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越封閉 大陸應當越開放|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日前巴拿馬與台灣斷交,同時與大陸建交。台灣方面,蔡英文總統表示:「我要在此正告北京當局,為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台灣已經善盡一切責任,但北京這樣的做法,已經衝擊了兩岸穩定的現狀。」;陸委會也表示:「政府將調整兩岸政策,對大陸官員來台訪問,將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則表示:「大陸各省不管是搞情治、對台學術單位,在大陸整天發表對台不友善言論,說要統一、攻擊,講一些偏激又侮辱台灣的話,那為什麼要讓你來台灣?不友善的人為什麼還要讓他來?」

大陸方面,在與巴拿馬建交之後,媒體上未見高層有任何限縮兩岸交流的指示。不過從近期召開的多個兩岸學術交流會議來看,個別大陸地方上主管兩岸交流的部門,已經改採較為保守的態度;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受到了一定影響。

實際上,每一個國家都有「組織體」與「文明體」兩個層面,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組織體之間關係,它同時還是一種文明體之間的關係。由於文明經驗主要記錄在文明體之中,所以強調從文明體這個維度來理解像中國這種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新興國家來說,意義尤其重大。日本佔領台灣時期,不但有台灣同胞願意回到大陸生活,甚至有不少台灣精英主動到大陸參與對日抗戰;台灣同胞當時之所以不管身處在何種政治管制下,都認定中國就是祖國,這正是文明體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兩岸要能夠突破僵局,使兩岸之間能有更多的積極意義的操作空間;大陸當前的對台政策,可以在「組織體」維度「一個中國」政策毫不動搖的基礎上,從強化兩岸同胞所共享的同一文明體的維度著手。換言之,穩固兩岸人民間彼此間的內部關係,加強其黏稠度與相互依存的心理狀態,應當是兩岸關係的工作重點。

對台工作實際上可以從兩個層面展開,一個層面是對台灣政府,另一個層面是對台灣同胞。在政府層面交流暫時受阻時,大陸當局完全可以繞過台灣政府,直接將影響力落實在台灣同胞身上。大陸當局的對台政策不應當被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帶著跑。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表示:「大陸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不會因為台灣政局變化而變化。」習總書記的這句話,就是大陸對台工作最好的指導原則。

中國人不能僅僅在西方人構建的國際政治型態與法律規定中來思考兩岸關係發展的可能性。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僅將焦點放在政治或法律層面,也就是一直關注「組織體」意義上所講的「一個中國」,就有可能在「組織體」層面發生齟齬時,影響了兩岸關係仍可不斷深化的可能性,以及繼續從文明體這個維度上推展大量工作的機會。

換言之,不論組織體層面的統一進程推進順暢與否,都不應當影響文明體層面相關工作的開展。不管台灣當局對大陸採取何種限制性的措施;大陸當局都應當把握各種機會與渠道,不斷地深化與擴大與台灣各階層交流的成果。兩岸交流的機會與節奏的鑰匙,應當由有心促進兩岸統一的中國人來掌握,而不是交到有心將台灣帶往獨立的民進黨政府手上。如果台灣當局限縮與大陸的交流,大陸當局也隨之採取限縮與台灣交流的措施,那就完全正中民進黨政府的下懷,因為當大陸放棄了與台灣同胞直接交流的機會時,民進黨政府將迅速地遞補缺位,不請自來的在台灣同胞心中描繪大陸的樣貌,其後果可想而知。

通過文明體這個維度來凝結兩岸老百姓的心,是建立在兩岸同胞都是一家人的基礎上;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穩固,最重要的核心關鍵是在於「公平的分享」。盧梭、彌爾、費邊社等大師們的共同政治思想:「以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存在,並且意識到他們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員。」加上托克維爾所說的:「讓他們分享治理這個國家的權力。」就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捷徑。

本文已登載在《旺報》2017年6月23日,以及中時電子報

國安會神隱台灣外交如何正面迎戰|高靖

文/高靖
巴拿馬與北京建交後,中華民國喪失了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國,兩國關係多年來老早就是陷入低潮,只是台北方面不願意面對真相,民進黨政府的外交部長李大維,對於巴拿馬的外交失敗,感到非常的憤怒,李大維揚言要與中國大陸展開正面迎戰。李大維話說得悲壯,但是台北要如何與北京正面迎戰呢?僅僅憑李大維的外交部,又能夠如何正面迎戰,外交部之上的國家安全會議,在這次台北的外交挫敗後,完全不見半個人影,民進黨政府的國家安全體系看起來像是沒人掌控當家。

蔡英文原先的外交大戰略是新南向政策,李大維要正面迎戰,這與新南向到底如何釐清區分,或者這只是李大維講些場面話,沒有任何的意義呢?

巴拿馬斷交後,台北的總統府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出面大談台灣的外交危機,可是真正職司政府國家安全問題的總統幕僚機構國安會,卻沒有任何人出面說明政府應變,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像是失蹤了一樣,掌管政府國家安全政策的嚴德發,從未出面說明台灣當局將如何挽回外交局勢,如果李大維要正面迎戰,國安會又將如何協調政府所有資源,支援李大維的前線作戰,這些問題全部都沒有答案,看來國安會似乎是被架空,外交大權仍然由吳釗燮一手掌握,嚴德發不過是空殼國安會秘書長。

兩岸的外交戰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正面迎戰了,除了中國在聯合國的會籍爭奪戰,台北當局甚至使用暗殺的手段,阻遏北京參與萬隆會議,爭取亞洲與非洲許多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外交支持。1955年周恩來原本要從香港搭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前往萬隆,但是周恩來臨時改變行程,這班客機起飛後爆炸,因為台北當局派人滲透香港機場,在飛機上安置炸彈。當年雙方為了彼此生存,就是採取這樣的非常手段,只不過在冷戰時期,這種近乎恐怖攻擊的暗殺活動,因為彼此政治立場不同,受到了包容,與今日恐怖活動是萬國公罪的情況很不一樣。

台灣要與大陸正面迎戰,國際社會的外交戰,兩岸打了幾十年,也非始自今日,更不是巴拿馬斷交才有的。關係最重大的聯合國會籍,兩岸打到1971年10月,才見分曉。北京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合縱連橫,爭取到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台北當局只有美國的單方面支持,在國際上獲得的認同,越來越小,其實早在1961年聯大處理外蒙古入會案時,台北當局差點就要被趕出聯合國,外蒙案錯綜複雜,非洲茅利塔尼亞入聯,非洲國家多表支持,蘇聯以支持茅國換取非洲國家支持外蒙入會,這樣一來,又引起台北國府當局不滿,揚言反對,可是台北若反對,非洲國家將群起反對台北主張的中國會籍,最後台北只好讓步。

國際局勢的巨大轉變,並非台北單方面可以控制或者轉變,兩岸實力對比的落差,越來越大,1971年台北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前,美國已經開始與北京進行外交接觸,1972年尼克森訪美,緊接著日本與北京建交,美國在白宮水門案後,尼克森去職,美國與北京發展關係暫時放慢腳步,但是雙方仍然保持密切互動,1978年卡特總統主導與北京建交。自此,兩岸外交的多年正面迎戰,台北持續敗下陣來,吞下大國斷交苦果,台北的外交關係,已經沒有大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只剩下中南美、非、大洋洲等區域的部分小國承認中華民國。

