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軍機艦出海繞台在展示能力不需過度解讀|高靖

文/高靖
航行自由,其實是一個國家實力的展現,美軍飛機與軍艦,在南海海域來來去去,北京雖不高興美軍在西沙鄰近跑來跑去,但也無計可施,因為美軍並未侵犯中國領海主權。遠離母港,到了遠方,告訴對方當地非你一人所能控制,就是一種力量展現。這幾年來,大陸軍機與軍艦,也有能力穿越太平洋的第一島鏈,美國沒有吭聲,除了釣魚台爭議外,美國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只有一旁的台灣如坐針氈,民進黨政府不知如何因應,只好透過發布空中監控照片,安撫人心。

民進黨政府的心虛,是因為他們主張台灣獨立,害怕大陸反台獨的政治壓力,對於大陸軍方的一舉一動,自然是小心翼翼,但是兩岸實力消長,台灣毫無抵擋共軍越過第一島鏈的能力,只能運用媒體營造恐慌,以間接的方式營造對中國大陸的仇恨意識。其實這些大陸的軍艦與軍機,他們的航行與飛行任務,都不是直接針對台灣,主要的目的,還是向東亞,乃至世界,展現大陸的實力,讓日本、台灣等地知道,他們有能力在第一島鏈外行動,這是航行自由。

台灣刻意無視於這個航行自由的表達,只想營造大陸的軍事威脅恐慌,因為這樣有利於民進黨的選舉操作。大陸對自由航行的落實,是力量的展現,沒有危害到任何一個地區或者國家,否則美國為何沒有有任何公開批評,因為美國的軍隊,在全球都在作同樣的事情,以航行自由之名,打破當地的許多政治或軍事限制,爭取行動自由,大陸機艦的任務表現,不過是重複美國幾十年作過的事情。

這幾年美國軍艦或者軍機,經常在南海海域活動,但多在西沙鄰近,西沙群島的主權爭議,有中國大陸與越南,美軍的舉動,是在爭取自由航行,是以無害通過為姿態,在當地來來去去,目的在挑戰中國對西沙群島各島礁領海的主權主張,因為沒有侵入中國大陸主張的領海範圍,北京雖不滿,除了派機艦就近監控外,別無他法。

美軍的航行自由,是為了美國的全球戰略服務,是當其他國家對航行自由有所限制時,美軍就會以軍艦或軍機到當地,展示美國不接受某些國家的主張或限制,這已成為美軍的例行任務,確保航行自由,美軍才能夠便利地根據美國的戰略意圖,投射美國龐大的軍事力量。

美國主張的航行自由,不斷宣傳各國要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是美國國會從來沒有通過這項國際公約,美國政府自己都不採行這項國際公約,卻強迫其他國家要遵行聯合國海洋公約,這就是國際強權的表現,美國政府不受海洋公約限制,美軍的所有自由航行的行動,卻都是要強迫其他國家接受這個標準。

美軍除了用力量落實航行自由,在冷戰時期,美國畫設防空識別區,這是用來協助美軍的軍事控制。以台灣而言,台灣的防空識別區是五邊形,這個特殊形狀,是讓美軍快速通過那個特別削去的角落,而不必引起台灣的注意。防空識別區沒有任何國際法的意義,它就是美國對全球力量支配下的產物。這是比領空還要更寬廣的範圍,當不明機艦進入這個領域時,基於防衛的需要,就要派出飛機與軍艦前往監控,過去所謂的不明機艦,主要還是針對共產圈的軍隊。

最近有中國大陸的轟六轟炸機多次經過台灣的防空識別區,繞行台灣外圍後,返回大陸,這是共軍在進行遠海長航訓練活動。另外航母遼寧軍艦繞行台灣周邊,到香港訪問,也屬於航行訓練。過去冷戰時期,共軍能力有限,沒有穿越太平洋第一島鏈的能力,現在大陸共軍軍機與軍艦的航行能力,與過去相較之下,有長足的進步,共軍把活動範圍突破第一島鏈,那是很自然的表現,對於周邊的日本與台灣,在沒有被侵犯領空與領海之下,也只能注意共軍的行動。

大陸方面其實是有所控制的,譬如釣魚台海域只有公務船去,軍艦與軍機不會直接闖入,這是一種鬥而不破的姿態,以公務船挑戰日本對釣魚台主權的主張,表達北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個鬥力的過程中,若是軍機與軍艦進入,那就會升高雙方衝突的層次,北京尚無必要為了釣魚台主權,鬧到與日本劍拔弩張,不可收拾。但是北京一連串的舉動,也是向美方展示北京有能力採取行動。

冷戰期間,蘇聯軍機就經常出現在日本周邊,南下經過台灣到越南,所在多有,蘇聯軍艦經過台海周邊,都是有過的。排除台灣視為盟友的美軍,俄羅斯與大陸機艦經過台灣周邊,這些都是一國實力的展現,還不需要上綱到解讀為敵意的升高。但是北京對於台灣而言,尤其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政府,自然要更加注意北京逐漸提高的軍事力量,當共軍擁有充分的航行自由,也就表示共軍的戰術活動更有彈性,這將使民進黨推動台灣獨立,出現不確定的因素,因為在共軍提高軍事能力下,可以阻擋美軍來援,台獨缺乏外國軍事援助,是不可能辦到的,只有台獨才會對共軍的軍事能力感到迫切的壓力。

台灣的陸委會對共軍落實航行自由的行動,進行了政治解讀,陸委會認為,亞太區域情勢複雜敏感,不論中國大陸軍事演習的目的為何,陸委會均認為中共解放軍不應藉由機艦巡航升高地區緊張態勢。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不放棄對臺用武,對台針對性軍事作為及威脅,嚴重破壞兩岸關係發展及區域情勢穩定,威脅臺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這絕非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常態。面對中共當局一再威迫挑釁,我們有堅定的自我防衛決心與意志,呼籲陸方應自我克制,勿升高臺海緊張情勢。

陸委會的說法,證明了民進黨政府刻意把單純的航行自由行動,擴大解讀為兩岸情勢的升高,這無非是用來恐嚇台灣人民,藉以鞏固台獨的論述。兩岸情勢從民進黨去年執政以來,其實是冷對峙,大陸對台交流縮減,但台灣當局也對大陸人士來台,給予許多不合理限制,兩岸交流的降溫,並不只是大陸單方面的問題,台灣也在主動縮限,但表面上不聲張,把責任全部推給北京方面,這是民進黨政府狡猾的地方。

共軍軍事能力的提高,對於兩岸而言,台灣當然會感到威脅,但是並不是每一項共軍的行動,一定是針對台灣而來,共軍戰機連續出海,繞台飛行,共軍軍艦來到台海周邊,這些行動有兩個意義,主要的意義仍是共軍要展現他們活動的能力,他們的行動自由,不會受到其他國家的阻礙,共軍沒有侵犯任何周邊國家領空,這樣的情況,連美方也不便多所批評,因為美軍也是經常在大陸周邊活動,偵察監控大陸,如果共軍不該出海,那麼美軍的行動又如何自圓其說?

其次的意義,是間接與台灣有關,當共軍行動自由保持更大的彈性,將來台灣政治情況有變,台灣的軍事反應彈性空間就減少了,過去認為共軍無法觸及的太平洋海面,情況已經改變。其實早在共軍1990年代獲得蘇愷戰機與發展地對地導彈後,共軍的打擊能力已經涵蓋全台,但是這些力量不足以支撐對台獨勢力的壓制,如今共軍用慢速機編隊,用剛剛組成的航母部隊,繞行台海周邊,已經顯示共軍行動能力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

對於軍事行動的解讀,重要的是動機,若誤判動機,就可能造成一些無法預期的後果。共軍最近繞台的行動,其直接的意義,仍以爭取航行自由為主,並不在威脅台灣,但是間接造成台灣的政治壓力,可是這種政治壓力是只有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政府才會覺得是威脅。若台北與北京保持持續的政治對話,堆疊善意與信任,進而能有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那麼這類行動的出現,就不會有任何的誤解與誤判。然而,民進黨政府沒有能力建構這樣的兩岸關係。

當然,北京對於統一問題有其自身的急迫,在李登輝執政時代,對台灣總統直選有飛彈試射,對兩國論有文攻武嚇,陳水扁執政時,北京提出了反分裂法,只有在馬英九時代,維持了八年的穩定對話。但是大陸在李扁蔡三人執政時期的這些行動,政治姿態遠高於軍事威脅。兩岸問題的根本仍在政治,若以軍事力量的高下,台灣僅有有限的防衛能力,兩岸若鬧到魚死網破,對台灣絕對不利,政治解決才是謀求長治久安之道。陸委會刻意把共軍行動,馬上升高為對台的威嚇,陸委會不能面對自己政府的台灣獨立運動造成的威脅,僅片面要求對岸克制,如果陸委會如此思考,可以想見國安會大約也是這樣,當台灣堅持走台灣獨立運動的政治路線,而不願面對現實,反思務實的政治手段謀求和平,那麼台灣將永無寧日,當北京耐性達到臨界點時,台灣的危機就將到來。

