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業計劃到一帶一路|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北京高峰會上的發言震撼了國際社會。本文將就百年前孫中山提出的實業計畫作一比較,分析兩者間的關聯。

2017年5月16日,紐約時報的報導文章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一個宏偉的新國際經濟秩序願景,當川普總統領導下的美國將注意力投向國內之時,習近平讓自己領導的國家成為一個替代選擇。承諾將為中國的開發銀行提供逾1000億美元,這些銀行將充當大舉投資亞洲、歐洲和非洲基礎設施的先鋒。其中,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將獲得共計4800億元人民幣貸款,絲路基金將再獲得1000億元人民幣,還有大約3000億元人民幣將被用於鼓勵金融機構擴大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

習近平毫無保留地稱一帶一路其為「世紀工程」,是「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該計劃的基礎是中國在60個國家裡主導的橋樑、鐵路、港口和能源投資,構成了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議程的支柱。習近平稱該計劃將解決接受國的貧困問題,他承諾提供緊急糧食援助,並表示中國將啟動「100個減貧項目」。

習近平說,中國將邀請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機構,一同滿足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需求。這表明他正在尋求建立新市場,並輸出中國以國家為主導的擴張模式。習近平也強調了美國的聯盟體系和以中國為主導的商業之間的不同,但「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這是對中國一向抱持敵意的紐約時報,難得中肯持平的報導。

但是,面對一帶一路的發展成就,台灣人卻心知肚明,這些巨額的投資項目恐怕是看得到卻吃不到;至於民進黨政府則是鐵了心腸丶鐵板一塊,既反對九二共識,也坚决反對一個中國,對上述這些數據當然也是無動於衷,既冷淡又冷漠。

但是,新當選的國民黨領導人吳敦義如果放棄他過去的獨台立場,回到一個中國政策,積極表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意願,並搭乘大陸經濟發展的順風車,則日薄西山的國民黨仍有起死回生的機會。而當前國庫空虛丶政府赤字高築的危機也將可化解。至於軍公教被汚名化丶年金被迫腰斬丶貧窮人口劇增、社會階級分裂的整體噩運,也可迎刄而解。

台灣本來就有很好的基礎建設經驗,技術水準亦佳,可說是「小而美」。若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積極與中國大陸的工程建設集團對接,結合大陸基礎建設的「大而壯」,也就能成就互利雙贏,變成「大而壯又美」,同時也讓台灣人逐漸走出發展困境。

如果我們進一步回顧歷史,重新審視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實業計劃,就不難發現,這份當時提出的宏偉建構,強調自主丶開放、互利丶共富,正與一帶一路計畫的前後輝映。

孫中山先生於民國七年自廣東移居上海。從事建國方略與實業計劃的研究。他特別將英文書名定為《國際共同開發中國書》(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並指出,應國民之所需要,選最有利之途,掌控國家主權,吸引外資,共同開發中國,以解決當時中國的貧弱問題。

他設計了貫穿全中國廣大領土的鐵路網和公路網;他定下發展中國商埠和海港計劃;也定訂了疏浚河流、水利建設、荒地開墾等計劃大綱。另外,他又設計了發展天然資源和建設輕重工業的藍圖,並強調生態保育,定下在華中、華北造林的計劃。
他的目光遠超越當時的政治紛爭和政客視野之外,而且胸懷天下,大公無私,一心一意為了全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實業計劃如果能順利實現,既可以解除人民的貧困,並將促進國家富強,使中國及早躋於現代工業化國家之林。
實業計劃包括十大目標和六大計劃,其中以交通建設的發展為最優先原則。預計完成鐵道十萬英里,石子路百萬英里;修大運河,開鑿新運河等。商港之開闢新建三大世界港水利之開發礦業開發蒙古、新疆之灌溉在中國北部及中部造林移民東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區。至於六大計劃,则是;
第一計劃:以北方大港為中心,建造西北鐵路系統
第二計劃:開發中部富源,以東方大港為中心,整治長江水道
第三計劃:開發南部富源,以南方大港為中心,建造西南鐵路系統
第四計劃:鐵路建設計劃,建造中央、東南、東北、擴展西北、高原等五大鐵路系統。
第五計劃:民生工業計劃,包括食、衣、住、行、印刷等工業。
第六計劃:開發礦產計劃,包括鐵、煤、石油、銅、特種等有色礦產。

上述這些計劃,在過去四十年大陆推动的建設中,多已實現,並有許多比當年計劃更佳的實踐成果。譬如高鉄建設丶港埠設施和水利工程,均已超越當年的規劃設計。但重要的是,針對工業發展,孫中山規定了兩項基本原則,迄今仍被遵循:(一)凡是可以由私人經營的就歸私人經營;(二)私人能力所不及或可能造成壟斷的則歸國家經營。政府有責任鼓勵私人企業,並以法律保護之。苛捐雜稅必須廢除,幣制必須改善並予統一。官方的干涉和障礙必須清除;交通必須發展以利商品的流通。鐵道、公路、疏浚河流、水利、墾荒、商埠、海港等都規定由國家主持。他還特別強調,歡迎外國資本,並將雇用外國專家。
在實業計劃序言中,孫先生指出,「然則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為今日世界人類之至大問題,不獨為中國之利害而已也。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發展之一事也。吾欲操此發展之權,則非有此知識不可。庶幾操縱在我,不致因噎廢食。」

由此可見,實業計劃雖然強調對外開放,歡迎外資參與和外國專家投入,但發展之權,仍然操之在我。這與鄧小平在一九七 o年代後期積極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強調主權在我,對外開放,如出一轍。這也正是實業計劃的開創性丶歷史性的貢獻!

根據蔣夢麟先生回憶:「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第一位有過現代科學訓練的政治家。他的科學知識和精確的計算實在驚人。為了計劃中國的工業發展,他親自繪製地圖和表格,並收集資料,詳加核對。實業計劃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灣的深度和層次等細節他無不瞭若指掌。有一次我給他一張導淮委員會的淮河水利圖,他馬上把它在地板上展開,非常認真的加以研究。後來我發現這幅水利圖在他書房的壁上掛著。

在他仔細研究工業建設的有關問題和解決辦法以後,他就用英文寫下來。打字工作全部歸孫夫人負責。一切資料數字都詳予核對,如果有什麼建議,孫先生無不樂予考慮。凡是孫先生所計劃的工作,無論是政治的、哲學的、科學的或其他,他都以極大的熱忱去進行。他虛懷若谷,對於任何建議和批評都樂於接受。」
針對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習近平在2016年11月12日紀念孫中山150週年紀念會上致辭指出: 孫中山先生在從事緊張的革命活動的過程中,一直思考著建設中國的問題。1917年到1919年,他寫出《建國方略》一書,構想了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其中提出要修建約16萬公里的鐵路,把中國沿海、內地、邊疆連接起來;修建160萬公里的公路,形成遍佈全國的公路網,並進入青藏高原;開鑿和整修全國水道和運河,建設三峽大壩,發展內河交通和水利、電力事業;在中國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大力發展農業、製造業、礦業,等等。孫先生擘畫的這個藍圖,顯示了他對中國發展的卓越見解和強烈期盼。