蔣經國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任,這時台灣已在世界展現出強大的經貿實力,李登輝政府藉著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事件影響,國際社會普遍對北京政權抱持負面觀感,以及蘇聯瓦解,後冷戰時期的世界秩序重整之際,讓台灣又利用經貿資源,趁隙爭取到許多國際空間,兩岸外交戰的你來我往,在1990年代,台北當局雖然邦交國不多,但是在實質外交部分,仍有很大影響,在許多非邦交國開館,突破北京的封鎖,推動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社會講究的是存在,台北在亞銀、關貿總協、亞太經合會等非政治的專業經貿機構,爭取到許多空間。

1990年代可說是台灣外交前進的年代,1994年美國柯林頓政府檢討對台政策,對台關係有了很大的轉折,許多斷交時的政治限制慢慢解除,駐美代表處改名為TECRO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這比起原先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處要好多了。

1990年代,也是兩岸開始恢復接觸談判的年代,兩岸海基會、海協會成立,焦唐會談,辜汪會談等等接連登場,其中最重要,紛紛擾擾多年的,就是在1992年會談後的九二共識。

兩岸在1990年代以來,到現在二十多年的外交戰,各有勝負,但整體而言,台灣大約只能維持二十多國邦交的小康局面,但在巴拿馬斷交後,台灣失去了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國。

外交正面迎戰,需要的是整個政府的總體戰,譬如總統府國安會才有可能統籌所有的資源,變成強有力的拳頭,對外出擊。考量兩岸關係的變化,是不能迴避的問題,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都不可能不正視兩岸關係可能對台灣外交的影響。馬英九透過九二共識,改善兩岸關係,以迂迴的方式,爭取北京政治諒解之下,幫台灣爭取國際空間,並透過外交休兵主張,減緩了雙方外交爭奪戰的壓力,蔡英文政府因為主張台獨的緣故,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撕裂了兩岸關係,自然引發北京的猜忌與疑慮,外交上爆發台灣的斷交潮,就是北京加大力道的結果。

李大維談外交正面迎戰,很有悲壯的姿態,但是要如何迎戰,有多少力量可以正面迎戰,除了說些激勵士氣的話,李大維到底能夠拿什麼與北京正面迎戰呢?或者說,蔡英文政府如何能夠讓李大維可以與北京的外交戰,進行正面迎戰。蔡英文總統府的國安會秘書長,在巴拿馬的外交危機當中,從頭到尾,看不見人影,只有吳釗燮跑出來指著北京鼻子罵。

蔡英文既然執政了,那是要鬥智,而非鬥氣,顯然蔡英文還是走過去陳水扁的老路,選舉優先,實際的政策與做法,都拿不出來,所有的努力,都只要鞏固勝選的基礎就夠了。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是位職業軍人,即使在軍中,都不是最優秀的將領,當年台灣遭逢八八風災,嚴德發擔任台灣南部的陸軍八軍團指揮官,因為親身到前方指揮救災,當時馬英九總統因為救災不力,態度高傲,受到許多指責,馬英九特別對嚴德發的努力印象深刻,後來一路拔擢陸軍司令、國防部副部長,到了蔡英文總統任內,因為無人可用,嚴德發又被拔擢為參謀總長,國安會諮詢委員,最後成為國安會秘書長。

嚴德發因為欠缺自信,態度過於謹慎,造成表達能力不佳,不擅與人溝通,國安會秘書長需要與許多人溝通協調,這部分嚴德發比起前任吳釗燮那是相差甚大,比起國民黨時代的高華柱,他又少了能夠統御部會與軍方的強硬霸氣,蔡英文派任嚴德發這樣重要的職位,看起來只是要嚴德發長期任職軍中的經驗,協助推動台灣的軍事事務管理,吳釗燮身為總統府秘書長,大談台灣外交,也顯示這個本該負責管理總統府,以及與各政府機構協調一般事務的職位,才是蔡英文真正的核心幕僚。蔡英文的作法,似乎又回到過去蔣介石的時代,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遠遠勝過國安會的角色,李登輝就任總統後,將蔣經國留下的模式擴大,藉著國安會掌控國安局與其他情治系統,鞏固他在國民黨內奪權的實力。不過,蔡英文看來是遷就嚴德發的能力不足,讓吳釗燮分擔了部分國安會原有的角色。

李大維主張外交正面迎戰,他可能必須回過頭來看看,蔡英文政府究竟還能有多少資源供他正面迎戰。蔡英文2016年就任以來,念茲在茲的都是新南向政策,想要在台灣鄰近的東南亞,乃至南亞地區,這些地區因為戰略利益的問題,也是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透過新南向發展台灣外交影響力,其實也是在美中兩個大國國際牌局當中,不言而喻地靠向美方。黃志芳為了推動新南向,從總統府轉向外貿協會董事長,就是想利用經貿資源,拓展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台灣客觀條件與1980年代、199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黃志芳想要憑藉的台灣經貿力量,已無法與過去同日而語,所能造成影響力自然有限,但是對台灣內部來說,兩種不同的外交路線,可能就會有資源分配與政策協調的問題。

那麼,李大維的正面迎戰,與蔡英文的新南向,這兩者是否發生目標選擇上的衝突,或者資源無法同時供給兩種目標,或者兩者可以相輔相成,這類的問題都需要國安會評估研究,因為吳釗燮在總統府所轄機構,只是一般行政管理機構,不具備分析外交與兩岸問題的專業能力,嚴德發又不具備這方面問題的決策能力,到頭來,嚴德發很可能淪為會議主席的角色,並不能在蔡英文決策時參贊意見。

如此一來,李大維的正面迎戰,可能僅僅是口號,因為蔡英文政府不太可能捨新南向,而就外交正面迎戰,或者這個正面迎戰只能被框住在新南向的範圍當中,甚至新南向這類區域外交戰略棄而不用,回到過去陳水扁失敗的烽火外交路線。這些問題都只有國安會能夠回答,然而國安會到底哪裡去了呢?

賴清德兩岸論述根本是胡言亂語 | 高靖

文/高靖
台南市長賴清德最近在美國表示, 廢除民進黨黨綱不是問題,問題是接不接受九二共識。接受九二共識也不是問題,問題是在一國兩制,台灣人民不可能接受澳門跟香港地位的九二共識。賴清德的說法,真是讓聽者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不知道他到底要表達什麼。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有何關係,賴清德很可能把一個中國,馬上就跳到兩岸統一之後的一國兩制,這當中差距之大,賴清德隨便幾句話帶過,顯示他對兩岸問題的掌握很有問題。

賴清德最近不斷提出親中愛台,他在美國說,這是向中國大陸伸出友誼的手,以台灣為核心,與兩蔣時代的反中不同,也與馬英九總統的傾中不同。這些話,又讓人想半天到底是要表達什麼?如果賴清德仍然主張台灣獨立,要分裂中國的國土,那麼怎麼有可能對大陸伸出友誼的手。賴清德指稱蔣介石與蔣經國反中,更是不知道從何而來,我們不禁要問賴清德到底知道不知道他在談些什麼?

