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當下蔣中正忙著攻打延安抓捕毛澤東|高靖

文/高靖

發生在1947年2月 28日的二二八事件,幾十年來,在台灣不斷被有心人士渲染,甚至將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描繪成是屠殺台人的劊子手。其實2月28日前後,蔣中正除了要應付中國大陸內外的緊迫政經情勢,他真正花心思的,是想盡辦法調集兵力,在陝北發動攻勢,指揮胡宗南攻打共軍的老巢延安。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到國軍在基隆上岸的這段期間,蔣中正都把目光放在對延安的軍事行動方面,國府在3月13日以轟炸開始,隔日全面進攻延安,19日攻入延安,但延安早已撤離,只剩一座空城。
當時蔣中正最大心頭之患,就是他最大的對手毛澤東,毛澤東在延安發展多年,抗日戰爭期間,蔣中正把胡宗南的部隊,重兵布署在延安外圍,用以阻止共黨勢力往外擴散,胡宗南所屬部隊在1944年以前,幾乎沒有與日軍交手,也沒有打過大仗,與日軍交鋒後失利,讓蔣中正非常失望,但胡宗南仍是蔣中正最信任的黃埔系統的將領,
台灣發生的社會動亂,蔣中正其實是抱持懷柔策略,他對台人並無偏見,在1941年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後,重慶國民政府主張廢棄所有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其中最重要的是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蔣中正所爭,不只是在大陸的抗日戰爭勝利,還要光復過去遭日本掠奪的台灣、澎湖。抗日勝利後,重慶當局派員到大陸各地接收,過程當中有人謀不臧情況。陳儀來台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是受蔣中正信任使然,但台灣接收亦非水到渠成,從美國國務院、中情局當時的觀察看來,陳儀在台施政,的確引發了許多爭議,加上受日本教育影響的台人,與來自大陸的文武官員,雙方有時對許多問題難免有所歧見,終於造成後來的二二八事件的悲劇。
台人掀亂,政府派兵平亂,造成無辜傷亡,任何人都不願見到這樣的結果,然而幾十年過去,真相可以大白,卻不肯面對真相,反而是聚焦在蔣中正一人身上,似乎不將蔣中正鞭屍,無從還人民公道,但一場動亂又豈止是誰無辜,誰不無辜這麼簡單的二分法。
如果從當時的背景看來,蔣中正對於很快就要全面開打的國共內戰,已經是焦頭爛額了,又哪裡能夠顧及偏遠海島台灣的社會動亂,蔣中正身為國府主席,若有過錯,那是沒有集中精神處置台灣問題,但大家可能要想想,當時東北已有林彪率領的東北野戰軍與國府對峙,關內各地都有共軍蹤影,即使海南島都有共軍游擊隊,蔣中正真是無暇顧及台灣問題,只能信任陳儀,蔣中正又有什麼理由命令部隊屠殺台人。
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美英俄三國外長準備到莫斯科舉行三國外長會議,討論國共內戰問題,由於蘇軍在二戰末期出兵占領東北後,拒絕撤兵,也不讓國府軍隊進入東北,卻讓共軍開入東北,使共軍一度坐大。這場三國外長會議的背景下,蔣中正才從原先不打延安的想法,有了徹底的轉變。
從胡宗南日記可以看到,1946年11月22日,蔣中正在官邸與胡宗南會面,一起吃早餐,蔣中正對胡宗南表達不贊成現時攻延安,胡宗南還特別在日記寫下,不攻延安,已決策。到了1947年,卻有了轉變,1947年2月 26日日記記載,「委座電諭,來南京一行,明日即來。答,擬於二十八日來京。奉諭,可。」蔣中正把胡宗南找去南京,就是為了調動部隊攻打延安,因為這時國府已經 知道三國外長會議即將在莫斯科舉行,國府認為如果能夠打下延安,可以讓國府在國際視聽方面,掌握優勢。
胡宗南2月 28日日記有當天的行程內容,上午10時飛往南京,下午2時抵達明故宮機場。下午4時,與湯恩伯一起與蔣中正會面,蔣中正對湯恩伯下達作戰指示後,湯恩伯先離去。隨後,蔣中正問胡宗南,對陝北發動攻擊有無把握,胡宗南答,有把握。胡宗南分析中共在陝北有正規軍6萬,民兵7萬,可能援來兵力有王震、陳賡等3萬5000,總計16萬,我第一線可集中兵力約8萬4000人,後方控制部隊約11萬,可以作戰,極有把握。
蔣中正問胡宗南,作戰方案帶來否,胡宗南答,未帶。蔣中正請胡宗南與國防部及參謀總長陳誠研究攻擊延安的作戰計畫。當天晚上8時,蔣中正宴請胡宗南,蔣經國夫婦陪,用餐後,蔣中正再次問起對陝北攻擊有無把握,胡宗南仍答,有把握,希望空軍主力用於西安方面,盼王叔銘前往指揮,蔣中正同意,蔣中正問胡宗南,中共長處,胡宗南答,下層組織健全,黨的力量可以控制到各細胞,如某連有30名基本黨員,即控制160名士兵。
2月28日這天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南京的蔣中正所思所繫,卻是要在三國外長會議期間,想辦法把共軍趕出延安。隔日3月1日,胡宗南又被蔣中正叫去官邸,在官邸研究作戰方案,陳誠、湯恩伯、林蔚、王叔銘,劉斐。早上10時去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辦公室,研究攻擊延安方案。胡宗南記錄了劉斐的談話,劉斐說,在政治上要拆延安的台,三國外長會議,可能干涉中國內政問題,如能一舉打垮,蘇聯亦愛莫能助。對內,目前政治指導方針,實行憲政,解放政權,共黨破壞統一,和平破裂,只有打的一途。如將延安打垮,國內政黨即無所依附,在內政、外交上,必須打下延安。在政略檢討結果,須要打延安,在戰略上檢討,更需要打延安。
3月1日晚上9時,蔣中正又把胡宗南與劉斐都叫去官邸開會,研究延安攻略方案,蔣中正同意作戰方案。3月2日,蔣中正仍然召見胡宗南,與王叔銘一同研究對陝北空軍使用兵力。3月3日,蔣中正找胡宗南研究對陝北用兵,決定在3月8日、9日開始轟炸。
胡宗南在3月10日與所屬部隊開會,當天他寫下,一致通過攻略延安作戰方案。13日轟炸延安。14日開始攻擊,五天後,19日攻克延安。不過,胡宗南進入延安後,只是一座空城,毛澤東等重要共黨領袖都已撤出延安。後人也有評論認為,13日空軍開始轟炸延安,等於預告國府將發動攻勢,軍事上的奇襲意義盡失。但從胡宗南日記也可以看到,劉斐,多次參加蔣中正主持的作戰會議,根據胡宗南的參謀長盛文接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歷史訪問,盛文認為,攻擊延安的事情,事前可能有走漏風聲,所以毛澤東方面知道了,是國防部洩漏的。劉斐是國防部裡重要的共諜,也是蔣中正最親信的一個人。
盛文為胡宗南擬定的計畫,就是五天拿下延安,為了保密起見,盛文親自把作戰計畫帶到南京給蔣中正看,蔣中正不相信可以五天攻占延安,又要盛文再研究研究,但盛文拿回去後,重新拿出來的計畫,還是五天。盛文回憶,部隊在3月19日上午8時4分進入延安城,他乘小飛機抵達,一到延安,馬上到毛澤東辦公的延園窯洞,桌上的毛筆還沒有套上,農曆2月,天很冷,但毛筆尚未結凍,陝北這種天氣下,毛筆拿出來二十分鐘就會結冰的。墨盒子也還沒有蓋上,桌上一邊擺加力克的菸,一邊是資治通鑑,一邊是稿紙,看案頭擺設,毛澤東應該是在共軍進城的一個小時前才走的。
就在國府緊鑼密鼓準備攻打延安之際,二二八事件也在台北逐漸擴大,3月8日第一批憲兵2000人登陸,3月9日國軍部隊登陸,3月10日蔣中正首次公開談論到台灣的動亂,表達了對陳儀的支持。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南京美國大使館在3月13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台北可靠的消息,台北展開展開有系統的鎮壓,包括逮捕與處決,大使館已經採取間接的步驟,讓蔣中正注意到相關鎮壓的訊息。
台灣的對立局面正逐漸惡化,此時也正是胡宗南部隊發起攻擊行動的當下,在這場重要的作戰行動下,蔣中正可能無意之間,輕忽了軍隊在台灣為了維護秩序,可能未注意台人原本就高漲的不滿情緒,讓衝突擴大,國軍部隊造成平民傷亡,蔣中正是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自然不能免責,但若是將所有台灣動亂的責任,僅僅歸責於蔣中正一人,未免太過簡化歷史,也未能看清當時的大歷史脈絡。

