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升旗意義漸被遺忘台灣只剩仇恨偏見｜高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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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靖

每年元旦，民眾齊聚總統府前廣場，參加新年第一天的升旗典禮，似乎已經成為了一項傳統，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項活動究竟從何而來，又代表什麼意義。總統府每天都有憲兵負責升旗與降旗活動，何以元旦這一天就特別呢？元旦升旗活動，最初是在1980年的元旦舉行，那一年中華民國剛剛度過與美國斷交的第一年，台灣社會穩定地度過了危急困厄的一年，民眾與青年學生在新的一年開始，齊聚廣場表達對政府的支持，然今日台灣所見所聞，盡是民進黨政客高喊轉型正義的雜亂爭吵，掩蓋了蔣經國總統與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忍辱負重，領導大家自風雨中走來的記憶。
1979年，中華民國失去了美國的外交關係，華府正式承認了北京，台灣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但是台灣卻能夠促成美國國會在1979年4月完成台灣關係法的立法，創了美國歷史的第一個紀錄，國會通過的法律，用來規範美國與另一個地區的關係，這與雙方政府簽訂的外交公報不同，但卻是美國聯邦政府必須遵守的美國國內法令，放諸全球，這也是獨一無二的政治案例。然而，台灣關係法的完成，難道是隨隨便便信手捻來的東西嗎？
當然不是，這是國府在台灣早已預知國際情勢的危厄變化，多年來在美國國會積極布局，終於在一場知道最終將敗下陣來的外交戰場上，打了一場光榮的戰役。中華民國長年以來，在美國國會有許多友人，早年被稱為China Lobby，國府自國共內戰失利，敗走台灣後，透過這些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議員，幫台灣爭取到許多援助與政治支持，後來名稱成了Taiwan Lobby，但是這些議員依舊是熱心支持台灣。
兩蔣時代的對美外交，蔣中正總統時期，除了一般的正式外交互動，在軍事合作方面，雙方早在對日抗戰期間，就已經建立許多深厚友誼，蔣中正更藉著情報合作，與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跳過大使館與國務院的繁文縟節，可以直接與白宮溝通，為台灣爭取到不少外交空間。
不過，早期對美國國會議員的聯繫運用，多以宋美齡與孔家（孔祥熙）子女為主，台灣外交部派員赴美聯繫美國議員，初期還要透過孔家人安排，馬英九總統時代的某位國安高層曾經透露，他當年派駐美國時期，拜會非常支持中華民國的高華德議員，對方的辦公室卻反問他，有沒有先經過孔家人的安排。可見當時對美外交被孔家人掌控，孔家人雖然也是幫助中華民國，但在台灣國府的領導，蔣中正年邁多病，慢慢轉移到蔣經國手上之際，蔣經國也開始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拿回對美國外交的運作主導。
蔣經國開風氣之先，在駐華府大使館成立國會組，其他各國派駐華府的大使館，頂多就是有個政治組，台灣獨一無二的國會組，就是專門負責強化對美國國會的聯繫。1970年代當時的國會組培養了許多傑出外交官，程建人、馮寄台、仉家彪、胡旭光等人，正是蔣經國的高瞻遠矚，才讓台灣在美國國會內部蓄積了一股強大的支持力量，在美國政治風向都不利台灣的時候，即使白宮與北京建交了，仍能從美國國會扭轉頹勢，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確保了台灣往後數十年的安全。
美國是在1978年12月16日凌晨通知蔣經國，蔣經國在睡夢中被搖醒，被告知美國將自1979年1月1日起，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失去美國的外交關係，可以說是國府自1949年12月遷台以來，最重大的政治與外交挫敗，其實自196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陸續失去主要國家外交關係，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斷交，這一連串的打擊，其實都已經讓有識者可以早早看到遠方醞釀中的風暴，早晚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其實早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期間，1970年當時，尼克森總統透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積極打開美國對大陸的關係發展，蔣經國已經意識到美國這個長期堅定盟友，最終也可能背棄我們而去。國民黨政府除了在外交政治上，苦思生存之道，沒有對外明白表明的是，國府逐漸改變對大陸的軍事策略，從遷台初期的反攻大陸，採取攻勢作為的建軍備戰，在1960年代後期，已經慢慢轉型為防衛台灣為主的建軍路線，1960年代後期當時爭取美國提供潛艦、先進戰機，都只是以台海防衛作戰為主要構想，要產生嚇阻共軍犯台的能力，已經不是如何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大陸。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69年8月8日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蔣中正在8月3日與國務卿羅吉斯會面時，蔣中正對羅吉斯說，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要入侵中國大陸，因為沒有這個能力。蔣中正這一句話，其實道盡了當時國府心態的轉變，1970年代開始，台灣與美國方面對於台灣的軍隊組織再造，進行了許多合作與研討，這個組織調整無非就是將攻勢為主的構想，轉換為守勢，同時配合國家財政情況，縮小軍隊規模，攻守轉換對於後來幾十年的台灣安全，產生重大的影響。
台灣在1970年代開始與美國合作F-5戰機在台組裝，培養戰機自製能力，美軍在越戰損壞車輛也多送來台灣維修，逐步培養國軍的後勤補保能力。在蔣經國主導下，更多的資源投入中山科學研究院的軍事科技研發，除了因美國壓力停止的核彈研究外，中科院逐步建立的飛彈研製能力，都提高了台灣防衛自主能力，這些軍事建設並非一蹴可幾，需要長年的投資與規畫，如果主政者沒有長遠眼光，今日有怎麼可能有所國防建設的成果。
國民黨政府在調整軍事政策後，開始回過頭來，推動台灣的基礎建設，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蔣中正的決心下，毅然決然展開。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提供了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建設。國民黨政府在台幾十年，為了反攻大陸這個龐大的目標，耗用了許多社會資源，但也不是盲目地窮兵黷武，仍能盱衡主客觀情勢，在關鍵時刻進行改革調整，才能為台灣爭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間。
如果不是國民黨政府早有應變措施，及早開始在外交政治、軍事方面預做因應，也開始推動內政改革，當美國確定與國府斷交後，台灣已有承受如此重大災變的能力，那是打落門牙和血吞的艱困局面，然而1979年開始，台灣也的確穩健地走出陰霾，開創了後來的經濟奇蹟。台灣曾經因為特殊情況下所採行的戒嚴與威權統治，這些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看待這些問題，不能抽離當時兩岸的特殊情境，人們在這個特殊歷史階段下受到傷害，日後追討公道，眾人多能理解，但歷史又怎有片面觀點，多是功過並存，總是三七開看待，如今流行的轉型正義，不過是種以仇恨至上的粗鄙論調。
元旦升旗，曾經是民眾與青年學生自動自發表達對政府的支持，展現全民團結的活動，於今可能早無人記得近四十年前的場面，成了每年元旦應景的活動罷了，當你仰望國旗冉冉上升，怎能不緬懷當年政府沉穩的領導與人民的溫厚。今日台灣的一切，並非自然天成，也非憑空而來，那是前人奮鬥努力的成果，當我們參加元旦升旗，都有如是的感懷才是，若毫無想法，又何必摸黑起早，只為了跟著大家一起去嗎？
關於台灣的重大改變，要在1988年1月蔣經國病逝後，台灣開始出現許多歷史翻案風潮，還原歷史真相本無可厚非，對於曾經受到壓迫者，為他們討公道，也屬正當，但到了現在，出現了轉型正義的口號，在民進黨政府對社會進行有組織有系統地煽動仇恨之下，現在已經不只是還原歷史，而是要重塑歷史記憶，重新置入取代原有的集體記憶，否定所有過去有關國民黨政府的存在價值。不僅沒有對當時許多人物提出客觀的評價，而是發動鞭屍一般的仇恨批鬥，人們耳中充斥的盡是被煽動而起的仇恨與憤怒，心中為偏見所遮蔽了判斷，這樣的台灣，能有未來嗎？當你明年還要參加元旦升旗時，請你務必回想台灣這風雨四十年，何以能夠堅忍不拔，奮力向前。

二二八事件後蔣中正曾同意中美共管台灣｜高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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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靖

