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日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表示,當前台灣最大的麻煩是很多人不肯承認現狀,甚至還企圖改變現狀。但台獨勢力權衡利害,卻仍抱持要與中國大陸對幹的心理,在這樣的情勢下,台灣首先恐怕就會發生內亂。

的確,現在有一些人昧於國際情勢和兩岸現狀,不但不肯承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而且硬是要拖2300萬人民一起下水,寧可玉碎也絕不妥協。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卻不肯認真面對現實,這種「看低敵人、抬高自己」,藐視對手、卻自我安慰的作法,正是夜郎自大的島國心態,也是一種政治幼稚病的反映。但何以致之?

舉例而言,面對台灣近來不斷惡化的斷交潮,台獨政治人物竟然自我解嘲:一旦斷交到沒有任何一個邦交國時,那就會是台獨成功之日!這也就意味,原來台獨根本就不需要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只求獨樂,這豈不是甘願自斷手腳、寧肯陷入國際孤立?但這樣的台獨究竟還有什麼尊嚴可言?這樣的做法真的還稱得上是「務實」嗎?

另外,台獨勢力也積極尋求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結盟與合作,並期待及早加入「印太聯盟」,共同對抗中國大陸。但是,近來印度總理莫迪卻親赴武漢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積極尋求親善與和解。而日本首相安倍也在東京盛情款待大陸總理李克強,促進雙方融冰、化解歧見。至於美國總統川普也一改之前的強硬作風,暫時停止中美雙方日益增長的貿易戰。相較於國際間這些務實的做法,唯獨台海兩岸之間仍然劍拔弩張,而台獨聲浪竟然逆勢鵲起,彷彿又回到冷戰對峙的年代。這樣僵硬的做法,還能自詡為「務實」嗎?

台獨人士昧於時勢,連「兩岸一家親」都不敢講,形成這種偏執心態的關鍵因素是:不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也不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同時還否認傳統的家庭價值和道德認同,更不願意冷靜客觀地面對大陸改革開放的現實。

換言之,這些人寧願背離原鄉,拋棄祖先,接納外來殖民主義,卻絕不回歸中華文化,遑論認祖歸宗。這就是不道德的勢利主義,也是一種不容異己、不肯悔改的逆反心態。但是,如今美、日、印各國都已改弦易轍,積極與中國大陸開展和解的對話,台灣執政者還能不髮夾彎嗎?

過去兩年,民進黨執政高舉變天的大旗,自信滿滿、雷厲風行,推動文化變革和政治鬥爭,如入無人之境,也讓台灣社會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震撼。但「亢龍有悔,盈不可久」,現在已明顯出現了頹勢和逆流,而民進黨政府卻已剎不住車,眼看就快要撞山了。許信良的一席話,或許正可視為在這場衝撞之前的最後警示!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

蔣中正一個中國外交受挫蔡英文拒絕一個中國也受挫|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政府因為在兩岸關係當中,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造成她上任兩年以來,因為對岸外交競爭,連續丟失的四個邦交國。許多同情民進黨政府困境的人,不知所以然,引蔣中正總統生前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經短短幾年之內,丟失更多邦交國,試圖幫蔡英文執政無能解圍,可是蔡英文與蔣中正兩者的情況與背景完全不同,一獨一統。
蔣中正因為一生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無法與北京政權共處的困難下,逐漸失去了大國邦交,也失去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蔣中正不願造成無法挽回的國家分裂事實,堅持一個中國,與蔡英文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漸進台獨,兩者完全不同。
蔡英文上任兩年以來,非洲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洲的巴拿馬,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這次再加上非洲布吉納法索,有四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在兩岸當中轉移外交承認到北京。
兩岸外交戰的最核心爭點,其實是一個中國,蔣經國總統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位總統,中華民國慢慢轉向不挑戰誰代表一個中國的合法地位,是在未公開之下,不言而喻地,接受兩個中國路線,即使對方搞雙重承認,也願意接納,希望增加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但是雙重承認也顯然無法對抗北京的國際壓力。
1990年代因為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大陸發生天安門六四事件、蘇聯瓦解後等等的新國際情勢,李登輝透過金錢外交,收買他國元首,在外交上頗有斬獲,但到了2000年之後,台灣整體實力已不如1990年代。中華民國始終無力突破被國際組織拒於門外的困難,1990年代後期李登輝躁進的兩國論,讓美國一度往北京傾斜,另外,李登輝想以3億元金援介入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也沒有成功。
2000年之後,兩岸原本在外交上的競爭,你來我往,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修補兩岸關係,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情勢才稍微緩和,台灣也能夠在北京諒解與默許下,參加許多國際組織,馬英九和緩兩岸關係的努力,受到國際上的稱許,直到2016年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兩岸情勢丕變,台灣的外交情勢更是急轉直下,兩年連失四國,岌岌可危,隨時會丟失邦交的,還有好幾個國家,一時也看不出還有那些國家願意與台灣發展正式外交關係。
一般人或以為中華民國與某國建交,或者斷交,就只是建交與斷交,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這些在一般人認知上的外交挫敗,斷交,不只是失去某國的外交關係,而是對方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轉移外交承認,從台北轉為北京。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美國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都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
如果要爭論美日等大國究竟是認知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這只是很無趣的文字辯論,其實雙方國家的共識,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只有北京政府能夠代表中國,故這些斷交國在聲明當中,所使用的多為轉移外交承認,而不只是斷交這麼簡單的說法,若沒有弄清楚這個外交意義上的差別,大家就會把斷交問題看得沒有那麼嚴重,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人認為斷交無所謂,或者放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可能更有出路等等的看法,都是因為沒有看到其中一個中國的框架使然。
也就是說,即使甩掉中華民國體制,以台灣之名建立新的獨立國家,也不太可能保障台灣有美好光明的未來。台灣在說服國際社會接納這位新成員之前,很大的可能,先要接受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的試煉,因為實行台獨就碰觸到北京所無法容忍的範圍了,這時連最基本的生存,都可能無法獲得保障。
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會籍案,都已經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準備退出聯合國,所幸當年在與美國甘迺迪政府幾個月的交涉之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國不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台北也不要對外蒙入會案表達反對,在這個條件交換下,度過了一場危機。
到了1964年,蔣中正又碰到法國戴高樂總統決定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難題,這依然牽涉到中華民國對一個中國路線的堅持。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Rusk)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會面,兩人討論到法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魯斯克對蔣廷黻表示,美國沒有兩個中國的態度,美國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兩個中國意涵的關切,國府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刻對法國採行報復。國府如果堅定不動,北京方面也許會無法忍受,很有可能法國與中共都在賭,刺激台北與法國切斷外交關係。美國建議國府現在不要有所決定,讓中共面臨最大的考驗。
1964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賴特(Wright)與蔣中正會談了兩小時半,在這場會談中,蔣中正依舊提到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根據賴特的記述,蔣中正的說法是,他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他的同胞能夠再度確信,他絕對不會容許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大陸,軍隊與人民才能保持高度的士氣。
1964年3月2日,兩蔣的好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Cline)寫給中情局長馬孔(McCone)的備忘錄,說明克萊恩訪問台灣的情況。克萊恩2月銜命到台北,說服蔣中正延後兩星期與法國斷交,迫使北京與法國表明法國必須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支持,這是與北京建立關係的代價。這種方式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許多國家會認為在兩個中國情況下,就有辦法與北京建立關係。很少國家追隨法國的腳步,因為他們發現,任何國家承認北京,就必須承認北京接管台灣與台灣的12萬人民的權利。
中華民國與法國斷交當時,是退出聯合國之前,少數大國為了北京的外交關係,犧牲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有鑑於當時這種特殊情況,加上美國不滿中共援助北越,使得越南情勢無法緩和,希望國府不要給法國太輕鬆的處境,詹森政府知道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才會解釋要蔣中正暫緩斷交,不是要讓兩個中國變成既成事實,後來情況的發展,也顯示北京也無法容忍兩個中國,逼迫法國必須與台北斷交。
美國當時是在保護國府利益下,對蔣中正提出多方建議,當時因為美國與北京有戰略利益上的矛盾,故支持國府的一個中國,也希望藉此讓其他有意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看看,現實的情況是,在北京的壓力下,你只能夠在兩岸當中二選一,不能兩全其美。在那個時空下,國際政治環境與冷戰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使得中華民國在法國斷交後,還稍稍能夠喘口氣,但到了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社會清楚認知風向轉變了,這才造成許多國家棄國府不顧,轉向北京。然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考慮,是在堅持一個中國,不能容許兩個中國情況發生,才不得不然的處置。
後人批評當時蔣中正的保守措施,使得台灣失去了國際舞台,某方面這個說法正確,但即便採取了兩個中國,以北京當時逐漸營造的國際壓力,台灣也很難繼續以中華民國身分留在聯合國,因為中華民國的地位是由北京所取代了。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當時是用漢賊不兩立廣為宣傳,但這漢與賊只是用簡單的文字,說給一般人理解何以中華民國必須退出聯合國,因為賊來,漢豈能共處一室,只有離開一途,別無他法。國府堅持自己是正統,無非是對內鼓舞來台外省軍民,對外已慢慢失去說服力。可是確保了一個中國路線,讓台灣並沒有因此變成另外一個國家,沒有把台灣自中國當中分離出來,這一點,如果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看,蔣中正的堅持,雖然沒有能遏止台灣島內的獨立運動,但至少仍使台灣在中國的範疇當中,至於這個中國的意涵影響深遠,才會在1990年代的兩岸接觸當時,有所謂九二共識的論述了。
蔣中正因為堅持一個中國,造成國府失去許多邦交國。蔡英文因為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迫使北京當局採行激烈的對台圍堵措施,連續兩年蔡英文失去四個邦交國,造成非洲僅存史瓦帝尼一個邦交國,歐洲僅剩一個教廷,中美洲、加勒比海都不穩定,南太平洋島國更受制大陸龐大政經實力,也不是台灣能夠那麼容易確保邦交。蔣中正時期的外交困難,表面上與蔡英文現況類似,都面臨中共的國際政治壓力,但是實質上,兩人所處環境與對台灣前途的所思所念,完全不同。蔣中正也許被許多人批評沒有保障台灣的外交利益,那只是站在個別的台灣立場而言,若以中國的統一問題來說,蔣中正為中國統一至少保留了一定的看似微妙的可能。

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施壓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統治台灣|高靖

