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是否追究美軍在台殺人暴行|高靖

文/高靖

距今60年前的1957年,台灣發生了524事件,群眾不滿美軍士官雷諾開槍殺人,卻被美軍軍事法庭判決無罪,5月24日引發了高中生與群眾圍堵美國駐華大使館與美新處的激烈抗議,事件發生到後來,群眾衝入大使館內,破壞設施,並取走一份美國撤出台灣的緊急應變計畫,是國府遷台以來的第一次外交衝突事件,起因就在於政府不能維護主權,放棄司法管轄權,讓美軍自行審判雷諾,結果可想而見,無罪釋放,雷諾與家人就在民眾鬧事同時,搭機逃離台灣。同年日本一樣發生美軍開槍濫殺民眾事故,有別於台灣,日本法庭判決美軍有罪,台灣受強權欺凌的外交軟弱,成了無法言之的痛苦。
台灣的民進黨在60年後的2017年,大力推動促進轉型正義,對於這起發生在威權統治期間的司法不公事件,民進黨政府是否會為國府外交無能造成的判決不公,也來爭取受害人應有的權益呢?可以想見,民進黨過去靠美國政治勢力長期介入干預台灣內政,才能從黨外一路受美國勢力庇護,自然不會追究美軍開槍濫殺無辜的陳年老案。
1957年524事件,起因3月20日那天雷諾宣稱劉自然(國民黨革實院黨工)偷看他的妻子洗澡,他開槍射殺劉自然,是自我防衛。不過,美國國務院5月24日負責中國事務的馬康衛,寫給遠東事務助卿羅伯森的備忘錄當中,馬康衛稱,根據大使館槍殺事件發生之初的報告,雷諾開了兩槍,未來可能會有麻煩,因為第二槍是在雷諾追著劉自然,已經距離雷諾住宅一段距離後才射擊的。
美國大使館的憂心是在於這第二槍顯然超過自我防衛的理由,當時外交部只表達雷諾必須接受軍法審判的看法,沒有向美方爭取我方的司法管轄權,因為1954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駐華美軍享有豁免權,但其實這個豁免是有條件,並非全面適用。國府外交部向來對美國交涉軟弱,不敢堅持我方利益,看到美國人就卑躬屈膝。1957年在劉自然被美軍槍殺前,日本也發生美軍士兵吉拉德(Girard )開槍濫殺婦女事件,日本政府採取吉拉德不是在值勤時發生事故,是在休息期間殺人,讓美方自知理虧退讓,台灣的外交部是根本不敢與美方論爭。
雖然台北的檢察官在4月9日完成調查,在16日由外交部將調查報告交給美國大使館,調查報告認為雷諾開槍殺人不是自衛,是有犯意。美國大使館卻認為這個指控毫無根據,對於槍擊有關的某些情形,還需要深入調查,並在22日完成調查。美軍顧問團也決定在5月15日或20日開始審判,5月23日判決雷諾殺人無罪。5月24日,台北民眾與學生對於不公判決,群情激憤,齊聚美國大使館前,發生闖入大使館搗亂的外交事件。
根據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當天給國務院的報告稱,他從香港趕回台北,晚上7時30分仍有大批群眾聚集在大使館前,他搭外交部長的車進入大使館時,還遭到群眾丟擲石頭攻擊,外交部長葉公超也被石頭砸到。藍欽認為,依據許多片段的訊息顯示,這場群眾事件是有組織的行動。但美方直到最後,也無法認定到底是件由誰發動,只有臆測是有人幕後操控。
藍欽分別在5月26日與27日給國務院的報告稱,事件與救國團(蔣經國擔任主任)有關,還有人在現場發放10元紙鈔給群眾,鼓動他們發起攻擊。藍欽也引述蔣中正總統的說法,宣稱合眾社美籍記者布朗(Robert Brown)在現場鼓動群眾。27日白宮國安會開會,杜勒斯認為,524事件是從開始就是精心策畫的行動,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也不太積極,大使館某些機密文件被民眾取走,但保管極機密的保險箱完封不動,民眾取走了有關美國緊急撤離台灣的作業計畫。不過,杜勒斯懷疑蔣經國在幕後主導這起事件說法的可信度,有意思的是,根據國務院文件顯示,指控蔣經國幕後操縱524事件的是某位國民黨高層,顯見國府來台初期,國民黨權力內部仍然進行權力鬥爭,有些人想藉拉攏美國藉524事件拉下蔣經國,但從事後發展看來,顯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雖然美方懷疑蔣經國幕後操控學生示威,不過,根據台灣國史館出版的蔣經國手札,蔣經國在雷諾案宣判無罪的23日當天,馬上寫信給李煥,提醒李煥各校學生有不平情緒,救國團應該密切加以注意,以免被人操縱利用,舉行罷課,遊行與情願等事,以造成擾亂社會秩序的現象,不法份子可能製造事件,破壞中美關係。救國團應本相信政府的態度,聽候政府依法律與外交途徑解決之。從這份文件可以發現,蔣經國似不如外界多年傳言那般,藉524事件操控學生發動反美示威。
對於這起反美外交事件,華府在5月24日一早由艾森豪總統與國務卿杜勒斯通電話,討論如何因應,因為日本也正在爭論吉拉德的罪刑,根據國務院公開當天的電話紀錄,艾森豪認為,只有不在值勤的情況,才必須受當地審判,但不論雙方條約的文字如何,我們現在有麻煩了。艾森豪也感到疑問,不懂雷諾在搞什麼,為何追某個人一段時間後,又開槍打人。杜勒斯說,他不懂,為何雷諾會判無罪,也許雷諾是在服勤期間發生事故吧。
其實從這份國務院的紀錄當中看到,美方也知道自己理虧,但是台灣國府當局的外交交涉卻顯得軟弱無比,造成民怨,引發民眾抗爭。國府軟弱無能,在1957年5月27日藍欽拜會蔣中正總統的會談紀錄可以看到,蔣中正當面向藍欽抱怨,美軍開法庭審判雷諾這情沒有人先問過他的意見,藍欽形容蔣中正談到雷諾案時神情非常激動,蔣中正說,美國軍事法庭不可以在中國領土舉行,那會給每個人留下治外法權的印象。藍欽對蔣中正表示,也許蔣總統是對的,但是沒有任何其他人向他表示過這個看法。
從蔣中正與藍欽的對話,我們可以發現,蔣中正反對美軍在台灣審判雷諾,但是國府上下沒有人與美方據理力爭,從此留下外國人在台灣召開法庭審判的治外法權歷史汙點。
524事件前,中美雙方從1955年開始協商美軍在華地位協定,因為524事件與八二三炮戰暫擱了協商,1959年開始重啟協商,直到1965年8月31日,雙方才在台北簽定美軍在華地位協定,中華民國政府仍尊重美國對駐華美軍的司法管轄權,但某些危及中華民國政府安全的犯行,中華民國有司法管轄權,必須由中華民國審判,美軍在台殺人、搶劫、強暴等行為,中華民國都有司法管轄權,經由十年協商,政府才收回了部分的司法管轄權,讓美軍在台的嚴重犯罪行為必須接受中華民國法庭審判,不過,這項協定當中還是有漏洞,也就是犯罪美軍是由美軍自行拘留看管,不是由台灣方面看管,美方偷偷將人運走,國府根本無權聞問。
早在雷諾開槍打死劉自然的前兩個月,日本的一起美軍暴行事件,見證了兩國外交交涉的能力高下。1957年1月30日,美國派駐日本的第一騎兵師團在群馬縣相馬原進行演習期間,發生美軍士兵吉拉德開槍打死撿拾彈殼的46歲日本婦女事件,這件事故引發美日兩國的司法管轄爭議,雙方都主張對吉拉德有司法管轄權,最後美方退讓,讓吉拉德接受日本法庭審判,這件事情讓自大狂妄的美國人在美國國內引起很大反彈,但事已至此,美方只能尊重日本的司法判決。
根據美國國務院1957年5月25日的一份準備給艾森豪總統的備忘錄顯示,21歲的吉拉德與連上其他30人,在群馬縣相馬原的威爾營區(Camp Weir)舉行演習,大約有25位日本民眾在場撿拾廢彈殼,因為太多民眾尾隨著部隊撿拾彈殼,美軍收回演習部隊的實彈,在部隊休息期間,吉拉德與另一位士兵尼寇(Nickel)受命看管一挺機槍。
根據目擊證人指稱,吉拉德往空地拋擲空彈殼,示意日本民眾可以過來撿拾,目擊者便與被槍殺的日本婦女前往撿拾,隨後就發生槍擊事件,46歲日本婦女當場被擊斃,身後留下六個小孩。尼寇承認有拋擲空彈殼,吉拉德否認有拋擲空彈殼,也沒有瞄準婦女開槍(吉拉德否認的證詞,沒有通過美國陸軍的測謊)。
根據國務院檔案描述,在日本人前來撿拾空彈殼時,吉拉德突然嚷嚷大叫,要日本人離開,同時朝日本男子射擊第一槍,接著又把槍放在腰間,射擊八到十公尺外的日本婦女,吉拉德宣稱他只是要嚇嚇這位婦女,但法醫解剖顯示,吉拉德射出的空彈殼,擊中婦女的背部,造成這名無辜婦女的死亡。吉拉德是用M-1步槍槍口加裝榴彈發射器,朝日本民眾射擊空彈殼,造成這起濫射悲劇。
當時美日雙方有協議,如果美軍值勤期間發生的事故,美軍有司法管轄權,如果不在值勤期間,美軍就沒有司法管轄權,日本政府根據這一點據理力爭,迫使美方退讓,將司法管轄權讓與日本,吉拉德後來受審,依傷害致死罪判刑三年,緩刑四年。美國政府也賠償死亡日本婦女遺族1748.32美元,約合今日的1萬4908美元。
吉拉德後來被降級,自軍中不名譽退伍,吉拉德的妻子是大家俗稱的灣生,也就是在台灣出生的日本婦女。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才剛剛在1952年結束長達七年的美軍占領期間,1957年發生吉拉德事件,日本政府與美國據理力爭,審判開槍濫射無辜的美軍士兵,判決有罪,平復遺族的傷痛。但是中華民國身為二戰戰勝國,卻在內戰敗走台灣後,為了爭取美國援助,只好處處仰人鼻息,看人臉色,不敢主張正義,1957年發生的雷諾槍殺劉自然事件,中華民國政府不僅沒有據理力爭,還公然讓雷諾交給美軍在台灣舉行軍事法庭,留下了台灣讓美軍在台有治外法權的汙名,美軍軍事法庭不顧各方質疑堅持判決雷諾無罪,隔日就引發群眾衝入美國大使館與美新處的衝突事件。日本雖是戰敗國,但對國家主權尊嚴的維護,反而更勝中華民國政府,今日政府高談闊論轉型正義,劉自然的正義,民進黨政府是否願意與美國交涉一番呢。