1947年在國共內戰的陰影下，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一遍混亂，蔣中正也慌了手腳，眼見事態持續惡化，社會動亂難以遏止，經濟情勢不穩定，蔣中正表達了願意在原則上支持在一定的時間範圍內，基於重視經濟復甦，可以採取某種形式的中美共同管理台灣。蔣中正對中美共管的讓步，雖然最後沒有實現，但從他撤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改設台灣省政府，指派文官魏道明擔任省主席，亦可見其改革的意圖，同時也顯示二二八事件影響之大，可能超乎蔣中正原先料想之外。
二二八事件這起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台灣政治與社會發展幾十年的歷史悲劇，在戰後台灣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複雜情勢下，因為人謀不臧，族群矛盾而起。國府事前未能督促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因應民怨，事後強力鎮壓，雖能平一時之亂，卻無法消除一生怨恨。
柯台山因不滿日人在台統治，由台灣前往大陸，抗戰期間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他後來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訪談時說，每當大陸人知道他來自台灣，就會有人說，「貴國」。他就想怎麼會這樣呢？但也無言解釋。他在黨部工作時，也曾被懷疑，被人跟監兩年，確定他沒有異狀後，才取消跟監。
柯台山是1939年來到重慶，經人介紹前往拜會國民黨秘書長朱家驊，柯台山主張，中華民國宣布廢除馬關條約，此乃天經地義的事情。朱家驊說，馬關條約簽約時，有俄國、法國等為監約國，中日雖已開戰，但俄法仍為我友邦，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不得廢除。朱家驊的話，讓柯台山聽了十分生氣。
關於馬關條約，在日軍發動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後，中華民國正式對日宣戰，並宣布廢止馬關條約。當時蘇俄與日本簽有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法國已向德國投降，法國剩下親法西斯的維琪政權，與英國支持的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政府，但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如朱家驊所言，視不平等條約有效，朱家驊未體認台人心情，以國際公法的高傲回應台人，這種心態也正是台灣光復後屢屢發生本省人與外省籍官員衝突的原因之一。
從柯台山的口述歷史，可以看到台人與大陸人相處，在分離幾十年情況下，彼此都有某些隔閡，一時難以弭平，當有嫌隙發生時，就容易引發衝突，從而出現爭端。尤其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大陸正處在國共內戰談談打打階段，美國強勢介入調停，任意干擾國府軍事行動，國府不敢開罪美國，終至軍事行動缺乏決心，打擊士氣，戡亂作戰由盛而衰，國府忙於應付美國與中共之際，對台灣情況自然未加重視。
柯台山在口述歷史也提到國府未注意台灣問題的例子，他回憶二二八事件後，他與楊肇嘉（曾任台灣省府民政廳長）到南京見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吳鐵城告訴他說，國共談判時鬧事，南京同仁情緒普遍受到影響，對台灣情事無法太過關注。吳鐵城的說法，正是當時國府輕忽台灣問題的心態。
柯、楊兩人因為對台灣時政經常發表看法，結果在二二八事變爆發後，國民黨中央黨部拍電報給柯台山，電報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對柯台山與楊肇嘉極不諒解，希望他們多注意行動。柯台山向吳鐵城建議，一定要換陳儀。吳鐵城說，若依蔣中正與陳儀的交情，這是不可能的，由中央發函譴責好了。楊肇嘉說，發十張也無效。吳鐵城的話，顯示蔣中正被自己的情感所蒙蔽，不能看清台灣的複雜情況。
台灣在戰後，情況十分複雜，日軍撤出台灣，但部分有專門技術的日人與官員，被國府要求留下來協助日常運作，可是美方對這件事情有意見，美國主張所有日人應在一定時間內撤回日本，也就是在這種國府未及接收，日人必須回到日本，造成台灣政府機構運作與許多設施運作停擺。台人因為過去是日本國身分，戰後又轉換為中國人身分，但在戰後混亂時期，也很難要求平等待遇，在大陸許多協助日軍作戰的台人，後來雖然行動自由，但是身無分文，生活無著，有幾萬人在大陸等待回到台灣，日軍徵用派往海南島的台人也大量運回台灣。台灣雖一時穩定，但社會不安定情緒卻逐漸累積。
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1月10日駐台北領事館給駐美大使司徒雷登的電報，提到前一年在東京發生日警槍殺旅日台人的涉谷事件引發的台人反美示威（不滿占領日本的美軍未公平處理此事），台灣民間也流傳許多謠言，包括美蘇開戰，名古屋與基隆都遭到轟炸，30萬美軍來台，美軍在台建工廠造B-29轟炸機，這些謠言居然讓許多曾在菲律賓為美國工作過的台人，都跑去美國領事館找工作，還有未具名的有權勢的日人在基隆上船遣返日本時，發下狂語說，20年後還要再回來。台人也流傳美國對國府治台感到失望，支持日本把台灣拿回來。還有蔣中正見過麥克阿瑟，準備把台灣賣給美國，用來推動對抗共軍的作戰。
這些謠言都顯示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台灣社會因為國際局勢動盪不安，以及大陸國共內戰的關係而呈現混亂局面。楊肇嘉曾在台灣日據時期參與爭取民主運動，受日方壓力，輾轉前往上海經商，根據柯台山轉述楊肇嘉的說法，陳儀到台灣任職之前，先拜會楊肇嘉，楊肇嘉曾問陳儀，台灣光復後，台民不是一率平等嗎？為何仍設長官公署，長官公署與總督府有何分別？陳儀聽了後，臉色驟變，隨即離開，陳儀的反應，讓楊肇嘉對台灣的光復熱望破滅。
楊肇嘉曾在1946年9月25日被捕入獄，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關了37天釋放，楊肇嘉被當成日本戰犯審訊，後來查無實據釋放。楊肇嘉被捕是因台灣長官公署指控他侵占上海美商財產，供給日軍牛奶。但是楊肇嘉才在7月18日，到南京請願，表達台人對陳儀在台治理的不滿，兩個月後，楊肇嘉就因為台灣長官公署的指控而被捕，也難免給人聯想長官公署假公濟私報私仇。當時柯台山為了辦理護照赴美，申請前往南京，陳儀也對柯台山說，「我以為你要到中央進我的讒言。」
陳儀漸失台人的信心與支持，與發生事件有關。當時台人與大陸人相處有許多小摩擦，楊肇嘉對柯台山提到，戰後初期滯留大陸台人待遇不佳，同樣是從台灣到重慶參與抗日的謝南光，來上海見楊肇嘉，建議楊肇嘉獻金給駐軍上海的湯恩伯，定可改變台人在上海的窘境，結果楊肇嘉拜會湯恩伯時，只有副官出來看了一下，然後就離開，也沒有說明湯恩伯見或不見，過了許久，副官回來，看到桌上的錢，就拍桌大喊沒收，大家都呆若木
雞，謝南光很難為情。
湯恩伯軍隊在大陸風評原本很差，現在連台人也感受到了。台人彼此之間，也爾虞我詐，同樣是從台灣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劉啟光，戰後從重慶到上海，劉啟光保證國軍照顧台人不成問題，但是台人要表達自己看法，要辦刊物，準備宣傳品，楊肇嘉問要多少經費，劉啟光開口說了個不大的數字，楊肇嘉很快就將錢準備好，送給劉啟光，但是一星期過去，劉啟光毫無回音，一去飯店探詢，這才發現劉啟光早就離開了。劉啟光後來經日本轉往大陸任職。
就在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下，單純的查緝私菸事件卻引發二二八事件，根據那段期間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報告，事件初期多為本省人任意攻擊外省人，許多外省人被迫逃入領事館避難。在國務院檔案當中，1947年3月5日，美國駐華大使館收到141位台人簽名，代表807人向國務卿馬歇爾請願，要求美國與聯合國共管台灣，台灣要自中國獨立出來。同日另有來自台北領事館報告，稱國軍朝醫院射擊，台人要向領事館提供證據，美方不願介入衝突，要求領事館中立，不能受理所謂的證據。另一份報告稱，本省人用棍棒攻擊外省人。
直到國軍來台前夕，台北的領事館不斷收到台人陳情，希望國府不要派兵來台。美方也擔心軍隊入台後，可能引發更大規模衝突，為領事館準備了撤離方案，可在24小時內備妥飛機撤出人員。美方的顧忌是擔心國軍忌妒美國人在台灣受到歡迎，可能會引發意料之外的衝突。
柯台山對於發生二二八事件，他的看法是陳儀剛愎自用，匆促接收，專業人員有限，台人又不懂中文，在台中文報紙只有兩家，發行不夠，國營事業接收交給長官公署，但是政府沒人沒錢，台胞單純，看到諸多事業不能正常運行，不怪長官公署能怪誰？當時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很難解釋清楚。
二二八事件後，國府派兵增援台灣，日後被批評造成台人重大傷亡，不過，確切的傷亡數字在當時的美國國務院檔案中，沒有太明確得資料，有引用南京政府記者會公布的中央社新聞數字，很難說是正確的數據。不過，1947年4月10日，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呈給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備忘錄，說明國防部長白崇禧在事件後訪台過程，白崇禧否認China Weekly Review宣稱二二八事變造成台灣5000人傷亡的數字，但也沒有提出官方的數字，不過，就當時環境，英文媒體也僅提到5000人傷亡，與幾十年後台灣社會流傳的數字，顯然有很大差別。
不過，在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到某些對台灣情況的描述，4月21日葛超智備忘錄提到基隆港每天都有新的屍體出現，許多反對人士被槍決，但有兩位應該是中立人士，沒有參加過任何活動，也被槍決。雖然夜裡的槍聲與驚叫聲減少了，但是台北市區的氣氛還是非常的緊張。雖然葛超智簡單地描述了某些情況，但這類情況自然讓台人對國府的統治開始產生不好的印象。
台灣社會的不安，持續了許久，1947年11月17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給國務卿的電報指出，他與蔣中正談話提到台灣問題時，當蔣中正看到情況顯然是越來越嚴重後，他決定採取行動。當各種消息持續顯示政府管理不當，人民鬱積著不滿，具有有效領導的革命行動組織，以追求獨立自主為目標。蔣中正了解這個情況，也很爽快地表達原則上同意，基於重視經濟復甦，在有限定的幾年之內，可以採取某種形式的中美共同管理台灣。
蔣中正一生為追求中國統一奮鬥，由他嘴裡說出來，同意在限定時間之內，採取某種形式的中美共管台灣，這真是很罕見的情況，也顯示當時在南京的國府，對於台灣在二二八事件後，仍然有許多嚴重的問題，沒有辦法獲得妥善解決。二二八事件與緊接其後的白色恐怖，讓台灣歷經了20多年的高壓，直到1970年代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國府不得不調整策略，逐步改革開放，但是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痕，卻仍然紛擾台灣，不知何時才能結束。

