理,美方並未干涉國府這樣的作為,美方同意這個態度,是多少默許國府對台灣的主權主張。
因共黨軍事威脅,使得為台灣的地位問題受到重視,台灣地位卻被開羅宣言框住,台灣被認為屬於中國領土。面對共軍在中國大陸內戰逐漸握有主動與優勢,台人與美方多對台灣前途感到悲觀,不認為國府能夠防止共軍侵占台灣,因為這個緣故,美國政府從1948年底到1949年,花了許多時間探討,幾乎是到了機關算盡的地步,希望找到有效保衛台灣的方式,為了要讓美國能夠合法介入台灣,把台灣與中國分離,國務院不惜推翻戰時的共識,要否認開羅宣言對於台灣地位的認定。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從1948年12月1日到1949年12月27日之間,總共經過美國總統杜魯門同意,透過白宮國安會發布了10道指令,從NSC37到NSC37/9,所涉獵包括確認台灣與美國安全利益有關,以及如何確認台灣地位,軍事援助台灣等等,都是用來指導美方文武官員如何處理台灣問題。
1949年1月19日的NSC/1文件提到台灣的法律地位,必須等到和約簽署後才能確定。美國在戰後根據開羅宣言精神,協助並且承認中國政府對台灣事實上的控制。但是面對情勢的變化,美國可能面臨的不同行動選擇,包括占領台灣,或與國府簽約,在台灣取得軍事基地與治外法權,當然也不排除支持在台灣的國府為受到承認的中國政府的殘餘,可是美方也繼續與台灣自治運動接觸,以備將來符合美國利益時,可以加以運用,這份文件也要求對台灣當局,對於大量來台大陸難民,造成台灣經濟負擔,表達關切。
1949年2月3日NSC/2文件當中,指示使用威脅口吻對台灣當局交涉,如果國府在台灣持續治理不當,國際上的意見很可能轉向支持台灣自治運動。表達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立場,有賴於台灣當局的政府效率與對人民福祉的照顧。
由於國務院方面始終不排除乾脆由美國出兵占領台灣的念頭,這些國安會文件也強調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但是美軍始終對於出兵台灣,卻不像國務院那樣一頭熱,是抱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美軍認為如要應付全球威脅,就不可能有足夠兵力在台灣採取軍事行動。1949年2月10日的NSC/3文件當中,參謀聯席會對台灣問題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如果為了防止共黨控制,在台灣問題與冰島情勢兩者都牽涉採取直接行動時,冰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是直接重要的,但是有關台灣的重要性,卻不屬於這一類。
白宮國安會的文件沒有具體處理台灣何以能夠自中國分離出來的問題,對於如何向國際社會說明處理台灣問題的合法地位,國務院採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推翻戰時的開羅宣言,這樣一來,台灣就不必然要回歸中國,國際社會也才能夠合法地介入台灣問題,而不會涉及中國的主權爭議。
就在共軍連下南京、上海之後,台灣問題迫在眉睫,1949年6月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處處長白特華(Butterworth)給副國務次卿魯斯克(Rusk)的備忘錄,認為台灣問題非常急迫,聯合國採取行動才能解決,要求聯合國在初夏時間舉行聯大特別會議,美國將在會議當中陳述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立場,說明為何要撤銷開羅宣言。由聯合國在台灣監督舉行選舉,讓台灣人決定是要回到中國大陸,或者接受託管的安排,等到以後再獨立。
白特華的文件有個附件是由國安會執行秘書索爾斯(Souers)草擬,建議由印度或者菲律賓兩國提交台灣問題,排進聯合國託管委員會的議程當中。英國因為是開羅宣言的當事國之一,也應該與美國同步採取行動,同時宣布撤銷開羅宣言。
國務院的政策規畫處處長肯楠(Kennan)也在1949年7月6日提出一份有關台灣問題的備忘錄,後來這份文件改為由肯楠個人名義提出,而非國務院官員身分。這份備忘錄當中提出如果要台灣對抗共黨,台灣分離主義是唯一能夠吸引足夠草根支持抵抗共產主義的概念。肯楠認為,只有把台灣的國府統治者趕走,台灣才能免於共黨侵略。他提出兩個方法,一是由遠東地區的國家主動領導國際行動,把國府趕出台灣,另一個方法是藉著現在的情況演變已經與開羅宣言當時不同,為了太平洋區域的穩定與台灣人民的利益,需要美國介入,單方面地暫時控制台灣。
肯楠對於國共內戰毫無同情,他在備忘錄當中主張,美國有責任強制把在台灣的國府軍隊與大陸難民遣返大陸。肯楠傾向美國片面占領台灣,他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決心,速度,不講情感,自信,就像老羅斯福總統那般的行事風格,那不僅會成功,還可以對遠東與美國帶來電擊般的效果。
有關國際介入台灣問題,在肯楠的備忘錄有一份附件,這份附近提到可透過菲律賓、澳洲、印度等國推動,美國多多少少都會被戰時在開羅的承諾,以及先前協助國府重新控制台灣的事情綁手綁腳,假如有其他國家出面,美國會在幕後協助推動台灣舉行公投,由台灣人決定是否回到大陸,或者託管,或者獨立。
美國人也許是出於保護台灣人的善意,才會想盡辦法將台灣自中國分離出來,希望以國際力量,保護台灣免遭戰災,美國最終不能下決心出動軍隊把國府從台灣趕出去,也沒有支持台獨團體顛覆國府,對台灣的命運,採取了放手策略,直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對台策略才開始有了新的思考。
不論是美國駐台總領事館,或者國務院,在1948年到1949年當時,對台灣前景多半是悲觀態度,美方沒有真正理解的是中國政治的特殊之處,蔣中正雖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仍在幕後操縱國府內部擁蔣勢力,當時國府其實是分裂狀態,表面上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但其他各省地方勢力或者國民黨派系,或者國府軍方勢力,並不一定完全接受李宗仁指揮,蔣中正仍握有最大政治實力,才能將國庫黃金與兵力逐步調往台灣,陳誠也是蔣中正在下野之前,預先在台灣安排好的布局,這一切都是為了鞏固國府在台灣的生存,也同樣確保台灣往後的發展,美國當時不願同情蔣中正的立場,只以偏狹的台灣角度考慮問題,自然無法看清大局。
早在1949年1月陳誠接掌台灣省主席後,美國想要將國府趕出台灣,早已經是不可能了,除非親美派的孫立人或者其他有軍事實力的人,願意與美國合作發動政變,但這些在共軍威脅下,沒人敢採取自亂陣腳的冒險舉動,美國國務院忙了一整年想要把國府趕出台灣,最後仍然只能遷就現實,與在台灣的國府打交道。

