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檔案看國府在內戰龐大的軍事損失|高靖

文/高靖

許多大陸製播的國共內戰戲劇,嘲諷國府軍隊軍火被共軍虜獲,譏笑蔣中正是補給大隊大隊長。國共內戰在1947年逐漸擴大後,到了1948年國府已現頹勢,因為先前美國禁運軍火之故,國府在解禁之後,開始大量向美國採購彈藥,但屢屢作戰不利,美援軍品被中共虜獲,最後美方都看不下去,擔心長此以往,這些彈藥武器會被用來傷害西方國家,對於軍事援助國府,又恢復採取管制,中國的國防工業落伍,連帶打仗的彈藥與各色裝備都要仰人鼻息,真是非常可悲。
國共內戰過程當中,國府到底損失多少軍備,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也很少對外公開這方面的資料,但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卻有許多相關的資料。在1949年1月21日蔣中正引退下野之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南京發電給剛剛上台的美國國務卿艾契遜,報告國府從1948年以來因為在內戰當中損失的美援物資。
司徒雷登的報告指出,在華東的徐蚌地區,華北的張家口、南口、懷來,以及天津地區,國民黨部隊因為譁變、擄獲、作戰,損失了兩個軍,有百分之八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十五美械裝備,總共3萬人。另外還有二十個軍,沒有裝備美械,也沒有接受過美軍訓練,總共32萬1000人。
另外,現在在北京受到圍困,已經到了投降邊緣的部隊,有一個軍三個師,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美械裝備,總共7萬8000人。其他沒有美械裝備與美式訓練的部隊,有7萬4000人。
無法精確估計全部的軍事裝備與軍事庫存的損失,因為沒有任何一位中國人,或者美國人,知道任何國府部隊的裝備表,更不要說這些部隊究竟持有那些裝備。國府部隊的組成大小,不同部隊之間的變動差異很大。以第二兵團(邱清泉兵團,不久前才在徐蚌會戰遭共軍包圍全殲)的美式裝備統計,大概可以給我們一個猜測的範圍。第二兵團有五個軍,其中一個軍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一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
美式裝備包括39門105榴彈砲,12門75榴彈砲,14門四二迫砲,1萬590支步槍,1萬456支衝鋒槍,193挺重機關槍,72具火箭筒,55具火焰放射器,768門六零迫砲,113門八一迫砲,49輛指揮車,53輛武器裝運車,207輛二又二分之一噸卡車,4輛救護車。
某些個別種類的裝備損失,包括國府撤離徐州時,留下了1000輛各種車輛。天津損失6門105榴彈砲,50門75榴彈砲。
飛行裝備損失,包括4架F-51野馬式戰鬥機,5架B-25米契爾式中型轟炸機,7架蚊式機,6架C-46運輸機,1架B-24重型轟炸機,以及3架訓練機,這些數字是唯一確實的損失數量,但是從9月15日到11月23日之間的中國空軍損失,可以給我們對於空軍損耗有比較清楚的概念,這段時間損失了71架飛機,大部分都是因為在機場墬毀。
按照司徒雷登的說明,徐蚌地區與平津一帶損失總共二十六個軍,42萬1000人。北京當時因為平津戰役還沒也結束,但有15萬2000人遭到圍困,但後來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決定開城投降,以免文化古城遭到戰火蹂躪。也就是說,在1949年初國府損失了57萬3000人。
更早之前的1948年下半年,國府在內戰中漸失主動,節節失利。美國國務院檔案中,可以看到1948年11月9日,司徒雷登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電報。司徒雷登的報告提到,在濟南戰役、錦州、長春、瀋陽等戰役當中,國府損失八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共8萬4000人。一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共1萬5000人。兩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三十的美械裝備,共2萬2000人。二十二個師,沒有美式訓練與美械裝備,共20萬2000人。
裝備損失有9萬7500支美國步槍,其他步槍有13萬6500支。輕重機槍損失920挺美國機槍,其他步槍損失1萬4000挺。四五口徑衝鋒槍2萬6000支。榴彈發射器損失1700具美造,他國生產2200。六零迫砲損失,美造3160門。八一、八二、一五零迫砲損失,美造1200門。四二迫砲損失美造65門。反戰車砲,美造115門,335門他國生產。75榴彈砲損失,美造115門,226門他國生產。105榴彈砲損失,美造46門。155榴彈砲損失,美造36門。五零對空機槍損失,美造12挺。其他國生產對空機槍損失127挺。6451支非美造手槍。
彈藥的損失,1億6000萬發小火器子彈,25萬發迫砲砲彈,8萬發野戰砲砲彈,21萬發榴彈砲砲彈,60萬個手榴彈。
1948年下半年國府損失33師,32萬3000人。如果將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1月的國府損失加起來,國府損失的兵力高達89萬6000人。這還沒有計算1947年內戰升高之際,國府損失的兵力,以及共軍在徐蚌會戰後,渡江攻占南京、上海、福州、廈門,以及華中、華南等地區,乃至大陸西南地區最後的戰役,國府的損失可能超過百萬之上,丟失的裝備更是不計其數。
美國在1948年下半年開始對國共內戰的前景,充滿憂心。在1948年11月2日,國務院發電報給駐南京美國大使館的司徒雷登,希望司徒雷登提供詳盡的數據給國務卿,也就是有關國府從濟南淪陷近來的戰役損失。這也就是為何司徒雷登會分別在1948年11月9日與1949年1月21日兩度報告國府重大軍事損失的原因。
在馬歇爾擔任美國特使,進行國共調停任務期間,馬歇爾在1946年以禁運武器彈藥的方式,逼迫國府停火,不要追擊共軍,這項禁運到了1947年上半年才逐漸恢復解除禁運,但起初只是允許國府在各國市場採購武器彈藥,或是從二戰汰除軍品當中找到剩餘物資,國府僅僅是為了取得被英國列為廢鐵要拆解的雪曼戰車,就耗時的好幾個月,都在美國阻撓下,無法順利從英國運出,最後只好藉口將這批報廢戰車出口到美國整備,然後才要運到台灣,因為當時大陸軍事情況已經惡化,在1949年3月之後,從美國方面獲得的彈藥軍械,大都是運往台灣基隆,而不是大陸。
國府在1947年四處蒐購彈藥軍械,但美方並不認為國府作戰不力,是因為欠缺彈藥。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年2月7日司徒雷登從南京給國務院的電報稱,美方對於國府軍隊的彈藥情況,並沒有確切的情報,但是我們認為東北地區的彈藥情況可能與衛立煌、蔣中正的報告差不多,但我們也認為國府防守東北的問題,並不全然只是彈藥問題,因為國府軍隊過度延伸,失去了主動,國府自己也承認無法打通到瀋陽的地面交通,因此未來的運輸只能靠空運。
司徒雷登的報告顯示,美國方面很早就看出國府在內戰當中的一個重大缺失,兵力過度延伸,國府在東北將兵力配置在北寧鐵路與南滿鐵路沿線,最後反而困居長春、瀋陽、錦洲等地,在1948年下半年遭到共軍各個擊破。司徒雷登關於國府彈藥與軍械損失的報告,也顯示國府當時的彈藥問題並沒有想像嚴重,反而是部隊遭共軍擊破後,遭共軍俘獲大量美國武器彈藥。
不過,曾在東北作戰的國府將領石覺在口述歷史透露,配備美國軍械的部隊,步槍彈藥與迫擊砲彈的確不足,因為抗戰末期換裝美械後,就沒有再補充過彈藥,美國M-1步槍與國府原先使用中正式步槍口徑不同,兩種彈藥不能流用,中正式步槍子彈也必須向美國購買二戰時所生產,因戰爭結束沒有交運大陸的大批子彈,這些子彈美軍無法使用,美方卻不斷阻擾交運國府。
國府戰時的後勤補給可能有大問題,否則共軍能虜獲大量彈藥,國府基層部隊卻總是擔心彈葯不夠,而且對零件的儲存管理,很可能也沒有足夠的知識。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月26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報告指出,因為缺乏汽車零件,國府有3000輛卡車無法使用。這也顯示國府軍隊對於裝備保養與汽車零件使用,缺乏有效率的管理,才會發生3000輛卡車動彈不得的窘況,原本應該是加強部隊機動能力的卡車,卻成了無用的長物。
國府從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連連吃敗仗,損失不貲,美方也發現情況不對,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在蔣中正下野後數天的1月26日,他向陸軍部報告國府情勢,這份報告也由美國大使館發給國務院。巴大維認為,美國政府不只是必須考慮軍需品最後落入共軍手中的可能,也必須考慮到當國府政治與軍事情況最後崩潰之際,這些彈葯被某些不擇手段的人所掌握處理。他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那些還沒有馬上被共黨所控制的彈葯,都可能裝載上停泊在基隆港內的中國船隻後開航,賣給鄰近或者在中國南部的,有國內不滿情緒的國家。很可能不太考慮,或者根本不考慮這些買方是屬於哪一方,或者他們的意圖。巴大維建議,有鑑於情勢發展,美國的彈葯出口執照必須暫擱,直到軍事與政治情勢明朗後。在中國情勢明朗之前,停止交運軍事援助物資。
國共內戰情勢在徐蚌會戰後急轉直下,一年之內,國府敗走台灣,兩岸分裂之今,從當時的檔案資料看來,國府擁有龐大的美國軍事援助,各式火砲彈葯齊備,但也讓美國可以藉援助箝制國府的政治與軍事作為,國共內戰在國府缺乏良好的指揮與明確的戰略指導下失敗,那些被共軍大量俘獲的軍械,十分諷刺地證明了就算糧草齊備,缺乏良將,也不一定能打勝仗,而國府未有現代化的國防工業,也使得國府處處仰美國鼻息,靠人施捨打仗,真是非常可悲的情況。

