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優化永無止境|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李克強總理日前出訪歐洲參加第十九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李克強在柏林停留不到25小時,安排了11場活動;在布魯塞爾停留24小時,安排了中歐,中比一共19場活動。按照外交禮節,李克強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有一場外交午宴,但是李克強將其改成工作午餐。李克強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同午餐時,同桌的是兩國多位部長與22位中德企業家;這場午餐會,實際上是兩國總理與兩國企業家的對話會。李克強的工作強度之大,可見一斑。

1969年李國鼎擔任台灣的財政部部長,李國鼎每次出國,行程都過於緊湊,时任财政部次长王紹堉總是將李部長的行程劃掉幾項,以免交通銜接不上,但是回到李國鼎那裡,他又把行程都給加了回去。到了國外,李国鼎尤其要找科技界的人談話,別人談多久,他就聽多久;實際上,李國鼎有心臟病,还做过心臟繞
道手術。1981年,孫運璿任行政院長,李國鼎是政務委員,有關科技事務,孫運璿均委請李國鼎處理;張忠謀願意回台灣服務,就是孫運璿與李國鼎的功勞。

我們在兩岸的不同時期,分別都看到了勤政的典型,但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就是兩岸各級政府中的部分官員,也都有懶政現象。為什麼有些政府官員就特別肯犧牲奉獻,有些政府官員就因循怠惰呢?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是官員自身的素質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制度差異下所產生的不同心理反應。

學者許烺光認為,「人」是一個心理和社會的平衡體,人的存在是一種系統,是一個「場」。這個「場」由內而外,一共可以分為八層,分別是:無意識(第七層)、前意識(preconscious)、限表意識、可表意識、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遠離的社會關係與文化,以及外在世界(第零層)。其中,「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和「可表意識」層最為重要,這兩層加上部分「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和部分「限表意識」層,組成他所稱的基本人際狀態。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人」的概念。

「可表意識」層,包括意念、感覺、情感,如愛、恨、貪婪、嫌惡、恐懼等,還包括思想和信仰,如大到民族主義、世界大同、自由、孝道、婦女貞操觀念,小到餐桌禮儀、問候方式等。

「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是我們投注了感情的人、物和文化理念。這一層的重要性不亞於我們對於食物、水和空氣的需要,是人獲得安全感、認同感和滿足感的基礎。有鑒於此層內容的重要性,所以被稱作「生命包」。

「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也是由人、物與文化規範構成,但是與「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的區別在於,這一層的內容對我們來說主要是「有用」,我們一般並不對其投注感情。
對於像李克強、孫運璿、李國鼎等勤政典型,報國這樣的想法,成了他們的「執著之念」,出現在他們的「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這是因為他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獲得了尊重。他們最在意的那一部份事情,與老百姓獲益基本契合,他們越努力,老百姓就越滿意,自己也越發的有成就感,良性循環,所以公而忘私。

有許多政府官員,不一定貪贓枉法,甚至還是業務上的好手,但是卻有懶政的現象。把工作做好,只是他們謀生的手段。工作是出現在他們的「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投注感情在工作上呢?因為在工作上,他們無法獲得內心的滿足,所以工作進入不了他們的「生命包」。
懶政現象,兩岸都有,在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中央決定整治吏治,有不少官員不熟悉在「依法治國」的要求下施政的標準要怎麼拿捏?為了避免出錯,那就一動就不如一靜;所以他們是有意識的將工作移出他們的「生命包」。

台灣則是在民主化之後,運作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礎條件與台灣社會並不完全匹配。在「法治國」理念的推動下,老百姓的權利保障雖然得到了提升,但是老百姓並不熟悉如何正確使用權利,無所節制的言論自由,使得民意代表妄自尊大,老百姓不但是有話要說,而且不管對不對,官員至少都必須擺出洗耳恭聽的姿態。由於政府官員得不到社會大眾尊重,政務官的退休安排也沒有保障,所以台灣的官員很難對工作投入熱情,工作進入不了他們的「生命包」,能交代得過去也就行了。

最糟糕的是政客,他們最關切的是執政機會,勝選是他們「生命包」中的核心。為了勝選,他們會想盡辦法,用盡手段,其所刻意塑造出的意識形態,或是施政方向,是否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並不是他們最關切的事情。
如何建構出更好的政治制度,既能匹配中國人的國民性,又能實質提昇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數,對中國人而言,仍然是任重而道遠。

本文原載於 中時電子報-革新制度讓工作進官員生命包

怒看千山急雨來|鄒秦

文/鄒秦(自由作家)
宋代曾鞏有詩《西樓》:「海浪如雲去卻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鉤疏箔,臥看千山急雨來。」

而今,在台灣,政治人物「臥看千山急雨」的淡定功夫,恐已難尋。倒是蔡政府面對巴拿馬斷交事件,氣急敗壞,怒急攻心,方寸已失!現在,竟然想以反制措施強硬對抗大陸。顯然,台海情勢已變成「怒看千山急雨來」。兩岸的零和關係與對抗升級態勢,已幡然而至。

蔡政府之怒,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效果呢?是像游錫堃所說,乾脆放棄中華民國國號,以台灣的名義爭取到更多友邦嗎?還是就此順利的加入聯合國?抑或是,坐視更多的邦交國雪崩式的斷交,急轉直下變成國際孤兒?民進黨不是一直嘲笑馬政府推動外交休兵,結果一無建樹嗎?現在,對接連兩個邦交國斷交,難道就只有生氣丶憤怒,然後雙手一攤丶無所無策呢?

一年多來,蔡英文團隊一直自以為是,信心滿滿,而且自我安慰,始終拒絕承認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還以為她一定可以蒙混過關。現在進一步公開否認一個中國,置兩岸和平關係於不顧!其結果,只見一連串的國際退縮和外交挫敗,而且迄今一籌莫展。難道這就是謙卑丶再謙卑,自省丶再自省;而不是無能丶無感和無助?