文/高靖

美國曾是中華民國抗戰時期最堅定的盟友,但在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卻在關鍵時刻,對國府落井下石,不僅對國府採取武器禁運,甚至開始盤算將台灣自中國領土分離出來,對於攸關台灣局勢安定的台灣省主席人事問題,美國都要暗中介入,僅憑美方人士個人的主觀好惡,無視於中國政局的客觀情勢,千方百計趕走台灣省主席陳誠,要讓台灣的親美派國府將領孫立人接替陳誠。美方甚至以暫停美援台灣,逼迫國府更換陳誠,整個1949年,國府在內戰兵敗如山倒,美國也不斷在台灣搗蛋。
經過一整年的施壓,國府終於在1949年年底,換上吳國楨接替陳誠,但是美國沒有料中的是,蔣中正1950年3月1日在台灣復行視事後,將陳誠任命為行政院長,又在台灣省之上,吳國楨接任省主席後,也引起不少爭議,最後終於因為與蔣經國爭權,心懷不滿,出亡美國,在海外挾怨報復,對兩蔣在台灣的統治,提出許多嚴厲批評,但這也讓吳國楨從此無法回到台灣,客死異鄉。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8年12月7日,有一份駐菲律賓大使館公使費列瑟(Flexer)與當時指揮占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記錄,其中有一段是說明,費列瑟沒有對麥克阿瑟提到,對於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或者孫立人(當時在台灣負責訓練陸軍部隊)如果在蔣中正總統失敗的情況下,宣布台灣自治(autonomy),或者要求在聯合國的保護之下,國務院應該採取什麼立場的粗略的想法。這段簡短的文字,顯示美方當時已有把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想法,並且可能是透過省主席或者在台軍方將領推動。魏道明是二二八事件後派抵台灣擔任省主席,以安撫穩定台灣情勢為主,美國內部文件顯示魏道明有可能分離台灣,加上魏道明並非蔣中正信任的人,蔣中正已有換人打算。
尤其同一時間,徐蚌會戰進展不順利,蔣中正布局台灣,安排後路,陳誠書信集收錄有12月7日給蔣中正私函,其中提到「在此國家存亡之際,弟身為黨員,如總裁認為有可分勞之處,自當遵命以赴,但不必擔負任何名義,目前戰略,應以廣州為中心,以海南台灣為後方基地」。陳誠想法,與蔣中正不謀而合,12月28日,蔣中正回函陳誠,指派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由於陳誠遲未上任,蔣中正又在1949年1月2日去函陳誠,質問為何不速就職,若再延滯,必夜長夢多,全盤計畫,完全破敗。蔣中正還要求陳誠回覆何時到任。陳誠告訴蔣中正1月5日到任。蔣中正後來在內外壓力交迫下宣布下野,仍然幕後操縱政局,幾個月後決定在台灣設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
陳誠剛到任不久,美方就對他抱持負面評價,根據國務院檔案,1949年1月15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柯倫慈(Krentz)給國務院的電報,表達了對陳誠治理台灣能力的質疑,也引述剛剛卸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與孫立人的看法,認為當時在台灣的海軍與空軍能力不足。
陳誠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在2月2日約見柯倫慈,雙方談了兩小時,陳誠擺低姿態,請美方多多提供建言,對柯倫慈表示,我們沒有把美援處理好,實在很不好意思,陳誠保證以後一定會有更好的結果。陳誠可能知道美方對他的質疑,在對話中,還特別提到胡適已經同意到台灣來幫助他,希望藉胡適改變美方認為他過於保守的看法。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還在南京,台灣有台灣省政府,但是美國卻思考分裂中國領土,甚至不惜出兵台灣。根據國務院檔案,1949年1月14日,代理國務卿羅維特(Robert Lovett)給杜魯門總統的備忘錄建議,有關台灣問題,羅維特主張美國策動澳大利亞或者菲律賓政府,出面要求聯合國介入台灣問題,為台灣人舉行公民投票,讓台灣人表達他們的意願。而且,在某個階段,美國必須出兵,防止台灣被中共占領,但是在台灣內部與國際上,都認為美國應該避免粗糙的片面出兵,不過,目前適合美國出兵的時間還沒到來,美國仍有可能在台灣建立非共產黨的中國政權,對抗中共入侵台灣。如果情況不順利,美國仍有必要出兵介入,但美國不是為了美國的戰略利益,而是為了國際社會能夠接受的原則,台灣人的自決原則(self determination)。如果中國政府已經明顯地無法抵抗共黨入侵,美國應該全力支持台灣自治運動。而且不論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利益是否重要,美軍都應該為美國備戰,以防止共黨占領台灣。
1949年1月18日,國務院檔案記載法國駐美大使館公使戴瑞丹(Jean Daridan)對國務院東亞事務官員提到,如果中國大陸淪為中共統治,他不認為台灣仍然是中國的。他也思考著在適當時機創造台灣獨立的可能性。
來自美歐的外國勢力都對國共內戰感到悲觀,擔心台灣為共黨所攻占,多思考讓台灣脫離中國,作為保障台灣的政治手段,這種思考也就影響到誰擔任台灣省主席,誰就可能在必要的情況下,促成或者阻擾台灣自中國版圖分離出來,陳誠的去留也就成了美國駐華外交官陰謀介入中國內政的重大議題。
根據國務院檔案,2月1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自南京的電報稱,代總統李宗仁召見孫立人,表達任命他為台灣省主席的看法,要將台灣作為中美建設性合作的基礎,台灣省主席陳誠已經表達辭意,但是被蔣中正阻止。由於李宗仁提及更換台灣省主席的問題,3月2日國務卿艾契遜給柯倫慈的電報稱,由於省主席可能更換,這樣一來,美方不適合太早接觸省主席,並且承諾給予支持。
駐台北領事館公使愛德嘉(Edgar)在3月6日給國務院的電報,這份電報引述美國駐美大使館參事莫成德說法,批評陳誠缺乏開放與有效率管理所需要的特質,由李宗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最符合美國的利益。艾契遜3月8日回電,質疑孫立人缺乏行政經驗,現在促使李宗仁換人,也許會出現比陳誠或李宗仁更差的人選,因為沒有人保證李宗仁一定會指派孫立人。
莫成德又請愛德嘉電覆艾奇遜,說明省主席需要誠實、開放、效率,而且不要與蔣中正的關係太密切,讓蔣中正把台灣當成最後的基地。孫立人除了缺乏行政經驗之外,其他的條件都符合目前的需要,孫立人也願意由合格的顧問提供協助。他建議司徒雷登謹慎地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除非情況發展的必要,不要與陳誠打交道。
儘管國務院系統不斷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但是美國內部對於是否援助台灣,看法不一,莫衷一是,有認為延後到省主席換人為止,有認為應該馬上援助,穩定台灣局勢。
根據國務院檔案,3月14日,司徒雷登引述柯倫慈的說法,陳誠請柯倫慈轉達秘密訊息,如果美國政府希望孫立人擔任台灣省主席,可以由陳誠向蔣中正請求,不要阻擋這個調整。司徒雷登認為,這個意思是指如果沒有蔣中正的同意,沒有辦法改變台灣。4月10日,司徒雷登給艾奇遜的電報稱,李宗仁間接向他建議,如果美國仍然認為孫立人比陳誠更適合台灣省主席,美方應該接觸吳忠信,這人與孫立人是同鄉,也很欣賞孫立人,又是蔣中正的親信,李宗仁顯然希望更換省主席的建議,不要出自於他。
儘管美方壓力不斷,陳誠並沒有被更換,李宗仁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的想法,也在蔣中正幕後運作下,始終無法落實,加上當時國共和談正要進行,李宗仁也無暇多管台灣的事情。4月6日,愛德嘉在給國務院的電報,轉述莫成德的說法,李宗仁延後由孫立人取代陳誠,現在只好與陳誠開始打交道。雖然如此,美方仍不斷以恢復援助台灣為誘因,迫使國府更換陳誠,最終蔣中正在1949 年年底向美方妥協,由另一位親美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接替陳誠,希望美國能夠支持遷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美方介入中國內政,向國府施壓驅趕陳誠下台的過程,顯示這批美國駐華外交官,完全不懂中國政治,以為蔣中正下野,副總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就能夠掌握國府全部的權力,但是當時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國民黨以黨領政的局面,美國人絲毫不願意去理解。
美國大使館人員也不懂中國歷史與民族情緒,美國外交官僅從國際法觀點,認知台灣在戰後地位問題,不懂中國人對於19世紀以來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不滿,尤其視割讓台澎給日本的馬關條約為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當時的卸任外交部長王世杰在台北演說,
宣稱台灣是光復的國土,不是軍事占領區,馬關條約在1943年戰時的宣言當中已經無效(可能指開羅宣言),並且合法地回到中國版圖,在戰爭結束時,由日軍手上重新具體地取收回台灣。對於任何未來直接或者間接的帝國主義控制,他都要提出警告。王的演說,讓美方感到詫異,還特地轉發電報,向國務院報告演說內容,這也正是美國官員無知的反應。
美國外交官在國共內戰期間,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正是因為缺乏對中國歷史的認知,也不了解國府在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對於收回失土的決心,台灣對於國府當局,並不只是日本殖民地那麼簡單,是光復過去由帝國主義國家侵占的失土,並不能單純以國際條約的立場,解釋台灣地位問題。也因為無法理解中國政府對於台灣的看法,以為台灣只是另一個海島,雖然美國出於善意,防止共黨占領台灣,卻無視於國共兩黨都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看法,美方天真地以為分裂台灣的作為,可以挽救台灣,最後雖然沒有落實,但是這種想法影響台灣幾十年的政治發展,台人對台灣獨立有所期待,與美國外交官長期暗中鼓吹,有很大關係。

