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十年代的美國機密檔案看美中台關係|高靖

文/高靖

一份解密的美國政府機密檔案當中,記錄著1980年代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李潔明與中國駐美公使冀朝鑄兩人在華府的不公開會面,中國外交官員與美國涉台事務主管,雙方對談台灣問題,雙方對於兩岸統一多所分析,李潔明提醒中方,台灣人天性多疑,心胸狹窄,又很現實,一定要有耐心,不能操之過急。面對冀朝鑄不斷質疑美台軍售,李潔明說明,軍售台灣是為了台灣的穩定與信心,是促成平衡的一部分。李冀兩人的會談,雖然只是美中台三方外交歷史的一個過往,卻也顯示美方雖認知到有台獨問題,卻依舊認為兩岸中國人可以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美國與中華民國多年的外交關係,隨著冷戰情勢的轉變,1970年代開始,美國逐步將外交重點轉向北京,冷淡台北,這場外交變局歷經三任美國總統,終於在卡特總統任內,完成與北京建交,台灣當局雖早有掌握,早已開始各方因應,但最後美方只在正式建交前七小時,透過駐華大使館告知蔣經國總統,仍然讓台灣當局非常不滿。
失去美國外交關係後,美國成立美國在台協會,台灣成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這是採取日本斷交後的模式,成立兩個非官方機構,進行雙方非官方的互動,多年後,美國早已放寬由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方進行外交交涉,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與台北當局的官方互動,也放寬許多限制。
不過,美中雙方早在1980年代建交後幾年,就開始共同討論台灣問題,雖然雙方多有歧見,美方將台灣的許多訊息透過對話管道傳達給大陸,也有讓大陸修正某些錯誤的對台見解,美方也對兩岸統一問題,剴切地希望大陸要保持耐心,謀求兩岸的和平與穩定。
李潔明從台北回到華府後,與冀朝鑄偶然碰面,雙方是舊識,彼此都表達出希望共同討論台灣問題的想法。兩人的不公開會面是1983年6月7日,在白宮國安會主管中國事務的羅大為私宅裡進行(羅大為後來擔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李潔明在事前,曾向國務次卿伊格伯格、助理國務卿伍佛維茲、國安會西格爾等人徵得同意後,才安排這場會談,主題只有台灣問題。
當時美國剛與北京建交沒有幾年,中美簽署八一七公報後一年,台灣正處在相當艱困局面當中,蔣經國總統健康情況也不佳。冀朝鑄在會談時,對李潔明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蔣經國情況與繼承問題。
李潔明說,蔣經國身體很衰弱,但是心智很堅強。從最近王昇(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調閒差聯訓部主任)下台,可以很清楚的認識到,蔣經國增強了科技官僚(指孫運璿、李國鼎等人)的力量。王昇的調動是經過精心安排,與其他五位軍方人事一起異動。冀朝鑄對李潔明的說法,感到非常驚訝,他認為王昇當時訪美後(美國中情局安排王昇訪美,蔣經國在王昇訪美前,早已對王昇行事作風,有許多意見,兩人雖是多年長官部屬關係,蔣經國仍拔除王昇軍權),應該是有機會擔負更有力的角色。
從冀朝鑄的認知,顯示大陸方面對台灣國府內部的政治情勢,掌握的不夠精確。只看到浮面的現象,完全不知心思深沉的蔣經國到底對身邊的部屬,早有許多觀察與判斷。
李潔明提到1980年代台灣知名的陳文成案,冀朝鑄認為王昇是幕後黑手,李潔明提醒冀朝鑄,陳案發當時的台灣警備總司令是汪敬煦。不過,李潔明沒有對陳文成案提出任何判斷。
李潔明也對冀朝鑄透露,克萊恩(曾任中情局駐台北站長,深獲兩蔣信任)與陳香梅(陳納德遺孀)兩人介入兩岸統問題。李潔明認為,在時機還不成熟下,想要加速推動這件事情,有時候會傷害到自己。冀朝鑄聽到克萊恩介入兩岸統一問題,非常驚訝。李潔明建議冀朝鑄可以詢問大陸的安全單位,就可以了解到相關背景。
陳香梅藉著陳納德的淵源,與台灣當局一直保持良好關係,與美國共和黨也有很好的關係。美國與北京建交後,陳香梅曾訪問大陸,與鄧小平會面,又來到台北與國府當局碰面。不過,1980年代當時,陳香梅對國府的影響力,其實沒有外界想像那麼大,郝柏村在參謀總長八年日記當中多有記載。
李潔明與冀朝鑄討論兩岸問題時,不斷引用台灣過往的歷史,希望冀朝鑄理解台灣社會的特性。李潔明說,台灣的情況是很脆弱的,因為台灣人生性多疑,心胸狹窄,又很現實,如果推動的太急促的話,可能反應會很激烈。他向冀朝鑄說明台灣在清朝時代發生過林爽文事件,日據時代也有抗爭,以及國府來台後的二二八事件。歷史上台灣人很多是海盜與戰士,他們以先驅者的精神往前進。
當時美麗島事件發生不久,冀朝鑄認為這是台獨玩過頭,讓國民黨有藉口下重手。李潔明說,造成這起暴亂後面的激情與動機,才是令人感到憂心的。他在台灣各處旅行,接觸許多台灣人,他們對統一沒有熱情,只想保有台灣的個體性。
早在1983年當時,李潔明提到的台灣人想保有台灣的個體性,對兩岸統一沒有熱情,似乎到了2017年的現在,這些曾讓李潔明憂心的問題仍然存在。
冀朝鑄的妻子有親友在台灣,冀朝鑄認為,台灣的族群關係,因為互相通婚與相互接納,現在應該比較緩和了。李潔明舉了魏鏞(行政院研考會主委、二屆國民黨立委)的研究說明這個問題,他表示,魏鏞曾透過8000人的民意調查,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魏鏞的結論支持冀朝鑄妻子的看法。
但是李潔明也提出了一些現象,譬如台灣申請美國簽證的人數增加,台灣持有綠卡的人也越來越多,證明外省人與本省人雙方的摩擦仍然存在。
李潔明稍後又提到台灣人是現實主義者,許多台灣人持有綠卡,這也包括那些權貴階層人士。某些精明的綠卡持有人回到台灣,參與台灣的建設,這些經驗老到的經理人,技術人員,在新竹科學園區創造的許多成功的公司。冀朝鑄說,許多台灣留學生不回台灣,李潔明推測大約有八成的留學生不回台灣,不過,他認為自己的評估可能不太準確。
在八一七公報後一年的時空下,冀朝鑄在談話過程中,多次對李潔明質疑美台軍售問題,這會影響大陸與美國的關係。冀朝鑄說,他支持穩定的台灣,大陸對台灣沒有威脅,福建都已經改為商業區,台灣其實不需要美國軍售。李潔明向冀解釋台灣的情況,他說,軍事與安全的力量,是促成平衡的一部分,不能夠激烈地減弱。總有一些台灣激進份子會在激烈的改變當中獲利,某些台灣激進份子正在美國,需要很小心的打交道。
對於所謂的台灣激進份子,李潔明特別點出許信良。李潔明事後說,冀朝鑄聽到許信良的名字時,顯得尷尬,因為當時某些徵候顯示,大陸正在接觸許信良。
對於兩岸統一,冀朝鑄說,他是樂觀主義者,他相信事情到頭來都可以獲得解決。李潔明說,他也是樂觀主義者,但是技巧與耐心是不可或缺的。他相信最終中國人可以自己解決它們之間的問題。
冀朝鑄又對李潔明問起台灣的駐美代表錢復,李潔明說,錢復聰明,積極進取。就他所知,錢復是個遵守規則的人。冀朝鑄說,錢復來美,是否因為將來要當外交部長。李潔明輕鬆地告訴冀朝鑄,同樣身為中國人,冀朝鑄應該能理解,錢復是為了兩個小孩的教育問題,這是錢復來到美國的原因之一。
冀朝鑄問李潔明,美方是否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有他們兩人類似這樣的會面,李潔明說,這很有道理,但他把這些事情留給他在華府的朋友來做。對於美國宣布與台北斷交時,派出副國務卿克里多福到台北說明,遭到反美示威,冀朝鑄認為幕後是錢復主使。李潔明說,錢復是個行政官員,執行者,但不是個指導者。冀朝鑄對錢復的誤解,再次顯示大陸官員不理解國府在台灣的運作,對於錢復的為人行事,也欠缺認識。
冀朝鑄,中國駐美大使是否有可能與錢復見面。李潔明表示,最好順其自然。冀朝鑄說,他隨時都願意見北協的人,但對方總是逃避。李潔明建議冀朝鑄,這種事情最好不要強迫,根據他的經驗,如果台灣人被逼得太緊,他們通常都會避開。李潔明告訴冀朝鑄,其實兩岸早有接觸,只是採取不同的模式,當時就是透過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進行了某種兩岸接觸,國民黨祕書長蔣彥士親身參與這件事情。
兩人結束交談時,兩人分別用了一句成語作為結束。冀朝鑄說,夜長夢多。李潔明說,守株待兔。兩人同時相約當年秋季再見。
冀朝鑄的夜長夢多,在歷經三十多年後今日的兩岸關係看來,頗為神似。李潔明的守株待兔,也似乎是隱約指涉對兩岸統一要有有耐心等候的傻勁。而在兩岸力量對比消長的現在,守株待兔似乎也能夠成為現在兩岸關係的某種寫照

