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供售台灣潛艦無魚雷海軍盜買魚雷遭美追究|高靖

文/高境

台灣與美國在1971年進行紡織品貿易談判,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幕後操盤,終於獲得美國總統尼克森親自授權同意對台供售兩艘潛艦,好事多磨,台灣卻要等到1972年10月21日,才由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正式通知蔣經國,美國將提供兩艘潛艦給台灣。美國好人只做一半,給了台灣潛艦,卻不給魚雷,逼得台灣軍方後來在美國透過非法管道盜買魚雷,公然違反美國法令,幾乎引起兩國外交事件。
台灣在紡織品貿易談判過程中,經由談判大使大衛‧甘迺迪的協助,以提供軍備的條件,讓台灣接受限制紡織品出口的談判。對台提供潛艦的決定,是由尼克森告知甘迺迪,再由甘迺迪當面告知蔣經國。這是台灣第一次取得正規潛艦,當時是台灣爭取美國軍事援助的一大突破,尤其當時正是剛剛退出聯合國沒有多久,尼克森在1972年2月訪問北京,日本也剛剛在1972年9月與中國大陸建交,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時美國同意提供台灣兩艘柴電潛艦,無異是給了台灣些許的友情支持。
台灣大約在1969年開始提出美國提供潛艦的要求,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最初台灣是希望租借四艘潛艦,美方的答覆當然是不同意。當時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認為,潛艦與台灣的防衛安全沒有關係,所以,對於台灣連續幾年提出潛艦的需求,美國都予以拒絕。到了1971 年美國開始亞洲的紡織品貿易談判時,美國為了爭取台灣配合談判進行,尼克森同意強化台灣軍備。
雖然尼克森在1971年同意給台灣潛艦,好事多磨,這件事情在美國政府內部仍有很多分歧意見,美國國防部比較同情台灣,在潛艦問題上希望推動供售台灣,但是白宮國安會看法卻不同,經常橫生干預,造成潛艦供售台灣拖拖拉拉許久。1972年4月28日,國安會幕僚何志立給季辛吉的備忘錄,質疑美軍為何沒有拆除潛艦上的魚雷管與任何具有攻擊能力的設備,為何是給台灣兩艘,而不是一艘。為何用15萬美元如廢鐵一般的價格提供台灣。
當時美國海軍已經通知台北的美軍顧問團關於潛艦的事情,卻因為何志立提出質疑,整件事情又停頓了下來。何志立主要的目的是顧慮賣潛艦給台灣,是否可能影響美國剛剛開展的對大陸關係。
台灣幾十年一直謠傳美國賣給台灣的兩艘潛艦,是把魚雷管給拆掉了,從何志立的反應可以確認,魚雷管沒有拆掉,潛艦是完好如初的提供給台灣。不過,何志立的疑慮,對台灣卻也產生了具體的影響。台灣在爭取美國出售潛艦的過程當中,使用的是反潛訓練用,美國也就以反潛用潛艦名義出售,就是只供台灣水面艦艇進行反潛訓練使用的潛艦,所以美國雖然提供了潛艦給台灣,但是沒有提供魚雷,潛艦沒有魚雷,等於失去了攻擊能力,毫無作用,只能用來當成反潛訓練用,或者運送特種部隊滲透大陸海岸的訓練。
關於潛艦的價格,最後也不是何志立質疑的每艘15萬美元,1972年12月28日,參謀總長賴名湯在日記寫下,海軍武官汪希苓從華盛頓回來,潛艇我們還是要付300萬美元的修理費。賴名湯提出的金額,比兩艘潛艦合計的30萬美元,足足多了十倍,對台灣當局著實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賴名湯在1974年1月12日,在左營港登上海豹軍艦,賴名湯在當天日記寫下,魚雷管有10具,但是都沒有魚雷。買船、修船,及維護用零配件,每艘需要經費1000萬美元,相當貴,海軍從此多難矣。賴名湯的記述,也證明了美軍提供的潛艦有魚雷管,只是沒有魚雷。至於每艘1000萬美元的開銷,在當時政府的財力而言,更是沉重的財務壓力。
沒有魚雷的潛艦,等於沒有砲彈的戰車一樣,發揮不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台灣沒有管道購得魚雷,美國也不同意軍售潛艦用的魚雷給台灣。就在賴名湯實地登海豹艦巡視一年後,駐美大使館海軍武官邱華國因為為了採購潛艦所用魚雷,甚至不惜違反美國法律盜買魚雷,結果被美國司法單位盯上,鬧成了兩國的糾紛。
1975年2月6日,賴名湯在日記上寫下這起盜買魚雷的醜聞。當天行政院長蔣經國找賴名湯談,因為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給了蔣經國一份台灣串通美國商人偷買魚雷的案件,其中措辭相當強硬。這件事情,不但蔣經國不知道,賴名湯也毫無所知。後來賴名湯找上海軍副總司令池孟彬(池孟彬女兒日後嫁給了現在的外交部長李大維),才知道確有其事。賴名湯然後向蔣經國報告,蔣經國請賴名湯向安克志說明,賴名湯在日記寫著,這實在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
2月7日,賴名湯在上午10時30分見了安克志,安克志說,邱華國(谷)知道這批魚雷是在美國,並且是美國海軍的。賴名湯認為,今天國家處境如此,這類的事情實在作不得。
海軍武官在美國魯莽的行為,讓台北的蔣經國與國防部十分沒面子,但是蔣經國仍然抱持忍辱負重的態度,對美方退讓,調查自己軍方有無涉案,蔣經國寧可犧牲自己軍官的名譽,也要保持美台雙方的友善關係,尤其是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國又往北京發展關係的外交艱困時期,更顯悲壯。
至於台灣有多需要魚雷呢?早在1974年12月5日,賴名湯在日記寫下,當天8時30分接見美軍協防司令史奈德中將,賴名湯要史奈德幫忙向美國保證,魚雷給台灣,絕不會故意攻擊敵人,困擾美國,拖美國人下水。賴名湯如此對史奈德低聲下氣,拜託史奈德回美後,幫忙向美國轉達他的看法,可見得身為總長的賴名湯,看到花了那麼錢弄回來的潛艦,居然沒有魚雷,是有多麼無奈。對照於現在,美國同意供售魚雷給台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在真正提供台灣潛艦前,正是美國想要自越南戰場脫身,由季辛吉與北越方面談判,另一方面希望南越政府支持和談,同時由美國主導,要求韓國、台灣等轉移美援裝備給南越,台灣的F-5A要移交給南越空軍,強化南越空軍戰力。為了誘使台灣同意移轉戰機給南越,美國把尼克森早已經承諾出售給蔣經國的潛艦又抬出來,只要台灣同意移交戰機,美軍會派幽靈式戰機駐台,協助台灣空防,同時同意提供兩艘潛艦。
關於潛艦,美國等於是一貨兩賣,不僅有違誠信,也有失厚道。1971年為了紡織品貿易談判,尼克森承諾提供台灣潛艦,讓台灣雀躍不已。到了1972年,台灣遲遲不見潛艦下文,美國為了強化南越戰力,又拿同意供售潛艦,要誘使蔣經國同意轉讓戰鬥機給南越。這一次,美國是說真話了,1972年10月 21日馬康衛親自告訴蔣經國這個決定。經過了40多年後,這兩艘美軍茄比級潛艦海獅軍艦與海豹軍艦,至今仍在台灣左營軍港水星碼頭服役。

