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家二小姐:北京篇之一 三歲喪父|馬玉玲 之二

文/馬玉玲

邢家二小姐是河北省文安縣勝芳鎮人,勝芳是華北水鄉古鎮,一個古來從小漁村演變成北方商務重鎮的地方。

勝芳鎮是挨著穿心河建屋,大家穿梭在房屋、胡同間,好像一條血管密密麻麻蜿蜒全鎮心臟。岸邊楊柳在水中起舞,柔軟搖曳,若你是外地人,應該會迷失在那水陸蜘蛛網中吧。北國的秋,空氣中已經有漸漸凍結的感覺,鎮民的腳步少了些從容,邢家的僕人小賈急步走出大宅,穿過幾個胡同走上大街到藥舖子去抓藥,臉上露著忐忑。

 

邢家多代安居勝芳,已經不知道是否如大家傳說的,邢家也是明朝朱棣皇帝因為遷都北京時,許多南方江浙、北方山東、山西等地鄉親移居此地的家族之一。移民中有各行各業買賣人,讓這地店鋪林立,因勝芳水陸方便連接京津,就成了商品交易轉運集散之地,小小古鎮,商務繁忙富裕,勝芳人精於貿易,善於理財,有「東方威尼斯商人」之譽,邢家也是其中知名富商之一。

邢家在鎮上是具名望的家族,老爺邢文友,夫人薛氏,薛家經營南北鮮貨莊,也有錢莊生意,兩家聯姻可說門當戶對,夫妻育有一男二女,大小姐淑涵、少爺是獨子叫伯安、二小姐是么女淑芬。文友老爺溫文儒雅,中英文造詣俱優,是遠近馳名的中美煙草公司總經理,在清末封建時代,他是難得的人才,加上文友眉清目秀,在勝芳頗具名氣,人人都說夫人嫁到如此大戶人家,夫君又十分疼惜愛護,令許多當地小姐稱羨。淑涵、伯安相繼出生,一男一女十分幸福,鎮上的人說,邢家長輩當過勝芳鎮的鎮長,清廉有德,所以後代子孫才如此有福氣。

一九二四年,末代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北伐開始,戰亂起人心惶惶,這年邢夫人年初卻懷了老三,到了年尾十一月三日,二小姐淑芬出生,雖然是個女孩,但這個孩子眼睛大大、圓圓的小臉,逗趣表情豐富,顯得特別活潑,所以深得老爺的疼愛。他跟夫人說:「你看這個孩子的耳朵,有個大耳垂,臉又紅通通的,是個福相。」夫人撫著二小姐的臉:「我看這雙眼睛真是跟老爺一個樣,又大又圓,雙眼皮很深,真是好看。」老爺說著說著心裡感到滿足。已經有很長的時間,老爺公務忙得逗留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少,戰事緊張,他心頭的壓力有時大到喘不過氣來,這一年來咳個不停,夫人常到藥舖子抓些潤肺補身的藥材,但總是吃補一陣好像咳就稍緩,卻不見根治。

 

邢老爺不管多忙,午飯、晚飯時間一定回家跟夫人、孩子一同用膳,尤其一定會抱抱二小姐,或追著她滿院子跑著玩。淑芬見到爸爸回家,不論她在做什麼,都一定放下,撲到老爺懷裡。

 

入秋以後,老爺的咳不但未見好,反而加重,體力也變差了,全家才真正擔心起來,送他到北京大醫院檢查,沒想到醫生說是肺結核末期,住進隔離病房,此時,全家生活大亂,公司顧念老爺的貢獻,讓他暫時休個長假,孩子們不明白為何爸爸到了北京還不回來,媽媽也北京、勝芳兩頭跑,孩子問媽媽要爸爸,夫人哄哄他們什麼都不說,大小姐看到媽媽會偷偷掉淚,但不知原因。二小姐才剛滿三歲,還是滿院子亂跑,完全不知道家裡將遭遇喪事,也渾然不知這個家變,對她的影響最深。

一個剛入冬的傍晚,老爺被送回家了。但他沒有被送回房,卻是在大院子裡搭了個大棚,四圍拉上大帳,各角放了火爐,棚裡搬來一張大床,老爺就躺在那裡,家人不讓孩子走進大棚裡,那怕孩子們又嚷又哭著要看爸爸。二小姐不習慣見到爸爸,但爸爸卻沒有抱起她,媽媽哄說爸爸病了,等好了就去抱她。這樣一躺就是一個月,淑芬經常偷偷從帳棚縫偷看,見爸爸總是靜靜躺著,聲音氣若游絲。有一天夜裡,她應該要上床了,但佣人急急地進了她的房,將她從床上抱起,「二小姐,老爺要見你,我們這就帶你去看爸爸。」進了帳棚,二小姐見到媽媽在床邊哭了,老爺見到淑芬,他招招手,「淑芬,來爸爸這兒。」佣人將她抱到床邊,媽媽接手抱住她,淑芬見到爸爸整個人面容憔悴、泛黑。爸爸這個時候對著媽媽說:「這孩子最可憐,三歲就要沒爹了。夫人,你知道我最愛她,你答應我一定要好好對她。我對不起你,不能陪你到老了。」「你答應我一定要好好照顧淑芬,淑涵、伯安也都交給你了。」說完這話,眼就闔上,氣息也斷了。二小姐太小,不知道爸爸已經走了,但見周圍的人全部大哭,媽媽也哭得好似要斷氣,她就被這悲傷的氛圍嚇得大哭起來,從那天起,爸爸再也沒有起來如常抱住她,她的心也從此總有了個空洞,似乎再也沒有補滿過。

老爺的帳棚又停在大院裡一個月,此時冬雪已降,這個月中所有法事都在帳棚外依程序做完。二小姐長大以後,跟她的大女兒說過,媽媽從爸爸走了後,整個人就變了,變得憂鬱,每個晚上當家人都睡著後,她就到大廳裡對著文友老爺的照片,有時喃喃自語,有時看著照片一兩個小時不說一句話,當時夫人還沒滿三十歲,鎮上的人從此也不再說她好命嫁入富商大戶。夫人讓大小姐淑涵從小到大長時間住姥姥家,伯安及淑芬幼年在邢家及薛家兩頭跑,淑芬讀完中學,夫人就帶著他們兩人住到北京北海,在哪裡買了塊地,搬離老家。

 

 

 

 

 