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日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表示,當前台灣最大的麻煩是很多人不肯承認現狀,甚至還企圖改變現狀。但台獨勢力權衡利害,卻仍抱持要與中國大陸對幹的心理,在這樣的情勢下,台灣首先恐怕就會發生內亂。

的確,現在有一些人昧於國際情勢和兩岸現狀,不但不肯承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而且硬是要拖2300萬人民一起下水,寧可玉碎也絕不妥協。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卻不肯認真面對現實,這種「看低敵人、抬高自己」,藐視對手、卻自我安慰的作法,正是夜郎自大的島國心態,也是一種政治幼稚病的反映。但何以致之?

舉例而言,面對台灣近來不斷惡化的斷交潮,台獨政治人物竟然自我解嘲:一旦斷交到沒有任何一個邦交國時,那就會是台獨成功之日!這也就意味,原來台獨根本就不需要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只求獨樂,這豈不是甘願自斷手腳、寧肯陷入國際孤立?但這樣的台獨究竟還有什麼尊嚴可言?這樣的做法真的還稱得上是「務實」嗎?

另外,台獨勢力也積極尋求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結盟與合作,並期待及早加入「印太聯盟」,共同對抗中國大陸。但是,近來印度總理莫迪卻親赴武漢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積極尋求親善與和解。而日本首相安倍也在東京盛情款待大陸總理李克強,促進雙方融冰、化解歧見。至於美國總統川普也一改之前的強硬作風,暫時停止中美雙方日益增長的貿易戰。相較於國際間這些務實的做法,唯獨台海兩岸之間仍然劍拔弩張,而台獨聲浪竟然逆勢鵲起,彷彿又回到冷戰對峙的年代。這樣僵硬的做法,還能自詡為「務實」嗎?

台獨人士昧於時勢,連「兩岸一家親」都不敢講,形成這種偏執心態的關鍵因素是:不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也不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同時還否認傳統的家庭價值和道德認同,更不願意冷靜客觀地面對大陸改革開放的現實。

換言之,這些人寧願背離原鄉,拋棄祖先,接納外來殖民主義,卻絕不回歸中華文化,遑論認祖歸宗。這就是不道德的勢利主義,也是一種不容異己、不肯悔改的逆反心態。但是,如今美、日、印各國都已改弦易轍,積極與中國大陸開展和解的對話,台灣執政者還能不髮夾彎嗎?

過去兩年,民進黨執政高舉變天的大旗,自信滿滿、雷厲風行,推動文化變革和政治鬥爭,如入無人之境,也讓台灣社會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震撼。但「亢龍有悔,盈不可久」,現在已明顯出現了頹勢和逆流,而民進黨政府卻已剎不住車,眼看就快要撞山了。許信良的一席話,或許正可視為在這場衝撞之前的最後警示!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