美艦靠泊美中矛盾升高對台反不利|高靖

文/高靖

美國國防部亞太助理部長被提名人薛瑞福在國會舉行的任命聽證會當中,提出了一段語焉不詳的論述,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薛瑞福說台灣與美國軍艦互訪,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究竟是什麼?難道不是1972年的上海公報的精神嗎?以薛瑞福過往的政治立場判斷,薛瑞福所要指涉的肯定不是上海公報的精神,因為上海公報當中美國雖然只是認知(acknowledges)到一個中國,但是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是不挑戰或者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如果按照上海公報精神,美國如何能有自己所詮釋的一中政策。
美國海軍軍艦來台靠泊,是最近幾個月以來,在美中台三方非常敏感與熱門的話題,台灣方面當然是充滿了高度期待,但是這種主觀的期待很可能流於不切實際的想像。因為美國軍艦來到台灣靠泊,違反美中建交談判時,大陸方面所提出的三個前提,斷交、撤軍、廢約當中的撤軍一項,美國行政部門豈能違反自己過去已經同意的原則呢?大陸當局有怎麼可能允許外國軍艦靠泊台灣?堅持靠泊台灣,甚至不惜與大陸的關係升高緊張,這種情況實在不太可能發生啊,就算發生了,美中起衝突,拉高矛盾,對台灣怎麼可能會是好是呢?
上海公報的一個中國精神,指涉的是兩岸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8年12月美中雙方簽訂建交公報時,美國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若從美中三公報的精神來看,至少台灣不代表中國,台灣僅是中國的一部分,有關台灣問題,美國的立場是希望兩岸中國人將來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可是就政治現實而言,兩岸分裂分治六十年以上,儘管國際社會不反對北京主張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實際上的情況,台灣不受北京政權所管轄與控制,大陸並沒有真正統治台灣。換言之,美中關係之外,另外存在著不同於一般國際關係的兩岸關係。
因此,薛瑞福當著國會議員面前,大談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軍軍艦靠泊台灣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薛瑞福究竟是要論述什麼?薛瑞福支持美艦訪台的談話十分空洞,看起來只是應付他所支持主張的一種場面話,希望讓議員認同他。若以美國與中國大陸正式的外交立場而言,美國軍艦若是靠泊中國的某一地區,卻沒有事先與北京徵詢意見,而是與台北達成共識,豈非怪事。美國早在1978年12月已經承認北京的合法地位,形式上,台美雙方沒有政治關係,美艦靠泊台灣其實與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已經有所偏離,更不用說所謂美國的一中政策,究竟意所何指,易生混淆。
過去曾經有個妥協的主張,就是兩個中國,這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所抱持的觀點,即以兩個中國方式,讓台灣向西方世界靠攏,也讓中國大陸可以進入國際主流社會,雙方的客觀存在,都能夠獲得保障。但是兩個中國主張,只是西方國家為了謀求台海情勢穩定的一廂情願想法,兩岸雙方過去並不接受,當然,以今日台灣的政治現實而言,他們所要的是一中一台,並不要兩個中國,只不過一中一台難度更高,國際社會也許可以接受兩個中國,但一中一台不太可能受到太多的認同。
薛瑞福偏離了美國政策主調,是有依據的。關於美國海軍軍艦定期訪問,停靠台灣,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曾經表示看法,他說,這非常困難,美國軍艦停泊台灣可能會構成危險。莫健的說法比較符合美國白宮與國務院的態度,薛瑞福因為將來是在國防部任職,沒有太多對於兩岸關係的政策論述的空間,他在聽證會的發言大約是應酬的意義,國防部將來仍需以國務院的政治指導為依歸。至於莫健提到的帶來危險,這很值得思索一下,到底這個危險從何而來。
薛瑞福在國會聽證會重申美國對台灣防衛需求的承諾,也提到對台軍售應可預期,強力支持美台軍艦互訪,這項政策不僅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也為美國士兵提供更多休息機會,有助於軍艦維運,並與支持台灣、嚇阻中國的政策目標一致。
薛瑞福的談話,顯然與莫健相互矛盾,即使美國與大陸的關係,從最初的合作,到現在雙方的鬥而不破,所謂的嚇阻中國,只是一種姿態,而不是政策,如果嚇阻中國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與政策,世間將永無寧日,兩強相爭,弱國與小國必然受到波及。
比較莫健與薛瑞福,我們還是應該以莫健的說法為準,比較能夠代表美國政策,薛瑞福的友好,對台灣是好的,但是這種不切實際的主張,只會創造空泛的期待。雷根總統競選期間,甚至還說過要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當選就任後,知道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雷根選前選後兩張臉,也讓台灣的高度期待落空。
美國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就是促進區域的穩定與和平,美國並不是單方面支持台灣,對抗中國大陸。協助台灣對抗大陸,那是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之前,美國在冷戰時期支持台灣的模式,但從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福特、卡特歷任總統以來,美國都不支持國府軍事反攻大陸,甚至顧忌協防金門與馬祖,因為稍有不甚與共軍起摩擦,很可能就會引發世界大戰,也就是說,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是無限度的支持。
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所提供給台灣的防衛武器,是要確保台灣和平生存發展,應付大陸軍事威脅。美國與台北斷交後,在台灣關係法當中,也僅列出供售防衛性武器。也就是說,美國的政策是偏向防衛台灣,而不是嚇阻大陸,因為若要有嚇阻力量,就必須建立相當程度的攻擊力量,而非現在美國採取對台灣有限制的,有選擇的軍品出售,這是限制台灣的軍事力量,而非建立攻擊能力,嚇阻對方。
薛瑞福過度強調支持台灣,嚇阻中國大陸,也偏離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不過,美國軍方向來比較同情台灣當局,這類偏離美國外交政策主流的看法,就曾經頻繁地在美中建交前發生過。
1978年卡特總統與北京談判建交過程當中,美軍採取了許多行動,表達他們的不同看法。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當中,1978年9月7日,有一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副助理部長寫給國防部長布朗的備忘錄,其中提到有些美軍資深指揮官對於卡特的政策有所質疑,所以美國海軍提議要讓中止六年的核動力軍艦訪問台灣,重新恢復。海軍也提議,要把中華民國海軍官校實習遠航的目的地,從夏威夷延伸到美國西岸,同時對於限制派遣機動小組到台灣參與兩棲作戰訓練的決定,要提出異議。甚至還有提議,邀請多位中華民國高階軍官,乘飛機到美國海軍航母企業號。美國海軍將領對於請求訪問台灣遭拒,也多次表達不滿。
從這些軍方內部的情況看來,國防部的幕僚建議國防部長要趕快採取方法,讓美軍的高階將領支持美國的中國政策。
美軍藉著許多與卡特政府不相容的作法,表達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對卡特的不滿。可是從1972年上海公報以來,美軍就開始陸續撤出台灣,為的是滿足建交三條件,斷交、撤軍、廢約。大勢所趨,並非幾個人的情緒所能改變。美軍最後仍然撤出台灣,也不將台灣列為美國核子保護傘下的範圍,不論美軍官兵心中的想法如何,他們都舊必須遵循文官的決策與領導。
薛瑞福這番友台的言論,發揮不了實際的作用。軍艦來台,若國務院、國安會態度保留,未來實現的可能就很低,事實上,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允許美國軍艦靠泊台灣的可能實在不高,當然某些特殊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例如美軍遭難,或者有傷病官兵急需送醫。無論如何,美國國會與官員透過表態支持美艦靠泊台灣,表態支持台灣,也算是某種友好的表現,但我們仍須看輕美國政策的實然面貌,才不會在錯誤的期待下,有了錯誤的結論

