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出動三位大使一位特使阻擋國府反攻大陸|高靖

文/ 高靖

1962年,國府遷台13年了,這一年,胡宗南、胡適相繼在台去世,大陸內部情勢不穩,蔣中正總統見機不可失,一心要發動軍事反攻大陸。但是美國總統甘迺迪剛剛上台,基於穩定國際局勢,對反攻大陸多所保留,華府與台北方面為了反攻大陸,相互折衝許久,雙方溝通過程中,蔣中正健康出現警訊,但仍然堅持反攻大陸,前後讓美國派出ㄧ位特使,更換了三位駐華大使,其中一位大使甚至重病死了,這才讓蔣中正逐漸緩和反攻大陸的念頭。
甘迺迪政府對美國駐中國大使莊來德未能充分向國府說明美國政策,頗有意見,認為莊萊德未能說服蔣中正與蔣經國,不要貿然對大陸發動軍事攻擊,莊萊德同情國府的立場,迫使甘迺迪決定以柯克(Alan Kirk)替換莊萊德,柯克自1962年年中到任,任期短短幾個月,與蔣中正關係非常緊張,無法與蔣中正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美國只好改派賴特接替柯克,柯克使台不到半年就卸任歸國,返國不久後,病重辭世
美方對於蔣中正反攻大陸的計畫,多所疑慮,主要是不願意見到台灣的軍事冒險,造成國際局勢混亂,因為美方顧慮若蔣中正發動反攻作戰,不論成敗,蘇聯都可能會派兵支援北京,這樣一來,美國不可能坐視台北當局遇見軍事困難,美國被迫捲入大戰當中,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61年,台北與華府雙方才為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與外蒙案糾纏在ㄧ起,剛剛上台的民主黨總統甘迺迪,與蔣中正兩人鬧得不可開交。蔣中正對於當年民主黨總統杜魯門出賣國府,仍然心有餘悸,蘇聯又強推外蒙入聯,宣稱如果遭到反對,就拿非洲國家支持的茅利塔尼亞入聯案開刀,非洲國家見狀,揚言若杯葛外蒙入聯,他們就要轉過來威脅杯葛國府代表權。這個危機在當時中央情報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扮演蔣中正與甘迺迪兩人檯面下的溝通管道角色下,中華民國保住了會籍,但是中美雙方已產生心結。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顯示,1962年1月29日,白宮國安會幕僚柯默(Robert Komer)寫給甘迺迪的國安特別助理彭岱(Bundy)備忘錄,上面提醒反攻大陸會在當年成為大問題,蔣中正問克萊恩此時是否是與甘迺迪討論得成熟時機。根據副總統陳誠日記,2月18日元宵節前夕,蔣中正告知他反攻大陸應在春夏之間(陳誠稍後提到約在5月、6月之間)。1962年初,國府在台灣的黨、政、軍紛紛積極準備反攻大陸。
柯墨在他的備忘錄中用了Fobbing Chiang off(搪塞)這樣輕浮的口吻表達了他對反攻大陸ㄧ事的態度。他說,反攻大陸可以有兩個選項,ㄧ是在華南地區進行主要的登陸作戰,有助影響共黨在東南亞的活動。另ㄧ個是區域的試探行動。
柯默分析,無論台灣軍事行動的大小或者成敗,最終都會引起蘇聯介入支持中共,這樣就可能把美國捲入,美蘇因為中國發生戰爭,蔣中正也許願意賭一把,但是美國也要如此嗎?假如反攻大陸失敗,中華民國就很難繼續宣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受到影響,美國也將很難再繼續維護中華民國是台灣的獨立自主的政府。柯默最後建議,美國應該嚴格控制蔣中正。也許此時應該對蔣中正明白說明美國的看法,但是莊萊德無法有效傳達美國的態度,建議另外派特使(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哈里曼)到台灣說明。
柯默提出的兩種選擇,其實都是國府遷台後,不斷思考反攻大陸的作戰方式,蔣中正秘密招募日本二戰軍人組成白團,在台灣反覆研究後,提出在華南登陸作戰的「光計畫」。同時,為了說服美國支持反攻大陸,蔣中正也提出比較小規模的空降大陸軍事行動,以接觸當地反共勢力,擴大號召,進而推翻中共。
莊萊德在2月28日給國務院的電報表達了他的挫折感,他說蔣中正很明顯地,不願意與他討論反攻大陸,希望華府不要馬上斬釘截鐵的,對蔣中正的計畫表達反對態度,因為這樣ㄧ來,蔣可能會自行其事去冒重大的風險。
1962年初,華府決心用參加過諾曼第登陸的海軍上將柯克,替換莊萊德,卻對台北保密,限制莊萊德只能在華府宣布這項新外交人事前24小時,才可以告訴台北當局他即將卸任。莊萊德3月6日面見蔣中正,說明他將在3月8日卸任離台,儘管莊萊德再三保證,蔣中正懷疑莊的離任,代表美國政策改變。
當時彭岱也另外告訴克萊恩,哈里曼將代表甘迺迪到台北傳話,哈里曼有甘迺迪完全充分的個人信任。甘迺迪在哈里曼出發前,提醒哈里曼可以引用古巴豬灣事件當例子,說明不良的情報,以主觀期望而不是實際情況,成為決策的基礎,都會帶來危險。
3月14日,哈里曼到台北與蔣中正談反攻大陸,陳誠日記透露哈里曼對反攻大陸反應冷淡,只提出中美共同研究。
哈里曼給甘迺迪的電報表示,蔣中正想要說服他,回到大陸是中國人的事務,唯一的義務是與美國諮詢意見,而不是事前徵詢美國同意。當蔣無法說服哈里曼時,蔣努力表現他對軍事行動的謹慎與小心,3月28日,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萊斯給哈里曼的備忘錄,對反攻大陸事,提出了兩點建議,ㄧ是當面拒絕蔣中正要求美國支援ㄧ些祕密行動,例如200人到300人空降大陸的行動,這可能引發蔣中正不滿。第二個方案是表達支援國府空降50人到100人的行動,拖延反攻大陸,也許稍後美國可以找到更多方法拖延國府反攻大陸的行動。