婦聯會的選擇：槍彈、鐵鎚、木棒｜雷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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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倩

今年的最後一個工作日，在婦聯會常委一致決議的授權下，婦聯會與內政部及黨產會簽下行政協商備忘錄。該備忘錄文本係經婦聯會常會授權談判、協商代表長達五個多月反覆折衝、最後階段取得部分較有利條件後由常會通過。簽署備忘錄後，尚須議定行政契約文本，交相關組織通過會員大會或董事會同意後，簽署生效。

 

對於台灣第一件「行政契約」，外界提出從正面肯定到含淚支持到誓死反對的各種意見。更有人主張婦聯會不可投降屈從不義，而當以寧為玉碎之志和政府拼個魚死網破。

 

其實，識者或已注意到魚還可能拼到網破而逃生，而婦聯會最多只會拼成魚死網在！因為就在今年底，台灣的法規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婦聯會面對的，不只有外界熟知的黨產條例（即「附隨組織」爭議），還有立法院最近才通過的促轉條例以及更高階的政黨法。三者均賦予民進黨政府強制婦聯會轉型的權力，其最長時限，是在政黨法裡的「兩年內」。也就是說，婦聯會不可能以政治團體的現狀永續存在，必須積極尋找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生存的方案。

 

三把飛刀：黨產條例、促轉條例、政黨法

過去一年多，黨產會發動的程序，包括兩次聽證會，其重點都在婦聯會是否為「附隨組織」，若認定為是，則黨產會可調查婦聯會的財產「當或不當」，並對認定「不當」者做出處分。婦聯會自認不是國民黨附隨組織、沒有不當黨產問題，若有公平公正的程序，以訟止戰、以戰止謗的贏面甚大。也因此，很多人主張應該力拼到底。

 

但12月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了促轉條例！未來的促轉會對政黨、附隨組織（由黨產會依黨產條例認定）、及黨營機構具有高侵入性的調查權（第14-第17條）、高強制力的移交檔案條款（第18條）與極嚴厲的罰則（第19條）。

 

緊接著12月6日鮮少有人注意的政黨法公佈施行！該法以健全民主運作為名，對人民憲法保障的結社自由設立了各種條條框框，而全國300多個政黨或政治團體，兩年內都必須依該法修訂章程調整運作，以符合該法鉅細靡遺的規定。若屆期未完成修訂、且補正期滿仍不符規定，政府就可以「依法行政」：廢止立案、解散組織（第43條）、依規定清算財產剩餘歸入國庫（第32條）。婦聯會目前是「政治團體」，如果不積極改變該法人身份，便會適用政黨法的各項強制轉型規定。

 

這是為什麼婦聯會沒有拒絕轉型的可能，只有槍彈、鐵鎚、與木棒的選擇。這不是婦聯會單一組織的困境，而是台灣許許多多團體都將面臨的難關！

 

歲末年終，今年台灣選出的年度漢字是「茫」，反映了台灣社會在各種假「依法行政」為名的斫傷下，已然傷痕累累。標榜民主進步的執政者，可不可以擺脫極權主義極端仇恨的綁架，許人民一個休養生息的明年？2018又是選舉年，依例是各方政治動員的高峰，看來人民這麼卑微的願望仍難有實現的可能。

 

附1：政黨法第43條第2項

本法施行前已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政治團體，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本法規定修正章程轉換為政黨；屆期未修正者，經主管機關限期修正而不遵從或經修正後仍不符規定者，得廢止其立案。

前項經廢止立案之政治團體，應予解散，其財產之清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附2：政黨法第32條

未經法人登記之政黨解散或廢止備案後，其財產之清算，應依章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章程未規定、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無法召開時，由主管機關選任清算人，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

政黨財產清算後，如有賸餘者，其賸餘之財產歸屬國庫。

日本對台親善的背後是一中一台｜高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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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靖

