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柯文哲現象民進黨懼國民黨瞎|高靖

文/高靖

台北市長柯文哲聲勢逐漸攀高,雖然柯文哲步入政壇沒有多久,還談不上有柯系人馬,但是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以來,所反映出來的特殊政治現象,卻是任何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的人,不能忽視的。目前看來,柯文哲非獨,亦非統。他紀念二二八事件,也能說兩岸一家親,民進黨立委開始聯署,主張民進黨自行推人參選台北市長,就是對柯文哲現象有了戒心,深怕被這股新興力量給淘汰了。
在探討柯文哲現象之前,有一個長期以來的現象,必須掌握,才能理解柯文哲現象的特殊之處。這就是台北市出現了柯文哲這樣的市長,究竟只是偶然,還是是有新的力量正在形成,造就了今日的柯文哲高漲的聲勢。台北市在政治上的任何動向,在過去幾十年來的台灣政治發展,經常具有指標的作用,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如今大家習以為常的,認為台灣南部地區就是民進黨的鐵票區,是民進黨的票倉,其實在過去並非如此,陳水扁當年在台北聲勢如日中天,但是回到選台南參選縣長卻落選,妻子吳淑珍出車禍,造成終身癱瘓,一場台南縣長選戰,對陳水扁來說,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在2017年的今天,如何能想像當年台南怎會是國民黨所能控制,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陳水扁後來在台北市市長選舉,因為國民黨分裂,當選了台北市長,打破了台北市為國民黨長期寡占的現象,民進黨的聲勢也逐漸在二屆立委選舉與接連著的省市長選舉後,全台擴散。再往前推,在民進黨成立之前的黨外時期,那時最受矚目的不是立法院,反而是台北市議會當中許多黨外台北市議員,受到台北都會地區民眾的熱烈支持,包括陳水扁、謝長廷等人的犀利問政,都讓人耳目一新。
台北市是都會地區,外來人口多,沒有其他地方縣市那般的保守,對於新事物與新價值的接受度,往往引領著全台灣未來的動向,黨外不是壯大於台灣的台南、高雄、宜蘭等地,反而是藉著台北市議會的質詢與不斷的台北街頭抗爭,慢慢壯大起來,即使民進黨成立之初,也是選在台北的圓山飯店,而不是高雄或著台南。
台北所出現的許多政治現象,其實往往都牽動著後來台灣整體政治情勢的轉變,就像是引領前鋒的馬車一般,黨外在台北市的聲勢擴散到全台,國民黨也是在台北市長選舉,第一次正式內部分裂,新黨趙少康與國民黨黃大洲競選,結果民進黨陳水扁收漁翁之利,沒有想到,200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連戰與無黨籍宋楚瑜對決,又讓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台北市政治的變化,往往都是後來許多轉變的開始。
台北的野百合學運讓李登輝借力使力,推動萬年國會改選,學運如果是在高雄西子灣或者東海大學校園,還能有如此影響嗎?台北的太陽花學運,也顯露了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時代力量的出現,是拜這股力量所賜,但是這個新的力量新的世代,真的就是蔡英文總統所引以為傲的天然獨嗎?可能也未必如此,若是如此,高舉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要連任台北市長,恐怕前途多舛吧?民進黨可以獨攬台獨大旗,必能在台北輕騎過關,但情況真是如此嗎?
放下統獨的二元立場,將柯文哲拱上台北市長寶座的力量,並不完全是民進黨死忠支持者,甚至可能只有少數才會把民進黨當成唯一的政治選擇。柯文哲施政政績好壞,各有評價,但他的民調卻在世大運後慢慢爬高,執政的民進黨都瞠乎其後。如果有一股力量,撇開傳統的民進黨、國民黨,往另外的地方集中,民進黨現在作為多數黨,自然備感威脅。
柯文哲曾經在紀念二二八事件儀式時說,台灣是我們共同的家,台灣人要做台灣這一片土地的主人、台灣人要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人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新世界。
這段紀念二二八事件的談話,從字義上面,不免讓人感覺充滿了濃濃的台灣獨立運動的味道,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來,但是作自己主人,決定自己命運,不正符合台獨人士的胃口。可是在籠統的意義上,台灣人做台灣土地主人,也沒錯,決定自己命運,可能是獨,又有可能是統,柯文哲模糊的談話,大家各取所需。
柯文哲不僅對兩岸關係提出兩岸一家親的說法,柯文哲在電視專訪時,他說,對岸不該為了0.5%的芥蒂,放棄99.5%的善意,兩岸的政治高層現在僵住,那麼民間、企業、團體可以更多交流。柯文哲的說詞,肯定讓獨派大為不滿,因為台獨立場被描繪成是0.5%的微乎其微,若蔡英文有天然獨,那顯然是誇大了,這天然獨怎麼可能只有0.5%。
柯文哲要台灣自己作主,但又要與大陸是一家親,如果強作解釋,看似兩相矛盾,但柯文哲顯然仍受到支持者的肯定,這個道理又在哪裡呢?或許公開談統,沒人愛聽,但是論獨,更是微弱的0.5%。柯文哲也許是某種台灣維持現狀派,不獨的現狀,因為獨的太少了,柯文哲不直接面對政治上的統,卻用血緣文化上的親切,拐彎抹腳地用一家親,淡化了爭議,給大陸面子。高談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聲勢並未因台獨不滿下跌,這豈非比天上的雲霞,更具有異相的意味。
民進黨對柯文哲的懼怕,顯示民進黨全面執政後的自滿,謙卑謙卑再謙卑,不過是唬人的口號。民進黨立委鄭寶清在電台節目受訪表示,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言行變來變去,現在不但不是深綠,更已變成淺紅,不斷攻擊民進黨,比敵人更可怕。
鄭寶清在電台大肆批評柯文哲是淺紅,這就是栽贓了,與民進黨過往的扣人帽子,是如出一轍,毫無新意。民進黨立委對柯文哲抹紅,顯然效果不大。鄭寶清對柯文哲的批評,其實正反映出民進黨人心中的恐慌,柯文哲的變來變去,絲毫沒有減少柯文哲的支持力量,也許這正是現在的社會動向,那股新的力量就是這樣的不斷改變。
真正可怕的,不是柯文哲,而是這股支持柯文哲的力量,因為這股力量可能不會支持民進黨,會去找他們認同的對象,譬如柯文哲這類的人,這才是民進黨要把柯文哲打下去的真正原因,擔心柯文哲之類的人,取代民進黨成為新的政治旗手,號召群眾的聚合。
政治沒有必然的道理,支持民進黨的群眾,真的有那麼多人支持台獨嗎?顯然不是這樣的,柯文哲說了兩岸一家親,參加兩次城市論壇,就被罵成淺紅,可是很多過去支持民進黨,仍然願意投給柯文哲的人,真的會因為民進黨自行提名台北市長參選人,就會轉移投票支持的對象嗎?可能未必,民進黨立委的算盤可能要好好打打,如果不能面對這股無以名之的力量,就算柯文哲不選台北市長,這些力量也未必會凝聚在民進黨身上。
許多人的顧忌,是擔心投票分裂,造成民進黨參選人與柯文哲落選,國民黨拿到漁翁之利。這仍然是太過表層的看法,只在選舉技術上打轉,而沒有注意到深層的轉變。
你無視於已經變化的政治現況,提名任何候選人都不一定能夠吸引選民。你很難用統獨去框住柯文哲,但柯文哲也不是什麼中道人士,他有自己的喜惡,起碼他知道要與對岸維持和善關係,而不像蔡英文政府處處以棉裡針的方式,刺激中國大陸,挑釁大陸。
有國民黨人士認為,民進黨不提名參選台北市長的可能性最大,因為若民進黨提前在2018年和柯文哲翻臉,等於逼柯文哲上梁山,一旦連任失敗,柯文哲就會挑戰2020年總統大選,壞了蔡英文連任總統的大事。從這段媒體報導引述的國民黨人士的說法,顯示國民黨對柯文哲聲勢看漲的看法,仍然停留在膚淺的層面,只在乎選舉的勝敗,是否對蔡英文有所影響,這樣的觀察,完全沒有發現在柯文哲身後,將他推向政治舞台的那股力量。
國民黨從2014年、2016年兩場大選連戰連敗,下野的國民黨毫無反省,仍然勇於內鬥,結黨營私,以吳敦義為首,結成國民黨內最大派系,國民黨敗選後到現在,也只能搞搞東施效顰的醜事,以為把國民黨弄成小民進黨,就可以獲得選民青睞,吳敦義領導的國民黨,完全忘記自己是個出身於中國,歷經多次中國重大歷史轉折的百年大黨。國民黨沒有深思柯文哲背後的力量,為何部會對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有任何不滿,吳敦義也好,國民黨立委也好,可能連柯文哲都不如,這句兩岸一家親這樣的話,都膽怯到說不出口,只會講講兩岸都已經不太認同的一中各表,應付應付場面,與民進黨一樣,沒有真心誠意處理兩岸關係。
柯文哲並不一定是處理兩岸關係的高手,但他象徵某種台灣動態的力量,這股新的力量,或可說是新的一代有新的論述,民進黨說是天然獨,國民黨是盲目不知所以然。但是天然獨的世代,豈能容忍兩岸一家親,這樣一來,柯文哲不就是毫不足懼的人了,民進黨立委又何必集體推動自行參選台北市長。
柯文哲現象象徵台灣不確定的未來,柯文哲被民進黨罵成是變來變去,這不就是台灣的歷史經驗。然而這個從台北開始的柯文哲現象,將來是否蔓延全台,如此一來,蔡英文連任總統,就不一定是順利成章了,柯文哲現象對台灣究竟是利是弊,我們可以好好想想,很快的將來,就可以得到驗證。