美國解密檔案自曝金錢操縱日本政局|高靖

文/高靖

美國政府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經常介入操縱他國政局發展,美國國務院公開過往檔案有美國如何操縱日本政局,削弱反美勢力,創造日本親美氛圍,如果美國如此操縱日本政局發展,那麼其他國家難免也有類似情況發生。
一份美國詹森總統時代的國務院文件顯示,從1958年到1968年的十年之間,美國政府批准了四項計畫,試圖影響日本政局的走向。由於顧慮日本的左派勢力如果在選舉當中獲勝,可能會促成日本走向中立主義,造成日本出現左派政府。在1958年5月日本國會選舉前,艾森豪政府授權中央情報局,對支持美國與保守派國會議員,提供秘密有限度的財務支持與選舉諮詢。這些獲得支持的候選人,被告知他們得到美國企業家的支持。這項對於關鍵政治人物提供適度財務支援的計畫,持續到1960年代的選舉。
這份文件提到另一項美國在日本的秘密行動,是減少左翼政治勢力當選的機會,1959年艾森豪總統授權中情局訂定秘密計畫,將左翼反對勢力當中的溫和派離間出來,希望創造一個更支持美國以及負責任的反對黨,這個計畫的財務支援在1960年是7萬5000美元,這個計畫進行到1960年代初期,大約保持這個標準的財務支持。
到了1964年,詹森政府當中的核心官員認為,日本政局已經趨向穩定,秘密支持日本政治人物的計畫沒有必要繼續進行,不過,另一個共識是,這個財務支援日本政治人物的計畫,一旦曝光,影響太大,不值得冒這個險,在1964年初期,這項財務支援計畫逐漸結束。但是同時還有另一個範圍更廣的秘密計畫,分別在宣傳與社會行動方面均分資源,用來鼓吹日本社會當中的重要人士,拒絕極端左派的影響,在1964年,這個計畫的財務支援大約在一個普通的水準45萬美元,這個計畫持續到詹森政府下台。
二戰結束後,日本在1952年結束美軍七年的占領期間,美國在戰後協助日本制定新的憲法,推動政治改革,等於是直接介入日本內政,由於共產黨在中國內戰取得政權,緊跟著韓戰爆發,情勢讓冷戰對立升高,美國也亟欲控制日本政局的走向,避免共黨勢力擴張,美國才會秘密介入日本選舉,操縱日本政局發展,以迎合美國的國際戰略利益。
艾森豪總統任內最後一年1960年,大約是日本戰後政局最動盪的一年,美日雙方在1960年1月19日簽署美日安保條約,引起日本社會強烈反彈,抗議聲四起,日本政府當局承受很大壓力,5月20日日本國會通過這個條約,引發更大的社會反彈太大,抗議活動四起,導致日本首相岸信介請辭下台,因為日本政局動盪不安,為免刺激日本社會反對力量,又引發事態擴大,艾森豪也取消到日本訪問行程,不過,艾森豪當時還是到了台灣訪問,受到蔣中正總統熱烈歡迎。
從國務院的公開檔案顯示,美國政府授權中情局財務支持日本國會議員,早在1958年開始,可以想見1960年國會通過安保條約當時,可能仍有收受美國金錢支持的日本議員存在,同時國會當中多數黨自民黨很可能有許多議員,是美國幕後秘密支持當選,安保條約在國會當中早有美國暗樁支持。
美國政府在日本內部秘密投入金錢,在宣傳與社會行動方面,創造親美空間,在所難免,這些在日本社會內部的祕密活動,在國務院的資料上是進行了十年,但是沒有公開的部分,有誰知道還有多少呢?其他亞太地區的韓國、台灣如果有這類情況也不令人意外,畢竟美國要創造對其有利的國際空間,不可能只在日本內部操縱政局。1988年蔣經國總統死後,中科院發生的張憲義叛逃案,無非也是美國中情局在台灣軍隊科研單位所培養的美國間諜,美國若能以財務支持日本的國會議員,收買張憲義出賣國家軍事機密,也並非不可能,礙於美國的壓力,台灣政府也始終不敢追究張憲義所犯刑責。
另外,從美國國務院最近公開的檔案當中,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美國與北京簽定上海公公報後,日本也加快推動與北京建交,可是事前沒有告訴美方太多內情,引起美方不滿,批評美國受日本的侮辱。
美國這樣的不滿,顯然是其來有自,因為早在1958年開始,美國政府就開始以金錢收買日本政客,視日本為親美勢力為理所當然,日本早在1960年代後期,就已經多次向美方報告,日本有意與北京發展關係,乃至建交的態度,卻從來沒有具體說明內情,結果日本趕在上海公報後幾個月,就搶在美國之前,與大陸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正常化,美國未能掌握到這樣的內情,自然面子掛不住。

邢家二小姐:楔子 逃婚|馬玉玲 之一

文/馬玉玲

1944年北平的秋天,陽光透著怡人的涼意,大街上老槐樹穿起黃白蝶衣,天空是一片藍海,風帶領著雲飛舞自在。小胡同裡鞭炮聲轟隆隆震天,一台微微搖晃的轎子隨著嗩吶聲的牽引穿梭趕路,經過一陣熱鬧後,來到一家大宅子前。

新娘子是住在南海邢家大宅的二小姐,年方十八,膚白兩腮紅潤,一頭長髮及肩微卷,身材高晀豐潤,是媒婆口中好生的體態。邢家是從文安縣勝芳鎮遷到北京的富商,在老家還開著大鮮貨莊。二小姐的爺爺曾任勝芳鎮鎮長,父親是中美煙草公司總經理,可惜在她三歲時即早逝,所以一生都渴求父愛,也缺乏父愛。有一兄早婚在家族事業中打拼,一姊長年在姥姥家住,只有二小姐與寡母同居,也受母親影響最大。這個婚事就是母親全權作主,二小姐見過新郎才一兩面,婚事就定了,她沒有太多問,因為知道母親自從喪夫後就一直對經濟沒有安全感,這門親事也是母親圖新郎家有錢,而二小姐見這個男的也相貌堂堂,表達流暢穩重,她最怕嫁到笨笨的老實人,見潘先生應該是個聰明人,也就沒有挑剔了。

二小姐要迎向不可知的未來,是又喜又驚。她下了轎,跨過門檻,走過穿堂,到了大廳,見滿屋的人迎著她,「奇怪,為什麼新郎沒有來迎轎?」從外面走到裡面,都沒見到他,但在大廳裡,新郎居然坐在主位上,旁邊坐了一位中年婦人,年約三十,一副雍容華貴,二小姐沒見過這位少婦,不知她在潘家的身分,媒婆此時卻對她說:「邢二小姐,您見過大夫人。」大夫人?二小姐霎時一陣驚嚇,馬上將蓋頭掀起,「大夫人是什麼意思?他已經結婚了,我為什麼不知道,我不嫁已經結婚的人。」這麼一句話讓全屋子的人都不知所措,媒婆連忙解釋這是邢夫人贊成的婚事,潘家是城裡的大戶人家,二小姐一定不會吃虧。

「我不嫁已經結婚的人。」二小姐眼眶泛紅但態度堅定,此時,新郎倌拂著二小姐的肩勸著,「我很喜歡你,我一定會對你好的,你要不要考慮一下,今天先住下來,明天我找邢夫人來談個清楚,妳不要違抗妳母親的意思,妳一定會很幸福的。」二小姐心裡忐忑不安,但又感到無奈,心想她如何對付一屋子的潘家人,以退為進的辦法就是只好先住一晚等母親來解決。於是,就應了這個提議。家僕帶二小姐到了一個大房間,安撫她也招呼她喝了一杯茶,就留她一個人在房裡安靜,家僕出了房,她心裡害怕極了,但也燃起一把怒火,怪母親為何如此作賤她,竟然騙她嫁一個有錢的有婦之夫。

就在她帶著不安入睡時,傳來敲門的聲音,是潘先生要求入屋談談,二小姐推托說要睡了,一切明天早上再說,但敲門聲音卻更加急促,這男人的聲音也透著幾分醉意,二小姐心裡更是害怕,她似乎明白若開了門,自己的清白就難保,就在一陣捶門聲下,二小姐看到對門的窗,靈機一動她打開了那窗,踏著檜木椅從窗上逃出房間,再躡手躡腳地借著月光穿過花園,從後門離開了潘家,然後徒步在黑夜中獨自回家。

二小姐十八歲就顯出了她倔強、聰慧、機智的脾氣,這個脾氣在往後的幾十年中也多次轉危為安。「我不嫁已經結婚的人」這是她的原則,但當時還如此年輕的她怎麼想到,最終自己這一輩子還是嫁了個愛一輩子、也怨一輩子,一個已經結過婚,有個童養媳的夫婿。

年金改革失信於民|周陽山

文/周陽山  金門大學教授、前監察委員

年金改革在立法院以多數暴力、強渡關山之姿強行通過,掀起民間廣泛的怒吼。緊接著,對執政者的全面性陳抗已在各地的街頭蔓延,而且是如影隨形,不可遏止。

 

從執政黨的角度觀之,只要頭過身就過,再多的反對、再大的抗爭也都已無濟於事。退休人員真要再鬧下去,「統統抓起來關就好了」。

 

在民進黨眼中,反正民主就是多數統治,也就是贏者為王、勝家全拿。什麼程序正義、信賴保護原則、或法律不溯及既往,這些基本法治原則,都不過是說說而已。只有強權才是執政者眼中的公理!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可以單憑軍警的鎮壓解決問題。台灣不是警察國家,也不可能在圍城之下實現威權專制。更何況,陳抗的主體正是軍公教警消退休人員,也就是執法者過去的長官和前輩。他們面對政府本身的違背誠信、亂政無行,難道就沒有絲毫的反省與警惕嗎?