蔣經國推動政戰制度引發國府內部政爭|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失敗後,1949年12月撤退台灣,朝不保夕,朝鮮半島突然爆發韓戰,為了穩定台海局勢,美援開始來到台灣,蔣經國1950年接任國防部政治部後,權勢擴大,1951年政治部改稱總政治部。隨著政戰人員在部隊的增加,蔣經國影響力的擴大,這一年引發了國府內外反對總政治部的政爭,牽連對象包括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他們都為了反對部隊設有政戰人員,透過美軍顧問團向蔣中正總統施加政治壓力,甚至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密件都顯示宋美齡也不滿蔣經國,指控蔣經國透過總政治部控制政府。
蔣經國在各方壓力下,對於推行軍中政戰制度有所妥協,但從後來的政局發展,也可看出蔣經國反撲的端倪,先是海軍內部與桂永清有關親人遭到政戰人員整肅,桂永清自己也在1952年調整職位,轉任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因為背後有美國大使館撐腰,國府投鼠忌器,1954年先將孫立人的陸軍總司令職務交給別人,拔除他的兵權,將孫立人調為總統府參軍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國府不在需要顧慮美國態度,隨即軟禁孫立人,並清除軍中與孫立人有關成員。
宋美齡不滿蔣經國,實因爭奪控制對美關係,兩人雖然表面上維持一定關係,但對於宋美齡透過孔家子女在美國從事國會遊說工作,蔣經國始終有意見,直到擔任行政院長後,就開始設法將對美外交主導權,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奪回,建立他自己可以指揮的對美外交系統。
蔣經國接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這是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後,蔣經國在台灣當局之中第一個正式職務,蔣經國也逐步在台灣累積實力,蔣經國積極推動軍中的政戰制度,卻引起軍中反彈。一份1951年7月3日的中情局機密文件分析當時國府軍隊的士氣問題,當時國府軍隊的自殺與逃兵造成很嚴重的問題,歸咎原因是因為宣傳反攻大陸,引起官兵思鄉情切。感染疾病,尤其是肺結核患病增加。被當成苦力。害怕蔣經國的政戰人員打小報告。
這份中情局的報告提到,當時海軍的油輪往來台灣與日本之間,過去四個月以來,這艘船上有四位政戰官,在羅經旁邊總是有一位政戰官監視著,除了艦長以外,另外派有一位替補艦長,海軍也派遣許多艦長接受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政治課程。大約三個月前,蔣經國派遣政戰人員上船,但是桂永清強烈反對。
中情局分析,國府部隊的政戰制度,過去也曾經存在,但在蔣經國之前,政戰人員並沒有這樣大的權力,也沒有引起部隊那樣大的恐懼,蔣經國是為了控制部隊當中可能的叛逃者,而在這些過程當中,造成了許多相關部隊日漸增加的不滿情緒。
另一份1951年7月25日的中情局密件提到,蔣中正在7月15日解除了13位海軍軍官的職務,因為他們被指控組織派系。這件事情還是由蔣經國及時通知桂永清,希望桂永清自己宣布解除這些人的職務,以保留桂永清自己的顏面。這些遭到處分的軍官包括桂永清的姪子與姻親,但最後因為蔣經國的政戰官沒有辦法證明對這些人的指控,這些軍官沒有被起訴。中情局分析,蔣中正害怕部隊向中共投誠,或者倒向第三勢力,造成了蔣經國的政戰官權力擴大,這起事件也是第一起報告讓人感覺蔣經國擁有毫無前例的,與統帥一樣大的權力。
在台的美軍顧問團有一份1951年11月9日的有關國府海軍的機密報告,這份報告由美軍顧問團海軍組組長貝額力(Beyerly)撰寫,他在11月2日與桂永清會面,他說,政戰這類爭議的問題,在華府引起了很不好的看法。桂永清希望他向蔣中正傳達這些看法,因為沒有人願意對蔣中正說實話。貝額力後來在11月8日與蔣中正在高雄西子灣會面,貝額力向蔣中正建議海軍的艦艇單位或者陸岸單位的政戰人員,他們所執行的任務,應該由合格的海軍軍官取代。貝額力說,蔣中正似乎接受了這個看法,指示桂永清與蔣經國研究這件事情。桂永清對貝額力說,貝額力對蔣中正提到許多事情,是以前沒人敢跟蔣中正說的,連行政院長也沒辦法向貝額力這樣,對蔣中正提出看法。貝額力建議,美軍顧問團這時應該與蔣經國合作調整總政治部。
中情局在1951年10月27日有一份標題為「蔣中正與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為了蔣中正兒子的地位引發衝突」的機密情報文件,這份文件討論到蔣經國與蔣緯國兩人,其中有關蔣經國的部分,蔡斯認為,國防部應該對總政治部有實際的控制。蔡斯反對政治部的理由,主要是認為這是一個密勤組織,而且是不民主的。但是蔣經國卻認為,政治部對部隊的士氣有非常大的效果,是不可或缺的。
孫立人也加入這場中美雙方對於軍中政戰制度的爭論,孫立人認同蔡斯的看法,國府將領站在美國那方,反對蔣經國,這又讓國府遷台後的政治情勢更加敏感。中情局密件提到,是孫立人敦促蔡斯去找蔣中正討論這件事情。
桂永清、孫立人都對軍中的政戰制度有意見,引起美方的重視,這份10月27日的中情局密件也提到蔣經國的不滿,蔣經國認為如果他的背景不是曾經居住在蘇聯14年,而是有美國的背景,他推動的政治教育可能會受到讚賞,而不是貶損為是共黨的模仿者。他在軍中推動的計畫是教育官兵為何而戰。
國府內部有許多對政戰制度的不滿,幾乎到了政爭的地步,甚至蔣中正身邊的宋美齡都向美方表示不滿意見。中情局1951年12月12日密件指出,宋美齡批評蔣經國的權力,蔣經國已經實質地控制了國府,宋美齡指控蔣經國發動對美國與美軍顧問團有敵意的宣傳,蔣經國為了自己的目的,希望控制美國援助,並且破壞她與大陸敵後游擊隊的聯繫,以便蔣經國可以控制這些行動。
除了中情局密切注意國府內部為了軍中政戰制度引發將領之間對蔣經國的不滿,美國國務院1951年10月5日有一份列為極機密(Top Secret)的檔案,是由主管中國經濟事務官員巴奈特寫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的備忘錄。巴奈特剛剛從台灣視察回到華府,他在這份備忘錄表示,美國對於不讓共黨控制台灣是享有利益的,部分是出於對台灣島上的人民的關愛,另外就是台灣作為美軍海軍基地與空軍基地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存在,對於蘇聯支配的中共所控制的中國大陸,會造成困擾與心理上的破壞因素。
巴奈特建議美方必須要求蔣中正同意,美軍顧問團對於軍事預算的大小與特性,可以擁有否決權,並且在所有的軍事支出項目,不論經費是來自於美國或者中國人自己的錢,也都擁有否決權。他認為,只有經過軍事協助作為槓桿,台灣所需要完成的軍事經濟及社會改革,才能夠完成。美國這種高姿態,在國府內部難免引起不滿,尤其是主張擁有准駁國府經費使用的權力,更是有侵犯中華民國政府的嫌疑。
巴奈特的備忘錄當中,提到國府面臨有三大問題,這三大問題分別是聯勤總部,政戰系統、裁減陸軍,這三項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稍加深究,都與孫立人有關。孫立人反對蔣經國在軍中推動政戰制度,孫立人憑藉他對美國人的影響力,也促成美國傾向他的意見,對國府嚴加批評。
巴奈特在備忘錄提到,聯勤總部是抗戰期間,經由美軍建議,在大陸成立的機構,聯勤總部在大陸時期有所作用,但在台灣卻毫無作用。在台灣的海空軍大部分依賴自己的補給系統,聯勤總部卻是在孫立人想盡辦法爭取陸軍部隊最低需求的給養時,讓孫立人綁手綁腳,聯勤總司令不過是蔣中正個人的工具,蔣中正透過參謀總長周至柔把自己的想法傳遞命令給聯勤總司令。巴奈特引述孫立人與蔡斯的看法,軍中政戰制度對於達成良好軍事紀律、高昂士氣、有效的戰鬥潛能,形成了障礙。
美國國務院、中情局都同時在1951年注意到蔣經國推動政戰制度引發國府內部的衝突,尤其立場親美的孫立人,更成為美國反蔣意見的主要來源,巴奈特在他的備忘錄中提到他對兩位孫立人幕僚的觀感是,吸引人與聰明。美國對國府軍隊的許多負面看法,
多與孫立人有關,在那時敏感的政治情勢下,不免埋下了日後孫立人案的遠因,國府後來整肅孫立人,也無非是向美國表態蔣中正對台灣的控制,並非美國可以指指點點,甚至是美國不要妄想在幕後陰謀發動軍事政變。
無論如何,在美國的高度壓力下,蔣經國暫時採取了妥協,1951年12月5日的中情局密件顯示,在蔣經國的提議之下,蔡斯指派美軍軍官到國防部總政治部實地觀察政戰官的作為。後來的發展,軍中的政戰制度並沒有因為美國的壓力廢止,海軍的政戰人員仍由政戰系統指派,為了政戰制度存廢爭議,與蔣經國意見不合的桂永清、孫立人,後來都遭到調整職位,桂永清1952年離開海軍,雖然桂永清因為深受蔣中正信任,被委以參謀總長重責,上任不久即病逝。孫立人晚年際遇淒涼,多半起因他在美國人面前告蔣經國的狀有關,孫立人與蔣經國在國府內的鬥爭,幸好國府顧忌美國壓力,孫立人僅被軟禁,苟全性命於亂世。至於政戰制度對軍中的控制,其實也沒有如蔣經國所設想那般,近年來許多重大軍中弊案,政戰制度幾乎都沒有發揮事前蒐獲情資,採取即時防範的功能。

美中情局報告稱冷戰時期台海有不明飛行物|高靖

文/高靖

2018年5月5日,有人聲稱解放軍軍機在馬祖上空如入無人之境,其實這只是民眾缺乏航空常識,以訛傳訛的說法。國防部還慎重其事發布新聞稿說明,依據雷達資料,民眾所指稱的時段,並無共軍飛機在馬祖上空飛行紀錄,僅有民航機在附近活動,研判為4萬英呎高空飛行民航機所產生的凝結尾。不過,從美國中情局的機密檔案當中,真有一份有關台灣外島看到不明飛行物體(UFO)的目擊報告,中美雙方還曾經共同調查這些目擊事件。

不明飛行物體一直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這幾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公開了許多管制多年的機密檔案,很大一部分,就是全世界各地號稱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告,其中有不少是美國飛行員聲稱看到不明飛行物。在中情局成堆的過期機密檔案當中,有台灣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調查報告。

1968年,國際發生許多大事,這一年越戰因為北越在南越全境發動攻擊,震撼美國白宮,把美國政府宣傳越戰順利進行的謊言戳破,詹森總統也因此放棄競選連任,黑人人權牧師馬丁路德金恩、羅伯甘迺迪兩人都遭人暗殺,巴黎發生學生暴動,美國各地大學也紛紛有不同的學生運動。台灣在美國政治壓力下,正從整戈待旦,積極準備反攻大陸,逐步轉換為建設台灣,蔣經國是國防部長任期最後一年,1969年轉任行政院副院長,積極推動建設台灣。

就在這紛亂的一年,台灣海峽與金門上空,卻出現不明飛行物體,國府派三位官員與美方合作調查,最後雖然想要將這個不明飛行物歸類為人造衛星,但是目擊者認為它飛行的速度,比人造衛星還要快。

不明飛行物體在全球各地都有人宣稱目擊,讓人想像是否外星人來到地球,或者可能是美蘇強權祕密研發的特殊兵器。台灣也不例外,就在美蘇兩國積極展開太空競賽的年代,台灣也有人目擊不明飛行物,而且是在敏感的軍事重鎮金門外島,牽動中美雙方展開調查。根據中央情報局公開的檔案當中,時間標明1968年9月,有關台灣看到不明飛行物的報告,這份被列為機密(Confidential)的報告顯示,一個由三位國府官員組成的調查小組提出報告,說明這些不明飛行物是在1968年7月17日後,陸續被民眾看到,出現在台灣海峽與外島。

