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炮戰蔣中正敵情研判比CIA還厲害|高靖
文/高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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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三年,外祖父高民與孫中山交錯而行
民國十三年(1924),北洋政府曹錕治下的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偵破徐州國民黨組織,多人被捕,外公高敬誠僥倖漏網,江蘇督軍齊燮元下令通緝,外公改名高民,逃離教師岡位,帶了幾個學生逃往上海,並與朱奇等人千里迢迢奔赴廣州黃埔,投考軍官學校,到達黃埔時,因黃埔軍官學校二期剛剛入校,三期尚未招生,就被編入教導二團一營一連二排當新兵。
我曾經請教家中長輩,外公到底是那個月份進得黃埔軍官學校?大家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就開始找各種資料,利用「地質學」常用的「相對定年法」來「夾」出確切的月份,研讀史料中發現,民國十三年每個月都有大事,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軍閥直奉戰役、國父孫中山提出建國大綱、北上救國;陳炯明叛變、、、我年輕時候歷史課本上讀到的、沒讀到的,一股腦都湧出來,氾濫了我的筆記本。我那位勇敢的外祖父,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懵懵懂懂地走入國民革命的大潮。
讓我們回顧一下民國十三年發生了哪些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的大事;這對後續要講的外祖父的故事,以及河南老家樊鍾秀的事蹟都很重要:
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到會代表165人,共產黨的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到會,並參與了大會的領導及文件起草工作,正式開始了國民、共產兩黨合作,會中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國反封建的主張,重新闡釋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兩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成立。
二月二十四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列寧追悼大會,孫中山先生主祭,祭壇正中高懸其手書「國友人師」輓帳。
三月二日孫中山通告黨員,說明中國國民黨改組容共的意義。三月6日,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二日孫中山發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陳述了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
六月六日黃埔軍校舉辦首次開學典禮,五月五日正取生與十日備取生分別編伍入隊的學生,成為開學典禮的主力,一期生總數493人,編成五個方隊。黃埔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約佔1/10。黃埔軍校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戴季陶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只當了半個月就回上海了),周恩來一直到十一月才到任,初期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很快除正升任主任)。
民國十三年(1924)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典禮,講台上由右至左為宋慶齡、孫中山、蔣中正、廖仲凱。
民國十三(1924)年六月十六日,孫中山先生與校長蔣中正(後排中)、總教官何應欽(後排左)、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後排右)合影。