然而,一敗塗地,孰令致之?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台獨攻心。

儘管嘴上不明説,實際上民進黨政府卻一直積極推動並落實台獨政策,而且已一發不可收拾。從文化丶教育丶司法、轉型正義到認同符號,無一不是台獨主張。
從去孫丶反蔣丶非孔丶刪除文言文到媚日、仇中,甚至縱容非法組織台灣民政府大遊行,無一不是破壞兩岸和平,製造敵對關係!這樣公然的陽謀,又有誰看不出來呢?連國內的各種民調都已反映出民眾的強烈不滿,支持率一落千丈,蔡政府還有什麼可以自我解嘲的?還能怪罪他人嗎?

如果蔡政府認為民進黨手上還有很多外交牌可打,台灣仍然有充分的資源足堪虛耗,那麼「怒看千山急雨」,或許還可拉上美日聯盟,將台灣人的生死命運一同押寶,對抗中國大陸,而且在未來一連串的斷交時程上一路奉陪到底!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把握,那就必須以生民為念,以國家為重,少作無謂的幻想,謙虛的丶認真的務實以對。

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回頭是岸,回歸憲法,回到和平之路,選擇一中!

迎旗哀慟的李大維與借殼上市的蔡英文|王丰

文/王丰(歷史作家)
一個是老藍男,一個是深綠女。時代的荒謬弔詭,把這兩個人滑稽突梯的組合在一起,遠觀近瞻,哭笑不得!

同樣的青天白日旗,不同的國族認同。李大維可能是哀慟他的工作不力,宦途生波。我則哀慟同樣一面青天白日旗,卻為不同的國族認同服務。蔣介石的青天白日旗,蔡英文的青天白日旗,旗子外觀相同,卻是大異其趣的!一如孔老夫子所言: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我哀慟青天白日旗,是哀慟它必須為台獨而服務,不能為我泱泱華夏民族之大一統而服務。我的哀慟與李大維的哀慟,真有天壤之別呢!
就我這個搞歷史的老學究而言,李大維的這個迎旗哀慟的舉措,令我覺得有些難言的滑稽與陰鬱。就有點像是吃如今市面上的牛肉麵,總覺得與我小時吃的外省
老兵開店煮的牛肉麵明顯有「走味變調」的況味了。

何以致此,因為雖然同是一面青天白日旗,卻有不同的國族認同。

這場面也讓我聯想到1949年4月24號共軍攻進南京之後,軍隊攻佔總統府的畫面。遠在奉化溪口的蔣介石,在那天的日記上寫著 「戴戎光叛變﹐南京撤守」。
蔣先生在南京失守之後的那禮拜日記裡的「一周反省錄」上寫道:「據報自李宗仁、何應欽由杭返京後,當夜即下令長江南岸京(蕪)滬線各軍總撤退,甚至連南京亦完全撤空,並不留憲警維持秩序,此為意想不及之事,未知何以對人民,尤其使我國家與政府在國際地位上蒙受不利,可痛之至。」

今天的台灣,表面上還掛著青天白日旗,但骨子裡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了,今天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照我過去一貫的點評,根本是與兩位蔣先生的那個「中華民國」大異其趣而屍居餘氣了。挑明了說,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中華民國」。蔣記「中華民國」,至少是堅持一個中國,自認是中國真正「法統」的那個
「中華民國」。

今天眼下的這個「中華民國」,不過是披了件虛矯的外衣,用以遮掩「維持現狀」、「隱性台獨」的真面目。

所以,李大維這些人所迎回的這面青天白日旗,豈能與 1949年4月24號攻進南京城的共軍降下的那面青天白日旗「同日而語」。南京那面旗子是夕陽無限好,惟耳近黃昏的落日政權的旗子,而台北如今從巴拿馬迎回的旗子,不過是隱性台獨「借殼上市」的旗子,隱性台獨在不敢真正法理台獨之前,一面過渡性的旗子罷了。

南京、巴拿馬,兩面旗子,相隔近七十年。但我仍在思索著這當中的況味, 迎旗哀慟的李大維,如果李大維的父祖輩有人健在,看到李氏子孫如此這般迎旗,不知會有多辛酸!同樣一面青天白日旗,卻為著不同國族認同的人服務。寧不哀哉!

台灣必須面對一個中國才可能爭取國際空間|高靖

文/高靖
巴拿馬與中國大陸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間卻與中華民國斷交。兩方建交,為何第三方的台灣,卻必須受到外交傷害,可能很多人並沒有真正的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何所有國家不能同時與兩岸雙方建立外交關係?道理很簡單,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巴拿馬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從滿清時代開始,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仍然延續了這個外交關係,因為這是同一個國家,只是不同政權的延續,往後的發展,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國民黨軍事、政治失敗,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是在1949年12月遷往台灣台北,從此中國分裂為兩個政權,一在北京,一在台北。兩岸互相鬥爭從1950年代鬥到現在,幾十年來,所爭之處,就是誰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國府遷台初期,仍控制浙江省舟山、大陳,福建省金門、馬祖等島嶼,國府不顧美軍建議,不願意撤退駐防這些島嶼的兵力,無非就是要表達自己仍然對部分中國領土有控制權,但是國府兵力有限,最後仍然逐一放棄舟山、大陳等地,僅留下金門與馬祖。

國府遷台後,早期反對兩個中國,才會出現某國與北京建交,中華民國就要斷交的情況,當時對外都宣傳漢賊不兩立,其中沒有明白說出來的立場,正是一個中國,某國若承認北京,台北當局只好壯士斷腕,堅持我方代表中國,與對方斷交。

兩岸在國際外交戰場的爭奪,起初就是彼此的合法地位之爭,時至今日,這個爭鬥內涵已有不同,台灣主張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立場,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就已經失去了有力的論述立場,中國大陸在非洲積極發展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關係,成為大陸扭轉兩岸外交爭奪戰的重要力量 。隨著美國、日本的相繼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台灣自然越來越難以採用舊時的主張,中共的政權在國際的影響力,已凌駕在台北之上。