台灣當前的政治困局與反思|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近日巴拿馬與大陸建交,同時與台灣斷交,這對民進黨政府而言,無疑是外交上的再一次挫敗。蔡英文就此發表了措辭激烈的談話:「…北京當局一貫操弄‘一個中國’原則,…,威脅台灣人民的生存權利。…此時此刻,‘一致對外’是我們唯一的選擇,也是我們彰顯國家主權最有力的方式。我們絕不樂見,因為北京當局錯誤的思維、和挑釁,就讓兩岸關係從和平走向對抗。…我要在此正告北京當局,為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台灣已經善盡一切責任,但北京這樣的做法,已經衝擊了兩岸穩定的現狀,台灣人民無法接受,我們決不會坐視國家的利益一再受 到威脅與挑戰。…我可以代表2300萬台灣人民說:我們絕不會在威脅下妥協讓步!…更大的挑戰,只會帶來更堅定的意志。台灣人民的信心,不該也不會被輕易擊倒,我們會屹立不搖。」蔡英文的這番談話,遭到了國民黨與許多台灣民眾的嚴厲抨擊,主要論點有二:一、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這不但是事實,也存乎於台灣的法律之中,只有心存台獨思想的人,才會覺得「北京當局」在操縱「一個中國」。二、蔡英文作為台灣的領導人,對於改善經濟與重建社會秩序毫無辦法,空逞口舌之能,只能是貽笑大方。
從蔡英文的執政表現來看,至少符合韓非子在《亡徵》一文中所總結的幾項 政權滅亡徵兆:「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
兩蔣治理時期的台灣,主要困局在於與大陸競爭誰才能代表中國的正統日趨無望; 在威權統治之下,兩蔣對於重返大陸的渴望與焦慮,也同時影響了兩岸的氛圍與冷戰時期的國際戰略格局。兩蔣的態度,並不能簡單的劃歸為只是他們父子二人 思鄉情切,想要洗刷恥辱的一種心理反應。台灣與大陸的關係,至少是從明鄭時期開始,隨著漢人移民的不斷增加與漢人對故土、宗親的依戀與鄉情而固定了下來。不管在任何時候,在台灣說自己是中國人,從來都不該是一個有違和感的事情。既然如此,那為什麼民進黨政府要與大陸劃清界線,卻能夠在台灣從掀起漣漪而逐漸發展為滔天巨浪呢?
政治學者班那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經表示,「民族」作為一個 「想像的共同體」,它的主要基礎是一種共同的社會心理狀態,也就是意志的結合,這是一種建構,而不是虛構。當代女性政治學家卡羅爾•佩特曼(Carole Pateman) 也指出,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深受其影響的彌爾(J.S.Mill)和費邊社(G.D.H)的政治思想中,包含了一個共同的論證:「參與」具有教育與整合的功能,它能擴展個別公民的視野,使人們認識到其他的公民,以及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存在,並且意識到他/她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員。托克維爾,在論及為什麼美國這樣一個由不同種族、背景的人們,能夠形成一個富於公共精神的國家時,他評論道:「我說,使人們對他的國家的命運發生興趣的最有力的方法-也許是唯一的方法-是讓他們分享治理這個國家的權力。」
台獨思潮的形成有著複雜的原因,其最主要的資糧,乃早期遷台的閩客族群,從日本帝國殖民台灣開始,一直到國民黨結束在台灣戒嚴統治為止,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機會在台灣當家作主所滋生出的一種深刻失望與極度憤怒的情緒。自詡為代表台灣老百姓的民進黨政府,心中始終難掩復仇之志,為了消滅「敵人」,他們不惜竄改歷史,給下一代洗腦,灌輸錯誤的歷史觀。然而,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力的人,終究會發現曾經遭到政府愚弄,這對他們的傷害是十分深遠的。事實上,扭曲歷史是傷人而且自傷的愚蠢行為。然而,這種因為長期無法參與分配所形成的悲憤心理,由於涉及到生存機會,通過代際相傳,怨念極深。一旦爆發,諸多行徑往往難以控制而且帶有嚴重的反智傾向。
中國的儒家把「修己」和「治人」分為兩個不同的領域,「修己」是針對「士大夫」, 也就是領袖人物。儒家並不強迫一般人民去「修養」,「治人」則先富之而後教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這不失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安排;因為古代的一般人多在基本生存線上掙扎,除了看天吃飯外,還可能遭到暴政蹂躪,不能對他們有太高的要求。但是在當今的社會里,教育普及,政治秩序相對穩定,也沒有吃不上飯的擔憂,自然不必再接受「修己」與「治人」的雙重標準。民主社會依然少不了領袖人物,「修己」還是不可缺的,傳統與現代之間,並不是完全斷層。
社會中有一部份人是政治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另一部份人則承擔著社會、政治批評的功能;後者在中國傳統中就是所謂的「清議」。這兩種人都不應該心存媚世之念。顧炎武曾經說過:「某雖學問淺漏,而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這雖然是傳統士大夫的風骨,但是在現代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這份氣節對於現代知識人而言更為重要。台灣當前的政治困局,在於說謊與雙重標準成了政治底色;這樣的環境下,莫說要孕育出國士,即便要培養出不帶黨見的知識人都十分困難。
近百年以來,中國政治的兩極化使得「清議」不復有容身之地。以台灣為例,藍綠之爭幾乎成了全民運動;多數人都是但問立場,不問是非。有許多知識人不但 「獻媚」政治權威,也「獻媚」群眾。求得政治人物的肯定與群眾的點贊,成了知識人與一般大眾追求的主要目標。顧炎武還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台灣尚不能說已經完全自我取消了清議,但是確實已經走到了最危險的邊緣。
「中國人」這個名詞,自正式出現在春秋時代以來,便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對中國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序的觀念,國家則是第二序以下的觀念。中國近代史上民主發展歷程的艱困,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文化的準備不夠充分。文化的狀態將決定政治結構與政治的取向;中國人的特性是以自己為核心,一圈又一圈,向外層層拓展;內外圈的關係緊密度有異,適用的相處規則也迥然不同。香港回歸祖國後,有很多地方調適不易,正是因為文化差異所致。總體而言,台灣的內在文化與大陸是相當契合的,但是民進黨政府要是長期操作反中政策,台灣下一代的文化氣質將變為中國人所不再熟悉的樣貌。如果在文化上都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就是自外於中國的文明體,時間一久,兩岸想要和平統一將會變得非常困難。
基於台獨的原因,對於台灣歷史,民進黨政府必須說謊,或至少是刻意強調旁枝,並且強行砍掉主幹,其目的在於虛構出一個與大陸不同的文明體,而且這個捏造出來的文明體,還有著與大陸不同的文化。台灣的年輕一代在形成心中的歷史觀與世界觀時,民進黨政府就為他們撒下反中的仇恨種子,使得這些自稱為「天然獨」的年輕人,莫名其妙討厭他們並不真正瞭解的大陸同胞與神州大地。竄改歷史,以遂行政客私慾的現象,並不為當代台灣所獨有,中國的歷朝歷代,以及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頗不乏這樣的例子;真正的問題出在,為什麼有時候說謊的人也會有市場?
質言之,長期禁錮某一個族群的「參與及分配」的機會,必然會迫使該族群有另謀生路的想法。台獨思潮對台灣同胞戕害極深,它讓一群智力本來正常,甚至堪稱菁英的一群人,變得敏感、憂傷,自憐,以及狂暴與反智。余英時曾經表示,台灣的精神面貌有所不足,一股暴戾之氣在台灣橫衝直撞;如果這樣的亂象長期持續下去,就是嚴重的文化問題了。從前胡適警告過大家,不要染上島國的「小」氣,殷海光也曾形容台灣是「淺」碟子文化。從英國的經驗來看,島國並不必然和 「小」或「淺」有什麼關聯,不過若是島上的人真像河伯一樣,看見「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那就難逃「小」和「淺」之譏了。「小」 和「淺」都不是難治之症,藥方就是胸懷大陸,放眼世界。河伯「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終於「望洋而嘆」。能夠「望洋而嘆」,則其所見者既 「大」且「深」了。
化解台獨思潮,扭轉天然獨的藥方,就在於邀請台灣同胞「參與」。「參與」會增強成員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感,拓展台灣同胞的視野,我們應當讓台灣同胞重新具備身為一個大國國民的器局與認同感,「參與」正是兩岸和平統一的一把關鍵鑰匙。
在習近平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大陸近年來不斷地提升台灣同胞在大陸生活的便利性;我們堅信,只要能持之以恆的擴大與深化這個工作方向,逐步的讓台灣同胞參與到大陸各個層面的生活,讓台灣同胞有充分融入大陸的機會,通過量變產生質變,滋養台獨的土壤將不復存在。在重建中華文明共同體方面,我們可以更有緊迫感,凡是有利於兩岸同胞融合的事情,我們馬上去做,由於有兩百萬左右的台灣同胞在大陸生活,凡是暫時不能在台灣做的,我們馬上在大陸做。兩岸和平統一,應當爭一時,也爭千秋。

本文的簡體節略版《台灣當前的政治困局與反思》,已登載在《南風窗》雜誌2017年第14期。

冷戰時期美國官員密謀推動台灣獨立兩個中國|高靖

文\高靖
美國對於台灣的地位,雖然在開羅宣言當中,認為戰後應該歸中國,但是從二戰後,直到1960年代,在國共內戰的背景下,美國始終不希望台灣受到北京控制,從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我們發現國務院曾經推動兩個中國的方案,以美軍地面部隊駐防台灣,換取中國大陸讓步,以國際條約方式允許台灣獨立後,美軍撤回到關島,以防隨時應變需要。美國外交人士建議,中華民國政府的主權僅止於台灣與澎湖,將金門、馬祖等外島讓與北京。

國務院官員針對台灣情勢,所提出的有關兩個中國的方案,它的核心概念是台灣永遠與中國大陸分離,這符合美國與日本的利益。美方甚至不惜動用軍隊派駐台灣,以防止在台灣的外省人寧可與北京打交道,而不同意台灣獨立,與大陸永久分離。雖然當時這個方案,並沒有具體實施,但可以想見美國人對於兩岸的統一問題,是站在他們自己利益角度設想,也把台灣鄰近的日本也牽扯了進來。

根據美國務院公開的歷史檔案當中,1967年3月10日有一份美國駐寮國大使館從寮國首都永珍發給華府國務院的電報。這是美國駐寮國大使威廉‧蘇利文所提出的有關他在菲律賓碧瑤會議所提出的看法,根據蘇利文的分析,台灣永遠與中國大陸分開,符合美國與日本的利益,對中國大陸也有好處。兩個中國的情況,對美日都是有利益的。

蘇利文表示,根據戰後盟軍總部所分配給中華民國政府的管轄範圍,也是在這個授權下,中華民國政府才能占領與管理台澎,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政府的主權就只及於台灣與澎湖,這也就導引出在聯合國有關代表權的問題,出現了兩個中國的情境。這就需要中華民國政府放棄外島(金門與馬祖),那麼所謂的福爾摩沙決議案就只是適用在台灣與澎湖。

從這位美國國務院官員的說法,我們可以發現蔣中正總統撤退到台灣後,放棄了舟山群島、大陳列島,但是幾十年來,就是不願意放棄金門與馬祖,蔣中正對於國家的看法,從他的長期堅持就可以發現,蔣中正對金馬的堅持,除了作為他推動反攻大陸的跳板之外,更重要的是限制了台灣獨立的客觀發展條件,蔣中正的確有相當的謀略,才能有這般的堅持,美國在與中華民國軍事合作期間,沒有ㄧ年不希望台灣放棄金門與馬祖,唯一的阻力,就是蔣中正。

