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遏止王昇保守勢力擴張確保技術官僚治國|高靖

文/高靖

1980年代國防部總政戰主任王昇權傾一時,蔣經國總統卻將追隨他幾十年的王昇打進冷宮,轉任閒差聯訓部主任,幾個月後,又將王昇趕出台灣,外放駐巴拉圭大使。王昇的際遇,其實就是蔣經國作風,對身邊近臣照樣下重手,顯示自己才是握有絕對權力的人。王昇與蔣經國低調隱身幕後不同,王昇早在1970年代就爭議不斷,到了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研判王昇可能是蔣經國死後,在台灣第二大權力的人,這種現象對於蔣經國考量國民黨權力接班,重用技術官僚時,可能會思考壓制保守勢力握有過高權力,拔除王昇,才能保持國民黨內各方勢力平衡。
王昇從1960年開始擔任總政戰部副主任,15年後才晉升總政戰部主任,即使只是副主任,在軍中卻非常強勢,往往讓他人感受到王昇的野心。賴名湯升任參謀總長後,身為上級,碰到下級王昇仗著政戰系統的勢力,賴拿王昇一樣沒辦法,只能在日記大罵特罵王昇不知節制。
賴名湯日記1972年4月18日提到,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對總政戰部很不滿意,蔣經國說,一切照中央的指示和決策去做,不要過問別人的事。這話很重,他猜這是蔣經國指王昇亂做主張,做了很多的事,都打著「王師凱」(國民黨軍中黨部代號)或者總政戰部的招牌,事實上,總政戰部主任羅友倫和他都不曉得。
這段記述充分描繪了王昇日後垮台的根本原因,濫權不守分,早在1972年就是如此,當王昇1983年垮台時,蔣經國提過王昇應該守分,顯示大家對王昇隱忍多年,到了蔣經國都壓不住各方不滿,只好把王昇弄出國外,平息眾怒。
賴名湯在1972年有更多有關王昇行事爭議的文字。8月7日,王昇是政工中敗類,但行政院長蔣經國對王昇還是相信,實在難以解釋,今天為了文化服務團,他聽到了很多壞的批評,都是王昇的一批黨羽胡作非為,他不同意,但王昇向他堅持,他真想去見蔣經國,告訴蔣,如果這樣下去,他無法辦事,最好離開。10月9日,他與蔣經國談了一些問題,特別是總政戰部的固執,不肯改革,這當然是人的問題。如果蔣不將王昇調開,一切都無效,他已說到如此的露骨,蔣應考慮了。
1975年王昇終於升任總政戰部主任,但是爭議越來越多,賴名湯10月7日日記,為了王昇的狂妄,他內心很不高興,這種人喜歡玩弄政治,言行不一,搞勢力,樹派別,為國家計,應該將王昇免職,但是蔣經國似乎有苦心。10月9日,王昇器量太小,本位主義王昇應該檢討,自王昇來以後,越來越凶,處處都要顯示王昇的權威,仍然是屬於狂妄的。12月16日,王昇居然不聽蔣經國的命令,出乎他的意外,他也為蔣經國的前途憂慮,尤其政工人員如此,何以御軍,何以服眾。
賴名湯在王昇升任主任後,在日記寫下王昇搞派系、狂妄、不聽蔣經國的命令,參謀總長認為政戰部主任有這些爭議作風,顯見當時政戰系統在王昇操弄下,不僅沒有能化解軍中歧見,反而促成軍中分化,尤其不聽蔣的命令,這更是犯了忌諱。
同為總長,郝柏村日記當中的王昇,與賴名湯完全不同,像是另一個人。郝柏村與王昇交好,關於王昇,郝柏村與蔣經國的意見南轅北轍。王昇與郝柏村兩人在政治立場上是極端保守,可說是保守到近乎失去人性的地步,1960年代在大陸上空被擊落遭共軍俘虜的U-2偵察機飛行員葉常棣、張立義,他們在1980年代大陸釋回後,無法回到台灣,主要的阻力就是王昇與郝柏村。
也是U-2飛行員的華錫鈞在Lost Black Cats一書,描寫當時葉常棣與張立義如何被政府拒絕回到台灣,兩人在華府被告知,空總情報署副署長向王昇請示如何處理,王昇認為,軍人應該為國犧牲,我們不該鼓勵軍人投降,葉張兩人可能沒辦法很快回到台灣。葉張兩人對於投降一詞,都不太高興,他們被中共抓到時,都沒有辦法活動,他們也沒有太多辯解的空間。葉張都希望讓蔣經國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他們不知道台灣的政治環境,蔣經國任命王昇成立劉少康辦公室,研究對抗中共政治攻勢的策略與戰術,因為中共積極的政治攻勢,讓劉少康辦公室在過去幾年來擴張了不少權力,已經變成了政府當中的太上政府。蔣經國身體健康情況很差,他身邊的人都不想讓蔣經國為某些小事情煩惱,某些高層甚至官員懷疑,如果蔣經國死後,王昇可能會接管政府。
郝柏村也在日記當中,對於葉張獲釋問題,大談軍人氣節,要成仁取義。郝王兩人絲毫不願站在人性觀點,讓兩位飛行員早日回家,王昇為了反共,已經到了缺乏人性思考的地位,在當時大部分人是隱忍不發,但王昇的垮台已是早晚的事情了。
王昇在垮台之前,在總政戰部二十多年,關係盤根錯節,權大勢大財大,非早年或者今日的政戰將領所能想像,王昇積極培養自己人馬,不聽他人指揮,自成一套系統。王昇下台後,總政戰部掌握的事業機構主管,對於新任總政戰部主任許歷農通知開會,都拒絕參加,許歷農毫無辦法,這個離譜的現象在郝柏村日記都留有文字。
王昇任內到底握有多少資產,根據郝柏村1983年5月9日記,王昇在總政戰部下掌握華視、軍友社、青年戰士報(現青年日報)、台灣日報(已倒閉)、福利總處、軍眷住宅合作社、黎明公司,資產達200億以上。一個上將控制200億資產,即使在1983年當時許多台灣企業也沒有這樣的規模。
王昇沒有兵權,但是政治勢力極大,大到美國都無法忽視台灣可能出現軍人干政,美國中情局在1982年9月一份以蔣經國死後的台灣為題的台灣政情研析機密報告,對於當時權勢如日中天的王昇,相關研析內容在總共九頁的報告中就占了一整頁。這份報告稱王昇在國防部總政戰部擔任了15年的第二把手,在1975年4月升任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一直爭取更顯要的職位,但是遭到強而有力對手的阻擋,一般部隊也不喜歡王昇,因為王昇缺乏指揮經驗。
中情局認為,王昇因為主管政戰系統,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中情局也對王昇的經歷提出質疑,王昇宣稱是軍校16期,1939年畢業,但是這個說法無法證實。
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是蔣經國極力規畫的可能接班人選,中情局認為孫運璿欠缺來自軍方與安全系統的支持,孫運璿能否在權力轉換過程獲得他們的支持,大部分還要依靠王昇。王昇不只控制政戰系統,還包括台灣警備總部、媒體、黨部的重要部門。王昇多在幕後操控,應該不會直接挑戰有所共識的權力轉換,王昇應該會以政局穩定為重,支持大家都認同的文人接班,王昇仍會是握有第二大權力的人,使得他對於許多重大決策,能夠擁有否決權。
巧合的是,1983年中情局邀請王昇訪美,這段過程被外界認為是王昇下台原因之一,穿鑿附會的說法不少。多年後,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出版回憶錄「非官方外交」,才將中情局邀王昇訪美的理由揭曉,原來這與中情局是否重視或者拉攏王昇沒有任何關係,是因為丁大衛想要安排王昇到美國看看,但是美國在台協會沒有預算,可是中情局願意出錢資助王昇夫婦訪美,他認為王昇當時不太願意訪美,但徵得蔣經國同意後,才訪問美國。
丁大衛回憶錄提到創辦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告訴他,如果蔣經國健康惡化病逝,王昇與蔣彥士兩人有共識,由王昇接任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擔任行政院長。王昇訪美引起謠傳美國認為王昇可能在蔣經國死後繼承權力,但在王昇訪美期間,國民黨中常會有八位資深成員與蔣經國見面,抱怨王昇藉著劉少康辦公室攬權,對各部會發號施令,蔣經國關切王昇的活動,之後就解除王昇的職位,關閉劉少康辦公室。
丁大衛回憶錄證實,王昇下台與中情局有關的說法不確實,美國並無拉攏王昇。不過,郝柏村在1983年3月20日王昇訪美歸來後的隔天3月21日日記寫下,國安局長汪敬煦談中情局邀王昇訪美,係某先生從中策動,想拉美方及王的兩重關係,但他認為王昇訪美成功,對國家有益。4月6日那天記載中情局邀王昇訪美,汪希苓對溫哈熊保密(汪係國安局駐美,溫是軍方駐美)。
郝柏村日記顯示台灣情報單位懷疑中情局拉攏王昇,至於郝柏村提到的某先生,對照後來日記內容,應是汪希苓,汪希苓可能並不知中情局只是名義上邀訪,其實是美國在台協會安排,才會想要攬功,不讓溫哈熊知道。汪希苓行事浮誇,後來在台灣對外宣稱1972年美國供售兩艘潛艦是他的功勞,其實從國務院解密檔案看來,美售台潛艦決策與汪希苓沒有任何關係,是尼克森總統的決定,起因是在雙方貿易談判過程中,蔣經國的政治操作的成果。
關於王昇垮台的過程,郝柏村日記有詳實紀錄,王昇風光訪美回台後一個多星期,3月29日,蔣經國指示王昇應調職。郝柏村建議、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安會副秘書長、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等職務。31日,郝柏村與王昇討論調職,提到特別助理官,但因為像是太上總政戰部主任,不相宜,王昇願意調戰略顧問。
郝柏村積極幫王昇安排出路,顯見兩人交情不同尋常,尤其當郝柏村知道蔣經國的安排後,居然對蔣經國的決定,表達了不以為然態度。5月5日,蔣經國指示王昇調聯訓部主任,不以為然。隔天王昇對郝說,調聯訓部主任將被人笑話。
按照郝柏村日記內容,王昇對自己調職,絲毫沒有想到蔣經國究竟對他有何不滿,只想到是否被人笑話。郝柏村也很夠朋友,幫王昇求情。5月7日日記,見蔣經國,表達王昇不宜調聯訓部主任,蔣堅持原議。郝柏村研判蔣要冷卻王昇,但又不宜調空,乃情非得已。是否調國防部副部長或國安會副秘書長,可能性不大,蔣經國絕不願在人事調動上,給人印象王昇走蔣經國過去經歷的職務路線。
郝柏村7月28日日記內容,記錄蔣經國對王昇表達兩點不滿,一是王昇在離職前到政戰學校講話,謂殺掉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二是王昇寫信給蔣經國,提到郝柏村請他到官校進行系列思想及精神教育講話,他拒絕,因為他是反共的,蔣經國不知道王昇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蔣經國認為王昇今後要守分,否則將有不好的結果。郝柏村研判,王昇調職是不簡單的,有力人士在蔣經國那裏講了不少話,還繼續注意王昇的活動。王昇是守分的。
蔣經國要王昇守分,這一點剛好都與賴名湯日記、中情局的情報研析內容有所呼應,顯示王昇行事作風的確有所爭議,而且到了蔣經國可能擔心放任王昇搞下去,會影響政局安定,對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與其他政府當中的技術官僚,可能會有不好影響,而到了不得不處理的地步。
蔣經國對王昇的顧慮,郝柏村無法理解,郝柏村找政戰學校校長林強,查詢王昇講話內容,看全稿並無蔣經國提到的講話,郝柏村認為是訛傳。8月1日,郝柏村向蔣經國說明王昇講話內容,王昇說的是「王昇是打不倒的」,蔣經國認為不得體,郝柏村幫忙辯解這是情緒發洩,無惡意,可以諒解。22日,郝柏村日記記載王昇稱蔣經國請他到巴拉圭當大使。可見各方仍重視王昇在國內的影響,以外放為佳。
曾在兩蔣身邊工作過的楚崧秋,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當中提到,大家把劉少康辦公室看得太嚴重,這項業務是他在文工會任內的固國小組移轉過去的,主要是反制中共統戰,因為王昇很想做事,引起當時某些黨政軍人士反彈,形容他似乎大權在握,無所不管,那段時間王因承繼蔣經國在政工方面的餘緒,在軍中有相當分量,進而涉及若干黨政人士與業務,許多人都指為事實。
楚崧秋回憶,1979年元旦,華府與北京正式建交後,北京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月6日,蔣經國指示文工會成立固國小組,反制中共統戰,主要成員有國安局長王永樹、新聞局長宋楚瑜、外交部次長錢復、王昇與文工會主任。1980年3月25日固國小組最後一次會議,國民黨祕書長蔣彥士向蔣經國請示,將固國小組任務改由國防部總政戰部負責,這是固國小組轉歸劉少康辦公室的經過。
楚崧秋對王昇主導的劉少康辦公室輕描淡寫,很可能是不了解內情所致,畢竟文工會的位階,難以對政府機關發號施令,但總政戰部就不一樣了,蔣經國要求王昇守分,已經明確地指出了王昇爭議所在,劉少康辦公室也絕非僅僅是反制中共統戰那麼簡單,王昇在這個任務過程當中為自己擴權,干預政府其他機關的正常運作與權責,這個現象讓中情局注意到王昇掌握的權力過大。
王昇究竟為何被蔣經國整垮,真正的原因大概只有蔣經國自己知道,王昇可能也搞不清楚,追隨蔣經國多年,忠心不二,最後卻流放南美洲。不過,中情局研判王昇會是蔣經國死後,握有第二大權力的人,這可能才是蔣經國顧慮的,蔣經國重用技術官僚,希望技術官僚能夠有效治理台灣,發展經濟,若是保守勢力過大,可能影響技術官僚的改革開放路線,自然必須有所節制,蔣經國也許不知道中情局那麼看重王昇,但王昇過大膨脹自己的勢力,從賴名湯1970年代的日記已有相當多記錄,蔣心知肚明,到了1980年代,蔣經國身體健康狀況不好,不積極處理,很可能會在他身後造成麻煩。無論如何,蔣經國對王昇下重手,似也是告訴天下,只有一個真正的老大,沒有任何人是老二。