蔣中正打內戰還要防範美國在台灣扯後腿|高靖

文/高靖

曾經在1949年12月國共內戰最黯淡的階段,美國國務院開始準備放棄台灣,並對於失去台灣預作規畫。準備在共軍登陸台灣那一天,國務卿發表聲明,美國為何不能對共黨採取先制行動。要立刻加強與菲律賓的安全合作,美軍全面擔負起日本的防衛責任,美國遠東艦隊要在東南亞各國增加活動,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聲明,共軍攻占台灣,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美國不鼓吹軍事行動,而是要讓國際認識共黨的真實。
1949年年底,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仍在為扭轉國共內戰頹勢,進行最後努力,11月中旬,蔣中正飛往大陸西南地區的四川等地,與國府將領研商對策。直到12月10日,蔣中正知道國府大勢已去,才在蔣經國陪同下,在市面街道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千鈞一髮之際,從成都搭飛機回到台灣,自此沒有再踏足故土。
蔣中正雖在1949年1月下野,但仍在幕後指揮效忠他的黨政軍勢力,代總統李宗仁經過十多個月與蔣中正在國府內的奪權鬥爭,桂系終究不敵蔣中正的實力,加上與共產黨和談失敗後,大陸殘餘的國府軍隊士氣低落,共軍攻勢除了遭到白崇禧短暫阻擋外,真是勢如破竹,李宗仁又爭取不到美國的援助,在萬念俱灰,11月20日率家人逃往香港,然後逃往美國。群龍無首的國府,也在12月往台灣遷移,當時台灣雖然在10月金門戰役,重挫共軍攻勢,但失去整個大陸國土後,國府在台灣的整體情況仍然非常悲觀。
就在這個混亂情勢當中,美國國務院12月1日為台灣灰暗的前景,預作規畫。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莫成德(Merchant)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白特華(Butterworth)的備忘錄當中,提出了美國政府如何因應共軍攻占台灣。
這些措施包括國務卿應發表聲明,說明為何美國無法採取先制的軍事行動,並且要強調美國不去掠奪他人的傳統。經濟合作總署宣布停止台灣的援助計畫。對聯合國安理會提交聲明,說明共產黨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的事實,美國並不是要鼓動聯合國監督下的軍事冒險行動,而是要為了要讓大家認清事實,要讓共產黨在國際社會當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國務院建議對於韓國、菲律賓、泰國、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澳洲、紐西蘭,以及英國、法國、荷蘭等國,立刻發表聲明,說明美國的立場。在東京的麥克阿瑟,也將發表具有信心與穩定人心的聲明
國務院主張,對於國防問題要趕快採取決定,成立美菲共同防衛委員會,或者全面擔負起日本的防衛責任。應該適當並且適度公開的增加遠東艦隊兵力,並且接續安排一系列的訪問,前往馬尼拉,曼谷,泗水,甚至韓國等地訪問。
美國在1949年12月對台灣前途沒有信心,所以準備台灣丟失後,美國應該如何因應,不過,共軍在大陸與殘餘國府軍隊的戰鬥,直到1950年初仍在進行,美國國務院駐華人員又悲觀的認為,1950年6月,共軍攻台,但6月卻發生了韓戰,整個台海情勢為之逆轉。
韓戰的爆發出乎美國意料之外,在那之前,美國早已打算放棄台灣,就讓情勢自然發展,國府屈服於美國壓力,把台灣省主席都換成美國指定的人選,美國仍有軍事占領台灣的想法,但顧慮對北京新政權的關係發展,軍事占領計畫沒有落實,但也顯示出美國為其自身利益,無所不用其極。
1949年初,國府在國共內戰已呈敗象,國民黨內部有蔣中正與桂系的權力鬥爭,美國在這場混亂當中,又意圖藉李宗仁之手,對抗牽制蔣中正,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人員,多次建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親自向李宗仁建議,把蔣中正派任的台灣省主席陳誠換掉,改派在台灣負責訓練陸軍部隊的孫立人,美國人在台灣扶植孫立人,孫立人也毫不避嫌,經常與美方接觸,直言不諱地批評國府與國府軍隊。美國扶植孫立人,無非是排除蔣中正在台的影響力,要由美方控制台灣。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國府在徐蚌會戰慘敗後,2月14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下令當時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的莫成德(Merchant)到台灣美國領事館,莫成德被國務院指派對台灣情勢擔負起特殊責任(special responsibility)。由於李宗仁在2月18日告訴司徒雷登,他已將孫立人召來南京,任命孫立人為台灣省主席,國務院在3月2日通知莫成德,因為陳誠的台灣省主席職位,可能被更動,所以莫成德不要太早接觸陳誠,也不要給予陳誠任何承諾。
李宗仁與蔣中正權力鬥爭,促成李宗仁把忠於蔣中正的陳誠換掉,讓美方注意到可以透過扶植親美將領孫立人,加強控制台灣,莫成德在3月6日透過領事館給國務院電報顯示,李宗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建議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敦促李宗仁,盡快以孫立人取代陳誠。
對於更換陳誠是否可能造成他人杯葛破壞後繼的台灣省主席,莫成德3月9日從台北回覆國務院稱,孫立人個人控制軍隊,可能要比其他陳誠的後繼者,較不會受到暗中破壞。
不過,蔣中正需要陳誠穩定台灣局勢,控制大陸東南地區軍事行動,一時之下,抗拒美國扶植孫立人的計策,但美援的誘惑太大,最終蔣中正還是屈服讓步,配合美國的建議換人。
在共軍積極準備度過長江,征服全中國之際,莫成德在3月11日從上海發電國務院,應該延後經濟合作計畫,直到陳誠下台,或者李宗仁確認了陳誠的任期,而且台灣省政府能夠給予美國所希望要的保證。不過,陳誠無法信賴,不建議與陳誠開始對話,以免造成對他的鼓勵,以及強化他在台灣的地位。
就在美國希望藉著李蔣兩人的權力鬥爭,積極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藉以透過親美將領控制台灣的陰謀之際,國際間也有著類似占領台灣,將台灣自中國領土分割出來的想法。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3月23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史普勞斯(Sprouse)與英國駐美大使館一秘福特會面,史普勞斯主要是因為國務院對台灣再解放聯盟感到興趣,下令適當的領事官員與他們保持接觸,並且報告他們的行動。某些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領導人,以前在香港,不知英國政府是否有任何有關於他們的消息。福特並不知道台灣再解放聯盟這個組織,但他會再向英國外交部查詢。
福特說,某些英國官員主張在台灣的戰略重要考量下,應該占領台灣。史普勞斯問福特,是否運用英國海軍能夠執行,也願意執行這項任務。福特立刻回答,美國如果執行這項任務,占有比較好的地位。不過,史普勞斯顧慮大陸會如何看待這樣的行動,福特說,在他看來,任何在中國的外國勢力,如果使用這種方法將台灣自中國分離出來,對它們的地位都是傷害很大的。
3月23日,莫成德從南京發電國務院表示,如果我們鼓吹台灣分離出中國,台灣省主席也照做了,接踵而來的是更困難的問題,我們準備了什麼樣的支持,如果聯合政府(當時國共和談,美方認為可能組成國共聯合政府)對這個分離有不同看法,莫成德建議,由聯合國支持的聯合介入台灣問題,或者美方暫時占領台灣。
中國因為內戰造成人民極大痛苦,美國卻在背後策畫要奪取控制台灣,孫立人見到美方官員,毫不保留地批評國府,也使得美國的國務院官員更相信自己的判斷,不能支持國府控制台灣,美國官員只選擇自己想要相信的,並沒有真正弄清楚國府或者共產黨,對於台灣問題的看法。即使到了1949年下半年,國府礙於美國透過中斷美援的壓力,決定調整陳誠的省主席職位,但不敢交給握有兵權的陳誠,卻是交給了積極與美國拉攏關係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
吳國楨走馬上任,國府順了美國的意,把陳誠的省主席職位讓給了親美人士,美國仍然不放心,12月23日,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
領事愛德嘉(Edgar)給國務院提供了一些美國軍事占領台灣的看法,如果美國要軍事占領台灣,蔣中正與他的將領、高級官員,需要顧及顏面的方法,可以在他們接受美軍占領前,強調美國支持反攻大陸的最後勝利。
沒有經過協商的占領,可能會碰上某些中國軍隊的反對,但是美軍透過有授權的美軍顧問控制台灣,現在是可行的,也是許多中國官員建議的。許多中國高層官員不斷反覆要求美軍最大限度的合作,甚至建議軍事共管台灣。過去幾個月來,民間流傳日本的盟軍總部將要接管台灣,把國民黨請走,推動台灣獨立。
美國始終不認為國府或者台灣省政府可以度過共軍的軍事威脅,又不能無視於台灣地理位置的戰略重要,所以美國要運用外交與經濟手段,避免台灣為共黨控制,但實際操作上,卻變成處心積慮地打擊蔣中正,要在台灣扶植親美將領控制台灣,無論國府如何低姿態地配合,美國都不抱期待,台北的美國外交官就是要想方設法,敦促美軍出兵占領台灣,這些派駐台北的美國官員,在不斷鼓吹台灣自中國獨立出來之下,讓自己變成了促成台灣動盪不安的因素之一,事實上,美國在1979年1月與台北斷交前,美國在台的勢力,不僅是提供合作援助,促成發展,同時也與台灣內部反對國府力量暗中勾結,成為另一股造成混亂與顛覆國府的力量。歷史的殷鑑告訴大家,不能完全信賴美國,美國為了其自身利益,會出賣過去的盟友。

