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根據《香港史新編》所載,英軍於1841年1月25日登陸香港島,翌日舉行升旗儀式,標誌著英國對香港將近157年的殖民統治的開始。1841年2月1日,大英駐華全權欽使兼商務總監義律及軍師統帥水師總兵伯麥發出安民告示,其核心內容如下:「…,是爾等香港等處居民,現係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故自應恭順樂服國主派來之官,其官亦必保護爾等安堵,不致一人致(受)害。至爾居民,向來所有田畝房舍產業家私,槪必如舊,斷不輕動。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且未奉國主另降諭旨之先,擬應大清律例規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訊硏鞫外,其餘稍無所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聽如舊。惟須禀明英官治理可也。…。」

香港開埠初年,香港華人多為來自內地最底層的勞動群眾,語言不能相通,文化差異極大;洋人普遍歧視華人,而一般華人也極少與洋人接觸,實乃怕而避之。大清末年國事傾頹,內憂外患,局勢動盪,許多貲力雄厚的商人逃到香港,買辦也在同一時期興起,香港的華人社會開始出現領袖階層。

港英政府明白,當地華人的合作與支持是香港安定繁榮的關鍵;於是利用各種皇家爵位或榮譽拉攏華人成功人士。然而,這些成功的華商一方面接受港英政府的授勳,另一方面也向大清捐官;在出席重要的官方場合時,均身著大清官服,以為身份地位的象徵;港英政府對此現象自然是很不滿意。

在「安民告示」中,港英政府向香港華人表示,香港居民亦為大英國主之子民。但實際上,港英政府、英商,與香港華人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港英政府與華人富商之間,既存在猜忌,也經常合作。華人的內心世界裡一直存在著華夷之辨,若非如此,也不會稱洋人為「鬼佬」。就華人的特性來看,華人效忠大清皇帝或是英國女王的主要目的,均出於服務自己或家族的需求;相較於洋人,華人的實用主義特性猶有過之。

從1932年出台的《威斯敏斯特法案》(Westminster Act)就可以看出,英國人意識到時代與國際局勢均已改變,宗主國與殖民地國之間的關係不得不進行調整。上一世紀四零年代,先後任港督楊慕琦(Young, Sir Mark Aitchison,任期1941-1947)與葛量洪(Grantham,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任期1947-1957)均希望將香港引導至當時各個殖民地國的發展主流模式,也就是將其扶植為一個能夠實踐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國家,並且參與到大英國協之中。

由於中國向來宣稱英國是以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所以中國必然要收回香港。蔣介石就曾經多次向邱吉爾與英國大使表示,香港必須交回給中國,他在在1942年12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一俟戰后,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英國)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然而,邱吉爾拒絕了這個要求。日本戰敗後,英國派軍隊搶先接收香港,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此事向蔣介石施壓,為了獲得美援,國府只得暫時作罷。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各種考慮,暫時沒有「解放」香港,但是北京高層的共識,仍然是在合適的時機,必須以合適的方式收回香港;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宣稱,1997年7月1號之後,香港是「回歸」祖國,對香港是「恢復」行使主權。

港督楊慕琦曾經提出香港史上著名的「楊計畫」,其改革重點為市政局的成員三分之二開放民選,其他三分之一為委任。民選與非民選部分,均為香港華人與洋人各佔一半;立法局也做有限度的改革,官守議員七名,非官守議員八名。在這套方案中,並非所有的香港居民都有選舉權;誰能當候選人?誰有選舉資格?都還在研議之中。1949年中國大陸異幟,新中國成立,國府敗逃台灣,香港瞬間湧進一百多萬難民。英國一開始並不確定中國解放軍是否會進入香港,然而這個局面已經嚴重的影響了香港的政改形勢,港英政府遂在1952年10月以時機尚未成熟為由,取消了「楊計劃」。

即便如此,港督葛量洪在他十年的任期內,還是分別對港府的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以及公共服務機關,都進行了改革。1946年取消了公務員只能由歐洲人擔任的規定,到了1971年,同級別的官員中已經有52%屬於香港華人。

二戰後,港英政府推行政改,逐步放權讓香港華人參與香港的治理;不過非殖民化的世界浪潮仍然以各種形式影響著香港。1967年,正值大陸文革期間,共產黨左派在港九發動了「反帝反殖」運動,造成了激烈的警民衝突與罷工行動。港英政府为了維護香港的政權與治權,封閉了部分公會,逮捕了搗亂份子。當時美國已經出兵越南,而且聲稱東南亞正受到共產革命的嚴重威脅,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即使英國有意撤出香港,美國也不會同意。

「六七風暴」之後,港督戴麟趾(Trench, Sir David Clive Crosbic,任期:1964-1971)領導下的港英政府,一改「夕陽政府」心態,在香港推出了多項社會福利政策與香港華人的建制工作;續任幾位港督在此基礎上,不斷推行更大幅度的政治改革;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政改力度最大,香港華人等於是變相的享有了直接選舉的權力;港府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香港建構一個「民主政府」。然而,中國政府認為此舉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彭定康沒有通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與中方達成共識,擅自對政制作出重大改變,出現了「三違反」:一、違反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未有在雙方達成協議下單方面公布政制重大改革的草案。二、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單方面改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基本法》所規定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三、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諒解共識和載於兩國外長互相交換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發展與《基本法》銜接達成的諒解的七封信內之協定。北京為此表達了嚴正抗議,但是彭定康對此置之不理,堅決地推行「彭方案」;該方案被視為是議會全面直選的一種示範,並且獲得了香港政黨的有力支持。

除了政改之外,香港高等教育的變革歷程也非常值得關注。在1986年之前,香港適齡青年就讀大學的比率是2%左右,每年以3%的增幅緩慢增長;到了1980年代中期,港府制訂了新的高等教育發展計畫,目標是在2000年使適齡青年就讀大學的比率達到14.5%。1988年港督衛亦信決定加速發展高等教育,要求必須在1994年就達到14.5%的比率,2000年則應達到18%的比率。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港府則又將適齡青年18%就讀大學的比率,提前到1994年完成。

一般認為,上一世紀八零年代末期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突然加速,乃出於政治考慮與商界的要求。政治考慮是因為英國人認為教育乃民主之本,商界則是擔心九七之後,香港的人才流動可能會受到限制,希望能夠及早開始儲備人才。
對於港英政府的政改與發展高等教育的時機有多種解讀。有部分香港華人菁英戲稱,英國在二戰以前在香港不搞政改,不重視教育;在認識到不得不把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後,開始在香港注射「西方式民主病毒」;為了要完成這件大事,在政改之外,還必須從教育抓起,所以港英政府擴大了香港華人的受教機會,提高了教育層級。這種看法不無道理,香港近年所發生的一連串抗中行動,尤以佔中為最,不論是泛民主派成員或學生,絕大多數都是成長於八零年代中期,港英政府政改與教改之後。

在港英政府推動政改與教改幾十年之後,有非常多香港華人已經自覺與內地不再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同一群體。香港華人自認為有著不同於內地的「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香港人與內地人之辨,除了生存方面的競爭,還存在著價值取向不同的衝突。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件事,傳統中國人注重文化意義的民族意識遠超過政治意義的國家觀念,一直到清代末年都沒有改變,而且中國人的這個特性,在當代仍然十分鮮明。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異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很明顯的,「天下」是指整個中國文化,因此「亡天下」是整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喪失,「亡國」則只是一個政權的崩潰而已。

在港英政府的治理下,香港在二戰以後的發展一直呈現穩定的進步態勢,尤其是七零年代開始,香港在金融市場、醫療衛生、娛樂文化、文明守法,以及政府的高效廉潔等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不能不承認,英國人在治理殖民地方面,確實有辦法。為了能夠持續獲得來自殖民地利益,英國人擅長通過法律等一系列的手段,在殖民地建立穩定可靠的社會秩序;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英國人為了穩定殖民地的秩序,一直是相機行事,逐步改革,除非是現有情況威脅到了殖民統治,英國人很少輕率地挑戰殖民地原有的利益格局。從1841年英國人在香港所發出的「安民告示」,就能看出英國人的謹慎;並不因為香港乃蕞爾之地,港英政府就率爾挑戰香港居民的私有財產、鄉規民約,與傳統文化。

由於民主與法治對英國人而言,已經是淪肌浹髓。英國人基於多重原因,相信也包括在中國政府看來完全是一廂情願的眷戀,希望能給香港留下一個更符合英式價值體系的政治制度,盡可能的維繫與延長香港的「英式面貌」。然而有太多證據可以說明,全面仿效西式民主,在非西方國家均有著程度不一的水土不服現象,更何況香港華人在港英政府時期所能享受到的政治權利,還遠遠不及回歸中國之後呢。