美國軍援如雙面刃一面幫你另一面害你|高靖

台灣的軍事裝備幾乎都由美國供售,雖然美國軍售是個穩定的來源,卻也是對台灣產生強大的政治控制,與軍事行動的限制,有時候就會出現扯後腿的情況。國共內戰期間,美方壓迫蔣中正總統與中共和談,從1946年8月對國府實施禁運武器政策,直到隔年5月解禁。當時國府將精銳的美式裝備部隊都派往東北,希望能擊潰盤據東北的共軍主力,未料因為缺乏彈藥補給,嚴重影響國府軍事行動,基層官兵士氣受影響,東北戰事也在1947年後從進攻逐步轉為守勢,退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等城市,國府內戰失利多少與這起美國扯後腿有關。
國府遭遇美國武器禁運初期,在軍事方面仍能維持相當優勢,但是被國府視為精銳的美械師表面上武器精良,人員素質高,正因為是全部配備美式裝備,部隊的後勤補給全部都要仰賴美國供給,這樣一來,行動自由就受到限制。國府陸軍13軍軍長石覺到台灣後,曾經在口述歷史當中提到,他在抗戰勝利後,部隊要開往東北,可是因為原先部隊使用的步槍是7.92口徑,換裝美式30口徑的M1A1步槍,可是彈藥因為口徑不同關係,無法取得,部隊根本無法動。受到美援彈藥限制影響,石覺也說,機關槍子彈不夠用。
其他曾在東北有指揮作戰經驗的國軍將領劉安祺,在口述歷史當中說,東北作戰受美式裝備之累,他要控制我們,就不提供我們子彈。空軍將領羅英德回憶受到美援影響,飛機只能隔日飛,因為油料不夠。青年軍207師師長羅有倫也在口述歷史中提到,60迫砲沒有砲彈補充。東北出身的國府將領王鐵漢也說,當時武器補充有困難。
石覺與劉安祺的實際經驗,是國府接受美援的慘痛教訓,國府在抗戰後期接受美軍裝備陸軍部隊,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又在1946年逐漸升高,美式配備全部仰賴美國供給,拿人手軟,自然處處要看美國臉色,受人控制。石覺領軍前往東北,那時還沒有武器禁運,要補給美國子彈就已經出現困難,等到禁運措施開始後,部隊每日作戰更加困難。
國府原先使用的是仿德國步槍生產製造的中正式步槍,可是中正式步槍與美國步槍子彈口徑不同,一旦換裝美式裝備後,就必須仰賴美國供給彈藥,無法使用自產供中正式步槍的彈藥。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在1947年2月到4月間,有多份檔案顯示,當時國府受到美國武器禁運後,沒有足夠子彈與共軍作戰,只好轉回來使用中正式步槍,分別向法國、比利時、丹麥等洽詢採購7.92子彈,當時國府向法國採購100萬發7.92子彈,比利時軍火商代表中國,向美國採購7.92子彈5000萬發。至於其他英國、加拿大,因為都是配合美國禁運政策,拒絕提供中國軍隊彈藥。
1947年1月,美國特使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內戰,回到美國後,又出任國務卿。馬歇爾與蔣中正關係惡劣,馬歇爾接掌國務院後,國府對美增取援助的工作更加困難。2月,國府在魯南對共軍發動攻勢,彈藥消耗增加,雖向各國詢問採購彈藥,卻因為美國壓力,未能即時獲得回應。
2月19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向國務院反映,是否可以允許國府直接向美國廠商採購3000萬發50機槍子彈,因為情況相當危急,可是國務院潑了一桶冷水,明白告知不可能同意出口。2月23日國府73軍與整46師在魯南萊蕪戰役中被共軍殲滅,其中整46師就是裝備精良的美械師。蔣中正在南京忙於應付內戰情勢,到處找尋彈藥採購來源,未料幾天後,台灣又爆發二二八事件,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國府在魯南會戰失利後,美國白宮也對禁運國府武器的措施開始有了動搖,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2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與馬歇爾談話過程中,對於中國最近的情勢發展感到困擾,杜魯門對馬歇爾說,是否已到了可以提供國府彈藥的時機了?這時候馬歇爾又對國府落井下石,馬歇爾表示,如果我們提供國府彈藥,就會面臨美國協助中國內戰的指控。馬歇爾的一番話,穩住了杜魯門的疑慮,儘管共軍慢慢掌握優勢,美國對國府的武器禁運措施仍繼續執行。
馬歇爾雖然在美國政壇享有盛名,但是馬歇爾對於中國問題顯然缺乏足夠認識,常有天真想法。3月4日,馬歇爾在給戰爭部長(國防部前身)派特森的信件中,討論到對華政策,馬歇爾認為,站在美國的立場上,在沒有外力介入下,讓中國軍事力量對抗的雙方,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或者僵局,是比較好的。馬歇爾可能認為敵對雙方如果勢均力敵,就有機會和談,馬歇爾完全不能掌握當時國共內戰的心態,國共雙方的對立,已經是有我無你的地步,國府軍事失去主動,願意與共軍和談,也不表示共軍就會接受局部的勝利,放棄全面革命成功。
馬歇爾不願意解除對華武器禁運,還有一個原因也在信中顯示出來,馬歇爾表達了強烈的懷疑,就算美國給予國府大量的彈藥與支持,國府也不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摧毀共軍與共黨。
美國武器禁運政策執行嚴格,寧可讓這些武器彈藥放在那邊任憑毀損失效,也不願提供給國府。3月22日,戰爭部給國務院的報告提到在太平洋本來有預定移交中國空軍的軍事裝備,但是這些裝備已經損壞了,無法使用,即使動用人力與經費無法達到修復為可使用的狀態,3月28日開始就要丟這些東西,因為按照目前的命令,不能移交給中國政府。
國府與共軍全面開打之際,始終擺脫不了彈藥不足的陰影,3月31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蔣中正向美軍將領表達對於彈藥短缺的最嚴重關切。當時擔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因為抗戰期間擔任兵工署長,對兵工問題不陌生,俞大維告訴美軍將領,雖然各種彈藥都嚴重短缺,但是小火器(包括7.92口徑)與迫砲的彈藥最迫切需要的。因為缺乏美國彈藥,美械師(當時國府有39個美械師)正快速失去效能,美國有道德義務,防止這些美械師失去武裝能力。
當時國府極力向美國爭取同意出口的兩種彈藥,第一優先迫切的是30口徑子彈,其次是60迫砲的砲彈。這兩項彈藥的需求,在石覺與羅友倫後來在台灣的口述歷史當中都有提到。其中一個是步槍子彈,一個是迫擊砲砲彈,都是步兵作戰的主要武器,但因為美械師步槍與中正式口徑不同,只能找美國採購,中國當時沒有兵工廠生產30口徑子彈。
儘管國府不斷請求美國解除武器禁運,但是美國仍然相當堅持禁運政策,國共內戰沒有因為國府缺乏彈藥暫緩,2月底萊蕪戰役失敗後,國府又在3月下旬在魯南繼續發動新一波攻勢,急需彈藥補充的國府,發現美國仍大量儲存抗戰時期支援中國軍隊生產的7.92子彈。4月2日,中方向國務院提出1億枚中正式步槍的7.92子彈的出口許口申請,這批子彈是抗戰期間,在租借法案下,由美國陸軍採購,準備運往中國,但始終沒有運出美國。中方向美方說明,這些彈藥儲放在美國多處彈藥庫,彈藥保存情況一直惡化,讓美國陸軍面子掛不住。這些子彈口徑特殊,美國陸軍無法使用。可否在這些情況下,給予特殊考量,允許子彈出口到中國,解中國之危,也可解除美國政府儲存這些子彈的責任。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4月28日司徒雷登給馬歇爾的電報稱,宋子文請傅涇波(司徒雷登秘書)轉知司徒雷登,中國政府需要立即的財政、彈藥等援助。司徒雷登也與蔣中正見面,蔣中正對於內戰情勢保持樂觀,認為只要美國提供足夠的彈藥,內戰可以在8月或9月結束。蔣中正說,下級軍官逐漸發現彈藥短缺的問題,這對於部隊的士氣產生了影響,尤其是東北的部隊。而且因為飛機太老舊,很多飛行員不敢飛太低。
國府的請求出現了轉機,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一份5月5日的備忘錄顯示,國務院幕僚支持放行7.92子彈出口運往中國,但是直到5月26日,國務院才正式解禁,決定同意7.92子彈可以運往中國,給予出口許可。就在這段期間,國府整74師陷入共軍包圍,被圍困在孟良崮山區,師長張靈甫在共軍圍攻,外援不及之下,5月16日犧牲殉國。
1947年下半年過後,國府雖解了彈藥短缺的問題,但是真正從美國啟運抵達中國,還要很長一段時間,長達十個月的武器禁運措施,影響國府不小。1947年6月,國府在東北四平街一戰擊退共軍包圍後,就再無重要勝績,國府精銳美械師在1948年下半年的遼西會戰,不敵共軍攻擊,損失不少,至此國共雙方有生力量對比也拉近,國府不在能保有數量與質量上的絕對優勢。
曾任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的柯克(Cooke),在1950年代曾在美國國會表示,馬歇爾曾經告訴他,我們運用武器禁運,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先給國府武裝起來,然後又解除他們的武裝。馬歇爾這段輕藐的談話,反應了美國人的傲慢,多年後,美國總統卡特在美中談判建交過程中,也曾對美台軍售問題,告訴中國大使說,如果沒有美國軍售,美國對台灣的行動與計劃就失去影響力。美國對中華民國提供武器裝備,不論有償或者無償,其實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雙面刃,一方面固然讓你提高軍事能力,但另一方面卻同時加深了對美國更多的政治軍事依賴,從而失去一個國家應該有的獨立自主政治判斷的能力。