我家的民國小歷史:與孫中山交錯而行|魏國彥 之八

民國十三年,外祖父高民與孫中山交錯而行

民國十三年(1924),北洋政府曹錕治下的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偵破徐州國民黨組織,多人被捕,外公高敬誠僥倖漏網,江蘇督軍齊燮元下令通緝,外公改名高民,逃離教師岡位,帶了幾個學生逃往上海,並與朱奇等人千里迢迢奔赴廣州黃埔,投考軍官學校,到達黃埔時,因黃埔軍官學校二期剛剛入校,三期尚未招生,就被編入教導二團一營一連二排當新兵。

我曾經請教家中長輩,外公到底是那個月份進得黃埔軍官學校?大家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就開始找各種資料,利用「地質學」常用的「相對定年法」來「夾」出確切的月份,研讀史料中發現,民國十三年每個月都有大事,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軍閥直奉戰役、國父孫中山提出建國大綱、北上救國;陳炯明叛變、、、我年輕時候歷史課本上讀到的、沒讀到的,一股腦都湧出來,氾濫了我的筆記本。我那位勇敢的外祖父,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懵懵懂懂地走入國民革命的大潮。

讓我們回顧一下民國十三年發生了哪些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的大事;這對後續要講的外祖父的故事,以及河南老家樊鍾秀的事蹟都很重要:

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到會代表165人,共產黨的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到會,並參與了大會的領導及文件起草工作,正式開始了國民、共產兩黨合作,會中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國反封建的主張,重新闡釋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兩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成立。

二月二十四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列寧追悼大會,孫中山先生主祭,祭壇正中高懸其手書「國友人師」輓帳。

三月二日孫中山通告黨員,說明中國國民黨改組容共的意義。三月6日,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二日孫中山發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陳述了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

六月六日黃埔軍校舉辦首次開學典禮,五月五日正取生與十日備取生分別編伍入隊的學生,成為開學典禮的主力,一期生總數493人,編成五個方隊。黃埔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約佔1/10。黃埔軍校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戴季陶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只當了半個月就回上海了),周恩來一直到十一月才到任,初期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很快除正升任主任)

民國十三年(1924)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典禮,講台上由右至左為宋慶齡、孫中山、蔣中正、廖仲凱。

 

民國十三(1924)年六月十六日,孫中山先生與校長蔣中正(後排中)、總教官何應欽(後排左)、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後排右)合影。

 

七月七日國民黨發佈黨務宣言,重申容共原則。稍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人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黨不法案」,進行彈劾,要求取消共產黨組織。

九月三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第一次為1922年)爆發,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聯合安徽、江西、福建的直系將領分四路進攻;背後其實是有英國與美國扶持;另方面,浙江督軍盧永祥則聯合從上海與福建退入浙江的反直系將領反攻,包含奉、皖、粵各系,背後則有日本支持。十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三次對於時局之主張」,直指所謂的「浙江戰爭」根本就是帝國主義在背後操縱軍閥瓜分在中國地盤的戰爭,「目前解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其治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武裝、、、」。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在韶關發佈「北伐宣言」,並接收了一批蘇聯贈送的武器,下令成立「教導團」,後來在十一月二十日成立第一教導團、12月又成立第二教導團。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通告,以青天白日為黨旗及軍旗,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這是依據三月份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議所做,亦即,加上代表共產黨的「赤地」為國旗的主體,僅在右上角仍配以青天白日。

十月十日國慶日,廣州民眾在第一公園舉行慶祝集會,周恩來發表熱情激昂的演講,民眾走出公園遊行,與荷槍實彈的廣州商團衝突,發生「雙十慘案」,死亡二十餘人,傷百餘人,十月十四日軍校一期學生等開赴廣州城內將商團由香港購入的步槍五千桿繳械,所繳獲的槍枝解赴軍校,隨即編成教導第一團。

十月十九日馮玉祥率部在直奉戰場上倒戈,所部改名為「國民軍」,兼程回師北京,孫岳開城門相迎,二十三日將曹錕囚禁,史稱「首都革命」。馮玉祥並與奉軍妥協,擊潰直軍吳佩孚部,十月二十五日與胡景翼、孫岳領銜,電請孫中山入北京,及邀請全國實力派參加和平會議,以產生新政府。

十一月三日,曹錕宣布辭總統職。五日,清朝遜帝溥儀被京師警衛司令鹿鍾麟逐出故宮,後宮細軟運出神武門,離開紫禁城,到後海甘水橋乃父戴灃之舊醇王府邸居住。十日,孫中山先生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代表會議,並於國民會議召開之前先召開有商會、教育會;工會、農會等代表參加的預備會議,才能解決一切根本問題。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偕宋慶齡等搭乘永豐艦離廣東北上,十六日抵上海,並向記者發表談話:「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講話」、「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戰那個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翌日發表談話,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前腳一走,十五日陳炯明就在汕頭召開軍事會議,自稱「救粵軍總司令」,決定派兵進攻廣州。同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新任河南督理,督理軍改)、孫岳(新任河南省長)具名通電擁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二十四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段祺瑞就任臨時總執政,提出「善後會議」主張,解決時局糾紛。二十六日,外蒙古廢除君主立憲,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二十九日溥儀由醇王府逃至日本大使館,次年二月二十日再由日使館轉至天津,並於民國二十年(1931)由日人陪同到東北組織滿州國。

十二月四日孫中山乘船抵達天津,受到盛大歡迎。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會議決定解散國會,取消憲法,取消約法。三十一日,孫中山扶病抵達北京,在天安門受到近十萬民眾歡迎。

這一年的最後三個月中軍閥混戰的中國有新的情勢,曹錕與吳佩孚勢力基本瓦解,由段祺瑞、孫中山、張作霖形成三角同盟,加上馮玉祥的「國民軍」為四大軍政體系。這一年,孫中山(粵)的勢力與聲望扶搖直上,與其年初以來聯俄容共,以及進步性的革命思潮有關,國共兩黨已經在各地訓練工人與農民,也進入學校組織青年,於以後的年代中發動一連串的工運、農民暴動與學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民國十四年的上海五三十慘案,德裔學者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所著「中國革命」一書(麥田出版)譽稱該事件「就如歐洲史上的巴士底監獄事件般,是遠東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開啟了1925─1927年的狂飆階段,其所引起的騷動,只有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相提並論。

這一年,中國國民黨內有黃埔軍官學校的成立,外有國共兩黨知識份子組織並發動的革命思潮及群眾示威,年輕覺醒民眾向軍閥舊勢力的攻擊變成有目標、有主義、有組織的行動。

國父手書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黃埔軍校開辦之初其他人都認為訓練期間至少一年,而蔣介石獨稱三個月就夠,並說如果再延遲的話,中國可能已經亡國;最後,才折衷為六個月,第一期學生十一月八日舉行畢業考,並實施戰鬥演習後,二十九日畢業,共四百六十五人。黃埔三期是黃埔軍官學校擴大招生,建立入伍生制度的開始,在十二月初開學。根據我外祖父的自傳,他來到黃埔的時候,第二期已經入學,也沒趕上成立於十月三日的教導第一團,因而我推斷,他十二月初才到黃埔,而被編入十二月才成立的第二教導團的第一營第一連二排;營長是顧祝同,第三排排長是才從黃埔一期畢業的王仲廉(導演王童之父,見我家民國風之一)。

換言之,在國父搭船北上上海的同時,外祖父循同樣的路線反向過香港來到了廣東,雖在路途上交錯而過,卻終於成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並於翌年二月參加保衛廣州大本營的東征戰役(見我家民國小史之二)。

另外我注意到,該年三月毛澤東在上海參加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第二次會議,顯然他已成為位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44號的上海執行部的部長。根據一些文獻記載,此時中共中央配合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招生工作,特別發出第62號通告,加上國民黨各地黨部也號召此事。我相信,外祖父所在的徐州國民黨黨部也有類似的通告。根據李金明寫的「黃埔大對決」一書所記,毛澤東那年三月在執行部接見了由山西太原來的徐向前一行五人,說要報考陸軍官校,毛澤東告訴他們要通過初試才能錄取,要考中學幾何、三角、代數、國文、英文等,要他們不要讓別人知道他們來上海的目的,不要到外面走動,保持秘密,以免發生意外。

外公想必也經過同樣的過程,我高度懷疑,外公也是經毛澤東初試而領了現洋十二元路費搭乘輪船前往廣州的,不過,他從來沒提過這事,簡短的自傳裡也找不到痕跡,近讀陳果夫文章,發現他民國十三年正在上海養病,於九、十月間接獲蔣介石校長從廣州轉來的密信,托他在上海代辦軍校學生制服等用品,因交涉機靈,成功取回被海關查扣的軍服、軍氈等物,順利運往廣州,遂又被指定為招兵委員,招募黃埔第一、二教導團,招募來源為溫州、金華、徐州三處;孫中山並也打電報請浙江督軍盧永祥從旁協助,盧表面答應,卻另有打算;因他與齊燮元已開戰,就從招到的兵源中攔截。溫州、金華來的兵員還有些領了交通費後中途開小差,又被當時其他直奉戰役中將領高價徵募而去,也因此有一批專門謊稱應徵,而反覆揩油者。陳果夫認為由徐州徵來的新兵最好,尤以陸福廷招的蘇北、皖北的兵最好,外祖父即為其中頭角崢嶸者,可能係通過陳果夫安排的交通路線去廣州。