這個調查小組認為,這些不明飛行物可能是人造衛星、飛碟、電子干擾裝置、心戰汽球等四種。這份機密報告並沒有全文公開,而是經過中情局內部的刪節後才對公開,被刪節的內容,都與美方參與國府調查不明飛行物有關,顯示美方極有可能有介入調查,至於詳細的調查內容因為被刪節,而無法得知。

中情局的機密報告顯示,共有兩起目擊不明飛行物事件,分別是發生在1968年7月17日,與1968年8月12日到13日之間,在台灣海峽與金門上空。7月17日的晚上7時15分到9時30分之間,以及凌晨4時到5時之間,不明飛行物在金門上空被目擊到,由東向西飛行。8月13日所看到的不明飛行物,經過調查後,認為可能是人造衛星,但是報告中也提到,這個不明飛行物的飛行速度,比人造衛星還要快一些。

另一個有趣的記錄是,從參謀總長賴名湯生前留下的日記,1968年8月1日這一天賴名湯記載,7月29日空軍四架F-86戰機在馬祖巡邏時,突然發現下方有三架共軍飛機,可是石門、東引、外埔的雷達,都沒有發現。馬祖的高射砲也沒有看到,使人半信半疑。賴名湯說,後來派了八架F-104戰機到同一地點巡邏,看看大陸如何反應,結果一切和平常一樣,沒有積極的徵候。

賴名湯在1968年是國府空軍總司令,按照他的說法,空軍戰機在空中看到三架不明飛機,以為是共軍戰機,但是地面雷達卻毫無反應,賴名湯想弄清楚大陸的狀況,所以另外派飛機去出現三架飛機的空域巡弋,測試大陸反應,這時卻沒有大陸飛機出現,顯示先前可能不是碰上大陸飛機升空與我對峙,但也沒有確切證據,能夠確認被看到的不明飛機究竟是什麼。

賴名湯個人記述下來的這起馬祖上空戰鬥機看到不明戰機的事件,與金門與台灣海峽目擊不明飛行物的時間,非常接近,不禁讓人好奇到底天空中藏著什麼樣的秘密,當年台海與金門上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台灣海峽與金門在冷戰期間,遭人目擊有不明飛行物體,驚動美方派員來台參與調查,這些當時列為機密的調查報告,封存多年後公開,其中並未確認這些被目擊的飛行物,究竟是什麼東西。不過,美國中情局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的掌握,十分密切,甚至只是學術研討會,中情局都要展開情報蒐集,根據中情局的解密檔案顯示,美方密切掌握有關兩岸不明飛行物體的狀況,包括兩岸雙方曾在1993年舉行了兩岸不明飛行物體的研討會,這個活動都被中情局秘密監控。

中情局的檔案記載台灣在1973年已經成立研究不明飛行物的組織,大陸是在1978年成立同樣的研究機構。亞洲地區目擊不明飛行物,不只是在台海地區,根據中情局的解密檔案,包括東北亞地區,在1940年代之後的期間,美軍飛行員有許多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1948年10月,美軍駐防日本的F-61黑寡婦夜間戰鬥機,目擊不明飛行物在空中加速脫離。1952年1月,韓國元山有B-29轟炸機目擊不明飛行物,3月在日本三澤基地報告不明飛行物繞著F-84戰鬥機飛行。

1952年8月與10月,美軍在韓國的C-54運輸機與地面塔台,都有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1953年2月,韓國的F-94戰鬥機目擊不明飛行物。

1956年12月,美軍雷達發現不明飛行物,F-86戰鬥機前往追逐,雷達受到干擾,隨後這個不明飛行物飛走。同樣是12月,美軍在遠東地區駐防空軍,也有一起戰機在空中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但最後還是讓這個不明飛行物跑掉了。1958年7月,日本北海道也有美軍軍機目擊不明飛行物。

從這些不同的美軍飛行員報告看來,空中的確有某些東西的存在,讓人們目擊後感到不尋常,如果是一般人目擊,可能會誤認,但是美軍飛行員受過軍事訓練,對於空中出現不尋常的飛行物體,提出的懷疑應該比一般人更可信,但是到目前為止,始終沒有人能夠確認這些可疑的不明飛行物,到底是什麼東西,究竟那些目擊報告所看到的是什麼東西,是來自地球以外的物體嗎?也許有那麼一天,這些接觸都會有水落石出的時候。

甘迺迪選舉計算美國放棄兩個中國政策|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當年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居然是甘迺迪總統生前一個大煩惱,甘迺迪原本主張運用兩個中國,讓中國大陸可以進入聯合國,但是他在1961年就任總統不久,深思熟慮後認為他在大選勝選幅度非常小,推動兩個中國,會讓他被共和黨修理,造成內部分裂,他不准幕僚部屬推動兩個中國政策。這一年的聯合國大會又因為茅利塔尼亞入聯案,糾纏上外蒙入聯案,使得中華民國處境尷尬,若否決外蒙,蘇聯就否決茅利塔尼亞入聯,甘迺迪力勸國府不要動用否決權,雙方意見往返多次,蔣中正最終換到了甘迺迪保證,若中共入聯,美國將採取否決權阻擋,這才使國府改弦更張。
甘迺迪政府的國務卿魯斯克在他的 「政壇見聞錄」(As I saw it)書中透露,他曾在1961年5月,與甘迺迪總統進行過長時間私人會談,主題是中國問題。根據魯斯克的說法,他問甘迺迪,國務院是否有需要研究調整中國政策的可能。兩人討論出了某些方案,就是承認兩個中國,所謂的兩個中國策略,在幕後調解北京與台北,默默地努力,然後靜待情勢的發展。
魯斯克說,他與甘迺迪都同意,美國的中國政策,在他們就任總統的那時,甚至可說很多年以來,都沒有反應亞洲的現實。然而,在提到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時,魯斯克表示,毫無意外地,甘迺迪排除中國政策任何改變的可能,因為甘迺迪在11月(1960年大選)選舉只以些微差距獲勝,甘迺迪認為是伊利諾州的庫克郡獲勝讓他勝選,甘迺迪覺得自己沒有獲得美國人強力的授權,因此對於每場戰役,甘迺迪都非常謹慎選擇議題,任何關於中國政策的改變,都會面臨一場激烈的戰役。在艾森豪總統卸任前,艾森豪告訴甘迺迪,雖然一般來說,他會支持甘迺迪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強烈反對任何新政府承認北京,以及允許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的企圖。
而且美國與北京的接觸,並沒有具體成果,簡而言之,中共對於改善中美關係似乎興趣不大,至於甘迺迪所關切的更符合現實的中國政策,就變成了以後再談,不急於一時。甘迺迪顧忌這個議題會造成國會與人民的分裂,他認為一個更符合現實的中國政策的潛在利益,並不足以讓他冒著嚴厲的政治對立的風險。他如果這樣做,就會被共和黨的中國遊說團,以及許多國會議員嚴厲批評,我們若要執行兩個中國政策,將會非常困難。
魯斯克認同甘迺迪的理由與結論,他也讓甘迺迪知道他的看法。當他要離開總統辦公室時,甘迺迪提醒他,不希望在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上面,讀到國務院正在思考改變我們的中國政策。他回到國務院時,史蒂文森(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斯(國務次卿)與其他人來與他討論中國問題,尤其是他們希望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他扮演了老頑固的角色,阻止他們。他沒有告訴他們,他與甘迺迪總統的談話,因為他們會對華盛頓時報與紐約時報洩漏這個新聞。他也沒有進行任何新的中國政策的研究,在經常洩密的甘迺迪政府當中,即使只是這樣,都會被媒體知道。
儘管根據魯斯克的描述,甘迺迪有關兩個中國的想法,僅僅只是短暫的,但是因為當時美國考慮給台獨份子廖文毅入境簽證,又準備與外蒙古發展外交關係,都引起國府強烈的猜疑。尤其國府與共和黨艾森豪政府穩定接觸了八年,現在又換回到過去對國府非常不友善的民主黨政府,國府上下都對美國新政府有些摸不透關係。
當時為了加強對美工作與聯合國會籍問題,外交部長沈昌煥、駐美大使葉公超、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在美國積極與國務院交涉,但是台北的蔣中正卻運用美國中情局台北站長萊恩直接向白宮傳話,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大作用。
台北避過了兩個中國,可是如果杯葛外蒙案,引發蘇聯杯葛茅利塔尼亞,就會失去非洲國家支持,一旦國府的會籍案遭到挑戰,表決的支持票數就可能受到很大影響,環環相扣,每一步都有外交影響,當時國府已經抱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立法院甚至決議反對外蒙入聯,美國顧慮國府在聯合國地位,由甘迺迪總統親自寫信給蔣中正,傳達美方訊息,希望化解國府的態度,找到轉圜空間。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1年4月5日,國務院給美國大使館的電報提到,葉公超拜會魯斯克,葉公超請魯斯克代轉蔣中正給甘迺迪的信函,信函中表達國府反對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的立場,因為漢賊不兩立。甘迺迪也在17日回覆蔣中正,雙方的問題不在於共同的目標,而是如何選擇達到目標的策略(此處所指應是維護中華民國的聯合國會籍)。5月2日,國安會幕僚柯莫(Robert Komer)提交一份備忘錄給國安顧問彭岱,柯莫認為國府有信心危機,美國應該馬上採取行動,安撫國府,也許雙方還是要信件往來,如果副總統詹森利用到東南亞訪問時,順道到台北,也許更好。
5月14日詹森訪問台北,但是中美雙方溝通效果顯然不如預期,國府仍然懷疑美國不放棄兩個中國,6月21日,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研判,蔣中正會離開聯合國,也不願被迫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果不其然,根據陳誠1961年6月27日日記,蔣中正邀集國府官員開會,對於美國推動兩個中國與外蒙建交問題,極為憤慨,決定退出聯合國,以示決心。
詹森離開台北後,蔣中正在6月9日致函詹森,蔣中正在信中強烈反對美國有意與外蒙建交,美國是朝向兩個中國邁進。中美雙方歧見仍深,甘迺迪決定直接回信給蔣中正,根據國務院檔案,甘迺迪在7月14日去函蔣中正,甘迺迪認為如果他們兩人能夠見面,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但他們兩人都走不開,甘迺迪敦促蔣中正指派一位完全受到蔣中正信任,能夠代表蔣中正與國府的人到華府,與他以及其他美國官員溝通聯合國的策略,甘迺迪點名蔣經國,希望他能夠來美溝通。不過,也許是基於雙方對等,蔣中正指派陳誠訪美。
不過,蔣中正寫信給詹森,卻引起白宮與國務院摩擦,甘迺迪發現國務院為詹森所擬回函,內容非常糟糕,對於蔣中正提出的各項問題,都缺乏具體表現善意,而此時是最需要善意。副總統也不宜涉入高度爭議的議題,甘迺迪要直接回信給蔣中正。遭到甘迺迪批評的回函,是由助理國務卿馬康衛草擬,他辯稱是因為詹森要求不要具體回覆蔣中正。蔣中正寫信給詹森,卻由甘迺迪回信給蔣中正,這個事件也隱約透露出甘迺迪與詹森兩人之間微妙的氣氛。
對於外蒙案,7月23日陳誠日記記載,他向蔣中正建議,可棄權,不然投反對票。這可能是陳誠可能受到好友王世杰影響,注意到否決權可能對國府會籍帶來的負面影響。26日,陳誠再次建議,可考慮棄權,前提是美國不與外蒙建交,放棄兩個中國,反對中共入聯。29日陳誠搭機訪美,與甘迺迪展開會商,陳誠在8月1日日記寫,魯斯克對外蒙案盡其威脅利誘之能事。顯然預期的溝通效果,又沒有能夠達成,中美雙方仍無共識。
眼看著聯合國大會時間逼近,這時候甘迺迪也耐不住性子,8月15日又寫信給蔣中正,信中強烈敦促國府不要對外蒙採用否決權,如果國府不用否決權,美國也會採取缺席的策略。彭岱在22日寫給甘迺迪的備忘錄提到,他與葉公超會面,說明這封信是甘迺迪對於美國政策的堅定支持,但是他們認為甘迺迪是國府的朋友,不會真如信中所說的那樣。彭岱也在同日給副國務次卿詹森的備忘錄提到,他與葉公超兩人討論,如果國府改變立場,可以得到什麼回報,他向葉公超挑明了說,如果國府私下保證不動用否決權,美國會協助國府在非洲爭取對國府聯合國會籍的最大支持。葉公超希望彭岱讓莊來德向國府提出同樣的說法。葉公超形容蔣中正還沒有下定決心,但是未來兩三天內可能就會下決心。
葉公超擔心他個人強烈支持國府改變立場的事情,不能讓台北知道,彭岱要求詹森與莊來德聯繫時,不要提到他與葉公超的談話。
葉公超是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卻私下支持美國立場,沒有謹守政府反對外蒙的堅定立場,與美方交涉,反過來要美方跳過他,直接對台北傳話。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同時間,蔣中正對葉公超充滿疑慮,急著把葉公超調回台灣。陳誠9月11日日記引述沈昌煥說法,沈昌煥說宋美齡打電話告知,葉公超向宋美齡建議,對外蒙問題可在開會時退出會場,這是蔣中正對葉公超不滿的原因。
8月26日陳誠日記,蔣中正邀大家討論回甘迺迪信函,陳誠建議簡單表明立場,不必過於刺激,因為甘迺迪對我國尚好。陳誠輕描淡寫幾句話,可是根據國務院檔案發現,美方對蔣中正信件反應不好。9月6日魯斯克要莊來德盡速將甘迺迪的回信交到蔣中正手上,甘迺迪在信中對國府仍然使用否決權,表達極度失望,國府似乎不瞭解對外蒙的否決,可能對國府的聯合國會籍造成嚴重後果。假如雙方不能達成協議,國府應該理解美國必須保持行動自由,為了推進我們共同的目標,採取我們認為最有利的方法。陳誠日記9月6日稱,蔣中正對甘迺迪信函提到各行其事,極感不快,擬覆函責國務院。
蔣中正與甘迺迪多次信件往來,顯然都沒能夠達成溝通效果。10月2日蔣中正見莊來德,請美方澄清立場。當時陳誠仍然堅持政府立場,但蔣中正已有轉變。國務院檔案在10月2日有魯斯克給台北大使館電報,研判蔣中正如果對於某些特定的問題,得到莊來德滿意的答案,蔣中正對於否決權案態度可能會有所轉變。10月5日,魯斯克請莊來德盡快轉達甘迺迪的訊息給蔣中正,甘迺迪解釋他不會用威脅的口吻,對忠實的盟友說話,甘迺迪提議國府放棄對外蒙使用否決權,美國就不會採取外交主動。
10月6日,莊來德回報,蔣中正希望甘迺迪公開承諾支持國府,他可以準備放棄使用否決權,但是少了這個承諾,他會碰上很嚴重的麻煩。10月7日魯斯克告訴莊來德,蔣中正的想法正由白宮與國務院研究當中,甘迺迪會舉行記者會說明。
根據國務院的記錄,彭岱在11日請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傳話蔣中正,美國會對國府私下保證對中共入會案動用否決權,這個保證不能公開,如果公開,美國只好否認,彭岱希望克萊恩或者葉公超向蔣中正傳達這件事情,彭岱還再三強調甘迺迪對克萊恩的信任。14日,克萊恩給了彭岱機密報告,上面有蔣中正列出四點意見,希望甘迺迪接受,若美方讓步,國府也可配合。
10月15日,陳誠在日記提到宋美齡告知由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向白宮提出外蒙案問題,等待白宮回覆。國務院檔案在10月16日有魯斯克給莊來德的電報,電報中轉達甘迺迪指示,由莊來德向蔣中正口頭轉達甘迺迪的私下保證。到這個時刻,中美雙方總算對於否決權的問題達成共識。
根據陳誠日記,10月18日,蔣中正告訴陳誠,接受甘迺迪的意見。23日,外蒙案政策確定變更,葉公超也向陳誠表達克萊恩居間協調,他完全不知情。外蒙後來順利入聯,美國也依約沒有與外蒙建交。
蔣中正與陳誠的堅定態度,讓美方對兩個中國政策知難而退,雖然未能阻止外蒙入聯,但這個讓步爭取到美國更大支持,尤其克萊恩在最後雙方高層對話過程,扮演了關鍵角色,葉公超與莊來德兩位大使都不清楚台北與白宮的溝通細節,克萊恩卻深受雙方信任,傳話精準,促成最後溝通成果。

