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稱二二八事件軍隊用達姆彈攻擊台人可能有誤|高靖

文/高靖

最近台灣的國史館發表新書「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這本書中宣稱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報告,提到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當中遭達姆彈攻擊。這與實際的情況有相當的落差,根據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轉發給國務院的台北領事館電報,是指有醫生與一位台灣民眾向領事館指控軍隊使用達姆彈攻擊醫院。但是美國南京大使館指示台北領事館,不要介入雙方的爭鬥當中,領事館對所謂達姆彈的證據,也採取不受理的態度,也就是說,美國並未證實的確有達姆彈攻擊台人的情況,至於來自台北的電報,甚至連醫生的人名都沒有提出。
根據國務院的公開檔案,1947年3月5日有一份美國駐南京大使館轉發3月3日台北領事館的第30號電報給美國國務卿。這份來自台北領事館的電報稱,一位擁有小醫院的醫生與另外一位台灣人,主動向領事館提出了軍隊在巡邏卡車上,向醫院發射達姆彈的證據,希望領事館介入,要求台灣當局不要使用這種非法的彈藥。領事館對這件事情,要求大使館給予指示。領事館向大使館報告,明瞭目前不能介入爭鬥的雙方,在大使館有所指示之前,領事館不能同意持有這個達姆彈證據。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回報國務卿,大使館同意領事館不介入紛爭的決定。
這份原始來自台北,再由南京轉發回美國的電報,其中的內容與國史館所稱美國報告稱台灣人遭到達姆彈攻擊,顯然有相當的落差。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3月3日的確有一份第30號的電報報告,但是內容是引述醫生宣稱有達姆彈攻擊事件的說法,不是美國官員自己發現有達姆彈攻擊事件,對於事件真偽,美國大使館或者領事館都沒有表達立場,也沒有根據這位醫生的指控,找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協調。
美國對於這件事情的立場,就是不表達立場,沒有認同或者證明確有其事,國史館應該以既有的文件檔案,以及客觀事實來論斷,以美國領事館報告提到台灣人民遭達姆彈攻擊,向媒體發布新聞,似乎是刻意誤導台灣社會,媒體記者也不查閱原始文件,輕率地根據國史館可能有政治偏見的陳述,撰述報導,某些報導還用「美國領事館觀察到」這類的文字敘述,就有可能把事件本身給扭曲了,因為這是某位醫生的指控,並不是那位領事館官員的目擊。
尤其究竟有無達姆彈攻擊,這樣的情況若是真如最近某些有特定政治立場人士所指證歷歷,國務院的電報乃至立場支持台獨的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所撰寫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都沒有這樣的指控,台北領事館只是轉述了某位醫生的指控,駐南京大使館隔了兩天再根據這份電報,轉發給國務卿。3日收到電報,擱了兩天,5日才發給國務卿,如果這是特別重要的訊息,為何沒有該當日即轉發,若真有其事,當時南京方面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到台灣時,美國武官也跟著到台灣,美國武官豈能不知道達姆彈的性質,領事館連軍隊開槍的情況都向大使館報告,又怎麼可能隱匿達姆彈的實情,那位指控的醫生又為何沒有在其他的場合提出指控。如今僅僅以一個幾十年前無法查證的單一事件的指控,就要認定國府軍隊使用達姆彈,證據力量似乎還要加強。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台灣的整體社會環境的確出了問題,美國中情局在事件前就有過許多情勢分析報告,對陳儀當局的許多措施,包括專賣措施,工業生產等都提出許多警示,對於滯台日人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中情局也多所分析,台灣內部的各種共黨組織紛雜,中情局都有掌握。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社會的歷史悲劇,事過境遷,一定要歸責於誰,陳儀當局有過失,自不能免。事件發生後,台人從1945年以來累積不滿情緒,在當時社會衝突的挑動下,嚴重爆發出來,出現了台人與大陸人雙方的衝突,而非僅僅對陳儀當局的抗爭,這種省籍衝突的出現,自然會進一步促成軍隊報復攻擊的可能。但是這種只責備陳儀當局,而對挑弄省籍仇恨的人,因為只使用石頭與棍棒毆打大陸人,其過失就會小於使用槍械的軍人嗎?不問是非對錯的濫施暴力,在事件當時是存在的,而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美國領事館透過南京大使館,向南京政府請願,只是將過失歸咎於陳儀當局,顯然也忽略當時複雜的中國大陸政治環境,但對台人而言,可能也不容易理解中國面臨困難的全貌,實不便苛責。
1948年年初,美國特使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內戰,回到美國,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長,由蔣中正兼任行政院長,大陸經濟情況惡化,國共內戰逐步升溫,共軍在東北戰事逐漸掌握主動,國府退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當中,情勢岌岌可危,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幾天,蔣中正正在規畫對共軍老巢延安發動攻擊,指揮胡宗南部隊攻占延安。蔣中正面對整個中國內戰情勢的擴大,對於台灣的動亂,實在不可能有現在某些人所謂的殺人魔王或者劊子手的決策或行動。蔣中正根據台人要求,派了白崇禧到台灣,蔣中正若要鎮壓台人,又何必派白崇禧來台。
從國務院檔案當中,可以看到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後,接受大使館指令,寫了幾份有關事件的報告,在白崇禧來台後,葛超智的報告批評白崇禧有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說法,都太過表面,對台灣問題也有所誤解,還認為蔣中正在事件後仍是支持陳儀,國府欠缺改革心態。
不過,有關葛超智的報告,司徒雷登在1947年4月15日給國務卿的電報當中,曾經用了葛超智的評論看起來語調有些過於尖銳,在某些事例方面的內容也有些片斷(his comments appear highly keyed in tone and in certain instances categoric in content),來形容葛超智的報告內容。台灣的台灣史研究者也曾撰文稱葛超智與領事館其他同僚相處問題,為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不久後被調離台灣,尋求政治上的同情理由,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美國對親共官員可能有所疑慮,但像葛超智這樣的外交官,並非親共,若非真有某些爭議,還不至於遭到政治清算,葛超智離開台北,與他自己的態度與作風關係比較大。
我們在國務院檔案當中,可以看到1947年3月12日,南京大使館給國務卿的報告當中轉述蔣中正在南京發表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說法,蔣中正指控二二八事件是共黨煽動造成,整起事件處理解決遭到延誤,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要求,是不符合憲法的( unconstitutional,不過當時),這些要求超越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授權,甚至超越了中央政府的能力。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也是因為這個委員會造成了公共失序。
葛超智在他給大使館的報告硬要說蔣中正支持陳儀,但從蔣中正的談話看來,葛超智也只是講了表面的意義,蔣中正的看法,就是認為台人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要求,超過了當時政府所能做的。換句話說,台人與南京雙方,對於問題的解決看法有落差,加上暴力程度的升高,導致了這場悲劇的擴大,但是葛超智或者日後某些學者,都不願意正視南京方面與台人在觀念上的落差。
1947年3月9日,台北領事館給了南京大使館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因為情況緊急,當天轉發給國務卿,台北領事館電報稱,台北3月8日晚上發生激烈持續的槍擊,3月9日上午國府的代表告訴領事館,這是因為台灣人企圖搶奪政府的軍火庫。市區仍有各處零星的槍擊發生,而且仍然持續當中。基隆與台北上午6時 30分開始戒嚴,街上沒有人跡,但經常聽到衛兵開槍的聲音。國府代表告知,3月8日傍晚有2000名憲兵上岸,還有兩個師正在五艘船上,前往台灣途中。3月8日下午基隆街頭發生激烈槍戰,謠傳台灣人要攻占基隆要塞司令部。
台北領事館這份3月9日的電報,沒有擺了兩天,而是立刻送給國務院,顯然是重大情勢發展,有關 3月8日國府開始有憲兵從基隆上岸的情況,台北有台人搶奪軍火庫,這與最近國史館描繪的二二八事件不太一樣,當台人搶奪軍火庫,或是攻打軍方要塞司令部,暴力情況已不僅僅只是仇視毆打大陸人,是對軍隊有所挑釁了,衝突自然在暴力升級的情況下擴大,1947年當時的軍隊怎麼可能打不還手,遭到攻擊,反擊是理所當然。軍隊還沒來,台人就打算搶軍火庫,軍隊上岸後又怎麼可能善罷甘休。
3月9日後續的國府軍隊陸續抵達基隆,後來被許多台灣人不滿的逮捕與行刑,大約也是從這時候開始。但當時白崇禧也在台灣,白沒有反對軍隊的鎮壓,造成許多台灣人的傷亡,這一點葛超智有許多批評,但是從蔣中正的說法看來,本來應是針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實際上卻有擴大殃及更多與事件無關的人的情況,甚至有些人躲進山中,造成了台灣安全上的隱憂。
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南京大使館3月6日轉發台北領事館3月3日電報給國務卿,其中提到為了防止國府軍隊的殺戮,領事館建議美國直接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台灣人認為當時日本對台灣仍有法理上的主權地位(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尚未正式簽署和約)。3月5日大使館也轉發另一份3月3日台北領事館電報,內容指出,台北的領事收到代表807人的141人簽名的陳情函,要給馬歇爾,這份陳情的內容主張最快改革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方式,就是仰賴聯合國共同管理台灣,切斷台灣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幾年,直到台灣獨立。
在國共內戰方興未艾之際,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台人找上美國人表達要將台灣分離出去的想法,這就是在台人與大陸人當時暴力相向的背景下,又增加了可能促使軍隊加大鎮壓力道的政治因素。悲劇要歸咎於蔣中正一個人,是很簡單的事情,但從當時複雜的環境看來,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某些措施不當,省籍衝突,台灣獨立的政治爭議,台人與軍隊雙方暴力對抗的升高,都是讓事件擴大的原因,僅僅推給蔣中正一人,不過是簡化了當時的情況。
我們以今日的民主自由環境,批評1947年當時的環境,難免會有所偏差與一廂情願,1946年中華民國才剛剛通過制定憲法,準備在1947年12月25日行憲,國共內戰又逐漸升高,大陸經濟情況一片混亂,這樣的環境下,台北發生了悲劇,擴大成全島的危機,這是歷史的傷痕,若只追究一方要負責,那是太過簡化歷史的過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缺失,是台人累積不滿情緒的原因之一,台人對台灣當局的不滿,演變成對大陸人士的仇恨,對軍事設施的攻擊掠奪,主張台灣獨立,這些問題在某些人的討論當中,都是避而不談,但這正是導致軍隊鎮壓擴大暴力的可能成因。二二八事件是歷史悲劇,把悲劇拿來炒作,對無辜受害者不公平,也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看法,若要追究轉型正義,是否必須先釐清歷史真相,而不是扭曲歷史。

世局空前亂|周陽山

文/周陽山

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第二年新春伊始,國安團隊改弦更張,這是綠營重整陣營之後的全新布局,凸顯了中、美、台三角關係中的最新變貌。然而,台灣面對的卻是日益困窘的國際新情勢,以及內部道德認知與價值體系快速崩解的文化新變局。亂世浮沉,人生激盪,今後究竟何去何從,頗值國人慎思。

首先,在美國方面,川普總統執政之後,有如遭逢亂世,跌宕起伏,經過1年多的碰撞與磨合,亞太政策已逐漸底定,其主軸是:

一、美國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也不會改變「一中」政策,但會繼續提供軍售,不過不會輕易介入台海爭端,也希望綠營不要碰觸兩岸紅線,誤啟戰端。「美國第一」才是首要原則,這表明了台灣只會是中美博弈之下的棋子。

二、美國不會退出亞太,也不會默許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區域霸權。美國將結合日本、印度、澳洲等國,形成印太聯盟,共同抵制中國與俄羅斯的發展,並且將在南海、東海、南亞等地區形成新的對峙情勢,必要時甚至不惜製造衝突與紛爭。對於一帶一路戰略,美國將全力應對防範,並將適時出手,進行抵制。

三、川普已修正他在選舉時提出的孤立主義政策,重新整軍經武,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並積極支持軍事工業,必要時將不惜一戰。其主要戰爭目標之一,即為北韓。至於南韓政府的反戰、非戰意願,則非主要考慮。「美國第一」才是優先原則。

四、美國不會對台海安全、協防台灣做出承諾,但也不會容許中國大陸在「師出無名」的情況下出兵攻台。對於中共十九大列出的「六個任何」的台海戰爭紅線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希望台灣自行斟酌,多加小心。

五、在中國大陸提出修憲,國家主席任期不再設限之後,美國將面對像俄羅斯總統普丁一樣任期持久的中國領導人,而且2020、2035,甚至2050的時間表都已明白列出。很明顯地,崛起的中國已是美國無法忽視的事實,只能瞠目而視了。

美國正逢亂世,台灣亦不遑多讓。不但軍公教年金引發爭議,勞工一例一休引發社會動盪、世代間也出現婚姻與家庭觀念的價值對立,而轉型正義則呈現著認同革命與政治清算的濃重色彩。簡言之,台灣適逢空前的亂局,而且是上世紀三大變革-美國19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90年代東歐自由化劇變這三者的雜揉與綜合,力道之強,前所未見!