(後來陳果夫在1926年到廣州,1929年任國民黨中央執委,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於南京紅紙廊成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初設政治、財政、地方自治、社會經濟四系;我岳父于錫來先生即畢業於該校經濟系,並成為陳果夫的得力幹部,被歸入的所謂CC系;在這個節點上,我外公與我岳父的命運都與陳果夫有關。岳父亦傳奇人物也,將來會在「老婆卷」交代)。

外公入軍官學校其實是在民國十四年東征暫靖之時,外公所屬的教導團六月初回師廣州平息劉震寰(駐粵滇軍司令)、楊希閔(駐粵桂軍司令)之叛亂,蔣介石校長特准教導團士兵參加黃埔三期插班考試,其實外公當時因為文筆好早被營長顧祝同升為營部中尉書記,他能文能武(已經打了幾個月的仗了),當然順利錄取,先編入第四隊,後又改為第一隊,也迅速畢業。二次東征戰役結束,第三師的下級幹部被調到潮州分校受訓,外公就被派往第三師接替,派到第七團四連充任第一排排長,很快就受到共產黨的注意與招攬,惹來一生的風波(待續)。

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五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第一團第一次東征後全體官佐合影於梅縣。

保中國,不保大清|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年來,海內外有一些翻案文章,稱許康有為、梁啓超等保皇派的主張,並否定孫中山丶黃興等人的共和革命。這一觀點認為,康丶梁主張仿英國君主立憲,結合傳統皇權與議會民主,既可維持清廷的正朔,又能推動必要的政治改革,代價最小,成就也最大;但這卻與歷史的發展脈絡相違。

事實上,即使不存在孫中山等人的共和革命,康梁等保皇派也不可能成功。因為無論是他們所支持的光緒皇帝,或是後來接續他的宣統,以及實際執政的皇族內閣,實在都過於孱弱,不具足夠的領導格局和氣魄承擔,推動並完成保皇派所期許的維新與改革。

1900年6月,慈禧太后支持義和團,發動扶清滅洋,在北京城內燒毀教堂丶攻擊教民丶射殺德國公使,導致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大沽口。6月21日,慈禧下詔向英、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

但東南各總督卻公然抗命。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地方重臣強調「東南互保」,拒不奉行。他們對列強解釋,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被迫發出的「亂命」,並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的牽累。

8月14日,八國聯軍進佔北京。慈禧太后挾持光緒帝逃往西安。8月20日,以光緒帝的名義發佈《罪己詔》,讓光緒帝出面譴責「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國各地至此才喘了一口氣,相信洋人不致於進一步瓜分中國。

但此時清廷的統治威信卻已急速下頹,執政的正當性也受到嚴重的斲傷。在此背景下,孫中山在南方推動的革命行動,卻得到國人莫大的同情;對於他主導的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也寄予高度的期許,響應者日眾。與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時,被視為亂臣賊子的際遇,已迥然不同。

孫中山後來在比較第一次廣州之役和第二次惠州之役時,指出:

「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詛咒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惡聲相加,而有志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基於此,孫中山決定在海外堅決推動反清革命,與康丶梁等保皇勢力切割,毅然決然的走上「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道路。這是將「國家」(中國)與「政權」(清朝)兩者分際加以釐清的一項重要舉措,也為近代中國革命史打開了一頁重要的新篇。

孫中山積極號召海外各省留學生加入革命的行列,並籌組全國性的革命團體,全面展開反滿行動。此時,支持孫中山的群眾力量,已從原先的會黨,逐漸擴及知識份子和留學生,而且不再僅以廣東及沿海地區為主,進而擴及全國各省。尤其重要的是,以黃興為首的兩湖及長江中下游革命志士,以及光復會為主的江浙精英,對革命勢力的擴展,深具影響。這也是1905年孫中山丶黃興等人在東京結合各省留學生和知識精英,加入革命行列,成立中國同盟會的重要背景。

1905年6月11日,孫中山自馬賽經新加坡赴日本。過新加坡時,因先前已被判離境5年,乃請主持《圖南日報》的陳楚楠及尤列等人登船晤面。此係孫中山第一次與南洋革命同志相聚。此後的革命起義,逐漸移向南洋,定為策動的基地。

7月19日,孫抵達日本橫濱。7月28日,與宋教仁、陳天華會晤於東京《二十一世紀之支那》社,談及革命策略以聯絡人才最為重要。次日,再度會晤於黃興寓所,談及華興會與孫中山合作之事。7月30日,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經過討論辯難,通過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民族丶民權與民生三主義的雛形,均已納入其中。

8月14日,孫中山出席東京留學生歡迎會,發表演說「中國應建設共和國」,聽眾逾一千人,盛況空前。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於東京,加盟者逾300餘人。黃興提議,公推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並以《二十世紀之支那》為機關報。後因日本政府禁止其發行,乃改名為《民報》。

10月26日,經宮崎寅藏與平山周介紹,孫中山與梁啟超在政界人士犬養毅家中晤面。犬養毅曾任文部大臣,力主中日親善,與革命黨以及維新派均有往來。此時康有為因慈禧太后下詔廢除新政,被視為亂黨,在英國軍艦掩護下逃往香港,旋即轉往日本。

而梁啟超等人已先至東京。孫中山擬親往問候,藉以敦睦友誼。但康有為以帝師自居,託辭拒絕。後犬養毅親自邀約康、梁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晤面,但康竟爽約,梁啟超乃單獨與孫會面,詳談甚久,但終因康有為強烈反對雙方合作而未能竟其功。終其一生,康有為始終不曾與孫中山會面。

以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1828-1912)為例,他曾先後參與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與興中會革命等行動,領導群倫,備受尊重。1900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卻譲他徹底改變了對康梁等人和保皇維新派的觀點。這也是當時許多中國人從「君主憲政」轉向「民主共和」的重要轉捩點。

1900年9月1日,容閎與甫從南洋回來的孫中山初遇,一起乘「神戶丸」輪船潛赴日本。雖然孫中山與容閎同是廣東香山人,也曾為了聯合起義而與對方的人馬接洽過,但孫中山對容閎而言,卻是經過了這次海上相遇長談後,才真正有了深入的接觸和認識。

過去,容閎對孫的印象全係間接聽聞,此際才發現他寬廣誠明,特別勉勵他一要有做華盛頓、富蘭克林等人之大志。當時容閎才剛剛經歷了由唐才常領導,1900年八月的「自立軍」起義,並擔任7月26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議會」會長,嚴復當選為副會長,唐才常則為總幹事。

但在此役中,卻因康有為在南洋盤據著保皇黨支持起義的款項,不肯匯出,結果造成唐才常和自立軍的慘敗,被張之洞一舉消滅。接下來,在兩湖、安徽、江蘇等地全力緝捕參與起義的會眾,一共撲殺了百餘人。經此劇變,保皇黨的信用頓失,容閎對中國未來的選擇也有了定見,他不但確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也對孫中山鼓勵有加。這正是孫中山決定自日本南下台灣、加緊籌劃惠州起義的主因。而容閎從此也決定加入並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

在「自立軍」事件以前,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多無人問津。如前所述,孫中山1895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卻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亂臣賊子,可見群眾基礎相當薄弱。

但「自立軍」的失敗卻讓國人對清廷的官僚作風失望透頂。保皇派也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除了少數頑固派如康有為等人還繼續堅持保皇立場外,大多數的維新黨人卻在1900年後放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轉身支持革命了。

基於此,孫中山在1903年12月13日,於美國檀香山發表演說:

「今日自中國何以須革命?因中國之積弱已見之於義和團一役,二萬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輩四萬萬人一起奮起,其將奈我何!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廢除專制,實行共和。觀於昏眛之清朝,斷難行其君主立憲政體,故非實行革命,建立共和國家不可也。」

由此觀之,辛丑年之後,清廷的統治權威不再,而孫中山的選擇則是為了救中國,必須以共和民主取代滿清帝制,這也就是──「保中國,不保大清」!

孫中山將「國家」層面的「救中國」與「政權」層面的「保清廷」明顯區隔開來;革命為的是保持「國家」的生存命脈,而不是維護一時丶一地丶一姓的「政權」。事實上,滿清政權早已腐朽不堪,也根本已無可救治了。

換言之,政權可以更替,而國家卻不可滅亡!這與英國立憲主義的基本原則──「忠於國家,反對政府」的基本精神,實相吻和。而康梁推動的保皇維新,表面看來是倣傚英國立憲制度,實際上卻是為了「保大清,救皇族」;這是為了拯救滿清政權,而不是拯救中國的生存命脈。但清廷早已腐朽,單憑保皇黨之力,已無可挽回了。

基於此,「維新變法適足以挽救國家免於危亡」的說法,實在是眜於歷史、政治與文化脈絡,混淆「國家」與「政權」分際的一偏之見。這也是「國族認同」與「政權效忠」真實分際之所在!百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是不絕如縷,而且蕩氣迴腸。