少一點政治考慮 多一點民生關懷|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政府是否應當制定產業政策?這是中國大陸經濟學界爭辯已久的重要話題。這個辯論最早源起於林毅夫與楊小凱;在楊小凱英年早逝之後,張維迎抱持著與楊小凱近似的態度,繼續與林毅夫論戰不休。

張維迎認為創新和新產業是不可預見的,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也就是哈耶克所講的,具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見解的「眾人的獨立努力」,而不是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產業政策是披著馬甲的「計劃經濟」,中國經濟結果持續存在的結構失調、產能過剩,乃是政府產業政策主導的結果,中國失敗的產業政策比比皆是;而沒有產業政策的「利伯維爾場」(free market,經濟個人主義者完全依靠市場自我均衡的代表性經濟理論)下技術進步最快。

林毅夫則認為,雖然二戰後很多國家的產業政策並不成功,但我們從未見過不用產業政策而能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從未見過不透過產業政策而能繼續保持領先的發達國家。在關於什麼是產業政策的問題上,林毅夫提到,領先的產業是政府支持的,產品創新背後的基礎研發,不會有企業家願意花巨大的成本投入,因為風險太高,所以必須依靠政府資助的各個科研項目來完成,而這一部分的研發投入,應當算作是產業政策。

林毅夫表示,從新結構經濟學來看,發展是有藥方的;一個是有效的市場,另一個是有為的政府。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必須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可能面臨失敗的風險。因此,政府需要給予一定激勵,企業家才會積極的去冒這個風險,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發揮的就是這種功能。當市場失靈的時候,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協調不同企業之間的資源,或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相應的服務。唯有如此,才能使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新的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中國並不是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動員和配置的資源有限,不可能滿足所有各種可能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所需的外部性補償,以及完善相應的軟硬基礎設施的要求。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必須對可能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經濟和社會回報做出甄別,協助企業家從事那些回報最高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最好最快地發展。

根據筆者的研究與觀察,林毅夫與張維迎的辯論,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交集。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著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國家功能認知與不同的和諧社會理想圖景。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仍有存在的必要,至少它的階段性任務還沒有完成。

發達國家絕非沒有產業政策。例如美國西海岸的矽谷,將頂尖大學的科研能力和高新技術企業有機的結合,促使最新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更重要的是,矽谷開拓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模式。例如:風險投資、孵化器、股份期權、科技園…等。美國聯邦政府編列了大量的研發經費預算,美國的私人企業也投注了高額的研發經費,支持了矽谷的許多大學與各個實驗室的關鍵技術的發展。矽谷的研發人員佔到矽谷總從業人員數量的10%以上,這是美國平均水平的2倍,更不知道是其他國家的幾倍。矽谷是海外科技人才集聚創業最集中的地區,華裔和印度裔創辦的高技術創業企業,佔到了矽谷企業總數的23%。在矽谷的技術人員中,亞洲人佔了60%;矽谷的高級技術人才中,有33%來自海外。美國通過一系列的智慧財產權法律、商業運作法律,以及開放又有彈性的移民政策,為矽谷的繁榮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撐體系。

我們再看美國的東岸,以哈佛、MIT為核心所建立起的生物醫藥科技業,其所帶來的各方面效益,已能與矽谷的成就分庭抗禮。美國生物醫藥產業在全球有著代際優勢,美國佔有世界近六成的生物醫藥專利。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美國的科研經費大幅上漲,美國政府先後推出了「使用先進革新型神經技術的人腦研究」計劃(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the BRAIN Initiative)、精准醫療計劃,以及癌症登月計劃等。矽谷與波士頓的成功,處處體現著美國政府的支持,這是實實在在的產業政策。

正確的產業政策,對台灣的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人才和技術是推動創新的第一生產力,這是中小企業所急缺的創新資源,也是培育和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關鍵。促進大學的人才、技術與中小企業的全面對接和協同發展,是破解當前創新困境的重要方法。企業對整個經濟和市場的敏感度最高,瞭解市場需要什麼;大學與企業的互聯共建,可以確保大学的研究走在时代的前沿。前瞻計畫等於是灑錢計畫,除了政治綁樁之外,看不出有任何「前瞻」性。當前的產業政策,必須是有選擇的「精準發展」。政府將在明年推動「玉山計畫」,行政院值此重新編列算之際,應當藉此機會,認真檢視現有的產業與人才政策,務必將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行政院各部會要全力配合,並與立法院協調好,要為引進人才開闢各種綠色通道。期待袞袞諸公在推出政策時,能少一點政治考慮,多一點民生關懷,台灣人民的福祉,正掌握在你們的手中。

 