 

今天,這些陳抗者面對的不公不義和悲涼處境,難道不就是若干年後,他們退休時的悲戚寫照?當他們拿著警械威嚇自己昔日的同僚和長官時,難道不會有惻隱之心,難道不會覺得心有餘悸?

 

而今,政府的違信和違法,絕不是簡單的道歉就可以了事。這是公職人員合法的退休金和保險金,也是政府的正式承諾。而所謂的十八%機制,是因為當年政府向沙烏地阿拉伯借款籌建高速公路,為了償還借款,不得不降低軍公教警薪資,以延後的退休金給付,乃承諾將以十八%的銀行利息做為補償,這才是真相所在。

 

民國八十四年以後,政府的借款已付清,才改為退撫新制。但是,現在卻因為政府本身管理績效不彰,財政能力有所不足,政府不想再繼續付下去,才想出憑藉著多數暴力,在短短兩年之內,將十八%的延後支付金一筆勾銷!

 

如果政府是一個保險公司,可以說因為自己營運失敗,就片面撕毀過去的契約和承諾,不再繼續負責嗎?這樣為所欲為,公然背信,形同詐欺集團,即使扯上世代正義之名,就真的變成是公平正義、法治民主的表彰嗎?

 

退休金和保險金並不是政府為平抑貧富差距而提供的社會福利,也不是社會救濟性質的老人年金或國民年金。換言之,「軍公教年金」這一說辭,自始即屬誤導,也嚴重扭曲了問題本質。這不是正當的政府行為,而是別有用心的政治語言和政黨託辭,旨在混淆視聽。民主國家必須依據法治原則治國,即使是一味的欺瞞、賴帳和卸責,也不足以濟事。就此而論,所謂的年改爭議乃是法所不容,違背了道德、天理與基本人權,是不可能逃過正義制裁的!

 

有朝一日,當民眾透過選票讓不公不義、違法違憲的執政集團下台後,新執政者必須向退休人士公開致歉,並賠償他們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浩劫;且要透過立法途徑,否棄當前的年金「改革」,恢復做人的基本道理和誠信。這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

 

原文刊登於聯合新聞網《星期透視/周陽山:年金改革失信於民

邢家二小姐:邢家二小姐的三個時空|馬玉玲序言

文/馬玉玲

2016年4月9日(週日)下午三點,我與妹妹玉珠去養護中心探望媽咪,走到病床邊,媽咪看到我們就笑了,一個一輩子都愛說話的人,已經有好些年無法說話,或許是小腦或是大腦萎縮,破壞了語言能力,我們弄不懂醫學,也永遠說不清楚原因,只知媽咪如今是用臉部豐富的表情與我們對話。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有感動將媽咪的故事寫下來,哪個跨越二十世紀至今,又跨越北京、香港、台灣的人生歲月,非常精采,但為何有這樣的感動?這是上帝的心意嗎?真是不知道。

這個想法之後,就有許多圖畫出現在我的腦際,那個逃婚的雨夜、一個可能是狐仙的掌櫃、差點穿上壽衣的媽咪小小身軀、生弟弟前一小時看到小天使,我寫這幾件事是不是就讓你有很神奇的感覺,是阿!媽咪一生有許多故事,她也很喜歡說故事,我的童年是充滿在媽咪說故事,爸爸說抗戰事蹟中長大的,起初我很心疼那個時代的父母,因為他們青春年華都在戰爭中度過,大陸淪陷後沒有馬上離開家鄉,而是三年後離奇地逃難,從大北方分別逃到最南方的香港,就如看過的電影,是偷渡到香港,因此我們三個小孩都在香港出生,童年在殖民地區長大對我們一生都有影響,又因為一個家庭波折遷到台灣,我覺得我們家的故事代表了一個三零年代從戰亂到安居、從大陸到台灣的外省家庭的故事,但我們家比別人多了個香港,因此也見證了香港五零年代的變化。

我喜歡屬於我們家的五零年代,那個年代沒有太多干擾,雖然物資不是很充裕,但人們努力生活得很知足,社會裡沒有少子化、高離婚率、家暴、憂鬱症、藍綠對抗,平靜很多,一個平靜的社會可以出很多偉大的人,我們的五零年代有許多榜樣,比現在多了許多令人懷念的檯面上人物,我想,究竟現在的政治人物、教育工作者,有多少人將會是未來令人懷念的人,有多少人會成為榜樣,被寫在教科書中,想到這點,就想念那個「光陰的故事」。

想了一陣子,腦中又浮現要寫書的感動,再問上帝為什麼要寫?這天,上帝輕輕地在我心底說了一句話,你媽媽是這個家第一個種子。我似乎懂,但還是朦懂無知,但從那天起,我開始重溫三零年代、五零年代、在北京、在香港的歷史,從歷史中找尋父母的身影、從老照片中拾起記憶,從記憶中崁入圖像,最後,我決定走進媽媽的世界。

就從媽媽逃婚開始說吧!

 

註:家母邢淑芬於2016年10月19日上午9時17分安息主懷,安寧醫療團隊朱智邦醫師在記錄表上寫著「自然死亡」,上帝應允了家母早年的禱告,她希望能在睡夢中去見耶穌,她覺得這是最幸福的結果。