認清美中利益關係與美台友誼關係|高靖

文/高靖

美中(大陸)台(中華民國)三邊關係今日的錯綜複雜狀態,很大的原因起於美方基於其自身國家利益考慮,在打開北京關係的初始階段,難免過於傾向中共拉攏對方,但又為了顧全大國的面子,不能捨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想要兩邊討好,結果造成許多解讀混亂,引發了許多紛擾。
台灣獨立運動者天真的以為美國會支持台獨,沒有歷史遠景的台灣政黨人士創造出不統不獨,不要製造麻煩與變動,爭取美國認同與支持,只要維持不知所以然的現狀即可。大陸當局也不時以美中三公報的政治框架,經常對美台關係發展施壓,造成各方的困擾。其實,美中關係是利益關係,但雙方有正式邦交,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卻擁有長期的友誼關係,若能認清這些關係的侷限,就不會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從美國國務院公開的歷史檔案當中,有助於理解美中(中華民國)關係隨著國際情勢改變,逐漸演變成美中(大陸)台(中華民國)三邊關係的過程。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是長期盟友,但基於1970年代的美蘇戰略對抗與解決越戰問題,美國重新思考與北京關係正常化,這是基於雙方共同利益使然,而不得不犧牲台灣的利益,但美國仍顧念在亞洲盟友如日、韓等國的同盟關係,至於台灣,從尼克森總統時代,政策上大致定性,就是與北京建交後,確保台灣分離的存在,但美國並不支持台灣獨立,也不希望台灣挑釁,美國想要兩邊討好,結果造成兩岸問題更加治絲益棼。
從二戰期間回顧,美國總統羅斯福非常支持中華民國抗日,在羅斯福一手主導下,蔣中正才能夠以國府主席身分,出席開羅會議,大大提高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但是為了縮短戰爭時間,減少美軍傷亡,以美國自己的利益優先考量下,羅斯福另外與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在1945年2月在雅爾達達成密約,以中國東北的利益交換,希望誘使蘇聯在結束對德戰役後,能夠打破對日中立的政治立場,對日出兵,早日結束戰爭,這件事情日後不僅造成重慶當局派兵接收東北受阻,也讓中共在東北坐大,國府甚至為了換取收回東北主權,與蘇聯達成協議,允許外蒙古舉行獨立公投,自此外蒙正式脫離中國政治版圖,蘇軍在東北劫匪般的掠奪,更造成中國的重大經濟損失。
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對於台灣地位問題,立場翻來覆去,考量的仍然是美國利益,若中共取得政權,美國介入台海戰事,恐怕不利雙方關係未來推展,但在考量台灣地理位置的戰略條件下,美國又不希望台灣為中共控制。韓戰爆發後,美國開始長期援助台灣,一方面是藉擴大政治影響力,遏阻台灣的國府殘餘勢力發動對大陸軍事行動,破壞區域安定。一方面藉著軍事、經濟援助,促成台灣能在安定環境下,逐步發展經濟實力,並敦促國府推動落實台灣的民主政治。
美國與撤退到台灣的國府關係發展起起伏伏,如果不是韓戰,杜魯門總統根本不想理會國府的死活。在艾森豪總統時代,美台雙方關係開始加溫,甘迺迪總統任內雙方關係非常糟糕,甘迺迪遇刺身亡,國府不派任何人到華府弔唁參加國喪,可見雙方關係惡劣。尼克森總統在艾森豪政府的副總統任內,曾訪問過台灣,住在蔣中正總統士林官邸內,他競選總統敗給甘迺迪後,到台灣訪問仍然受到重視,尼克森當選總統後,雖然選擇與北京發展正式外交關係,卻始終堅持對國府的友誼關係。
從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中可以看到,1972年2月14日,就在尼克森準備啟程訪問北京前一星期,尼克森與白宮國安顧問季辛吉的一場對話,對於季辛吉提到,我們會維持我們在台灣的顧問的承諾,尼克森以友誼(Friendship)回應了季辛吉。至於對中國大陸發展關係的目的,季辛吉說我們現在對中國的關切,是利用中國抗衡蘇聯,尼克森對這個說法表達了肯定。
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日訪問大陸,返回美國前,雙方簽訂了上海公報,為美中關係發展打開了僵局,也從此改變了美中台灣三方的關係互動。但是美國多年來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受到北京當局的強烈反對,成了雙方推動關係開展的一個重要難題。
尼克森就在2月14日的會談當中,與季辛吉討論了許多美中關係的問題,尤其是對於中美簽訂公報可能對台灣造成的影響。從對話當中可以發現,尼克森擔心被美國保守派人士批評他跑去中國大陸,然後出賣了台灣,他對季辛吉說,他根本沒有出賣台灣,可是對於美國表明信守對日韓等國的防衛條約承諾,卻因為顧慮發展建立與北京的政治關係,而不提對台灣的防衛條約承諾,尼克森顯然感到不安,並且對季辛吉表明他的憂慮。
尼克森關切台灣問題,他問季辛吉有關美國國務卿羅吉斯對有關公報文字的看法,季辛吉說,只給羅吉斯看有關台灣的部分,尼克森問,羅吉斯對公報內容有表達過任何想法?羅吉斯是否想要重新寫一份呢?季辛吉說,是的。尼克森說,羅吉斯有交給你什麼東西嗎?季辛吉說,有的,但它非常荒謬。季辛吉還告訴尼克森說,羅吉斯想要加入中方承諾的文字,要中方承諾不會使用武力解決爭端。季辛吉認為中共根本不會接受這個要求,最後定稿的上海公報文字也證實了季辛吉的推測。
原本尼克森推動美中關係,有一部分就是為了讓美國從越戰的泥淖中脫身,老謀深算的尼克森這時顯露了他的盤算,尼克森說,在我們結束了越戰後,假如大陸真的動武,我們必定可以同意我們與台灣是有防衛條約效力的。季辛吉附和著說是的,尼克森表示,我們不能放棄我們的條約。
最終在上海公報當中,美國表達了對韓國的安全承諾,對日本友好關係的高度重視,對印巴衝突停火的肯定,但是有關台灣問題,另外由美中雙方表達立場,美國公開提出了認知到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質疑這個立場。美國雖強調中國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利益,但也提出當區域緊張情勢趨緩,美軍全面撤出台灣的主張。這個撤軍主張,後來在卡特政府變成與北京建交後,美軍全面撤出台灣,而沒有考量台海情勢是否趨緩,因為北京提出斷交、撤軍、廢約作為雙方建交的三個前提,使得卡特沒有轉圜空間,美方的片面撤軍決定,也證明美國仍以其自身政治利益優先,而選擇放棄台灣。
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發展,在雙方簽署上海公報後,有了很大的不同。1973年10月3日,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華府與季辛吉會面,然而根據國務院檔案,季辛吉原本不願意見馬康衛,也不讓馬康衛與尼克森會面。幕僚向季辛吉建議,如果不見馬康衛,可能會減弱馬康衛與國府行政院長蔣經國交涉的立場,進而導致台灣追求更加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季辛吉改變主意接見馬康衛,他對馬康衛說,他很遺憾在台灣的中國人受到了打擊,季辛吉對於他們必須採取的行動,宣稱他的內心在淌血,因為假如美國不採取這些做法,美國就會分裂,美國必須在1971年採取行動(為了拆解越南問題,這樣一來才能根據美國自己的節奏達成有關越南的協議)。美國沒有背棄台灣,這個態度現在與將來都不會改變。
季辛吉告訴馬康衛,美國朝向完全承認北京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最快在1980年可以達成。也許在1975年會採取某些初期的行動,可是我們不會把台灣逼到牆腳,如果台灣願意,我們的行動將會包含採取有力的方法,確保台灣保持持續分離的地位。馬康衛接著說,這是假設台灣不會採取挑釁的行動,例如宣布台灣分離大陸。季辛吉回答,的確是這樣,不可以有挑釁。我們將確保台灣不會自動地落入大陸的手中。例如,我們可以安排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會失效,或者失效以後,在某些情況下,條約可以自動回復效力。
從後來的發展可以看到,季辛吉的想法是過於天真了。北京堅持廢約,卡特政府另以對台軍售取代防衛條約失效的問題,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美國對台灣軍售,軍售武器的品質好壞並不是重點,軍售對台灣安全產生的政治心理效應,更優於武器的性能好壞。
季辛吉對馬康衛的建交談話,與季辛吉在1973年8月6日對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所說的不同。沈劍虹問季辛吉,如果美國承認北京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呢?季辛吉表示,除非北京承認台灣分離的存在,否則這就不會發生,但是美國沒有承認北京的計畫。季辛吉告訴沈劍虹美國沒有承認中共的說法,在短短兩個月後,季辛吉會見馬康衛時,卻變成建交方向不會改變,美國能否值得台灣信任,歷史殷鑑不遠。
不過,季辛吉還是告訴沈劍虹,美國無法容忍大陸對台灣軍事侵略,再次表達了美國對台灣這位盟友的某些同情。美國對台灣安全的顧慮,顯示美國希望在兩岸當中採取平衡的措施,一方面不能放棄對大陸的關係推展,但也不能不顧及台灣幾十年來的自主存在,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保持兩岸分離的狀態,最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站在兩岸自身的立場來看,當兩岸實力消長,美國力量減弱,台灣能否永遠保持分離的狀態,恐怕是個大問號,是要被迫接受統一,還是透過談判尋找政治上的解決方案,都不是一時容易解答的問題。

尼克森訪問大陸美方防意外令台灣空軍停飛半天|高靖

文/高靖

美國總統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日訪問大陸北京,尼克森專機抵達北京之前,美方也許是擔心台灣方面會製造兩岸事端,阻擾尼克森訪問大陸,美方在尼克森出發前幾日,透過管道向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傳達訊息,要求尼克森訪問大陸時,台灣必須停止空軍的戰鬥機飛行訓練。蔣經國當面告知參謀總長賴名湯美方的要求,儘管賴名湯滿心的不悅。還是下令空軍戰機停飛半天,

美國對台灣頤指氣使,無非是拿人手軟,台灣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多年,在政治上不能不接納美方的意見。但是,台灣國府與美國雙方長期以來的雙邊關係,始終存在著某些不信任,因為美方總是藉著推廣民主為表面的理由,干預國府的內政,並且在台或明或暗支持台獨團體,1949年前後美國駐台外交官,為了不讓中共入侵台灣,甚至意圖組織政變,推翻國府在台的統治,讓台獨團體控制台灣,尋求聯合國或美國託管。反對國民黨的台籍人士或者如前台灣省府主席吳國楨這類外省菁英,多跑去美國,美國也容許他們批評國民黨在台統治,更讓國府對美國懷有戒心。

蔣中正總統在台復職後,對於台灣需要仰仗美國提供軍事上的安全保障,十分清楚,故在外交上與美國密切合作,韓戰爆發時,蔣中正主動向美方表達,願意從台灣撥出兵力,支援韓戰,但是蔣中正的好意,遭到美方冷淡的回應,國務院認為蔣中正只管派兵打仗,所有後勤支援仍然仰賴美方。艾森豪總統任,雙方關係稍微改善,尤其對於金馬外島的安全,艾森豪同意美軍可視情況開火,美方也逐步交運台灣噴射戰鬥機。

但在甘迺迪總統1961年就任後,雙方關係又走下坡,一方面台灣懷疑美國要推動兩個中國,另一方面甘迺迪反對蔣中正反攻大陸,被台灣視為是阻止中國統一,雙方嫌隙加大,甘迺迪在1963年11月遇刺後,台灣居然沒有派人赴美弔唁,美方大表不滿。

