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台親善的背後是一中一台|高靖

文/高靖

日本侵略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最後戰敗投降,國共內戰讓中日和約談判,增加不少困難,撤退台灣的國府在國家地位衰退下,難與日本平等交涉,戰敗國日本姿態反而高於戰勝國,若非韓戰升高東西方陣營的意識形態衝突,促成日本難以與大陸的中共展開交涉,面對分裂的中國,日本採取了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立場,就是希望台灣不要與大陸統一,一方面是不希望國府反攻大陸,造成亞太區域不安定,破壞和平,可能使日本再次捲入戰爭。另一方面,日方不希望台灣為屬於敵對陣營的中共控制,更主張台灣獨立,以減緩日本的安全威脅。
從戰後到現在,無論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台執政,日方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就是與台灣保持親善,避免台灣太過親近大陸。日方長期以來的政策,在早期就是兩個中國,也就是現實上承認國府的地位,也接受中共進入國際社會,兩岸雙方保持和平,不要有戰爭。日本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蔣中正總統活著時候,可以維持兩個中國,若蔣中正死了,那麼就要考慮推動台灣獨立,確保兩岸的分裂,不使台灣被中共控制。
日本雖然搶在美國前面,先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與台灣斷交,這是日本的現實主義使然,日本在美國外交路線轉向後,不能不調整,但在戰略上,不願見到兩岸統一,不使台灣為大陸所有,在這個觀點上,日本始終沒有改變。
日本在戰後的國際政治上,採取現實主義,以符合日本利益為標準。當國共內戰情勢塵埃落定後,日本雖仍在美軍占領期間,但是日本政府觀望西方大國的政治風向,很快地就嗅到了不同的東西,英國對北京友善,否認在台的國府聲稱代表全中國的合法地位,美國卻因為韓戰緣故,支持國府。兩大之間難為小,日本採行折衷的對台政策,尤其日本政經穩定處處仰賴美國供給,只好選擇與國府發展政治關係,願意與蔣中正簽和約,但也希望能與大陸建立經貿往來。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51年5月19日,日本總理吉田茂請外務省事務次官井口貞夫向美方傳達,日本政府沒有任何意願與中共政權簽署和約,日本政府希望與在台灣的國府簽署和約。12月18日,吉田茂向美方表達了對美英兩國的外交政策不同,他感到十分困惑,英國要日本與他們一致,要與中共建立關係,英國將東南亞畫為他們的貿易區,要日本與中國大陸做生意,可是美國也要日本承認國府。吉田茂告訴美方,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寫信給他,希望與他在日本秘密會面,但他認為秘密見面不是個好主意,所以婉拒了吳國楨的請求。
有關日本和約問題,最能反映當時情況的複雜與日本的現實,台灣若無美國當靠山,根本難以與日本展開交涉。1950年6月韓戰爆發,影響日本和約的談判進行,由於韓戰也影響日本國家安全,美國希望趕快與日本簽訂和約,讓日本可以合法重建武裝,維護自身的安全,美國軍力難以繼續兼顧朝鮮半島與日本本土安全。1951年當時,美國擔憂蘇聯可能趁韓戰,出兵日本北海道,日本安全問題成了重大隱憂,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1951年1月4日,擔任和約談判的美國特使杜勒斯曾向國務卿艾奇遜表達和約拖延,對美國不利的看法。
8月9日,杜勒斯與英方會談時,英方堅持必須各國與日本簽訂和約生效後,日本與中華民國才能簽和約(因為國共內戰之故,舊金山和約簽署時,排除中華民國參加)。杜勒斯提醒英國,日本要加入聯合國,仍需要中國的支持。一個月後,舊金山和約完成簽署,但是仍需要美國參議院的同意,和約才能生效。
1952年1月10日,白宮將與日本簽訂的和約送入參議院,尋求國會通過,同日美英雙方也展開對話,根據國務院公開的會談紀要,杜勒斯表示,他不同意參議員要求日本立刻與國府簽訂和約的要求,也不希望參議院通過和約時,還有要求日本盡快與國府簽和約的附帶條件。
杜勒斯說,他信守與英國政府的承諾,讓日本在其最佳利益下有自由的選擇,不能強迫日本與國府簽和約,迫使日本承認國府代表全中國。日本與國府的和約問題,必須在多國簽署的和約生效後,才可以開始談判。可是他也相信以近年來的美日關係,他無法想像日本會追尋與美國不同的遠東政策。
艾奇遜補充杜勒斯的說法,他表示,日本要與國府有限的協議,會十分的困難。國府手上握有強力的牌可打,國府會運用參議員,提出延後通過和約,直到參議院能夠了解日本與台灣的協議,是否滿足了國府的要求。這樣已經很糟糕了,但是還有更讓人氣餒的,參議院可能通過和約時,加上附帶條件限定必須日本與國府完成和約,美國與日本的和約才能生效,這不只對美國不好,更會讓所有簽約國面臨很大的困難。由於美英兩國對於戰後局勢與國共內戰的看法不同,也就影響到日本對台的態度。
從大陸退到台灣的國府,始終堅持自己代表全中國,蔣中正的信念,卻無法在國際社會獲得普遍的認同,台灣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改變國際社會的態度,在這個背景下,現實的日本自然是一方面順從美國壓力,與國府談判和約,但另一方面接受英國的觀點,不在和約條文當中出現承認國府代表全中國的文字。
1952年4 月7日,日本盟軍總部給國務院的機密報告指出,日本一般認為台北的國府只是個微小的力量,與台北簽和約,日本沒有太多的利益,就算不簽,也沒有多大損失。迫使日本對台北讓步,在有關中國大陸的部分,會造成嚴重的反彈。日本朝野政黨都不太支持日本與台北簽和約,是憑藉著吉田茂個人威望,才能促成開始談判。在日本獲得獨立之前(當時美軍仍占領日本),以及韓戰結束,日方非常不願意對未來的中國政策產生任何偏差的影響,因為承認國府對大陸的主權,這個立場非常明確的不可能為英國所認同。
國府與日方談判多時,最後終於在1952年4月28日完成中日和約簽署,可是根據1950年代擔任蔣中正總統侍從秘書沈錡的回憶,中日和約在台北賓館簽署時,他形容現場地方太小,秩序大亂,首長沒有預訂座位,被群眾擠來擠去,實在不像樣。辦事人員忘了帶吸墨灰或吸墨紙,臨時以草紙及棉花代替吸乾簽字的墨汁,真使日本人看不起,沒有冷氣,天氣悶熱不堪,日本代表團全體穿長禮服,整齊畫一,我們只有外交部長葉公超與禮賓司長王季徵穿長禮服,其他團員都穿便服,據說曾經請撥作禮服經費,但沒有批准,真是可憐,在這件事情上面,戰敗國已經強過戰勝國。
沈錡的感嘆,也正是雙方地位實質的變化使然。國府身為戰勝國,與戰敗國簽和約,卻毫無勝利之姿,反而是藉美國壓力,促成雙方完成簽約,戰勝國因為內部情勢變化,苟延殘喘,朝不保夕,戰敗國卻得助於國際情勢變化,快速地重新站立起來,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
日本在非常勉強的情況下,完成與國府的中日和約談判,解決的戰爭問題,但在這過程當中,國府為了換取日本同意,以及爭取日本承認國府的外交關係,放棄了對戰爭責任的追償,造成了日後許多紛擾,至今無法解決,頻生爭議。
即使與國府簽了和約,在台北成立大使館,派了芳澤謙吉擔任戰後第一位日本大使,但是日本對國府毫無尊重之心,心中充滿輕蔑。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美國駐日大使墨菲在1953年2月16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日本外相岡崎勝男的說法,岡崎懷疑國府有實施大規模登陸大陸的能力,國府只有在美國的協助下,才有辦法實施小股部隊的登陸,在有限的區域內占領五六天罷了。
岡崎說,日本政府相信如果國府對大陸實施大規模登陸,一定會有許多個別的官兵叛逃,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士兵與飛行員,年齡大約在28歲到29歲之間,因為他們在大陸有親人。國府軍隊在大陸許多地方的名聲不太好,因為有很多指控他們在離開大陸時對地方進行勒索。
岡崎甚至在分析國府反攻大陸困難時,引用日本軍隊侵略中國時所遭遇的困難。岡崎表示,日軍占領中國,深入中國領土時,補給問題讓人十分頭痛,他相信國府軍隊在大陸會與日本人一樣不受歡迎。
對於像是岡崎這樣的日本政府首長來說,日軍侵略中國的教訓,居然只是補給困難,讓人頭痛,日軍不受中國人歡等等迎這樣的層次,日本究竟有無對於發動侵略戰爭,有任何反省與醒悟,從岡崎的心態即可得知,不過,日人對於蔣中正反攻大陸的現實點,卻也點出了國府當時的窘況,因為是內戰緣故,許多人被迫來到台灣,難免產生思鄉情緒,從而厭戰,日本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台灣駕機逃回大陸的人也不少,只因兩岸無法找到合理解決內戰的方式,也就讓兩岸分裂持續了幾十年,造就了兩岸不少骨肉分離的人間悲劇。
1953年9月3日美駐日大使館給國務院的日本政情分析機密報告稱,日本政府認為國府偏離現實,蔣中正是一個失去國家與未來的人,日本擔憂美國管不住國府,讓國府單方面行動,將美國捲入戰爭,如果美國被捲入戰爭,日本也難以避免捲入戰爭。這份分析顯示日本不希望台海有戰爭,因為戰爭結果是不明確的,但可以確定會把鄰近國家都拖下水,這是日本極力避免的。
日本對兩岸初期採取政經分離,對台發展政治關係,對大陸發展經貿往來,其實日本內裡的思考始終是一樣的,就是兩岸要保持和平,台灣應由對日友善的勢力控制,至少國府較中共對日本威脅小。根據國務院檔案,1964年12月29日美國駐日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分析日本政情,對於日本總理佐藤榮作有關中國問題的看法,電報中指出,佐藤榮作認為台灣不能被中共拿去,美日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有一致的策略。佐藤榮作也認為,只要蔣中正活著,中華民國就不會放棄代表全中國的主張,日本會維持兩個中國的平衡主張。但是蔣中正死後,就需要一個以台灣獨立為名義的長期解決方案。
這份電報也指出,佐藤榮作比外務省更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非常明顯地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在中國問題方面,最重要的防衛線。佐藤榮作也希望能夠在聯合國抵擋不助壓力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必須找到某些因應之道,他也希望能找到方法避免中華民國與日本斷絕關係。
1964年這時佐藤榮作才剛剛擔任日本總理沒有多久,他對於兩岸的看法其實就是保持兩個中國,若不行維持兩個中國,就搞一中一台,1971年11月30日從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就呼應了佐藤榮作的政策路線。這份電報提到張群訪問日本,佐藤榮作與岸信介都請張群向蔣中正傳達他們的訊息,他們認為中華民國的未來,就要採行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所有主張。
日後在北京積極運作一個中國之下,即使台灣想要搞一中一台,都已經變得困難,不易得到國際社會認同,這是雙方實力對比消長所致。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斷交後,就是原本的一中一台路線,只是無法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差別,但是日本對台態度保持友善,無非就是避免因為對立,促成台灣往大陸靠攏,現在的日本政府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都能保持友善關係,可是日本對台的親善,在中國統一的根本問題上,可能就不是件好事了。