媽咪,上帝聽了您的禱告,祂好愛您。因此,《邢二小姐》我要開始動筆了。

共軍攻台能撐多久蔣中正曾說不超過三天|高靖

文/高靖

台灣遭遇共軍攻擊,能夠支撐多久,歷任國防部長最多的說法是一星期,剛剛卸任國防部長的馮世寬曾誇下海口兩星期,可是曾經是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中正,在大約50年前的1969年當時認為台灣能否支撐超過三天,都是令人懷疑的,希望美國提供台灣F-4幽靈式戰機,加快改善台灣的防衛能力,結果美國不僅拒絕提供先進戰機,還先跑去北京,向中共報告不賣戰機給台灣。
蔣中正晚年對台灣能否抵禦共軍攻勢,憂心忡忡,以總統之尊,不斷對美方低姿態要求對台出售F-4幽靈式戰機,蔣中正對台灣安全充滿憂慮,美方卻認為蔣中正瘋了,腦袋不正常,脫離現實。蔣中正生前念茲在茲的就是要求美國供售F-4戰機,國府在美國國會使盡招數,硬是讓國會討論1971年軍援案時,通過修正案供售台灣幽靈式戰機,對美國行政部門施壓,但白宮依舊在1973年否決了這項軍售案,兩年後蔣中正辭世,沒有看到後來美國放棄台灣的外交關係。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1968年7月17日,蔣中正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7月15日有場會談,蔣中正抱怨國府的防衛能力非常的不足,需要加快改善。美國的軍援中華民國的計畫遠遠低於5000萬美元的水準,他認為太少了,不足夠。蔣中正還低姿態地,親自表達了對幽靈式戰機的態度,他希望下個年度,國府至少能有一個中隊的最新型高性能戰機,例如最近提供給韓國的(指F-4C幽靈式戰機)。
對於蔣中正提升台灣空防能力的要求,馬康衛不以為然,他安撫蔣中正說,F-5戰機非常適合台灣的需求,非常有效,相對而言也比較經濟。蔣中正仍不放棄主張,他說,F-5很好,感謝美國致力於讓國府獲得戰機,但他還是希望重申,給一個中隊高性能戰機領導國府空軍,可以提振軍隊的士氣以及空軍對抗共軍攻擊得能力。
8月3日,馬康衛報告8月2日繼續與蔣中正討論軍援問題,蔣中正又重提前次有關幽靈式戰機中隊的要求,蔣中正分析當時中共已有三項令人煩惱的能力,主要是用來對付台灣,包括短程飛彈,可在台灣海峽有效運用的潛艦,以及米格21戰機,假如國府空軍沒有高性能的超現代戰機加強能力,也就是F-4C,在中共大量製造米格21戰機之下,空權的平衡將傾向於他們,F-5仍然是國府空軍的主力,但它無法與米格21抗衡,他覺得一些高性能戰機,對於提升國府空軍能力,對抗米格21以及威脅,對中共保持嚇阻的態勢,都是很重要的。
蔣中正表示,台灣的F-4C戰機對於所有盟邦的地位而言,都是一個資產,並不只是對中華民國政府有利。他希望國務院與國防部能夠快些決定。
蔣中正的憂心,始終無法獲得美方的肯定答覆,美方不願意深入了解共軍戰力的增長,反而認為蔣中正腦袋不清楚。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8年8月28日白宮國安會幕僚簡金斯寫給國安顧問羅斯托夫(Rostow)的備忘錄,其中指稱懷疑蔣中正是否脫離現實,但這可能不是正確的解讀,所有的報告都顯示蔣中正心智很敏銳,消息靈通,應該是他在這個這個特殊的當口,想要抓住能夠幫助他的東西,而這些是能夠幫助它的東西。所謂蔣中正的瘋狂,其中有某些道理存在,他可能是想要在詹森政府的後期(當時美國總統詹森已經宣布放棄連任),獲得一個引人注目的美國承諾支援,這會讓新政府(1968年11月有美國總統大選)難以忽視。
簡金斯認為,給蔣中正F-4C是沒有意義的,將美國的先進戰機駐防(station)一個中隊在台灣是不智的,我們應該避免任何在台灣會被稱為基地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布署(deploy)幾架飛機在這個區域,短暫而且是間歇的,國務院與國防部會加以研究。
1968年11月的美國大選,共和黨尼克森擊敗民主黨韓福瑞,當選美國總統。尼克森上任第一年,美國的外交政策引起各方揣測,根據國務院檔案,1969年8月8日,馬康衛向國務院報告,國務卿羅吉斯(Rogers)與蔣中正總統8月3日在台北會面的情形。
蔣中正關切尼克森總統訪問亞洲,是否美國想要凸顯,對於某種新型態的自由亞洲國家之間組成的集體安全感到興趣,羅吉斯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國在此時沒有這樣的興趣。蔣中正接著討論美國的中國政策,他問尼克森是否鼓勵中華民國回到大陸,解放大陸同胞,或者只是待在台灣。羅吉斯說,我們不能讓時光倒轉到尼克森的立場是否持續支持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如果以和平方式回到大陸,我們會感到非常高興,但是任何的軍事冒險,都不符合實際。
蔣中正追問美國是否鼓勵中華民國放棄金門與馬祖,羅吉斯給予否定的答案。蔣中正問,美國的政策是否讓中華民國有自我防衛能力,羅吉斯說,是的。蔣中正表示,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想要試圖侵犯大陸,因為沒有這個能力。蔣談完了這些之後,抱怨在中共威脅之下,美國的軍事援助並不足夠,他懷疑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共全力攻打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可能支撐不過三天。蔣中正特別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勝利女神與鷹式飛彈,以及F-4幽靈式戰機。假如這個區域現在有軍事危機,中華民國無法擔負他的防衛角色,美國無可避免地將被深深捲入其中。
台灣支撐不了共軍攻勢三天,蔣中正這般的危言聳聽,美國根本聽不進耳邊,一個月後,反而為了向北京示好,調整了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的任務,然後又否決了國府要求供售柴電潛艦。蔣中正仍不放棄,在華府國會山莊積極運作。根據國務院檔案,1969年12月9日,國安顧問季辛吉給尼克森總統的備忘錄當中,季辛吉說,因為成本考慮,軍援案沒有提供F-4給台灣,這個議題現在浮上檯面,因為眾議院對1971年軍援法案的修正案,要求提供一個中隊F-4給國府,我們實在不知道國府是如何操作,把這個東西放了進去。
季辛吉表示,我們正提升國府空軍能力,我們正在提供國府更多的F-104戰機,可以讓他們汰除剩下的F-86軍刀機,讓國府戰機以F-104與F-5為主。
當時美方內部意見分歧,國防部長賴德支持台灣獲得幽靈式戰機,但季辛吉以尚未與尼克森討論為由,沒有任何決定。這件事情就成了國府與美國雙方不斷交涉的議題,當時的蔣經國銜命訪美,也是談這件事情,美方始終不願放寬。即使到了後來的紡織限額出口美國談判過程,美方願意以供售兩艘潛艦,交換台灣限額出口,卻仍不同意給台灣F-4戰機。
進入尼克森第二任總統任期時,沒有選舉壓力的影響,供售台灣幽靈式戰機也終於有了決定。根據國務院檔案,1973年2月15日,季辛吉又前往北京拜會大陸總理周恩來,周恩來關心當時美國協助台灣組裝F-5戰機的計畫,季辛吉告訴周恩來,有關於提供蔣中正F-4戰機的案子,我們已經拒絕了,這個決定還沒有正式公開,但是他要告訴周恩來已經拒絕台灣的要求了,蔣中正要下星期才會知道這件事情。2月16日,兩人繼續會談,季辛吉告訴周恩來,美軍隔年要撤走台灣兩個中隊的F-4,這些飛機也不會移交給台灣。
美國不賣戰機給台灣,居然北京比台北先知道,當時的局勢對台灣真是不利,季辛吉如此操作,也無非想要拉攏北京,加速雙方建交時程,但是事與願違,一年後,尼克森因為水門案請辭下台,與北京建交的時程,也就因此延擱到了卡特總統1976年當選之後。
美國放棄台灣的過程當中,內心還是充滿糾結,國務院檔案當中有一份1973年2月1日尼克森與季辛吉的談話記錄,當時季辛吉即將前往北京拜會周恩來,對於與台灣斷交,季辛吉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希望蔣中正到那時候已經離世了。季辛吉也在1973年3月2日,向尼克森總結了他到中國大陸的訪問情形,季辛吉在報告的最後,寫下了一句話,我們很少有朋友像台灣盟友這樣正直。季辛吉前往大陸前後的兩段發言,都顯示他內心對台灣的同情,但是站在美國戰略利益的立場,仍不得不改變對台灣的關係,至於蔣中正晚年遭逢美國外交難堪,也許因為當時身體情況慢慢惡化,對於國家的一切已是有心無力,只能倚靠剛剛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