今日台灣的外交戰場,所要爭取的只是台灣能夠存在於國際,就只是自我的存在,能與其他國際平等相處,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也不再主張代表全中國的政治地位。可是,1949年的國共內戰問題至今仍無解決,這也就造成了兩岸雖無軍事衝突,卻不斷進行沒有硝煙的外交爭奪戰,因為中國分裂的現狀延續至今,若政治上沒有妥善安排,即使台北方面放棄代表全中國,也不代表北京當局放棄統一中國,解決中國分裂,追求國家統一的問題,一日沒有解決,任何國家與兩岸任一方發展外交關係,就會面臨要與另一方斷交的問題,因為北京不允許一中一台,或者兩個中國的存在。

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同時間又出現中華民國派駐在無邦交國地區的代表處,遭到中國大陸的政治壓力,其中有五個國家的台灣機構,不管是使用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名稱,都遭到當地政府要求改名,這些國家分別為非洲的奈及利亞,中東的杜拜、約旦、巴林,與南美洲的厄瓜多。雖然絕大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但基於務實需要,允許台灣派駐代表處在當地,提供觀光旅行、商務、文化交流等便利措施。這些機構的名稱,在最初也是經過雙方協調議定,但因為駐在國與北京有正式邦交,所以這些機構的名稱,如果北京有異議,就可能讓當地政府受到壓力,但長期以來,北京在這方面並沒有給予太大壓力。

台灣大約只能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夠爭取對台灣有利的名稱,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台灣成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設有駐美辦事處,這個名稱就很難彰顯究竟與台灣有何關係,直到1994年美國允許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辦事處改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畢竟只有美國才有力量抗拒北京的政治壓力。

這次大陸對許多台灣駐外代表處施加壓力,要求改名,當然也是兩岸外交戰的一部分,降低台灣駐外代表處的存在感,不過,北京的這個舉措,很可能是台北當局自作聰明造成的。日本在1970年代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為了保持與台灣的交流,成立了日本交流協會,蔡英文2016年執政後,積極運作日本調整他們的機構名稱,日方也在多方考量後,改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日方加入了台灣的名稱,這一點,讓民進黨政府自我陶醉了一陣子,讓為這是日本的高度善意,台日關係有了相當進展。但是這個舉措,也可能讓北京當局瞭解到,既然台北可以在機構名稱上玩花樣,他們當然可以順勢操作。

曾經台北當局在與美國實質關係有具體進展的同時,希望動員對台友好的國會議員,修改台灣關係法,為台灣爭取更多的利益,但是經過一番思考後,並沒有採取這樣的舉措,因為台北動員國會議員修法,北京也是有辦法動員,北京掌握資源可能更甚台北,最後結果可能反而不利台北,一動不如一靜,所以沒有採取這樣的措施。台北推動日本機構改名,也很可能沒有仔細瞻前顧後,只看到短期眼前的宣傳效果,卻未見在兩岸外交戰可能造成的效應,台灣在無邦交國的空間都受到壓縮。

蔡英文不肯面對兩岸關係,以為可以自行在國際社會找到突破點,其實是誤判。當然,台灣面對一個問題,台灣若失去國際空間,與台灣的政權能否合法統治台灣,沒有直接的關係,台灣的政權只要有台灣人民的支持,就能夠合法統治,可是不受國際承認的台灣或者中華民國,就會使台灣失去國際空間,因為主權國家的地位不被承認,也就無法參與聯合國,凡是必須以主權國家為身分參與的國際組織,台灣都被拒於門外,無法參與,這對台灣的客觀生存,是有很大的傷害。

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到2016年八年當中,採取了緩和兩岸關係的措施,雖然馬英九並沒有在兩岸的政治關係上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可是僅僅是選擇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互動的基礎,這一點讓北京有了退讓的空間,因為如果允許台灣增加國際活動的空間,卻沒有消除台灣在國際社會推動台灣獨立的疑慮,北京斷無可能讓步。這也就是為何台灣能在幾年前增加了許多國際參與的空間,而到了蔡英文擔任總統後,這些空間卻沒有了,差別就在於民進黨政府不願意面對一中原則,將其視為是政治限制的框架。

兩岸外交戰的根本就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這個概念,在國際社會上就算是各國不願意表態積極態度,但也不會公開表達反對,因為這是分裂中國的內政問題,各國並不介入另一國的內政紛端。即使美國政府用認知到一個中國,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可是現實的歷史發展是,每個國家與北京建交後,就對台北採取斷交的措施,也就是說,這些國家不論是否認可一個中國,仍然遵從一個中國的限制,不論民進黨政府喜歡與否,一個中國就是存在於國際社會當中的一個框架,台灣當然可以與某個國家表達不接受一個中國,希望能夠在這個原則之外,爭取與對方改善關係,甚至與對方建交,可是這就要看,台灣與大陸兩者之間,誰能夠更符合對方的國家利益了,從實際的發展看來,與北京發展外交關係顯然要優於與台北建立關係。

蔡英文政府上任一年多以來,強硬表達不接受九二共識,堅拒一個中國,如果暫時擱下這個反對態度,思考台北是否有辦法跳過兩岸關係,直接進入國際社會,實務上,在亞太經合會APEC或者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經貿機構,不以主權國家為身分的組織,台灣的確有空間,可是這樣的空間也就僅是如此,很難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台北不能昧於事實,認為參與這類經貿專業機構,就叫做外交突破。從這一年來的發展看來,兩岸關係仍然是攸關台灣能否參與國際空間的關鍵,民進黨政府不願意務實面對,如果仍以台獨黨綱為準則,即使沒有衝撞兩岸,但是兩岸關係冷卻不前,矛盾難解,不能建立共識,無法化解台獨疑慮,台灣又無力翻轉劣勢,處處受制於人,這樣對台灣的未來,是否更有利呢?