蔣經國曾運用日本極右派青嵐會打擊田中角榮|高靖

文/高靖

日本與北京在1972年建交後,與台灣仍保持民航往來,但在1974年因為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中華民國基於維護國格,被迫與日本斷航,這個舉措不單單是表面上的斷航措施,其實是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要利用這個重大的民航議題,除了斷航的重大宣示之外,也要讓這個議題在日本政壇產生作用,蔣經國不惜與日本自民黨極右派團體合作,讓自民黨內部對當時的田中角榮內閣施加壓力,果不其然,斷航半年多過後,田中角榮雖不是因為蔣經國操作斷航議題下台,卻因為更大的黑金政治爭議洛克希德行賄事件下台。
日本受到美國尼克森總統與北京發展關係的影響,首相田中角榮的操盤下,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雙方設立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交流協會,為日後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善後處理,建立了一個新的參考模式。與日本斷交後,台灣與日本的民航措施仍然繼續進行,但是直到兩年後北京與日本簽訂民航協定時,北京的外交壓力下,迫使台北國府當局為了維護國格,採取斷航的強硬措施。與後來美國斷交情況類似,日本內部有許多對國府相當友善的人士,包括岸信介、佐藤榮作等都是國府長期以來的好友,蔣中正總統生前也很受日本政界尊敬,1975年病逝後,日本派出規格相當高的代表團前來弔唁。
1974年4月20日台北當局正式宣布中日斷航之前,因為台北對日方有關民航措施,政治上所採取立場非常清楚,台北表明在日本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後,台北會採取斷航措施,中情局確定台北當局的措施後,早在4月19日的內部情報分析資料當中,有一整頁內容都是分析台北的斷航決定。
根據這份中情局的情報研析資料,台北上周已經對日本與大陸簽署的民航協定,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下令中華民國空軍戒備,同時封閉台灣空域。台北的外交部曾公開宣示,台北與東京的民航協定應該維持現狀,如果日本為了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單方面改變現有台北與東京的民航協定,台北將禁止日本飛機進入台北飛航情報局與防空識別區。
中情局分析,行政院長蔣經國打算藉著民航議題,與日本自民黨內部的右翼團體青嵐會合作,他便能藉青嵐會打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外相大平正芳,蔣經國不滿田中與大平太過親北京的立場,希望日本能有立場更保守的內閣。但是中情局認為,蔣經國太過高估青嵐會的力量與他對東京事務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蔣經國的操作,也讓台灣的反日情緒高漲。國府空軍也已經接到命令,準備攔截任何入侵的日本飛機,但是高層明瞭台灣引發的航空事故的潛在問題,攔截的命令只能來自最府最高層。
中情局根據台北政壇的訊息分析,蔣經國的強硬態度讓他身旁的許多顧問都產生疑慮,但蔣經國沒有完全關閉對日協商大門,蔣經國有兩個條件,可以談判雙方復航,這兩個條件是允許台灣航空公司的人員在日本,維持必要的地勤與商業服務人員。日方如何處理台灣航空公司的名稱。這兩項條件都有待與日本談判。中情局分析,在目前混亂的情況下,台北當局可能忽視了與日本維繫良好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必要性,斷航將使雙方關係惡化,也會使未來談判航空協定更加困難。
中情局認為,儘管台北採取強硬措施,田中角榮不會改變與北京簽民航協定的決定,4月20日日本與北京簽署民航協定,同時會很快地送交日本國會通過。台北的新戰術是要讓田中角榮不容易在自民黨與內閣當中獲得支持與中國大陸簽的民航協定。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已經表明反對使用這個議題,公開挑戰田中角榮的領導,青嵐會想要運用這個議題逼迫大平正芳下台,國府的不友善態度,將會促成自民黨內部極端右派團體與支持台灣的成員,對田中角榮與大平正芳展開尖銳的攻擊,如果右翼攻擊大平無能保持維護與台灣的飛航,大平可能被迫接受這個責難,辭職下台。
蔣經國運用的自民黨內的政團青嵐會,是自民黨內部政治立場極右派的政治團體,成員包括後來當選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從石原慎太郎將神風特攻隊的悲劇美化,不難判斷石原的保守政治立場。青嵐會的成立完全是針對田中角榮與北京建交而來,因為極右派立場,反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其幕後支持者有岸信介等,岸信介早年關心國府在台的政治生存問題,曾經向張群回台灣向蔣中正建議採取一中一台的策略,主張台灣獨立可以保台,但是蔣中正沒有採納這個意見。青嵐會成員的反共立場,到了後來都演變成反中立場,因而多有認同一中一台的立場,曾任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就是早期青嵐會的年輕成員,森喜朗對台友善。
日本斷航時的參謀總長是賴名湯,賴名湯生前的日記留下了與日本斷航的記錄,根據賴名湯日記,早在1974年4月14日,國府外交部已經完成斷航的準備。15日,蔣經國在中常會報告斷航的決定。20日,日本與大陸簽民航協定,聲明東京與台灣的航線,只是地區的航線,華航的國旗不代表國家,我們忍無可忍,由外交部宣布斷航,對彼我雙方都有損失,但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賴名湯日記也寫下了斷航後我方禁止日機進入台北飛航情報區的決心,4月21日,下午4時起,與日本正式斷航,如果萬一日本飛機真的進入我們的飛航情報區與防空識別區,我們一定要派機攔截,否則無法向國人交代。上午民航局長毛瀛初商討,如果日機來,第一次,我們一定要攔截。22日,日機尚未飛過我防空識別區,看起來,他們大致不會來闖關。
不過,斷航才不過幾天光景,台北當局發現情況並不如原先設想,賴名湯日記在4月24日寫下,日本損失不大,相差只有40多分鐘飛行時間,但對我飛美國,相差幾千里,中華每次要損失2萬美元,但為了國家尊嚴,一切都不顧了。
沈呂巡曾在2009年11月擔任外交部政務次長時,與台北媒體談論到與日本復航的問題,當時沈呂巡說,斷航之後,除了日本班機無法來台外,日本飛往東南亞的飛機亦須繞道,對於油料的開銷明顯增加。日方才認知到斷航的嚴重性,希望藉由道歉來換取復航,並改由宮澤喜一擔任外相,於國會質詢中重申,任何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都會認為華航飛機上的旗幟是中華民國的國旗。因為日方對我國國旗釋出的尊重與肯定,才使我國同意復航。
對照賴名湯的日記內容看來,沈呂巡對日本復航的話,只說了一半,掩蓋了台灣也蒙受的重大損失,日本雖然要多花40分鐘航程,但是台灣的飛機要前往美國,中華航空每次要多花2萬美元,這個損失可能要大過於日本不能經過台灣飛航情報區,並不一定是沈呂巡所說的那般,日本損失大,所以向台灣採取低姿態。日本復航的另一原因還是田中角榮在1974年底下台了,換了三木武夫上台,日本政壇情勢略有變化,加上蔣經國也有政治現實的考慮,雙方才在1975年3月開始密商復航。
就算蔣經國沒有運用自民黨內政團給田中內閣壓力,日本政壇的情勢多變,也不是蔣經國能夠控制,蔣經國雖然沒有能夠擋下日本與北京簽民航協定,但是他利用自民黨內右派團體,的確讓自民黨內部發生了變化,田中內閣吃了大苦頭,當時自民黨內部派系鬥爭嚴重,日本與台灣斷航的議題,的確給了反田中派系操作的空間,田中內閣的民意調查支持度也不斷下滑,1974年末最後因為美國軍火商的洛克希德行賄案下台,這可能是台北方面始料未及。
1974年12月田中角榮下台,三木武夫成為日本新任首相。中情局分析台日斷航的政治效應,只提到大平正芳可能因為右派團體的批評,被迫辭職下台,卻沒有掌握到半年後整個田中內閣都沒了。
台日斷航將近一年時,根據賴名湯日記1975年3月引述秦孝儀的說法,台日復航有望,顯示雙方早已開始秘密談判復航問題。蔣中正總統在1975年4月5日病逝,副總統嚴家淦繼位,但是台北政壇非常明顯的是,蔣中正已經生病幾年,實際負責管理國家的是行政院長蔣經國,而不是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蔣經國是真正的實際權力擁有者,他在蔣中正死後不久,就成為國民黨第一位黨主席,但是對於國府的領導,蔣經國也不是大家想像那樣無所不能,蔣經國前一年對日本斷航的嚴厲措施,台灣受到影響也不小,當時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對蔣中正的辭世,表達了高度善意,還派出了包括兩位前首相岸信介、佐藤榮作等成員,很有份量的代表團參加蔣中正的喪禮,對台北表現出高度的善意。
那時美國本來指派農業部長來台弔唁,規格比日本差了許多,可見得日方對國府還是比較重感情。美方在台北當局力爭之下,又改派副總統來台弔唁。
蔣經國基於現實的考慮,1975年8月恢復台灣與日本民航交通,當時基於政治考慮,日本另外成立日亞航,專門飛日本台灣航線,華航在各國航空公司轉往成田機場後,只能降落羽田機場,日後因為日航公司轉為民營,無官方色彩,日亞航的白手套性質也就不需要了,回歸日航的正常飛行。
蔣經國當時用斷航表達抗議,雖是表達國家立場,但一如中情局分析,反而影響到雙方後續民航協定的商議,曾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曾在1974年4月15日日記記錄,日人欲遷就中共政權之故,遂因若干事項彼此發生爭議,似將造成長期的或短暫的僵局,實際上殆非重要爭執。王世杰曾是蔣中正倚重的外交幕僚,他對斷航的不同看法在當時國府內部並非唯一,蔣經國如何處理日本問題,也影響到他在國府內部的權力繼承與領導。蔣經國在蔣中正生前健康情況不佳下,已經掌握國家主要權力,斷航一事,全出自蔣經國決定,蔣中正死後,蔣經國一人獨攬大權,不迅速解決日本通航問題,其領導能力難免受人質疑,才會趕在三木內閣組成後,加快與日方談判速度,台日斷航也在持續一年多後的1975年8月結束。