美軍核子彈頭飛彈部隊日本不要台灣要|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與美國在1954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機背景下,雙方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也在1957年開始有配備戰術核彈頭的美軍地對地飛彈部隊進駐台南空軍基地,至今基地外仍展示著當年美軍遺留下來的屠牛士(Matador)戰術地對地飛彈。幾年後,美軍也將戰術核彈儲放在台南基地,直到1970年代為止,美軍在台都有核子武器駐防,但當美國政策轉變,打算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不僅撤出台灣的核子武器,甚至連把台灣放在美國核子保護傘下也不願意,更不允許台灣發展核子武器自保。
政治情勢一夕轉變,人情冷暖,中華民國政府感受最深,華府從尼克森政府開始歷經福特、卡特三任政府,急切著想要完成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正常化,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華民國的存在,變成了台灣問題。美國與中華民國所有的政治承諾,全部在一夜之間毀棄,從最初美方主動表達在台駐防有核彈頭的戰術地對地飛彈,到後來台灣苦求美國以書面向台灣保證,一旦中共犯台,美方要動用核子武器,希望能嚇阻中共犯台意圖,這個要求都遭到美方以沒有必要為由回絕,國際現實就是如此,原來的盟友所提出的承諾都不能盡信。
台海情勢在1950年代當時,詭譎多變,韓戰在1953年經過冗長的談判後停火,這時中共轉換攻勢,將韓戰參戰部隊轉換到台海當面,台海情勢頓時升高,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台海危機,1954年9月3日,共軍對金門發動炮擊。1955年1月18日,共軍攻占一江山,一江山失守後,大陳島失去屏衛,加上台灣海空兵力距離太遠,不及掩護,百般無奈下,國府只好與美國合作,在2月8日至2月11日之間,將大陳島居民與守軍部隊撤回台灣。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背景下,美國主動決定將當時相當先進的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駐防台灣,可用來攻擊大陸東南沿海機場,協助國府遭遇共軍攻擊時,反擊共軍機場。屠牛士飛彈可配備核彈頭,是具有核子攻擊能力的地對地戰術飛彈。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1956年美方內部討論有關派遣屠牛士飛彈部隊到台灣,5月4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發給國務院的電報稱,他相信中華民國必然歡迎這項增加台灣武器的措施,台灣有這樣的部隊,可以在嚇阻中共入侵方面,產生具體的心理價值。當共軍攻擊台灣時,屠牛士飛彈將可有效反擊大陸的機場。
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是美國主動提出,這項計畫原本是要將1957年2月派駐日本的屠牛士飛彈,輪調到台灣,因為美國空軍在還沒有完成與日本政府協商有關屠牛士駐防日本的問題前,就已經對外宣稱屠牛士飛彈駐防日本與台灣,美軍決定在與國務院協商前,先暫停這項計畫。
屠牛士飛彈的核子彈頭,對於曾經遭遇原子彈轟炸的日本來說,太過敏感,尤其美軍才在1952年結束了七年的占領日本,不到幾年又要在日本駐防有核子攻擊能力的部隊,自然引起日本內部的爭論。美國國防部在1956年7月通知國務院,將以配備屠牛士飛彈的第17戰術飛彈中隊駐防日本,17中隊的一個分隊將以臨時任務的方式,駐防台灣,希望國務院提供政治觀點的分析。國防部也告訴國務院,核子武器不會隨著飛彈駐防日本,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卿羅伯森致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葛瑞表達國務院的看法,羅伯森認為,日方對於導入任何擁有核子攻擊能力的新武器,都十分的敏感。對於美國的任何計畫可能引起公眾反彈,日方越來越希望能夠獲得事先徵詢。他建議最好在計畫部署屠牛士飛彈到日本之前,先與適當的日本政府官員徵詢意見。
羅伯森表示,屠牛士飛彈駐防台灣,這會產生良好的效果。除了增強中華民國的防衛能力之外,也能適時提高台灣的士氣。這也能讓其他國家看到美國有決心堅守對中華民國的承諾。也能讓在亞洲的美國盟友對抗共黨擴張時,為之振奮,對於達成這個區域的政策目標,也能夠提供助益。
國務院在1956年8月30日電告美國駐華大使館,通知中華民國政府,美國希望屠牛士飛彈能夠駐防台灣,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同意,雙方將可盡早展開詳細的協商。幾天後,中華民國外交部在9月2日向美國大使館表達同意並歡迎美國在台布署屠牛士飛彈。
儘管台北與華府很快就對屠牛士飛彈來到台灣達成共識,仍然拖延了許久飛彈部隊才來到台灣。1957年2月27日,國防部長俞大維與國務院官員會面,對於屠牛士飛彈的進度,俞大維表示,加快完成屠牛士飛彈的計畫是非常重要的。中華民國政府很遺憾美國軍方過早公開這項訊息,他覺得趕快進行實際的布署是很重要的。他說,美國國防部告訴他,已經批准這個方案,現在正在等國務院的決定。
國務院主管中國事務官員馬康衛說,沒有機構阻止這項計畫,國防部與國務院都同意應該積極推動這項計畫。但仍有一些技術問題要克服。
1957年3月6日,中美雙方政府正式對屠牛士飛彈進駐台灣展開協商,當年下半年屠牛士飛彈部隊開始進駐台灣。不過,第17中隊原本是要派駐日本,因為過早曝光,引起日本國內反對,改為駐防台灣,不過,後來還是有其他的美軍戰術飛彈部隊秘密進駐琉球嘉手納基地。琉球因為地利之便,位在朝鮮半島、台灣與日本本土之間,美軍直到1970年代才將琉球歸還給日本當局,所以在那之前,美軍可以任意將核子武器儲放在琉球。日本NHK製作一部講述美軍在琉球核子武器的紀錄片,其中訪問了美國空軍F-100的退休飛行員諾曼‧巴塔葛立雅(Norman C. Battaglia),這位退休飛行員在琉球接受低高度轟炸訓練(LAB),這是以低空接近,躲避雷達偵測,然後在目標區前迅速爬高投擲核子彈的飛行訓練,當時美軍以硫磺島作為轟炸訓練的場地。巴塔葛立雅告訴訪問者說,他接受的訓練就是用原子彈轟炸上海。
美軍第17戰術飛彈中隊,是美軍第四個屠牛士戰術飛彈部隊,在佛州奧蘭多成立,不久就改換番號為第11中隊,1956年7月1日派往德國駐防。在此同時,1956年6月8日,美軍成立第19戰術飛彈中隊,是第五個屠牛士飛彈部隊,但在6月25日短短17天後,19中隊番號取消,所有人員併入先前的第17中隊。17中隊在派駐台灣之前,從1957年4月10日開始,在佛州卡納維爾角進行密集訓練,同年5月中旬試射完成四枚屠牛士飛彈後,開始調往台灣,11月在台灣完成布署,1958年6月又改換番號為868戰術飛彈中隊。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駐防台灣的屠牛士飛彈部隊是在1962年6月離開台灣。
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期間,屠牛士飛彈並沒有派上用場,因為共軍只有砲擊金門,共軍戰機雖與國府空軍展開激戰,但沒有進犯台灣。不過,美國參謀聯席會為了應變,還是有動用核子武器的規畫,預備在共軍犯台的必要時刻,出動駐防關島的戰略空軍B-47轟炸機,對大陸實施核子攻擊,但是是否動用核武,仍然需要白宮同意才可以實施。
1962年屠牛士飛彈撤出台灣,美國也同時在台灣配置戰術核彈,從1960年1月開始駐防,後來尼克森政府為了打開對北京的外交關係,決定撤出台海的核武器,對中共表達善意,美方儲放在台灣的核彈,從1974年7月開始撤出,同時也開始了美軍在台灣減少活動的開始,直到1979年1月斷交為止。
美國在台布署核武,但不信任台灣,對台灣存有戒心,根據美國國防部解密檔案,1974年4月3日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在履新前,拜會國防部長史勒辛格,史勒辛格告訴安克志,我們必須在撤出戰術部隊之前,先撤出在台南的核子武器,我們不可以讓中華民國政府有採取某些無法預見的行動的誘因或機會
1974年5月1日,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尚未到任,代理館長來天惠為了撤出核武問題拜會行政院長蔣經國,蔣經國說,他知道美國在台有儲放核子武器,由於雙方沒有正式協議,美國自然可以撤走這些武器。但是希望不要公開,一般大眾不會知道這個變化。蔣經國同意美軍撤出核子武器的時候,台灣早已秘密展開研發核武與飛彈。
美國與大陸發展外交關係同時,美國對台的軍事合作關係一直降溫,讓台灣非常憂心。美國與北京建交,到了卡特政府時終於塵埃落定,美國與台北斷絕正式外交關係後,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12月28日、29日兩天,到台北與國府展開協商,對於斷交後諸多的外交、軍事合作問題進行溝通。根據克里斯多福在12月30日發給國務院與白宮的電報指出,參謀總長宋長志向他表達台灣將更迫切需要先進戰機,諸如F-16與F-18,宋長志還進一步要求美國仍將台灣放在核子保護傘下,美國應給台灣書面保證在中共威脅台灣時,美國會動用核子武器。
對於宋長志急切的要求,克里斯多福潑了他一桶冷水,克里斯多福沒有同意宋長志對供售F-16或F-18的要求,他只說,美國會提供防禦武器給台灣。克里斯多福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需要,也不可能提供台灣宋長志所提出的書面安全保重。
宋長志希望美國把台灣納入核子保護傘下,主要還是中共早在1960年代已經擁有核武與地對地導彈,台灣研發核子武器的計畫,又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兩度遭到美國制止,國府憂心暴露在中共的核武威脅,才會向美方提出核子保護傘的要求,不過從1979年華府與北京建交以來,北京雖曾在1990年代因台灣政局混亂引發導彈危機,還不曾明確表態,提出具體威脅對台動用核武。
(圖片為台南的屠牛士飛彈)