孫立人冤案見證逝去的混亂民國時代|高靖

文/高靖

1955年的孫立人案,台灣當局已經為孫立人翻案。孫立人過去也許無反逆之心,可是許多事情身不由己,不免讓孫立人遭到蔣中正猜忌。從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可以發現,早在1949年當時,孫立人經常向美方抱怨被綁手綁腳,工作不順利。李宗仁代總統曾意圖拉攏孫,藉孫推翻台灣省主席陳誠。台獨團體希望藉孫發動政變,將台灣交美國或聯合國託管,美方內部曾有向國府施壓換掉陳誠,由孫立人接任的想法。這些情況都讓孫立人受到政府懷疑,當台海情勢穩定後,立刻受到政治迫害。
國府遷台後,美國對國府關係冷淡,為了拉攏美國的政治關係,國府無奈,只好重用政府內部親美人士,當時國府先給了孫立人一個台灣防衛司令的頭銜,接著安排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接任台灣省主席,希望藉著孫、吳兩人改善對美關係,爭取美國援助台灣。
孫立人是抗戰時期滇緬戰場名將,聞名中外,但是孫立人在國共內戰後期,從東北來到台灣,孫立人在台灣鳳山負責訓練新兵,由孫立人訓練的201師,後來在金門戰役當中,是最初與登陸共軍發生戰鬥的部隊。孫立人後來升任台灣防衛司令,在政府遷台後隔年1950年,改任陸軍總司令。
國務院檔案顯示,那些對台灣的未來抱有野心的人,都想方設法拉攏孫立人,或者想藉孫立人的兵力,在島上發動政變,推翻陳誠。孫立人自己也經常向美國人抱怨,他不受國府信任,指揮不動部隊,或者給養不公平,他的部隊都是拿到比較差的裝備。
就在南京失守後,共軍攻入上海前夕,1949年5月9日國務院的檔案顯示,美國在台北的領事館告訴國務院,孫立人對美方表示,經過與陳誠及多位軍事指揮官的一連串會商,他仍然無法解決許多重要的問題,更無法控制海空軍。孫立人雖然獲得增加陸軍的薪餉,也獲得允諾任命他擔任台灣地面部隊的指揮官。可是這個地面部隊指揮官的任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陳誠自己就決定了澎湖要派遣李振清擔任司令官,上海撤退下來的部隊,也不會交給孫立人指揮。警備部隊的兵力,也不歸孫立人指揮。
根據國務院檔案的描述,孫立人當時對時局灰心,他認為台灣會與大陸一樣,因為內鬥、缺乏組織而失敗,不是因為有外部敵人失敗。現在沒有任何軍民協同的計畫,而且一切都太遲了。
美駐台北領事館6月3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擔任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彭孟緝說法,從上海52軍、54軍、99軍來的5萬名官兵,將無限期停留台灣,接受他的指揮。領事館武官分析,因為彭孟緝新增的兵力,將使他的地位優於孫立人,孫立人因此退居到後面。
孫立人在1949年9月被任命為台灣防衛司令,他卻向美國人抱怨沒有實權。國務院1949年9月15日檔案顯示,孫立人說,他沒有足夠的補給與支持,有時候是根本沒有補給。他依賴陳誠提供所有的裝備,但是當他要求裝備給養時,陳誠不是迴避這個問題,就是推託說將來的會議會討論這些問題,要不然就是告訴孫立人,沒有錢,假如孫立人需要這些裝備,他必須自己想辦法。
孫立人批評陳誠犯了過去一樣的錯誤,陳誠沒有從過去不幸的經驗當中學到教訓。台灣的防衛力量不夠,他無法從陳誠那邊拿到足夠的裝備與經費,而陳誠居然告訴他,時間很充足。孫立人說,其實時間已經不夠了。
孫立人向美方預測共軍攻陷廣州後,有一半的機會會攻打台灣,廣州可能在雙十節後失守(共軍在10月初攻入廣州後,10月下旬攻打金門)。孫立人說,台灣實際上沒有任何防衛,島上30萬部隊,最多不超過6萬人是戰鬥部隊,共軍可以在一天內集結20萬人,1000條舢舨攻打台灣。
孫立人對時局滿腹牢騷,抱怨不停,金門戰役結束後不久,1949年11月11日,國務院檔案顯示,一份美國領事發給國務卿的電報中指出,孫立人身為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不滿沒有獲得擔任東南軍政長官的陳誠所給予完全的合作與授權。如果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沒有同意,他沒有權力更換能力不好的軍官,他被迫留用一些不服從與無能的軍官,弱化了他的組織。大部分的情況下,他收到的給養,都是次等的,最好的物資都給了其他指揮官。他的部隊缺乏足夠的裝備與毛毯。
國府在金門與登步島締造難得的戰績,孫立人非常不以為然,孫立人對美國人批評,這兩場勝利讓某些軍方高級將領與官員犯了大頭症。這份電報也提到,孫立人兩個月前曾向美方抱怨,他要修建沿岸的防禦設施與碉堡,向陳誠提出物資的需求,但是遭到陳誠拒絕。
這些從台北的美國領事館發回國務院的電報,記載著許多孫立人向美國抱怨陳誠與國府當局的內容,當時礙於許多外力因素,國府仍是重用孫立人。
孫立人在1949年當時真是各方拉攏的對象,台獨希望藉孫立人政變,把台灣交給美國或聯合國託管,代總統李宗仁更是多次對美方提到,要拉陳誠下台,如果陳誠不走,就要請孫立人趕陳誠下台。早在1949年2月18日,蔣中正總統宣布引退將近一個月後,李宗仁在南京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他希望指派孫立人擔任台灣省主席。3月6日,台北美國領事館給國務院電報稱,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符合美國的利益,建議國務院下令司徒雷登鼓勵李宗仁盡快撤換陳誠,以孫立人取而代之。
共軍攻入南京後,政府遷廣州,1949年4月27日自廣州發給國務卿的電報,引述李宗仁幕僚邱昌渭與甘介侯的說法指出,粵系將領張發奎、薛岳、余漢謀聯手反蔣,何應欽也加入他們。當前困難與最急迫要解決的問題是除去陳誠,他們相信孫立人指揮台灣的軍隊,可以除去陳誠。29日美國大使館發自廣州的電報,引述邱昌渭說法,為了控制台灣的資源,協助李宗仁能夠成功,要藉由薛岳(與陳誠私交甚篤)向陳誠說項,希望陳誠考量他個人與中國的最佳利益下,能夠轉向支持李宗仁,如果無法說服陳誠,那就要出動更強烈的手段除去陳誠。電報當中分析,邱昌渭可能還沒有接觸孫立人,但是他們有信心獲得孫立人的支持。
這些將領希望藉在台灣的孫立人除去陳誠,主要原因是蔣中正雖然下野,但是仍然幕後指揮軍隊,將中央銀行的黃金搬運台灣,使得李宗仁欠缺與共軍作戰所需要的資源,更無法有效指揮部隊。李宗仁多次希望蔣中正放手,但沒有得到蔣中正具體回應,李宗仁才會與粵系將領聯手,希望能夠藉孫立人在台灣的兵力,把效忠蔣中正的陳誠除去,這樣一來,李宗仁就能夠控制已經運送到台灣的黃金。
國府內外,外有共軍步步進逼,國府軍隊毫無士氣,缺乏戰鬥意志。內部又有反蔣與擁蔣兩股勢力不合,在這種混亂局勢下,蔣中正在1949年4月告別浙江奉化溪口的家鄉後,就在台灣與大陸間來來去去,指揮調度,對於孫立人的牢騷不滿,以及反蔣人士對孫立人發動政變的期待,豈可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礙於對美關係,只好多所隱忍,以顧全大局。
1949年12月15日自香港發給國務院的電報,是避難到香港的駐中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報告劉安祺的部隊撤往台灣,師樞安認為劉安祺效忠蔣中正,這個調動是蔣中正用來牽制孫立人在台灣獲得權力。孫立人當時已是台灣防衛司令,在美國外交官眼中,蔣中正卻是毫不信任孫立人,要從外面趕運部隊到台灣,以平衡孫立人的力量。
台灣度過驚滔駭浪的1949年後,蔣中正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陳誠也升任行政院長,陳誠在3月15日的日記當中記載,晚,周至柔、彭孟緝,談匪諜案涉及孫立人之私人女秘書與左右人員,決定請孫來台北,告以證據,使其明瞭,以免誤會。隔天日記記載,晉謁總統,決定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17日日記記載,郭寄嶠來晤,談及孫立人之幼稚及防衛司令部內部之複雜情形。18日日記記載,早,闕漢騫報告,劉安祺等見總裁,說孫立人缺乏思想中心。
陳誠日記當中有關孫立人的記載,顯示即使早在1950年就已明知孫立人身旁有匪諜,台灣防衛司令部內部情況複雜,陳誠仍然決定起用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至於後來以匪諜案牽連孫立人謀逆的案件,那已是1955年孫立人卸任陸軍總司令之後的事情了。顯示孫立人與當局的關係,在這段期間不斷惡化,在國府當局滿懷疑慮猜忌的情況下,孫立人遭禍,不過是時間早晚,孫立人案發生時,孫立人早無實際兵權,但是仍舊遭到軟禁,直到蔣經國死後,副總統李登輝繼任,政府才開始平反孫案。
從國務院的檔案顯示,雖然許多反蔣人士,甚至台獨人士都想藉孫立人的力量,在台灣發動軍事政變,美方也對孫立人很有期待,認為他可以取代陳誠,但是孫立人心裡究竟有沒有動過絲毫的念頭,恐怕已無從確知,曾有顯赫戰功的孫立人晚年遭軟禁,是他個人一生的悲劇,孫立人的晚年也印證那個逝去的混亂時代,無論你的權位高低,都可能在詭譎的氣氛下,因為掌權者的疑懼受到迫害。