除此之外,台灣目前還面臨著大陸方面強化經濟上的「窮台」策略,以及不斷壓縮外交空間的新困局。而面對未來大陸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的新情勢,政府如在應對之間稍有不慎,即將出現逆轉之勢。這都是對國安新團隊的新考驗,也是在春秋亂世之中,不能不審慎應對的新變局。

 

本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周陽山,世局空前亂

國府士兵缺鞋沒襪焉能不敗|高靖

文/高靖

國共內戰,國民黨軍隊為何打不贏共產黨軍隊,從一個簡單的事實可以看到兩軍之差別,國府軍隊士兵經常沒有鞋襪穿,共軍士兵卻有鞋穿,不把士兵當人看的軍隊,如何能夠打勝仗。
國府軍事從抗戰到國共內戰,因為制度不良,觀念落伍,部隊是金玉其外,敗絮其內。作戰士兵連鞋襪都沒有,從蔣中正寫給陳誠的信函當中,多次關切士兵鞋襪問題的內容。甚至在國共內戰期間,蔣中正不滿聯勤總部無能,共軍士兵每人有兩雙鞋,國府士兵卻是赤腳作戰,連草鞋都沒得穿,國府對外宣傳共軍是匪軍,但從蔣中正書信看來,國府士兵連鞋襪都沒有,軍紀又差,更像是土匪。
中國雖在1912年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在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上,卻因為列強帝國主義侵略與軍閥割據、政客弄權,幾經征戰,才解決南北分裂,直到1930年代後,國家才稍微穩定局面,但是國府軍隊缺乏現代化的後勤補給,國家也無公平有效的兵役制度,使得士兵來源堪慮,加上教育程度低下,士兵素質差,在部隊的待遇更差,生活艱苦,遭到軍官欺壓,部隊官長吃士兵空缺,經商牟利,幾成常態。
部隊士兵生活困苦,就連最基本的鞋襪問題,國府都一籌莫展,驗證了中國雖大卻貧弱的難堪事實。對日抗戰八年把國家打到幾近山窮水盡,根據陳誠書信集,蔣中正在1945年1月10日寫信給陳誠,蔣在信中關心士兵缺鞋襪,他主張士兵所需鞋襪似可發動由民間捐獻,每甲以鞋二雙襪六對為標準,鞋襪之尺碼品質及工作精度等項,皆應先行規定。3月15日又去信陳誠表示,青年軍各師應按月發給定量鞋襪肥皂等物品。3月19日,蔣中正關切捐獻鞋襪事情,再次寫信催促陳誠發動人民捐獻士兵鞋襪。
中國貧弱從士兵穿鞋品質可以看到,蔣中正在6月27日寫信給陳誠,信中鉅細靡遺地規定軍用草鞋的規格。蔣中正指示,軍用草鞋應規定麻與禾草合編為要,惟不產禾草地區,可用純麻或夾雜破布條編製,以期堅實耐久,希即規定軍用草鞋之工作及其編織之結實程度須有一定標準,不得以寬鬆而不結實之貨品充數。
兩個月後,美軍在廣島與長崎投擲兩枚原子彈,日本宣布投降。中國上下舉國歡騰,但在即將到來的國共內戰,國府雖然擁有美國援助的精良武器與裝備,但是大部分的部隊士兵,連雙鞋都沒得穿,士兵生活困苦,部隊作戰艱險,從而造成部隊士兵軍紀敗壞。國府士兵如土匪一般,進入農村任意宰殺農民蓄養牲畜,拆民家門板當柴燒,或當床板,在民家翻箱倒櫃,掠奪人民財物,幾乎從未間斷。
士兵如土匪,也是上行下效之故,將官吃空缺,買土地,營商,是很普遍的現象。部隊車輛不用來運輸軍用物資與人員,而是拿來營商,無人敢管,因為上級就帶頭違法吃空缺。吃空缺也吃出大問題,國府調動部隊進攻共軍,實際的作戰人數遠遠低於作戰計畫當中的兵力,就是因為吃空缺所致。因為沒有兵役制度,部隊補充士兵是強徵壯丁,家裡有錢就可以買通部隊,不用當兵,由他人頂替,抗戰時,有些地方是由地痞流氓充任,進入部隊後隨即逃兵。
士兵鞋襪問題,是最基本的後勤補給措施,但是從抗戰到國共內戰,國府將領毫無辦法,只顧自己經商賺錢,根本不管士兵死活,搞到後來,蔣中正氣憤無比,蔣中正在1947年3月16 日寫信給陳誠。他在信中表示,前方士兵皆無鞋襪,甚至草鞋亦不能供給,此種供給實物有名無實之情形未知察覺否?查共匪每一士兵除現著之鞋以外,並隨身令帶預備鞋一對,匪我兩相比較,優劣可知。此豈匪方經費充裕或搜刮得力,抑其製造供應分配管理得法乎。昨夜黃總司令(聯勤總司令黃鎮球)電話,已有五十萬對膠鞋送前方,問其以後如何辦法,尚有存鞋否,則彼不能答,此種鞋襪為軍服最重要物品之一,而且與行軍力及軍紀關係最大,乃國防部聯勤總部不將此種鞋襪事先籌足,按期補給,必欲臨時蒐購,此種軍事機關何能望其稱職作戰?此事如此,其他可知。而彼時諉之曰無經費,此軍服費用已有規定之預算,而且儘可先行預籌者,絕不能諉之於經費也。諸如此類無組織,無計畫,徒苦前方官兵而不之注意奈何。自今日起限二個月內,必須購備草鞋三百萬對,布鞋或膠鞋二百萬對,分二期購足,以後每月至少要有堅實耐久之草鞋二百萬對收購,以備按期補給為要。
從蔣中正的信函可以看到,被國民黨宣傳是匪軍的共黨軍隊士兵,每個人還有兩雙鞋,國府軍隊士兵卻連一雙鞋都沒有。也難怪蔣中正要批評聯勤總部遭指責後,只是應急送了五十萬雙膠鞋到前方,但是對於士兵鞋襪的經理補給問題,聯勤總部毫無章法,高級將領的無作為,只能用尸位素餐形容,聯勤總部也在國共內戰末期遭到裁撤,是國府各總司令部唯一裁撤的單位,國府撤退台灣後,才恢復聯勤建制。
國共內戰期間士兵缺鞋襪,在胡宗南日記也有很多記載。胡宗南1947年2月27日日記,有胡宗南嫡系整編76師24旅張漢初的談話紀要,張漢初說,國府軍士兵健康與保暖,遠不如俘獲之匪兵,尤其鞋襪,影響軍心甚大。軍紀太差,鞋襪沒有。
胡宗南從抗戰到國共內戰期間,都駐防西北地區,與共軍勢力對峙,照理說,國民黨應當是派出兵強馬壯的部隊,對付共黨軍隊,其實不然,士兵連鞋襪都沒有,就算有精良武器,能夠如何保持士氣,大有問題,當士兵作戰時沒鞋襪穿,如何行軍,糧食又常遭官長盜賣,士兵大都出自農村,教育程度不高,當他們面臨吃不飽,穿不暖的困難之下,如果還能期待他們戰鬥時,奮勇殺敵,只能說國府龐大的官僚體系,從不肯認真面對問題,欺上瞞下,才會讓蔣中正動輒要跳過指揮官,指揮第一線部隊。
胡宗南1947年5月12日日記,有他的嫡系第一軍軍長董釗談話,董釗說,士兵鞋襪太壞,部隊病兵無法治療。山地行軍疲勞萬分,部隊士氣很壞,紀律廢弛,部隊不能作戰,對匪士氣不佳,非即整頓不可,各部落伍士兵極多,每天必有二三十人為匪捕捉。同日日記也有29軍軍長劉戡談話,劉戡批評部隊紀律之壞,簡直就是土匪。
1947年是國共內戰的轉捩點,國府軍隊戡亂戰爭逐漸由盛而衰,國府在內戰失利,各方說法與探討原因不少,但僅僅從士兵鞋襪問題這樣的小事,可以由小看大,這場內戰從一開始,國府就不太可能有勝算,一個不重視士兵生活的部隊,士氣無法維持,軍紀就容易敗壞。胡宗南所屬將領提出許多真實情況的看法,但是整個國府上下從未好好想過如何解決這個最基本的問題,到了1948年這個問題仍然存在,胡宗南2月19日日記有劉勘的報告,劉戡說,將官壓餉,吃空,11月12月鞋子不發,黃豆、鹽不夠,不發實物,發亦下面得不到。後方存款數百億元,長官對將官特別要注意。
大陸西北冬季天寒地凍,士兵無鞋,糧食不夠,但是高級軍官卻藏有數百億元,胡宗南的部隊是蔣中正最信任的部隊,是嫡系中的嫡系,但是將官依然把軍隊當牟利工具,士兵卻挨餓受凍,連雙鞋都沒得穿,從這樣的難堪局面,可以看到國府內部腐化嚴重,國府的失敗也不是沒有道理。
國府來台後,經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陸續裁減軍隊數量,減輕政府負擔,隨著美援的到來,士兵生活獲得改善。國府在二戰日本軍官的協助下,建立了中華民國第一套有效落實的兵役制度,加上教育普及,士兵素質提高。從今日的眼光回顧,很難想像從抗戰到國共內戰的士兵,居然連雙鞋襪都沒有,還要蔣中正耳提面命,再三叮囑。歷史教訓,殷鑑不遠,今日台灣若是輕視部隊生活福祉,以為堅苦卓絕是革命精神,可以讓部隊戰無不克,那就是沒有好好運用腦袋想想了。