賴清德的談話,在台灣引起不小的爭議,台南市政府新聞及國際關係處處長許淑芬解釋說,賴清德說的是,廢除台獨黨綱不能夠解決問題,因為還要面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還是沒辦法解決問題,因為根本問題就是一國兩制,違反台灣人民的主張,不為台灣人民所接受。

不論台南市政府如何幫賴清德打圓場,我們還是要回到賴清德自己的論述上,試著理解賴清德究竟要表達什麼?他的發言究竟所為何來?賴清德身為地方首長,對於兩岸政策並無具體影響力,但是賴清德在民進黨黨內,卻是非常有地位的未來之星,在蔡英文政府陸續在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巴拿馬斷交等挫敗,顯示蔡英文拙於推進兩岸關係造成台灣很大損害之際,賴清德表達他對兩岸關係的看法,顯示民進黨內開始有現實的焦慮感,賴清德的發言,也許正是這種焦慮感的投射,同時想要藉此表現他的論述,以堆砌他的政治高度。

不過,賴清德的兩岸關係談話,卻是自曝其短,充分顯示他對於歷史事實與兩岸關係本質,都缺乏足夠理解,賴清德也許講起台灣獨立頭頭是道,但對於事關重大的兩岸關係,他卻一無所知。

賴清德談到接受九二共識不是問題,問題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名詞是鄧小平在1982年提出的,九二共識則是1992年兩岸會談後出現的,就台灣方面的涵義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這兩個名詞的出現,時間先後有別,兩者更無前後關聯。九二共識或許在兩岸各自解讀方面,在各自表述方面有所歧異,但基於這個模糊的一個中國,兩岸才能開始發展出後來的許多對話。可是無論對九二共識進行多寬廣的解釋,其中都沒有任何概念與一國兩制有關。

九二共識其實在兩岸之間的看法,並不一致,但兩岸能夠用寬容的態度,以求同存異的方式,把這個名詞提供為兩岸往後持續互動的基礎,對於一個中國的不同看法,雙方並不堅持彼此接受對方的看法。九二共識就只是兩岸互動的基礎與橋梁,其中有一個中國的概念,但台灣當局在1992年時,對所謂一個中國的定義,已經表達與北京方面是不同的,所以要在一個中國後面,加上各自表述,以表明立場。北京方面當然不接受各自表述這個概念,但是北京當局暫時擱置爭議,不挑戰台北的各自表述,選擇就前面的一個中國,給予北京繼續維持與台北良性互動的基礎,這當中就算涉及一個中國,但並沒有具體到兩岸統一之後究竟採取哪種制度。

賴清德把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畫上等號,不知道他的邏輯與道理何在,恐怕也沒有人能夠說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或許我們可以推敲一下,賴清德把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個中國,一個中國自然就是一國兩制,但兩岸的政治關係發展,哪裡是這種跳躍式的論述,一個中國就只是一個中國,跟一國兩制並無關係,也無前後關聯。

香港與澳門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實施一國兩制。當然,最初一國兩制的提出,是針對台灣而來,可是首先落實的卻是港澳特區。因為港澳兩地近百年受英葡兩國殖民統治,政治與社會制度,乃至一般生活,自然與大陸有很大不同,採取一國兩制是為緩和兩地回歸中國後,可能造成的政治與社會衝擊。但是港澳是從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回歸中國主權,這與兩岸統一與否的問題,又完全不在同一個層次上。中國經過協商後,收回被西方強占的殖民地,港澳是受殖民統治,與台灣有國府統治並不一樣,港澳只是單純的主權回歸,但兩岸的統一問題,要比這個更複雜,因為這涉及國共內戰後,造成中國分裂分治,幾十年來,國共雙方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

兩岸不論是否要各自表述,但如果對於一個中國沒有相當的共識,就不可能往後觸及到兩岸統一的問題,即便是兩岸開始談判統一問題,一國兩制也僅是北京單方面的主張,實在不能說若台灣方面接受了一個中國,就是要去接受一國兩制的框架,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實在很大,甚至沒有必然的關聯。賴清德把九二共識硬是與一國兩制牽扯在一起,若不是不懂兩岸關係,就是別有用心,要扭曲兩岸互動的發展,讓一般人以為兩岸交流,最後就會變成一國兩制,從而鼓動台灣人反對兩岸交流,這與賴清德所謂親中,要向大陸伸出友誼的手,完全是不同的意思。

如果我們把想像力放寬,或許兩岸談判統一的過程當中,在兩岸政治制度的安排上,很可能會有我們現在想像不及的方案產生,兩岸分裂分治超過半世紀,從1992年到現在二十多年過去,要解決六十年的問題,哪裡是那麼簡單的幾句話可以帶過,但是兩岸關係是台灣不能不面對,也無法迴避的問題,賴清德輕率地幾句話,並不能改變兩岸關係已經存在的問題,但卻在民進黨內部引起爭論,賴清德若真有心更上一層樓,他最近有關兩岸關係的發言,暴露了他對兩岸問題缺乏認識與理解。

賴清德稱兩蔣反中,這個說法一定讓許多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蔣介石與蔣經國反共有之,但若要如賴清德所言,兩蔣反中,恐怕沒有人會認同這個說法。兩蔣反共,但不反中。蔣介石雖在國共內戰敗下陣來,但從來都以他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個主張從1949年持續到了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為止,逐漸在國際社會遭到北京當局的挑戰,日本與美國也相繼轉移對北京的外交承認。蔣介石至死都不反中,但在意識形態與國家主權上面,他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可是這不是反中。

蔣經國無論在行政院長或者總統任內,也沒有反中的立場。蔣經國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豈是反中的立場,蔣經國的反共立場是很清晰的,北京與美國建交後,對台灣採取許多柔性攻勢,蔣經國為了讓台灣持續穩定發展,並沒有受到這些柔性攻勢影響,蔣經國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與大陸有任何接觸,但是與美國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蔣經國考慮的無非是台灣的生存發展,而將分裂中國統一問題往後延擱。

蔣經國在1950年代主導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這個名稱充分表達蔣經國的政治立場,他反共,但是要組織中國青年反共,這哪裡是賴清德所講的反中。反中與反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情,無論蔣經國與蔣介石,都不反中,賴清德信口雌黃,無非是扭曲歷史事實,用來美化他自己的親中愛台論述,但是從他對於客觀具體歷史事實都掌握不精確看來,他這套親中愛台論述,簡直就是不倫不類。

賴清德的親中愛台,其實本質是一中一台,把兩岸當成兩個獨立的國家交往,這樣的政治論述,僅僅用親中兩字也沒辦法遮掩其本質,北京有那麼容易上當,被親中兩個字迷惑嗎?當然不可能。賴清德對於兩岸關係的敏感內涵,可以說毫無掌握,才以為用親中兩字可以模糊一中一台的論述,賴清德未免把北京設想的太天真了。