1950年代蔣經國的政治鬥爭|高靖

國共內戰失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在風雨飄搖的1950年代,蔣經國雖身為蔣中正總統的長子,他後來所握有的政治影響力,並不是繼承而來,都是靠著在國府內部明爭暗鬥而來。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時,任命陳誠擔任行政院長,陳誠安排蔣經國擔任部長,蔣中正不願意蔣經國一下子就登上政府檯面,只同意蔣經國到台灣省黨部工作,或者去國防部總政治部擔任副主任,可見得蔣中正也不放心兒子當官,對蔣經國的政治發展略有保留。
國府遷台早年的內部權力鬥爭,外界也許不清楚,但是美國在台單位無孔不入,加上國府官員與國民黨政治人物喜歡與美方人士交往,藉美國勢力抬高自己政治行情,對美方人員多知無不言,多年後,在美國政府的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早年國府內部政爭的許多情報檔案。在這些檔案當中,可以看到蔣經國起初沒有蔣中正所擁有的那種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威,是經過無數次爭鬥,才在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當中脫穎而出。
蔣經國是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政治鬥爭,蔣經國沒有因為他是太子身分,就能理所當然在政治上呼風喚雨。蔣經國先後與保密局長毛人鳳、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交手,直到1960年代陳誠在副總統任內病逝,蔣經國接班的情況才明朗化。
吳國楨流亡美國後,公開批評的對象,都是針對蔣經國幕後主導特務為主,鮮少批評蔣中正,但是吳國楨在台時候,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也對吳國楨感到不滿。孫立人在台其實爭議不小,孫立人與其他國民黨部隊將領相處關係甚差,加上他與美方過從甚密,美方曾有透過孫立人發動政變推翻國民黨政府,將台灣交給聯合國或美國託管的想法,這些事情傳到蔣中正與蔣經國耳裡,加上其他將領不滿孫立人在台灣的控制,使得孫立人先從陸軍總司令下台,轉任總統府參軍長,取消孫的兵權,接著在政戰系統舉發涉及共諜案後,鮮少有人幫孫立人出頭說話,若非蔣中正忌憚美國介入,孫立人待遇可能更差。
郝柏村的總長日記,曾經提到孫立人軟禁期間仍支二級上將待遇,安全有政府派人負責,顯示孫立人比較一般人其實有更好的待遇。美國中情局1955年9月29日的機密檔案顯示,因為國府關切美國對孫案的態度,使得孫立人可以逃過嚴厲的處罰,但是要面對不榮譽的強迫退休。台北當局擔心美國不良的反應,所以孫立人不會被槍斃,只會受到嚴密的監視。軍方政戰系統拿下孫立人,這也讓蔣經國在軍中擴大了相當的影響力。
中情局的解密檔案當中,有一份1951年7月25日的檔案指出,蔣中正在1951年7月15日解除了13位海軍軍官職務,因為他們正在組成小組織,蔣經國親自向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通知這件事情,這些涉案海軍軍官包括桂永清的姪子與姻親。美國駐台海軍武官說,桂永清與蔣經國長期不和,這次事件只是思想控制的最惡劣示範。中情局對這件事情的分析認為,蔣中正對軍隊向共黨投誠與擔心第三勢力壯大,讓蔣經國擴大了許多權力。
蔣經國在1950年代還比不上陳誠的地位,兩人被中情局認為是蔣中正可能的接班人,一人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一人是總統長子,中情局認為,蔣經國控制有緊密團結的團體,陳誠沒有這樣的勢力。陳誠個人對蔣經國,並無偏見,但是身邊人員與蔣經國部屬,有時難免發生政治上的摩擦,但不是陳蔣兩人對抗。陳誠對蔣中正效忠,雖偶有對蔣中正領導風格有所抱怨,在陳誠日記當中,看不到陳誠表達任何政治野心。陳誠在1960年代病逝後,國府內部無人可與蔣經國挑戰接班地位,蔣中正在1966年提名嚴家淦擔任副總統,並非指定嚴家淦接班,只是給予榮譽職位罷了,各方仍以蔣經國為可能接班人,故對蔣經國攻擊未曾少過。
蔣經國年輕時被蔣中正送往蘇聯,多年後回到中國,蔣經國的蘇聯背景,以及與共產黨的關係,成為蔣經國早年在國民黨內部發展的政治包袱。甚至國府遷台後,還有親國府的美方人士,寫信給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告狀,國府內部的官員也向美方告狀,指控蔣經國與蘇聯的秘密關係。
中情局解密檔案當中,1959年9月6日,局長杜勒斯收到一封由赫律帝(Patrick J. Herrity)具名的書函,信中指控蔣經國是共產黨員。信中寫著,戰時在中國服役的美國人,對於中國淪為共黨統治,讓美國失去對國際事務的優勢地位,都感到很憤慨,但是更憤慨的是當指揮國民黨軍隊的蔣經國,繼承了蔣中正的政府,跨海伸出他共產黨的手,歡迎毛澤東與周恩來時,美國會受到更多的羞辱。國府的宣傳機構非常刻意地防止蔣經國在戰前的活動紀錄被公開。中情局當時還沒有成立,我們的盟友自由中國也能夠成功地防止你們知道這些事情。
赫律帝說,蔣經國在1930年代是公開的共產黨員,在莫斯科生活與學習。蔣經國在莫斯科多次公開批評蔣中正,蘇聯的新聞機構向全世界散發這個訊息。
蔣經國曾在1949年到上海打擊投機生意人,獲得很多人認同與支持蔣經國推動改革,赫律帝卻指控蔣經國在上海整飭經濟,是從蘇聯學來的共黨手法。他說,中國朋友告訴他,蔣經國恨美國,他們相信蔣經國是共產黨,他也認為如此。蔣經國回到蔣中正的身邊,是因為共黨老闆指使的命令。
對於蔣經國是共產黨黨員的指控,中情局給赫律帝的回覆說,會密切注意這件事情。但這並不是唯一的一次指控,中情局另一份1957年5月31日的機密報告,是有關與中情局官員在台北發生五二四事件(抗議美軍殺害劉自然無罪)後所寫的文件,其中提到1955年夏天,與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的會談紀要,藍欽當時認為蔣經國是反共立場,但中情局質疑,為何在國府撤退台灣之後,北京的共產黨電台總是嚴厲地批評蔣中正,但是廣播當中卻沒有任何批評蔣經國的字句。在藍欽回到台灣的兩個星期後,突然間,北京的電台發布了一些看起來似乎是對蔣經國不太友善的言論,但在這之後,北京沒有發表有關於蔣經國的任何言論。
這份中情局文件指出,台北發生的五二四事件,是台灣第二次反美示威,第一次發生在1955年的冬天,當時是由蔣經國所策畫,根據現在所有可以獲得的證據,台北第二次的反美示威,蔣經國無疑地再次扮演決定角色。儘管中情局懷疑蔣經國幕後策動反美示威,但從後來公布的蔣經國手札可以看到,蔣經國不僅沒有主導反美示威,還提醒防範學生情緒浮動。美國情報單位對蔣經國的不信任,才會研判負責組織青年工作的蔣經國在幕後主導,直到1978年蔣經國擔任總統,美國宣布與台北斷交後,台北發生抗議美國的事件,也被美方懷疑是蔣經國幕後策動,顯示美國幾十年以來,對蔣經國有某種的不信任。
更早之前,中情局一份1951年10月6日的機密文件顯示,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與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正在進行激烈的政治鬥爭。保密局早年與中情局合作,配合海外第三勢力的發展,表面上是進行反共任務,但另一方面,卻是藉美國援助第三勢力,壯大保密局在國府內部的政治影響力。
這份機密文件指出,政治部是台灣最有權力的機構,因為這個機構有最多的經費,有軍統局副局長戴笠手下最有經驗的人,三青團、青年軍等最有經驗的人才都被囊括。政治部在宣傳與情報方面,在台灣非常成功,但是在大陸的情報工作卻很弱小。保密局失去了不少人才,透過運用大陸的游擊部隊,要建立第三勢力,要打破蔣家對政府的控制。毛人鳳與毛森(前上海市警察局局長)兩人秘密合作,尋求美國支持第三勢力,兩人透過李龍上校進行聯繫。
中情局的機密檔案透露,毛人鳳與蔣經國是死敵,毛人鳳一有機會,就會向美國人指控蔣經國。毛人鳳告訴美方,如果蔣經國統治台灣30年,台灣會變得與蘇聯一樣。另一方面,保密局也破壞蔣緯國在陸軍裝甲部隊的發展,保密局支持陸軍將裝甲部隊分散在陸軍各單位,這樣一來,裝甲部隊就為陸軍所控制,而不是蔣緯國。但蔣緯國也不太聽從陸軍總部的命令。中情局機密檔案指出,保密局刻意擴大蔣緯國與孫立人的摩擦。
毛人鳳希望發展的第三勢力,是存在些客觀條件,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有一份1951年1月11日中情局提供給白宮國安會的資料,其中提到關於在中國大陸內部的反抗勢力到底有多少人,目前仍無可靠的資料,但推估約有70萬人,其中可能有30萬人與台灣的國府有關連。透過明確的組織、指揮與行動計畫,有效的後勤與通訊,可以加強這些反抗勢力的力量與效率。但是這樣也可能造成中共更激烈的反制,藉著大陸內部的反抗運動,指控國民黨與美國,可能影響人們對反抗運動的支持,阻礙他們的行動。在缺乏真正有效的反革命運動下,這些反抗勢力不可能真正危及或者推翻中共政權,我們最多只能期待他們分散或者阻遏共黨軍事力量的發展。
這些大陸反抗勢力,就是保密局希望發展的力量,希望美國支持,讓他們可以在大陸內部推動反共。在1950年代初期的國務院檔案當中,可以看到不少有關發展中國第三勢力的報告,美國中情局也曾投入不少資源,但是最終第三勢力沒有成為美國反共的主要力量,美方寄望台灣的國府能夠有足夠的反共實力。不過,甘迺迪總統當選後,美國明白表態不支持國府反攻大陸,國際局勢進入1960年代之後,也有了很大的轉變。蔣經國在1960年代從行政院政務委員、國防部副部長、國防部長,到後來的行政院副院長,展現出蔣中正對於蔣經國接班的培養與安排。
蔣經國離開國防部工作,恰與國府從反攻大陸,轉為積極建設台灣,發展台灣經濟的時間差不多,蔣經國在1969年轉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參與國家建設工作,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成為台灣的實質的政治領導人,1975年蔣中正死後,副總統嚴家淦繼位,蔣經國在1978年由行政院長升任總統,進一步提高蔣經國的政治地位,但是蔣經國在台的政治地位,早在1975年擔任國民黨主席時就已經確立了。不過,蔣經國後來能夠足夠實力掌控國民黨權力結構,還是因為他在1950年代擺脫了許多來自國府內部的權力鬥爭使然

台美關係必須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雙管齊下|高靖

文/高靖

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看似美國與台灣的實質外交關係更進一步,實際的影響,可能就不是這麼回事情。如果你能夠認真思考,美國那麼支持台灣,乾脆與中華民國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就好了啊,或者就與台灣共和國建交吧。但是,美國不會與中華民國復交,更不可能承認台灣共和國。中國大陸的戰略利益,無論如何都高於台灣,這才是真相啊 。台灣始終就是美國全球戰略棋盤上,一顆可以運用也可以犧牲的棋子,華府藉著拉捧或者打壓台灣,都是對北京表態。台灣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當中的尷尬地位,是很無奈的,但過度迷信操弄美國國會,不能給台灣長期與穩定的利益,設法強化與美國政府的互信,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美國國會的台灣旅行法,為美台高層官員互訪解禁,未來還需要參議院通過,即便是參議院支持,至多是美國國會對台友好,算不上是外交突破,也不是外交突破。因為真正的外交突破,還是需要行政部門的配合,如果行政部門壓根不派高層官員來台,豈非形同具文。
美國在1979年1月 1日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來自中華民國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等,都無法訪問華府。美國派遣官員訪台,也少有閣員級官員來台,軍方將級人員更是限制到台灣訪問。初期美國在台協會人員與我方接觸,包括外交部、總統府等機構是不允許進入的,雙方只能在外面碰面。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後,管制慢慢放鬆,雙方外交接觸不在是禁忌,最初美方要限制在台協會不能具有外交功能的角色,可是多年下來,沒有人會否認在台協會的實質外交角色,台灣始終保持低調務實的態度,慢慢爭取到美國信任,才會有真正的外交運作空間。
1980年代,雷根政府與北京簽署八一七公報,這大概是台北與華府關係的最低潮,雖然雷根準備了口頭六項保證,稍稍平衡台北當局受挫的心情,這卻也顯示無論雙方多好的國會關係,都無法影響對方政府的外交特權。
前外交部長錢復曾說過,他在1970年代擔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時,有個良友計畫,大幅邀請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或者他們重要的幕僚,以及委員會的幕僚訪問台灣,每年來的人數總在一兩百人以上。斷交前,駐美大使館也增加許多發展國會關係的人員,但是現實是,儘管台灣長時間積極發展對美國國會的關係,決定政策的仍然是行政部門,國會可以成為台灣的助力,卻沒有關鍵作用。
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除了是同情台灣的遭遇外,卡特政府與國會關係不睦,是一個背景因素。儘管台灣關係法中規定美國對台出售防衛性武器,可是台灣每每要美國同意出售先進戰機,都無法獲得美國同意,從有邦交時期,要求提供幽靈式戰機,到斷交前後,台灣希望美國提供F-16或F-18,全部都遭到美國拒絕,直到1990年代,老布希總統競選連任時,為了爭取德州選票,這才同意F-16戰機出售台灣,前後差距近20年,台灣與國會關係有多密切,都不如白宮的一句話。
北京在1989年惹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大大影響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美國國會不滿中共聲浪也增加,幾年後,柯林頓政府處理對大陸的最惠國待遇時,遭逢國會阻力,多少與天安門事件有關。這時期又碰上蘇聯瓦解,讓台灣的國際空間一下子變大,國際的氣氛也不同,1994年柯林頓政府放寬我駐美單位改名,新名稱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這要比原來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要更好。顯見與美國行政部門保持穩定務實關係,才是雙方關係發展良好的關鍵,國會雖是助力,卻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把對美外交全部寄託美國國會,那麼問題就很嚴重了,看看過去的歷史經驗。南越以為有美國的東京灣決議案,就可以無限制地獲得美國的援助與保護,可是套句台灣的話,民意如流水,當美國民眾厭煩戰爭帶來的傷亡,國會的態度就轉向了。美國介入越戰支出,在東京灣事件後,1964年8月7日美國國會通過授權總統對北越使用武力的東京灣決議案,那時眾議院是壓倒性地全數通過,到了參議院表決,只有兩位參議員反對。可是這個決議卻在1971年1月被撤銷,越戰後期美國國會甚至拒絕通過撥款援助南越,南越頓失倚靠,終於在1975年向北越投降。美國對於越南問題的態度,可以在短短十年不到,就有了那麼大不同的轉變,這對於台灣而言,是很值得好好深思的問題。
1995年當時,台北運用美國國會的良好關係,施壓美國行政部門,開放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突破美國外交禁忌,表面上,這是李登輝個人的外交成就,也藉著這項爭議引起國際社會注意台灣問題,但是為了李登輝訪美,卻是台灣的駐美單位與外交部付出代價,因為過度操弄國會,反而引起美國當局不滿,在一段時間內,雙方交涉出現許多困難。當然,隔年1996年台海危機時,美國還是派出航母來到台海,這是基於區域安定的決定,但是這項攸關台灣安全的處理方式,絕非國會可以影響,只能由國務院與白宮決策。
華府決定與台北斷交前,從1970年代開始,華府對台北的關係就逐漸冷淡,與北京互動加溫,當時是要聯中制蘇,冷戰結束後,這種大國的外交運作,也隨著國際局勢改變,有了不同的變化,華府與北京雙方必然會產生矛盾,這是大國在國際上難以避免的衝突,就算北京沒有稱霸的雄心,面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無論如何都會與北京的外交路線發生矛盾,更遑論台灣問題的存在,更是無時無刻不讓北京與華府雙方謹慎面對。
當華府與北京矛盾加大,尤其在北京在亞洲、乃至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時,美國必然無法接受其單一領導地位受到挑戰,對北京多加牽制,雙方鬥而不破。近幾年來,美國積極拉攏對日本關係,也正顯示華府對北京的壓制,對台北方面的友善,還是一種外交操作,其背後只是利益算計,是維護美國全球利益的計算,並不是什麼愛台灣這種不切實際的想像。
台灣旅行法如果最後也獲得參議院支持通過,充其量,這是美國國會對台灣的友善,是美國社會有強大的認同台灣的聲音,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國會議員是選舉產生,台灣可以以利益影響國會議員,北京當然也可以,選區的利益才是國會議員在意的事情,因為這牽涉到他的連任與否,當然,國會議員會有自己的想法,對於大陸的許多作為,有他個人的評價,這些選擇就會反映在國會許多法案與決議上面,台灣廣結善緣,固然可以協助台灣爭取美國的政策支持,但是任何政策得最終落實,仍要行政部門,政策未改,一切都是白費功夫。
以現況而言,政治上的極限是,華府不會尋求與台灣建立任何正式外交關係,但是雙方往來比起1979年來說,已經放寬許多,閣員級官員訪問台灣,已經不算是新聞,軍事交流方面也較以前放寬,但是在先進武器裝備的獲得方面與高層互訪,仍然存在限制。即便是通過台灣旅行法,允許高層官員訪問台灣,要不要來台灣,還是要看國務院與白宮的態度,行政部門必須以如何維繫美中關係良好發展的考量下,謹慎處理台灣問題,這就是台灣旅行法所不能夠處理的問題了。
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台灣不必妄自菲薄,但是托大心態也不好,也許某天國際局勢會有巨大轉變,改變了美國對台灣地位的思考,但至少現況台灣是處於美中雙方交鋒之下,而非三邊對等的關係中,如何謀求兩岸和平,又能爭取美國對台善意,這才是正道,如果以為有所依託,要藉美勢力抗中,這就可能是誤算了,因為一旦美中和解,台灣又該如何自處。