蔣經國遏止王昇保守勢力擴張確保技術官僚治國|高靖

文/高靖

1980年代國防部總政戰主任王昇權傾一時,蔣經國總統卻將追隨他幾十年的王昇打進冷宮,轉任閒差聯訓部主任,幾個月後,又將王昇趕出台灣,外放駐巴拉圭大使。王昇的際遇,其實就是蔣經國作風,對身邊近臣照樣下重手,顯示自己才是握有絕對權力的人。王昇與蔣經國低調隱身幕後不同,王昇早在1970年代就爭議不斷,到了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研判王昇可能是蔣經國死後,在台灣第二大權力的人,這種現象對於蔣經國考量國民黨權力接班,重用技術官僚時,可能會思考壓制保守勢力握有過高權力,拔除王昇,才能保持國民黨內各方勢力平衡。
王昇從1960年開始擔任總政戰部副主任,15年後才晉升總政戰部主任,即使只是副主任,在軍中卻非常強勢,往往讓他人感受到王昇的野心。賴名湯升任參謀總長後,身為上級,碰到下級王昇仗著政戰系統的勢力,賴拿王昇一樣沒辦法,只能在日記大罵特罵王昇不知節制。
賴名湯日記1972年4月18日提到,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對總政戰部很不滿意,蔣經國說,一切照中央的指示和決策去做,不要過問別人的事。這話很重,他猜這是蔣經國指王昇亂做主張,做了很多的事,都打著「王師凱」(國民黨軍中黨部代號)或者總政戰部的招牌,事實上,總政戰部主任羅友倫和他都不曉得。
這段記述充分描繪了王昇日後垮台的根本原因,濫權不守分,早在1972年就是如此,當王昇1983年垮台時,蔣經國提過王昇應該守分,顯示大家對王昇隱忍多年,到了蔣經國都壓不住各方不滿,只好把王昇弄出國外,平息眾怒。
賴名湯在1972年有更多有關王昇行事爭議的文字。8月7日,王昇是政工中敗類,但行政院長蔣經國對王昇還是相信,實在難以解釋,今天為了文化服務團,他聽到了很多壞的批評,都是王昇的一批黨羽胡作非為,他不同意,但王昇向他堅持,他真想去見蔣經國,告訴蔣,如果這樣下去,他無法辦事,最好離開。10月9日,他與蔣經國談了一些問題,特別是總政戰部的固執,不肯改革,這當然是人的問題。如果蔣不將王昇調開,一切都無效,他已說到如此的露骨,蔣應考慮了。
1975年王昇終於升任總政戰部主任,但是爭議越來越多,賴名湯10月7日日記,為了王昇的狂妄,他內心很不高興,這種人喜歡玩弄政治,言行不一,搞勢力,樹派別,為國家計,應該將王昇免職,但是蔣經國似乎有苦心。10月9日,王昇器量太小,本位主義王昇應該檢討,自王昇來以後,越來越凶,處處都要顯示王昇的權威,仍然是屬於狂妄的。12月16日,王昇居然不聽蔣經國的命令,出乎他的意外,他也為蔣經國的前途憂慮,尤其政工人員如此,何以御軍,何以服眾。
賴名湯在王昇升任主任後,在日記寫下王昇搞派系、狂妄、不聽蔣經國的命令,參謀總長認為政戰部主任有這些爭議作風,顯見當時政戰系統在王昇操弄下,不僅沒有能化解軍中歧見,反而促成軍中分化,尤其不聽蔣的命令,這更是犯了忌諱。
同為總長,郝柏村日記當中的王昇,與賴名湯完全不同,像是另一個人。郝柏村與王昇交好,關於王昇,郝柏村與蔣經國的意見南轅北轍。王昇與郝柏村兩人在政治立場上是極端保守,可說是保守到近乎失去人性的地步,1960年代在大陸上空被擊落遭共軍俘虜的U-2偵察機飛行員葉常棣、張立義,他們在1980年代大陸釋回後,無法回到台灣,主要的阻力就是王昇與郝柏村。
也是U-2飛行員的華錫鈞在Lost Black Cats一書,描寫當時葉常棣與張立義如何被政府拒絕回到台灣,兩人在華府被告知,空總情報署副署長向王昇請示如何處理,王昇認為,軍人應該為國犧牲,我們不該鼓勵軍人投降,葉張兩人可能沒辦法很快回到台灣。葉張兩人對於投降一詞,都不太高興,他們被中共抓到時,都沒有辦法活動,他們也沒有太多辯解的空間。葉張都希望讓蔣經國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他們不知道台灣的政治環境,蔣經國任命王昇成立劉少康辦公室,研究對抗中共政治攻勢的策略與戰術,因為中共積極的政治攻勢,讓劉少康辦公室在過去幾年來擴張了不少權力,已經變成了政府當中的太上政府。蔣經國身體健康情況很差,他身邊的人都不想讓蔣經國為某些小事情煩惱,某些高層甚至官員懷疑,如果蔣經國死後,王昇可能會接管政府。
郝柏村也在日記當中,對於葉張獲釋問題,大談軍人氣節,要成仁取義。郝王兩人絲毫不願站在人性觀點,讓兩位飛行員早日回家,王昇為了反共,已經到了缺乏人性思考的地位,在當時大部分人是隱忍不發,但王昇的垮台已是早晚的事情了。
王昇在垮台之前,在總政戰部二十多年,關係盤根錯節,權大勢大財大,非早年或者今日的政戰將領所能想像,王昇積極培養自己人馬,不聽他人指揮,自成一套系統。王昇下台後,總政戰部掌握的事業機構主管,對於新任總政戰部主任許歷農通知開會,都拒絕參加,許歷農毫無辦法,這個離譜的現象在郝柏村日記都留有文字。
王昇任內到底握有多少資產,根據郝柏村1983年5月9日記,王昇在總政戰部下掌握華視、軍友社、青年戰士報(現青年日報)、台灣日報(已倒閉)、福利總處、軍眷住宅合作社、黎明公司,資產達200億以上。一個上將控制200億資產,即使在1983年當時許多台灣企業也沒有這樣的規模。
王昇沒有兵權,但是政治勢力極大,大到美國都無法忽視台灣可能出現軍人干政,美國中情局在1982年9月一份以蔣經國死後的台灣為題的台灣政情研析機密報告,對於當時權勢如日中天的王昇,相關研析內容在總共九頁的報告中就占了一整頁。這份報告稱王昇在國防部總政戰部擔任了15年的第二把手,在1975年4月升任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一直爭取更顯要的職位,但是遭到強而有力對手的阻擋,一般部隊也不喜歡王昇,因為王昇缺乏指揮經驗。
中情局認為,王昇因為主管政戰系統,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中情局也對王昇的經歷提出質疑,王昇宣稱是軍校16期,1939年畢業,但是這個說法無法證實。
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是蔣經國極力規畫的可能接班人選,中情局認為孫運璿欠缺來自軍方與安全系統的支持,孫運璿能否在權力轉換過程獲得他們的支持,大部分還要依靠王昇。王昇不只控制政戰系統,還包括台灣警備總部、媒體、黨部的重要部門。王昇多在幕後操控,應該不會直接挑戰有所共識的權力轉換,王昇應該會以政局穩定為重,支持大家都認同的文人接班,王昇仍會是握有第二大權力的人,使得他對於許多重大決策,能夠擁有否決權。
巧合的是,1983年中情局邀請王昇訪美,這段過程被外界認為是王昇下台原因之一,穿鑿附會的說法不少。多年後,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出版回憶錄「非官方外交」,才將中情局邀王昇訪美的理由揭曉,原來這與中情局是否重視或者拉攏王昇沒有任何關係,是因為丁大衛想要安排王昇到美國看看,但是美國在台協會沒有預算,可是中情局願意出錢資助王昇夫婦訪美,他認為王昇當時不太願意訪美,但徵得蔣經國同意後,才訪問美國。
丁大衛回憶錄提到創辦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告訴他,如果蔣經國健康惡化病逝,王昇與蔣彥士兩人有共識,由王昇接任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擔任行政院長。王昇訪美引起謠傳美國認為王昇可能在蔣經國死後繼承權力,但在王昇訪美期間,國民黨中常會有八位資深成員與蔣經國見面,抱怨王昇藉著劉少康辦公室攬權,對各部會發號施令,蔣經國關切王昇的活動,之後就解除王昇的職位,關閉劉少康辦公室。
丁大衛回憶錄證實,王昇下台與中情局有關的說法不確實,美國並無拉攏王昇。不過,郝柏村在1983年3月20日王昇訪美歸來後的隔天3月21日日記寫下,國安局長汪敬煦談中情局邀王昇訪美,係某先生從中策動,想拉美方及王的兩重關係,但他認為王昇訪美成功,對國家有益。4月6日那天記載中情局邀王昇訪美,汪希苓對溫哈熊保密(汪係國安局駐美,溫是軍方駐美)。
郝柏村日記顯示台灣情報單位懷疑中情局拉攏王昇,至於郝柏村提到的某先生,對照後來日記內容,應是汪希苓,汪希苓可能並不知中情局只是名義上邀訪,其實是美國在台協會安排,才會想要攬功,不讓溫哈熊知道。汪希苓行事浮誇,後來在台灣對外宣稱1972年美國供售兩艘潛艦是他的功勞,其實從國務院解密檔案看來,美售台潛艦決策與汪希苓沒有任何關係,是尼克森總統的決定,起因是在雙方貿易談判過程中,蔣經國的政治操作的成果。
關於王昇垮台的過程,郝柏村日記有詳實紀錄,王昇風光訪美回台後一個多星期,3月29日,蔣經國指示王昇應調職。郝柏村建議、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安會副秘書長、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等職務。31日,郝柏村與王昇討論調職,提到特別助理官,但因為像是太上總政戰部主任,不相宜,王昇願意調戰略顧問。
郝柏村積極幫王昇安排出路,顯見兩人交情不同尋常,尤其當郝柏村知道蔣經國的安排後,居然對蔣經國的決定,表達了不以為然態度。5月5日,蔣經國指示王昇調聯訓部主任,不以為然。隔天王昇對郝說,調聯訓部主任將被人笑話。
按照郝柏村日記內容,王昇對自己調職,絲毫沒有想到蔣經國究竟對他有何不滿,只想到是否被人笑話。郝柏村也很夠朋友,幫王昇求情。5月7日日記,見蔣經國,表達王昇不宜調聯訓部主任,蔣堅持原議。郝柏村研判蔣要冷卻王昇,但又不宜調空,乃情非得已。是否調國防部副部長或國安會副秘書長,可能性不大,蔣經國絕不願在人事調動上,給人印象王昇走蔣經國過去經歷的職務路線。
郝柏村7月28日日記內容,記錄蔣經國對王昇表達兩點不滿,一是王昇在離職前到政戰學校講話,謂殺掉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二是王昇寫信給蔣經國,提到郝柏村請他到官校進行系列思想及精神教育講話,他拒絕,因為他是反共的,蔣經國不知道王昇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蔣經國認為王昇今後要守分,否則將有不好的結果。郝柏村研判,王昇調職是不簡單的,有力人士在蔣經國那裏講了不少話,還繼續注意王昇的活動。王昇是守分的。
蔣經國要王昇守分,這一點剛好都與賴名湯日記、中情局的情報研析內容有所呼應,顯示王昇行事作風的確有所爭議,而且到了蔣經國可能擔心放任王昇搞下去,會影響政局安定,對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與其他政府當中的技術官僚,可能會有不好影響,而到了不得不處理的地步。
蔣經國對王昇的顧慮,郝柏村無法理解,郝柏村找政戰學校校長林強,查詢王昇講話內容,看全稿並無蔣經國提到的講話,郝柏村認為是訛傳。8月1日,郝柏村向蔣經國說明王昇講話內容,王昇說的是「王昇是打不倒的」,蔣經國認為不得體,郝柏村幫忙辯解這是情緒發洩,無惡意,可以諒解。22日,郝柏村日記記載王昇稱蔣經國請他到巴拉圭當大使。可見各方仍重視王昇在國內的影響,以外放為佳。
曾在兩蔣身邊工作過的楚崧秋,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當中提到,大家把劉少康辦公室看得太嚴重,這項業務是他在文工會任內的固國小組移轉過去的,主要是反制中共統戰,因為王昇很想做事,引起當時某些黨政軍人士反彈,形容他似乎大權在握,無所不管,那段時間王因承繼蔣經國在政工方面的餘緒,在軍中有相當分量,進而涉及若干黨政人士與業務,許多人都指為事實。
楚崧秋回憶,1979年元旦,華府與北京正式建交後,北京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月6日,蔣經國指示文工會成立固國小組,反制中共統戰,主要成員有國安局長王永樹、新聞局長宋楚瑜、外交部次長錢復、王昇與文工會主任。1980年3月25日固國小組最後一次會議,國民黨祕書長蔣彥士向蔣經國請示,將固國小組任務改由國防部總政戰部負責,這是固國小組轉歸劉少康辦公室的經過。
楚崧秋對王昇主導的劉少康辦公室輕描淡寫,很可能是不了解內情所致,畢竟文工會的位階,難以對政府機關發號施令,但總政戰部就不一樣了,蔣經國要求王昇守分,已經明確地指出了王昇爭議所在,劉少康辦公室也絕非僅僅是反制中共統戰那麼簡單,王昇在這個任務過程當中為自己擴權,干預政府其他機關的正常運作與權責,這個現象讓中情局注意到王昇掌握的權力過大。
王昇究竟為何被蔣經國整垮,真正的原因大概只有蔣經國自己知道,王昇可能也搞不清楚,追隨蔣經國多年,忠心不二,最後卻流放南美洲。不過,中情局研判王昇會是蔣經國死後,握有第二大權力的人,這可能才是蔣經國顧慮的,蔣經國重用技術官僚,希望技術官僚能夠有效治理台灣,發展經濟,若是保守勢力過大,可能影響技術官僚的改革開放路線,自然必須有所節制,蔣經國也許不知道中情局那麼看重王昇,但王昇過大膨脹自己的勢力,從賴名湯1970年代的日記已有相當多記錄,蔣心知肚明,到了1980年代,蔣經國身體健康狀況不好,不積極處理,很可能會在他身後造成麻煩。無論如何,蔣經國對王昇下重手,似也是告訴天下,只有一個真正的老大,沒有任何人是老二。