一年三起軍機叛逃大陸蔣中正限制偵察機進入大陸偵照|高靖

文/高靖

國府自1949年遷台以來,兩岸隔海分治,蔣中正總統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後,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帶大家回老家,事與願違,經過多年仍無法如願,許多官兵思鄉心切,藉各種機會跑回大陸,1955年甚至一年之內發生三起空軍軍機叛逃大陸事件,從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發現,這一連串連續發生的軍機叛逃大陸事件,讓蔣中正總統都不敢下令空軍偵察機到大陸偵照,擔心又有飛機藉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跑去大陸。接連的軍機叛逃,只好不讓軍機執行大陸偵照任務,真是讓國府窘態百出。
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有一份1956年7月24日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葛瑞寫給國務卿杜勒斯的信函,信件內容主要是說明美軍台灣協防司令部與第七艦隊指揮官,非常迫切的需要,對大陸的內陸目標與遠程軍事集結的戰略地區,進行航空偵照。這個需要之所以迫切,那是因為對機場、補給設施的偵照,藉著指標出相對比的行動,有助於發現共軍對台行動的關鍵指標。
葛瑞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聯二部門與台灣協防司令部情報官的指揮下,對中共可能用來發動攻勢的大陸沿海機場、鐵道、港口設施進行航空偵照,這些航空偵察獲得的情報由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情報機構共享,這些頻繁的飛行,是現在以及持續未來的美軍防衛台灣早期預警情報的主要來源。
葛瑞說,中共藉著導入性能提升的噴射戰鬥機,絕對要阻止國府空軍的深入內地航空偵察行動。當中共改善他們高高度攔截的能力,國府飛機的最大任務高度與航程,就不足以完成由沿岸到內陸的情報任務。國府現有的RF-84F能力不足,如果碰到需要深入穿透大陸內地的偵照任務,就必須由擁有較高任務高度的飛機來替代。在參謀聯席會的建議下,國防部計畫增加一個RF-86F中隊,有六架偵察機,不過,它們沒有深入穿透的能力,還有兩架RB-57偵察機,具有深入穿透能力。同時間,國府將三個老舊戰機組成的輕轟炸機中隊汰除。
他表示,不論是中華民國政府或者是太平洋司令都知道必須謹慎使用這些飛機,蔣經國非常小心謹慎挑選與運用他所仰賴的飛行員,太平洋司令也知道如果這些任務遭到破壞,會產生國際複雜情勢與威脅。
7月28日,葛瑞寫了備忘錄給國務卿杜勒斯,在這份備忘錄當中,葛瑞說,國府不太願意執行航空偵察任務。國府在過去15個月當中,已經有三組機員叛逃大陸,因此除非是美軍協防司令部的要求,蔣中正總統不太願意下令任何的航空偵察任務。
葛瑞28日的備忘錄,暴露了當時國府退居台灣早期的窘況,他所提到的15個月跑掉三組機員,這些與國共內戰期間隱藏在國府軍隊當中的共產黨員,藉機叛逃到共軍方面不同。這些飛行員多半與共黨無關,大多是因為來台一段時間了,韓戰結束後,情勢和緩,因為離家多年,難免思鄉情切,信心動搖後,便利用機會駕機飛回大陸。
根據維基百科有關國府空軍叛逃記錄,1955年剛好有三件。1955年1月12日,空軍少校聯絡官郝隆年、第20大隊少校參謀王鍾達、機械師唐鏡,利用C-46運輸機,自台中機場起飛,在福建福州機場安全降落。
1955年2月23日,空軍官校飛行學員劉若龍、朱寶榮駕駛PT-17教練機,自虎尾機場起飛,在福建平漳海灘上迫降。
1955年5月18日,空軍第三大隊中尉參謀何偉欽駕駛P-47戰鬥機,從屏東機場起飛,在廣東海豐迫降。
除了利用飛行任務飛往大陸,也有劫持飛機逃往大陸。1956年1月7日,曾任空軍飛行員的韋大衛,利用松山機場值班人員換哨,與台北市警局雇員翟笑梧、陸軍總部士官梁楓,劫持一架小客機叛逃,迫降福建南安。
就在葛瑞與國務院探討台灣急需空中偵照研判共軍動態,台灣當局擔憂飛行員藉機叛逃不久後,台灣在8月15日又發生空軍官校少校教官黃綱存,駕駛AT-6教練機從岡山機場起飛,在福建仙遊迫降。
僅僅是1955年就接連發生三起駕機飛往大陸的事件,1956年又發生兩起,也難怪當時國府對於非必要的航空偵察任務,多持保留態度,就是擔心有飛行員藉著往大陸執行偵察任務,順利成章的飛往大陸境內,然後叛逃大陸,飛行員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若是存心叛逃,幾乎無法防範,除非有人密報,因為飛機是依命令飛往大陸境內,沒有人會懷疑飛機會叛逃,這與一般訓練飛行時脫離航道,或者失去聯繫,趁隙往大陸飛去不同。
後來稍晚的空軍35中隊黑貓中隊的U-2偵察機與34隊蝙蝠中隊的偵察機,執行大陸偵照或者偵察任務時,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叛逃爭議,凡而是遭到共軍戰機與防空飛彈狙擊殉難者多,U-2飛行員葉常棣與張立義,是在大陸被俘的U-2飛行員,獲釋後遭到國府禁止回到台灣,蔣經國死後才能回家。
從美國國務院檔案可以發現,蔣經國當時主導國府空軍到大陸執行航空偵照的情報任務。1966年當時,台北與華府對於在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產生了歧見,一項沒有載明具體日期的文件當中,提到美國決定停止蠟嘴鳥(Grosbeak)計畫,因為任務成果與犧牲的組員不成比例,相關裝備可以轉用到越戰方面,兩年來只出過兩次任務,中情局與國府都對於飛行員的損失與飛行任務的成果感到關切,其實國府私下是不希望繼續執行這個任務,但是因為國府認為美國停止任務計畫,是為了要脫離台灣,才會反對停止計畫的主張。
根據1967年1月3日國務院的一份有關中美合作大陸航空偵照的檔案,其中描述蔣經國對美國停止蠟嘴鳥計畫的不滿與憤怒,蔣經國對美方表達無法接受,美方為了緩和蔣經國的反對態度,建議共組小組評估任務行動的成效,蔣經國仍然反對,蔣經國大罵美方,他配合中情局,竟然是得到這種回報。為了這項計畫,空軍犧牲了120人,這項停止任務的決定,讓他如何能面對空軍,這不僅使他失去空軍的支持,也影響他在陸軍的地位。
從1950年代當時擔心進入大陸偵照,空軍飛行員可能會趁機跑去大陸,到了1960年代,環境改變,國府希望軍事反攻大陸的意圖,遭到甘迺迪政府的強力阻止,國府只好改變策略,藉著強化雙方情報合作,鞏固雙方政治關係,對於大陸內地的航空偵照所獲得的情報,其實對美國全球戰略比較有幫助,有關台灣防衛安全,東南沿海的軍事動態是比較重要的情報。國府軍事反攻大陸受到美國阻擾,類似蠟嘴鳥計畫的取消,讓國府感受到美國對台政策可能改變,才會讓蔣經國感到不滿與不平。
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透過中情局派駐台灣的克萊恩與白宮直接拉上關係,跳過國務院的管道,對外說法是可以避免國務院不能傳達正確的意思,其實國府真正的目的,是要建立與美方政治高層更緊密的信任關係,國府飛行員代替美軍飛行員深入大陸,執行偵照任務,無非是台灣當局爭取美國政治支持的舉動,這些任務的目的,已經超越1950年代協防司令部掌握共軍戰術動態的層次。
當時的中美情報合作關係,本質上是雙方更緊密的政治關係的建立,台灣在無法反攻大陸下,仍需要美國力量,確保台灣安全,雙方合作關係建立,與台灣生存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美方內部考量是藉著雙方合作關係的建立,確保美國官方能夠影響國府,不使國府貿然地在兩岸之間,突然對大陸發動軍事行動,造成亞太區域局勢的混亂。中美雙方情報合作關係的建立,是在各有盤算與利益下進行著,直到1970年代,尼克森政府為了發展對大陸關係,陸續撤出駐台U-2偵察機,向大陸方面表達善意,中美雙方在航空偵照的情報合作慢慢減少,但因為台灣地理位置之便,即使後來美國與台灣斷交後,在台灣負責蒐集大陸電子情報的美軍監聽站也沒有馬上撤出,而是逐漸撤出,台灣情報單位持續對大陸進行監聽與電子參數的偵蒐,這些情報也多半會與美國分享。
台灣自1950年代的風雨飄搖一路走來,早期空軍飛行員思鄉情切,藉任務之便叛逃大陸情況多,後來雖仍有發生駕機叛逃,但不如早期密集,也多為個人因素,畢竟時空環境變化,黑貓中隊與蝙蝠中隊的犧牲,也證明空軍飛行員心理素質的改變,美國與國府軍事情報合作關係的轉變,也見證了美中台三邊關係幾十年來的微妙變化。

歲末感言-從茫與創說起|雷倩

文/雷倩

歲末年終,各地紛紛徵選「年度漢字」,用來總括即將結束的一年,可算是紀錄時代氛圍既精準又精簡的工具。12月15日,同一天有兩個年度漢字揭曉:台灣選出了「茫」,而絕大多數由大陸網友投票的兩岸漢字則選出了「創」。可謂兩岸一家親、心情大不同。

台灣的茫,是茫然,蒼茫。面對這一年的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社會撕裂,曾經身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在茫茫大海中失了方向。原先振臂高呼要打倒的政權被打倒了,但昔日的「改革者」卻換了一種面貌,成為「動物農場」一書中的拿破崙,比過去所謂的「外來政權」更倨傲、比「威權統治」更高壓,怎不令人有今夕何夕之慨嘆?