美軍出動原子武器掩護國府大陳島撤退|高靖

文/高靖

1955年2月國府從大陳島撤退,是繼1950年舟山、海南島撤退後,最大規模的撤退,不同於以往都是國府自己進行撤退,大陳撤退是在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在美方要求國府自大陳撤退,提供海空掩護下,大陳島軍民撤回台灣。表面上任務順利成功,但因為一江山戰役剛剛結束,美軍不能掉以輕心,掩護撤退的美國海軍艦艇,配備原子彈頭,國府當局並不知情,而是事後才知道,撤退過程也有人報告發現海面有潛望鏡蹤影,擔心潛艦攻擊,共軍飛機曾經猛烈轟炸大陳,但撤退那幾天,不知何故,共軍飛機一架都沒有出現,國府將三萬多人撤出大陳,有如神助。
中美雙方才在1954年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才進入1955年的第一個月,共軍對國府控制的外島進行猛烈攻擊。根據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卡內當時提出的最高機密等級報告,1月10日中共出動50多架戰機,在九小時內,四次攻擊大陳島,共軍主要的目標是停泊在港內的船隻,這些船隻都受到輕重不等的破壞,目前沒有跡象顯示共軍將在短期內進攻大陳島。
由於共軍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大規模的轟炸行動,根據美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國防部長俞大維為了對大陸轟炸大陳,採取反擊行動,他在11日向美方提出徵詢同意攻擊大陸,但是美方大概是害怕戰事擴大,破壞亞太和平穩定局勢,藉故拖延兩周後,否決俞大維要求。
1月12日,駐美大使顧維鈞銜蔣中正之命,拜會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柏森,對中共大舉空襲大陳島表達關切,希望了解美國政府對於防衛大陳島與其他外島,能夠提供那些軍用物資與士氣上的協助。
1955年1月19日中午,美中雙方在國務院開會討論大陳問題時,太平洋另外一端,共軍才剛剛結束對大陳島門戶一江山島的大舉進攻,成功攻取這個小島。共軍攻擊一江山後,俞大維要求攻擊汕頭、廈門、福州,美方知道共軍行動來者不善,立刻同意國府還擊大陸。
面對升高的情勢,1月19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向國務院建議,美國政府應該以正式負責任的態度,要求國府從大陳島撤退,以免發生更多的人員與物資的損害。
1月20日,國安會開會,中情局長杜勒斯報告,共軍出動一個團兩個營兵力,約3000人到4000人,國府約有1000人游擊隊成員,經過兩小時戰鬥後,共軍占領一江山,共軍這次攻擊行動非常有技巧,無論是他們的登陸部隊與60次的空襲,事前都很謹慎地掩飾他們的企圖,沒有留下太多的預警空間。
事後看來,共軍對大陳島港內船隻的攻擊,與後來的一江山戰役,不無關聯,共軍可能想藉破壞船隻,阻止大陳島增援一江山,由於大陳島受到共軍空襲威脅,從台灣派來此地的海軍艦艇,不在港內停泊,多改在大陳島外停泊,以避開共軍空襲。
美國務院檔案記載著1月19日12時45分,中方由外交部長葉公超、駐美大使顧維鈞代表,美方有國務卿杜勒斯,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中國科科長馬康衛。葉公超說,關於大陳島的問題,他奉命向杜勒斯提出,從軍事觀點看,這些外島在沒有外援下,國府軍隊無法防守,國府無法獨力防守這些外島,但這不單單只是軍事問題,還有其他重要的考量,所以有些問題必須就教於杜勒斯
,國府不希望給人留下印象,國府不願意防守,撤出軍隊。
葉公超解釋,這會讓自由中國的敵人,又像過去攻擊國府一樣,指責國府害怕打仗,只要碰到對手,立刻丟下武器投降。國府藉著證明展現戰鬥意志,去改變這種形象,金門自1949年以來,遭受多次共軍攻擊,成功打退共軍,擊斃8000共軍,俘虜7000共軍。
大陳守軍決意戰鬥到底,但如果他們必須撤退,事前必須有詳盡的規畫,減少對心理層面的傷害。
在共軍對一江山發動攻擊後,情勢變得緊張,國務院見完台灣方面的官員,馬上就見駐美英國大使,因為英國始終拿國府控制的大陸沿海外島問題找麻煩,英國認為這些外島會挑發戰爭,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雙方在3時15分碰面,杜勒斯與英國駐美大使馬金斯,羅伯森,歐洲科長莫成德四人。杜勒斯說,美國已經採取穩定局勢的行動,他已經與葉公超見過,下午還要會面,敦促國府自大陳島撤軍。
下午3時45分,葉公超、顧維鈞、杜勒斯,羅柏森、馬康衛繼續會談。杜勒斯轉達,如果中方同意之下,艾森豪總統願意提出建議,撤退大陳時,美軍提供海空掩護。美國將宣布在目前情況下,等待聯合國採取適當行動前,美國將與中華民國合作,確保金門的安全。經過數月的考慮後,將在聯合國安理會堆動聯合國應該採取行動,要求中共與其他國家停止在這些外島鄰近區域的軍事行動。
杜勒斯認為,保衛金門的宣布,有助於抵消部分因為大陳撤退對士氣的不良影響,這代表了重新調整,將中國政府的部隊集中,可以達到一個比較能夠防守的地位。杜勒斯說,美國政府認為國府控制金門是有必要的,金門可遏制廈門港,廈門如果讓共黨有效的使用,就會是共產黨用來進犯台灣的理想跳板。
至於馬祖,杜勒斯認為,國府必須考慮是否要守住馬祖,他強烈的建議撤出馬祖,可以在撤退大陳時,一併撤出馬祖。如果國府仍要防衛馬祖,最後還是會被攻下的,美國無法對馬祖提供掩護,馬祖的地理位置,是無法防守的,中國軍隊可集中平均配置在台灣、澎湖、金門等地,其他的外島都會使國府軍隊過度延伸。把主要的軍隊困在這些石頭堆上,實在沒有意義。
葉公超問,這是根據美國總統的命令完成,而不是根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來。杜勒斯說,是的。葉公超允諾盡快與國內聯繫美國政府的提議,希望美國暫時對這件事情盡量保密。
幾天後,1月22日,葉公超、顧維鈞、羅柏森、馬康衛四人碰面,顧維鈞將蔣中正的電報內容摘要,告訴羅柏森,蔣中正同意正式接受美國保護大陳撤退,以及共同防衛金門與馬祖的提議,中國政府勉為其難接受這個提議,是因為考慮到從大陳撤退是無法接受的選擇,卻是唯一的選擇。不過,中美雙方仍有些歧異,蔣中正希望美國公開宣布協防金門與馬祖,但羅柏森認為,杜勒斯沒有同意公開宣布防衛金馬,艾森豪總統是要國會授權在台灣地區使用武力,美國不希望把行動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島嶼。
大陳島的撤退行動是在2月8日展開,進展順利,2月10日,國安會會議當中,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說明,大陳撤退行動在良好天氣配合下,進行得非常順利成功,在一周之內可以完成撤退任務,有一架美軍飛機被擊落,這架飛機是在大霧當中迷失方向,在大陸上空降低高度時,遭到共軍20防空炮擊中著火迫降,到當時為止,沒有共軍飛機出現在撤退行動當中。雷德福表示,有報告稱看到一個潛望鏡,但是現場的官兵不認為有遭到潛艦攻擊的危險。
不過,撤退過程是否真如雷德福那樣輕鬆,蔣中正的英文秘書沈錡的日記在1955年3月9日記載,葉公超約吃飯,飯後副參謀總長余伯泉來聊天,余伯泉說,大陳撤守,原由美方建議,撤守的行動,也是中美合作,我方曾將作戰計畫完全交與美方,美方卻沒有正式將他們的計畫交給我們,後來我們想別的辦法,取得了他們的計畫,才知道美國艦隊帶有原子彈頭,可能這是他們不願我們知道的原因。
大陳撤出後,金馬已是台灣地區距離大陸最近的兩個島嶼,協防問題各方關切,3月19日,美國紐約時報社長薩茲柏格到高雄西子灣訪問蔣中正,對於大陳撤退問題,蔣中正說,如果金馬外島問題尚未解決,我們不會自大陳撤退。薩茲柏格問蔣中正,是否因為美國答應協防金馬,所以才自大陳撤退,蔣中正說,是的,但這一點請嚴守秘密。蔣中正也告訴薩茲柏格,在金馬問題上,國府的態度是必守不撤。
至於金門情勢有多嚴重,根據沈錡回憶,1955年4月29日,沈錡與葉公超家中會談,葉公超引述余伯泉的說法,如果不用原子武器,金門恐怕只能守三天到七天,中共必將採取下列步驟,先試探美國反應,接著大舉空襲及砲轟,使我海空軍無法支援,即可以將金門孤立起來,最後駐軍可能投降。這與後來的八二三砲戰情況類似,但蔣中正反對對大陸使用原子武器。
美方從未明言協防金馬,也不同意國府要求公開中美雙方默契,蔣中正雖然把美方協防金馬的態度向美國有影響力的報紙透露,到了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金門遭受猛烈砲火攻擊,當時美方雖然極力支持國府,但是對於美軍可能與共軍發生衝突,國務院還是多所顧忌,約束美軍行動,這也是美軍護航中國海軍運補金門的時候,總是只在金門外海,而不靠近。美軍與共軍因為國府控制的外島發生衝突,進而可能讓美蘇雙方捲入大戰,始終是美國的政治顧忌。