當時,有的外國記者認為孫中山的這些設想完全是一種空想,是不可能實現的。的確,在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下,這些宏大構想難以實現。今天,中國人民創造的許多成就遠遠超出了孫中山的設想。孫先生致力於建設的獨立、民主、富強的國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对于當時外界的质疑,蔣夢麟指出,因為孫中山的眼光和計劃超越了他的時代,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人常常覺得他的計劃不切實際。「與孫先生同時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癥結所在,希望不必根據歷史、社會學、心理學、科學等所得的知識,就把事情辦好,更不願根據科學知識來訂定國家的建設計劃。因此他們誣衊孫先生的計劃是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他們的現實的眼光根本看不到遠大的問題,更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缺點就是無知和淺見,缺乏實際能力倒在其次。以實在而論,他們自己認為知道的東西,實只限於淺薄的個人經驗或不過根據一種常識的推論。這樣的知識雖然容易獲得,但以此為實踐基礎反常常會遭受最後的失敗」。但是,在百年之后的中国,情势卻已经完全不同了。

2013年9月和10月,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習近平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關注。接著,李克強在參加2013年中國-東盟博覽會時強調,加快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的交流,並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是造福世界各國人民的偉大事業。

一帶一路这一世紀工程建設承继了實業計劃的基本精神,強調基礎建設,以及丝绸之路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它,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讓古絲綢之路煥發新的生機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亞歐非各國聯繫更加緊密。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據2016年底的數據,大陸已有7961家境外企業對全球進行投資,累計實現的投資金額是1701億美元(約新台幣5兆2031億元),較2015年成長44%。這一數字還不包括金融投資。而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已完成的金額是1594億美元(新台幣4兆9414億元),新簽合同金額是2440億美元(約新台幣7兆5640億元)。
除此之外,2016年大陸對外新簽合同在美金5千萬元(新台幣15億5千萬元)以上的項目,一共有815個;累計合同金額則是2067億美金(新台幣6兆4077億)。這已是中華民國政府年度總預算三倍以上的規模。

大陸企業去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金額是145億美元(新台幣約4500億元)。其中,已建立初具規模的合作區共56家,入區的企業1082家,總產值506億美元(新台幣l 兆5686億元)。至於新簽的合同金額1260億美元(新台幣3兆9千億元),約占大陸對外承包工程總金額的51%。在對外投資的行業類別方面,2016年對製造業投資310億美元,資訊類203億美元,科研類50億美元。

一帶一路既是中國的倡議,也是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共同願望。預估整個計劃將耗資美金九千億元,這確實是中國對世界的重大貢獻,也可視為廿一世紀版全球化的實業計劃!但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建設本身是開放的、包容的,歡迎世界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積極參與。它不刻意追求一致性,而且高度靈活,富有彈性,是多元開放的合作進程。中國也不斷充實完善一帶一路的合作內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時間表、路線圖,積極對接沿線國家發展和區域合作規劃。由此看来,它与實業計劃的開放、包容、互利的精神,完全一致。

一九一八年孫中山發表實業計劃英文版。他指出: 「此書為實業計畫之大方針,為國家經濟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實施之細密計畫,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名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乃可從事。讀者幸毋以此書為一成不易之論!」
這正是實業計劃的科學丶細密丶審定丶務實與惠民精神之所在,也應是一帶一路計劃所依循的準繩。我們拭目以待這偉大的世紀工程!

吳敦義無法迴避的考驗|周陽山

文/周陽山

520過後,台灣內部的政治氣氛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原本支持蔡英文的深綠選民,發現總統不願意再公開講話了。原先不相信一帶一路會成功的人,發覺美國竟然轉向,願意參與其中了。原來對川普東亞政策寄以厚望的反華人士,終於體會到他的善變、短線和功利,才不過100來天,川普竟然就不理人了。天下至廣,人心難測,為什麼這些政壇人物都說變就變呢?

在國民黨內部,情勢也在迅速地改變中。原先反對一中同表、強調台灣自主、要走自己路的獨台派人士,很快就發現,僅僅1年執政的時間,民進黨掌權後的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原來的中華民國了,它是另一個「新而獨立」而且「國際孤立」的鎖國。那麼,國民黨本身的本土化究竟還要不要追尋民進黨的主流路線呢?國民黨已經失去了政權,如果還繼續複製民進黨的台灣主義和台灣主張,它會不會變成一無所有呢?

儘管是「新而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還是叫中華民國。但基本內容已經完全不同。它反對一個中國,鄙視五權憲法,主張文化台獨,強調價值解構,支持多元成家,歧視陸生、陸配。而且,它反孔、反孫、去蔣,親日、崇美。

更重要的是,它全力清算國民黨,徹底打擊軍公教,並否定過去中華民國的歷史與傳承,而且還繞過民主制衡的正常機制,透過國是會議來曲線執政,並且要竭盡一切手段,為民進黨建立起永續執政的萬年根基。

面對這樣的執政黨,在野的國民黨究竟怎麼辦?

這幾年來,國民黨除了漠視《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權能區分,拒絕一個中國、否定兩岸統合之外,已經提不出任何有力的主張了,甚至也找不到有實力的青壯代接班人。在中國大陸,挑選政治局常委必須以上限68歲為基準,但對國民黨而言,這是絕不可接受的。老成謀國,讓年輕人慢慢來,這是國民黨珍惜的傳統。

現在,面對一帶一路建設和中國大陸所領導的全球化,國民黨究竟有無積極的對策?面臨台灣國際空間不斷被壓縮、兩岸關係急劇惡化的新情勢,國民黨又有什麼解決的好辦法?而國民黨在清算黨產、轉型正義的壓制下,自身的財務危機和發展困境,又有哪些突破的契機?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如何面對這個名字相同、內容相異、漸行漸遠,「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是對國民黨領導人的新考驗,也是國民黨能否在浴火鳳凰的試煉中重生奮起的新契機。

(作者為金門大學教授)

轉載自中時電子報時論廣場-吳敦義無法迴避的考驗

八田與一的銅像與扭曲的台日關係|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日據時期,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參與了多項台灣的水利建設,台灣的稻米產量因而大增。近年來,台日官方、民間社團,以及八田與一的後人,每年都為八田與一舉辦盛大的追思會。2017年4月間,位於台南市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銅像遭人故意破壞,綠營人士對此非常憤慨;台南市長賴清德除了指示台南市文化局與台南警方成立專案小組偵辦外,並且立即安排修復銅像,該銅像已於五月初修復完畢。根據台灣的法律規定,破壞設置於公園的銅像,若不考慮其民事法律責任,僅構成《台灣刑法》第354條毀損器物罪(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八田與一曾經在台灣負責設計與監修水利工程不假,惟其對台灣的貢獻,是否確如綠營人士所言,則值得進一步瞭解。戚嘉林引用數據指出,1920年台灣的稻米年產量為69.2萬噸,1938年稻米的年產量增至140.2萬噸;不過蹊蹺的是,當時的台灣人口增加了53%,平均的稻米消費量卻減少了23%,而甘薯的消費量,卻多了38.1%。換言之,台灣興修水利工程後所增產的稻米,並不是給台灣人食用的,絕大部分都運至了日本「內地」。1940年至1945年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灣甚至實施了米糧配給制。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就表示,當時的台灣農民「無產化的程度日益加甚」。