美國為了保台主張推翻開羅宣言出兵占領台灣| 高靖

文/高靖

美國是個為了自己利益,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國家。1949年國共內戰已近尾聲,美國憂心共軍節節勝利,台灣可能被共軍攻占,美國為了不讓共軍占領台灣,機關算盡,美國國務院曾經推動將台灣自中國領土當中分離出來,不惜推翻1943年中美英三方領導人共同達成的開羅宣言,美國僅僅因為台灣戰略地理位置與意識形態的爭端,寧可背棄戰時同盟國之間的共識與承諾,可見得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先前的承諾,可以一概翻臉不認帳。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清朝甲午戰爭就開始了,迫使滿清政府割讓台澎與遼東半島,但在三國干涉還遼之下,遼東半島沒有被日本強占,僅台澎為日本掠奪。
日軍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全境,中國軍民開始抵抗日本侵略,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中日雙方擴大戰爭規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中國政府對日本正式宣戰,並表明廢棄雙方過去簽訂的馬關條約,要收回當時被日本侵占的台澎失土,中國政府對收回日本侵占領土的態度,在1943年開羅會議當中,獲得了美英兩國的認可,並且在開羅宣言當中表明立場,台灣將在戰後回歸中國版圖。
根據美國國務院有關開羅會議時期的檔案,日本以武力奪取的中國領土,包括東北與台澎,以及遼東半島的旅順與大連港,在戰後都必須歸還中國。
羅斯福總統曾在開羅會議期間,問蔣中正,關於琉球(沖繩)的歸屬問題,因為琉球也是日本在19世紀對外擴張時,所占領的領土,羅斯福有意將琉球也歸還中國,但是蔣中正表示,中國同意與美國共同占領琉球,並且在國際組織的託管之下,中美共同管理琉球。羅斯福也提到香港問題,蔣中正要羅斯福先與英國討論過後,再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戰時的中美英三方的開羅宣言,確立了戰後台澎回歸中國版圖,儘管如此,美中雙方對於台灣的地位問題,卻有很大的不同。對中國政府來說,對日宣戰後,已經宣布不承認馬關條約的立場,故台灣戰後即為中國收回,台灣地位問題很清楚。美方卻認為,在對日和約沒有簽訂之前,台灣不能算完全回歸中國領土,國府在戰後到台灣接受日軍投降,那是同盟國戰時的協調,與確認台灣的歸屬沒有直接關係。不過,國府在台灣設置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為台灣省政府,對台灣進行實質的統治與管理,美方並未干涉國府這樣的作為,美方同意這個態度,是多少默許國府對台灣的主權主張。
因共黨軍事威脅,使得為台灣的地位問題受到重視,台灣地位卻被開羅宣言框住,台灣被認為屬於中國領土。面對共軍在中國大陸內戰逐漸握有主動與優勢,台人與美方多對台灣前途感到悲觀,不認為國府能夠防止共軍侵占台灣,因為這個緣故,美國政府從1948年底到1949年,花了許多時間探討,幾乎是到了機關算盡的地步,希望找到有效保衛台灣的方式,為了要讓美國能夠合法介入台灣,把台灣與中國分離,國務院不惜推翻戰時的共識,要否認開羅宣言對於台灣地位的認定。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從1948年12月1日到1949年12月27日之間,總共經過美國總統杜魯門同意,透過白宮國安會發布了10道指令,從NSC37到NSC37/9,所涉獵包括確認台灣與美國安全利益有關,以及如何確認台灣地位,軍事援助台灣等等,都是用來指導美方文武官員如何處理台灣問題。
1949年1月19日的NSC/1文件提到台灣的法律地位,必須等到和約簽署後才能確定。美國在戰後根據開羅宣言精神,協助並且承認中國政府對台灣事實上的控制。但是面對情勢的變化,美國可能面臨的不同行動選擇,包括占領台灣,或與國府簽約,在台灣取得軍事基地與治外法權,當然也不排除支持在台灣的國府為受到承認的中國政府的殘餘,可是美方也繼續與台灣自治運動接觸,以備將來符合美國利益時,可以加以運用,這份文件也要求對台灣當局,對於大量來台大陸難民,造成台灣經濟負擔,表達關切。
1949年2月3日NSC/2文件當中,指示使用威脅口吻對台灣當局交涉,如果國府在台灣持續治理不當,國際上的意見很可能轉向支持台灣自治運動。表達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立場,有賴於台灣當局的政府效率與對人民福祉的照顧。
由於國務院方面始終不排除乾脆由美國出兵占領台灣的念頭,這些國安會文件也強調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但是美軍始終對於出兵台灣,卻不像國務院那樣一頭熱,是抱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美軍認為如要應付全球威脅,就不可能有足夠兵力在台灣採取軍事行動。1949年2月10日的NSC/3文件當中,參謀聯席會對台灣問題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如果為了防止共黨控制,在台灣問題與冰島情勢兩者都牽涉採取直接行動時,冰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是直接重要的,但是有關台灣的重要性,卻不屬於這一類。
白宮國安會的文件沒有具體處理台灣何以能夠自中國分離出來的問題,對於如何向國際社會說明處理台灣問題的合法地位,國務院採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推翻戰時的開羅宣言,這樣一來,台灣就不必然要回歸中國,國際社會也才能夠合法地介入台灣問題,而不會涉及中國的主權爭議。
就在共軍連下南京、上海之後,台灣問題迫在眉睫,1949年6月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處處長白特華(Butterworth)給副國務次卿魯斯克(Rusk)的備忘錄,認為台灣問題非常急迫,聯合國採取行動才能解決,要求聯合國在初夏時間舉行聯大特別會議,美國將在會議當中陳述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立場,說明為何要撤銷開羅宣言。由聯合國在台灣監督舉行選舉,讓台灣人決定是要回到中國大陸,或者接受託管的安排,等到以後再獨立。
白特華的文件有個附件是由國安會執行秘書索爾斯(Souers)草擬,建議由印度或者菲律賓兩國提交台灣問題,排進聯合國託管委員會的議程當中。英國因為是開羅宣言的當事國之一,也應該與美國同步採取行動,同時宣布撤銷開羅宣言。
國務院的政策規畫處處長肯楠(Kennan)也在1949年7月6日提出一份有關台灣問題的備忘錄,後來這份文件改為由肯楠個人名義提出,而非國務院官員身分。這份備忘錄當中提出如果要台灣對抗共黨,台灣分離主義是唯一能夠吸引足夠草根支持抵抗共產主義的概念。肯楠認為,只有把台灣的國府統治者趕走,台灣才能免於共黨侵略。他提出兩個方法,一是由遠東地區的國家主動領導國際行動,把國府趕出台灣,另一個方法是藉著現在的情況演變已經與開羅宣言當時不同,為了太平洋區域的穩定與台灣人民的利益,需要美國介入,單方面地暫時控制台灣。
肯楠對於國共內戰毫無同情,他在備忘錄當中主張,美國有責任強制把在台灣的國府軍隊與大陸難民遣返大陸。肯楠傾向美國片面占領台灣,他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決心,速度,不講情感,自信,就像老羅斯福總統那般的行事風格,那不僅會成功,還可以對遠東與美國帶來電擊般的效果。
有關國際介入台灣問題,在肯楠的備忘錄有一份附件,這份附近提到可透過菲律賓、澳洲、印度等國推動,美國多多少少都會被戰時在開羅的承諾,以及先前協助國府重新控制台灣的事情綁手綁腳,假如有其他國家出面,美國會在幕後協助推動台灣舉行公投,由台灣人決定是否回到大陸,或者託管,或者獨立。
美國人也許是出於保護台灣人的善意,才會想盡辦法將台灣自中國分離出來,希望以國際力量,保護台灣免遭戰災,美國最終不能下決心出動軍隊把國府從台灣趕出去,也沒有支持台獨團體顛覆國府,對台灣的命運,採取了放手策略,直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對台策略才開始有了新的思考。
不論是美國駐台總領事館,或者國務院,在1948年到1949年當時,對台灣前景多半是悲觀態度,美方沒有真正理解的是中國政治的特殊之處,蔣中正雖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仍在幕後操縱國府內部擁蔣勢力,當時國府其實是分裂狀態,表面上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但其他各省地方勢力或者國民黨派系,或者國府軍方勢力,並不一定完全接受李宗仁指揮,蔣中正仍握有最大政治實力,才能將國庫黃金與兵力逐步調往台灣,陳誠也是蔣中正在下野之前,預先在台灣安排好的布局,這一切都是為了鞏固國府在台灣的生存,也同樣確保台灣往後的發展,美國當時不願同情蔣中正的立場,只以偏狹的台灣角度考慮問題,自然無法看清大局。
早在1949年1月陳誠接掌台灣省主席後,美國想要將國府趕出台灣,早已經是不可能了,除非親美派的孫立人或者其他有軍事實力的人,願意與美國合作發動政變,但這些在共軍威脅下,沒人敢採取自亂陣腳的冒險舉動,美國國務院忙了一整年想要把國府趕出台灣,最後仍然只能遷就現實,與在台灣的國府打交道。

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日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表示,當前台灣最大的麻煩是很多人不肯承認現狀,甚至還企圖改變現狀。但台獨勢力權衡利害,卻仍抱持要與中國大陸對幹的心理,在這樣的情勢下,台灣首先恐怕就會發生內亂。

的確,現在有一些人昧於國際情勢和兩岸現狀,不但不肯承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而且硬是要拖2300萬人民一起下水,寧可玉碎也絕不妥協。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卻不肯認真面對現實,這種「看低敵人、抬高自己」,藐視對手、卻自我安慰的作法,正是夜郎自大的島國心態,也是一種政治幼稚病的反映。但何以致之?

舉例而言,面對台灣近來不斷惡化的斷交潮,台獨政治人物竟然自我解嘲:一旦斷交到沒有任何一個邦交國時,那就會是台獨成功之日!這也就意味,原來台獨根本就不需要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只求獨樂,這豈不是甘願自斷手腳、寧肯陷入國際孤立?但這樣的台獨究竟還有什麼尊嚴可言?這樣的做法真的還稱得上是「務實」嗎?

另外,台獨勢力也積極尋求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結盟與合作,並期待及早加入「印太聯盟」,共同對抗中國大陸。但是,近來印度總理莫迪卻親赴武漢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積極尋求親善與和解。而日本首相安倍也在東京盛情款待大陸總理李克強,促進雙方融冰、化解歧見。至於美國總統川普也一改之前的強硬作風,暫時停止中美雙方日益增長的貿易戰。相較於國際間這些務實的做法,唯獨台海兩岸之間仍然劍拔弩張,而台獨聲浪竟然逆勢鵲起,彷彿又回到冷戰對峙的年代。這樣僵硬的做法,還能自詡為「務實」嗎?

台獨人士昧於時勢,連「兩岸一家親」都不敢講,形成這種偏執心態的關鍵因素是:不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也不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同時還否認傳統的家庭價值和道德認同,更不願意冷靜客觀地面對大陸改革開放的現實。

換言之,這些人寧願背離原鄉,拋棄祖先,接納外來殖民主義,卻絕不回歸中華文化,遑論認祖歸宗。這就是不道德的勢利主義,也是一種不容異己、不肯悔改的逆反心態。但是,如今美、日、印各國都已改弦易轍,積極與中國大陸開展和解的對話,台灣執政者還能不髮夾彎嗎?

過去兩年,民進黨執政高舉變天的大旗,自信滿滿、雷厲風行,推動文化變革和政治鬥爭,如入無人之境,也讓台灣社會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震撼。但「亢龍有悔,盈不可久」,現在已明顯出現了頹勢和逆流,而民進黨政府卻已剎不住車,眼看就快要撞山了。許信良的一席話,或許正可視為在這場衝撞之前的最後警示!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