七月七日國民黨發佈黨務宣言,重申容共原則。稍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人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黨不法案」,進行彈劾,要求取消共產黨組織。
九月三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第一次為1922年)爆發,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聯合安徽、江西、福建的直系將領分四路進攻;背後其實是有英國與美國扶持;另方面,浙江督軍盧永祥則聯合從上海與福建退入浙江的反直系將領反攻,包含奉、皖、粵各系,背後則有日本支持。十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三次對於時局之主張」,直指所謂的「浙江戰爭」根本就是帝國主義在背後操縱軍閥瓜分在中國地盤的戰爭,「目前解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其治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武裝、、、」。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在韶關發佈「北伐宣言」,並接收了一批蘇聯贈送的武器,下令成立「教導團」,後來在十一月二十日成立第一教導團、12月又成立第二教導團。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通告,以青天白日為黨旗及軍旗,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這是依據三月份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議所做,亦即,加上代表共產黨的「赤地」為國旗的主體,僅在右上角仍配以青天白日。
十月十日國慶日,廣州民眾在第一公園舉行慶祝集會,周恩來發表熱情激昂的演講,民眾走出公園遊行,與荷槍實彈的廣州商團衝突,發生「雙十慘案」,死亡二十餘人,傷百餘人,十月十四日軍校一期學生等開赴廣州城內將商團由香港購入的步槍五千桿繳械,所繳獲的槍枝解赴軍校,隨即編成教導第一團。
十月十九日馮玉祥率部在直奉戰場上倒戈,所部改名為「國民軍」,兼程回師北京,孫岳開城門相迎,二十三日將曹錕囚禁,史稱「首都革命」。馮玉祥並與奉軍妥協,擊潰直軍吳佩孚部,十月二十五日與胡景翼、孫岳領銜,電請孫中山入北京,及邀請全國實力派參加和平會議,以產生新政府。
十一月三日,曹錕宣布辭總統職。五日,清朝遜帝溥儀被京師警衛司令鹿鍾麟逐出故宮,後宮細軟運出神武門,離開紫禁城,到後海甘水橋乃父戴灃之舊醇王府邸居住。十日,孫中山先生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代表會議,並於國民會議召開之前先召開有商會、教育會;工會、農會等代表參加的預備會議,才能解決一切根本問題。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偕宋慶齡等搭乘永豐艦離廣東北上,十六日抵上海,並向記者發表談話:「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講話」、「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戰那個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翌日發表談話,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前腳一走,十五日陳炯明就在汕頭召開軍事會議,自稱「救粵軍總司令」,決定派兵進攻廣州。同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新任河南督理,督理軍改)、孫岳(新任河南省長)具名通電擁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二十四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段祺瑞就任臨時總執政,提出「善後會議」主張,解決時局糾紛。二十六日,外蒙古廢除君主立憲,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二十九日溥儀由醇王府逃至日本大使館,次年二月二十日再由日使館轉至天津,並於民國二十年(1931)由日人陪同到東北組織滿州國。
十二月四日孫中山乘船抵達天津,受到盛大歡迎。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會議決定解散國會,取消憲法,取消約法。三十一日,孫中山扶病抵達北京,在天安門受到近十萬民眾歡迎。