八田與一所監修的嘉南大圳完工後,水權自然由日本官僚控制,日本政府一方面限定唯有順民才有用水的資格外,同時還強迫嘉南大圳灌溉所及之處的農民必須「改稻為蔗」;如果農民拒絕改種甘蔗,那麼就切斷水源,讓農民們連稻米也種不成。甘蔗一旦成熟,只允許賣給台糖株式會社,蔗糖的價格乃由日本人控制的台糖株式會社單方決定。當時日本人在台灣所開設的排名前五位的制糖公司,其一年的總利潤就是修建嘉南大圳十年總工程費的1.4倍。這一段台灣同胞被日本人壓榨的血淚史,在吳濁流所撰寫的《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也有深刻的描述。

台灣在日據時代的中後期,佃農受地主盤剝極為嚴重,佃農必須將每年的栽種所獲全數上繳地主。當時的佃農的家庭,連喝上一碗白米粥都嫌奢侈。1945年日本戰敗後,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蔣介石擔任台灣領導人時期,中國國民黨作為台灣的執政黨,先後修建了阿公店水庫(1953年)、霧社水庫(1959年)、大埔水庫(1960年)、谷關水庫(1961年)、石門水庫(1964年)、明德水庫(1970年)、曾文水庫(1973年)、德基水庫(1974年)。蔣經國主政時期,在台灣所興建的水利工程量亦未遑多讓。

從1949年開始,台灣陸續制訂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法律,並且排除各式困難,堅決推行。第一個出台的是「三七五減租條例」,該法律規定,佃農對地主繳納的地租以全年收穫量的37.5%為上限;而且現有地租高於37.5%者,必須降至此一標準,如果原就低於此一標準者,亦不得提高。同時還實施了配套保障佃農耕作權的法律。例如:佃耕契約必須以書面為之、延長佃耕契約、限制佃耕農地之收回等。「三七五減租條例」實施後,全台灣一共有296,043農戶直接受益,佔當時所有農戶的44.5%,佃農的生活獲得了顯著的改善。緊接著,台灣當局開始推行「公地放領」政策,凡屬無主地或是鄰近私有地之公地,均開放農民貸款購買,還款期限長而且利息極低。1953年,台灣當局又公佈了「耕者有其田條例」與「台灣省實物土地債券發行條例」,台灣政府將地主出租之耕地徵收後,放領給佃農或是雇農承購。原地主除了獲得股票與債券作為補償外,仍能保有相當面積的農地。台灣由於土地改革的成功,徹底翻轉了台灣農民長期受地主壓榨的悲慘命運,並且極大程度的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毫無疑問的,是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真正解放了台灣的農民。

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代表著日本殖民政權的八田與一的銅像被破壞,綠營人士反應激烈,綠營政客更是頻頻在媒體上,痛斥破壞者行徑卑劣;然而,對於同樣是發生在台南市的推倒孫中山銅像事件(2014年),以及大規模的破壞蔣介石銅像現象,綠營政客與綠營人士,卻似乎有著喜聞樂見的反應。誠然,兩蔣執政時期,台灣乃威權體制,確實有部分老百姓遭到白色恐怖的影響,甚至是受難,但是這與日本殖民台灣所造成的傷害差距,完全不可以道里計。部分台灣老百姓的親日情結,糊塗到讓人不敢相信。

台灣當前對日本所存有的一種「普遍性」理解的友好心態,並不是從日本戰敗撤離台灣後就存在的。吳叡人精辟的指出,從上一世紀九零年代李登輝掌權後,基於李登輝個人的意識形態,以及台灣所處的地緣政治的現實考慮,台灣當局開始與日本右翼勢力中的反中派密切交往。李登輝屬於戰前世代的台灣人,這群台灣人中有一部分人深受皇民化教育影響,甚且在日本有長期學習的經歷;他們與同一世代的日本人擁有許多共同或重疊的文化記憶。這種文化記憶,一直是維繫與溝通台日兩地情感的一種載體。這種情感不僅存在於李登輝世代,也經由代際相傳,一定程度地延續到了後代的年輕人身上,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台灣年輕人在觀賞電影「海角七號」時,會深有感觸,但是沒有這樣文化記憶的人,卻難以產生共鳴。

李登輝和以丸山真男(東京大學教授,號稱戰後日本影響力最大的政治學家)為中心的所謂「岩波自由人」或「戰後民主派」知識集團,共享了知識與道德的實踐語言。而「戰後民主派」正是形塑日本戰後民間主流論壇的關鍵力量。台灣的官方與知識人,實際上一直存在著與日本主流社會的交往機會與選擇空間,根本不必取悅日本右翼分子所抱持的「殖民地肯定論」。然而,本來此一具有多元的認識可能性,卻被旅居日本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有意識的利用,並且逐步將之引導至台灣獨立派與日本右翼勢力意識形態結盟的單一方向。台灣的綠營政客,眼見有政治利益可圖,也積極的與之隔海唱和。

旅日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結盟的基礎有二:第一、共同的反中國意識,於此所謂的反中,已經完全超越了地緣政治上必要性,而是被操作成了反中國論。第二、殖民地肯定論。旅日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以極為機巧的方式,刻意的將戰前世代的一群台灣人對日本所遺留的親日感情(閩南語語境的「日本精神」),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詮釋成日本右翼民族主義所表述的「日本精神」,並由此導出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結論,從而建構出了台灣獨立運動與日本右翼結盟的意識形態基礎。吳叡人認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正是在旅日台灣民族主義者運用此一策略,直接與「教科書修改之會」的日本新右翼相互利用,以剪裁、簡化等方式,「重新創造」了殖民地時期的歷史意識形態的重要成果。此一策略性的歷史誤導,通過有計劃的通俗歷史著作的傳播,在台灣與日本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遺憾的是,即便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一部份台灣知識人中,清楚的認識到「殖民地肯定論」極其荒謬,卻對於日本據台期間的殖民議題始終保持緘默。而這些人,最終也都被收編進入了日本右翼民族主義所設定的論述架構中。本文推測,由於政治行動者,向來都不可能採取一種真正客觀與帶有批判性色彩的政治態度,因此,明知某些論述存有諸多瑕疵或謬誤,一旦成了政治行動者,也不得不全盤接受。唯有如此,才能集中各方力量,為自己所堅持的某種信念服務。然而,這種實踐理念的型態,就是在其實踐的過程中,失去了或許可能存在的某種正當性。余英時在2014年九月份,在台灣接受天下雜誌採訪時表示,民進黨想要去中國化,那不可能,因為你自己就是中國的一部份,你怎麼去?最基本的,你語言就去不掉。民主要容忍,現在民進黨有很多地方是學以前的國民黨,是把以前國民黨用的辦法再搞一遍,不過現在是我(民進黨),不是它(國民黨)。台灣的民主,出了問題,就在這裡。這些人只有歷史立場,但卻沒有歷史知識,以個人的局部經驗,或情感,取代了歷史原貌,成為了評價過去與現在的根據。