陳納德組二代飛虎隊義助國府內戰|高靖

文/高靖

陳納德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成立俗稱飛虎隊的美國志願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s,AVG),在中國單獨對抗日本侵略時,協助中國政府抗日戰爭,陳納德對國府有情有義,戰後國共雙方爆發內戰,國府先盛後衰,陳納德相信空軍力量可以協助國府重新獲得戰爭優勢,能夠扭轉國共內戰的結果,陳納德推動組建二代美國飛虎隊,但是國共內戰情況與抗日戰爭對抗法西斯侵略不同,美國國務院不同意陳納德的想法,陳納德的二代美國飛虎隊因此無疾而終,不過,陳納德成立的民航空運隊(Civil Air Transport)卻仍參與國共內戰與後來的冷戰。
日本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逐漸擴大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與占領。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兩國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全面擴大軍事衝突,國府在8月將戰事導往上海,投入精銳德式裝備師,希望爭取國際社會關切中國戰事,但是歐美社會都不願意認真面對戰爭的真相,中國只能獨立對抗日本侵略,後來陸續有蘇聯、義大利等以私人身分協助中國抗戰,但是以陳納德協助推動成立的飛虎隊,最為後人所津津樂道。
國府後來不太提蘇聯協助抗日,主要還是受到冷戰的國際政治背景,加上戰時蘇聯強迫國府簽訂條約,允許外蒙公投獨立,分裂中國領土,戰後蘇聯強占東北,掠奪東北物資,協助中共在東北站穩腳跟,嚴重影響國共雙方在東北的軍事優勢對比,尤其東北的鐵道運輸,蘇聯鐵道人員協助修復了許多戰時毀損的鐵路與機關車,協助共軍在東北的鐵道運輸,最後促成共軍在遼瀋戰役獲得全面勝利。國府與蘇聯關係惡化,直到1970年代美國考慮與北京建交,拋棄台灣時,國府內部才有重新出現考慮與蘇聯發展關係的聲音。
陳納德在戰時推動成立美國志願隊,讓美軍飛行員以民間身分在中國戰場擔任戰鬥機飛行員,協助國府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當時國際法西斯主義盛行,歐洲社會多傾向討好法西斯政權,避免發生戰爭,美國社會向來以盛行孤立主義,儘管美國政府已經看到法西斯侵略的威脅,礙於政策不能公開協助中國抗日,但在陳納德多方奔走下,允許美軍飛行員以傭兵方式,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當日本海軍對珍珠港內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發動偷襲時,美日雙方宣戰,中國也正式對日本宣戰,與美英等列強結合為同盟國,當時陳納德的飛虎隊,後來也改為美國陸軍成立的第14航空隊,另外,雙方也組成中美混合團,共同對日軍進行作戰。
抗戰結束後,陳納德在中國成立了民航空運隊,1947年美國調停國共內戰失敗,國共雙方逐漸擴大內戰規模,到了1948年夏天過後,共軍在東北預備發動攻勢,將困守在長春、瀋陽、錦州的部隊,全部一網打盡。這之前國府在與共軍的軍事行動上面,受到美國的高度政治干預。負責調停國共內戰的美國特使馬歇爾因為不滿蔣中正不配合調停,屢屢指揮國軍與共軍作戰,在1946年8月到1947年5月之間,禁止美國運送彈藥補給國府軍隊,國府軍隊彈藥出現短缺情況,在馬歇爾的從中作梗下,國府在抗戰期間訂購的1億3000萬中正式步槍子彈,美國也不禁止交給國府,但是這些子彈美軍槍械並不能留用,直到1947年5月,國務院才同意交運這批美軍根本不能用的子彈,同時要求國府往後採取商售管道,向美國軍火商採購彈藥,同時申請出口許可,
彈藥問題好不容易解決,美國也開始進行援助中國空軍八又三分之一個飛行大隊的計畫,但是對於援助戰鬥機的要求,美國斷然鴂絕,根據國務院1947年5月29日的公開檔案,國務院中國科科長林沃特備忘錄記載了26日與中方官員的電話談話,對方要求供給戰鬥機,但是林沃特以超過他個人權限為由拒絕。
就在這種種困難之下,在1948年春天,陳納德開始思考組建二代美國志願隊,協助國府與共軍作戰。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 年4月17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南京轉發一份來自青島領事館總領事透納4月15日的電報,這份電報內容引述民航空運隊副總裁魏洛爾(Whiting Willauer)的談話,魏洛爾對民航空運隊的人員表示,陳納德正在想方設法成立另一個美國志願隊,但是陳納德想要獲得國務院對這件事情的同意。魏洛爾說,民航空運隊將從18架飛機擴充到100架飛機,根據青島的民航空運隊經理的說法,他們被要求增聘10個機組人員,華府的陸戰隊司令部最近顯然已經調整政策,協助青島退伍的陸戰隊飛行人員,前往民航空運隊工作。他們認為只要有少數配比適當的戰鬥機與轟炸機飛行員,加上相當多數量的運輸機飛行員,就能夠對國共內戰產生重要具體的改變。
1948年11月2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局局長白德華提交一份備忘錄,內容是有關陳納德打算成立美國志願隊。備忘錄稱,儘管國務院與陳納德都否認這項計畫,但是仍有相當證據顯示在國府的操作下,這項計畫仍在進行當中。此時組織美國志願隊,不論有沒有美國政府的支持或者同意,都會嚴重影響美國在中國的政策,以及在中國的美國人,甚至美國與蘇聯的關係。志願隊會讓國際社會認為美國直接介入國共內戰,這是美國要極力避免的。對於那些即將或者已經居住在共軍控制區域內的美國人,美國航空隊的介入,會對這些美國人的待遇造成嚴重的影響。組織這種航空隊,也可能促成蘇聯組織蘇聯志願隊支援中共作戰,那麼就可能在中國領土發生美蘇雙方飛行員彼此交戰的情況。
這份備忘錄引述新聞局副局長陶希聖的說法,如果飛虎隊參與戰事,蘇聯也可以派志願隊到中國,當美蘇兩國軍機在天上相逢時,一場大戰就可能爆發。白德華分析,在中國組織美國志願隊是百害無一利,儘管這個部隊可以對共軍產生騷擾的作用,卻無法改變戰爭對國府不利的情勢。
陳納德與國府推動美國志願隊的事情,讓當時的國務卿馬歇爾非常不滿,馬歇爾的特助卡特詢問國務院對於陳納德到底有具體作為。12月4日,白德華寫了一份備忘錄給卡特,白德華表示,現在國務院不會採取任何舉動,國務院對於這件事情,無論是正式或者非正式,都沒有接觸過。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理會相關的謠言或者媒體報導,對這件事情沒有發表認同的評論,這就能夠反映出國務院的官方態度了。在沒有官方同意之下,陳納德不太可能片面採取行動。沒有國務院的同意,陳納德將無法確定能夠持續獲得作戰所需物資的補給。
白德華說,就算是陳納德正式或者非正式地找上國務院,尋求支持與同意成立美國志願隊,國務院的立場是反對與不支持,美國公民如果參與這件事情,將無法受到美國的保護,他們的美國護照也會被取消。
12月8日,上海總領事卡博給國務卿的電報稱,陳納德已經與蔣中正談過組織美國志願隊的事情,蔣中正告訴陳納德,國府目前沒有經費成立美國志願隊,假如要成立美國志願隊,需要依靠美國的經費支持。陳納德認為如果中美雙方都同意這項計畫,他有辦法可以阻止共軍的進攻,因為現在為民航空運隊執行飛行任務的飛行員,過去大都是戰鬥機飛行員,有超過100位在14航空隊服役的飛行員,表達意願要加入美國志願隊。陳納德也透露,目前僅止於與蔣中正的討論,還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
國府在1948年末被共軍在東北全面擊潰,1949年初又在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大敗,北平守軍傅作義也與共軍談判開城投降,陳納德的二代飛虎隊,還沒有能夠完成組建,國府就已經在國共內戰全面潰敗。不過,借助外國傭兵的想法,並未在國府內消失1949年閻錫山擔任行政院長時,也曾經有過這個想法,但是面臨同樣的經費問題,這個作戰構想又成了泡影。陳納德在抗戰勝利後成立的民航空運隊,也跟著國府撤退到台灣,一度曾經是台灣主要飛航國際航線的航空公司,冷戰期間這家公司與美國中情局也有某種關係,民航空運隊在台灣直到1970年代才結束業務。
陳納德沒有能夠遏止國府在內戰失敗,但陳納德對中華民國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關於陳納德與中華民國,最後只剩下在台北市新公園內的一尊銅像紀念,卻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推動去中國化,把這尊銅像由新公園遷出,打算要扔掉,在空軍老兵各方奔走下,當時李登輝總統也不想管這件事情,仍舊推給台北市政府決定,最後幾經協調,銅像被安置在基隆河畔新生公園內,這尊銅像最後又由空軍花蓮基地收藏保管,不再公開對外展示,一般人根本無從知曉陳納德銅像流落何方。

艾森豪訪台曾引發共軍猛烈砲擊金門|高靖

文/高靖

艾森豪總統在1961年卸任前,來到亞洲訪問,所到之處都惹出不少麻煩,艾森豪來台前,共軍開始對金門外島持續砲擊,尤其是艾森豪抵達與離開的那兩天,共軍猛烈砲擊金門的程度,被當時台北報紙稱比八二三砲戰還要嚴重。艾森豪原本要去日本訪問,但因為美日安保條約簽訂造成日本政局混亂,顧慮安全問題,日本政府敦請艾森豪推遲訪問,艾森豪走到哪裡,麻煩動亂就到哪裡。
艾森豪是在1960年的6月17日到19日三天訪問台北,這一年恰巧也是蔣中正剛剛就任第三任總統,艾森豪的到訪,正是蔣中正非常迫切需要的政治背書,因為蔣中正的第三任任期,有政治與法律上的爭議,雖然這是在內戰造成國家分裂的陰影之下的特殊現象,但是蔣中正在台統治的合法地位,仍然需要國際社會的認可,艾森豪與蔣中正在台會面,給足了國府面子,這也是冷戰時期兩岸軍事對峙的特殊現象,之後蔣中正又分別在1966年、1972年續任總統,在1974年病逝。
然而,1960年6月艾森豪來到亞洲之前,亞洲局勢動盪不安,中南半島在北越的軍事滲透與南越政局混亂下,前景混沌不明。南韓才因為幾個月前,南韓才因美國幕後策動鼓吹政治動亂,迫使當選連任的李承晚總統下台,南韓的政府體制也在美國大使館介入之下,修改為總理制,可惜南韓政局依舊混亂,不久朴正熙發動政變,又將韓國改為總統制。
日本因為與美國簽訂安保條約,引發日本左派政治勢力的強烈反彈,造成日本政局動盪不安,艾森豪訪問日本的先遣小組還遭到日人嚴重抗議,受困無法脫離,最後由美軍派直升機解救脫困。日本政府為了緩和內部混亂,只好請託艾森豪推辭訪問日本。
先前在1958年曾發生金門八二三砲戰,大家仍記憶猶新,艾森豪訪問台灣前,共軍雖然仍保持單打雙不打,但對金門外島砲擊的強度,卻逐漸增加,尤其艾森豪抵達台灣與離開台灣那兩天,剛好是6月17日與19日,共軍刻意提高射擊強度與密度,對金門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在國府刻意凸顯艾森豪訪華的政治意涵,淡化共軍的軍事干擾下,嚴令金門守軍不能任意還擊,以免擴大事端,國府所思所念,就是不要讓金門砲擊戰事擴大,影響到艾森豪可能因此動亂,取消訪問台灣,因為艾森豪到台北會見蔣中正,是國府迫切需要的政治背書。
從當時的媒體報導可以發現,艾森豪抵達台北前,台北開始各項籌備歡迎工作,但是金門遭到共軍砲擊的情況,明明有逐漸升高強度的現象,當時聯合報雖以頭版刊登,但篇幅不大,僅僅告知金門遭共軍砲擊情況嚴重,其他都是台灣當局熱烈歡迎艾森豪的報導。不過,在美國駐華武官的觀察看來,這次共軍砲擊金門,與一般砲擊造成的日常生活干擾並不一樣,是有相當的特殊意義,美國中央情報局還特別編寫的對共軍砲擊金門的分析報告。
美國中情局在1960年6月25日的報告中指出,艾森豪總統6月17日訪問台灣的前夕,儘管國府官員否認,但是國府為了鼓舞部隊士氣,在金門的砲兵部隊對共軍進行了1318發的報復射擊。國府官員只有選擇性地承認6月19日曾對共軍有反擊。台灣當局與美方有默契,6月19日的反擊必須等到艾森豪總統專機升空後,才可以開始。蔣經國在機場歡送儀式時,曾向美國官員對於過早對共軍進行反擊,表達了歉意。
中情局掌握到的情報顯示,儘管國府官員宣稱共軍砲擊造成的損害輕微,但美國武官的觀察看來,共軍砲火非常有效,也很集中,造成灘頭防禦設施的嚴重破壞,這已經讓國府官員感到憂心。根據國府提出的評估,至少損失13門火砲,3萬加侖柴油,1萬發砲彈,共軍的砲火射擊看來經過仔細規畫與選擇,也很準確,大部分砲彈落在金門島的西北與東北沙灘,共軍所採用的射擊方式,顯示共軍測試將來進行登陸戰時,火砲射擊的支援計畫
根據台北發行的聯合報在6月20日報導,金門對岸的共軍火砲,總共在17日與19日兩天,朝金門射擊17萬4754發,這兩天的落彈數量可以與八二三砲戰當時的情況相比擬了。
副總統陳誠在艾森豪離台後,親自到金門巡視,他在1960年7月15日日記,記錄了這場因為艾森豪到訪台灣而起的砲戰。金門守軍92師師長楊又曾說,6月17日敵砲向我射擊,我奉命不准還擊,新兵有怕至發抖者。19日金防部司令劉安祺下令還擊,官兵精神為之大振。陳誠認為,中央對於地方不宜控制太過,只能指示不可挑戰,絕不可不准其還擊。從陳誠的日記,不能看出當時金門守軍求戰的士氣高昂,但卻受到台灣的政治牽制,只能挨打,放任共軍砲擊,而不能還擊,故陳誠才會寫下絕不可不准其還擊的結論。
劉安祺也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訪問中,談到了艾森豪訪台引發的共軍砲擊,當時劉安祺是金門防衛部司令,劉安祺說,當時金門有四個營的155砲。還有 240榴彈砲,這種砲可以打原子彈頭,美國人要求非到萬不得已,絕對不可以用。敵人砲火轟擊得很厲害,我方傷亡很大,可是只能任由他打,我們有那麼好的砲,卻像寶劍配而不用一樣,任由對方打而不還擊,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東西還無所謂,既然有了,就要讓對方粉碎,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下令開砲,美國的砲很有效,可以打到廈門,圍頭後面的蓮花山也被我們的砲火涵蓋進去,很快就把對方砲火完全壓下去。
劉安祺反擊共軍的命令,在台北方面看來,卻是另一個樣子,國防部內有人要法辦劉安祺。劉安祺回憶說,打完之後,可能是違反上面的意思,國防部一幫高級參謀反應很激烈,馬上報告蔣中正總統,要撤他的職,還要坐牢,起初他還矇在鼓裡,後來是俞大維出面,馬上向蔣中正總統說明求情,後來才沒有追究。
不過,這次共軍砲擊也意外地讓金門防衛司令部發了一筆小財,劉安祺在口述歷史訪問時說,共軍打了17萬8000多發砲彈(與聯合報刊載共軍發射砲彈數字相差不大),他要政工人員把砲彈片收集起來,賣了台幣700多萬元。
共軍分別在兩天總共射擊了17萬多發砲彈到金門,可見當時砲戰猛烈,絕不下於八二三砲戰過程中的某一兩天的情況,但是國府上下忙於接待艾森豪,並無八二三砲戰當時手忙腳亂,拙於應變的狀況,主要還是判明共軍只是對艾森豪訪問台灣,藉著砲擊金門表達政治上的不滿。不過,這場砲擊又讓美國提出醞釀已久的外島撤軍案,艾森豪離台後,國務院又有多次討論是否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但因為放棄外島,會讓國府有鼓吹兩個中國的疑慮,國府始終不同意外島撤軍,更想不到的是,幾個月後,美國總統大選辯論,甘迺迪與尼克森居然會提到金門與馬祖,這個空前絕後的現象,是金馬外島第一次登上美國大選政治的舞台。