原文《政治少一點 民生多一點》登載於《中國時報》2017年9月16日,中時電子報

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的偶然與必然|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後,1949年撤退台灣,台灣作為中華民國政府最後的棲身之地,其實不是大家以為那般的理所當然的發展,其間經過不少轉折,國府才能在外國陰謀勢力與台灣獨立運動各方干擾下,在台灣站穩腳跟,休養生息。這當中如果不是蔣中正總統的老謀深算,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自行調動兵力,恰好增強了金門守軍力量,在金門擊退共軍,今日可能也不會有台獨猖獗的混亂現象。
國共兩軍1948年打到1949年,國府在東北大敗,精銳盡失,東北全域都在共軍手中,進而威脅關內平津兩地安危,天津遭攻破,北平成了危城,守軍將領傅作義被共軍層層包圍,無計可施,只好開門投降,保住北平古城。國共兩軍在徐蚌會戰殊死戰,國府損失黃百韜兵團與邱清泉兵團後,敗象已露,蔣中正總統在政治壓力下,1949年1月21日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總統。此時中樞無人,軍民士氣更加渙散。
蔣中正的引退時間,可一點都不是隨興而起的。國民黨桂系的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白崇禧是在1948年年底徐蚌會戰節節失利下,發布「亥敬電」(亥是月的代號,就是12月,敬是日的代號,就是24日),這封電報主要是表態逼迫蔣中正下野。
根據陳誠日記,蔣中正在10年後的1958年,自己在台北道出了當年引退的考量,蔣中正說,「大陸失敗,是自己打敗自己,非為共軍所擊破,張軫等促我下野,我未接受,原因為中央銀行黃金尚未運出,徐蚌會戰隊伍不易撤離,本擬與南京共存亡,守長江南岸,及因外則共匪挑撥離間,內則逼我引退,乃於黃金搬運完畢,會戰失敗,悄然離開。」
1949年當時,蔣中正先在1月催促陳誠前往台灣,接替被懷疑是親美派的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然後將中央銀行的黃金,從上海搬運到台灣後,部隊撤出戰場後,一切布置妥當,才宣布下野,將政府交給李宗仁,但仍保留國民黨總裁身分,仍在幕後跳過政府指揮軍隊,也造成了整個內戰進行的混亂與困難。
李宗仁與蔣中正彼此互不信任,李宗仁掌權後,要求美方表態持他,根據美國國務院1949年1月22日的電報,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方不要對李宗仁領導的國府表態支持,至於蔣中正是否真的引退,也是令人懷疑的,李宗仁能有多少權限,並不明確,如果過去幾個月美國都沒有表態支持蔣中正領導下的國府,這時表態支持李宗仁,可能會讓外人以為美國介入中國的黨派之爭。
李宗仁不僅向美國求援,也找上蘇聯尋求支持,甚至開出價碼,若美蘇發生衝突,中國將保持中立,希望藉蘇聯迫使美國支持他,但是美方沒有上當。
對於李宗仁與蔣中正兩人的政治實力,司徒雷登看得非常透徹,在中國內戰的混亂情況下,不讓美國捲入無端的是非當中。司徒雷登對蔣中正的疑慮,果然一語中的,2月6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蔡文治,代表何應欽、顧祝同兩位,向美方傳話,拜託美方規勸蔣中正停止正在進行的愚昧災難的行為,蔣中正仍然親自指揮軍事事務,完全不顧國防部,蔣中正透過林蔚、湯恩伯、周至柔指揮軍隊,蔣中正打算放棄南京,守上海。蔣中正把南京的精銳部隊都抽調出去,讓李宗仁毫無保護,無法推動和平努力。
這位向美方告狀的蔡文治,後來投靠美國中情局,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中情局希望在國共之外,另外培植勢力介入中國內政,但是蔡文治沒有政治號召力,第三勢力運動潰散,許多成員不是回到台灣,就是流亡海外。
李宗仁也在2月6日同一天告訴司徒雷登,許多與蔣中正親近的將領,也向他抱怨蔣中正持續下命令給他們,周至柔告訴他,蔣中正幾乎每天都打電話給他,告訴他空軍該做些什麼,湯恩伯也有類似的抱怨。
徐蚌會戰後的國府軍事指揮,一盤散沙,多頭馬車,沒有公職身分的蔣中正,僅以政黨領袖身分,在幕後繼續調動效忠他的軍隊,李宗仁毫無辦法干預,李宗仁希望據長江抗共軍南下,但是部隊大都被蔣中正拉去上海。整個政府也是分崩離析,行政院長孫科不理會李宗仁的指揮,自行搬遷廣州辦公,立法院與其他政府機關也都南下廣州,只剩總統府還在南京,
1949年4月共軍終於渡江,攻占南京。蔣中正搭軍艦離開浙江奉化溪口家鄉,轉往上海,自此再也沒有回過家鄉。當時政府群龍無首,戰局糜爛,守上海的湯恩伯毫無犯法,上海很快失守,被共軍一路追擊到東南沿海,一路連戰連敗的湯恩伯,直到10月的金門戰役戰勝,才能喘口氣。
從國史館、中研院史料看來,政府本想在廣州與共軍決戰,1949年10月廣州告急,當地軍事指揮有廣東省主席薛岳、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閻錫山,薛余兩人只因為是粵籍,才在廣東委以重任,也是力有未逮。
中研院的劉安祺訪問錄當中,劉安祺談到當時廣州的軍事防務,左有沈發藻4兵團,中間是他的21兵團,右邊胡璉12兵團。仗還沒開打,沈發藻就已經追隨白崇禧逃入廣西。胡璉名義上雖然是歸屬薛岳指揮,卻早被陳誠找人拉走,劉兵團一人難撐大局,無力再戰,只好撤走,廣州陷共。胡璉逃出徐蚌會戰的包圍圈後,蔣中正請他組建12兵團,這支部隊算是稍有戰力,但因為胡璉與陳誠的私人關係,接受陳誠的調動,胡璉丟下廣州,去了金門。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局當中,面對共軍勢如破竹的攻勢,蔣中正是主張守廣州的,所以讓他效忠的劉安祺留在廣州。劉安祺說,在廣州時,李宗仁、閻錫山、陳誠與參謀總長顧祝同都要拉攏他,但他只聽蔣中正一人的。更早前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想把他部隊調到京滬一帶,他沒聽從,至於粵系將領多不服從蔣中正。他的部隊經過台灣時,陳誠還要他留下部分兵力,他不肯,但蔣中正勸他,他就留下了一些。
劉安祺是國府將領,不聽國防部指揮,只聽蔣中正調動,正是1949年當時的混亂寫照。一樣是效忠蔣中正的胡宗南,當時在西南地區作戰,蔣中正透過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向胡宗南傳達命令,要胡宗南的軍事計畫不要向國防部報告。當時國防部已無能力組織有效反抗行動,撤退到重慶,猶作困獸之鬥。有實力的國府將領,紛紛選邊靠攏,若非投共,就是只聽蔣中正或陳誠指揮。
有時候,歷史的轉折,往往就在出人意料之外的地方。胡璉拋下廣州,加速了大陸南方的失守,但是12兵團轉進金門,意外碰上共軍發動金門戰役,登陸金門與國府軍隊展開了戰鬥,這場戰役後,數十年來,共軍再無兵力登陸金門,不能越台海雷池一步,確保了台灣幾十年的安全。國府丟了廣州,卻保住了台灣,不能不說是萬幸。
胡璉在國府將領當中,是陳誠系統人馬,國史館收錄的胡璉回憶稱,陳誠派副長官羅卓英到廣東兩度找胡璉調兵,胡璉在10月初派高魁元18軍到金門,接著劉雲瀚19軍船運金門,劉廉一67軍往舟山。陳誠找羅卓英到廣東調兵,胡璉雖是陳誠人馬,仍不免認為有越權之嫌。胡兵團一走,廣東只剩劉安祺兵團,加速共軍軍事勝利。
金門大戰爆發前,共軍兵不血刃拿下廈門,守軍將領湯恩伯從上海到廈門,連戰皆北,敗走金門,剛巧碰上共軍登陸。10月25日大戰爆發前,18軍抵金門,19軍在戰鬥中卸載。金門戰役前半段,孫立人派到金門的青年軍201師601團,與湯恩伯所屬李良榮22兵團奮勇應戰,後半胡璉所屬高魁元部發動反擊,胡璉受命接替金門防務。
當陳誠拉走胡璉,拋下劉安祺,僥倖促成金門戰役勝利,但卻加速大陸軍事失敗。軍隊四處潰敗逃散,國防部、東南軍政長官、國民黨總裁都搶著各自指揮軍隊,更添混亂,國府殘部胡宗南兵敗遁逃西康,薛岳退到海南島,大陸赤化前,國府將領只憑個人情感接受命令,以求自保,國家失敗的窘況,大概就是如此難堪。
金門戰役後不到兩個月,大陸西南省份都被共軍攻入,蔣中正在12月10日由四川成都飛台灣,這是蔣中正在大陸最後的身影。不過,共軍對台威脅雖然一時減弱,但是國府內部因政治立場不同,李宗仁帶頭找美方出賣台灣。根據美國國務院歷史檔案,李宗仁在金門大戰爆發前的10月22日,透過他的親信邱昌渭找美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傳話,希望中美雙方組成委員會共管台灣,假如美國不喜歡他的提議,也可以自行根據征服權(right of conquest),把台灣拿走。
從美國國務院歷史檔案中,也可以發現,早在1949年2月到4月之間,李宗仁曾經希望任命駐軍台灣南部的孫立人,接替陳誠的職位,但是沒有成功。李宗仁又希望透過與陳誠交情好的薛岳,試圖說服陳誠放棄蔣中正,轉向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打算陳誠若不聽從,就利用孫立人在台灣發動軍事政變,把陳誠趕下台。李宗仁也與美方接觸,希望獲得美方支持這些想法,當時美方對陳誠多持負面評價,加上台獨運動人士黃紀南當時跑去廣州美國大使館,要求美方支持台獨,避免讓台灣淪入共黨統治,在美方舉棋未定之下,台灣的前途一度蒙上一層陰影。
1949年當時,美國對台政策搖擺,起先擔心國府戰力不足,共軍攻陷台灣,不利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曾經考慮找台獨團體或者孫立人合作,發動政變占領台灣,或將台灣交聯合國託管,但是考量開羅宣言的限制下,台灣要歸還中國,美國可能因此開罪中共新政權,不利未來關係發展,所以對台海情勢採取放手策略,希望透過這個善意,能與中共開展關係。1950年初,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重要官員紛紛撤離台灣,美方也要求在台美僑快點撤離台灣,美方擔心共軍可能在6月攻台,但是韓戰卻出美國意料之外爆發,整個亞太情勢急轉直下,美國總統艾森豪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從此兩岸分裂超過半世紀。
無論是胡璉增強金門戰力,擊退共軍攻勢,或者是美方在反覆之間,突然改變占領台灣政策,這些因素都是中華民國能夠在台灣生存至今的因素之一,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無法事先掌握得知,中華民國的國祚得以在台延續,可能偶然要大過必然吧。

1884年的台灣影像|宮守業

文/宮守業

台灣歷史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1884年因越南的殖民戰爭所引發的中法戰爭。戰爭初期在越南進行,但法國與清廷談判破裂後,法軍轉攻台灣。戰爭結束後,清廷首次意識到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次年台灣建省。這一場戰爭不但改變越南的命運,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中法戰爭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的大事,也是當時歐洲的重大事件,所以歐洲報紙對此有不少報導。台灣一度也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當時通訊科技遠不如現代,尤其是影像的出版,從事情發生到媒體刊出,往往經過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一百多年回來看看當時雕版印刷的圖片,雖然不如現代相片的清晰,但更有藝術的趣味。

1884年8月英國畫報The Graphic作了一個專題報導The war between French and China – views from Foochow and Fomosa。圖一至三是其中的插圖。圖一是福州,可以看到當時的福州已經有些西式的建築。圖二上:福州馬尾的羅星塔,這裡是當時洋船下錨的地方,所以洋人稱之為Pagoda of anchorage。The Graphic的編者把它和Pagoda Island弄混了;那是閩江分流烏龍江上金山寺所在的江心小島。圖二下:最近被法國砲擊的台灣基隆一隅。炮擊發生在1884年8月5日,但考慮當時從台灣寄圖稿回倫敦需要的時間,雕版的底稿,不論是相片還是素描,應該是資料圖片。