所謂福爾摩沙決議,那是1955年1月29日,由美國國會通過的一項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其認為有必要時,派遣美軍到台灣、澎湖群島,協助中華民國政府防衛領土。蘇利文認為,ㄧ旦台灣放棄金門與馬祖,那麼這個決議案才是真正完全用在台灣與澎湖,而不會牽涉到複雜的金門與馬祖。

蘇利文說,如果要促成這些,美國應該部署地面部隊到台灣,這樣作的第一個政治目的,是防止台灣在美國背後搞鬼,損及美國的利益。他評估兩個中國政策,應該會讓台灣人感到高興,來自大陸的第二代人應該也會高興,但可能有許多年長的大陸人士,寧可與北京打交道,也不願台灣永遠脫離中國大陸。美軍派駐台灣,就可以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蘇利文主張駐台美軍可以當成與北京談判的籌碼,把撤出軍隊交換簽訂國際條約,確保台灣與澎湖獨立,美軍可以撤退到關島,仍可就近支援台灣。蘇利文說,美軍駐台,中華民國政府就不需要ㄧ個大而昂貴的軍隊,中美軍援合作計畫的成本降低,同時減少反對兩個中國的力量,在財政與人員方面,有更多資源可以推動台灣經濟發展。

2017年現任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蘇利文,恰好是1967年的這位蘇利文的侄子。蘇利文也曾經擔任過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哈里曼的助理,哈里曼過去擔任過美國駐蘇聯大使,他對國府的態度向來很不友善,蘇利文在1967年自以為是的真知灼見,對國府來說,完全無法認同,蔣中正總統生前堅持ㄧ個中國,強烈反對兩個中國,才會在外交措施有漢賊不兩立的作法。

大陸在1971年10月進入聯合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會籍。從國府自大陸撤退到台灣以來,美國政府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多年來十分支持台灣,但是也有過許多次危機,包括蘇聯支持外蒙入聯,揚言外蒙若遭否決,蘇聯就杯葛非洲國家支持的茅利塔尼亞入聯案,國府當時就打算若無法阻擋外蒙入聯,就要退出聯合國,,因為國府並不承認外蒙的國家地位,這種態度也預告了後來國府外交漢賊不兩立的強硬態度。過去幾十年來,許多國家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後,中華民國往往就與對方斷交,就是無法認同兩個中國的局面,大陸方面也不允許兩個中國。

從這份塵封多年的國務院歷史檔案當中,可以發現國務院官員認為台灣獨立,與中國大陸永遠分裂,符合美國與日本的利益。這在冷戰時期是很自然不過的看法,早在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不久,美國國務院派在台灣的官員,當時就已經有協助台灣人推動台灣獨立的想法,不願意根據開羅宣言,將台灣歸還給中國政府,這些美國官員所憑藉的理由是,國府還沒有與戰敗的日本簽訂和約,身為二戰盟國的美國,仍然可以對台灣的主權,有部分的主張,不過,中共在內戰中不斷取勝,也讓美國重視這個潛在的巨大外交利益,重新思考對台灣獨立的主張,認為可以將台灣交回給中共,換取與中共建立友善的關係,拉攏中共,不使中共往蘇連靠攏。

台灣在地理位置上可以用來對抗圍堵共產中國,但是這個看法可能過於輕視了中國人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決心,北京曾對印度、蘇聯發動攻擊,所爭之點都在領土主權的糾紛。當然1970年代的釣魚台問題,北京當局在考量與日本建交之下,暫時擱下了釣魚台的爭議。

我們不能忘記,在1967年的當時,越戰仍未結束,朝鮮半島兩韓情勢依然對峙,亞洲的緊張情勢與今日是不能同日而語。以美國官員的建議,要美國派兵駐軍台灣,確保台獨的成功。看看越戰在巴黎協定之後的慘狀,當美軍自1972年全數撤出南越後,南越政府軍已經習慣以靠美軍支援,根本沒有能力在1975年應付北越的攻勢,越戰的最後階段居然僅僅不到半年就結束了,仰賴美軍的外援,顯然不是很可靠的保證。

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支援,更早還有國會通過的福爾摩沙決議,但是後來這項決議也失效了,美國曾經為了推動與北京的外交關係,不僅取消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的任務,也限制對台出售先進的F-16、F-18戰機,國府退而求其次要求出售F-4幽靈式戰機,也不被美國白宮允許。攸關台灣具體安全的許多軍事措施,卻是美國在國際政治對弈上的籌碼,這是大家要仔細想想的,否則對於美國官方的許多態度,甚至是承諾,太過於一廂情願的信任,到頭來吃虧的還是自己。

美方認為台獨符合日本利益,日本卻在後來美國改善與大陸政治關係的同時,搶在美國前面,先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與中華民國斷交,顯然支持台獨與發展中國大陸關係兩者相比,還是後者比較有利,從日後得發看來,美國從尼克森、福特到卡特三任政府,從來沒有放棄與北京建交的構想,尼克森在美中上海公報當中,沒有挑戰中方的ㄧ個中國主張。看起來,無論美日,支持台獨的政治利益,遠不如與中國建立關係,這也顯示當北京積極發展國力,擴大影響力之後,台灣就可能在國際政治的大棋盤當中被犧牲或者漠視。

1967年時期的美國國務院官員認為,台籍人士應該會覺得台獨是件不錯的事情,外省來台二代應該也會認同台獨。這個觀點對照五十年後的台灣情勢,真是可以用雖不中亦不遠矣形容。但是2017年的美國國力,是否還可能擁有全面擁有優勢的軍事力量保護台獨,是有待商榷的。那個美國無所不能的年代,早就已經過去,現在台灣如果繼續推動台灣獨立,就是刻意忽視了美國與北京有正式外交關係,美國與中國大陸雙方,對於ㄧ個中國的問題,雖然各有解讀,但是現在的美國政府是否願意為推動台灣獨立,犧牲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影響美國的重大利益,這個問題的答案幾乎是呼之欲出。

禁用一中各表因中華民國政治內涵已改變|高靖

文\高靖
大陸新華社不允許使用「一中各表」這個名詞,有關於「九二共識」就只是九二共識。此時此刻,為何大陸特別要對一中各表提出限制呢?其中的政治涵義,如果從兩岸近來情勢的變化以及台灣民進黨執政當局的作為,也許稍微能夠推敲出個概略,這個一中各表的內涵,過去對台灣當局來說,自然是中華民國,可是這時的中華民國,還是原來的中華民國嗎?不許使用一中各表,其實也是用另外的方式戳破了民進黨政府維持現狀的假象,民進黨未動中華民國,但去中國化後,中華民國已是名存實亡。

大陸新華社最近發布「新華社新聞信息報導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2016年7月修訂)」,在2015年11月發布的「在新聞報導中的禁用詞(第一批)」的45條禁用詞語基礎上,新增57條內容。當中對台灣事務的報導詞語,有嚴格規定,台語、中華民國跟福爾摩莎不准使用,只能說閩南語與台灣地區。九二共識不可使用台灣方面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說法。

福爾摩莎這個名詞來自西方,有美麗之島的意義,是過去對台灣的另一種稱呼,但現在在台灣的用法,多與台灣獨立運動相關聯,這個名詞本身是中性的,但隱含著不屬於中國,脫離中國版圖,進而建立新國家的政治意涵。台語一詞,也是要切割台灣地方使用的方言,與福建閩南地區的方言不同,變成台灣本地的方言,撕裂兩岸的文化淵源。至於中華民國的禁用,在政治上絲毫不令人奇怪,兩岸過去幾十年來就是互相否定對方。

兩岸在1992年香港會談後,仍然爭論不休,後來台灣海基會提出了一個說法,就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這段說詞後來就被簡化成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對於所謂九二共識,民進黨政府並不承認,也不接受。民進黨因為主張台灣獨立,對於一中原則當然不可能接受。但是1992年兩岸會談後,雖然有不少歧見,但其實是一種暫時擱置爭議的狀態,讓兩岸持續進行對話,直到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後,兩岸關係急轉直下,陳水扁在2000年到2008年擔任總統時,否定兩岸有九二共識存在,但是馬英九在2008年到2016年擔任總統期間,因為公開宣示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這段期間往來的確相當頻密。但在蔡英文就任總統後,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又回到冷對峙的階段。

九二共識在台灣吵吵嚷嚷多年,真要探究其道理,兩岸都可能很難提出雙方都能接受的一個共同的說詞。大陸始終使用九二共識,但是台灣使用的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也就是說,接受一中原則,但是一中的涵義,台灣方面有另外的看法。對台灣來說,一中當然是指中華民國,以有別於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這就是個平台的作用,讓兩岸雙方都可以有個理由持續交流與談判,若對九二共識打破砂鍋問到底,可能兩岸在現在的階段都無法持續交流下去。

但是在蔡英文就任總統之前,大陸當局雖然從來都不使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個說法,但不會公開挑戰台灣當局加上一中各表四個字,默許台灣當局使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是現在明令禁止使用一中各表,顯示北京對於兩岸情勢有了新的作為與看法。

對台灣支持九二共識的人來說,一中各表,就是在兩岸統一前,我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也就是不會搞台灣獨立,建立新的國家取代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就是中華民國,有不獨的意義。一中各表有台灣不獨的意思,對追求國家統一的北京而言,理當可以接受,過去是默許,可是現在卻不准使用,這不只是禁止使用中華民國的名詞,還對這個本來不獨的概念,可能有了新的見解。

大陸的新禁令,無非是對應台灣由蔡英文擔任總統之後的新情況,蔡英文從2016年就任後,不斷使用維持現狀的名詞,用來說明民進黨再次執政,大家不用擔心,民進黨政府不會改變現狀。其實這是文字遊戲,蔡英文用現狀這個看似靜態的概念,迷惑大家的思考。可是對照民進黨政府所作所為,現狀早就改變,根本沒有維持現狀。蔡英文主要是藉著沒有變更中華民國的國體,具體表達她的維持現狀概念,那麼我們就要面對一個重大的問題,如今的中華民國與1912年創建的中華民國,還是同一個概念嗎?中華民國的體制看似維持著,但中華民國還是中華民國嗎?