蔣中正怒斥湯恩伯胡宗南一段抗戰難堪的歷史|高靖

文/高靖

中國是二次大戰戰勝國,軍隊在艱難的環境下苦撐到日軍投降,幾年後卻失去人民的認同與支持,國共內戰屢吃敗仗,潰不成軍,究竟為何?長期以來,人們只看到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但從幾位國府名將生前留下的日記,可以發現戰爭期間,將領為了維持生計,專心作生意,或者吃空缺,戰事一起,部隊毫無戰力。部隊軍風紀太差,當地民眾皆反感,被日軍擊潰的軍隊,不僅沒有人民支持照護,民眾還將這些散兵游勇繳械,但是某些參戰將領即使多年後,還在扯謊掩蓋真相,不願面對自己部隊的過失。
抗日戰爭不論是打了八年,還是十四年,在長期抵抗日本侵略的過程中,因為戰區幅員遼闊,政府財政困難,難免有許今日看來多光怪陸離的現象,國府來台後,基於政治因素的考慮,刻意隱瞞這些軍隊的黑暗形象,但是多年事過境遷後,某些將領仍在國史館的口述歷史訪談,避談真相,掩蓋事實。
抗戰當中最引人爭議的是1944年5月第一戰區副司令官湯恩伯在河南省被日軍擊潰,外界始發現河南百姓如此痛恨湯恩伯。與湯恩伯非常友好的第八戰區副令官胡宗南,在西北地區握有大軍,六年來只訓不戰,原本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寄予厚望,希望能收復失土,胡宗南東援豫西,表現竟是毫無戰力,蔣中正在日記寫下失望與不滿,胡宗南日記也記載了蔣中正對他的斥責憤怒。
陳誠也在1944年6月16日日記寫下,華北問題需要改革,不然中華民國大半命脈要斷送湯胡之手,我們都要同歸於盡,除非湯胡能覺悟,將非法權利放棄,務正業,事尚可為,不然實在太危險。陳誠這段記述顯示,湯胡兩人當時的軍事表現,讓大家都感到憂心。至於所提到的非法權利,應該是指將領做生意與吃空缺等問題。
湯恩伯對外界批評,從無悔過之意。被蔣中正派來第一戰區挽救戰況的陳誠,早就看出湯恩伯是問題人物,陳誠在1944年6月10日日記寫下反省錄,湯恩伯已成姑息驕子,猖獗之勢已到橫流之時,雖稍有挫折,恐非一時所能糾正。陳誠不幸言中,湯恩伯憑藉著蔣中正對他的信任,我行我素,抗日勝利後,湯恩伯率軍到了上海,部隊駐紮在楊樹浦的大學校園內,破壞校園設施,軍紀甚差,民眾投訴,湯恩伯置若罔聞,連美國駐華大使館都注意到,給國務院寫了電報,國共內戰時,湯恩伯從上海撤退,國務院的檔案當中可以看到有人指控湯恩伯部隊勒索商家財物後,才離開上海,湯恩伯不受重用,多少與他在大陸的評價極差有關。
湯恩伯、胡宗南都是蔣中正十分寵信的將領,是嫡系中的嫡系,蔣中正將湯胡放在北方,抗日只是其一,另一個任務是對付共軍,這在胡宗南日記都有記載。湯胡雖受信任,但他們在抗戰後期的表現,卻引人非議。陳誠在1944年6月15日日記記載,與熊式輝、張治中、林蔚文會談,評論胡宗南神秘,湯恩伯粗暴,蔣中正放縱,不易解決。陳誠有關蔣中正放縱的評論,正是國府將領之間無法團結的癥結,後來的國共內戰,國府敗在不能同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陳誠用粗暴形容湯恩伯,湯恩伯也的確在河南搞到民怨沸騰,1944年5月日軍在河南發動攻勢時,湯恩伯毫無辦法,1944年5月20日美國大使館自重慶發給華府國務院電報,是以日軍粉碎(shattered)第一戰區形容戰況,湯恩伯曾在1938年台兒莊戰役打了勝仗,何以幾年後卻如此不堪。
根據陳誠先生書信集當中記載,1944年8月31日,蔣中正給了陳誠一份各方控訴湯恩伯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有關河南臨時參議會的電報,稱豫中各軍多湯直轄,湯逃避戰場,致軍失主將,聞風潰搶,湯恩伯霸占許昌捲菸廠,寶豐廟村煤礦,南召沙坪造紙廠,以及其他酒精廠,製革廠,製鐵廠等,湯恩伯下令河防部隊,勒收渡河費,包運違禁品出口,湯恩伯好貪不練兵,干政不愛民,民不堪擾,有寧受敵寇燒殺,不願湯軍駐紮。
另外,軍風紀第二巡察團委員陳積善,河南部隊士氣沮喪,紀律廢弛,惰將驕兵,聞敵即逃,指揮官毫無部署,械彈沿途丟棄,觸目皆是,團長以上,均應撤辦,河南民眾劫掠部隊槍械輜重行李,及眷屬行裝,應令省府查辦。
中統局報告,13軍在襄城嵩縣,大肆劫掠,強姦河南女大學生數人,至盧氏,將農民銀行基金現洋及大車,全部劫去,12軍在南召魯山,劫掠衣物,以刺刀刺傷人民,私賣槍枝,臨行時,將槍枝搶回。
軍統局報告,13軍潰兵一營,經盧氏以南雙槐樹,五里川等地,沿途搶劫,盤據深山,盧氏紳士潘世亭等,集合人槍千餘,圍攻該營,企圖解除武裝。
蔣中正給陳誠的文件提到湯恩伯做各種生意,這一點湯恩伯自己都不覺得有何不對,還引以為傲,四處對人說。胡宗南在1944年7月5日記錄了蔣中正對湯恩伯做生意的批評。蔣中正對胡宗南大罵湯恩伯,「他戰敗,我可以代他負責,但他不許做生意,軍人如做生意,一心一意在錢上打算,還能打仗嗎?他上次來報告,去年賺1億,明年可賺到 2億,初聽之下,極為吃驚,實出意料之外,我說你可以當銀行老闆了,不必帶兵了。」
將軍不打仗,帶頭做生意,這真是戰爭奇聞,但這也不是湯恩伯一個人如此,陳誠1944年3月13日日記記載,何應欽(軍政部長)都在做生意(貴州鹽田生意,一年賺上億元),其他又何必責任。胡宗南1944年2月12日日記,記錄了湯恩伯如何做生意賺錢,其中就有香菸生意,顯示河南參議會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與蔣中正的說法也大致吻合。湯恩伯告訴胡宗南,年來努力採購物資,以河南菸葉,換取徐海之鹽,預計今年可收2億元。這些錢除了給部隊使用外,湯恩伯列出總司令津貼10萬元,參謀長津貼1萬元,副參謀長津貼5000元。另外,副運輸處驢馬1000餘匹,拿出500萬做生意,賺錢若干,裝備若干,本身經濟自給自足。
對於湯恩伯的批評,陳誠5月31日日記,紀錄五戰區政治部主任駱德榮談話,河南省政治腐敗,湯恩伯擴軍、干政,對各方招忌太多,各級走私營商無所不為,有錢自然不能作戰。
不只湯恩伯忙著做生意,第一戰區司令官蔣鼎文也在做生意,陳誠日記1944年7月17日記載,蔣鼎文做生意的錢,官兵並未的到分文。稍早在7月9日,陳誠日記有蔣中正下令軍隊不准做生意與吃空缺,蔣鼎文馬上對陳誠表示要自行結束事業,如果有人向陳誠告發,希望陳誠不要理會。聽到蔣鼎文的說法,陳誠在日記寫下無恥無恥四個字。
即使蔣中正斥責湯恩伯不該做生意之後,仍有國府將領仍抱著發財夢,陳誠日記9月22日稱,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要組企業公司基金17億元,今年可得利100億元。陳誠對李品仙行為,寫下有意作惡,可怕等語。
對於陳誠日記與書信文件、胡宗南日記所揭露的湯恩伯爭議,曾經是湯恩伯部屬的石覺,當時是13軍軍長,他在中研院口述歷史當中,極力為湯恩伯粉飾,石覺辯稱那些對湯恩伯部隊的指控,都是不實的,那些事件是共黨假冒國府軍隊官兵所為,但是在其他戰區並無這種偽冒國府軍隊,製造軍民糾紛的事件,石覺的理由,略顯牽強。石覺也提到他的參謀長張純璽行李遭暴民搶走,這在蔣中正交給陳誠的文件當中,有類似情節。民眾敢搶劫部隊官兵,應該是也事出有因。
胡宗南日記在河南戰役期間,曾記錄陳誠談話稱,河南民眾痛苦,徵糧,徵兵,運輸,軍隊將自己運輸工具拿去自己做生意,政府運糧,運價不給。顯然陳誠並不認為這是共黨假冒國府軍隊,石覺推給共黨,只是卸責。
中研院石覺口述歷史當中,以軍紀嚴整,戰力堅強,形容13軍,但是美國大使館卻稱第一戰區遭日軍粉碎,如果戰力堅強,怎會日軍發動攻勢,戰區就遭粉碎,何以軍統局也會有13軍遭百姓圍攻繳械的報告。
第一戰區正副長官都在做生意,難怪日軍發動攻勢後,部隊潰不成軍。當時蔣中正看情況惡化,急忙指派陳誠前往第一戰區整理戰場。陳誠1944年5月8日日記寫下,林蔚文通知,第一戰區戰事極不利,蔣中正請他擔任第一戰區司令官。12日,飛往西安,趕赴戰區,戰況告急,陳誠卻始終找不到湯恩伯,直到20日才聯絡上。
陳誠5月16日日記,記錄俞飛鵬與蔣鼎文電話談話,提到代金與補給問題,蔣鼎文認為他的部隊比湯恩伯多,將自己所屬部隊所在位置明確說出來,又批評湯恩伯部隊完全潰敗,湯恩伯只剩光棍一條。陳誠感嘆,要蔣鼎文反攻,就推說部隊失去聯絡,命令無法下達,要錢,部隊位置就很清楚,如此矛盾,焉能不敗。陳誠的戰地日記讓人看到,戰區兩位負責領導將領彼此不和,一個推諉卸責,一個找不到人。
陳誠5月21日有檢討河南戰役失敗原因,陳誠寫下,軍人經商,走私包運,駐軍可稱貿易軍。23日日記,這次河南省的戰事顯示,軍民隔閡更明顯,更加深,對地方善後刻不容緩。我國軍隊不能作戰,全國皆然,第一戰區不過先行暴露弱點,其餘之不能作戰,所恃者是敵之未來。
5月28日陳誠日記載與友人討論河南省的政治軍事,湯恩伯的缺點,收民槍擴充部隊,戰事發生,都帶槍逃回家。為部隊生活營業。湯恩伯不認同陳誠的想法,胡宗南10月23日日記留下湯恩伯的談話,當時為了整頓第一戰區,陳誠改組第一戰區,湯恩伯批評改組實為最大錯誤,等於自殺,中央必有漢奸,地方武力,不問手段如何,必須掌握在手,然後設法整理。湯恩伯始終要收編地方武力,擴充自己實力,湯恩伯是中央軍嫡系,卻有著軍閥思維。
5月31日陳誠日記記載,在河南購糧,價額在九億元以上,但人民並未得到糧款,款亦不知下落。這顯示湯恩伯在地方上的爭議,未必是共軍假冒國府軍隊所製造,
湯恩伯部隊潰敗時,曾遭到不滿湯恩伯軍隊地方民眾包圍繳械,引起很大爭議。陳誠6月1日抵達南陽,他在日記談到關於南陽善後問題,百姓擔心湯恩伯部隊對民眾收繳武器實行報復,陳誠告訴鄉親,這件事情可由政府處理,可酌發獎金。6月2日,陳誠寫信給蔣中正稱,民眾深恐軍隊報復,人心惶惶,建議由河南省參議會會同第一戰區長官部,負責處理,收回失散民間槍枝,酌付代價,以免激成民變。石覺在口述歷史中辯稱沒有繳械,但若無此事,何以陳誠要慎重其事寫信給蔣中正報告這件事情。
陳誠見到湯恩伯後,曾在日記寫下湯恩伯多愧色,對於作戰失利,深自謙抑,十分難得。其實湯恩伯背後還是罵陳誠,胡宗南10月23日日記記錄湯恩伯談話,湯恩伯表示,陳誠對他從未挽留,他走後,陳誠必加緊做他部下工作,掌握到陳誠自己手內,陳誠對胡宗南是政治的,非道義的。
河南戰役後期,蔣中正東調胡宗南部隊,寄望胡宗南打下陝州,結果胡宗南吃了敗仗。胡宗南1944年7月5日記錄了蔣中正對他的斥責,蔣中正說,「這六年多的訓練,我以為你的部隊一定很好了,但在靈寶一仗打下來,才知這種部隊,不僅不能打日本,而且不能剿匪,各級指揮官的不行,尤其軍師長的作戰指揮,幼稚無能。軍隊紀律廢弛,97師未奉命令,隨便撤退,這個師長不即槍決,可謂無賞罰,無紀律,你對用人,如用團長,不經軍師長考察,濫用自己所拔擢者。假使上半年為剿赤匪,你一定失敗。你以後專任副長官,專注意訓練及指揮。」胡宗南在日記描述自己離去時的心情是,出門意志頹唐,一切一切奈然打不起精神。
陳誠書信集有1944年7月12日給蔣中正的簽呈,其中提到部隊吃空缺的問題,缺額越多者,經費越充足,人數越充足者,經費越短缺,實無議提倡吃空額。吃空缺幾乎是國府軍隊上下的通病,假報部隊人數,空出來的人頭經費,就可以挪作他用。胡宗南就有吃空缺的爭議,胡宗南日記1944年2月14日記載戴笠談話,戴笠稱何應欽提到每軍吃空三千,不能做的,為告宗南,速停止。戴笠還告訴胡宗南,對中共必須最大忍耐,如打共,敵必跟來,國際失其同情,應將主力集結,亦不打日本。
湯恩伯後來因作戰不力,遭到撤職留任,調豫鄂皖邊區的處分。蔣中正認為胡宗南優點多,但能力不夠,作戰不行。但陳誠仍以為胡宗南可用,陳誠在戰局穩定後,請辭第一戰區司令官,向蔣中正推薦胡宗南任第一戰區司令官,胡宗南隨即接任戰區司令官,但不是後來某些人宣稱是在河南戰役打勝仗,胡宗南其實是被日軍打退。
國共內戰期間,湯胡兩人在蔣中正下野後,只聽從蔣中正指揮,不服從代總統李宗仁與國防部指揮,毫無體制觀念的將領,這是當時中國軍事難以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兩人對蔣忠誠,無助挽回頹勢,更加速國家分崩離析的悲劇。陳誠更受蔣中正倚重,將台灣交給陳誠經營,湯來台後無發展,胡宗南只能去大陳島打游擊。湯胡兩人抗戰期間的荒謬表現,是那時大多數軍隊的弊端,在可歌可泣的戰爭史詩之外,還有這些不能與聞的難堪,政治上的緊密關係讓湯胡兩人權傾一時,一旦落魄,即無人聞問,但也只有誠實面對難堪,才能策進未來。