蔣中正一個中國外交受挫蔡英文拒絕一個中國也受挫|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政府因為在兩岸關係當中,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造成她上任兩年以來,因為對岸外交競爭,連續丟失的四個邦交國。許多同情民進黨政府困境的人,不知所以然,引蔣中正總統生前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經短短幾年之內,丟失更多邦交國,試圖幫蔡英文執政無能解圍,可是蔡英文與蔣中正兩者的情況與背景完全不同,一獨一統。
蔣中正因為一生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無法與北京政權共處的困難下,逐漸失去了大國邦交,也失去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蔣中正不願造成無法挽回的國家分裂事實,堅持一個中國,與蔡英文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漸進台獨,兩者完全不同。
蔡英文上任兩年以來,非洲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洲的巴拿馬,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這次再加上非洲布吉納法索,有四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在兩岸當中轉移外交承認到北京。
兩岸外交戰的最核心爭點,其實是一個中國,蔣經國總統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位總統,中華民國慢慢轉向不挑戰誰代表一個中國的合法地位,是在未公開之下,不言而喻地,接受兩個中國路線,即使對方搞雙重承認,也願意接納,希望增加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但是雙重承認也顯然無法對抗北京的國際壓力。
1990年代因為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大陸發生天安門六四事件、蘇聯瓦解後等等的新國際情勢,李登輝透過金錢外交,收買他國元首,在外交上頗有斬獲,但到了2000年之後,台灣整體實力已不如1990年代。中華民國始終無力突破被國際組織拒於門外的困難,1990年代後期李登輝躁進的兩國論,讓美國一度往北京傾斜,另外,李登輝想以3億元金援介入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也沒有成功。
2000年之後,兩岸原本在外交上的競爭,你來我往,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修補兩岸關係,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情勢才稍微緩和,台灣也能夠在北京諒解與默許下,參加許多國際組織,馬英九和緩兩岸關係的努力,受到國際上的稱許,直到2016年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兩岸情勢丕變,台灣的外交情勢更是急轉直下,兩年連失四國,岌岌可危,隨時會丟失邦交的,還有好幾個國家,一時也看不出還有那些國家願意與台灣發展正式外交關係。
一般人或以為中華民國與某國建交,或者斷交,就只是建交與斷交,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這些在一般人認知上的外交挫敗,斷交,不只是失去某國的外交關係,而是對方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轉移外交承認,從台北轉為北京。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美國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都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
如果要爭論美日等大國究竟是認知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這只是很無趣的文字辯論,其實雙方國家的共識,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只有北京政府能夠代表中國,故這些斷交國在聲明當中,所使用的多為轉移外交承認,而不只是斷交這麼簡單的說法,若沒有弄清楚這個外交意義上的差別,大家就會把斷交問題看得沒有那麼嚴重,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人認為斷交無所謂,或者放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可能更有出路等等的看法,都是因為沒有看到其中一個中國的框架使然。
也就是說,即使甩掉中華民國體制,以台灣之名建立新的獨立國家,也不太可能保障台灣有美好光明的未來。台灣在說服國際社會接納這位新成員之前,很大的可能,先要接受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的試煉,因為實行台獨就碰觸到北京所無法容忍的範圍了,這時連最基本的生存,都可能無法獲得保障。
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會籍案,都已經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準備退出聯合國,所幸當年在與美國甘迺迪政府幾個月的交涉之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國不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台北也不要對外蒙入會案表達反對,在這個條件交換下,度過了一場危機。
到了1964年,蔣中正又碰到法國戴高樂總統決定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難題,這依然牽涉到中華民國對一個中國路線的堅持。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Rusk)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會面,兩人討論到法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魯斯克對蔣廷黻表示,美國沒有兩個中國的態度,美國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兩個中國意涵的關切,國府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刻對法國採行報復。國府如果堅定不動,北京方面也許會無法忍受,很有可能法國與中共都在賭,刺激台北與法國切斷外交關係。美國建議國府現在不要有所決定,讓中共面臨最大的考驗。
1964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賴特(Wright)與蔣中正會談了兩小時半,在這場會談中,蔣中正依舊提到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根據賴特的記述,蔣中正的說法是,他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他的同胞能夠再度確信,他絕對不會容許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大陸,軍隊與人民才能保持高度的士氣。
1964年3月2日,兩蔣的好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Cline)寫給中情局長馬孔(McCone)的備忘錄,說明克萊恩訪問台灣的情況。克萊恩2月銜命到台北,說服蔣中正延後兩星期與法國斷交,迫使北京與法國表明法國必須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支持,這是與北京建立關係的代價。這種方式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許多國家會認為在兩個中國情況下,就有辦法與北京建立關係。很少國家追隨法國的腳步,因為他們發現,任何國家承認北京,就必須承認北京接管台灣與台灣的12萬人民的權利。
中華民國與法國斷交當時,是退出聯合國之前,少數大國為了北京的外交關係,犧牲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有鑑於當時這種特殊情況,加上美國不滿中共援助北越,使得越南情勢無法緩和,希望國府不要給法國太輕鬆的處境,詹森政府知道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才會解釋要蔣中正暫緩斷交,不是要讓兩個中國變成既成事實,後來情況的發展,也顯示北京也無法容忍兩個中國,逼迫法國必須與台北斷交。
美國當時是在保護國府利益下,對蔣中正提出多方建議,當時因為美國與北京有戰略利益上的矛盾,故支持國府的一個中國,也希望藉此讓其他有意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看看,現實的情況是,在北京的壓力下,你只能夠在兩岸當中二選一,不能兩全其美。在那個時空下,國際政治環境與冷戰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使得中華民國在法國斷交後,還稍稍能夠喘口氣,但到了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社會清楚認知風向轉變了,這才造成許多國家棄國府不顧,轉向北京。然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考慮,是在堅持一個中國,不能容許兩個中國情況發生,才不得不然的處置。
後人批評當時蔣中正的保守措施,使得台灣失去了國際舞台,某方面這個說法正確,但即便採取了兩個中國,以北京當時逐漸營造的國際壓力,台灣也很難繼續以中華民國身分留在聯合國,因為中華民國的地位是由北京所取代了。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當時是用漢賊不兩立廣為宣傳,但這漢與賊只是用簡單的文字,說給一般人理解何以中華民國必須退出聯合國,因為賊來,漢豈能共處一室,只有離開一途,別無他法。國府堅持自己是正統,無非是對內鼓舞來台外省軍民,對外已慢慢失去說服力。可是確保了一個中國路線,讓台灣並沒有因此變成另外一個國家,沒有把台灣自中國當中分離出來,這一點,如果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看,蔣中正的堅持,雖然沒有能遏止台灣島內的獨立運動,但至少仍使台灣在中國的範疇當中,至於這個中國的意涵影響深遠,才會在1990年代的兩岸接觸當時,有所謂九二共識的論述了。
蔣中正因為堅持一個中國,造成國府失去許多邦交國。蔡英文因為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迫使北京當局採行激烈的對台圍堵措施,連續兩年蔡英文失去四個邦交國,造成非洲僅存史瓦帝尼一個邦交國,歐洲僅剩一個教廷,中美洲、加勒比海都不穩定,南太平洋島國更受制大陸龐大政經實力,也不是台灣能夠那麼容易確保邦交。蔣中正時期的外交困難,表面上與蔡英文現況類似,都面臨中共的國際政治壓力,但是實質上,兩人所處環境與對台灣前途的所思所念,完全不同。蔣中正也許被許多人批評沒有保障台灣的外交利益,那只是站在個別的台灣立場而言,若以中國的統一問題來說,蔣中正為中國統一至少保留了一定的看似微妙的可能。