國民黨李蔣內鬥搞掉國府大好江山|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1949年12月政府撤退台灣。這混亂的一年,國民黨政府外有共軍步步進逼,連吃敗仗,內鬥更激烈,黨同伐異,正副總統蔣中正與李宗仁相互鬥爭,黨內派系更是彼此撻伐,CC派牽制政府運作,讓政府無法順應國家變局。蔣中正雖因政治壓力引退,仍在幕後運籌帷幄,李宗仁身為代總統毫無辦法,政府失去控制,地方軍閥不聽中央號令,整個國家分崩離析。
1948年到1949年,內戰的局勢,對國府越來越不利,國府在東北慘敗,人心惶惶,緊接著又在徐蚌會戰慘敗,北方版圖盡為共黨所控制,共軍逐步集結重兵長江一線,準備渡江。此時,國民黨內鬥升高,蔣中正總統在桂系內鬥壓力下,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接替為代總統。蔣中正在國民黨內早有數次引退前例,蔣中正都能重新奪回他的權位,蔣中正引退之前,早已開始布局,李宗仁鬥不過蔣中正,只能想方設法趕蔣中正出國。
對於內戰的軍事行動,蔣中正對兵權毫不放鬆,腦筋也老早動到能征善戰的侵華日本軍人身上。非常巧合的是,蔣中正引退幾天後,1月26日,上海軍事法庭判決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無罪釋放。這件事情幕後是蔣中正要運用日本軍人協助國府與共軍作戰,但是國府秘密運用侵華日本軍人從事反共內戰,瞞不過共黨。
根據國務院2月1日收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電報稱,位在陝北的共黨電台,針對國府釋放岡村寧次,批評這是預謀將日本反動派帶到中國,加入國民黨政府,與中國人民戰鬥。他們要求國府重新逮捕岡村寧次,在預定的時間地點,將岡村寧次交給共軍。但是岡村寧次在2月1日已經離開大陸,回到日本。
蔣中正藉日本軍人打內戰,李宗仁藉代總統職位,周旋大國之間,希望能夠獲得大國支持,為國府爭取內戰優勢。李宗仁先是請美國表態支持他成為代總統,轉身過去,又找上蘇聯示好。1949年1月23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電報稱,李宗仁透過中間人與蘇聯駐華大使館接觸,達成了三點協議草案,一、中國在未來任何國際衝突當中嚴守中立。二、盡可能消除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三、建立中蘇實際合作的基礎。
李宗仁無非想藉蘇聯迫使美國改變不介入內戰的姿態,轉而積極支持國府,不過,美國沒有如李宗仁所預期的反應。蔣中正運用日人反共,也是到了1950年代,才在台灣組成白團後,開始訓練國府軍官,來不及在內戰當中發揮效果。
蔣中正下台前,也把台灣安置好,早先安排了親信陳誠擔任省主席,兒子蔣經國擔任台灣省黨部主委。李宗仁也非省油的燈,眼見蔣中正抓權不放手,就要在台灣問題上反制,李宗仁打算運用在台灣的孫立人,把陳誠趕下台。
台灣雖經歷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相較於大陸的戰爭威脅,還算是比較安定的地區,但是李宗仁因為政治恩怨,卻想要透過反蔣將領,發動軍事政變。
擔心共軍持續南下,局勢不穩,行政院長孫科自行離開南京,2月4日跑去廣州。2月18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電報爭,如果孫科不肯回南京,李宗仁要邵力子擔任行政院長,如果是邵力子沒有意願,他還可以用何應欽擔任行政院長與國防部長。
孫科曾與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失利,在國民黨內部的政治權力競爭上,孫李兩人早有嫌隙,孫科沒有聽從李宗仁意見回到南京,反而在3月8 日宣布內閣總辭,迫使李宗仁任命何應欽接任,沒想到兩個月後,何應欽也下台了,無力主導政局的李宗仁,只好再換與CC派及蔣中正交好的閻錫山,閻錫山6月繼任行政院長。1949年一年之內,中華民國就更換了三位行政院長,政局混亂,前所未有。
司徒雷登在2月21日給國務卿的電報稱,何應欽希望他透過美國政府邀請蔣中正訪問美國,美國過去幫了中國許多的忙,這件事情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更勝於其他。蔣中正現在干擾了代總統李宗仁推動和談的努力,在軍事事務方面也是如此。何應欽表示,如果有三個月能夠全權負責,就可以改變這些情況,共軍也將難以渡過長江。
何應欽說,關係密切的同志當中,希望蔣中正出國的想法,是越來越強烈,他認識蔣中正30年,實在無法理解現在蔣中正的所作所為。即使國民黨的CC派都有類似的不滿。立委張道藩最近到蔣中正家中探視,張道藩建議蔣中正可以先去歐洲訪問,然後再去美國,這樣一來,可以觀察其他國家的人民生活。何應欽形容蔣中正聽到張道藩要他出國的反應,當下是非常的憤怒,把張道藩趕出門外,另一位曾經擔任過國大祕書長的洪蘭友,也有與張道藩相類似的經驗。何應欽表示,無論未來是戰是和,蔣中正能夠出國,問題都會變得比較單純。
3月12日,南京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稱,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與國代吳忠信從奉化歸來,兩人與蔣中正談了四次,張治中向蔣中正提出離開中國,出國是有利的看法,結果引起了蔣中正激烈的反應與猜疑,蔣中正不滿地說,如果他要出國,那會是他自己做的決定,而不是因為別人要他出國。蔣中正質問他們是否是李宗仁或白崇禧派來的。
並非只有國民黨內有壓力要蔣中正出國,根據台灣國史館檔案顯示,早在蔣中正宣布引退當天,在美國為國府尋求援助的宋美齡,也發電報給蔣經國,希望蔣經國勸說蔣中正到加拿大。2月7日,宋美齡又電促蔣中正離開大陸,以遷往台灣為宜。10日,蔣經國回電宋美齡,告知蔣中正目前不作離鄉之計。
面對國民黨內不斷有要求蔣中正出國,3月7日,宋美齡電蔣經國,希望了解國民黨請蔣中正出國的訊息是真是假。8日,蔣經國回電,江南軍紀不好,士氣不振,難作堅強抵抗,非萬不得以,不離開溪口。在此同時,李宗仁幕後透過粵系將領張發奎、薛岳、余漢謀等人,策動台灣政變,希望孫立人把陳誠趕下台,3月13日蔣經國電宋美齡,薛岳的態度極壞,陳誠在台恐不能持久,
3月14日司徒雷根從南京發給國務卿的電報,其中提到11日張治中、吳忠信自奉化回來,當天立刻與李宗仁等商量後,決定讓李宗仁與蔣中正攤牌,他們打電話給蔣中正,張治中先開口,李宗仁接著談。李蔣電話當中,蔣中正首度鬆口願意出國,但是時間地點由他自己選擇。蔣中正特別對於美國媒體的報導感到不滿,對他施壓離開中國。李宗仁希望在蔣中正離開中國之前,盡可能不要公開,希望司徒雷登能夠暫時保密
蔣中正後來果然出國,但不是大家所想得長時間離開中國。4月共軍攻入南京後,蔣中正離開家鄉,搭太康軍艦到上海,再換江靜輪到定海,定海有蔣中正事先命令空軍修好的機場,從定海飛往馬公轉高雄,蔣中正在台灣停留到7月,7月10日蔣中正訪問菲律賓總統季里 諾,希望中菲合作反共。8月6日又飛往韓國訪問剛剛當選總統的李承晚,也是談結盟反共。但是蔣中正當時沒有總統身分,只有國民黨總裁的政治領袖身分。蔣中正兩次出國訪問,都只停留一兩天就回到台灣,沒有太具體的反共同盟政治成果。
國共和談進展困難,4月18日,司徒雷登在南京發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白崇禧說法,李宗仁有鑑於和平已經不可能,將向蔣中正建議,蔣中正要不是恢復所有總統職權以及軍事指揮。要不然就是離開中國,將所有的權力與國家資源都交給李宗仁。這個方案也建議蔣中正到東南亞訪問,讓當地人民從中國目前面臨的危險,了解到共黨的危險,蔣中正可以繼續到印度、歐洲,也可以到美國訪問,李宗仁這時不只是施壓蔣中正出國,還要把駐美大使顧維鈞換掉,由他的親信甘介侯接任,要用黨內鬥爭,取得對美外交的控制權。
關於內戰的軍事指揮,李宗仁被蔣中正牽制。司徒雷登在2月8日給國務卿的電報稱,國防部作戰廳長蔡文治代表何應欽與顧祝同拜會他,蔡文治抱怨蔣中正仍然在指揮軍隊,完全無視於國防部的存在,希望美國能夠勸說蔣中正,不要再搞現在這種愚蠢又危險的行動。蔡文治當時負責長江防務的規畫,蔡文治認為共軍可能在蕪湖與鎮江之間的長江渡河,當時在京滬線上仍有60萬軍隊,加上海空軍協助,可以對抗共軍。但是蔡文治抱怨蔣中正把南京周邊最好的部隊都抽調走了,讓李宗仁毫無保護。這樣幾乎是放共軍渡江,一旦共軍順利渡江,從軍事觀點上,要防守上海已經是不切實際的。蔣中正破壞李宗仁的努力,又採取了錯誤的軍事戰術。
司徒雷登的電報提到蔡文治向美方抱怨,蔣中正透過湯恩伯、周至柔、林蔚指揮軍隊。李、蔣的軍事分歧,主要是李宗仁希望守長江,但是蔣中正棄江防,守上海,不斷把國府部隊抽走,放在上海、杭州、南昌一線,大約是錢塘江一線。湯恩伯當時正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主力部隊放在防衛上海,而不是阻止共軍渡江,攻佔南京。
1949年的國民黨內鬥,先是在共軍渡江前,李蔣爭奪部隊控制權,共軍攻入南京後,政府遷往廣州,這時候,李蔣又在是否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進行了纏鬥。5月1日,廣州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引述李宗仁在桂林的說法,李宗仁不滿蔣中正利用黨控制政局,李宗仁認為,蔣中正在杭州建議成立11人組成的非常委員會,就是打這個主意。電報也提到邱昌渭對陳立夫說,你可以告訴蔣中正,蔣中正也許能扮演慈禧太后,但他以確定,李宗仁絕對不會是蔣中正的光緒皇帝。李宗仁拒絕成立非常委員會,黨如果要影響行政部門,只能是透過立法院
電報中描述李宗仁放狠話,李宗仁聲聲可以控制台灣,不只是破壞蔣中正在台灣做最後抵抗的機會,他也要控制蔣中正先前在島上積蓄的資源,不讓台灣變成蔣中正的庇護所,這樣一來,蔣中正出國的可能也就會提高許多。但是非常委員會最後還是在7月成立了,可是也未能挽救國府的頹勢。
李蔣爭鬥多時,軍隊指揮混亂,國府在內戰節節失利,李宗仁最後只能對美誇稱獲得川滇湘黔與西康的支持,但是共軍在1949年底大抵都將這些地方攻克。蔣中正在1949年底,失去控制東南沿海地區,除了台灣之外,在舟山島、海南島仍有部隊,1950年後都撤回台灣。李宗仁沒有隨政府遷台,他從香港託病逃去美國。蔣中正在搶救西南各省軍事無果後,1949年12月飛回台灣,隔年復行視事,國民黨內這場李蔣鬥爭,最後李宗仁是顏面盡失,流亡海外。蔣中正再次從引退回到總統職位,困居台灣26年後,1975年病逝。
1949年勇於內鬥的國民黨,把國家搞垮了,到了2017年在台灣,即使淪為在野黨,仍然不改內鬥惡習,吳敦義鬥爭醜化洪秀柱,讓自己當上黨主席,但是一個只會朝自己同志背後插刀的國民黨,還能有未來嗎?1949年的殷鑑不遠。