3月 31日,白宮開會討論台灣反攻大陸,哈里曼主張拖延。甘迺迪提議提供兩架C-123運輸機給台灣,克萊恩希望能有更具體的方案,可以讓他帶回台灣,甘迺迪同意在美國訓練台灣的機組人員駕駛C-123。國務卿魯斯克主張在最後的決定確定前,飛機應該暫留美國,不可以送到台灣。在這場會談中討論的C-123,其實後來成了美國的誘餌,美國遲不交機,誘使台灣當局ㄧ次又ㄧ次的推遲行動。
4月11日,陳誠在日記寫下,美國似在拖延。美國的策略,其實都看在台灣當局眼裡。
當時克萊恩穿梭美台高層溝通的角色,白宮顯然有不同看法,想要有所調整,彭岱請克萊恩告訴台北,美國對這次任命的大使的想法,是要接替先前中情局扮演的特殊角色。
美國反對台灣反攻大陸,除了軍事優勢的不確定條件外,也擔憂巨額的軍費支出,會破壞台灣經濟的穩定,也明確對台北官方表達美方的憂慮。當時台北正在推動國防特別捐,以充足政府財政,準備反攻大陸,美國也以縮減美援要脅台灣,希望台灣對軍事行動三思。
這時,美國也準備將克萊恩調離台灣,5月17日,白宮再次討論反攻大陸,克萊恩轉達蔣中正的許多看法,蔣中正希望與美國進行私下不公開的對話,蔣中正希望甘迺迪理解,如果美國用限制美援的方式,對台灣施壓,這會破壞國府在台的優勢,可能造成台灣的混亂與反美情緒。美國對任何亞洲領袖公開透過外交管道的威脅,是錯誤的。這會讓他們沒面子,結果他們可能不接受美方的意見,或者在自己同胞面前失去信任。國務院想用經濟壓力對付與美國意見不ㄧ的友邦政府,這樣的壓力,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只會減弱中美合作,傷害雙方共同利益,如果可以避免這樣的重壓,蔣中正認為,雙方仍然可以對有爭議的任何議題,找到合理的妥協方案。
為了登陸作戰所需,台北向華府獅子大開口,要求在原先的兩架C-123之外,再添補三架。請美國提供總排水量共70噸到100噸的戰車登陸艦,16架B-57轟炸機。5月 29日,白宮為了台北的武器清單開會,即將到台北赴任的柯克也出席了會議,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甘迺迪對柯克提出的建言,幾乎都是言聽計從。  柯克分析7萬噸的戰車登陸艦,大約是35艘,每艘可以載運ㄧ個戰車排或步兵加強連。
柯克告訴甘迺迪,台灣只是想把美國捲進反攻大陸的計畫裡。他建議甘迺迪在沒有具體的大陸情報的支持下,美國不要採取包括提供軍艦與轟炸機等公開行動,甘迺迪接受了這項建議。美方顯然也不信任台灣的安全保密,這場會談中有官員質疑如果中美共同計畫反攻大陸,某些計畫內容可能會洩漏給俄國人。
柯克抵台後,與國府的合作始終不愉快。陳誠日記在7月多次提到,蔣中正提到國共內戰時期,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他不能再上美國人的當,因為這個前車之鑑,蔣中正不願意與柯克直接討論反攻大陸的問題。
根據國務院檔案,9月6日,柯克到陽明山與蔣中正、外交部長沈昌煥、新聞局長沈劍虹會面,這場會談氣氛很差,蔣中正與柯克兩人爭論許久,蔣中正不滿柯克老是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他施壓,他批評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柯克反問,蔣中正是要廢棄條約嗎?希望美國停止軍事與其他援助嗎?柯克說,不太能夠理解蔣中正真正的意思。蔣中正也回答柯克,修改條約與否是美國自己要決定的政策。
這場會面氣氛雖然不好,但最後還是有所成績,蔣中正接受柯克建議,中美雙方共同研究反攻大陸。其實這是美方的陽謀,就是與台灣一起研究對大陸軍事行動,藉以掌握台灣的一舉一動,希望能讓國府面對現實,認清不可能軍事反攻大陸的事實。這個中美共同研究反攻作戰的委員會,命名為藍獅(Blue Lion)委員會,也的確曾經舉行多次會議討論,但是最後並沒有付諸行動,到了1968年尼克森當選總統,尼克森有意拉攏北京,美國調整國際戰略,原本只是用來拖延時間的中美共同研究合作反攻大陸,從此自歷史當中被人遺忘。
由於柯克每次與蔣中正會面,態度強硬,總是對蔣中正反攻大陸的想法潑冷水,與蔣中正及其他國府官員的相處也都不好,陳誠在日記批評柯克談話不成體統,陳誠也覺得柯克顯得老態的印象。柯克赴台沒有多久,蔣中正就拒絕接見他,直到柯克離開台灣前,蔣中正與宋美齡才為他舉辦了晚宴,但仍不願與柯克談正事。
1962年的最後一天,陳誠與柯克對談,雙方仍然是不歡而散,面對美方反對反攻大陸的咄咄逼人壓力,陳誠用不只是忍氣,還要爭氣,勉勵自己。1963年2月4日,甘迺迪在白宮見了柯克,柯克告訴甘迺迪,他在台北見不到蔣中正,蔣中正認為他不瞭解中國人,還經常利用別的美國訪客協助傳話給美國政府。當時蔣中正許多重要事情,都不與柯克談,反而與到台灣訪問的美軍將領談,完全孤立柯克。甘迺迪肯定柯克在台北工作表現,以安撫柯克的心情,多所垂詢柯克在台灣的生活環境,柯克說,他不太喜歡台灣的生活條件,希望能夠儘快回到美國。
1962年3月莊萊德已經離任返美,柯克卻因為健康因素,拖延數月才到台灣赴任,1963年1月18日柯克回到美國治病,10月病逝,柯克成了中美外交史上任期最短的大使,在台北只待了幾個月的時間,阻擾國府反攻大陸。隨後在柯克建議下,美國5月3日改派海軍將領出身的賴特接任駐華大使,不過,彭岱很擔心賴特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任務是代表更大的美國利益,賴特很可能就會被國府所影響,彭岱建議甘迺迪要讓萊特瞭解,必須緊緊盯住國府。
賴特到台灣不久之後,與蔣中正意見不和的甘迺迪在德州遇刺身亡,詹森繼任總統,中美雙方關係顯然略有改善,國府與賴特在1965年8月簽署美軍在華地位協定,這是在劉自然事件引發民眾包圍美國大使館後,中美雙方多年來希望解決的老問題。無巧不巧,1965年8月6日發生的八六海戰,造成國府海軍重大損失,這次慘敗也影響了蔣中正對於反攻大陸軍事行動的看法,直到他在1975年4月5日辭世,台灣沒有對大陸發動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