從賴清德最近的兩岸論述看來,賴清德如果要在未來代表民進黨競逐大位,實在是件讓人很擔心的事情,因為他對兩岸關係究竟是怎麼回事情,完全搞不清楚,這段時間他勇於發言,表達立場,但說不清,講不明,反而是自曝其短,顯得無知,無法讓人信任。

制度優化永無止境|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李克強總理日前出訪歐洲參加第十九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李克強在柏林停留不到25小時,安排了11場活動;在布魯塞爾停留24小時,安排了中歐,中比一共19場活動。按照外交禮節,李克強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有一場外交午宴,但是李克強將其改成工作午餐。李克強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同午餐時,同桌的是兩國多位部長與22位中德企業家;這場午餐會,實際上是兩國總理與兩國企業家的對話會。李克強的工作強度之大,可見一斑。

1969年李國鼎擔任台灣的財政部部長,李國鼎每次出國,行程都過於緊湊,时任财政部次长王紹堉總是將李部長的行程劃掉幾項,以免交通銜接不上,但是回到李國鼎那裡,他又把行程都給加了回去。到了國外,李国鼎尤其要找科技界的人談話,別人談多久,他就聽多久;實際上,李國鼎有心臟病,还做过心臟繞
道手術。1981年,孫運璿任行政院長,李國鼎是政務委員,有關科技事務,孫運璿均委請李國鼎處理;張忠謀願意回台灣服務,就是孫運璿與李國鼎的功勞。

我們在兩岸的不同時期,分別都看到了勤政的典型,但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就是兩岸各級政府中的部分官員,也都有懶政現象。為什麼有些政府官員就特別肯犧牲奉獻,有些政府官員就因循怠惰呢?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是官員自身的素質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制度差異下所產生的不同心理反應。

學者許烺光認為,「人」是一個心理和社會的平衡體,人的存在是一種系統,是一個「場」。這個「場」由內而外,一共可以分為八層,分別是:無意識(第七層)、前意識(preconscious)、限表意識、可表意識、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遠離的社會關係與文化,以及外在世界(第零層)。其中,「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和「可表意識」層最為重要,這兩層加上部分「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和部分「限表意識」層,組成他所稱的基本人際狀態。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人」的概念。

「可表意識」層,包括意念、感覺、情感,如愛、恨、貪婪、嫌惡、恐懼等,還包括思想和信仰,如大到民族主義、世界大同、自由、孝道、婦女貞操觀念,小到餐桌禮儀、問候方式等。

「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是我們投注了感情的人、物和文化理念。這一層的重要性不亞於我們對於食物、水和空氣的需要,是人獲得安全感、認同感和滿足感的基礎。有鑒於此層內容的重要性,所以被稱作「生命包」。

「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也是由人、物與文化規範構成,但是與「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的區別在於,這一層的內容對我們來說主要是「有用」,我們一般並不對其投注感情。
對於像李克強、孫運璿、李國鼎等勤政典型,報國這樣的想法,成了他們的「執著之念」,出現在他們的「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這是因為他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獲得了尊重。他們最在意的那一部份事情,與老百姓獲益基本契合,他們越努力,老百姓就越滿意,自己也越發的有成就感,良性循環,所以公而忘私。

有許多政府官員,不一定貪贓枉法,甚至還是業務上的好手,但是卻有懶政的現象。把工作做好,只是他們謀生的手段。工作是出現在他們的「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投注感情在工作上呢?因為在工作上,他們無法獲得內心的滿足,所以工作進入不了他們的「生命包」。
懶政現象,兩岸都有,在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中央決定整治吏治,有不少官員不熟悉在「依法治國」的要求下施政的標準要怎麼拿捏?為了避免出錯,那就一動就不如一靜;所以他們是有意識的將工作移出他們的「生命包」。

台灣則是在民主化之後,運作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礎條件與台灣社會並不完全匹配。在「法治國」理念的推動下,老百姓的權利保障雖然得到了提升,但是老百姓並不熟悉如何正確使用權利,無所節制的言論自由,使得民意代表妄自尊大,老百姓不但是有話要說,而且不管對不對,官員至少都必須擺出洗耳恭聽的姿態。由於政府官員得不到社會大眾尊重,政務官的退休安排也沒有保障,所以台灣的官員很難對工作投入熱情,工作進入不了他們的「生命包」,能交代得過去也就行了。

最糟糕的是政客,他們最關切的是執政機會,勝選是他們「生命包」中的核心。為了勝選,他們會想盡辦法,用盡手段,其所刻意塑造出的意識形態,或是施政方向,是否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並不是他們最關切的事情。
如何建構出更好的政治制度,既能匹配中國人的國民性,又能實質提昇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數,對中國人而言,仍然是任重而道遠。

本文原載於 中時電子報-革新制度讓工作進官員生命包

怒看千山急雨來|鄒秦

文/鄒秦(自由作家)
宋代曾鞏有詩《西樓》:「海浪如雲去卻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鉤疏箔,臥看千山急雨來。」

而今,在台灣,政治人物「臥看千山急雨」的淡定功夫,恐已難尋。倒是蔡政府面對巴拿馬斷交事件,氣急敗壞,怒急攻心,方寸已失!現在,竟然想以反制措施強硬對抗大陸。顯然,台海情勢已變成「怒看千山急雨來」。兩岸的零和關係與對抗升級態勢,已幡然而至。

蔡政府之怒,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效果呢?是像游錫堃所說,乾脆放棄中華民國國號,以台灣的名義爭取到更多友邦嗎?還是就此順利的加入聯合國?抑或是,坐視更多的邦交國雪崩式的斷交,急轉直下變成國際孤兒?民進黨不是一直嘲笑馬政府推動外交休兵,結果一無建樹嗎?現在,對接連兩個邦交國斷交,難道就只有生氣丶憤怒,然後雙手一攤丶無所無策呢?

一年多來,蔡英文團隊一直自以為是,信心滿滿,而且自我安慰,始終拒絕承認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還以為她一定可以蒙混過關。現在進一步公開否認一個中國,置兩岸和平關係於不顧!其結果,只見一連串的國際退縮和外交挫敗,而且迄今一籌莫展。難道這就是謙卑丶再謙卑,自省丶再自省;而不是無能丶無感和無助?

然而,一敗塗地,孰令致之?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台獨攻心。

儘管嘴上不明説,實際上民進黨政府卻一直積極推動並落實台獨政策,而且已一發不可收拾。從文化丶教育丶司法、轉型正義到認同符號,無一不是台獨主張。
從去孫丶反蔣丶非孔丶刪除文言文到媚日、仇中,甚至縱容非法組織台灣民政府大遊行,無一不是破壞兩岸和平,製造敵對關係!這樣公然的陽謀,又有誰看不出來呢?連國內的各種民調都已反映出民眾的強烈不滿,支持率一落千丈,蔡政府還有什麼可以自我解嘲的?還能怪罪他人嗎?