圖一

圖二

圖三有四幅小圖。1. 打狗,就是現在柴山附近,高雄港出入口的地方。2. 基隆,3. 廈門港,南京條約開放通商的港口之一。4. 從海上看打狗。中間偏右的峭壁可能是現在燈塔下方的山壁。

圖三

 

同年8月30日的倫敦畫報又刊出了一整頁福州的插畫(圖四)。右上角是因John Thompson拍照而出名的烏龍江金山寺,但倫敦畫報編輯將圖中的建築誤為別墅。下圖是福州船政局,這是中國現代造船廠的發祥地。原先由法國人協助建立,中法戰爭中也被法軍炮擊破壞。成也法國,敗也法國。

圖四

同年9月6日的倫敦畫報,刊出了一整頁的台灣圖片,還有一篇簡短的報導。(圖五、圖六)圖片包括:平埔番(依原文)女人、台灣府林間小徑、漁夫捕蝦、海岸的帆筏、早期荷蘭人建造的熱蘭遮堡。請注意平埔族上衣左紉,與漢人不同。捕蝦可能是洋人的誤解。這種魚網一直到近代還用,不一定是捕蝦,捕小魚、鰻苗都可以。這幾張圖片的細節不夠清晰,猜想底稿是素描而不是相片。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倫敦畫報以素描為圖片底稿是常態,到十九世紀後期才漸漸被相片取代。

圖五

圖六

同一期畫報中,還有一頁福州清軍的圖片(圖七)。士兵胸前交叉的皮帶,肩上的長槍顯示這是西式裝備、西式訓練的部隊。根據Shi-Chin Chang提供的連結(https://kknews.cc/history/2qe6lvg.html),圖片中士兵纏頭是當時湘軍、淮軍的制式服裝。

圖七

同年10月11日的倫敦畫報再次刊出了基隆被法軍炮擊的報導,報導中描述八月初孤拔將軍派遣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L’espès所部與清軍戰鬥的情形,並附一張從陸上看基隆港的相片雕版插圖(圖八)。圖片中,基隆港裡停泊了許多高桅的船艦。此時距離事件發生已經兩個月了,算時間,這張相片可能是法軍攻佔之後基隆之後的戰地”新聞”圖片。同一張圖也在10月18日的法國畫報L’Univers Illustré中刊出。雕版不像數位相片那麼容易複製傳遞,我們不妨想像這個圖版在倫敦印好之後,立刻快遞送到巴黎的場景。

圖八

同年11月1日 法國世界畫報Le Monde Illustré 又刊出了一幅基隆的圖片(圖九)。上圖: 基隆港口之內,下:基隆港外。下圖中左的小島可能就是和平島。

 

圖九

我家民國小歷史:內華達來信|魏國彥 之五

內華達來信

1980年我赴美留學,也擔負起尋覓老家親人、居中聯繫的工作。

 

那個時候的台灣還處於戒嚴,兩岸呈冷戰敵對狀態,台灣採取三不政策,連郵件都不通。

 

中共方面經歷了1978年十二月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基本上四人幫已倒,停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啣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六字真言的華國鋒已經失勢,開始了我們後來看到的改革開放的苗頭。第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去台人員在大陸親屬政策的通知」。兩岸失散多年的家庭開時透過第三地的郵件來往互相尋覓,而發動者多在台灣這邊,因為我們有許多海外學人與學生。

 

沒多久,我就與爸爸在河南鄉下的親戚聯絡上了,來信中寫著家裡的人丁狀況,附一、兩張小小的黑白照片。

堂哥寄來的全家福照片,照片左前方是我的祖母。(照片翻拍自父親的回憶錄)

 

出國前我在部隊服役,除了當工兵排長外,還身兼輔導長,知道軍中政戰工作還有檢查兵員信件的工作,我也就具備相當的憂患意識,深怕寫回台灣的家書給親戚朋友帶來「通敵」的罪名。

 

給父親的信上是這樣寫的:「內華達來信,奶奶健在,非常想你、、、」。

 

一週後收到父親的郵簡,字跡潦草歪斜,顯然非常激動,大意是說沒想到老家人竟然來到美國,住在內華達洲,正在張羅機票,不日飛來美國相會。這下誤會鬧大了,我趕快連夜打國際長途電話回台灣解釋清楚,也顧不得有沒有監聽。

 

幾日後,我又收到「內華達」的來信,最後幾句大約是這樣寫的:

 

「我們家老二待業在家,這麼閒著也不是辦法,讓他去學了照相,好不好寄一部彩色照相機過來?現在鎮裡面都是黑白照相機,這樣我們就『超英趕美』了。

 

你要好好抓緊學習,攀上科學高峰! 敬禮!」

 

父親知道情況後,就想要提早退休,趕回故鄉,看看自從民國三十五年匆匆一別的老媽媽,但是父親還要再做十年才能屆齡退休,他開始存錢並規劃大陸之行,幫他的母親買好了棉襖,又研究中華民國法令,看如何能接母親來台灣。

 

「內華達」再來的一封信:「你的奶奶知道你父親在台灣過得很好,她就放心了。」、、、、「奶奶她老人家放下了心,在1981年12月16日晚上8點37分因為心臟衰竭,放心的走了,你們不要太難過、、、、」

 

父親在台北,捧著新買的棉襖,放聲大哭。三十五年的思念,終究見不上一面。

 

第二年(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春,父親在台北辦了一個莊嚴肅穆的公祭,嗚咽朗誦親筆寫的「念母祭文」:

 

「不肖男仰賢謹以香花酒醴束饈之儀,致祭於我母 王太夫人之靈前曰:嗚呼我母,懿德芬芳,稱道四鄰,生我育我,恩比海深;兒恨大陸變色,骨肉離散、音訊斷絕,含悲忍痛,凡三十五春,愧對父母,孝道難申,朝思暮想,五內如焚。去歲三月,幸獲佳音,亟欲迎母奉養,其實不允。正祈吾母萬壽,孰知竟而壽終。消息傳來,悲痛萬分,呼天搶地,泣血椎心,對母生無奉養,終未送殯,孝道實虧,罪孽殊深,徬徨四顧,母影幻真。仰天長號,欲見無份,桓陽流水,大營老墳,永難忘矣!

 

謹以兒事,上告老母,以慰在天之靈。數十年來,兒等遵守慈訓,淬礪奮發,規矩做人,現已成家立業,立足人群,妻賢任教治家,子女聰慧,讀書有成。吾母之慈恩大德,定牢記在心,並以之訓教子女,俾能發揚祖德,承先啟後。嗚呼吾母,祈求放心兒之將來,原諒兒之不孝,饒恕兒之罪孽,更祈能於夢中常相左右也。嗚呼哀哉,尚饗。」

 

祖母照片

堂哥接到我的信後特別帶著她去照相館拍的,這年祖母剛好90歲,八個多月後與世長辭。(照片翻拍自父親的回憶錄)