台獨總統主持忠烈祠秋祭有辱抗戰英靈|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總統9月3日在層層安全防護下,到了台北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主持秋祭忠烈殉職人員典禮。蔡英文並不認同中國歷史,主張台灣獨立,要將台灣與中國分離。我們不禁要問,蔡英文祭祀的是什麼?她心中既無中國,又何以假惺惺地向烈士靈位獻花,鞠躬,這種假情假意,有什麼意義。說到底,仍然是保留了表面的儀式,但是毫無中國歷史內涵,這場秋祭儀式不過是場戲。
國府1949年遷台後,1969年建立忠烈祠,每年三月二十九日與九月三日,分別舉行春祭與秋祭。春祭是紀念革命建國,秋祭選在九月三日,那是為了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中國軍隊八年來的龐大犧牲,若是將1931年的九ㄧ八事變算起,那麼中國軍民的犧牲又更多了,日軍強占東北後,東北仍有敵後游擊活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在上海抵抗日軍侵略,也是一場可歌可泣的戰鬥。圓山忠烈祠當中都是中華民國建國歷程當中死難的國軍官兵,這些人的事蹟何曾在主張台灣獨立的蔡英文生命中,留下印記?她又何必犧牲星期假日的休息時間,跑來這裡虛情假意呢。
這或許是政客心中的某種戲劇演出,一如馬英九在總統任內,念茲在茲的二二八事變,馬英九老是要對二二八事變受難者家屬表達他的同情與哀戚,無非希望擴大他的群眾基礎,但馬英九對於他所出身的中國抗日歷史,卻是一知半解。
忠烈祠外面,豎起了三公尺高的護欄,就怕有人前來抗議蔡英文,丟擲東西影響蔡英文的行程。在層層的安全維護下,蔡英文來到忠烈祠,在國民革命烈士之靈位前獻花,在恭讀祭文後,蔡英文率同陪祭、與祭人員行三鞠躬禮。但是她真的理解秋祭的意義嗎?蔡英文不認同中國文化與歷史,她去忠烈祠,就與馬英九紀念二二八一樣,都是政客的虛情假意。
2017年7月7日,恰逢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的八十周年,盧溝橋事變是八年抗戰的開端,它的歷史意義非比尋常,但是蔡英文與她領導的政府沒有任何紀念活動,所有政府機關都沒有公開的紀念活動,只有國防部關起門來,辦了幾場文藝活動,應付了事。蔡英文不紀念盧溝橋事變,卻跑來秋祭,兩者都是與抗戰有密切關係的,但為何只來忠烈祠,無非是春秋兩祭是重大政府活動,多年來都是由總統主持,蔡英文在政治壓力下,未敢缺席,只好裝模作樣一番,也順便向外省族群示好,可是有人會上當嗎?
兩岸的分裂,其實與抗戰歷史有密切的關係,在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四任總統以來,台灣的歷史教課書被改得面目全非,有關中國抗戰歷史,幾乎快要不見了,這是因為台灣的台獨媚日史觀造成這種偏誤,因為主張台獨者,當然不希望讓人們理解兩岸分裂的歷史由來,這樣才能把中華民國描繪成外來政權,去中國化才有合法性。
兩岸問題與日本侵略中國,是有著密切關聯的,二戰時,1943年10月,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會談,蔣中正提出戰後日本應將侵略占領自中國的東北、台灣、澎湖,歸還給中國,這個主張獲得美國總統小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認同,也就成為後來開羅宣言的重要主張。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處理台灣問題,多以開羅宣言當中的台灣必須歸還中國為基本立場。甚至在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儘管美國擔心台灣被共軍占領,但是美國仍顧慮開羅宣言的立場,台灣必須歸屬中國,若只在美國亞太戰略利益立場上奪取台灣,美國也擔心恐怕會與未來的中國政府產生惡劣關係,故對國共內戰採取放手立場,直到1950年韓戰爆發才出兵台海,穩定局勢。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檔案顯示,開羅會議期間,小羅斯福曾對蔣中正提出在台灣之外,將日本強占的琉球群島交給中國,蔣中正當時很客氣地表示,中國的立場是中美共同占領琉球群島,共同管理,直到將琉球交由國際託管。實際的情況發展,美軍單獨占領了琉球,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國府也沒有力量派兵到琉球執行占領任務。
當1970年代美國片面將琉球群島交給日本政府時,台灣當局曾表達抗議,因為中國政府的立場就是琉球的地位,必須是戰勝的同盟國共同協商議定,不過,尼克森並不理會在國際上漸漸失去地位的台灣的微弱抗議,只想藉著美國與日本當局的秘密交易,確保美軍在琉球群島的軍事基地使用權。隨著琉球移交給日本政府,另一個不起眼的小島,釣魚台也一併將行政管理的權利,移交給了日本,終於肇生了後來的釣魚台主權爭議。
中國戰勝日本,讓台灣重新回到中國的領土範圍,但在二二八事變、國共內戰失利情況下,某些台灣人擔心國府統治台灣,共軍會占領台灣,希望把台灣交由美國或者聯合國託管,將來再尋求獨立機會。藉著國府內戰失敗退守台灣,尚未與日本簽訂和約,台灣主權地位未定的言論就出現了。如今台灣的許多台獨主張,無非就是當時這些言論思想的餘緒,但是隨著台灣多年的主客觀情勢改變,現在的台獨論述與做法,也與當年的有很大不同。
圍繞著台灣的許多重大政治爭議,多是衍生自二次大戰而來。台獨問題是其一,釣魚台主權爭議也是。可是若將台灣與中國歷史切割,將台灣與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割斷,就不存在統獨問題,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就是台灣人民的自由選擇,無關北京的任何看法,釣魚台主權的歸屬,更非台灣必須關注的問題,因為琉球群島的主權與台灣沒有關係。
抗戰期間,許多台灣同胞前往大陸,參加抗日戰爭,其中藉反日爭取台灣獨立有之,也有藉反日推動台灣重回中國懷抱。這些有關台灣人的抗日歷史,對於許多現在的台灣人來說十分陌生。因為台灣人反日,完全違反現在的台獨團體的歷史論述,他們的歷史觀向來就是日本殖民台灣,帶動台灣的現代化與文明,日本殖民台灣是美好的,大陸來的國府卻將台灣推到落後的發展階段。
中國對日戰爭的歷史,與台灣的現況,其實有很大的關係,台灣從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就刻意淡化紀念抗戰,所以在台北中山堂有抗戰紀念碑,但是有碑無文,徒具形式。連結台灣與抗戰的光復節,也被刻意廢止,要切斷台灣人對抗日戰爭的記憶,讓這場戰爭變得與今日台灣毫無關係一樣,當然你也可以批評,光復節這樣的節日,是鞏固大陸國府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於今並不適用,反而可能誤中了大陸的一個中國陷阱,可是撇開統獨爭論,開羅會議這樣的重大歷史現場,如何能夠忘記。
李登輝執政時期,雖然仍是國民黨統治,但開始假借教育改革的名義,在教材方面進行了許多修改,讓台灣一代接一代的學生,慢慢接受去中國化的教育,到了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更變本加厲的進行,國民黨雖在2008年執政,但是馬英九為了討好台獨團體,並沒有調整去中國化的教育內容,終於產生了現在蔡英文口中的天然獨族群。
紀念抗戰,並不是食古不化,或者八股教條。恢復抗戰的歷史記憶,這是重新鏈結兩岸,不論你認為一中各表,同表一中,台灣在中國抗戰歷史上,是有著重要關係的,蔣中正在開羅會議提出歸還台灣的主張,不正說明了台灣的確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惜經過台灣二十多年的去中國化教育,人們已經淡忘抗戰歷史,也分不清抗日戰爭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蔡英文到忠烈祠主持秋祭,忠烈祠當中供奉著許多抗戰時期犧牲殉國的官兵靈位,這些死難官兵的英靈不知道後來發生了內戰,中國分裂成兩岸兩個政治實體,英靈何曾希望他們身後是在台灣被人祭祀,而不是魂歸故土。他們為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奮鬥犧牲,然而祭祀他們的人,卻是主張台灣獨立,分裂國土的,這何其諷刺啊。