台灣當時為何沒有派特使赴美弔唁呢?當時的副總統陳誠在日記說,是因為時間來不及。陳誠的說法,難免有些推託,但是甘迺迪派來台灣的美國大使柯克,對待國府的態度很不好,陳誠都在日記抱怨柯克態度不佳,蔣中正也不喜歡柯克,這些不滿自然都會牽連到年輕的甘迺迪身上。1975年蔣中正病逝後,美國對於派特使來台弔唁,一度降低層級,後來還是在美國內部政治壓力下,改派副總統洛克斐勒來台。

台灣從1960年代開始受到北京在國際社會攻勢強勁,幾無招架餘地,1971年又被迫退出聯合國,自此,台灣所能倚靠的國際盟友,也僅剩下美國,對於美國的支持與援助,是台灣感到最矛盾的朋友。由於尼克森曾在艾森豪總統任內訪問台灣,住在蔣中正的士林官邸,國府未雨綢繆,在尼克森上任後,提出租借四艘潛艦與採購幽靈式戰機的要求,都遭到美方拒絕,不過,這時台灣早已意識到軍事反攻大陸的困難,以及美方的反對態度,國軍的建軍主軸,已經從準備反攻大陸,轉換為防衛台灣。

尼克森訪問大陸的計畫,是在1971年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密訪大陸後公開,尼克森的大陸行,讓台灣國府當局憂心忡忡,擔心美國減弱對台灣的支持,事前曾有外交部長周書楷飛到美國,與季辛吉會面,了解尼克森訪問大陸,是否可能傷害台灣的利益,尼克森離開大陸後,駐美大使沈劍虹又去找季辛吉,表達台北的許多關切,可見台北方面顧慮之深。尤其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對台軍援與經濟援助都逐漸減少,施行多年的第七艦隊台海巡弋也取消,台灣當局不免顧慮美國對台安全承諾是否生變,美國與大陸發展更深一層關係,可能會傷害台灣利益。

尼克森在1969年就任總統後,開始思考如何與中共展開接觸與談判,國務院最後想到以取消第七艦隊巡弋台海,藉以向中共表達善意,爭取雙方恢復波蘭華沙談判。當季辛吉密訪大陸,與大陸方面談妥尼克森訪問大陸的相關細節後,沒有幾個月的時間,美軍駐台的幽靈式戰機也撤出台灣。國府奮鬥多年的聯合國席次,也是在1971年10月被迫退出聯合國,整個情勢是往快速地大陸方面傾斜,國府前景堪慮。

1972年2月12日,台北大街小巷忙著過農曆新年,可是台灣的情勢不樂觀。賴名湯的日記有這樣的內容,下午5時30分,協防司令包柏格告訴他,美方高級首長為了越南局勢,準備將台南的幽靈式戰機轉移到那邊去,他告訴包柏格,不妥當,不但他反對,他相信他的政府和總統,也一定會反對,希望將他的看法,反應到華府去。賴名湯還用可笑,形容美國撤走幽靈式戰機的決定。

2月16日農曆新年初二,台北歡喜迎春節,對國際政治情勢有所掌握的人,對這瞬息萬變的情況感到很無奈,賴名湯日記寫著,早上8時30分,蔣經國來家談問題,美國人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當然,為了免人誤會,只好叫空軍2月21日(當天尼克森專機訪問大陸的日期)上半天停飛,其實是沒有必要的。2月17日,包柏格告訴賴名湯,幽靈式戰機2月16日下午已經飛走了,但是地勤維修人員還在,賴名湯告訴包柏格,人與人,國與國,互信最為重要。美國人顧慮多,對別人總不相信。

美國撤出台灣幽靈式戰機的理由,與取消軍艦巡弋台海的理由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向北京傳遞善意訊息,但美方擔心情況隨時可能有變,所以是撤走戰機,但是地勤人員仍然留在原地,等待情勢明朗後再做決定。為了尼克森訪問大陸,台灣就要停止戰鬥機飛行訓練半天,台灣眼看著自己唯一的國際盟友跑去與最大的敵人會面,還要被這位盟友懷疑是否會搗亂,破壞會面,進而限制軍事訓練,面對美方蠻橫的態度,國府官員的心情,真是五味雜陳。

2月26日,尼克森大陸訪問行程接近尾聲,上海公報即將登場,賴名湯日記在這一天留下一場會議的發言,蔣經國把各總司令找去開會,談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我們應有的態度與做法,蔣經國覺得美國不可靠,我們過去太客氣了,很遺憾。雖然如此,我們還不能放棄與他們的關係。蔣經國一席話,道盡了中華民國與美國打交道的辛酸,經常受到這位朋友欺負,還不能與這位朋友絕交。賴名湯在2月反省錄寫著,被美國出賣,今後如何生存,實在是一大問題。

尼克森訪問大陸,對台灣造成的衝擊,真是不小,台灣有識者無不想能夠思尋到自立求生之道。賴名湯3 月2日日記寫下,他與外交部長周書楷有一個秘密的談話,大家都想如何來創造一個政治性的原子彈,轉變現在不利的局勢,只要肯做,總是有辦法的,我們一定要求變,絕不可等待,越等待,越對我們不利。

一切都要仰賴美國的台灣,面對美國改變外交主軸,有一種無力回天的窘困,尤其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更是感到不能扭轉乾坤的挫折,賴名湯下令空軍停飛,更是難堪不已。1971年4月,台灣其實早已認清美國在與蘇聯爭霸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打中國牌的策略。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在4月17日有一份備忘錄引用美國輸出入銀行總裁柯恩斯與蔣經國私下談話的紀錄,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官邸晚宴後,蔣經國談到台灣對美國與大陸發展關係的看法,蔣經國說,對於美國採取的有利中共的行動,我們必須公開反對。但我們希望尼克森總統理解,我們瞭解採取這種行動的必要。蔣經國同時要求美方把他的話傳達給尼克森。

蔣經國明知情況不利台灣,卻只能公開表達義正詞嚴的立場,私下卻仍然要維持對美關係的和諧,在美國大使官邸這樣對外隱密的地方,表達他某些內心的想法,希望美方諒解國府的困難,以免引起白宮不滿,充分展示出台灣外交軟弱的無奈,當蔣經國向美方坦承台北當局必須區分公開與私下兩種論調,一方面,這是對台灣民眾的一種欺騙,另一方面又是對美國示弱,台灣在這個雙邊關係當中,毫無討價還價的籌碼。

美國沒有如尼克森所預想的,在1976年與中共建交,與台北斷絕外交關係,又再延後了兩年,並不是台北的外交策略奏效,純粹只是美國因水門案後的內政紛擾與運氣,從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間,台灣當局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美國向大陸轉彎,努力爭取美國供售先進武器,在美國國會廣結善緣,擴大與美國民間往來,以備將來不時之需,迎接終將到來的困難局面。