日本侵略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最後戰敗投降，國共內戰讓中日和約談判，增加不少困難，撤退台灣的國府在國家地位衰退下，難與日本平等交涉，戰敗國日本姿態反而高於戰勝國，若非韓戰升高東西方陣營的意識形態衝突，促成日本難以與大陸的中共展開交涉，面對分裂的中國，日本採取了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立場，就是希望台灣不要與大陸統一，一方面是不希望國府反攻大陸，造成亞太區域不安定，破壞和平，可能使日本再次捲入戰爭。另一方面，日方不希望台灣為屬於敵對陣營的中共控制，更主張台灣獨立，以減緩日本的安全威脅。
從戰後到現在，無論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台執政，日方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就是與台灣保持親善，避免台灣太過親近大陸。日方長期以來的政策，在早期就是兩個中國，也就是現實上承認國府的地位，也接受中共進入國際社會，兩岸雙方保持和平，不要有戰爭。日本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蔣中正總統活著時候，可以維持兩個中國，若蔣中正死了，那麼就要考慮推動台灣獨立，確保兩岸的分裂，不使台灣被中共控制。
日本雖然搶在美國前面，先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與台灣斷交，這是日本的現實主義使然，日本在美國外交路線轉向後，不能不調整，但在戰略上，不願見到兩岸統一，不使台灣為大陸所有，在這個觀點上，日本始終沒有改變。
日本在戰後的國際政治上，採取現實主義，以符合日本利益為標準。當國共內戰情勢塵埃落定後，日本雖仍在美軍占領期間，但是日本政府觀望西方大國的政治風向，很快地就嗅到了不同的東西，英國對北京友善，否認在台的國府聲稱代表全中國的合法地位，美國卻因為韓戰緣故，支持國府。兩大之間難為小，日本採行折衷的對台政策，尤其日本政經穩定處處仰賴美國供給，只好選擇與國府發展政治關係，願意與蔣中正簽和約，但也希望能與大陸建立經貿往來。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51年5月19日，日本總理吉田茂請外務省事務次官井口貞夫向美方傳達，日本政府沒有任何意願與中共政權簽署和約，日本政府希望與在台灣的國府簽署和約。12月18日，吉田茂向美方表達了對美英兩國的外交政策不同，他感到十分困惑，英國要日本與他們一致，要與中共建立關係，英國將東南亞畫為他們的貿易區，要日本與中國大陸做生意，可是美國也要日本承認國府。吉田茂告訴美方，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寫信給他，希望與他在日本秘密會面，但他認為秘密見面不是個好主意，所以婉拒了吳國楨的請求。
有關日本和約問題，最能反映當時情況的複雜與日本的現實，台灣若無美國當靠山，根本難以與日本展開交涉。1950年6月韓戰爆發，影響日本和約的談判進行，由於韓戰也影響日本國家安全，美國希望趕快與日本簽訂和約，讓日本可以合法重建武裝，維護自身的安全，美國軍力難以繼續兼顧朝鮮半島與日本本土安全。1951年當時，美國擔憂蘇聯可能趁韓戰，出兵日本北海道，日本安全問題成了重大隱憂，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1951年1月4日，擔任和約談判的美國特使杜勒斯曾向國務卿艾奇遜表達和約拖延，對美國不利的看法。
8月9日，杜勒斯與英方會談時，英方堅持必須各國與日本簽訂和約生效後，日本與中華民國才能簽和約（因為國共內戰之故，舊金山和約簽署時，排除中華民國參加）。杜勒斯提醒英國，日本要加入聯合國，仍需要中國的支持。一個月後，舊金山和約完成簽署，但是仍需要美國參議院的同意，和約才能生效。
1952年1月10日，白宮將與日本簽訂的和約送入參議院，尋求國會通過，同日美英雙方也展開對話，根據國務院公開的會談紀要，杜勒斯表示，他不同意參議員要求日本立刻與國府簽訂和約的要求，也不希望參議院通過和約時，還有要求日本盡快與國府簽和約的附帶條件。
杜勒斯說，他信守與英國政府的承諾，讓日本在其最佳利益下有自由的選擇，不能強迫日本與國府簽和約，迫使日本承認國府代表全中國。日本與國府的和約問題，必須在多國簽署的和約生效後，才可以開始談判。可是他也相信以近年來的美日關係，他無法想像日本會追尋與美國不同的遠東政策。
艾奇遜補充杜勒斯的說法，他表示，日本要與國府有限的協議，會十分的困難。國府手上握有強力的牌可打，國府會運用參議員，提出延後通過和約，直到參議院能夠了解日本與台灣的協議，是否滿足了國府的要求。這樣已經很糟糕了，但是還有更讓人氣餒的，參議院可能通過和約時，加上附帶條件限定必須日本與國府完成和約，美國與日本的和約才能生效，這不只對美國不好，更會讓所有簽約國面臨很大的困難。由於美英兩國對於戰後局勢與國共內戰的看法不同，也就影響到日本對台的態度。
從大陸退到台灣的國府，始終堅持自己代表全中國，蔣中正的信念，卻無法在國際社會獲得普遍的認同，台灣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改變國際社會的態度，在這個背景下，現實的日本自然是一方面順從美國壓力，與國府談判和約，但另一方面接受英國的觀點，不在和約條文當中出現承認國府代表全中國的文字。
1952年4 月7日，日本盟軍總部給國務院的機密報告指出，日本一般認為台北的國府只是個微小的力量，與台北簽和約，日本沒有太多的利益，就算不簽，也沒有多大損失。迫使日本對台北讓步，在有關中國大陸的部分，會造成嚴重的反彈。日本朝野政黨都不太支持日本與台北簽和約，是憑藉著吉田茂個人威望，才能促成開始談判。在日本獲得獨立之前（當時美軍仍占領日本），以及韓戰結束，日方非常不願意對未來的中國政策產生任何偏差的影響，因為承認國府對大陸的主權，這個立場非常明確的不可能為英國所認同。
國府與日方談判多時，最後終於在1952年4月28日完成中日和約簽署，可是根據1950年代擔任蔣中正總統侍從秘書沈錡的回憶，中日和約在台北賓館簽署時，他形容現場地方太小，秩序大亂，首長沒有預訂座位，被群眾擠來擠去，實在不像樣。辦事人員忘了帶吸墨灰或吸墨紙，臨時以草紙及棉花代替吸乾簽字的墨汁，真使日本人看不起，沒有冷氣，天氣悶熱不堪，日本代表團全體穿長禮服，整齊畫一，我們只有外交部長葉公超與禮賓司長王季徵穿長禮服，其他團員都穿便服，據說曾經請撥作禮服經費，但沒有批准，真是可憐，在這件事情上面，戰敗國已經強過戰勝國。
沈錡的感嘆，也正是雙方地位實質的變化使然。國府身為戰勝國，與戰敗國簽和約，卻毫無勝利之姿，反而是藉美國壓力，促成雙方完成簽約，戰勝國因為內部情勢變化，苟延殘喘，朝不保夕，戰敗國卻得助於國際情勢變化，快速地重新站立起來，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
日本在非常勉強的情況下，完成與國府的中日和約談判，解決的戰爭問題，但在這過程當中，國府為了換取日本同意，以及爭取日本承認國府的外交關係，放棄了對戰爭責任的追償，造成了日後許多紛擾，至今無法解決，頻生爭議。
即使與國府簽了和約，在台北成立大使館，派了芳澤謙吉擔任戰後第一位日本大使，但是日本對國府毫無尊重之心，心中充滿輕蔑。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美國駐日大使墨菲在1953年2月16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日本外相岡崎勝男的說法，岡崎懷疑國府有實施大規模登陸大陸的能力，國府只有在美國的協助下，才有辦法實施小股部隊的登陸，在有限的區域內占領五六天罷了。
岡崎說，日本政府相信如果國府對大陸實施大規模登陸，一定會有許多個別的官兵叛逃，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士兵與飛行員，年齡大約在28歲到29歲之間，因為他們在大陸有親人。國府軍隊在大陸許多地方的名聲不太好，因為有很多指控他們在離開大陸時對地方進行勒索。
岡崎甚至在分析國府反攻大陸困難時，引用日本軍隊侵略中國時所遭遇的困難。岡崎表示，日軍占領中國，深入中國領土時，補給問題讓人十分頭痛，他相信國府軍隊在大陸會與日本人一樣不受歡迎。
對於像是岡崎這樣的日本政府首長來說，日軍侵略中國的教訓，居然只是補給困難，讓人頭痛，日軍不受中國人歡等等迎這樣的層次，日本究竟有無對於發動侵略戰爭，有任何反省與醒悟，從岡崎的心態即可得知，不過，日人對於蔣中正反攻大陸的現實點，卻也點出了國府當時的窘況，因為是內戰緣故，許多人被迫來到台灣，難免產生思鄉情緒，從而厭戰，日本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台灣駕機逃回大陸的人也不少，只因兩岸無法找到合理解決內戰的方式，也就讓兩岸分裂持續了幾十年，造就了兩岸不少骨肉分離的人間悲劇。
1953年9月3日美駐日大使館給國務院的日本政情分析機密報告稱，日本政府認為國府偏離現實，蔣中正是一個失去國家與未來的人，日本擔憂美國管不住國府，讓國府單方面行動，將美國捲入戰爭，如果美國被捲入戰爭，日本也難以避免捲入戰爭。這份分析顯示日本不希望台海有戰爭，因為戰爭結果是不明確的，但可以確定會把鄰近國家都拖下水，這是日本極力避免的。
日本對兩岸初期採取政經分離，對台發展政治關係，對大陸發展經貿往來，其實日本內裡的思考始終是一樣的，就是兩岸要保持和平，台灣應由對日友善的勢力控制，至少國府較中共對日本威脅小。根據國務院檔案，1964年12月29日美國駐日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分析日本政情，對於日本總理佐藤榮作有關中國問題的看法，電報中指出，佐藤榮作認為台灣不能被中共拿去，美日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有一致的策略。佐藤榮作也認為，只要蔣中正活著，中華民國就不會放棄代表全中國的主張，日本會維持兩個中國的平衡主張。但是蔣中正死後，就需要一個以台灣獨立為名義的長期解決方案。
這份電報也指出，佐藤榮作比外務省更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非常明顯地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在中國問題方面，最重要的防衛線。佐藤榮作也希望能夠在聯合國抵擋不助壓力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必須找到某些因應之道，他也希望能找到方法避免中華民國與日本斷絕關係。
1964年這時佐藤榮作才剛剛擔任日本總理沒有多久，他對於兩岸的看法其實就是保持兩個中國，若不行維持兩個中國，就搞一中一台，1971年11月30日從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就呼應了佐藤榮作的政策路線。這份電報提到張群訪問日本，佐藤榮作與岸信介都請張群向蔣中正傳達他們的訊息，他們認為中華民國的未來，就要採行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所有主張。
日後在北京積極運作一個中國之下，即使台灣想要搞一中一台，都已經變得困難，不易得到國際社會認同，這是雙方實力對比消長所致。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斷交後，就是原本的一中一台路線，只是無法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差別，但是日本對台態度保持友善，無非就是避免因為對立，促成台灣往大陸靠攏，現在的日本政府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都能保持友善關係，可是日本對台的親善，在中國統一的根本問題上，可能就不是件好事了。