美國軍援如雙面刃一面幫你另一面害你|高靖

台灣的軍事裝備幾乎都由美國供售,雖然美國軍售是個穩定的來源,卻也是對台灣產生強大的政治控制,與軍事行動的限制,有時候就會出現扯後腿的情況。國共內戰期間,美方壓迫蔣中正總統與中共和談,從1946年8月對國府實施禁運武器政策,直到隔年5月解禁。當時國府將精銳的美式裝備部隊都派往東北,希望能擊潰盤據東北的共軍主力,未料因為缺乏彈藥補給,嚴重影響國府軍事行動,基層官兵士氣受影響,東北戰事也在1947年後從進攻逐步轉為守勢,退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等城市,國府內戰失利多少與這起美國扯後腿有關。
國府遭遇美國武器禁運初期,在軍事方面仍能維持相當優勢,但是被國府視為精銳的美械師表面上武器精良,人員素質高,正因為是全部配備美式裝備,部隊的後勤補給全部都要仰賴美國供給,這樣一來,行動自由就受到限制。國府陸軍13軍軍長石覺到台灣後,曾經在口述歷史當中提到,他在抗戰勝利後,部隊要開往東北,可是因為原先部隊使用的步槍是7.92口徑,換裝美式30口徑的M1A1步槍,可是彈藥因為口徑不同關係,無法取得,部隊根本無法動。受到美援彈藥限制影響,石覺也說,機關槍子彈不夠用。
其他曾在東北有指揮作戰經驗的國軍將領劉安祺,在口述歷史當中說,東北作戰受美式裝備之累,他要控制我們,就不提供我們子彈。空軍將領羅英德回憶受到美援影響,飛機只能隔日飛,因為油料不夠。青年軍207師師長羅有倫也在口述歷史中提到,60迫砲沒有砲彈補充。東北出身的國府將領王鐵漢也說,當時武器補充有困難。
石覺與劉安祺的實際經驗,是國府接受美援的慘痛教訓,國府在抗戰後期接受美軍裝備陸軍部隊,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又在1946年逐漸升高,美式配備全部仰賴美國供給,拿人手軟,自然處處要看美國臉色,受人控制。石覺領軍前往東北,那時還沒有武器禁運,要補給美國子彈就已經出現困難,等到禁運措施開始後,部隊每日作戰更加困難。
國府原先使用的是仿德國步槍生產製造的中正式步槍,可是中正式步槍與美國步槍子彈口徑不同,一旦換裝美式裝備後,就必須仰賴美國供給彈藥,無法使用自產供中正式步槍的彈藥。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在1947年2月到4月間,有多份檔案顯示,當時國府受到美國武器禁運後,沒有足夠子彈與共軍作戰,只好轉回來使用中正式步槍,分別向法國、比利時、丹麥等洽詢採購7.92子彈,當時國府向法國採購100萬發7.92子彈,比利時軍火商代表中國,向美國採購7.92子彈5000萬發。至於其他英國、加拿大,因為都是配合美國禁運政策,拒絕提供中國軍隊彈藥。
1947年1月,美國特使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內戰,回到美國後,又出任國務卿。馬歇爾與蔣中正關係惡劣,馬歇爾接掌國務院後,國府對美增取援助的工作更加困難。2月,國府在魯南對共軍發動攻勢,彈藥消耗增加,雖向各國詢問採購彈藥,卻因為美國壓力,未能即時獲得回應。
2月19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向國務院反映,是否可以允許國府直接向美國廠商採購3000萬發50機槍子彈,因為情況相當危急,可是國務院潑了一桶冷水,明白告知不可能同意出口。2月23日國府73軍與整46師在魯南萊蕪戰役中被共軍殲滅,其中整46師就是裝備精良的美械師。蔣中正在南京忙於應付內戰情勢,到處找尋彈藥採購來源,未料幾天後,台灣又爆發二二八事件,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國府在魯南會戰失利後,美國白宮也對禁運國府武器的措施開始有了動搖,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2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與馬歇爾談話過程中,對於中國最近的情勢發展感到困擾,杜魯門對馬歇爾說,是否已到了可以提供國府彈藥的時機了?這時候馬歇爾又對國府落井下石,馬歇爾表示,如果我們提供國府彈藥,就會面臨美國協助中國內戰的指控。馬歇爾的一番話,穩住了杜魯門的疑慮,儘管共軍慢慢掌握優勢,美國對國府的武器禁運措施仍繼續執行。
馬歇爾雖然在美國政壇享有盛名,但是馬歇爾對於中國問題顯然缺乏足夠認識,常有天真想法。3月4日,馬歇爾在給戰爭部長(國防部前身)派特森的信件中,討論到對華政策,馬歇爾認為,站在美國的立場上,在沒有外力介入下,讓中國軍事力量對抗的雙方,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或者僵局,是比較好的。馬歇爾可能認為敵對雙方如果勢均力敵,就有機會和談,馬歇爾完全不能掌握當時國共內戰的心態,國共雙方的對立,已經是有我無你的地步,國府軍事失去主動,願意與共軍和談,也不表示共軍就會接受局部的勝利,放棄全面革命成功。
馬歇爾不願意解除對華武器禁運,還有一個原因也在信中顯示出來,馬歇爾表達了強烈的懷疑,就算美國給予國府大量的彈藥與支持,國府也不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摧毀共軍與共黨。
美國武器禁運政策執行嚴格,寧可讓這些武器彈藥放在那邊任憑毀損失效,也不願提供給國府。3月22日,戰爭部給國務院的報告提到在太平洋本來有預定移交中國空軍的軍事裝備,但是這些裝備已經損壞了,無法使用,即使動用人力與經費無法達到修復為可使用的狀態,3月28日開始就要丟這些東西,因為按照目前的命令,不能移交給中國政府。
國府與共軍全面開打之際,始終擺脫不了彈藥不足的陰影,3月31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蔣中正向美軍將領表達對於彈藥短缺的最嚴重關切。當時擔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因為抗戰期間擔任兵工署長,對兵工問題不陌生,俞大維告訴美軍將領,雖然各種彈藥都嚴重短缺,但是小火器(包括7.92口徑)與迫砲的彈藥最迫切需要的。因為缺乏美國彈藥,美械師(當時國府有39個美械師)正快速失去效能,美國有道德義務,防止這些美械師失去武裝能力。
當時國府極力向美國爭取同意出口的兩種彈藥,第一優先迫切的是30口徑子彈,其次是60迫砲的砲彈。這兩項彈藥的需求,在石覺與羅友倫後來在台灣的口述歷史當中都有提到。其中一個是步槍子彈,一個是迫擊砲砲彈,都是步兵作戰的主要武器,但因為美械師步槍與中正式口徑不同,只能找美國採購,中國當時沒有兵工廠生產30口徑子彈。
儘管國府不斷請求美國解除武器禁運,但是美國仍然相當堅持禁運政策,國共內戰沒有因為國府缺乏彈藥暫緩,2月底萊蕪戰役失敗後,國府又在3月下旬在魯南繼續發動新一波攻勢,急需彈藥補充的國府,發現美國仍大量儲存抗戰時期支援中國軍隊生產的7.92子彈。4月2日,中方向國務院提出1億枚中正式步槍的7.92子彈的出口許口申請,這批子彈是抗戰期間,在租借法案下,由美國陸軍採購,準備運往中國,但始終沒有運出美國。中方向美方說明,這些彈藥儲放在美國多處彈藥庫,彈藥保存情況一直惡化,讓美國陸軍面子掛不住。這些子彈口徑特殊,美國陸軍無法使用。可否在這些情況下,給予特殊考量,允許子彈出口到中國,解中國之危,也可解除美國政府儲存這些子彈的責任。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4月28日司徒雷登給馬歇爾的電報稱,宋子文請傅涇波(司徒雷登秘書)轉知司徒雷登,中國政府需要立即的財政、彈藥等援助。司徒雷登也與蔣中正見面,蔣中正對於內戰情勢保持樂觀,認為只要美國提供足夠的彈藥,內戰可以在8月或9月結束。蔣中正說,下級軍官逐漸發現彈藥短缺的問題,這對於部隊的士氣產生了影響,尤其是東北的部隊。而且因為飛機太老舊,很多飛行員不敢飛太低。
國府的請求出現了轉機,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一份5月5日的備忘錄顯示,國務院幕僚支持放行7.92子彈出口運往中國,但是直到5月26日,國務院才正式解禁,決定同意7.92子彈可以運往中國,給予出口許可。就在這段期間,國府整74師陷入共軍包圍,被圍困在孟良崮山區,師長張靈甫在共軍圍攻,外援不及之下,5月16日犧牲殉國。
1947年下半年過後,國府雖解了彈藥短缺的問題,但是真正從美國啟運抵達中國,還要很長一段時間,長達十個月的武器禁運措施,影響國府不小。1947年6月,國府在東北四平街一戰擊退共軍包圍後,就再無重要勝績,國府精銳美械師在1948年下半年的遼西會戰,不敵共軍攻擊,損失不少,至此國共雙方有生力量對比也拉近,國府不在能保有數量與質量上的絕對優勢。
曾任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的柯克(Cooke),在1950年代曾在美國國會表示,馬歇爾曾經告訴他,我們運用武器禁運,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先給國府武裝起來,然後又解除他們的武裝。馬歇爾這段輕藐的談話,反應了美國人的傲慢,多年後,美國總統卡特在美中談判建交過程中,也曾對美台軍售問題,告訴中國大使說,如果沒有美國軍售,美國對台灣的行動與計劃就失去影響力。美國對中華民國提供武器裝備,不論有償或者無償,其實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雙面刃,一方面固然讓你提高軍事能力,但另一方面卻同時加深了對美國更多的政治軍事依賴,從而失去一個國家應該有的獨立自主政治判斷的能力。