這一年的最後三個月中軍閥混戰的中國有新的情勢,曹錕與吳佩孚勢力基本瓦解,由段祺瑞、孫中山、張作霖形成三角同盟,加上馮玉祥的「國民軍」為四大軍政體系。這一年,孫中山(粵)的勢力與聲望扶搖直上,與其年初以來聯俄容共,以及進步性的革命思潮有關,國共兩黨已經在各地訓練工人與農民,也進入學校組織青年,於以後的年代中發動一連串的工運、農民暴動與學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民國十四年的上海五三十慘案,德裔學者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所著「中國革命」一書(麥田出版)譽稱該事件「就如歐洲史上的巴士底監獄事件般,是遠東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開啟了1925─1927年的狂飆階段,其所引起的騷動,只有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相提並論。
這一年,中國國民黨內有黃埔軍官學校的成立,外有國共兩黨知識份子組織並發動的革命思潮及群眾示威,年輕覺醒民眾向軍閥舊勢力的攻擊變成有目標、有主義、有組織的行動。
國父手書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黃埔軍校開辦之初其他人都認為訓練期間至少一年,而蔣介石獨稱三個月就夠,並說如果再延遲的話,中國可能已經亡國;最後,才折衷為六個月,第一期學生十一月八日舉行畢業考,並實施戰鬥演習後,二十九日畢業,共四百六十五人。黃埔三期是黃埔軍官學校擴大招生,建立入伍生制度的開始,在十二月初開學。根據我外祖父的自傳,他來到黃埔的時候,第二期已經入學,也沒趕上成立於十月三日的教導第一團,因而我推斷,他十二月初才到黃埔,而被編入十二月才成立的第二教導團的第一營第一連二排;營長是顧祝同,第三排排長是才從黃埔一期畢業的王仲廉(導演王童之父,見我家民國風之一)。
換言之,在國父搭船北上上海的同時,外祖父循同樣的路線反向過香港來到了廣東,雖在路途上交錯而過,卻終於成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並於翌年二月參加保衛廣州大本營的東征戰役(見我家民國小史之二)。
另外我注意到,該年三月毛澤東在上海參加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第二次會議,顯然他已成為位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44號的上海執行部的部長。根據一些文獻記載,此時中共中央配合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招生工作,特別發出第62號通告,加上國民黨各地黨部也號召此事。我相信,外祖父所在的徐州國民黨黨部也有類似的通告。根據李金明寫的「黃埔大對決」一書所記,毛澤東那年三月在執行部接見了由山西太原來的徐向前一行五人,說要報考陸軍官校,毛澤東告訴他們要通過初試才能錄取,要考中學幾何、三角、代數、國文、英文等,要他們不要讓別人知道他們來上海的目的,不要到外面走動,保持秘密,以免發生意外。
外公想必也經過同樣的過程,我高度懷疑,外公也是經毛澤東初試而領了現洋十二元路費搭乘輪船前往廣州的,不過,他從來沒提過這事,簡短的自傳裡也找不到痕跡,近讀陳果夫文章,發現他民國十三年正在上海養病,於九、十月間接獲蔣介石校長從廣州轉來的密信,托他在上海代辦軍校學生制服等用品,因交涉機靈,成功取回被海關查扣的軍服、軍氈等物,順利運往廣州,遂又被指定為招兵委員,招募黃埔第一、二教導團,招募來源為溫州、金華、徐州三處;孫中山並也打電報請浙江督軍盧永祥從旁協助,盧表面答應,卻另有打算;因他與齊燮元已開戰,就從招到的兵源中攔截。溫州、金華來的兵員還有些領了交通費後中途開小差,又被當時其他直奉戰役中將領高價徵募而去,也因此有一批專門謊稱應徵,而反覆揩油者。陳果夫認為由徐州徵來的新兵最好,尤以陸福廷招的蘇北、皖北的兵最好,外祖父即為其中頭角崢嶸者,可能係通過陳果夫安排的交通路線去廣州。
(後來陳果夫在1926年到廣州,1929年任國民黨中央執委,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於南京紅紙廊成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初設政治、財政、地方自治、社會經濟四系;我岳父于錫來先生即畢業於該校經濟系,並成為陳果夫的得力幹部,被歸入的所謂CC系;在這個節點上,我外公與我岳父的命運都與陳果夫有關。岳父亦傳奇人物也,將來會在「老婆卷」交代)。