根據駒込武(京都大學教授)的研究可知,台灣在被日本殖民之後,明治政府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了「關於應實施於台灣之法令的法律案」;激辯之後,帝國議會通過了以三年為期限的時限性立法。這個被稱為「六三法」的法律,賦予了台灣總督可以制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律令」)之權力,這等於是賦予了台灣總督同時擁有了行政權與立法權,而且在立法過程中,還可以乾綱獨斷。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制訂了憲法,這樣的授權,顯然是違背了日本憲法的基本原則。日本議會中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但是日本政府的回答卻極其曖昧。當時有人主張,既然憲法欠缺對領土的明文規定,為了限制憲法的適用範圍,將台灣作為純粹的「殖民地」,因此有必要修改憲法。但是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憲法剛剛制訂,不宜立即修憲;而且從天皇大權所及的意義而言,形式上,台灣自然是日本憲法實施的範圍;但是有關權利、義務的規定,以及法律與命令的區別這種憲法的實質部分,實際上,在台灣並不實施。

「六三法」每三年延長期限屆滿時,就會在帝國議會上引起爭論。1904年,時任的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局長後滕新平,向日本「內地」提出了包含憲法修正案在內的台灣統治法案,企圖將台灣變成名符其實的「殖民地」。由於日俄戰爭爆發,兒玉源太郎異動,所以沒有將這個法案提上議程。第二年,桂太郎首相在日本帝國議會中,回答是否將台灣視為「內地」延長的質詢時,明言:「(台灣)當然是殖民地。我想不可能和內地一樣。」日本人一方面以不被歐美國家殖民為其國策,但是對於朝鮮與台灣,卻將其定位為殖民地。和「六三法」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三一法」於1906年出台,此乃以五年為期的時限立法。台灣、朝鮮,均不屬於(日本)「內地」;1920年代末期以後,日本在正式場合上皆使用「外地」一詞。誠如日本學者中村哲所指,這些用語是欲蓋彌彰;事實上,所謂的「外地」,就是帝國所統治的「殖民地」,就是colony。

帝國主義者,對於幾百年以來的殖民歷史,並沒有真正進行深刻的反省,這當然與種族主義作祟有關;即將揭曉的2017年法國大選,其中有一位極右翼候選人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就對法國的殖民歷史抱持著一定程度的肯定態度。日本人對自己的殖民歷史,可以說是從未進行真正的反省,其原因與西方社會不完全相同。根據尚會鵬的研究可知,日本社會可以稱之為是「緣人社會」,也就是說,日本人的人際關係宛如一個長鏈條,每個人都是這個鏈條上的一個環結,對上尊崇、服從,並得到庇護;對下保護、支配,並得到尊崇。日本社會所強調的這種縱向人際關係,使得日本人具有強烈的等級意識,對自己的位置十分敏感;先輩、後輩的序列,在日本社會裡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在《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指出,日本人信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信念,這是根據其社會經驗所培育的生活准則;日本人不僅易於按照「親子模式」處理人際關係,也傾向於依此處理國際關係。

在戰前,日本人認識到德國與法國的優越的法律制度,所以學習法律者,多到德國與法國留學。在日本國力增強後,日本提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認為日本理所當然的站到了東亞的頂峰位置,這也是日本以親子關係為架構的一種秩序表現;二戰之後,日本人承認美國處於等級制的最高位置,所以在學習現代化法律的路徑上,除了基於同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原因,必須繼續向德、法等國取經外,也對位居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的法律,投注了很大的心力來學習。這裡面除了有現實的需要,也源於日本人的國民性中,有一種對優秀的文化與事物發自內心的欽佩與欣賞,並進而願意向其學習的特性,至於這個優秀的文化與事物是否出自日本,並不是最關鍵的事情。

余英時曾經指出,德川時代是中國對日本影響的最高峰,不過日本人自覺為一民族-國家實體(national entity)也是在德川時代充分展開的。十八世紀時期,日本的儒家學者十分崇敬中國的「聖人之道」,但也開始將「聖人之道」與「中國」分開。荻生徂徠(おぎゅう そらい,日本儒家哲學家,乃江戶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便認為後世中國屢為夷狄所征服(包括滿族),已經失去了「聖人之道」,因此他認為明朝不配稱為「大明」,這個「大」字更宜加之於「日本」。甚且,有日本儒者以為,「中國」的「中」字也應該轉讓給日本。荻生徂徠的弟子中有人表示,君臣一綱在中國已經淪亡,其在日本的封建體制中倒是得到了保存;德川制度正是「三代之治」的體現。簡言之,在德川時期的儒者的眼中,「聖人之道」已從中國轉移到日本。這就是說,日本早已經居於東亞文化的領先地位。

日本人之所以這麼在意用在中國的「大」(明)與「中」(國)兩字,或許可以說明日本此前對於中國文化居於領先地位是肯定的,後來因為中國屢為夷狄所征服(包括滿族),而且文武官員與士子最終均向夷狄投降,所以失去了聖人之道,因此不再認為日本文化不如中國文化。實際上,從日本的國民性角度來觀察知道,日本人很難會去向一個他認為不如自己的國家道歉。莫看日本人今日對美國俯首稱臣;若是有朝一日,日本的實力超越美國,日本人將立即重新理解日美的歷史與關係。

因為政治觀點不被國民黨見容的王育德(東京大學文學博士),長期滯留日本,他在著作《台灣:苦悶的歷史》(《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中表示:「殖民地支配不管獲致多優秀的成果,原本在道德上就應該被無條件批判。基於我自身過去許多駭人聽聞的經驗,我個人也毫不猶豫地憎惡、譴責日本對台灣的統治。」

本文相信,沒有一個腦筋正常的人,會否認帝國主義帶有深刻的種族主義性格。日本的殖民官僚與歐洲的殖民官僚一樣,都是某種喪失了正當性的支配體制與意識形態的產物。遠渡重洋來台的八田與一,並不特別邪惡,也不特別英明,他只是日本派來的一個技術官僚,完成日本政府要求他在殖民地完成的工作而已。台灣有許多專業知識人,因為各種原因不願意對日本殖民台灣所造成的傷害表態,信仰現實主義的政客,則是踴躍地拋棄了知識與道德的考量,將一部份戰前世代台灣人的親日感情,導向了「殖民地肯定論」,既迎合了日本人的心理,也迎合了台灣島內政客的利益取向,同時還愚弄了許多不明究里的綠營支持者。實際上,「殖民肯定論」,創造了一種台日之間的新殖民關係。吳叡人所說的「過剩的歷史意識,過少的歷史知識」,完全可以作為當前台日之間扭曲關係的注腳。

本文的簡體節略版《八田與一銅像被毀與扭曲的台日關係》,已登載在《南風窗》雜誌2017年第11期。

吳敦義會變的,你相信嗎? |鄒秦

文/鄒秦(自由作家)

吳敦義被視為國民黨本土派和獨台派的代表,也被視為馬英九的接班人,馬英九公開力挺,各地角頭暗地支持,他果然大獲全勝。

這一派政治人物的共同特色是:強調本土化、多說閩南語丶一心一意追隨民進黨主流路線丶但也深知臺獨「只能做不能說」。接著就是,一想到蔣經國就會哽咽。還有,恫嚇所有支持統一的人,要他們快快回到大陸去!