由兩岸共同選出的創,據主辦單位表示有兩重意義:一是讀四聲的創,如創新、創始、開創,另一則是讀一聲的創,如創傷、創痛。

中國大陸這一年所推動的各項政策,無論是國際上建立巨大互通互連板塊的一帶一路、亞投行,國內解決經濟轉型挑戰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普惠小城鎮居民的新特色小鎮計畫,不但針對不同發展需求提出了具體可行方案,也開始有了初步成果。

然而,台灣投創這個字一票的網友,心裡想的究竟是四聲創還是一聲創?拿台灣自選字茫來參照,選擇後者的應該不在少數。

台灣地位特殊,兩岸血脈相連。清沈葆禎說: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今日雖如李白行路難裡的描述,停杯投箸拔劍茫然四方難行;但如能轉念,扣上由中國大陸主導的大發展勢頭,在逐漸成形的亞洲紀元裡,仍有長風破浪直掛雲帆的發展機遇可期。

台灣的未來究竟是創新?是創痛?現在正是決定的關鍵時刻。

弱國無外交二戰結束英法阻擾中國受降|高靖

文/高靖

中國是二次大戰戰勝國,戰爭結束後,如何接受日軍投降,因為牽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亞洲的殖民地利益,中國政府頻頻受到牽制杯葛,蔣中正雖是中印緬戰區盟軍最高指揮官,英法兩國卻不斷挑戰蔣中正在中國戰區接受日軍投降的權利。顧及歐洲戰後情勢巨大變化,美國也不得不遷就英法兩國,不能主持公道,任令西方國家欺壓中國政府,杜魯門沒有繼承羅斯福的政治理念,拉攏法國,允許法國勢力重新回到印度支那,最終也讓美國介入越戰付出慘痛政治代價。香港問題雖然晚了許多年,仍在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過程中順利解決,歷史潮流也許可以阻攔一時,卻不可能擋下來。
早在1943年美英中三巨頭會面的開羅會議當中,羅斯福與蔣中正會面討論時,兩人曾討論到香港與印度支那問題,羅斯福在有關收復中國失土的問題上,主動提到香港問題,蔣中正深知香港問題牽涉英國政府,非常敏感,所以非常技巧地回答,他請羅斯福在提出其他更多想法之前,先與英國政府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到韓國、印度支那、泰國的問題時,羅斯福認為,美中雙方對於韓國、印度支那、泰國未來地位應該有共同的理解,蔣中正表示同意,蔣中正強調中美一起合作協助印度支那在戰後達成獨立,羅斯福也表示了他的認同。
因為羅斯福與蔣中正在開羅會議期間,討論有關這些殖民地未來地位的政治安排,引起英法等國的疑慮。羅斯福反對歐洲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有心在戰爭結束後,給予殖民地爭取獨立的機會,也與蔣中正獲得共識,要一起努力推動,羅斯福的政治態度,看在英國與法國眼裡,很不是滋味,因為這表示戰後他們可能會失去原先的殖民地,羅斯福在1945年戰爭結束前病逝,副總統杜魯門繼任,杜魯門並沒有與羅斯福一樣強烈的使命感,面對戰後複雜的政治情勢,蘇聯在歐洲成為新的霸權與危機,杜魯門在歐洲需要英、法兩國支持,不得不在歐洲優先的外交政策上,在有關亞洲殖民地問題上,對英法兩國的步步進逼讓步,
英法兩國也不信任蔣中正,擔心蔣中正的態度,會影響到法國在印度支那與英國在香港的利益,在戰後關於日軍受降問題,處處挑戰波茨坦宣言的條件與盟軍總部的命令,蔣中正失去羅斯福的支持後,很難在國際交涉上與英法兩國力爭,只好處處退讓,中國雖為戰勝國,卻不能在列為中國戰區的香港與印度支那等地,順利接受日軍投降,遭到英法處處杯葛,爭論半個多月,杜魯門此時已不能主持公道,見證弱國無外交,也預見了日後杜魯門政府在國共內戰當中背棄國府。
日本廣島與長崎遭受原子彈攻擊後,內部關於持續戰爭的態度開始動搖,1945年8月9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發電報給國務院,因為赫爾利被通知日本可能投降,已經指派兩位軍官受理日本投降,可是國務院沒有提到中國參與受降,他建議由蔣中正或者蔣中正指定軍事代表,受邀參加接受日本投降的儀式,否則這對於中國與日本八年抗戰後,在亞洲的聲望是不公平的。12日赫爾利給國務院電報轉達,中國方面由軍令部長徐永昌陪同麥克阿瑟接受日本投降。
此時英法兩國開始蠢蠢欲動,13日,赫爾利給國務院電報稱,法國想把從越南撤退到雲南昆明附近的5000多人送回越南,占領法屬印度支那,法國人找上盟軍中印緬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要美軍提供飛機空軍法軍回越南。法方也威脅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如果不允許法軍回到越南,對於中法關係會有非常不利影響,嚴重傷害雙方關係,如果中國軍隊進入越南,也會有很大的麻煩。吳國楨告訴對方,根據盟軍事先的安排,法屬印度支那是屬於中國戰區,蔣中正是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赫爾利引述魏德邁說法,廣西南寧有國府軍隊兩個師,也許會派去印度支那,協助日軍受降。
赫爾利認為,法國急著盡快恢復在印度支那的支配,不希望有任何中國軍隊進入印度支那,但是在波茨坦宣言只提到向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蔣中正或者蔣中正所指派的代表投降,並沒有提到其他人,法國人只是希望由他們接受日軍投降,挽回他們的面子。魏德邁或者法國大使館都不能改變波茨坦宣言與目前所議定的投降條件,他建議中法雙方協調,法方派代表參與受降。
14 日美國國務卿伯恩斯通知法國,印度支那的日軍受降,北邊由蔣中正,南邊由英國蒙巴頓,美方建議中英兩國邀請法方代表出席受降儀式。還沒有解決法國重回在印度支那受降的爭議,英國又來搗亂。16日,赫爾利給國務卿的電報稱,吳國楨給了一份英國的備忘錄,對於英國要派部隊到香港接受日軍投降,恢復對香港的控制,中國政府認為這與杜魯門有關投降的命令不同。香港並不在英國受降的範圍內,而是畫分在中國戰區,由蔣中正受降。17日,赫爾利從吳國楨處知道,國府同意法軍進入印度支那,參加日本投降儀式。
18日,英國首相艾德禮給杜魯門電報,反對香港列為中國之內,英國歡迎中國政府派代表參加受降。同日,參謀聯席會主席萊希通知美軍將香港排除在中國戰區受降之外。中英雙方政府就這樣你來我往,對於香港受降問題互不相讓,英國還要主張,印度支那受降,英國在西貢是接受全部印度支那日軍的投降,中國政府只是在歸屬於中國戰區的印度支那北方接受日軍部屬的投降,擔心中國勢力介入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
21日,赫爾利轉達杜魯門一份蔣中正措詞強硬的文件,中國方面要求英國不應派兵登陸香港,美英可以派代表出席,由中國戰區代表主持的香港日軍受降儀式,英國不可片面改變波茨坦宣言的投降條件與盟軍總部的投降命令。蔣中正說,他願意在投降典禮之後,再授權英國部隊進駐香港。但是美國親歐態度占了優勢,同日,杜魯門也回覆蔣中正,已經告知在美國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將香港交給英國受降的決定,美國對於這個決定,無關乎香港未來地位的認定,只是個軍事行動層面的問題,杜魯門也認為蔣中正此時大概也不願意提起香港的地位問題,希望大事化小。
23日,赫爾利由重慶發電報通知杜魯門,蔣中正將授權英國指揮官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同時指派中美代表參加受降,蔣中正向杜魯門說明,要做這樣的讓步,是非常困難的,但他非常願意在各方面與杜魯門保持合作。杜魯門立刻回覆蔣中正,非常感激蔣中正的深思熟慮,讓英國指揮官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化解了一個困難的情況。
中英雙方仍為了面子問題爭論不休,27日,英國表達不願意接受英國軍官是在蔣中正授權下接受日軍投降,這應該由英國政府指派軍官受降,中美可指派代表出席受降儀式,英國政府指派海軍少將哈括特(Harcourt)在香港受降,迫於無奈,蔣中正為了保留顏面,只好告訴杜魯門,他授權哈括特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
香港問題才稍稍有了緩和,這時候法國又出招搗亂,31日,國務院通知赫爾利,法國主張印度支那只有一個受降區,就是英國區,如果這不容易辦到,那麼印度支那北部地區的日軍指揮官向中國戰區投降,但是日軍部隊是向英國授權的法軍投降。9月6日,赫爾利告訴國務院,中國軍隊已經出動到印度支那,無法按照法方的建議讓步。印度支那最終還是由中國戰區受降,因為法軍人數不多,加上美國並沒有如支持英國那般堅定支持法國。
戰爭結束後的受降問題,西方列強仍在堅持殖民地利益上面不讓步,才會出現英法杯葛中國戰區受降的爭議,雙方往來半個多月,中國政府對於香港問題只能忍讓,畢竟美英關係密切,當時中國政府也沒有馬上收回香港的企圖,印度支那在日軍投降後,仍歸法國殖民統治,法國雖設法推動政治改革,穩定當地局勢,但是情況已經有所改變,殖民主義終究不敵印度支那的民族主義的強大力量,法軍遭越盟軍隊包圍,在奠邊府戰役慘敗後,法國終究是退出了印度支那。