1950年代蔣經國的政治鬥爭|高靖

國共內戰失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在風雨飄搖的1950年代,蔣經國雖身為蔣中正總統的長子,他後來所握有的政治影響力,並不是繼承而來,都是靠著在國府內部明爭暗鬥而來。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時,任命陳誠擔任行政院長,陳誠安排蔣經國擔任部長,蔣中正不願意蔣經國一下子就登上政府檯面,只同意蔣經國到台灣省黨部工作,或者去國防部總政治部擔任副主任,可見得蔣中正也不放心兒子當官,對蔣經國的政治發展略有保留。
國府遷台早年的內部權力鬥爭,外界也許不清楚,但是美國在台單位無孔不入,加上國府官員與國民黨政治人物喜歡與美方人士交往,藉美國勢力抬高自己政治行情,對美方人員多知無不言,多年後,在美國政府的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早年國府內部政爭的許多情報檔案。在這些檔案當中,可以看到蔣經國起初沒有蔣中正所擁有的那種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威,是經過無數次爭鬥,才在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當中脫穎而出。
蔣經國是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政治鬥爭,蔣經國沒有因為他是太子身分,就能理所當然在政治上呼風喚雨。蔣經國先後與保密局長毛人鳳、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交手,直到1960年代陳誠在副總統任內病逝,蔣經國接班的情況才明朗化。
吳國楨流亡美國後,公開批評的對象,都是針對蔣經國幕後主導特務為主,鮮少批評蔣中正,但是吳國楨在台時候,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也對吳國楨感到不滿。孫立人在台其實爭議不小,孫立人與其他國民黨部隊將領相處關係甚差,加上他與美方過從甚密,美方曾有透過孫立人發動政變推翻國民黨政府,將台灣交給聯合國或美國託管的想法,這些事情傳到蔣中正與蔣經國耳裡,加上其他將領不滿孫立人在台灣的控制,使得孫立人先從陸軍總司令下台,轉任總統府參軍長,取消孫的兵權,接著在政戰系統舉發涉及共諜案後,鮮少有人幫孫立人出頭說話,若非蔣中正忌憚美國介入,孫立人待遇可能更差。
郝柏村的總長日記,曾經提到孫立人軟禁期間仍支二級上將待遇,安全有政府派人負責,顯示孫立人比較一般人其實有更好的待遇。美國中情局1955年9月29日的機密檔案顯示,因為國府關切美國對孫案的態度,使得孫立人可以逃過嚴厲的處罰,但是要面對不榮譽的強迫退休。台北當局擔心美國不良的反應,所以孫立人不會被槍斃,只會受到嚴密的監視。軍方政戰系統拿下孫立人,這也讓蔣經國在軍中擴大了相當的影響力。
中情局的解密檔案當中,有一份1951年7月25日的檔案指出,蔣中正在1951年7月15日解除了13位海軍軍官職務,因為他們正在組成小組織,蔣經國親自向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通知這件事情,這些涉案海軍軍官包括桂永清的姪子與姻親。美國駐台海軍武官說,桂永清與蔣經國長期不和,這次事件只是思想控制的最惡劣示範。中情局對這件事情的分析認為,蔣中正對軍隊向共黨投誠與擔心第三勢力壯大,讓蔣經國擴大了許多權力。
蔣經國在1950年代還比不上陳誠的地位,兩人被中情局認為是蔣中正可能的接班人,一人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一人是總統長子,中情局認為,蔣經國控制有緊密團結的團體,陳誠沒有這樣的勢力。陳誠個人對蔣經國,並無偏見,但是身邊人員與蔣經國部屬,有時難免發生政治上的摩擦,但不是陳蔣兩人對抗。陳誠對蔣中正效忠,雖偶有對蔣中正領導風格有所抱怨,在陳誠日記當中,看不到陳誠表達任何政治野心。陳誠在1960年代病逝後,國府內部無人可與蔣經國挑戰接班地位,蔣中正在1966年提名嚴家淦擔任副總統,並非指定嚴家淦接班,只是給予榮譽職位罷了,各方仍以蔣經國為可能接班人,故對蔣經國攻擊未曾少過。
蔣經國年輕時被蔣中正送往蘇聯,多年後回到中國,蔣經國的蘇聯背景,以及與共產黨的關係,成為蔣經國早年在國民黨內部發展的政治包袱。甚至國府遷台後,還有親國府的美方人士,寫信給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告狀,國府內部的官員也向美方告狀,指控蔣經國與蘇聯的秘密關係。
中情局解密檔案當中,1959年9月6日,局長杜勒斯收到一封由赫律帝(Patrick J. Herrity)具名的書函,信中指控蔣經國是共產黨員。信中寫著,戰時在中國服役的美國人,對於中國淪為共黨統治,讓美國失去對國際事務的優勢地位,都感到很憤慨,但是更憤慨的是當指揮國民黨軍隊的蔣經國,繼承了蔣中正的政府,跨海伸出他共產黨的手,歡迎毛澤東與周恩來時,美國會受到更多的羞辱。國府的宣傳機構非常刻意地防止蔣經國在戰前的活動紀錄被公開。中情局當時還沒有成立,我們的盟友自由中國也能夠成功地防止你們知道這些事情。
赫律帝說,蔣經國在1930年代是公開的共產黨員,在莫斯科生活與學習。蔣經國在莫斯科多次公開批評蔣中正,蘇聯的新聞機構向全世界散發這個訊息。
蔣經國曾在1949年到上海打擊投機生意人,獲得很多人認同與支持蔣經國推動改革,赫律帝卻指控蔣經國在上海整飭經濟,是從蘇聯學來的共黨手法。他說,中國朋友告訴他,蔣經國恨美國,他們相信蔣經國是共產黨,他也認為如此。蔣經國回到蔣中正的身邊,是因為共黨老闆指使的命令。
對於蔣經國是共產黨黨員的指控,中情局給赫律帝的回覆說,會密切注意這件事情。但這並不是唯一的一次指控,中情局另一份1957年5月31日的機密報告,是有關與中情局官員在台北發生五二四事件(抗議美軍殺害劉自然無罪)後所寫的文件,其中提到1955年夏天,與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的會談紀要,藍欽當時認為蔣經國是反共立場,但中情局質疑,為何在國府撤退台灣之後,北京的共產黨電台總是嚴厲地批評蔣中正,但是廣播當中卻沒有任何批評蔣經國的字句。在藍欽回到台灣的兩個星期後,突然間,北京的電台發布了一些看起來似乎是對蔣經國不太友善的言論,但在這之後,北京沒有發表有關於蔣經國的任何言論。
這份中情局文件指出,台北發生的五二四事件,是台灣第二次反美示威,第一次發生在1955年的冬天,當時是由蔣經國所策畫,根據現在所有可以獲得的證據,台北第二次的反美示威,蔣經國無疑地再次扮演決定角色。儘管中情局懷疑蔣經國幕後策動反美示威,但從後來公布的蔣經國手札可以看到,蔣經國不僅沒有主導反美示威,還提醒防範學生情緒浮動。美國情報單位對蔣經國的不信任,才會研判負責組織青年工作的蔣經國在幕後主導,直到1978年蔣經國擔任總統,美國宣布與台北斷交後,台北發生抗議美國的事件,也被美方懷疑是蔣經國幕後策動,顯示美國幾十年以來,對蔣經國有某種的不信任。
更早之前,中情局一份1951年10月6日的機密文件顯示,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與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正在進行激烈的政治鬥爭。保密局早年與中情局合作,配合海外第三勢力的發展,表面上是進行反共任務,但另一方面,卻是藉美國援助第三勢力,壯大保密局在國府內部的政治影響力。
這份機密文件指出,政治部是台灣最有權力的機構,因為這個機構有最多的經費,有軍統局副局長戴笠手下最有經驗的人,三青團、青年軍等最有經驗的人才都被囊括。政治部在宣傳與情報方面,在台灣非常成功,但是在大陸的情報工作卻很弱小。保密局失去了不少人才,透過運用大陸的游擊部隊,要建立第三勢力,要打破蔣家對政府的控制。毛人鳳與毛森(前上海市警察局局長)兩人秘密合作,尋求美國支持第三勢力,兩人透過李龍上校進行聯繫。
中情局的機密檔案透露,毛人鳳與蔣經國是死敵,毛人鳳一有機會,就會向美國人指控蔣經國。毛人鳳告訴美方,如果蔣經國統治台灣30年,台灣會變得與蘇聯一樣。另一方面,保密局也破壞蔣緯國在陸軍裝甲部隊的發展,保密局支持陸軍將裝甲部隊分散在陸軍各單位,這樣一來,裝甲部隊就為陸軍所控制,而不是蔣緯國。但蔣緯國也不太聽從陸軍總部的命令。中情局機密檔案指出,保密局刻意擴大蔣緯國與孫立人的摩擦。
毛人鳳希望發展的第三勢力,是存在些客觀條件,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有一份1951年1月11日中情局提供給白宮國安會的資料,其中提到關於在中國大陸內部的反抗勢力到底有多少人,目前仍無可靠的資料,但推估約有70萬人,其中可能有30萬人與台灣的國府有關連。透過明確的組織、指揮與行動計畫,有效的後勤與通訊,可以加強這些反抗勢力的力量與效率。但是這樣也可能造成中共更激烈的反制,藉著大陸內部的反抗運動,指控國民黨與美國,可能影響人們對反抗運動的支持,阻礙他們的行動。在缺乏真正有效的反革命運動下,這些反抗勢力不可能真正危及或者推翻中共政權,我們最多只能期待他們分散或者阻遏共黨軍事力量的發展。
這些大陸反抗勢力,就是保密局希望發展的力量,希望美國支持,讓他們可以在大陸內部推動反共。在1950年代初期的國務院檔案當中,可以看到不少有關發展中國第三勢力的報告,美國中情局也曾投入不少資源,但是最終第三勢力沒有成為美國反共的主要力量,美方寄望台灣的國府能夠有足夠的反共實力。不過,甘迺迪總統當選後,美國明白表態不支持國府反攻大陸,國際局勢進入1960年代之後,也有了很大的轉變。蔣經國在1960年代從行政院政務委員、國防部副部長、國防部長,到後來的行政院副院長,展現出蔣中正對於蔣經國接班的培養與安排。
蔣經國離開國防部工作,恰與國府從反攻大陸,轉為積極建設台灣,發展台灣經濟的時間差不多,蔣經國在1969年轉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參與國家建設工作,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成為台灣的實質的政治領導人,1975年蔣中正死後,副總統嚴家淦繼位,蔣經國在1978年由行政院長升任總統,進一步提高蔣經國的政治地位,但是蔣經國在台的政治地位,早在1975年擔任國民黨主席時就已經確立了。不過,蔣經國後來能夠足夠實力掌控國民黨權力結構,還是因為他在1950年代擺脫了許多來自國府內部的權力鬥爭使然

台美關係必須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雙管齊下|高靖

文/高靖

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看似美國與台灣的實質外交關係更進一步,實際的影響,可能就不是這麼回事情。如果你能夠認真思考,美國那麼支持台灣,乾脆與中華民國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就好了啊,或者就與台灣共和國建交吧。但是,美國不會與中華民國復交,更不可能承認台灣共和國。中國大陸的戰略利益,無論如何都高於台灣,這才是真相啊 。台灣始終就是美國全球戰略棋盤上,一顆可以運用也可以犧牲的棋子,華府藉著拉捧或者打壓台灣,都是對北京表態。台灣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當中的尷尬地位,是很無奈的,但過度迷信操弄美國國會,不能給台灣長期與穩定的利益,設法強化與美國政府的互信,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美國國會的台灣旅行法,為美台高層官員互訪解禁,未來還需要參議院通過,即便是參議院支持,至多是美國國會對台友好,算不上是外交突破,也不是外交突破。因為真正的外交突破,還是需要行政部門的配合,如果行政部門壓根不派高層官員來台,豈非形同具文。
美國在1979年1月 1日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來自中華民國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等,都無法訪問華府。美國派遣官員訪台,也少有閣員級官員來台,軍方將級人員更是限制到台灣訪問。初期美國在台協會人員與我方接觸,包括外交部、總統府等機構是不允許進入的,雙方只能在外面碰面。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後,管制慢慢放鬆,雙方外交接觸不在是禁忌,最初美方要限制在台協會不能具有外交功能的角色,可是多年下來,沒有人會否認在台協會的實質外交角色,台灣始終保持低調務實的態度,慢慢爭取到美國信任,才會有真正的外交運作空間。
1980年代,雷根政府與北京簽署八一七公報,這大概是台北與華府關係的最低潮,雖然雷根準備了口頭六項保證,稍稍平衡台北當局受挫的心情,這卻也顯示無論雙方多好的國會關係,都無法影響對方政府的外交特權。
前外交部長錢復曾說過,他在1970年代擔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時,有個良友計畫,大幅邀請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或者他們重要的幕僚,以及委員會的幕僚訪問台灣,每年來的人數總在一兩百人以上。斷交前,駐美大使館也增加許多發展國會關係的人員,但是現實是,儘管台灣長時間積極發展對美國國會的關係,決定政策的仍然是行政部門,國會可以成為台灣的助力,卻沒有關鍵作用。
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除了是同情台灣的遭遇外,卡特政府與國會關係不睦,是一個背景因素。儘管台灣關係法中規定美國對台出售防衛性武器,可是台灣每每要美國同意出售先進戰機,都無法獲得美國同意,從有邦交時期,要求提供幽靈式戰機,到斷交前後,台灣希望美國提供F-16或F-18,全部都遭到美國拒絕,直到1990年代,老布希總統競選連任時,為了爭取德州選票,這才同意F-16戰機出售台灣,前後差距近20年,台灣與國會關係有多密切,都不如白宮的一句話。
北京在1989年惹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大大影響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美國國會不滿中共聲浪也增加,幾年後,柯林頓政府處理對大陸的最惠國待遇時,遭逢國會阻力,多少與天安門事件有關。這時期又碰上蘇聯瓦解,讓台灣的國際空間一下子變大,國際的氣氛也不同,1994年柯林頓政府放寬我駐美單位改名,新名稱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這要比原來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要更好。顯見與美國行政部門保持穩定務實關係,才是雙方關係發展良好的關鍵,國會雖是助力,卻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把對美外交全部寄託美國國會,那麼問題就很嚴重了,看看過去的歷史經驗。南越以為有美國的東京灣決議案,就可以無限制地獲得美國的援助與保護,可是套句台灣的話,民意如流水,當美國民眾厭煩戰爭帶來的傷亡,國會的態度就轉向了。美國介入越戰支出,在東京灣事件後,1964年8月7日美國國會通過授權總統對北越使用武力的東京灣決議案,那時眾議院是壓倒性地全數通過,到了參議院表決,只有兩位參議員反對。可是這個決議卻在1971年1月被撤銷,越戰後期美國國會甚至拒絕通過撥款援助南越,南越頓失倚靠,終於在1975年向北越投降。美國對於越南問題的態度,可以在短短十年不到,就有了那麼大不同的轉變,這對於台灣而言,是很值得好好深思的問題。
1995年當時,台北運用美國國會的良好關係,施壓美國行政部門,開放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突破美國外交禁忌,表面上,這是李登輝個人的外交成就,也藉著這項爭議引起國際社會注意台灣問題,但是為了李登輝訪美,卻是台灣的駐美單位與外交部付出代價,因為過度操弄國會,反而引起美國當局不滿,在一段時間內,雙方交涉出現許多困難。當然,隔年1996年台海危機時,美國還是派出航母來到台海,這是基於區域安定的決定,但是這項攸關台灣安全的處理方式,絕非國會可以影響,只能由國務院與白宮決策。
華府決定與台北斷交前,從1970年代開始,華府對台北的關係就逐漸冷淡,與北京互動加溫,當時是要聯中制蘇,冷戰結束後,這種大國的外交運作,也隨著國際局勢改變,有了不同的變化,華府與北京雙方必然會產生矛盾,這是大國在國際上難以避免的衝突,就算北京沒有稱霸的雄心,面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無論如何都會與北京的外交路線發生矛盾,更遑論台灣問題的存在,更是無時無刻不讓北京與華府雙方謹慎面對。
當華府與北京矛盾加大,尤其在北京在亞洲、乃至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時,美國必然無法接受其單一領導地位受到挑戰,對北京多加牽制,雙方鬥而不破。近幾年來,美國積極拉攏對日本關係,也正顯示華府對北京的壓制,對台北方面的友善,還是一種外交操作,其背後只是利益算計,是維護美國全球利益的計算,並不是什麼愛台灣這種不切實際的想像。
台灣旅行法如果最後也獲得參議院支持通過,充其量,這是美國國會對台灣的友善,是美國社會有強大的認同台灣的聲音,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國會議員是選舉產生,台灣可以以利益影響國會議員,北京當然也可以,選區的利益才是國會議員在意的事情,因為這牽涉到他的連任與否,當然,國會議員會有自己的想法,對於大陸的許多作為,有他個人的評價,這些選擇就會反映在國會許多法案與決議上面,台灣廣結善緣,固然可以協助台灣爭取美國的政策支持,但是任何政策得最終落實,仍要行政部門,政策未改,一切都是白費功夫。
以現況而言,政治上的極限是,華府不會尋求與台灣建立任何正式外交關係,但是雙方往來比起1979年來說,已經放寬許多,閣員級官員訪問台灣,已經不算是新聞,軍事交流方面也較以前放寬,但是在先進武器裝備的獲得方面與高層互訪,仍然存在限制。即便是通過台灣旅行法,允許高層官員訪問台灣,要不要來台灣,還是要看國務院與白宮的態度,行政部門必須以如何維繫美中關係良好發展的考量下,謹慎處理台灣問題,這就是台灣旅行法所不能夠處理的問題了。
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台灣不必妄自菲薄,但是托大心態也不好,也許某天國際局勢會有巨大轉變,改變了美國對台灣地位的思考,但至少現況台灣是處於美中雙方交鋒之下,而非三邊對等的關係中,如何謀求兩岸和平,又能爭取美國對台善意,這才是正道,如果以為有所依託,要藉美勢力抗中,這就可能是誤算了,因為一旦美中和解,台灣又該如何自處。