民進黨操作台大滋擾事件鬥爭柯文哲|高靖

文/高靖

台北市長柯文哲大概面臨一場新的政治危機,台北市文化局參與的中國新歌聲節目,遭到台獨人士與學生的抗議干預,發生了肢體衝突,柯文哲馬上面對警察執法不力、無能處理兩岸關係的質疑,甚至可能被民進黨抹紅。正當柯文哲享受世大運光彩不久,出現這起衝突,可說是意外,也可說是不意外,無非就是民進黨與柯文哲鬧翻的檯面化。
這場衝突,表面上好像各方撻伐統獨衝突當中的施暴者,其實他們真正要打擊的是柯文哲,他們要摘下柯文哲的無敵政治光環,防止柯文哲勢力壯大,衝擊到民進黨未來的發展。
只是一場在台大校園舉辦的兩岸音樂交流活動,再一次引發台灣統獨爭論,甚至發生肢體衝突。這明明是一場合法申請的兩岸音樂表演活動,只因為與大陸有關,就遭到群眾無理杯葛與干預。這是一場商業性質的演出活動,主辦單位卻因為遭遇無理的政治干預,不能順利演出,中央與地方政府都難辭其咎,其間兩派人馬的暴力衝突,如何論斷是非,司法單位自有高見,但是一場商業活動不能受到合法保障,因為外力干預就要被迫中止,合法活動遭非法干擾中斷,政府毫無作為,這不是告訴世人,台灣是個危險環境,缺乏穩定的商業經營環境。
台灣社會最近出現了不少病徵,外交部的公務員僅僅因為自己的台獨政治喜好,可以用立可白把公文封上面的中國國民黨文字,任意抹去中國兩個字,事後還不以為意,外交部也不敢處份這種行政不中立的公務員。
教育部放任某些特定政治立場人士,以自己的政治偏見,干預學生對優美文學作品的賞析,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當中的文言文,施以政治壓力,連續多年不斷降低學生閱讀文言文比例。
現在,一場商業音樂演出活動,又因為統獨立場,遭到獨派人士的無理抗爭受阻,台大學生以無法使用運動場,運動設施遭破壞為由,醞釀發起抗爭。但是主辦單位是向台大租借場地,相關設施有任何毀損,依合約自可處理,何勞學生向主辦單位抗議,卻不是找上真正管理的學校單位,表達異議。
對於主辦單位而言,既然學校同意租借場地,又是有償使用,何以要受到這種無理待遇,究竟設施有無受損,台大可以好好說明,民眾與學生不必藉口干預演出進行。
這就是台灣的荒謬現況,台獨的政治立場,鋪天蓋地,可以干預行政中立,干預教育與美育,可以胡作非為,而不見有人質疑,政府反而要想方設法包庇。因為不喜歡大陸,可以用暴力阻止音樂演出活動,遭到另一派反對人士對抗,馬上把自己描繪成受害者,殊不知主辦這場音樂節目的單位,才是真正受害者,他們的合法利益誰來保障。台灣天天號稱的多元,其實只有一元,就是台獨。
因為大學地位的特殊敏感,警察向來不會隨便進入大學校園,這已是台灣多年來的慣例,並非始自今日。台大是場地主管單位,既然允許舉辦這場活動,卻又放任學生與民眾鬧事,主辦單位沒有資格執行公權力,當他們的演出權益受損,何曾見到場地主管單位出來維護,又有哪個單位執行公權力,讓演出可以順利完成,一樣都沒有。
民眾與學生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與他人起了衝突,反而喧賓奪主,成了焦點,合法活動被政治暴力干預,卻無任何人關心,這種台灣特有的公道,遲早還要讓台灣社會付出更大代價。
柯文哲可能想都沒有想到,一場音樂演出,怎麼會鬧出這麼大的事,他的兩岸一家親,大部分台灣民眾並無異議,本來台灣人先祖就是來自大陸,這種說法何錯之有,卻因為柯文哲逐漸攀高的聲勢,與民進黨複雜難解的關係,柯文哲先前已經被民進黨開始抹紅,如今這場與台北市的兩岸交流有關的音樂活動,因為有學生鬧事,惹出了風波,柯文哲稍有不慎,又要被扣上紅帽子。
柯文哲在世大運期間與結束後,對於民進黨政府頗多抱怨,世大運開幕引發的爭議,探究其原因,是蔡英文總統蠻橫欺壓退休軍公教人員造成的衝突,中央不妥善處理民眾抗爭與不滿情緒,任令抗爭擴大蔓延,結果最後卻是要台北市的世大運開幕典禮付出代價,柯文哲心中的不滿,可以想見。
民進黨對柯文哲的猜忌,無非是擔心這股新勢力一旦茁壯,可能影響民進黨的政治勢力範圍,為了民進黨自己的利益,最近出現的許多民進黨必須參選台北市長的主張,批評柯文哲染紅等等聲音,無非是要醞釀一種不戰柯文哲不行的氛圍,是在民進黨全面執政下,民進黨開始展現出權力的傲慢,認為全天下都應該是臣服於民進黨,台北市亦然,不能容許柯文哲自成一系,瓜分民進黨的政治資源,影響民進黨的壯大。
這場台大的音樂演出衝突,是意外,但也不是意外,事件發生前,網路已經出現許多煽動的聲音,無非是要藉此進行社會動員,發動獨派人士與學生鬧事,把兩岸交流的音樂演出,搞成是統獨大戰。鬧事,是事前有計畫的推動,活動開始當天,只要再加把勁,就可以引爆衝突,把事情鬧大鬥臭,最後要付出代價的,就是柯文哲。因為整起事後發生後,台北市警方的處置,立刻受到各方質疑,只好把對滋擾事件反應不當的小警員懲處,希望平息風波。
學生告狀,經過台獨媒體與網路的推波助瀾,就把自己從鬧事者,轉換成受害者,顛倒是非黑白,台北市就有了嚴重失職,幕後這看似事件的自然發展,很難說沒有有心人的見機行事,見縫插針,遇洞灌水。只要讓柯文哲顏面無光,失去支持者對他的熱烈支持,民進黨就達到政治目的了。至於合法的音樂演出商業活動,為何不能受到公權力的保障,這不是民進黨在乎的,民進黨政府念茲在茲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台灣執政,只要民進黨能夠獲得利益,台灣其他人損失利益,民進黨並不在乎。
台大校園音樂演出的民眾滋擾事件後,民進黨支持者在網路與媒體上的發聲,除了批評毆打學生的暴力者外,更多的是譏諷柯文哲根本無力處理兩岸關係,所以面對這種兩岸音樂演出活動,柯文哲毫無警覺,也不敏感,才會缺乏事前防範,造成群眾鬧場。這種說法就是似是而非,音樂活動有沒有政治敏感,那是某些人主觀上的刻意解讀,並不一定是客觀事實,把音樂表演扯上政治,這究竟是誰的主張,恐怕這只是反對者才會有的想法。柯文哲對兩岸關係的看法與態度,與這場活動應該不應該受到政治力量干預而被迫中止,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音樂表演節目本身來論斷,這就是個得到政府核准,可以進行的商業演出活動,何以因為與大陸有關,就不能受到台灣公權力保障,這個政府天天在國際上裝可憐,把自己描繪成受盡國際社會不公平對待的國家,但在台灣內部,這個政府卻允許民眾任意對與大陸有關的活動進行滋擾與干預。
若說大陸單位來台主辦音樂演出活動,有很高的政治涵義與統戰意味,所以必須向他們抗議,必須要他們停止演出。那麼正在台灣的大陸湄洲媽祖,早就是行之多年的兩岸宗教交流,當然也是大陸統戰,為何台獨民眾不前去抗議,抗爭者其實也是柿子挑軟得吃,媽祖信仰來自大陸東南沿海,象徵兩岸的文化臍帶與淵源傳承。媽祖在台有廣大信眾,抗爭民眾與學生才不敢惹這些宗教團體,音樂表演活動並不如宗教活動的組織緊密,自然是可欺的對象,這裡也可以發現這些抗爭者的色厲內荏,對方若人多,他就不敢鬧場欺負人。
兩岸關係本來就因為民進黨在台灣執政,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若能維持雙方良性的文化交流,可以稍稍彌補政治上缺乏的互信,以民間交流逐漸堆疊善意,但是現在連要在台北市的大學校園內辦一場兩岸音樂表演活動,都要遭到抗議人士的暴力挑釁與滋擾,長此以往下,兩岸雙方缺乏互信,這種主動挑釁的事情,又在台灣當局的默許與鼓勵下,一再的發生,難保兩岸關係不會再有更惡劣的發展,台灣在兩岸關係當中以小侍大,本屬不易,如今還要處處挑釁對方,恐怕將來有得罪受,全台都要付出代價,到時候後悔就來不及了。

基督教政黨的發展與在臺灣的考驗|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臺灣的基督徒正在組建基督教價值的政黨,並參與了上次的立委選舉。這股新興的政治與宗教勢力方興未艾,但前景未明。值得重視的是,這正是當前歐洲最重要的政黨組織,強調個人自由丶責任感與家庭價值,而且尊重傳統。它的群眾基礎十分廣泛,發展歷程相當複雜,而成敗經驗尤具啓迪意義。對台灣未來政黨體系的發展,也具有特別重要的參考價值。

基督教民主主義(Christian Democracy),主張要在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尋求一條中間的道路。這主要是基於下列原則:

一丶基督教原則:廣泛支持基本人權,特別是支持個人人權。

二丶民主原則:明確支持自由民主制度,反對納粹與共產主義。

三丶主張一體化:強調階級調和與國際和解,支持歐盟統合。

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政治運動在19世紀末形成,主要是因為教宗利奧13世在1891年發布的新事通諭,承認勞工的悲慘處境,主張基督教民主,並同意應該對社會不平等做出改變。1931年教宗庇護11世發布通諭,又進一步闡明天主教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教宗發布「四十年通諭」,藉此回應利奧13世在40年之前的通諭。

庇護11世強調,他希望廢止以利潤作為經濟活動的最高規律,而應以公共利益取而代之。其次,希望建立職業制度以及國家與國際機構,使這些經濟活動受到公共利益的制衡與約束。他也希望能提升工人福利,包括提高工資所得,使工人能維持家中的經濟負擔,並改善生活品質。

1931年6月,教宗透過外國通訊社發表了「我們不需要」通諭,抨擊義大利法西斯政府鎮壓天主教的行動。教宗爭取教會陶冶青年的權利。而墨索里尼面對輿論的壓力,選擇了對教宗讓步的妥協措施,准許天主教存在,但其行動須受到嚴格的限制。

而針對希特勒納粹黨在德國的興起,教宗在1937年3月發佈通諭,抗議納粹對教會的壓迫,號召天主教徒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崇拜,反對曲解基督教教義和道德觀念,要求信徒持守對耶穌基督及對教廷的忠誠,並譴責納粹對天主教徒和教會的暴行。

1931年,西班牙新上臺的左翼共和派政府在它訂定的新憲法中,不但規定政教分離,而且將離婚合法化、禁止教會會士任教,並解散耶穌會,將其財產充公。教宗面對此事也發布了通諭,對此暴行提出嚴重抗議。