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施壓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統治台灣|高靖

文/高靖

美國曾是中華民國抗戰時期最堅定的盟友,但在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卻在關鍵時刻,對國府落井下石,不僅對國府採取武器禁運,甚至開始盤算將台灣自中國領土分離出來,對於攸關台灣局勢安定的台灣省主席人事問題,美國都要暗中介入,僅憑美方人士個人的主觀好惡,無視於中國政局的客觀情勢,千方百計趕走台灣省主席陳誠,要讓台灣的親美派國府將領孫立人接替陳誠。美方甚至以暫停美援台灣,逼迫國府更換陳誠,整個1949年,國府在內戰兵敗如山倒,美國也不斷在台灣搗蛋。
經過一整年的施壓,國府終於在1949年年底,換上吳國楨接替陳誠,但是美國沒有料中的是,蔣中正1950年3月1日在台灣復行視事後,將陳誠任命為行政院長,又在台灣省之上,吳國楨接任省主席後,也引起不少爭議,最後終於因為與蔣經國爭權,心懷不滿,出亡美國,在海外挾怨報復,對兩蔣在台灣的統治,提出許多嚴厲批評,但這也讓吳國楨從此無法回到台灣,客死異鄉。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8年12月7日,有一份駐菲律賓大使館公使費列瑟(Flexer)與當時指揮占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記錄,其中有一段是說明,費列瑟沒有對麥克阿瑟提到,對於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或者孫立人(當時在台灣負責訓練陸軍部隊)如果在蔣中正總統失敗的情況下,宣布台灣自治(autonomy),或者要求在聯合國的保護之下,國務院應該採取什麼立場的粗略的想法。這段簡短的文字,顯示美方當時已有把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想法,並且可能是透過省主席或者在台軍方將領推動。魏道明是二二八事件後派抵台灣擔任省主席,以安撫穩定台灣情勢為主,美國內部文件顯示魏道明有可能分離台灣,加上魏道明並非蔣中正信任的人,蔣中正已有換人打算。
尤其同一時間,徐蚌會戰進展不順利,蔣中正布局台灣,安排後路,陳誠書信集收錄有12月7日給蔣中正私函,其中提到「在此國家存亡之際,弟身為黨員,如總裁認為有可分勞之處,自當遵命以赴,但不必擔負任何名義,目前戰略,應以廣州為中心,以海南台灣為後方基地」。陳誠想法,與蔣中正不謀而合,12月28日,蔣中正回函陳誠,指派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由於陳誠遲未上任,蔣中正又在1949年1月2日去函陳誠,質問為何不速就職,若再延滯,必夜長夢多,全盤計畫,完全破敗。蔣中正還要求陳誠回覆何時到任。陳誠告訴蔣中正1月5日到任。蔣中正後來在內外壓力交迫下宣布下野,仍然幕後操縱政局,幾個月後決定在台灣設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
陳誠剛到任不久,美方就對他抱持負面評價,根據國務院檔案,1949年1月15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柯倫慈(Krentz)給國務院的電報,表達了對陳誠治理台灣能力的質疑,也引述剛剛卸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與孫立人的看法,認為當時在台灣的海軍與空軍能力不足。
陳誠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在2月2日約見柯倫慈,雙方談了兩小時,陳誠擺低姿態,請美方多多提供建言,對柯倫慈表示,我們沒有把美援處理好,實在很不好意思,陳誠保證以後一定會有更好的結果。陳誠可能知道美方對他的質疑,在對話中,還特別提到胡適已經同意到台灣來幫助他,希望藉胡適改變美方認為他過於保守的看法。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還在南京,台灣有台灣省政府,但是美國卻思考分裂中國領土,甚至不惜出兵台灣。根據國務院檔案,1949年1月14日,代理國務卿羅維特(Robert Lovett)給杜魯門總統的備忘錄建議,有關台灣問題,羅維特主張美國策動澳大利亞或者菲律賓政府,出面要求聯合國介入台灣問題,為台灣人舉行公民投票,讓台灣人表達他們的意願。而且,在某個階段,美國必須出兵,防止台灣被中共占領,但是在台灣內部與國際上,都認為美國應該避免粗糙的片面出兵,不過,目前適合美國出兵的時間還沒到來,美國仍有可能在台灣建立非共產黨的中國政權,對抗中共入侵台灣。如果情況不順利,美國仍有必要出兵介入,但美國不是為了美國的戰略利益,而是為了國際社會能夠接受的原則,台灣人的自決原則(self determination)。如果中國政府已經明顯地無法抵抗共黨入侵,美國應該全力支持台灣自治運動。而且不論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利益是否重要,美軍都應該為美國備戰,以防止共黨占領台灣。
1949年1月18日,國務院檔案記載法國駐美大使館公使戴瑞丹(Jean Daridan)對國務院東亞事務官員提到,如果中國大陸淪為中共統治,他不認為台灣仍然是中國的。他也思考著在適當時機創造台灣獨立的可能性。
來自美歐的外國勢力都對國共內戰感到悲觀,擔心台灣為共黨所攻占,多思考讓台灣脫離中國,作為保障台灣的政治手段,這種思考也就影響到誰擔任台灣省主席,誰就可能在必要的情況下,促成或者阻擾台灣自中國版圖分離出來,陳誠的去留也就成了美國駐華外交官陰謀介入中國內政的重大議題。
根據國務院檔案,2月1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自南京的電報稱,代總統李宗仁召見孫立人,表達任命他為台灣省主席的看法,要將台灣作為中美建設性合作的基礎,台灣省主席陳誠已經表達辭意,但是被蔣中正阻止。由於李宗仁提及更換台灣省主席的問題,3月2日國務卿艾契遜給柯倫慈的電報稱,由於省主席可能更換,這樣一來,美方不適合太早接觸省主席,並且承諾給予支持。
駐台北領事館公使愛德嘉(Edgar)在3月6日給國務院的電報,這份電報引述美國駐美大使館參事莫成德說法,批評陳誠缺乏開放與有效率管理所需要的特質,由李宗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最符合美國的利益。艾契遜3月8日回電,質疑孫立人缺乏行政經驗,現在促使李宗仁換人,也許會出現比陳誠或李宗仁更差的人選,因為沒有人保證李宗仁一定會指派孫立人。
莫成德又請愛德嘉電覆艾奇遜,說明省主席需要誠實、開放、效率,而且不要與蔣中正的關係太密切,讓蔣中正把台灣當成最後的基地。孫立人除了缺乏行政經驗之外,其他的條件都符合目前的需要,孫立人也願意由合格的顧問提供協助。他建議司徒雷登謹慎地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除非情況發展的必要,不要與陳誠打交道。
儘管國務院系統不斷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但是美國內部對於是否援助台灣,看法不一,莫衷一是,有認為延後到省主席換人為止,有認為應該馬上援助,穩定台灣局勢。
根據國務院檔案,3月14日,司徒雷登引述柯倫慈的說法,陳誠請柯倫慈轉達秘密訊息,如果美國政府希望孫立人擔任台灣省主席,可以由陳誠向蔣中正請求,不要阻擋這個調整。司徒雷登認為,這個意思是指如果沒有蔣中正的同意,沒有辦法改變台灣。4月10日,司徒雷登給艾奇遜的電報稱,李宗仁間接向他建議,如果美國仍然認為孫立人比陳誠更適合台灣省主席,美方應該接觸吳忠信,這人與孫立人是同鄉,也很欣賞孫立人,又是蔣中正的親信,李宗仁顯然希望更換省主席的建議,不要出自於他。
儘管美方壓力不斷,陳誠並沒有被更換,李宗仁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的想法,也在蔣中正幕後運作下,始終無法落實,加上當時國共和談正要進行,李宗仁也無暇多管台灣的事情。4月6日,愛德嘉在給國務院的電報,轉述莫成德的說法,李宗仁延後由孫立人取代陳誠,現在只好與陳誠開始打交道。雖然如此,美方仍不斷以恢復援助台灣為誘因,迫使國府更換陳誠,最終蔣中正在1949 年年底向美方妥協,由另一位親美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接替陳誠,希望美國能夠支持遷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美方介入中國內政,向國府施壓驅趕陳誠下台的過程,顯示這批美國駐華外交官,完全不懂中國政治,以為蔣中正下野,副總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就能夠掌握國府全部的權力,但是當時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國民黨以黨領政的局面,美國人絲毫不願意去理解。
美國大使館人員也不懂中國歷史與民族情緒,美國外交官僅從國際法觀點,認知台灣在戰後地位問題,不懂中國人對於19世紀以來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不滿,尤其視割讓台澎給日本的馬關條約為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當時的卸任外交部長王世杰在台北演說,
宣稱台灣是光復的國土,不是軍事占領區,馬關條約在1943年戰時的宣言當中已經無效(可能指開羅宣言),並且合法地回到中國版圖,在戰爭結束時,由日軍手上重新具體地取收回台灣。對於任何未來直接或者間接的帝國主義控制,他都要提出警告。王的演說,讓美方感到詫異,還特地轉發電報,向國務院報告演說內容,這也正是美國官員無知的反應。
美國外交官在國共內戰期間,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正是因為缺乏對中國歷史的認知,也不了解國府在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對於收回失土的決心,台灣對於國府當局,並不只是日本殖民地那麼簡單,是光復過去由帝國主義國家侵占的失土,並不能單純以國際條約的立場,解釋台灣地位問題。也因為無法理解中國政府對於台灣的看法,以為台灣只是另一個海島,雖然美國出於善意,防止共黨占領台灣,卻無視於國共兩黨都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看法,美方天真地以為分裂台灣的作為,可以挽救台灣,最後雖然沒有落實,但是這種想法影響台灣幾十年的政治發展,台人對台灣獨立有所期待,與美國外交官長期暗中鼓吹,有很大關係。