國府遷台初期美國扶植親美勢力策動國府內部權力鬥爭|高靖

文/高靖

美國自許民主先進國家,但經常藐視其他國家的尊嚴與文化,藉美援介入他國內政,強壓對方接受美方要求,積極培養親美勢力,為美國利益服務,罔顧其他國家的自主。國府因內戰失敗遷移台灣,風雨飄搖之際,美國從暗中推動台獨與國際託管,轉為棄台灣於不顧,卻又不放棄介入國府內政,與吳國楨合謀,與蔣中正進行政治鬥爭,展開軍事與政治方面的奪權。
美國不言而喻的壓力,迫使蔣中正信任的台灣省主席陳誠下台,改由吳國楨取代,在軍事方面,也逼迫同樣是蔣中正信任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彭孟緝下台,改由孫立人控制台灣的軍事。這一切的權力鬥爭,都是以美國要求國府進行改革為名義進行,迫使蔣中正暫時切割自己寵信的人馬,先安撫美方要求,等情勢穩定後再圖補救之道。
這也正是吳國楨、孫立人在1950年代先後遭到國府當局整肅的前因,美國藉著培養親美勢力,分化國府內部,吳、孫兩人後來的難堪下場,多少也有些咎由自取,過度靠攏美國,造成國府內部很大矛盾而不自知,蔣中正若放任這種情況,台灣必然無法安定,台灣能避免如南越政府在越戰時的混亂,與蔣中正排除異己,清除美國扶植的親美勢力,鞏固國府統治有很大關係。
蔣中正還是老謀深算,他在台灣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由陳誠擔任長官,負責大陸東南沿海與台灣的軍事,孫立人僅為副長官,軍事方面,陳誠仍握有主導,1949年10月的金門戰役,如果沒有陳誠將廣州的胡璉部隊調離,運往金門地區,戰況可能有所不同。其他在大陸仍由國防部指揮的部隊,多剩下殘兵敗將。國府僅胡宗南、宋希濂部保有相當實力,他們效忠服從蔣中正,並不接受國防部指揮,也多在1949年下半年在大陸西南地區遭到追擊共軍消滅。
在共軍攻陷廣州後,國府前景黯淡,包括蔣中正、李宗仁、白崇禧等國府各方勢力,都希望爭取美國援助,李宗仁派了甘介侯到美國求援,蔣中正方面除了原本就在美國的宋美齡之外,又加派了國防部次長鄭介民到美國求援,但都沒有得到美方積極的回應,不過,美方這時把關切的重點,已經轉移到台灣,希望能促成國府的內部改革,確保台灣在軍事與政治上的安全,而美方所謂的改革,不過是扶植親美勢力,排除蔣中正的人馬,這恰巧又與國府內部的權力鬥爭,有了重疊關係。
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1949年11月6日,回到美國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蔣中正派來美國的國防部次長鄭介民會面,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了這場會面,他說,鄭介民給他的印象是代表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到美國,藉著孫立人名義,為爭取美國援助,進行最後絕望的努力。鄭介民傍晚發了一封很長的電報給蔣中正,報告這次談話內容,並且向蔣中正建議任命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
對於吳國楨的人事建議,司徒雷登認為,這很可是能起因於他不斷詢問鄭介民有關台灣省主席陳誠的情況,同時司徒雷登也向鄭介民提到美方如何重視吳國楨。
司徒雷登與鄭介民會面時,也請了當時擔任國務院東亞事務顧問的海軍中將白吉爾參加,司徒雷登先離開,留下鄭介民與白吉爾會談,白吉爾也提到了吳國楨的問題。
從司徒雷登的報告看來,過去外界以為是白吉爾促成國府決定以吳國楨取代陳誠,其實可能不只是白吉爾,司徒雷登的態度也讓鄭介民感受到壓力。
吳國楨從上海市長任內,就與美方往來密切,是親美派的國府人士,早在1948年下半年,吳國楨就積極奔走,要將上海交給西方人,以避免共軍對上海造成混亂,吳國楨身為中國政府官員,卻希望運作西方勢力,介入中國內戰,爭議不小。
親美的吳國楨來台後,仍然與美方保持密切聯繫,經常主動向美方說明國府政局。1949年11月14日,美國駐台總領事麥唐納電報稱,與吳國楨在11月12日見面,吳國楨提到孫立人的努力受到老將的阻擾,吳國楨被問到誰表現最差,誰最應該離開的問題,吳國楨說,陳誠。吳國楨還表示,如果有需要,他願意擔任台灣省主席。
麥唐納表示,先前與吳國楨的談話當中,吳國楨曾經透露,蔣中正問他與王世杰,是否美國給的備忘錄,意思是要換陳誠,如果是這樣,就要告訴陳誠,陳誠也表達意願請辭。
麥唐納認為,根據吳國楨的說法與先前的有關蔣中正願意配合美國要求的報告,蔣中正應該開始準備更換新的省主席。但是根據我們的分析,除非蔣中正保證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讓孫立人成為台灣最高的軍事指揮,否則無法達到原先要求國府完成改革的目的,減少目前龐大的組織機構,移除老將與政客的影響干預,雖然幾個月前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但是現在卻變得可能了,但我們認為如果不由透過直接與華府的中國大使館進行接觸,這可能也不會成功。
麥唐納分析,因為吳國楨、孫立人與美國的利益一致,只有用吳國楨取代陳誠,消除彭孟緝,以孫立人取而代之,再加上美軍顧問來台露臉,就可以為在這裡的台灣人與大陸人注入新的希望與生命,消除軍民的失敗主義,而不需要其他額外的美國援助。這樣的安排,也可以更大地分開台灣與大陸的責任。
果然在美方軟硬兼施下,國府不得不對美國低頭,讓美國勢力決定台灣省府主席人選。12月7日,吳國楨告訴麥唐納,國府請他擔任台灣省主席,他相對地提出三個但書,一,他要建立真正民主形式的政府。二,他自己挑選官員。三,可以控制國家與省府機關。四,參加所有軍事會議。
吳國楨說,如果未來幾個月內,美國的援助可以到來,孫立人就可以完全控制地方的軍事,吳國楨希望美國能接受改變為正確方向的第一步,並且給予可能的援助,而且對於關切的事情能有所指引。
美中雙方的角力並沒有因為任命吳國楨而結束,因為顧慮美方援助中國的態度始終不明確,國府內部想先探探美方的底細,故對吳國楨的台灣省主席人事案,又耍了個小花招,吳國楨看起來一心想要這個省主席的職位,不顧身為政府官員的顏面,又主動跑去找美國人乞求援助,這時讓人看到身為政府官員的氣節,吳國楨居然為了想當省主席,跑去要美國人趕快援助。
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2月14日,美國駐台領事使艾德加向國務院報告,12月13日吳國楨來見。吳國楨提到因為王世杰、陳誠等人反對,他的附帶條件沒有被接受,蔣中正只肯給他代理省主席的名義,限他一個月內爭取到美援。如果吳國楨能夠成功,便能獲得他要求的全部的權力。吳國楨詢問美方,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可能在一個月內獲得美援。
艾德加說,這種誘出美援的方法,與最近美國備忘錄表達的要求不同,因為中國政府仍未採取行動建立一個有效能的政府,尤其最近還從海南島把劉安祺的部隊調回台灣,許多沒有用的大陸官員也來到台灣。蔣中正只在乎美援,而不是從根本改革,台灣現在需要的不是美國的物資,是美國的道德支持,只有鮮明的改革,才能有美國的道德支持。
這個艾德加的說法,主要是因為當時美方反對大陸人繼續來到台灣,軍隊也不該繼續移往台灣,因為台灣資源有限,無法支持這些人。美方的態度無非自以為是,完全無視內戰造成的混亂,使許多人流離失所,逃難來台也是迫不得已,至於美方這樣的看法,多少起源於先前將台灣與大陸二分,有意推動台獨與國際託管的思想有關。
吳國楨告訴艾德加說,如果他承諾改革,是否可能獲得國務院同意援助,當場艾德加潑了吳國楨冷水,對於美援完全沒有具體回應。吳國楨說,他會電話通知蔣中正,他不接受台灣省主席的職位。
吳國楨認為拿不到美援,台灣省主席就可能幹不下去,只好不幹這個位子,因為吳國楨不想接受職務的態度,讓國府感到事態惡化,尤其當時大陸軍事惡化,國府僅餘的西南地區,四川已經被共軍占領,雲南情況岌岌可危,台灣的問題必須加快討論解決,就算和緩美國對國府的壓力也好。吳國楨表明要向蔣中正放棄台灣省主席職務的同一天晚上,國府高層進行了密集的討論。
艾德加在12月14日另有一份給更新情勢的報告送交國務院,艾德加說明14日當天上午,吳國楨從蔣中正處直接趕過來,說明經過一整晚的討論,蔣中正說服大家接受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並且接受吳國楨提出的附帶條件,同時希望能夠立刻宣布這件事情,行政院長閰錫山保持中立,王世杰轉而支持吳國楨。吳國楨表明希望能參加軍事會議,要藉由這個機會影響軍方,但他對能否推動軍方改革有所保留。吳國楨也要求蔣中正下令更換彭孟緝。
吳國楨在美國暗助下,順利擠下陳誠,開始延攬台人進入省府工作,但是吳國楨卻因為不熟悉台人生態,這些人事安排也造成台人圈內不同的正反意見,反而又在台人圈內引發爭議。當時美國援助不僅沒有很快到來,美國駐台外交人員還不斷提醒國務院台灣情況不穩,可能在1950年年中,中共大舉犯台,
歷史在這時又起了大變化,韓戰1950年6月爆發,美國為了阻遏共黨勢力擴散,援助又再次來到台灣,進入1950年代後,國府逐漸穩固了美方的支持,吳國楨、孫立人也相繼在國府內部的權力鬥爭下垮台,吳孫兩人皆因美方受重視,也因美國過度干預國府內部而垮台。