1960年李承晚被美國趕下台蔣中正心驚膽跳|高靖

文/高靖

1960年韓國總統李承晚連任第三任總統,因為選舉過程遭質疑舞弊,引發大規模示威活動,在美國強硬壓力之下,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要求李承晚重新選舉,李承晚最後被迫請辭下台,流亡夏威夷。李承晚在美國壓力趕下台,讓正在為如何連任第三任總統而傷腦筋的蔣中正,也警覺到美國可能重施故技,干預國府內政,儘管蔣中正順利連任第三任,面對雷震組黨案,蔣中正想到美國如何配合韓國反對運動,把李承晚趕下台,蔣中正也覺得有些棘手。
李承晚在美國逼迫下下台,流亡海外,國府不認同美國的立場,認為美國介入韓國內政,鼓勵韓國反對派。國府來台後,始終懷疑美國幕後支持吳國楨、孫立人等親美人士,有意策動顛覆國府。早在二戰結束後,美方曾在台灣拉攏台籍人士,有意結合孫立人等親美將領,在台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國府統治,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這些都讓國府對美國大使館一舉一動保持戒心。
李承晚是在1960年3月15日當選第三任總統,但因為競選過程充滿爭議,李承晚當選後,引發韓國多起大規模示威。蔣中正因為已經兩任總統,但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決定延任,當時曾引起許多非議,後來在與國民大會一番糾纏後,以臨時條款方式,在3月21日由國代推選蔣中正成為第三任總統,只比李承晚晚了幾天。但是蔣中正看到駐韓美國大使館對李承晚的政治壓力,也不得不感到憂心。
韓國因為總統選舉引發動亂後,華府沒有表態支持李承晚,國務院內部還有主張暫停經濟援助韓國的計畫,威脅韓國當局要取消艾森豪總統訪問韓國的計畫,使用各種手段逼迫李承晚就範,向反對勢力讓步。美國雖然表面上中立,沒有對韓國在野黨或者反對勢力表達任何支持的態度,但是沒有表達認可李承晚的選舉結果,無形中,這就是告訴韓國反對勢力,美國不支持李承晚政權。
李承晚競選連任第三任前,他的競爭對手因為癌症病故,形成一人競選總統的局面,但在選舉過程與投票過程,出現許多遭人詬病的選舉舞弊爭議,李承晚開票時獲得高達九成的選票,不僅沒有為他贏來大獲全勝的掌聲,反而引發民間激烈抗爭,引起美國大使館積極介入韓國內政,不斷施壓迫使李承晚下台。
面對韓國的動亂,1960年4月2日,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給國務院電報說明韓國情勢,馬康衛認為,美國在韓國犧牲了很多人的性命,投入很多金錢,韓國關係到美國的名聲與安全,美國沒有理由當個被動的觀察者,現在必須呈現更多積極的努力,傳達美國的觀點,讓他們有清楚的理解。美國的解決方案,不能強加在他們身上,必須是韓國人自己採取主動,並且付諸必要的行動。馬康衛批評韓國政府在這次選舉當中,使用美國的錢,傷害美國的利益。
4月19日,韓國各地又發生示威活動,情況一發不可收拾,馬康衛午夜會見李承晚,馬康衛話說得很重,要李承晚重新舉行選舉,外國大使要韓國剛選出的總統,重新辦選舉,這是毫不掩飾地干涉他國內政,但韓國各方面都必須仰賴美國援助,李承晚也沒有籌碼與馬康衛僵持。
根據馬康衛給國務院的電報,他對李承晚表示,任何廢止這次選舉,並且重新舉行總統選舉的官方行動,可以比任何方法都更能解決目前立即的情況。他描述李承晚看起來受到危機的影響,有些緊張與震驚,李承晚並不了解現在真實的情況,對於群眾動亂的成因、本質、與可能的結果,李承晚的分析都是錯的。
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同日,艾森豪總統表示,我們必須要對李承晚強硬,告訴李承晚,美國為韓國的自由戰鬥,除非李承晚同意自由選舉,人們有權利投票,否則我們待在韓國就變得毫無意義。國務卿賀特說,技術上,美國介入韓國的內部事務,但這有些特殊的合法性。賀特提到美國大使認為只有重行選舉,才能解決目前的情況,艾森豪也要賀特通知馬康衛去告訴李承晚
在美國施壓與韓國內部動亂不止的雙重壓力下,李承晚在4月26日決定請辭下台,李承晚透過廣播發表聲明,如果韓國人希望他辭職,他會請辭,同時下令重新舉行選舉。李承晚下台後,不久就流亡美國夏威夷。
美國把李承晚趕下台後,事情還沒完,美國更進一步插手韓國應該如何修憲,要把韓國改成什麼樣的政治制度。6月11日的國務院檔案顯示,賀特說,我們與大使館都認為,韓國應該採行百樂門制度政府(國會制)的試驗,指名希望反對黨張勉(Chang Myon)擔任總統,甚至對於國會總理的人選,美國也表達態度,必須是民主黨內部派系可以接受的人選。
美國把韓國總統趕下台,讓台灣的國府非常不以為然,開始懷疑美國幕後的動機。李承晚下台後半年,1960年10月7日,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給國務院的電報稱,國府誤解了美國在李承晚下台事件當中的態度,他與蔣中正總統溝通,國務院也與駐美大使葉公超溝通。莊萊德認為,國府的高階領導人不同意美國在韓國的行動,國府認為美國在韓國動亂發生後介入,是鼓動反對李承晚的勢力。國府認為把李承晚趕下台,製造了政治上的不安定,會造成自由世界失去韓國。
莊萊德說,國府不只是誤解美國的立場,而且還是不同意美國的作法。更多的解釋與證明我們在韓國的地位,都是無益的。莊萊德表示,最好不要接觸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陳誠清楚知道美國的立場,但是陳誠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支持他的主子決定的立場,陳誠的政治地位,最近不太安穩,假如陳誠支持美國的立場,將使陳誠的地位變得更脆弱。陳誠幫美國說法的可能不太高。
莊萊德特別提到陳誠,這是因為陳誠是國府除了蔣中正以外的第二號人物,不僅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還是國民黨副總裁,比太子蔣經國的權勢更大,但在蔣中正為了是否延任第三任總統時,陳誠與蔣中正之間也有點微妙,因為若蔣中正任滿兩任後不連任,陳誠順理成章接任競選總統,毫不令人意外,但從陳誠當年日記看來,陳誠並無角逐總統大位的幻想。
1960年10月21日,陳誠在日記寫下政壇傳聞胡適、王世杰、俞大維擁陳誠倒蔣,陳誠覺得可笑,可知一般挑撥離間的可怕,他對於總統的忠誠,絕不後人,中國如欲反攻大陸,除總統外,絕無他人可以領導。事實上,陳誠基於政治現實考慮,也認為蔣中正應該繼續擔任第三任總統,可是與陳誠親近的陳雪屏、黃少谷、張厲生卻都遭殃。
陳雪屏因為與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有所往來,讓蔣中正不滿,不讓他繼續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按照資深外交官陳雄飛生前的口述歷史,黃少谷當時有意促成陳誠擔任總統,讓蔣中正不滿,將黃少谷由外交部長改派駐西班牙大使,張厲生被派往日本擔任大使。蔣中正把陳、黃、張等人趕出政府與台灣,國府內就有許多傳聞是蔣中正剪除陳誠的人馬。其實這多半是國民黨人士的傳聞,因為蔣中正在1975年死後,在國民黨內帶頭推動行政院長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的就是黃少谷,當然陳誠當時已經病逝,蔣經國準備接班,也沒有實力相當的對手可以與他挑戰。
1960年4月27日,李承晚因美國壓力下台當天,陳誠在日記寫下,見總統,問韓國問題,告以李承晚已接受國會要求,正式辭職,恐韓國從此多事,其影響不限於韓國,不知美國何以善後?預料不久一定由反李變成。陳誠的判斷,與後來韓國的情勢發展,相去不遠,韓國不僅沒有因為李承晚下台,就帶來了真正的民主自由選舉,後來引發一連串軍人政變,美國基於冷戰的需求,只好默許韓國接受軍事強人統治。
美國在1960年同情韓國反對運動,促成李承晚下台,1960年下半年台灣發生雷震案,美方表達關切,更讓國府懷疑美國的動機。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柏森思在1960年12月2日寫信給莊萊德,他說,蔣經國曾經提到必須阻止雷震與台籍政治人物合作,國府在大陸所遭遇的困難,是因為把美國的方法誤導運用,造成大眾誤解政府的政策。國務院收到不少台人反對大陸人加劇中的訊息。
從美方訊息看來,雷震案發生是因為雷震與台籍人士互動頻繁,又要組黨,當時艾森豪訪華問台灣,國府只能在艾森豪離開台灣後,才準備在9月2日動手抓捕雷震,但因為韓國的情況,讓國府憂心美方若關切雷震案,就可能對台灣出手。
9月30日,國務院給台北美國大使館的電報,電報指出,國務院對於逮捕雷震有政治動機的報告,感到困擾。美國在促成李承晚下台的事件的表態,造成國府領導人的誤解,美國也許是間接表達對國府的關切,不要犯下李承晚政權的致命錯誤。
1960年為了政治現實需要,國府內外默許蔣中正延任第三任總統,但同時間韓國李承晚連任第三任總統,卻因為選舉舞弊爭議被美國趕下台,流亡海外,蔣中正難免感受到美國的弦外之音,偏偏台灣內部又出現雷震結合台籍人士組黨,在敏感的省籍矛盾之下,雷震可能讓台灣政治掀起另外的大風浪,蔣中正不顧美國壓力,仍然出手壓制雷震,不讓台籍反對黨出現,他另一方面懷疑陳誠可能有二心,對蔣中正與國府來說,這一年可說是充滿變化的一年。
無巧不巧,1960年在韓國一手幕後導演施壓韓國政府,鼓動韓國群眾反對李承晚的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幾年後卻被國務院派來台灣,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是在1966年到台灣接替莊萊德,1974年卸任,安克志接任,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倒數第二位大使,馬康衛任內,引起國府不少猜測,提防馬康衛把韓國那套把戲,也用在台灣身上,不過,這件事情並沒有發生。