蔣經國推動政戰制度引發國府內部政爭|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失敗後,1949年12月撤退台灣,朝不保夕,朝鮮半島突然爆發韓戰,為了穩定台海局勢,美援開始來到台灣,蔣經國1950年接任國防部政治部後,權勢擴大,1951年政治部改稱總政治部。隨著政戰人員在部隊的增加,蔣經國影響力的擴大,這一年引發了國府內外反對總政治部的政爭,牽連對象包括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他們都為了反對部隊設有政戰人員,透過美軍顧問團向蔣中正總統施加政治壓力,甚至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密件都顯示宋美齡也不滿蔣經國,指控蔣經國透過總政治部控制政府。
蔣經國在各方壓力下,對於推行軍中政戰制度有所妥協,但從後來的政局發展,也可看出蔣經國反撲的端倪,先是海軍內部與桂永清有關親人遭到政戰人員整肅,桂永清自己也在1952年調整職位,轉任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因為背後有美國大使館撐腰,國府投鼠忌器,1954年先將孫立人的陸軍總司令職務交給別人,拔除他的兵權,將孫立人調為總統府參軍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國府不在需要顧慮美國態度,隨即軟禁孫立人,並清除軍中與孫立人有關成員。
宋美齡不滿蔣經國,實因爭奪控制對美關係,兩人雖然表面上維持一定關係,但對於宋美齡透過孔家子女在美國從事國會遊說工作,蔣經國始終有意見,直到擔任行政院長後,就開始設法將對美外交主導權,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奪回,建立他自己可以指揮的對美外交系統。
蔣經國接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這是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後,蔣經國在台灣當局之中第一個正式職務,蔣經國也逐步在台灣累積實力,蔣經國積極推動軍中的政戰制度,卻引起軍中反彈。一份1951年7月3日的中情局機密文件分析當時國府軍隊的士氣問題,當時國府軍隊的自殺與逃兵造成很嚴重的問題,歸咎原因是因為宣傳反攻大陸,引起官兵思鄉情切。感染疾病,尤其是肺結核患病增加。被當成苦力。害怕蔣經國的政戰人員打小報告。
這份中情局的報告提到,當時海軍的油輪往來台灣與日本之間,過去四個月以來,這艘船上有四位政戰官,在羅經旁邊總是有一位政戰官監視著,除了艦長以外,另外派有一位替補艦長,海軍也派遣許多艦長接受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政治課程。大約三個月前,蔣經國派遣政戰人員上船,但是桂永清強烈反對。
中情局分析,國府部隊的政戰制度,過去也曾經存在,但在蔣經國之前,政戰人員並沒有這樣大的權力,也沒有引起部隊那樣大的恐懼,蔣經國是為了控制部隊當中可能的叛逃者,而在這些過程當中,造成了許多相關部隊日漸增加的不滿情緒。
另一份1951年7月25日的中情局密件提到,蔣中正在7月15日解除了13位海軍軍官的職務,因為他們被指控組織派系。這件事情還是由蔣經國及時通知桂永清,希望桂永清自己宣布解除這些人的職務,以保留桂永清自己的顏面。這些遭到處分的軍官包括桂永清的姪子與姻親,但最後因為蔣經國的政戰官沒有辦法證明對這些人的指控,這些軍官沒有被起訴。中情局分析,蔣中正害怕部隊向中共投誠,或者倒向第三勢力,造成了蔣經國的政戰官權力擴大,這起事件也是第一起報告讓人感覺蔣經國擁有毫無前例的,與統帥一樣大的權力。
在台的美軍顧問團有一份1951年11月9日的有關國府海軍的機密報告,這份報告由美軍顧問團海軍組組長貝額力(Beyerly)撰寫,他在11月2日與桂永清會面,他說,政戰這類爭議的問題,在華府引起了很不好的看法。桂永清希望他向蔣中正傳達這些看法,因為沒有人願意對蔣中正說實話。貝額力後來在11月8日與蔣中正在高雄西子灣會面,貝額力向蔣中正建議海軍的艦艇單位或者陸岸單位的政戰人員,他們所執行的任務,應該由合格的海軍軍官取代。貝額力說,蔣中正似乎接受了這個看法,指示桂永清與蔣經國研究這件事情。桂永清對貝額力說,貝額力對蔣中正提到許多事情,是以前沒人敢跟蔣中正說的,連行政院長也沒辦法向貝額力這樣,對蔣中正提出看法。貝額力建議,美軍顧問團這時應該與蔣經國合作調整總政治部。