民進黨政府如果不能暫時放下某些立場,改採務實態度,台灣想要在國際上多些空間,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中國分裂的現狀,並不是民進黨政府不承認,就會不存在,因為這是先於民進黨的歷史事實啊。

唯有改善兩岸關係台灣才能避免外交戰|高靖

文/高靖

巴拿馬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個發展毫無令人意外之處。巴拿馬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最早可追溯到1909年的滿清時代,中巴雙方是在1910年互設使館,故巴拿馬與北京建交,在最根本的邏輯上,只是在中國分裂成兩岸兩個政治實體下,進行了符合巴國利益的選擇。從現實面看,台北當局與巴拿馬的外交關係過去三十年來,從來就像是在加護病房內,不時發布病危通知,讓人擔心,但始終沒有更加惡化,直到蔡英文政府否定九二共識後,兩岸外交戰再起,美國川普新政權剛上台之際,北京拿下中美洲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巴拿馬。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布的斷交聲明當中,有這麼一段話,「我國與巴拿馬共和國邦誼超過一世紀」。這段話非常有深意,需要你好好想想,一百年前的台灣,還是日本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哪裡有外交上的權力,如何能夠與巴拿馬有外交關係,互設使領館呢?民進黨政府所發布的新聞稿,把自己的台獨政權與中國政府連結起來了。

民進黨政府宣稱與巴拿馬有百年邦誼,對台獨政權來說,完全是邏輯不通的一段話,可能蔡英文政府內部都沒搞懂這個邏輯的問題在哪裡,巴拿馬從來都沒有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現在有人稱台巴斷交根本就是錯誤的,一百年前巴拿馬是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當時的中國政府是清政府,到了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雙方延續先前政府建立的外交關係,一直到國府在1949年內戰失敗逃到台灣,巴拿馬仍然視國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繼續與中華民國維繫外交關係。

外交部新聞稿引用了兩國百年邦誼的說法,恰恰是與民進黨政府大力推動的去中國化,是互相違反的方向。外交部的說法,簡單地說,就是巴拿馬一百年前與中國建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是當時中國政權的延續,民進黨政權去之而後快的中國概念,突然間又轉回到這個政府身上了,如果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中國政府,那麼如何會有兩國邦誼百年的事實,民進黨搞了大半天的去中國化,最後還是承認自己的政權是中國政權的延續,並不是什麼台灣主權獨立。

巴拿馬的外交關係老早就已經惡化,惡化的程度是到了無法用外交部所謂警示燈號形容的程度,僅僅是2000年到2017年的現在,17年之間,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任總統,巴拿馬總統到中華民國訪問的次數是有兩位總統個來了一次台灣,17年間雙方高層互訪,是台北去的多,巴拿馬來的少,從這種不對等的情況看來,難道還不出雙方關係的變化嗎?就是台北極力安排總統出訪巴拿馬,顯示雙方邦交穩固,但是巴拿馬高層卻是可有可無一般,毫不在乎,總統不來台灣訪問也就罷了,其他重要官員也極少來到台灣,巴國訪問台灣的官員層級都很低,這種單向維繫關係的情況,早就預示了雙方關係早晚要發生嚴重的變化,只不過大家不願面對真相罷了。

兩岸的外交戰,從1949年後,本就是一個中國之爭,北京與台北當局都宣稱自己代表中國,是中國合法政府,這在冷戰時期,受到美蘇鬥爭影響,自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受到許多國家外交承認,這個承認是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就是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可是隨著客觀環境的轉變,到了1960年代之後,國際社會慢慢轉向務實的看法,認為北京才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直到1971年國府被迫退出聯合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中華民國的外交情勢急遽惡化,美國總統尼克森積極與大陸改善關係,尋求建立邦交,日本搶在美國之前,先與北京建交,與台北斷交。

隨著兩蔣逝去,無法改選的萬年國會,逐漸侵蝕國甫在台統治合法基礎,李登輝繼任總統後,開始了12年的政治改革工程,表面上是民主改革,實地上是鋪陳台灣獨立的論述,自此中華民國不在是中國,改稱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被撕裂,縫上了不倫不類的台灣。

外交部聲明稿當中的兩國百年邦誼,正戳破了民進黨極力要從中華民國當中把中國這個概念拋棄的謊言,中華民國政府就是中國政府的政權延續,民進黨政府自己都搞不清楚所統治的政府合法基礎究竟來自何方,只想與台灣進行連結,有助於推動台灣獨立,但到最後還是要承認這個政府是中國政府的延續,不是台灣政府,否則何來的兩國百年邦誼。

台灣的國際空間在1989年大陸發生六四事件後,一度因為國際社會對北京的抵制,加上台灣多年累積的經貿實力,使得台灣在1990年代能在國際社會上擴展空間,李登輝時期,台灣就透過在巴拿馬建立工業區,拉攏與巴拿馬的關係,這個計畫最後慘敗收場,1997年李登輝當時為了出席巴拿馬運河環球會議,砸了大筆錢在巴拿馬身上,北京轉而動員其他國家杯葛這場會議,結果這場國際盛會變成了李登輝的獨角戲,會議規模縮小,讓主辦國巴拿馬臉上無光,從此巴國深知兩岸之間的實力差距,與中國大陸在經貿關係上越走越近,台灣在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初期勉強維持住巴國關係,但巴國總統馬丁杜里荷上任後,完全不與台灣民進黨政府往來,直到馬英九2008年就任總統後,巴國總統馬丁內利訪問台灣一次,雙方勉強維持住表面上的往來互動。

等到蔡英文2016年就任總統後,雙方又回到了過去不往來的情況,只有巴拿馬第一夫人來台參加蔡英文總統就職,一年過去,巴國也無重要人士來訪,直到2017年6月13日巴拿馬決定與北京建交,棄台灣而去。但其實,巴拿馬只是在分裂的中國情況下,選擇了北京代表中國,而不是台北的中華民國。巴拿馬在與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關係發展過程當中,從清政府到中華民國政府,現在是接受中國內戰後的現實,承認北京的合法地位。

我們可能還要回過頭檢視一下,一樣是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在扁的八年總統任內,為何巴拿馬沒有與北京建交,卻在此刻蔡英文執政剛滿一周年時,北京決定拿下巴拿馬。這就牽涉大陸實力的成長,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三位國家主席的領導之下,中國大陸從鄧小平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逐年擴大了中國大陸的經貿實力,並強化鞏固了國際政治地位,北京不在國際稱霸,卻仍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馬英九八年總統任內,至少在九二共識基礎下,北京願意給予台灣適當空間,不對台灣進行外交戰,外交休兵曾經被民進黨醜化,如今證明外交休兵對台灣是利大於弊,維持住邦交國的關係,但是台灣政局轉換後,兩岸實力落差很大,台灣即使是蔡英文主張維持現狀,不在國際上挑釁北京,北京從馬英九時期發覺到對台採取懷柔,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對於立場反中的蔡英文,大陸自然捨懷柔,改採強硬措施,這種策略的轉變,正是大陸實力再度增強,信心更大的展現,走自己的路,不用過於遷就台人的主觀想法。