蔣中正怒斥湯恩伯胡宗南一段抗戰難堪的歷史|高靖

文/高靖

中國是二次大戰戰勝國,軍隊在艱難的環境下苦撐到日軍投降,幾年後卻失去人民的認同與支持,國共內戰屢吃敗仗,潰不成軍,究竟為何?長期以來,人們只看到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但從幾位國府名將生前留下的日記,可以發現戰爭期間,將領為了維持生計,專心作生意,或者吃空缺,戰事一起,部隊毫無戰力。部隊軍風紀太差,當地民眾皆反感,被日軍擊潰的軍隊,不僅沒有人民支持照護,民眾還將這些散兵游勇繳械,但是某些參戰將領即使多年後,還在扯謊掩蓋真相,不願面對自己部隊的過失。
抗日戰爭不論是打了八年,還是十四年,在長期抵抗日本侵略的過程中,因為戰區幅員遼闊,政府財政困難,難免有許今日看來多光怪陸離的現象,國府來台後,基於政治因素的考慮,刻意隱瞞這些軍隊的黑暗形象,但是多年事過境遷後,某些將領仍在國史館的口述歷史訪談,避談真相,掩蓋事實。
抗戰當中最引人爭議的是1944年5月第一戰區副司令官湯恩伯在河南省被日軍擊潰,外界始發現河南百姓如此痛恨湯恩伯。與湯恩伯非常友好的第八戰區副令官胡宗南,在西北地區握有大軍,六年來只訓不戰,原本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寄予厚望,希望能收復失土,胡宗南東援豫西,表現竟是毫無戰力,蔣中正在日記寫下失望與不滿,胡宗南日記也記載了蔣中正對他的斥責憤怒。
陳誠也在1944年6月16日日記寫下,華北問題需要改革,不然中華民國大半命脈要斷送湯胡之手,我們都要同歸於盡,除非湯胡能覺悟,將非法權利放棄,務正業,事尚可為,不然實在太危險。陳誠這段記述顯示,湯胡兩人當時的軍事表現,讓大家都感到憂心。至於所提到的非法權利,應該是指將領做生意與吃空缺等問題。
湯恩伯對外界批評,從無悔過之意。被蔣中正派來第一戰區挽救戰況的陳誠,早就看出湯恩伯是問題人物,陳誠在1944年6月10日日記寫下反省錄,湯恩伯已成姑息驕子,猖獗之勢已到橫流之時,雖稍有挫折,恐非一時所能糾正。陳誠不幸言中,湯恩伯憑藉著蔣中正對他的信任,我行我素,抗日勝利後,湯恩伯率軍到了上海,部隊駐紮在楊樹浦的大學校園內,破壞校園設施,軍紀甚差,民眾投訴,湯恩伯置若罔聞,連美國駐華大使館都注意到,給國務院寫了電報,國共內戰時,湯恩伯從上海撤退,國務院的檔案當中可以看到有人指控湯恩伯部隊勒索商家財物後,才離開上海,湯恩伯不受重用,多少與他在大陸的評價極差有關。
湯恩伯、胡宗南都是蔣中正十分寵信的將領,是嫡系中的嫡系,蔣中正將湯胡放在北方,抗日只是其一,另一個任務是對付共軍,這在胡宗南日記都有記載。湯胡雖受信任,但他們在抗戰後期的表現,卻引人非議。陳誠在1944年6月15日日記記載,與熊式輝、張治中、林蔚文會談,評論胡宗南神秘,湯恩伯粗暴,蔣中正放縱,不易解決。陳誠有關蔣中正放縱的評論,正是國府將領之間無法團結的癥結,後來的國共內戰,國府敗在不能同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陳誠用粗暴形容湯恩伯,湯恩伯也的確在河南搞到民怨沸騰,1944年5月日軍在河南發動攻勢時,湯恩伯毫無辦法,1944年5月20日美國大使館自重慶發給華府國務院電報,是以日軍粉碎(shattered)第一戰區形容戰況,湯恩伯曾在1938年台兒莊戰役打了勝仗,何以幾年後卻如此不堪。
根據陳誠先生書信集當中記載,1944年8月31日,蔣中正給了陳誠一份各方控訴湯恩伯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有關河南臨時參議會的電報,稱豫中各軍多湯直轄,湯逃避戰場,致軍失主將,聞風潰搶,湯恩伯霸占許昌捲菸廠,寶豐廟村煤礦,南召沙坪造紙廠,以及其他酒精廠,製革廠,製鐵廠等,湯恩伯下令河防部隊,勒收渡河費,包運違禁品出口,湯恩伯好貪不練兵,干政不愛民,民不堪擾,有寧受敵寇燒殺,不願湯軍駐紮。
另外,軍風紀第二巡察團委員陳積善,河南部隊士氣沮喪,紀律廢弛,惰將驕兵,聞敵即逃,指揮官毫無部署,械彈沿途丟棄,觸目皆是,團長以上,均應撤辦,河南民眾劫掠部隊槍械輜重行李,及眷屬行裝,應令省府查辦。
中統局報告,13軍在襄城嵩縣,大肆劫掠,強姦河南女大學生數人,至盧氏,將農民銀行基金現洋及大車,全部劫去,12軍在南召魯山,劫掠衣物,以刺刀刺傷人民,私賣槍枝,臨行時,將槍枝搶回。
軍統局報告,13軍潰兵一營,經盧氏以南雙槐樹,五里川等地,沿途搶劫,盤據深山,盧氏紳士潘世亭等,集合人槍千餘,圍攻該營,企圖解除武裝。
蔣中正給陳誠的文件提到湯恩伯做各種生意,這一點湯恩伯自己都不覺得有何不對,還引以為傲,四處對人說。胡宗南在1944年7月5日記錄了蔣中正對湯恩伯做生意的批評。蔣中正對胡宗南大罵湯恩伯,「他戰敗,我可以代他負責,但他不許做生意,軍人如做生意,一心一意在錢上打算,還能打仗嗎?他上次來報告,去年賺1億,明年可賺到 2億,初聽之下,極為吃驚,實出意料之外,我說你可以當銀行老闆了,不必帶兵了。」
將軍不打仗,帶頭做生意,這真是戰爭奇聞,但這也不是湯恩伯一個人如此,陳誠1944年3月13日日記記載,何應欽(軍政部長)都在做生意(貴州鹽田生意,一年賺上億元),其他又何必責任。胡宗南1944年2月12日日記,記錄了湯恩伯如何做生意賺錢,其中就有香菸生意,顯示河南參議會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與蔣中正的說法也大致吻合。湯恩伯告訴胡宗南,年來努力採購物資,以河南菸葉,換取徐海之鹽,預計今年可收2億元。這些錢除了給部隊使用外,湯恩伯列出總司令津貼10萬元,參謀長津貼1萬元,副參謀長津貼5000元。另外,副運輸處驢馬1000餘匹,拿出500萬做生意,賺錢若干,裝備若干,本身經濟自給自足。
對於湯恩伯的批評,陳誠5月31日日記,紀錄五戰區政治部主任駱德榮談話,河南省政治腐敗,湯恩伯擴軍、干政,對各方招忌太多,各級走私營商無所不為,有錢自然不能作戰。
不只湯恩伯忙著做生意,第一戰區司令官蔣鼎文也在做生意,陳誠日記1944年7月17日記載,蔣鼎文做生意的錢,官兵並未的到分文。稍早在7月9日,陳誠日記有蔣中正下令軍隊不准做生意與吃空缺,蔣鼎文馬上對陳誠表示要自行結束事業,如果有人向陳誠告發,希望陳誠不要理會。聽到蔣鼎文的說法,陳誠在日記寫下無恥無恥四個字。
即使蔣中正斥責湯恩伯不該做生意之後,仍有國府將領仍抱著發財夢,陳誠日記9月22日稱,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要組企業公司基金17億元,今年可得利100億元。陳誠對李品仙行為,寫下有意作惡,可怕等語。
對於陳誠日記與書信文件、胡宗南日記所揭露的湯恩伯爭議,曾經是湯恩伯部屬的石覺,當時是13軍軍長,他在中研院口述歷史當中,極力為湯恩伯粉飾,石覺辯稱那些對湯恩伯部隊的指控,都是不實的,那些事件是共黨假冒國府軍隊官兵所為,但是在其他戰區並無這種偽冒國府軍隊,製造軍民糾紛的事件,石覺的理由,略顯牽強。石覺也提到他的參謀長張純璽行李遭暴民搶走,這在蔣中正交給陳誠的文件當中,有類似情節。民眾敢搶劫部隊官兵,應該是也事出有因。
胡宗南日記在河南戰役期間,曾記錄陳誠談話稱,河南民眾痛苦,徵糧,徵兵,運輸,軍隊將自己運輸工具拿去自己做生意,政府運糧,運價不給。顯然陳誠並不認為這是共黨假冒國府軍隊,石覺推給共黨,只是卸責。
中研院石覺口述歷史當中,以軍紀嚴整,戰力堅強,形容13軍,但是美國大使館卻稱第一戰區遭日軍粉碎,如果戰力堅強,怎會日軍發動攻勢,戰區就遭粉碎,何以軍統局也會有13軍遭百姓圍攻繳械的報告。
第一戰區正副長官都在做生意,難怪日軍發動攻勢後,部隊潰不成軍。當時蔣中正看情況惡化,急忙指派陳誠前往第一戰區整理戰場。陳誠1944年5月8日日記寫下,林蔚文通知,第一戰區戰事極不利,蔣中正請他擔任第一戰區司令官。12日,飛往西安,趕赴戰區,戰況告急,陳誠卻始終找不到湯恩伯,直到20日才聯絡上。
陳誠5月16日日記,記錄俞飛鵬與蔣鼎文電話談話,提到代金與補給問題,蔣鼎文認為他的部隊比湯恩伯多,將自己所屬部隊所在位置明確說出來,又批評湯恩伯部隊完全潰敗,湯恩伯只剩光棍一條。陳誠感嘆,要蔣鼎文反攻,就推說部隊失去聯絡,命令無法下達,要錢,部隊位置就很清楚,如此矛盾,焉能不敗。陳誠的戰地日記讓人看到,戰區兩位負責領導將領彼此不和,一個推諉卸責,一個找不到人。
陳誠5月21日有檢討河南戰役失敗原因,陳誠寫下,軍人經商,走私包運,駐軍可稱貿易軍。23日日記,這次河南省的戰事顯示,軍民隔閡更明顯,更加深,對地方善後刻不容緩。我國軍隊不能作戰,全國皆然,第一戰區不過先行暴露弱點,其餘之不能作戰,所恃者是敵之未來。
5月28日陳誠日記載與友人討論河南省的政治軍事,湯恩伯的缺點,收民槍擴充部隊,戰事發生,都帶槍逃回家。為部隊生活營業。湯恩伯不認同陳誠的想法,胡宗南10月23日日記留下湯恩伯的談話,當時為了整頓第一戰區,陳誠改組第一戰區,湯恩伯批評改組實為最大錯誤,等於自殺,中央必有漢奸,地方武力,不問手段如何,必須掌握在手,然後設法整理。湯恩伯始終要收編地方武力,擴充自己實力,湯恩伯是中央軍嫡系,卻有著軍閥思維。
5月31日陳誠日記記載,在河南購糧,價額在九億元以上,但人民並未得到糧款,款亦不知下落。這顯示湯恩伯在地方上的爭議,未必是共軍假冒國府軍隊所製造,
湯恩伯部隊潰敗時,曾遭到不滿湯恩伯軍隊地方民眾包圍繳械,引起很大爭議。陳誠6月1日抵達南陽,他在日記談到關於南陽善後問題,百姓擔心湯恩伯部隊對民眾收繳武器實行報復,陳誠告訴鄉親,這件事情可由政府處理,可酌發獎金。6月2日,陳誠寫信給蔣中正稱,民眾深恐軍隊報復,人心惶惶,建議由河南省參議會會同第一戰區長官部,負責處理,收回失散民間槍枝,酌付代價,以免激成民變。石覺在口述歷史中辯稱沒有繳械,但若無此事,何以陳誠要慎重其事寫信給蔣中正報告這件事情。
陳誠見到湯恩伯後,曾在日記寫下湯恩伯多愧色,對於作戰失利,深自謙抑,十分難得。其實湯恩伯背後還是罵陳誠,胡宗南10月23日日記記錄湯恩伯談話,湯恩伯表示,陳誠對他從未挽留,他走後,陳誠必加緊做他部下工作,掌握到陳誠自己手內,陳誠對胡宗南是政治的,非道義的。
河南戰役後期,蔣中正東調胡宗南部隊,寄望胡宗南打下陝州,結果胡宗南吃了敗仗。胡宗南1944年7月5日記錄了蔣中正對他的斥責,蔣中正說,「這六年多的訓練,我以為你的部隊一定很好了,但在靈寶一仗打下來,才知這種部隊,不僅不能打日本,而且不能剿匪,各級指揮官的不行,尤其軍師長的作戰指揮,幼稚無能。軍隊紀律廢弛,97師未奉命令,隨便撤退,這個師長不即槍決,可謂無賞罰,無紀律,你對用人,如用團長,不經軍師長考察,濫用自己所拔擢者。假使上半年為剿赤匪,你一定失敗。你以後專任副長官,專注意訓練及指揮。」胡宗南在日記描述自己離去時的心情是,出門意志頹唐,一切一切奈然打不起精神。
陳誠書信集有1944年7月12日給蔣中正的簽呈,其中提到部隊吃空缺的問題,缺額越多者,經費越充足,人數越充足者,經費越短缺,實無議提倡吃空額。吃空缺幾乎是國府軍隊上下的通病,假報部隊人數,空出來的人頭經費,就可以挪作他用。胡宗南就有吃空缺的爭議,胡宗南日記1944年2月14日記載戴笠談話,戴笠稱何應欽提到每軍吃空三千,不能做的,為告宗南,速停止。戴笠還告訴胡宗南,對中共必須最大忍耐,如打共,敵必跟來,國際失其同情,應將主力集結,亦不打日本。
湯恩伯後來因作戰不力,遭到撤職留任,調豫鄂皖邊區的處分。蔣中正認為胡宗南優點多,但能力不夠,作戰不行。但陳誠仍以為胡宗南可用,陳誠在戰局穩定後,請辭第一戰區司令官,向蔣中正推薦胡宗南任第一戰區司令官,胡宗南隨即接任戰區司令官,但不是後來某些人宣稱是在河南戰役打勝仗,胡宗南其實是被日軍打退。
國共內戰期間,湯胡兩人在蔣中正下野後,只聽從蔣中正指揮,不服從代總統李宗仁與國防部指揮,毫無體制觀念的將領,這是當時中國軍事難以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兩人對蔣忠誠,無助挽回頹勢,更加速國家分崩離析的悲劇。陳誠更受蔣中正倚重,將台灣交給陳誠經營,湯來台後無發展,胡宗南只能去大陳島打游擊。湯胡兩人抗戰期間的荒謬表現,是那時大多數軍隊的弊端,在可歌可泣的戰爭史詩之外,還有這些不能與聞的難堪,政治上的緊密關係讓湯胡兩人權傾一時,一旦落魄,即無人聞問,但也只有誠實面對難堪,才能策進未來。