促進轉型正義不過是粗鄙的鞭屍兩蔣|高靖

文/高靖

民進黨政府在立法院推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這套法律表面上是以反對威權為目的,但說穿了,就是對國民黨政權過去在台灣統治的歷史進行清算的法律,將國民黨在台統治進行歷史總結,以缺席審判的方式,對蔣中正扣上罪人的大帽子。這其實是一個去脈絡化的政治論述,無視於政治發展階段的差別與相對的歷史因素的差別,以現在的標準否定過往的歷史。
國民黨立委陳學聖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質詢時,請文化部長鄭麗君和教育部長潘文忠說出兩蔣對台灣做出的三件貢獻,兩位部長都拒絕回答,鄭麗君說,還原歷史、轉型正義,不該要求社會重新歌功頌德,或是功過並陳。
鄭麗君這番回答,正足以顯示促進轉型正義這件事情,在民進黨政府心中,是有選擇與鮮明立場的。既然是還原歷史,又何以不准功過並陳,功過並陳又為何被扭曲成歌功頌德,鄭麗君的發言,除了偏見,還是偏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實無非就是對蔣中正進行鞭屍的條例,無關正義,更無是非,是在偏頗立場上,對過往的歷史採取選擇的解釋與認識,要重塑台灣過去幾十年歷史發展的歷史記憶,只有在破壞舊時的記憶後,民進黨政府才能更有效地重建新的歷史論述,從而為台灣獨立建國堆疊合法的基礎。
台灣的確經過威權統治的歷史階段,但是每個歷史階段的進展,都有其特殊的現實原因與條件,從後面與現在的觀點,看早先與過去的階段,並且加以批判否定,其實是很不公道,也不符合正義的標準。台灣的威權統治,是如何產生的,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並不只是某個人主觀上要成為獨裁者,或者他不願意與他人分享權力,就會出現威權統治,台灣歷經大陸軍事威脅幾十年,這一點是許多人今日刻意忽視,從而將這個事實切割,只看現象,而不看表裡。
在共軍打過長江,攻陷南京,緊接著威脅上海後,國共內戰情勢前景悲觀,台灣也受到衝擊,當時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在1949年5月19日頒布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中原標準時間)起,在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這項戒嚴直至1987年由蔣經國總統宣布7月15日解嚴為止,前後總共持續38年又56天,這個戒嚴很可能是實施最久的戒嚴了。
戒嚴之下,人民權益當然會受到限縮,無法與一般的民主自由社會相比。這個戒嚴制度若放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尚能合乎現實狀況的需求,然而在1979年1月1日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台海情勢其實是趨於穩定,中共停止砲擊外島,台灣雖然在國際社會的空間越來越小,但是在兩岸當中,所受到的軍事威脅其實是減少了。那麼在國家沒有具體外在威脅或內部動亂下,持續戒嚴狀態,當然不符合現況需求,台灣過度的威權政治,受到批評也不令人意外。
後人可以批評國民黨政權疏於改革,未能即時跟上現實發展的腳步,還給人民更多的自由與政治空間。但是既然要還原歷史,那麼怎可只看到國民黨疏於改革,卻沒有看到國民黨勇於建設的部分,如果只談過,不論功,這怎麼能夠算是還原歷史呢?那就是選擇片段、零碎的歷史,不就淪於以偏概全了。對於蔣中正的功過並陳,並非歌功頌德,是公正的評價才是,與服從威權毫無關係。
民進黨政府當中如鄭麗君這樣的人,只是拿心中的不滿與對事實的偏見,當作對過去事物判斷,自然會產生偏頗的看法。還原歷史,讓權益受損的人能夠回復名譽或者補償,這當然是追求正義,可是在正義的大旗下,難道就要把某些人的功績全部刻意忽視,這恐怕會讓所謂的轉型正義,變成了對前人進行缺席審判,任由你的主觀好惡,強加在他人身上罪名,讓別人無由爭辯。
在戰後的台灣,很不幸地發生二二八事件,肇因台灣省政府長期人謀不臧,未能敏銳感受台灣社會的不滿與不信任,台灣自日本殖民地轉換為中華民國台灣省,台人與來到台灣接收的大陸文武人員,的確在彼此的互動與認知上,會有許多的矛盾。重慶政府派出的接收人員即使只是到大陸的日軍占領區,都與當地民眾經常發生衝突,更何況是來到與中國分割半世紀的台灣,這些已經發生的錯誤與過失,我們現在也不必文過飾非,誠實面對,才能夠讓社會超越矛盾,跳脫歷史糾葛。
那些在二二八事件後,莫名其妙失蹤死亡的人,或者受到牽連繫獄,政府已有法律給予補償與名譽回復,台灣後來在戒嚴之下,在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方面,受到諸多的限制,有人因為政治理念不同,就被關入牢裡,或者流亡海外不得歸,這些今日都有法律補償,然而現在的促轉條例無非是要更進一步要追究加害者,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就要稍稍思考,這樣對於促進社會和解,讓社會往前邁進,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殊背景,這一點在促轉條例當中,完全不論,即便是台灣發生白色恐怖或者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歷史悲劇,但是除了金馬外島之外,台灣的地方自治選舉卻推行多年,縣市長、縣市議員與省議員選舉,毫不受戒嚴體制影響,當然批評者仍以中央國會沒有改選,以及不能組黨為由,批評台灣不夠民主,沒有言論自由,這也是事實,過去的政府要面對後來的責難。
可是,就在面對中共軍事威脅未減下,台灣仍然必須與其他國家一樣的民主自由開放,這可是脫離現實了,1950年代風聲鶴唳的台灣,共黨顛覆陰謀並非空穴來風,韓戰發生後,直到八二三砲戰爆發,大陸對台的好戰口號從未鬆懈,顯示兩岸隨時可能有軍事衝突,這樣的狀態下,台灣如何能維持與其他國家一樣的自由民主水準,後世以承平時期的標準評斷戰亂時期的嚴格管制,無非就是脫離歷史現實,一種去脈絡的分析,容易產生偏差的見解。
國民黨政府過去統治期間,除了在政治上的管制之外,對於台灣的經濟與文教建設,難道就沒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嗎?蔣中正為了軍事反攻大陸,對於資源分配方面,影響到台灣的基礎建設,但在1960年代軍事反攻無法得到美國支持,受到美國政治壓力之下,政府也逐漸資源轉向建設台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乃至十大建設,都對後來的台灣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蔣經國總統死前宣布解嚴,開放報禁,對於民進黨組黨,也沒有進行任何政治鎮壓,這難道不算是對推進台灣民主有所貢獻,當然,對於民進黨來說,蔣經國是迫於壓力決定開放,談不上開明。但是蔣經國如果沒有在解嚴之前,在相關政治與法律方面有妥善的安排,在當時台灣失去美國外交關係的不安局面下,貿然開放是可能引發動亂,蔣經國不阻止民進黨組黨,避免擴大衝突,難道不能算是蔣經國個人的包容嗎?
如果台人對於日本半個世紀殖民統治台灣,多能肯定如八年與一這樣的日人對台治績,而不論日人對台人政治上的限制,乃至日人曾經在台灣進行的大屠殺,現在處處主張親日,那又為何對於國民黨政府治台政績,完全無視,只談國民黨政府的過失,要對過去的統治者鞭屍。若只看日人的好,只見國府的壞,這樣的歷史觀,放在轉型正義之下,究竟代表了什麼?象徵了什麼?這當中其實隱含了大家都不太願意公開面對的族群矛盾。
民進黨政府推動轉型正義,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全盤推翻國民黨治台的功績,否定國民黨治台的成效,重塑台人對於過往歷史的記憶,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成了有罪之身,在轉型正義的使命下,必須加以追究,國民黨是對台灣有罪之黨,國民黨曾經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自然也是有罪的同謀,如是過去的一切,只有對台人民主自由的壓迫,而沒有對台人生活福祉改善的追求,這樣的政黨,如此的政權,自然要讓大家唾棄,由歷史拋棄,從而建立新的國家,制定新的憲法,拋棄邪惡的過往,台人才有光明的未來,如今的民進黨政府所作所為,正是要打破過去的歷史記憶,未建立新國家,逐步展開新的歷史重塑,總結來說,就是新的政治洗腦。
原本民主改革開放,應該是朝向解除魔咒,讓人們不在愚昧無知,能夠朝向理性發展。但在現實的台灣,卻祭出了新的魔咒,試圖要在人們的腦中植入偏頗的思考角度。
既然是還原歷史,又不許功過並陳,若功過並陳,就是歌功頌德,總而言之,就是不准有功,只可有過,這般的歷史追殺,把立法院通過的促轉條例變成了慘酷的鞭屍蔣中正條例,這對號稱民主改革開放的政黨來說,會是美事一件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八二三炮戰蔣中正敵情研判比CIA還厲害|高靖