蔣中正藉中情局反制國務院|高靖

文/高靖

弱國無外交,國府1949年撤退來台後,為了生存,仰美國鼻息,蔣中正總統應付美國關係,並非外界想像那般,他沒有與台灣現在那般,毫無國格地全面向美國傾斜,蔣中正在冷戰背景下,巧妙運用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將對美關係發展出國務院、大使館外交系統,以及中情局兩條外交軸線,蔣中正深知國務院對國府不太友善,其中甚多是對國府存有偏見人士,這些人往往成為國府與美國政府之間有效溝通的障礙,蔣中正卻藉著發展中情局路線,可以跳過國務院系統,避免訊息遭到偏見扭曲,由中情局協助總統府直接與美國白宮對話,1960年代聯合國外蒙案獲得折衷解決,就是蔣中正透過中情局與白宮直接對話的外交決策。
國府初來台之際,美國政府援助台灣並不積極,但是韓戰後中情局卻給予台灣甚大支援,藉以襲擾大陸東南沿海。大陳島、金門、馬祖等外島,早期多有中情局的掩護機關西方公司人員進駐,提供裝備武器與戰術指導。後來在台灣演變成美國大使館與美軍顧問團對上中情局,爭奪在台的主導權,1950年代當時,正規的外交系統大使館奪下主導,西方公司撤出大陳島,指揮大陳島上游雜部隊襲擾大陸沿岸的胡宗南,也被調回台灣,改以接受美援裝備的正規師,但其實蔣中正派去仍然只是戰力不足的部隊。
根據曾經擔任大陳島司令官的胡宗南1953年7月10日日記,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到大陳視察,建議增加大陳島正規師。7月12日,大陳島西方公司人員全部撤出。蔣中正的英文祕書沈錡回憶錄也有相關的記載,1953年7月11日,蔣中正、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副團長麥唐納、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會面,蔡斯與麥唐納建議用新式裝備的一師步兵,駐防大陳。麥唐納還建議撤換大陳島司令官胡宗南。7月18日蔣中正對藍欽表達認同麥唐納的建議,7月31日,胡宗南日記有蔣經國奉蔣中正之命,當面轉達大陳島的江浙反共救國軍總部改組為大陳防衛部,劉廉一擔任防衛司令。
胡宗南是蔣中正黃埔軍校嫡系親信,雖然在抗日戰爭與內戰的作戰指揮表現平平,甚至吃敗仗,但因為只效忠蔣中正一人,所以受到蔣中正寵信,從大陸撤台後,蔣中正將他派往大陳島,因為收編江浙沿海遊雜部隊,需要與中情局合作,蔣中正讓胡宗南與中情局發展關係,可見其信任與重視,胡宗南在日記當中引述不具名人士說法,認為他被調走,與參謀總長周至柔、副總長蕭毅肅有關。這個可能是國府內部派系鬥爭下的另外發展,但美軍顧問團與美國大使館的意見,可能更讓蔣中正在處理上要更加謹慎。
蔣中正當時發展中情局關係,國府內親美派龍頭宋美齡也有很大關係,宋美齡曾經批評過陳誠、胡宗南都不是親美派,宋美齡曾在士林官邸,招待西方公司在台成員,中情局藉國府將領蔡文治發展第三勢力,作為國府以外的反共勢力時,保密局也曾經藉著拉攏中情局,想要吸收美國資源,以抗衡蔣經國在國府內膨脹的勢力,宋美齡當時支持保密局,根據中情局解密文件,宋美齡並不知保密局與中情局合作,最終目的是要鬥垮蔣經國。
蔣中正對於美方提出的許多看法,其實並不全然聽大使館的。沈錡回憶錄1954年2月12日上午,總統府開會,藍欽提出今後海上截船及沿海突擊工作,由中情局所轄西方公司,轉由美軍顧問團處理,這項方案通過後,中情局代表杜根退席。
但是顯然中情局並不買大使館的帳,6月19日上午,蔣中正接見西方公司負責人強斯敦,蘇聯油輪三艘,最近運油經過香港,似有駛往廈門及上海模樣,美方望我政府加以攔截,23日,國府海軍就扣押了蘇聯油輪陶普斯號,引發了重大的國際糾紛,但是蔣中正毫不以為意。6月24日沈錡日記記載,外交部又接到美國大使館勸我們不要拘扣蘇輪,沈錡說,這是美方的矛盾,大使館的態度顯然與中情局完全相反,他也向蔣中正報告。
美國大使已經當著蔣中正的面前,要求海上截船改由美軍顧問團負責,但蔣中正卻配合中情局的情報採取行動,無非是藉著美方內部的不同部門權力鬥爭,爭取對國府最有利的條件,蔣中正與中情局的密切合作,更是讓他多了一個交涉管道,跳過向來對國府不友善的國務院系統的阻擾。
1958年,克萊恩來台接任中情局在台站長,蔣中正透過蔣經國與克萊恩發展合作關係,鑑於先前外島突擊大陸的合作經驗,國府與中情局關係越來越熱絡。副總統陳誠日記1961年10月15日,下午六時,宋美齡親來告知關於外蒙入會案,蔣中正親筆所擬四項原則,已由克萊恩直接送白宮,待白宮覆電如何,再告訴陳誠,希望陳誠能安心休養。外蒙入會案,牽扯眾多,非常複雜,因為蘇聯宣稱外蒙若無法入聯合國,就杯葛非洲茅利塔尼亞入聯合國,引起非洲諸國向美施壓,若茅利塔尼亞無法入聯,他們會杯葛中華民國的會籍地位,這可非同小可,也非國府單獨可解決。
這麼緊急的狀況,最後就是靠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與美國總統甘迺迪直接對話,擺脫了國務院系統的干擾,讓中美雙方高層釐清相互的態度,最後外蒙入聯,但美國並不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國府暫時保住會籍,中情局的管道,在當時對國府助益甚大,可以撇開大使館內許多對華有所偏見的外交官,能夠直接向最高決策者說明台北的看法。
1960年代,蔣中正已無法不將反攻大陸拿上檯面討論,雖然他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當中,已經放棄在台海的軍事主動,但蔣中正的統治合法基礎,已經隨著遲遲未反攻大陸,加上延任第三任總統,會受到更多質疑。這時候,克萊恩又是他與白宮對話,釐清雙方意見差距的重要管道。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不少克萊恩直接對白宮陳述台灣情勢的檔案。1961年7月7日,白宮國安顧問彭岱給甘迺迪總統的備忘錄,彭岱稱許克萊恩是美國派駐台灣的官員當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並且深獲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信任。這份備忘錄提到,克萊恩為國府傳達對於新的美國民主黨政府的疑慮,克萊恩描述國府的心情是美國是台灣與災難之間唯一的屏障,美國態度稍微一點點的改變,在國府看來就是生死交關的事情。國府習慣了共和黨,害怕民主黨。
克萊恩先前處理國府緬甸撤軍案,是以緩和私下溝通方式進行,獲得國府的配合,他說,國務院卻是以強硬的說法對付蔣中正,而不是在困難的問題發生前,先與蔣中正討論,國務院雖然是對的,但不表示國務院的方法就容易被人接受。克萊恩給白宮的建議是,由甘迺迪總統親自給蔣中正寫信保證,這個效果更勝於其他人,蔣中正目前懷疑的是國務院,不是甘迺迪。美方應該說服國府不要反對外蒙入聯合國,但美方不必在外蒙設館,這對美國的利益太小了。有關反攻大陸的爭議,克萊恩建議彭岱,給予支持蔣中正偵查大陸的任務,或許可以重獲蔣中正的支持,彭岱認為這個想法可以研究。
從克萊恩向彭岱的建議,以及彭岱對克萊恩的看法,顯示蔣中正發展克萊恩關係,在甘迺迪政府上任後,發揮了很大作用,尤其是1961年的外蒙案,克萊恩讓白宮理解台北為何會有那些激烈的反應,以及國府對於生存的憂慮。到了1962年國府與華府雙方為了反攻大陸問題,又出現不同看法,克萊恩的居間穿梭,直接向甘迺迪總統傳達台北看法,效果遠遠高於國務院系統。甘迺迪雖然想要承認中國大陸,但在當時冷戰背景下,並沒有採取這個作法,在克萊恩的建議下,美國政府協助台灣訓練小規模的傘兵部隊,提供運輸機載運傘兵,讓國府的反攻作戰準備看起來有那麼回事情。
國務院1962年5月17日公開檔案,有關甘迺迪與克萊恩會談的內容,克萊恩向甘迺迪解釋蔣中正的壓力,並且傳達蔣中正對國務院系統的不滿,蔣中正特別希望甘迺迪能夠了解,以限制對中華民國的美援,用來作為報復與施壓的威脅,只會有負面效應,而且破壞國府的威信,造成台灣的不穩定與反美情緒。蔣中正希望甘迺迪知道,美國運用外交管道,公開威脅亞洲領袖是不對的,這會讓他們沒面子,拒絕抗拒美國的建議,或是在他的同胞面前失去了信任。國務院逐漸增加使用經濟壓力,對付任何與美國有不同意見的友好國家。蔣中正基於善意與誠摯的態度,建議甘迺迪,這種方式只會減弱中美兩國的合作,傷害雙方共同利益,假如可以排除這種嚴厲的手段,蔣中正認為在任何有爭端的議題方面,都可以找到合理的妥協。
克萊恩離開台灣後,仍然對國府非常友善,到了1980年代,因為過去與蔣經國的信任關係,已經退休的克萊恩,還想為兩岸統一私下傳話,往來兩岸之間,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曾向北京駐美國大使館的冀朝鑄,主動提起這件事情。
蔣中正在1960年代仍然沒有完成他的反攻大陸偉大夢想,1975年病逝台灣。蔣中正在1950年到1960年代的20年之間,面對向來對國府不友善的美國大使館與國務院系統,他成功運用中情局管道,建立了他對美關係操作的第二軌,艾森豪總統時期,中情局勢力擴張,蔣中正利用這個情勢,擴大了台灣對美影響,彭岱對克萊恩的信任,也是蔣中正幸運地押對寶,讓蔣中正可以直通白宮,讓國府又在風雨中平穩度過了二十年。