外公入軍官學校其實是在民國十四年東征暫靖之時,外公所屬的教導團六月初回師廣州平息劉震寰(駐粵滇軍司令)、楊希閔(駐粵桂軍司令)之叛亂,蔣介石校長特准教導團士兵參加黃埔三期插班考試,其實外公當時因為文筆好早被營長顧祝同升為營部中尉書記,他能文能武(已經打了幾個月的仗了),當然順利錄取,先編入第四隊,後又改為第一隊,也迅速畢業。二次東征戰役結束,第三師的下級幹部被調到潮州分校受訓,外公就被派往第三師接替,派到第七團四連充任第一排排長,很快就受到共產黨的注意與招攬,惹來一生的風波(待續)。
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五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第一團第一次東征後全體官佐合影於梅縣。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年來,海內外有一些翻案文章,稱許康有為、梁啓超等保皇派的主張,並否定孫中山丶黃興等人的共和革命。這一觀點認為,康丶梁主張仿英國君主立憲,結合傳統皇權與議會民主,既可維持清廷的正朔,又能推動必要的政治改革,代價最小,成就也最大;但這卻與歷史的發展脈絡相違。
事實上,即使不存在孫中山等人的共和革命,康梁等保皇派也不可能成功。因為無論是他們所支持的光緒皇帝,或是後來接續他的宣統,以及實際執政的皇族內閣,實在都過於孱弱,不具足夠的領導格局和氣魄承擔,推動並完成保皇派所期許的維新與改革。
1900年6月,慈禧太后支持義和團,發動扶清滅洋,在北京城內燒毀教堂丶攻擊教民丶射殺德國公使,導致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大沽口。6月21日,慈禧下詔向英、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
但東南各總督卻公然抗命。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地方重臣強調「東南互保」,拒不奉行。他們對列強解釋,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被迫發出的「亂命」,並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的牽累。
8月14日,八國聯軍進佔北京。慈禧太后挾持光緒帝逃往西安。8月20日,以光緒帝的名義發佈《罪己詔》,讓光緒帝出面譴責「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國各地至此才喘了一口氣,相信洋人不致於進一步瓜分中國。
但此時清廷的統治威信卻已急速下頹,執政的正當性也受到嚴重的斲傷。在此背景下,孫中山在南方推動的革命行動,卻得到國人莫大的同情;對於他主導的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也寄予高度的期許,響應者日眾。與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時,被視為亂臣賊子的際遇,已迥然不同。
孫中山後來在比較第一次廣州之役和第二次惠州之役時,指出:
「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詛咒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惡聲相加,而有志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基於此,孫中山決定在海外堅決推動反清革命,與康丶梁等保皇勢力切割,毅然決然的走上「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道路。這是將「國家」(中國)與「政權」(清朝)兩者分際加以釐清的一項重要舉措,也為近代中國革命史打開了一頁重要的新篇。
孫中山積極號召海外各省留學生加入革命的行列,並籌組全國性的革命團體,全面展開反滿行動。此時,支持孫中山的群眾力量,已從原先的會黨,逐漸擴及知識份子和留學生,而且不再僅以廣東及沿海地區為主,進而擴及全國各省。尤其重要的是,以黃興為首的兩湖及長江中下游革命志士,以及光復會為主的江浙精英,對革命勢力的擴展,深具影響。這也是1905年孫中山丶黃興等人在東京結合各省留學生和知識精英,加入革命行列,成立中國同盟會的重要背景。
1905年6月11日,孫中山自馬賽經新加坡赴日本。過新加坡時,因先前已被判離境5年,乃請主持《圖南日報》的陳楚楠及尤列等人登船晤面。此係孫中山第一次與南洋革命同志相聚。此後的革命起義,逐漸移向南洋,定為策動的基地。