文/高靖

好萊塢電影總把美國中央情報局描繪成無所不能的情報機關,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情,1958年爆發的八二三砲戰,蔣中正總統早在7月17日就覺得苗頭不對,要求三軍加強戒備,他提醒美方,對方卻不以為然。8月11日,蔣中正預判9月半前後,共軍會採取行動,限令一個月內完成整備。但是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直到8月14日仍認為,沒有具體證據顯示中共將攻擊外島。事後證明,蔣中正研判正確,共軍猛烈砲擊金門,圍困金門,驕傲的中情局缺乏正確研判中共軍事意圖的能力。
副總統陳誠日記記載著7月17日蔣中正預判中共將有軍事行動,要求三軍加強戒備。當時共軍早已開始在東南沿海機場集結米格機,7月29日,國府兩位飛行員劉景泉、任祖謀在汕頭一帶執行巡邏任務,他們的兩架F-84戰機遭共軍擊落,台海緊張情勢升高。
陳誠日記記載,8月4日,蔣中正與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美軍協防司令史慕德會面,蔣中正認為,赫魯雪夫與毛澤東會面後,中共一定會有軍事行動,蔣中正的語氣緊張急切,但是莊來德聽了他的分析,一臉不以為然。
共軍戰機積極求戰,8月9日後國府空軍很難在大陸上空執行偵照任務,共軍可能是藉阻擾台灣的偵照任務,掩護砲戰的準備工作。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有份8月8日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顯示,蔣中正要求美方提供響尾蛇飛彈、F-86戰機給台灣,美軍F-100戰機進駐台灣,第七艦隊到台海附近巡弋。美國參謀聯席會隨即開會通過,緊急提供響尾蛇飛彈與20架F-86F給台灣,F-100戰機輪流駐防台灣,一個航母戰鬥團將前往台海。
8月11日陳誠日記記載,蔣中正預判可能9月半前後,共軍對台必有軍事行動,要求一個月內完成整備,籌備軍費1億元。從國務院檔案發現,8月14日,白宮國安會開會時,中情局卻認為沒有跡象顯示共軍將侵犯金馬外島。
中情局對大陸的情研能力,不如蔣中正一生與共軍交手經驗的判斷。有鑑於兩岸情勢升高,為防萬一,白宮還是決定協助國府防範共軍侵犯外島,但不公開這項政策,避免國府可能在獲知美國協防台灣後,自己搞出某些事情來。從白宮決定看法,美中雙方的政治互信仍然不足,白宮始終懷疑國府會趁亂發動對大陸的軍事行動。
金門砲戰前,美軍已經研究對廈門周邊六到八個共軍機場使用戰術核武,如果仍無法嚇阻共軍攻勢,可能將核武攻勢延伸到大陸內部,以及上海以北。但是共軍也可能對台灣與琉球的美軍採取核武報復。國務院政策規畫助卿史密斯8月15日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認為,為了防衛金馬外島,冒著與中共或蘇聯發生大戰的風險,是無法接受的。史密斯建議改變防衛外島政策,這不是示弱,是從國家利益重新計算評估,國府應該從外島撤軍,美軍掩護撤退。
儘管國務院內部有人主張國府自外島撤軍,8月18日蔣中正憂心外島防務,仍然搭船巡視馬祖、金門,20日自金安返台灣,對於固守外島,立場堅定,蔣中正回到台灣三天後,砲戰爆發。
美軍比較支持國府,願意盡力保衛台灣,甚至包括使用核武,這點在美方爭論不休。8月18日遠東事務局給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帕森斯的備忘錄顯示,軍方對於不使用核武,是否能確保運補金馬外島通暢,參謀聯席會認為可以辦到,但是很困難。對於美軍僅使用傳統武器,是否能夠對抗共軍攻占外島,參謀聯席會認為辦不到。
有別於史密斯主張撤退,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在8月20日給杜勒斯的備忘錄認為,不防衛外島所帶來的風險更大,他也懷疑美國能夠強迫國府從外島撤退。放棄外島,無法解除危機,只會刺激北京發動侵略的胃口。如果美國明確協防外島,就可以處於有利的地位,安撫中國盟友(中華民國),限制他們的行動。嚇阻中共軍事行動,不一定使用核武,對廈門周邊使用傳統武器就可以了。
就在砲戰發生前一天,國務院終於確定如何協助台灣,8月22日杜勒斯主持的國務院會議記錄顯示,國務院與國防部達成共識,加派三艘航母到第七艦隊,在台海周邊鄰近海域舉行艦隊演習,協防司令史慕特到外島視察,增加美軍戰鬥機輪流駐防台灣,增加運補,增加戰車登陸艦LST的數量,提高外島武器性能。
雖然蔣中正早已指示三軍戒備,部隊及早完成整備,但是戰事發生後,軍方應變仍然一團混亂,毫無章法。共軍砲擊金門,立刻打出了國府許多軍事問題,以及美國對國府無理的政治拘束,讓國府對這場仗打得綁手綁腳。
台灣國史館公布的國防部檢討八二三砲戰機密報告指出,軍方後勤系統混亂,前方需要155砲彈,卻空投105砲彈。運砲彈到金門,卻沒有同時送去彈頭、引信、發射藥,這些後勤上的混亂,都造成砲彈無法使用,影響砲戰進行。空軍空投作業混亂,美軍在遠東區所有的空投傘,幾乎都在這場戰役用光,空投出現包裝不好,空投時,傘不開,掛傘勾繩有問題,造成無可估計損失。
陳誠日記8月30日記載,向日本採購降落傘。從國防部的檢討報告看來,空投的確耗費了許多降落傘,也許因為這個原因,只好緊急向日本採購。
蔣中正雖研判共軍將發動攻擊,可是國府對於研判敵情失準,初期把共軍目標錯誤指向馬祖,不待情報判明,就將陸戰隊加強團緊急調往基隆,海軍八艘兩棲登陸艦正要從左營駛往基隆載運部隊,往馬祖前進,還好被國防部制止,若登陸艦駛往馬祖,將影響金門運補,這也顯示國府對實際戰況毫無掌握。
砲戰發生後,美國最關切的不是外島軍民傷亡,而是限制國府不可以隨意對大陸反擊。莊萊德接獲國務院指示,要立刻明確告知國府,希望國府若要對大陸動武,能夠先與美國徵詢意見。
根據莊來德給國務院電報,8月24日傍晚,莊萊德與史慕特與蔣中正、陳誠、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謀總長王叔銘緊急會商,蔣中正向美方保證,國府將以最大的克制,面對中共的挑釁,金門守軍一天以來都沒有展開反擊,國府將盡可能在對大陸動武前,先徵詢美國意見。就在這場會商進行過程中,共軍又對開始砲擊,美軍協防司令部接獲報告,共軍飛機在晚上7時30分在金門西北角投擲10枚炸彈。
國務院有關8月25日艾森豪總統主持會議的會議記錄中,艾森豪對蔣中正言而有信,能夠遵守承諾,對於反擊大陸的軍事行動,先徵詢美國意見,表示肯定。但是對於美軍提出使用戰術核武的建議,艾森豪說,任何使用核武的決定,都這必須先經過他的決定。會議討論後,也決定要求台北的美國大使,要防止國府採取不成熟或者過度的反應。
美軍也在砲戰開始兩天後,調派艾塞克斯號航母與四艘驅逐艦從蘇彝士運河增援台海,中途島號航母也從珍珠港出動,加快增援給國府海軍的兩艘戰車登陸艦。對於可能動用核武的準備工作,關島15架戰略空軍的B-47轟炸機隨時可出動,六架由美軍訓練的國府飛行員駕駛的F-100F雙座戰機,正在飛往台灣。後續還有勝利女神飛彈營移交台灣,另有三艘戰車登陸艦以及其他登陸船艇,將提供給國府,美國陸軍將加快提供外島七個師的現代化裝備。為了謹慎起見,有關動用戰術核武的決定,對國府保密。
因為戰事膠著,蔣中正到砲戰第三天也失去耐性,對國府在缺乏援助下,無法防衛外島,蔣中正向莊萊德表達憂心,對於美國是否能夠保持外島運補暢通與確保外島,希望獲得美國的保證,可是莊萊德在美方指示下,無法提供明確說明。由於遲遲無法獲得艾森豪同意國府空襲共軍機場,蔣中正感到十分失望,8月31日,蔣中正難掩怒氣,對莊萊德批評美國對他在外島的官兵不人道,不公道,是破壞大家的士氣。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描述,這是莊來德所見過蔣中正反應最激烈的一次,蔣中正批評美國的政策根本不像是個盟邦,蔣中正無法接受美國限制他為了自衛採取反擊。
由於戰況沒有趨緩的情況,為顧及共軍可能犯台,島內開始有應變準備,陳誠日記記載8月29日,財政部長嚴家淦建議把黃金鈔券移往木柵山區,陳誠同意。9月2日,國共兩方發生九二海戰,戰況激烈,國府海軍奮戰不懈,擊沉共軍艦艇,但是史慕德卻對蔣中正抱怨海軍運補金門的任務執行,非常不滿意,因為海軍總司令梁序昭顧慮損失,決定改由登陸艦在外海停泊,讓LVT泛水往岸上運補,這個作法因為成功突破共軍封鎖,後來卻獲得美方高度肯定。儘管當天海軍經歷苦戰,蔣中正聽到史幕特的意見後,與陸海空軍總司令開會時,把他們都罵了一頓,儘管蔣中正對戰事發展失去耐心,陳誠仍然在日記中寫下他勉勵三軍的談話。
國務院當天討論台海戰事的發言記錄當中,海軍作戰部長柏克說,國府海軍缺乏良好的高階層領導,國府海軍資深軍官多半來自陸軍,而且還不是太好的陸軍人員。海軍技術上不錯,但缺乏中國海軍傳統,沒有參與戰鬥的驅力,而且害怕戰損,影響到作戰行動。
隨著戰事延長,王叔銘向美國請求同意國府空軍轟炸共軍機場,陳誠9月20日日記又提到向美國提出申請攻擊大陸的事情。直到9月30日,美方才透過莊來德回話,表示會加強護航,希望國府不要轟炸大陸。砲擊斷斷續續進行,直到10月過後,中共才減緩砲擊頻率,改為單打雙不打,直到1979年1月1日,北京與華府建立外交關係後,共軍才全面停止砲擊外島。
從這場戰役當中,看到許多嚴重的問題,國防部對外島擬定的幾十項作戰計畫,沒有一樣可以派上用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如何適用砲擊金門,也讓大家傷透腦筋,中美協防的樂成計畫與外島獨立作戰的太白計畫也不能適用,美國更不情願為了幾個小島,與共軍發生大戰,甚至引發與蘇聯的軍事衝突。國府要固守金馬外島,美國又怕國府擅自發動對大陸軍事行動,這些情況始終沒有解決,共軍更是無時無刻不虎視眈眈,最後卻是美國對北京關係正常化,為外島帶來了和平,歷史的演進,不能不說總有意外之處。