蔣中正一個中國外交受挫蔡英文拒絕一個中國也受挫|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政府因為在兩岸關係當中,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造成她上任兩年以來,因為對岸外交競爭,連續丟失的四個邦交國。許多同情民進黨政府困境的人,不知所以然,引蔣中正總統生前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經短短幾年之內,丟失更多邦交國,試圖幫蔡英文執政無能解圍,可是蔡英文與蔣中正兩者的情況與背景完全不同,一獨一統。
蔣中正因為一生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無法與北京政權共處的困難下,逐漸失去了大國邦交,也失去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蔣中正不願造成無法挽回的國家分裂事實,堅持一個中國,與蔡英文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漸進台獨,兩者完全不同。
蔡英文上任兩年以來,非洲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洲的巴拿馬,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這次再加上非洲布吉納法索,有四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在兩岸當中轉移外交承認到北京。
兩岸外交戰的最核心爭點,其實是一個中國,蔣經國總統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位總統,中華民國慢慢轉向不挑戰誰代表一個中國的合法地位,是在未公開之下,不言而喻地,接受兩個中國路線,即使對方搞雙重承認,也願意接納,希望增加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但是雙重承認也顯然無法對抗北京的國際壓力。
1990年代因為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大陸發生天安門六四事件、蘇聯瓦解後等等的新國際情勢,李登輝透過金錢外交,收買他國元首,在外交上頗有斬獲,但到了2000年之後,台灣整體實力已不如1990年代。中華民國始終無力突破被國際組織拒於門外的困難,1990年代後期李登輝躁進的兩國論,讓美國一度往北京傾斜,另外,李登輝想以3億元金援介入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也沒有成功。
2000年之後,兩岸原本在外交上的競爭,你來我往,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修補兩岸關係,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情勢才稍微緩和,台灣也能夠在北京諒解與默許下,參加許多國際組織,馬英九和緩兩岸關係的努力,受到國際上的稱許,直到2016年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兩岸情勢丕變,台灣的外交情勢更是急轉直下,兩年連失四國,岌岌可危,隨時會丟失邦交的,還有好幾個國家,一時也看不出還有那些國家願意與台灣發展正式外交關係。
一般人或以為中華民國與某國建交,或者斷交,就只是建交與斷交,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這些在一般人認知上的外交挫敗,斷交,不只是失去某國的外交關係,而是對方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轉移外交承認,從台北轉為北京。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美國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都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
如果要爭論美日等大國究竟是認知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這只是很無趣的文字辯論,其實雙方國家的共識,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只有北京政府能夠代表中國,故這些斷交國在聲明當中,所使用的多為轉移外交承認,而不只是斷交這麼簡單的說法,若沒有弄清楚這個外交意義上的差別,大家就會把斷交問題看得沒有那麼嚴重,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人認為斷交無所謂,或者放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可能更有出路等等的看法,都是因為沒有看到其中一個中國的框架使然。
也就是說,即使甩掉中華民國體制,以台灣之名建立新的獨立國家,也不太可能保障台灣有美好光明的未來。台灣在說服國際社會接納這位新成員之前,很大的可能,先要接受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的試煉,因為實行台獨就碰觸到北京所無法容忍的範圍了,這時連最基本的生存,都可能無法獲得保障。
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會籍案,都已經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準備退出聯合國,所幸當年在與美國甘迺迪政府幾個月的交涉之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國不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台北也不要對外蒙入會案表達反對,在這個條件交換下,度過了一場危機。
到了1964年,蔣中正又碰到法國戴高樂總統決定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難題,這依然牽涉到中華民國對一個中國路線的堅持。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Rusk)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會面,兩人討論到法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魯斯克對蔣廷黻表示,美國沒有兩個中國的態度,美國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兩個中國意涵的關切,國府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刻對法國採行報復。國府如果堅定不動,北京方面也許會無法忍受,很有可能法國與中共都在賭,刺激台北與法國切斷外交關係。美國建議國府現在不要有所決定,讓中共面臨最大的考驗。
1964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賴特(Wright)與蔣中正會談了兩小時半,在這場會談中,蔣中正依舊提到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根據賴特的記述,蔣中正的說法是,他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他的同胞能夠再度確信,他絕對不會容許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大陸,軍隊與人民才能保持高度的士氣。
1964年3月2日,兩蔣的好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Cline)寫給中情局長馬孔(McCone)的備忘錄,說明克萊恩訪問台灣的情況。克萊恩2月銜命到台北,說服蔣中正延後兩星期與法國斷交,迫使北京與法國表明法國必須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支持,這是與北京建立關係的代價。這種方式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許多國家會認為在兩個中國情況下,就有辦法與北京建立關係。很少國家追隨法國的腳步,因為他們發現,任何國家承認北京,就必須承認北京接管台灣與台灣的12萬人民的權利。
中華民國與法國斷交當時,是退出聯合國之前,少數大國為了北京的外交關係,犧牲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有鑑於當時這種特殊情況,加上美國不滿中共援助北越,使得越南情勢無法緩和,希望國府不要給法國太輕鬆的處境,詹森政府知道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才會解釋要蔣中正暫緩斷交,不是要讓兩個中國變成既成事實,後來情況的發展,也顯示北京也無法容忍兩個中國,逼迫法國必須與台北斷交。
美國當時是在保護國府利益下,對蔣中正提出多方建議,當時因為美國與北京有戰略利益上的矛盾,故支持國府的一個中國,也希望藉此讓其他有意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看看,現實的情況是,在北京的壓力下,你只能夠在兩岸當中二選一,不能兩全其美。在那個時空下,國際政治環境與冷戰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使得中華民國在法國斷交後,還稍稍能夠喘口氣,但到了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社會清楚認知風向轉變了,這才造成許多國家棄國府不顧,轉向北京。然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考慮,是在堅持一個中國,不能容許兩個中國情況發生,才不得不然的處置。
後人批評當時蔣中正的保守措施,使得台灣失去了國際舞台,某方面這個說法正確,但即便採取了兩個中國,以北京當時逐漸營造的國際壓力,台灣也很難繼續以中華民國身分留在聯合國,因為中華民國的地位是由北京所取代了。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當時是用漢賊不兩立廣為宣傳,但這漢與賊只是用簡單的文字,說給一般人理解何以中華民國必須退出聯合國,因為賊來,漢豈能共處一室,只有離開一途,別無他法。國府堅持自己是正統,無非是對內鼓舞來台外省軍民,對外已慢慢失去說服力。可是確保了一個中國路線,讓台灣並沒有因此變成另外一個國家,沒有把台灣自中國當中分離出來,這一點,如果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看,蔣中正的堅持,雖然沒有能遏止台灣島內的獨立運動,但至少仍使台灣在中國的範疇當中,至於這個中國的意涵影響深遠,才會在1990年代的兩岸接觸當時,有所謂九二共識的論述了。
蔣中正因為堅持一個中國,造成國府失去許多邦交國。蔡英文因為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迫使北京當局採行激烈的對台圍堵措施,連續兩年蔡英文失去四個邦交國,造成非洲僅存史瓦帝尼一個邦交國,歐洲僅剩一個教廷,中美洲、加勒比海都不穩定,南太平洋島國更受制大陸龐大政經實力,也不是台灣能夠那麼容易確保邦交。蔣中正時期的外交困難,表面上與蔡英文現況類似,都面臨中共的國際政治壓力,但是實質上,兩人所處環境與對台灣前途的所思所念,完全不同。蔣中正也許被許多人批評沒有保障台灣的外交利益,那只是站在個別的台灣立場而言,若以中國的統一問題來說,蔣中正為中國統一至少保留了一定的看似微妙的可能。

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施壓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統治台灣|高靖