這個問題從蔣經國總統死後,其實就已經開始了。當李登輝多次修憲,國會改選,變更總統選舉方式,台灣省被虛級化,李登輝推動的本土化,加上民進黨推動去中國化的過程,讓學校教材否定兩岸的歷史與文化淵源,切斷有關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刻意在政治上與社會上使用台灣人、中國人的二分法,讓台灣民眾從日常語彙當中失去了對中國的認同,接受台灣的身分,這是一種長期的,細緻的,經由語言上的洗腦,也就是民進黨所謂天然獨的造成。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面對了許多的困難,推行地方自治到後來的國會改選,以及總統直選,多是為了延續與強化這個政府統治的合法地位,可是這些過程難免就會造成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促使中華民國本身的質變,今日的中華民國怎麼可能與1996年總統直選前的中華民國相同,也不同於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前的中華民國相同,與1949年遷台當時的中華民國更不同,與1912年的中華民國那又是大大不同了。

蔡英文用維持現狀迷惑外界,最重要的是她宣稱沒有改變中華民國的存在,沒有建立改國號,制定新憲法,創造新國家。可是民進黨一直不斷推動的去中國化運動,早就讓中華民國失去了中國的內涵,一旦沒有了中國的內涵,中華民國這個名稱只是民進黨政府用來維持兩岸安全的一個保護傘,民進黨政府是藉著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保護著他們免於受到北京當局基於反國家分裂法下的制裁。

如果不細細推敲,許多人會誤以為蔡英文這位堅定的台獨信仰者,仍然維護中華民國的存在,實際的情況是,蔡英文只是受困於國際反對台灣獨立的壓力,以及兩岸現實的安全考量,才延續著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但也只是名存罷了,當中華民國的人民不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分,這就表示中華民國的實際意義早就沒有了。

兩岸之間,因為蔡英文否認九二共識後,表面上,陸客團、陸生都大量減少來台,好像是大陸減緩對台交流。實際的情況是,台灣的民進黨政府利用陸委會、移民署等等的行政管理手段,在不驚動外界的情況下,採逐案杯葛的方式,對許多大陸人士來台的民間交流,設定不合理的門檻,讓台灣民間邀訪單位承擔諸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困難,也迫使陸方知難而退,表面上,外界以為都是陸方減少對台交流,其實台灣民進黨當局惡意杯葛兩岸民間交流的案例,所在多有,比比皆是,但因為多是個案處理,外界一時還感受不到這是台灣有系統的降低兩岸交流的程度。台灣在口頭上歡迎交流,行動上是把門掩起來,增加障礙,讓交流發生困難,這些都不是善意的累積,而是民進黨政府的惡意相向。

民進黨政府在兩岸交流上面玩陰險花招,大陸當局自然是看在眼裡,才會用一種簡單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在新聞使用名詞上提出一些限制與禁令。一中各表本來講的是台灣主張的中華民國,是台灣不獨。原本大陸是默許的,如今不能用了,那是間接地回應蔡英文天天掛在嘴邊的維持現狀,是要批判民進黨不要躲在中華民國的招牌後面搞台灣獨立運動。

兩岸的爭鬥又更進一步升高,中華民國本來還有一中的意涵,可以用來描述成維持現狀,就是不獨,北京卻已經認識到民進黨表面維持著中華民國,實際上卻把其中的一中意涵都給挖掉,透過去中國化運動,把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的中國元素,逐漸地清除掉,把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消除其中的中國元素,如此一來,中華民國是台灣,中華民國僅存某些民國階段的政治制度,完全喪失中華的精神與內涵,這樣的中華民國,其實距離台灣獨立已經不遠,只差摘掉中華民國這頂慢慢變色的帽子。

推崇劉曉波之外可曾看到台灣的不公不義|高靖

文/高靖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病逝,台灣方面紛紛表達哀悼,蔡英文與馬英九兩位前後任總統都推崇劉曉波對自由與人權的理想,換個角度看,劉曉波讓人們尊崇,並不只是他堅信的民主自由,而是他面對權力,不卑不亢的堅毅,以及敢於表達異議的勇氣。當台灣推崇劉曉波的同時,我們是否曾經反省權力對弱者的壓迫,是否觀察到台灣不能容忍不同意見,社會正在朝向一元化的危機前進,如果忽略了自身周遭正在出現的這些問題,卻還能推崇歌頌劉曉波,那真是十分的偽善。

不過是十多年前的光景,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要前往大陸,展開國共內戰後兩岸分裂幾十年來,第一次國民黨主席的大陸破冰之旅,當時連戰在台灣受到的是什麼待遇,言語與暴力威脅,不曾少過。連戰一位卸任副總統尚要面對這些威脅,無權無勢的一般人,如果表達了不同於當局的意見,豈非毫無自保,可能時時有受到網路言論或者實體暴力的恐嚇。

台灣社會自己面對歧異時,仍然缺乏包容,表面上好像是多元呈現,其實經過網路霸凌與言論威嚇下,一元化正在台灣出現。某些人因為批評台灣,就被民進黨立委的政治壓力,剝奪了他的退休金。鄉民不分青皂白,對任何事物遽下結論,匿名的集體言論暴力充斥台灣,讓當事人含冤莫白,台灣有這樣的環境,卻對大陸指指點點,是五十步笑百步。

大陸有個劉曉波,台灣有王曉波,台灣的曉波主張兩岸統一,主張要修改台獨史觀的教材,王曉波除了沒有坐黑牢,他受到來自台獨團體與民進黨立委的政治壓力,那是一樣的政治壓迫,民進黨哀悼劉曉波,卻對王曉波政治壓迫,恰好反證了民進黨的偽善,以及選擇性的兩套道德標準。

蔡英文對劉曉波的病逝,她說,全世界關心中國人權的人,都和我們一樣,為劉曉波先生的病逝感到無比哀慟。她要向這位人權鬥士致上最高敬意。她也要向劉曉波先生的家屬,特別是仍然遭到軟禁的劉霞女士,致上最誠摯的慰問。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張空椅子。現在,那張椅子確定永遠等不到劉曉波。

蔡英文表示,劉曉波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他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這是劉曉波的中國夢。我們期待中國大陸當局展現自信,推行政治改革,讓中國大陸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賦權利,並為兩岸關係打開新的契機。中國夢不應是耀武揚威,中國夢應該把劉曉波的夢想也一起思考進去。落實民主,讓每個中國人都有自由與尊嚴,才是值得驕傲的真正大國。如果中國夢是民主,台灣會在中國大陸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提供必要的協助。相信這是劉曉波在天之靈所樂見。

前總統馬英九表示,30年前的台灣與現在中國類似,在經濟成長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之際,人權保障卻仍遙遙落後,但現今自由民主已成為台灣的一部分,台灣經驗可供中國參考。中國在自由、人權方面,應該要有成比例的提升,才有資格以大國的身分自居,若中國能夠尊重異議人士,兩岸合作空間才有辦法拉近,改善兩岸關係。

劉曉波對理想的堅持,受到蔡英文的肯定,但是蔡英文對劉曉波的善意,不過是鱷魚的眼淚,只是藉著推崇一位對北京當局不滿的異議人士,拐彎抹角地批評大陸當局。蔡英文推崇劉曉波的同時,蔡英文領導的政府,正在台灣進行著一樣是壓迫弱勢的舉動,蔡英文政府剝削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待遇,因為民進黨向來假定軍公教都是國民黨的潛在支持者,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過一個。民進黨政府假借年金改革的名義,無非是另一種精美包裝的政府對人民的欺壓。這種權力壓迫弱勢的本質,與劉曉波的遭遇,又有何不同,當蔡英文肯定劉曉波時,是否想過她正在做著一樣的壓迫人民的事情。

撇開政府的壓迫不論,跆拳道裁判鄭大為在國際跆拳道比賽,按照自己的良知裁判,但是中華台北的跆拳道選手敗給了韓國選手,台北方面認為比賽判決有誤,對方違規,但是現場裁判並不認為如此,結果鄭大為從此受到台灣官方與輿論的批評,被批評為賣國賊,從此失去了工作機會,連教授跆拳的資格都被剝奪。這種眾暴寡,強凌弱的現象,讓鄭大為連謀生都出了困難,就是一種壓迫。

當大家同情劉曉波的同時,何曾想想就在你我身邊,有人遭到這社會不分黑白是非地欺凌,只因為一種盲目地尊崇台灣的心態,認為台灣選手絕不會錯,都是對方的錯,後來發生的廣州亞運跆拳道黑襪事件,果然證明了台灣的跆拳道運動,的確有不少的管理問題。但此時,又有多少人願意回過頭來想想,鄭大為的判決可能沒有錯,是台灣社會與政府被盲目的情緒給遮蔽了理智,結果讓一個人受到了無理的待遇。

在行政院新聞局工作的郭冠英,並不是什麼達官顯要,只因為寫文章批評台灣獨立運動,引起民進黨立委不滿,民進黨立委不斷攻擊郭冠英,當時的馬英九政府也不能明察秋毫,與民進黨聯手迫害一個小小的公務員,造成郭冠英日後連退休金都被剝奪,郭冠英因言賈禍,這難道是號稱民主台灣的表現嗎?當馬英九對劉曉波的辭世,提到大陸人權要提升,那麼馬英九領導的政府,卻也一樣是壓迫不同意見的異議人士,郭冠英因為他的言論,遭到民進黨立委攻擊,馬英九不僅沒有維護言論多元的開放立場,還允許他的政府迫害郭冠英。只有這個社會不在有人因為言論,受到別人的攻擊與欺壓,你才有資格批評別人的人權有待提升,當馬英九所處的環境,都持續壓迫郭冠英,剝奪了一個良善公務員的退休金,馬英九不僅沒有尋求改善,還能對著大陸要求對方提升人權,這真是非常諷刺的現象,馬英九何曾捫心自問,自己對於真正的開放與自由,又做了多少努力。

劉曉波與許多受到壓迫的人們一樣,不論他們的主張與意見是什麼,不論你是否認同,他們受人尊敬,並不在言論與意見,而是他們的堅持,他們面對強權的勇氣,只要有權力壓迫沒有權力的一方繼續存在,就會繼續有劉曉波的悲劇存在。如果台灣真的關心人權,不要只會批評大陸努力的不夠,開放的不夠,回過頭來,看看自己身邊,在台灣違反言論自由的問題,其實一點都不比別人少。陳水扁政府對過去的勁報軍事記者判刑,只因為不滿記者的報導,利用違法竊聽,還有許多不正當手段,羅織罪名迫害提供訊息給勁報記者的軍方人士,一個會對記者判刑的政府,實在也沒有什麼立場,去批評別人不夠民主,不夠人權。

劉曉波的死,正如一面鏡子一般,反照出了台灣的虛偽。大陸在內部政治上有他們可受公評之處,但是在兩岸關係上面,台灣自傲在兩岸對比之下,是民主先進,其實只是程度差別罷了。台灣在戒嚴時期,新聞工作者遭迫害有之,解嚴後,這種情況依舊發生,勁報記者一案就是例證。鄭大為、郭冠英、勁報記者,都不是位居顯赫的人物,但是他們所受到的迫害,卻都是一樣的,當我們紀念劉曉波一生的堅持時,是否該想想在台灣有那麼多弱勢者,受到多數暴力的欺凌,只因為他們的某些看法不被喜歡,不見容於當道,如果我們看到了劉曉波的悲劇,為何卻對身邊的不公不義,視而不見,這個問題難道不該好好思索一番嗎?