然而更重要的是,過去17年來,美國總統從小布希、歐巴馬,到川普,川普的當選,當然代表美國的政治情勢大改變,但是在美國與北京的政治關係方面,顯然有某些微妙發展進行著,巴拿馬的戰略地位重要,始終被美國視為禁臠,不太願意讓與美國有利益矛盾的勢力介入,美國與北京雙方對於大陸在中美洲發展外交關係,似乎已有了某種程度的諒解,巴拿馬此時瓜熟蒂落,美國默許巴拿馬與北京建立正式邦交,這個微妙變化,也似乎是預告北京在目前的階段,有辦法在美國的後門,發展北京認為需要建立的外交關係,這個情況已經與過去十分不同。

中美洲又是中華民國主要的邦交國所在,先前幾年失去了哥斯大黎加,現在又少了巴拿馬,巴拿馬的地位與中美洲其他小國不可同日而語,骨牌效應幾乎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大陸有龐大的市場,有足夠的經貿實力可以金援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可能無視於這個事實。中美洲鄰近的加勒比海,除了海地與多明尼加外,多是小島國,北京稍加鼓動,台灣很可能又會連失數城。

中華民國長久以來面對這樣的外交困境,在兩岸實力落差懸殊下,只會越來越困難,除非台灣能夠有辦法增強自己的力量,否則要克服這樣的困難,還是必須回過頭來,重新整理兩岸關係,維持台灣的基本局面,若是一直像巴拿馬斷交這樣的充滿敵對氣氛,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遲早都要面臨抉擇,而他們選擇的必然都是北京,不會是台北,民進黨政府始終不能誠實面對這個現實,民進黨想要直接面對世界,但是這個世界根本正眼都不瞧一下,早就離他而去。

蔡英文爭取參加WHA的真相|高靖

文/高靖
台灣能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的鬧劇剛剛落幕,我們不禁要問,是大陸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抑或是蔡英文政府利用這個事件,進行政治動員。台灣參加WHA從來都不是為了公共衛生或者醫療防疫,只是要利用這個平台,表達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訴求,那麼馬英九政府時代為何可以參加,陳水扁政府與蔡英文政府都沒有辦法參加呢?這兩者的差別又在何處呢?換句話說,台灣依據聯合國組織的政治現況,本來就不能夠參加聯合國相關組織的任何活動,也就無所謂誰打壓台灣的問題,那麼究竟馬英九政府為何可以參加呢?

兩岸經過二十多年的纏鬥,中華民國終於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由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往後台灣的地位也被聯合國定位為中國的一省。若是依照這個定位,無論哪一位聯合國秘書長或者世界衛生組織長官,都不可能允許一國的地方政府參加聯合國機構的活動,不論台灣是否接受,這就是個客觀的現實,而從1971年以來,台灣也無力片面改變這個問題。

馬英九政府能夠參加WHA的活動,最大的原因,就是兩岸之間取得政治諒解,兩岸對於九二共識有基本共同立場,雖然彼此都有不同見解與不同認識,但暫時放下這個差別,就用九二共識為橋梁,承載著兩岸關係,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就會在對岸的諒解下,知道這不是台獨的活動,不會刻意採取抵制手段。因為沒有在國際搞台獨的顧忌,自然就不會出現民進黨政府所謂的打壓現象。不論陳水扁、蔡英文兩任政府,在九二共識的立場上,多是不接受,不承認,尤其是針對一個中國的部分,受到台獨主張的限制,民進黨政府大概永遠無法在九二共識方面找到任何迴旋的空間。

如果北京願意在九二共識以外,找到另一個可以開啟兩岸互動的橋梁,自然就能夠打開了與民進黨政府互動的渠道,但是北京當局為何要如此呢?兩岸在客觀實力方面,落差甚大,如果雙方力量對比不是這麼懸殊,或許北京當局必須思考新的途徑,可是現在台灣的困難就是必須以小侍大,若不能找到對話基礎,那麼台灣難以對抗北京的政治壓力。

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陳水扁時代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其實這是行不通的途徑,對民進黨而言,入聯不成功反而對在台灣內部的選舉政治多有助益,可以幫助民進黨訴求悲情,在後冷戰時期重新建構冷戰的敵我對峙,北京成了台北的死敵,大大有利於民進黨進行政治動員,贏得選舉。蔡英文政府上任一年以來,入聯並非官方支持的活動,但參加WHA卻表現出非常積極的態度。扁蔡兩任民進黨政府的差別,在於蔡英文提出了維持現狀這個主張,以台灣名義入聯,這就有挑釁兩岸情勢的味道,美國對於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官方與私下都是反對的態度,陳水扁是一意孤行,蔡英文為了求穩,沒有採取這個沒有實效的舉動。

可是我們仍舊要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如果蔡英文政府真是那麼他們口中那樣的愛台灣,不正是應該凸顯台灣主權地位,只要台灣能夠進入聯合國,也就自然地能夠順利參加聯合國組織的各項活動,又哪裡會有每年等待邀請函參加WHA活動的問題。 可是蔡英文政府迴避了以台灣名義參與聯合國的問題,甚至去年受邀參加WHA活動時,仍使用馬英九政府的中華台北名稱,而不是民進黨一貫的台灣名稱。

蔡英文的策略無非就是執政初期力求內外穩定,現在看來,外部穩定是兩岸關係停滯不前,國際社會也僅是消極的口頭支持台灣,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空間,仍然沒有積極的可能。內部因為調整退休年金失當,勞工一例一休修法的混亂,對國民黨的政治鬥爭,呈現混亂的局勢。蔡英文求穩,在上任剛開始之際,有關台灣的外交情況,她曾有明確的表達,就是馬英九時代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她都希望繼續保有,只能夠增加,不能減少,顯然地,在WHA的部分已經沒有了。蔡英文政府也許已經理解,也許不願意公開面對這個事實,維持現狀的政治主張,不能僅僅只是口頭表述,就能夠維持現狀,因為台灣的政治情勢在2016年總統大選後,已經有重大改變,這個改變促成了現狀變動了。