文/高靖

美國曾是中華民國抗戰時期最堅定的盟友,但在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卻在關鍵時刻,對國府落井下石,不僅對國府採取武器禁運,甚至開始盤算將台灣自中國領土分離出來,對於攸關台灣局勢安定的台灣省主席人事問題,美國都要暗中介入,僅憑美方人士個人的主觀好惡,無視於中國政局的客觀情勢,千方百計趕走台灣省主席陳誠,要讓台灣的親美派國府將領孫立人接替陳誠。美方甚至以暫停美援台灣,逼迫國府更換陳誠,整個1949年,國府在內戰兵敗如山倒,美國也不斷在台灣搗蛋。
經過一整年的施壓,國府終於在1949年年底,換上吳國楨接替陳誠,但是美國沒有料中的是,蔣中正1950年3月1日在台灣復行視事後,將陳誠任命為行政院長,又在台灣省之上,吳國楨接任省主席後,也引起不少爭議,最後終於因為與蔣經國爭權,心懷不滿,出亡美國,在海外挾怨報復,對兩蔣在台灣的統治,提出許多嚴厲批評,但這也讓吳國楨從此無法回到台灣,客死異鄉。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8年12月7日,有一份駐菲律賓大使館公使費列瑟(Flexer)與當時指揮占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記錄,其中有一段是說明,費列瑟沒有對麥克阿瑟提到,對於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或者孫立人(當時在台灣負責訓練陸軍部隊)如果在蔣中正總統失敗的情況下,宣布台灣自治(autonomy),或者要求在聯合國的保護之下,國務院應該採取什麼立場的粗略的想法。這段簡短的文字,顯示美方當時已有把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想法,並且可能是透過省主席或者在台軍方將領推動。魏道明是二二八事件後派抵台灣擔任省主席,以安撫穩定台灣情勢為主,美國內部文件顯示魏道明有可能分離台灣,加上魏道明並非蔣中正信任的人,蔣中正已有換人打算。
尤其同一時間,徐蚌會戰進展不順利,蔣中正布局台灣,安排後路,陳誠書信集收錄有12月7日給蔣中正私函,其中提到「在此國家存亡之際,弟身為黨員,如總裁認為有可分勞之處,自當遵命以赴,但不必擔負任何名義,目前戰略,應以廣州為中心,以海南台灣為後方基地」。陳誠想法,與蔣中正不謀而合,12月28日,蔣中正回函陳誠,指派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由於陳誠遲未上任,蔣中正又在1949年1月2日去函陳誠,質問為何不速就職,若再延滯,必夜長夢多,全盤計畫,完全破敗。蔣中正還要求陳誠回覆何時到任。陳誠告訴蔣中正1月5日到任。蔣中正後來在內外壓力交迫下宣布下野,仍然幕後操縱政局,幾個月後決定在台灣設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
陳誠剛到任不久,美方就對他抱持負面評價,根據國務院檔案,1949年1月15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柯倫慈(Krentz)給國務院的電報,表達了對陳誠治理台灣能力的質疑,也引述剛剛卸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與孫立人的看法,認為當時在台灣的海軍與空軍能力不足。
陳誠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在2月2日約見柯倫慈,雙方談了兩小時,陳誠擺低姿態,請美方多多提供建言,對柯倫慈表示,我們沒有把美援處理好,實在很不好意思,陳誠保證以後一定會有更好的結果。陳誠可能知道美方對他的質疑,在對話中,還特別提到胡適已經同意到台灣來幫助他,希望藉胡適改變美方認為他過於保守的看法。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還在南京,台灣有台灣省政府,但是美國卻思考分裂中國領土,甚至不惜出兵台灣。根據國務院檔案,1949年1月14日,代理國務卿羅維特(Robert Lovett)給杜魯門總統的備忘錄建議,有關台灣問題,羅維特主張美國策動澳大利亞或者菲律賓政府,出面要求聯合國介入台灣問題,為台灣人舉行公民投票,讓台灣人表達他們的意願。而且,在某個階段,美國必須出兵,防止台灣被中共占領,但是在台灣內部與國際上,都認為美國應該避免粗糙的片面出兵,不過,目前適合美國出兵的時間還沒到來,美國仍有可能在台灣建立非共產黨的中國政權,對抗中共入侵台灣。如果情況不順利,美國仍有必要出兵介入,但美國不是為了美國的戰略利益,而是為了國際社會能夠接受的原則,台灣人的自決原則(self determination)。如果中國政府已經明顯地無法抵抗共黨入侵,美國應該全力支持台灣自治運動。而且不論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利益是否重要,美軍都應該為美國備戰,以防止共黨占領台灣。
1949年1月18日,國務院檔案記載法國駐美大使館公使戴瑞丹(Jean Daridan)對國務院東亞事務官員提到,如果中國大陸淪為中共統治,他不認為台灣仍然是中國的。他也思考著在適當時機創造台灣獨立的可能性。
來自美歐的外國勢力都對國共內戰感到悲觀,擔心台灣為共黨所攻占,多思考讓台灣脫離中國,作為保障台灣的政治手段,這種思考也就影響到誰擔任台灣省主席,誰就可能在必要的情況下,促成或者阻擾台灣自中國版圖分離出來,陳誠的去留也就成了美國駐華外交官陰謀介入中國內政的重大議題。
根據國務院檔案,2月1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自南京的電報稱,代總統李宗仁召見孫立人,表達任命他為台灣省主席的看法,要將台灣作為中美建設性合作的基礎,台灣省主席陳誠已經表達辭意,但是被蔣中正阻止。由於李宗仁提及更換台灣省主席的問題,3月2日國務卿艾契遜給柯倫慈的電報稱,由於省主席可能更換,這樣一來,美方不適合太早接觸省主席,並且承諾給予支持。
駐台北領事館公使愛德嘉(Edgar)在3月6日給國務院的電報,這份電報引述美國駐美大使館參事莫成德說法,批評陳誠缺乏開放與有效率管理所需要的特質,由李宗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最符合美國的利益。艾契遜3月8日回電,質疑孫立人缺乏行政經驗,現在促使李宗仁換人,也許會出現比陳誠或李宗仁更差的人選,因為沒有人保證李宗仁一定會指派孫立人。
莫成德又請愛德嘉電覆艾奇遜,說明省主席需要誠實、開放、效率,而且不要與蔣中正的關係太密切,讓蔣中正把台灣當成最後的基地。孫立人除了缺乏行政經驗之外,其他的條件都符合目前的需要,孫立人也願意由合格的顧問提供協助。他建議司徒雷登謹慎地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除非情況發展的必要,不要與陳誠打交道。
儘管國務院系統不斷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但是美國內部對於是否援助台灣,看法不一,莫衷一是,有認為延後到省主席換人為止,有認為應該馬上援助,穩定台灣局勢。
根據國務院檔案,3月14日,司徒雷登引述柯倫慈的說法,陳誠請柯倫慈轉達秘密訊息,如果美國政府希望孫立人擔任台灣省主席,可以由陳誠向蔣中正請求,不要阻擋這個調整。司徒雷登認為,這個意思是指如果沒有蔣中正的同意,沒有辦法改變台灣。4月10日,司徒雷登給艾奇遜的電報稱,李宗仁間接向他建議,如果美國仍然認為孫立人比陳誠更適合台灣省主席,美方應該接觸吳忠信,這人與孫立人是同鄉,也很欣賞孫立人,又是蔣中正的親信,李宗仁顯然希望更換省主席的建議,不要出自於他。
儘管美方壓力不斷,陳誠並沒有被更換,李宗仁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的想法,也在蔣中正幕後運作下,始終無法落實,加上當時國共和談正要進行,李宗仁也無暇多管台灣的事情。4月6日,愛德嘉在給國務院的電報,轉述莫成德的說法,李宗仁延後由孫立人取代陳誠,現在只好與陳誠開始打交道。雖然如此,美方仍不斷以恢復援助台灣為誘因,迫使國府更換陳誠,最終蔣中正在1949 年年底向美方妥協,由另一位親美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接替陳誠,希望美國能夠支持遷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美方介入中國內政,向國府施壓驅趕陳誠下台的過程,顯示這批美國駐華外交官,完全不懂中國政治,以為蔣中正下野,副總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就能夠掌握國府全部的權力,但是當時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國民黨以黨領政的局面,美國人絲毫不願意去理解。
美國大使館人員也不懂中國歷史與民族情緒,美國外交官僅從國際法觀點,認知台灣在戰後地位問題,不懂中國人對於19世紀以來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不滿,尤其視割讓台澎給日本的馬關條約為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當時的卸任外交部長王世杰在台北演說,
宣稱台灣是光復的國土,不是軍事占領區,馬關條約在1943年戰時的宣言當中已經無效(可能指開羅宣言),並且合法地回到中國版圖,在戰爭結束時,由日軍手上重新具體地取收回台灣。對於任何未來直接或者間接的帝國主義控制,他都要提出警告。王的演說,讓美方感到詫異,還特地轉發電報,向國務院報告演說內容,這也正是美國官員無知的反應。
美國外交官在國共內戰期間,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正是因為缺乏對中國歷史的認知,也不了解國府在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對於收回失土的決心,台灣對於國府當局,並不只是日本殖民地那麼簡單,是光復過去由帝國主義國家侵占的失土,並不能單純以國際條約的立場,解釋台灣地位問題。也因為無法理解中國政府對於台灣的看法,以為台灣只是另一個海島,雖然美國出於善意,防止共黨占領台灣,卻無視於國共兩黨都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看法,美方天真地以為分裂台灣的作為,可以挽救台灣,最後雖然沒有落實,但是這種想法影響台灣幾十年的政治發展,台人對台灣獨立有所期待,與美國外交官長期暗中鼓吹,有很大關係。

蔣經國推動政戰制度引發國府內部政爭|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失敗後,1949年12月撤退台灣,朝不保夕,朝鮮半島突然爆發韓戰,為了穩定台海局勢,美援開始來到台灣,蔣經國1950年接任國防部政治部後,權勢擴大,1951年政治部改稱總政治部。隨著政戰人員在部隊的增加,蔣經國影響力的擴大,這一年引發了國府內外反對總政治部的政爭,牽連對象包括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他們都為了反對部隊設有政戰人員,透過美軍顧問團向蔣中正總統施加政治壓力,甚至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密件都顯示宋美齡也不滿蔣經國,指控蔣經國透過總政治部控制政府。
蔣經國在各方壓力下,對於推行軍中政戰制度有所妥協,但從後來的政局發展,也可看出蔣經國反撲的端倪,先是海軍內部與桂永清有關親人遭到政戰人員整肅,桂永清自己也在1952年調整職位,轉任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因為背後有美國大使館撐腰,國府投鼠忌器,1954年先將孫立人的陸軍總司令職務交給別人,拔除他的兵權,將孫立人調為總統府參軍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國府不在需要顧慮美國態度,隨即軟禁孫立人,並清除軍中與孫立人有關成員。
宋美齡不滿蔣經國,實因爭奪控制對美關係,兩人雖然表面上維持一定關係,但對於宋美齡透過孔家子女在美國從事國會遊說工作,蔣經國始終有意見,直到擔任行政院長後,就開始設法將對美外交主導權,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奪回,建立他自己可以指揮的對美外交系統。
蔣經國接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這是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後,蔣經國在台灣當局之中第一個正式職務,蔣經國也逐步在台灣累積實力,蔣經國積極推動軍中的政戰制度,卻引起軍中反彈。一份1951年7月3日的中情局機密文件分析當時國府軍隊的士氣問題,當時國府軍隊的自殺與逃兵造成很嚴重的問題,歸咎原因是因為宣傳反攻大陸,引起官兵思鄉情切。感染疾病,尤其是肺結核患病增加。被當成苦力。害怕蔣經國的政戰人員打小報告。
這份中情局的報告提到,當時海軍的油輪往來台灣與日本之間,過去四個月以來,這艘船上有四位政戰官,在羅經旁邊總是有一位政戰官監視著,除了艦長以外,另外派有一位替補艦長,海軍也派遣許多艦長接受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政治課程。大約三個月前,蔣經國派遣政戰人員上船,但是桂永清強烈反對。
中情局分析,國府部隊的政戰制度,過去也曾經存在,但在蔣經國之前,政戰人員並沒有這樣大的權力,也沒有引起部隊那樣大的恐懼,蔣經國是為了控制部隊當中可能的叛逃者,而在這些過程當中,造成了許多相關部隊日漸增加的不滿情緒。
另一份1951年7月25日的中情局密件提到,蔣中正在7月15日解除了13位海軍軍官的職務,因為他們被指控組織派系。這件事情還是由蔣經國及時通知桂永清,希望桂永清自己宣布解除這些人的職務,以保留桂永清自己的顏面。這些遭到處分的軍官包括桂永清的姪子與姻親,但最後因為蔣經國的政戰官沒有辦法證明對這些人的指控,這些軍官沒有被起訴。中情局分析,蔣中正害怕部隊向中共投誠,或者倒向第三勢力,造成了蔣經國的政戰官權力擴大,這起事件也是第一起報告讓人感覺蔣經國擁有毫無前例的,與統帥一樣大的權力。
在台的美軍顧問團有一份1951年11月9日的有關國府海軍的機密報告,這份報告由美軍顧問團海軍組組長貝額力(Beyerly)撰寫,他在11月2日與桂永清會面,他說,政戰這類爭議的問題,在華府引起了很不好的看法。桂永清希望他向蔣中正傳達這些看法,因為沒有人願意對蔣中正說實話。貝額力後來在11月8日與蔣中正在高雄西子灣會面,貝額力向蔣中正建議海軍的艦艇單位或者陸岸單位的政戰人員,他們所執行的任務,應該由合格的海軍軍官取代。貝額力說,蔣中正似乎接受了這個看法,指示桂永清與蔣經國研究這件事情。桂永清對貝額力說,貝額力對蔣中正提到許多事情,是以前沒人敢跟蔣中正說的,連行政院長也沒辦法向貝額力這樣,對蔣中正提出看法。貝額力建議,美軍顧問團這時應該與蔣經國合作調整總政治部。
中情局在1951年10月27日有一份標題為「蔣中正與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為了蔣中正兒子的地位引發衝突」的機密情報文件,這份文件討論到蔣經國與蔣緯國兩人,其中有關蔣經國的部分,蔡斯認為,國防部應該對總政治部有實際的控制。蔡斯反對政治部的理由,主要是認為這是一個密勤組織,而且是不民主的。但是蔣經國卻認為,政治部對部隊的士氣有非常大的效果,是不可或缺的。
孫立人也加入這場中美雙方對於軍中政戰制度的爭論,孫立人認同蔡斯的看法,國府將領站在美國那方,反對蔣經國,這又讓國府遷台後的政治情勢更加敏感。中情局密件提到,是孫立人敦促蔡斯去找蔣中正討論這件事情。
桂永清、孫立人都對軍中的政戰制度有意見,引起美方的重視,這份10月27日的中情局密件也提到蔣經國的不滿,蔣經國認為如果他的背景不是曾經居住在蘇聯14年,而是有美國的背景,他推動的政治教育可能會受到讚賞,而不是貶損為是共黨的模仿者。他在軍中推動的計畫是教育官兵為何而戰。
國府內部有許多對政戰制度的不滿,幾乎到了政爭的地步,甚至蔣中正身邊的宋美齡都向美方表示不滿意見。中情局1951年12月12日密件指出,宋美齡批評蔣經國的權力,蔣經國已經實質地控制了國府,宋美齡指控蔣經國發動對美國與美軍顧問團有敵意的宣傳,蔣經國為了自己的目的,希望控制美國援助,並且破壞她與大陸敵後游擊隊的聯繫,以便蔣經國可以控制這些行動。
除了中情局密切注意國府內部為了軍中政戰制度引發將領之間對蔣經國的不滿,美國國務院1951年10月5日有一份列為極機密(Top Secret)的檔案,是由主管中國經濟事務官員巴奈特寫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的備忘錄。巴奈特剛剛從台灣視察回到華府,他在這份備忘錄表示,美國對於不讓共黨控制台灣是享有利益的,部分是出於對台灣島上的人民的關愛,另外就是台灣作為美軍海軍基地與空軍基地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存在,對於蘇聯支配的中共所控制的中國大陸,會造成困擾與心理上的破壞因素。
巴奈特建議美方必須要求蔣中正同意,美軍顧問團對於軍事預算的大小與特性,可以擁有否決權,並且在所有的軍事支出項目,不論經費是來自於美國或者中國人自己的錢,也都擁有否決權。他認為,只有經過軍事協助作為槓桿,台灣所需要完成的軍事經濟及社會改革,才能夠完成。美國這種高姿態,在國府內部難免引起不滿,尤其是主張擁有准駁國府經費使用的權力,更是有侵犯中華民國政府的嫌疑。
巴奈特的備忘錄當中,提到國府面臨有三大問題,這三大問題分別是聯勤總部,政戰系統、裁減陸軍,這三項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稍加深究,都與孫立人有關。孫立人反對蔣經國在軍中推動政戰制度,孫立人憑藉他對美國人的影響力,也促成美國傾向他的意見,對國府嚴加批評。
巴奈特在備忘錄提到,聯勤總部是抗戰期間,經由美軍建議,在大陸成立的機構,聯勤總部在大陸時期有所作用,但在台灣卻毫無作用。在台灣的海空軍大部分依賴自己的補給系統,聯勤總部卻是在孫立人想盡辦法爭取陸軍部隊最低需求的給養時,讓孫立人綁手綁腳,聯勤總司令不過是蔣中正個人的工具,蔣中正透過參謀總長周至柔把自己的想法傳遞命令給聯勤總司令。巴奈特引述孫立人與蔡斯的看法,軍中政戰制度對於達成良好軍事紀律、高昂士氣、有效的戰鬥潛能,形成了障礙。
美國國務院、中情局都同時在1951年注意到蔣經國推動政戰制度引發國府內部的衝突,尤其立場親美的孫立人,更成為美國反蔣意見的主要來源,巴奈特在他的備忘錄中提到他對兩位孫立人幕僚的觀感是,吸引人與聰明。美國對國府軍隊的許多負面看法,
多與孫立人有關,在那時敏感的政治情勢下,不免埋下了日後孫立人案的遠因,國府後來整肅孫立人,也無非是向美國表態蔣中正對台灣的控制,並非美國可以指指點點,甚至是美國不要妄想在幕後陰謀發動軍事政變。
無論如何,在美國的高度壓力下,蔣經國暫時採取了妥協,1951年12月5日的中情局密件顯示,在蔣經國的提議之下,蔡斯指派美軍軍官到國防部總政治部實地觀察政戰官的作為。後來的發展,軍中的政戰制度並沒有因為美國的壓力廢止,海軍的政戰人員仍由政戰系統指派,為了政戰制度存廢爭議,與蔣經國意見不合的桂永清、孫立人,後來都遭到調整職位,桂永清1952年離開海軍,雖然桂永清因為深受蔣中正信任,被委以參謀總長重責,上任不久即病逝。孫立人晚年際遇淒涼,多半起因他在美國人面前告蔣經國的狀有關,孫立人與蔣經國在國府內的鬥爭,幸好國府顧忌美國壓力,孫立人僅被軟禁,苟全性命於亂世。至於政戰制度對軍中的控制,其實也沒有如蔣經國所設想那般,近年來許多重大軍中弊案,政戰制度幾乎都沒有發揮事前蒐獲情資,採取即時防範的功能。