現在,他就要正式接任國民黨主席了,國民黨已一窮二白,地動山搖,還禁得起這番新領導人的震盪治療,還會有復興的希望嗎?

有人說,吳沒有犯過錯,才能持盈保泰,不被追殺!這些人卻忘了,當年就是因為他一直不願表態繼續擔任高雄市長,才會敗選,失去南部重鎮,至今再也收不回來了。而上次選舉總統,也是因為他和朱立倫之間的心結,始終不願真正支持,才讓國民黨如此慘敗!現在,他回鍋來收拾國民黨,只想把最後殘存的統一陣營瓦解掉,接著把剩下的統派趕回大陸去。這樣的領導人,真的救得了病入膏肓的國民黨嗎?

這讓人想起了南明的痛史。南明小王朝在最後漂泊的歲月裏,士大夫盡皆輕浮佻達之徒,內鬥內行,才會流落海隅,徹底敗亡!而今,國民黨之外,民進黨政府黨產會正進行無情的鞭撻,而黨內又有獨台派的盤整清洗,它最後的命運究竟如何,實難樂估。

但是,卻也有人樂觀估計,吳敦義是會改變的,既然目前己經一窮二白,他當然會權變,重新變回真正意義的統派。只要習近平及時伸出救援之手,吳一定會告別過去,改弦易轍,覺今是而昨非。因為,變則通!

尤其重要的是,大陸目前的實力已經大到臺灣人不可能看不見了。現在一帶一路已跨越亞、歐丶非丶拉美各地,而台灣則日漸萎縮。如果不積極西進,推動兩岸統合,國民黨一定會被民進黨徹底搞垮掉。林全已經明說,他的使命就是讓民進黨永續執政。基於此,形勢比人強,西進這一步,蔡英文跨不過,吳敦義卻必須勇敢的跨出去。

吳敦義真的會改變,變得完全不一樣,你相信嗎?

無感:這個國家的那個政府|鄒秦

文/鄒秦(自由作家)

蔡英文口頭上的「這個國家」,一年來,誕生了一個對人民完全無感的「那個政府」。讓民主政治空轉,靠民粹口號治國,拚文化價值解構,而且迫使台灣社會全面空虛化。

他們不斷的誤導民眾,將美國國會的肉桶政治交易當成在「拚經濟」;把打擊軍公教人員當成「實現社會公平」;把掏空國民黨當作「轉型正義」;還把拒絕兩岸和平轉移成「培養天然獨的重要資本」。而最重要的是,竟然將打擊自己人當成政績。半年前,她強行把身體狀況不佳的總統府祕書長換下,說是已完成了階段性使命。但是到現在,卻始終找不到一位「健康的可替代人選」!
除了文青幫她寫文章外,她找不到任何可信任的心腹。面對不斷直缐下跌的民調,她無動於衷,只有冷靜丶冷淡和冷漠,一切都冷然以對。這就是偉大的英派!

美國總統川普説他不會再接蔡英文打來的電話,她的發言人冷冷的回應,這是假設性問題,她又沒說要打電話。但是,如果川普真的願意接話,她卻會像上一次一樣,滿懷欣喜!

面對習近平的考題,她拒絕回答,而且說兩岸目前要共同回答另一份新的試卷。面對大陸的一帶一路建設,她沒有絲毫感覺,卻提出了另一份朝向東南亞的新南向偉構。面對嚴峻的財政赤字,她只想刪除軍公教的年金,卻提出了另一份天文數字的前瞻建設宏圖。她只想省一心一意省小錢,另一方面,卻大方的揮霍花大錢,而且竟然是無底洞的捷運計劃和軌道交通工程。她打算終結民進黨內各派系,卻始終扶不起自己軟弱無能的英派。
執政一年,心態卻依然在野,而且負不起任何應該承擔的責任。雖然掌握了立法丶行政、司法大權,卻一心一意想繞過民主制衡與國會監督,靠國是會議另闢蹊徑丶曲缐治國。但沒想到的是,司法國是會議卻越開越糟糕,而且完全不受節制,甚至引來了眾怒!再加上林義雄絕食抗議,逼迫她修改公投法,藉台獨公投正式對大陸攤牌。這一切,只有一個字了得:亂,亂上加亂。

亂上加亂!但是,請放心,她一定會謙卑,再謙卑;那個政府,則依然無感,更無感。至於這個國家千千萬萬無奈的老百姓,卻只能徬徨無助,自求多福!

對新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期許|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2017年5月10號,台灣的中天電視台舉辦了一場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電視辯論會。這六位候選人的經歷與能力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都是國民黨長期培育出的政治菁英。令人遺憾的是,沒有一位候選人能夠清楚的指出,國民黨為什麼會在2014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與2016年的台灣總統大選中慘敗。

在這場辯論會中,只有現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一人,相對清晰地闡述了國民黨的願景與未來的發展目標;其餘五人,沒有一個人對國民黨的未來提出哪怕只是稍微明確一點的藍圖。多數的候選人僅是反覆強調,國民黨必須要團結,要重視年輕人,要重視新媒體與新科技在選舉時所能發揮的功效。如果國民黨未來的黨主席,只能關注到上述這幾個層面的問題,那麼我可以斷言,國民黨再次執政的機會將非常渺茫。

民進黨執政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台灣獨立,即便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明確的目標可以聚集激情與力量,兌現的就是一張又一張的選票。

國民黨敗選的最大原因,並不是因為執政績效不好,而是這二十幾年來,拱手讓民進黨成功的營造出了反中浪潮而不自知。中國二字,被民進黨操作為國民黨最大的負債。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二字,成了國民黨的罩門。只要反中浪潮不能化解,國民黨不管幹什麼,都有如頂著颱風匍匐前進。

兩蔣時期,國民黨天天講要反攻大陸,卻沒有絲毫耽誤建設台灣的步伐。經國先生的聲望極高,關鍵就在於他能夠排除一切干擾,把經濟搞上去。如今台灣同胞緬懷經國先生的事蹟時,也沒有誰會無聊的加上一句,「可惜蔣經國是浙江人」。反中浪潮,雖然有很複雜的成因,但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民進黨長期有計畫的刻意誤導與李登輝的主動配合所致。

從現今台灣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因素來看,不與中國大陸交往,顯然是非常反智的作法;改善與大陸的關係,參與到大陸的十三五、十四五,乃至十五五的計畫之中,是快速重振台灣經濟,並且長保台灣榮景的終南捷徑。然而反中浪潮橫阻於前,若是不盡快解決台灣去中國化的問題,一切的美好構想,都難以付諸實現。因此,新任的國民黨主席,必須想方設法的讓台灣同胞重新認識到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這一個事實。我們都是中國人的這一件事,國民黨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地方黨代會講、開中央黨代會講,開全會講,每次開會都必須講;新任國民黨主席要讓全黨同志均能夠清醒的認識到,中國國民黨的長遠發展目標,就是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新任的國民黨主席必須要有「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決心與魄力。