缺少了九二共識的橋梁,蔡英文就沒有辦法與對岸展開對話,北京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捨九二共識,另外找兩岸對話橋梁管道的意思。其實兩岸在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初,逐步展開了對話,當時也沒有九二共識,仍能展開接觸,逐漸找到所謂九二共識,作為往後持續發展兩岸關係的橋梁。無論如何,即便是北京願意另闢管道與蔡英文政府展開溝通互動,要延續穩定的對話,最後還是要碰觸到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問題,如果沒有一個中國,兩岸顯然是無法持續穩定對話。

九二共識這的確對民進黨政府是一個限制框架,但大部分的對話都會在一段過程後,就脫不了某些框架的限制,否則豈不成了漫談,如果接受某個框架,彼此才能加深互信,這樣一來,台灣方面希望在國際上爭取某些空間的主張,才不會被錯誤解讀,馬英九政府與對岸有這個政治諒解,所以可以受邀參加WHA以及許多個國際組織的活動。

北京的基本主張,是中國的統一,這是很清楚的主張。台灣過去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包括李登輝總統任內,都沒有排除國家統一的目標,所以才有國統綱領與國統會,有關兩岸統一這一點,兩岸都有一樣的主張,差別在於如何統一,何時統一。可是李登輝執政後期,台灣政治環境出現了明顯的改變,兩國論的提出,偏離了原先的一個中國,兩岸關係惡化延續到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才開始改善。民進黨政府不接受統一,不論扁蔡都是依樣,這樣一來,國際組織在沒有北京的諒解下,怎麼可能允許台北提出參與的要求。

蔡英文沒有推動加入聯合國,僅主張參加聯合國所屬的世界衛生組織WHO之下的WHA活動,蔡英文政府顯然把參與國際空間,設法由技術層面的途徑,而不是高度敏感的國家主權政治層面。可是,台灣在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方面,所能夠掌握的主動非常少,即便是把目標降到人道醫療空間上面,仍因為無法與北京取得諒解,造成北京的阻攔,即便是沒有北京的阻攔,聯合國所屬機構也不太可能直接同意台灣申請參與,必然要尊重北京當局的看法,畢竟對聯合國而言,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個政治限制如果不能跳過或者有所突破,台灣根本不太有可能在聯合國所屬機構爭取空間。

今年台灣無法參與WHA,讓許多台灣人憤憤不平。我們必須思考,國際社會在醫療與公共衛生的問題上面,當然不能缺了台灣這一塊,可是這是聯合國機構的活動,聯合國機構是以主權國家為參與地位,台灣這方面有實際的困難,台灣捨加入聯合國,改以參與國際刑警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等技術性機構,無非想要避免台灣是否定位為主權國家的敏感爭議,在這方面,蔡英文沒有對台灣人民有誠實的態度,蔡英文過去對馬英九政府的外交策略有很多不盡公平的批評,如今蔡英文仍舊是馬規蔡隨,用同樣的方式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但是蔡英文宣稱的維持現狀,被蔡英文自己改變了,也就造成了參加WHA與其他國際組織的障礙。

為何蔡英文一在宣稱自己如何愛台,卻不敢用台灣名義爭取國際空間,也不敢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只願意參加WHA這類的技術性機構,這就是蔡英文的選舉操作,執政後的作為與原先主張的完全不一樣,2016年蔡英文政府用中華台北名稱參加WHA,馬英九政府過去使用這個名稱受到民進黨無情的批評,蔡英文政府的雙重標準顯而易見。

台灣要爭取國際空間,除非能夠排除台獨的疑慮,否則必定困難重重,排除台獨疑慮,也不是馬上就認同統一,這在馬英九政府不統不獨的策略上可以看見,故蔡英文若至少排除不獨,才有可能減少進入國際空間的阻礙。不過,蔡英文其實與陳水扁一樣,並不在乎究竟能否順利參與國際組織,爭取參與是必要的,因為是為台灣發聲,但預期著必然的失敗,這個失敗就可以拿來操作,把國民黨與北京當局畫成打壓台灣的同一陣線,不論國際社會的真實情況是如何,只要選舉能夠訴求台灣人遭打壓悲情,這樣就夠了,對民進黨政府來說,民進黨的執政遠遠高於台灣全體人民的利益。

台灣夢、中國夢與美國夢|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三十年多前,我在紐約哥大唸書,當時的美國被許多人視為憲政民主的楷模,也被當成自由世界的燈塔,政治體制維持著有效的分權與制衡,究責與糾錯機制的功能也可適切的發揮。對大多數人而言,美國夢所代表的是自由丶民主丶公正丶效率與繁榮。

但是近二十年來,美國的領導地位卻已逐漸式微,文明衝突越演越烈,經濟榮景不再,貧富差距不斷惡化,自由民主的困境也已全面浮現;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在全球的獨霸性角色受到了嚴峻的挑戰。2001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小布希總統卻堅持推動「唯美國利益是尚」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想打誰就打誰!導致全球紛亂,烽煙四起,從中東丶中亞到拉丁美洲,反美情緒不斷高漲。美國人對國勢持續衰退的局面憂心不已,美國夢已然全面褪色。

近年來,美國政局由過去的和而不同變成兩極尖銳對立丶民主共和兩黨之間出現零和博奕,而黑人丶白人及拉丁美洲裔之間族群激化的趨勢也不斷惡化。在2016年大選中,人格與作風極富爭議的川普僥倖當選總統,但他得到的普選票卻輸給對手希拉蕊.柯林頓多達286萬票。這凸顯了美國民主當前面臨的制度困境與道德危機。

而今,文化衝突、宗教戰爭和族群傾軋已在全球各地滋生蔓延,美國單憑軍事武力已無法解決問題。而由利益集團與統治階級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卻依然惟我獨尊丶唯利是圖,導致貧富懸殊,社會階級嚴重對立。在美國,最上層僅佔人口1%的富豪階層,平均稅率不及18%,較中産階級猶低,卻掌握了超過42%的全國財富。這是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不平等困境;足証美國夢曾經揭櫫的平等、公正、自由丶共富等價值,已失去了現實上的立足點。美式的自由民主,真的已經生了重病!