當今的中國政府正走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嘗試過的政治道路上;中國的體量巨大,局勢極其複雜,然而這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在提升老百姓的教育水平、居住環境、衛生醫療等許多方面,仍然難能可貴的取得了瑕不掩瑜的亮眼成績。基於各種因素,香港人對內地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價值取向等,始終抱持著一種猜忌與不安的想法,這正是香港長期在英國治理下所必然產生的文化差異現象。這種觀念的轉變,不是依靠幾句口號,或推出幾個政策,就能改變得了的。比較穩妥的方式,在於用好香港人對香港本身所具有的本土知識與本土資源,溝通並化解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各種矛盾,並且要巧妙的加強愛國教育。然而一切解決問題的基礎,還是必須奠基於中國政府能夠鍥而不捨的完善現有政治制度,一方面探索普世價值在中國的體現方式,一方面探索中國傳統在現代化中所能扮演的積極角色。只要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能夠不斷改善,中國人的地位,從經濟實力到價值取向,都能夠逐漸的朝向引領世界的方向奔去。假以時日,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成見」,一定能夠完全消除,而真正達到所謂的「既統且合」的境界;而這個願景,也完全適用於當前的兩岸關係。

本文節略版,《消除不安 「統合」香港的關鍵》,登載於《旺報》2017.7.5, 以及中時電子報

馬英九吳敦義紀念抗戰立場反覆|高靖

文/高靖

今年7月7日是七七盧溝橋事變八十周年紀念,中華民國政府因為目前由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沒有規畫任何官方的紀念活動,這是民進黨切割中國歷史的必然,早在意料之中,國民黨以在野黨身分要自行舉辦紀念活動。不過,大家別忘了,不過就是幾年前,2015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國民黨執政的馬英九政府,甚至沒有規畫任何紀念活動,沒有編列一分一毫預算,迫使軍方挪用訓練預算舉行紀念活動,馬英九在各方壓力下,勉強在軍方內部辦了一場不對外公開的半吊子紀念活動,同樣一個國民黨,對於抗戰卻是兩種態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民進黨走親美媚日的外交路線,對於沖之鳥礁的爭議,不敢據理力爭,放棄對釣魚台的主權申索,當然更不願意舉行任何有關紀念抗戰的活動,以免觸及日本的敏感政治神經。民進黨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其實只從1949年來台開始,那些發生在大陸的事件,民進黨政府一概沒有興趣,也是要極力切割的地方,這就是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努力,這樣才能在思想上,為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法理台獨,進行準備。

國民黨對抗戰反反覆覆的立場,真是神奇的很,2015年中國抗日勝利八十周年,北京方面老早就規畫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那年北京的九三大閱兵,更成了全球華人矚目的焦點,曾經擔任國民黨榮譽主席的連戰,參加了這場盛大的閱兵典禮,卻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口誅筆伐。

2015年當時的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楊偉中明指出,對日抗戰是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領導,國民黨絕對堅持民主價值、台灣主體及抗戰史實的立場,對於連戰在中華民國軍人節的同日,仍出席對岸的閱兵儀式,深感遺憾與不解。楊偉中的發言,是受到馬英九的同意,批判連戰紀念抗戰的立場,就是當時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的政治立場。

馬英九政府並不重視抗戰紀念活動,否則就該在2014年先編列相關的紀念活動預算,但是馬英九政府有關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活動,一毛錢預算都沒有編列,才會造成2015年舉行的紀念活動十分寒酸。

馬英九不願意紀念抗戰,其實與馬英九慣有的政治投機有關,馬英九與民進黨一樣,都希望拉攏日本,但是馬英九年輕時參加過保釣運動,寫過釣魚台的論文,馬英九2008年就任總統後,有關對日工作方面,念茲在茲的,都是向日方說明馬英九不是反日人士,駐日代表處利用任何可以運用的場合,就是要向日方溝通,馬英九不反日。馬英九十分害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完全忽視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這件大事,絲毫不想舉行任何紀念活動。

這時碰到北京的中共當局要大規模舉行紀念抗戰勝利活動,這就牽動了兩岸敏感神經,包括郝柏村等老將在台灣,不斷對馬英九施壓,由於涉及兩岸關係的變化,被打鴨子上架的馬英九,才勉強同意舉行紀念活動,可是政府預算早經立法院通過,當時沒有編列這些紀念活動的錢,只好在政府部門當中東挪西湊,紀念抗戰勝利規模較大陸小很多,變成只是國防部的事情,其他部會都不願意碰觸,交通部甚至警告政府,宣傳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會影響日本觀光客來台的意願,以至於宣傳紀念活動的文宣品都遭到交通部杯葛,無法放在車站與機場等地,原因只有一個,怕得罪日本觀光客。

台灣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規模小,也沒有引起一般民眾的熱情,因為在台灣的歷史課本當中,早已經在台獨人士的操弄下,把抗戰歷史淡化,一般青年學生並不重視理解這段重要的中國近代史事件,沒有理解歷史,又如何能夠對紀念活動產生認同與熱情?加上馬英九政府只是用一種敷衍心態紀念抗戰勝利,應付了事,自然是草草收場,沒辦法與北京的紀念活動相比,成為一件重大的國際活動。

2015年的國民黨政府,絲毫不想紀念抗戰勝利,2017年在野的國民黨,卻要紀念掀起八年抗戰開端的七七盧溝橋事件,不過兩年的時間,同一個黨,怎會有兩種思維?其實現在的國民黨無非是藉著這個活動,先凝聚部分支持者的力量,因為這些國民黨堅定的支持者,前幾年因為不滿馬英九過分遷就與討好民進黨,對選舉冷漠,要給國民黨教訓,才會出現國民黨選舉大敗的慘劇。

馬英九政府重用台獨人士,討好民進黨,又藉年金改革之名,修理退伍軍人比民進黨還要凶狠,加上馬英九操縱司法機關,發動馬王政爭,造成國民黨內部分裂,使得執政的國民黨勢力,在短短年之間,土崩瓦解,選戰連戰連敗。現在剛當選國民黨主席的吳敦義,雖然還沒有就任,但是幕後下指導棋,推動國民黨紀念抗戰,無非是要重新整理局面,把馬英九得罪的支持者逐漸找回來。

吳敦義是馬英九2012年競選連任時的搭檔,吳敦義本來擔任行政院長,因為勇於為國民黨政府政策辯護,聲勢不錯,馬英九當時因為過度討好民進黨的關係,許多支持者都不願意繼續支持馬英九,馬英九選情看跌,馬吳搭檔後,讓馬英九有驚無險地勝選。吳敦義對於馬英九的許多措施,多持保留態度,馬英九方面則把吳敦義當外人,馬王政爭是在最後時刻,吳敦義才獲知。

吳敦義有多年選舉經驗,他在政治上的思考,應與馬英九有所不同,紀念抗戰一事,顯然也是某種政治操作,一方面重新整頓支持者,另一方面,紀念抗戰無非是對中國歷史的回歸,這在兩岸關係的論述方面,符合一個中國的主張,吳敦義競選黨主席過程當中,在兩岸關係的論述方面,並沒有任何特殊論點讓北京方面增加信賴,後面還有馬英九死而不僵,不斷希望吳敦義延續他過時的兩岸論述,吳敦義這時推動紀念抗戰,也算是一個小小的開始,表演給北京方面看,他沒有遺忘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痛的一場戰爭,希望藉此慢慢重新建立國共兩黨的對話。

吳敦義因為卸任副總統的身分,即使想以黨主席身分訪陸,都可能受到民進黨政府的杯葛與阻擾,藉著這場紀念盧溝橋事變的活動,吳敦義等於是表態他的立場,再慢慢爭取雙方直接對話的空間。

紀念抗戰看來是歷史事件,但是國共內戰兩岸分裂以來,大陸多所忌憚,對於抗戰往往避開國民黨政府的貢獻,國民黨在台灣也只談重慶政府的抗戰,結果兩岸長期以來,都沒有完整的紀念抗戰歷史。近幾年來,雙方已經慢慢能夠改變立場,把紀念活動當成是一個共同歷史的事件,譬如大陸許多抗戰紀念館,過去太偏重中共在北方的抗日游擊活動,後來也派人到台灣收集國府抗日的資料,改善大陸的紀念展覽內容,上海的四行倉庫加以修復,按照舊時模樣修建,許多上海人根本不知道過去可歌可泣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故事,但這幾年來四行倉庫舊址恢復原貌後,這段國府抗日歷史也慢慢為人所知,而非僅只是延安抗日。

台灣官方出版品中,有關抗日犧牲將領,幾年前曾把共軍將領左權列入,對於共軍發起的戰役,也列入歷史當中,這是個新的發展,當兩岸可以用健康的心態,紀念抗戰歷史,才有可能有平等正常的政治對話。

不過,現在台灣是民進黨執政,兩岸對話因為民進黨不承認一個中國而中斷,在野的國民黨其實有相當大的揮灑空間,一如2005年連戰率領國民黨到大陸的破冰之旅,開啟了國共內戰後,幾十年來第一次雙方領袖的直接對話,也讓兩岸關係進入新的階段。

吳敦義紀念七七事變,肯定是一個作態,這是給支持者,給對岸表態,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慘敗,失去執政權,丟掉國會多數黨席次之後,需要重新站立起來,兩岸關係的重新開展,其實是吳敦義帶領國民黨重新站起來的一個很好的契機,而紀念抗戰,這不僅可以把馬英九畏首畏尾的無能姿態去除,也可以讓國共兩黨的兩岸對話,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畢竟國共兩黨在那個時空間下,分別對於抗戰有不同的貢獻,幾十年過去之後,爭論究竟是誰主導戰爭,有何意義,重要的是,這是一場中國人團結對外的戰爭,中國人的團結,才是紀念抗戰的主要意義。