美供售台灣潛艦無魚雷海軍盜買魚雷遭美追究|高靖

文/高境

台灣與美國在1971年進行紡織品貿易談判,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幕後操盤,終於獲得美國總統尼克森親自授權同意對台供售兩艘潛艦,好事多磨,台灣卻要等到1972年10月21日,才由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正式通知蔣經國,美國將提供兩艘潛艦給台灣。美國好人只做一半,給了台灣潛艦,卻不給魚雷,逼得台灣軍方後來在美國透過非法管道盜買魚雷,公然違反美國法令,幾乎引起兩國外交事件。
台灣在紡織品貿易談判過程中,經由談判大使大衛‧甘迺迪的協助,以提供軍備的條件,讓台灣接受限制紡織品出口的談判。對台提供潛艦的決定,是由尼克森告知甘迺迪,再由甘迺迪當面告知蔣經國。這是台灣第一次取得正規潛艦,當時是台灣爭取美國軍事援助的一大突破,尤其當時正是剛剛退出聯合國沒有多久,尼克森在1972年2月訪問北京,日本也剛剛在1972年9月與中國大陸建交,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時美國同意提供台灣兩艘柴電潛艦,無異是給了台灣些許的友情支持。
台灣大約在1969年開始提出美國提供潛艦的要求,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最初台灣是希望租借四艘潛艦,美方的答覆當然是不同意。當時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認為,潛艦與台灣的防衛安全沒有關係,所以,對於台灣連續幾年提出潛艦的需求,美國都予以拒絕。到了1971 年美國開始亞洲的紡織品貿易談判時,美國為了爭取台灣配合談判進行,尼克森同意強化台灣軍備。
雖然尼克森在1971年同意給台灣潛艦,好事多磨,這件事情在美國政府內部仍有很多分歧意見,美國國防部比較同情台灣,在潛艦問題上希望推動供售台灣,但是白宮國安會看法卻不同,經常橫生干預,造成潛艦供售台灣拖拖拉拉許久。1972年4月28日,國安會幕僚何志立給季辛吉的備忘錄,質疑美軍為何沒有拆除潛艦上的魚雷管與任何具有攻擊能力的設備,為何是給台灣兩艘,而不是一艘。為何用15萬美元如廢鐵一般的價格提供台灣。
當時美國海軍已經通知台北的美軍顧問團關於潛艦的事情,卻因為何志立提出質疑,整件事情又停頓了下來。何志立主要的目的是顧慮賣潛艦給台灣,是否可能影響美國剛剛開展的對大陸關係。
台灣幾十年一直謠傳美國賣給台灣的兩艘潛艦,是把魚雷管給拆掉了,從何志立的反應可以確認,魚雷管沒有拆掉,潛艦是完好如初的提供給台灣。不過,何志立的疑慮,對台灣卻也產生了具體的影響。台灣在爭取美國出售潛艦的過程當中,使用的是反潛訓練用,美國也就以反潛用潛艦名義出售,就是只供台灣水面艦艇進行反潛訓練使用的潛艦,所以美國雖然提供了潛艦給台灣,但是沒有提供魚雷,潛艦沒有魚雷,等於失去了攻擊能力,毫無作用,只能用來當成反潛訓練用,或者運送特種部隊滲透大陸海岸的訓練。
關於潛艦的價格,最後也不是何志立質疑的每艘15萬美元,1972年12月28日,參謀總長賴名湯在日記寫下,海軍武官汪希苓從華盛頓回來,潛艇我們還是要付300萬美元的修理費。賴名湯提出的金額,比兩艘潛艦合計的30萬美元,足足多了十倍,對台灣當局著實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賴名湯在1974年1月12日,在左營港登上海豹軍艦,賴名湯在當天日記寫下,魚雷管有10具,但是都沒有魚雷。買船、修船,及維護用零配件,每艘需要經費1000萬美元,相當貴,海軍從此多難矣。賴名湯的記述,也證明了美軍提供的潛艦有魚雷管,只是沒有魚雷。至於每艘1000萬美元的開銷,在當時政府的財力而言,更是沉重的財務壓力。
沒有魚雷的潛艦,等於沒有砲彈的戰車一樣,發揮不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台灣沒有管道購得魚雷,美國也不同意軍售潛艦用的魚雷給台灣。就在賴名湯實地登海豹艦巡視一年後,駐美大使館海軍武官邱華國因為為了採購潛艦所用魚雷,甚至不惜違反美國法律盜買魚雷,結果被美國司法單位盯上,鬧成了兩國的糾紛。
1975年2月6日,賴名湯在日記上寫下這起盜買魚雷的醜聞。當天行政院長蔣經國找賴名湯談,因為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給了蔣經國一份台灣串通美國商人偷買魚雷的案件,其中措辭相當強硬。這件事情,不但蔣經國不知道,賴名湯也毫無所知。後來賴名湯找上海軍副總司令池孟彬(池孟彬女兒日後嫁給了現在的外交部長李大維),才知道確有其事。賴名湯然後向蔣經國報告,蔣經國請賴名湯向安克志說明,賴名湯在日記寫著,這實在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
2月7日,賴名湯在上午10時30分見了安克志,安克志說,邱華國(谷)知道這批魚雷是在美國,並且是美國海軍的。賴名湯認為,今天國家處境如此,這類的事情實在作不得。
海軍武官在美國魯莽的行為,讓台北的蔣經國與國防部十分沒面子,但是蔣經國仍然抱持忍辱負重的態度,對美方退讓,調查自己軍方有無涉案,蔣經國寧可犧牲自己軍官的名譽,也要保持美台雙方的友善關係,尤其是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國又往北京發展關係的外交艱困時期,更顯悲壯。
至於台灣有多需要魚雷呢?早在1974年12月5日,賴名湯在日記寫下,當天8時30分接見美軍協防司令史奈德中將,賴名湯要史奈德幫忙向美國保證,魚雷給台灣,絕不會故意攻擊敵人,困擾美國,拖美國人下水。賴名湯如此對史奈德低聲下氣,拜託史奈德回美後,幫忙向美國轉達他的看法,可見得身為總長的賴名湯,看到花了那麼錢弄回來的潛艦,居然沒有魚雷,是有多麼無奈。對照於現在,美國同意供售魚雷給台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在真正提供台灣潛艦前,正是美國想要自越南戰場脫身,由季辛吉與北越方面談判,另一方面希望南越政府支持和談,同時由美國主導,要求韓國、台灣等轉移美援裝備給南越,台灣的F-5A要移交給南越空軍,強化南越空軍戰力。為了誘使台灣同意移轉戰機給南越,美國把尼克森早已經承諾出售給蔣經國的潛艦又抬出來,只要台灣同意移交戰機,美軍會派幽靈式戰機駐台,協助台灣空防,同時同意提供兩艘潛艦。
關於潛艦,美國等於是一貨兩賣,不僅有違誠信,也有失厚道。1971年為了紡織品貿易談判,尼克森承諾提供台灣潛艦,讓台灣雀躍不已。到了1972年,台灣遲遲不見潛艦下文,美國為了強化南越戰力,又拿同意供售潛艦,要誘使蔣經國同意轉讓戰鬥機給南越。這一次,美國是說真話了,1972年10月 21日馬康衛親自告訴蔣經國這個決定。經過了40多年後,這兩艘美軍茄比級潛艦海獅軍艦與海豹軍艦,至今仍在台灣左營軍港水星碼頭服役。

美艦靠泊美中矛盾升高對台反不利|高靖

文/高靖

美國國防部亞太助理部長被提名人薛瑞福在國會舉行的任命聽證會當中,提出了一段語焉不詳的論述,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薛瑞福說台灣與美國軍艦互訪,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究竟是什麼?難道不是1972年的上海公報的精神嗎?以薛瑞福過往的政治立場判斷,薛瑞福所要指涉的肯定不是上海公報的精神,因為上海公報當中美國雖然只是認知(acknowledges)到一個中國,但是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是不挑戰或者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如果按照上海公報精神,美國如何能有自己所詮釋的一中政策。
美國海軍軍艦來台靠泊,是最近幾個月以來,在美中台三方非常敏感與熱門的話題,台灣方面當然是充滿了高度期待,但是這種主觀的期待很可能流於不切實際的想像。因為美國軍艦來到台灣靠泊,違反美中建交談判時,大陸方面所提出的三個前提,斷交、撤軍、廢約當中的撤軍一項,美國行政部門豈能違反自己過去已經同意的原則呢?大陸當局有怎麼可能允許外國軍艦靠泊台灣?堅持靠泊台灣,甚至不惜與大陸的關係升高緊張,這種情況實在不太可能發生啊,就算發生了,美中起衝突,拉高矛盾,對台灣怎麼可能會是好是呢?
上海公報的一個中國精神,指涉的是兩岸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8年12月美中雙方簽訂建交公報時,美國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若從美中三公報的精神來看,至少台灣不代表中國,台灣僅是中國的一部分,有關台灣問題,美國的立場是希望兩岸中國人將來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可是就政治現實而言,兩岸分裂分治六十年以上,儘管國際社會不反對北京主張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實際上的情況,台灣不受北京政權所管轄與控制,大陸並沒有真正統治台灣。換言之,美中關係之外,另外存在著不同於一般國際關係的兩岸關係。
因此,薛瑞福當著國會議員面前,大談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軍軍艦靠泊台灣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薛瑞福究竟是要論述什麼?薛瑞福支持美艦訪台的談話十分空洞,看起來只是應付他所支持主張的一種場面話,希望讓議員認同他。若以美國與中國大陸正式的外交立場而言,美國軍艦若是靠泊中國的某一地區,卻沒有事先與北京徵詢意見,而是與台北達成共識,豈非怪事。美國早在1978年12月已經承認北京的合法地位,形式上,台美雙方沒有政治關係,美艦靠泊台灣其實與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已經有所偏離,更不用說所謂美國的一中政策,究竟意所何指,易生混淆。
過去曾經有個妥協的主張,就是兩個中國,這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所抱持的觀點,即以兩個中國方式,讓台灣向西方世界靠攏,也讓中國大陸可以進入國際主流社會,雙方的客觀存在,都能夠獲得保障。但是兩個中國主張,只是西方國家為了謀求台海情勢穩定的一廂情願想法,兩岸雙方過去並不接受,當然,以今日台灣的政治現實而言,他們所要的是一中一台,並不要兩個中國,只不過一中一台難度更高,國際社會也許可以接受兩個中國,但一中一台不太可能受到太多的認同。
薛瑞福偏離了美國政策主調,是有依據的。關於美國海軍軍艦定期訪問,停靠台灣,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曾經表示看法,他說,這非常困難,美國軍艦停泊台灣可能會構成危險。莫健的說法比較符合美國白宮與國務院的態度,薛瑞福因為將來是在國防部任職,沒有太多對於兩岸關係的政策論述的空間,他在聽證會的發言大約是應酬的意義,國防部將來仍需以國務院的政治指導為依歸。至於莫健提到的帶來危險,這很值得思索一下,到底這個危險從何而來。
薛瑞福在國會聽證會重申美國對台灣防衛需求的承諾,也提到對台軍售應可預期,強力支持美台軍艦互訪,這項政策不僅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也為美國士兵提供更多休息機會,有助於軍艦維運,並與支持台灣、嚇阻中國的政策目標一致。
薛瑞福的談話,顯然與莫健相互矛盾,即使美國與大陸的關係,從最初的合作,到現在雙方的鬥而不破,所謂的嚇阻中國,只是一種姿態,而不是政策,如果嚇阻中國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與政策,世間將永無寧日,兩強相爭,弱國與小國必然受到波及。
比較莫健與薛瑞福,我們還是應該以莫健的說法為準,比較能夠代表美國政策,薛瑞福的友好,對台灣是好的,但是這種不切實際的主張,只會創造空泛的期待。雷根總統競選期間,甚至還說過要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當選就任後,知道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雷根選前選後兩張臉,也讓台灣的高度期待落空。
美國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就是促進區域的穩定與和平,美國並不是單方面支持台灣,對抗中國大陸。協助台灣對抗大陸,那是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之前,美國在冷戰時期支持台灣的模式,但從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福特、卡特歷任總統以來,美國都不支持國府軍事反攻大陸,甚至顧忌協防金門與馬祖,因為稍有不甚與共軍起摩擦,很可能就會引發世界大戰,也就是說,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是無限度的支持。
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所提供給台灣的防衛武器,是要確保台灣和平生存發展,應付大陸軍事威脅。美國與台北斷交後,在台灣關係法當中,也僅列出供售防衛性武器。也就是說,美國的政策是偏向防衛台灣,而不是嚇阻大陸,因為若要有嚇阻力量,就必須建立相當程度的攻擊力量,而非現在美國採取對台灣有限制的,有選擇的軍品出售,這是限制台灣的軍事力量,而非建立攻擊能力,嚇阻對方。
薛瑞福過度強調支持台灣,嚇阻中國大陸,也偏離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不過,美國軍方向來比較同情台灣當局,這類偏離美國外交政策主流的看法,就曾經頻繁地在美中建交前發生過。
1978年卡特總統與北京談判建交過程當中,美軍採取了許多行動,表達他們的不同看法。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當中,1978年9月7日,有一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副助理部長寫給國防部長布朗的備忘錄,其中提到有些美軍資深指揮官對於卡特的政策有所質疑,所以美國海軍提議要讓中止六年的核動力軍艦訪問台灣,重新恢復。海軍也提議,要把中華民國海軍官校實習遠航的目的地,從夏威夷延伸到美國西岸,同時對於限制派遣機動小組到台灣參與兩棲作戰訓練的決定,要提出異議。甚至還有提議,邀請多位中華民國高階軍官,乘飛機到美國海軍航母企業號。美國海軍將領對於請求訪問台灣遭拒,也多次表達不滿。
從這些軍方內部的情況看來,國防部的幕僚建議國防部長要趕快採取方法,讓美軍的高階將領支持美國的中國政策。
美軍藉著許多與卡特政府不相容的作法,表達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對卡特的不滿。可是從1972年上海公報以來,美軍就開始陸續撤出台灣,為的是滿足建交三條件,斷交、撤軍、廢約。大勢所趨,並非幾個人的情緒所能改變。美軍最後仍然撤出台灣,也不將台灣列為美國核子保護傘下的範圍,不論美軍官兵心中的想法如何,他們都舊必須遵循文官的決策與領導。
薛瑞福這番友台的言論,發揮不了實際的作用。軍艦來台,若國務院、國安會態度保留,未來實現的可能就很低,事實上,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允許美國軍艦靠泊台灣的可能實在不高,當然某些特殊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例如美軍遭難,或者有傷病官兵急需送醫。無論如何,美國國會與官員透過表態支持美艦靠泊台灣,表態支持台灣,也算是某種友好的表現,但我們仍須看輕美國政策的實然面貌,才不會在錯誤的期待下,有了錯誤的結論