美軍核子彈頭飛彈部隊日本不要台灣要｜高靖

歷史, 軍事留言

文／高靖

中華民國與美國在1954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機背景下，雙方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也在1957年開始有配備戰術核彈頭的美軍地對地飛彈部隊進駐台南空軍基地，至今基地外仍展示著當年美軍遺留下來的屠牛士（Matador）戰術地對地飛彈。幾年後，美軍也將戰術核彈儲放在台南基地，直到1970年代為止，美軍在台都有核子武器駐防，但當美國政策轉變，打算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不僅撤出台灣的核子武器，甚至連把台灣放在美國核子保護傘下也不願意，更不允許台灣發展核子武器自保。
政治情勢一夕轉變，人情冷暖，中華民國政府感受最深，華府從尼克森政府開始歷經福特、卡特三任政府，急切著想要完成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正常化，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華民國的存在，變成了台灣問題。美國與中華民國所有的政治承諾，全部在一夜之間毀棄，從最初美方主動表達在台駐防有核彈頭的戰術地對地飛彈，到後來台灣苦求美國以書面向台灣保證，一旦中共犯台，美方要動用核子武器，希望能嚇阻中共犯台意圖，這個要求都遭到美方以沒有必要為由回絕，國際現實就是如此，原來的盟友所提出的承諾都不能盡信。
台海情勢在1950年代當時，詭譎多變，韓戰在1953年經過冗長的談判後停火，這時中共轉換攻勢，將韓戰參戰部隊轉換到台海當面，台海情勢頓時升高，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台海危機，1954年9月3日，共軍對金門發動炮擊。1955年1月18日，共軍攻占一江山，一江山失守後，大陳島失去屏衛，加上台灣海空兵力距離太遠，不及掩護，百般無奈下，國府只好與美國合作，在2月8日至2月11日之間，將大陳島居民與守軍部隊撤回台灣。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背景下，美國主動決定將當時相當先進的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駐防台灣，可用來攻擊大陸東南沿海機場，協助國府遭遇共軍攻擊時，反擊共軍機場。屠牛士飛彈可配備核彈頭，是具有核子攻擊能力的地對地戰術飛彈。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1956年美方內部討論有關派遣屠牛士飛彈部隊到台灣，5月4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發給國務院的電報稱，他相信中華民國必然歡迎這項增加台灣武器的措施，台灣有這樣的部隊，可以在嚇阻中共入侵方面，產生具體的心理價值。當共軍攻擊台灣時，屠牛士飛彈將可有效反擊大陸的機場。
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是美國主動提出，這項計畫原本是要將1957年2月派駐日本的屠牛士飛彈，輪調到台灣，因為美國空軍在還沒有完成與日本政府協商有關屠牛士駐防日本的問題前，就已經對外宣稱屠牛士飛彈駐防日本與台灣，美軍決定在與國務院協商前，先暫停這項計畫。
屠牛士飛彈的核子彈頭，對於曾經遭遇原子彈轟炸的日本來說，太過敏感，尤其美軍才在1952年結束了七年的占領日本，不到幾年又要在日本駐防有核子攻擊能力的部隊，自然引起日本內部的爭論。美國國防部在1956年7月通知國務院，將以配備屠牛士飛彈的第17戰術飛彈中隊駐防日本，17中隊的一個分隊將以臨時任務的方式，駐防台灣，希望國務院提供政治觀點的分析。國防部也告訴國務院，核子武器不會隨著飛彈駐防日本，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卿羅伯森致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葛瑞表達國務院的看法，羅伯森認為，日方對於導入任何擁有核子攻擊能力的新武器，都十分的敏感。對於美國的任何計畫可能引起公眾反彈，日方越來越希望能夠獲得事先徵詢。他建議最好在計畫部署屠牛士飛彈到日本之前，先與適當的日本政府官員徵詢意見。
羅伯森表示，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這會產生良好的效果。除了增強中華民國的防衛能力之外，也能適時提高台灣的士氣。這也能讓其他國家看到美國有決心堅守對中華民國的承諾。也能讓在亞洲的美國盟友對抗共黨擴張時，為之振奮，對於達成這個區域的政策目標，也能夠提供助益。
國務院在1956年8月30日電告美國駐華大使館，通知中華民國政府，美國希望屠牛士飛彈能夠駐防台灣，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同意，雙方將可盡早展開詳細的協商。幾天後，中華民國外交部在9月2日向美國大使館表達同意並歡迎美國在台布署屠牛士飛彈。
儘管台北與華府很快就對屠牛士飛彈來到台灣達成共識，仍然拖延了許久飛彈部隊才來到台灣。1957年2月27日，國防部長俞大維與國務院官員會面，對於屠牛士飛彈的進度，俞大維表示，加快完成屠牛士飛彈的計畫是非常重要的。中華民國政府很遺憾美國軍方過早公開這項訊息，他覺得趕快進行實際的布署是很重要的。他說，美國國防部告訴他，已經批准這個方案，現在正在等國務院的決定。
國務院主管中國事務官員馬康衛說，沒有機構阻止這項計畫，國防部與國務院都同意應該積極推動這項計畫。但仍有一些技術問題要克服。
1957年3月6日，中美雙方政府正式對屠牛士飛彈進駐台灣展開協商，當年下半年屠牛士飛彈部隊開始進駐台灣。不過，第17中隊原本是要派駐日本，因為過早曝光，引起日本國內反對，改為駐防台灣，不過，後來還是有其他的美軍戰術飛彈部隊秘密進駐琉球嘉手納基地。琉球因為地利之便，位在朝鮮半島、台灣與日本本土之間，美軍直到1970年代才將琉球歸還給日本當局，所以在那之前，美軍可以任意將核子武器儲放在琉球。日本NHK製作一部講述美軍在琉球核子武器的紀錄片，其中訪問了美國空軍F-100的退休飛行員諾曼‧巴塔葛立雅（Norman C. Battaglia），這位退休飛行員在琉球接受低高度轟炸訓練（LAB），這是以低空接近，躲避雷達偵測，然後在目標區前迅速爬高投擲核子彈的飛行訓練，當時美軍以硫磺島作為轟炸訓練的場地。巴塔葛立雅告訴訪問者說，他接受的訓練就是用原子彈轟炸上海。
美軍第17戰術飛彈中隊，是美軍第四個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在佛州奧蘭多成立，不久就改換番號為第11中隊，1956年7月1日派往德國駐防。在此同時，1956年6月8日，美軍成立第19戰術飛彈中隊，是第五個屠牛士飛彈部隊，但在6月25日短短17天後，19中隊番號取消，所有人員併入先前的第17中隊。17中隊在派駐台灣之前，從1957年4月10日開始，在佛州卡納維爾角進行密集訓練，同年5月中旬試射完成四枚屠牛士飛彈後，開始調往台灣，11月在台灣完成布署，1958年6月又改換番號為868戰術飛彈中隊。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駐防台灣的屠牛士飛彈部隊是在1962年6月離開台灣。
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期間，屠牛士飛彈並沒有派上用場，因為共軍只有砲擊金門，共軍戰機雖與國府空軍展開激戰，但沒有進犯台灣。不過，美國參謀聯席會為了應變，還是有動用核子武器的規畫，預備在共軍犯台的必要時刻，出動駐防關島的戰略空軍B-47轟炸機，對大陸實施核子攻擊，但是是否動用核武，仍然需要白宮同意才可以實施。
1962年屠牛士飛彈撤出台灣，美國也同時在台灣配置戰術核彈，從1960年1月開始駐防，後來尼克森政府為了打開對北京的外交關係，決定撤出台海的核武器，對中共表達善意，美方儲放在台灣的核彈，從1974年7月開始撤出，同時也開始了美軍在台灣減少活動的開始，直到1979年1月斷交為止。
美國在台布署核武，但不信任台灣，對台灣存有戒心，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1974年4月3日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在履新前，拜會國防部長史勒辛格，史勒辛格告訴安克志，我們必須在撤出戰術部隊之前，先撤出在台南的核子武器，我們不可以讓中華民國政府有採取某些無法預見的行動的誘因或機會。
1974年5月1日，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尚未到任，代理館長來天惠為了撤出核武問題拜會行政院長蔣經國，蔣經國說，他知道美國在台有儲放核子武器，由於雙方沒有正式協議，美國自然可以撤走這些武器。但是希望不要公開，一般大眾不會知道這個變化。蔣經國同意美軍撤出核子武器的時候，台灣早已秘密展開研發核武與飛彈。
美國與大陸發展外交關係同時，美國對台的軍事合作關係一直降溫，讓台灣非常憂心。美國與北京建交，到了卡特政府時終於塵埃落定，美國與台北斷絕正式外交關係後，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12月28日、29日兩天，到台北與國府展開協商，對於斷交後諸多的外交、軍事合作問題進行溝通。根據克里斯多福在12月30日發給國務院與白宮的電報指出，參謀總長宋長志向他表達台灣將更迫切需要先進戰機，諸如F-16與F-18，宋長志還進一步要求美國仍將台灣放在核子保護傘下，美國應給台灣書面保證在中共威脅台灣時，美國會動用核子武器。
對於宋長志急切的要求，克里斯多福潑了他一桶冷水，克里斯多福沒有同意宋長志對供售F-16或F-18的要求，他只說，美國會提供防禦武器給台灣。克里斯多福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需要，也不可能提供台灣宋長志所提出的書面安全保重。
宋長志希望美國把台灣納入核子保護傘下，主要還是中共早在1960年代已經擁有核武與地對地導彈，台灣研發核子武器的計畫，又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兩度遭到美國制止，國府憂心暴露在中共的核武威脅，才會向美方提出核子保護傘的要求，不過從1979年華府與北京建交以來，北京雖曾在1990年代因台灣政局混亂引發導彈危機，還不曾明確表態，提出具體威脅對台動用核武。
(圖片為台南的屠牛士飛彈)