中情局在1951年10月27日有一份標題為「蔣中正與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為了蔣中正兒子的地位引發衝突」的機密情報文件,這份文件討論到蔣經國與蔣緯國兩人,其中有關蔣經國的部分,蔡斯認為,國防部應該對總政治部有實際的控制。蔡斯反對政治部的理由,主要是認為這是一個密勤組織,而且是不民主的。但是蔣經國卻認為,政治部對部隊的士氣有非常大的效果,是不可或缺的。
孫立人也加入這場中美雙方對於軍中政戰制度的爭論,孫立人認同蔡斯的看法,國府將領站在美國那方,反對蔣經國,這又讓國府遷台後的政治情勢更加敏感。中情局密件提到,是孫立人敦促蔡斯去找蔣中正討論這件事情。
桂永清、孫立人都對軍中的政戰制度有意見,引起美方的重視,這份10月27日的中情局密件也提到蔣經國的不滿,蔣經國認為如果他的背景不是曾經居住在蘇聯14年,而是有美國的背景,他推動的政治教育可能會受到讚賞,而不是貶損為是共黨的模仿者。他在軍中推動的計畫是教育官兵為何而戰。
國府內部有許多對政戰制度的不滿,幾乎到了政爭的地步,甚至蔣中正身邊的宋美齡都向美方表示不滿意見。中情局1951年12月12日密件指出,宋美齡批評蔣經國的權力,蔣經國已經實質地控制了國府,宋美齡指控蔣經國發動對美國與美軍顧問團有敵意的宣傳,蔣經國為了自己的目的,希望控制美國援助,並且破壞她與大陸敵後游擊隊的聯繫,以便蔣經國可以控制這些行動。
除了中情局密切注意國府內部為了軍中政戰制度引發將領之間對蔣經國的不滿,美國國務院1951年10月5日有一份列為極機密(Top Secret)的檔案,是由主管中國經濟事務官員巴奈特寫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的備忘錄。巴奈特剛剛從台灣視察回到華府,他在這份備忘錄表示,美國對於不讓共黨控制台灣是享有利益的,部分是出於對台灣島上的人民的關愛,另外就是台灣作為美軍海軍基地與空軍基地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存在,對於蘇聯支配的中共所控制的中國大陸,會造成困擾與心理上的破壞因素。
巴奈特建議美方必須要求蔣中正同意,美軍顧問團對於軍事預算的大小與特性,可以擁有否決權,並且在所有的軍事支出項目,不論經費是來自於美國或者中國人自己的錢,也都擁有否決權。他認為,只有經過軍事協助作為槓桿,台灣所需要完成的軍事經濟及社會改革,才能夠完成。美國這種高姿態,在國府內部難免引起不滿,尤其是主張擁有准駁國府經費使用的權力,更是有侵犯中華民國政府的嫌疑。
巴奈特的備忘錄當中,提到國府面臨有三大問題,這三大問題分別是聯勤總部,政戰系統、裁減陸軍,這三項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稍加深究,都與孫立人有關。孫立人反對蔣經國在軍中推動政戰制度,孫立人憑藉他對美國人的影響力,也促成美國傾向他的意見,對國府嚴加批評。
巴奈特在備忘錄提到,聯勤總部是抗戰期間,經由美軍建議,在大陸成立的機構,聯勤總部在大陸時期有所作用,但在台灣卻毫無作用。在台灣的海空軍大部分依賴自己的補給系統,聯勤總部卻是在孫立人想盡辦法爭取陸軍部隊最低需求的給養時,讓孫立人綁手綁腳,聯勤總司令不過是蔣中正個人的工具,蔣中正透過參謀總長周至柔把自己的想法傳遞命令給聯勤總司令。巴奈特引述孫立人與蔡斯的看法,軍中政戰制度對於達成良好軍事紀律、高昂士氣、有效的戰鬥潛能,形成了障礙。
美國國務院、中情局都同時在1951年注意到蔣經國推動政戰制度引發國府內部的衝突,尤其立場親美的孫立人,更成為美國反蔣意見的主要來源,巴奈特在他的備忘錄中提到他對兩位孫立人幕僚的觀感是,吸引人與聰明。美國對國府軍隊的許多負面看法,
多與孫立人有關,在那時敏感的政治情勢下,不免埋下了日後孫立人案的遠因,國府後來整肅孫立人,也無非是向美國表態蔣中正對台灣的控制,並非美國可以指指點點,甚至是美國不要妄想在幕後陰謀發動軍事政變。
無論如何,在美國的高度壓力下,蔣經國暫時採取了妥協,1951年12月5日的中情局密件顯示,在蔣經國的提議之下,蔡斯指派美軍軍官到國防部總政治部實地觀察政戰官的作為。後來的發展,軍中的政戰制度並沒有因為美國的壓力廢止,海軍的政戰人員仍由政戰系統指派,為了政戰制度存廢爭議,與蔣經國意見不合的桂永清、孫立人,後來都遭到調整職位,桂永清1952年離開海軍,雖然桂永清因為深受蔣中正信任,被委以參謀總長重責,上任不久即病逝。孫立人晚年際遇淒涼,多半起因他在美國人面前告蔣經國的狀有關,孫立人與蔣經國在國府內的鬥爭,幸好國府顧忌美國壓力,孫立人僅被軟禁,苟全性命於亂世。至於政戰制度對軍中的控制,其實也沒有如蔣經國所設想那般,近年來許多重大軍中弊案,政戰制度幾乎都沒有發揮事前蒐獲情資,採取即時防範的功能。