國府是否研發核武兩蔣看法不同|高靖

文/高靖

台灣研發核武,遭美國在1977年與1988年兩度出手重種打擊,終於停止研發核武。從事後看來,兩蔣父子對於核武的看法,態度並不見得一樣。蔣經國對於在兩岸軍事衝突當中使用核武的看法,非常保留,早在台灣研發核武初具成果時,就已經表達了保留態度。參謀總長賴名湯生前的日記多有紀載蔣經國對核武的保留態度,甚至與以色列研發射程400公里的地對地飛彈,蔣經國都表示反對。蔣經國的保留態度,或許是顧慮維繫對美關係,但是台灣軍方投入研發核武,也正是顧慮美國對台援助可能有一天會消失的顧慮使然,可以確定的是軍方是擁護核武研發的,但是兩蔣的看法並不一樣,最後下令停止核武研發的李登輝總統,一樣是基於政治考慮使然。
中國大陸在1964年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後,蔣中正在台灣也認為不能落人於後,台灣才開始真正投入人力、物力,開始研發核子武器,地點選在當年協助台灣興建石門水庫的美國顧問留下的營區,就在桃園石門水庫一帶,不過,美方從一開始就密切注意台灣關於核武研發的所有動態,台灣內部更有許多人基於不同原因與立場,主動向美方提供核武研發的機密情報。
1964年10月,中共成功試爆原子彈,蔣中正在11月24日出席亞盟會議時,曾經宣稱反共諸國必須在中共尚未能使用原子武器前,消滅其政權,核子報復政策不能用於亞洲。1965年元旦,蔣中正更在元旦文告稱,要在中共完成核子武器及投放工具之前,消滅核子武器製造基地,事後核子報復方法,不能施于中國。
蔣中正兩次有關大陸核武的談話,都是在台灣還不具備核武研發能力背景下的談話,尤其要摧毀大陸核武研發基地的意見,更是曾經與美國主動提出過。根據美國國院解密檔案,早在1963年9月11日,甘迺迪總統遇刺前兩個月,蔣經國以行政院政務委員名義訪問白宮,與甘迺迪進行會談,當時真正的會談目的,主要是美方反對台灣積極從事反攻大陸的軍事準備,所以由蔣中正指派蔣經國,親自與甘乃迪溝通釐清雙方的態度。
蔣經國與甘迺迪會面時,蔣經國說明當時台灣已經調整對大陸的軍事行動,多為小規模空降突襲行動,而不是大規模的兩棲登陸戰,甘迺迪問蔣經國,國府對於這些空降行動有些什麼看法。蔣經國說,根據情況的不同,每次出動的人員從20人到200人都有。這種行動不會引發世界大戰,卻可以讓中共窮於應付。原子武器的發展與研究設施、飛彈營區都是空降突襲的可能目標。這些行動的目的,是要在未來12個月到18個月內削弱中共的力量,然後看看情況如何演變。蔣中正總統的想法是想要在時間成熟之際,在占領長江以南的一個或多個省,建立在大陸的立足之地。
對於蔣經國攻擊大陸原子武器研發設施的提議,甘迺迪不免感到懷疑,他問蔣經國,經由空運派出300人至500人,到包頭這麼遠的原子武器研發設施,是否會被擊落呢?蔣經國回答甘迺迪的疑問說,這個問題已經研究過了,這樣的行動是可行的。
蔣經國會見甘迺迪的前一天,也安排會見了白宮國安顧問彭岱,蔣經國告訴彭岱,國府已經掌握大陸的飛彈陣地與原子武器設施,希望與美國合作,消除這些設施,阻遏他們的擴張。彭岱很客氣地回答蔣經國,美國對於削弱大陸核子進步的各種方法,都很重視,美國政府會謹慎研究每個可能。
蔣經國在1965年9月22日,以國府國防部長身分,前往五角大廈拜會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蔣經國希望爭取美國支持對大陸西南五省的攻擊行動,在雙方對話過程中,麥納瑪拉問蔣經國,是否需要美國出動核武或地面部隊支持國府。蔣經國告訴麥納瑪拉,中華民國政府不希望使用核子武器。
儘管蔣經國表達了不使用核武的態度,但是台灣仍然開始秘密研發核武,1964年11月由國防部次長唐君鉑開始籌畫軍方的核武研發。根據曾經擔任前外交部長王世杰生前所留日記,1969年1月6日這一天,王世杰記載了國科會主委吳大猷心情不好,因為吳大猷反對國防部的核子武器製造計畫,唐君鉑向別人罵他是漢奸。1月21日日記稱,吳大猷對是否繼續來台工作,不無疑慮,因為吳大猷堅決反對唐君鉑的核武生產計畫,認為耗錢耗力而絕不能成功,這件事讓他遭到唐君鉑等人的攻訐,王世杰勸吳大猷忍耐謹慎,繼續工作下去。
1969年9月22日,王世杰日記稱,政府與加拿大採購原子爐,3500萬美元,四年完成,中科院院長閻振興簽字,此事主動為國防部,動機或與企圖影響加拿大與中國大陸建交有關,他覺得有欠妥當。1973年2月6日,王世杰日記稱,關於台灣是否秘製原子彈問題,近來已經引起了美國政府憂慮,原任美國駐華大使館科技顧問貝林士,月前曾來台,向我政府有關人士立陳不宜向製彈方向投資,其言甚有理,他日前與杭立武談及,兩人的看法也類似。王世杰日記在2月10日部分,也留下了兒子王紀五向他詢問政府生產製造原子彈是否合宜?王士杰認為所需技術、費用,與美方反對,都非我現實能力所易克服,故不宜進行製造。
從王世杰日記可以發現,核武研發在國府內部看法不一,王世杰曾是蔣中正總統倚重的幕僚,甚至蔣經國都認為不適合使用核武。不過,1960年代當時台灣對大陸軍事反攻行動的計畫早已生變,從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初期的積極籌備大規模兩棲作戰反攻大陸,到了後來轉變為透過空降或者沿海滲透,進行小規模的突擊行動,雖然國防部仍然秘密進行國光計畫的參謀作業,但這一切都僅僅是顧全面子,保存了反攻大陸的口號,實際上政府早已經轉變,加上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開始慢慢減少,蔣經國與美方商談部隊組織調整,所涉及的範圍包括人員精簡與部隊裁編,並將在台軍事發展轉向強化防衛,反攻大陸早在1960年代後期,就已經是口號,而不是目標了。
至於有關核武研究開發,多少與提供台灣核報復的能力有關,但是在當時台灣安全的更重要倚靠的力量,是來自美國的政治與軍事支持,核武問題在台灣內部的意見紛歧,較大的考慮在於維持對美關係的穩定。
1972年12月4日,台灣研發武已經八年了,11月6日華府出現了一份由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中情局、國安局等共同完成的台灣核武報告,這份報告名為「關於台灣核武發展的能力與意圖」,這很可能第一份對台灣秘密研發核武有關的情報研析,其中對於台灣核武的研發進度,經由飛彈、飛機等的投射能力,有相當完整的分析。非常巧合的是,這時台灣當局也對研發核武有了一律的態度。根據賴名湯日記,12月4日,已經是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將國防部長陳大慶與賴名湯找去,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原子武器將來使用的機會不多,應否發展,希望他們能夠研究。另外兩個問題是,美國可能以每架150萬美元價格,出售台灣幽靈式戰機F-4B,請他們向美國國防部與美軍顧問團提出申請。以及國軍員額應該減多少。
賴名湯日記1973年 2月8日記載,蔣經國找他去詢問中科院核原料再處理的籌建問題,顯示蔣經國還是關心核武研發的進度。3月1日日記稱,到中科院談龍門計畫,他覺得有繼續的必要。賴名湯對於核武研發的熱心積極,顯然比蔣經國還要投入。7月17日,賴名湯見蔣經國,蔣經國依舊對中科院研發核武表達很不贊成的態度,賴名湯建議,鈽的再處理一定要做,如何做核武的技術,也要研究,半途而廢,很可惜。1976年3月20日,賴名湯在日記記載,蔣經國對於與以色列合作生產射程400公里的地對地飛彈,還要考慮,蔣經國認為基於政治因素考量,如果有新武器,也許反而不好。賴名湯認為,如果我們有核子武器與飛彈,一定能產生嚇阻作用。
蔣經國在1976年對研發核武的疑慮,果然在1977年就印驗了。1977年初福特總統任期的尾聲,美國政府仍派出小組到台灣查核核武研發,卡特總統上任後延續管制核武擴散政策,對台灣施加強大壓力,要求停止研發核武,中美雙方風波在國府全面配合美方,表達不研發核武的態度後,暫告一段落,但台灣軍方仍沒有放棄研發核武的進度,秘密持續了十多年,才在1988年1月蔣經國死後,再次由美方要求台灣停止研發,同時派人拆除台灣相關的核武研發設施,中科院從此與核武研發切割關係,僅剩下飛彈研發能量。
李登輝同意停止核武研發的重要考量,仍然是美國的態度。尤其在蔣經國死後,他剛剛接任總統職位,需要美國堅定的政治支持,自然藉核武之事,拉攏對美關係,另一方面,也藉美國箝制台灣軍方。從郝柏村的參謀總長八年日記當中,也可看出郝柏村站在軍方的立場,是支持核武研發,只是最後迫於情勢,不得不停止,郝柏村的日記更證實了,自1977年卡特施壓後,台灣從未停止核武研發。
核武研發向來是極具爭議的項目,許多大國都不顧美國壓力,無論如何都要獲得核能力,改變自身的國際政治地位,許多國際問題難解,也多半與核武爭議有關,最近的北韓,就是很好的例子。只不過,台灣能夠撇下美國的支持,自己走自己的路,這恐怕也是流於空想,蔣經國對核武態度的保留,多來自他對政治的敏感,而不完全是軍事上的需要與否,或許在蔣經國看來,爭取美國明確的安全承諾與軍售,要遠遠比幾顆昂貴的原子彈,更能對台灣帶來具體的安全保證。