吳敦義帶領國民黨紀念盧溝橋事變,是一個開始,吳敦義能否擺脫馬英九時期的偽善姿態,以真誠的心情紀念抗戰歷史,紀念抗戰不僅只是推動兩岸重新對話的開始,更要與台灣內部進行思辯,因為二次大戰時期的開羅宣言,讓台灣從日本殖民地回到中國的版圖,這一個共識也是受到美、英列強所認可,台灣與中國不是兩個不同區域,它們本該歸屬於一體,只是因為許多歷史偶然的因素,造成今日分裂的局面,如果紀念抗戰的同時,不能與台灣內部進行對話,那麼這個活動的意義就減損了一大半。

核四封存費憑什麼要全民埋單|李祖舜

文/李祖舜

想像一下,一個家庭可以用5600元買些什麼東西?可以買560顆茶葉蛋、56個雞腿便當或漢堡套餐;可以讓家用汽車購買134公升的95無鉛汽油、搭乘台北捷運最遠路線86趟;買個中價位的家電用品,或者讓全家來趟短程的一日旅行…。

核四電廠到這個月月底封存將屆滿三年,經濟部長李世光日前原則決定,針對核四停止運轉後所衍生的2838億元負債,因為政府已規畫編列8年8800億元前瞻基礎建設算,所以國庫無力再編列特別預算加以處理,必須採取「電價分年回收」方案解決這筆負債。工業大戶因此要多付758萬元,而家庭用戶則要多付5600元。

而且,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消息,因為核四封存的3年期限就將到期,如果確定繼續封存下去,核四電廠將會成為台電的另一項沈重負擔,平均每年還是得花上12-13億元的封存經費,這筆錢還是得要全民繼續付下去。

這些因為停止核四運轉所產生的爛帳,憑什麼要全民共同承擔埋單?

封存核四是馬政府任內做成的決策,當時並未經過全民公投的程序,所以決策責任當然該由馬政府來承擔,但是馬英九已經卸任,政權再次輪替,決定是否繼續封存核四的責任,就已經轉到蔡英文頭上。

當然,蔡英文當年在競選時就已公開表態反對核四進行商轉,所以,除非她又要再搞一個大型髮夾彎,否則現在也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是繼續封存核四,讓全民繼續當冤大頭,拿錢貼補面臨破產倒閉的台電;第二,則是再花一大筆錢廢物利用,把核四現址就地改建成燃氣火力發電廠。

這兩個可能的決策,顯然都不是最好的政策,而且在現在蔡政府的實務運作上看起來,都是很可笑而荒謬的決策。

首先,為了應付今年夏天電力需求持續攀升所產生的限電危機,蔡政府日前同意重啟因為反應爐錨定螺栓斷裂事故而停擺5年的核二廠一號機組滿載運轉,顯示為了滿足供電需求,選前把反核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蔡英文,還是無能地把自己的競選政見給吞了下去,這一點要比拒吞曲棍球的段宜康好多了。

在沒有其他立即可以遞補的新增電源到位之前,蔡政府寧可捨棄一個全新、安全性較高的核能電廠機組,卻讓一個存在引發核災危險的核電廠老舊機組重新運轉,真的不知蔡政府增加電源這個算盤是怎麼打的。

其次,蔡政府也有規畫將核四電廠原地改建、轉型成為「燃氣火力發電」電廠,以讓核四「剩餘價值最大化」。

這個構想當然要比蔡英文當年說要把核四廠變成全球最昂貴博物館的爛點子好得多,但即使能夠付諸實現,那代表台電仍須處理核四停止運轉的負債2600億元,再加上興建火力電廠至少需要1500億元經費,恐怕只能讓即將破產倒閉的台電,財務狀況更加雪上加霜吧。

而這第二個選擇還面臨一個更麻煩的問題,就是必須通過嚴苛的環評考驗,以台電大林電廠原本提出改建四組部燃媒機組,卻只通過兩部的更新計畫結果來看,前景未必樂觀。再者,改用火力發電來取代電力缺口,就必須面臨空汙等外部性所造成的鄰避效應,還有火力發電配比持續增加,府自願性減碳承諾目標跳票的壓力,這些都是蔡英文所無法逃避的問題。

印度心靈導師狄巴克.喬布拉講過一句名言「此刻所發生的所有事,都是你過去選擇的結果」。謹以這句話送給蔡英文,既然過去選擇了反核、停止核四運轉,那就好好解決現在所發生的核四負債問題,別再把爛帳丟給人民了。

原文刊載於yes media

別被美台軍售沖昏頭美國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高靖

文/高靖
美國政府宣布對台出售14.2億美元軍售案,這筆龐大的軍費支出,又將成為台灣政府的龐大財政負擔,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第一次批准對台灣的軍售項目,包含了反輻射飛彈、JSOW以及其他電子相關設備與訓練服務,民進黨政府自然是大力宣傳。另外,很巧合的是,這次出售的大多是軍火商雷神公司產品。不過,這項軍售案,僅僅就只是美國與台灣穩固的軍事安全關係的落實,除此以外,多作解讀,其實毫無助益,美國賣軍火給台灣,更多是為他們自己利益的考慮,而不是台灣的安全。

美國對台灣到底有何意圖,其實很簡單,就是台灣優越的戰略地理位置,如果台灣落入對美國不友善勢力的控制,就會影響到美國在太平洋的行動自由,美國在目前為止,都不希望台灣落入敵對勢力的控制當中,即使從1979年雙方沒有協防條約以來,台灣在軍事上的意義,仍然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言,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也正是雙方儘管外交上受到嚴格限制,軍事交流部分仍然能夠保持一定能量,台灣若不是處於這個可以遏制北京向太平洋發展的地理位置上,美方又豈會在放棄外交承認後,還提供那麼多數量的軍事裝備給台灣,這不只是台灣關係法的法律義務,更是美國的戰略利益使然。

早在二戰日本投降之前,台灣的戰略地位就受到美國重視,美國曾經考慮派兵占領台灣,但因為發起攻占琉球群島的計畫,而跳過了攻占台灣,讓台灣免去了戰爭帶來的毀滅。戰後,東京的盟軍總部要求中國政府派兵到台灣受降,只是一時的權宜,尤其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院擔心國府的統治能力,希望由美國直接控制台灣,這個思考在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後,更進一步到美方接觸台灣人團體,希望透過台灣人發動台灣獨立運動,或者是國府將領在台灣政變,最後將台灣交聯合國或美國託管,這樣一來,美國可以暫時接管台灣,免除中共勢力進入台灣。

國共內戰時期,美國國務院有兩派意見,一是美國奪取對台灣的控制,一是考慮與中共建立友善關係,將中共拉到美國陣營來,不讓中共向蘇聯靠攏,拉攏中共的意見一度暫時居上風,因此,美國最後放棄對國府政治與軍事上的支持,靜待共軍擊敗國府軍隊,占領台灣,讓台灣回歸中國版圖,這一方面符合開羅宣言的精神,也可藉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表達對中共政權的善意。只是國府遷台不到半年,就在各方預測國府即將滅亡之際,1950年6月爆發了韓戰,中共出兵介入韓戰,打亂了美國拉攏中共的謀略。

美國國務院近年來公布了許多冷戰時期的機密檔案,其中有一份是1951年1月,韓戰爆發不久,國務院人士透過第三方安排,與大陸非共黨人士接觸會談兩次的會議紀錄,美方為了保密,當時連會議記錄當中三方人士的真實身分,都沒有寫在會議記錄當中,而是另外留下紀錄,沒有對外公開。

不過,從這份有關兩次美中雙方人士對話的書面紀錄上看來,國務院人士在討論台灣問題時,特別引用開羅宣言,向中方人士表示,台灣最後是要歸還中國。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介入台灣海峽,只有一個考慮。美國不希望台灣的位置,被用來對付美國。美國在韓國的行動,也有這個需要。美國身為二戰戰勝國,對台灣仍有部分的權利,直到日本和約簽訂為止。開羅宣言已經表達了美國的態度,但這不會自動構成領土的讓渡,我們被迫採取行動,是因為害怕被北京從背後捅一刀。美國希望台灣歸屬於任何一個不會用來對抗美國的中國政權。

國務院人士解釋美國的立場,如果中國政府的行動只為著中國人民的利益,台灣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是如果中國政府採取的行動,是基於莫斯科的利益,而目前看來也是如此,那麼如果期望美國同意台灣歸還給北京,那是不太可能的。

這是在中共介入韓戰不久後,所發生的對話,美國對於台灣的看法,顯然僅僅就是以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為優先考量,而不是台灣人民的利益,韓戰後,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協防條約,就是在政治上與軍事上, 支持在台灣的國府,這是中共介入韓戰的代價,可是美軍協防的範圍,僅限於台灣與澎湖,並不包括金門、馬祖、大陳等外島,這個原因就是美國要避免與中共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但又要確保台灣免於中共占領,破壞美國在西太平洋從韓國、日本、台灣、菲律賓等構成的防衛圈。