一年三起軍機叛逃大陸蔣中正限制偵察機進入大陸偵照｜高靖

兩岸, 歷史留言

文／高靖

國府自1949年遷台以來，兩岸隔海分治，蔣中正總統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後，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帶大家回老家，事與願違，經過多年仍無法如願，許多官兵思鄉心切，藉各種機會跑回大陸，1955年甚至一年之內發生三起空軍軍機叛逃大陸事件，從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發現，這一連串連續發生的軍機叛逃大陸事件，讓蔣中正總統都不敢下令空軍偵察機到大陸偵照，擔心又有飛機藉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跑去大陸。接連的軍機叛逃，只好不讓軍機執行大陸偵照任務，真是讓國府窘態百出。
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有一份1956年7月24日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葛瑞寫給國務卿杜勒斯的信函，信件內容主要是說明美軍台灣協防司令部與第七艦隊指揮官，非常迫切的需要，對大陸的內陸目標與遠程軍事集結的戰略地區，進行航空偵照。這個需要之所以迫切，那是因為對機場、補給設施的偵照，藉著指標出相對比的行動，有助於發現共軍對台行動的關鍵指標。
葛瑞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聯二部門與台灣協防司令部情報官的指揮下，對中共可能用來發動攻勢的大陸沿海機場、鐵道、港口設施進行航空偵照，這些航空偵察獲得的情報由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情報機構共享，這些頻繁的飛行，是現在以及持續未來的美軍防衛台灣早期預警情報的主要來源。
葛瑞說，中共藉著導入性能提升的噴射戰鬥機，絕對要阻止國府空軍的深入內地航空偵察行動。當中共改善他們高高度攔截的能力，國府飛機的最大任務高度與航程，就不足以完成由沿岸到內陸的情報任務。國府現有的RF-84F能力不足，如果碰到需要深入穿透大陸內地的偵照任務，就必須由擁有較高任務高度的飛機來替代。在參謀聯席會的建議下，國防部計畫增加一個RF-86F中隊，有六架偵察機，不過，它們沒有深入穿透的能力，還有兩架RB-57偵察機，具有深入穿透能力。同時間，國府將三個老舊戰機組成的輕轟炸機中隊汰除。
他表示，不論是中華民國政府或者是太平洋司令都知道必須謹慎使用這些飛機，蔣經國非常小心謹慎挑選與運用他所仰賴的飛行員，太平洋司令也知道如果這些任務遭到破壞，會產生國際複雜情勢與威脅。
7月28日，葛瑞寫了備忘錄給國務卿杜勒斯，在這份備忘錄當中，葛瑞說，國府不太願意執行航空偵察任務。國府在過去15個月當中，已經有三組機員叛逃大陸，因此除非是美軍協防司令部的要求，蔣中正總統不太願意下令任何的航空偵察任務。
葛瑞28日的備忘錄，暴露了當時國府退居台灣早期的窘況，他所提到的15個月跑掉三組機員，這些與國共內戰期間隱藏在國府軍隊當中的共產黨員，藉機叛逃到共軍方面不同。這些飛行員多半與共黨無關，大多是因為來台一段時間了，韓戰結束後，情勢和緩，因為離家多年，難免思鄉情切，信心動搖後，便利用機會駕機飛回大陸。
根據維基百科有關國府空軍叛逃記錄，1955年剛好有三件。1955年1月12日，空軍少校聯絡官郝隆年、第20大隊少校參謀王鍾達、機械師唐鏡，利用C-46運輸機，自台中機場起飛，在福建福州機場安全降落。
1955年2月23日，空軍官校飛行學員劉若龍、朱寶榮駕駛PT-17教練機，自虎尾機場起飛，在福建平漳海灘上迫降。
1955年5月18日，空軍第三大隊中尉參謀何偉欽駕駛P-47戰鬥機，從屏東機場起飛，在廣東海豐迫降。
除了利用飛行任務飛往大陸，也有劫持飛機逃往大陸。1956年1月7日，曾任空軍飛行員的韋大衛，利用松山機場值班人員換哨，與台北市警局雇員翟笑梧、陸軍總部士官梁楓，劫持一架小客機叛逃，迫降福建南安。
就在葛瑞與國務院探討台灣急需空中偵照研判共軍動態，台灣當局擔憂飛行員藉機叛逃不久後，台灣在8月15日又發生空軍官校少校教官黃綱存，駕駛AT-6教練機從岡山機場起飛，在福建仙遊迫降。
僅僅是1955年就接連發生三起駕機飛往大陸的事件，1956年又發生兩起，也難怪當時國府對於非必要的航空偵察任務，多持保留態度，就是擔心有飛行員藉著往大陸執行偵察任務，順利成章的飛往大陸境內，然後叛逃大陸，飛行員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若是存心叛逃，幾乎無法防範，除非有人密報，因為飛機是依命令飛往大陸境內，沒有人會懷疑飛機會叛逃，這與一般訓練飛行時脫離航道，或者失去聯繫，趁隙往大陸飛去不同。
後來稍晚的空軍35中隊黑貓中隊的U-2偵察機與34隊蝙蝠中隊的偵察機，執行大陸偵照或者偵察任務時，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叛逃爭議，凡而是遭到共軍戰機與防空飛彈狙擊殉難者多，U-2飛行員葉常棣與張立義，是在大陸被俘的U-2飛行員，獲釋後遭到國府禁止回到台灣，蔣經國死後才能回家。
從美國國務院檔案可以發現，蔣經國當時主導國府空軍到大陸執行航空偵照的情報任務。1966年當時，台北與華府對於在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產生了歧見，一項沒有載明具體日期的文件當中，提到美國決定停止蠟嘴鳥（Grosbeak）計畫，因為任務成果與犧牲的組員不成比例，相關裝備可以轉用到越戰方面，兩年來只出過兩次任務，中情局與國府都對於飛行員的損失與飛行任務的成果感到關切，其實國府私下是不希望繼續執行這個任務，但是因為國府認為美國停止任務計畫，是為了要脫離台灣，才會反對停止計畫的主張。
根據1967年1月3日國務院的一份有關中美合作大陸航空偵照的檔案，其中描述蔣經國對美國停止蠟嘴鳥計畫的不滿與憤怒，蔣經國對美方表達無法接受，美方為了緩和蔣經國的反對態度，建議共組小組評估任務行動的成效，蔣經國仍然反對，蔣經國大罵美方，他配合中情局，竟然是得到這種回報。為了這項計畫，空軍犧牲了120人，這項停止任務的決定，讓他如何能面對空軍，這不僅使他失去空軍的支持，也影響他在陸軍的地位。
從1950年代當時擔心進入大陸偵照，空軍飛行員可能會趁機跑去大陸，到了1960年代，環境改變，國府希望軍事反攻大陸的意圖，遭到甘迺迪政府的強力阻止，國府只好改變策略，藉著強化雙方情報合作，鞏固雙方政治關係，對於大陸內地的航空偵照所獲得的情報，其實對美國全球戰略比較有幫助，有關台灣防衛安全，東南沿海的軍事動態是比較重要的情報。國府軍事反攻大陸受到美國阻擾，類似蠟嘴鳥計畫的取消，讓國府感受到美國對台政策可能改變，才會讓蔣經國感到不滿與不平。
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透過中情局派駐台灣的克萊恩與白宮直接拉上關係，跳過國務院的管道，對外說法是可以避免國務院不能傳達正確的意思，其實國府真正的目的，是要建立與美方政治高層更緊密的信任關係，國府飛行員代替美軍飛行員深入大陸，執行偵照任務，無非是台灣當局爭取美國政治支持的舉動，這些任務的目的，已經超越1950年代協防司令部掌握共軍戰術動態的層次。
當時的中美情報合作關係，本質上是雙方更緊密的政治關係的建立，台灣在無法反攻大陸下，仍需要美國力量，確保台灣安全，雙方合作關係建立，與台灣生存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美方內部考量是藉著雙方合作關係的建立，確保美國官方能夠影響國府，不使國府貿然地在兩岸之間，突然對大陸發動軍事行動，造成亞太區域局勢的混亂。中美雙方情報合作關係的建立，是在各有盤算與利益下進行著，直到1970年代，尼克森政府為了發展對大陸關係，陸續撤出駐台U-2偵察機，向大陸方面表達善意，中美雙方在航空偵照的情報合作慢慢減少，但因為台灣地理位置之便，即使後來美國與台灣斷交後，在台灣負責蒐集大陸電子情報的美軍監聽站也沒有馬上撤出，而是逐漸撤出，台灣情報單位持續對大陸進行監聽與電子參數的偵蒐，這些情報也多半會與美國分享。
台灣自1950年代的風雨飄搖一路走來，早期空軍飛行員思鄉情切，藉任務之便叛逃大陸情況多，後來雖仍有發生駕機叛逃，但不如早期密集，也多為個人因素，畢竟時空環境變化，黑貓中隊與蝙蝠中隊的犧牲，也證明空軍飛行員心理素質的改變，美國與國府軍事情報合作關係的轉變，也見證了美中台三邊關係幾十年來的微妙變化。

歲末感言-從茫與創說起｜雷倩

兩岸, 政治, 最新消息留言

文／雷倩

歲末年終，各地紛紛徵選「年度漢字」，用來總括即將結束的一年，可算是紀錄時代氛圍既精準又精簡的工具。12月15日，同一天有兩個年度漢字揭曉：台灣選出了「茫」，而絕大多數由大陸網友投票的兩岸漢字則選出了「創」。可謂兩岸一家親、心情大不同。

台灣的茫，是茫然，蒼茫。面對這一年的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社會撕裂，曾經身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在茫茫大海中失了方向。原先振臂高呼要打倒的政權被打倒了，但昔日的「改革者」卻換了一種面貌，成為「動物農場」一書中的拿破崙，比過去所謂的「外來政權」更倨傲、比「威權統治」更高壓，怎不令人有今夕何夕之慨嘆？