1960年李承晚被美國趕下台蔣中正心驚膽跳|高靖

文/高靖

1960年韓國總統李承晚連任第三任總統,因為選舉過程遭質疑舞弊,引發大規模示威活動,在美國強硬壓力之下,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要求李承晚重新選舉,李承晚最後被迫請辭下台,流亡夏威夷。李承晚在美國壓力趕下台,讓正在為如何連任第三任總統而傷腦筋的蔣中正,也警覺到美國可能重施故技,干預國府內政,儘管蔣中正順利連任第三任,面對雷震組黨案,蔣中正想到美國如何配合韓國反對運動,把李承晚趕下台,蔣中正也覺得有些棘手。
李承晚在美國逼迫下下台,流亡海外,國府不認同美國的立場,認為美國介入韓國內政,鼓勵韓國反對派。國府來台後,始終懷疑美國幕後支持吳國楨、孫立人等親美人士,有意策動顛覆國府。早在二戰結束後,美方曾在台灣拉攏台籍人士,有意結合孫立人等親美將領,在台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國府統治,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這些都讓國府對美國大使館一舉一動保持戒心。
李承晚是在1960年3月15日當選第三任總統,但因為競選過程充滿爭議,李承晚當選後,引發韓國多起大規模示威。蔣中正因為已經兩任總統,但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決定延任,當時曾引起許多非議,後來在與國民大會一番糾纏後,以臨時條款方式,在3月21日由國代推選蔣中正成為第三任總統,只比李承晚晚了幾天。但是蔣中正看到駐韓美國大使館對李承晚的政治壓力,也不得不感到憂心。
韓國因為總統選舉引發動亂後,華府沒有表態支持李承晚,國務院內部還有主張暫停經濟援助韓國的計畫,威脅韓國當局要取消艾森豪總統訪問韓國的計畫,使用各種手段逼迫李承晚就範,向反對勢力讓步。美國雖然表面上中立,沒有對韓國在野黨或者反對勢力表達任何支持的態度,但是沒有表達認可李承晚的選舉結果,無形中,這就是告訴韓國反對勢力,美國不支持李承晚政權。
李承晚競選連任第三任前,他的競爭對手因為癌症病故,形成一人競選總統的局面,但在選舉過程與投票過程,出現許多遭人詬病的選舉舞弊爭議,李承晚開票時獲得高達九成的選票,不僅沒有為他贏來大獲全勝的掌聲,反而引發民間激烈抗爭,引起美國大使館積極介入韓國內政,不斷施壓迫使李承晚下台。
面對韓國的動亂,1960年4月2日,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給國務院電報說明韓國情勢,馬康衛認為,美國在韓國犧牲了很多人的性命,投入很多金錢,韓國關係到美國的名聲與安全,美國沒有理由當個被動的觀察者,現在必須呈現更多積極的努力,傳達美國的觀點,讓他們有清楚的理解。美國的解決方案,不能強加在他們身上,必須是韓國人自己採取主動,並且付諸必要的行動。馬康衛批評韓國政府在這次選舉當中,使用美國的錢,傷害美國的利益。
4月19日,韓國各地又發生示威活動,情況一發不可收拾,馬康衛午夜會見李承晚,馬康衛話說得很重,要李承晚重新舉行選舉,外國大使要韓國剛選出的總統,重新辦選舉,這是毫不掩飾地干涉他國內政,但韓國各方面都必須仰賴美國援助,李承晚也沒有籌碼與馬康衛僵持。
根據馬康衛給國務院的電報,他對李承晚表示,任何廢止這次選舉,並且重新舉行總統選舉的官方行動,可以比任何方法都更能解決目前立即的情況。他描述李承晚看起來受到危機的影響,有些緊張與震驚,李承晚並不了解現在真實的情況,對於群眾動亂的成因、本質、與可能的結果,李承晚的分析都是錯的。
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同日,艾森豪總統表示,我們必須要對李承晚強硬,告訴李承晚,美國為韓國的自由戰鬥,除非李承晚同意自由選舉,人們有權利投票,否則我們待在韓國就變得毫無意義。國務卿賀特說,技術上,美國介入韓國的內部事務,但這有些特殊的合法性。賀特提到美國大使認為只有重行選舉,才能解決目前的情況,艾森豪也要賀特通知馬康衛去告訴李承晚
在美國施壓與韓國內部動亂不止的雙重壓力下,李承晚在4月26日決定請辭下台,李承晚透過廣播發表聲明,如果韓國人希望他辭職,他會請辭,同時下令重新舉行選舉。李承晚下台後,不久就流亡美國夏威夷。
美國把李承晚趕下台後,事情還沒完,美國更進一步插手韓國應該如何修憲,要把韓國改成什麼樣的政治制度。6月11日的國務院檔案顯示,賀特說,我們與大使館都認為,韓國應該採行百樂門制度政府(國會制)的試驗,指名希望反對黨張勉(Chang Myon)擔任總統,甚至對於國會總理的人選,美國也表達態度,必須是民主黨內部派系可以接受的人選。
美國把韓國總統趕下台,讓台灣的國府非常不以為然,開始懷疑美國幕後的動機。李承晚下台後半年,1960年10月7日,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給國務院的電報稱,國府誤解了美國在李承晚下台事件當中的態度,他與蔣中正總統溝通,國務院也與駐美大使葉公超溝通。莊萊德認為,國府的高階領導人不同意美國在韓國的行動,國府認為美國在韓國動亂發生後介入,是鼓動反對李承晚的勢力。國府認為把李承晚趕下台,製造了政治上的不安定,會造成自由世界失去韓國。
莊萊德說,國府不只是誤解美國的立場,而且還是不同意美國的作法。更多的解釋與證明我們在韓國的地位,都是無益的。莊萊德表示,最好不要接觸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陳誠清楚知道美國的立場,但是陳誠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支持他的主子決定的立場,陳誠的政治地位,最近不太安穩,假如陳誠支持美國的立場,將使陳誠的地位變得更脆弱。陳誠幫美國說法的可能不太高。
莊萊德特別提到陳誠,這是因為陳誠是國府除了蔣中正以外的第二號人物,不僅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還是國民黨副總裁,比太子蔣經國的權勢更大,但在蔣中正為了是否延任第三任總統時,陳誠與蔣中正之間也有點微妙,因為若蔣中正任滿兩任後不連任,陳誠順理成章接任競選總統,毫不令人意外,但從陳誠當年日記看來,陳誠並無角逐總統大位的幻想。
1960年10月21日,陳誠在日記寫下政壇傳聞胡適、王世杰、俞大維擁陳誠倒蔣,陳誠覺得可笑,可知一般挑撥離間的可怕,他對於總統的忠誠,絕不後人,中國如欲反攻大陸,除總統外,絕無他人可以領導。事實上,陳誠基於政治現實考慮,也認為蔣中正應該繼續擔任第三任總統,可是與陳誠親近的陳雪屏、黃少谷、張厲生卻都遭殃。
陳雪屏因為與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有所往來,讓蔣中正不滿,不讓他繼續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按照資深外交官陳雄飛生前的口述歷史,黃少谷當時有意促成陳誠擔任總統,讓蔣中正不滿,將黃少谷由外交部長改派駐西班牙大使,張厲生被派往日本擔任大使。蔣中正把陳、黃、張等人趕出政府與台灣,國府內就有許多傳聞是蔣中正剪除陳誠的人馬。其實這多半是國民黨人士的傳聞,因為蔣中正在1975年死後,在國民黨內帶頭推動行政院長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的就是黃少谷,當然陳誠當時已經病逝,蔣經國準備接班,也沒有實力相當的對手可以與他挑戰。
1960年4月27日,李承晚因美國壓力下台當天,陳誠在日記寫下,見總統,問韓國問題,告以李承晚已接受國會要求,正式辭職,恐韓國從此多事,其影響不限於韓國,不知美國何以善後?預料不久一定由反李變成。陳誠的判斷,與後來韓國的情勢發展,相去不遠,韓國不僅沒有因為李承晚下台,就帶來了真正的民主自由選舉,後來引發一連串軍人政變,美國基於冷戰的需求,只好默許韓國接受軍事強人統治。
美國在1960年同情韓國反對運動,促成李承晚下台,1960年下半年台灣發生雷震案,美方表達關切,更讓國府懷疑美國的動機。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柏森思在1960年12月2日寫信給莊萊德,他說,蔣經國曾經提到必須阻止雷震與台籍政治人物合作,國府在大陸所遭遇的困難,是因為把美國的方法誤導運用,造成大眾誤解政府的政策。國務院收到不少台人反對大陸人加劇中的訊息。
從美方訊息看來,雷震案發生是因為雷震與台籍人士互動頻繁,又要組黨,當時艾森豪訪華問台灣,國府只能在艾森豪離開台灣後,才準備在9月2日動手抓捕雷震,但因為韓國的情況,讓國府憂心美方若關切雷震案,就可能對台灣出手。
9月30日,國務院給台北美國大使館的電報,電報指出,國務院對於逮捕雷震有政治動機的報告,感到困擾。美國在促成李承晚下台的事件的表態,造成國府領導人的誤解,美國也許是間接表達對國府的關切,不要犯下李承晚政權的致命錯誤。
1960年為了政治現實需要,國府內外默許蔣中正延任第三任總統,但同時間韓國李承晚連任第三任總統,卻因為選舉舞弊爭議被美國趕下台,流亡海外,蔣中正難免感受到美國的弦外之音,偏偏台灣內部又出現雷震結合台籍人士組黨,在敏感的省籍矛盾之下,雷震可能讓台灣政治掀起另外的大風浪,蔣中正不顧美國壓力,仍然出手壓制雷震,不讓台籍反對黨出現,他另一方面懷疑陳誠可能有二心,對蔣中正與國府來說,這一年可說是充滿變化的一年。
無巧不巧,1960年在韓國一手幕後導演施壓韓國政府,鼓動韓國群眾反對李承晚的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幾年後卻被國務院派來台灣,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是在1966年到台灣接替莊萊德,1974年卸任,安克志接任,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倒數第二位大使,馬康衛任內,引起國府不少猜測,提防馬康衛把韓國那套把戲,也用在台灣身上,不過,這件事情並沒有發生。