民進黨與國民黨都搞兩個中國|高靖

ㄓㄢ文/高靖

關於兩岸,現在大約就是兩個中國的現狀了。
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畏懼國際現實,不敢進入台灣獨立的法律程序,避免有法理台獨的疑慮,只敢在文化上推動去中國化,強化台獨意識,體制上,仍然沿用來自中國的政府架構。在野的國民黨,在吳敦義接任黨主席後,仍然使用一中各表,不統不獨不武,這仍是一種維持中華民國體制,但是不推動統一的獨台。
不論朝野兩個大黨都提出所謂的維持現狀,無非就是維持兩個中國的現狀,民進黨雖然反對有一中涵義的九二共識,但迫於現實,維持形式上的兩個中國,只要不統,維持獨立自主,也就能交待的過去。吳敦義接續馬英九路線,維持獨台的路線,就是確保兩個中國的形式,口頭上反對台獨,行動上卻不要統一,保持台灣獨立自主。
兩個中國,在二戰後兩岸因內戰分裂的情況下,考量台灣地理位置的戰略條件,一直都是國際社會嘗試推動的目標,就是要確保台灣不落入不友好勢力的控制之下。
有關台灣問題,二戰結束後初期,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內戰先盛後衰,美國擔憂台灣為共黨勢力所控制,曾經在幾年之內試圖在台灣島內推動台灣人與國府將領合作,將台灣脫離國府統治,交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避免共黨占領台灣。美方認為,美國是二戰戰勝國,當然與中華民國一樣,對於日本過去所擁有的台灣主權,有說話的餘地,美方認為,在戰後尚未簽訂和約之前,美國是可以對台灣地位有一定的決定權利。
不過,美國在面對全球局勢的變化下,美蘇裂縫加劇,尤其美蘇雙方在歐洲開始對立,考量瓦解蘇聯的國際勢力,美國又轉向思考如何對中共示好,希望能與中共建立友好關係,削弱國際共產圈的力量,在這個國際戰略考慮下,美國顧慮若支持台獨,或者將台灣交由國際託管,可能造成與中共勢力交惡,便不在主張台灣地位未定,所以後來對國府遷台後抱持著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若非韓戰爆發,美國當時對台灣就是撒手不管的態度,讓中共渡海占領台灣。
兩岸局勢經過1950年代的緊張對峙後,1960年代開始,國際間有了兩個中國的論調,這在法國決定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時,美國就試圖說服台灣的國府當局,不要急著與法國斷交。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院給台北的美國大使館電報,電文中提到國務卿魯斯克召見中國駐美大使蔣廷黻,討論有關法國總統戴高樂打算給予中共外交承認的問題。魯斯克表達美國已經對法國外交承認中共的舉動,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法國重新考慮。魯斯克向蔣廷黻保證美國政府絕無兩個中國的想法,美國政府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兩個中國涵義的關切,但目前中華民國政府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即報復法國。如果國府立場堅定,也許中共會認為情況無法容忍,法國與中共很可能在刺激中華民國政府主動與法國斷交上面賭一把。美國希望國府在此刻,應該讓中共承受最大的考驗,讓中共在法國與國府沒有斷交情況下,進行交換大使。
雖然蔣廷黻告訴魯斯克,國府許多年來都無法獲得法國同意派任中國大使到法國。但是兩岸各自都在法國設有大使館的情況,很可能會出現國府一直要避免的兩個中國情況,最後台灣方面無奈地選擇與法國斷交。美國對於台灣的出發點,可說是善意的,但其用意的本身,仍只是冷戰時期東西方陣營的對立思考,美國雖口口聲聲否認要搞兩個中國,但允許兩岸都在同一國家設立大使館,這就是讓兩個中國成為客觀的事實,其實當時兩岸都不願意有兩個中國的情況出現,北京才會希望建交後,法國必須與台灣方面斷交,起初戴高樂並不同意與北京建交,就要與台灣斷交的主張,最後情況的演變,是國府也不願意讓兩個中國成為事實。
1967年3月10日美國駐寮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駐寮國大使蘇利文在電報當中挑明著說,美國與日本在兩個中國的情況下都有共同利益,將中華民國主權限縮在台灣與澎湖,放棄金馬等外島。美國官員對於兩個中國的看法,在某方面來說,其實與台灣獨立差不了多少,但是名義上仍保持中華民國的架構,只是主權涵蓋範圍進行了調整,將兩岸變成兩個中國。
1971年中華民國遭逢退出聯合國的重大外交挫敗,當時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曾對美方與蔣中正總統建議,將台灣脫離中國大陸,在台灣重新舉行選舉,組織以台灣人為主的政府,國名可改為中華台灣共和國。這項前衛的政治主張,最後並沒有實現,美方也不認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允許台灣國府當局進行如此巨大的改變。楊西崑的主張,近似台灣獨立,但仍保持中華名稱,也是一種兩個中國的存在情況。不過,當時的美國政府對於廢棄中華民國體制,顯然顧慮甚多,並不支持楊西崑的意見。