法國與中共建交讓蔣中正後悔沒有反攻大陸|高靖

蔣中正總統生前,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蔣中正沒有發動軍事反攻,從美國解密的檔案當中看到,他的心情是後悔的。蔣中正積極準備軍事反攻,經過風雨飄搖的1950年代,蔣中正曾打算在1961年8月發動軍事反攻大陸,被當時剛上任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硬生生地給攔阻下來,三年後,蔣中正又遭逢法國與北京建交的外交挫折,讓蔣中正大嘆,如果三年前反攻大陸,法國承認北京的問題,就不會發生。如果我們對抗大陸,法國的承認問題就一點都不重要了。
1949年12月行政院遷台,1950年3月蔣中正復行視事不久,海南島也被共軍攻陷,這時美國對台政策是任其自生自滅,避免介入國共內戰太深,影響日後與中共的外交開展。當時情況悲觀,美方認為台灣大概在6月就會被共軍攻陷,美國派駐台北人員早已開始撤離家眷與非必要人員,以免共軍進襲時,來不及撤走。歷史卻有了意外轉折,共軍沒有在6月渡海攻擊,韓戰卻在6月爆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到台海巡弋,確保共軍無法攻擊台灣,台灣也不能對大陸軍事挑釁,避免戰事擴大到朝鮮半島以外的地區。
韓戰在中共投入戰場後,雙方仍持續打到1953年停火。台灣在這場衝突當中,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並且開始獲得美國援助,國府利用大陳、馬祖、金門等外島,對大陸東南沿海發動小規模突襲,騷擾大陸東南沿海,牽制中共兵力。隨著韓戰停火,共軍也開始將朝鮮半島的部隊撤回大陸,部分有豐富作戰經驗部隊,多被派往東南沿海,開始對大陳島形成了壓力,大陳島距離台灣遙遠,台灣海空軍難以兼顧,蔣中正最後不得以撤出大陳,收縮國府對外部署的兵力。
國府撤出大陳,主因是共軍在當地已有數倍於國府守軍的優勢兵力,蘇聯援助的米格15也進駐大陳當面,可掩護共軍對大陳實施轟炸,台灣當時僅有美援F-84,性能略遜米格15,飛行員也仍未完成訓練,這個時期,共軍在一江山戰役後,自國府手中占領大陳島,暫時沒有大規模戰役。國府也逐漸站穩腳跟,爭取美國軍事援助,尤其國府對美國提出「開案」後,更是要重新組建一支龐大的軍隊,目的就是要反攻大陸,只是美國沒有接受開案,同時也對蔣中正的軍援需求七折八扣,不過,美國與國府在這段期間完成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政治上與軍事上,提供了台灣安全的強力保證。
凡事有得必有失,美援F-84給台灣的前提,就是台灣要對大陸發動攻擊前,必須徵詢美方意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美方也要求國府提出同樣的承諾,任何對大陸的軍事行動,都必須先知會美方。蔣中正放棄自己的軍事主動,換得美方政治、軍事、經濟的援助,這個決定從此讓國府與美方糾纏爭論多年,也讓蔣中正反攻大陸的計畫,處處受到美方牽制。
1961年對國府來說是個歷史轉折的開始,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甘迺迪與前任艾森豪不同,艾森豪立場上較同情台灣,甘迺迪自始就想與北京發展外交關係,只是外在環境不允許,甘迺迪更是反對國府反攻大陸。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休養生息,蔣中正在1961年決定要開始準備反攻大陸。副總統陳誠日記在1961年7月2日這一天,留下了與蔣中正爭論反攻大陸時機的記錄。
蔣中正在上午9時接見陳誠,蔣中正向陳誠表明擬於8月開始軍事行動,陳誠認為反攻自當義無反顧,惟目前是否為反攻適當時機?應考慮。蔣中正沒聽完陳誠的講話,就大為發怒,以為陳誠懷疑三軍不能戰,破壞統帥威信,阻擾反攻。陳誠告訴蔣中正,這種說法是懷疑他的人格,他非但不能做事,亦且不能做人。我們反攻雖不能算定戰,但絕不能糊塗戰,最低限度也要做到捨命戰。試問,如何令三軍捨命?以運輸工具而言,如不給交通部相當期間,如何集中船隻?其他可不必言。
蔣陳兩人爭吵的厲害時,宋美齡出來做和事佬,蔣中正才比較心平氣和,改口必須積極準備。
其實,早在蔣中正想要發動反攻大陸前,國際政治情勢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1961年的外蒙入聯案與茅利塔尼亞入聯案糾纏在一起,威脅到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聯合國代表權這個更大的問題,比反攻大陸更讓國府頭疼,台灣忙著聯繫美國,尋找解套的方法,在美國建議下,蔣中正指派陳誠赴美與甘迺迪當面溝通,這時反攻大陸的事情只好暫擱一旁。
外蒙案會讓國府困擾,還是因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兩人在二戰後期的秘密外交使然,羅斯福在沒有徵得中國政府同意下,先向史大林允諾讓外蒙獨立,以交換蘇聯出兵攻擊日本,美蘇兩國的密謀,重慶國府當局只好默默承受,經與史大林談判多時後,雙方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允許外蒙公投通過獨立,但是蘇聯並未信守承諾,仍暗中支持中共,霸占中國東北,國府才會在遷台後的1953年廢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61年的外蒙案就是這一連串歷史糾紛的延伸。
由於蘇聯為了支持外蒙入聯,便對外宣稱若外蒙入聯遭否決,蘇聯就杯葛非洲新興國家茅利塔尼亞的入聯案,這樣一來,同情茅利塔尼亞的非洲國家紛紛聚集起來,聲稱若茅利塔尼亞被否決,他們就會杯葛中國代表權。國府為了外蒙案,透過中情局與甘迺迪進行秘密外交溝通,國府一度立場堅定,不惜退出聯合國,表明立場,最後國府退讓棄權,美方也同意不與外蒙建交,才化解了這場風波,讓中華民國又在聯合國苟延慘喘了十年。
甘迺迪派了柯克大使到台灣,接替駐華多年的莊來德大使,柯克的政治任務就是勸阻蔣中正放棄反攻大陸的念頭,當時美方允許台灣發動小規模的對大陸沿岸的突襲行動,但不支持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避免戰事擴大,華府對台北要求軍事援助採取敷衍的態度,雙方你來我往多年,到後來蔣經國由國防部長轉任行政院副院長,外界就嗅到國府真正擱置了反攻大陸的軍事冒險。
不過,1964年法國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來國府採取的「漢賊不兩立」手段,毅然斷交的方式,在當時並不存在,由於法國的情況複雜,美國希望國府不要主動與法國宣布斷交,可是斷與不斷各有考量,國府始終不肯接受甘迺迪政府有意推動的兩個中國措施,自然在法國邦交問題上,也不願意營造出兩個中國空間,最後仍然放棄法國的外交關係。
法國問題讓蔣中正大為感嘆,1964年1月29日,美國大使賴特從台北發給國務院的電報稱,與蔣中正會談兩個半小時,對於法國外交問題,蔣中正告訴賴特,他必須讓他的人民確信,他永遠不會接受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希望回到大陸,他的軍隊與人民才能有高昂的士氣。話說到這裡,蔣中正對於他沒有在三年前發動反攻大陸感到後悔了,他說,假如三年前我們開始反攻大陸,就不會發生法國承認的問題,假如我們對抗大陸,法國承認問題就對我們毫不重要了。一旦我們採取了行動,就可以對我們的軍隊與人民的士氣產生確保的效果。三年前如果沒有人攔阻中華民國政府,我們就會採取行動光復大陸。
儘管蔣中正不停地感嘆沒有反攻大陸,才會有今日的法國邦交問題,但他仍然很務實地說,他很清楚美國的態度,所以不會在此時採取行動。
蔣中正的後悔,起因於法國邦交的困擾,與1961年當時的外蒙案幾乎一樣。國際外交問題,讓困居台灣一隅的蔣中正綁手綁腳,施展不開,多年後看來,也許蔣中正是打算在10月聯大開會處理外蒙案前,在8月對大陸發動攻勢,就是起於外蒙案的考慮,只要能夠光復大陸,蔣中正就可以下令駐聯合國大使反對外蒙入聯,也不用擔心非洲國家杯葛中國代表權。三年後,蔣中正舊事重提,若是反攻大陸了,哪裡還會有法國與中共發展外交關係的問題呢?但是蔣中正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談判時,已經先把自己的主動給閹割了,反攻大陸其實早就注定會成為空中樓閣了。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戮力建設台灣,為台灣日後經濟成長奠定了基礎,讓現在的台灣得以能夠進入富裕社會的階段,蔣中正未能完成的反攻大陸夢想,或許反而讓台灣免於戰爭陰影,有更多的人才投入和平建設台灣,至於兩岸何時統一的歷史問題,就交給歷史去解決吧。