質言之,現今僅僅憑藉國民黨一黨之力,絕對無法完成翻轉台灣同胞反中思維的艱鉅任務。在化解去中國化這件事情上,國共兩黨必須密切合作。中國大陸的語境與台灣不同,中國共產黨有著獨特的執政思維與治理邏輯。新任的國民黨主席必須勤奮學習,要經常與真正瞭解大陸的高手交流,要能夠看懂,充分理解大陸當局的執政思路,甚至能夠預判出大陸的未來發展方向;同時也要既為國民黨,也為台灣,訓練出一大批真正瞭解大陸的各個領域的人才。

近三十年來,大陸的對台政策有著非常大的轉變與調整,總體來說,大陸的對台工作確實是越做越好。但我們也必須指出,從反中浪潮的興起與台灣選舉的結果就能知道,大陸當局的對台工作仍然有多處水土不服與不接地氣的現象發生;其主要原因在於形成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決策層、擔任宣傳與交流工作的各級台辦或台聯等相關單位與組織,以及各地直接面對台灣同胞的各級政府,在對台工作上面,仍然過度依賴體制內的既有思維定式與工作模式,並且嚴重的受到傳統的敵我意識的束縛。由於對台工作極其敏感,所以具體執行對台工作的負責同仁,絕大多數還是抱持著寧可偏左,不敢偏右,寧可不做,不敢做錯的消極心態。大陸對台灣的形勢判斷與民心掌握,往往有一種難以捉摸與力不從心的感覺。

新任的國民黨主席有必要藉著各種渠道,與大陸的最高當局進行多次真誠懇切的交流,國共兩黨的領導層,至少在兩岸必須統一,以及期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兩點上,能夠達成共識。從而說服大陸的最高當局,必須改變以敵我關係為底色的統戰工作方式。既然都說兩岸是「一家親」,那麼統一就應當是一個相互體諒,相互協助,相互融合,一家人逐漸團圓的漸進過程。國民黨要有全力協助大陸當局改變台灣同胞對大陸的整體印象與感情的決心與具體行動;也唯有如此,大陸的惠台措施,才能夠成為國民黨重新執政的重要助力。

誠所謂,互相補台,好戲連臺,互相拆台,一起垮台。馬政府時期,總統府不買立法院的帳,立法院拆總統府的台,最後國民黨不管是中央選舉還是地方選舉,全部垮台。當年連戰能夠在總統大選一再失利,國民黨四分五裂的時候,石破天驚,抓住機遇,他個人的出訪大陸,也給國民黨帶來了浴火重生的機會。我們希望國民黨能夠在新一任黨主席的帶領下,開大門,走大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態度絕不曖昧,堅決的打出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旗號;全黨同志要能夠精誠團結,鼓起勇氣,改變台灣老百姓的思維,創造出全新的有利局面。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們對中國國民黨的未來,仍然充滿期盼!

本文為增訂版。
原文題為《新主席要有創新局勇氣》,節略版已登載在2017年5月11日的「中國時報」。原版全文,已登載在「中時電子報」

國府曾考慮成立外籍兵團打內戰|高靖

文/高靖
國共內戰後期,國府軍隊兵敗如山倒,共軍所向披靡,國府為了挽回頹勢,行政院長閻錫山要招募10萬人外國人傭兵部隊,與共軍作戰,代總統李宗仁還找上美國人,拜託美國政府出錢,運用這些錢收買共軍部隊。國府面對政治與軍事的失敗,不僅沒有檢討內戰成因,不肯面對國府遭人詬病的貪污腐化,卻打算運用外國人進行內戰,還要用金錢收買對方,這些想法最後在美國不願提供援助下,都沒有辦法實現。李宗仁看內戰無以為繼,積極運作逃往美國,不聽閻錫山勸阻,假借醫療名義,從香港逃往美國。

閻錫山在抗戰勝利後,擔任山西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掌握山西軍政大權。國共內戰後期,共軍包圍太原,閻錫山丟下其他人,自己搭飛機逃出,共軍渡長江,攻入首都南京後,行政院遷廣州,閻錫山到廣州就任行政院長。

面對國府在內戰的頹勢,閻錫山突發奇想,籌組外國傭兵,招募外國人打自己人。1949年7月25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當中表示,閻錫山要成立外籍兵團與航空志願隊,協助國府打內戰。根據閻錫山的規畫,要成立一個10萬人兵力的外籍兵團,成員來自世界各國,許多人也都表達願意協助的態度。特別的是,曾經擔任過蔣中正總統個人保鑣的德國人史坦尼斯,也表達可以在德國提供協助。

1950年代,法國在越南奠邊府遭到越盟軍隊包圍時,當時被圍的法國外籍兵團,其中就有二戰時期的德國黨衛軍成員。納粹軍人從事傭兵任務,與共黨軍隊作戰,原來在國共內戰時,國府也曾經思考過。對於閻錫山的外籍兵團計畫,美國大使館稱,代總統李宗仁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都表示認可的態度。但是關於要如何招募,預算多少,部隊編裝與組織等等問題,都還沒有具體的方案,所需費用需要外國的財證支持。

閻錫山還提出成立國際航空志願隊的計畫,這個航空志願隊包含166架飛機,其中150架由美國戰後的剩餘物資取得,約價值200萬美元,其中包括轟炸機、戰鬥機、觀測機等,另外15架運輸機,希望由陳納德免費提供,當時陳納德經營民航空運隊CAT,轄下有運輸機。這支航空傭兵部隊約要招募1300位外國飛行員與機員,2000位中國人,付給傭兵的薪水、航空燃料、零件等開銷,每個月需要100萬美元,按照閻錫山的想法,這支部隊只聽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的指揮,不用聽國防部與空軍的指揮,真是很奇怪的設計。

國府急病亂投醫,代總統李宗仁的幕僚,突發奇想,跑去美國,找上國務院,要美方幫忙出錢,收買共軍部隊當中過去被俘或者譁變的國府軍隊。

根據國務院的歷史檔案,代總統李宗仁的顧問甘介侯,1949年7月跑去美國,透過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的安排下,拜訪國務院。甘介侯宣稱,當時全部共軍部隊當中有接近一半的共軍軍隊,不是投誠的國府軍隊,就是被俘的國府軍隊,現在沒有誘因讓他們回到國府軍隊陣營,因為國府沒有辦法提出適當的條件,如果能夠發銀元給國府軍隊,這些過去效忠國府的軍隊,看到這種情況,就會脫離共軍,重返國府陣營。

甘介侯向美方遊說,希望美方同意動用經濟援助的經費,收買共軍部隊,如果美方不同意這個方案,他希望能夠請求美國給予貸款,讓國府可以採購生產銀元,這筆貸款將在日後償還。

從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看來,美國國務卿艾契遜當面拒絕了甘介侯動用美國經濟援助款項的建議。艾契遜表示,他曾經與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討論過有關動用美國援助款項採購白銀的事情,那時已經明白的表明這樣使用經濟援助款是不可能的。