在1971年當時,部分對台灣國府友好的國家,多傾向兩個中國策略。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在國府內屬於知日派的張群,曾前往日本訪問,會見了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前首相岸信介,這兩位與國府友好的日本政界大老,希望張群向蔣中正總統傳達一件高度保密的訊息,佐藤與岸信介認為如果中華民國未來的寄望,只有與中國大陸分離,放棄對大陸領土 的主張。
從過去的外交歷史事件看來,兩個中國,比起台灣獨立,在一定程度上,更為國際社會接納。國際社會對兩個中國的看法,無非是希望以台灣在亞太地區的特殊戰略地理位置而言,必須由與西方勢力友善的政府控制,而不能為當時仍屬於冷戰當中國際共產圈勢力的北京中共政權控制。
美國總統尼克森與大陸當局簽訂的上海公報,其中有關認知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對日後兩岸情勢影響更深遠。當美國總統卡特決定與北京建交時,卡特在雙方發表建交公報前七小時才通知蔣經國總統,從國務院的歷史檔案可以看到,美方檔案紀錄著蔣經國對於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認知到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於是將台灣交給了中共。
蔣經國不滿美國與中共所談的一個中國,可能會影響台灣的未來,但是蔣經國當然不是台獨或者獨台,因為他公開宣稱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是個只有政治宣示的口號,在兩岸實力消長下,台灣幾無力量採取軍事反攻,但卻是清晰堅定地表達國府的統一立場,國府不搞兩個中國,更不可能如某些美方預期,在美國與台北斷交後,蔣經國領導的國府會宣布台灣獨立。
蔣經國雖有明確的統一主張,但實際上當時兩岸除了蔣經國晚年允許的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兩岸其實是處於一種隔絕不往來的狀態。形式上,近乎兩個中國隔著台灣海峽對峙。蔣經國死後,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台灣開始進入另一個政治歷程,首度出現的台人治台,李登輝領導的政府,將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在台灣雖然語意模糊,卻也有著只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意涵,與過去冷戰時期美日主張的兩個中國主張遙相呼應。
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在2000年與2016年兩度贏得總統大選,取得在台灣執政的機會,但是陳水扁、蔡英文都沒有透過修憲或者制憲,改變中華民國的體制,變更中華民國的國號,兩位民進黨總統都保持中華民國體制,口頭上雖願意與北京改善關係,行為上卻是以各種促進台灣獨立的操作,挑釁北京。可是他們都遷就現實,不敢宣布台獨,兩岸之間,是一種近似兩個中國的現狀。馬英九在2008年執政,八年間,兩岸往來熱絡,或可解釋為北京對台灣抱有期待,但馬英九政府始終在兩岸政治談判方面,裹足不前,他所主張的不統不獨,更有著兩個中國的意味,只不過北京仍希望與台灣建立交流管道,才會在馬英九領導的台灣當局承認九二共識的情況下,採取模糊立場,推動兩岸交流,但是一中各表,前面雖是一中,後方卻接了各表,容易引起兩個中國的認知。果不其然,在蔡英文執政後,北京就對一中各表名詞,表達了大陸禁止使用的立場。
國民黨新任黨主席吳敦義仍主張一中各表,也承接不統不獨主張,換言之,國民黨的立場,就是一種近似兩個中國的現狀。國民黨不改變中華民國國體,雖然反對台獨,可是也不推進統一,兩岸自然呈現兩個中國現狀,而這個現狀,就是吳敦義要維持的現狀。蔡英文也主張維持現狀,雖然蔡英文主張台灣獨立,可是維持中華民國政府體制,至少可確保台灣的安全,台灣雖不獨,但至少是處在不統的現況下,只要台灣人充滿台灣獨立的意識,中華民國不過是塊招牌,不會阻擾台獨運動的前進,但至少目前台海安全問題沒有解除下,民進黨政府被迫只能採取形式上的兩個中國策略,但在內涵上加強推進去中國化。
無論你是否接受,兩岸目前出現了兩個中國的現象,而這個現狀,正在台灣由民進黨與國民黨,共同維護著,不使台灣與大陸有任何政治上的關係,維持中華民國國體,可讓國際社會同情台灣,讓大陸一旦考慮對台軍事行動時,有所忌諱。兩岸統一在台灣,正在大量流失認同,這對台灣是福是禍,仍未可知。

我家民國小歷史|魏國彥 之三

魏國彥/2017/09.03

大砲父親

一直說著母親這邊的事,我的父親家族有另外一番風貌。

 

1996年我藉著在北京參加「世界地質大會」之便,參加了「河南省恐龍蛋地質旅行團」,在野外的黃土河溝裡看到七、八窩恐龍蛋。行程結束後,轉赴父親的老家─河南省寶豐縣大營鎮。

 

父親的表弟開了幾個煤窯,賺了錢。他們兄弟出動了兩部上海大眾桑塔那四輪傳動車(德國福斯汽車在上海設廠製造的)來接我。

 

回父親老家的路上,我成了新聞與傳奇。

 

我們搖搖晃晃駛過黑泥小路,各家小戶的老奶奶、大媽與小姑娘們在屋簷下,或窗簾後,靜靜地觀看。夏天的早晨,顯然她們也起個大早,在等著看我這個一晃即過的風景。她們穿著極素樸的大掛或小花點衣裳。空氣中飄著細細的煤屑,人的臉上都撲了一層淡淡的黑濛。老話說:「一白遮三醜」,她們臉上抹的白白的,脖子、頸背還是黑黃黃的,黑白交接處,指痕宛然。表弟說:「她們擦的是清涼痱子粉」。