另外,針對蘇聯的反宗教的暴行,教宗在1937年3月通諭譴責,他提議用天主教義中的愛來代替共產主義奪取政權的行動。

自此,基督教民主主義逐漸積極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基督教民主主義快速成長,被視為是一種中立、團結、溫和、保守的政治主張,與極右翼的納粹與左翼的共產主義區隔開來,普獲歐洲民眾的支持。

雖然基督教民主主義是起源於天主教(Catholicism),但它也被許多新教(Protestantism)及東正教(Orthodoxy)基督徒採納。近年來,許多基督教民主政黨較少強調宗教信仰,而改採現世與世俗的態度。目前在歐洲議會中,「基民-人民黨(EPP-ED)聯盟」一共有216席(總額是751席),是歐洲議會中最大的政黨聯盟。根據「基民-人民黨聯盟」在2012 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通過的宣言,其共同主張是:

一、自由是人權的核心價值,同時也應伴隨著責任。

二、尊重傳統與結社。

三、團結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而且要努力改善他們的生活處境。

四、保障政府維持堅實的公共財政。

五、保護健康的環境。

六、實施權力下放的自主原則(Subsidiarity)。

七、落實多元民主與社會市場經濟。

另外,該宣言也針對歐盟提出下列優先原則:一、建立歐洲政治聯盟;二、直選產生歐盟執委會主席;三、完善歐洲單一市場;四、支持家庭,改善教育和健康; 五、強化歐洲政黨政治;六、繼續擴大歐盟,增進歐洲睦隣政策,與未能加入或不願加入歐盟的國家建立特別關係;七、釐定真正的歐盟共同能源政策。

由此可見,歐洲各國的基督教民主政黨,是以強調基督教價值丶強化政府財政丶改善弱勢人口的生計與處境丶重視家庭價值與人倫傳統,以及歐盟統合與歐洲一體化為其主要號召,並堅持落實自由民主制度。

但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上,各國基民黨的發展差異很大,命運也十分不同。基本上,歐洲基民黨的發展經驗可歸納為三種,即德國丶義大利與荷蘭模式。

一丶德國基民/基社聯盟

德國基督徒之中大部分為新教徒,天主教徒僅占三分之一。以新教徒為主的基民聯盟(CDU)於1947年籌設,1950年正式在西德成立。基社盟(CSU)則是在1946年於巴伐利亞邦成立,成員中超過九成為天主教徒。這兩個基督徒聯盟在1947年結成姐妹黨,其主要理念是堅持基督教原則,強調對人權的尊重,而其核心價值是「負責任的自由」、「法制是自由的保證」,以及「對自己和集體不承擔責任的自由在倫理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該聯盟明揭的反對納粹丶反對計劃經濟和集體主義,重視多元主義,強調基督教倫理,以及互助丶博愛的精神。而且主張採取社會市場經濟,加速戰後德國經濟的恢復與成長,並實施貨幣改革,穩定德國馬克地位,取消價格管制,建立保護競爭的法律機制。

基民-基社聯盟的執政期共分三段:從1949年至1969年,1982年至1998年,以及2005年至今,執政期已逾48年。其中1966至1969年、2005至2009年及2013年至今,都與中間偏左的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組成聯合政府。而在1949至1956年,1961至1966年,1982至1998年,2009至2013年,基民盟與同屬中間偏右的德國自由民主黨(FDP)結盟。

二丶義大利天民黨與人民黨

天主教民主黨(Democrazia Cristiana,DC),於1919年成立,原名是義大利人民黨,該黨在1926年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取締。墨索里尼垮台後,1943年7月由若干天主教團體聯合重組,並改名為天主教民主黨。

1992年,天民黨受到一連串貪污腐敗的醜聞所指控,導致政局混亂,其中近一半該黨議員牽涉其中,最終導致解體,1994年1月,該黨復名為義大利人民黨,但在該年3月的大選中慘敗。不少原天民黨的成員其後加入到現今義大利的主流政黨,即義大利力量黨丶民主黨和中間聯盟(基督教與中間派民主聯盟)。

天民黨自稱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多元化的政黨」,強調建設「充分而完全的民主」,並宣稱維護私人所有制及其積極性是該黨的基本原則。該黨對內實行同社會黨既聯合又競爭、同義大利共產黨既對話但絕不容許其參政的政治路線。對外,該黨與梵蒂岡的關係十分密切;主張歐洲聯合,以抗衡蘇聯,而且與美國保持密切夥伴關係。但卻因貪污腐化而最終被淘汰。

三丶荷蘭基民聯盟.

自1918年至1994年,連續執政76年。下野後,2002年重新成為第一大黨。可是到了2012年,落居第六大黨,自此再度成為在野黨。

荷蘭的宗教人口過去達80%,分化成三個基督教政黨:一、天主教人民黨,1926年成立,採開明開放政策;二、反對革命黨,1879成立,由基督新教卡爾文教派(Calvinist)組成,反對法國革命的「主權屬於人民」主張,強調「主權乃是由上帝賦與」;三、基督教歷史黨,成立於1908年,為卡爾文教派的改良派。

過去荷蘭社會長期存在四大次文化圈,即:一丶天主教丶二丶基督新教丶三丶工黨/雇員丶四丶自由黨/雇主。因此形成支柱化社會,彼此互不往來,實施特殊的「協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制度。

1960年代起,由於荷蘭社會日趨世俗化,以及支柱化社會的衰退,宗教人口銳減至40%,選民開始轉向其他政黨。1963年,三黨曾經一共拿下51%的選票,但到了1972年,得票率卻衰退至32%。三黨之間雖然存在教義上的分歧,但倫理道德及政治訴求差異不大,終於捐棄成見而在1980年合併。

該黨的主張是:一丶關注弱勢團體,超越階級意識;二丶維持社會福利津貼,建立雇主丶工會丶政府夥伴合作的荷蘭模式;三、重視宗教價值觀,強調公平丶責任丶團結丶管理等四項原則;四丶對移民政策採取寛鬆立場,不強求其融入荷蘭文化;五、執政立場不偏左丶右,儘量趨于中道,並運用中間地位優勢,掌握組閣權。

但在2010年大選後,基民黨失去半數席次,落居第四大黨,可是,由於最大的自民黨和工黨談判組閣失敗,失去了最大黨地位的基民黨同意與自民黨組成少數派聯合政府,並獲得自由黨的支持。到了2012年,由於自由黨撤回對聯合政府的支持,被迫提前舉行國會大選。然而基民黨卻又失去了8個席位,只剩下13席,落居第六大黨,自此再度成為在野黨。

根據上述三國基民黨的發展經驗與教訓,清楚的說明以下的重要事實:

  1. 必須團結基督教仰中的各個不同教派,形成一支團結的基督教政黨,才可能茁壯發展。德國基民聯盟(以新教徒為主)與基社聯盟(以天主教徒為主)的成功結盟,即係重要例證。至於荷蘭三個基督教政黨捐棄成見,成功整合的經驗,亦值得重視。如果台灣基督教各教派不能成功整合丶形成共識,組成單一的基督教民主黨;反之,卻各行其是,造成倍多力分,則必將削弱群眾基礎,而且難以壯大。
  2. 必須成功掌握政策議題,反映選民需要,並重視世俗的價值取向。以德國為例,基民黨政府強調歐洲統合與基督教價值,堅持以人道精神收容中東及北非難民,儘管招致多方批評,但仍堅毅的擇善固執,並以傲人的政績得到許多選民的尊重與肯定,該黨已成為維繫歐盟一體化的最重要支柱。這也是在當前快速往下坡走丶前途渾沌不明的台灣政局,最缺乏的一股穩定的中道力量。
  3. 必須堅持基督教信仰,從政人士必須清廉自持,有為有守,接受嚴格監督,絕不可違背信仰,走上貪腐的末路。義大利天民黨盛極而衰,最後竟然土崩瓦解,即因腐化所致,終於遭到選民的全盤唾棄。這是以基督教價值為號召的政黨,絕對不容犯下的錯誤。
  4. 在當前面臨價值解組丶文化革命衝擊的台灣,堅持基督教的普世價值,秉持互助丶博愛精神,重視家庭丶傳統與責任倫理,安定浮動的人心,正是維繫社會統合丶強化家庭和諧丶落實族群平等丶消弭暴戾之氣的重要憑藉。而過去西歐的基督民主黨正是二次大戰後力挽狂瀾丶振衰起敝的重要支柱,這也是今後臺灣基督教政黨發展的參考典範。只要堅持「負責任的自由」,走中道之路,掌握政策議題,反映選民需要,形成一支團結的基督教政黨,其前景自是大有可為!