如果蔡政府認為民進黨手上還有很多外交牌可打,台灣仍然有充分的資源足堪虛耗,那麼「怒看千山急雨」,或許還可拉上美日聯盟,將台灣人的生死命運一同押寶,對抗中國大陸,而且在未來一連串的斷交時程上一路奉陪到底!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把握,那就必須以生民為念,以國家為重,少作無謂的幻想,謙虛的丶認真的務實以對。

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回頭是岸,回歸憲法,回到和平之路,選擇一中!

迎旗哀慟的李大維與借殼上市的蔡英文|王丰

文/王丰(歷史作家)
一個是老藍男,一個是深綠女。時代的荒謬弔詭,把這兩個人滑稽突梯的組合在一起,遠觀近瞻,哭笑不得!

同樣的青天白日旗,不同的國族認同。李大維可能是哀慟他的工作不力,宦途生波。我則哀慟同樣一面青天白日旗,卻為不同的國族認同服務。蔣介石的青天白日旗,蔡英文的青天白日旗,旗子外觀相同,卻是大異其趣的!一如孔老夫子所言: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我哀慟青天白日旗,是哀慟它必須為台獨而服務,不能為我泱泱華夏民族之大一統而服務。我的哀慟與李大維的哀慟,真有天壤之別呢!
就我這個搞歷史的老學究而言,李大維的這個迎旗哀慟的舉措,令我覺得有些難言的滑稽與陰鬱。就有點像是吃如今市面上的牛肉麵,總覺得與我小時吃的外省
老兵開店煮的牛肉麵明顯有「走味變調」的況味了。

何以致此,因為雖然同是一面青天白日旗,卻有不同的國族認同。

這場面也讓我聯想到1949年4月24號共軍攻進南京之後,軍隊攻佔總統府的畫面。遠在奉化溪口的蔣介石,在那天的日記上寫著 「戴戎光叛變﹐南京撤守」。
蔣先生在南京失守之後的那禮拜日記裡的「一周反省錄」上寫道:「據報自李宗仁、何應欽由杭返京後,當夜即下令長江南岸京(蕪)滬線各軍總撤退,甚至連南京亦完全撤空,並不留憲警維持秩序,此為意想不及之事,未知何以對人民,尤其使我國家與政府在國際地位上蒙受不利,可痛之至。」

今天的台灣,表面上還掛著青天白日旗,但骨子裡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了,今天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照我過去一貫的點評,根本是與兩位蔣先生的那個「中華民國」大異其趣而屍居餘氣了。挑明了說,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中華民國」。蔣記「中華民國」,至少是堅持一個中國,自認是中國真正「法統」的那個
「中華民國」。

今天眼下的這個「中華民國」,不過是披了件虛矯的外衣,用以遮掩「維持現狀」、「隱性台獨」的真面目。

所以,李大維這些人所迎回的這面青天白日旗,豈能與 1949年4月24號攻進南京城的共軍降下的那面青天白日旗「同日而語」。南京那面旗子是夕陽無限好,惟耳近黃昏的落日政權的旗子,而台北如今從巴拿馬迎回的旗子,不過是隱性台獨「借殼上市」的旗子,隱性台獨在不敢真正法理台獨之前,一面過渡性的旗子罷了。

南京、巴拿馬,兩面旗子,相隔近七十年。但我仍在思索著這當中的況味, 迎旗哀慟的李大維,如果李大維的父祖輩有人健在,看到李氏子孫如此這般迎旗,不知會有多辛酸!同樣一面青天白日旗,卻為著不同國族認同的人服務。寧不哀哉!

台灣必須面對一個中國才可能爭取國際空間|高靖

文/高靖
巴拿馬與中國大陸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間卻與中華民國斷交。兩方建交,為何第三方的台灣,卻必須受到外交傷害,可能很多人並沒有真正的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何所有國家不能同時與兩岸雙方建立外交關係?道理很簡單,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巴拿馬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從滿清時代開始,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仍然延續了這個外交關係,因為這是同一個國家,只是不同政權的延續,往後的發展,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國民黨軍事、政治失敗,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是在1949年12月遷往台灣台北,從此中國分裂為兩個政權,一在北京,一在台北。兩岸互相鬥爭從1950年代鬥到現在,幾十年來,所爭之處,就是誰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國府遷台初期,仍控制浙江省舟山、大陳,福建省金門、馬祖等島嶼,國府不顧美軍建議,不願意撤退駐防這些島嶼的兵力,無非就是要表達自己仍然對部分中國領土有控制權,但是國府兵力有限,最後仍然逐一放棄舟山、大陳等地,僅留下金門與馬祖。

國府遷台後,早期反對兩個中國,才會出現某國與北京建交,中華民國就要斷交的情況,當時對外都宣傳漢賊不兩立,其中沒有明白說出來的立場,正是一個中國,某國若承認北京,台北當局只好壯士斷腕,堅持我方代表中國,與對方斷交。

兩岸在國際外交戰場的爭奪,起初就是彼此的合法地位之爭,時至今日,這個爭鬥內涵已有不同,台灣主張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立場,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就已經失去了有力的論述立場,中國大陸在非洲積極發展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關係,成為大陸扭轉兩岸外交爭奪戰的重要力量 。隨著美國、日本的相繼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台灣自然越來越難以採用舊時的主張,中共的政權在國際的影響力,已凌駕在台北之上。

今日台灣的外交戰場,所要爭取的只是台灣能夠存在於國際,就只是自我的存在,能與其他國際平等相處,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也不再主張代表全中國的政治地位。可是,1949年的國共內戰問題至今仍無解決,這也就造成了兩岸雖無軍事衝突,卻不斷進行沒有硝煙的外交爭奪戰,因為中國分裂的現狀延續至今,若政治上沒有妥善安排,即使台北方面放棄代表全中國,也不代表北京當局放棄統一中國,解決中國分裂,追求國家統一的問題,一日沒有解決,任何國家與兩岸任一方發展外交關係,就會面臨要與另一方斷交的問題,因為北京不允許一中一台,或者兩個中國的存在。

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同時間又出現中華民國派駐在無邦交國地區的代表處,遭到中國大陸的政治壓力,其中有五個國家的台灣機構,不管是使用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名稱,都遭到當地政府要求改名,這些國家分別為非洲的奈及利亞,中東的杜拜、約旦、巴林,與南美洲的厄瓜多。雖然絕大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但基於務實需要,允許台灣派駐代表處在當地,提供觀光旅行、商務、文化交流等便利措施。這些機構的名稱,在最初也是經過雙方協調議定,但因為駐在國與北京有正式邦交,所以這些機構的名稱,如果北京有異議,就可能讓當地政府受到壓力,但長期以來,北京在這方面並沒有給予太大壓力。

台灣大約只能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夠爭取對台灣有利的名稱,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台灣成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設有駐美辦事處,這個名稱就很難彰顯究竟與台灣有何關係,直到1994年美國允許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辦事處改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畢竟只有美國才有力量抗拒北京的政治壓力。