遭美拒絕支持反攻大陸蔣中正灰心失望|高靖

文/高靖

1949年12月10日,蔣中正總統從四川成都搭機飛往台灣後,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大陸。蔣中正生前在台灣,念茲在茲的就是反攻大陸,1962年蔣中正積極準備反攻,在美方壓力下,經過國府幾年努力交涉,1966年1月美方正式拒絕國府反攻大陸的軍事計畫,無力反攻大陸的蔣中正,到底是什麼心情呢?一般台灣人始終無從得知,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檔案,蔣中正聽聞這個消息,感到灰心與沮喪,即使見到多年好友美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蔣中正一反往常地熱烈討論中美合作反攻,面對克萊恩顯得沉默寡言,什麼話都不想多說。
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由美國大使館恆安石口頭告知美國反對台灣軍事反攻大陸。美方的報告形容,蔣經國表現出失望與激動。
在台灣的文獻中幾乎看不到兩蔣對於無法反攻大陸的描述,在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檔案當中,我們從當中可以看到國務院官員如何描述了他們的情緒反應。兩蔣的灰心與沮喪,很可能也是眾多在台灣外省軍民的心情寫照。
國共內戰造成國府率百萬軍民遷徙台灣,多年來,國府不斷尋求美國支持反攻大陸,希望趁大陸文革造成的混亂,發動軍事反攻,兩蔣獲知美國拒絕支持反攻大陸,雖然難過失望,但是仍然要爭取台灣的生存,但這樣沉重的責任,並非立刻可以完成。台灣軍民眼見政府遲無行動,也不免受到影響,美方形容無法反攻大陸的台灣,當時士氣低落,尤其空軍士氣更差,一年之內有11架戰機失事墬毀,克萊恩提出的報告原本提出的數字是一年失事25架,經過美方再次查證,才確認是11架。
1964年,法國在美國反對下,仍然決定與北京建交。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將近一年多,美國不派大使到台灣,國際情勢的微妙變化,又無法反攻大陸,歸鄉路遙遙無期。加上每年都要在聯合國大會開會前,為中華民國的會籍展開攻防,幾乎沒有一天是平靜的,國府文武官員無不感到前途茫茫,1964年初的湖口裝甲兵部隊兵變事件,無非是這種絕望心情下造成的混亂。
回首當年,從1961年開始的10年之間,是中華民國政府自大陸遷台以來,最關鍵的十年,在這段期間,國府在軍事反攻大陸方面,由攻轉守。從積極準備反攻大陸,遭美國施壓制止,改為小規模突擊大陸沿岸,但是成效不大,卻每每造成許多官兵傷亡,國府被迫改變,從軍事面轉向政治面,藉與美國商談反攻軍事計畫,建立與白宮、國務院的直接對話管道,以政治外交關係強化台灣安全。1967年,蔣中正下令不要採取刺激中共的行動,國府對於反攻大陸逐漸轉換成政治方面的訴求。1968年之後,國府幾乎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念頭,改為爭取美國供售先進武器,加強台灣自衛能力,而非請求美國支援反攻大陸。
1961年,為了軍事反攻大陸,蔣中正下令成立國光計畫作業室,投入三軍精銳研擬軍事反攻大陸。受制美援不准使用在反攻大陸的壓力,1962年,國府仍積極展開反攻大陸作業,行政院開徵國防特別捐,自行籌款採購軍備,這時美國擔心蔣中正的軍事冒險,刺激蘇聯軍援中共,最後將美國捲入世界大戰,甘迺迪總統指派了解兩棲登陸作戰的海軍上將柯克,擔任美國駐華大使,藉以溝通台灣的軍事行動,柯克駐華任期不到一年,卻因為極力反對國府反攻大陸,與蔣中正關係惡化,美國擔心情勢失控,1963年改派海軍上將賴特接任,緩和雙方關係。
賴特抵台後,國府在美國壓力下,改弦更張,暫緩大規模軍事反攻,改為進行許多對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滲透突擊行動,但是除了造成官兵傷亡之外,軍事上少有具體戰果。1964年發生法國與北京建交的外交事件,台灣受到很大政治衝擊,對國際情勢感到灰心。1965年8月6日發生八六海戰,國府海軍掩護情報員滲透大陸,遭共軍掌握,共軍果敢攻擊國府海軍,擊沉國府兩艘軍艦。這場慘敗在後來被解讀為影響蔣中正反攻大陸的決心,但國府完全對反攻大陸斷念,還是因為美國的態度使然。
八六海戰慘敗後,美方向國府當局表達關切,中美雙方都對強化溝通與合作,有著高度共識,避免再發生類似的軍事失敗。當時美國大使賴特已經離任,但是美國卻沒有指派接任人選,這個大使懸缺,一拖就是將近一年,直到1966年年中才有新任大使抵華。長達一年沒有美國大使在台北,也讓國府當局對中美關係感到悲觀,所以積極希望改變這個困難的局面,強化雙方的高層溝通互動。
蔣中正成立國光計畫作業室,研究國軍自力反攻大陸之外,另外成立了巨光計畫室,由當時副參謀總長余伯泉負責,這是研究中美協同反攻大陸的作戰計畫,儘管美方拒絕參與反攻大陸的軍事作戰,也不加入作戰計畫的共同研擬作業,國府仍然提出需要美軍參與的作戰計畫。根據台灣國防部出版的「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軍方人士形容巨光計畫的規模與諾曼地登陸戰差不多,沒有美國的援助,根本無法執行。
蔣經國在八六海戰一個多月後的9月22日,親自到美國華府,拜會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將高度機密的巨光五號計畫交給麥納瑪拉,爭取美國支持反攻大陸作戰。
國府當局原本有日本白團協助國軍擬定的反攻大陸計畫,白團計畫的登陸地區,被改為反攻大陸西南五省,以配合美軍在越南逐漸擴大的越戰攻勢。這樣的安排,無非希望藉著攻入西南五省後,切斷大陸對北越的軍事援助路線,但是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麥納瑪拉將台灣的絕密作戰計畫,交給參謀聯席會研究是否可行,1965年11月16日參謀聯席會告訴麥納瑪拉,台灣反攻大陸的計畫沒有可能成功。
1966年1月19日,美國國防部請恆安石以口頭方式,禮貌地告知蔣經國,美國拒絕這項計畫,現場有溫哈熊擔任翻譯與紀錄。恆安石是在24日親自向蔣經國說明美國政府的決定,當時蔣經國的反應是非常失望與激動。蔣經國當時不敢將美國的決定向蔣中正報告,25日,蔣經國藉著宴請美國參議員米勒與眾議員督恩的場合,把恆安石請到一旁,希望恆安石提供一份非正式的文字摘要給他,方便他將美國的決定,正確地傳達給蔣中正。29日,蔣經國收到美方提供的書面資料,但美方不知道蔣中正的具體反應如何。
經過一連串挫折的國府,變得多疑與士氣低落,1966年4月6日,恆安石給國務院的電報當中指出,根據他與行政院長、立法委員的接觸,國府似乎認為美國又將重演1945年到1950年的情況,共黨與左派人士很技巧地與成功地操弄著美國的政策。恆安石還特別描述他陪同克萊恩拜會蔣中正的談話現場的情況,恆安石說,蔣中正看起來很灰心,也很失望。蔣中正與克萊恩是多年老友,以前他們兩人的會面,總是熱切地交談,無話不說,但是這次會面,蔣中正不太想與他們談話。克萊恩問起蔣中正有關東南亞情勢,蔣中正不願意表示意見。蔣介石說,他無話好講,他在總統選舉後給詹森總統的信中,已經都說過了,他在其他很多場合也都說過了。眼見這個情況,恆安石建議美國還是要設法安撫蔣中正。
克萊恩回到華府後,也將與兩蔣會面的情況,以及對台灣情勢的觀察,提出了書面報告。根據報告內容,克萊恩發現國府高層官員的士氣非常壞,兩蔣都讓人感覺到失去活力與缺乏衝勁,他們失去了過去的動力與活力。克萊恩說,他與蔣中正會談時,蔣中正也沒有與他爭論國府的觀點,蔣中正認為已經對詹森與詹森以下的官員,表達了國府的觀點,但是沒有能夠說服它們。
克萊恩也發現國軍部隊士氣低落,尤其是空軍士氣很差。空軍官兵擔憂他們即將被大陸的優勢超越,對於他們自己是否仍是第一流的戰鬥部隊,感到沒有信心。非常多的飛機失事,很高比例的飛機已到了非修理不可的地步。去年損失了25架F-86戰鬥機(這是韓戰時期的戰機),不過,美方後來調查確認,台灣一年損失的架數是11架,大約是每個月有一架戰鬥機失事。
在這片低迷的軍事與政治的情況下,1966年蔣中正繼續透過國大支持,連任第四任總統,嚴家淦擔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蔣經國仍任國防部長。表面上看來一切如常的台灣,其實軍事與政治方面已經開始轉變,由積極軍事反攻,慢慢轉為防衛台灣,以求生存
1967年1月23日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指出,沒有發現任何準備反攻大陸的重要軍事行動的公開跡象。在計畫、訓練、囤積供給或運輸方面,也沒有發現有任何增加跡象。中華民國政府也沒有向美國提出,可以用於反攻大陸的特殊軍事援助要求。根據所獲得的可靠報告,蔣中正下令不要採取任何刺激中共的行動。5月24日,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報告顯示,國府在馬祖增兵,陸戰隊第一師派駐澎湖,這些都是加強防衛台海能力,不是要進攻大陸,對於福建沿海的小規模突擊行動,仍然進行著,但國府官員已經開始對這些行動的效果感到懷疑。
美方也掌握到蔣經國在3月3日批示有關加強敵後作戰計畫的內容,蔣經國特別要求不要使用軍事反攻的字眼,這是因為考量國際情勢與造成共黨勢力團結的緣故。要以政治作戰與心理作戰為主,美方認為這樣一來,國府是完全寄望於大陸情勢的發展,希望能夠達到國府重新擁有影響力的條件。
國府在1967年之後,對美國提出的軍援要求,已經不是美軍如何在後勤與運輸方面,支援反攻大陸。而是轉換為要求換裝F-4幽靈式戰鬥機,提高台灣空防能力,不過,美方只願意提供F-5戰機,台灣直到1990年代才成功換裝高性能的F-16戰機。
1969年蔣經國轉任行政院副院長,某種意義上,顯示蔣中正放棄反攻大陸,準備培養蔣經國政治接班。1972年蔣中正繼續連任第五任總統,蔣經國轉任行政院長,已經是風燭殘年的蔣中正,在1975年4月病逝,嚴家淦繼任總統,蔣經國後來在1978年當選總統。
蔣中正為了自力反攻大陸所籌設的國光計畫作業室,1972年結束,台灣反攻大陸的計畫正式告終。其實當時的國際局勢對台灣越來越不利,中華民國在1971年10月被迫退出聯合國,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華府與北京關係開始轉變。客觀上,國府無力反攻大陸,美國開始與大陸發展關係,台灣軍事反攻唯一能憑藉的美國援助,這時也不存在了,蔣中正只好結束這個龐大繁複的軍事參謀作業。
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中華民國政府,回過頭來,面對經營台灣,確保台灣的生存,剛剛當上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在1974年決定實施十大建設,推動台灣基礎建設的現代化,台灣的經濟也逐漸起飛,台灣與其他幾個亞洲國家,因為成功地發展經濟,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我家民國小歷史|魏國彥 之四

樊鍾秀軍與吳佩孚軍大戰於大營鎮寨

 

民國15年,家父在土匪陳思邁攻城的戰火中呱呱落地,出生時,土匪的砲彈穿屋斷樑,竟然不爆不燃,「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乃有日後我們魏家兄弟、子女這一支系在台灣生根茁壯。

「土匪陳思邁」何許人也?差點害死我奶奶,我爸爸,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小時候我常這樣咬牙切齒!