蔣中正多線操作促成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高靖

文/高靖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開始加快台灣軍事援助,韓戰停火後,台北國府在1953年12月底對美國提出了開案(Kai Plan),1954年1月提出1955年軍援案,兩案都是希望在1955年完成擴充軍隊數量,蔣中正總統加快整軍經武,完成反攻大陸的使命,但是國府提出的軍援方案,遭美方潑冷水,冷淡婉拒,蔣中正顏面難堪,氣得要國府官員不要提案,以免再受美方輕侮。不過,蔣中正一手請求美國擴充軍備,另一手又以主動攻擊大陸前,必先徵詢美國意見,換取中美雙方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美方雖沒有同意開案,也不給太先進的裝備給國府,卻被蔣中正放棄主動攻擊所說服,蔣中正拿到了最重要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穩定了台灣的局勢。
開案是在正常的年度軍援需求外,國府另外提出的軍援需求,蔣中正重視的程度,要求以最高機密等級送交美方。開案在送交美方的過程當中,還曾經鬧過一場烏龍,根據蔣中正的英文秘書沈錡的回憶錄,被列為最高機密的開案曾經被弄丟了,蔣中正到處找不著,問起沈錡是否見到,沈錡也不知道,後來才發現是武官黃雄盛放在抽屜裡忘記了,本來這個機密計畫是要由皮宗敢轉交沈錡,但皮宗敢卻因有事交給黃雄盛,請黃轉交沈,才發生這個誤會,幸好當天蔣經國也在現場,幫忙向蔣中正說明,才化解一場尷尬,否則蔣中正對於這樣機密的文件如此草率保管,免不了會有人倒楣。
蔣中正知道國府無力自己反攻大陸,必須仰賴美國支援,所以開案的說明當中,還有策應遠東局勢為主,我反攻大陸為輔,希望藉此爭取美方認同,但是開案太過龐大,美方批評不切實際,譬如開案要求美國提供B-47轟炸機,1955年軍援案也要求援助B-29轟炸機,這些轟炸機都遠遠超過國府空軍的能力,台灣當時的空軍基地,甚至可能都無法起降這些大型轟炸機,美軍認為二戰後期的B-29轟炸機都超過國府的能力之外,更何況是當時最先進的B-47轟炸機。國府不自量力,難免受到美方輕慢。
根據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在1954年3月8日發給美國國務卿的最高機密(Top Secret)電報,國府外交部在1月11日以備忘錄方式,將1955年軍援案送交大使館,這項方案包括國府擴充三個野戰軍,24個步兵師,3個裝甲師,海軍需要6艘驅逐艦,10艘護衛驅逐艦,2艘運輸艦,以及超過100艘登陸艇與勤務支援艦艇,116架各式飛機,包括F-86軍刀機與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
1953年12月28日蔣中正向參謀聯席會主席雷德福提出開案,有關開案的發想,根據國府國防部的想法,是假設1955年軍援案已經為美方接納,在這個基礎上擴大國府的軍備,藍欽的電報引用一位美軍顧問團的評論,這樣規模的軍援,是需要美國經濟採取戰時規模的動員。藍欽表示,雖然這個評論無疑地有些誇大,但可以看出美軍顧問對開案的態度。
1954年1月4日,外交部長葉公超寫信給雷德福,大致說明開案的範圍,希望在1955年結束之前完成,包括裝備41個步兵師(含一個空降師),除了1955年軍援案要求的海軍艦艇之外,另外增加12艘運輸艦,登陸艦也要增加,531架飛機,包括當時最先進的B-47轟炸機。
對於開案,2月20日,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給陸軍部的信函表達了看法,開案大部分都不容易執行,幾乎每一部分都需要大量增加美國的援助,同時需要具體修改美國的戰略。蔡斯原本建議21個步兵師,2個裝甲師,一個完整陸戰隊師,他認為不需要更動這些。
美國大使館隊開案的看法,從陸軍角度看,若要按照國府所設定1956年1月期限,完成裝備四個野戰軍,但其實只有能力招募、訓練、裝備兩個野戰軍,這個計畫可以在三年到五年內完成。
另外,國府在1954年曾另外提出一億元軍協案,這個方案讓蔣中正氣憤難平,國史館編印「中美協防」第一輯當中,收錄蔣中正在1954年9月21日給宋美齡電報,蔣中正批評美國對我軍經援助之要求,延滯至今,仍置之不理,是輕侮中國,不以余為友邦的態度,殊出意外。22日,蔣中正再電宋美齡,決定不提案,免遭再受輕侮。
當時一億元軍協案,並沒有經過正常外交或者軍事管道,向美國提出,是蔣中正自己向美方提出的,所以蔣中正事後能夠喊停。根據1954年9月17日藍欽的機密電報,9月16日蔣中正找他與國務院外交任務總署遠東區科長穆懿爾,蔣中正希望國務院外交任務總署署長史塔森,應該給予開案最優先,盡快實施,尤其是其中的一億元軍協案,12個月使用一億元,訓練後備部隊,從每四個月兩萬到三萬人完訓,提升到八萬人,也就是一年有二十四萬人。蔣中正說明原本要十八個月訓練,耗費一億三千萬元,但他認為一年一億元就足夠了。
但是美方潑了蔣中正冷水,除了年度的軍事援助案之外,美國不願意放寬支援更多的裝備。10月26日,葉公超從華府發給台北的電報說明雷德福的看法,美國恐無法接受開案。正常軍援外的援助,非他個人或任何一個單位所能單獨決定。
中美雙方討價還價,美國只願意裝備美軍顧問團所提出的陸軍21個足額的步兵師,台北爭不過美國,只希望以24個師的番號,分配21個師的裝備,各師保持八成的戰鬥力,但美軍顧問團懷疑,這樣一來,就沒有任何部隊具有足夠戰鬥能力,雙方你來我往。最後台灣方面提出,保持12個師足額戰力,另外12個師戰力不等,具體分配由國防部與美軍顧問團協商。
蔣中正打算在1954年爭取美國軍援的過程,並不順利,不過,這一年年中的日內瓦會議,中共參加了,對國府的國際地位非常不利,蔣中正只能藉著爭取軍援,希望讓美方重視台灣的安全問題,情勢的發展雖然緊張,但對台灣慢慢有利,9月共軍砲擊金門,11月發生海軍太平艦遭共軍擊沉的慘劇,兩岸情況在韓戰停火後開始緊張,美國允諾提供一艘護衛驅逐艦(DE)補充太平艦損失,反而提高海軍戰力,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在12月簽署,這個爭取到美軍協防台灣的條約,為台灣爭取到了將近20年的政治穩定,也是蔣中正在中美雙方外交折衝過程中的,機關算盡的一次政治勝利。
1954年6月22日藍欽給國務卿的機密信件稱,其中提到中美安全協定的問題,藍欽引述葉公超在6月17日的談話,葉公超說,提出這個協定的目的,是政治的,不是軍事的。這不會增加美國的軍事承諾,如果國務卿杜勒斯擔心大陸攻擊台灣,引起台灣反擊大陸,那麼杜勒斯必須注意蔣中正的談話,中國在沒有事先徵詢美國之下,不會對大陸發動任何重要的軍事行動。藍欽問,是否面對美國反對之下,中國政府會在非常確定的理解之下,不採取對大陸的攻擊行動。葉公超說,這樣的理解不應該包含在協定條約當中,他會去詢問蔣中正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蔣中正為了反攻大陸,必須積極爭取美國軍經援助,另一方面,蔣中正也藉機與美國談判爭取雙方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蔣中正挑明了質問杜勒斯,美國不願簽是害怕捲入國府反攻大陸,國府有關中共的軍事行動,都會向美國事先徵詢,國府反攻大陸只需要美國的後勤支持,如有美國協助,在亞洲看起來,反而是有不良影響。蔣中正將軍事主動讓步給美方,利用美國不願兩岸發生戰爭,對國府攻擊大陸多所疑慮的情況下,逐步誘使美方認同台灣放棄軍事主動,接受美方的管制,促成雙方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
1954年8月25日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給杜勒斯的最高機密文件當中分析,蔣中正的保證,給予美國對於可能讓美軍捲入重大衝突的環境,有了更大的控制,與中華民國簽署防衛條約,有助於推動東北亞建立安全防衛。美方的看法,顯示蔣中正願意先向美軍徵詢意見後,才對大陸進行攻擊行動的策略奏效,吸引了美方的認同。但是,這樣一來,也讓國府反攻大陸的準備,前方多了一個美國政治壓力的橫阻,然而,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與蔣中正而言,也許內心清楚明瞭兩岸軍事對比差距大,確保台灣安全與生存發展的現實,可能要遠遠超過反攻大陸的政治理想。