由兩岸共同選出的創，據主辦單位表示有兩重意義：一是讀四聲的創，如創新、創始、開創，另一則是讀一聲的創，如創傷、創痛。

中國大陸這一年所推動的各項政策，無論是國際上建立巨大互通互連板塊的一帶一路、亞投行，國內解決經濟轉型挑戰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普惠小城鎮居民的新特色小鎮計畫，不但針對不同發展需求提出了具體可行方案，也開始有了初步成果。

然而，台灣投創這個字一票的網友，心裡想的究竟是四聲創還是一聲創？拿台灣自選字茫來參照，選擇後者的應該不在少數。

台灣地位特殊，兩岸血脈相連。清沈葆禎說：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今日雖如李白行路難裡的描述，停杯投箸拔劍茫然四方難行；但如能轉念，扣上由中國大陸主導的大發展勢頭，在逐漸成形的亞洲紀元裡，仍有長風破浪直掛雲帆的發展機遇可期。

台灣的未來究竟是創新？是創痛？現在正是決定的關鍵時刻。

弱國無外交二戰結束英法阻擾中國受降｜高靖

歷史留言

文／高靖

中國是二次大戰戰勝國，戰爭結束後，如何接受日軍投降，因為牽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亞洲的殖民地利益，中國政府頻頻受到牽制杯葛，蔣中正雖是中印緬戰區盟軍最高指揮官，英法兩國卻不斷挑戰蔣中正在中國戰區接受日軍投降的權利。顧及歐洲戰後情勢巨大變化，美國也不得不遷就英法兩國，不能主持公道，任令西方國家欺壓中國政府，杜魯門沒有繼承羅斯福的政治理念，拉攏法國，允許法國勢力重新回到印度支那，最終也讓美國介入越戰付出慘痛政治代價。香港問題雖然晚了許多年，仍在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過程中順利解決，歷史潮流也許可以阻攔一時，卻不可能擋下來。
早在1943年美英中三巨頭會面的開羅會議當中，羅斯福與蔣中正會面討論時，兩人曾討論到香港與印度支那問題，羅斯福在有關收復中國失土的問題上，主動提到香港問題，蔣中正深知香港問題牽涉英國政府，非常敏感，所以非常技巧地回答，他請羅斯福在提出其他更多想法之前，先與英國政府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到韓國、印度支那、泰國的問題時，羅斯福認為，美中雙方對於韓國、印度支那、泰國未來地位應該有共同的理解，蔣中正表示同意，蔣中正強調中美一起合作協助印度支那在戰後達成獨立，羅斯福也表示了他的認同。
因為羅斯福與蔣中正在開羅會議期間，討論有關這些殖民地未來地位的政治安排，引起英法等國的疑慮。羅斯福反對歐洲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有心在戰爭結束後，給予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機會，也與蔣中正獲得共識，要一起努力推動，羅斯福的政治態度，看在英國與法國眼裡，很不是滋味，因為這表示戰後他們可能會失去原先的殖民地，羅斯福在1945年戰爭結束前病逝，副總統杜魯門繼任，杜魯門並沒有與羅斯福一樣強烈的使命感，面對戰後複雜的政治情勢，蘇聯在歐洲成為新的霸權與危機，杜魯門在歐洲需要英、法兩國支持，不得不在歐洲優先的外交政策上，在有關亞洲殖民地問題上，對英法兩國的步步進逼讓步，
英法兩國也不信任蔣中正，擔心蔣中正的態度，會影響到法國在印度支那與英國在香港的利益，在戰後關於日軍受降問題，處處挑戰波茨坦宣言的條件與盟軍總部的命令，蔣中正失去羅斯福的支持後，很難在國際交涉上與英法兩國力爭，只好處處退讓，中國雖為戰勝國，卻不能在列為中國戰區的香港與印度支那等地，順利接受日軍投降，遭到英法處處杯葛，爭論半個多月，杜魯門此時已不能主持公道，見證弱國無外交，也預見了日後杜魯門政府在國共內戰當中背棄國府。
日本廣島與長崎遭受原子彈攻擊後，內部關於持續戰爭的態度開始動搖，1945年8月9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發電報給國務院，因為赫爾利被通知日本可能投降，已經指派兩位軍官受理日本投降，可是國務院沒有提到中國參與受降，他建議由蔣中正或者蔣中正指定軍事代表，受邀參加接受日本投降的儀式，否則這對於中國與日本八年抗戰後，在亞洲的聲望是不公平的。12日赫爾利給國務院電報轉達，中國方面由軍令部長徐永昌陪同麥克阿瑟接受日本投降。
此時英法兩國開始蠢蠢欲動，13日，赫爾利給國務院電報稱，法國想把從越南撤退到雲南昆明附近的5000多人送回越南，占領法屬印度支那，法國人找上盟軍中印緬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要美軍提供飛機空軍法軍回越南。法方也威脅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如果不允許法軍回到越南，對於中法關係會有非常不利影響，嚴重傷害雙方關係，如果中國軍隊進入越南，也會有很大的麻煩。吳國楨告訴對方，根據盟軍事先的安排，法屬印度支那是屬於中國戰區，蔣中正是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赫爾利引述魏德邁說法，廣西南寧有國府軍隊兩個師，也許會派去印度支那，協助日軍受降。
赫爾利認為，法國急著盡快恢復在印度支那的支配，不希望有任何中國軍隊進入印度支那，但是在波茨坦宣言只提到向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蔣中正或者蔣中正所指派的代表投降，並沒有提到其他人，法國人只是希望由他們接受日軍投降，挽回他們的面子。魏德邁或者法國大使館都不能改變波茨坦宣言與目前所議定的投降條件，他建議中法雙方協調，法方派代表參與受降。
14 日美國國務卿伯恩斯通知法國，印度支那的日軍受降，北邊由蔣中正，南邊由英國蒙巴頓，美方建議中英兩國邀請法方代表出席受降儀式。還沒有解決法國重回在印度支那受降的爭議，英國又來搗亂。16日，赫爾利給國務卿的電報稱，吳國楨給了一份英國的備忘錄，對於英國要派部隊到香港接受日軍投降，恢復對香港的控制，中國政府認為這與杜魯門有關投降的命令不同。香港並不在英國受降的範圍內，而是畫分在中國戰區，由蔣中正受降。17日，赫爾利從吳國楨處知道，國府同意法軍進入印度支那，參加日本投降儀式。
18日，英國首相艾德禮給杜魯門電報，反對香港列為中國之內，英國歡迎中國政府派代表參加受降。同日，參謀聯席會主席萊希通知美軍將香港排除在中國戰區受降之外。中英雙方政府就這樣你來我往，對於香港受降問題互不相讓，英國還要主張，印度支那受降，英國在西貢是接受全部印度支那日軍的投降，中國政府只是在歸屬於中國戰區的印度支那北方接受日軍部屬的投降，擔心中國勢力介入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
21日，赫爾利轉達杜魯門一份蔣中正措詞強硬的文件，中國方面要求英國不應派兵登陸香港，美英可以派代表出席，由中國戰區代表主持的香港日軍受降儀式，英國不可片面改變波茨坦宣言的投降條件與盟軍總部的投降命令。蔣中正說，他願意在投降典禮之後，再授權英國部隊進駐香港。但是美國親歐態度占了優勢，同日，杜魯門也回覆蔣中正，已經告知在美國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將香港交給英國受降的決定，美國對於這個決定，無關乎香港未來地位的認定，只是個軍事行動層面的問題，杜魯門也認為蔣中正此時大概也不願意提起香港的地位問題，希望大事化小。
23日，赫爾利由重慶發電報通知杜魯門，蔣中正將授權英國指揮官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同時指派中美代表參加受降，蔣中正向杜魯門說明，要做這樣的讓步，是非常困難的，但他非常願意在各方面與杜魯門保持合作。杜魯門立刻回覆蔣中正，非常感激蔣中正的深思熟慮，讓英國指揮官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化解了一個困難的情況。
中英雙方仍為了面子問題爭論不休，27日，英國表達不願意接受英國軍官是在蔣中正授權下接受日軍投降，這應該由英國政府指派軍官受降，中美可指派代表出席受降儀式，英國政府指派海軍少將哈括特（Harcourt）在香港受降，迫於無奈，蔣中正為了保留顏面，只好告訴杜魯門，他授權哈括特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
香港問題才稍稍有了緩和，這時候法國又出招搗亂，31日，國務院通知赫爾利，法國主張印度支那只有一個受降區，就是英國區，如果這不容易辦到，那麼印度支那北部地區的日軍指揮官向中國戰區投降，但是日軍部隊是向英國授權的法軍投降。9月6日，赫爾利告訴國務院，中國軍隊已經出動到印度支那，無法按照法方的建議讓步。印度支那最終還是由中國戰區受降，因為法軍人數不多，加上美國並沒有如支持英國那般堅定支持法國。
戰爭結束後的受降問題，西方列強仍在堅持殖民地利益上面不讓步，才會出現英法杯葛中國戰區受降的爭議，雙方往來半個多月，中國政府對於香港問題只能忍讓，畢竟美英關係密切，當時中國政府也沒有馬上收回香港的企圖，印度支那在日軍投降後，仍歸法國殖民統治，法國雖設法推動政治改革，穩定當地局勢，但是情況已經有所改變，殖民主義終究不敵印度支那的民族主義的強大力量，法軍遭越盟軍隊包圍，在奠邊府戰役慘敗後，法國終究是退出了印度支那。