我上網「估狗」,打上「陳思邁」三字,跳出來一堆俊男美女的照片,多半是九零後的。人海茫茫啊!

今年(2017)父親92歲了,特別思念老家,我從政府公職退了下來也有一年多了,也解除了赴大陸的限制,就陪著老爸、老媽,回到他的老家──河南省寶豐縣縣城城關鎮住下,住了四個禮拜,也開始了尋找「陳思邁」之旅。

這才發現,此「土匪」真名叫「陳四麥」,是父親給他取了個比較好看的名字。於是再「估狗」陳四麥。發現陳四麥是出身於河南鄧縣的「杆上、刀客」(土匪的別稱),民國11年(1922年)6月陳四麥攻陷鄧縣城北秦楊營,焚燒房屋60餘間、掠走70餘人。

鄧縣(現鄧州市)在寶豐之西南,介於南陽與襄陽之間,是大地方,人文薈萃,形勢緊要。宋朝王安石《臨川集》中有這樣的文字:「鄧於京西,為一都會,持兵以守,常擇大吏。序於東省之華,寄以南陽之重」。清朝乾隆時期修纂的「鄧州志」描述此地:「左襟白水,右帶丹江,江漢環其前,熊耳聳其後,中原重地,四省雄關」。

這古為「鄧州」,民國二年改制稱「鄧縣」是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幅輳之區與軍事重地,可惜,自清末鴉片戰敗後,民生凋敝,此地山區成為土匪滋生之地,湯山、禹山、朱連山、厚坡一帶的土匪最為猖獗,當地人說:「三山加一坡,兔子沒有土匪多」。陳四麥就是這「拉干」、「刀客」傳統中的產物。此地也出領袖人物,現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先祖老家就在鄧州。

 

 

民國十五年正是軍閥割據的年代,北洋軍閥吳佩孚手下有個張治公收編了陳四麥這股土匪,授以團長名義。另方面,效忠於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建國軍」樊鐘秀駐紮於許昌一帶,與吳佩孚的勢力短兵相接。

 

寶豐縣前營鄉大連莊村建國豫軍司令樊鐘秀舊居 趙延廷攝

 

是年五月28日,張治公派陳四麥團由臨汝開往大營,原駐守當地的樊部齊振海帶領的是個騎兵連,兵力薄弱,難攖其鋒,遂主動撤出大營鎮寨。陳四麥砲擊後,輕易攻入大營,侵佔民宅,翻箱倒櫃、蒐羅一空。又侵入樊鐘秀轄下的第四路軍司令趙天清在大營的老家,劫掠財產,將房屋付之一炬,紅火朝天,煙塵滾滾。當時正好小麥成熟,奈何寨門封閉,農民不能出城寨到田裡收割,河南土話方音,四聲輾轉,說起「陳四麥」,聽起來就像「陳死麥」,可見農民之恨,到了家父的記憶中又成了「陳思邁」。

 

1924年9月8日美國《時代》封面上的吳佩孚

 

 

駐紮在寶豐縣城的趙天清聽到逃出的老鄉來報,這下火怒三丈,率兵西指,打回老家,夜襲大營,鏖戰三夜兩日,摧毀城寨上的幾座砲樓,陳部傷亡慘重,六月五日,城寨被攻破,陳四麥率殘兵餘匪五、六十人由北門突圍逃脫。此役,趙天清司令總共繳獲步槍一千餘隻、機槍六挺、砲五門,可見陳四麥土匪兵力之強悍。7月間,遠在廣州的軍政府決定北伐,派李道源至南陽見樊鐘秀,希望他出兵接應。樊鐘秀親率第一、二兩軍,連克柳林、武勝關,截斷吳佩孚軍後路,與北伐軍會師武漢。(樊鍾秀的故事後來出現在劉德華主演的「新少林寺」之中,此為後話)

 

趙天清於六月五日回到了了他的老家大營鎮,正好是父親出生後的第八天。二十四年後,亦即民國三十九年,父親假冒為趙天清之子,得以在該年七月隨同趙先生由廣州撤離,安抵台灣。家父一生,被同一位家鄉長輩搭救兩次,亂世蜉蝣,命若懸絲,際遇之奇,還有後話。

 

趙天清,又名趙得一,早年是樊鍾秀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從廣州帶家父來台的時候,他是國民大會代表,正是河南省寶豐縣在民國三十六年選出的國大代表,他於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十日病逝台北。