蔣經國大權在握依舊煩心兒女事|高靖

文/高靖

蔣中正總統1975年死後,副總統嚴家淦繼位,嚴家淦在國民黨內僅有行是上地位,沒有實際領導地位,政府領導仍由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負責,蔣經國在1978年準備接任總統,當時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在卡特總統1977年就任後,及有可能生變,蔣經國為了對美關係的善後忙著焦頭爛額,無巧不巧,對內,蔣家子女的家務事,更讓蔣經國煩心,蔣孝武與汪長詩婚姻老早就出了問題,汪長詩離開台灣,這一年蔣經國力促他的親家幫忙讓汪與孫子孫女返台定居,蔣經國心中糾結國事家事,好不煩惱。
無巧不巧,1960年8月、9月之間,國府忙著處理雷震案時,當時是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蔣經國,正為著蔣孝章與俞揚和的婚事煩惱,為了蔣孝章嫁給俞揚和,蔣經國與俞大維兩家剛開始有些不愉快,氣氛非常尷尬,後來是靠宋美齡邀副總統陳誠出面,才讓兩家化解尷尬氣氛,解決這場小小的家庭風波,蔣孝章也順利與俞揚和成婚,婚後旅居美國多年,兩人所生兪祖聲,與大陸政協主席兪正聲,都是兪家同一輩分,因為兪正聲的祖父兪大純與兪祖聲的祖父兪大維是堂兄弟,故兩人也有堂兄弟關係。
在蔣經國與宋美齡往來電報當中,還可以看到蔣經國向宋美齡報告蔣孝章與夫婿俞揚和、外孫兪祖聲自美台探親,住在蔣經國家中,以及到慈湖謁陵的內容,顯見蔣經國對這位女兒備極關心。
蔣孝章與俞揚和的結合,在威權時代的台北政壇引起不少耳語,幾十年後溫哈熊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訪談當中,大談蔣俞兩家兒女婚事,卻因為可能有偏離事實的敘述,當口述歷史出版後,還引發一場官司風波。
不過,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蔣經國與俞大維兩人在雙方子女婚嫁問題上,的確在一開始存在著矛盾,而且還鬧得很不愉快。向來自視甚高的俞大維,對於蔣經國的不滿,更是不願意向蔣經國表達低姿態。陳誠在1960年8月24日日記寫著,約俞大維,談俞揚和與蔣孝章結婚事,勸俞大維與蔣經國見面,但是俞大維認為他不能與蔣經國見面,他無求於人,蔣經國太自大,以為任何人非求蔣經國不可,他如果先去見蔣經國,一般人必然看不起他父子的人格。同日日記還寫著,蔣經國見宋美齡,希望陳誠為蔣經國安排與俞大維見面。
8月27日,陳誠又約俞大維,再談與蔣經國見面的事情,經過陳誠夫妻好言相勸,俞大維答應由陳誠安排,與蔣經國便餐。這場見面後,兩天後,8月29日,蔣俞兩家就在陳誠的細心安排下碰面,根據陳誠日記描述,俞大維先到,等到蔣經國到時,陳誠向蔣經國與俞大維兩人道賀,俞大維說,他很高興,我們成了親家。蔣經國笑而不言,入席後,陳誠舉杯為蔣經國與俞大維兩人恭賀,俞大維對蔣經國說,我們兩人似乎都很難為情的樣子。
不過,當時蔣孝章與俞揚和兩人都在美國,不在台北,直到11月17日才由俞大維為了俞揚和娶蔣孝章,舉辦晚宴請親友,陳誠在日記寫下蔣經國的心情,蔣經國酒後再三請求陳誠與俞大維,設法使俞揚和不要入美國籍,言詞中不勝感慨,陳誠非常同情。
在蔣俞兩家大人8月會面的餐會後沒有幾天,9月2日,政府就下令逮捕雷震,引發台北政壇波瀾,美國也關切國府的高壓舉措。其實就在蔣經國煩心女兒婚姻大事的時候,蔣中正總統才剛剛連任第三任總統,引發相當多的批評,雷震當時主張組黨,加上與本省籍反對人士往來頻密,更讓蔣中正懷疑雷震挑戰國府。
國府內部也充斥著各種謠言,蔣俞兩家雖結為親家,可是政治謠言兩家卻是對立的雙方。陳誠10月21日日記記載,聞葛武棨說,胡適、王世杰、俞大維擁陳倒蔣(蔣中正),陳誠聞之大笑,告以確實可笑,亦可知一般挑撥離間的可怕。31日與駐日大使張厲生談話,張厲生告訴陳誠,台灣謠言多,大家無自信心及互信力,尤其挑撥蔣中正總統與陳誠、蔣經國之間為可慮。
蔣經國要顧慮父親對國府的控制,還要操心遠在美國的女兒婚姻幸福,尤其蔣經國在強烈的民族意識影響下,更不希望女婿入美國籍後,女兒也跟著變成美國人。蔣孝章的婚事爭議過後沒有幾年,蔣經國又碰上蔣孝武的麻煩,在國史館出版的蔣經國與宋美齡兩人書信集當中,可到兩人電報往返當中有些蔣孝武陪同蔣中正的日常生活細節。
1966年蔣孝武由台北飛往西德留學,但是隔年1967年8月,蔣孝武就跑去紐約,蔣經國在8月26日給宋美齡的電報稱,武兒想已抵紐約,雖不知其為何事求見,但料想必將以其私事煩大人之心,請大人原諒其無知,勸導其早日返德,安心讀書。蔣經國電報中蔣孝武的私事,應該是蔣孝武在歐洲認識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汪長詩,兩人很快就結婚,但是沒有幾年,兩人不和,汪長詩離家出走,把兩人所生的一雙兒女也都帶離台灣,這種事情若發生在現在,一定是街頭巷議的名人家族婚八卦新聞。
1960年代,蔣經國先是接任國防部副部長,接著升任國防部長,再轉任行政院副院長,1972年擔任行政院院長,這時蔣中正身體健康已如風燭殘年,政府重要決策多由蔣經國主其事,蔣經國是國府真正握有實權的領導者,蔣中正在1975年病逝時,蔣經國長子蔣孝文臥病在床,蔣經國與許多男人一般,一邊要忍住悲傷處理父親的國喪,另一方面忙著將蔣孝文遷往陽明山居住養病,東南亞越戰情勢的惡化,更讓蔣經國心力交疲。
偏偏這時蔣孝武的婚姻問題,又讓蔣經國煩上加煩,因為攸關國府生存最關鍵的美國,從尼克森總統上任後,逐漸出現了轉變,蔣經國一方面透過行政院,強化台灣的各項政經建設,另一方面運用各種可用外交管道,穩定美國關係,爭取美國出售武器,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就在這個節骨眼,蔣經國還要設法說服離家出走的媳婦與孫子孫女回台灣定居。
1977年12月31日,蔣經國給宋美齡電報稱,友蘭友松已由其外祖父母陪同返家團圓。1978年1月5日,宋美齡回蔣經國電報表達關心,友蘭友松已返台,是否能長期居住,以便接受中國教育,長詩亦終能返台團聚乎。
1月9日,蔣經國給宋美齡電報,長詩將由其父母勸說返國團聚,惟尚無結果。1月25日,宋美齡回蔣經國的電報當中,對這位任性孫媳婦表達了些許的不滿,電報稱,友蘭友松已回國,余望長詩亦可回來,稚孩須父母之撫愛及引導,且生為中國人,對國家民族及中國的偉大文化,若盲無所知,亦不願知,甚至以中國人為恥,實為遺憾。希長詩孝武能和衷共濟,深體父母及余之心情。
1月26日,蔣經國寫給宋美齡電報,一年來,兒媳為孝武夫妻不和,曾多次告誡無效,深感痛苦慚愧,實有教子無方之罪,現長詩之父母尚在台北,兒曾與彼等商談多次,他們同意返瑞士後,勸長詩返國團聚。
蔣孝武與汪長詩兩人最後仍然無法復合,蔣經國也很無奈,身為父親,永遠無法擺脫對子女幸福的關心,當蔣經國知道蔣友松與蔣友蘭在新加坡求學,便設法安排蔣孝武到新加坡擔任副代表,一方面讓蔣孝武遠離台北因為軍情局長汪希苓與黑道合作,暗殺劉宜良引發的政治風暴,一方面可讓蔣孝武就近照顧子女。1986年1月27日,蔣經國給電宋美齡電報,武孫在中國廣播公司日久,擬派其為駐新加坡副代表,此舉雖未必有裨於對新關係,但武孫可從胡炘同志(駐新加坡代表)學習國際事務,亦得便照顧友蘭友松在新加坡就讀。
這時蔣孝武已經另外在台灣結識本省籍的蔡惠媚,兩人論及婚嫁,在蔣孝武派駐新加坡前,兩人訂婚,隨後在新加坡結婚。2月11日,蔣經國電宋美齡稱,武孫接奉祖母復示尤為歡欣鼓舞,姻事將在其行前簡定文定,然後可能於四五月間,在新加坡成婚,以避免無謂之酬酢。3月11日,蔣經國電宋美齡稱,武孫在新加坡大致安頓就緒,友蘭友松姊弟皆已就學,當地環境尚能適應。4月7日,蔣經國電宋美齡,武孫將於11日在新加坡註冊結婚,但願友蘭友松此後獲得較溫暖之家庭生活,了卻兒媳一樁心事。
蔣孝武派往新加坡同時,蔣孝勇也帶著孩子訪美,陪伴宋美齡,蔣孝文又長期臥病在床,蔣經國在給宋美齡的電報中,不時難掩子女不能承歡膝下的寂寥心情。這樣看起來,蔣經國儘管是大權在握,在萬人之上,卻與尋常人家的父親一樣,日常仍要操煩兒女事,就算貴為一國總統,蔣經國仍然希望子女家人都能圍繞在身邊,蔣經國晚年流露出的心情,充分展現人性的一面,兩年後1988年蔣經國病逝,蔣經國病逝前推動了許多台灣的改革措施,包括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儘管有諸多政治因素可以解釋,但或許也與他感受到子女遠離的孤單,盼望子女能在身邊的心情有關吧。