取自網路上的西元2000年河南平頂山市(寶豐縣屬於平頂山市)煤窯工人照片

 

回到老家宅,雖然多年也整修,增建,依稀有當年北方農村風貌,坐北朝南,大門門廊甚高,進得大們,左右還有卸驢綁騾之處,這時,只養了一窩小雞,滿院亂跑。

 

我被讓到堂屋裡,依著西牆坐在一張大木椅上,陽光從右手邊的窗簾縫灑入。大伯母端來了一海碗荷包蛋湯讓我吃早點。兩個小姪兒,五歲、七歲,不受管束,過來看湯,數蛋:1.2.3.、、、、7、8!。所有的女孩們都站在門外,高高低低地往裡看。二伯父怯生生地坐在角落的一張椅子,傻傻笑著,說不上一句話。「他那年犯了傻」,大伯母簡單的解釋了一下。

 

吃了打了八個荷包蛋的湯,敟著肚子,一堆人引領我到西側的一間房子,說這原來是柴房,後來也住了人,「呢!這不就是你爸出生的地方」,「那年土匪陳思邁攻城,大家都躲土匪去了,你奶奶懷著你爸爸,走不成,就躲在這兒麥稈堆裡」,說著,指著牆角的一張桌子,彷彿那兒真有一堆柴火:「土匪打的正熱火,你爸也生下來了, 一個土砲彈砸下來,把這屋角給穿了個窟窿,你爸哭得可大聲」,從此就喊他「大砲」,成了你爸的小名。

 

「你爸也命大,那砲彈是個啞巴彈,只把屋頂砸個窟窿,樑柱也打斷了,炸彈掉下來也不爆炸,也不鬧火。」「要是炸彈開了花,我們就沒了娘,也沒了弟弟(我的父親及我的小叔)!」「這可不,也沒你們這一家子了,哈!哈!、、、」

 

「後來鄉裡的人每見你爸,就喜歡問:『大砲,你幾歲啦?』,那年他在外面逃日本鬼子,讀中學回來,答了個歲數,人家就說:「咦!土匪攻城都有十七年啦!時間嘁快啊!」

 

角落裏的二伯父突然開口說話了:「喔,土匪攻城都七十年啦!」

 

可不是,我父親於民國十五年(西元1926年)農曆四月二十九日,生於河南省寶豐縣西大營鎮的破爛柴房麥稈堆裡。

河南省寶豐縣約處河南省中心略偏西的位置

台灣「民主化」與社會失序的反思|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台灣在上一世紀七零年代之後,迎來了一波長達二十年的經濟高速成長期,這使得台灣由一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小島,蛻變為以電子、化工、機械、醫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發達地區。台灣能夠獲得這樣的成就,離不開兩項因素:一個是政府能夠正確判斷國際形勢,深刻瞭解台灣內部現況,出台一系列的正確決策,並且堅決推行;另一個是政府能夠穩定台灣社會秩序,讓老百姓對未來的生活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態度,社會上充滿朝氣蓬勃的氛圍。九零年代以前的台灣,一直是以實踐三民主義,建設台灣為全中國的模範省而自詡。李登輝主政之後,開始逐步改造台灣的政治體制,以抄襲西方的民主制度為底色,逐步地揚棄了在台灣實踐了將近半個世紀的三民主義。

經濟發展是檢驗政府與政治體制良瓢的硬道理,台灣在推行所謂的西方式民主數年之後,社會衝突開始加深,族群撕裂情形嚴重,經濟發展進入長期遲滯現象。台灣老百姓現在尚能維持一定的體面生活,乃受惠於蔣經國團隊施政時期的長期積累。台灣政客們為了個人利益或是報復上一代積累下的仇恨,不斷地操弄不切實際的政治議題,分化原來尚稱和諧的台灣社會,推出一個又一個傷人傷己的荒謬政策。連向來是穩定社會秩序基礎的軍、公、教群體都不斷地湧上街頭抗爭,當前的台灣社會確實是敗象已露,前景令人極為憂心。

中國國民黨奉為指導思想的三民主義,是由孫文在1905年《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的;《民報》是同盟會的機關報,所以1905年《民報》的刊行,可以看做是國民黨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發揮領導作用的開始。三民主義預設的前提是中西文化中早已普遍接受的基本價值,孫中山尤其強調「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現代意義。國府的教育部在1939年將管仲所提的「禮義廉恥」訂為全國各校的共通校訓,也是傳統中國文化受到重視的一種體現。現在台灣四十歲以上的人的共同記憶,就是全台灣所有中小學主樓的顯著位置,一定都掛著蔣中正題字的「禮義廉恥」匾額。台灣最著名的幾所女子中學,例如:北一女中、中山女高、景美高中等,在細緻處微有區別,總體而言,均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公誠勤毅溫良恭儉讓禮樂射御書數真…。」為其班級代號。

余英時指出,孫文想要結合西方與中國的優點,是否結合成功,固然可以討論,但是三民主義比「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本位文化,以及其他極端的意識形態等,都更合乎中國的實際需要。於此所謂的更合乎中國的實際需要,最核心的意義,應該是探查中國人具有什麼樣的特色?更適合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在西方體制與中國傳統之間應當如何取捨?才更容易達到老百姓所期待的幸福生活。

嚴復將約翰‧穆勒的On Liberty一書翻譯為《群己權界論》,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的個人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的異同點是:相同的是都肯定個人自由和解放的價值;不同點是:西方是以個人為本位,中國卻是在群體與個體的界線上考慮自由的問題。

尚會鵬在許烺光的研究基礎上建構了「心理文化學」理論;心理文化學不但印證了余英時的觀點,還能審度出孫文學說在中國實踐的優勢。尚會鵬認為,中國社會是一種「倫人」社會,「倫人」狀態下的自我認知,強調人的相互性,個體並不是以個體這個單一狀態來理解與感知世界,其所依賴的是人的相互性,也就是從自己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中來認知自己與看待外部的世界。換言之,單純的作為個體人,在中國社會中沒有太多意義。中國人是通過在面對各種不同的人時,隨時調整並確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並且不斷地從不同的關係中確定自己的身份、對方的身份、彼此的關係以及自己在整個「場」中應所遵循的「規矩」。