這次大陸對許多台灣駐外代表處施加壓力,要求改名,當然也是兩岸外交戰的一部分,降低台灣駐外代表處的存在感,不過,北京的這個舉措,很可能是台北當局自作聰明造成的。日本在1970年代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為了保持與台灣的交流,成立了日本交流協會,蔡英文2016年執政後,積極運作日本調整他們的機構名稱,日方也在多方考量後,改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日方加入了台灣的名稱,這一點,讓民進黨政府自我陶醉了一陣子,讓為這是日本的高度善意,台日關係有了相當進展。但是這個舉措,也可能讓北京當局瞭解到,既然台北可以在機構名稱上玩花樣,他們當然可以順勢操作。

曾經台北當局在與美國實質關係有具體進展的同時,希望動員對台友好的國會議員,修改台灣關係法,為台灣爭取更多的利益,但是經過一番思考後,並沒有採取這樣的舉措,因為台北動員國會議員修法,北京也是有辦法動員,北京掌握資源可能更甚台北,最後結果可能反而不利台北,一動不如一靜,所以沒有採取這樣的措施。台北推動日本機構改名,也很可能沒有仔細瞻前顧後,只看到短期眼前的宣傳效果,卻未見在兩岸外交戰可能造成的效應,台灣在無邦交國的空間都受到壓縮。

蔡英文不肯面對兩岸關係,以為可以自行在國際社會找到突破點,其實是誤判。當然,台灣面對一個問題,台灣若失去國際空間,與台灣的政權能否合法統治台灣,沒有直接的關係,台灣的政權只要有台灣人民的支持,就能夠合法統治,可是不受國際承認的台灣或者中華民國,就會使台灣失去國際空間,因為主權國家的地位不被承認,也就無法參與聯合國,凡是必須以主權國家為身分參與的國際組織,台灣都被拒於門外,無法參與,這對台灣的客觀生存,是有很大的傷害。

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到2016年八年當中,採取了緩和兩岸關係的措施,雖然馬英九並沒有在兩岸的政治關係上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可是僅僅是選擇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互動的基礎,這一點讓北京有了退讓的空間,因為如果允許台灣增加國際活動的空間,卻沒有消除台灣在國際社會推動台灣獨立的疑慮,北京斷無可能讓步。這也就是為何台灣能在幾年前增加了許多國際參與的空間,而到了蔡英文擔任總統後,這些空間卻沒有了,差別就在於民進黨政府不願意面對一中原則,將其視為是政治限制的框架。

兩岸外交戰的根本就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這個概念,在國際社會上就算是各國不願意表態積極態度,但也不會公開表達反對,因為這是分裂中國的內政問題,各國並不介入另一國的內政紛端。即使美國政府用認知到一個中國,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可是現實的歷史發展是,每個國家與北京建交後,就對台北採取斷交的措施,也就是說,這些國家不論是否認可一個中國,仍然遵從一個中國的限制,不論民進黨政府喜歡與否,一個中國就是存在於國際社會當中的一個框架,台灣當然可以與某個國家表達不接受一個中國,希望能夠在這個原則之外,爭取與對方改善關係,甚至與對方建交,可是這就要看,台灣與大陸兩者之間,誰能夠更符合對方的國家利益了,從實際的發展看來,與北京發展外交關係顯然要優於與台北建立關係。

蔡英文政府上任一年多以來,強硬表達不接受九二共識,堅拒一個中國,如果暫時擱下這個反對態度,思考台北是否有辦法跳過兩岸關係,直接進入國際社會,實務上,在亞太經合會APEC或者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經貿機構,不以主權國家為身分的組織,台灣的確有空間,可是這樣的空間也就僅是如此,很難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台北不能昧於事實,認為參與這類經貿專業機構,就叫做外交突破。從這一年來的發展看來,兩岸關係仍然是攸關台灣能否參與國際空間的關鍵,民進黨政府不願意務實面對,如果仍以台獨黨綱為準則,即使沒有衝撞兩岸,但是兩岸關係冷卻不前,矛盾難解,不能建立共識,無法化解台獨疑慮,台灣又無力翻轉劣勢,處處受制於人,這樣對台灣的未來,是否更有利呢?

民進黨政府如果不能暫時放下某些立場,改採務實態度,台灣想要在國際上多些空間,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中國分裂的現狀,並不是民進黨政府不承認,就會不存在,因為這是先於民進黨的歷史事實啊。

唯有改善兩岸關係台灣才能避免外交戰|高靖

文/高靖

巴拿馬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個發展毫無令人意外之處。巴拿馬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最早可追溯到1909年的滿清時代,中巴雙方是在1910年互設使館,故巴拿馬與北京建交,在最根本的邏輯上,只是在中國分裂成兩岸兩個政治實體下,進行了符合巴國利益的選擇。從現實面看,台北當局與巴拿馬的外交關係過去三十年來,從來就像是在加護病房內,不時發布病危通知,讓人擔心,但始終沒有更加惡化,直到蔡英文政府否定九二共識後,兩岸外交戰再起,美國川普新政權剛上台之際,北京拿下中美洲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巴拿馬。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布的斷交聲明當中,有這麼一段話,「我國與巴拿馬共和國邦誼超過一世紀」。這段話非常有深意,需要你好好想想,一百年前的台灣,還是日本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哪裡有外交上的權力,如何能夠與巴拿馬有外交關係,互設使領館呢?民進黨政府所發布的新聞稿,把自己的台獨政權與中國政府連結起來了。

民進黨政府宣稱與巴拿馬有百年邦誼,對台獨政權來說,完全是邏輯不通的一段話,可能蔡英文政府內部都沒搞懂這個邏輯的問題在哪裡,巴拿馬從來都沒有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現在有人稱台巴斷交根本就是錯誤的,一百年前巴拿馬是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當時的中國政府是清政府,到了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雙方延續先前政府建立的外交關係,一直到國府在1949年內戰失敗逃到台灣,巴拿馬仍然視國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繼續與中華民國維繫外交關係。

外交部新聞稿引用了兩國百年邦誼的說法,恰恰是與民進黨政府大力推動的去中國化,是互相違反的方向。外交部的說法,簡單地說,就是巴拿馬一百年前與中國建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是當時中國政權的延續,民進黨政權去之而後快的中國概念,突然間又轉回到這個政府身上了,如果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中國政府,那麼如何會有兩國邦誼百年的事實,民進黨搞了大半天的去中國化,最後還是承認自己的政權是中國政權的延續,並不是什麼台灣主權獨立。

巴拿馬的外交關係老早就已經惡化,惡化的程度是到了無法用外交部所謂警示燈號形容的程度,僅僅是2000年到2017年的現在,17年之間,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任總統,巴拿馬總統到中華民國訪問的次數是有兩位總統個來了一次台灣,17年間雙方高層互訪,是台北去的多,巴拿馬來的少,從這種不對等的情況看來,難道還不出雙方關係的變化嗎?就是台北極力安排總統出訪巴拿馬,顯示雙方邦交穩固,但是巴拿馬高層卻是可有可無一般,毫不在乎,總統不來台灣訪問也就罷了,其他重要官員也極少來到台灣,巴國訪問台灣的官員層級都很低,這種單向維繫關係的情況,早就預示了雙方關係早晚要發生嚴重的變化,只不過大家不願面對真相罷了。