在安全問題上,美國與中華民國有了共同的利益,因此台灣獲得源源不斷的軍事與經濟援助,直到1978年12月16日,美國的戰略思考轉變,美國總統卡特決定轉移美國的外交承認,與北京外交關係正常化。美國與北京從1970年起發展關係,是在反蘇的背景下,透過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一舉將遏制蘇聯的前沿,從台灣推進到蒙古邊境,這就是所謂的打中國牌。

美國外交上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合法地位,但卻在台灣關係法的義務上,繼續供售台灣防衛性武器,只不過武器的種類取決於美方白宮與國務院的主觀認定,而非台北當局所提出的需求。這次川普政府同意供售的項目,絕大多數都是台北方面許多年來一直爭取的項目,直到美方認為台灣的確受到共軍威脅,才會同意出售某些項目,滿足台灣的防禦能力。另外這次也有商售MK41垂直發射系統的技術,其實台灣中科院研發垂直發射系統許多年,無法有所突破,只好向外採購技術合作,即便是研製成功,仍須造出新艦搭配,也還需要有類似神盾系統的支撐,這些在台灣都還不存在,美國同意供售,對台灣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實力提升。

說穿了,川普政府同意軍售台灣,與歷任美國政府一樣,都是在中美關係當中打台灣牌。川普剛當選,未就任前,曾接了蔡英文總統的電話,這擺明是刺激大陸,但川普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兩人在海湖莊園會後,所謂一個中國已經達成共識,白宮知道這是觸碰不得的敏感議題,所以國務院發布軍售新聞時,仍然要重提一個中國。非常有趣的對比是,民進黨政府感謝美國軍售台灣,卻絕口不提美國對台軍售符合一個中國這個看法,民進黨政府明明否定一個中國,對於美國口口聲聲的一個中國,不敢有任何意見,若說民進黨政府色厲內荏,一點都不為過。

台灣不該成為美國挑動大陸的籌碼,但是幾十年來,台灣就只是在美國戰略利益下,由美國政治力量高度影響的區域之一,軍售雖然只是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事,也僅止於軍事安全上的承諾,因為這符合美國的利益,台灣想要從這之外,爭取更多的政治與外交上的利益,其實相當困難,美國政府不是傻瓜,美中衝突若升高白熱化,美國不一定會鬥輸中國,但對美國絕對不利,對國際局勢穩定傷害更大。美方對台灣的支持,是有一定限度的,想在軍售以外,找到更多的利益,台灣可能會失望,美國不一定會為了台灣與大陸翻臉。

川普政府的第一次軍售台灣,其實只是驗證美國與台灣的安全關係依舊如常,沒有特別的變化。美中關係穩定對美國是很重要的利益,但川普政府也沒有不顧台灣關係法協助台灣防衛的承諾,還算顧及到基本的道義。但是台灣要理解,如非台灣優越的戰略地理位置,是不可能獲得美國的青睞,美國對台灣的友善,並不是美國人有多麼愛台灣人,而是在目前的環境之下,台灣還是不要讓中共拿去,是比較符合美國利益的思考。至於台灣,應該要早早認識清楚,只要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再次像是1978年當時那樣,出賣台灣,並不是不可能的,美中關係如果某時某刻又出現了變化,這次台灣就不是失去外交關係了,可能失去的更大。

北京當年決定出兵越南時,事先還向主動通報美方,美國基於彼此的共同利益,沒有表達保留意見,美中有三項公報,美台有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這當中某些精神是互斥的,八一七公報是要減少對台軍售,這與六項保證、台灣關係法,在軍售問題上就是相互矛盾,但這些矛盾如果被美中雙方克服之後呢?這也許是危言聳聽,但台灣不能沉醉在美國軍售的表面之上,必須思考兩岸問題一定要在政治上求得解決,一旦兵戎相見,對台灣絕對不利,美國的保證,是在符合美國利益才有效的,不能當真。

美國國會推動美軍軍艦泊靠台灣是福是禍未可知|高靖

文/高靖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完成審議2018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其中允許美國海軍軍艦例行停靠台灣港口,這個法案仍需交由全體參議院審議。這項法案如果獲得國會批准,無疑是又一個改變現狀的重大舉措,軍艦泊靠台灣,不論在軍事與政治意義上,與美軍來台人道救災,或者軍機故障技術性降落台灣的機場,都有著極大不同的意義,軍艦停靠港口,有表現這個國家影響力的意味,因為北京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領土,一旦外國軍艦進入台灣,這就是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挑戰了。

國共內戰當時,美國放棄對國府的支持,國府遷往台灣後,美國也不願給予援助,就是要等共軍占領台灣,等待塵埃落定,直到韓戰爆發,美國才急忙派遣第七艦隊協助巡弋台海,表面上是保護台灣的安全,免於共軍可能趁機侵台。其實,美國用心剛好相反,是要藉著海軍巡弋,穩定大陸東南沿海情勢,防止國府趁中共出兵介入韓戰,輕率出兵大陸,造成韓戰擴大成亞洲,乃至又一次的世界大戰。

美國海軍巡弋台海從韓戰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為了發展與北京外交關係,逐步降低在台駐軍人數,也減少美軍軍艦巡弋台海的數量,直到轉移外交承認,1979年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美國海軍才停止巡弋台海。除此之外,1996年台海危機,美國航母再次來到台海,宣示美國希望區域穩定的立場,反對北京對台採取文攻武嚇。

台灣與美國沒有外交關係後,曾有兩次戰鬥機降落台灣的紀錄,一次在斷交後不久,美國海軍A-4戰鬥機故障,迫降台灣東部基地,這在郝柏村的八年總長日記當中有紀載,另一次就是美國海軍F-18戰鬥機故障,迫降台南空軍基地。另外,八八風災,美軍派遣直升機進行人道救援。這些在斷交後的美軍來台的事件,都比不上海軍軍艦例行泊靠台灣的港口。因為一國的軍艦進入另一國港口,有展示這個國家的強大影響力的意味,台灣與大陸兩岸之間,存有複雜的兩岸關係,美國軍艦若真的例行泊靠台灣,那在北京眼中看來,無異是外國軍隊勢力介入中國領土內部,必然引起爭議。

美國參院軍委會的國防授權法案提要當中,有關支持盟友與夥伴部分,同意美國海軍軍艦例行停靠在台灣高雄或其他任何適合的港口,允許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接受台灣提出的進港要求。這項法案也要求美方指示國防部,落實以技術協助支持台灣發展水下作戰能力上的努力,包括載具與水雷,美國應加強與台灣長期的夥伴關係與戰略合作。參院軍事委員會的表決是21票贊成,6票反對。

這可能就是外交部長李大維所提到的正面迎戰之一,美國國會過去推動開放美國將級人員來台,其實美國行政部門與軍方仍然相當自制,並沒有因為美國國會的解禁,就派遣現役將官來台,美國政府對於一個中國政策,仍然有相當程度的依循,不至於過度挑戰這個限制。但是美國軍艦泊靠台灣港口,這在北京看來,就不僅是違反一個中國,還是外國軍隊介入中國內部紛爭。

但是在台灣方面,必須冷靜思考面對這個局面,這個看似對台灣友善的法案,最後對台灣的影響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韓戰期間美國軍艦來台巡弋,事前並未徵詢台灣當局的意見,到了1970年代美國為了與發展大陸的外交關係,降低台灣駐軍與軍艦巡弋數量,也沒有徵詢台灣意見可否,台灣當局都是事後被告知。

美國參院這個看似對台灣友善的舉動,在其背後有美中兩國大國政治矛盾的巨大陰影,以及台灣利用美中矛盾,趁勢運作的可能。參院加碼要求美國軍艦靠泊台灣,非常有可能是台北經文處在幕後遊說策動國會議員的結果,美國議員要競選連任,台灣過去多年來用金錢收買美國議員,早已不只是傳聞,加上中國勢力在亞洲崛起,美國民粹自然會感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受到挑戰,藉著美軍軍艦到台灣靠泊,一方面拉攏台灣,向大陸展示威風,另一方面也是挑釁北京在區域的影響力。但無論是哪種可能,台灣不過是美國在大國政治的一張牌,台灣並沒有在其決策過程當中有任何優先的地位。

美國從二戰之後,歷經冷戰,到後冷戰時期,已經習慣於站在霸權國家高高在上的地位,面對全球各區域的所有的問題,用他們自以為是的標準,去衡量不同區域的問題。美國因為二戰勝利,沉醉在勝利喜悅當中的美國,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各方的領先之下,開始出現了一種Can Do的無所不能的心態,這種心態在1960年代的越戰,第三世界紛爭,中東以阿糾紛,都在在證明已經變成一種傲慢心態,不能正視歧異,只會用蠻力壓制歧異,終於讓美國嘗到越戰慘敗,產油國控制油價造成能源危機等苦果。美國政府在中南美洲、南越、伊朗等地,策動當地人士,發動政變,顛覆政府,以創造符合美國利益的政府,這些霸道舉動,更加促成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不信任。