規矩自然是從禮而來,不按規矩行事,就是失禮。傳統中國人考慮問題的重點不是對錯,而是整件事情是否合乎禮法。如果一個人的做法不合乎禮節,那麼即使是對的,也可能會因為失禮而失去了正當性。所以在河洛語(閩南語)中,「失禮」很接近道歉的意思。在中國古代,雖然也強調對真理的追求,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以」,這個道並不是禮節本身,而是在禮法之後所體現的價值,亦即仁與道,也就是一種類似西方的自然法,不證自明的超越性價值。但是中國畢竟只有極少數人能達到行仁入道的境界,在「倫人」社會的強大影響下,是否符合禮節已經內化為判斷對或錯的標準。

中國人構成自我認知群體的人際關係圈是以「自己」為核心,由內而外分為三層,分別是「親人圈」、「熟人圈」與「陌生人圈」。「自己」與圈中其他個體的親密程度,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權利義務的強度,乃由內向外遞減。在不同圈子使用不同的規矩,是「倫人」行為模式中最突出的特徵之一,而這也是禮法的重要特徵之一。為什麼中國人特別願意論關係呢?因為在不同的圈子里,適用的規矩不同,交易成本自然也就不同。因此,攀親戚、論師門、講鄉情,構成了中國人社會幾千年來的基本人際互動模式。

台灣當前所實踐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不知不覺間就走進了一個誤區,因為西方人是積累了千百年的獨特經驗之後,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礎上,反覆琢磨,不斷調整,然後逐步出台符合西方文化特色的法律,建構了匹配西方人思維模式的政治體制。然而到過台灣的人都知道,在當今全球的華人圈里,台灣的老百姓保存了最傳統的中國人特色。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貿然的全盤採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後果,就是民主的好處並未全然出現,民粹卻開始在台灣普遍流行。

民粹現象並非台灣所獨有,民粹所體現的是群體無序後所呈現的一種烏合之眾帶來的狂暴力量。古斯塔夫‧勒旁在論及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時,就指出群體的行為主要不是受大腦,而是脊椎神經的影響。群體是刺激因素的奴隸。群體所服從的各種衝動可以是豪爽或殘忍的,勇猛或懦弱的;這種衝動總是極為強烈,因此個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難以控制他們。由於刺激群體的因素是各式各樣的,所以群體可以轉瞬之間從血腥的狂熱變成最極端的寬宏大量和英雄主義。因此,群體根本不會做任何的事先策劃,他們可以先後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發,但是他們又總是受到當前刺激因素的影響。他們就像被風暴捲起的樹葉,向著每個方向飛舞,然後又落在地上。民進黨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時,就反覆地利用民粹的力量,想盡辦法為難執政黨;等到民進黨自己執政時,民粹依然存在,反噬的力量同樣強大;民進黨現在舉步維艱,這是自食惡果,但台灣老百姓也跟著遭殃。

從中國人的「倫人」特性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國並未具備運行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前提,就是「公民社會」。在公民社會里的「公民」,一般來說,具有一種超越宗族利益的政治生活體認,這是建立在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特色的基礎上的。近代西方個人主義起源於十四、五世紀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及人文主義,這是上承古典的傳統;在宗教方面,馬丁路德主張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到了加爾文教派,即所謂的「清教徒」,把個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國是一個清教徒社會,以十八、九世紀為例,小孩很早就離家外出闖天下,成人後才回家與父母重新建立關係,以此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西方人認為人是上帝所創造的,人對上帝必須絕對的服從,美國可以說是最極致的個人主義社會。

余英時表示,上述這種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難理解;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濃厚,自古已然。孔子強調孝悌視「為仁之本」,後世則有「移孝作忠」之說。漢、晉兩代都號稱「以孝治天下」,正是因為政治理論必須依附於家族倫理的基礎之上。西漢初年南粵王趙佗與大漢交惡,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呂后毀其祖墳、殺其家族。漢文帝想要與趙佗示好,就不能不改變呂后的錯誤。文帝在給趙佗的信上表示:「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以家族關係進行統戰的例子,並且對後世發生了示範作用。 漢末以來避難的人,無論是集體或個別的,多以「家」為單位;田疇率領族人隱居徐無山,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三國志》十一)王安石評論陶潛的《桃花源記》是:「但有父子無君臣」。魏晉南北朝母子相依的事例不勝枚舉,當時的道德觀念是把親子關係看得比君臣關係遠為重要,這恐怕與漢代以來孝弟思想無法分開。曹丕問:「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就君耶?父耶?」邴原毫不遲疑的答道:「父也」(《三國志》十一注引〈原別傳〉);徐庶初從劉備,及其母為曹操所獲,他只好向劉備說:「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三國志》三五)更鮮明的例子是,諸葛瑾、諸葛亮二人,分別在吳、蜀出任要職,卻不因政治而斷絕手足之情,現存諸葛亮給兄瑾諸札可證,而且劉備與孫權也表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與雅量。親情影響政治的情形,在中國的歷史上十分普遍,有的例子還十分突出。北宋時真宗藩邸舊臣王繼忠為契丹所俘,後為契丹所重用,曾致力於宋遼之間的和平。宋真宗待其妻子甚厚,而且子孫在宋朝仕宦者亦甚多。當時京師號為「陷蕃王太尉家」(見文瑩《玉壺清話》四及葉夢得《石林燕語》十)。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到中國人怎樣重視家庭倫理。一般情形下,中國人是不肯為政治而犧牲親情的。「國」必須以「家」為基礎,這可以當作是中國特色下的現代「國家」涵義。

由於中西文化的客觀差異,在理性的選擇下,中國人只能選擇一種具有中國特色,同時又富含現代化意義的政治體制。若是貿然的全面適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那麼在倫人社會為背景的前提下,從總統到村長都很可能會借著掌握公共資源的機會,先服務好自己與自己的宗族,或是自己所屬的黨派,而且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絲毫顯示不出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共善精神與公民社會樣貌。