從裁軍案看蔣經國在政壇如履薄冰|高靖

文/高靖

蔣經國逝世30周年,許多人以為蔣經國接任總統,在政治上是一步登天,其實未必,外界都忽略了國府退守台灣後,隨政府來台的國民黨人士,許多黨政軍人士輩分並不比蔣經國低,能力也未必不如蔣經國,蔣經國一路以來其實是戰戰兢兢,避免犯錯,在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蔣經國在國防部長任內,為了裁軍,小心翼翼,就怕一不小心,惹出麻煩,栽了跟頭。蔣經國謹慎處理裁軍問題,還是因為1959年的參謀總長王叔銘處理外島裁軍問題不當,被蔣中正拔掉職位,隨後外放駐外職務,眼不見為淨,王叔銘自此無更上一層樓的發展。
從國務院檔案可以發現,國府在1949年12月遷台後,國務院派駐台灣的官員所打交道的對象,初期並非以蔣經國為主,蔣經國是在1960年代之後,慢慢成為美方主要接觸的官員,即使後來擔任行政院副院長,這個職位若按照慣例,並無實權,可是美方卻直接接觸蔣經國,而不是當時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即使嚴家淦在蔣中正1975年4月死後繼任總統,美方交涉對象也仍是以蔣經國為主,蔣中正晚年身體健康情況差,軍方高級將領職務的人事異動,幾乎由蔣經國主控。
從美方的態度,可以知道,蔣經國才是在國府當中有實力的政治人物,所以成為美國交涉對象。1963年國府為了反攻大陸,與甘迺迪總統意見不合,蔣中正特派蔣經國前往美國,與甘迺迪當面溝通。蔣經國當時只是行政院政務委員,還要一段時間之後,才接任國防部副部長,以蔣經國當時官場地位,如非蔣中正兒子與親信的身分,美國國務院豈可能安排蔣經國與甘迺迪會面,美方非常現實,清楚了解蔣經國可能是未來接班人,才會與蔣經國接觸頻繁。
嚴家淦過世後,後人推崇嚴家淦無私無我,在行政院長任內,多方栽培蔣經國,其實這都只是想當然耳的說法,嚴家淦無論對於蔣經國任何的人事安排,都無損於蔣經國的地位,蔣經國的政治實力在1960年代已經開始表現出來,到白宮見甘迺迪,就是個指標,那是遠遠超過嚴家淦所能接觸的層次,嚴家淦充其量只能說是客氣,識時務,實在談不上栽培蔣經國。1950年代親美派的台灣省府主席吳國楨、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在國府內被鬥垮,一人流亡美國,一人遭到軟禁,這後面都有蔣經國的影子,吳國楨更是在美國公開批評蔣經國。孫立人在軍中經常批評政戰系統,幾乎是公開與蔣經國為敵。蔣經國沒有相當的實力,豈敢與親美派發動鬥爭。
蔣經國在1970年再次以行政院副院長身分訪美,會見尼克森總統,因為這時美國外交路線已經開始轉向,要打開與北京中共政權的外交關係,蔣經國再次銜命訪美溝通,這時的國府早已無力談反攻大陸,只能在美國拋棄台灣之前,想方設法加強台灣防衛安全。蔣經國兩次赴美拜會美國總統,那是一般國府高層人員,都很少有過的待遇。儘管蔣經國已經慢慢累積雄厚政治實力,能夠遠赴白宮,代表蔣中正與甘迺迪、尼克森溝通談判,但是在政府內部,蔣經國仍然如履薄冰,避免犯錯。
1969年蔣經國在卸任國防部長前,曾經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討論裁軍問題。多年來美國一直希望國府裁減軍隊,才不會讓龐大的軍力壓垮脆弱的台灣財政,也有助於推動經濟發展。蔣經國面對這個問題謹慎以對,絲毫不敢冒險。蔣經國甚至毫不給面子的當面拒絕馬康衛的裁軍建議。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9年3月5日馬康衛以電報說明3月4日與蔣經國會面,說明美國對國府軍隊組織再造與裁減的看法,蔣經國由溫哈熊擔任翻譯,這場簡報歷時25分鐘,由於美方主張成立聯合諮詢小組討論裁軍問題,蔣經國認為裁軍是中國國內事務,成立聯合諮詢小組會有不好的政治效應,這偏離了過去由國防部長徵詢美軍顧問團意見的作法,蔣經國拒絕成立這個小組。希望美國政府不要再提這件事情。蔣經國說,這不只是他個人的看法,相信也是中華民國政府的看法,成立這種小組,對美國也沒有利益。
由於當時台灣正與美國談判協助合作在台生產直升機,蔣經國覺得美國似乎把直升機案與裁軍案兩案綁再一起,他認為,應該把兩件事情分開處理。馬康衛見到蔣經國這樣激烈反對雙方合作討論裁軍,無法說服蔣經國接受美國的意見,也就決定不再提這件事情,但馬康衛懷疑蔣經國已經事前知道他的談話內容。
馬康衛認為,蔣經國的反應,顯示聯合諮詢小組觸碰到國府自尊的敏感神經。溫哈熊後來告訴美方,為何蔣經國會如此強烈反對美國的看法。馬康衛的電報轉述溫哈熊說法,蔣經國在意的是美國背後的動機,美國應該是對裁軍有興趣,更勝於國府軍隊的軍事現代化。溫哈熊提出了美國長久以來一直要國府裁軍的歷史過程,溫哈熊回憶,為了美國在1950年代後期要求裁軍,當時的參謀總長王叔銘下台,失去重大影響力,蔣經國主張部隊組織再造已經讓蔣經國的地位脆弱,很容易遭受蔣中正與軍方反對派的批評,所以蔣經國用現代化與火力提高平衡,成立小組會讓蔣經國更脆弱,蔣經國也不希望其他政府部門參與裁軍規畫,美方並沒有理解蔣經國對於組織再造的努力,蔣經國的反應,不是沒有充分考慮美國地位的不成熟看法,這是基於某些事實的意見。
台灣是從1968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這增加了許多教育支出,沉重的國防軍事支出,從國府撤退台灣後,就一直是美方希望能夠改善的問題,以提高台灣經濟發展的效率。裁減軍隊規模,始終是美方建議選項之一,但是反攻大陸的政策之下,1950年代國府忙著重建陸軍部隊,根本不可能裁軍,但在八二三砲戰後,為了降低外島衝突的潛在危機,外島撤軍又成了美方極力施壓的意見,同時國府也與美國開始商討裁軍規模。
當時艾森豪總統派了一個小組到台灣,評估美國軍援計畫,根據馬康衛1959年2月13日電報,蔣中正告訴美方,在美國協助下,已裁撤8萬人,國府正準備讓2萬 4000位軍官退伍,沒有美國協助,這個計畫是辦不到的,在未來18月內,要裁總兵力的12%,約7萬人,但這個裁減還要看是否獲得美方資金的支持。馬康衛認為,如果有美方援助,蔣中正會將部隊裁到60萬人,也許稍晚會再裁掉更多部隊。
不過,就在處理外島撤軍問題方面,王叔銘出現問題,八二三砲戰後不滿一年,就被拔掉總長職位,先放冷凍起來,後來才改派駐外,離開台灣政壇。現在許多人認為派駐海外是政治酬庸,以前高級將領派駐海外,那算是某種懲罰。賴名湯日記當中經常可見擔心派駐國外大使,失去軍旅生涯的發展機會。
王叔銘是蔣中正的寵信,與美國合作外島裁軍,一個不小心照樣被扔在一旁。蔣中正對王叔銘有多信任呢?胡宗南日記有許多場景的記述。胡宗南也是蔣中正寵信的國府將領之一,抗戰時統領大軍圍堵中共,鮮少與日軍作戰。因為重慶方面對中共的圍堵策略,這讓當時派駐中國的美國使館人員,經常寫電報向國務院告狀,指控重慶當局不抗日。胡宗南國共內戰時期日記中,1949年8月4日,王叔銘傳蔣中正密諭,指示作戰機宜,要胡宗南不要向國防部報告行動。12月23日,胡宗南從成都逃到海南島,蔣中正十分憤怒,27日要王叔銘到三亞見胡宗南,傳達蔣中正的不滿。
從胡宗南日記可以看到王叔銘受到蔣中正信任,蔣中正有越級指揮部隊的老毛病,每每造成國軍作戰秩序混亂,部隊無所適從,蔣中正就是透過類似王叔銘這樣的親信,到前線傳話給指揮官,王叔銘身為高級將領,卻是擔任蔣中正的傳令兵。
八二三砲戰期間,王叔銘擔任參謀總長,當時大二膽島因為共軍火力凶猛,補給困難,一度情況緊急,美方希望國府自大二膽島撤軍。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58年9月27日,美軍台灣協防司令史慕特給太平洋司令菲特的電報,其中引述王叔銘的私下談話,王叔銘認為,大二膽島是完全守不住的,如果秘密的說,他很想從大二膽島撤軍,但是他必須服從政府激勵士氣的命令,維持他們的戰鬥效能,努力增加運補能量。史幕特說,王叔銘似乎接受他提出的逐漸將大二膽島守備,轉換為能應付各種情況的戰鬥團,以及發展出以小單位輪調的計畫。王叔銘還對美方說,除了史慕特之外,他的工作是自由中國當中最爛的一個職務 。
10月27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提到,在10月22日的一場會議當中,美軍顧問團認為外島如果可以撤軍,美國可以提供其他的合適裝備,由中美共同研究這個問題。25日外交部長葉公超詢問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有關外島撤軍的問題,對於美方的意見,葉供超很小心地沒有表示意見,但葉公超提醒美方,任何有關外島撤軍的方案,都應該謹慎處理,不能只由美方片面推動。
美國大使館在11月14日給國務院的電報顯示,史慕特與美軍顧問團團長杜安拜會蔣中正,蔣中正原則同意外島裁軍,但是不能在遭受攻擊下撤出兵力,他也向美方提出外島增強火力的建議,美方提出增援金門12門240砲,12門155砲。馬祖4門240砲,一個營155砲,另外可考慮曲棍球地對地飛彈(後來外島並無美軍飛彈)。蔣中正提出增加外島戰車數量,美方同意研究。
王叔銘與杜安在1958年11月17日簽了有關外島撤軍的諒解備忘錄,但從11月過後,金門只撤出500人。根據1959年3月19日駐美大使葉公超與國務院官員的談話紀錄,王杜備忘錄提到金門只保留最多1萬5000人,美方會提供新式重型火砲,這個裁減外島兵力計畫在1959年6月30日完成,但因為金門沒有裁減兵力,這些火砲雖然已經運抵台灣,暫時由美方扣留不交給國府。由於時限快到了,國務院非常關切中國方面的進展。艾森豪總統也多次垂詢外島裁軍的進度,只能告訴他國府什麼也沒做。國務院希望葉公超能夠打破這個不幸的僵局。
葉公超告訴美方,蔣中正對於外島撤軍,必須透過人員遞補的過程掩飾,他六周前收到陸軍方面的消息,已經開始進行了。但是對於6月30日完成外島撤軍的事情,葉公超卻是很驚訝的表示,他完全不知情,他從來沒有聽到具體的時間。葉公超說,他會建議政府實施王杜協議,他建議美方不要再與王叔銘討論外島撤軍的事情,由美國大使與外交部長談,協防司令與國防部長談。
葉公超對美方提醒不要再跟王叔銘談外島撤軍,顯示葉公超已經感覺出問題了。1959年3月 21日,王叔銘通知杜安,1萬6645人在6月30日前撤出外島,杜安同意扣留的火砲運往金門。就在王杜協議完成外島撤軍的6月30日前一天,蔣中正將副總統陳誠、總統府祕書長張群、國防部長俞大維討論將領人事,陳誠當天的日記寫下,以王叔銘大亂,不宜再任參謀總長,俞大維說王一切很好,但做事太無重點。陳誠認為,蔣中正費九牛二虎之力培植王叔銘,結果如此,實堪注意。
陳誠的王叔銘大亂說法,顯示王叔銘真是闖了大禍。7月13日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他與外交部長黃少谷7月11日的談話,黃少谷說,王叔銘下台,與中華民國對美國的態度有關,但對於雙方關係沒有特別的改變。王叔銘因為太傲慢,人際關係很差,行事不夠謹慎,才會下台。王叔銘決定很多事情都會跳過俞大維,而俞大維比較喜歡與彭孟緝合作(彭是王的前任,王垮台後,鵬又回任總長)。
從國務院資料看來,國府並不清楚王叔銘與美方共同協議外島撤軍,葉公超才會請美方找部長談,不要再與總掌談。黃少谷的行事不謹慎,可能也與此有關。蔣中正是願意在美國幫助下裁減兵力,但是不能接受雙方一起決定外島撤軍,尤其外島地位特殊,蔣中正更是態度保守,王杜協議後來其實等於是廢棄不算數了,因為金門駐防兵力並未減少太多,直到後來因為兩岸情勢改變,軍方精實案等兵力裁減方案,外島才真正撤軍,但那已是幾十年後了。
王叔銘與美方共同協議撤軍,立刻就被拔掉職務,派到國外去,不讓回到台灣,十年後,蔣經國也與美方碰到兵力調整的問題,自然更是小心,溫哈熊是蔣經國身邊的重要幕僚,他用王叔銘案說明蔣經國對中美共同商討裁軍的顧慮,顯示當時蔣經國的謹慎,避免再犯前人的錯誤,就在蔣經國與美方談過不久後,改任行政院副院長,仍然擁有對軍方掌控的實權,逐步往政壇高峰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