7月19日,孫抵達日本橫濱。7月28日,與宋教仁、陳天華會晤於東京《二十一世紀之支那》社,談及革命策略以聯絡人才最為重要。次日,再度會晤於黃興寓所,談及華興會與孫中山合作之事。7月30日,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經過討論辯難,通過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民族丶民權與民生三主義的雛形,均已納入其中。
8月14日,孫中山出席東京留學生歡迎會,發表演說「中國應建設共和國」,聽眾逾一千人,盛況空前。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於東京,加盟者逾300餘人。黃興提議,公推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並以《二十世紀之支那》為機關報。後因日本政府禁止其發行,乃改名為《民報》。
10月26日,經宮崎寅藏與平山周介紹,孫中山與梁啟超在政界人士犬養毅家中晤面。犬養毅曾任文部大臣,力主中日親善,與革命黨以及維新派均有往來。此時康有為因慈禧太后下詔廢除新政,被視為亂黨,在英國軍艦掩護下逃往香港,旋即轉往日本。
而梁啟超等人已先至東京。孫中山擬親往問候,藉以敦睦友誼。但康有為以帝師自居,託辭拒絕。後犬養毅親自邀約康、梁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晤面,但康竟爽約,梁啟超乃單獨與孫會面,詳談甚久,但終因康有為強烈反對雙方合作而未能竟其功。終其一生,康有為始終不曾與孫中山會面。
以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1828-1912)為例,他曾先後參與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與興中會革命等行動,領導群倫,備受尊重。1900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卻譲他徹底改變了對康梁等人和保皇維新派的觀點。這也是當時許多中國人從「君主憲政」轉向「民主共和」的重要轉捩點。
1900年9月1日,容閎與甫從南洋回來的孫中山初遇,一起乘「神戶丸」輪船潛赴日本。雖然孫中山與容閎同是廣東香山人,也曾為了聯合起義而與對方的人馬接洽過,但孫中山對容閎而言,卻是經過了這次海上相遇長談後,才真正有了深入的接觸和認識。
過去,容閎對孫的印象全係間接聽聞,此際才發現他寬廣誠明,特別勉勵他一要有做華盛頓、富蘭克林等人之大志。當時容閎才剛剛經歷了由唐才常領導,1900年八月的「自立軍」起義,並擔任7月26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議會」會長,嚴復當選為副會長,唐才常則為總幹事。
但在此役中,卻因康有為在南洋盤據著保皇黨支持起義的款項,不肯匯出,結果造成唐才常和自立軍的慘敗,被張之洞一舉消滅。接下來,在兩湖、安徽、江蘇等地全力緝捕參與起義的會眾,一共撲殺了百餘人。經此劇變,保皇黨的信用頓失,容閎對中國未來的選擇也有了定見,他不但確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也對孫中山鼓勵有加。這正是孫中山決定自日本南下台灣、加緊籌劃惠州起義的主因。而容閎從此也決定加入並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
在「自立軍」事件以前,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多無人問津。如前所述,孫中山1895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卻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亂臣賊子,可見群眾基礎相當薄弱。
但「自立軍」的失敗卻讓國人對清廷的官僚作風失望透頂。保皇派也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除了少數頑固派如康有為等人還繼續堅持保皇立場外,大多數的維新黨人卻在1900年後放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轉身支持革命了。
基於此,孫中山在1903年12月13日,於美國檀香山發表演說:
「今日自中國何以須革命?因中國之積弱已見之於義和團一役,二萬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輩四萬萬人一起奮起,其將奈我何!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廢除專制,實行共和。觀於昏眛之清朝,斷難行其君主立憲政體,故非實行革命,建立共和國家不可也。」