美中情局報告稱冷戰時期台海有不明飛行物|高靖

文/高靖

2018年5月5日,有人聲稱解放軍軍機在馬祖上空如入無人之境,其實這只是民眾缺乏航空常識,以訛傳訛的說法。國防部還慎重其事發布新聞稿說明,依據雷達資料,民眾所指稱的時段,並無共軍飛機在馬祖上空飛行紀錄,僅有民航機在附近活動,研判為4萬英呎高空飛行民航機所產生的凝結尾。不過,從美國中情局的機密檔案當中,真有一份有關台灣外島看到不明飛行物體(UFO)的目擊報告,中美雙方還曾經共同調查這些目擊事件。

不明飛行物體一直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這幾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公開了許多管制多年的機密檔案,很大一部分,就是全世界各地號稱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告,其中有不少是美國飛行員聲稱看到不明飛行物。在中情局成堆的過期機密檔案當中,有台灣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調查報告。

1968年,國際發生許多大事,這一年越戰因為北越在南越全境發動攻擊,震撼美國白宮,把美國政府宣傳越戰順利進行的謊言戳破,詹森總統也因此放棄競選連任,黑人人權牧師馬丁路德金恩、羅伯甘迺迪兩人都遭人暗殺,巴黎發生學生暴動,美國各地大學也紛紛有不同的學生運動。台灣在美國政治壓力下,正從整戈待旦,積極準備反攻大陸,逐步轉換為建設台灣,蔣經國是國防部長任期最後一年,1969年轉任行政院副院長,積極推動建設台灣。