國史館稱二二八事件軍隊用達姆彈攻擊台人可能有誤|高靖

文/高靖

最近台灣的國史館發表新書「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這本書中宣稱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報告,提到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當中遭達姆彈攻擊。這與實際的情況有相當的落差,根據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轉發給國務院的台北領事館電報,是指有醫生與一位台灣民眾向領事館指控軍隊使用達姆彈攻擊醫院。但是美國南京大使館指示台北領事館,不要介入雙方的爭鬥當中,領事館對所謂達姆彈的證據,也採取不受理的態度,也就是說,美國並未證實的確有達姆彈攻擊台人的情況,至於來自台北的電報,甚至連醫生的人名都沒有提出。
根據國務院的公開檔案,1947年3月5日有一份美國駐南京大使館轉發3月3日台北領事館的第30號電報給美國國務卿。這份來自台北領事館的電報稱,一位擁有小醫院的醫生與另外一位台灣人,主動向領事館提出了軍隊在巡邏卡車上,向醫院發射達姆彈的證據,希望領事館介入,要求台灣當局不要使用這種非法的彈藥。領事館對這件事情,要求大使館給予指示。領事館向大使館報告,明瞭目前不能介入爭鬥的雙方,在大使館有所指示之前,領事館不能同意持有這個達姆彈證據。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回報國務卿,大使館同意領事館不介入紛爭的決定。
這份原始來自台北,再由南京轉發回美國的電報,其中的內容與國史館所稱美國報告稱台灣人遭到達姆彈攻擊,顯然有相當的落差。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3月3日的確有一份第30號的電報報告,但是內容是引述醫生宣稱有達姆彈攻擊事件的說法,不是美國官員自己發現有達姆彈攻擊事件,對於事件真偽,美國大使館或者領事館都沒有表達立場,也沒有根據這位醫生的指控,找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協調。
美國對於這件事情的立場,就是不表達立場,沒有認同或者證明確有其事,國史館應該以既有的文件檔案,以及客觀事實來論斷,以美國領事館報告提到台灣人民遭達姆彈攻擊,向媒體發布新聞,似乎是刻意誤導台灣社會,媒體記者也不查閱原始文件,輕率地根據國史館可能有政治偏見的陳述,撰述報導,某些報導還用「美國領事館觀察到」這類的文字敘述,就有可能把事件本身給扭曲了,因為這是某位醫生的指控,並不是那位領事館官員的目擊。
尤其究竟有無達姆彈攻擊,這樣的情況若是真如最近某些有特定政治立場人士所指證歷歷,國務院的電報乃至立場支持台獨的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所撰寫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都沒有這樣的指控,台北領事館只是轉述了某位醫生的指控,駐南京大使館隔了兩天再根據這份電報,轉發給國務卿。3日收到電報,擱了兩天,5日才發給國務卿,如果這是特別重要的訊息,為何沒有該當日即轉發,若真有其事,當時南京方面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到台灣時,美國武官也跟著到台灣,美國武官豈能不知道達姆彈的性質,領事館連軍隊開槍的情況都向大使館報告,又怎麼可能隱匿達姆彈的實情,那位指控的醫生又為何沒有在其他的場合提出指控。如今僅僅以一個幾十年前無法查證的單一事件的指控,就要認定國府軍隊使用達姆彈,證據力量似乎還要加強。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台灣的整體社會環境的確出了問題,美國中情局在事件前就有過許多情勢分析報告,對陳儀當局的許多措施,包括專賣措施,工業生產等都提出許多警示,對於滯台日人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中情局也多所分析,台灣內部的各種共黨組織紛雜,中情局都有掌握。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社會的歷史悲劇,事過境遷,一定要歸責於誰,陳儀當局有過失,自不能免。事件發生後,台人從1945年以來累積不滿情緒,在當時社會衝突的挑動下,嚴重爆發出來,出現了台人與大陸人雙方的衝突,而非僅僅對陳儀當局的抗爭,這種省籍衝突的出現,自然會進一步促成軍隊報復攻擊的可能。但是這種只責備陳儀當局,而對挑弄省籍仇恨的人,因為只使用石頭與棍棒毆打大陸人,其過失就會小於使用槍械的軍人嗎?不問是非對錯的濫施暴力,在事件當時是存在的,而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美國領事館透過南京大使館,向南京政府請願,只是將過失歸咎於陳儀當局,顯然也忽略當時複雜的中國大陸政治環境,但對台人而言,可能也不容易理解中國面臨困難的全貌,實不便苛責。
1948年年初,美國特使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內戰,回到美國,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長,由蔣中正兼任行政院長,大陸經濟情況惡化,國共內戰逐步升溫,共軍在東北戰事逐漸掌握主動,國府退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當中,情勢岌岌可危,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幾天,蔣中正正在規畫對共軍老巢延安發動攻擊,指揮胡宗南部隊攻占延安。蔣中正面對整個中國內戰情勢的擴大,對於台灣的動亂,實在不可能有現在某些人所謂的殺人魔王或者劊子手的決策或行動。蔣中正根據台人要求,派了白崇禧到台灣,蔣中正若要鎮壓台人,又何必派白崇禧來台。
從國務院檔案當中,可以看到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後,接受大使館指令,寫了幾份有關事件的報告,在白崇禧來台後,葛超智的報告批評白崇禧有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說法,都太過表面,對台灣問題也有所誤解,還認為蔣中正在事件後仍是支持陳儀,國府欠缺改革心態。
不過,有關葛超智的報告,司徒雷登在1947年4月15日給國務卿的電報當中,曾經用了葛超智的評論看起來語調有些過於尖銳,在某些事例方面的內容也有些片斷(his comments appear highly keyed in tone and in certain instances categoric in content),來形容葛超智的報告內容。台灣的台灣史研究者也曾撰文稱葛超智與領事館其他同僚相處問題,為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不久後被調離台灣,尋求政治上的同情理由,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美國對親共官員可能有所疑慮,但像葛超智這樣的外交官,並非親共,若非真有某些爭議,還不至於遭到政治清算,葛超智離開台北,與他自己的態度與作風關係比較大。
我們在國務院檔案當中,可以看到1947年3月12日,南京大使館給國務卿的報告當中轉述蔣中正在南京發表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說法,蔣中正指控二二八事件是共黨煽動造成,整起事件處理解決遭到延誤,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要求,是不符合憲法的( unconstitutional,不過當時),這些要求超越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授權,甚至超越了中央政府的能力。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也是因為這個委員會造成了公共失序。
葛超智在他給大使館的報告硬要說蔣中正支持陳儀,但從蔣中正的談話看來,葛超智也只是講了表面的意義,蔣中正的看法,就是認為台人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要求,超過了當時政府所能做的。換句話說,台人與南京雙方,對於問題的解決看法有落差,加上暴力程度的升高,導致了這場悲劇的擴大,但是葛超智或者日後某些學者,都不願意正視南京方面與台人在觀念上的落差。
1947年3月9日,台北領事館給了南京大使館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因為情況緊急,當天轉發給國務卿,台北領事館電報稱,台北3月8日晚上發生激烈持續的槍擊,3月9日上午國府的代表告訴領事館,這是因為台灣人企圖搶奪政府的軍火庫。市區仍有各處零星的槍擊發生,而且仍然持續當中。基隆與台北上午6時 30分開始戒嚴,街上沒有人跡,但經常聽到衛兵開槍的聲音。國府代表告知,3月8日傍晚有2000名憲兵上岸,還有兩個師正在五艘船上,前往台灣途中。3月8日下午基隆街頭發生激烈槍戰,謠傳台灣人要攻占基隆要塞司令部。
台北領事館這份3月9日的電報,沒有擺了兩天,而是立刻送給國務院,顯然是重大情勢發展,有關 3月8日國府開始有憲兵從基隆上岸的情況,台北有台人搶奪軍火庫,這與最近國史館描繪的二二八事件不太一樣,當台人搶奪軍火庫,或是攻打軍方要塞司令部,暴力情況已不僅僅只是仇視毆打大陸人,是對軍隊有所挑釁了,衝突自然在暴力升級的情況下擴大,1947年當時的軍隊怎麼可能打不還手,遭到攻擊,反擊是理所當然。軍隊還沒來,台人就打算搶軍火庫,軍隊上岸後又怎麼可能善罷甘休。
3月9日後續的國府軍隊陸續抵達基隆,後來被許多台灣人不滿的逮捕與行刑,大約也是從這時候開始。但當時白崇禧也在台灣,白沒有反對軍隊的鎮壓,造成許多台灣人的傷亡,這一點葛超智有許多批評,但是從蔣中正的說法看來,本來應是針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實際上卻有擴大殃及更多與事件無關的人的情況,甚至有些人躲進山中,造成了台灣安全上的隱憂。
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南京大使館3月6日轉發台北領事館3月3日電報給國務卿,其中提到為了防止國府軍隊的殺戮,領事館建議美國直接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台灣人認為當時日本對台灣仍有法理上的主權地位(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尚未正式簽署和約)。3月5日大使館也轉發另一份3月3日台北領事館電報,內容指出,台北的領事收到代表807人的141人簽名的陳情函,要給馬歇爾,這份陳情的內容主張最快改革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方式,就是仰賴聯合國共同管理台灣,切斷台灣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幾年,直到台灣獨立。
在國共內戰方興未艾之際,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台人找上美國人表達要將台灣分離出去的想法,這就是在台人與大陸人當時暴力相向的背景下,又增加了可能促使軍隊加大鎮壓力道的政治因素。悲劇要歸咎於蔣中正一個人,是很簡單的事情,但從當時複雜的環境看來,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某些措施不當,省籍衝突,台灣獨立的政治爭議,台人與軍隊雙方暴力對抗的升高,都是讓事件擴大的原因,僅僅推給蔣中正一人,不過是簡化了當時的情況。
我們以今日的民主自由環境,批評1947年當時的環境,難免會有所偏差與一廂情願,1946年中華民國才剛剛通過制定憲法,準備在1947年12月25日行憲,國共內戰又逐漸升高,大陸經濟情況一片混亂,這樣的環境下,台北發生了悲劇,擴大成全島的危機,這是歷史的傷痕,若只追究一方要負責,那是太過簡化歷史的過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缺失,是台人累積不滿情緒的原因之一,台人對台灣當局的不滿,演變成對大陸人士的仇恨,對軍事設施的攻擊掠奪,主張台灣獨立,這些問題在某些人的討論當中,都是避而不談,但這正是導致軍隊鎮壓擴大暴力的可能成因。二二八事件是歷史悲劇,把悲劇拿來炒作,對無辜受害者不公平,也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看法,若要追究轉型正義,是否必須先釐清歷史真相,而不是扭曲歷史。

世局空前亂|周陽山

文/周陽山

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第二年新春伊始,國安團隊改弦更張,這是綠營重整陣營之後的全新布局,凸顯了中、美、台三角關係中的最新變貌。然而,台灣面對的卻是日益困窘的國際新情勢,以及內部道德認知與價值體系快速崩解的文化新變局。亂世浮沉,人生激盪,今後究竟何去何從,頗值國人慎思。

首先,在美國方面,川普總統執政之後,有如遭逢亂世,跌宕起伏,經過1年多的碰撞與磨合,亞太政策已逐漸底定,其主軸是:

一、美國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也不會改變「一中」政策,但會繼續提供軍售,不過不會輕易介入台海爭端,也希望綠營不要碰觸兩岸紅線,誤啟戰端。「美國第一」才是首要原則,這表明了台灣只會是中美博弈之下的棋子。

二、美國不會退出亞太,也不會默許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區域霸權。美國將結合日本、印度、澳洲等國,形成印太聯盟,共同抵制中國與俄羅斯的發展,並且將在南海、東海、南亞等地區形成新的對峙情勢,必要時甚至不惜製造衝突與紛爭。對於一帶一路戰略,美國將全力應對防範,並將適時出手,進行抵制。

三、川普已修正他在選舉時提出的孤立主義政策,重新整軍經武,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並積極支持軍事工業,必要時將不惜一戰。其主要戰爭目標之一,即為北韓。至於南韓政府的反戰、非戰意願,則非主要考慮。「美國第一」才是優先原則。

四、美國不會對台海安全、協防台灣做出承諾,但也不會容許中國大陸在「師出無名」的情況下出兵攻台。對於中共十九大列出的「六個任何」的台海戰爭紅線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希望台灣自行斟酌,多加小心。

五、在中國大陸提出修憲,國家主席任期不再設限之後,美國將面對像俄羅斯總統普丁一樣任期持久的中國領導人,而且2020、2035,甚至2050的時間表都已明白列出。很明顯地,崛起的中國已是美國無法忽視的事實,只能瞠目而視了。

美國正逢亂世,台灣亦不遑多讓。不但軍公教年金引發爭議,勞工一例一休引發社會動盪、世代間也出現婚姻與家庭觀念的價值對立,而轉型正義則呈現著認同革命與政治清算的濃重色彩。簡言之,台灣適逢空前的亂局,而且是上世紀三大變革-美國19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90年代東歐自由化劇變這三者的雜揉與綜合,力道之強,前所未見!