國共內戰親美市長吳國楨將上海讓給外國人管理|高靖

文/高靖

在中國的西方人潛意識裡,總把中國當成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即使到了1948年、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海軍將領藉口為了中國經濟著想,要國府找美軍合作,由美軍維持上海的法律與秩序。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也不爭氣,在國共內戰前途未卜之際,信心動搖,找洋人搞上海國際化,希望用西方人的部隊維持上海秩序。國共雙方也都在上海的國際社區相互角力,爭取洋人認同。
美國政府最後確定他們的政策是不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使得吳國楨上海國際化的想法無法成真,1949年4月共軍渡江占領南京後,5月就把上海的國府守軍打跑了。1949年初國府軍隊在徐蚌會戰被共軍全殲後,國府為了如何因應共軍未來攻勢,內部意見分歧,
代總統李宗仁力主憑藉長江天險,與共軍一戰。擔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實際握有龐大兵力,在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幕後策動下,主張防衛大上海,不守長江,國府已是未戰先分裂,蔣中正的策略只是爭取時間,將上海的黃金等運往台灣。
上海是19世紀在中國與英國簽署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當中,因為英方要求五口通商,向西方人打開了門戶,19世紀中國發生太平天國之亂,清政府自顧不暇,上海由西方人集資成立傭兵部隊,號稱常勝軍,後由英人戈登指揮,防衛太平天國部隊攻入上海,成功擊退太平天國的部隊,可說是開了上海軍事防衛國際化的先河,但是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歷經抗日戰爭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銷西方國家在中國領土上的租界,開始萌生強烈的主權觀念,吳國楨與國民黨卻為了內戰,反其道而行。
吳國楨立場親美,後來到了台灣,背後藉美國外交勢力撐腰,在國府內部奪權,爭奪台灣省主席職位,是個美國幕後支持的野心勃勃政客,與蔣經國的權力鬥爭失敗,遠走美國,自此未再回到大陸或者台灣。
根據1949年11月23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麥唐納向國務院報告,引述吳國禎說法,吳國楨在1948年的夏天就認為中國大陸守不住了。
顯然吳國楨對於國共內戰發展早早就失去信心,1948年夏天東北遼瀋戰役仍未開始,徐蚌會戰尚未發生,國共雙方相持之下,雙方軍力對比國府仍有相當優勢,吳國楨卻對內戰發展毫無信心。國府軍隊在東北戰役遭到共軍圍殲後,吳國楨對上海未來的安危感到憂心,卻不是運用政府的力量,而是跑去找美英勢力,推動上海國際化。
1948年11月9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John Cabot)送交國務院的報告,其中提到美國海軍西太平部隊司令官白吉爾(Badger)提到有關派遣美軍到上海的說法,白吉爾認為,上海有那麼多的國際利益,中國政府沒有理由,在情況發生時,不去找美國海軍與陸戰隊的合作,以維持這個偉大城市的法律與秩序。如果為了上海在未來中國經濟扮演的角色,透過促成國際協議,宣布為開放城市(不設防),免除對戰爭的憂慮,這樣也是不錯的。
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1月29日,吳國楨就打算放棄上海了,卡伯特向國務院報告,吳國禎請他面談,吳國楨主動提到,如果事情的發展到了必要的時刻,將上海的權力轉移給共黨的程序。卡伯特引述吳國禎說法,雖然徐蚌會戰還沒有結果,但如果情勢發展對國府不利,很快就會出現這個問題。吳國楨說,市府官員,尤其是警察,不會待到共黨接收上海,他們幾乎可以確定會遭到清除,如果他們離開了,上海會出現相當程度的混亂,危及美國人與美國的利益。吳國楨也已經與怡和洋行的英商柯世威(John Keswick)討論過這問題。
柯世威與中共周恩來有交情,能與中共對話,抗戰期間也曾在重慶負責中英雙方有關特種作戰行動的聯絡工作,有軍事背景,加上有怡和洋行的強勢背景,對英國具有相當影響力,這可能是吳國楨找上柯世威的原因。
吳國楨建議,藉由國際行動,可以避免這種混亂,他根據自己的權限,提出經由某種的國際協議,國際部隊在上海登陸,在這個臨時的階段,在國民黨撤走,轉換權力到共產黨時候,能夠確保秩序。吳國楨不是要求美方單一片面的行動,吳國楨主張的是由英、法、蘇聯組成的部隊,在上海登陸。
卡伯特告訴吳國楨,他非常懷疑美國是否會同意為了維持上海的秩序,讓美國軍隊在上海登陸,而且還有許多實際上的困難,包括如何確保國際協議的達成,以及相關的時機問題。他認為如果不出動美軍,美方可參與確保權力有秩序轉換的國際行動,但是吳國楨堅持軍隊是有必要的。
12月2日,卡伯特向國務院報告,英國大使史蒂文生告訴他,吳國楨與柯世威的談話內容,吳國楨希望在上海成立外國人組成的委員會,暫時管理上海,將上海有秩序地移交給共產黨。吳國楨希望柯世威領導這個委員會,建議英國派部隊到上海維持秩序。史蒂文生告訴柯世威,反對由外國人成立上海委員會,中方應該自己成立這個委員會,也反對派英軍到上海。