就在這紛亂的一年,台灣海峽與金門上空,卻出現不明飛行物體,國府派三位官員與美方合作調查,最後雖然想要將這個不明飛行物歸類為人造衛星,但是目擊者認為它飛行的速度,比人造衛星還要快。

不明飛行物體在全球各地都有人宣稱目擊,讓人想像是否外星人來到地球,或者可能是美蘇強權祕密研發的特殊兵器。台灣也不例外,就在美蘇兩國積極展開太空競賽的年代,台灣也有人目擊不明飛行物,而且是在敏感的軍事重鎮金門外島,牽動中美雙方展開調查。根據中央情報局公開的檔案當中,時間標明1968年9月,有關台灣看到不明飛行物的報告,這份被列為機密(Confidential)的報告顯示,一個由三位國府官員組成的調查小組提出報告,說明這些不明飛行物是在1968年7月17日後,陸續被民眾看到,出現在台灣海峽與外島。

這個調查小組認為,這些不明飛行物可能是人造衛星、飛碟、電子干擾裝置、心戰汽球等四種。這份機密報告並沒有全文公開,而是經過中情局內部的刪節後才對公開,被刪節的內容,都與美方參與國府調查不明飛行物有關,顯示美方極有可能有介入調查,至於詳細的調查內容因為被刪節,而無法得知。

中情局的機密報告顯示,共有兩起目擊不明飛行物事件,分別是發生在1968年7月17日,與1968年8月12日到13日之間,在台灣海峽與金門上空。7月17日的晚上7時15分到9時30分之間,以及凌晨4時到5時之間,不明飛行物在金門上空被目擊到,由東向西飛行。8月13日所看到的不明飛行物,經過調查後,認為可能是人造衛星,但是報告中也提到,這個不明飛行物的飛行速度,比人造衛星還要快一些。

另一個有趣的記錄是,從參謀總長賴名湯生前留下的日記,1968年8月1日這一天賴名湯記載,7月29日空軍四架F-86戰機在馬祖巡邏時,突然發現下方有三架共軍飛機,可是石門、東引、外埔的雷達,都沒有發現。馬祖的高射砲也沒有看到,使人半信半疑。賴名湯說,後來派了八架F-104戰機到同一地點巡邏,看看大陸如何反應,結果一切和平常一樣,沒有積極的徵候。

賴名湯在1968年是國府空軍總司令,按照他的說法,空軍戰機在空中看到三架不明飛機,以為是共軍戰機,但是地面雷達卻毫無反應,賴名湯想弄清楚大陸的狀況,所以另外派飛機去出現三架飛機的空域巡弋,測試大陸反應,這時卻沒有大陸飛機出現,顯示先前可能不是碰上大陸飛機升空與我對峙,但也沒有確切證據,能夠確認被看到的不明飛機究竟是什麼。

賴名湯個人記述下來的這起馬祖上空戰鬥機看到不明戰機的事件,與金門與台灣海峽目擊不明飛行物的時間,非常接近,不禁讓人好奇到底天空中藏著什麼樣的秘密,當年台海與金門上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台灣海峽與金門在冷戰期間,遭人目擊有不明飛行物體,驚動美方派員來台參與調查,這些當時列為機密的調查報告,封存多年後公開,其中並未確認這些被目擊的飛行物,究竟是什麼東西。不過,美國中情局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的掌握,十分密切,甚至只是學術研討會,中情局都要展開情報蒐集,根據中情局的解密檔案顯示,美方密切掌握有關兩岸不明飛行物體的狀況,包括兩岸雙方曾在1993年舉行了兩岸不明飛行物體的研討會,這個活動都被中情局秘密監控。

中情局的檔案記載台灣在1973年已經成立研究不明飛行物的組織,大陸是在1978年成立同樣的研究機構。亞洲地區目擊不明飛行物,不只是在台海地區,根據中情局的解密檔案,包括東北亞地區,在1940年代之後的期間,美軍飛行員有許多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1948年10月,美軍駐防日本的F-61黑寡婦夜間戰鬥機,目擊不明飛行物在空中加速脫離。1952年1月,韓國元山有B-29轟炸機目擊不明飛行物,3月在日本三澤基地報告不明飛行物繞著F-84戰鬥機飛行。

1952年8月與10月,美軍在韓國的C-54運輸機與地面塔台,都有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1953年2月,韓國的F-94戰鬥機目擊不明飛行物。

1956年12月,美軍雷達發現不明飛行物,F-86戰鬥機前往追逐,雷達受到干擾,隨後這個不明飛行物飛走。同樣是12月,美軍在遠東地區駐防空軍,也有一起戰機在空中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但最後還是讓這個不明飛行物跑掉了。1958年7月,日本北海道也有美軍軍機目擊不明飛行物。

從這些不同的美軍飛行員報告看來,空中的確有某些東西的存在,讓人們目擊後感到不尋常,如果是一般人目擊,可能會誤認,但是美軍飛行員受過軍事訓練,對於空中出現不尋常的飛行物體,提出的懷疑應該比一般人更可信,但是到目前為止,始終沒有人能夠確認這些可疑的不明飛行物,到底是什麼東西,究竟那些目擊報告所看到的是什麼東西,是來自地球以外的物體嗎?也許有那麼一天,這些接觸都會有水落石出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