蔣經國生前日記要求死後火葬骨灰拋海不要鋪張儀式|高靖

文/高靖

蔣經國總統在1988年1月13日病逝台北大直七海官邸,1月30日蔣經國的棺木暫厝桃園大溪陵寢,至今沒有安葬。蔣經國曾在生前所寫日記當中,表達他希望火葬的想法,也對台灣許多喪禮鋪張浪費,勞民傷財,感到不滿。蔣經國曾對友人透露他的日記內容,他死後不要排場,火化後,將骨灰灑到大海,不可舉行任何儀式,如有庸俗的排場,會讓他死後大大煩惱。
僅管蔣經國生前有如此想法,但他突然病逝後,不僅沒有火化,更沒有由家屬把骨灰灑到海上,政府還把大溪頭寮賓館改成他的陵寢。
蔣經國死後的1月14日,政府設靈堂於台北榮民總醫院懷遠堂,蔣經國的遺像前,有蔣中正遺孀宋美齡致送的十字架花圈。1月22日,移靈台北市圓山忠烈祠,供民眾瞻仰蔣經國遺容,1月30日,舉行大殮,奉厝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
蔣經國在總統任內病逝,政府基於國葬禮儀,加上元首尊崇,沒有按照蔣經國生前的心願,簡約處理喪禮,也沒有將他火化,將骨灰灑入海中,不知蔣經國地下有知,會對凡世間的繁文縟節,有什麼樣的想法。
蔣經國生前會提到他自己的葬禮,是因為他的政敵毛人鳳病逝後,毛人鳳的喪禮非常張揚,在國府遷台臥薪嘗膽的時期,讓蔣經國非常的不高興。蔣經國才會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嚴厲的批評毛人鳳的喪禮鋪張浪費,並且把自己對於喪禮的想法,對友人毫不保留的剖白。
毛人鳳在1956年12月11日病逝後,12月23日蔣經國寫信給友人李士英,由於李士英與蔣經國談到毛人鳳的喪禮,蔣經國表達同感,順便將他私人日記內容抄錄給李士英看。
蔣經國在日記提到,「人鳳兄之喪排場甚大,送喪行列長達數里,經過之處,交通斷絕,且有卡車數十輛,滿載武裝士兵護行,余頗不以為然,對此一布置,事前並無所知,如此作法定將使人鳳兄不安於九泉,對公對私皆有害而無益也,再看送喪者形形色色,而出於衷心之哀傷而來者,實無幾人,此種喪禮實庸俗不堪,一旦余如死去,絕不願有類似之排場,只要將余之屍體燒成為灰,由兒女散之於茫茫大海之中,絕不可舉行任何儀式,如此則死亦得其安矣。如死後為余做庸俗之排場,則死後亦將大大的煩惱一番,那真是生亦煩惱,死亦煩惱了。」
毛人鳳從大陸到台灣都是主管情報工作,但與同樣掌管對大陸情報業務的鄭介民不和,與蔣中正的嫡子蔣經國更是長期不和,毛人鳳與蔣經國在國府內部情報系統方面互爭主導權,兩人纏鬥到美國中央情報局都注意到這個情況。
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檔案當中,在1951年10月6日有一份關於台灣軍方政治部與保密局權力鬥爭的機密報告。這份報告指出,蔣經國的政治部與毛人鳳的保密局,正在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政治部是當時台灣最有權力的組織,因為政治部有最多的經費,以及許多來自戴笠組織、保密局、三青團、青年軍最有經驗的人,政治部在台灣的宣傳與情報工作很成功,但是在大陸的情報工作較弱。
保密局因為人才被政治部網羅,實力減弱,但保密局希望運用大陸的游擊部隊,建立第三勢力,打破蔣家對政府的控制,為了打倒蔣經國,毛人鳳與毛森秘密合作,努力爭取美國支持第三勢力,保密局希望透過美國的支持,重新獲得優勢,毛人鳳與毛森透過里龍上校擔任中間聯絡人。
這份中情局的報告說,宋美齡支持毛人鳳的游擊部隊行動,但是宋美齡不知道毛人鳳的行動與美國扶植第三勢力有關。
中情局的報告還提到,毛人鳳與蔣經國是死敵,毛人鳳只有抓到機會,就會對美國人詆毀蔣經國,毛人鳳曾經說過,如果蔣經國控制台灣超過三十年,台灣會變成蘇聯一般。另外,保密局也透過政治壓力,要削弱蔣緯國的裝甲部隊,保密局支持推動將裝甲部隊分散在陸軍當中,這樣裝甲部隊可以由陸軍控制,而不是蔣緯國控制,當時蔣緯國不太理會陸軍總部的重要命令。根據許多國府官員的說法,保密局故意促成蔣緯國與孫立人兩個陸軍派系的摩擦。
政治部與保密局因為作風很有爭議,但當時大部分人是敢怒不敢言,不過,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卻對保密局與政工人員頗多抱怨。中情局1951年10月27日的機密檔案提到,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主張國防部要對政治部有更多控制,蔣緯國指揮的裝甲部隊,應該換一位更有經驗的人指揮。蔡斯認為政治部是秘密警察組織,是不民主的,但蔣經國不以為然,主張政治部對部隊士氣至關重要,是非常必要的。
在這場爭論當中,孫立人身為國府將領,不僅沒有站在蔣經國這邊,反而表態支持蔡斯的意見,並且催促蔡斯要向蔣中正提出這些問題。
蔣經國抱怨如果他有美國背景,而不是十四年的蘇聯背景,他對政治教育的作法,很可能會被讚許,而不是被批評為模仿蘇聯的灌輸方式。
國府遷台初期的保密局與政治部,後來多為人詬病,主要是為了穩定局勢,展開了許多共諜清查任務,對穩定軍中士氣,維持部隊純淨,產生一定作用,但這些過程當中,這些形同秘密警察的組織彼此為了搶功,經常在缺乏具體證據下,濫捕刑求,造成許多冤錯假案,日後引發許多民怨,不過,保密局破獲的國防部共諜吳石案,卻是貨真價實的共諜。
保密局因破獲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才牽連出吳石案,根據當時中情局的機密檔案,1950年3月30日中情局的機密檔案顯示,中情局認為吳石案與台共謝雪紅有關,研判出身福建省的吳石,嘗試透過祖海軍當中福建背景的軍官,發動對國府的叛變。同時運用小船將武器、裝備、人員,從大陸偷偷運送到台灣東部海岸。
國共內戰後期,政府遷台前,海空軍部隊都比政府先撤退台灣,蔣中正擔心海空軍叛逃,以黃埔軍校出身的周至柔與桂永清,擔任空軍總司令與海軍總司令,藉以加強對這兩個軍種的控制,海軍早期因為內部有閩系之分,福建背景的海軍軍官不受蔣中正信任,蔣中正也非常懷疑海軍對他的忠誠,來台後,海軍設有反共先鋒營,受到懷疑的海軍官兵受到迫害,被送到這裡關押起來,進行思想改造,或許這是中情局認為福建人背景的吳石,因此找上海軍的福建籍軍官,發展共黨組織。
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許多政治冤案,多出自保密局與政治部,當時蔣經國還與台灣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交好,更助長蔣經國與毛人鳳競爭的優勢。相較於國府內部許多將領而言,蔣經國不是親美派將領,因為他在蘇聯待過許多年的經歷,起初美方對蔣經國多所懷疑,毛人鳳更是藉蔣經國的蘇聯背景,多加影射,拉攏美國的支持,保密局因為與美國合作,也與當時美國在香港方面發展非國民黨背景的反共第三勢力有關,不過這個派員滲透大陸,在大陸內部蒐集情報的計畫後來並沒有成功。
毛人鳳在1956年5月赴美治病,當時台灣管制出國,毛人鳳享有一般人少有的出國治病的特權。毛人鳳生病出國前,保密局調整任務,在1955年改為國防部情報局,專責對大陸情報工作。這個保密局的改組,就是蔣經國掌握國府情報系統的成果之一,蔣經國還透過當時擔任國安局副局長的陳大慶,對情報局加強掌握,情報局1985年又改為軍事情報局。
毛人鳳在權力鬥爭方面居下風,身體健康也出問題,赴美治病期間,蔣經國多次發電報給在美國的毛人鳳表達關心,國史館出版的蔣經國手札一書當中,可以看到在毛人鳳出國後,蔣經國頻頻去電關切,1956年的5月11日,29日,6月4日,26日,8月1日,19日,蔣經國還請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董顯光,就近照顧毛人鳳的治療,連毛人鳳的醫療費用都命令董顯光支出解決,返台旅費也由大使館支出,蔣經國雖與毛人鳳不和,卻對毛人鳳的病情表現出十足的關心,蔣經國還要毛人鳳休息三個月,病中的毛人鳳也難與蔣經國爭鬥,蔣經國也就順勢到情報局主持會報,還把這件事情在電報中告訴了毛人鳳,不無表現勝者為王的氣勢,毛人鳳回台後不久病逝,情報局也就順利成章地為蔣經國接手控制。
蔣經國對病中的毛人鳳如此噓寒問暖,提供醫療費用與旅費,但對於毛人鳳的身後事,卻有那麼嚴厲的批評,好似一個人有兩張不同臉,但這似乎也顯示蔣經國對毛人鳳的關心,不過是官場的表面周到,並不一定出自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