台灣解嚴是追求民主多元如今只剩本土化|高靖

文/高靖
因為國共內戰,台灣在1949年宣布戒嚴,38年後才解除戒嚴。2017年7月15日台灣紀念解嚴30年,卻變成了民進黨政府宣傳台灣獨立史觀的政治宣傳活動,只從台獨運動的片面觀點看,沒有能夠完整的呈現台灣戒嚴與解嚴的來龍去脈。爭取解除戒嚴,並不只是台獨團體的功勞,更大的原因,是台灣歷經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後,對於自由與民主有更的期待,受到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迫害的,還有很多的支持國家統一的民族主義者,卻被國府視為共黨份子。

台灣戰後最初的戒嚴令,是當時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在1949年5月19日頒布的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到1987年由蔣經國總統宣布7月15日解嚴為止,前前後後持續38年又56天,這個戒嚴令頒布時的台灣省轄區,包含台灣本島與周邊附屬島嶼、以及澎湖群島。

接近中國大陸的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是另外根據1956年6月23日行政院令頒布的金門、馬祖地區戰地政務實驗辦法,實施戰地政務。政府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前,國防部以金馬位處前線,與敵相鄰,在共軍火砲射程之內,隨時有遭受攻擊之虞,在中共尚未放棄武力犯台之前,仍屬接戰地域,外島戒嚴,直到1992年11月7日解除臨時戒嚴與戰地政務,歷時近43年。

台澎金馬實施戒嚴,有其歷史背景,在國共內戰的戰爭陰影下,為了確保安全,自然採取最嚴格的制度,就是戒嚴。台灣地區雖然實施戒嚴,可是地方自治也同樣推動了起來,也就是說,人民的權利是有受到戒嚴的限制,但同樣也有許多是過去不曾享有的,譬如投票權。解嚴之前,台灣是個受到密切管理的社會,人民有不完整的自由的社會,但絕非所謂的獨裁政府。

蔡英文總統透過臉書,發表她個人對於解嚴30周年的感想。蔡英文說,希望有一天,台灣的所有政黨,都能站在以台灣主體性的立場,思考國家的未來,終結藍綠惡鬥。30年前,台灣終於掙脫長達38年的國民黨戒嚴統治,向自由和民主踏出了重要的一步,這是台灣人民一起踏出去的,長久以來,有些人習慣把台灣民主化歸功於蔣經國總統,但她認為,應該把目光放在台灣人民的身上。

蔡英文說,解嚴30周年是向偉大的台灣人民致敬的時刻,這就是我們的信念,唯有相信人民是讓國家前進的動力,台灣的民主才會不斷往前邁進。她也宣告對台灣民主的願景和心中民主台灣的藍圖,首先是希望台灣有更多的新興本土力量能加入民主政治運作。

蔡英文很有技巧地將解嚴這個歷史事件,變成是「台灣人民」的功勞,刻意貶抑蔣經國總統當時的重大抉擇,蔡英文還提到了台灣主體性,本土力量加入政治運作。蔡英文無非是要對台灣社會重要的歷史事件,重新展開新的論述,蔣經國的重大角色不見了,國民黨帶動國家成長的政府治理也沒有了,威權政黨推動的民主改革,顯然無法滿足主張台獨的蔡英文。因此,蔡英文提出了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力量,這兩點是用間接的方式,把台灣獨立運動凸顯了出來。

解嚴,就是恢復正常的民主運作,但是蔡英文口中卻變成了是往台灣獨立前進的一個關口。蔡英文以為解嚴後,仍然缺乏了台灣主體性,缺乏本土力量加入政治運作,這無非是間接影射國民黨是外來政黨,要更多主張台獨的團體加入政治運作。

紀念解嚴,因為這是一個社會朝著民主自由發展的重大事件,如今卻變成了民進黨對台灣社會開始台獨史觀洗腦的政治動員運動。

中華民國從1970年代以來,面對接連退出聯合國、日本斷交、美國斷交等重大事件,北京在國際影響與日俱增,台灣全力發展經濟,在1980年代當時,台灣經濟成長已被譽為經濟奇蹟,隨著經濟成長與教育普及,社會力的蓬勃發展,提高了人民對生活的期待,也對那時的權威體制產生了矛盾,要求改革是不分政治立場的。1979年美國與大陸建交,這對台灣的外交與軍事,都是重大打擊,台灣經過1980年代初期美中關係密切發展的困難階段,慢慢站穩了腳步,國民黨當局可以有信心面對內部社會矛盾的挑戰,1987年的解嚴,其實是蔣經國回應台灣內部要求政治改革的重大決策,

蔣經國總統1987年決定解除台灣地區戒嚴,卻在1988年病逝,來不及看到他的政治改革工程,將會為台灣未來發展,帶來多少爭議與進步。蔣經國生前有兩位秘書,分別是馬英九總統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馬英九說,台灣雖然解嚴,但從現在的發展來看,還有很多事情值得擔心,雖然大家一天到晚批評威權體制,但一旦執政後,是否就能擺脫誘惑,還是很大的問號。宋楚瑜表示,解嚴不是紙上談兵或對外宣示一句話而已,配套要先備好,才能見諸行動。解嚴在國民黨內看法不一,絕非一道命令或一夕間就能跨越過來,輕易完成。

台灣人民當然促成了改革,但是改革並非一蹴可幾,這個改革呼聲更不能夠就那麼簡單的,把它與追求台灣獨立畫上等號,蔡英文的論述,無非是要竄改歷史,掠人之美。若非蔣經國用他個人的威嚴推進解嚴,還有許多配套法律的修訂,若非如此,這個已經老態龍鍾的國民黨政權,它的陳腐結構怎麼禁得起解嚴後初期的混亂,事後看來,1987年國民黨若崩解,台灣其他的政治勢力也未必能夠穩住局面,有效治理台灣。民主如果不能保障人民生活安居樂業,只有混亂與失序,台灣敗壞成第三世界國家的地位,難道這會是人民要求改革的目標嗎?

戒嚴在台灣,除了最為人詬病的警備總部,曾經影響我們生活上的言論、旅行自由,人們都只有享有部分的自由,人權保障的確不如先進民主社會。但是整體而言,並沒有太多外界以為的軍管情況,也沒有宵禁。因為戒嚴之故,許多管制是存在的,這必然會對一個社會邁向健全的民主自由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障礙。解嚴,並不是台獨運動的勝利,是爭取更多的自由與更大的民主參與的勝利。

馬英九提到的有權力者對權力的誘惑,這是要提醒台灣社會,戒嚴時期,某些政府的權力是可能被濫用了,人民的權益受到了侵害,所以在事過境遷後,政府要推動解除戒嚴。但是解嚴之後,掌權者能夠避免權力的誘惑,沒有濫權之事嗎?回顧1987年到2017年 的30年間,顯然濫權的情況並沒有消失。也就是說,有權力的一方對沒有權力的弱勢者的壓迫,沒有隨著解除戒嚴而消失。

馬英九自己主導的立法院倒王案,就是政府機關濫權竊聽立法院,所引發的國民黨政爭。陳水扁總統時代,情治機關以情報監聽名義。捏造假證據,用來作為竊聽國安局特勤中心執行長彭子文的依據,只因為彭子文退休後,發表了不滿陳水扁言行的言論,民進黨政府就濫用情治機關鎮壓反對意見,紅衫軍倒扁當時,情治機關監控軍人政治傾向,更是無所不在,反對陳水扁的軍訓教官受到威嚇懲處,但是違法幫民進黨立委站台助選的陸戰隊上將,卻無人追究。

解嚴,是讓政府不能夠假藉某些緊急狀態的名義,剝奪侵害人民的權益,可是解嚴30年來,政府侵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仍然存在,台灣社會的言論也沒有更多元,反而是朝著台灣獨立的單一標準快速前進。主張統一的人們,在戒嚴時遭受白色恐怖迫害,解嚴之後,仍然受到不公平對待,許多人如果不認同台獨,就會受到特定政治團體動員言論部隊圍剿,用不堪入耳的詞彙羞辱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們,讓台灣的言論環境越來越窄化。

郭冠英案就是最好例子,郭冠英言論尺度不見容於民進黨,民進黨立委動員各方力量向政府施壓,政府不能秉持原則,屈從於言論暴力,違法剝奪了郭冠英的退休金。因言賈禍,從來沒有因為解嚴,有過任何改變。甚至有大陸台商子女暑假返台參加夏令營,因為言談中流露出大陸口音,遭到台灣本地學生霸凌。這也顯示解嚴,沒有能夠增加台灣人對於歧異的容忍,反而是增加了某一個特定政治勢力對別人進行壓迫的機會,解嚴,是追求多元的開始,但在台灣30年來成了蔡英文口中本土優先的窄化與ㄧ元化,恰恰是違反民主多元的原則。

民主化三十年:回歸憲政,終結亂象|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台灣地區解除戒嚴三十年,各方人士有不同的解讀;有人盛贊當年蔣經國總統的英明睿智,有人認為他是想在歷史上留名,譲台灣人民懷念他,才做出推動民主化變革的重大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總統發表了個人看法,她說,長期以來有些人習慣把台灣民主化歸功於蔣經國,但目光應擺在台灣人民身上。她希望今後有更多新興的本土政治力量能加入民主政治運作,公民社會也能持續茁壯,政黨與公民社會之間會找到更理性健康的互動模式,她希望有一天,所有政黨都能站在台灣主體性的立場,思考國家的未來。這就是終結藍綠惡鬥的真諦。