美國不僅是派軍艦來到台海,或者減少減少台海巡弋的數量,都沒有徵詢過台灣方面的意見,這顯示台灣本身的利益,從來不是美國政策的優先地位。美國總統川普今年1月就任後,外界已經揣測美國對台政策,會有不同,但這個不同,並不是在外交上承認台灣,或者提高台灣的地位。而是把台灣當成美中關係的籌碼,過去美中雙方共管台灣問題,現在這個態勢沒有改變,仍然是美中共同處理台灣問題,最大的改變卻是美國是拿台灣為美中大國政治的籌碼,而非站在台灣的利益的立場上,與中方互動對話。

這種心態的轉變,對台灣非常不利,台灣仍然迷惑於表面的現象,不能看到其中深層的差別,如果美國假意對台釋出許多有利的政策,一旦情況有變,又限縮這些政策,那麼台灣將如何自處。

陳水扁總統最後一次出訪美國前,因為陳水扁在台灣的許多政治舉措,都讓美方不滿,甚至觸犯美國對於台獨容忍的底線,美國不同意陳水扁藉機過境美國,搞選舉政治宣傳,迫使陳水扁搞了一次迷航之旅,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上顏面盡失。陳水扁的難堪,來自於違反了美國利益,美國就不客氣出手。大陸人權律師陳光誠曾經轟動一時,美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惜與北京關係惡化,也要把陳光誠弄到美國紐約,但是陳光誠在美國一連串不當發言與舉動,美國政府此時也再也不想管陳光誠的事情,陳光誠馬上從美中交手的一顆棋子,變成了棄子,失去美國政府奧援的陳光誠,再也沒有辦法有原先的影響力。

台灣始終沒有從美國卡特總統處理與北京建交的教訓當中,學到任何的教訓,台灣國府當局雖然幾十年來成功地透過孔祥熙家族在美國經營國會關係,蔣經國掌權後,也發展運用美國國會關係,這些幾十年來的努力,都在卡特與北京建交後,透過美國國會修訂台灣關係法,展現了巨大的成果,但這也就僅止於此,因為國會雖然容易發展關係,最後的政策主動,仍在白宮、國務院等方面,國會友台議案有再多人支持,行政部門若根本不採行,那也是枉然。國會通過開放將官訪問台灣,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國行政部門雖尊重國會的意見,但是若採行這項措施,難保不影響美中兩國的關係穩定。

華府推動與北京建交過程當中,美國國會支持台灣的力量與聲音並不小,但仍然擋不住這個趨勢,即使競選期間宣布當選後要恢復與中華民國關係的雷根,在總統就任後,並沒有落實他的政見,不僅沒有恢復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甚至通過對台傷害很大的八一七公報,這些作為顯示即使是雷根,都必須以美國利益優先,而不開罪北京在當時符合美國利益,台灣則不是美國利益的優先考量。

美國參院允許美國海軍軍艦可以泊靠台灣,可以說是比將級官員訪問台灣,要更具有爭議的措施,美中推動建交初期,台灣不能有美國駐軍,就是一個重要的爭執的議題,軍艦泊靠台灣港口,比起駐軍其實只相差不遠了,尤其軍艦帶有一國展示外交與軍事力量的政治意涵,台灣面對這個似好不好的東西,該怎麼樣自處,考驗台灣當局的智慧,如果把這件事情就當成是個符號而已,妝點一下台美關係的良好發展,這可能是最符合台灣利益的,若美軍軍艦真的例行性來到台灣,後面可能引發的許多兩岸衝突,那就很難想像了,因為美國也片面改變了台海的軍事現狀。

她不知道自己是大獨裁者|鄒秦(自由作家)

文/鄒秦(自由作家)

在新興民主國家,有一種人,一旦在選舉中勝利,很快就會在主人頭上摘掉那頂權利主人的帽子,而且反僕為主,變成了「民王」!

小英就是這種人。現在上台剛剛滿一年,她已是高高在上丶唯我獨尊,俾倪天下、目空一切的女王了。

現在她也不再謙卑。她説大家的不滿,從軍公教年金改革,到勞工一例一休,乃至前瞻計劃軌道工程,所有反對的聲音她都已經聽到了。大家不必再多講丶重複講丶日日講。反正她心知肚明,主意已定,心意已決,再大聲講也都是多餘的。因為她才是主人,她是民王,老百姓卻是聽命令的僕人。

她繞過正常的民主機制與憲政程序,也越過專職的行政部門,獨斷獨行,威行專制,不想聽任何人的異議或勸告。只要是她想做的,就由總統府召開國是會議,直接做成決議,然後再交由民進黨政府與黨團負責執行。這就是所謂的國是會議型改革!

只要是她決定要做的,就一定迴避民主監督機制,也不理會反對民意,這就是解放(liberation)與民主專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只要堅持到底,推倒舊制,才能顛覆過去,開啓一個新國家的嶄新秩序。這正是「英派風格」的價值解構與文化革命。

針對這種由民選的總統勵行集權又專政獨裁的現象,近年來在新興民主國家已蔚為風潮。國際社會特別取了一個名字,稱為「民選的獨裁」(electoral autocracy),也就是經由民選,成功的掌控行政權,迴避民意監督與法治規範,更遑論程序正義,也就是從「民主的公僕」一下子變成了「控制老百姓的民王」。

針對這種民粹化的獨裁政治,有人將它定性為「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也就是只看選票的多寡,完全不尊重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秩序,更拒絕分權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機制,同時也否定程序正義。而它具體指摘的對象,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丶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丶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現在則加上了──東亞的蔡英文。

為什麼執政才一年多的時間,台灣的民主品質就快速的倒退到這種獨裁專政的地步?

其中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前任馬政府的政績太差,失去民心,導致民進黨在大選中贏得太過輕鬆,還以為絕大多數的民眾都可隨他們任意擺布。而蔡英文本人歷練不足,能力有限,又缺乏國際視野,一碰到麻煩事,面子掛不住,只能冷酷的硬下心腸,硬撐到底,拒絕認錯,遑論從善如流,改弦更張。

其二,蔡政府高度依頼文青治國,說話辭藻華麗,但對政情把握不深。而且與行政團隊格格不入;尤其對軍公教體系怨恨甚深,彼此之間無共識丶無情感丶無交
集。因此,只有一味的打壓軍公教,而且誓不兩立,聽任其憤怒、痛心與怠惰,以減壓執政者內心深處的惶惑與不安。

其三,蔡政府在民進黨的派系政治中形同孤鳥,對黨內的異議之聲也是聽而不聞。又不願意委曲己意,多事溝通,因此,面對地方諸侯,蔡政府只願意以分包軌道工程的方式進行地方財富再分配,卻不願積極交往,形成共識;這也是前瞻計劃完全不容挑戰丶也不可深究的真實原委。

這正是民主專制的真實面貌。但最重要的是,執政者卻不知道,她雖然孤芳自賞,卻四面楚歌。而且竟然不知道的是,雖然她戮力從公,而且滿心幽怨,但自己卻變成了一個大獨裁者,變成了不折不扣的民王。這實在是始料未及。

林全誤解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高靖

文/高靖

行政院長林全最近對於一個中國的評論,認為一個中國是消滅中華民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某些人的一廂情願。林全的看法充分顯示民進黨政府對中國歷史缺乏理解,對於一中各表是用在兩岸之間,並不是國際社會當中某兩國關係的描述,這一點林全也完全不理解,林全刻意扭曲的發言,正是兩岸關係難解的問題之一。

林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對於兩岸關係,林全表示,對岸說台灣與巴拿馬中斷外交關係是一中原則的實現,那代表大陸所講的一中原則,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如果一中原則是消滅中華民國的話,這個一中原則,台灣大多數的老百姓是不會接受的,而且也戳破了國內某些人一廂情願認為一個中國是各自表述的想法。

一中各表是某些人的一廂情願嗎?對於北京而言,只要兩岸彼此能夠接受一中,台灣片面主張的各自表述,可以不去爭論究竟,這也是馬英九經常提到的求同存異,這個同,就是一中,不過,馬英九對於一個中國的努力,僅止於口頭,沒有任何努力,台灣學生的課綱,仍以台獨史觀為主,民進黨推動的去中國化,馬英九執政八年仍然允許繼續推動,沒有反轉。

林全完全不懂一中各表的用途與侷限,一中各表並不是放在國際社會使用的,否則中華民國又何必退出聯合國,一中各表僅僅是用在兩岸關係方面,提供兩岸互動對話的一個具有雙方諒解意義的基礎。

一個中國,怎麼會是消滅中華民國呢?這是用台獨的邏輯,好像幫中華民國的存在感到悲哀,其實一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中國的抽象概念,高於兩岸之上,兩岸目前的爭論,本來就是中國內戰的延續,只不過某些台灣人不願承認與面對,如果台灣方面有足夠的力量,反對對岸的政治與軍事壓力,走自己建國的路,那也就罷了,但是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三位台獨總統,都不敢宣布台獨,理由何在?國際社會並不認同台灣獨立,也不會支持台獨,沒有人認同台獨,正是因為國際社會雖不一定贊同一個中國,但不會反對這個主張。