儘管美英官方都對派遣部隊到上海持反對態度,但是上海當地美英僑民仍保有過去的殖民心態,卡伯特12月7日向國務院報告,美國海軍對於出兵維持上海秩序很冷淡,因為至少需要3500人的兵力。史蒂文生也告訴吳國楨,英國不介入這件事情,可是無法阻止英國僑民成立志願團維持秩序,但史蒂文生認為這會造成嚴重的紛爭麻煩。至於美僑社區,卡伯特稱,他們希望美國陸戰隊在上海保護他們,但他已經用很明確的態度向他們表達反對。卡伯特也提到,他不相信黑社會幫派能夠維持上海秩序,也不認為黑社會有足夠力量阻止共軍進入上海。
卡伯特早在幾周前的11月14日給國務院的報告曾提到,國共雙方勢力曾間接與他接觸,國民黨與上海聞人杜月笙(有幫派背景)最先向他保證,能夠控制當地情勢,南京政府也支持他們的計畫,他們也提議開放美國救援船進入長江,做為推動美國配合的策略,並由上海志願團成立國際警察部隊維持秩序。
在香港的民盟成員章伯鈞,派出代表傳達共黨訊息,共黨接收上海時,會保證美國人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共黨同意上海國際化,但是所有的國民黨份子都必須清除。
卡伯特說,他告知雙方,美國政府沒有帝國主義的想法,不會接受上海國際化的計畫,同時對於不介入中國內政,保持堅定的立場。
吳國楨想要把上海交給西方人的想法,在美英顧慮可能被當成帝國主義復甦的憂慮下,以及擔心共軍可能把上海的責任全都扔給西方國家,上海終究回到19世紀由西方人保衛的年代。
即使已經是20世紀,當時上海的西方人,完全不理解中國的情勢,才會想要組成志願團介入中國內戰,卡伯特後來接受杜魯門總統紀念圖書館的口述歷史訪談,他描述共軍攻占前的上海,他說,上海的外國商人非常討厭國民黨,當上海取消租界時,這些商人許多過去舊有的特權,都被國民黨取消,當然這裡也有許多貪污腐化。國民黨堅持平等條約,他記得上海報紙用一整版的評論批評與中國簽訂平等條約這件事情,商人都希望保留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他們就是無法理解,中國已經是主權國家,中國人與美國人都是一樣平等的,但這些商人就是討厭國民黨。
卡伯特記得非常清楚場景,上海被共軍攻占後的隔天,美國商會舉行每周例會,他是以榮譽會員身分參加,那些商人一個接一個站起來發表談話,表達他們多麼歡迎共產黨的到來,以及那些可怕的國民黨被趕跑了,是多麼棒的事情。他告訴這些商人,請注意,你們根本不知道你們碰到了什麼事情。接著這些商人討論要發給杜魯門總統的電報,語氣應該如何強烈,表達現況有多麼好,以及希望美國不要繼續援助蔣中正。
他盡可能地向這些商人表達抗議,但這些商人吵來吵去,所以延後了發電報這件事情,等到再要討論時,共產黨開始查封財產,他們才知道他說的是對的。但是美國政府的確收到來自天津的美國商會同樣的電報,他還很擔心這是從上海發出去的,後來才知道是天津發的電報。
卡伯特說,上海有許多白俄人,1949年4月時,我們試著將他們送出上海,移往菲律賓,他記得有一位醫生決定留下來。當共軍開始攻擊上海時,他搬入格林郵船大樓(現在上海外灘28號,抗戰時為日軍占據,戰後由美國海軍接管),美國海軍匆忙地放棄這裡,我們在這成立總領事館,當共軍靠近河岸時,可以聽到窗外的各種槍聲,實在不是很愉快的經驗,共軍占領上海前兩天,看到很多帆船張著大白帆開走,隨時都可以聽到飛機飛走,人們與船隻都在那時離開,海軍離開時,還遺棄了大約價值100萬美元的裝備,我們撤走了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只有攸關美國利益的人才可以留下來。
卡伯特記得上海被共軍占領前,有一天去英國俱樂部,經過一間銀行,看到他們把許多捆鈔票塞進卡車,這些鈔票在當時已經不值錢了,但這也正是處理這些鈔票的日常方式。第二天一早,接到上海郊區打來的電話,說共軍已經來了,但是通訊仍然維持的十分好,真是很特別的感覺,我們在大樓裡有無線電系統,可以立即與世界各地聯繫。中午時分,共軍接近格林郵船大樓,國府軍隊在蘇州河前設了路障,防守著橋梁,我們從窗戶看到部分國共雙方戰況,國府軍隊先是打死了我們窗下的一些共軍,接著共軍帶著迫擊砲來,大約24小時候結束了這場衝突,我們大樓旁有迫擊砲射擊,對方用榴彈發射器還以顏色。
卡伯特猜測後來共黨對美國商人態度轉變,可能是當時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原本要以訪問燕京大學的名義,前往北京,藉機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面,卡伯特支持這個安排,可是國務院禁止司徒雷登與他們見面,後來共黨對美國人的態度就很不同。
上海從開埠以來,因為西方商人大量移居,促成上海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特殊地位,許多久居上海西方人,到了抗戰勝利後,仍不能理解中國地位已經改變,是平等國家,不是西方殖民地,想要介入中國內戰,或者不滿國府當局維護主權。國府官員如吳國楨,不能保持立場,拱手將上海讓與外國勢力控制,表面上是藉西方人維持秩序,其真正想法也許揣測共軍害怕得罪外國人,不敢進上海市內,雖然是戰亂時期權宜作法,也顯示國府官員的無能,或者挾洋自重,吳國楨這樣的高官,果然到了台灣又挾洋自重,爭權奪利,造成國府更大的風波。