蔡英文的觀點,可以規納成下列三項:
其一,民主化的貢獻在於台灣人民,而不是蔣經國。
其二,民主化的目的是強化台灣主體性,也就是強調以台灣為優先。
其三,希望有更多的新興本土力量加入民主政治運作,並且終結藍綠惡鬥。

就在紀念解嚴三十年的同時,工業總會發表「2017年工總白皮書」,直陳蔡英文政府執政一年多來,政治盤算凌駕理性對話,導致社會撕裂,在在澆熄企業投資熱情。從推動一例一休、年金改革丶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到前瞻計劃,衍生的各種爭議,顯示政府欠缺事前評估丶也未能廣徵各界意見,缺乏理性辯論和相互包容的對話,讓民粹和政治考量,決走了政策的走向。

就在工總白皮書公佈之際,立法院預算中心也指出,蔡政府舉債推出的前瞻計劃,不僅有剛剛被政府以「暫無需求」退回的工程項目,還有未曾詢問地方政府實際需求的「改變停車問題計劃」,部分還被監察院糾正為「蚊子停車場」,浪費公帑嚴重,損及政府形象。
如果我們將蔡英文宣示丶工總白皮書和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這三份文件放在一起看,就可看出來當前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所在了。那就是:

第一,蔡總統自視甚高,睥睨一切,她評價歷史,也自作解釋,一方面否定蔣經國解除戒嚴丶推動民主化的貢獻;另一方面,卻完全不理會公民社會重要成員工業總會和企業界的意見,以政治盤算凌駕理性對話,導致社會動盪,族群撕裂,讓民粹政治綁架了民主決策機制的正常運作,使立法院成為藍綠對決的競技場,也澆熄了企業投資的熱情。但蔡總統對此卻毫無自責,而且還寄望更多的本土政治力量加入民主運作。但對於目前政黨與公民社會之間究竟如何推動理性對話,卻無任何積極作為。這凸顯了她的目空一切丶獨斷獨行,只知否定前人的貢獻,卻無自反而縮的能力。

第二,她強調台灣主體性,卻無強化台灣優勢與台灣自主性的治理能力。在立法院預算中心的報告中,明揭指出,在她的領導下,執政團隊的規劃及執行能力嚴重不足,對監察院的糾正不屑一顧,而且缺乏究責能力。基於此,如果真的要強調台灣主體性,就不能像當前的政府一樣,止於言辭卻拙於實踐與行動,而且只知一味卸責,卻又想憑藉多數暴力硬將前瞻計劃等天文數字的支出儘快付委通過。這不但不是「愛台灣」,而且還是敗家子式的「害台」與「窮台」,最後必將導致全民均貧。

第三,蔡政府一年多來拒絕兩岸一中,對中國大陸的敵視心態與鎖國政策,已導致經濟貿易丶兩岸交流丶文化發展與國家安全上的嚴重危機,,連美國的對台決策官員都已發出了警告,但迄今仍無仼何改善;這究竟是強化還是弱化台灣的主體性?究竟是愛台還是賣台?頗值得深究。但對台灣人而言,當前兩岸冷對抗的情勢卻是極其不利的,即便進一步昇高為熱戰或全面對抗,對美丶日等大國而言,也很難真正的從火中取栗,發戰爭財;對他們來說也是不利的。

基於此,在台灣解嚴三十年之際,真正推進民主化的唯一正途,就是回歸憲政,謹守中華民國的一中憲法,強調兩岸一中,和平發展。換言之,依照就宣誓職時的誓詞,認真的行憲丶守憲丶護憲,而不是違背自己良心的違憲丶毀憲,這才是民主改革的準繩丶憲政民主的真諦,也才是維護兩岸和平與社會安定的政治基礎。至於培養本土勢力、強調台灣主體性丶或否定蔣經國的歷史定位,那都是蔡英文個人的選擇了。

台灣仰賴美國的安全維護非常脆弱|高靖

文/高靖
台灣安全,除了自身的軍事與政治力量之外,幾乎全部倚靠美國力量的保證。但是台灣要認清,在與美國的關係當中,台灣究竟是怎樣的地位,美國有其自身的國家利益,當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台灣的利益有所衝突時,台灣會被放在什麼樣的地位當中呢?簡單明瞭的事實是,當美國需要台灣,就會拉攏,當美國不需要台灣,台灣可能被犧牲。

台灣在美中台三方的關係當中,始終沒有看清的是美國真正的立場,在歷史過程的彼此消長過程中,華府與北京雙方的利益太大,遠遠超過美國與台灣的利益,台灣早就變成美中國際權力博弈的籌碼,而不是三角關係的一角,因為不存在三角關係,只有美中雙邊關係,台灣是處於這個關係之下,雙方都要運用的籌碼,台灣若以為可以親美抗中,就未免太天真。

我們想想越戰的教訓,南越與北越之爭,從法國勢力退出中南半島,南北越分裂開始,美國介入法國留下的真空狀態,十年之間,美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五十萬的美軍駐防,但當美國與北越簽署巴黎協定後,美軍撤出越戰,等於是放棄了南越,南越在沒有任何美國援助的情況下,1975年4月土崩瓦解,南北越統一。

美國曾經在越戰動用各式尖端武器與高科技,美國國內不惜動用選兵制,將美國役男送往越戰戰場,這樣的安全承諾,那要比過去台灣所享有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還要更真切,越南周邊國家泰國、菲律賓、中華民國都成了支援美軍越戰的基地,韓國還派遣了兩個師與駐越美軍協同作戰。可是美國國內政治風向轉變之後,美國立刻放棄支援南越,甚至為了解決越戰問題,加快了美國與中共秘密接觸的腳步,間接促成華府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反而在外交戰場上因為越戰間接受到傷害。

就在越戰高峰之際,美國希望與中共方面恢復接觸。我們從美國國務院公開的檔案當中,可以看到一份文件。1969年11月21日,美國白宮國安會幕僚何立志 John H. Holdridge提交了一份備忘錄給當時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季辛吉,這份備忘錄提到美國國務院有意取消美國海軍在台灣海峽的巡邏,以促成中共恢復華沙會談。國務院認為調整美國海軍出現在台海船艦的情況,用以滿足中華民國政府的需求,中共方面可能不會那麼快發現這個美國海軍巡邏台灣海峽的改變。為了確保蔣中正總統,我們每個月調整15艘船的路線,經過台灣海峽,用來彌補取消巡邏台海。

這個備忘錄說明了一個事實,台灣的安全議題,可以成為美國與中國大陸對話的籌碼,這在過去已經發生過,在未來,也不表示不會再發生,端視美國當下的利益為何。

有關巡弋台海的任務,美國海軍從1950年韓戰爆發後,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派出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巡弋。美國海軍在台灣海峽巡弋,一方面是確保共軍不會渡海攻擊台灣,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阻止國府攻打大陸。當時美國的策略是台海中立化,這是為了避免在韓戰進行的同時,台海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演變成不可收拾的世界大戰。

美軍巡弋台海二十多年,直到美國面對越戰的困難,與蘇聯的艱困鬥爭,開始有了不同的戰略思考,思考調整這項攸關台灣安全的政策,藉以拉攏北京的關係。

其實華府與北京多年來在東歐波蘭的華沙,持續秘密接觸談判,但是後來談判中斷,為了重啟談判,美國想盡辦法,其中一個策略,就是取消美國軍艦在台海巡弋。當時,對台灣的國府當局,美方提出取消美軍巡弋台海的理由,是因為預算不足問題,所以要取消這項美國海軍的任務,但這是扯謊,真正的理由,只是美方為了討好大陸,希望取消美軍在台海的巡弋,誘使大陸恢復雙方的華沙談判。

從1969年這時開始的發展,後來季辛吉經由巴基斯坦密訪大陸,安排尼克森總統出訪中國,到美國決定與北京建交,台灣顯然在華府與北京的關係當中,被當成了籌碼一樣的地位。美國不惜取消巡弋台海的安全任務,用以討好北京方面,爭取雙方改變關係,台灣對於自己的地位,必須要從這個歷史的考察當中,真真切切的認識清楚。

即使在冷戰還沒有開始之前,在二次大戰末期,美國已經注意到台灣優越的地理位置,與琉球群島、菲律賓成為一個天然的防線,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傳出的台灣主權未定,是因為對國民黨政府能力的不信任,想要讓美國有合法的地位,可以介入台灣問題,以免台灣淪為共黨控制,危害到美國的戰略利益。即使在韓戰期間,美國也表達出台灣根據開羅宣言,應該歸屬中國,但美國不希望台灣被有敵意的一方控制,美國對於台灣安全問題的根本立場,從一開始,也始終就是以美國戰略利益為最優先考慮。

其實在中國近代史上,美國主張對華採取門戶開放政策,不允許列強瓜分中國,這個政策對中國友善,但其實還是符合美國反對帝國主義,又兼顧美國商業利益優先的政策。美國支持中國抗日,除了是美國人對中國人存有浪漫的情懷,更多的是,中國可以阻止日本侵略擴大,影響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美國在抗戰末期,甚至派人親自訪問延安,要與共黨軍隊合作,提供給養,由共軍支援搜救日本占領區內的美軍飛行員,這些作為都是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慮。

美國必然要考量自身的利益,當國際局勢進入1970年代,台灣在美國更大的國際戰略利益之下,就顯得微不足道。美蘇長期的對峙,美國有了新的思考,不把國際共產勢力看作是團結的個體,而是將莫斯科與北京有所區分,要藉北京逐漸與莫斯科加大的矛盾,轉化為對美國有利的戰略利益,當華府思考發展北京關係時,台灣是最棘手的問題,起初美國還會思考,如何開展中國大陸的關係,又能兼顧妥善處理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但是就在國共雙方長期彼此不退讓之下,美國捨棄了台灣,遷就了大陸。

當然,華府與北京建交後,台北當局透過美國國會制定了台灣關係法,確保了美國對台灣安全的義務,但是這個法律有很大的模糊空間,台灣關係法的出現,其實也是美國內部各方勢力的現象反應。美國有親中派,藉中國力量助美國與蘇聯鬥爭,八一七公報對台灣的傷害,無非就是過度拉攏中共使然。當然也有支持台灣的力量,才會在八一七公報同時,又弄出了非正式的六項保證,八一七公報與六項保證兩者在精神上是互相矛盾的,但這也是美國內部政治不同派別所產生的結果。台灣要在這種派別當中找到空間,可以增加自己生存的力量。但是在1970年代到1980年之間,美國為了冷戰的緣故,快速地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因為那時的中國,尚沒有足夠牽制美國的力量。