冷戰時期美國曾思考成立外籍航空傭兵協防台灣外島|高靖

文/高靖

1949年因為國共內戰失敗,國府遷台,風雨飄搖之際,韓戰在1950年6月爆發,美國來援,穩定了台海局勢。韓戰結束,共軍部隊從朝鮮半島陸續轉往大陸東南沿海,造成大陳、馬祖、金門三個外島軍事情勢升高,美國顧慮出兵這些島嶼,協助國府防衛共軍攻勢,會再次捲入與中共的戰爭,1954年9月3日共軍炮擊金門後,美國參謀聯席會突發奇想,建議組織國際航空志願隊(IVAG),協助台灣防衛外島,可以避免美國直接介入與中共的戰鬥。不過,這個計畫最終並沒有實現,因為當時的環境與抗日戰爭時期設立飛虎隊不同,中共知道國際航空志願隊的背後仍然是美軍,無法避免美國政府顧慮的政治因素。
早在19世紀,滿清與太平天國軍隊交戰時,英國人戈登率領常勝軍,協助清廷的軍隊與太平天國作戰,獲得不錯的戰果,外籍人士協助中國政府作戰,扮演傭兵的角色,可說遠自兩百年前就有了。中國對日抗戰初期,因為孤立主義的影響,以及國際政治的現實因素,許多西方國家允許他的國民暗助中國抗日,俄國、義大利都有飛行員協助抗日,稍後的美國志願隊(AVG)還是由軍人退伍所組成,都有某種外籍傭兵協助中國作戰的性質,
抗戰後,國共兩黨的武裝衝突在1947年開始升高,直到1949年,國府軍隊在東北全盤皆墨,徐蚌會戰全軍覆沒,北平守軍也主動開城,向共軍投降。國府只剩下長江天險,兩方軍隊有生力量的對比,國府逐漸趨於劣勢,蔣中正總統在徐蚌會戰慘敗後引退下野,李宗仁接任代總統,經過幾個月和談,仍然擋不住共軍渡江,共軍攻入南京後,行政院撤往廣州,苦思對策。1949年7月23日語25日,美國大使館從廣州發給國務院的兩份電報說明了國府將籌組外籍傭兵與共軍作戰,大約要招募10萬人來自各國的國際人士,組成外籍兵團,這項計畫獲得蔣中正與李宗仁的認可。行政院長閻錫山聲稱,曾經擔任蔣中正護衛隊隊長的德國人史坦尼斯(Stennes)也許能夠幫上忙。
閻錫山在山西與共軍作戰時,就招募二戰日本軍人加入他的部隊,擔任外籍傭兵,與共軍作戰,保衛山西。閻錫山到中央擔任行政院長,仍然喜歡運用外國應兵,他還想要籌組一支與抗日時期飛虎隊類似的志願空軍(VAF),需要166架飛機,150架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等,16架運輸機。閻錫山希望這些飛機能有陳納德免費提供,整個空軍組織約需1300位外國人,另外約2000位中國人,這個志願空軍一個月大概需要100萬美元。
閻錫山籌組外籍兵團與共軍作戰的計畫,最後只是個構想,因為缺乏有效的計畫與足夠的經費,無法招募外國傭兵與共軍作戰。但是在國共內戰後期,蔣中正雖然下野,卻暗中請人與日本方面聯繫,組織二戰日軍軍官,成立白團,到台灣協助國府將領籌畫反攻大陸的各項計畫,這個計畫雖不是外籍傭兵協助與共軍作戰,仍是透過外籍人士協助國府軍事建設,在日人之後,還有邀請德國顧問的明德計畫。國府在1949年12月撤退台灣之際,美國對國府存活與否,毫不關心,美軍始終認為台灣戰略地位雖然特殊,但不值得犧牲美國士兵的生命保護台灣。
直到韓戰爆發,美國為了避免戰事擴大,才開始派兵來到台海,並且逐漸恢復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國府暗中找日本、德國二戰軍人協助國府反攻大陸的籌畫,無非也是對美國人的援助,覺得並不可靠,加上美國不認同反攻大陸的軍事計畫。1953年韓戰落幕前後,原本用來突擊大陸的大陳島,島上駐有美國中情局人員,很快就全面撤出,因為韓戰期間由大陳島突擊大陸,牽制沿海共軍的計畫,已經不在需要。不過,當時美方根據情報研判,認為共軍已將韓戰參戰部隊調防東南沿海,所以大陳島要改換正規軍隊守備,不能再由遊雜部隊駐防。1954年9月共軍出動60門大砲,炮擊金門,兩名美軍顧問陣亡,其他14位美軍顧問趕緊撤出金門,這場砲戰立刻又將韓戰停火後的局勢升高了起來,到底要如何處理台灣外島的問題,成了美國軍政方面的頭痛問題。
當時美國軍方對於台灣外島戰事看法分歧,1954年9月3日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安德森寫給艾森豪總統的機密報告當中,參謀聯席會主席、空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都認為美國海空軍應該協助台灣,防衛10個外島,金門是其中之一。他們擔心共軍攻占外島,會對台灣以及其他支持美國政策的亞洲國家的心理受到很大影響。但是陸軍參謀長卻獨排眾議,對於出兵協防台灣外島感到質疑,因為這些外島在有關防衛台灣的軍事意義上,並不重要。安德森最後選擇採納多數人的意見,決定允許海空軍協助國府防衛外島的共軍攻勢。正在馬尼拉訪問的國務卿杜勒斯也認為,失去金門,會造成不良的心理上的衝擊。他認為,如果有美國的援助,金門可以守住,我們就應該協助防衛金門,不過,國務院不同意派遣地面部隊協防外島。
根據1954年9月4日國務院一份最高機密的情報研析報告,當時大陳有1萬人正規部隊,游擊隊1000人,鄰近島嶼有三四千人游擊隊。南麂島有3000人正規部隊,1300人游擊隊。馬祖與白犬島有5000人正規部隊,金門有4萬3000人正規部隊,游擊隊1萬1000人。由於1953年5月到8月之間,共軍占領了大陳與馬祖周邊的許多島嶼,相同的模式在1954年5月又開始了,共軍所占領的島嶼距離大陳島只有20浬,許多部隊與海軍艦艇也正在鄰近集結。尤其1954年共軍的作戰規模加大,並且增加了米格15戰鬥機。共軍在上海與廣州之間,從韓國調回來許多有豐富作戰經驗的部隊與戰機,多達42萬5000人。共軍在這有足夠的空優,也可以使台灣海軍不易支援,當時台灣只有一個飛行隊的F-84戰鬥轟炸機,而且仍然在訓練階段,難以與共軍對抗。
白宮國安會在1954年9月9日開會,討論台海危機,美方認為國府在沒有美援下,可能無力防守外島。從軍事上的嚴格意義來看,這些外島對於台灣的安全與防衛,並不重要。陸軍參謀長李奇威特別解釋,他不認為外島需要美國防衛,是因為軍事上的意義,至於失去外島的心理與政治效應,那不是參謀聯席會應該考慮的事情。但是李奇威卻認為,光靠海空軍協防外島不夠,如果要出動兵力,需要派一個師才夠。
這場會議討論到後來,提到了參謀聯席會所設想的一個建議,就是成立國際志願航空隊協防外島,現在應該要擬定相關計畫,但是現在還不要馬上執行。會中認為台灣可以指揮這個國際志願航空隊,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而不需要美軍的直接介入。不過,美方還是認為成立國際志願航空隊的條件,與抗戰期間陳納德成立飛虎隊,已經大大不同。蔣中正總統不一定同意這個航空隊待在台灣,這個航空隊的裝備可能是都要靠美軍提供,外人也會知道後面是美國人的計畫,這個外籍傭兵幫台灣與共軍作戰的計畫,還沒有出白宮國安會會議室,就被擱置了下來。
經過了六十年,台灣現在仍然仰賴美軍的力量,1996年台海危機,靠美國海軍航母穩定台海局勢,可是台灣方面可能要好好想想,美軍在1950年代對於協防台灣,始終不願意投入地面部隊,至多是出動海空軍兵力,其他還是要靠台灣自己,台灣現在有能力應付大規模的戰事嗎?如果不行,該怎麼辦呢?台灣經常爭論台海戰事之際,台灣到底可以防衛多久,支撐到美軍來援。美軍過去不願防衛金、馬、大陳等外島,即使協防台灣,也僅止於海空軍兵力,美軍的軍事決策,受到政治上的考量影響,遠遠大於純粹的軍事意義。國際志願航空隊就是顧忌政治上的理由,而由參謀聯席會想出的一個規避美國直接介入的策略。美國的政治顧忌當年存在,今天更是影響深遠。
當年美國與國府仍有外交關係,今日美國與北京有正式外交關係,雙方近年來軍事交流逐漸升高與密切,美中關係和諧,對於台灣安全有利無害,但是台灣與美國的實質關係究竟能夠讓美方的安全承諾,能夠兌現到何種程度,其實是有待考驗的。美國在冷戰時期,都不太願意直接介入台海衝突,要拐彎抹角的來,於今後冷戰時期,美中關係時鬥時和,台灣還能有多少空間,若不思在兩岸政治上尋求解決,台灣想靠軍備競賽獲得安全,在1950年代辦不到,在現在更不可能辦到,可是蔡英文總統除了想到增加百分之二國防預算,完全迴避政治手段在兩岸謀求和平,這種不負責任的政府,真是台灣的劫難。