國府是否研發核武兩蔣看法不同|高靖

文/高靖

台灣研發核武,遭美國在1977年與1988年兩度出手重種打擊,終於停止研發核武。從事後看來,兩蔣父子對於核武的看法,態度並不見得一樣。蔣經國對於在兩岸軍事衝突當中使用核武的看法,非常保留,早在台灣研發核武初具成果時,就已經表達了保留態度。參謀總長賴名湯生前的日記多有紀載蔣經國對核武的保留態度,甚至與以色列研發射程400公里的地對地飛彈,蔣經國都表示反對。蔣經國的保留態度,或許是顧慮維繫對美關係,但是台灣軍方投入研發核武,也正是顧慮美國對台援助可能有一天會消失的顧慮使然,可以確定的是軍方是擁護核武研發的,但是兩蔣的看法並不一樣,最後下令停止核武研發的李登輝總統,一樣是基於政治考慮使然。
中國大陸在1964年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後,蔣中正在台灣也認為不能落人於後,台灣才開始真正投入人力、物力,開始研發核子武器,地點選在當年協助台灣興建石門水庫的美國顧問留下的營區,就在桃園石門水庫一帶,不過,美方從一開始就密切注意台灣關於核武研發的所有動態,台灣內部更有許多人基於不同原因與立場,主動向美方提供核武研發的機密情報。
1964年10月,中共成功試爆原子彈,蔣中正在11月24日出席亞盟會議時,曾經宣稱反共諸國必須在中共尚未能使用原子武器前,消滅其政權,核子報復政策不能用於亞洲。1965年元旦,蔣中正更在元旦文告稱,要在中共完成核子武器及投放工具之前,消滅核子武器製造基地,事後核子報復方法,不能施于中國。
蔣中正兩次有關大陸核武的談話,都是在台灣還不具備核武研發能力背景下的談話,尤其要摧毀大陸核武研發基地的意見,更是曾經與美國主動提出過。根據美國國院解密檔案,早在1963年9月11日,甘迺迪總統遇刺前兩個月,蔣經國以行政院政務委員名義訪問白宮,與甘迺迪進行會談,當時真正的會談目的,主要是美方反對台灣積極從事反攻大陸的軍事準備,所以由蔣中正指派蔣經國,親自與甘乃迪溝通釐清雙方的態度。
蔣經國與甘迺迪會面時,蔣經國說明當時台灣已經調整對大陸的軍事行動,多為小規模空降突襲行動,而不是大規模的兩棲登陸戰,甘迺迪問蔣經國,國府對於這些空降行動有些什麼看法。蔣經國說,根據情況的不同,每次出動的人員從20人到200人都有。這種行動不會引發世界大戰,卻可以讓中共窮於應付。原子武器的發展與研究設施、飛彈營區都是空降突襲的可能目標。這些行動的目的,是要在未來12個月到18個月內削弱中共的力量,然後看看情況如何演變。蔣中正總統的想法是想要在時間成熟之際,在占領長江以南的一個或多個省,建立在大陸的立足之地。
對於蔣經國攻擊大陸原子武器研發設施的提議,甘迺迪不免感到懷疑,他問蔣經國,經由空運派出300人至500人,到包頭這麼遠的原子武器研發設施,是否會被擊落呢?蔣經國回答甘迺迪的疑問說,這個問題已經研究過了,這樣的行動是可行的。
蔣經國會見甘迺迪的前一天,也安排會見了白宮國安顧問彭岱,蔣經國告訴彭岱,國府已經掌握大陸的飛彈陣地與原子武器設施,希望與美國合作,消除這些設施,阻遏他們的擴張。彭岱很客氣地回答蔣經國,美國對於削弱大陸核子進步的各種方法,都很重視,美國政府會謹慎研究每個可能。
蔣經國在1965年9月22日,以國府國防部長身分,前往五角大廈拜會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蔣經國希望爭取美國支持對大陸西南五省的攻擊行動,在雙方對話過程中,麥納瑪拉問蔣經國,是否需要美國出動核武或地面部隊支持國府。蔣經國告訴麥納瑪拉,中華民國政府不希望使用核子武器。
儘管蔣經國表達了不使用核武的態度,但是台灣仍然開始秘密研發核武,1964年11月由國防部次長唐君鉑開始籌畫軍方的核武研發。根據曾經擔任前外交部長王世杰生前所留日記,1969年1月6日這一天,王世杰記載了國科會主委吳大猷心情不好,因為吳大猷反對國防部的核子武器製造計畫,唐君鉑向別人罵他是漢奸。1月21日日記稱,吳大猷對是否繼續來台工作,不無疑慮,因為吳大猷堅決反對唐君鉑的核武生產計畫,認為耗錢耗力而絕不能成功,這件事讓他遭到唐君鉑等人的攻訐,王世杰勸吳大猷忍耐謹慎,繼續工作下去。
1969年9月22日,王世杰日記稱,政府與加拿大採購原子爐,3500萬美元,四年完成,中科院院長閻振興簽字,此事主動為國防部,動機或與企圖影響加拿大與中國大陸建交有關,他覺得有欠妥當。1973年2月6日,王世杰日記稱,關於台灣是否秘製原子彈問題,近來已經引起了美國政府憂慮,原任美國駐華大使館科技顧問貝林士,月前曾來台,向我政府有關人士立陳不宜向製彈方向投資,其言甚有理,他日前與杭立武談及,兩人的看法也類似。王世杰日記在2月10日部分,也留下了兒子王紀五向他詢問政府生產製造原子彈是否合宜?王士杰認為所需技術、費用,與美方反對,都非我現實能力所易克服,故不宜進行製造。
從王世杰日記可以發現,核武研發在國府內部看法不一,王世杰曾是蔣中正總統倚重的幕僚,甚至蔣經國都認為不適合使用核武。不過,1960年代當時台灣對大陸軍事反攻行動的計畫早已生變,從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初期的積極籌備大規模兩棲作戰反攻大陸,到了後來轉變為透過空降或者沿海滲透,進行小規模的突擊行動,雖然國防部仍然秘密進行國光計畫的參謀作業,但這一切都僅僅是顧全面子,保存了反攻大陸的口號,實際上政府早已經轉變,加上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開始慢慢減少,蔣經國與美方商談部隊組織調整,所涉及的範圍包括人員精簡與部隊裁編,並將在台軍事發展轉向強化防衛,反攻大陸早在1960年代後期,就已經是口號,而不是目標了。
至於有關核武研究開發,多少與提供台灣核報復的能力有關,但是在當時台灣安全的更重要倚靠的力量,是來自美國的政治與軍事支持,核武問題在台灣內部的意見紛歧,較大的考慮在於維持對美關係的穩定。
1972年12月4日,台灣研發武已經八年了,11月6日華府出現了一份由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中情局、國安局等共同完成的台灣核武報告,這份報告名為「關於台灣核武發展的能力與意圖」,這很可能第一份對台灣秘密研發核武有關的情報研析,其中對於台灣核武的研發進度,經由飛彈、飛機等的投射能力,有相當完整的分析。非常巧合的是,這時台灣當局也對研發核武有了一律的態度。根據賴名湯日記,12月4日,已經是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將國防部長陳大慶與賴名湯找去,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原子武器將來使用的機會不多,應否發展,希望他們能夠研究。另外兩個問題是,美國可能以每架150萬美元價格,出售台灣幽靈式戰機F-4B,請他們向美國國防部與美軍顧問團提出申請。以及國軍員額應該減多少。
賴名湯日記1973年 2月8日記載,蔣經國找他去詢問中科院核原料再處理的籌建問題,顯示蔣經國還是關心核武研發的進度。3月1日日記稱,到中科院談龍門計畫,他覺得有繼續的必要。賴名湯對於核武研發的熱心積極,顯然比蔣經國還要投入。7月17日,賴名湯見蔣經國,蔣經國依舊對中科院研發核武表達很不贊成的態度,賴名湯建議,鈽的再處理一定要做,如何做核武的技術,也要研究,半途而廢,很可惜。1976年3月20日,賴名湯在日記記載,蔣經國對於與以色列合作生產射程400公里的地對地飛彈,還要考慮,蔣經國認為基於政治因素考量,如果有新武器,也許反而不好。賴名湯認為,如果我們有核子武器與飛彈,一定能產生嚇阻作用。
蔣經國在1976年對研發核武的疑慮,果然在1977年就印驗了。1977年初福特總統任期的尾聲,美國政府仍派出小組到台灣查核核武研發,卡特總統上任後延續管制核武擴散政策,對台灣施加強大壓力,要求停止研發核武,中美雙方風波在國府全面配合美方,表達不研發核武的態度後,暫告一段落,但台灣軍方仍沒有放棄研發核武的進度,秘密持續了十多年,才在1988年1月蔣經國死後,再次由美方要求台灣停止研發,同時派人拆除台灣相關的核武研發設施,中科院從此與核武研發切割關係,僅剩下飛彈研發能量。
李登輝同意停止核武研發的重要考量,仍然是美國的態度。尤其在蔣經國死後,他剛剛接任總統職位,需要美國堅定的政治支持,自然藉核武之事,拉攏對美關係,另一方面,也藉美國箝制台灣軍方。從郝柏村的參謀總長八年日記當中,也可看出郝柏村站在軍方的立場,是支持核武研發,只是最後迫於情勢,不得不停止,郝柏村的日記更證實了,自1977年卡特施壓後,台灣從未停止核武研發。
核武研發向來是極具爭議的項目,許多大國都不顧美國壓力,無論如何都要獲得核能力,改變自身的國際政治地位,許多國際問題難解,也多半與核武爭議有關,最近的北韓,就是很好的例子。只不過,台灣能夠撇下美國的支持,自己走自己的路,這恐怕也是流於空想,蔣經國對核武態度的保留,多來自他對政治的敏感,而不完全是軍事上的需要與否,或許在蔣經國看來,爭取美國明確的安全承諾與軍售,要遠遠比幾顆昂貴的原子彈,更能對台灣帶來具體的安全保證。