兩岸的外交戰,從1949年後,本就是一個中國之爭,北京與台北當局都宣稱自己代表中國,是中國合法政府,這在冷戰時期,受到美蘇鬥爭影響,自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受到許多國家外交承認,這個承認是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就是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可是隨著客觀環境的轉變,到了1960年代之後,國際社會慢慢轉向務實的看法,認為北京才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直到1971年國府被迫退出聯合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中華民國的外交情勢急遽惡化,美國總統尼克森積極與大陸改善關係,尋求建立邦交,日本搶在美國之前,先與北京建交,與台北斷交。

隨著兩蔣逝去,無法改選的萬年國會,逐漸侵蝕國甫在台統治合法基礎,李登輝繼任總統後,開始了12年的政治改革工程,表面上是民主改革,實地上是鋪陳台灣獨立的論述,自此中華民國不在是中國,改稱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被撕裂,縫上了不倫不類的台灣。

外交部聲明稿當中的兩國百年邦誼,正戳破了民進黨極力要從中華民國當中把中國這個概念拋棄的謊言,中華民國政府就是中國政府的政權延續,民進黨政府自己都搞不清楚所統治的政府合法基礎究竟來自何方,只想與台灣進行連結,有助於推動台灣獨立,但到最後還是要承認這個政府是中國政府的延續,不是台灣政府,否則何來的兩國百年邦誼。

台灣的國際空間在1989年大陸發生六四事件後,一度因為國際社會對北京的抵制,加上台灣多年累積的經貿實力,使得台灣在1990年代能在國際社會上擴展空間,李登輝時期,台灣就透過在巴拿馬建立工業區,拉攏與巴拿馬的關係,這個計畫最後慘敗收場,1997年李登輝當時為了出席巴拿馬運河環球會議,砸了大筆錢在巴拿馬身上,北京轉而動員其他國家杯葛這場會議,結果這場國際盛會變成了李登輝的獨角戲,會議規模縮小,讓主辦國巴拿馬臉上無光,從此巴國深知兩岸之間的實力差距,與中國大陸在經貿關係上越走越近,台灣在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初期勉強維持住巴國關係,但巴國總統馬丁杜里荷上任後,完全不與台灣民進黨政府往來,直到馬英九2008年就任總統後,巴國總統馬丁內利訪問台灣一次,雙方勉強維持住表面上的往來互動。

等到蔡英文2016年就任總統後,雙方又回到了過去不往來的情況,只有巴拿馬第一夫人來台參加蔡英文總統就職,一年過去,巴國也無重要人士來訪,直到2017年6月13日巴拿馬決定與北京建交,棄台灣而去。但其實,巴拿馬只是在分裂的中國情況下,選擇了北京代表中國,而不是台北的中華民國。巴拿馬在與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關係發展過程當中,從清政府到中華民國政府,現在是接受中國內戰後的現實,承認北京的合法地位。

我們可能還要回過頭檢視一下,一樣是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在扁的八年總統任內,為何巴拿馬沒有與北京建交,卻在此刻蔡英文執政剛滿一周年時,北京決定拿下巴拿馬。這就牽涉大陸實力的成長,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三位國家主席的領導之下,中國大陸從鄧小平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逐年擴大了中國大陸的經貿實力,並強化鞏固了國際政治地位,北京不在國際稱霸,卻仍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馬英九八年總統任內,至少在九二共識基礎下,北京願意給予台灣適當空間,不對台灣進行外交戰,外交休兵曾經被民進黨醜化,如今證明外交休兵對台灣是利大於弊,維持住邦交國的關係,但是台灣政局轉換後,兩岸實力落差很大,台灣即使是蔡英文主張維持現狀,不在國際上挑釁北京,北京從馬英九時期發覺到對台採取懷柔,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對於立場反中的蔡英文,大陸自然捨懷柔,改採強硬措施,這種策略的轉變,正是大陸實力再度增強,信心更大的展現,走自己的路,不用過於遷就台人的主觀想法。

然而更重要的是,過去17年來,美國總統從小布希、歐巴馬,到川普,川普的當選,當然代表美國的政治情勢大改變,但是在美國與北京的政治關係方面,顯然有某些微妙發展進行著,巴拿馬的戰略地位重要,始終被美國視為禁臠,不太願意讓與美國有利益矛盾的勢力介入,美國與北京雙方對於大陸在中美洲發展外交關係,似乎已有了某種程度的諒解,巴拿馬此時瓜熟蒂落,美國默許巴拿馬與北京建立正式邦交,這個微妙變化,也似乎是預告北京在目前的階段,有辦法在美國的後門,發展北京認為需要建立的外交關係,這個情況已經與過去十分不同。

中美洲又是中華民國主要的邦交國所在,先前幾年失去了哥斯大黎加,現在又少了巴拿馬,巴拿馬的地位與中美洲其他小國不可同日而語,骨牌效應幾乎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大陸有龐大的市場,有足夠的經貿實力可以金援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可能無視於這個事實。中美洲鄰近的加勒比海,除了海地與多明尼加外,多是小島國,北京稍加鼓動,台灣很可能又會連失數城。

中華民國長久以來面對這樣的外交困境,在兩岸實力落差懸殊下,只會越來越困難,除非台灣能夠有辦法增強自己的力量,否則要克服這樣的困難,還是必須回過頭來,重新整理兩岸關係,維持台灣的基本局面,若是一直像巴拿馬斷交這樣的充滿敵對氣氛,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遲早都要面臨抉擇,而他們選擇的必然都是北京,不會是台北,民進黨政府始終不能誠實面對這個現實,民進黨想要直接面對世界,但是這個世界根本正眼都不瞧一下,早就離他而去。

蔡英文爭取參加WHA的真相|高靖

文/高靖
台灣能否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的鬧劇剛剛落幕,我們不禁要問,是大陸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抑或是蔡英文政府利用這個事件,進行政治動員。台灣參加WHA從來都不是為了公共衛生或者醫療防疫,只是要利用這個平台,表達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訴求,那麼馬英九政府時代為何可以參加,陳水扁政府與蔡英文政府都沒有辦法參加呢?這兩者的差別又在何處呢?換句話說,台灣依據聯合國組織的政治現況,本來就不能夠參加聯合國相關組織的任何活動,也就無所謂誰打壓台灣的問題,那麼究竟馬英九政府為何可以參加呢?