美中情局報告稱冷戰時期台海有不明飛行物|高靖

文/高靖

2018年5月5日,有人聲稱解放軍軍機在馬祖上空如入無人之境,其實這只是民眾缺乏航空常識,以訛傳訛的說法。國防部還慎重其事發布新聞稿說明,依據雷達資料,民眾所指稱的時段,並無共軍飛機在馬祖上空飛行紀錄,僅有民航機在附近活動,研判為4萬英呎高空飛行民航機所產生的凝結尾。不過,從美國中情局的機密檔案當中,真有一份有關台灣外島看到不明飛行物體(UFO)的目擊報告,中美雙方還曾經共同調查這些目擊事件。

不明飛行物體一直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這幾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公開了許多管制多年的機密檔案,很大一部分,就是全世界各地號稱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告,其中有不少是美國飛行員聲稱看到不明飛行物。在中情局成堆的過期機密檔案當中,有台灣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調查報告。

1968年,國際發生許多大事,這一年越戰因為北越在南越全境發動攻擊,震撼美國白宮,把美國政府宣傳越戰順利進行的謊言戳破,詹森總統也因此放棄競選連任,黑人人權牧師馬丁路德金恩、羅伯甘迺迪兩人都遭人暗殺,巴黎發生學生暴動,美國各地大學也紛紛有不同的學生運動。台灣在美國政治壓力下,正從整戈待旦,積極準備反攻大陸,逐步轉換為建設台灣,蔣經國是國防部長任期最後一年,1969年轉任行政院副院長,積極推動建設台灣。

就在這紛亂的一年,台灣海峽與金門上空,卻出現不明飛行物體,國府派三位官員與美方合作調查,最後雖然想要將這個不明飛行物歸類為人造衛星,但是目擊者認為它飛行的速度,比人造衛星還要快。

不明飛行物體在全球各地都有人宣稱目擊,讓人想像是否外星人來到地球,或者可能是美蘇強權祕密研發的特殊兵器。台灣也不例外,就在美蘇兩國積極展開太空競賽的年代,台灣也有人目擊不明飛行物,而且是在敏感的軍事重鎮金門外島,牽動中美雙方展開調查。根據中央情報局公開的檔案當中,時間標明1968年9月,有關台灣看到不明飛行物的報告,這份被列為機密(Confidential)的報告顯示,一個由三位國府官員組成的調查小組提出報告,說明這些不明飛行物是在1968年7月17日後,陸續被民眾看到,出現在台灣海峽與外島。

這個調查小組認為,這些不明飛行物可能是人造衛星、飛碟、電子干擾裝置、心戰汽球等四種。這份機密報告並沒有全文公開,而是經過中情局內部的刪節後才對公開,被刪節的內容,都與美方參與國府調查不明飛行物有關,顯示美方極有可能有介入調查,至於詳細的調查內容因為被刪節,而無法得知。

中情局的機密報告顯示,共有兩起目擊不明飛行物事件,分別是發生在1968年7月17日,與1968年8月12日到13日之間,在台灣海峽與金門上空。7月17日的晚上7時15分到9時30分之間,以及凌晨4時到5時之間,不明飛行物在金門上空被目擊到,由東向西飛行。8月13日所看到的不明飛行物,經過調查後,認為可能是人造衛星,但是報告中也提到,這個不明飛行物的飛行速度,比人造衛星還要快一些。

另一個有趣的記錄是,從參謀總長賴名湯生前留下的日記,1968年8月1日這一天賴名湯記載,7月29日空軍四架F-86戰機在馬祖巡邏時,突然發現下方有三架共軍飛機,可是石門、東引、外埔的雷達,都沒有發現。馬祖的高射砲也沒有看到,使人半信半疑。賴名湯說,後來派了八架F-104戰機到同一地點巡邏,看看大陸如何反應,結果一切和平常一樣,沒有積極的徵候。

賴名湯在1968年是國府空軍總司令,按照他的說法,空軍戰機在空中看到三架不明飛機,以為是共軍戰機,但是地面雷達卻毫無反應,賴名湯想弄清楚大陸的狀況,所以另外派飛機去出現三架飛機的空域巡弋,測試大陸反應,這時卻沒有大陸飛機出現,顯示先前可能不是碰上大陸飛機升空與我對峙,但也沒有確切證據,能夠確認被看到的不明飛機究竟是什麼。

賴名湯個人記述下來的這起馬祖上空戰鬥機看到不明戰機的事件,與金門與台灣海峽目擊不明飛行物的時間,非常接近,不禁讓人好奇到底天空中藏著什麼樣的秘密,當年台海與金門上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台灣海峽與金門在冷戰期間,遭人目擊有不明飛行物體,驚動美方派員來台參與調查,這些當時列為機密的調查報告,封存多年後公開,其中並未確認這些被目擊的飛行物,究竟是什麼東西。不過,美國中情局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的掌握,十分密切,甚至只是學術研討會,中情局都要展開情報蒐集,根據中情局的解密檔案顯示,美方密切掌握有關兩岸不明飛行物體的狀況,包括兩岸雙方曾在1993年舉行了兩岸不明飛行物體的研討會,這個活動都被中情局秘密監控。

中情局的檔案記載台灣在1973年已經成立研究不明飛行物的組織,大陸是在1978年成立同樣的研究機構。亞洲地區目擊不明飛行物,不只是在台海地區,根據中情局的解密檔案,包括東北亞地區,在1940年代之後的期間,美軍飛行員有許多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1948年10月,美軍駐防日本的F-61黑寡婦夜間戰鬥機,目擊不明飛行物在空中加速脫離。1952年1月,韓國元山有B-29轟炸機目擊不明飛行物,3月在日本三澤基地報告不明飛行物繞著F-84戰鬥機飛行。

1952年8月與10月,美軍在韓國的C-54運輸機與地面塔台,都有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1953年2月,韓國的F-94戰鬥機目擊不明飛行物。

1956年12月,美軍雷達發現不明飛行物,F-86戰鬥機前往追逐,雷達受到干擾,隨後這個不明飛行物飛走。同樣是12月,美軍在遠東地區駐防空軍,也有一起戰機在空中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但最後還是讓這個不明飛行物跑掉了。1958年7月,日本北海道也有美軍軍機目擊不明飛行物。

從這些不同的美軍飛行員報告看來,空中的確有某些東西的存在,讓人們目擊後感到不尋常,如果是一般人目擊,可能會誤認,但是美軍飛行員受過軍事訓練,對於空中出現不尋常的飛行物體,提出的懷疑應該比一般人更可信,但是到目前為止,始終沒有人能夠確認這些可疑的不明飛行物,到底是什麼東西,究竟那些目擊報告所看到的是什麼東西,是來自地球以外的物體嗎?也許有那麼一天,這些接觸都會有水落石出的時候。