促進轉型正義不過是粗鄙的鞭屍兩蔣｜高靖

政治, 最新消息留言

文／高靖

民進黨政府在立法院推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這套法律表面上是以反對威權為目的，但說穿了，就是對國民黨政權過去在台灣統治的歷史進行清算的法律，將國民黨在台統治進行歷史總結，以缺席審判的方式，對蔣中正扣上罪人的大帽子。這其實是一個去脈絡化的政治論述，無視於政治發展階段的差別與相對的歷史因素的差別，以現在的標準否定過往的歷史。
國民黨立委陳學聖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質詢時，請文化部長鄭麗君和教育部長潘文忠說出兩蔣對台灣做出的三件貢獻，兩位部長都拒絕回答，鄭麗君說，還原歷史、轉型正義，不該要求社會重新歌功頌德，或是功過並陳。
鄭麗君這番回答，正足以顯示促進轉型正義這件事情，在民進黨政府心中，是有選擇與鮮明立場的。既然是還原歷史，又何以不准功過並陳，功過並陳又為何被扭曲成歌功頌德，鄭麗君的發言，除了偏見，還是偏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實無非就是對蔣中正進行鞭屍的條例，無關正義，更無是非，是在偏頗立場上，對過往的歷史採取選擇的解釋與認識，要重塑台灣過去幾十年歷史發展的歷史記憶，只有在破壞舊時的記憶後，民進黨政府才能更有效地重建新的歷史論述，從而為台灣獨立建國堆疊合法的基礎。
台灣的確經過威權統治的歷史階段，但是每個歷史階段的進展，都有其特殊的現實原因與條件，從後面與現在的觀點，看早先與過去的階段，並且加以批判否定，其實是很不公道，也不符合正義的標準。台灣的威權統治，是如何產生的，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並不只是某個人主觀上要成為獨裁者，或者他不願意與他人分享權力，就會出現威權統治，台灣歷經大陸軍事威脅幾十年，這一點是許多人今日刻意忽視，從而將這個事實切割，只看現象，而不看表裡。
在共軍打過長江，攻陷南京，緊接著威脅上海後，國共內戰情勢前景悲觀，台灣也受到衝擊，當時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在1949年5月19日頒布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中原標準時間）起，在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這項戒嚴直至1987年由蔣經國總統宣布7月15日解嚴為止，前後總共持續38年又56天，這個戒嚴很可能是實施最久的戒嚴了。
戒嚴之下，人民權益當然會受到限縮，無法與一般的民主自由社會相比。這個戒嚴制度若放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尚能合乎現實狀況的需求，然而在1979年1月1日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台海情勢其實是趨於穩定，中共停止砲擊外島，台灣雖然在國際社會的空間越來越小，但是在兩岸當中，所受到的軍事威脅其實是減少了。那麼在國家沒有具體外在威脅或內部動亂下，持續戒嚴狀態，當然不符合現況需求，台灣過度的威權政治，受到批評也不令人意外。
後人可以批評國民黨政權疏於改革，未能即時跟上現實發展的腳步，還給人民更多的自由與政治空間。但是既然要還原歷史，那麼怎可只看到國民黨疏於改革，卻沒有看到國民黨勇於建設的部分，如果只談過，不論功，這怎麼能夠算是還原歷史呢？那就是選擇片段、零碎的歷史，不就淪於以偏概全了。對於蔣中正的功過並陳，並非歌功頌德，是公正的評價才是，與服從威權毫無關係。
民進黨政府當中如鄭麗君這樣的人，只是拿心中的不滿與對事實的偏見，當作對過去事物判斷，自然會產生偏頗的看法。還原歷史，讓權益受損的人能夠回復名譽或者補償，這當然是追求正義，可是在正義的大旗下，難道就要把某些人的功績全部刻意忽視，這恐怕會讓所謂的轉型正義，變成了對前人進行缺席審判，任由你的主觀好惡，強加在他人身上罪名，讓別人無由爭辯。
在戰後的台灣，很不幸地發生二二八事件，肇因台灣省政府長期人謀不臧，未能敏銳感受台灣社會的不滿與不信任，台灣自日本殖民地轉換為中華民國台灣省，台人與來到台灣接收的大陸文武人員，的確在彼此的互動與認知上，會有許多的矛盾。重慶政府派出的接收人員即使只是到大陸的日軍占領區，都與當地民眾經常發生衝突，更何況是來到與中國分割半世紀的台灣，這些已經發生的錯誤與過失，我們現在也不必文過飾非，誠實面對，才能夠讓社會超越矛盾，跳脫歷史糾葛。
那些在二二八事件後，莫名其妙失蹤死亡的人，或者受到牽連繫獄，政府已有法律給予補償與名譽回復，台灣後來在戒嚴之下，在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方面，受到諸多的限制，有人因為政治理念不同，就被關入牢裡，或者流亡海外不得歸，這些今日都有法律補償，然而現在的促轉條例無非是要更進一步要追究加害者，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就要稍稍思考，這樣對於促進社會和解，讓社會往前邁進，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殊背景，這一點在促轉條例當中，完全不論，即便是台灣發生白色恐怖或者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歷史悲劇，但是除了金馬外島之外，台灣的地方自治選舉卻推行多年，縣市長、縣市議員與省議員選舉，毫不受戒嚴體制影響，當然批評者仍以中央國會沒有改選，以及不能組黨為由，批評台灣不夠民主，沒有言論自由，這也是事實，過去的政府要面對後來的責難。
可是，就在面對中共軍事威脅未減下，台灣仍然必須與其他國家一樣的民主自由開放，這可是脫離現實了，1950年代風聲鶴唳的台灣，共黨顛覆陰謀並非空穴來風，韓戰發生後，直到八二三砲戰爆發，大陸對台的好戰口號從未鬆懈，顯示兩岸隨時可能有軍事衝突，這樣的狀態下，台灣如何能維持與其他國家一樣的自由民主水準，後世以承平時期的標準評斷戰亂時期的嚴格管制，無非就是脫離歷史現實，一種去脈絡的分析，容易產生偏差的見解。
國民黨政府過去統治期間，除了在政治上的管制之外，對於台灣的經濟與文教建設，難道就沒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嗎？蔣中正為了軍事反攻大陸，對於資源分配方面，影響到台灣的基礎建設，但在1960年代軍事反攻無法得到美國支持，受到美國政治壓力之下，政府也逐漸資源轉向建設台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乃至十大建設，都對後來的台灣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蔣經國總統死前宣布解嚴，開放報禁，對於民進黨組黨，也沒有進行任何政治鎮壓，這難道不算是對推進台灣民主有所貢獻，當然，對於民進黨來說，蔣經國是迫於壓力決定開放，談不上開明。但是蔣經國如果沒有在解嚴之前，在相關政治與法律方面有妥善的安排，在當時台灣失去美國外交關係的不安局面下，貿然開放是可能引發動亂，蔣經國不阻止民進黨組黨，避免擴大衝突，難道不能算是蔣經國個人的包容嗎？
如果台人對於日本半個世紀殖民統治台灣，多能肯定如八年與一這樣的日人對台治績，而不論日人對台人政治上的限制，乃至日人曾經在台灣進行的大屠殺，現在處處主張親日，那又為何對於國民黨政府治台政績，完全無視，只談國民黨政府的過失，要對過去的統治者鞭屍。若只看日人的好，只見國府的壞，這樣的歷史觀，放在轉型正義之下，究竟代表了什麼？象徵了什麼？這當中其實隱含了大家都不太願意公開面對的族群矛盾。
民進黨政府推動轉型正義，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全盤推翻國民黨治台的功績，否定國民黨治台的成效，重塑台人對於過往歷史的記憶，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成了有罪之身，在轉型正義的使命下，必須加以追究，國民黨是對台灣有罪之黨，國民黨曾經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自然也是有罪的同謀，如是過去的一切，只有對台人民主自由的壓迫，而沒有對台人生活福祉改善的追求，這樣的政黨，如此的政權，自然要讓大家唾棄，由歷史拋棄，從而建立新的國家，制定新的憲法，拋棄邪惡的過往，台人才有光明的未來，如今的民進黨政府所作所為，正是要打破過去的歷史記憶，未建立新國家，逐步展開新的歷史重塑，總結來說，就是新的政治洗腦。
原本民主改革開放，應該是朝向解除魔咒，讓人們不在愚昧無知，能夠朝向理性發展。但在現實的台灣，卻祭出了新的魔咒，試圖要在人們的腦中植入偏頗的思考角度。
既然是還原歷史，又不許功過並陳，若功過並陳，就是歌功頌德，總而言之，就是不准有功，只可有過，這般的歷史追殺，把立法院通過的促轉條例變成了慘酷的鞭屍蔣中正條例，這對號稱民主改革開放的政黨來說，會是美事一件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