兩岸經過二十多年的纏鬥,中華民國終於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由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往後台灣的地位也被聯合國定位為中國的一省。若是依照這個定位,無論哪一位聯合國秘書長或者世界衛生組織長官,都不可能允許一國的地方政府參加聯合國機構的活動,不論台灣是否接受,這就是個客觀的現實,而從1971年以來,台灣也無力片面改變這個問題。

馬英九政府能夠參加WHA的活動,最大的原因,就是兩岸之間取得政治諒解,兩岸對於九二共識有基本共同立場,雖然彼此都有不同見解與不同認識,但暫時放下這個差別,就用九二共識為橋梁,承載著兩岸關係,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就會在對岸的諒解下,知道這不是台獨的活動,不會刻意採取抵制手段。因為沒有在國際搞台獨的顧忌,自然就不會出現民進黨政府所謂的打壓現象。不論陳水扁、蔡英文兩任政府,在九二共識的立場上,多是不接受,不承認,尤其是針對一個中國的部分,受到台獨主張的限制,民進黨政府大概永遠無法在九二共識方面找到任何迴旋的空間。

如果北京願意在九二共識以外,找到另一個可以開啟兩岸互動的橋梁,自然就能夠打開了與民進黨政府互動的渠道,但是北京當局為何要如此呢?兩岸在客觀實力方面,落差甚大,如果雙方力量對比不是這麼懸殊,或許北京當局必須思考新的途徑,可是現在台灣的困難就是必須以小侍大,若不能找到對話基礎,那麼台灣難以對抗北京的政治壓力。

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陳水扁時代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其實這是行不通的途徑,對民進黨而言,入聯不成功反而對在台灣內部的選舉政治多有助益,可以幫助民進黨訴求悲情,在後冷戰時期重新建構冷戰的敵我對峙,北京成了台北的死敵,大大有利於民進黨進行政治動員,贏得選舉。蔡英文政府上任一年以來,入聯並非官方支持的活動,但參加WHA卻表現出非常積極的態度。扁蔡兩任民進黨政府的差別,在於蔡英文提出了維持現狀這個主張,以台灣名義入聯,這就有挑釁兩岸情勢的味道,美國對於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官方與私下都是反對的態度,陳水扁是一意孤行,蔡英文為了求穩,沒有採取這個沒有實效的舉動。

可是我們仍舊要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如果蔡英文政府真是那麼他們口中那樣的愛台灣,不正是應該凸顯台灣主權地位,只要台灣能夠進入聯合國,也就自然地能夠順利參加聯合國組織的各項活動,又哪裡會有每年等待邀請函參加WHA活動的問題。 可是蔡英文政府迴避了以台灣名義參與聯合國的問題,甚至去年受邀參加WHA活動時,仍使用馬英九政府的中華台北名稱,而不是民進黨一貫的台灣名稱。

蔡英文的策略無非就是執政初期力求內外穩定,現在看來,外部穩定是兩岸關係停滯不前,國際社會也僅是消極的口頭支持台灣,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空間,仍然沒有積極的可能。內部因為調整退休年金失當,勞工一例一休修法的混亂,對國民黨的政治鬥爭,呈現混亂的局勢。蔡英文求穩,在上任剛開始之際,有關台灣的外交情況,她曾有明確的表達,就是馬英九時代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她都希望繼續保有,只能夠增加,不能減少,顯然地,在WHA的部分已經沒有了。蔡英文政府也許已經理解,也許不願意公開面對這個事實,維持現狀的政治主張,不能僅僅只是口頭表述,就能夠維持現狀,因為台灣的政治情勢在2016年總統大選後,已經有重大改變,這個改變促成了現狀變動了。

缺少了九二共識的橋梁,蔡英文就沒有辦法與對岸展開對話,北京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捨九二共識,另外找兩岸對話橋梁管道的意思。其實兩岸在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初,逐步展開了對話,當時也沒有九二共識,仍能展開接觸,逐漸找到所謂九二共識,作為往後持續發展兩岸關係的橋梁。無論如何,即便是北京願意另闢管道與蔡英文政府展開溝通互動,要延續穩定的對話,最後還是要碰觸到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問題,如果沒有一個中國,兩岸顯然是無法持續穩定對話。

九二共識這的確對民進黨政府是一個限制框架,但大部分的對話都會在一段過程後,就脫不了某些框架的限制,否則豈不成了漫談,如果接受某個框架,彼此才能加深互信,這樣一來,台灣方面希望在國際上爭取某些空間的主張,才不會被錯誤解讀,馬英九政府與對岸有這個政治諒解,所以可以受邀參加WHA以及許多個國際組織的活動。

北京的基本主張,是中國的統一,這是很清楚的主張。台灣過去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包括李登輝總統任內,都沒有排除國家統一的目標,所以才有國統綱領與國統會,有關兩岸統一這一點,兩岸都有一樣的主張,差別在於如何統一,何時統一。可是李登輝執政後期,台灣政治環境出現了明顯的改變,兩國論的提出,偏離了原先的一個中國,兩岸關係惡化延續到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才開始改善。民進黨政府不接受統一,不論扁蔡都是依樣,這樣一來,國際組織在沒有北京的諒解下,怎麼可能允許台北提出參與的要求。

蔡英文沒有推動加入聯合國,僅主張參加聯合國所屬的世界衛生組織WHO之下的WHA活動,蔡英文政府顯然把參與國際空間,設法由技術層面的途徑,而不是高度敏感的國家主權政治層面。可是,台灣在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方面,所能夠掌握的主動非常少,即便是把目標降到人道醫療空間上面,仍因為無法與北京取得諒解,造成北京的阻攔,即便是沒有北京的阻攔,聯合國所屬機構也不太可能直接同意台灣申請參與,必然要尊重北京當局的看法,畢竟對聯合國而言,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個政治限制如果不能跳過或者有所突破,台灣根本不太有可能在聯合國所屬機構爭取空間。

今年台灣無法參與WHA,讓許多台灣人憤憤不平。我們必須思考,國際社會在醫療與公共衛生的問題上面,當然不能缺了台灣這一塊,可是這是聯合國機構的活動,聯合國機構是以主權國家為參與地位,台灣這方面有實際的困難,台灣捨加入聯合國,改以參與國際刑警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等技術性機構,無非想要避免台灣是否定位為主權國家的敏感爭議,在這方面,蔡英文沒有對台灣人民有誠實的態度,蔡英文過去對馬英九政府的外交策略有很多不盡公平的批評,如今蔡英文仍舊是馬規蔡隨,用同樣的方式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但是蔡英文宣稱的維持現狀,被蔡英文自己改變了,也就造成了參加WHA與其他國際組織的障礙。

為何蔡英文一在宣稱自己如何愛台,卻不敢用台灣名義爭取國際空間,也不敢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只願意參加WHA這類的技術性機構,這就是蔡英文的選舉操作,執政後的作為與原先主張的完全不一樣,2016年蔡英文政府用中華台北名稱參加WHA,馬英九政府過去使用這個名稱受到民進黨無情的批評,蔡英文政府的雙重標準顯而易見。

台灣要爭取國際空間,除非能夠排除台獨的疑慮,否則必定困難重重,排除台獨疑慮,也不是馬上就認同統一,這在馬英九政府不統不獨的策略上可以看見,故蔡英文若至少排除不獨,才有可能減少進入國際空間的阻礙。不過,蔡英文其實與陳水扁一樣,並不在乎究竟能否順利參與國際組織,爭取參與是必要的,因為是為台灣發聲,但預期著必然的失敗,這個失敗就可以拿來操作,把國民黨與北京當局畫成打壓台灣的同一陣線,不論國際社會的真實情況是如何,只要選舉能夠訴求台灣人遭打壓悲情,這樣就夠了,對民進黨政府來說,民進黨的執政遠遠高於台灣全體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