除此之外,台灣目前還面臨著大陸方面強化經濟上的「窮台」策略,以及不斷壓縮外交空間的新困局。而面對未來大陸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的新情勢,政府如在應對之間稍有不慎,即將出現逆轉之勢。這都是對國安新團隊的新考驗,也是在春秋亂世之中,不能不審慎應對的新變局。

 

本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周陽山,世局空前亂

國府士兵缺鞋沒襪焉能不敗|高靖

文/高靖

國共內戰,國民黨軍隊為何打不贏共產黨軍隊,從一個簡單的事實可以看到兩軍之差別,國府軍隊士兵經常沒有鞋襪穿,共軍士兵卻有鞋穿,不把士兵當人看的軍隊,如何能夠打勝仗。
國府軍事從抗戰到國共內戰,因為制度不良,觀念落伍,部隊是金玉其外,敗絮其內。作戰士兵連鞋襪都沒有,從蔣中正寫給陳誠的信函當中,多次關切士兵鞋襪問題的內容。甚至在國共內戰期間,蔣中正不滿聯勤總部無能,共軍士兵每人有兩雙鞋,國府士兵卻是赤腳作戰,連草鞋都沒得穿,國府對外宣傳共軍是匪軍,但從蔣中正書信看來,國府士兵連鞋襪都沒有,軍紀又差,更像是土匪。
中國雖在1912年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在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上,卻因為列強帝國主義侵略與軍閥割據、政客弄權,幾經征戰,才解決南北分裂,直到1930年代後,國家才稍微穩定局面,但是國府軍隊缺乏現代化的後勤補給,國家也無公平有效的兵役制度,使得士兵來源堪慮,加上教育程度低下,士兵素質差,在部隊的待遇更差,生活艱苦,遭到軍官欺壓,部隊官長吃士兵空缺,經商牟利,幾成常態。
部隊士兵生活困苦,就連最基本的鞋襪問題,國府都一籌莫展,驗證了中國雖大卻貧弱的難堪事實。對日抗戰八年把國家打到幾近山窮水盡,根據陳誠書信集,蔣中正在1945年1月10日寫信給陳誠,蔣在信中關心士兵缺鞋襪,他主張士兵所需鞋襪似可發動由民間捐獻,每甲以鞋二雙襪六對為標準,鞋襪之尺碼品質及工作精度等項,皆應先行規定。3月15日又去信陳誠表示,青年軍各師應按月發給定量鞋襪肥皂等物品。3月19日,蔣中正關切捐獻鞋襪事情,再次寫信催促陳誠發動人民捐獻士兵鞋襪。
中國貧弱從士兵穿鞋品質可以看到,蔣中正在6月27日寫信給陳誠,信中鉅細靡遺地規定軍用草鞋的規格。蔣中正指示,軍用草鞋應規定麻與禾草合編為要,惟不產禾草地區,可用純麻或夾雜破布條編製,以期堅實耐久,希即規定軍用草鞋之工作及其編織之結實程度須有一定標準,不得以寬鬆而不結實之貨品充數。
兩個月後,美軍在廣島與長崎投擲兩枚原子彈,日本宣布投降。中國上下舉國歡騰,但在即將到來的國共內戰,國府雖然擁有美國援助的精良武器與裝備,但是大部分的部隊士兵,連雙鞋都沒得穿,士兵生活困苦,部隊作戰艱險,從而造成部隊士兵軍紀敗壞。國府士兵如土匪一般,進入農村任意宰殺農民蓄養牲畜,拆民家門板當柴燒,或當床板,在民家翻箱倒櫃,掠奪人民財物,幾乎從未間斷。
士兵如土匪,也是上行下效之故,將官吃空缺,買土地,營商,是很普遍的現象。部隊車輛不用來運輸軍用物資與人員,而是拿來營商,無人敢管,因為上級就帶頭違法吃空缺。吃空缺也吃出大問題,國府調動部隊進攻共軍,實際的作戰人數遠遠低於作戰計畫當中的兵力,就是因為吃空缺所致。因為沒有兵役制度,部隊補充士兵是強徵壯丁,家裡有錢就可以買通部隊,不用當兵,由他人頂替,抗戰時,有些地方是由地痞流氓充任,進入部隊後隨即逃兵。
士兵鞋襪問題,是最基本的後勤補給措施,但是從抗戰到國共內戰,國府將領毫無辦法,只顧自己經商賺錢,根本不管士兵死活,搞到後來,蔣中正氣憤無比,蔣中正在1947年3月16 日寫信給陳誠。他在信中表示,前方士兵皆無鞋襪,甚至草鞋亦不能供給,此種供給實物有名無實之情形未知察覺否?查共匪每一士兵除現著之鞋以外,並隨身令帶預備鞋一對,匪我兩相比較,優劣可知。此豈匪方經費充裕或搜刮得力,抑其製造供應分配管理得法乎。昨夜黃總司令(聯勤總司令黃鎮球)電話,已有五十萬對膠鞋送前方,問其以後如何辦法,尚有存鞋否,則彼不能答,此種鞋襪為軍服最重要物品之一,而且與行軍力及軍紀關係最大,乃國防部聯勤總部不將此種鞋襪事先籌足,按期補給,必欲臨時蒐購,此種軍事機關何能望其稱職作戰?此事如此,其他可知。而彼時諉之曰無經費,此軍服費用已有規定之預算,而且儘可先行預籌者,絕不能諉之於經費也。諸如此類無組織,無計畫,徒苦前方官兵而不之注意奈何。自今日起限二個月內,必須購備草鞋三百萬對,布鞋或膠鞋二百萬對,分二期購足,以後每月至少要有堅實耐久之草鞋二百萬對收購,以備按期補給為要。
從蔣中正的信函可以看到,被國民黨宣傳是匪軍的共黨軍隊士兵,每個人還有兩雙鞋,國府軍隊士兵卻連一雙鞋都沒有。也難怪蔣中正要批評聯勤總部遭指責後,只是應急送了五十萬雙膠鞋到前方,但是對於士兵鞋襪的經理補給問題,聯勤總部毫無章法,高級將領的無作為,只能用尸位素餐形容,聯勤總部也在國共內戰末期遭到裁撤,是國府各總司令部唯一裁撤的單位,國府撤退台灣後,才恢復聯勤建制。
國共內戰期間士兵缺鞋襪,在胡宗南日記也有很多記載。胡宗南1947年2月27日日記,有胡宗南嫡系整編76師24旅張漢初的談話紀要,張漢初說,國府軍士兵健康與保暖,遠不如俘獲之匪兵,尤其鞋襪,影響軍心甚大。軍紀太差,鞋襪沒有。
胡宗南從抗戰到國共內戰期間,都駐防西北地區,與共軍勢力對峙,照理說,國民黨應當是派出兵強馬壯的部隊,對付共黨軍隊,其實不然,士兵連鞋襪都沒有,就算有精良武器,能夠如何保持士氣,大有問題,當士兵作戰時沒鞋襪穿,如何行軍,糧食又常遭官長盜賣,士兵大都出自農村,教育程度不高,當他們面臨吃不飽,穿不暖的困難之下,如果還能期待他們戰鬥時,奮勇殺敵,只能說國府龐大的官僚體系,從不肯認真面對問題,欺上瞞下,才會讓蔣中正動輒要跳過指揮官,指揮第一線部隊。
胡宗南1947年5月12日日記,有他的嫡系第一軍軍長董釗談話,董釗說,士兵鞋襪太壞,部隊病兵無法治療。山地行軍疲勞萬分,部隊士氣很壞,紀律廢弛,部隊不能作戰,對匪士氣不佳,非即整頓不可,各部落伍士兵極多,每天必有二三十人為匪捕捉。同日日記也有29軍軍長劉戡談話,劉戡批評部隊紀律之壞,簡直就是土匪。
1947年是國共內戰的轉捩點,國府軍隊戡亂戰爭逐漸由盛而衰,國府在內戰失利,各方說法與探討原因不少,但僅僅從士兵鞋襪問題這樣的小事,可以由小看大,這場內戰從一開始,國府就不太可能有勝算,一個不重視士兵生活的部隊,士氣無法維持,軍紀就容易敗壞。胡宗南所屬將領提出許多真實情況的看法,但是整個國府上下從未好好想過如何解決這個最基本的問題,到了1948年這個問題仍然存在,胡宗南2月19日日記有劉勘的報告,劉戡說,將官壓餉,吃空,11月12月鞋子不發,黃豆、鹽不夠,不發實物,發亦下面得不到。後方存款數百億元,長官對將官特別要注意。
大陸西北冬季天寒地凍,士兵無鞋,糧食不夠,但是高級軍官卻藏有數百億元,胡宗南的部隊是蔣中正最信任的部隊,是嫡系中的嫡系,但是將官依然把軍隊當牟利工具,士兵卻挨餓受凍,連雙鞋都沒得穿,從這樣的難堪局面,可以看到國府內部腐化嚴重,國府的失敗也不是沒有道理。
國府來台後,經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陸續裁減軍隊數量,減輕政府負擔,隨著美援的到來,士兵生活獲得改善。國府在二戰日本軍官的協助下,建立了中華民國第一套有效落實的兵役制度,加上教育普及,士兵素質提高。從今日的眼光回顧,很難想像從抗戰到國共內戰的士兵,居然連雙鞋襪都沒有,還要蔣中正耳提面命,再三叮囑。歷史教訓,殷鑑不遠,今日台灣若是輕視部隊生活福祉,以為堅苦卓絕是革命精神,可以讓部隊戰無不克,那就是沒有好好運用腦袋想想了。