美國官員偏見與國府應變混亂影響美國援助內戰|高靖

文/高靖

國共內戰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分裂命運,國共雙方在1947年到1948年之間轉換了彼此的地位,1949年徐蚌會戰則是決定了國府的敗亡命運,在戰事推進過程中,美國軍援國府舉棋不定,讓國府士氣受打擊,也暴露出某些美國官員的主觀偏見,造成美國不能堅定支持國府,再加上當時蔣中正忙於競選總統,似乎忘了戰爭仍在進行,這些都與國府的失敗有很大關係。
國府先是受制於1946年的美國軍火禁運,影響到部隊作戰與裝備的後勤補給,又因政府財政困窘,無力在美國商購軍火,只能期待遲遲不來的美援,以致東北戰事頻頻失利,1948年初在美國駐華大使館敦促下,華府當局才發現問題非同小可,開始積極協助國府取得美軍剩餘物資的彈藥,可是行政程序耗時,往往緩不濟急,尤其國府在戰事急轉直下時,緊急向英國採購淘汰當廢鐵拍賣的戰車,美國卻橫加干預,延宕大半年,等到共軍都度過長江,攻陷南京,國府仍然無法獲得美國同意將這批戰車轉運到台灣。
從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可說是國共內戰過程中,國府逐漸由盛而衰的轉折階段,共軍在東北發動秋季與冬季攻勢,將東北的國府軍隊困在長春、瀋陽、錦洲等處,喪失戰場主動。共軍在林彪指揮下,分別在1947年9月14日到11月5日,發動秋季攻勢,接著又在12月15日到1948年3月15日,發動冬季攻勢,國府守軍處處被動。
這個時間,也正是蔣中正積極籌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前後,蔣中正忙著應付國府複雜的政局,還要煩惱東北的戰事,在1948 年5月20日蔣中正就任總統後,東北局勢惡化。蔣中正希望挽救東北,在秋季與冬季戰役前,蔣中正發現東北戰事不如預期,對東北地區政軍人事進行調整,撤換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東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長官杜聿明,改派陳誠兼東北行轅主任,將東北保安司令部併入東北行轅。陳誠到任前,正是共軍展開秋季攻勢前,陳誠雖然力圖改革,掃除貪腐,但國府軍隊積習已深,共軍發起的兩場攻勢,讓國府飽受壓力。
共軍秋季戰役是針對瀋陽與錦州,以及長春與四平街之間的鐵路交通展開襲擾,尤其是在山海關、營口、瀋陽之間,以及瀋陽與四平街之間,以及四平街與長春、吉林之間的攻勢,讓瀋陽、長春、吉林在即將到來的冬季,可能會無法順利運送取暖所需的煤,國府被迫出城應戰,也給了共軍逐次消滅國府軍隊的機會。
共軍冬季攻勢的最後階段,在1948年3月攻占四平街,四平街地位關鍵,從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國共雙方歷經四次會戰,戰況慘烈,國府失去四平街後,長春與瀋陽間聯繫斷絕,長春已成孤城。蔣中正在冬季戰役結束前,1948年2月12日,改派衛立煌接替陳誠指揮,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但是情況仍然充滿悲觀。
當時蔣中正對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抱怨,東北的災難,都是美國的責任,如果國府最後失敗了,那不是俄共或中共的原因,是美國在國府迫切需要援助的時候,沒有兌現承諾的援助。
抱怨儘管抱怨,國府本身也有問題,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2 月26日,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白德華(Butterworth)告訴中國大使館公使譚紹華,對於中國的彈藥出口禁運,早在1947年5月解除,可是直到9月他與中國大使館武官皮宗敢談到此事時,中方並沒有表現出要向美國買武器的意願。
美國認為是中國政府不買武器,並非美國不允許賣武器給中國,但是中國政府因為連年戰爭,財政困窘,就算美國解除國府在美國軍火市場購買軍火的管制,但是國府缺錢,只好等待美國援助。至於遲到9月才向美方表達採購軍火,可能與共軍發動秋季攻勢有關。
中國在進入20世紀以來,幾乎是連年的軍事衝突,國家建設屢屢受到戰爭影響,工業能力也不易建立,八年抗日戰爭才過,國共內戰又起,國府自行生產軍火能力不足,只能倚賴美國延續軍事能力,1948年1月26日,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告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因為缺乏美國零件,國府軍隊的3000輛美國卡車動彈不得。要在一般市場採購零件,是美國軍援的10倍以上價格。
葉公超的說法,將當時國府工業能力不足,軍方後勤補給落後,以及政府財政困難的窘況,充分地顯示出來,美方後來並沒有同意提供國府這3000輛卡車所需要的零件,這些卡車很可能就此報廢。
不過,美國內部有批支持中國的國會議員,在他們努力之下,1947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經濟援助中國2770萬美元,美國政府指派巴大維少將擔任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這時共軍開始秋季攻勢,早在這之前,美方對於國府彈藥需求,已在太平洋地區找尋美軍庫存,設法改列為軍用剩餘物資,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轉賣給國府,不過,這個過程卻耗時許多月。
美國援助國府時間延宕,有些原因出在國務院官員阻撓,國務院與美軍是兩種面孔,1947年8月7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林沃德(Ringwalt)給國務院備忘錄,說明他與譚紹華討論軍援中國的問題,譚紹華表達中方為了時效,希望能從美國政府的庫存當中採購,但是林沃德潑了冷水,他以推託的態度說,他沒有協助國府從美國政府採購彈藥的權限。林沃德在譚紹華離去後,建議國務院不要回答中國大使館的請求,如果對方一定要給個答案,那麼就告訴國府,美國現在沒有可以滿足國府需求的彈藥庫存。
林沃德說的不是實情,他是故意無視於國府的軍事需求,因為美軍後來在美國國內,以及太平洋的馬里亞納群島、琉球、夏威夷等地,的確找到彈藥提供援助國府。林沃德曾在杜魯門總統紀念圖書館的口述歷史訪談當中,表達出對蔣中正濃厚的偏見,林沃德以「蔣中正是個頑固的老混蛋」( he was a stubborn old son of a gun),以及蔣中正很笨等,形容蔣中正,他還引用史迪威的說法,當史迪威不叫蔣中正混蛋的時候,就叫蔣中正「花生」(The Peanut)。
中國大使館碰到這樣充滿偏見與傲慢的國務院官員,真是難以溝通,對方也無意幫忙,還建議國務院對國府扯謊,這樣傲慢官員在美國政府不在少數。司徒雷登在1948年2月7日給國務卿的電報,以比較客觀的角度說明美國必須援助國府的立場。司徒雷登認為,國府失去東北,就有可能是促成軍事總崩潰的因素。巴大維也同意這個看法,就是美國現在支援國府維持在東北的局面,遠比往後協助國府取回東北要便宜許多。
司徒雷登表示,我們理解國務院不願意捲入中國的軍事處境當中,但是我們早已捲入國府的失敗,而且美國的優勢地位受到損害,尤其東北的國府主力有五個師是接受美國訓練與美國裝備。除非我們趕快提供軍事援助,讓國府得已因應在東北遭遇的立即而實際的情況,如果國府的軍事情況惡化到危及國府的存在,這時再來援助,就是浪費了。
1947年年底到1948年初的東北冬季戰役期間,美軍積極協助國府找尋可用的彈藥,1948年1月23日陸軍部長羅雅爾(Royall)寫信告訴國務卿馬歇爾,美軍有庫存彈藥可以援助國府,這封信戳破了林沃德的謊言。羅雅爾指出,陸軍與航空部隊可以提供給國府的剩餘物資彈藥,馬里亞納群島(塞班島、天尼安島)6500噸,太平洋地區有1萬3000噸的各種大小炸彈。
2月24日,羅雅爾再次去函馬歇爾,說明詳細供給國府剩餘物資彈藥的具體情況,1月7日已經從塞班島移交國府3864噸彈藥,其他包括馬里亞納群島、夏威夷、琉球,還有5萬9462噸彈藥完成手續就可以提供。另外,2月3日陸軍部同意896.41 噸的砲彈可以提供給國府。夏威夷有1萬6266噸彈藥可以移交國府,1266噸已在1月19日列為剩餘物資,2月11日將剩下的1萬5000噸彈藥也列為剩餘物資。琉球的彈藥約有2萬7500噸,但是這些彈藥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的檢視才能確定。美國國內有650萬發五零機槍子彈,可以先由庫存提供給國府,再由國府向生產商歐林工業(Olin Industries)購買同數量子彈歸還美國庫存。
衛立煌頻頻透過美國駐瀋陽領事館向馬歇爾求援,東北戰況也的確對國府非常不利,馬歇爾這時也認為應該要協助國府,他在3月1日給羅雅爾的信函說,他相信應該盡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決定那些列為剩餘物資,讓這些補給與設備可以提供給中方使用。
當美方開始積極協助國府獲得彈藥時,國府早已接連在秋季戰役與冬季戰役失利,東北只剩下三個孤城,情勢岌岌可危。美國的行政官僚程序造成不少延誤,2月26日譚紹華拜會白德華,譚紹華抱怨,國府取得彈藥的努力,被毫無必要的冗長協調程序給耽誤。歐林工業的合約(五零機槍彈採購),早在1947年12月9日已經簽約,卻遲遲到1948年2月25日下午4時才放行。
美國的官僚拖延,固然是個問題,國府自己毫無頭緒一團亂,也造成影響。羅亞爾2月 24日給馬歇爾的信中提到,原本國府派船到塞班島,預計1月30日將彈藥運走,但是到了2月3日國府的運輸船都沒有出現,直到24日也沒收到有關國府運輸船抵達的任何報告。
3月4日,馬歇爾給司徒雷登的電報,更透露出國府上下一團亂的情況,馬歇爾告訴司徒雷登,中國大使館已經接到通知,可以協商採購夏威夷與太平洋地區的剩餘物資彈藥,儘管中國大使館不斷要求提供剩餘物資彈藥,美方也透過非正式管道,事先提醒中方所要求的彈藥有可能同意提供,但是中國大使館現在卻表示,沒有中國代表獲得授權可以與美方協調採購夏威夷的彈藥,中國大使館正在請求指示,馬歇爾請美國大使館敦促中國政府盡快採取行動。
國府與美方來往爭取了半天的剩餘物資彈藥供給,等到美方拖延許久同意後,國府卻無人出現完成最後的採購談判程序,蔣中正當時又要應付東北戰局,還要運作國民大會推舉中華民國的第一屆總統,可以想見他可能無暇注意這些程序問題,但是國府外交部、國防部等,也不能及時應變,令人百思不解,從國府內部運作混亂,決策輕重緩急不分,也就不難想像幾個月後,東北國軍全數被共軍消滅,只有極少兵力從營口乘船脫逃,實在沒有令人意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