疑慮越共攻勢蔣經國曾要求放棄南沙太平島|高靖

文/高靖

蔣經國也曾誤判情勢,立場怯懦,差點就把南沙太平島拱手讓給越共占領,但是,一個轉念,他又改變了自太平島撤軍的念頭,留下了太平島。
南沙太平島長期以來,由中華民國的海軍陸戰隊戍守。1975年4月底長達10年的越戰結束後,越共占領了太平島原先由南越所控制的敦謙沙洲、鴻庥島、南子島。當時台灣正逢國喪,蔣中正總統剛剛病逝,行政院長蔣經國突然在5月9日傍晚,邀集軍方高層研商南沙問題。蔣經國也許是為擔心太平島距離遙遠,決定要從南沙撤退,台灣緊急調派兩艘驅逐艦,護送國防部作戰次長宋心濂到南沙實地考察,十天後,蔣經國聽取宋心濂返台提出的報告,暫擱了南沙撤軍的命令。如果當時蔣經國一念之間撤軍,台灣可能從此失去在南海海域的共同開發問題上的發言權。
南沙太平島在二戰後,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又在1956年派遣海軍陸戰隊守備,2000年移交海巡署至今,太平島在陳水扁總統任內,開始修築飛機跑道,馬英九總統任內繼續改善島上設施與重修碼頭,蔡英文總統時期,國防部更曾提議駐防八吋榴彈砲到太平島,加強島上的火力,但是這樣巨大的火砲,要如何運到太平島,讓海巡署長李仲威傷透腦筋,但又不好拒絕國防部的好意,後來改以155榴彈砲進駐,海巡署官兵派往陸軍砲兵學校學習使用155榴彈砲。不過,蔡英文總統對於太平島的定位很清楚地提出,是要成為南海的國際人道救援基地,而不是一個海上的火力點,這一點主要還是考量如何避免引發衝突,配合美國在南海的政治立場。
南海海域有許多國家主張擁有主權,不過,目前爭議較多的是在西沙海域,中國大陸與越南在西沙的矛盾不小,美國有意見的人工島,也多在西沙。南沙其實相對局勢穩定,但太平島鄰近有越南占領的敦謙沙洲,敦謙沙洲原由我方所控制,1974年為南越政府占領,隔年南越投降後,越共緊跟著占領,越南最近也在敦謙沙洲加強火力,因此台灣軍方才會認為應該強化太平島火力,以為反制。
有關南沙太平島的經略,政府早在1945年二次大戰後,先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管轄南海諸島。後改設南沙管理處,隸屬廣東省政府管轄。之後,法國人也曾染指太平島,在島上立碑,但後來法國自行放棄。太平島的由來,是因為政府派出中業軍艦、永興軍艦、太平軍艦、中建軍艦等四艘軍艦,前往西沙、南沙進駐接收。為了紀念太平艦接收這個島,就以太平為島命名。在島上立起太平島石碑。1950年代,國府撤往台灣後,仍派海軍往南沙海域巡弋,成立南沙守備區,由海軍陸戰隊守備太平島,直到後來改由海巡署接防為止。
相較於西沙海域,中共曾與越南發生海戰衝突,南沙太平島幾十年來到也平安無事,可是在1970年代當時,因為國際局勢的急遽轉變,加上台灣內部的重大變故,讓當時真正握有政府決策權的蔣經國,一下子都攪亂了思緒,在越共陸續占領原來南越政府所占領的太平島周邊島嶼後,蔣經國對太平島的安危突然有了患得患失的心情,舉棋不定的蔣經國倉促決定要自南沙撤軍,若越共攻占南沙各島的野心沒有停止,想要進一步攻取太平島,為了避免太平島情勢複雜化,進而影響到台灣內部的政治局勢,讓他無法有效控制台灣情勢,蔣經國向軍方高層透露撤軍的想法。
根據參謀總長賴名湯生前的日記內容,1975年賴名湯擔任總長期間,4月5日遭逢蔣中正總統病逝,4月30日南越向北越投降,越戰結束。5月3日,越共就占領了南沙鄰近的幾處小島,對於這種情況發展,賴名湯在日記寫下,真可惜,我們也沒有好的辦法。當時南越難民乘船逃難,許多難民來到台灣,賴名湯忙著安置難民的任務,5月9日傍晚5時,蔣經國召集了國防部長高魁元、參謀總長賴名湯,下令研究南沙撤退的問題。
賴名湯記錄了當時蔣經國的想法,賴名湯在日記寫著,蔣經國的目的是要撤守,但是他蔣經國說明,站在軍事的立場而言,應該立即撤退。但就政治和人員的心理而言,這時撤退,可能會有反應與指責,值得考慮,最後蔣經國的決心,仍舊是要即刻撤退。
一天過後,5月10日上午10時,蔣經國突然又改變心意了。賴名湯在蔣經國辦公室報告南沙問題,提到越共占領南越的小島後,大陸新華社曾有聲明,稱北越占領了那些島,可見大陸與越共有矛盾。蔣經國聽到有關新華社的聲明後,改變了想法,命令賴名湯派遣宋心濂到南沙視察後,再做決定。
5月11日下午3時30分,賴名湯請海軍總司令宋長志到家中商談南沙問題,決定派宋心濂、陸戰隊副司令黃光洛搭乘軍艦,到太平島詳細考察,了解能否死守,有無困難,然後再向蔣經國報告,做最後決定。5月14日,賴名湯日記寫下,兩艘驅逐艦正在往南沙途中,希望不至於遭受任何的攻擊。
5月18日,宋心濂從南沙回到台灣。5月19日,宋心濂向蔣經國提出了南沙一般狀況的報告,根據賴名湯日記的描寫,蔣經國聽完報告後說,南沙究竟如何,目前暫時不談,以後再說。
短短十天之內,從南沙撤軍到暫緩撤軍命令,轉折相當大,以當時的背景來看,蔣中正總統病逝一個多月,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蔣經國繼任國民黨黨主席,國家大政概由蔣經國負責,嚴家淦僅為名義上的元首,連國防會議都在行政院舉行,而不是嚴家淦在總統府主持。越共打贏了越戰,高棉也垮了,整個中南半島赤化,南沙太平島孤懸外海,如果發生事端,無論以當時的軍事條件,或者今日的條件,台灣都不可能來得及派兵救援,在國喪與國際局勢混亂期間,為避免發生意外,再次打擊台灣軍民士氣,蔣經國萌生自南沙撤軍的念頭,也就不會讓人覺得奇怪了。
蔣經國以握有黨權,擔任有政治實權的行政院長,早在蔣中正總統生前就有蛛絲馬跡,蔣中正總統先以蔣經國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後來升任國防部長,再升任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但是三年後,蔣中正總統病逝,東南亞有共黨勢力在中南半島獲得全面勝利,美國與北京的關係也逐漸改善升溫,台灣迫切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追求經濟成長與發展,剛剛握有全面政治領導的實權的蔣經國,立刻碰上太平島周邊情勢的惡化,對蔣經國而言,實在是很大的政治考驗,後來的情勢發展並無特殊意外,蔣經國只是多慮了。
蔣經國的人事變遷多與台灣政局發展息息相關,蔣經國在國防部任職期間,也正是台灣籌備反攻大陸的階段,美國反對的壓力很大,終於在1960年代末期,台灣軍事路線有了轉變,開始追求組織調整,人員精簡,裝備更新,提升火力。蔣經國轉任行政院副院長,隱含了國府要回過頭來好好建設台灣的想法,蔣經國雖然從嚴家淦手上接過行政院長職務,其實蔣經國擔任副院長期間,嚴家淦是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但美國官員都知道蔣、嚴兩人誰才是有實權的人,所有美國對台政策,除了蔣中正之外,都會與蔣經國方面先行溝通,嚴家淦從來都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第一優先的政治溝通對象。
1978年嚴家淦卸任總統後,蔣經國升任總統,但是他的權力其實並沒有進一步擴大,蔣經國早在擔任行政院時,就已經掌握了政府的實質控制,但因為沒有國民黨主席的身分,蔣經國的權力基礎仍然不是很牢靠,回過頭去看看當時蔣經國才在1975年4月28日接任國民黨黨主席,5月3日,越共就占領了太平島周邊的島嶼,也難怪蔣經國會有所顧忌,賴名湯在1975年5月13日日記留下了最好的註記,賴名湯在日記當中寫著,蔣經國找他與宋長志,又談南沙問題,可想而知,蔣經國的內心是想將南沙撤離。當然在軍事上說,這是最省事,也是最萬全的做法。但就主權來說,自動的棄守,會影響民心士氣,特別是年輕人的看法,覺得政府太軟弱了,總統去世,我們後輩連勇氣都沒有了,大家一定會對蔣經國有不同的看法。
幸好,蔣經國沒有膽怯,堅定信心,度過了那段猶疑不定的政治難關,至今太平島仍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擁有。

從監察委員到監察院|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最近,中國大陸召開十九大,決定正式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並組建國家、省、市、縣四級監察委員會,與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十九大並確定由中央組織部長趙樂際接續王岐山擔任中央紀檢委書記,這是一項重要的改革措施和人事交接,頗受中外媒體的矚目。

 

近年來,中共中央積極推動打貪防工作,一大批「老虎」、「蒼蠅」被拿下,肅清了政治氛圍,成效卓著。到2016年年底為止,中央紀檢委已查辦逾一百萬官員涉及違法或失職案件,其中高層的省丶部丶軍級幹部涉案者多達440人,可見真的是老虎丶蒼蠅一起打。

 

但相較之下,台灣的監察院似乎績效不彰,也未受到社會充分的重視。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是否真相就是如此呢?

 

首先,我們要回顧一下中國大陸監察委設置的背景。

 

從2017年1月份開始,中共決定推動一連串監察體制的改革措施。先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檢委第六次全會上要求健全黨內監督制度,把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列入重要議題。中央紀檢委為此召開了七次專題會議,把改革重心放在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上,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並以專章規定黨的中央組織監督職責,強化黨委和黨組的主體責任、黨的工作部門的監督任務。會議中確定紀檢委是負責黨內監督的專責機關,完善黨內監督體系,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此外,則是制定深化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方案,將深化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當作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構建由黨統一領導的國家反腐敗機構,並加強黨和國家的自我監督。

 

經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六次專題研究,審議通過了改革和試點方案,決定整合反腐敗力量,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的全覆蓋。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相關決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部署開展改革試點。

 

試點地區的黨委和紀委應加強組織領導,並推動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等部門的轉隸仼務,以確保思想不亂、工作不斷、隊伍不散。根據新的職能設計,監察委整合了原屬檢察機關的三大局及其職能,包括反貪汙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和職務犯罪預防局,統一行使各項反腐敗職權。這是擴大與調整監察機關的法定職權,將檢察權與監察權的職能進行梳理和重組,將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和監察機關的調查權之間的分際重新理順,並釐清相關的法制規範。

 

經過此一整合與改革任務後,在全國人大統攝下,將形成「一府(政府)丶一委(監察委)丶兩院(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的新格局,這也就是強化監察機制的頂層設計。

至於在立法與修法任務上,中紀委會同全國人大,將行政監察法修改為國家監察法。監察委作為監察工作的執法機關,將履行監督、調查、處置等職責,賦予談話、詢問、留置等調查權限。過去頗受爭議的「雙規」機制(涉案官員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到規定的地點報到,接受調查),現在則改為具備法定效力的「留置」。藉此體現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任務的有機統一。

再者,則是頒布問責條例,堅持失責必問;把權力和義務、責任和擔當統一起來,明確問責的對象、內容和方式方法。為了強化問責丶提供制度改革,中央紀檢委高層領導人分別丶分梯次的約談各省區市、中央部門和中央企業、中央金融機構黨委(黨組)的主要負責人,督促落實管黨治黨的責任。各級黨委和紀檢委為貫徹執行問責條例,將推動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將其發展成為常態性的監督手段。

在落實機關改制和推動試點方面,2017年l月18日,山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選出該省監察委員會主任,這是中國大陸第一位省級監察委員會主任;接下來,1月20日北京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選出北京市監察委員會主任。同日,浙江省第十二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選出資深紀委書記擔任監察委員會主任。

在短短三天之間,山西、北京、浙江相繼成立了監察委員會,成為監察體制的改革試點。這是依據2016年10月中國第十八屆六中全會決定《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體制改革試點方案》,開始推動的體制改革。在這些試點地區的監察廳(局)、預防腐敗局及檢察院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部門的相關職能,均已整合至新成立的監察委員會。

中共十九大確定,今後監察委將成為反貪腐中心,並對全國人大負責,定期向人大提出報告工作。根據十九大會後的分析報導,監察委將整合執紀(黨紀)和執法(國法)雙重功能,除落實廉政監督職能外,還具有勤政監督和效能監督的功能,以避免懶政與懈怠。這將形成一種新型態的監察權,一方面既要防貪反腐丶整飭官箴,另一方面又要激勵勤政並促進績效,可說是一種兼具積極興利與消極防弊功能的全方位監察機制。