徐蚌會戰後,蔣中正總統引退,中樞無人,雖有代總統李宗仁,但國府內派系紛雜,文武官員不能齊心,短短幾個月行政院長從孫科、何應欽,閻錫山,政府首長更迭,美國軍援中斷,經濟失序,各地人心不安,導致軍事上,國府軍隊無力抵抗,節節敗退,共軍渡過長江後,南京、上海接連丟失,1949年10月23日,金門島戰雲密布,共軍集結大軍進攻金門,這時的李宗仁,卻透過幕僚向美方傳話,要美方出兵占領台灣,身為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將自己的國土拱手讓人,可見得當時國府決策已經毫無章法。

師樞安23日發給國務院電報稱,李宗仁希望台灣落在友善國家手上,總比被中共拿去好,而且中共又被蘇聯控制。李希望中美共管台灣,如果美國不願意,也可以單獨占領台灣,美國對台灣的道德義務,就是要讓台灣免於共黨的控制。

李宗仁是代總統,卻要美國占領台灣,表面上是為了反共,其實是反對蔣中正。李宗仁明知蔣中正已在台灣成立總裁辦公室,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台灣的軍事防衛由孫立人負責,卻仍找上美國,要求美國出兵占領台灣,因為反蔣,可以向外國出賣自己的國家,李宗仁真是毀了自己一世的英名。

李宗仁不僅向美國出賣台灣,也準備逃亡美國。李宗仁透過幕僚傳達,希望美國邀請他出訪,李宗仁其實是準備流亡美國,但要保全面子,才希望美國發出邀請,李宗仁也表明,如果美國不邀請他出訪,他還是會以醫療名義,自行前往美國。

師樞安在1949年10月23日有電報向國務院報告,李宗仁要求美國邀請他出訪,爭取美國的援助。師樞安稱,李宗仁表明如果美國不發出邀請,他仍然會以醫療名義前往美國,訪美期間仍會向美國政府爭取對華援助。

美國國務院對於李宗仁想要到美國的想法,經過反覆思考後,給予李宗仁的答案,等於是潑了李宗仁一桶冷水,美國國務院通知重慶的美國領事館代辦師樞安,轉告李宗仁,在這個關鍵時刻,同意李宗仁訪問美國,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因此美國政府不能負責安排他這次訪問美國。10月26日,國務卿艾契遜給師樞安的電報說明,不同意邀請李宗仁訪美,因為這樣作,會讓外界誤會李宗仁逃往美國,或者讓外界誤會美國將擴大給國民黨政府軍事援助。

李宗仁見美國不支持國府打內戰,索性離開中國,跑去香港,準備逃亡。師樞安在11月25日從香港給國務院的電報轉述了國府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說法,葉公超稱,李宗仁一到香港,就要求他與美國聯繫訪美事宜,但他在沒有事先與重慶方面行政院溝通後,拒絕幫李宗仁協調訪美事宜。

李宗仁向外交部長葉公超施壓,要求葉公超向美國傳達訪美要求,葉公超覺得不對勁,向已經遷往重慶的行政院請示,行政院長閻錫山反對李宗仁在國家危亂時出國,當時閻錫山表示,如果李宗仁有醫療需求,政府可以把美國醫生請到中國,幫李宗仁看病,閻錫山請葉公超勸說李宗仁回到重慶。中國政府希望美國國務院延後同意李宗仁訪美,但美方認為他們沒有立場如此決定。葉公超仍不放棄說服美國,葉公超表示,至少希望國務院不要鼓勵李宗仁訪美。

面對國內的反對意見與美國的低調,李宗仁仍執意赴美,按照葉公超對美國大使館的說法,李宗仁打算到美國後,辭去他的中華民國代總統的職位,行政院的態度是,李宗仁應該在國內請辭代總統,請辭後的李宗仁要去美國,就與中華民國政府無關。

由於李宗仁一家逃亡美國,但並非家族成員都有護照,葉公超甚至拖延了發給李宗仁家人護照的時間,李宗仁最後仍就以醫療名義赴美,對於李宗仁訪美,美國提供了必要的旅行協助。李宗仁在美國寓居多年後,又回到了中國大陸,與李宗仁同屬國民黨內桂系的白崇禧,則是在國共內戰全面瓦解後,逃往台灣,最後客死台灣。

蔡總統的阿Q新問卷|李祖舜

文/李祖舜

用空洞的詞彙來唬弄台灣人民與國際社會,果然是蔡英文總統的強項。

蔡總統透過媒體專訪,向對岸拋出了「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的「三新主張」,還同步喊出「兩岸需要有一些結構性的合作關係」的論述。

先撇開了無新意的「三新論」不談,看看「結構性合作關係」這個由蔡英文所創出的兩岸關係新語彙。顯然,蔡英文在就任週年前拋出這個新名詞的目的,是想向國人宣示蔡政府在兩岸互動上的主體性,也想向對岸拋出兩岸合作的橄欖枝。

但是,不知是刻意製造模糊,還是根本不知該如何詮釋,蔡總統硬是沒有說清楚,她心裡想的「結構性合作關係」究竟是什麼意思?而且,蔡英文玩了一個很糟糕、很失策的文字遊戲,用了「結構性」這個空洞的概念,向對岸叫陣想搞合作關係。

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外行人光從字面推敲,肯定很難搞懂蔡總統所指的「結構性」是個什麼東西。這種用語,一如蔡英文以往面對兩岸僵局,總是想用一些華麗而空洞的文字裝飾堆砌,而刻意迴避對岸在意的敏感爭議焦點,場面話說的看似很漂亮週到,但就是讓人覺得「心虛」、「空心」。

而如果要充內行、以大膽假設去解讀蔡英文所想談兩岸合作關係的「結構性」,說的是所謂的「國際組織參與」,那顯然也是一顆不折不扣的空包彈。對岸自始就緊咬了蔡政府承認「九二共識」這四個字,做為兩岸關係化冰的唯一條件,蔡英文不改其志的始終閃躲,無論是如何拐彎抹角地解釋、圓話,就是不肯定正面回應。老共丟出來快一年的一張考卷,蔡英文至今不肯答完交卷,還想要丟出新考卷給對岸解答,其下場恐怕也只能「自嗨自爽」而已。

即將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WHA),台灣至今仍未接獲主辦單位的邀請函,連蔡政府都已坦承情勢極不樂觀,如果如蔡英文所說,今年參與WHA的事情是個重要的指標,那蔡政府更應該為了我方參與這項重要的國際衛生會議、創造一些正面有利的氛圍,而不是在手上根本沒有任何籌碼的情況下,還向對岸撂狠話,揚言如果去不成就會讓兩岸關係受到重傷害。

顯然,這一年來老共對蔡英文已經失去耐性,從聽其言、觀其行的階段逐步走向孤立、邊緣化台灣的老路子,去年台灣沒法受邀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ICAO)就早已釋出警訊,再看看這一年來兩岸關係漸凍的發展走向,如今就算無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也算不得什麼讓人意外的重傷害了。