甘迺迪選舉計算美國放棄兩個中國政策|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當年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居然是甘迺迪總統生前一個大煩惱,甘迺迪原本主張運用兩個中國,讓中國大陸可以進入聯合國,但是他在1961年就任總統不久,深思熟慮後認為他在大選勝選幅度非常小,推動兩個中國,會讓他被共和黨修理,造成內部分裂,他不准幕僚部屬推動兩個中國政策。這一年的聯合國大會又因為茅利塔尼亞入聯案,糾纏上外蒙入聯案,使得中華民國處境尷尬,若否決外蒙,蘇聯就否決茅利塔尼亞入聯,甘迺迪力勸國府不要動用否決權,雙方意見往返多次,蔣中正最終換到了甘迺迪保證,若中共入聯,美國將採取否決權阻擋,這才使國府改弦更張。
甘迺迪政府的國務卿魯斯克在他的 「政壇見聞錄」(As I saw it)書中透露,他曾在1961年5月,與甘迺迪總統進行過長時間私人會談,主題是中國問題。根據魯斯克的說法,他問甘迺迪,國務院是否有需要研究調整中國政策的可能。兩人討論出了某些方案,就是承認兩個中國,所謂的兩個中國策略,在幕後調解北京與台北,默默地努力,然後靜待情勢的發展。
魯斯克說,他與甘迺迪都同意,美國的中國政策,在他們就任總統的那時,甚至可說很多年以來,都沒有反應亞洲的現實。然而,在提到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時,魯斯克表示,毫無意外地,甘迺迪排除中國政策任何改變的可能,因為甘迺迪在11月(1960年大選)選舉只以些微差距獲勝,甘迺迪認為是伊利諾州的庫克郡獲勝讓他勝選,甘迺迪覺得自己沒有獲得美國人強力的授權,因此對於每場戰役,甘迺迪都非常謹慎選擇議題,任何關於中國政策的改變,都會面臨一場激烈的戰役。在艾森豪總統卸任前,艾森豪告訴甘迺迪,雖然一般來說,他會支持甘迺迪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強烈反對任何新政府承認北京,以及允許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的企圖。
而且美國與北京的接觸,並沒有具體成果,簡而言之,中共對於改善中美關係似乎興趣不大,至於甘迺迪所關切的更符合現實的中國政策,就變成了以後再談,不急於一時。甘迺迪顧忌這個議題會造成國會與人民的分裂,他認為一個更符合現實的中國政策的潛在利益,並不足以讓他冒著嚴厲的政治對立的風險。他如果這樣做,就會被共和黨的中國遊說團,以及許多國會議員嚴厲批評,我們若要執行兩個中國政策,將會非常困難。
魯斯克認同甘迺迪的理由與結論,他也讓甘迺迪知道他的看法。當他要離開總統辦公室時,甘迺迪提醒他,不希望在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上面,讀到國務院正在思考改變我們的中國政策。他回到國務院時,史蒂文森(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斯(國務次卿)與其他人來與他討論中國問題,尤其是他們希望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他扮演了老頑固的角色,阻止他們。他沒有告訴他們,他與甘迺迪總統的談話,因為他們會對華盛頓時報與紐約時報洩漏這個新聞。他也沒有進行任何新的中國政策的研究,在經常洩密的甘迺迪政府當中,即使只是這樣,都會被媒體知道。
儘管根據魯斯克的描述,甘迺迪有關兩個中國的想法,僅僅只是短暫的,但是因為當時美國考慮給台獨份子廖文毅入境簽證,又準備與外蒙古發展外交關係,都引起國府強烈的猜疑。尤其國府與共和黨艾森豪政府穩定接觸了八年,現在又換回到過去對國府非常不友善的民主黨政府,國府上下都對美國新政府有些摸不透關係。
當時為了加強對美工作與聯合國會籍問題,外交部長沈昌煥、駐美大使葉公超、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在美國積極與國務院交涉,但是台北的蔣中正卻運用美國中情局台北站長萊恩直接向白宮傳話,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大作用。
台北避過了兩個中國,可是如果杯葛外蒙案,引發蘇聯杯葛茅利塔尼亞,就會失去非洲國家支持,一旦國府的會籍案遭到挑戰,表決的支持票數就可能受到很大影響,環環相扣,每一步都有外交影響,當時國府已經抱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立法院甚至決議反對外蒙入聯,美國顧慮國府在聯合國地位,由甘迺迪總統親自寫信給蔣中正,傳達美方訊息,希望化解國府的態度,找到轉圜空間。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1年4月5日,國務院給美國大使館的電報提到,葉公超拜會魯斯克,葉公超請魯斯克代轉蔣中正給甘迺迪的信函,信函中表達國府反對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的立場,因為漢賊不兩立。甘迺迪也在17日回覆蔣中正,雙方的問題不在於共同的目標,而是如何選擇達到目標的策略(此處所指應是維護中華民國的聯合國會籍)。5月2日,國安會幕僚柯莫(Robert Komer)提交一份備忘錄給國安顧問彭岱,柯莫認為國府有信心危機,美國應該馬上採取行動,安撫國府,也許雙方還是要信件往來,如果副總統詹森利用到東南亞訪問時,順道到台北,也許更好。
5月14日詹森訪問台北,但是中美雙方溝通效果顯然不如預期,國府仍然懷疑美國不放棄兩個中國,6月21日,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研判,蔣中正會離開聯合國,也不願被迫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果不其然,根據陳誠1961年6月27日日記,蔣中正邀集國府官員開會,對於美國推動兩個中國與外蒙建交問題,極為憤慨,決定退出聯合國,以示決心。
詹森離開台北後,蔣中正在6月9日致函詹森,蔣中正在信中強烈反對美國有意與外蒙建交,美國是朝向兩個中國邁進。中美雙方歧見仍深,甘迺迪決定直接回信給蔣中正,根據國務院檔案,甘迺迪在7月14日去函蔣中正,甘迺迪認為如果他們兩人能夠見面,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但他們兩人都走不開,甘迺迪敦促蔣中正指派一位完全受到蔣中正信任,能夠代表蔣中正與國府的人到華府,與他以及其他美國官員溝通聯合國的策略,甘迺迪點名蔣經國,希望他能夠來美溝通。不過,也許是基於雙方對等,蔣中正指派陳誠訪美。
不過,蔣中正寫信給詹森,卻引起白宮與國務院摩擦,甘迺迪發現國務院為詹森所擬回函,內容非常糟糕,對於蔣中正提出的各項問題,都缺乏具體表現善意,而此時是最需要善意。副總統也不宜涉入高度爭議的議題,甘迺迪要直接回信給蔣中正。遭到甘迺迪批評的回函,是由助理國務卿馬康衛草擬,他辯稱是因為詹森要求不要具體回覆蔣中正。蔣中正寫信給詹森,卻由甘迺迪回信給蔣中正,這個事件也隱約透露出甘迺迪與詹森兩人之間微妙的氣氛。
對於外蒙案,7月23日陳誠日記記載,他向蔣中正建議,可棄權,不然投反對票。這可能是陳誠可能受到好友王世杰影響,注意到否決權可能對國府會籍帶來的負面影響。26日,陳誠再次建議,可考慮棄權,前提是美國不與外蒙建交,放棄兩個中國,反對中共入聯。29日陳誠搭機訪美,與甘迺迪展開會商,陳誠在8月1日日記寫,魯斯克對外蒙案盡其威脅利誘之能事。顯然預期的溝通效果,又沒有能夠達成,中美雙方仍無共識。
眼看著聯合國大會時間逼近,這時候甘迺迪也耐不住性子,8月15日又寫信給蔣中正,信中強烈敦促國府不要對外蒙採用否決權,如果國府不用否決權,美國也會採取缺席的策略。彭岱在22日寫給甘迺迪的備忘錄提到,他與葉公超會面,說明這封信是甘迺迪對於美國政策的堅定支持,但是他們認為甘迺迪是國府的朋友,不會真如信中所說的那樣。彭岱也在同日給副國務次卿詹森的備忘錄提到,他與葉公超兩人討論,如果國府改變立場,可以得到什麼回報,他向葉公超挑明了說,如果國府私下保證不動用否決權,美國會協助國府在非洲爭取對國府聯合國會籍的最大支持。葉公超希望彭岱讓莊來德向國府提出同樣的說法。葉公超形容蔣中正還沒有下定決心,但是未來兩三天內可能就會下決心。
葉公超擔心他個人強烈支持國府改變立場的事情,不能讓台北知道,彭岱要求詹森與莊來德聯繫時,不要提到他與葉公超的談話。
葉公超是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卻私下支持美國立場,沒有謹守政府反對外蒙的堅定立場,與美方交涉,反過來要美方跳過他,直接對台北傳話。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同時間,蔣中正對葉公超充滿疑慮,急著把葉公超調回台灣。陳誠9月11日日記引述沈昌煥說法,沈昌煥說宋美齡打電話告知,葉公超向宋美齡建議,對外蒙問題可在開會時退出會場,這是蔣中正對葉公超不滿的原因。
8月26日陳誠日記,蔣中正邀大家討論回甘迺迪信函,陳誠建議簡單表明立場,不必過於刺激,因為甘迺迪對我國尚好。陳誠輕描淡寫幾句話,可是根據國務院檔案發現,美方對蔣中正信件反應不好。9月6日魯斯克要莊來德盡速將甘迺迪的回信交到蔣中正手上,甘迺迪在信中對國府仍然使用否決權,表達極度失望,國府似乎不瞭解對外蒙的否決,可能對國府的聯合國會籍造成嚴重後果。假如雙方不能達成協議,國府應該理解美國必須保持行動自由,為了推進我們共同的目標,採取我們認為最有利的方法。陳誠日記9月6日稱,蔣中正對甘迺迪信函提到各行其事,極感不快,擬覆函責國務院。
蔣中正與甘迺迪多次信件往來,顯然都沒能夠達成溝通效果。10月2日蔣中正見莊來德,請美方澄清立場。當時陳誠仍然堅持政府立場,但蔣中正已有轉變。國務院檔案在10月2日有魯斯克給台北大使館電報,研判蔣中正如果對於某些特定的問題,得到莊來德滿意的答案,蔣中正對於否決權案態度可能會有所轉變。10月5日,魯斯克請莊來德盡快轉達甘迺迪的訊息給蔣中正,甘迺迪解釋他不會用威脅的口吻,對忠實的盟友說話,甘迺迪提議國府放棄對外蒙使用否決權,美國就不會採取外交主動。
10月6日,莊來德回報,蔣中正希望甘迺迪公開承諾支持國府,他可以準備放棄使用否決權,但是少了這個承諾,他會碰上很嚴重的麻煩。10月7日魯斯克告訴莊來德,蔣中正的想法正由白宮與國務院研究當中,甘迺迪會舉行記者會說明。
根據國務院的記錄,彭岱在11日請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傳話蔣中正,美國會對國府私下保證對中共入會案動用否決權,這個保證不能公開,如果公開,美國只好否認,彭岱希望克萊恩或者葉公超向蔣中正傳達這件事情,彭岱還再三強調甘迺迪對克萊恩的信任。14日,克萊恩給了彭岱機密報告,上面有蔣中正列出四點意見,希望甘迺迪接受,若美方讓步,國府也可配合。
10月15日,陳誠在日記提到宋美齡告知由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向白宮提出外蒙案問題,等待白宮回覆。國務院檔案在10月16日有魯斯克給莊來德的電報,電報中轉達甘迺迪指示,由莊來德向蔣中正口頭轉達甘迺迪的私下保證。到這個時刻,中美雙方總算對於否決權的問題達成共識。
根據陳誠日記,10月18日,蔣中正告訴陳誠,接受甘迺迪的意見。23日,外蒙案政策確定變更,葉公超也向陳誠表達克萊恩居間協調,他完全不知情。外蒙後來順利入聯,美國也依約沒有與外蒙建交。
蔣中正與陳誠的堅定態度,讓美方對兩個中國政策知難而退,雖然未能阻止外蒙入聯,但這個讓步爭取到美國更大支持,尤其克萊恩在最後雙方高層對話過程,扮演了關鍵角色,葉公超與莊來德兩位大使都不清楚台北與白宮的溝通細節,克萊恩卻深受雙方信任,傳話精準,促成最後溝通成果。