蔣經國遏止王昇保守勢力擴張確保技術官僚治國|高靖

文/高靖

1980年代國防部總政戰主任王昇權傾一時,蔣經國總統卻將追隨他幾十年的王昇打進冷宮,轉任閒差聯訓部主任,幾個月後,又將王昇趕出台灣,外放駐巴拉圭大使。王昇的際遇,其實就是蔣經國作風,對身邊近臣照樣下重手,顯示自己才是握有絕對權力的人。王昇與蔣經國低調隱身幕後不同,王昇早在1970年代就爭議不斷,到了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研判王昇可能是蔣經國死後,在台灣第二大權力的人,這種現象對於蔣經國考量國民黨權力接班,重用技術官僚時,可能會思考壓制保守勢力握有過高權力,拔除王昇,才能保持國民黨內各方勢力平衡。
王昇從1960年開始擔任總政戰部副主任,15年後才晉升總政戰部主任,即使只是副主任,在軍中卻非常強勢,往往讓他人感受到王昇的野心。賴名湯升任參謀總長後,身為上級,碰到下級王昇仗著政戰系統的勢力,賴拿王昇一樣沒辦法,只能在日記大罵特罵王昇不知節制。
賴名湯日記1972年4月18日提到,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對總政戰部很不滿意,蔣經國說,一切照中央的指示和決策去做,不要過問別人的事。這話很重,他猜這是蔣經國指王昇亂做主張,做了很多的事,都打著「王師凱」(國民黨軍中黨部代號)或者總政戰部的招牌,事實上,總政戰部主任羅友倫和他都不曉得。
這段記述充分描繪了王昇日後垮台的根本原因,濫權不守分,早在1972年就是如此,當王昇1983年垮台時,蔣經國提過王昇應該守分,顯示大家對王昇隱忍多年,到了蔣經國都壓不住各方不滿,只好把王昇弄出國外,平息眾怒。
賴名湯在1972年有更多有關王昇行事爭議的文字。8月7日,王昇是政工中敗類,但行政院長蔣經國對王昇還是相信,實在難以解釋,今天為了文化服務團,他聽到了很多壞的批評,都是王昇的一批黨羽胡作非為,他不同意,但王昇向他堅持,他真想去見蔣經國,告訴蔣,如果這樣下去,他無法辦事,最好離開。10月9日,他與蔣經國談了一些問題,特別是總政戰部的固執,不肯改革,這當然是人的問題。如果蔣不將王昇調開,一切都無效,他已說到如此的露骨,蔣應考慮了。
1975年王昇終於升任總政戰部主任,但是爭議越來越多,賴名湯10月7日日記,為了王昇的狂妄,他內心很不高興,這種人喜歡玩弄政治,言行不一,搞勢力,樹派別,為國家計,應該將王昇免職,但是蔣經國似乎有苦心。10月9日,王昇器量太小,本位主義王昇應該檢討,自王昇來以後,越來越凶,處處都要顯示王昇的權威,仍然是屬於狂妄的。12月16日,王昇居然不聽蔣經國的命令,出乎他的意外,他也為蔣經國的前途憂慮,尤其政工人員如此,何以御軍,何以服眾。
賴名湯在王昇升任主任後,在日記寫下王昇搞派系、狂妄、不聽蔣經國的命令,參謀總長認為政戰部主任有這些爭議作風,顯見當時政戰系統在王昇操弄下,不僅沒有能化解軍中歧見,反而促成軍中分化,尤其不聽蔣的命令,這更是犯了忌諱。
同為總長,郝柏村日記當中的王昇,與賴名湯完全不同,像是另一個人。郝柏村與王昇交好,關於王昇,郝柏村與蔣經國的意見南轅北轍。王昇與郝柏村兩人在政治立場上是極端保守,可說是保守到近乎失去人性的地步,1960年代在大陸上空被擊落遭共軍俘虜的U-2偵察機飛行員葉常棣、張立義,他們在1980年代大陸釋回後,無法回到台灣,主要的阻力就是王昇與郝柏村。
也是U-2飛行員的華錫鈞在Lost Black Cats一書,描寫當時葉常棣與張立義如何被政府拒絕回到台灣,兩人在華府被告知,空總情報署副署長向王昇請示如何處理,王昇認為,軍人應該為國犧牲,我們不該鼓勵軍人投降,葉張兩人可能沒辦法很快回到台灣。葉張兩人對於投降一詞,都不太高興,他們被中共抓到時,都沒有辦法活動,他們也沒有太多辯解的空間。葉張都希望讓蔣經國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他們不知道台灣的政治環境,蔣經國任命王昇成立劉少康辦公室,研究對抗中共政治攻勢的策略與戰術,因為中共積極的政治攻勢,讓劉少康辦公室在過去幾年來擴張了不少權力,已經變成了政府當中的太上政府。蔣經國身體健康情況很差,他身邊的人都不想讓蔣經國為某些小事情煩惱,某些高層甚至官員懷疑,如果蔣經國死後,王昇可能會接管政府。
郝柏村也在日記當中,對於葉張獲釋問題,大談軍人氣節,要成仁取義。郝王兩人絲毫不願站在人性觀點,讓兩位飛行員早日回家,王昇為了反共,已經到了缺乏人性思考的地位,在當時大部分人是隱忍不發,但王昇的垮台已是早晚的事情了。
王昇在垮台之前,在總政戰部二十多年,關係盤根錯節,權大勢大財大,非早年或者今日的政戰將領所能想像,王昇積極培養自己人馬,不聽他人指揮,自成一套系統。王昇下台後,總政戰部掌握的事業機構主管,對於新任總政戰部主任許歷農通知開會,都拒絕參加,許歷農毫無辦法,這個離譜的現象在郝柏村日記都留有文字。
王昇任內到底握有多少資產,根據郝柏村1983年5月9日記,王昇在總政戰部下掌握華視、軍友社、青年戰士報(現青年日報)、台灣日報(已倒閉)、福利總處、軍眷住宅合作社、黎明公司,資產達200億以上。一個上將控制200億資產,即使在1983年當時許多台灣企業也沒有這樣的規模。
王昇沒有兵權,但是政治勢力極大,大到美國都無法忽視台灣可能出現軍人干政,美國中情局在1982年9月一份以蔣經國死後的台灣為題的台灣政情研析機密報告,對於當時權勢如日中天的王昇,相關研析內容在總共九頁的報告中就占了一整頁。這份報告稱王昇在國防部總政戰部擔任了15年的第二把手,在1975年4月升任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一直爭取更顯要的職位,但是遭到強而有力對手的阻擋,一般部隊也不喜歡王昇,因為王昇缺乏指揮經驗。
中情局認為,王昇因為主管政戰系統,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中情局也對王昇的經歷提出質疑,王昇宣稱是軍校16期,1939年畢業,但是這個說法無法證實。
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是蔣經國極力規畫的可能接班人選,中情局認為孫運璿欠缺來自軍方與安全系統的支持,孫運璿能否在權力轉換過程獲得他們的支持,大部分還要依靠王昇。王昇不只控制政戰系統,還包括台灣警備總部、媒體、黨部的重要部門。王昇多在幕後操控,應該不會直接挑戰有所共識的權力轉換,王昇應該會以政局穩定為重,支持大家都認同的文人接班,王昇仍會是握有第二大權力的人,使得他對於許多重大決策,能夠擁有否決權。
巧合的是,1983年中情局邀請王昇訪美,這段過程被外界認為是王昇下台原因之一,穿鑿附會的說法不少。多年後,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出版回憶錄「非官方外交」,才將中情局邀王昇訪美的理由揭曉,原來這與中情局是否重視或者拉攏王昇沒有任何關係,是因為丁大衛想要安排王昇到美國看看,但是美國在台協會沒有預算,可是中情局願意出錢資助王昇夫婦訪美,他認為王昇當時不太願意訪美,但徵得蔣經國同意後,才訪問美國。
丁大衛回憶錄提到創辦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告訴他,如果蔣經國健康惡化病逝,王昇與蔣彥士兩人有共識,由王昇接任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擔任行政院長。王昇訪美引起謠傳美國認為王昇可能在蔣經國死後繼承權力,但在王昇訪美期間,國民黨中常會有八位資深成員與蔣經國見面,抱怨王昇藉著劉少康辦公室攬權,對各部會發號施令,蔣經國關切王昇的活動,之後就解除王昇的職位,關閉劉少康辦公室。
丁大衛回憶錄證實,王昇下台與中情局有關的說法不確實,美國並無拉攏王昇。不過,郝柏村在1983年3月20日王昇訪美歸來後的隔天3月21日日記寫下,國安局長汪敬煦談中情局邀王昇訪美,係某先生從中策動,想拉美方及王的兩重關係,但他認為王昇訪美成功,對國家有益。4月6日那天記載中情局邀王昇訪美,汪希苓對溫哈熊保密(汪係國安局駐美,溫是軍方駐美)。
郝柏村日記顯示台灣情報單位懷疑中情局拉攏王昇,至於郝柏村提到的某先生,對照後來日記內容,應是汪希苓,汪希苓可能並不知中情局只是名義上邀訪,其實是美國在台協會安排,才會想要攬功,不讓溫哈熊知道。汪希苓行事浮誇,後來在台灣對外宣稱1972年美國供售兩艘潛艦是他的功勞,其實從國務院解密檔案看來,美售台潛艦決策與汪希苓沒有任何關係,是尼克森總統的決定,起因是在雙方貿易談判過程中,蔣經國的政治操作的成果。
關於王昇垮台的過程,郝柏村日記有詳實紀錄,王昇風光訪美回台後一個多星期,3月29日,蔣經國指示王昇應調職。郝柏村建議、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安會副秘書長、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等職務。31日,郝柏村與王昇討論調職,提到特別助理官,但因為像是太上總政戰部主任,不相宜,王昇願意調戰略顧問。
郝柏村積極幫王昇安排出路,顯見兩人交情不同尋常,尤其當郝柏村知道蔣經國的安排後,居然對蔣經國的決定,表達了不以為然態度。5月5日,蔣經國指示王昇調聯訓部主任,不以為然。隔天王昇對郝說,調聯訓部主任將被人笑話。
按照郝柏村日記內容,王昇對自己調職,絲毫沒有想到蔣經國究竟對他有何不滿,只想到是否被人笑話。郝柏村也很夠朋友,幫王昇求情。5月7日日記,見蔣經國,表達王昇不宜調聯訓部主任,蔣堅持原議。郝柏村研判蔣要冷卻王昇,但又不宜調空,乃情非得已。是否調國防部副部長或國安會副秘書長,可能性不大,蔣經國絕不願在人事調動上,給人印象王昇走蔣經國過去經歷的職務路線。
郝柏村7月28日日記內容,記錄蔣經國對王昇表達兩點不滿,一是王昇在離職前到政戰學校講話,謂殺掉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二是王昇寫信給蔣經國,提到郝柏村請他到官校進行系列思想及精神教育講話,他拒絕,因為他是反共的,蔣經國不知道王昇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蔣經國認為王昇今後要守分,否則將有不好的結果。郝柏村研判,王昇調職是不簡單的,有力人士在蔣經國那裏講了不少話,還繼續注意王昇的活動。王昇是守分的。
蔣經國要王昇守分,這一點剛好都與賴名湯日記、中情局的情報研析內容有所呼應,顯示王昇行事作風的確有所爭議,而且到了蔣經國可能擔心放任王昇搞下去,會影響政局安定,對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與其他政府當中的技術官僚,可能會有不好影響,而到了不得不處理的地步。
蔣經國對王昇的顧慮,郝柏村無法理解,郝柏村找政戰學校校長林強,查詢王昇講話內容,看全稿並無蔣經國提到的講話,郝柏村認為是訛傳。8月1日,郝柏村向蔣經國說明王昇講話內容,王昇說的是「王昇是打不倒的」,蔣經國認為不得體,郝柏村幫忙辯解這是情緒發洩,無惡意,可以諒解。22日,郝柏村日記記載王昇稱蔣經國請他到巴拉圭當大使。可見各方仍重視王昇在國內的影響,以外放為佳。
曾在兩蔣身邊工作過的楚崧秋,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當中提到,大家把劉少康辦公室看得太嚴重,這項業務是他在文工會任內的固國小組移轉過去的,主要是反制中共統戰,因為王昇很想做事,引起當時某些黨政軍人士反彈,形容他似乎大權在握,無所不管,那段時間王因承繼蔣經國在政工方面的餘緒,在軍中有相當分量,進而涉及若干黨政人士與業務,許多人都指為事實。
楚崧秋回憶,1979年元旦,華府與北京正式建交後,北京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月6日,蔣經國指示文工會成立固國小組,反制中共統戰,主要成員有國安局長王永樹、新聞局長宋楚瑜、外交部次長錢復、王昇與文工會主任。1980年3月25日固國小組最後一次會議,國民黨祕書長蔣彥士向蔣經國請示,將固國小組任務改由國防部總政戰部負責,這是固國小組轉歸劉少康辦公室的經過。
楚崧秋對王昇主導的劉少康辦公室輕描淡寫,很可能是不了解內情所致,畢竟文工會的位階,難以對政府機關發號施令,但總政戰部就不一樣了,蔣經國要求王昇守分,已經明確地指出了王昇爭議所在,劉少康辦公室也絕非僅僅是反制中共統戰那麼簡單,王昇在這個任務過程當中為自己擴權,干預政府其他機關的正常運作與權責,這個現象讓中情局注意到王昇掌握的權力過大。
王昇究竟為何被蔣經國整垮,真正的原因大概只有蔣經國自己知道,王昇可能也搞不清楚,追隨蔣經國多年,忠心不二,最後卻流放南美洲。不過,中情局研判王昇會是蔣經國死後,握有第二大權力的人,這可能才是蔣經國顧慮的,蔣經國重用技術官僚,希望技術官僚能夠有效治理台灣,發展經濟,若是保守勢力過大,可能影響技術官僚的改革開放路線,自然必須有所節制,蔣經國也許不知道中情局那麼看重王昇,但王昇過大膨脹自己的勢力,從賴名湯1970年代的日記已有相當多記錄,蔣心知肚明,到了1980年代,蔣經國身體健康狀況不好,不積極處理,很可能會在他身後造成麻煩。無論如何,蔣經國對王昇下重手,似也是告訴天下,只有一個真正的老大,沒有任何人是老二。