由此觀之,辛丑年之後,清廷的統治權威不再,而孫中山的選擇則是為了救中國,必須以共和民主取代滿清帝制,這也就是──「保中國,不保大清」!
孫中山將「國家」層面的「救中國」與「政權」層面的「保清廷」明顯區隔開來;革命為的是保持「國家」的生存命脈,而不是維護一時丶一地丶一姓的「政權」。事實上,滿清政權早已腐朽不堪,也根本已無可救治了。
換言之,政權可以更替,而國家卻不可滅亡!這與英國立憲主義的基本原則──「忠於國家,反對政府」的基本精神,實相吻和。而康梁推動的保皇維新,表面看來是倣傚英國立憲制度,實際上卻是為了「保大清,救皇族」;這是為了拯救滿清政權,而不是拯救中國的生存命脈。但清廷早已腐朽,單憑保皇黨之力,已無可挽回了。
基於此,「維新變法適足以挽救國家免於危亡」的說法,實在是眜於歷史、政治與文化脈絡,混淆「國家」與「政權」分際的一偏之見。這也是「國族認同」與「政權效忠」真實分際之所在!百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是不絕如縷,而且蕩氣迴腸。
文/高靖
文/高靖
美國總統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日訪問大陸北京,尼克森專機抵達北京之前,美方也許是擔心台灣方面會製造兩岸事端,阻擾尼克森訪問大陸,美方在尼克森出發前幾日,透過管道向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傳達訊息,要求尼克森訪問大陸時,台灣必須停止空軍的戰鬥機飛行訓練。蔣經國當面告知參謀總長賴名湯美方的要求,儘管賴名湯滿心的不悅。還是下令空軍戰機停飛半天,
美國對台灣頤指氣使,無非是拿人手軟,台灣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多年,在政治上不能不接納美方的意見。但是,台灣國府與美國雙方長期以來的雙邊關係,始終存在著某些不信任,因為美方總是藉著推廣民主為表面的理由,干預國府的內政,並且在台或明或暗支持台獨團體,1949年前後美國駐台外交官,為了不讓中共入侵台灣,甚至意圖組織政變,推翻國府在台的統治,讓台獨團體控制台灣,尋求聯合國或美國託管。反對國民黨的台籍人士或者如前台灣省府主席吳國楨這類外省菁英,多跑去美國,美國也容許他們批評國民黨在台統治,更讓國府對美國懷有戒心。
蔣中正總統在台復職後,對於台灣需要仰仗美國提供軍事上的安全保障,十分清楚,故在外交上與美國密切合作,韓戰爆發時,蔣中正主動向美方表達,願意從台灣撥出兵力,支援韓戰,但是蔣中正的好意,遭到美方冷淡的回應,國務院認為蔣中正只管派兵打仗,所有後勤支援仍然仰賴美方。艾森豪總統任,雙方關係稍微改善,尤其對於金馬外島的安全,艾森豪同意美軍可視情況開火,美方也逐步交運台灣噴射戰鬥機。
但在甘迺迪總統1961年就任後,雙方關係又走下坡,一方面台灣懷疑美國要推動兩個中國,另一方面甘迺迪反對蔣中正反攻大陸,被台灣視為是阻止中國統一,雙方嫌隙加大,甘迺迪在1963年11月遇刺後,台灣居然沒有派人赴美弔唁,美方大表不滿。
台灣當時為何沒有派特使赴美弔唁呢?當時的副總統陳誠在日記說,是因為時間來不及。陳誠的說法,難免有些推託,但是甘迺迪派來台灣的美國大使柯克,對待國府的態度很不好,陳誠都在日記抱怨柯克態度不佳,蔣中正也不喜歡柯克,這些不滿自然都會牽連到年輕的甘迺迪身上。1975年蔣中正病逝後,美國對於派特使來台弔唁,一度降低層級,後來還是在美國內部政治壓力下,改派副總統洛克斐勒來台。
台灣從1960年代開始受到北京在國際社會攻勢強勁,幾無招架餘地,1971年又被迫退出聯合國,自此,台灣所能倚靠的國際盟友,也僅剩下美國,對於美國的支持與援助,是台灣感到最矛盾的朋友。由於尼克森曾在艾森豪總統任內訪問台灣,住在蔣中正的士林官邸,國府未雨綢繆,在尼克森上任後,提出租借四艘潛艦與採購幽靈式戰機的要求,都遭到美方拒絕,不過,這時台灣早已意識到軍事反攻大陸的困難,以及美方的反對態度,國軍的建軍主軸,已經從準備反攻大陸,轉換為防衛台灣。
尼克森訪問大陸的計畫,是在1971年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密訪大陸後公開,尼克森的大陸行,讓台灣國府當局憂心忡忡,擔心美國減弱對台灣的支持,事前曾有外交部長周書楷飛到美國,與季辛吉會面,了解尼克森訪問大陸,是否可能傷害台灣的利益,尼克森離開大陸後,駐美大使沈劍虹又去找季辛吉,表達台北的許多關切,可見台北方面顧慮之深。尤其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對台軍援與經濟援助都逐漸減少,施行多年的第七艦隊台海巡弋也取消,台灣當局不免顧慮美國對台安全承諾是否生變,美國與大陸發展更深一層關係,可能會傷害台灣利益。