從裁軍案看蔣經國在政壇如履薄冰|高靖

文/高靖

蔣經國逝世30周年,許多人以為蔣經國接任總統,在政治上是一步登天,其實未必,外界都忽略了國府退守台灣後,隨政府來台的國民黨人士,許多黨政軍人士輩分並不比蔣經國低,能力也未必不如蔣經國,蔣經國一路以來其實是戰戰兢兢,避免犯錯,在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蔣經國在國防部長任內,為了裁軍,小心翼翼,就怕一不小心,惹出麻煩,栽了跟頭。蔣經國謹慎處理裁軍問題,還是因為1959年的參謀總長王叔銘處理外島裁軍問題不當,被蔣中正拔掉職位,隨後外放駐外職務,眼不見為淨,王叔銘自此無更上一層樓的發展。
從國務院檔案可以發現,國府在1949年12月遷台後,國務院派駐台灣的官員所打交道的對象,初期並非以蔣經國為主,蔣經國是在1960年代之後,慢慢成為美方主要接觸的官員,即使後來擔任行政院副院長,這個職位若按照慣例,並無實權,可是美方卻直接接觸蔣經國,而不是當時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即使嚴家淦在蔣中正1975年4月死後繼任總統,美方交涉對象也仍是以蔣經國為主,蔣中正晚年身體健康情況差,軍方高級將領職務的人事異動,幾乎由蔣經國主控。
從美方的態度,可以知道,蔣經國才是在國府當中有實力的政治人物,所以成為美國交涉對象。1963年國府為了反攻大陸,與甘迺迪總統意見不合,蔣中正特派蔣經國前往美國,與甘迺迪當面溝通。蔣經國當時只是行政院政務委員,還要一段時間之後,才接任國防部副部長,以蔣經國當時官場地位,如非蔣中正兒子與親信的身分,美國國務院豈可能安排蔣經國與甘迺迪會面,美方非常現實,清楚了解蔣經國可能是未來接班人,才會與蔣經國接觸頻繁。
嚴家淦過世後,後人推崇嚴家淦無私無我,在行政院長任內,多方栽培蔣經國,其實這都只是想當然耳的說法,嚴家淦無論對於蔣經國任何的人事安排,都無損於蔣經國的地位,蔣經國的政治實力在1960年代已經開始表現出來,到白宮見甘迺迪,就是個指標,那是遠遠超過嚴家淦所能接觸的層次,嚴家淦充其量只能說是客氣,識時務,實在談不上栽培蔣經國。1950年代親美派的台灣省府主席吳國楨、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在國府內被鬥垮,一人流亡美國,一人遭到軟禁,這後面都有蔣經國的影子,吳國楨更是在美國公開批評蔣經國。孫立人在軍中經常批評政戰系統,幾乎是公開與蔣經國為敵。蔣經國沒有相當的實力,豈敢與親美派發動鬥爭。
蔣經國在1970年再次以行政院副院長身分訪美,會見尼克森總統,因為這時美國外交路線已經開始轉向,要打開與北京中共政權的外交關係,蔣經國再次銜命訪美溝通,這時的國府早已無力談反攻大陸,只能在美國拋棄台灣之前,想方設法加強台灣防衛安全。蔣經國兩次赴美拜會美國總統,那是一般國府高層人員,都很少有過的待遇。儘管蔣經國已經慢慢累積雄厚政治實力,能夠遠赴白宮,代表蔣中正與甘迺迪、尼克森溝通談判,但是在政府內部,蔣經國仍然如履薄冰,避免犯錯。
1969年蔣經國在卸任國防部長前,曾經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討論裁軍問題。多年來美國一直希望國府裁減軍隊,才不會讓龐大的軍力壓垮脆弱的台灣財政,也有助於推動經濟發展。蔣經國面對這個問題謹慎以對,絲毫不敢冒險。蔣經國甚至毫不給面子的當面拒絕馬康衛的裁軍建議。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9年3月5日馬康衛以電報說明3月4日與蔣經國會面,說明美國對國府軍隊組織再造與裁減的看法,蔣經國由溫哈熊擔任翻譯,這場簡報歷時25分鐘,由於美方主張成立聯合諮詢小組討論裁軍問題,蔣經國認為裁軍是中國國內事務,成立聯合諮詢小組會有不好的政治效應,這偏離了過去由國防部長徵詢美軍顧問團意見的作法,蔣經國拒絕成立這個小組。希望美國政府不要再提這件事情。蔣經國說,這不只是他個人的看法,相信也是中華民國政府的看法,成立這種小組,對美國也沒有利益。
由於當時台灣正與美國談判協助合作在台生產直升機,蔣經國覺得美國似乎把直升機案與裁軍案兩案綁再一起,他認為,應該把兩件事情分開處理。馬康衛見到蔣經國這樣激烈反對雙方合作討論裁軍,無法說服蔣經國接受美國的意見,也就決定不再提這件事情,但馬康衛懷疑蔣經國已經事前知道他的談話內容。
馬康衛認為,蔣經國的反應,顯示聯合諮詢小組觸碰到國府自尊的敏感神經。溫哈熊後來告訴美方,為何蔣經國會如此強烈反對美國的看法。馬康衛的電報轉述溫哈熊說法,蔣經國在意的是美國背後的動機,美國應該是對裁軍有興趣,更勝於國府軍隊的軍事現代化。溫哈熊提出了美國長久以來一直要國府裁軍的歷史過程,溫哈熊回憶,為了美國在1950年代後期要求裁軍,當時的參謀總長王叔銘下台,失去重大影響力,蔣經國主張部隊組織再造已經讓蔣經國的地位脆弱,很容易遭受蔣中正與軍方反對派的批評,所以蔣經國用現代化與火力提高平衡,成立小組會讓蔣經國更脆弱,蔣經國也不希望其他政府部門參與裁軍規畫,美方並沒有理解蔣經國對於組織再造的努力,蔣經國的反應,不是沒有充分考慮美國地位的不成熟看法,這是基於某些事實的意見。
台灣是從1968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這增加了許多教育支出,沉重的國防軍事支出,從國府撤退台灣後,就一直是美方希望能夠改善的問題,以提高台灣經濟發展的效率。裁減軍隊規模,始終是美方建議選項之一,但是反攻大陸的政策之下,1950年代國府忙著重建陸軍部隊,根本不可能裁軍,但在八二三砲戰後,為了降低外島衝突的潛在危機,外島撤軍又成了美方極力施壓的意見,同時國府也與美國開始商討裁軍規模。
當時艾森豪總統派了一個小組到台灣,評估美國軍援計畫,根據馬康衛1959年2月13日電報,蔣中正告訴美方,在美國協助下,已裁撤8萬人,國府正準備讓2萬 4000位軍官退伍,沒有美國協助,這個計畫是辦不到的,在未來18月內,要裁總兵力的12%,約7萬人,但這個裁減還要看是否獲得美方資金的支持。馬康衛認為,如果有美方援助,蔣中正會將部隊裁到60萬人,也許稍晚會再裁掉更多部隊。
不過,就在處理外島撤軍問題方面,王叔銘出現問題,八二三砲戰後不滿一年,就被拔掉總長職位,先放冷凍起來,後來才改派駐外,離開台灣政壇。現在許多人認為派駐海外是政治酬庸,以前高級將領派駐海外,那算是某種懲罰。賴名湯日記當中經常可見擔心派駐國外大使,失去軍旅生涯的發展機會。
王叔銘是蔣中正的寵信,與美國合作外島裁軍,一個不小心照樣被扔在一旁。蔣中正對王叔銘有多信任呢?胡宗南日記有許多場景的記述。胡宗南也是蔣中正寵信的國府將領之一,抗戰時統領大軍圍堵中共,鮮少與日軍作戰。因為重慶方面對中共的圍堵策略,這讓當時派駐中國的美國使館人員,經常寫電報向國務院告狀,指控重慶當局不抗日。胡宗南國共內戰時期日記中,1949年8月4日,王叔銘傳蔣中正密諭,指示作戰機宜,要胡宗南不要向國防部報告行動。12月23日,胡宗南從成都逃到海南島,蔣中正十分憤怒,27日要王叔銘到三亞見胡宗南,傳達蔣中正的不滿。
從胡宗南日記可以看到王叔銘受到蔣中正信任,蔣中正有越級指揮部隊的老毛病,每每造成國軍作戰秩序混亂,部隊無所適從,蔣中正就是透過類似王叔銘這樣的親信,到前線傳話給指揮官,王叔銘身為高級將領,卻是擔任蔣中正的傳令兵。
八二三砲戰期間,王叔銘擔任參謀總長,當時大二膽島因為共軍火力凶猛,補給困難,一度情況緊急,美方希望國府自大二膽島撤軍。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58年9月27日,美軍台灣協防司令史慕特給太平洋司令菲特的電報,其中引述王叔銘的私下談話,王叔銘認為,大二膽島是完全守不住的,如果秘密的說,他很想從大二膽島撤軍,但是他必須服從政府激勵士氣的命令,維持他們的戰鬥效能,努力增加運補能量。史幕特說,王叔銘似乎接受他提出的逐漸將大二膽島守備,轉換為能應付各種情況的戰鬥團,以及發展出以小單位輪調的計畫。王叔銘還對美方說,除了史慕特之外,他的工作是自由中國當中最爛的一個職務 。
10月27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提到,在10月22日的一場會議當中,美軍顧問團認為外島如果可以撤軍,美國可以提供其他的合適裝備,由中美共同研究這個問題。25日外交部長葉公超詢問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有關外島撤軍的問題,對於美方的意見,葉供超很小心地沒有表示意見,但葉公超提醒美方,任何有關外島撤軍的方案,都應該謹慎處理,不能只由美方片面推動。
美國大使館在11月14日給國務院的電報顯示,史慕特與美軍顧問團團長杜安拜會蔣中正,蔣中正原則同意外島裁軍,但是不能在遭受攻擊下撤出兵力,他也向美方提出外島增強火力的建議,美方提出增援金門12門240砲,12門155砲。馬祖4門240砲,一個營155砲,另外可考慮曲棍球地對地飛彈(後來外島並無美軍飛彈)。蔣中正提出增加外島戰車數量,美方同意研究。
王叔銘與杜安在1958年11月17日簽了有關外島撤軍的諒解備忘錄,但從11月過後,金門只撤出500人。根據1959年3月19日駐美大使葉公超與國務院官員的談話紀錄,王杜備忘錄提到金門只保留最多1萬5000人,美方會提供新式重型火砲,這個裁減外島兵力計畫在1959年6月30日完成,但因為金門沒有裁減兵力,這些火砲雖然已經運抵台灣,暫時由美方扣留不交給國府。由於時限快到了,國務院非常關切中國方面的進展。艾森豪總統也多次垂詢外島裁軍的進度,只能告訴他國府什麼也沒做。國務院希望葉公超能夠打破這個不幸的僵局。
葉公超告訴美方,蔣中正對於外島撤軍,必須透過人員遞補的過程掩飾,他六周前收到陸軍方面的消息,已經開始進行了。但是對於6月30日完成外島撤軍的事情,葉公超卻是很驚訝的表示,他完全不知情,他從來沒有聽到具體的時間。葉公超說,他會建議政府實施王杜協議,他建議美方不要再與王叔銘討論外島撤軍的事情,由美國大使與外交部長談,協防司令與國防部長談。
葉公超對美方提醒不要再跟王叔銘談外島撤軍,顯示葉公超已經感覺出問題了。1959年3月 21日,王叔銘通知杜安,1萬6645人在6月30日前撤出外島,杜安同意扣留的火砲運往金門。就在王杜協議完成外島撤軍的6月30日前一天,蔣中正將副總統陳誠、總統府祕書長張群、國防部長俞大維討論將領人事,陳誠當天的日記寫下,以王叔銘大亂,不宜再任參謀總長,俞大維說王一切很好,但做事太無重點。陳誠認為,蔣中正費九牛二虎之力培植王叔銘,結果如此,實堪注意。
陳誠的王叔銘大亂說法,顯示王叔銘真是闖了大禍。7月13日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他與外交部長黃少谷7月11日的談話,黃少谷說,王叔銘下台,與中華民國對美國的態度有關,但對於雙方關係沒有特別的改變。王叔銘因為太傲慢,人際關係很差,行事不夠謹慎,才會下台。王叔銘決定很多事情都會跳過俞大維,而俞大維比較喜歡與彭孟緝合作(彭是王的前任,王垮台後,鵬又回任總長)。
從國務院資料看來,國府並不清楚王叔銘與美方共同協議外島撤軍,葉公超才會請美方找部長談,不要再與總掌談。黃少谷的行事不謹慎,可能也與此有關。蔣中正是願意在美國幫助下裁減兵力,但是不能接受雙方一起決定外島撤軍,尤其外島地位特殊,蔣中正更是態度保守,王杜協議後來其實等於是廢棄不算數了,因為金門駐防兵力並未減少太多,直到後來因為兩岸情勢改變,軍方精實案等兵力裁減方案,外島才真正撤軍,但那已是幾十年後了。
王叔銘與美方共同協議撤軍,立刻就被拔掉職務,派到國外去,不讓回到台灣,十年後,蔣經國也與美方碰到兵力調整的問題,自然更是小心,溫哈熊是蔣經國身邊的重要幕僚,他用王叔銘案說明蔣經國對中美共同商討裁軍的顧慮,顯示當時蔣經國的謹慎,避免再犯前人的錯誤,就在蔣經國與美方談過不久後,改任行政院副院長,仍然擁有對軍方掌控的實權,逐步往政壇高峰前進。

金門馬祖對兩岸都有一個中國的暗示|高靖

文/高靖

國府遷台以來,初期仍掌控海南島、舟山、大陳、馬祖、金門等大小島嶼,隨著戰事的推進,國府陸續撤出這些島嶼,最後剩下金門與馬祖,國府始終不願意放棄這兩個外島,即使面對美方與國際壓力,始終不願意退讓。金馬兩個彈丸之地,有何特殊,何以國府當局那麼堅持,共軍除了在1949年10月派兵攻占金門,遭到國府軍隊擊退之外,分別在1954年9月與1958年8月對金門發動砲戰,國際上都擔心金馬外島成為引發世界大戰,破壞世界和平。其實,兩岸中國人對金馬的思考,與西方國家不同,兩岸都有一個中國的考量,才會有攻擊金門與防衛金門的考慮。
1949年中共建政後,共軍仍然缺乏渡海攻擊台灣能力,但是攻擊國府所控制的大陸沿岸島嶼,共軍有極大海空優勢,國府因為距離太遠必須放棄海南島、舟山、大陳等,金門與馬祖尚在台灣可以海空掩護的範圍內。對於北京而言,在1949年之後,對金門發起攻擊,有個中國特有的思考,就是不能打太過頭,迫使國府尋求美國奧援之外,甚至往分離路線前進,讓兩個中國出現,以便國際介入台海。另一方面,也不能讓台海情勢停滯,讓兩岸分裂成了長期的現象,讓兩個中國的現象穩定了下來。
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中,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國務院官員都有類似的看法,就是當台灣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台灣有可能選擇台灣獨立,或者兩個中國的情況,以求自保,甚至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美國仍密切觀察台灣是否宣布台獨,以爭取回到聯合國的機會。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外交部內部就有人主張台獨,以與中國大陸分割,這樣可以增加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免於中共統治的可能,不過,這種主張當然不會被蔣中正接受,美國更不會公開參與這個主張。
換句話說,中共對台灣的威脅要恰到好處,太過,會逼著台灣往獨立方向的分離路線前進,反而不利統一。太少,也可能讓台灣肆無忌憚搞兩個中國,或者台灣獨立。其實,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都神似呼應自1950年代以來的兩個中國主張,只是台灣這邊已經沒有政治優勢,在國際社會難有政治承認。至於陳水扁、蔡英文兩任政府都是要一中一台,與國民黨政權不太一樣。
儘管國共雙方打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讓,但雙方不放棄中國統一,台灣當局在放棄幾處外島後,仍要確保金馬,就是不希望出現隔海分治的兩個中國。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55年3月 13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寫信給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羅勃森,藍欽說,很難分析中國人的思考,尤其是當他們大部分都在猜想我們在想些什麼的時候,對自由中國而言,失去某些小島,可能還不如朝向兩個中國,更傷害他們的士氣。對蔣中正來說,失去小島,沒有比兩個中國的危險更重要,因為蔣中正認為,這就像是在台灣海峽中間畫了一條線。藍欽認為,這正是蔣中正與外交部長葉公超所想的。
對於國共雙方的衝突,國際社會多不理解國府的堅持,同時對於中共控制大陸的客觀事實,希望採取務實路線,承認中共政權,但在韓戰以及整個冷戰的大環境下,美蘇對抗的矛盾沒有解決,美國不願意對共產中國讓步,更不願意讓北京進入聯合國。可是兩個中國,卻是國際普遍的看法,就是希望兩岸雙方都能夠一起在國際社會共存,英國、日本都是支持兩個中國的主張。1953年9月3日,美國駐日大使艾利森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日本是非常不情願地與美國一樣,維持與國府的關係,日本原來與英國一樣,認為共黨能夠長期占有中國,以及操作運用分離北京與莫斯科的可能。日方近來逐漸採信兩個中國理論的人,有增加的趨勢。
儘管美國立場上是不願承認中共,但在1954年8月4日,白宮國安會有一份最高機密文件,檢討美國的遠東政策,其中有一個選項就是停止支持國府軍事對抗中共,但協助國府保有台灣。在台灣仍保有聯合國會籍與中共同意遵循聯合國原則之下,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這也就是說,美國願意思考兩個中國政策,但在當時的冷戰氣氛,使白宮繼續選擇對抗,沒有採納兩個中國。
美國人不服輸的心態,也對確保金馬有關係,1954年5月22日,國務院列為最高機密的會議紀錄,當時美國與台灣沒有共同安全條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不希望對這些島嶼有公開表態,艾森豪總統非常關心這個問題,詢問美國究竟有沒有類似的公開陳述,因為這對於美國軍力與優勢地位而言,都是太大的承諾,會中證實美方並未承諾防衛金馬等外島。但是參謀聯席會主席雷德福說,美國面對的是心理問題,我們不希望共黨在遠東有更多的勝利。
台灣希望有共同防禦條約,一來為台灣安全,二來強化與美國政治關係。害怕引發與蘇聯的衝突,艾森豪在1954年3月31日對於與國府簽署共同防禦條約,他曾經表示保留意見。可是台海情勢丕變,8月25日,羅勃森以情勢變化,希望艾森豪重新考慮。其一是如果有條約,蔣中正同意,也是第一次表態,他不會在美國沒有同意下,對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羅勃森認為,這個保證可以使美國在有關美軍捲入台灣地區衝突時,有更大控制範圍。
在美方思考調整政策時,9月3日,共軍砲擊金門,造成兩名美軍顧問陣亡,14位美軍顧問安全撤離。中共顯然是要表達對國府與美國共同防禦條約的不滿,因為在美國保護下的台灣,可能演變成兩個中國,台灣自中國領土分裂出去。金門砲戰當天,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安德森給艾森豪的機密報告引述美軍意見,認為外島對於防衛台灣沒有重要關係,主要是心理效應,尤其是由共黨造成更多軍隊與領土的損失時,對國府軍隊與其他支持美國政策的亞洲國家的心理效應。安德森也認同軍方看法,更多的損失,會讓我們與共黨競爭的戰略地位,產生惡化影響。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最後順利簽署,可是簽署後又在國府內有不同看法,因為國府放棄了軍事反攻大陸的主動權,發動攻擊必須徵得美國同意,雖然條約確保台灣免於共軍入侵,但讓反攻大陸變得幾近不可能,國府內部出現懷疑條約可能促成兩個中國,在美軍保護下的台灣,從此與中國分裂出去。
1950年代,國際上除了兩個中國主張外,也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英國勸說美國督促國府撤軍,二戰英軍名將蒙巴頓以自己與蔣中正戰時打交道的經驗,告訴美方對蔣中正要軟硬兼施,用強硬的態度逼迫外島撤軍,但也給蔣中正下台階,可以提高國府兩棲登陸能力以及國府軍隊現代化作為交換。美方早在韓戰結束後的1954年,希望降低兩岸發生衝突的可能,希望國府自金馬撤軍,到了1958年發生砲戰,這個主張更加強烈,受到美國壓力的蔣中正,最後允諾以提高火力交換裁減外島駐軍,不同意全面撤軍。
八二三砲戰前的8月20日,美方開會討論台海情勢,羅勃森給杜勒斯的備忘錄,對於外島撤軍以降低衝突的意見,他認為,撤出外島不會消除危機,只是刺激北京侵略的胃口。砲戰發生後的8月26日,中情局提出一份台海區域情勢可能發展的分析報告,中共希望升高緊張情勢,可以遏止任何朝向接受現實的兩個中國的潮流。
美方知道放棄金馬,無助台海和平,共軍針對金門砲擊,也是提醒台灣當局不要在共同防禦條約下偏安海島,搞兩個中國的主張。中情局理解中共是展示武力,嚇阻兩個中國,中共砲擊金門而非攻占金門,就是表達反對兩個中國的態度。但是中共後來降低為單打雙不打,也是另一種考慮,就是避免把台灣逼到角落,迫使台灣走向兩個中國或者台獨,以求自保。
兩岸雙方始終有種微妙氛圍,八二三炮戰後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台商討中美共同聲明,穩定台海情勢,原本美方認為金門與馬祖不在美軍協防範圍,結果發表聲明前,共軍突然又恢復暫停的砲擊,這時杜勒斯也不得不說,因為共軍違反自己宣布的停火,恢復砲擊金門,在這個情況下,防衛金馬也與防衛台灣有密切關係了。共軍這一打,到底是傷害國府,還是幫了國府呢?自然是讓國府繼續保有金馬,不能放棄金馬。
對於透過金馬表達一個中國的堅持,只有兩岸當局各自清楚這個想法,國際上並不理解北京與台北雙方在乎的一個中國,他們只希望不要有戰爭,保持和平。1959年2月12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目前的情況是,內戰背景下分裂的中國,美國與各界可能對於這個不太令人安心的均勢,都感到不滿,希望建立另一種情境,譬如兩個中國,大家都承認兩個中國的政府,也各自與這兩個中國政府。但是這在現況是不可能達成的,台灣人也許傾向有台灣獨立意涵的兩個中國,可是這要在國府失去所有的抵抗能力,以及放棄回到大陸才有可能。
美國勸說放棄金門不成,就改而建議放棄大二膽島。2月21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稱,蔣中正對於放棄大二膽島,從軍事與政治觀點都辦不到。軍事上,大膽島可以抵抗共軍突襲金門,遏止廈門港。政治上,放棄大膽島,會讓人們認為國府沒有防衛金門與台灣的決心。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看蔣中正如此堅持,他認為,蔣中正不會在美國壓力下讓步,中共也希望中美雙方有裂痕,如果繼續談這些事情,只會讓蔣中正更反彈,最好美國都不要在提自外島撤軍的事情了。
金馬外島對兩岸來說,都有確保一個中國的意涵,這只有兩岸當局自己明瞭這個意義。1960年代後,中共在國際上慢慢擴大影響力,1971年進入聯合國後,更增強了國際地位,北京對台灣外交扼殺,是逼迫台灣就範的政治手段,軍事手段雖然仍是必要手段,卻已不是那麼顯然的選項。當與美國建交後,中共停止砲擊外島,因為不在需要利用砲擊,表達反對兩岸分裂,政治上,中共已經占上風了,對台和平統一攻勢於是延續到今日,除了九六台海危機,以及兩國論之外,台海軍事緊張情勢其實已經降低不少,直到蔡英文政府2016年上台後,以反對九二共識逼迫大陸關閉協商管道,近來共軍機艦繞台,明顯增加許多,但這些活動仍在國際規範當中,台灣只要沒有法理台獨,其實也不用太擔心,至於金馬早在解除戰地政務之後,就已逐漸融入對岸生活圈,但又屬於台灣的控制區域,誰能說外島不能成為促統的一個管道呢?