美國軍援如雙面刃一面幫你另一面害你|高靖

台灣的軍事裝備幾乎都由美國供售,雖然美國軍售是個穩定的來源,卻也是對台灣產生強大的政治控制,與軍事行動的限制,有時候就會出現扯後腿的情況。國共內戰期間,美方壓迫蔣中正總統與中共和談,從1946年8月對國府實施禁運武器政策,直到隔年5月解禁。當時國府將精銳的美式裝備部隊都派往東北,希望能擊潰盤據東北的共軍主力,未料因為缺乏彈藥補給,嚴重影響國府軍事行動,基層官兵士氣受影響,東北戰事也在1947年後從進攻逐步轉為守勢,退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等城市,國府內戰失利多少與這起美國扯後腿有關。
國府遭遇美國武器禁運初期,在軍事方面仍能維持相當優勢,但是被國府視為精銳的美械師表面上武器精良,人員素質高,正因為是全部配備美式裝備,部隊的後勤補給全部都要仰賴美國供給,這樣一來,行動自由就受到限制。國府陸軍13軍軍長石覺到台灣後,曾經在口述歷史當中提到,他在抗戰勝利後,部隊要開往東北,可是因為原先部隊使用的步槍是7.92口徑,換裝美式30口徑的M1A1步槍,可是彈藥因為口徑不同關係,無法取得,部隊根本無法動。受到美援彈藥限制影響,石覺也說,機關槍子彈不夠用。
其他曾在東北有指揮作戰經驗的國軍將領劉安祺,在口述歷史當中說,東北作戰受美式裝備之累,他要控制我們,就不提供我們子彈。空軍將領羅英德回憶受到美援影響,飛機只能隔日飛,因為油料不夠。青年軍207師師長羅有倫也在口述歷史中提到,60迫砲沒有砲彈補充。東北出身的國府將領王鐵漢也說,當時武器補充有困難。
石覺與劉安祺的實際經驗,是國府接受美援的慘痛教訓,國府在抗戰後期接受美軍裝備陸軍部隊,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又在1946年逐漸升高,美式配備全部仰賴美國供給,拿人手軟,自然處處要看美國臉色,受人控制。石覺領軍前往東北,那時還沒有武器禁運,要補給美國子彈就已經出現困難,等到禁運措施開始後,部隊每日作戰更加困難。
國府原先使用的是仿德國步槍生產製造的中正式步槍,可是中正式步槍與美國步槍子彈口徑不同,一旦換裝美式裝備後,就必須仰賴美國供給彈藥,無法使用自產供中正式步槍的彈藥。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在1947年2月到4月間,有多份檔案顯示,當時國府受到美國武器禁運後,沒有足夠子彈與共軍作戰,只好轉回來使用中正式步槍,分別向法國、比利時、丹麥等洽詢採購7.92子彈,當時國府向法國採購100萬發7.92子彈,比利時軍火商代表中國,向美國採購7.92子彈5000萬發。至於其他英國、加拿大,因為都是配合美國禁運政策,拒絕提供中國軍隊彈藥。
1947年1月,美國特使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內戰,回到美國後,又出任國務卿。馬歇爾與蔣中正關係惡劣,馬歇爾接掌國務院後,國府對美增取援助的工作更加困難。2月,國府在魯南對共軍發動攻勢,彈藥消耗增加,雖向各國詢問採購彈藥,卻因為美國壓力,未能即時獲得回應。
2月19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向國務院反映,是否可以允許國府直接向美國廠商採購3000萬發50機槍子彈,因為情況相當危急,可是國務院潑了一桶冷水,明白告知不可能同意出口。2月23日國府73軍與整46師在魯南萊蕪戰役中被共軍殲滅,其中整46師就是裝備精良的美械師。蔣中正在南京忙於應付內戰情勢,到處找尋彈藥採購來源,未料幾天後,台灣又爆發二二八事件,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國府在魯南會戰失利後,美國白宮也對禁運國府武器的措施開始有了動搖,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2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與馬歇爾談話過程中,對於中國最近的情勢發展感到困擾,杜魯門對馬歇爾說,是否已到了可以提供國府彈藥的時機了?這時候馬歇爾又對國府落井下石,馬歇爾表示,如果我們提供國府彈藥,就會面臨美國協助中國內戰的指控。馬歇爾的一番話,穩住了杜魯門的疑慮,儘管共軍慢慢掌握優勢,美國對國府的武器禁運措施仍繼續執行。
馬歇爾雖然在美國政壇享有盛名,但是馬歇爾對於中國問題顯然缺乏足夠認識,常有天真想法。3月4日,馬歇爾在給戰爭部長(國防部前身)派特森的信件中,討論到對華政策,馬歇爾認為,站在美國的立場上,在沒有外力介入下,讓中國軍事力量對抗的雙方,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或者僵局,是比較好的。馬歇爾可能認為敵對雙方如果勢均力敵,就有機會和談,馬歇爾完全不能掌握當時國共內戰的心態,國共雙方的對立,已經是有我無你的地步,國府軍事失去主動,願意與共軍和談,也不表示共軍就會接受局部的勝利,放棄全面革命成功。
馬歇爾不願意解除對華武器禁運,還有一個原因也在信中顯示出來,馬歇爾表達了強烈的懷疑,就算美國給予國府大量的彈藥與支持,國府也不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摧毀共軍與共黨。
美國武器禁運政策執行嚴格,寧可讓這些武器彈藥放在那邊任憑毀損失效,也不願提供給國府。3月22日,戰爭部給國務院的報告提到在太平洋本來有預定移交中國空軍的軍事裝備,但是這些裝備已經損壞了,無法使用,即使動用人力與經費無法達到修復為可使用的狀態,3月28日開始就要丟這些東西,因為按照目前的命令,不能移交給中國政府。
國府與共軍全面開打之際,始終擺脫不了彈藥不足的陰影,3月31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蔣中正向美軍將領表達對於彈藥短缺的最嚴重關切。當時擔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因為抗戰期間擔任兵工署長,對兵工問題不陌生,俞大維告訴美軍將領,雖然各種彈藥都嚴重短缺,但是小火器(包括7.92口徑)與迫砲的彈藥最迫切需要的。因為缺乏美國彈藥,美械師(當時國府有39個美械師)正快速失去效能,美國有道德義務,防止這些美械師失去武裝能力。
當時國府極力向美國爭取同意出口的兩種彈藥,第一優先迫切的是30口徑子彈,其次是60迫砲的砲彈。這兩項彈藥的需求,在石覺與羅友倫後來在台灣的口述歷史當中都有提到。其中一個是步槍子彈,一個是迫擊砲砲彈,都是步兵作戰的主要武器,但因為美械師步槍與中正式口徑不同,只能找美國採購,中國當時沒有兵工廠生產30口徑子彈。
儘管國府不斷請求美國解除武器禁運,但是美國仍然相當堅持禁運政策,國共內戰沒有因為國府缺乏彈藥暫緩,2月底萊蕪戰役失敗後,國府又在3月下旬在魯南繼續發動新一波攻勢,急需彈藥補充的國府,發現美國仍大量儲存抗戰時期支援中國軍隊生產的7.92子彈。4月2日,中方向國務院提出1億枚中正式步槍的7.92子彈的出口許口申請,這批子彈是抗戰期間,在租借法案下,由美國陸軍採購,準備運往中國,但始終沒有運出美國。中方向美方說明,這些彈藥儲放在美國多處彈藥庫,彈藥保存情況一直惡化,讓美國陸軍面子掛不住。這些子彈口徑特殊,美國陸軍無法使用。可否在這些情況下,給予特殊考量,允許子彈出口到中國,解中國之危,也可解除美國政府儲存這些子彈的責任。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4月28日司徒雷登給馬歇爾的電報稱,宋子文請傅涇波(司徒雷登秘書)轉知司徒雷登,中國政府需要立即的財政、彈藥等援助。司徒雷登也與蔣中正見面,蔣中正對於內戰情勢保持樂觀,認為只要美國提供足夠的彈藥,內戰可以在8月或9月結束。蔣中正說,下級軍官逐漸發現彈藥短缺的問題,這對於部隊的士氣產生了影響,尤其是東北的部隊。而且因為飛機太老舊,很多飛行員不敢飛太低。
國府的請求出現了轉機,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一份5月5日的備忘錄顯示,國務院幕僚支持放行7.92子彈出口運往中國,但是直到5月26日,國務院才正式解禁,決定同意7.92子彈可以運往中國,給予出口許可。就在這段期間,國府整74師陷入共軍包圍,被圍困在孟良崮山區,師長張靈甫在共軍圍攻,外援不及之下,5月16日犧牲殉國。
1947年下半年過後,國府雖解了彈藥短缺的問題,但是真正從美國啟運抵達中國,還要很長一段時間,長達十個月的武器禁運措施,影響國府不小。1947年6月,國府在東北四平街一戰擊退共軍包圍後,就再無重要勝績,國府精銳美械師在1948年下半年的遼西會戰,不敵共軍攻擊,損失不少,至此國共雙方有生力量對比也拉近,國府不在能保有數量與質量上的絕對優勢。
曾任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的柯克(Cooke),在1950年代曾在美國國會表示,馬歇爾曾經告訴他,我們運用武器禁運,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先給國府武裝起來,然後又解除他們的武裝。馬歇爾這段輕藐的談話,反應了美國人的傲慢,多年後,美國總統卡特在美中談判建交過程中,也曾對美台軍售問題,告訴中國大使說,如果沒有美國軍售,美國對台灣的行動與計劃就失去影響力。美國對中華民國提供武器裝備,不論有償或者無償,其實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雙面刃,一方面固然讓你提高軍事能力,但另一方面卻同時加深了對美國更多的政治軍事依賴,從而失去一個國家應該有的獨立自主政治判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