面對柯文哲現象民進黨懼國民黨瞎|高靖

文/高靖

台北市長柯文哲聲勢逐漸攀高,雖然柯文哲步入政壇沒有多久,還談不上有柯系人馬,但是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以來,所反映出來的特殊政治現象,卻是任何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的人,不能忽視的。目前看來,柯文哲非獨,亦非統。他紀念二二八事件,也能說兩岸一家親,民進黨立委開始聯署,主張民進黨自行推人參選台北市長,就是對柯文哲現象有了戒心,深怕被這股新興力量給淘汰了。
在探討柯文哲現象之前,有一個長期以來的現象,必須掌握,才能理解柯文哲現象的特殊之處。這就是台北市出現了柯文哲這樣的市長,究竟只是偶然,還是是有新的力量正在形成,造就了今日的柯文哲高漲的聲勢。台北市在政治上的任何動向,在過去幾十年來的台灣政治發展,經常具有指標的作用,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如今大家習以為常的,認為台灣南部地區就是民進黨的鐵票區,是民進黨的票倉,其實在過去並非如此,陳水扁當年在台北聲勢如日中天,但是回到選台南參選縣長卻落選,妻子吳淑珍出車禍,造成終身癱瘓,一場台南縣長選戰,對陳水扁來說,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在2017年的今天,如何能想像當年台南怎會是國民黨所能控制,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陳水扁後來在台北市市長選舉,因為國民黨分裂,當選了台北市長,打破了台北市為國民黨長期寡占的現象,民進黨的聲勢也逐漸在二屆立委選舉與接連著的省市長選舉後,全台擴散。再往前推,在民進黨成立之前的黨外時期,那時最受矚目的不是立法院,反而是台北市議會當中許多黨外台北市議員,受到台北都會地區民眾的熱烈支持,包括陳水扁、謝長廷等人的犀利問政,都讓人耳目一新。
台北市是都會地區,外來人口多,沒有其他地方縣市那般的保守,對於新事物與新價值的接受度,往往引領著全台灣未來的動向,黨外不是壯大於台灣的台南、高雄、宜蘭等地,反而是藉著台北市議會的質詢與不斷的台北街頭抗爭,慢慢壯大起來,即使民進黨成立之初,也是選在台北的圓山飯店,而不是高雄或著台南。
台北所出現的許多政治現象,其實往往都牽動著後來台灣整體政治情勢的轉變,就像是引領前鋒的馬車一般,黨外在台北市的聲勢擴散到全台,國民黨也是在台北市長選舉,第一次正式內部分裂,新黨趙少康與國民黨黃大洲競選,結果民進黨陳水扁收漁翁之利,沒有想到,200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連戰與無黨籍宋楚瑜對決,又讓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台北市政治的變化,往往都是後來許多轉變的開始。
台北的野百合學運讓李登輝借力使力,推動萬年國會改選,學運如果是在高雄西子灣或者東海大學校園,還能有如此影響嗎?台北的太陽花學運,也顯露了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時代力量的出現,是拜這股力量所賜,但是這個新的力量新的世代,真的就是蔡英文總統所引以為傲的天然獨嗎?可能也未必如此,若是如此,高舉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要連任台北市長,恐怕前途多舛吧?民進黨可以獨攬台獨大旗,必能在台北輕騎過關,但情況真是如此嗎?
放下統獨的二元立場,將柯文哲拱上台北市長寶座的力量,並不完全是民進黨死忠支持者,甚至可能只有少數才會把民進黨當成唯一的政治選擇。柯文哲施政政績好壞,各有評價,但他的民調卻在世大運後慢慢爬高,執政的民進黨都瞠乎其後。如果有一股力量,撇開傳統的民進黨、國民黨,往另外的地方集中,民進黨現在作為多數黨,自然備感威脅。
柯文哲曾經在紀念二二八事件儀式時說,台灣是我們共同的家,台灣人要做台灣這一片土地的主人、台灣人要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人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新世界。
這段紀念二二八事件的談話,從字義上面,不免讓人感覺充滿了濃濃的台灣獨立運動的味道,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來,但是作自己主人,決定自己命運,不正符合台獨人士的胃口。可是在籠統的意義上,台灣人做台灣土地主人,也沒錯,決定自己命運,可能是獨,又有可能是統,柯文哲模糊的談話,大家各取所需。
柯文哲不僅對兩岸關係提出兩岸一家親的說法,柯文哲在電視專訪時,他說,對岸不該為了0.5%的芥蒂,放棄99.5%的善意,兩岸的政治高層現在僵住,那麼民間、企業、團體可以更多交流。柯文哲的說詞,肯定讓獨派大為不滿,因為台獨立場被描繪成是0.5%的微乎其微,若蔡英文有天然獨,那顯然是誇大了,這天然獨怎麼可能只有0.5%。
柯文哲要台灣自己作主,但又要與大陸是一家親,如果強作解釋,看似兩相矛盾,但柯文哲顯然仍受到支持者的肯定,這個道理又在哪裡呢?或許公開談統,沒人愛聽,但是論獨,更是微弱的0.5%。柯文哲也許是某種台灣維持現狀派,不獨的現狀,因為獨的太少了,柯文哲不直接面對政治上的統,卻用血緣文化上的親切,拐彎抹腳地用一家親,淡化了爭議,給大陸面子。高談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聲勢並未因台獨不滿下跌,這豈非比天上的雲霞,更具有異相的意味。
民進黨對柯文哲的懼怕,顯示民進黨全面執政後的自滿,謙卑謙卑再謙卑,不過是唬人的口號。民進黨立委鄭寶清在電台節目受訪表示,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言行變來變去,現在不但不是深綠,更已變成淺紅,不斷攻擊民進黨,比敵人更可怕。
鄭寶清在電台大肆批評柯文哲是淺紅,這就是栽贓了,與民進黨過往的扣人帽子,是如出一轍,毫無新意。民進黨立委對柯文哲抹紅,顯然效果不大。鄭寶清對柯文哲的批評,其實正反映出民進黨人心中的恐慌,柯文哲的變來變去,絲毫沒有減少柯文哲的支持力量,也許這正是現在的社會動向,那股新的力量就是這樣的不斷改變。
真正可怕的,不是柯文哲,而是這股支持柯文哲的力量,因為這股力量可能不會支持民進黨,會去找他們認同的對象,譬如柯文哲這類的人,這才是民進黨要把柯文哲打下去的真正原因,擔心柯文哲之類的人,取代民進黨成為新的政治旗手,號召群眾的聚合。
政治沒有必然的道理,支持民進黨的群眾,真的有那麼多人支持台獨嗎?顯然不是這樣的,柯文哲說了兩岸一家親,參加兩次城市論壇,就被罵成淺紅,可是很多過去支持民進黨,仍然願意投給柯文哲的人,真的會因為民進黨自行提名台北市長參選人,就會轉移投票支持的對象嗎?可能未必,民進黨立委的算盤可能要好好打打,如果不能面對這股無以名之的力量,就算柯文哲不選台北市長,這些力量也未必會凝聚在民進黨身上。
許多人的顧忌,是擔心投票分裂,造成民進黨參選人與柯文哲落選,國民黨拿到漁翁之利。這仍然是太過表層的看法,只在選舉技術上打轉,而沒有注意到深層的轉變。
你無視於已經變化的政治現況,提名任何候選人都不一定能夠吸引選民。你很難用統獨去框住柯文哲,但柯文哲也不是什麼中道人士,他有自己的喜惡,起碼他知道要與對岸維持和善關係,而不像蔡英文政府處處以棉裡針的方式,刺激中國大陸,挑釁大陸。
有國民黨人士認為,民進黨不提名參選台北市長的可能性最大,因為若民進黨提前在2018年和柯文哲翻臉,等於逼柯文哲上梁山,一旦連任失敗,柯文哲就會挑戰2020年總統大選,壞了蔡英文連任總統的大事。從這段媒體報導引述的國民黨人士的說法,顯示國民黨對柯文哲聲勢看漲的看法,仍然停留在膚淺的層面,只在乎選舉的勝敗,是否對蔡英文有所影響,這樣的觀察,完全沒有發現在柯文哲身後,將他推向政治舞台的那股力量。
國民黨從2014年、2016年兩場大選連戰連敗,下野的國民黨毫無反省,仍然勇於內鬥,結黨營私,以吳敦義為首,結成國民黨內最大派系,國民黨敗選後到現在,也只能搞搞東施效顰的醜事,以為把國民黨弄成小民進黨,就可以獲得選民青睞,吳敦義領導的國民黨,完全忘記自己是個出身於中國,歷經多次中國重大歷史轉折的百年大黨。國民黨沒有深思柯文哲背後的力量,為何部會對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有任何不滿,吳敦義也好,國民黨立委也好,可能連柯文哲都不如,這句兩岸一家親這樣的話,都膽怯到說不出口,只會講講兩岸都已經不太認同的一中各表,應付應付場面,與民進黨一樣,沒有真心誠意處理兩岸關係。
柯文哲並不一定是處理兩岸關係的高手,但他象徵某種台灣動態的力量,這股新的力量,或可說是新的一代有新的論述,民進黨說是天然獨,國民黨是盲目不知所以然。但是天然獨的世代,豈能容忍兩岸一家親,這樣一來,柯文哲不就是毫不足懼的人了,民進黨立委又何必集體推動自行參選台北市長。
柯文哲現象象徵台灣不確定的未來,柯文哲被民進黨罵成是變來變去,這不就是台灣的歷史經驗。然而這個從台北開始的柯文哲現象,將來是否蔓延全台,如此一來,蔡英文連任總統,就不一定是順利成章了,柯文哲現象對台灣究竟是利是弊,我們可以好好想想,很快的將來,就可以得到驗證。

少一點政治考慮 多一點民生關懷|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政府是否應當制定產業政策?這是中國大陸經濟學界爭辯已久的重要話題。這個辯論最早源起於林毅夫與楊小凱;在楊小凱英年早逝之後,張維迎抱持著與楊小凱近似的態度,繼續與林毅夫論戰不休。

張維迎認為創新和新產業是不可預見的,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也就是哈耶克所講的,具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見解的「眾人的獨立努力」,而不是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產業政策是披著馬甲的「計劃經濟」,中國經濟結果持續存在的結構失調、產能過剩,乃是政府產業政策主導的結果,中國失敗的產業政策比比皆是;而沒有產業政策的「利伯維爾場」(free market,經濟個人主義者完全依靠市場自我均衡的代表性經濟理論)下技術進步最快。

林毅夫則認為,雖然二戰後很多國家的產業政策並不成功,但我們從未見過不用產業政策而能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從未見過不透過產業政策而能繼續保持領先的發達國家。在關於什麼是產業政策的問題上,林毅夫提到,領先的產業是政府支持的,產品創新背後的基礎研發,不會有企業家願意花巨大的成本投入,因為風險太高,所以必須依靠政府資助的各個科研項目來完成,而這一部分的研發投入,應當算作是產業政策。

林毅夫表示,從新結構經濟學來看,發展是有藥方的;一個是有效的市場,另一個是有為的政府。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必須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可能面臨失敗的風險。因此,政府需要給予一定激勵,企業家才會積極的去冒這個風險,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發揮的就是這種功能。當市場失靈的時候,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協調不同企業之間的資源,或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相應的服務。唯有如此,才能使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新的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中國並不是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動員和配置的資源有限,不可能滿足所有各種可能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需的外部性補償,以及完善相應的軟硬基礎設施的要求。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必須對可能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經濟和社會回報做出甄別,協助企業家從事那些回報最高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最好最快地發展。

根據筆者的研究與觀察,林毅夫與張維迎的辯論,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交集。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著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國家功能認知與不同的和諧社會理想圖景。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仍有存在的必要,至少它的階段性任務還沒有完成。

發達國家絕非沒有產業政策。例如美國西海岸的矽谷,將頂尖大學的科研能力和高新技術企業有機的結合,促使最新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更重要的是,矽谷開拓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模式。例如:風險投資、孵化器、股份期權、科技園…等。美國聯邦政府編列了大量的研發經費預算,美國的私人企業也投注了高額的研發經費,支持了矽谷的許多大學與各個實驗室的關鍵技術的發展。矽谷的研發人員佔到矽谷總從業人員數量的10%以上,這是美國平均水平的2倍,更不知道是其他國家的幾倍。矽谷是海外科技人才集聚創業最集中的地區,華裔和印度裔創辦的高技術創業企業,佔到了矽谷企業總數的23%。在矽谷的技術人員中,亞洲人佔了60%;矽谷的高級技術人才中,有33%來自海外。美國通過一系列的智慧財產權法律、商業運作法律,以及開放又有彈性的移民政策,為矽谷的繁榮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撐體系。