在此值得進一步申論的是,心理文化學理論中指出,西方「個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屬於「交易型」,而「倫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則屬於「信用借貸型」。「恩」與「報」是「信用借貸型」交換方式的重要特點。中國傳統中蘊含了很深的「還報」文化。在「熟人」圈中,一方「貸出」「人情」或「禮」,(期待)引發的是另一方的償還行為。 中國的人與人之間交換(財物、金錢、情感、服務等)的比率,是根據與彼此間身份關係相關聯的倫理規範來達到平衡的。換言之,這是一種符合倫理規範的「等意義交換」,而不是物質上的「等價交換」。中國人的交換模式特點,使得中國人對具有一定關係的人,會有較強的責任感,以及較重的「親情」和「人情」負擔。因此謀前途、做事業的人,很容易就會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力圖促進自己與對自己有用處的人的關係。這一點不但與自我認知維度有關,也與交換維度有關,因為這直接涉及中國人處世與辦事的交易成本,可以說是從外圍朝向內核前進的水平面移動。

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中國的實踐結果,就是橘逾淮而為枳。大陸的基層民主自治,從長遠來看確實是培養老百姓實踐民主生活的一種漸進式安排,但是從當前的實踐情況來看,村主任與村幹部多數均由村裡的大姓所把持,等而下者,甚且長期受到地痞流氓的控制。如果每一級政府都存在這種現象,這個國家很快就要淪為三流國家。南美、南亞,一直到非洲,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為什麼在東方國家裡,當威權體制或賢能政治遇上開明卓越的領袖時就更容易成功?因為一位以民之所欲為念的執政者,其核心執政團隊,居於中央層級,他們必須向全國老百姓負責,這裡算的是一筆總帳,而不是切割成一小塊一小塊後的零星帳目。由於施政的效益是以全國老百姓的滿意度與福祉來考慮,而不是通過無數個小單位的績效積累來體現。集中力量辦大事情,有時候確實需要特別的犧牲,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利遠大於弊的。如此一來,施政成本降低,總體效益自然就能提高。蔣經國在台灣推行十大建設時,就是以全台灣為範圍進行通盤的考慮,全局式的規劃,建設成果全台灣的老百姓都能受惠。大陸的高鐵建設能夠獲得舉世讚譽,其實是一樣的道理。放眼東洋,明治維新也是此類的成功典型之一。

民進黨政府現在推行的前瞻計劃,主要的建設與預算都落在綠色執政的縣市,由於缺乏整體規劃,資源重複的浪費情形非常嚴重,即便是傾綠的學者專家,也忍不住要提出嚴厲的批評;但是民進黨政府利用執政優勢強行推動。蔣經國主政時期,並沒有太大的選票壓力,但是他有必須把整個台灣建設好的壓力,這是一種真正的全民領導。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只要能確保擊敗選舉時的競爭對手即可。實際上,蔡政府不必向全台灣老百姓負責,政客們只要能夠取悅足夠多數的選民即可。在人性並不可靠,欺騙成了正常,有些人甚至歡迎謊言時,奪取政權的方法是否道德,治理台灣的方向是否正確,並不是最需要關心的事情。

然而,威權體制或是賢能政治不能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權與能之間的關係。孫文表示,根據他的研究,現在的民權國家,人民害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但是又期待有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由於在民權國家,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極限,政府便不能夠做事,所以人民要改變對政府的態度。 孫文認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權與能要分別」,具體而言,就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手上,由人民去管理政治,所以全中國的人都有權,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不知不覺」的人,就像是阿斗,可是諸葛亮是有能的,所以應當把事情交給諸葛亮去辦。如果政府是不好的,全中國的人都可以罷免他,收回國家的大權。 孫文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如何有效的監督權力,又不影響權力的正確與正常施展,始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中國的傳統「倫人」社會里,佔據較高位置的人比處於較低位置的人,有更多交易上的優勢。當然,從道德上,這樣的人也應該負更多責任。這一點甚至還能上升到君王,皇帝毫無疑問是佔據最高位置的人,所以臣民百姓對皇帝必須不帶任何條件地服從;皇帝除非是獲罪於天,有新的真命天子取而代之,否則他在倫人系統的制高點位置,是不可動搖的。在這樣的系統中,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衡,所以系統治理失靈的現象十分普遍。

孟子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尤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生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之而善,故民之從也輕。」。手段是為目的而服務的,幸福生活是本,民主法治是手段,中國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內容,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完全一致,但是也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並不相同,而且這個不同的部分,是沒有辦法通過西方式的手段來達成的。這就賦予了當代中國知識人在學習西方優點之時,也有必要深刻反思固有文化,然後提煉出符合中國人需要的精華的責任。

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有一種外在超越的好處,比如權力之間的制衡對於防範權力濫用,十分有效。中國政治史上也不是沒有權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現在內在超越。中國以前的御史制度,就是監督官僚的。還有一個是諫官制度,這是批評皇帝的。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間權限也很分明:中書省出詔令,門下省審查詔令,有封駁之權,尚書省則負責執行之責。但這些都是在政權內部的,遇到皇帝橫起來就不靈了。到了清朝,諫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民主實際上是個好東西,但是如何用好民主,則是一門大學問。民主必須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人權都獲得充分的保障;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原則而言,必須保障每一個人的經濟公平,亦即所謂的「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一個合理的社會體制必須是「人人各遂其私以成天下之大公」。「公」和「私」在這裡是一種辯證關係,是相互補充的。這裡的討論,毫無疑問的觸及了具有「倫人」特色的中國人處於現代社會中的軟肋。以公民精神為前提的西方社會,老百姓知道為了公,私必須受到制約。但是在「倫人」社會里,中國人把自己與家族看得最重,沒有公民的概念,自然也沒有與公民身份相應的權利與義務的理解。中國社會確實需要有所轉變,必須把他者「陌生人」這一圈,轉化為公民;而「自己」也應當有意識的進入公民的角色之中。

我們應該認識到,文化是為人而存在的,人並不是文化的附屬品,這個主客關係不能任意顛倒。人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既不應盲目毀棄,也不應盲目崇拜。 經驗告訴我們,人是可以超越「文化界限」的,在經過比較、判斷後,人可以突破原有的文化界限。意識形態有助於形成一股力量,但是封閉的意識形態缺乏活水的進出與檢驗,很難保證其時代的先進性,前蘇聯與朝鮮都是實例。為了聚積溫和正向的理性變化力量,思想的控制就不能夠太嚴。鄧小平說過:「我們要防右,但是主要是防左」。我們相信在習近平主席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一定能夠突破種種難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新時代中一定能夠體現出貢獻於人類歷史的積極意義。

 

本文的簡體節略版《台灣「民主化」與社會失序的反思》,已登載在《南風窗》雜誌2017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