即將退休的紀檢委書記王岐山,先前在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提到,堅持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相統一,並推動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的全覆蓋。這也就意味著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將發揮遠超過原先在國務院之下監察部的職能,後者的角色是定位為「行政監察」,而監察委直接隸屬於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其監察對象是自上而下,各級官員無所不包,真正做到頂層設計的「全覆蓋」。

相對於中國大陸監察委在反貪防腐與政治改革中的特殊角色與使命,五權憲法之下的監察院則有明文規範的憲政定位和法定職掌,另外也發展出五院之間因長期有機互動而形成的機制互補。五權之間有如手掌上的五指,必須分工合作、協調配合,形成共生共榮的有機體關係。這也是在西方民主國家三權分立制度下欠缺的一種有機互補丶分工合作的特殊關係,值得深究。

關於五權有機體的實際運作,牽涉到細緻的權力互動與深層的憲政分析,必須進一步申論。

為了讓人民真正有權丶並有效的掌控政府的實際權力運作,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特別強調要在選舉權之外,增加罷免、創制與複決等直接民權手段,使民眾得以有效的節制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運作。基於此,民選政治人物和代議機關必須面對直接民主機制的究責與監督;不適任或失格丶失行的民選人物隨時都可能在任期中間被民眾罷免出局;而議會或政府未推動完成的的立法和重要政策,也可藉由直接立法的手段由人民推動創制,以落實立法任務。藉由直接民權的實踐,避免了政府的腐化與議會的失能,彌補了代議民主機制的不足。

基於此,不同於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五權憲法的特殊設計,是透過獨立的考試機關,讓優秀丶專業丶能力強的人才經由國家考試的選拔,擇優進入政府體系,擔任公僕,構成行政機關執政的主體,奠立穏定可靠的文官體系,避免議會專擅和選舉分贜,形成裙帶關係(nepotism)與朋黨化(cronyism)的腐朽現象。這也就是從人才引入的管道強化政府的執政能力。

 

另一方面,則要透過獨立運作的監察院將不適任的政府官員淘汰出局,遏止官僚腐化現象,並監督政策有效執行,以避免因行政違失(maladministration)造成執政偏失。基於此,監察委員必須深入民間、走入基層,親自接見民眾丶傾聽民意,掌握民瘼民隱,以紓解民怨,並深入了解政府施政的實際成果,掌握行政執行上的困境。

 

進一步,監察委員還要負責調查政府機關與官員的違法失職,經由深入的調查與分析,掌握行政執行的過程與細節,釐清違失的責任,並公佈調查報告,決定彈劾那些違法失職的官員,並糾正政府機關的行政違失。接著,還進一步問責,要求政府機關必須限期改善,否則該機關的首長將面臨質問,承擔起應付的政治責任。換言之,監察院調查權的行使不但重在究責,輔以彈劾與糾舉,並藉此整飭官箴丶澄清吏治,糾正偏失丶促進善治,以強化民主問責的實質能力。

 

若將台灣監察院與大陸監察委的職能作一深入比較,前者重在問責與績效,後者則以防弊和肅貪為主;前者的調查程序複雜丶重視行政細節,激勵善治和改善績效的效果較為明顯,而後者則啓動了反貪防腐機制,殺一儆百,懲飭官箴,可説是肅貪和廉政的發動機。

質言之,監察委啓動反貪腐的調查行動,而刑事偵查任務則轉由檢察機關負責,司法審判委由人民法院擔綱。至於監察院則是職司風憲,摘奸發伏,負責彈劾、糾舉不適任的官員,管控著公務人員的「汰出」管道,並糾正政府機關的違失。藉此強化問責機制,以改進政府績效。但由於五權之間有機分工,司法審判與監察調查並無必然關係,即使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定不對被彈劾或糾舉的公務員進行懲戒,司法審判機關仍然可能對涉案人員科以刑責;反之,司法判決無罪的官員,仍然可能被懲戒機關課責和處分。根據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包括:一、撤職。 二、休職。三、降級。 四、減俸。 五、記過。 六、申誡。其中,凡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公務員之記過與申誡,得逕由主管長官行之。至於政務官僅適用撤職與申誡兩項處分。換言之,彈劾的發動權在監察院,而最後的決定權則是在司法院,這也體現了權力分立丶保護人權的基本理念。

從2009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六年期間,監察院一共提出彈劾案159案、彈劾官員309人,其中將官有14人、法官及檢察官49人、政務人員32人,民選縣市長4人。換言之,被彈劾的高級官員一共有99人,約佔彈劾對象總額的三分之一。從此一數字可知,所謂的「只打蒼蠅丶不打老虎」,恐與事賣嚴重不符。即以高人氣的政治人物為例,行政院長賴清德在擔任台南市長時曾被監察院彈劾,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擔任台大醫院醫師期間亦曾因案被彈劾,足證監察院是既拍蒼蠅又打老虎,儘管和大陸監察委相較人力規模懸殊,震懾力亦相異,但實有其不同的功能和作用,豈可小覷。