美國出動三位大使一位特使阻擋國府反攻大陸|高靖

文/ 高靖

1962年,國府遷台13年了,這一年,胡宗南、胡適相繼在台去世,大陸內部情勢不穩,蔣中正總統見機不可失,一心要發動軍事反攻大陸。但是美國總統甘迺迪剛剛上台,基於穩定國際局勢,對反攻大陸多所保留,華府與台北方面為了反攻大陸,相互折衝許久,雙方溝通過程中,蔣中正健康出現警訊,但仍然堅持反攻大陸,前後讓美國派出ㄧ位特使,更換了三位駐華大使,其中一位大使甚至重病死了,這才讓蔣中正逐漸緩和反攻大陸的念頭。
甘迺迪政府對美國駐中國大使莊來德未能充分向國府說明美國政策,頗有意見,認為莊萊德未能說服蔣中正與蔣經國,不要貿然對大陸發動軍事攻擊,莊萊德同情國府的立場,迫使甘迺迪決定以柯克(Alan Kirk)替換莊萊德,柯克自1962年年中到任,任期短短幾個月,與蔣中正關係非常緊張,無法與蔣中正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美國只好改派賴特接替柯克,柯克使台不到半年就卸任歸國,返國不久後,病重辭世
美方對於蔣中正反攻大陸的計畫,多所疑慮,主要是不願意見到台灣的軍事冒險,造成國際局勢混亂,因為美方顧慮若蔣中正發動反攻作戰,不論成敗,蘇聯都可能會派兵支援北京,這樣一來,美國不可能坐視台北當局遇見軍事困難,美國被迫捲入大戰當中,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61年,台北與華府雙方才為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與外蒙案糾纏在ㄧ起,剛剛上台的民主黨總統甘迺迪,與蔣中正兩人鬧得不可開交。蔣中正對於當年民主黨總統杜魯門出賣國府,仍然心有餘悸,蘇聯又強推外蒙入聯,宣稱如果遭到反對,就拿非洲國家支持的茅利塔尼亞入聯案開刀,非洲國家見狀,揚言若杯葛外蒙入聯,他們就要轉過來威脅杯葛國府代表權。這個危機在當時中央情報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扮演蔣中正與甘迺迪兩人檯面下的溝通管道角色下,中華民國保住了會籍,但是中美雙方已產生心結。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顯示,1962年1月29日,白宮國安會幕僚柯默(Robert Komer)寫給甘迺迪的國安特別助理彭岱(Bundy)備忘錄,上面提醒反攻大陸會在當年成為大問題,蔣中正問克萊恩此時是否是與甘迺迪討論得成熟時機。根據副總統陳誠日記,2月18日元宵節前夕,蔣中正告知他反攻大陸應在春夏之間(陳誠稍後提到約在5月、6月之間)。1962年初,國府在台灣的黨、政、軍紛紛積極準備反攻大陸。
柯墨在他的備忘錄中用了Fobbing Chiang off(搪塞)這樣輕浮的口吻表達了他對反攻大陸ㄧ事的態度。他說,反攻大陸可以有兩個選項,ㄧ是在華南地區進行主要的登陸作戰,有助影響共黨在東南亞的活動。另ㄧ個是區域的試探行動。
柯默分析,無論台灣軍事行動的大小或者成敗,最終都會引起蘇聯介入支持中共,這樣就可能把美國捲入,美蘇因為中國發生戰爭,蔣中正也許願意賭一把,但是美國也要如此嗎?假如反攻大陸失敗,中華民國就很難繼續宣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受到影響,美國也將很難再繼續維護中華民國是台灣的獨立自主的政府。柯默最後建議,美國應該嚴格控制蔣中正。也許此時應該對蔣中正明白說明美國的看法,但是莊萊德無法有效傳達美國的態度,建議另外派特使(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哈里曼)到台灣說明。
柯默提出的兩種選擇,其實都是國府遷台後,不斷思考反攻大陸的作戰方式,蔣中正秘密招募日本二戰軍人組成白團,在台灣反覆研究後,提出在華南登陸作戰的「光計畫」。同時,為了說服美國支持反攻大陸,蔣中正也提出比較小規模的空降大陸軍事行動,以接觸當地反共勢力,擴大號召,進而推翻中共。
莊萊德在2月28日給國務院的電報表達了他的挫折感,他說蔣中正很明顯地,不願意與他討論反攻大陸,希望華府不要馬上斬釘截鐵的,對蔣中正的計畫表達反對態度,因為這樣ㄧ來,蔣可能會自行其事去冒重大的風險。
1962年初,華府決心用參加過諾曼第登陸的海軍上將柯克,替換莊萊德,卻對台北保密,限制莊萊德只能在華府宣布這項新外交人事前24小時,才可以告訴台北當局他即將卸任。莊萊德3月6日面見蔣中正,說明他將在3月8日卸任離台,儘管莊萊德再三保證,蔣中正懷疑莊的離任,代表美國政策改變。
當時彭岱也另外告訴克萊恩,哈里曼將代表甘迺迪到台北傳話,哈里曼有甘迺迪完全充分的個人信任。甘迺迪在哈里曼出發前,提醒哈里曼可以引用古巴豬灣事件當例子,說明不良的情報,以主觀期望而不是實際情況,成為決策的基礎,都會帶來危險。
3月14日,哈里曼到台北與蔣中正談反攻大陸,陳誠日記透露哈里曼對反攻大陸反應冷淡,只提出中美共同研究。
哈里曼給甘迺迪的電報表示,蔣中正想要說服他,回到大陸是中國人的事務,唯一的義務是與美國諮詢意見,而不是事前徵詢美國同意。當蔣無法說服哈里曼時,蔣努力表現他對軍事行動的謹慎與小心,3月28日,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萊斯給哈里曼的備忘錄,對反攻大陸事,提出了兩點建議,ㄧ是當面拒絕蔣中正要求美國支援ㄧ些祕密行動,例如200人到300人空降大陸的行動,這可能引發蔣中正不滿。第二個方案是表達支援國府空降50人到100人的行動,拖延反攻大陸,也許稍後美國可以找到更多方法拖延國府反攻大陸的行動。
3月 31日,白宮開會討論台灣反攻大陸,哈里曼主張拖延。甘迺迪提議提供兩架C-123運輸機給台灣,克萊恩希望能有更具體的方案,可以讓他帶回台灣,甘迺迪同意在美國訓練台灣的機組人員駕駛C-123。國務卿魯斯克主張在最後的決定確定前,飛機應該暫留美國,不可以送到台灣。在這場會談中討論的C-123,其實後來成了美國的誘餌,美國遲不交機,誘使台灣當局ㄧ次又ㄧ次的推遲行動。
4月11日,陳誠在日記寫下,美國似在拖延。美國的策略,其實都看在台灣當局眼裡。
當時克萊恩穿梭美台高層溝通的角色,白宮顯然有不同看法,想要有所調整,彭岱請克萊恩告訴台北,美國對這次任命的大使的想法,是要接替先前中情局扮演的特殊角色。
美國反對台灣反攻大陸,除了軍事優勢的不確定條件外,也擔憂巨額的軍費支出,會破壞台灣經濟的穩定,也明確對台北官方表達美方的憂慮。當時台北正在推動國防特別捐,以充足政府財政,準備反攻大陸,美國也以縮減美援要脅台灣,希望台灣對軍事行動三思。
這時,美國也準備將克萊恩調離台灣,5月17日,白宮再次討論反攻大陸,克萊恩轉達蔣中正的許多看法,蔣中正希望與美國進行私下不公開的對話,蔣中正希望甘迺迪理解,如果美國用限制美援的方式,對台灣施壓,這會破壞國府在台的優勢,可能造成台灣的混亂與反美情緒。美國對任何亞洲領袖公開透過外交管道的威脅,是錯誤的。這會讓他們沒面子,結果他們可能不接受美方的意見,或者在自己同胞面前失去信任。國務院想用經濟壓力對付與美國意見不ㄧ的友邦政府,這樣的壓力,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只會減弱中美合作,傷害雙方共同利益,如果可以避免這樣的重壓,蔣中正認為,雙方仍然可以對有爭議的任何議題,找到合理的妥協方案。
為了登陸作戰所需,台北向華府獅子大開口,要求在原先的兩架C-123之外,再添補三架。請美國提供總排水量共70噸到100噸的戰車登陸艦,16架B-57轟炸機。5月 29日,白宮為了台北的武器清單開會,即將到台北赴任的柯克也出席了會議,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甘迺迪對柯克提出的建言,幾乎都是言聽計從。  柯克分析7萬噸的戰車登陸艦,大約是35艘,每艘可以載運ㄧ個戰車排或步兵加強連。
柯克告訴甘迺迪,台灣只是想把美國捲進反攻大陸的計畫裡。他建議甘迺迪在沒有具體的大陸情報的支持下,美國不要採取包括提供軍艦與轟炸機等公開行動,甘迺迪接受了這項建議。美方顯然也不信任台灣的安全保密,這場會談中有官員質疑如果中美共同計畫反攻大陸,某些計畫內容可能會洩漏給俄國人。
柯克抵台後,與國府的合作始終不愉快。陳誠日記在7月多次提到,蔣中正提到國共內戰時期,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他不能再上美國人的當,因為這個前車之鑑,蔣中正不願意與柯克直接討論反攻大陸的問題。
根據國務院檔案,9月6日,柯克到陽明山與蔣中正、外交部長沈昌煥、新聞局長沈劍虹會面,這場會談氣氛很差,蔣中正與柯克兩人爭論許久,蔣中正不滿柯克老是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他施壓,他批評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柯克反問,蔣中正是要廢棄條約嗎?希望美國停止軍事與其他援助嗎?柯克說,不太能夠理解蔣中正真正的意思。蔣中正也回答柯克,修改條約與否是美國自己要決定的政策。
這場會面氣氛雖然不好,但最後還是有所成績,蔣中正接受柯克建議,中美雙方共同研究反攻大陸。其實這是美方的陽謀,就是與台灣一起研究對大陸軍事行動,藉以掌握台灣的一舉一動,希望能讓國府面對現實,認清不可能軍事反攻大陸的事實。這個中美共同研究反攻作戰的委員會,命名為藍獅(Blue Lion)委員會,也的確曾經舉行多次會議討論,但是最後並沒有付諸行動,到了1968年尼克森當選總統,尼克森有意拉攏北京,美國調整國際戰略,原本只是用來拖延時間的中美共同研究合作反攻大陸,從此自歷史當中被人遺忘。
由於柯克每次與蔣中正會面,態度強硬,總是對蔣中正反攻大陸的想法潑冷水,與蔣中正及其他國府官員的相處也都不好,陳誠在日記批評柯克談話不成體統,陳誠也覺得柯克顯得老態的印象。柯克赴台沒有多久,蔣中正就拒絕接見他,直到柯克離開台灣前,蔣中正與宋美齡才為他舉辦了晚宴,但仍不願與柯克談正事。
1962年的最後一天,陳誠與柯克對談,雙方仍然是不歡而散,面對美方反對反攻大陸的咄咄逼人壓力,陳誠用不只是忍氣,還要爭氣,勉勵自己。1963年2月4日,甘迺迪在白宮見了柯克,柯克告訴甘迺迪,他在台北見不到蔣中正,蔣中正認為他不瞭解中國人,還經常利用別的美國訪客協助傳話給美國政府。當時蔣中正許多重要事情,都不與柯克談,反而與到台灣訪問的美軍將領談,完全孤立柯克。甘迺迪肯定柯克在台北工作表現,以安撫柯克的心情,多所垂詢柯克在台灣的生活環境,柯克說,他不太喜歡台灣的生活條件,希望能夠儘快回到美國。
1962年3月莊萊德已經離任返美,柯克卻因為健康因素,拖延數月才到台灣赴任,1963年1月18日柯克回到美國治病,10月病逝,柯克成了中美外交史上任期最短的大使,在台北只待了幾個月的時間,阻擾國府反攻大陸。隨後在柯克建議下,美國5月3日改派海軍將領出身的賴特接任駐華大使,不過,彭岱很擔心賴特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任務是代表更大的美國利益,賴特很可能就會被國府所影響,彭岱建議甘迺迪要讓萊特瞭解,必須緊緊盯住國府。
賴特到台灣不久之後,與蔣中正意見不和的甘迺迪在德州遇刺身亡,詹森繼任總統,中美雙方關係顯然略有改善,國府與賴特在1965年8月簽署美軍在華地位協定,這是在劉自然事件引發民眾包圍美國大使館後,中美雙方多年來希望解決的老問題。無巧不巧,1965年8月6日發生的八六海戰,造成國府海軍重大損失,這次慘敗也影響了蔣中正對於反攻大陸軍事行動的看法,直到他在1975年4月5日辭世,台灣沒有對大陸發動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