回頭看看近代歷史,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在1949年12月遷往台灣台北,但是到了2017年仍然存在,中華民國政府早年依托台澎金馬奮鬥,所爭者無非就是一個中國的統一,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在國際外交場合,堅持的都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政府奮戰多年的目標。

不過,對於一個中國的概念,我們要理解的是,現在的台灣人,不論老少,對於一個中國的意義,多誤以為這個一個中國,指的是狹義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從長遠的歷史考察理解一個中國對於台灣的真正意義。簡單地說,台灣目前對於一個中國的定義與解讀,是從民進黨的台獨觀點為出發,也就是在不承認台灣與中國的任何關係之下,以一中一台的框架,來看待一個中國,很自然的就會推演為,一個中國就是台灣被消滅與失去主權的概念。

中華民國政府出現在台灣,並不是歷史的偶然,更不是台灣的獨派團體所認為的外來政權。清朝在台灣設省,建設台灣,後因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個日本海外殖民地。台灣被割讓給外國,離開中國版圖,這是戰爭失敗的悲劇,但不表示台灣因此就與中國失去了任何關係。

1937年7月爆發盧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擴大,可是直到1941年12月之前,中國政府都沒有對日本政府宣戰,其中的背景不外乎一旦宣戰,受到美國中立法案影響,美國就不能對交戰國任一方提供援助物資,這影響中國抗戰的具體進展。

在日軍發動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中國政府宣戰的同時,也表達不承認過去中日雙方簽署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片面為中方否定,中國政府也再度主張對台澎等地的主權。後來中美英三國舉行開羅會議,以及美英蘇三國舉行波茨坦會議,這兩個同盟國領袖聚會的場合,都一在確立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就是日本占領自中國的領土,必須在戰後歸還中國,包括台灣與澎湖。

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中,還曾經加碼要把日本霸占的琉球也一併歸還中國,但是蔣介石當時並沒有明確表達對琉球的立場,不過,當時中國政府與同盟國的共同立場是,琉球的主權歸屬必須等到戰爭結束後,由同盟國共同決定,可見得中國政府並沒有領土野心,否則在美國支持下,要拿下琉球也不是不可能。

台灣在抗戰勝利後,回歸中國領土,短暫的和平過後,因為國共雙方爆發內戰,國府失利,最後來到台灣,隔海與大陸分裂分治,但是在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前,一個中國始終是中華民國政府追求的目標,從政府遷台初期,歷經冷戰時期,台北與北京的兩岸的外交爭奪戰,所爭的不過就是一個中國,誰來代表這一個中國,這個爭奪才會造成許多國家被迫因為一個中國,必須在兩岸之間選擇,那些建交與斷交,其實應該說是轉移外交承認。

在台灣許多人厭惡一個中國,其實是沒有理解過去百年來歷史的發展,學生歷史課本當中刻意把中國描繪成是另一個與台灣不相干的世界,學生無從理解台灣在中國歷史當中的地位,也無法理解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自然也就以訛傳訛,把一個中國當成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固然今日統治中國領土的仍是北京政府,若是談起統一,當然可能會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然而兩岸統一到底是什麼方式,目前根本也沒有具體的共識,一個中國的問題,需要很大的耐心與很多的時間推動。

當你否定中華民國是中國,很自然的,一個中國就會被人嫌惡,中華民國當然是中國,早年我們都自稱中國政府、中國陸軍、中國人,然而今天這樣的說法,就會遭到不明事理的人批評。陳水扁執政期間,禁止軍方稱自己是中國軍隊,所有軍中刊物都改稱中華民國陸軍,因為台灣陸軍就有台獨的爭論了,這種歷史臍帶的斷裂,是為台獨鋪陳,一如林全信口雌黃,只是用來麻痺台灣人的思考。

台灣地位不同於港澳等殖民地,故在統一問題上面,所涉及的複雜程度,遠遠高過港澳問題甚多,這可能是北京當局早年所不曾思考到的問題。當1950年代因為韓戰的緣故,北京無法在兩岸之間,進行軍事統一,當60年過去,再回過頭來談統一問題,雙方發展程度,所擁有的實力,都已經大不相同,1980年代台灣發展優於大陸,持續到1990年代,可是雙方的落差與消長慢慢拉大,北京不論在國際上或者兩岸之間,都早已超越台北甚多。

統一談何容易,尤其台灣從二戰後,本來就存在台灣獨立的運動,就算沒有二二八事件,台灣的族群問題幾十年來只是隱而不發,並不是消失了,過去兩蔣政權一方要面對台省同胞,一方面對大陸壓力,十分不易,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位,迂迴地宣揚台獨在台灣早成公開普及的現象,主張台獨又與民主開放、言論多元綑綁在一起。北京面對台灣的統一問題,就不僅僅只是與台灣執政當局打交道,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還要與台灣民間的反中獨立思潮糾纏,馬英九父親馬鶴凌死去後,骨灰罈上有化獨漸統的字樣,或許這正是為兩岸未來的發展,有了綱要性質的提示。

林全對日本媒體論述兩岸關係,雖然沒有任何改變台灣現狀的發言,但從當中不明一中各表的究理,危言聳聽中華民國會被消滅,這兩段論述都讓人看到林全身為行政院長,卻毫無思考深度,林全憂心中華民國被消滅,何不回頭看看提拔他的民進黨,有那麼一則台獨黨綱,北京還來不及消滅中華民國,台獨黨綱就會消滅中華民國了,林全如果真的憂心中華民國的未來,還是勸勸民進黨拿掉台獨黨綱吧。一個主張台獨的政府,這個政府的首長居然擔心中華民國被消滅,真是讓人分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情了。

台灣越封閉 大陸應當越開放|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日前巴拿馬與台灣斷交,同時與大陸建交。台灣方面,蔡英文總統表示:「我要在此正告北京當局,為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台灣已經善盡一切責任,但北京這樣的做法,已經衝擊了兩岸穩定的現狀。」;陸委會也表示:「政府將調整兩岸政策,對大陸官員來台訪問,將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則表示:「大陸各省不管是搞情治、對台學術單位,在大陸整天發表對台不友善言論,說要統一、攻擊,講一些偏激又侮辱台灣的話,那為什麼要讓你來台灣?不友善的人為什麼還要讓他來?」

大陸方面,在與巴拿馬建交之後,媒體上未見高層有任何限縮兩岸交流的指示。不過從近期召開的多個兩岸學術交流會議來看,個別大陸地方上主管兩岸交流的部門,已經改採較為保守的態度;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受到了一定影響。

實際上,每一個國家都有「組織體」與「文明體」兩個層面,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組織體之間關係,它同時還是一種文明體之間的關係。由於文明經驗主要記錄在文明體之中,所以強調從文明體這個維度來理解像中國這種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新興國家來說,意義尤其重大。日本佔領台灣時期,不但有台灣同胞願意回到大陸生活,甚至有不少台灣精英主動到大陸參與對日抗戰;台灣同胞當時之所以不管身處在何種政治管制下,都認定中國就是祖國,這正是文明體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兩岸要能夠突破僵局,使兩岸之間能有更多的積極意義的操作空間;大陸當前的對台政策,可以在「組織體」維度「一個中國」政策毫不動搖的基礎上,從強化兩岸同胞所共享的同一文明體的維度著手。換言之,穩固兩岸人民間彼此間的內部關係,加強其黏稠度與相互依存的心理狀態,應當是兩岸關係的工作重點。

對台工作實際上可以從兩個層面展開,一個層面是對台灣政府,另一個層面是對台灣同胞。在政府層面交流暫時受阻時,大陸當局完全可以繞過台灣政府,直接將影響力落實在台灣同胞身上。大陸當局的對台政策不應當被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帶著跑。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表示:「大陸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不會因為台灣政局變化而變化。」習總書記的這句話,就是大陸對台工作最好的指導原則。

中國人不能僅僅在西方人構建的國際政治型態與法律規定中來思考兩岸關係發展的可能性。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僅將焦點放在政治或法律層面,也就是一直關注「組織體」意義上所講的「一個中國」,就有可能在「組織體」層面發生齟齬時,影響了兩岸關係仍可不斷深化的可能性,以及繼續從文明體這個維度上推展大量工作的機會。

換言之,不論組織體層面的統一進程推進順暢與否,都不應當影響文明體層面相關工作的開展。不管台灣當局對大陸採取何種限制性的措施;大陸當局都應當把握各種機會與渠道,不斷地深化與擴大與台灣各階層交流的成果。兩岸交流的機會與節奏的鑰匙,應當由有心促進兩岸統一的中國人來掌握,而不是交到有心將台灣帶往獨立的民進黨政府手上。如果台灣當局限縮與大陸的交流,大陸當局也隨之採取限縮與台灣交流的措施,那就完全正中民進黨政府的下懷,因為當大陸放棄了與台灣同胞直接交流的機會時,民進黨政府將迅速地遞補缺位,不請自來的在台灣同胞心中描繪大陸的樣貌,其後果可想而知。

通過文明體這個維度來凝結兩岸老百姓的心,是建立在兩岸同胞都是一家人的基礎上;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穩固,最重要的核心關鍵是在於「公平的分享」。盧梭、彌爾、費邊社等大師們的共同政治思想:「以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存在,並且意識到他們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員。」加上托克維爾所說的:「讓他們分享治理這個國家的權力。」就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捷徑。

本文已登載在《旺報》2017年6月23日,以及中時電子報

國安會神隱台灣外交如何正面迎戰|高靖

文/高靖
巴拿馬與北京建交後,中華民國喪失了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國,兩國關係多年來老早就是陷入低潮,只是台北方面不願意面對真相,民進黨政府的外交部長李大維,對於巴拿馬的外交失敗,感到非常的憤怒,李大維揚言要與中國大陸展開正面迎戰。李大維話說得悲壯,但是台北要如何與北京正面迎戰呢?僅僅憑李大維的外交部,又能夠如何正面迎戰,外交部之上的國家安全會議,在這次台北的外交挫敗後,完全不見半個人影,民進黨政府的國家安全體系看起來像是沒人掌控當家。

蔡英文原先的外交大戰略是新南向政策,李大維要正面迎戰,這與新南向到底如何釐清區分,或者這只是李大維講些場面話,沒有任何的意義呢?