當年錢復對美國人說台灣研發核武是自殺|高靖

文/高靖

大陸在1960年代研發完成核武,台灣也在1970年代積極投入核武研發,奈何美國政治壓力,1977年春天,美國第一次施壓,迫使台灣將研發工作更加隱密,直到1988年1月蔣經國總統死後,為美國從事間諜工作的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叛逃美國,才讓台灣核武研發告終。核武研發在國府內部也是意見分歧,立場親美的官員多反對核武研發,錢復在外交部次長任內,無視於中科院努力突破困境的努力,他曾對美方表示,台灣研發核武是自殺。
蔣中正總統在1975年病逝前,國府早已經開始研發核子武器,分別有代號新竹計畫與桃園計畫都與研發核武有關。國府選在桃園石門水庫偏遠地區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選擇石門水庫附近,主要是當年興建水庫時,興建了不少房舍供美國顧問居住,水庫建成後,這些房舍空置,剛好可以撥給中科院使用,一方面也比較隱密。
中科院最初的目的就是要研發核武。當時中科院一所,是研發核武主力,二所是火箭飛彈研發,提供核彈頭的投射能力,這兩個單位在當時可說是網羅了台灣重要的科技人才投入研究。中科院雖然秘密研發核武,但從1960年代開始,台灣在國際上有關研發核武活動,早就已經被西方國家盯上,加上國府內部許多親美人士,紛紛主動向美國提供政府內部機密訊息,使得國府不斷受到美方壓力。
美方在福特總統時代,大概已經開始精確掌握台灣的研發能力,1974年8月23日中情局一份情報研析報告指出,台北當局進行小規模核子研究,其中有非常明顯的核武選項。大約五年後,台灣將能生產核子裝置。台北當局的決策會受到美國政策的兩個關鍵領域影響,一個是支持台灣的安全,以及關於台灣核武裝可能性的態度。台北目前的方向,可能會朝向發展核武。
1975年2月18日,福特收到一份武器管制報告,其中分析台灣與南韓的核武研發能力,當時南韓還落後台灣許多,南韓需要十年才具備研發核武的初始能力,台灣則在五年內就可以有這個能力。阿根廷可在十年內有引爆核武能力,巴西緊跟在阿根廷之後,南非也有研發核武能力。巴基斯坦正在設法獲得生產核武原料的方法與技術,伊朗與伊拉克都在設法投入核武研發。
1977年是台灣核武研發第一次受到重創,美國經過多年的監控,以及經由國府內部充斥各處的美國間諜協助,甚至還有學術界人士主動向美方提供敏感的核武研發訊息,這些訊息都引起美方憂心與關切,當時美方認為必須趕快遏止台灣的核武研發能力。
卡特總統在1977年1月20日上任,他就職後不僅急著推動與北京建交,也延續福特總統對台灣研發核武研發的關切。早在卡特上任前,1月11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副館長蘇利文拜會外交部次長錢復,討論有關台灣研發核武的活動。1月17日,美國福特政府派遣了一個小組來台灣,調查台灣研發核武的情況,當時台灣如臨大敵。
經由國府內部美國間諜提供的情報,當時中科院是美方指定要前往調查的地方,根據中科院當年親歷美方檢查的人士透露,那時軍方為了隱瞞核武研發,趕緊將一所的核武研發人員撤離,改派二所相關工作人員到現場裝扮是一所的研發人員,並且提醒他們面對美方查問時,都要說就是他們在這個地方進行研究工作,為了增加可信,他們把試射火箭與飛彈所需要的高速攝影機,都抬了出來擺設,掩蓋研發核武的事實。
結果美方調查小組搭乘直升機到了現場後,幾乎每位美國調查小組成員都會說中文,現場許多中科院技工一遇到這些美國調查人員用中文問許多問題,都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回答,中科院要隱瞞研發核武的用心,不到五分鐘就被識破,美方人員還在可疑的研發核武營區到處挖土進行檢驗,收集樣本。這位人士說,當年中科院還向西德採購了精密的雷射儀器,用來研究開發核子武器,這些當時都想辦法藏起來,不讓美國人發現。
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美方來台調查後不到一個月,2月12日,美國國務院電報請求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要與行政院長蔣經國討論核子問題的嚴重性,國務院要求安克志必須讓蔣經國深刻了解,卡特決心運用他的權力,防止核擴散。2月15日蔣經國宴請安克志,從安克志回報國務院的電報中可以看到,當時安克志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向蔣經國說明美國對台灣研發核武的態度。不過,安克志向蔣經國表達關於卡特重視核擴散危險的重要,他被要求要提醒蔣經國注意這個問題。安克志說,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核武的承諾,必須完全作到,否則會影響雙方在核子領域的研究,也會危及其他方面的合作。
依據安克志2月16日發給國務院的電報,他在2月14日晚上接受錢復在官邸舉行的晚宴款待,他向錢復轉達了美國政府有關台灣核武研發的訊息,錢復希望美方對於美國在關閉核燃料再處理實驗室這件事情所扮演的角色,能夠對外有所保密。錢復還向安克志提出蔣經國的疑問,美國是否對其他國家也採取對台灣一樣的強硬路線。
有關研發核武的看法,在台灣的政治官僚與科學家、國防部的看法,南轅北轍。安克志轉述錢復的說法,錢復自稱像他這樣務實心態的政治官員,在接觸中國海內外的科學家。以及那些重視國家安全與優勢的人,還有希望追上世界科學進步的人的時候,都感到非常困難。
安克志告訴錢復,有關核武問題的態度,美國對南韓、巴基斯坦、巴西的討論,眾所周知都是一樣的。安克志也提醒錢復,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顯然沒有信守原先承諾所採取的行動,感到非常關切。錢復面對安克志的嚴肅表達,當面告訴安克志,他與其他政治官員都能認識到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合作的重要,更多往研發核子武器的意圖,都是自殺。
卡特的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也在2月16日收到國安會幕僚奧森伯格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載明了美國調查小組在台灣的發現。奧森伯格表示,台灣就算沒有美國的協助,有能力在未來的二年到四年之間引爆核武裝置。關於調查小組在台灣的發現,國安會幕僚葛列斯汀寫給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哈比布的備忘錄中也提到,限在的情況需要全面的行動,調查小組認為我們應該尋求終止所有中華民國的核能研究。
3月26日,國務院電告美國駐華大使館,我們必須採取堅定而全面的行動,解除我們在台灣面臨得核擴散風險。國務院訓令安克志在盡快的時間內拜訪蔣經國,根據國務院提供的談話要點,陳述美國對核子問題的立場。在口頭陳述之後,安克志必須留下一份正式的節略,具體陳述美國的立場。
3月28日安克志見了蔣經國,口頭表達了美國政府對於核武擴散的關切,根據國務院的紀錄,蔣經國對安克志重申,中華民國支持卡特的非擴散政策。4月12日,錢復以外交節略回復美國大使館,表達中華民國政府完全接受美國政府所提出的要求。4月29日,布里辛斯基將台灣核武研發的處理情況,向卡特提出書面報告,布里辛斯基說,美國打擊台灣研發核武計畫的努力,已經獲得明確的預期結果。卡特看過報告後,在這份報告旁邊空白處,批示了「很好」。
美國在1970年代持續監控台灣的核武研發,在1977年春天給了台灣重大打擊,台灣研發核武能力遭到美方制止,可是這樣委曲求全配合卡特的政策,並沒有換來美國的善意,1977年卡特打壓台灣核武研發的同時,也積極與中共展開談判建交,一年後,台灣無力挽回,卡特決定與北京建交。美國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卻沒有減少對台灣的政治壓力,當時中科院進行中的地對地飛彈計畫也因美國壓力中止,曾在國慶閱兵展出的地對地青蜂飛彈,當時還未完成,只是個模型,正是在美方壓力,台灣被迫停止研發。台灣失去了美國的外交承認,依舊無法避免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尖端的國防科技自主研發屢屢遭美國橫加干涉。
1977年台灣遭受重大打擊後的10年,仍瞞著美國秘密研發核武,蓄積能量,但是台灣有太多美國間諜提供美國情報,美國仍在1988年1月向新任總統李登輝表達美方要求停止研發核武的立場,這次壓力之後,中科院連核研所都廢除了,美方每隔幾年就到台灣檢查一次。雖然核武研發受阻,可是地對地飛彈的研發,從中科院成立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只是沒有核彈頭的地對地飛彈,缺少了戰略嚇阻,在兩岸可能出現的台海衝突當中,所能扮演的戰略角色有限,僅能有輕微的打擊能力,對於腹地深廣的大陸而言,效益不大。

十九大涉台:曾經打開過的幾扇窗口又都關上了|何方

文/何方

展讀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的涉台段落,如果要了解其間的新意、轉折和對今後一段時期的大勢判斷,則須與五年前胡錦濤臨別之際所作的十八大報告對讀。

我的主要判斷是,和2012年秋天國民黨剛剛獲得連任、“兩岸關係發展歷史機遇期”再次獲得台灣民意肯認而得延續的十八大相比,今次,十九大的報告中,又把幾面原本留給台灣問題終局解決方案另類思考的窗子,給通通關上了。

在十八大報告中,這些機會之窗包括:“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等等。

縱然,在台灣內部也必然有人批評這些窗口是所謂的“毒蘋果”,是在巨大的犧牲和妥協下換來的空間云云。此處對此先擱置不辯,只從中共本身的立場變化說開。

擺在十九大報告前的事實是,不管這些蘋果有沒有毒,在今年樹枝上連這些蘋果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也就是說,台灣最有可能以最平等的姿態和身段(哪怕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北京和台北兩個當局的平等),和大陸進行談判,探討兩岸如何結束對峙狀態(即洽簽和平協議)、商討雙邊的政治定位和關係、釐清台灣在國際空間的活動方式和範圍、建立兩岸兩軍的聯繫交流管道和長期共存守則等等的空間,在十九大召開之後,通通被收回了。

這些問題,至少在接下來這五年沒得談。在十九大報告中,留給台灣的政治承諾只剩下“尊重臺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臺灣同胞生活方式”一項;也就是在中共關於兩岸問題終局方案的鋪排中,今後願意給的承諾,只剩下台灣“內部”的政經秩序運行法則基本不變。至於延伸到兩岸領域,是不是能容許台灣和大陸這兩個政治實體,在一個中國框架內擁有平等(至少是名義上平等)的政治/行政/法權地位;台灣能不能經由所謂的“合情合理安排”,獲得國際空間參與;台灣軍隊未來有沒有和平和解放軍長期共存的空間?這些承諾,目前已經通通不給。再要談這些高度敏感問題,或已是到了城下之盟的階段,才能再觸及的了。不過,屆時其時其勢已易,能談出來的結果,或許也大異其趣了。

更根本地、也更深層的關注點是,十九大報告中,對於兩岸關係現狀的詮釋表述,已經發生了和十七大(2007年)、十八大(2012年)非常不一樣的改變。

在2007年和2012年這兩個秋天,對于國民黨的即將執政和順利連任後的前景充滿樂觀的中共,在兩份政治報告中分別提到:“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和“大陆和台湾虽然尚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国家领土和主权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

這樣的表述一方面是在國際法理論述上,補強固本的立場宣示之舉;但另一方面,從中共角度而言,也是一種給予了台灣現狀和兩岸未來前景非常大空間和非常大彈性的“讓步”詮釋。

何以這麼說?以2012年的十八大表述為例,這意味著,中共認為:哪怕兩岸經歷了1949年以來的治權分離、台灣發生了數次修憲和總統直選,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範圍都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只是,兩岸之間因仍處於對峙狀態、對彼此的政治定位尚未作出“安排”,故而還沒實現“完全統一”而已。

換句話說,至少從十八大以來,中共認為目前兩岸的分治現狀,並不影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統一”只是要結束對峙狀態而已。一旦兩岸之間約定了彼此都能接受的關係型態和雙方同屬的更大共同體的定義後,台灣內部該怎麼運行就怎麼運行,兩岸關係從現狀邁向中程穩定狀態/或終極解決方案的成本是較小的、起點是高的。因為,在當時的語境下,主權和領土完整始終沒有受到挑戰,不需要以高強度手段進行處理,政治解決足矣。

然而,在十九大報告中,我們沒有再看到“儘管….但是….”等語式的兩岸現狀詮釋再度出現。大陸不願意再以現狀為基礎和浠泥、盡量想辦法把話說圓去、只求“最小成本”解;十九大報告中,只剩下單獨重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這意味著,不管台灣的意願如何,至少從大陸角度出發,跟現狀相比“變動最小、成本最少”的處理方案,已經從大陸的選項庫裡抽掉了。從1949年來以來,台灣問題最接近“無痛”解決的時間點,可能已與我們錯身而過。

最後再說一點餘論。和十七大、十八大報告只籠統蓋括“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等語相比,十九大報告的表述則具體提出,要“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每次全代會的政治報告,是中共治國理政的總方針和政治承諾;技術性的具體細節、數據提到少。因為但凡有提到的,就必須完成,就必須做到,其承諾的嚴肅性甚至還要高於國務院總理每年都做一次政府工作報告。

在“學習、創業、就業、生活”之外,另一個可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的空間,即是公共空間的參與權利。

此次在黨代表媒體通道中,特別安排出身台灣的盧麗安高調受訪,顯然也反映出大陸注意到了,需要提高大陸上的台籍參政人士的代表性和說服力等問題。未來是否還有其他的安排,這些安排會不會引起台灣當局更大的反制舉措,亦值得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