我們再看美國的東岸,以哈佛、MIT為核心所建立起的生物醫藥科技業,其所帶來的各方面效益,已能與矽谷的成就分庭抗禮。美國生物醫藥產業在全球有著代際優勢,美國佔有世界近六成的生物醫藥專利。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美國的科研經費大幅上漲,美國政府先後推出了「使用先進革新型神經技術的人腦研究」計劃(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the BRAIN Initiative)、精准醫療計劃,以及癌症登月計劃等。矽谷與波士頓的成功,處處體現著美國政府的支持,這是實實在在的產業政策。

正確的產業政策,對台灣的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人才和技術是推動創新的第一生產力,這是中小企業所急缺的創新資源,也是培育和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關鍵。促進大學的人才、技術與中小企業的全面對接和協同發展,是破解當前創新困境的重要方法。企業對整個經濟和市場的敏感度最高,瞭解市場需要什麼;大學與企業的互聯共建,可以確保大学的研究走在时代的前沿。前瞻計畫等於是灑錢計畫,除了政治綁樁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前瞻」性。當前的產業政策,必須是有選擇的「精準發展」。政府將在明年推動「玉山計畫」,行政院值此重新編列算之際,應當藉此機會,認真檢視現有的產業與人才政策,務必將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行政院各部會要全力配合,並與立法院協調好,要為引進人才開闢各種綠色通道。期待袞袞諸公在推出政策時,能少一點政治考慮,多一點民生關懷,台灣人民的福祉,正掌握在你們的手中。

 

原文《政治少一點 民生多一點》登載於《中國時報》2017年9月16日,中時電子報

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的偶然與必然|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後,1949年撤退台灣,台灣作為中華民國政府最後的棲身之地,其實不是大家以為那般的理所當然的發展,其間經過不少轉折,國府才能在外國陰謀勢力與台灣獨立運動各方干擾下,在台灣站穩腳跟,休養生息。這當中如果不是蔣中正總統的老謀深算,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自行調動兵力,恰好增強了金門守軍力量,在金門擊退共軍,今日可能也不會有台獨猖獗的混亂現象。
國共兩軍1948年打到1949年,國府在東北大敗,精銳盡失,東北全域都在共軍手中,進而威脅關內平津兩地安危,天津遭攻破,北平成了危城,守軍將領傅作義被共軍層層包圍,無計可施,只好開門投降,保住北平古城。國共兩軍在徐蚌會戰殊死戰,國府損失黃百韜兵團與邱清泉兵團後,敗象已露,蔣中正總統在政治壓力下,1949年1月21日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總統。此時中樞無人,軍民士氣更加渙散。
蔣中正的引退時間,可一點都不是隨興而起的。國民黨桂系的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白崇禧是在1948年年底徐蚌會戰節節失利下,發布「亥敬電」(亥是月的代號,就是12月,敬是日的代號,就是24日),這封電報主要是表態逼迫蔣中正下野。
根據陳誠日記,蔣中正在10年後的1958年,自己在台北道出了當年引退的考量,蔣中正說,「大陸失敗,是自己打敗自己,非為共軍所擊破,張軫等促我下野,我未接受,原因為中央銀行黃金尚未運出,徐蚌會戰隊伍不易撤離,本擬與南京共存亡,守長江南岸,及因外則共匪挑撥離間,內則逼我引退,乃於黃金搬運完畢,會戰失敗,悄然離開。」
1949年當時,蔣中正先在1月催促陳誠前往台灣,接替被懷疑是親美派的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然後將中央銀行的黃金,從上海搬運到台灣後,部隊撤出戰場後,一切布置妥當,才宣布下野,將政府交給李宗仁,但仍保留國民黨總裁身分,仍在幕後跳過政府指揮軍隊,也造成了整個內戰進行的混亂與困難。
李宗仁與蔣中正彼此互不信任,李宗仁掌權後,要求美方表態持他,根據美國國務院1949年1月22日的電報,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方不要對李宗仁領導的國府表態支持,至於蔣中正是否真的引退,也是令人懷疑的,李宗仁能有多少權限,並不明確,如果過去幾個月美國都沒有表態支持蔣中正領導下的國府,這時表態支持李宗仁,可能會讓外人以為美國介入中國的黨派之爭。
李宗仁不僅向美國求援,也找上蘇聯尋求支持,甚至開出價碼,若美蘇發生衝突,中國將保持中立,希望藉蘇聯迫使美國支持他,但是美方沒有上當。
對於李宗仁與蔣中正兩人的政治實力,司徒雷登看得非常透徹,在中國內戰的混亂情況下,不讓美國捲入無端的是非當中。司徒雷登對蔣中正的疑慮,果然一語中的,2月6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蔡文治,代表何應欽、顧祝同兩位,向美方傳話,拜託美方規勸蔣中正停止正在進行的愚昧災難的行為,蔣中正仍然親自指揮軍事事務,完全不顧國防部,蔣中正透過林蔚、湯恩伯、周至柔指揮軍隊,蔣中正打算放棄南京,守上海。蔣中正把南京的精銳部隊都抽調出去,讓李宗仁毫無保護,無法推動和平努力。
這位向美方告狀的蔡文治,後來投靠美國中情局,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中情局希望在國共之外,另外培植勢力介入中國內政,但是蔡文治沒有政治號召力,第三勢力運動潰散,許多成員不是回到台灣,就是流亡海外。
李宗仁也在2月6日同一天告訴司徒雷登,許多與蔣中正親近的將領,也向他抱怨蔣中正持續下命令給他們,周至柔告訴他,蔣中正幾乎每天都打電話給他,告訴他空軍該做些什麼,湯恩伯也有類似的抱怨。
徐蚌會戰後的國府軍事指揮,一盤散沙,多頭馬車,沒有公職身分的蔣中正,僅以政黨領袖身分,在幕後繼續調動效忠他的軍隊,李宗仁毫無辦法干預,李宗仁希望據長江抗共軍南下,但是部隊大都被蔣中正拉去上海。整個政府也是分崩離析,行政院長孫科不理會李宗仁的指揮,自行搬遷廣州辦公,立法院與其他政府機關也都南下廣州,只剩總統府還在南京,
1949年4月共軍終於渡江,攻占南京。蔣中正搭軍艦離開浙江奉化溪口家鄉,轉往上海,自此再也沒有回過家鄉。當時政府群龍無首,戰局糜爛,守上海的湯恩伯毫無犯法,上海很快失守,被共軍一路追擊到東南沿海,一路連戰連敗的湯恩伯,直到10月的金門戰役戰勝,才能喘口氣。
從國史館、中研院史料看來,政府本想在廣州與共軍決戰,1949年10月廣州告急,當地軍事指揮有廣東省主席薛岳、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閻錫山,薛余兩人只因為是粵籍,才在廣東委以重任,也是力有未逮。
中研院的劉安祺訪問錄當中,劉安祺談到當時廣州的軍事防務,左有沈發藻4兵團,中間是他的21兵團,右邊胡璉12兵團。仗還沒開打,沈發藻就已經追隨白崇禧逃入廣西。胡璉名義上雖然是歸屬薛岳指揮,卻早被陳誠找人拉走,劉兵團一人難撐大局,無力再戰,只好撤走,廣州陷共。胡璉逃出徐蚌會戰的包圍圈後,蔣中正請他組建12兵團,這支部隊算是稍有戰力,但因為胡璉與陳誠的私人關係,接受陳誠的調動,胡璉丟下廣州,去了金門。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局當中,面對共軍勢如破竹的攻勢,蔣中正是主張守廣州的,所以讓他效忠的劉安祺留在廣州。劉安祺說,在廣州時,李宗仁、閻錫山、陳誠與參謀總長顧祝同都要拉攏他,但他只聽蔣中正一人的。更早前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想把他部隊調到京滬一帶,他沒聽從,至於粵系將領多不服從蔣中正。他的部隊經過台灣時,陳誠還要他留下部分兵力,他不肯,但蔣中正勸他,他就留下了一些。
劉安祺是國府將領,不聽國防部指揮,只聽蔣中正調動,正是1949年當時的混亂寫照。一樣是效忠蔣中正的胡宗南,當時在西南地區作戰,蔣中正透過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向胡宗南傳達命令,要胡宗南的軍事計畫不要向國防部報告。當時國防部已無能力組織有效反抗行動,撤退到重慶,猶作困獸之鬥。有實力的國府將領,紛紛選邊靠攏,若非投共,就是只聽蔣中正或陳誠指揮。
有時候,歷史的轉折,往往就在出人意料之外的地方。胡璉拋下廣州,加速了大陸南方的失守,但是12兵團轉進金門,意外碰上共軍發動金門戰役,登陸金門與國府軍隊展開了戰鬥,這場戰役後,數十年來,共軍再無兵力登陸金門,不能越台海雷池一步,確保了台灣幾十年的安全。國府丟了廣州,卻保住了台灣,不能不說是萬幸。
胡璉在國府將領當中,是陳誠系統人馬,國史館收錄的胡璉回憶稱,陳誠派副長官羅卓英到廣東兩度找胡璉調兵,胡璉在10月初派高魁元18軍到金門,接著劉雲瀚19軍船運金門,劉廉一67軍往舟山。陳誠找羅卓英到廣東調兵,胡璉雖是陳誠人馬,仍不免認為有越權之嫌。胡兵團一走,廣東只剩劉安祺兵團,加速共軍軍事勝利。
金門大戰爆發前,共軍兵不血刃拿下廈門,守軍將領湯恩伯從上海到廈門,連戰皆北,敗走金門,剛巧碰上共軍登陸。10月25日大戰爆發前,18軍抵金門,19軍在戰鬥中卸載。金門戰役前半段,孫立人派到金門的青年軍201師601團,與湯恩伯所屬李良榮22兵團奮勇應戰,後半胡璉所屬高魁元部發動反擊,胡璉受命接替金門防務。
當陳誠拉走胡璉,拋下劉安祺,僥倖促成金門戰役勝利,但卻加速大陸軍事失敗。軍隊四處潰敗逃散,國防部、東南軍政長官、國民黨總裁都搶著各自指揮軍隊,更添混亂,國府殘部胡宗南兵敗遁逃西康,薛岳退到海南島,大陸赤化前,國府將領只憑個人情感接受命令,以求自保,國家失敗的窘況,大概就是如此難堪。
金門戰役後不到兩個月,大陸西南省份都被共軍攻入,蔣中正在12月10日由四川成都飛台灣,這是蔣中正在大陸最後的身影。不過,共軍對台威脅雖然一時減弱,但是國府內部因政治立場不同,李宗仁帶頭找美方出賣台灣。根據美國國務院歷史檔案,李宗仁在金門大戰爆發前的10月22日,透過他的親信邱昌渭找美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傳話,希望中美雙方組成委員會共管台灣,假如美國不喜歡他的提議,也可以自行根據征服權(right of conquest),把台灣拿走。
從美國國務院歷史檔案中,也可以發現,早在1949年2月到4月之間,李宗仁曾經希望任命駐軍台灣南部的孫立人,接替陳誠的職位,但是沒有成功。李宗仁又希望透過與陳誠交情好的薛岳,試圖說服陳誠放棄蔣中正,轉向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打算陳誠若不聽從,就利用孫立人在台灣發動軍事政變,把陳誠趕下台。李宗仁也與美方接觸,希望獲得美方支持這些想法,當時美方對陳誠多持負面評價,加上台獨運動人士黃紀南當時跑去廣州美國大使館,要求美方支持台獨,避免讓台灣淪入共黨統治,在美方舉棋未定之下,台灣的前途一度蒙上一層陰影。
1949年當時,美國對台政策搖擺,起先擔心國府戰力不足,共軍攻陷台灣,不利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曾經考慮找台獨團體或者孫立人合作,發動政變占領台灣,或將台灣交聯合國託管,但是考量開羅宣言的限制下,台灣要歸還中國,美國可能因此開罪中共新政權,不利未來關係發展,所以對台海情勢採取放手策略,希望透過這個善意,能與中共開展關係。1950年初,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重要官員紛紛撤離台灣,美方也要求在台美僑快點撤離台灣,美方擔心共軍可能在6月攻台,但是韓戰卻出美國意料之外爆發,整個亞太情勢急轉直下,美國總統艾森豪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從此兩岸分裂超過半世紀。
無論是胡璉增強金門戰力,擊退共軍攻勢,或者是美方在反覆之間,突然改變占領台灣政策,這些因素都是中華民國能夠在台灣生存至今的因素之一,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無法事先掌握得知,中華民國的國祚得以在台延續,可能偶然要大過必然吧。