國府早年讓蘇聯後果自負現在民進黨只會光說不練|高靖

文/高靖

北京決定啟用M503航線北上部分,南下部分早在2015年已經啟用,對於大陸啟用這條靠近台海中線的民航航線,台北的民進黨政府氣急敗壞,當成國家安全危機,陸委會放言後果自負,這句後果自負,是很強烈的回應,但台北有能力要北京後果自負嗎?姑且不論這條航線是國際民航組織允許設立,台北就算要與國際規範對抗,也要擁有讓對方承擔後果的能力,現實上,台北方面沒有這個能力,可是60年前的台灣,仍能以貧弱的軍力與政治地位封鎖大陸沿海,硬是扣留開往大陸的蘇聯船隻,任憑美國施壓,國府不放就是不放,讓蘇聯後果自負,扣留的船隻還改編為海軍會稽軍艦,憑藉的就是意志與決心,與現在民進黨政府的政治秀完全不同。
民進黨政府把國際民航議題當成國家安全議題操作,無非是製造假危機,轉移台灣內部因為勞動基準法修法引起的許多紛紛擾擾。不論中西古今,許多國家面臨內部紛擾時,往往就藉著發動戰爭,或者創造一個國家安全威脅的議題,極盡誇張地進行政治操作,藉以轉移內部不滿聲浪的關注焦點,甚至可藉著國家安全大帽子,把一切的不滿異議全部壓制下去。
民進黨政府兩度修正勞動基準法,遭到勞工團體抗議民進黨政府向資方靠攏,民進黨政府詞窮,亦不知如何辯解,只能利用釋放有利自己政策的假民調訊息,藉以說服公眾,但是成效極微。台灣社會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先前的中高齡失業,還沒有獲得妥善解決,青年面臨低薪問題又接踵而來,房地產市場狂飆,讓中產階級在城市都難有立錐之地,許多人對於日常生活充滿挫折感,便在勞基法的修法爭議當中趁勢爆發出來。
M503航線只是因為靠近台海中線,就被民進黨利用渲染為國家安全問題,可惜民眾對這種議題無感,政府只是與勞工抗爭爭奪新聞版面,卻不能真正平息一般民眾心中的憤怒與挫折。很多人不清楚台海中線的性質,為何不能靠近?其實台海中線沒有任何國際法的地位,更不是國境或領空的畫分,那條虛擬的線,是冷戰時期,由駐台美軍所畫設,若共軍戰機越過這條線,台灣方面的空防就必須採取行動,只是一個參考標準。國府遷台初期,對空雷達掌握共軍動態,泰半仰賴美軍雷達部隊,美軍就在台海中間畫了這條線,作為判斷狀況,下達處置的參考。
台灣在台海當面的海空觀通監偵能力大大提升的現在,共軍戰機在大陸沿海的動態,從起飛到飛行,都可以即時掌握的一清二楚,這條台海中線的意義,已大不如前,只剩下台灣方面堅持中線是不可跨越的,不過,兩岸對峙幾十年,過去從台灣起飛的戰機,可以在大陸沿海偵巡,共軍戰機一般不會出海,雙方交戰多次,各有勝負,仍以國府空軍略有優勢,可是在1990年代李登輝大搞兩國論以來,共軍戰機出海次數越來越多,對台灣方面形成壓迫,二十年過去,我方已退縮到台海中線以東空域活動,如今M503航線南北雙向啟用,就是確保了中線以西排除了台灣單方面的控制。
海峽中線能否確保,這是力量的對比,M503啟用,要大陸後果自負,那也要拿得出力量與決心,不是用叫囂就能夠解決。今日台灣的財政與軍事力量,相較於國府遷台初期,不知強上多少倍,但是當年又窮又弱的國府海軍,沒有幾艘像樣的軍艦,憑藉著決心與意志,並與美國中情局合作之下,就能夠執行封鎖大陸沿海任務,敢在國際公海上抓捕扣留前往大陸港口的各國船隻,逼得各國船隻不敢靠近台灣周邊,大陸將這些運輸船隻轉往廣州靠泊,還派出戰機護航,迴避國府海軍抓捕行動,結果鬧出更大國際空難糾紛,因為國府海軍在海上積極巡邏造成的壓迫,迫使共軍戰機誤認國泰航空班機為國府轟炸機,將國泰班機擊落,鬧出人命。
國共內戰期間,國府採行封鎖大陸沿海政策,直到退守台灣仍然繼續這個措施,不允許外國船艦前往大陸沿海港口。1954年6月23日國府海軍兩艘巡防艦在呂宋島與台灣之間的巴士海峽,扣留蘇聯運油船陶普斯號(Tuapse),現任外交部長李大維的岳父池孟彬,當年就參加了扣留陶普斯號的任務,根據池孟彬在口述歷史的回憶,6月22日臨時接獲命令出發搜尋這艘蘇聯油船,當時他是太康軍艦艦長,與丹陽軍艦(前身是日本軍艦雪風號,戰後以賠償艦交給中華民國海軍)一同執行這項任務,當時兩艦開砲才迫使陶普斯號停下來,我方海軍派人上船,將船開回高雄停靠。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54年6月24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曾以電報通知國務院國府海軍扣留陶普斯號,同時宣稱另一艘蘇聯油船列寧格勒號剛離開中南半島海岸,也將沿著陶普斯號一樣的路線,國府海軍預計25日午後稍晚扣留列寧格勒號。藍欽引述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說法,葉公超反對在公海上扣留蘇聯船隻,參謀總長周至柔與葉公超的看法一致。
國府宣布封鎖大陸沿岸,也真的動用海軍執行這項任務,包括美英等國的貨輪都被國府海軍扣留或者砲擊驅趕,後來更進一步扣留來自共產國家的船隻,與陶普斯號同時間另有兩艘波蘭船隻,也遭到國府海軍扣留帶回。
蘇聯對於國府扣留船隻反彈很大,讓美國也感受到政治壓力。7月9 日,國務卿杜勒斯去電駐華大使館,請大使館與國府交涉立刻釋放陶普斯號與船員,國務院認為國府的行為沒有任何國際法的依據,要藍欽緊急向葉公超反映這件事情,可能會引起蘇聯的反彈,影響到國府與其他的政府。杜勒斯也要大使館請葉公超轉告蔣中正總統,美國政府高層關切國府扣留船隻與船員可能造成的後果。
美國大使館在台北幫蘇聯向國府施壓釋放船隻與船員,葉公超剛好生病請假在家療養,美國人還是找上門打擾葉公超,國務院檔案記載葉公超的回答,葉公超說,他自始就反對這件事情,可是蔣中正聽其他顧問的話。7月12日,外交部告訴美國大使館,陶普斯號仍然扣留,因為需要進一步調查。美國大使館7月13日電報通報國務院台灣方面的態度,電報稱國府明白地無視於國務院立刻釋放的要求。
美國為了陶普斯號,對國府是軟硬兼施,7月16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馬康衛藉著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商談遠東集體安全問題時,對顧維鈞提出了有關陶普斯號的關切,憂心蘇聯會有報復行動,但是顧維鈞也無法作主,因為台北態度始終沒有改變。
就在陶普斯號事件一個月後,兩架共軍戰機在海南島外海擊落國泰航空由曼谷飛往香港的民航班機,這件事情引起了美英兩國的嚴重抗議。這起國際重大空難事件,間接的原因與陶普斯號有關,北京顧忌國府持續在台海周邊扣留開往大陸沿海的船隻,便將船隻停泊港口都改在廣州,並在沿途有戰機護航,排除國府的扣留行動,7月23日,兩架共軍戰機發現國泰航空的班機,誤認是國府的轟炸機,要攻擊往大陸的船隻,開火擊落,造成無辜旅客傷亡。
共軍攻擊民航機的事件只是開端,7月26日,美軍派兩架飛機在國泰民航機落海海域搜救,遭到共軍戰機攻擊,美軍戰機還擊擊落共軍戰機。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7月29日白宮國安會開會,中情局長艾倫‧杜勒斯說,蘇聯對國府扣留船隻非常憤怒,蘇聯認為這是美國的政策,攻擊英國民航機是因為愛開槍的飛行員造成的,飛行員認為這架飛機是要攻擊蘇聯油船,發生第二起事件時,美國飛機正在對海上航行的波蘭船隻拍照,波蘭船隻有蘇聯軍艦護航,蘇聯砲艇發出警告後,共軍出動戰機到現場,由美國所截獲的共軍命令是,如果美軍軍機沒有敵意,不可以攻擊,如果有敵意,立刻展開攻擊。
國府扣留陶普斯號引發了其他意想不到的發展,美國始終無法說服國府,但是美方慢慢透露出國府為何能夠抗拒國務院的要求。9月13日,藍欽給馬康衛的信函稱,國府扣留陶普斯號從一開始就沒有讓美國的外交與軍事代表餐與。國務卿杜勒斯9月9日訪華,杜勒斯提到陶普斯號事件的處理,大部分都不在正常的國務院與大使館的管道之內。藍欽與杜勒斯的弦外之音,就是美方內部另外有人與國府合作。
稍早8月1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勞勃森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承認是美國情報支持國府扣留蘇聯船隻的任務。勞伯森說,國府是運用美國提供的情報攔截陶普斯號與另外兩艘波蘭船隻,至少要在陶普斯號獲釋之後,美國暫時停止提供有關共產國家船隻相關航向與位置的情報給國府。
10月6日,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告訴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洛奇,在台北有幾位美方人士敦促蔣中正總統不要理會艾森豪總統的請求,扣留這些船隻。洛奇問蔣廷黻這些是否是美國官員,蔣廷黻答,這些人不是美國大使館的人,但可能與中央情報局有關。洛奇也很快地將蔣廷黻的訊息,以最高機密的等級向國務卿回報。
以國府當時的能力而言,不可能掌握蘇聯船隻的動向,幕後自然是有美方情報來源支持,國府海軍在扣留陶普斯號之前,這項行動就已經由國府內部有人洩密給藍欽。按照池孟彬的說法,太康艦在6月22日臨時接獲通知自左營出港,藍欽恰巧也在6月22日同一天,以最高機密等級的電報回報國務院,國府海軍接到命令要抓捕經過台海周邊的三艘蘇聯油船,這些船裝載供噴射戰鬥機使用的燃料。蘭欽認為國府海軍的行為幾近是海盜行為,如果沒有美國協助,國府海軍不可能找到這些船,這項行動可能是由美方同意的,國府海軍才敢扣留這些船。蘇聯船隻可能有從大陸起飛的戰機護航。
10月29日,藍欽以最高機密等級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莊來德寫信,他表達了對陶普斯號事件的不滿,同時提到國府為了面子問題,無法釋放蘇聯船隻。藍欽也說,大使館沒有任何人要求國府扣留船隻。藍欽提供的訊息,傳達了有趣的資訊,國府扣留船隻的行動是由美方情報幕後支持,但是引發蘇聯反彈後,卻每有任何大使館相關的官員承認與扣留船隻有關,最後只能推給國府基於面子問題不能釋放船隻。儘管美蘇兩方的壓力,國府不放就是不放,陶普斯號後來被國府海軍改編為會稽軍艦,成為海軍運輸艦之一,蘇聯船員按個人意願分別釋放離開,或者居留台灣。
60多年過去,台灣多已淡忘當年這起國府敢於與蘇聯、美國對抗的海事事件,國府讓各國與大陸進行運輸活動的船隻後果自負,造成大陸很大壓力,意外造成國泰民航機被擊落的事故。當年國府憑藉的是與中共鬥爭的決心與勇氣,今日民進黨政府積極推動台灣獨立,自然仇視中共對台灣的國際壓力,但在M503航線問題上面,台灣今日的表現,實難與當年相比擬,固然時空不同,可是光會動嘴,只炒作議題,沒有具體行動,民進黨政府最後仍會被對方看破手腳。