可是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推動市場經濟後,大陸的力量與日俱增,時至今日,已經造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優勢,受到了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逐漸失去了過去的行動自由。美國後來採行的重返亞洲,無非就是發現北京力量壯大,昔日合作的友善氣氛已經轉變成戰略利益的對立氣氛。現在美中矛盾的氣氛,就讓台灣方面有許多人認為出現了了可以運用的空間,外界沒有理解的是,美中是對抗與合作兼容,美國的環太平洋演習已經邀請大陸參加,這個舉動無非是將大陸定位為盟友,而不是有敵意的對手,才會邀請大陸參加這項演習。

美中雙方是鬥而不破的關係,雙方為著彼此的利益,在亞太地區競爭,也在國際社會競爭,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就是要擴大大陸從亞太區域當中,把影響力擴張出去,這個擴張若損及美國利益,又必然會遭到美方的阻擋。台灣在美中競逐的過程中,的確會有小小的空間,可是這不會改變台灣的基本情況,就是美國仍然信守兩岸問題必須由兩岸中國人用和平方式解決,美國不會支持台灣獨立,美國不同意台灣的法理台獨,這個基本立場無論美中關係好壞,始終是維繫著,因為美中關係的維護太重要了。台灣安全要靠美國屏障,在某些時候這是存在的,但美國靠不住,台灣必須自己面對兩岸關係,自己尋求政治解決之道,如果只想憑藉美國力量對抗大陸,最終就會淪為南越的下場,當美國變臉的瞬間,就是覆滅淪亡的時刻。

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根據《香港史新編》所載,英軍於1841年1月25日登陸香港島,翌日舉行升旗儀式,標誌著英國對香港將近157年的殖民統治的開始。1841年2月1日,大英駐華全權欽使兼商務總監義律及軍師統帥水師總兵伯麥發出安民告示,其核心內容如下:「…,是爾等香港等處居民,現係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故自應恭順樂服國主派來之官,其官亦必保護爾等安堵,不致一人致(受)害。至爾居民,向來所有田畝房舍產業家私,槪必如舊,斷不輕動。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且未奉國主另降諭旨之先,擬應大清律例規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訊硏鞫外,其餘稍無所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聽如舊。惟須禀明英官治理可也。…。」

香港開埠初年,香港華人多為來自內地最底層的勞動群眾,語言不能相通,文化差異極大;洋人普遍歧視華人,而一般華人也極少與洋人接觸,實乃怕而避之。大清末年國事傾頹,內憂外患,局勢動盪,許多貲力雄厚的商人逃到香港,買辦也在同一時期興起,香港的華人社會開始出現領袖階層。

港英政府明白,當地華人的合作與支持是香港安定繁榮的關鍵;於是利用各種皇家爵位或榮譽拉攏華人成功人士。然而,這些成功的華商一方面接受港英政府的授勳,另一方面也向大清捐官;在出席重要的官方場合時,均身著大清官服,以為身份地位的象徵;港英政府對此現象自然是很不滿意。

在「安民告示」中,港英政府向香港華人表示,香港居民亦為大英國主之子民。但實際上,港英政府、英商,與香港華人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港英政府與華人富商之間,既存在猜忌,也經常合作。華人的內心世界裡一直存在著華夷之辨,若非如此,也不會稱洋人為「鬼佬」。就華人的特性來看,華人效忠大清皇帝或是英國女王的主要目的,均出於服務自己或家族的需求;相較於洋人,華人的實用主義特性猶有過之。

從1932年出台的《威斯敏斯特法案》(Westminster Act)就可以看出,英國人意識到時代與國際局勢均已改變,宗主國與殖民地國之間的關係不得不進行調整。上一世紀四零年代,先後任港督楊慕琦(Young, Sir Mark Aitchison,任期1941-1947)與葛量洪(Grantham,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任期1947-1957)均希望將香港引導至當時各個殖民地國的發展主流模式,也就是將其扶植為一個能夠實踐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國家,並且參與到大英國協之中。

由於中國向來宣稱英國是以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所以中國必然要收回香港。蔣介石就曾經多次向邱吉爾與英國大使表示,香港必須交回給中國,他在在1942年12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一俟戰后,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英國)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然而,邱吉爾拒絕了這個要求。日本戰敗後,英國派軍隊搶先接收香港,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此事向蔣介石施壓,為了獲得美援,國府只得暫時作罷。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各種考慮,暫時沒有「解放」香港,但是北京高層的共識,仍然是在合適的時機,必須以合適的方式收回香港;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宣稱,1997年7月1號之後,香港是「回歸」祖國,對香港是「恢復」行使主權。

港督楊慕琦曾經提出香港史上著名的「楊計畫」,其改革重點為市政局的成員三分之二開放民選,其他三分之一為委任。民選與非民選部分,均為香港華人與洋人各佔一半;立法局也做有限度的改革,官守議員七名,非官守議員八名。在這套方案中,並非所有的香港居民都有選舉權;誰能當候選人?誰有選舉資格?都還在研議之中。1949年中國大陸異幟,新中國成立,國府敗逃台灣,香港瞬間湧進一百多萬難民。英國一開始並不確定中國解放軍是否會進入香港,然而這個局面已經嚴重的影響了香港的政改形勢,港英政府遂在1952年10月以時機尚未成熟為由,取消了「楊計劃」。

即便如此,港督葛量洪在他十年的任期內,還是分別對港府的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以及公共服務機關,都進行了改革。1946年取消了公務員只能由歐洲人擔任的規定,到了1971年,同級別的官員中已經有52%屬於香港華人。

二戰後,港英政府推行政改,逐步放權讓香港華人參與香港的治理;不過非殖民化的世界浪潮仍然以各種形式影響著香港。1967年,正值大陸文革期間,共產黨左派在港九發動了「反帝反殖」運動,造成了激烈的警民衝突與罷工行動。港英政府为了維護香港的政權與治權,封閉了部分公會,逮捕了搗亂份子。當時美國已經出兵越南,而且聲稱東南亞正受到共產革命的嚴重威脅,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即使英國有意撤出香港,美國也不會同意。

「六七風暴」之後,港督戴麟趾(Trench, Sir David Clive Crosbic,任期:1964-1971)領導下的港英政府,一改「夕陽政府」心態,在香港推出了多項社會福利政策與香港華人的建制工作;續任幾位港督在此基礎上,不斷推行更大幅度的政治改革;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政改力度最大,香港華人等於是變相的享有了直接選舉的權力;港府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香港建構一個「民主政府」。然而,中國政府認為此舉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彭定康沒有通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與中方達成共識,擅自對政制作出重大改變,出現了「三違反」:一、違反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未有在雙方達成協議下單方面公布政制重大改革的草案。二、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單方面改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基本法》所規定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三、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諒解共識和載於兩國外長互相交換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發展與《基本法》銜接達成的諒解的七封信內之協定。北京為此表達了嚴正抗議,但是彭定康對此置之不理,堅決地推行「彭方案」;該方案被視為是議會全面直選的一種示範,並且獲得了香港政黨的有力支持。

除了政改之外,香港高等教育的變革歷程也非常值得關注。在1986年之前,香港適齡青年就讀大學的比率是2%左右,每年以3%的增幅緩慢增長;到了1980年代中期,港府制訂了新的高等教育發展計畫,目標是在2000年使適齡青年就讀大學的比率達到14.5%。1988年港督衛亦信決定加速發展高等教育,要求必須在1994年就達到14.5%的比率,2000年則應達到18%的比率。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港府則又將適齡青年18%就讀大學的比率,提前到1994年完成。

一般認為,上一世紀八零年代末期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突然加速,乃出於政治考慮與商界的要求。政治考慮是因為英國人認為教育乃民主之本,商界則是擔心九七之後,香港的人才流動可能會受到限制,希望能夠及早開始儲備人才。
對於港英政府的政改與發展高等教育的時機有多種解讀。有部分香港華人菁英戲稱,英國在二戰以前在香港不搞政改,不重視教育;在認識到不得不把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後,開始在香港注射「西方式民主病毒」;為了要完成這件大事,在政改之外,還必須從教育抓起,所以港英政府擴大了香港華人的受教機會,提高了教育層級。這種看法不無道理,香港近年所發生的一連串抗中行動,尤以佔中為最,不論是泛民主派成員或學生,絕大多數都是成長於八零年代中期,港英政府政改與教改之後。

在港英政府推動政改與教改幾十年之後,有非常多香港華人已經自覺與內地不再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同一群體。香港華人自認為有著不同於內地的「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香港人與內地人之辨,除了生存方面的競爭,還存在著價值取向不同的衝突。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件事,傳統中國人注重文化意義的民族意識遠超過政治意義的國家觀念,一直到清代末年都沒有改變,而且中國人的這個特性,在當代仍然十分鮮明。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異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很明顯的,「天下」是指整個中國文化,因此「亡天下」是整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喪失,「亡國」則只是一個政權的崩潰而已。

在港英政府的治理下,香港在二戰以後的發展一直呈現穩定的進步態勢,尤其是七零年代開始,香港在金融市場、醫療衛生、娛樂文化、文明守法,以及政府的高效廉潔等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不能不承認,英國人在治理殖民地方面,確實有辦法。為了能夠持續獲得來自殖民地利益,英國人擅長通過法律等一系列的手段,在殖民地建立穩定可靠的社會秩序;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英國人為了穩定殖民地的秩序,一直是相機行事,逐步改革,除非是現有情況威脅到了殖民統治,英國人很少輕率地挑戰殖民地原有的利益格局。從1841年英國人在香港所發出的「安民告示」,就能看出英國人的謹慎;並不因為香港乃蕞爾之地,港英政府就率爾挑戰香港居民的私有財產、鄉規民約,與傳統文化。

由於民主與法治對英國人而言,已經是淪肌浹髓。英國人基於多重原因,相信也包括在中國政府看來完全是一廂情願的眷戀,希望能給香港留下一個更符合英式價值體系的政治制度,盡可能的維繫與延長香港的「英式面貌」。然而有太多證據可以說明,全面仿效西式民主,在非西方國家均有著程度不一的水土不服現象,更何況香港華人在港英政府時期所能享受到的政治權利,還遠遠不及回歸中國之後呢。