轉型正義是否追究美軍在台殺人暴行|高靖

文/高靖

距今60年前的1957年,台灣發生了524事件,群眾不滿美軍士官雷諾開槍殺人,卻被美軍軍事法庭判決無罪,5月24日引發了高中生與群眾圍堵美國駐華大使館與美新處的激烈抗議,事件發生到後來,群眾衝入大使館內,破壞設施,並取走一份美國撤出台灣的緊急應變計畫,是國府遷台以來的第一次外交衝突事件,起因就在於政府不能維護主權,放棄司法管轄權,讓美軍自行審判雷諾,結果可想而見,無罪釋放,雷諾與家人就在民眾鬧事同時,搭機逃離台灣。同年日本一樣發生美軍開槍濫殺民眾事故,有別於台灣,日本法庭判決美軍有罪,台灣受強權欺凌的外交軟弱,成了無法言之的痛苦。
台灣的民進黨在60年後的2017年,大力推動促進轉型正義,對於這起發生在威權統治期間的司法不公事件,民進黨政府是否會為國府外交無能造成的判決不公,也來爭取受害人應有的權益呢?可以想見,民進黨過去靠美國政治勢力長期介入干預台灣內政,才能從黨外一路受美國勢力庇護,自然不會追究美軍開槍濫殺無辜的陳年老案。
1957年524事件,起因3月20日那天雷諾宣稱劉自然(國民黨革實院黨工)偷看他的妻子洗澡,他開槍射殺劉自然,是自我防衛。不過,美國國務院5月24日負責中國事務的馬康衛,寫給遠東事務助卿羅伯森的備忘錄當中,馬康衛稱,根據大使館槍殺事件發生之初的報告,雷諾開了兩槍,未來可能會有麻煩,因為第二槍是在雷諾追著劉自然,已經距離雷諾住宅一段距離後才射擊的。
美國大使館的憂心是在於這第二槍顯然超過自我防衛的理由,當時外交部只表達雷諾必須接受軍法審判的看法,沒有向美方爭取我方的司法管轄權,因為1954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駐華美軍享有豁免權,但其實這個豁免是有條件,並非全面適用。國府外交部向來對美國交涉軟弱,不敢堅持我方利益,看到美國人就卑躬屈膝。1957年在劉自然被美軍槍殺前,日本也發生美軍士兵吉拉德(Girard )開槍濫殺婦女事件,日本政府採取吉拉德不是在值勤時發生事故,是在休息期間殺人,讓美方自知理虧退讓,台灣的外交部是根本不敢與美方論爭。
雖然台北的檢察官在4月9日完成調查,在16日由外交部將調查報告交給美國大使館,調查報告認為雷諾開槍殺人不是自衛,是有犯意。美國大使館卻認為這個指控毫無根據,對於槍擊有關的某些情形,還需要深入調查,並在22日完成調查。美軍顧問團也決定在5月15日或20日開始審判,5月23日判決雷諾殺人無罪。5月24日,台北民眾與學生對於不公判決,群情激憤,齊聚美國大使館前,發生闖入大使館搗亂的外交事件。
根據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當天給國務院的報告稱,他從香港趕回台北,晚上7時30分仍有大批群眾聚集在大使館前,他搭外交部長的車進入大使館時,還遭到群眾丟擲石頭攻擊,外交部長葉公超也被石頭砸到。藍欽認為,依據許多片段的訊息顯示,這場群眾事件是有組織的行動。但美方直到最後,也無法認定到底是件由誰發動,只有臆測是有人幕後操控。
藍欽分別在5月26日與27日給國務院的報告稱,事件與救國團(蔣經國擔任主任)有關,還有人在現場發放10元紙鈔給群眾,鼓動他們發起攻擊。藍欽也引述蔣中正總統的說法,宣稱合眾社美籍記者布朗(Robert Brown)在現場鼓動群眾。27日白宮國安會開會,杜勒斯認為,524事件是從開始就是精心策畫的行動,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也不太積極,大使館某些機密文件被民眾取走,但保管極機密的保險箱完封不動,民眾取走了有關美國緊急撤離台灣的作業計畫。不過,杜勒斯懷疑蔣經國在幕後主導這起事件說法的可信度,有意思的是,根據國務院文件顯示,指控蔣經國幕後操縱524事件的是某位國民黨高層,顯見國府來台初期,國民黨權力內部仍然進行權力鬥爭,有些人想藉拉攏美國藉524事件拉下蔣經國,但從事後發展看來,顯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雖然美方懷疑蔣經國幕後操控學生示威,不過,根據台灣國史館出版的蔣經國手札,蔣經國在雷諾案宣判無罪的23日當天,馬上寫信給李煥,提醒李煥各校學生有不平情緒,救國團應該密切加以注意,以免被人操縱利用,舉行罷課,遊行與情願等事,以造成擾亂社會秩序的現象,不法份子可能製造事件,破壞中美關係。救國團應本相信政府的態度,聽候政府依法律與外交途徑解決之。從這份文件可以發現,蔣經國似不如外界多年傳言那般,藉524事件操控學生發動反美示威。
對於這起反美外交事件,華府在5月24日一早由艾森豪總統與國務卿杜勒斯通電話,討論如何因應,因為日本也正在爭論吉拉德的罪刑,根據國務院公開當天的電話紀錄,艾森豪認為,只有不在值勤的情況,才必須受當地審判,但不論雙方條約的文字如何,我們現在有麻煩了。艾森豪也感到疑問,不懂雷諾在搞什麼,為何追某個人一段時間後,又開槍打人。杜勒斯說,他不懂,為何雷諾會判無罪,也許雷諾是在服勤期間發生事故吧。
其實從這份國務院的紀錄當中看到,美方也知道自己理虧,但是台灣國府當局的外交交涉卻顯得軟弱無比,造成民怨,引發民眾抗爭。國府軟弱無能,在1957年5月27日藍欽拜會蔣中正總統的會談紀錄可以看到,蔣中正當面向藍欽抱怨,美軍開法庭審判雷諾這情沒有人先問過他的意見,藍欽形容蔣中正談到雷諾案時神情非常激動,蔣中正說,美國軍事法庭不可以在中國領土舉行,那會給每個人留下治外法權的印象。藍欽對蔣中正表示,也許蔣總統是對的,但是沒有任何其他人向他表示過這個看法。
從蔣中正與藍欽的對話,我們可以發現,蔣中正反對美軍在台灣審判雷諾,但是國府上下沒有人與美方據理力爭,從此留下外國人在台灣召開法庭審判的治外法權歷史汙點。
524事件前,中美雙方從1955年開始協商美軍在華地位協定,因為524事件與八二三炮戰暫擱了協商,1959年開始重啟協商,直到1965年8月31日,雙方才在台北簽定美軍在華地位協定,中華民國政府仍尊重美國對駐華美軍的司法管轄權,但某些危及中華民國政府安全的犯行,中華民國有司法管轄權,必須由中華民國審判,美軍在台殺人、搶劫、強暴等行為,中華民國都有司法管轄權,經由十年協商,政府才收回了部分的司法管轄權,讓美軍在台的嚴重犯罪行為必須接受中華民國法庭審判,不過,這項協定當中還是有漏洞,也就是犯罪美軍是由美軍自行拘留看管,不是由台灣方面看管,美方偷偷將人運走,國府根本無權聞問。
早在雷諾開槍打死劉自然的前兩個月,日本的一起美軍暴行事件,見證了兩國外交交涉的能力高下。1957年1月30日,美國派駐日本的第一騎兵師團在群馬縣相馬原進行演習期間,發生美軍士兵吉拉德開槍打死撿拾彈殼的46歲日本婦女事件,這件事故引發美日兩國的司法管轄爭議,雙方都主張對吉拉德有司法管轄權,最後美方退讓,讓吉拉德接受日本法庭審判,這件事情讓自大狂妄的美國人在美國國內引起很大反彈,但事已至此,美方只能尊重日本的司法判決。
根據美國國務院1957年5月25日的一份準備給艾森豪總統的備忘錄顯示,21歲的吉拉德與連上其他30人,在群馬縣相馬原的威爾營區(Camp Weir)舉行演習,大約有25位日本民眾在場撿拾廢彈殼,因為太多民眾尾隨著部隊撿拾彈殼,美軍收回演習部隊的實彈,在部隊休息期間,吉拉德與另一位士兵尼寇(Nickel)受命看管一挺機槍。
根據目擊證人指稱,吉拉德往空地拋擲空彈殼,示意日本民眾可以過來撿拾,目擊者便與被槍殺的日本婦女前往撿拾,隨後就發生槍擊事件,46歲日本婦女當場被擊斃,身後留下六個小孩。尼寇承認有拋擲空彈殼,吉拉德否認有拋擲空彈殼,也沒有瞄準婦女開槍(吉拉德否認的證詞,沒有通過美國陸軍的測謊)。
根據國務院檔案描述,在日本人前來撿拾空彈殼時,吉拉德突然嚷嚷大叫,要日本人離開,同時朝日本男子射擊第一槍,接著又把槍放在腰間,射擊八到十公尺外的日本婦女,吉拉德宣稱他只是要嚇嚇這位婦女,但法醫解剖顯示,吉拉德射出的空彈殼,擊中婦女的背部,造成這名無辜婦女的死亡。吉拉德是用M-1步槍槍口加裝榴彈發射器,朝日本民眾射擊空彈殼,造成這起濫射悲劇。
當時美日雙方有協議,如果美軍值勤期間發生的事故,美軍有司法管轄權,如果不在值勤期間,美軍就沒有司法管轄權,日本政府根據這一點據理力爭,迫使美方退讓,將司法管轄權讓與日本,吉拉德後來受審,依傷害致死罪判刑三年,緩刑四年。美國政府也賠償死亡日本婦女遺族1748.32美元,約合今日的1萬4908美元。
吉拉德後來被降級,自軍中不名譽退伍,吉拉德的妻子是大家俗稱的灣生,也就是在台灣出生的日本婦女。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才剛剛在1952年結束長達七年的美軍占領期間,1957年發生吉拉德事件,日本政府與美國據理力爭,審判開槍濫射無辜的美軍士兵,判決有罪,平復遺族的傷痛。但是中華民國身為二戰戰勝國,卻在內戰敗走台灣後,為了爭取美國援助,只好處處仰人鼻息,看人臉色,不敢主張正義,1957年發生的雷諾槍殺劉自然事件,中華民國政府不僅沒有據理力爭,還公然讓雷諾交給美軍在台灣舉行軍事法庭,留下了台灣讓美軍在台有治外法權的汙名,美軍軍事法庭不顧各方質疑堅持判決雷諾無罪,隔日就引發群眾衝入美國大使館與美新處的衝突事件。日本雖是戰敗國,但對國家主權尊嚴的維護,反而更勝中華民國政府,今日政府高談闊論轉型正義,劉自然的正義,民進黨政府是否願意與美國交涉一番呢。

我家的民國小歷史:與孫中山交錯而行|魏國彥 之八

民國十三年,外祖父高民與孫中山交錯而行

民國十三年(1924),北洋政府曹錕治下的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偵破徐州國民黨組織,多人被捕,外公高敬誠僥倖漏網,江蘇督軍齊燮元下令通緝,外公改名高民,逃離教師岡位,帶了幾個學生逃往上海,並與朱奇等人千里迢迢奔赴廣州黃埔,投考軍官學校,到達黃埔時,因黃埔軍官學校二期剛剛入校,三期尚未招生,就被編入教導二團一營一連二排當新兵。