巴拿馬斷交後,台北的總統府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出面大談台灣的外交危機,可是真正職司政府國家安全問題的總統幕僚機構國安會,卻沒有任何人出面說明政府應變,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像是失蹤了一樣,掌管政府國家安全政策的嚴德發,從未出面說明台灣當局將如何挽回外交局勢,如果李大維要正面迎戰,國安會又將如何協調政府所有資源,支援李大維的前線作戰,這些問題全部都沒有答案,看來國安會似乎是被架空,外交大權仍然由吳釗燮一手掌握,嚴德發不過是空殼國安會秘書長。

兩岸的外交戰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正面迎戰了,除了中國在聯合國的會籍爭奪戰,台北當局甚至使用暗殺的手段,阻遏北京參與萬隆會議,爭取亞洲與非洲許多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外交支持。1955年周恩來原本要從香港搭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前往萬隆,但是周恩來臨時改變行程,這班客機起飛後爆炸,因為台北當局派人滲透香港機場,在飛機上安置炸彈。當年雙方為了彼此生存,就是採取這樣的非常手段,只不過在冷戰時期,這種近乎恐怖攻擊的暗殺活動,因為彼此政治立場不同,受到了包容,與今日恐怖活動是萬國公罪的情況很不一樣。

台灣要與大陸正面迎戰,國際社會的外交戰,兩岸打了幾十年,也非始自今日,更不是巴拿馬斷交才有的。關係最重大的聯合國會籍,兩岸打到1971年10月,才見分曉。北京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合縱連橫,爭取到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台北當局只有美國的單方面支持,在國際上獲得的認同,越來越小,其實早在1961年聯大處理外蒙古入會案時,台北當局差點就要被趕出聯合國,外蒙案錯綜複雜,非洲茅利塔尼亞入聯,非洲國家多表支持,蘇聯以支持茅國換取非洲國家支持外蒙入會,這樣一來,又引起台北國府當局不滿,揚言反對,可是台北若反對,非洲國家將群起反對台北主張的中國會籍,最後台北只好讓步。

國際局勢的巨大轉變,並非台北單方面可以控制或者轉變,兩岸實力對比的落差,越來越大,1971年台北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前,美國已經開始與北京進行外交接觸,1972年尼克森訪美,緊接著日本與北京建交,美國在白宮水門案後,尼克森去職,美國與北京發展關係暫時放慢腳步,但是雙方仍然保持密切互動,1978年卡特總統主導與北京建交。自此,兩岸外交的多年正面迎戰,台北持續敗下陣來,吞下大國斷交苦果,台北的外交關係,已經沒有大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只剩下中南美、非、大洋洲等區域的部分小國承認中華民國。

蔣經國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任,這時台灣已在世界展現出強大的經貿實力,李登輝政府藉著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事件影響,國際社會普遍對北京政權抱持負面觀感,以及蘇聯瓦解,後冷戰時期的世界秩序重整之際,讓台灣又利用經貿資源,趁隙爭取到許多國際空間,兩岸外交戰的你來我往,在1990年代,台北當局雖然邦交國不多,但是在實質外交部分,仍有很大影響,在許多非邦交國開館,突破北京的封鎖,推動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社會講究的是存在,台北在亞銀、關貿總協、亞太經合會等非政治的專業經貿機構,爭取到許多空間。

1990年代可說是台灣外交前進的年代,1994年美國柯林頓政府檢討對台政策,對台關係有了很大的轉折,許多斷交時的政治限制慢慢解除,駐美代表處改名為TECRO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這比起原先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處要好多了。

1990年代,也是兩岸開始恢復接觸談判的年代,兩岸海基會、海協會成立,焦唐會談,辜汪會談等等接連登場,其中最重要,紛紛擾擾多年的,就是在1992年會談後的九二共識。

兩岸在1990年代以來,到現在二十多年的外交戰,各有勝負,但整體而言,台灣大約只能維持二十多國邦交的小康局面,但在巴拿馬斷交後,台灣失去了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國。

外交正面迎戰,需要的是整個政府的總體戰,譬如總統府國安會才有可能統籌所有的資源,變成強有力的拳頭,對外出擊。考量兩岸關係的變化,是不能迴避的問題,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都不可能不正視兩岸關係可能對台灣外交的影響。馬英九透過九二共識,改善兩岸關係,以迂迴的方式,爭取北京政治諒解之下,幫台灣爭取國際空間,並透過外交休兵主張,減緩了雙方外交爭奪戰的壓力,蔡英文政府因為主張台獨的緣故,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撕裂了兩岸關係,自然引發北京的猜忌與疑慮,外交上爆發台灣的斷交潮,就是北京加大力道的結果。

李大維談外交正面迎戰,很有悲壯的姿態,但是要如何迎戰,有多少力量可以正面迎戰,除了說些激勵士氣的話,李大維到底能夠拿什麼與北京正面迎戰呢?或者說,蔡英文政府如何能夠讓李大維可以與北京的外交戰,進行正面迎戰。蔡英文總統府的國安會秘書長,在巴拿馬的外交危機當中,從頭到尾,看不見人影,只有吳釗燮跑出來指著北京鼻子罵。

蔡英文既然執政了,那是要鬥智,而非鬥氣,顯然蔡英文還是走過去陳水扁的老路,選舉優先,實際的政策與做法,都拿不出來,所有的努力,都只要鞏固勝選的基礎就夠了。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是位職業軍人,即使在軍中,都不是最優秀的將領,當年台灣遭逢八八風災,嚴德發擔任台灣南部的陸軍八軍團指揮官,因為親身到前方指揮救災,當時馬英九總統因為救災不力,態度高傲,受到許多指責,馬英九特別對嚴德發的努力印象深刻,後來一路拔擢陸軍司令、國防部副部長,到了蔡英文總統任內,因為無人可用,嚴德發又被拔擢為參謀總長,國安會諮詢委員,最後成為國安會秘書長。

嚴德發因為欠缺自信,態度過於謹慎,造成表達能力不佳,不擅與人溝通,國安會秘書長需要與許多人溝通協調,這部分嚴德發比起前任吳釗燮那是相差甚大,比起國民黨時代的高華柱,他又少了能夠統御部會與軍方的強硬霸氣,蔡英文派任嚴德發這樣重要的職位,看起來只是要嚴德發長期任職軍中的經驗,協助推動台灣的軍事事務管理,吳釗燮身為總統府秘書長,大談台灣外交,也顯示這個本該負責管理總統府,以及與各政府機構協調一般事務的職位,才是蔡英文真正的核心幕僚。蔡英文的作法,似乎又回到過去蔣介石的時代,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遠遠勝過國安會的角色,李登輝就任總統後,將蔣經國留下的模式擴大,藉著國安會掌控國安局與其他情治系統,鞏固他在國民黨內奪權的實力。不過,蔡英文看來是遷就嚴德發的能力不足,讓吳釗燮分擔了部分國安會原有的角色。

李大維主張外交正面迎戰,他可能必須回過頭來看看,蔡英文政府究竟還能有多少資源供他正面迎戰。蔡英文2016年就任以來,念茲在茲的都是新南向政策,想要在台灣鄰近的東南亞,乃至南亞地區,這些地區因為戰略利益的問題,也是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透過新南向發展台灣外交影響力,其實也是在美中兩個大國國際牌局當中,不言而喻地靠向美方。黃志芳為了推動新南向,從總統府轉向外貿協會董事長,就是想利用經貿資源,拓展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台灣客觀條件與1980年代、199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黃志芳想要憑藉的台灣經貿力量,已無法與過去同日而語,所能造成影響力自然有限,但是對台灣內部來說,兩種不同的外交路線,可能就會有資源分配與政策協調的問題。

那麼,李大維的正面迎戰,與蔡英文的新南向,這兩者是否發生目標選擇上的衝突,或者資源無法同時供給兩種目標,或者兩者可以相輔相成,這類的問題都需要國安會評估研究,因為吳釗燮在總統府所轄機構,只是一般行政管理機構,不具備分析外交與兩岸問題的專業能力,嚴德發又不具備這方面問題的決策能力,到頭來,嚴德發很可能淪為會議主席的角色,並不能在蔡英文決策時參贊意見。

如此一來,李大維的正面迎戰,可能僅僅是口號,因為蔡英文政府不太可能捨新南向,而就外交正面迎戰,或者這個正面迎戰只能被框住在新南向的範圍當中,甚至新南向這類區域外交戰略棄而不用,回到過去陳水扁失敗的烽火外交路線。這些問題都只有國安會能夠回答,然而國安會到底哪裡去了呢?