當今的中國政府正走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嘗試過的政治道路上;中國的體量巨大,局勢極其複雜,然而這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在提升老百姓的教育水平、居住環境、衛生醫療等許多方面,仍然難能可貴的取得了瑕不掩瑜的亮眼成績。基於各種因素,香港人對內地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價值取向等,始終抱持著一種猜忌與不安的想法,這正是香港長期在英國治理下所必然產生的文化差異現象。這種觀念的轉變,不是依靠幾句口號,或推出幾個政策,就能改變得了的。比較穩妥的方式,在於用好香港人對香港本身所具有的本土知識與本土資源,溝通並化解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各種矛盾,並且要巧妙的加強愛國教育。然而一切解決問題的基礎,還是必須奠基於中國政府能夠鍥而不捨的完善現有政治制度,一方面探索普世價值在中國的體現方式,一方面探索中國傳統在現代化中所能扮演的積極角色。只要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能夠不斷改善,中國人的地位,從經濟實力到價值取向,都能夠逐漸的朝向引領世界的方向奔去。假以時日,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成見」,一定能夠完全消除,而真正達到所謂的「既統且合」的境界;而這個願景,也完全適用於當前的兩岸關係。

本文節略版,《消除不安 「統合」香港的關鍵》,登載於《旺報》2017.7.5, 以及中時電子報

馬英九吳敦義紀念抗戰立場反覆|高靖

文/高靖

今年7月7日是七七盧溝橋事變八十周年紀念,中華民國政府因為目前由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沒有規畫任何官方的紀念活動,這是民進黨切割中國歷史的必然,早在意料之中,國民黨以在野黨身分要自行舉辦紀念活動。不過,大家別忘了,不過就是幾年前,2015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國民黨執政的馬英九政府,甚至沒有規畫任何紀念活動,沒有編列一分一毫預算,迫使軍方挪用訓練預算舉行紀念活動,馬英九在各方壓力下,勉強在軍方內部辦了一場不對外公開的半吊子紀念活動,同樣一個國民黨,對於抗戰卻是兩種態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民進黨走親美媚日的外交路線,對於沖之鳥礁的爭議,不敢據理力爭,放棄對釣魚台的主權申索,當然更不願意舉行任何有關紀念抗戰的活動,以免觸及日本的敏感政治神經。民進黨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其實只從1949年來台開始,那些發生在大陸的事件,民進黨政府一概沒有興趣,也是要極力切割的地方,這就是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努力,這樣才能在思想上,為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法理台獨,進行準備。

國民黨對抗戰反反覆覆的立場,真是神奇的很,2015年中國抗日勝利八十周年,北京方面老早就規畫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那年北京的九三大閱兵,更成了全球華人矚目的焦點,曾經擔任國民黨榮譽主席的連戰,參加了這場盛大的閱兵典禮,卻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口誅筆伐。

2015年當時的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楊偉中明指出,對日抗戰是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領導,國民黨絕對堅持民主價值、台灣主體及抗戰史實的立場,對於連戰在中華民國軍人節的同日,仍出席對岸的閱兵儀式,深感遺憾與不解。楊偉中的發言,是受到馬英九的同意,批判連戰紀念抗戰的立場,就是當時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的政治立場。

馬英九政府並不重視抗戰紀念活動,否則就該在2014年先編列相關的紀念活動預算,但是馬英九政府有關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活動,一毛錢預算都沒有編列,才會造成2015年舉行的紀念活動十分寒酸。

馬英九不願意紀念抗戰,其實與馬英九慣有的政治投機有關,馬英九與民進黨一樣,都希望拉攏日本,但是馬英九年輕時參加過保釣運動,寫過釣魚台的論文,馬英九2008年就任總統後,有關對日工作方面,念茲在茲的,都是向日方說明馬英九不是反日人士,駐日代表處利用任何可以運用的場合,就是要向日方溝通,馬英九不反日。馬英九十分害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完全忽視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這件大事,絲毫不想舉行任何紀念活動。

這時碰到北京的中共當局要大規模舉行紀念抗戰勝利活動,這就牽動了兩岸敏感神經,包括郝柏村等老將在台灣,不斷對馬英九施壓,由於涉及兩岸關係的變化,被打鴨子上架的馬英九,才勉強同意舉行紀念活動,可是政府預算早經立法院通過,當時沒有編列這些紀念活動的錢,只好在政府部門當中東挪西湊,紀念抗戰勝利規模較大陸小很多,變成只是國防部的事情,其他部會都不願意碰觸,交通部甚至警告政府,宣傳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會影響日本觀光客來台的意願,以至於宣傳紀念活動的文宣品都遭到交通部杯葛,無法放在車站與機場等地,原因只有一個,怕得罪日本觀光客。

台灣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規模小,也沒有引起一般民眾的熱情,因為在台灣的歷史課本當中,早已經在台獨人士的操弄下,把抗戰歷史淡化,一般青年學生並不重視理解這段重要的中國近代史事件,沒有理解歷史,又如何能夠對紀念活動產生認同與熱情?加上馬英九政府只是用一種敷衍心態紀念抗戰勝利,應付了事,自然是草草收場,沒辦法與北京的紀念活動相比,成為一件重大的國際活動。

2015年的國民黨政府,絲毫不想紀念抗戰勝利,2017年在野的國民黨,卻要紀念掀起八年抗戰開端的七七盧溝橋事件,不過兩年的時間,同一個黨,怎會有兩種思維?其實現在的國民黨無非是藉著這個活動,先凝聚部分支持者的力量,因為這些國民黨堅定的支持者,前幾年因為不滿馬英九過分遷就與討好民進黨,對選舉冷漠,要給國民黨教訓,才會出現國民黨選舉大敗的慘劇。

馬英九政府重用台獨人士,討好民進黨,又藉年金改革之名,修理退伍軍人比民進黨還要凶狠,加上馬英九操縱司法機關,發動馬王政爭,造成國民黨內部分裂,使得執政的國民黨勢力,在短短年之間,土崩瓦解,選戰連戰連敗。現在剛當選國民黨主席的吳敦義,雖然還沒有就任,但是幕後下指導棋,推動國民黨紀念抗戰,無非是要重新整理局面,把馬英九得罪的支持者逐漸找回來。

吳敦義是馬英九2012年競選連任時的搭檔,吳敦義本來擔任行政院長,因為勇於為國民黨政府政策辯護,聲勢不錯,馬英九當時因為過度討好民進黨的關係,許多支持者都不願意繼續支持馬英九,馬英九選情看跌,馬吳搭檔後,讓馬英九有驚無險地勝選。吳敦義對於馬英九的許多措施,多持保留態度,馬英九方面則把吳敦義當外人,馬王政爭是在最後時刻,吳敦義才獲知。

吳敦義有多年選舉經驗,他在政治上的思考,應與馬英九有所不同,紀念抗戰一事,顯然也是某種政治操作,一方面重新整頓支持者,另一方面,紀念抗戰無非是對中國歷史的回歸,這在兩岸關係的論述方面,符合一個中國的主張,吳敦義競選黨主席過程當中,在兩岸關係的論述方面,並沒有任何特殊論點讓北京方面增加信賴,後面還有馬英九死而不僵,不斷希望吳敦義延續他過時的兩岸論述,吳敦義這時推動紀念抗戰,也算是一個小小的開始,表演給北京方面看,他沒有遺忘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痛的一場戰爭,希望藉此慢慢重新建立國共兩黨的對話。

吳敦義因為卸任副總統的身分,即使想以黨主席身分訪陸,都可能受到民進黨政府的杯葛與阻擾,藉著這場紀念盧溝橋事變的活動,吳敦義等於是表態他的立場,再慢慢爭取雙方直接對話的空間。

紀念抗戰看來是歷史事件,但是國共內戰兩岸分裂以來,大陸多所忌憚,對於抗戰往往避開國民黨政府的貢獻,國民黨在台灣也只談重慶政府的抗戰,結果兩岸長期以來,都沒有完整的紀念抗戰歷史。近幾年來,雙方已經慢慢能夠改變立場,把紀念活動當成是一個共同歷史的事件,譬如大陸許多抗戰紀念館,過去太偏重中共在北方的抗日游擊活動,後來也派人到台灣收集國府抗日的資料,改善大陸的紀念展覽內容,上海的四行倉庫加以修復,按照舊時模樣修建,許多上海人根本不知道過去可歌可泣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故事,但這幾年來四行倉庫舊址恢復原貌後,這段國府抗日歷史也慢慢為人所知,而非僅只是延安抗日。

台灣官方出版品中,有關抗日犧牲將領,幾年前曾把共軍將領左權列入,對於共軍發起的戰役,也列入歷史當中,這是個新的發展,當兩岸可以用健康的心態,紀念抗戰歷史,才有可能有平等正常的政治對話。

不過,現在台灣是民進黨執政,兩岸對話因為民進黨不承認一個中國而中斷,在野的國民黨其實有相當大的揮灑空間,一如2005年連戰率領國民黨到大陸的破冰之旅,開啟了國共內戰後,幾十年來第一次雙方領袖的直接對話,也讓兩岸關係進入新的階段。

吳敦義紀念七七事變,肯定是一個作態,這是給支持者,給對岸表態,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慘敗,失去執政權,丟掉國會多數黨席次之後,需要重新站立起來,兩岸關係的重新開展,其實是吳敦義帶領國民黨重新站起來的一個很好的契機,而紀念抗戰,這不僅可以把馬英九畏首畏尾的無能姿態去除,也可以讓國共兩黨的兩岸對話,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畢竟國共兩黨在那個時空間下,分別對於抗戰有不同的貢獻,幾十年過去之後,爭論究竟是誰主導戰爭,有何意義,重要的是,這是一場中國人團結對外的戰爭,中國人的團結,才是紀念抗戰的主要意義。

吳敦義帶領國民黨紀念盧溝橋事變,是一個開始,吳敦義能否擺脫馬英九時期的偽善姿態,以真誠的心情紀念抗戰歷史,紀念抗戰不僅只是推動兩岸重新對話的開始,更要與台灣內部進行思辯,因為二次大戰時期的開羅宣言,讓台灣從日本殖民地回到中國的版圖,這一個共識也是受到美、英列強所認可,台灣與中國不是兩個不同區域,它們本該歸屬於一體,只是因為許多歷史偶然的因素,造成今日分裂的局面,如果紀念抗戰的同時,不能與台灣內部進行對話,那麼這個活動的意義就減損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