法國與中共建交讓蔣中正後悔沒有反攻大陸|高靖

蔣中正總統生前,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蔣中正沒有發動軍事反攻,從美國解密的檔案當中看到,他的心情是後悔的。蔣中正積極準備軍事反攻,經過風雨飄搖的1950年代,蔣中正曾打算在1961年8月發動軍事反攻大陸,被當時剛上任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硬生生地給攔阻下來,三年後,蔣中正又遭逢法國與北京建交的外交挫折,讓蔣中正大嘆,如果三年前反攻大陸,法國承認北京的問題,就不會發生。如果我們對抗大陸,法國的承認問題就一點都不重要了。
1949年12月行政院遷台,1950年3月蔣中正復行視事不久,海南島也被共軍攻陷,這時美國對台政策是任其自生自滅,避免介入國共內戰太深,影響日後與中共的外交開展。當時情況悲觀,美方認為台灣大概在6月就會被共軍攻陷,美國派駐台北人員早已開始撤離家眷與非必要人員,以免共軍進襲時,來不及撤走。歷史卻有了意外轉折,共軍沒有在6月渡海攻擊,韓戰卻在6月爆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到台海巡弋,確保共軍無法攻擊台灣,台灣也不能對大陸軍事挑釁,避免戰事擴大到朝鮮半島以外的地區。
韓戰在中共投入戰場後,雙方仍持續打到1953年停火。台灣在這場衝突當中,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並且開始獲得美國援助,國府利用大陳、馬祖、金門等外島,對大陸東南沿海發動小規模突襲,騷擾大陸東南沿海,牽制中共兵力。隨著韓戰停火,共軍也開始將朝鮮半島的部隊撤回大陸,部分有豐富作戰經驗部隊,多被派往東南沿海,開始對大陳島形成了壓力,大陳島距離台灣遙遠,台灣海空軍難以兼顧,蔣中正最後不得以撤出大陳,收縮國府對外部署的兵力。
國府撤出大陳,主因是共軍在當地已有數倍於國府守軍的優勢兵力,蘇聯援助的米格15也進駐大陳當面,可掩護共軍對大陳實施轟炸,台灣當時僅有美援F-84,性能略遜米格15,飛行員也仍未完成訓練,這個時期,共軍在一江山戰役後,自國府手中占領大陳島,暫時沒有大規模戰役。國府也逐漸站穩腳跟,爭取美國軍事援助,尤其國府對美國提出「開案」後,更是要重新組建一支龐大的軍隊,目的就是要反攻大陸,只是美國沒有接受開案,同時也對蔣中正的軍援需求七折八扣,不過,美國與國府在這段期間完成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政治上與軍事上,提供了台灣安全的強力保證。
凡事有得必有失,美援F-84給台灣的前提,就是台灣要對大陸發動攻擊前,必須徵詢美方意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美方也要求國府提出同樣的承諾,任何對大陸的軍事行動,都必須先知會美方。蔣中正放棄自己的軍事主動,換得美方政治、軍事、經濟的援助,這個決定從此讓國府與美方糾纏爭論多年,也讓蔣中正反攻大陸的計畫,處處受到美方牽制。
1961年對國府來說是個歷史轉折的開始,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甘迺迪與前任艾森豪不同,艾森豪立場上較同情台灣,甘迺迪自始就想與北京發展外交關係,只是外在環境不允許,甘迺迪更是反對國府反攻大陸。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休養生息,蔣中正在1961年決定要開始準備反攻大陸。副總統陳誠日記在1961年7月2日這一天,留下了與蔣中正爭論反攻大陸時機的記錄。
蔣中正在上午9時接見陳誠,蔣中正向陳誠表明擬於8月開始軍事行動,陳誠認為反攻自當義無反顧,惟目前是否為反攻適當時機?應考慮。蔣中正沒聽完陳誠的講話,就大為發怒,以為陳誠懷疑三軍不能戰,破壞統帥威信,阻擾反攻。陳誠告訴蔣中正,這種說法是懷疑他的人格,他非但不能做事,亦且不能做人。我們反攻雖不能算定戰,但絕不能糊塗戰,最低限度也要做到捨命戰。試問,如何令三軍捨命?以運輸工具而言,如不給交通部相當期間,如何集中船隻?其他可不必言。
蔣陳兩人爭吵的厲害時,宋美齡出來做和事佬,蔣中正才比較心平氣和,改口必須積極準備。
其實,早在蔣中正想要發動反攻大陸前,國際政治情勢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1961年的外蒙入聯案與茅利塔尼亞入聯案糾纏在一起,威脅到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聯合國代表權這個更大的問題,比反攻大陸更讓國府頭疼,台灣忙著聯繫美國,尋找解套的方法,在美國建議下,蔣中正指派陳誠赴美與甘迺迪當面溝通,這時反攻大陸的事情只好暫擱一旁。
外蒙案會讓國府困擾,還是因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兩人在二戰後期的秘密外交使然,羅斯福在沒有徵得中國政府同意下,先向史大林允諾讓外蒙獨立,以交換蘇聯出兵攻擊日本,美蘇兩國的密謀,重慶國府當局只好默默承受,經與史大林談判多時後,雙方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允許外蒙公投通過獨立,但是蘇聯並未信守承諾,仍暗中支持中共,霸占中國東北,國府才會在遷台後的1953年廢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61年的外蒙案就是這一連串歷史糾紛的延伸。
由於蘇聯為了支持外蒙入聯,便對外宣稱若外蒙入聯遭否決,蘇聯就杯葛非洲新興國家茅利塔尼亞的入聯案,這樣一來,同情茅利塔尼亞的非洲國家紛紛聚集起來,聲稱若茅利塔尼亞被否決,他們就會杯葛中國代表權。國府為了外蒙案,透過中情局與甘迺迪進行秘密外交溝通,國府一度立場堅定,不惜退出聯合國,表明立場,最後國府退讓棄權,美方也同意不與外蒙建交,才化解了這場風波,讓中華民國又在聯合國苟延慘喘了十年。
甘迺迪派了柯克大使到台灣,接替駐華多年的莊來德大使,柯克的政治任務就是勸阻蔣中正放棄反攻大陸的念頭,當時美方允許台灣發動小規模的對大陸沿岸的突襲行動,但不支持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避免戰事擴大,華府對台北要求軍事援助採取敷衍的態度,雙方你來我往多年,到後來蔣經國由國防部長轉任行政院副院長,外界就嗅到國府真正擱置了反攻大陸的軍事冒險。
不過,1964年法國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來國府採取的「漢賊不兩立」手段,毅然斷交的方式,在當時並不存在,由於法國的情況複雜,美國希望國府不要主動與法國宣布斷交,可是斷與不斷各有考量,國府始終不肯接受甘迺迪政府有意推動的兩個中國措施,自然在法國邦交問題上,也不願意營造出兩個中國空間,最後仍然放棄法國的外交關係。
法國問題讓蔣中正大為感嘆,1964年1月29日,美國大使賴特從台北發給國務院的電報稱,與蔣中正會談兩個半小時,對於法國外交問題,蔣中正告訴賴特,他必須讓他的人民確信,他永遠不會接受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希望回到大陸,他的軍隊與人民才能有高昂的士氣。話說到這裡,蔣中正對於他沒有在三年前發動反攻大陸感到後悔了,他說,假如三年前我們開始反攻大陸,就不會發生法國承認的問題,假如我們對抗大陸,法國承認問題就對我們毫不重要了。一旦我們採取了行動,就可以對我們的軍隊與人民的士氣產生確保的效果。三年前如果沒有人攔阻中華民國政府,我們就會採取行動光復大陸。
儘管蔣中正不停地感嘆沒有反攻大陸,才會有今日的法國邦交問題,但他仍然很務實地說,他很清楚美國的態度,所以不會在此時採取行動。
蔣中正的後悔,起因於法國邦交的困擾,與1961年當時的外蒙案幾乎一樣。國際外交問題,讓困居台灣一隅的蔣中正綁手綁腳,施展不開,多年後看來,也許蔣中正是打算在10月聯大開會處理外蒙案前,在8月對大陸發動攻勢,就是起於外蒙案的考慮,只要能夠光復大陸,蔣中正就可以下令駐聯合國大使反對外蒙入聯,也不用擔心非洲國家杯葛中國代表權。三年後,蔣中正舊事重提,若是反攻大陸了,哪裡還會有法國與中共發展外交關係的問題呢?但是蔣中正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談判時,已經先把自己的主動給閹割了,反攻大陸其實早就注定會成為空中樓閣了。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戮力建設台灣,為台灣日後經濟成長奠定了基礎,讓現在的台灣得以能夠進入富裕社會的階段,蔣中正未能完成的反攻大陸夢想,或許反而讓台灣免於戰爭陰影,有更多的人才投入和平建設台灣,至於兩岸何時統一的歷史問題,就交給歷史去解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