賴清德兩岸論述根本是胡言亂語 | 高靖

文/高靖
台南市長賴清德最近在美國表示, 廢除民進黨黨綱不是問題,問題是接不接受九二共識。接受九二共識也不是問題,問題是在一國兩制,台灣人民不可能接受澳門跟香港地位的九二共識。賴清德的說法,真是讓聽者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不知道他到底要表達什麼。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有何關係,賴清德很可能把一個中國,馬上就跳到兩岸統一之後的一國兩制,這當中差距之大,賴清德隨便幾句話帶過,顯示他對兩岸問題的掌握很有問題。

賴清德最近不斷提出親中愛台,他在美國說,這是向中國大陸伸出友誼的手,以台灣為核心,與兩蔣時代的反中不同,也與馬英九總統的傾中不同。這些話,又讓人想半天到底是要表達什麼?如果賴清德仍然主張台灣獨立,要分裂中國的國土,那麼怎麼有可能對大陸伸出友誼的手。賴清德指稱蔣介石與蔣經國反中,更是不知道從何而來,我們不禁要問賴清德到底知道不知道他在談些什麼?

賴清德的談話,在台灣引起不小的爭議,台南市政府新聞及國際關係處處長許淑芬解釋說,賴清德說的是,廢除台獨黨綱不能夠解決問題,因為還要面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還是沒辦法解決問題,因為根本問題就是一國兩制,違反台灣人民的主張,不為台灣人民所接受。

不論台南市政府如何幫賴清德打圓場,我們還是要回到賴清德自己的論述上,試著理解賴清德究竟要表達什麼?他的發言究竟所為何來?賴清德身為地方首長,對於兩岸政策並無具體影響力,但是賴清德在民進黨黨內,卻是非常有地位的未來之星,在蔡英文政府陸續在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巴拿馬斷交等挫敗,顯示蔡英文拙於推進兩岸關係造成台灣很大損害之際,賴清德表達他對兩岸關係的看法,顯示民進黨內開始有現實的焦慮感,賴清德的發言,也許正是這種焦慮感的投射,同時想要藉此表現他的論述,以堆砌他的政治高度。

不過,賴清德的兩岸關係談話,卻是自曝其短,充分顯示他對於歷史事實與兩岸關係本質,都缺乏足夠理解,賴清德也許講起台灣獨立頭頭是道,但對於事關重大的兩岸關係,他卻一無所知。

賴清德談到接受九二共識不是問題,問題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名詞是鄧小平在1982年提出的,九二共識則是1992年兩岸會談後出現的,就台灣方面的涵義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這兩個名詞的出現,時間先後有別,兩者更無前後關聯。九二共識或許在兩岸各自解讀方面,在各自表述方面有所歧異,但基於這個模糊的一個中國,兩岸才能開始發展出後來的許多對話。可是無論對九二共識進行多寬廣的解釋,其中都沒有任何概念與一國兩制有關。

九二共識其實在兩岸之間的看法,並不一致,但兩岸能夠用寬容的態度,以求同存異的方式,把這個名詞提供為兩岸往後持續互動的基礎,對於一個中國的不同看法,雙方並不堅持彼此接受對方的看法。九二共識就只是兩岸互動的基礎與橋梁,其中有一個中國的概念,但台灣當局在1992年時,對所謂一個中國的定義,已經表達與北京方面是不同的,所以要在一個中國後面,加上各自表述,以表明立場。北京方面當然不接受各自表述這個概念,但是北京當局暫時擱置爭議,不挑戰台北的各自表述,選擇就前面的一個中國,給予北京繼續維持與台北良性互動的基礎,這當中就算涉及一個中國,但並沒有具體到兩岸統一之後究竟採取哪種制度。

賴清德把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畫上等號,不知道他的邏輯與道理何在,恐怕也沒有人能夠說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或許我們可以推敲一下,賴清德把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個中國,一個中國自然就是一國兩制,但兩岸的政治關係發展,哪裡是這種跳躍式的論述,一個中國就只是一個中國,跟一國兩制並無關係,也無前後關聯。

香港與澳門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實施一國兩制。當然,最初一國兩制的提出,是針對台灣而來,可是首先落實的卻是港澳特區。因為港澳兩地近百年受英葡兩國殖民統治,政治與社會制度,乃至一般生活,自然與大陸有很大不同,採取一國兩制是為緩和兩地回歸中國後,可能造成的政治與社會衝擊。但是港澳是從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回歸中國主權,這與兩岸統一與否的問題,又完全不在同一個層次上。中國經過協商後,收回被西方強占的殖民地,港澳是受殖民統治,與台灣有國府統治並不一樣,港澳只是單純的主權回歸,但兩岸的統一問題,要比這個更複雜,因為這涉及國共內戰後,造成中國分裂分治,幾十年來,國共雙方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

兩岸不論是否要各自表述,但如果對於一個中國沒有相當的共識,就不可能往後觸及到兩岸統一的問題,即便是兩岸開始談判統一問題,一國兩制也僅是北京單方面的主張,實在不能說若台灣方面接受了一個中國,就是要去接受一國兩制的框架,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實在很大,甚至沒有必然的關聯。賴清德把九二共識硬是與一國兩制牽扯在一起,若不是不懂兩岸關係,就是別有用心,要扭曲兩岸互動的發展,讓一般人以為兩岸交流,最後就會變成一國兩制,從而鼓動台灣人反對兩岸交流,這與賴清德所謂親中,要向大陸伸出友誼的手,完全是不同的意思。

如果我們把想像力放寬,或許兩岸談判統一的過程當中,在兩岸政治制度的安排上,很可能會有我們現在想像不及的方案產生,兩岸分裂分治超過半世紀,從1992年到現在二十多年過去,要解決六十年的問題,哪裡是那麼簡單的幾句話可以帶過,但是兩岸關係是台灣不能不面對,也無法迴避的問題,賴清德輕率地幾句話,並不能改變兩岸關係已經存在的問題,但卻在民進黨內部引起爭論,賴清德若真有心更上一層樓,他最近有關兩岸關係的發言,暴露了他對兩岸問題缺乏認識與理解。

賴清德稱兩蔣反中,這個說法一定讓許多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蔣介石與蔣經國反共有之,但若要如賴清德所言,兩蔣反中,恐怕沒有人會認同這個說法。兩蔣反共,但不反中。蔣介石雖在國共內戰敗下陣來,但從來都以他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個主張從1949年持續到了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為止,逐漸在國際社會遭到北京當局的挑戰,日本與美國也相繼轉移對北京的外交承認。蔣介石至死都不反中,但在意識形態與國家主權上面,他是反對中國共產黨,可是這不是反中。

蔣經國無論在行政院長或者總統任內,也沒有反中的立場。蔣經國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豈是反中的立場,蔣經國的反共立場是很清晰的,北京與美國建交後,對台灣採取許多柔性攻勢,蔣經國為了讓台灣持續穩定發展,並沒有受到這些柔性攻勢影響,蔣經國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與大陸有任何接觸,但是與美國保持緊密的合作關係,蔣經國考慮的無非是台灣的生存發展,而將分裂中國統一問題往後延擱。

蔣經國在1950年代主導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這個名稱充分表達蔣經國的政治立場,他反共,但是要組織中國青年反共,這哪裡是賴清德所講的反中。反中與反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情,無論蔣經國與蔣介石,都不反中,賴清德信口雌黃,無非是扭曲歷史事實,用來美化他自己的親中愛台論述,但是從他對於客觀具體歷史事實都掌握不精確看來,他這套親中愛台論述,簡直就是不倫不類。

賴清德的親中愛台,其實本質是一中一台,把兩岸當成兩個獨立的國家交往,這樣的政治論述,僅僅用親中兩字也沒辦法遮掩其本質,北京有那麼容易上當,被親中兩個字迷惑嗎?當然不可能。賴清德對於兩岸關係的敏感內涵,可以說毫無掌握,才以為用親中兩字可以模糊一中一台的論述,賴清德未免把北京設想的太天真了。

從賴清德最近的兩岸論述看來,賴清德如果要在未來代表民進黨競逐大位,實在是件讓人很擔心的事情,因為他對兩岸關係究竟是怎麼回事情,完全搞不清楚,這段時間他勇於發言,表達立場,但說不清,講不明,反而是自曝其短,顯得無知,無法讓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