我曾經請教家中長輩,外公到底是那個月份進得黃埔軍官學校?大家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就開始找各種資料,利用「地質學」常用的「相對定年法」來「夾」出確切的月份,研讀史料中發現,民國十三年每個月都有大事,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軍閥直奉戰役、國父孫中山提出建國大綱、北上救國;陳炯明叛變、、、我年輕時候歷史課本上讀到的、沒讀到的,一股腦都湧出來,氾濫了我的筆記本。我那位勇敢的外祖父,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懵懵懂懂地走入國民革命的大潮。

讓我們回顧一下民國十三年發生了哪些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的大事;這對後續要講的外祖父的故事,以及河南老家樊鍾秀的事蹟都很重要:

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到會代表165人,共產黨的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到會,並參與了大會的領導及文件起草工作,正式開始了國民、共產兩黨合作,會中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國反封建的主張,重新闡釋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兩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成立。

二月二十四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列寧追悼大會,孫中山先生主祭,祭壇正中高懸其手書「國友人師」輓帳。

三月二日孫中山通告黨員,說明中國國民黨改組容共的意義。三月6日,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二日孫中山發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陳述了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

六月六日黃埔軍校舉辦首次開學典禮,五月五日正取生與十日備取生分別編伍入隊的學生,成為開學典禮的主力,一期生總數493人,編成五個方隊。黃埔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約佔1/10。黃埔軍校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戴季陶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只當了半個月就回上海了),周恩來一直到十一月才到任,初期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很快除正升任主任)

民國十三年(1924)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典禮,講台上由右至左為宋慶齡、孫中山、蔣中正、廖仲凱。

 

民國十三(1924)年六月十六日,孫中山先生與校長蔣中正(後排中)、總教官何應欽(後排左)、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後排右)合影。

 

七月七日國民黨發佈黨務宣言,重申容共原則。稍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人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黨不法案」,進行彈劾,要求取消共產黨組織。

九月三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第一次為1922年)爆發,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聯合安徽、江西、福建的直系將領分四路進攻;背後其實是有英國與美國扶持;另方面,浙江督軍盧永祥則聯合從上海與福建退入浙江的反直系將領反攻,包含奉、皖、粵各系,背後則有日本支持。十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三次對於時局之主張」,直指所謂的「浙江戰爭」根本就是帝國主義在背後操縱軍閥瓜分在中國地盤的戰爭,「目前解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其治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武裝、、、」。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在韶關發佈「北伐宣言」,並接收了一批蘇聯贈送的武器,下令成立「教導團」,後來在十一月二十日成立第一教導團、12月又成立第二教導團。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通告,以青天白日為黨旗及軍旗,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這是依據三月份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議所做,亦即,加上代表共產黨的「赤地」為國旗的主體,僅在右上角仍配以青天白日。

十月十日國慶日,廣州民眾在第一公園舉行慶祝集會,周恩來發表熱情激昂的演講,民眾走出公園遊行,與荷槍實彈的廣州商團衝突,發生「雙十慘案」,死亡二十餘人,傷百餘人,十月十四日軍校一期學生等開赴廣州城內將商團由香港購入的步槍五千桿繳械,所繳獲的槍枝解赴軍校,隨即編成教導第一團。

十月十九日馮玉祥率部在直奉戰場上倒戈,所部改名為「國民軍」,兼程回師北京,孫岳開城門相迎,二十三日將曹錕囚禁,史稱「首都革命」。馮玉祥並與奉軍妥協,擊潰直軍吳佩孚部,十月二十五日與胡景翼、孫岳領銜,電請孫中山入北京,及邀請全國實力派參加和平會議,以產生新政府。

十一月三日,曹錕宣布辭總統職。五日,清朝遜帝溥儀被京師警衛司令鹿鍾麟逐出故宮,後宮細軟運出神武門,離開紫禁城,到後海甘水橋乃父戴灃之舊醇王府邸居住。十日,孫中山先生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代表會議,並於國民會議召開之前先召開有商會、教育會;工會、農會等代表參加的預備會議,才能解決一切根本問題。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偕宋慶齡等搭乘永豐艦離廣東北上,十六日抵上海,並向記者發表談話:「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講話」、「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戰那個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翌日發表談話,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前腳一走,十五日陳炯明就在汕頭召開軍事會議,自稱「救粵軍總司令」,決定派兵進攻廣州。同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新任河南督理,督理軍改)、孫岳(新任河南省長)具名通電擁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二十四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段祺瑞就任臨時總執政,提出「善後會議」主張,解決時局糾紛。二十六日,外蒙古廢除君主立憲,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二十九日溥儀由醇王府逃至日本大使館,次年二月二十日再由日使館轉至天津,並於民國二十年(1931)由日人陪同到東北組織滿州國。

十二月四日孫中山乘船抵達天津,受到盛大歡迎。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會議決定解散國會,取消憲法,取消約法。三十一日,孫中山扶病抵達北京,在天安門受到近十萬民眾歡迎。

這一年的最後三個月中軍閥混戰的中國有新的情勢,曹錕與吳佩孚勢力基本瓦解,由段祺瑞、孫中山、張作霖形成三角同盟,加上馮玉祥的「國民軍」為四大軍政體系。這一年,孫中山(粵)的勢力與聲望扶搖直上,與其年初以來聯俄容共,以及進步性的革命思潮有關,國共兩黨已經在各地訓練工人與農民,也進入學校組織青年,於以後的年代中發動一連串的工運、農民暴動與學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民國十四年的上海五三十慘案,德裔學者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所著「中國革命」一書(麥田出版)譽稱該事件「就如歐洲史上的巴士底監獄事件般,是遠東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開啟了1925─1927年的狂飆階段,其所引起的騷動,只有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相提並論。

這一年,中國國民黨內有黃埔軍官學校的成立,外有國共兩黨知識份子組織並發動的革命思潮及群眾示威,年輕覺醒民眾向軍閥舊勢力的攻擊變成有目標、有主義、有組織的行動。

國父手書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黃埔軍校開辦之初其他人都認為訓練期間至少一年,而蔣介石獨稱三個月就夠,並說如果再延遲的話,中國可能已經亡國;最後,才折衷為六個月,第一期學生十一月八日舉行畢業考,並實施戰鬥演習後,二十九日畢業,共四百六十五人。黃埔三期是黃埔軍官學校擴大招生,建立入伍生制度的開始,在十二月初開學。根據我外祖父的自傳,他來到黃埔的時候,第二期已經入學,也沒趕上成立於十月三日的教導第一團,因而我推斷,他十二月初才到黃埔,而被編入十二月才成立的第二教導團的第一營第一連二排;營長是顧祝同,第三排排長是才從黃埔一期畢業的王仲廉(導演王童之父,見我家民國風之一)。

換言之,在國父搭船北上上海的同時,外祖父循同樣的路線反向過香港來到了廣東,雖在路途上交錯而過,卻終於成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並於翌年二月參加保衛廣州大本營的東征戰役(見我家民國小史之二)。

另外我注意到,該年三月毛澤東在上海參加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第二次會議,顯然他已成為位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44號的上海執行部的部長。根據一些文獻記載,此時中共中央配合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招生工作,特別發出第62號通告,加上國民黨各地黨部也號召此事。我相信,外祖父所在的徐州國民黨黨部也有類似的通告。根據李金明寫的「黃埔大對決」一書所記,毛澤東那年三月在執行部接見了由山西太原來的徐向前一行五人,說要報考陸軍官校,毛澤東告訴他們要通過初試才能錄取,要考中學幾何、三角、代數、國文、英文等,要他們不要讓別人知道他們來上海的目的,不要到外面走動,保持秘密,以免發生意外。

外公想必也經過同樣的過程,我高度懷疑,外公也是經毛澤東初試而領了現洋十二元路費搭乘輪船前往廣州的,不過,他從來沒提過這事,簡短的自傳裡也找不到痕跡,近讀陳果夫文章,發現他民國十三年正在上海養病,於九、十月間接獲蔣介石校長從廣州轉來的密信,托他在上海代辦軍校學生制服等用品,因交涉機靈,成功取回被海關查扣的軍服、軍氈等物,順利運往廣州,遂又被指定為招兵委員,招募黃埔第一、二教導團,招募來源為溫州、金華、徐州三處;孫中山並也打電報請浙江督軍盧永祥從旁協助,盧表面答應,卻另有打算;因他與齊燮元已開戰,就從招到的兵源中攔截。溫州、金華來的兵員還有些領了交通費後中途開小差,又被當時其他直奉戰役中將領高價徵募而去,也因此有一批專門謊稱應徵,而反覆揩油者。陳果夫認為由徐州徵來的新兵最好,尤以陸福廷招的蘇北、皖北的兵最好,外祖父即為其中頭角崢嶸者,可能係通過陳果夫安排的交通路線去廣州。

(後來陳果夫在1926年到廣州,1929年任國民黨中央執委,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於南京紅紙廊成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初設政治、財政、地方自治、社會經濟四系;我岳父于錫來先生即畢業於該校經濟系,並成為陳果夫的得力幹部,被歸入的所謂CC系;在這個節點上,我外公與我岳父的命運都與陳果夫有關。岳父亦傳奇人物也,將來會在「老婆卷」交代)。

外公入軍官學校其實是在民國十四年東征暫靖之時,外公所屬的教導團六月初回師廣州平息劉震寰(駐粵滇軍司令)、楊希閔(駐粵桂軍司令)之叛亂,蔣介石校長特准教導團士兵參加黃埔三期插班考試,其實外公當時因為文筆好早被營長顧祝同升為營部中尉書記,他能文能武(已經打了幾個月的仗了),當然順利錄取,先編入第四隊,後又改為第一隊,也迅速畢業。二次東征戰役結束,第三師的下級幹部被調到潮州分校受訓,外公就被派往第三師接替,派到第七團四連充任第一排排長,很快就受到共產黨的注意與招攬,惹來一生的風波(待續)。

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五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第一團第一次東征後全體官佐合影於梅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