在這樣的處境下,中國大陸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提出了中國夢和一帶一路,對中華民族和全球社會發出召喚。 中國夢的理想強調要振興中華,及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其中也浮現一個核心的時代課題: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後,中國正面臨著普世價值與中華文化傳統的雙重考驗!
換言之,在中國夢的實踐中,同時面臨兩大價值體系的考驗:

(一)以現代化精神與全球化經驗為核心的普世價值。過去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已體現了部分的普世性,並以具體的經濟發展成果落實改革開放的物質基礎;但目前正進一步應對普世價值與精神文明的全面考驗。
(二)以孫中山思想為核心的中國近代改革學説與進步思潮。在對中國文化傳統進行「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轉化」的前提下,中國應逐步體現有別於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西方中心論的另類東亞文化價值觀;推進以儒家文明為核心的王道和平、民胞物與、選賢與能、濟弱扶傾、天下有治的中華文明價值,以避免重蹈西方霸權主義的覆轍。但目前對此一問題的反思與實踐,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基於此,中國夢的推動與落實,必須澄清其性質,並接受下列的考驗:

一、中國夢是強國夢和大國夢,卻不是極權幽靈的重現,更不是讓政治巨靈君臨天下,建立傳統的專制皇權或列寧主義的黨國專政。

二、中國夢不必倣傚西方的多黨競爭和三權分立,卻不能不實施權力分工、政治改革、民主問責,法治監督和多元制衡;而且必須選擇賢能,推動德治,落實善治。

三、中國夢不必也不應複製美國夢,但必須尊重宗教及信仰自由、落實地方自治和基層民主,並體現人權保障,人格獨立和對異己的寬容,譲民間力量和市民社會勃興茁壯。

四、中國夢絕不可重複美國的夢魘,包括金權政治丶弱肉強食、物慾貪婪與零和對抗,以霸權心態君臨天下,耀武揚威,強行推銷軍火,製造世界各地的戰端。中國夢也不允許重蹈美國當前的金權政治,讓最上層百分之一的有錢人,掌握超過四成的全國財富,形成裙帶資本主義。惟有加強民主監督,法治興國,反腐治貪,落實小康均富,才能避免權貴治國、貧富懸殊與地區落差的困境。

五、中國夢不必受到聯邦制、邦聯制或聯盟制等制度經驗的匡限,但卻應容許各地區、各民族在國家統一、天下有治的前提下,自主管理,自由運作,呈現理一而分殊、多元發展的面貌;在中央–地方關係中,應基於孫中山宣導的「均權制」精神,賦與各地自行調整與發展符合其自身需求的不同機制,以落實地方自治,草根民主和分權治理。

六、中國夢必須讓「APEC藍」變成為天天天藍,而霧霾中國、污染大地的夢魘,正是當前實現中國夢的最大敵體。至於「世界工廠」的標簽,也不可再成為阻礙民眾健康和下一代成長的負面指標。惟有回歸道法自然的傳統價值觀,方能真正體現生命的尊嚴,這是中國夢的核心價值。

七、在中華一統、和而不同的前提下,中國夢應包容台灣人、香港人、澳門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政經、文化體制,以體現天下體系的涵容壯闊、多元紛陳。這是自古以來天下秩序最精采紛陳之處,也應在當代發展出「一個中國,多元發展」的新面貌。

質言之,當代的中國人必須掌握傳統的中庸哲學與王道精神,落實天下為公而非以大國利益為主導的中道理念,並積極建立現代文明規範,強化善治與德政丶力行法治與廉政,並貼近底層社會的民意,落實公正丶平等、小康丶均富的理想。對外,要堅持和平共處、平等互惠丶濟弱扶傾、合作共贏,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建立起互諒互信,和諧共榮丶不干涉內政的友好關係,才能真正得到世人的敬重。

但是,在過去十多年𥚃,由於中國快速發展,一部分致富者財大氣粗、頤使氣指、土豪劣坤的不文明作風,已引起了世人側目。近來中共積極打貪反腐,其中所揭發的一些奢侈浮華、無法無天的荒誕行徑,更讓人觸目驚心。對此,大陸領導人應深切體悟孫中山先生當年的警語:「有道德始成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應切實以文明國家自期自仼,強化文化積累,厚植精神文明,落實社會平等,推動全球正義。這才是落實中國夢的正途!

至於台灣夢,則要與中國夢相輔相成,互利共生。一方面,應積極恢復過去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成長,落實民主治理與法治監督,改善教育文化品質,並提昇民眾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則必須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促進兩岸和平,爭取加入一帶一路的行列,參與全球化的建設,讓台灣夢與中國夢進行有機的整合。換言之,也就是要促進台海兩岸的共存共榮,堅持台灣人民的自主與尊嚴,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為了要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必須認清現實,並付諸實踐如下的使命:

第一,由於地緣政治因素與中國大陸崛起的客觀事實,台灣獨立已無可能,也毋庸爭辯。但我們仍要強調,必須堅持台灣的自主與尊嚴,必須珍惜台澎金馬的文化積累與價值選擇,也必須尊重民國以來始終持續不絕的人文傳統。過去,有一種説法「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它所指的就是溫柔敦厚丶人文化成的文化遺產,但也正是一份被年輕人逐漸忽視的精神資產,應特別珍攝保存。

第二,面對太陽花、反核四等基金的反對運動,當前臺灣代議民主失能的警訊必須積極正視。其關鍵是強化直接民主,加速國會改革,落實民主監督。而其中解決要件有四:(一)改革立法院的議事效率和協商機制。(二)修正公民投票法,大幅度降低投票通過門檻及連署要件,藉直接民主落實對代議機構的監督,以補足立法–行政制衡機制的缺憾。(三)修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將民意代表非法関說、循私謀利,要脋行政機關等行為納入規範,並繩之於高額的罰鍰,強化監察院的防貪粛貪權,整飭貪腐和不法。(四)強化立法院法制、預算、資訊和政策研究部門的功能,提升幕僚專家的位階、編制和待遇,改善立法職能和相關配置,健全代議民主,落實法治。