1884年的台灣影像|宮守業

文/宮守業

台灣歷史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1884年因越南的殖民戰爭所引發的中法戰爭。戰爭初期在越南進行,但法國與清廷談判破裂後,法軍轉攻台灣。戰爭結束後,清廷首次意識到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次年台灣建省。這一場戰爭不但改變越南的命運,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中法戰爭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的大事,也是當時歐洲的重大事件,所以歐洲報紙對此有不少報導。台灣一度也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當時通訊科技遠不如現代,尤其是影像的出版,從事情發生到媒體刊出,往往經過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一百多年回來看看當時雕版印刷的圖片,雖然不如現代相片的清晰,但更有藝術的趣味。

1884年8月英國畫報The Graphic作了一個專題報導The war between French and China – views from Foochow and Fomosa。圖一至三是其中的插圖。圖一是福州,可以看到當時的福州已經有些西式的建築。圖二上:福州馬尾的羅星塔,這裡是當時洋船下錨的地方,所以洋人稱之為Pagoda of anchorage。The Graphic的編者把它和Pagoda Island弄混了;那是閩江分流烏龍江上金山寺所在的江心小島。圖二下:最近被法國砲擊的台灣基隆一隅。炮擊發生在1884年8月5日,但考慮當時從台灣寄圖稿回倫敦需要的時間,雕版的底稿,不論是相片還是素描,應該是資料圖片。

圖一

圖二

圖三有四幅小圖。1. 打狗,就是現在柴山附近,高雄港出入口的地方。2. 基隆,3. 廈門港,南京條約開放通商的港口之一。4. 從海上看打狗。中間偏右的峭壁可能是現在燈塔下方的山壁。

圖三

 

同年8月30日的倫敦畫報又刊出了一整頁福州的插畫(圖四)。右上角是因John Thompson拍照而出名的烏龍江金山寺,但倫敦畫報編輯將圖中的建築誤為別墅。下圖是福州船政局,這是中國現代造船廠的發祥地。原先由法國人協助建立,中法戰爭中也被法軍炮擊破壞。成也法國,敗也法國。

圖四

同年9月6日的倫敦畫報,刊出了一整頁的台灣圖片,還有一篇簡短的報導。(圖五、圖六)圖片包括:平埔番(依原文)女人、台灣府林間小徑、漁夫捕蝦、海岸的帆筏、早期荷蘭人建造的熱蘭遮堡。請注意平埔族上衣左紉,與漢人不同。捕蝦可能是洋人的誤解。這種魚網一直到近代還用,不一定是捕蝦,捕小魚、鰻苗都可以。這幾張圖片的細節不夠清晰,猜想底稿是素描而不是相片。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倫敦畫報以素描為圖片底稿是常態,到十九世紀後期才漸漸被相片取代。

圖五

圖六

同一期畫報中,還有一頁福州清軍的圖片(圖七)。士兵胸前交叉的皮帶,肩上的長槍顯示這是西式裝備、西式訓練的部隊。根據Shi-Chin Chang提供的連結(https://kknews.cc/history/2qe6lvg.html),圖片中士兵纏頭是當時湘軍、淮軍的制式服裝。

圖七

同年10月11日的倫敦畫報再次刊出了基隆被法軍炮擊的報導,報導中描述八月初孤拔將軍派遣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L’espès所部與清軍戰鬥的情形,並附一張從陸上看基隆港的相片雕版插圖(圖八)。圖片中,基隆港裡停泊了許多高桅的船艦。此時距離事件發生已經兩個月了,算時間,這張相片可能是法軍攻佔之後基隆之後的戰地”新聞”圖片。同一張圖也在10月18日的法國畫報L’Univers Illustré中刊出。雕版不像數位相片那麼容易複製傳遞,我們不妨想像這個圖版在倫敦印好之後,立刻快遞送到巴黎的場景。

圖八

同年11月1日 法國世界畫報Le Monde Illustré 又刊出了一幅基隆的圖片(圖九)。上圖: 基隆港口之內,下:基隆港外。下圖中左的小島可能就是和平島。

 

圖九

我家民國小歷史:內華達來信|魏國彥 之五

內華達來信

1980年我赴美留學,也擔負起尋覓老家親人、居中聯繫的工作。

 

那個時候的台灣還處於戒嚴,兩岸呈冷戰敵對狀態,台灣採取三不政策,連郵件都不通。

 

中共方面經歷了1978年十二月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基本上四人幫已倒,停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啣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六字真言的華國鋒已經失勢,開始了我們後來看到的改革開放的苗頭。第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去台人員在大陸親屬政策的通知」。兩岸失散多年的家庭開時透過第三地的郵件來往互相尋覓,而發動者多在台灣這邊,因為我們有許多海外學人與學生。

 

沒多久,我就與爸爸在河南鄉下的親戚聯絡上了,來信中寫著家裡的人丁狀況,附一、兩張小小的黑白照片。

堂哥寄來的全家福照片,照片左前方是我的祖母。(照片翻拍自父親的回憶錄)

 

出國前我在部隊服役,除了當工兵排長外,還身兼輔導長,知道軍中政戰工作還有檢查兵員信件的工作,我也就具備相當的憂患意識,深怕寫回台灣的家書給親戚朋友帶來「通敵」的罪名。

 

給父親的信上是這樣寫的:「內華達來信,奶奶健在,非常想你、、、」。

 

一週後收到父親的郵簡,字跡潦草歪斜,顯然非常激動,大意是說沒想到老家人竟然來到美國,住在內華達洲,正在張羅機票,不日飛來美國相會。這下誤會鬧大了,我趕快連夜打國際長途電話回台灣解釋清楚,也顧不得有沒有監聽。

 

幾日後,我又收到「內華達」的來信,最後幾句大約是這樣寫的:

 

「我們家老二待業在家,這麼閒著也不是辦法,讓他去學了照相,好不好寄一部彩色照相機過來?現在鎮裡面都是黑白照相機,這樣我們就『超英趕美』了。

 

你要好好抓緊學習,攀上科學高峰! 敬禮!」

 

父親知道情況後,就想要提早退休,趕回故鄉,看看自從民國三十五年匆匆一別的老媽媽,但是父親還要再做十年才能屆齡退休,他開始存錢並規劃大陸之行,幫他的母親買好了棉襖,又研究中華民國法令,看如何能接母親來台灣。

 

「內華達」再來的一封信:「你的奶奶知道你父親在台灣過得很好,她就放心了。」、、、、「奶奶她老人家放下了心,在1981年12月16日晚上8點37分因為心臟衰竭,放心的走了,你們不要太難過、、、、」

 

父親在台北,捧著新買的棉襖,放聲大哭。三十五年的思念,終究見不上一面。

 

第二年(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春,父親在台北辦了一個莊嚴肅穆的公祭,嗚咽朗誦親筆寫的「念母祭文」:

 

「不肖男仰賢謹以香花酒醴束饈之儀,致祭於我母 王太夫人之靈前曰:嗚呼我母,懿德芬芳,稱道四鄰,生我育我,恩比海深;兒恨大陸變色,骨肉離散、音訊斷絕,含悲忍痛,凡三十五春,愧對父母,孝道難申,朝思暮想,五內如焚。去歲三月,幸獲佳音,亟欲迎母奉養,其實不允。正祈吾母萬壽,孰知竟而壽終。消息傳來,悲痛萬分,呼天搶地,泣血椎心,對母生無奉養,終未送殯,孝道實虧,罪孽殊深,徬徨四顧,母影幻真。仰天長號,欲見無份,桓陽流水,大營老墳,永難忘矣!

 

謹以兒事,上告老母,以慰在天之靈。數十年來,兒等遵守慈訓,淬礪奮發,規矩做人,現已成家立業,立足人群,妻賢任教治家,子女聰慧,讀書有成。吾母之慈恩大德,定牢記在心,並以之訓教子女,俾能發揚祖德,承先啟後。嗚呼吾母,祈求放心兒之將來,原諒兒之不孝,饒恕兒之罪孽,更祈能於夢中常相左右也。嗚呼哀哉,尚饗。」

 

祖母照片

堂哥接到我的信後特別帶著她去照相館拍的,這年祖母剛好90歲,八個多月後與世長辭。(照片翻拍自父親的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