蔣經國究竟有何接班布局死後三十年仍是個謎|高靖

文/高靖

今年是蔣經國逝世30周年,蔣經國總統死後,中華民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萬年國會改選,法統不再,總統也改由公民直選,廢國大、廢台省,民進黨執政,這一切的開端,卻都是由繼任總統職位的李登輝領導國民黨,把中華民國走向了另一個方向,遠離了國家統一,逐步邁向台灣獨立。蔣經國為何任命李登輝為副總統,到底蔣經國生前有無對自己未來的政治接班,有任何想法嗎?30年來始終是台灣政壇待解的謎團,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料出現,大概可以推敲,蔣經國有意暫時將權力交給行政院長,總統為名義上的領袖,待將來情勢發展,政府黨政軍部門當中,誰能夠擔當大任。
蔣經國自大陸來台後,擔任過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國防部政治部主任,退輔會主委,國防部正副部長,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行政院正副院長,總統等職位,這在所有過去到現在的政府領導人當中,是很少見的經歷。蔣經國這樣的特殊經歷,美國人也都注意到,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第一任處長葛樂士(Charles T. Cross)在1979年9月29日發給華府美國在台協會的電報,當中葛樂士這樣描寫蔣經國的接班問題,蔣經國對於接班問題,並不只是找到某個繼承人,然後慢慢培養這個人接班。蔣經國取得權力的過程是很特殊的,他所獲得的權力是沒辦法原封不動的交給任何人,這是因為蔣經國在權力結構當中的各部分都能夠運作,因此蔣經國必須權力結構的各部門安排有能力的人,包括安全單位、軍隊、黨、科技官僚,這個權力結構會自己運作出權力分享以及某些人可在這個結構下運作權力。
葛樂士認為,在近程,蔣經國希望把權力回歸給行政院長,這是蔣經國擔任總統之前的職位。未來的總統應該是名義上的領袖,目前的副總統沒有特別的地位(指台籍的謝東閔),直到新的權力結構出現某人可以擔任總統,以及新的總統可以享有什麼樣的權力。對於蔣經國究竟對接班問題有何更進一步想法,葛樂士沒有提出,但葛樂士說,蔣經國看過太多領袖仍希望死後還要運用政治權力,蔣經國知道試圖去支配未來是不切實際的。
蔣經國在1978年擔任總統,當時副總統是台籍的謝東閔,與外省籍的行政院長孫運璿。蔣經國除了曾經言明蔣家人不會從政,誰才是蔣經國心目中的未來國家領導者人選,多年來始終是個謎,傳聞很多,但真正的答案只有蔣經國自己知道。蔣經國對於政治布局,有兩個可能是他無法預料到的變數,一個是1984年總統任滿前,孫運璿突然中風,自此遠離政治核心,失去了一個充滿潛力的政治明星。
另一件是蔣經國在1984年開始的第二任總統任期,蔣經國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蔣經國可能沒有想到他會在1990年任滿前病逝,李登輝依憲法繼位總統後,國民黨為了誰能擔任主席職位,居然分裂成兩派人馬。某些國民黨政客為了自己權力慾的私心,幫助李登輝奪下主席權位,全面排擠政敵,從此國民黨無休無止的內鬥,人才出走,終於讓國民黨失去江山。
1975年蔣中正總統病故,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當時國民黨內對於蔣經國繼續領導國民黨有共識,只是要使用什麼名義需要討論。根據參謀總長賴名湯日記1975年4月11日記載,黃少谷談國民黨領導問題,他是多謀善斷的人,自然考慮也很周到,言下設黨主席,他已和嚴家淦談過,由他領頭簽署,推蔣經國為主席。4月28日,國民黨正式推舉蔣經國為主席。
嚴家淦接任總統,那是憲法規定,可是黨由誰領導,這是家務事,無關憲法,黨內議定即可,蔣經國雖然在1969年才進入行政院工作,但早在國防部副部長階段,蔣經國已經是美方注意的未來可能的國府領導人之一,許多有關安全與軍事合作方面的交涉,美方也都是直接與蔣經國交涉,這種情況持續到蔣經國接任總統,即使嚴家淦是總統身分,美方重要交涉仍以蔣經國為主要對話的對象,而不是嚴家淦,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台,也是以會見蔣經國為主要行程。蔣經國的政治實力,並不是從職位而來,而是他在各方各面的影響力而來。
蔣經國擔任總統時,啟用許多有科技官僚背景的官員,孫運璿是其中最受重視的一位,孫運璿就任行政院長,也與過去歷任行政院長不同,因為遷台後的行政院長,多無孫運璿類似的科技官僚專業背景。30年來坊間與政壇都有許多傳聞,認為蔣經國是要培植孫運璿接班,但是這個說法,至今仍難以證實。
根據郝柏村日記1983年所載,馬紀壯提到張群曾在1966年說明蔣中正總統提名嚴家淦為副總統過程,當時有共識,超過70歲的人,不宜提名。郝柏村所提出的論點,1913年出生的孫運璿,在1990年蔣經國第二任總統任滿後,似有年齡過大問題。如果要安排孫運璿接任總統,到時孫運璿年齡快80歲了。曾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張祖詒,是蔣經國親近的幕僚,在口述歷史當中說出他的看法,孫運璿接班傳聞不正確,因為孫運璿如要在蔣經國任滿後(1990年)擔任總統,那時孫運璿已經78歲。
郝柏村也在日記當中寫下,就在蔣經國死前三天,秦孝儀擔憂蔣經國的健康隨時發生問題,秦孝儀告訴郝柏村,蔣經國對於接班人與國家領導運作,沒有任何明確指示。
秦孝儀對郝柏村所言,顯然也是很多人不解的地方,但是國民黨的政治文化是以黨領政,李登輝擔任副總統,並不能馬上斷言蔣經國要李登輝接班,誰接任黨主席,這才是真正的接班。不過,蔣經國為了台灣族群關係的和諧與政治安定,曾經鼓勵提拔台籍菁英從政,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就是最受矚目的三位,三位都擔任過台灣省主席職位。蔣經國提拔李登輝,只是為了提高台籍菁英的政治地位,強化族群和諧,可能從未想過要讓李登輝領導國民黨,但也是無解之謎。
早在1978年到1984年的六年間,國民黨內的台籍菁英互相競逐,影響了日後國民黨的命運,甚至是中華民國的命運。1978年謝東閔任副總統,林洋港任台灣省主席,李登輝任台北市長,邱創煥擔任內政部長。林洋港當時是國民黨呼聲最高的台籍菁英,1984年被蔣經國提名副總統的,卻是後來居上的李登輝。國府來台三十年後,台籍菁英不在只擔任副手職位,蔣經國晚年提拔台籍菁英,安排在顯要的政府職位當中,蔣經國著眼的應是族群關係的和諧,藉以穩固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基礎,至於台籍人士能否擔任總統,蔣經國似乎也沒有意見,否則就不會把備位的副總統,分別交給謝東閔與李登輝。
不過,謝東閔與李登輝不同,謝東閔是台灣人所謂的半山,早年不滿日本統治,前往中國大陸發展,後來參加抗日。李登輝與國民黨的關係,乃至中華民國的關係,就不如謝東閔那樣深遠。李登輝不是半山,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李登輝都以自己是日本人自居,從未想過到中國大陸發展,若非日後因為李煥推薦,李登輝可能也不會進入國民黨政府工作。
在國民黨政府工作的李登輝,與日後宣揚台獨,扶植民進黨的李登輝,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李登輝甚至曾是各方眼中忠黨愛國之士。郝柏村在日記描寫李登輝是忠黨愛國的本省籍人士,也曾記載李是走蔣經國路線,應該支持。還說李登輝是繼承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一貫的國民革命。從2000年李登輝下台後的言行觀察,郝柏村所描寫的他,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人。
謝東閔在任期屆滿前,向蔣經國表明退休態度。1984年2月宋美齡曾給蔣經國電報,希望慎重考慮副貳人選。蔣經國回電,對副手人選,思慮甚久,考核甚切。當年的2月15日,國民黨通過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那時蔣經國告訴宋美齡,提名李各方深以為得人。但是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位,李登輝在國民黨內興風作浪,造成國民黨十幾年紛亂,最後淪為在野,蔣經國若地下有知,可能懊惱對李登輝看走眼。
外界全被李登輝陰沉的人格迷惑,即使蔣經國、郝柏村這樣的人都被欺瞞。可是林洋港比李登輝先擔任台灣省主席,政治行情比李登輝還好,曾擔任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杰,他在日記寫下,林洋港似為台籍中最有希望之人。1978年擔任省主席的林洋港,最後未能在1984年被提名副總統,這六年中,出現了歷史的意外,讓林洋港意外落馬。
蔣經國的親信張祖詒在口述歷史透露,蔣經國提名副總統人選,就是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三人。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推動開闢二重疏洪道,因為涉及當地居民遷村爭議,省府沒有妥善處置,孫運璿在行院院會檢討省府,要求省府加快處理。張祖詒說,林洋港認為政府逼太緊,農民會來行政院抗議。孫運璿聞後發怒,責問這是地方政府挾民眾威脅中央,現場氣氛凝重,政府首長無不錯愕。孫林兩人的衝突,傳到蔣經國耳裡,不久行政院改組,林洋港調任內政部長,李登輝接任省主席,從此林洋港自副總統人選出局。
張祖詒表示,李登輝在省主席任內有聲有色,全力推動二重疏洪道,完成德基水庫上游梨山地區復育,蔣經國心裡有了高低判斷,經常邀李登輝巡視地方建設,有空就到省主席官邸,與李登輝一起用餐,兩人關係密切。張祖詒描述當時李登輝利用各種機會,製造對蔣經國的忠誠,終於出線。
曾任高雄應用科大校長的吳建國也在他的新書「破局」,舉出了林洋港在省府任內的一些措施,讓蔣經國覺得林洋港是個不容易控制的人。
也許正因為林洋港未能理解藏鋒的道理,太過鋒芒畢露,這才讓蔣經國決定換成李登輝試試看。根據郝柏村日記所述,1988年李煥對郝柏村表示,李登輝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是他推薦的,本來要繼續升任省主席。但因為謝東閔支持林洋港,李在林之後接任省主席。
冥冥之中,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命運,就在蔣經國死後的國民黨權力鬥爭過程中發生變化,當然,林洋港與李登輝一上一下之間,是否林洋港就不會與李登輝一樣在國民黨內推動台獨,進而把台灣與中國大陸切割,這個也沒人知道,林洋港與李登輝不同的政治立場,也可能是在黨內鬥爭失利下才有的選擇,用以穩固凝聚黨內另一股勢力,對抗李登輝主流派,但這些都已經不會有答案了,
葛樂士是美國派駐台灣的第一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他在1979年的觀察,顯然旁觀者清,蔣經國重用行政院長,這是可以確定的,建立孫運璿的人望與政治資本,副總統其實只是無關緊要的職位,就算繼任總統,也只是名義上的元首。如果秦孝儀的70歲接班門檻可信,包括郝柏村等許多人認為孫運璿將要接任總統的想法,不過是事後聰明,想當然爾的看法。蔣經國生前沒有留下紀錄,後人無法知道他對李登輝的安排,目的究竟是什麼?但也許正如葛樂士所說的,蔣經國知道要想支配未來,是不切實際的。就讓這個結構運作,自然而然產生新的領導者。
國民黨內當時以為是對抗守舊宮廷派,希望推動國家改革的人,支持李登輝擔任黨主席,可能都被李登輝幕後的操盤者利用了,李登輝站穩腳步後,不僅是把蔣經國的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趕出總統府,後來甚至把最支持他的宋楚瑜的台灣省長職位,都用廢省給搞掉了,成了中華民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台灣省民選省長。即使像連戰這樣謹守分際,最後也是被李登輝拋棄。蔣經國死後三十年的中華民國,其實已經面目全非,蔣經國念茲在茲的族群和諧,還是敵不過李登輝的台灣人的悲哀,三十年來,這裡慢慢的沒有中國人了,只剩下台灣獨立的狂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