第三,在兩岸關係上,台灣必須抓緊時間,掌握機遇,培養優秀的人力資源,加入「一帶一路」發展列車,爭取台灣經貿發展和產業升級,譲台灣夢和中國夢結合。從一九五O年代起,一批批台灣人赴美留學工作,努力創業,實現了他們的美國夢。一九八O年代以後,許多美籍華人和台灣人共同開創工業園區,成功實現了他們的台灣夢。而今,中國大陸崛起,已啓動了東亞和平發展的改革大潮,如果台灣人積極參與,不但合則兩利,且將解決當前的發展困局。但若因犬儒鎖國心態、自我退縮,台灣勢將不進反對,面臨自貽伊戚的困境。

這是台灣夢和中國夢結合的新契機,也是我們加入「一帶一路」發展列車的重要基礎。

紅藍共同克服台灣反中思潮|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吳敦義即將接下中國國民黨主席一職,他所面對的局面,真正是內憂外患,百廢待舉。近日來兩岸媒體最引人注意的輿論傾向,就是無論是台灣的深藍,或是部分大陸智庫的看法,都對吳敦義的兩岸政策深感疑慮,甚且認為吳敦義實際上與民進黨無異,只不過一個是台獨,另一個是獨台而已。大陸方面有者甚且認為,這次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乃是國民黨內的藍綠之爭。選舉結果證明,國民黨已經是一個整體上轉綠的政黨。大陸的對台統一政策,一直把國民黨作為統一的力量加以支持,這是一個認知錯誤,而這個錯誤,導致了對台統一的被動。

上述這些評論的出發點,我們能夠理解,但是所考量的面向太少,而且準確度不足。首先我們要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台灣深藍與大陸當局共同期盼的人選洪秀柱為什麼會輸?我個人也堅信,洪秀柱所堅持的「一中同表」沒有任何問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中國國民黨長遠發展下去的唯一機會與希望。改變台灣當前的偏差意識形態,消滅反中浪潮,絕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現實的情況是,被民進黨一路追殺的國民黨,連黨部職工的薪水都發不出來;就像是當年長征時期的紅軍,米缸裡連一顆米也沒有,眼前最要緊的事情是得先活下去,盡可能的多爭取一點選票,哪兒還有力氣正面擎起這面迎戰反中的大旗呢。洪秀柱的確令人欽佩,但是時機尚未成熟,陽春白雪,只能報憾;但是洪秀柱的路線,仍然是國民黨最重要的資產。

根據中國人的國民性可知,在差序格局下的中國人,內外圈的人的交易成本與信任度差異極大。習進平總書記在發給中國國民黨主席當選人吳敦義的賀電中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面臨挑戰,切望兩黨以兩岸同胞福祉為念,堅持“九二共識”,堅定反對“台獨”,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方向,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之。」而吳敦義在回覆習總書記的賀電中,也表明了:「…本人將帶領全黨同志承擔重任,,為兩岸人民的生活福祉、權益保障、社會經濟交流、文化傳承創新、繼續奮力向前…」。國共兩黨領導人之間的對話,就是在關切之餘,也仍然是語帶感情,懷抱期望。我們深刻理解一心想要促成兩岸統一的台灣深藍與部分大陸的評論家們的著急心情,但是我們也不應當把未來的中國國民黨主席往對立面趕不是嗎?國民黨內的本土派民意代表,在反中浪潮的壓力下,早已經被迫想方設法的要逐步剝離國民黨的中國色彩,加深其獨台屬性。過於激烈的評論,實際上對於國民黨勝選並無幫助;而吳敦義,卻是國民黨未來三年重大選舉結果的第一責任人。

擺在吳敦義面前的巨大難題,就是如何應對民進黨所營造出來的台灣反中浪潮。我們是不是也能思考或傾聽一下,為什麼有一些台灣知識人願意像唐吉軻德一樣的支持台獨?反中浪潮又是如何形成的?民進黨本事再大,如果不是有客觀現成的條件可以利用,也決計不可能興風作浪到這個程度。說到底,反中與台獨是一體之兩面。最深層原因,乃源起1895年的甲午戰爭;日據時期的台灣同胞,受盡日本人的凌辱,中國國民黨來了之後,又實施了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早期移民台灣的閩客族群,有長達一百年的時間,根本沒有機會,甚至是沒有資格,參與台灣地區的治理與資源分配,更不可能在大陸地區展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這種憤怒與哀怨的情緒,經過代際的相傳,從未消失;因此政客們利用起來,極為方便。

我們非常高興的看到,大陸當局已經開始逐步落實台灣同胞在大陸的各個層面的工作機會,並且進一步的提供生活上的便利;讓同為中國人的台灣同胞,擁有與大陸同胞一樣的平等機會,共同參與對祖國的治理,共同分享改革開放的果實。我們堅信,在大陸當局的不懈努力下,這個已經深植長達一百年以上的的心結,一定能夠逐步化解。

關心中國國民黨與期盼兩岸統一的朋友們,應該要多鼓勵吳敦義,大家要一起為國民黨的勝選創造條件;要讓這些國民黨本土派的民意代表們看到希望,要讓他們認識到回歸兩岸統一的正道,不但對於中華民族,對於他個人的政治前途,也是最好的選擇。兩岸應當共同合作,全面恢復台灣的中華文化的氛圍。大陸當局現在鼓勵台灣青年到大陸創業,其實也可以考慮讓其中一部份的台灣青年回到台灣工作,共同為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全面復興而努力。

國共論壇,不需要等到十月份才開;現在就可以一起坐下來,好好的談,仔細的想,雙方一定要通力合作,贏回一個敢於,並且樂於說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台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掌握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上,我們一定要緊緊的抓住這個歷史機遇,為中國的歷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

本文已登載在2017.5.30的《旺報》,以及《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