美軍出動原子武器掩護國府大陳島撤退|高靖

文/高靖

1955年2月國府從大陳島撤退,是繼1950年舟山、海南島撤退後,最大規模的撤退,不同於以往都是國府自己進行撤退,大陳撤退是在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在美方要求國府自大陳撤退,提供海空掩護下,大陳島軍民撤回台灣。表面上任務順利成功,但因為一江山戰役剛剛結束,美軍不能掉以輕心,掩護撤退的美國海軍艦艇,配備原子彈頭,國府當局並不知情,而是事後才知道,撤退過程也有人報告發現海面有潛望鏡蹤影,擔心潛艦攻擊,共軍飛機曾經猛烈轟炸大陳,但撤退那幾天,不知何故,共軍飛機一架都沒有出現,國府將三萬多人撤出大陳,有如神助。
中美雙方才在1954年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才進入1955年的第一個月,共軍對國府控制的外島進行猛烈攻擊。根據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卡內當時提出的最高機密等級報告,1月10日中共出動50多架戰機,在九小時內,四次攻擊大陳島,共軍主要的目標是停泊在港內的船隻,這些船隻都受到輕重不等的破壞,目前沒有跡象顯示共軍將在短期內進攻大陳島。
由於共軍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大規模的轟炸行動,根據美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國防部長俞大維為了對大陸轟炸大陳,採取反擊行動,他在11日向美方提出徵詢同意攻擊大陸,但是美方大概是害怕戰事擴大,破壞亞太和平穩定局勢,藉故拖延兩周後,否決俞大維要求。
1月12日,駐美大使顧維鈞銜蔣中正之命,拜會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柏森,對中共大舉空襲大陳島表達關切,希望了解美國政府對於防衛大陳島與其他外島,能夠提供那些軍用物資與士氣上的協助。
1955年1月19日中午,美中雙方在國務院開會討論大陳問題時,太平洋另外一端,共軍才剛剛結束對大陳島門戶一江山島的大舉進攻,成功攻取這個小島。共軍攻擊一江山後,俞大維要求攻擊汕頭、廈門、福州,美方知道共軍行動來者不善,立刻同意國府還擊大陸。
面對升高的情勢,1月19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向國務院建議,美國政府應該以正式負責任的態度,要求國府從大陳島撤退,以免發生更多的人員與物資的損害。
1月20日,國安會開會,中情局長杜勒斯報告,共軍出動一個團兩個營兵力,約3000人到4000人,國府約有1000人游擊隊成員,經過兩小時戰鬥後,共軍占領一江山,共軍這次攻擊行動非常有技巧,無論是他們的登陸部隊與60次的空襲,事前都很謹慎地掩飾他們的企圖,沒有留下太多的預警空間。
事後看來,共軍對大陳島港內船隻的攻擊,與後來的一江山戰役,不無關聯,共軍可能想藉破壞船隻,阻止大陳島增援一江山,由於大陳島受到共軍空襲威脅,從台灣派來此地的海軍艦艇,不在港內停泊,多改在大陳島外停泊,以避開共軍空襲。
美國務院檔案記載著1月19日12時45分,中方由外交部長葉公超、駐美大使顧維鈞代表,美方有國務卿杜勒斯,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中國科科長馬康衛。葉公超說,關於大陳島的問題,他奉命向杜勒斯提出,從軍事觀點看,這些外島在沒有外援下,國府軍隊無法防守,國府無法獨力防守這些外島,但這不單單只是軍事問題,還有其他重要的考量,所以有些問題必須就教於杜勒斯
,國府不希望給人留下印象,國府不願意防守,撤出軍隊。
葉公超解釋,這會讓自由中國的敵人,又像過去攻擊國府一樣,指責國府害怕打仗,只要碰到對手,立刻丟下武器投降。國府藉著證明展現戰鬥意志,去改變這種形象,金門自1949年以來,遭受多次共軍攻擊,成功打退共軍,擊斃8000共軍,俘虜7000共軍。
大陳守軍決意戰鬥到底,但如果他們必須撤退,事前必須有詳盡的規畫,減少對心理層面的傷害。
在共軍對一江山發動攻擊後,情勢變得緊張,國務院見完台灣方面的官員,馬上就見駐美英國大使,因為英國始終拿國府控制的大陸沿海外島問題找麻煩,英國認為這些外島會挑發戰爭,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雙方在3時15分碰面,杜勒斯與英國駐美大使馬金斯,羅伯森,歐洲科長莫成德四人。杜勒斯說,美國已經採取穩定局勢的行動,他已經與葉公超見過,下午還要會面,敦促國府自大陳島撤軍。
下午3時45分,葉公超、顧維鈞、杜勒斯,羅柏森、馬康衛繼續會談。杜勒斯轉達,如果中方同意之下,艾森豪總統願意提出建議,撤退大陳時,美軍提供海空掩護。美國將宣布在目前情況下,等待聯合國採取適當行動前,美國將與中華民國合作,確保金門的安全。經過數月的考慮後,將在聯合國安理會堆動聯合國應該採取行動,要求中共與其他國家停止在這些外島鄰近區域的軍事行動。
杜勒斯認為,保衛金門的宣布,有助於抵消部分因為大陳撤退對士氣的不良影響,這代表了重新調整,將中國政府的部隊集中,可以達到一個比較能夠防守的地位。杜勒斯說,美國政府認為國府控制金門是有必要的,金門可遏制廈門港,廈門如果讓共黨有效的使用,就會是共產黨用來進犯台灣的理想跳板。
至於馬祖,杜勒斯認為,國府必須考慮是否要守住馬祖,他強烈的建議撤出馬祖,可以在撤退大陳時,一併撤出馬祖。如果國府仍要防衛馬祖,最後還是會被攻下的,美國無法對馬祖提供掩護,馬祖的地理位置,是無法防守的,中國軍隊可集中平均配置在台灣、澎湖、金門等地,其他的外島都會使國府軍隊過度延伸。把主要的軍隊困在這些石頭堆上,實在沒有意義。
葉公超問,這是根據美國總統的命令完成,而不是根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來。杜勒斯說,是的。葉公超允諾盡快與國內聯繫美國政府的提議,希望美國暫時對這件事情盡量保密。
幾天後,1月22日,葉公超、顧維鈞、羅柏森、馬康衛四人碰面,顧維鈞將蔣中正的電報內容摘要,告訴羅柏森,蔣中正同意正式接受美國保護大陳撤退,以及共同防衛金門與馬祖的提議,中國政府勉為其難接受這個提議,是因為考慮到從大陳撤退是無法接受的選擇,卻是唯一的選擇。不過,中美雙方仍有些歧異,蔣中正希望美國公開宣布協防金門與馬祖,但羅柏森認為,杜勒斯沒有同意公開宣布防衛金馬,艾森豪總統是要國會授權在台灣地區使用武力,美國不希望把行動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島嶼。
大陳島的撤退行動是在2月8日展開,進展順利,2月10日,國安會會議當中,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說明,大陳撤退行動在良好天氣配合下,進行得非常順利成功,在一周之內可以完成撤退任務,有一架美軍飛機被擊落,這架飛機是在大霧當中迷失方向,在大陸上空降低高度時,遭到共軍20防空炮擊中著火迫降,到當時為止,沒有共軍飛機出現在撤退行動當中。雷德福表示,有報告稱看到一個潛望鏡,但是現場的官兵不認為有遭到潛艦攻擊的危險。
不過,撤退過程是否真如雷德福那樣輕鬆,蔣中正的英文秘書沈錡的日記在1955年3月9日記載,葉公超約吃飯,飯後副參謀總長余伯泉來聊天,余伯泉說,大陳撤守,原由美方建議,撤守的行動,也是中美合作,我方曾將作戰計畫完全交與美方,美方卻沒有正式將他們的計畫交給我們,後來我們想別的辦法,取得了他們的計畫,才知道美國艦隊帶有原子彈頭,可能這是他們不願我們知道的原因。
大陳撤出後,金馬已是台灣地區距離大陸最近的兩個島嶼,協防問題各方關切,3月19日,美國紐約時報社長薩茲柏格到高雄西子灣訪問蔣中正,對於大陳撤退問題,蔣中正說,如果金馬外島問題尚未解決,我們不會自大陳撤退。薩茲柏格問蔣中正,是否因為美國答應協防金馬,所以才自大陳撤退,蔣中正說,是的,但這一點請嚴守秘密。蔣中正也告訴薩茲柏格,在金馬問題上,國府的態度是必守不撤。
至於金門情勢有多嚴重,根據沈錡回憶,1955年4月29日,沈錡與葉公超家中會談,葉公超引述余伯泉的說法,如果不用原子武器,金門恐怕只能守三天到七天,中共必將採取下列步驟,先試探美國反應,接著大舉空襲及砲轟,使我海空軍無法支援,即可以將金門孤立起來,最後駐軍可能投降。這與後來的八二三砲戰情況類似,但蔣中正反對對大陸使用原子武器。
美方從未明言協防金馬,也不同意國府要求公開中美雙方默契,蔣中正雖然把美方協防金馬的態度向美國有影響力的報紙透露,到了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金門遭受猛烈砲火攻擊,當時美方雖然極力支持國府,但是對於美軍可能與共軍發生衝突,國務院還是多所顧忌,約束美軍行動,這也是美軍護航中國海軍運補金門的時候,總是只在金門外海,而不靠近。美軍與共軍因為國府控制的外島發生衝突,進而可能讓美蘇雙方捲入大戰,始終是美國的政治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