尼克森在1969年就任總統後,開始思考如何與中共展開接觸與談判,國務院最後想到以取消第七艦隊巡弋台海,藉以向中共表達善意,爭取雙方恢復波蘭華沙談判。當季辛吉密訪大陸,與大陸方面談妥尼克森訪問大陸的相關細節後,沒有幾個月的時間,美軍駐台的幽靈式戰機也撤出台灣。國府奮鬥多年的聯合國席次,也是在1971年10月被迫退出聯合國,整個情勢是往快速地大陸方面傾斜,國府前景堪慮。
1972年2月12日,台北大街小巷忙著過農曆新年,可是台灣的情勢不樂觀。賴名湯的日記有這樣的內容,下午5時30分,協防司令包柏格告訴他,美方高級首長為了越南局勢,準備將台南的幽靈式戰機轉移到那邊去,他告訴包柏格,不妥當,不但他反對,他相信他的政府和總統,也一定會反對,希望將他的看法,反應到華府去。賴名湯還用可笑,形容美國撤走幽靈式戰機的決定。
2月16日農曆新年初二,台北歡喜迎春節,對國際政治情勢有所掌握的人,對這瞬息萬變的情況感到很無奈,賴名湯日記寫著,早上8時30分,蔣經國來家談問題,美國人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當然,為了免人誤會,只好叫空軍2月21日(當天尼克森專機訪問大陸的日期)上半天停飛,其實是沒有必要的。2月17日,包柏格告訴賴名湯,幽靈式戰機2月16日下午已經飛走了,但是地勤維修人員還在,賴名湯告訴包柏格,人與人,國與國,互信最為重要。美國人顧慮多,對別人總不相信。
美國撤出台灣幽靈式戰機的理由,與取消軍艦巡弋台海的理由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向北京傳遞善意訊息,但美方擔心情況隨時可能有變,所以是撤走戰機,但是地勤人員仍然留在原地,等待情勢明朗後再做決定。為了尼克森訪問大陸,台灣就要停止戰鬥機飛行訓練半天,台灣眼看著自己唯一的國際盟友跑去與最大的敵人會面,還要被這位盟友懷疑是否會搗亂,破壞會面,進而限制軍事訓練,面對美方蠻橫的態度,國府官員的心情,真是五味雜陳。
2月26日,尼克森大陸訪問行程接近尾聲,上海公報即將登場,賴名湯日記在這一天留下一場會議的發言,蔣經國把各總司令找去開會,談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我們應有的態度與做法,蔣經國覺得美國不可靠,我們過去太客氣了,很遺憾。雖然如此,我們還不能放棄與他們的關係。蔣經國一席話,道盡了中華民國與美國打交道的辛酸,經常受到這位朋友欺負,還不能與這位朋友絕交。賴名湯在2月反省錄寫著,被美國出賣,今後如何生存,實在是一大問題。
尼克森訪問大陸,對台灣造成的衝擊,真是不小,台灣有識者無不想能夠思尋到自立求生之道。賴名湯3 月2日日記寫下,他與外交部長周書楷有一個秘密的談話,大家都想如何來創造一個政治性的原子彈,轉變現在不利的局勢,只要肯做,總是有辦法的,我們一定要求變,絕不可等待,越等待,越對我們不利。
一切都要仰賴美國的台灣,面對美國改變外交主軸,有一種無力回天的窘困,尤其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更是感到不能扭轉乾坤的挫折,賴名湯下令空軍停飛,更是難堪不已。1971年4月,台灣其實早已認清美國在與蘇聯爭霸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打中國牌的策略。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在4月17日有一份備忘錄引用美國輸出入銀行總裁柯恩斯與蔣經國私下談話的紀錄,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官邸晚宴後,蔣經國談到台灣對美國與大陸發展關係的看法,蔣經國說,對於美國採取的有利中共的行動,我們必須公開反對。但我們希望尼克森總統理解,我們瞭解採取這種行動的必要。蔣經國同時要求美方把他的話傳達給尼克森。
蔣經國明知情況不利台灣,卻只能公開表達義正詞嚴的立場,私下卻仍然要維持對美關係的和諧,在美國大使官邸這樣對外隱密的地方,表達他某些內心的想法,希望美方諒解國府的困難,以免引起白宮不滿,充分展示出台灣外交軟弱的無奈,當蔣經國向美方坦承台北當局必須區分公開與私下兩種論調,一方面,這是對台灣民眾的一種欺騙,另一方面又是對美國示弱,台灣在這個雙邊關係當中,毫無討價還價的籌碼。
美國沒有如尼克森所預想的,在1976年與中共建交,與台北斷絕外交關係,又再延後了兩年,並不是台北的外交策略奏效,純粹只是美國因水門案後的內政紛擾與運氣,從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間,台灣當局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美國向大陸轉彎,努力爭取美國供售先進武器,在美國國會廣結善緣,擴大與美國民間往來,以備將來不時之需,迎接終將到來的困難局面。
文/高境
文/高靖
文/高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