台獨總統主持忠烈祠秋祭有辱抗戰英靈|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總統9月3日在層層安全防護下,到了台北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主持秋祭忠烈殉職人員典禮。蔡英文並不認同中國歷史,主張台灣獨立,要將台灣與中國分離。我們不禁要問,蔡英文祭祀的是什麼?她心中既無中國,又何以假惺惺地向烈士靈位獻花,鞠躬,這種假情假意,有什麼意義。說到底,仍然是保留了表面的儀式,但是毫無中國歷史內涵,這場秋祭儀式不過是場戲。
國府1949年遷台後,1969年建立忠烈祠,每年三月二十九日與九月三日,分別舉行春祭與秋祭。春祭是紀念革命建國,秋祭選在九月三日,那是為了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中國軍隊八年來的龐大犧牲,若是將1931年的九ㄧ八事變算起,那麼中國軍民的犧牲又更多了,日軍強占東北後,東北仍有敵後游擊活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在上海抵抗日軍侵略,也是一場可歌可泣的戰鬥。圓山忠烈祠當中都是中華民國建國歷程當中死難的國軍官兵,這些人的事蹟何曾在主張台灣獨立的蔡英文生命中,留下印記?她又何必犧牲星期假日的休息時間,跑來這裡虛情假意呢。
這或許是政客心中的某種戲劇演出,一如馬英九在總統任內,念茲在茲的二二八事變,馬英九老是要對二二八事變受難者家屬表達他的同情與哀戚,無非希望擴大他的群眾基礎,但馬英九對於他所出身的中國抗日歷史,卻是一知半解。
忠烈祠外面,豎起了三公尺高的護欄,就怕有人前來抗議蔡英文,丟擲東西影響蔡英文的行程。在層層的安全維護下,蔡英文來到忠烈祠,在國民革命烈士之靈位前獻花,在恭讀祭文後,蔡英文率同陪祭、與祭人員行三鞠躬禮。但是她真的理解秋祭的意義嗎?蔡英文不認同中國文化與歷史,她去忠烈祠,就與馬英九紀念二二八一樣,都是政客的虛情假意。
2017年7月7日,恰逢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的八十周年,盧溝橋事變是八年抗戰的開端,它的歷史意義非比尋常,但是蔡英文與她領導的政府沒有任何紀念活動,所有政府機關都沒有公開的紀念活動,只有國防部關起門來,辦了幾場文藝活動,應付了事。蔡英文不紀念盧溝橋事變,卻跑來秋祭,兩者都是與抗戰有密切關係的,但為何只來忠烈祠,無非是春秋兩祭是重大政府活動,多年來都是由總統主持,蔡英文在政治壓力下,未敢缺席,只好裝模作樣一番,也順便向外省族群示好,可是有人會上當嗎?
兩岸的分裂,其實與抗戰歷史有密切的關係,在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四任總統以來,台灣的歷史教課書被改得面目全非,有關中國抗戰歷史,幾乎快要不見了,這是因為台灣的台獨媚日史觀造成這種偏誤,因為主張台獨者,當然不希望讓人們理解兩岸分裂的歷史由來,這樣才能把中華民國描繪成外來政權,去中國化才有合法性。
兩岸問題與日本侵略中國,是有著密切關聯的,二戰時,1943年10月,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會談,蔣中正提出戰後日本應將侵略占領自中國的東北、台灣、澎湖,歸還給中國,這個主張獲得美國總統小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認同,也就成為後來開羅宣言的重要主張。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處理台灣問題,多以開羅宣言當中的台灣必須歸還中國為基本立場。甚至在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儘管美國擔心台灣被共軍占領,但是美國仍顧慮開羅宣言的立場,台灣必須歸屬中國,若只在美國亞太戰略利益立場上奪取台灣,美國也擔心恐怕會與未來的中國政府產生惡劣關係,故對國共內戰採取放手立場,直到1950年韓戰爆發才出兵台海,穩定局勢。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檔案顯示,開羅會議期間,小羅斯福曾對蔣中正提出在台灣之外,將日本強占的琉球群島交給中國,蔣中正當時很客氣地表示,中國的立場是中美共同占領琉球群島,共同管理,直到將琉球交由國際託管。實際的情況發展,美軍單獨占領了琉球,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國府也沒有力量派兵到琉球執行占領任務。
當1970年代美國片面將琉球群島交給日本政府時,台灣當局曾表達抗議,因為中國政府的立場就是琉球的地位,必須是戰勝的同盟國共同協商議定,不過,尼克森並不理會在國際上漸漸失去地位的台灣的微弱抗議,只想藉著美國與日本當局的秘密交易,確保美軍在琉球群島的軍事基地使用權。隨著琉球移交給日本政府,另一個不起眼的小島,釣魚台也一併將行政管理的權利,移交給了日本,終於肇生了後來的釣魚台主權爭議。
中國戰勝日本,讓台灣重新回到中國的領土範圍,但在二二八事變、國共內戰失利情況下,某些台灣人擔心國府統治台灣,共軍會占領台灣,希望把台灣交由美國或者聯合國託管,將來再尋求獨立機會。藉著國府內戰失敗退守台灣,尚未與日本簽訂和約,台灣主權地位未定的言論就出現了。如今台灣的許多台獨主張,無非就是當時這些言論思想的餘緒,但是隨著台灣多年的主客觀情勢改變,現在的台獨論述與做法,也與當年的有很大不同。
圍繞著台灣的許多重大政治爭議,多是衍生自二次大戰而來。台獨問題是其一,釣魚台主權爭議也是。可是若將台灣與中國歷史切割,將台灣與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割斷,就不存在統獨問題,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就是台灣人民的自由選擇,無關北京的任何看法,釣魚台主權的歸屬,更非台灣必須關注的問題,因為琉球群島的主權與台灣沒有關係。
抗戰期間,許多台灣同胞前往大陸,參加抗日戰爭,其中藉反日爭取台灣獨立有之,也有藉反日推動台灣重回中國懷抱。這些有關台灣人的抗日歷史,對於許多現在的台灣人來說十分陌生。因為台灣人反日,完全違反現在的台獨團體的歷史論述,他們的歷史觀向來就是日本殖民台灣,帶動台灣的現代化與文明,日本殖民台灣是美好的,大陸來的國府卻將台灣推到落後的發展階段。
中國對日戰爭的歷史,與台灣的現況,其實有很大的關係,台灣從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就刻意淡化紀念抗戰,所以在台北中山堂有抗戰紀念碑,但是有碑無文,徒具形式。連結台灣與抗戰的光復節,也被刻意廢止,要切斷台灣人對抗日戰爭的記憶,讓這場戰爭變得與今日台灣毫無關係一樣,當然你也可以批評,光復節這樣的節日,是鞏固大陸國府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於今並不適用,反而可能誤中了大陸的一個中國陷阱,可是撇開統獨爭論,開羅會議這樣的重大歷史現場,如何能夠忘記。
李登輝執政時期,雖然仍是國民黨統治,但開始假借教育改革的名義,在教材方面進行了許多修改,讓台灣一代接一代的學生,慢慢接受去中國化的教育,到了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更變本加厲的進行,國民黨雖在2008年執政,但是馬英九為了討好台獨團體,並沒有調整去中國化的教育內容,終於產生了現在蔡英文口中的天然獨族群。
紀念抗戰,並不是食古不化,或者八股教條。恢復抗戰的歷史記憶,這是重新鏈結兩岸,不論你認為一中各表,同表一中,台灣在中國抗戰歷史上,是有著重要關係的,蔣中正在開羅會議提出歸還台灣的主張,不正說明了台灣的確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惜經過台灣二十多年的去中國化教育,人們已經淡忘抗戰歷史,也分不清抗日戰爭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蔡英文到忠烈祠主持秋祭,忠烈祠當中供奉著許多抗戰時期犧牲殉國的官兵靈位,這些死難官兵的英靈不知道後來發生了內戰,中國分裂成兩岸兩個政治實體,英靈何曾希望他們身後是在台灣被人祭祀,而不是魂歸故土。他們為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奮鬥犧牲,然而祭祀他們的人,卻是主張台灣獨立,分裂國土的,這何其諷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