對岸究竟會如何解讀回應蔡英文所喊出的「結構性合作關係」,目前還有待觀察,但很顯然的,蔡英文必須先好好地向國人交待,她所期待的「結構性合作關係」究竟是個什麼內涵?還有,台灣究竟究能有什麼條件對大陸喊出這個模糊、怪異的新詞。

看看這一年的兩岸關係發展的「結構」,從兩岸官方中斷熱線電話到兩岸兩會停止交流互動,就連個前民進黨黨工在大陸被捕失蹤至今超過四十天,蔡政府都還摸不清人在何方,在這種讓人民失望的兩岸關係倒退結構下,蔡政府還奢言要求兩岸間能創造「結構性合作關係」,如果不是癡人說夢,就是錯估情勢。

距離五二○就職週年還有兩個星期,蔡英文可千萬別傻到認為自己光靠個空洞無趣的「三新主張」,就能爭取到兩岸關係化冰的契機,否則,接下來會收到的來自對岸的就職週年賀禮,可不就是那張還沒答完的考卷,而是一張新戰書了

*本文作者為媒體工作者

原文刊登於YesMediea

一年來,台獨的發展進程|鄒秦

文/鄒秦(自由作家)
從2016年五二0蔡英文就任總統以來,兩岸關係丕變。一年來,大陸方面始終以民進黨政府拒絕答題,未接受「一個中國」為由拒絕官方往來,連原本扮演白手套角色的海基會、海協會之間也停止了交流,形同虛設。

但另一方面,由於台海情勢日趨緊張,大陸內部以武力解決統一問題的聲音甚囂塵上,為了避免過度激化大陸對台的民意趨向與決策路徑,民進黨政府在國安丶外交及大陸政策上,一直是小心翼翼、審慎將事,以免橫生枝節,使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

過去這一年,簡單來說,兩岸格局是從「冷和」走向「冷對抗」,從法理台獨轉向文化台獨。

民進黨政府進行「冷對抗」政策的具體表現,是在教育丶文化丶媒體與宣傳等部門;其中最明顯的一項政策,就是積極培養「天然獨」,堅持文化台獨理念,並企圖徹底割裂台海兩岸的文化丶歷史丶信仰與政治傳承。其中具體措施包括:修改教科書的中華史觀丶強調排他性的臺灣認同;堅持「台灣是台灣」丶「中國是中國」,兩不相涉;否認「台灣話是閩南語」、「台灣人是中國人」;而且由主張台獨的大法官帶頭,公開否定中華民國憲法、拒斥孫中山先生的國父地位和憲政權威。進一步,還要伺機廢除五權憲法,落實台獨法制化的既定使命。

另一方面,則是縱容激烈的暴力份子,推倒和淩遲孫丶蔣等人的銅像和雕塑。而支持台獨的民意代表,也提出了更換新台幣上國父像的主張,徹底落實「去中國化」丶變更象徵符號的激進訴求。

除了推動文化台獨,割裂兩岸文化與政治紐帶外,民進黨政府還積極推動「選擇性的轉型正義」。新成立的黨產委員會,藉整頓國民黨黨產之名,將公權力之手伸進政黨的內部,其目的在徹底割裂中華民國的歷史傳承丶否定一九四九年政府遷台以來為安定政局丶保障國家安全與民眾福祉所做的一切貢獻與努力。民進黨政府經由「財政斷炊」與「文化革命」這兩條路線,堅壁清野丶釜底抽薪,將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一網打盡,以奠定台獨政權永續執政的物質與文化基礎。

在推動「選擇性的轉型正義」之後,台獨議程將進入嶄新的另一階段,推動司法改革丶主張廢除五院制丶並整肅獨立機關考試院和監察院,目前皆已陸續展開。其中,在司法國是會議方面,近來因黒箱作業丶所託非人,遇到了一定的阻力,民進黨政府必將戮力排除這一切障礙。

從文化台獨到轉型正義,再從轉型正義到司法改革與年金改革,乃至進一步對監察院和考試院的攻伐與整肅,台獨議程正經歷著快速內政化與法制化的新紀元,而且進展十分迅迅。但這一切的努力,卻正面臨美國總統川普「變臉外交」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中國夢」戰略的雙向夾擊。如果中美雙方在朝核與其他問題上合作,並拒絕蔡英文等的進一步接觸,甚至決定聯手共管臺灣,制裁台獨,改變從「冷和」走向「冷對抗」的局面,則必將使這一切台獨建制化的努力面嚴重頓挫。基於此,近期中美關係的發展與東亞安全情勢的變遷,將是台獨能否持續推動下去的關鍵所在。

川普與兩岸關係(二)|宦國蒼

川普與兩岸關係(二)

文/宦國蒼

上一篇觀察談的是川普的整體外交戰略對中美及台海兩岸關係的影響。這一篇談談所謂的“台灣因素”。台灣政黨輪換後的兩岸關係的走向如何? 民進黨回朝將近一年了。掌握了立法院的2/3席位,加上二年前地方選舉所改變的台灣政治地圖,說它目前取得了對台灣政局的絕對話語權並不為過。在這樣的局勢下,台灣政治局勢的發展自然成為直接影響兩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而引人注目。同時,這一動向也將直接影響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穩定,安全與和平。不言而喻,川普入主白宮為美國對華政策增加了一些變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兩岸關係。

過去三,四十年間,兩岸關係發生了許多極為重要的,甚至帶根本性的變化。首先,兩岸之間的經濟融合有了長足的發展。大陸的經濟改革,發展和開放為台灣企業界提供了充足的低價勞動力和越來越重要的,迅速增長的市場,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的外部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看,兩岸關係具有相當實在和堅實的經濟利益的基礎。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大陸的發展和開放已經在多方面迅速地縮小的兩岸之間的各種經濟差距,並且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台灣,而台灣企業在大陸這個市場上對歐美和大陸同行的相對競爭優勢也隨之削弱。

以福建省為例。2016年,福建的GDP的總值超過台灣的75%。但是,其增長率卻為6.8%,幾乎是台灣的五倍。換言之,三,四年之後,福建的經濟體量將會與台灣相似,雖然其某些關鍵產業如金融,高科技,互聯網,醫療等產業,市場機制的成熟性,經濟結構的國際化尚有一些較大差距。目前,福建省的經濟體量在大陸省市中排名第十。從整體看,今天的大陸經濟對台灣基本上沒有依賴性,而出口導向占相當高比例的台灣經濟對大陸市場卻有較高程度的依賴性。但是,在今天的大陸,多數台灣的企業已經不再具備過去30年的技術,管理和資本優勢,能夠利用大陸的各種優惠政策,廉價勞動力,既降低自己的競爭成本,擴大對海外市場的加工出口,又“攻城略地”,開發和占領大陸市場。究其原因,除了兩岸經濟實力消長和經濟體制,結構的變化之外,整個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變化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1980年代末,筆者在德意志銀行美國投行部服務時做過一項研究,比較美國,歐洲(主要為英,法,德),日本和當時的”四小龍“的企業界對產業的研究和開發的投入。結果是美國企業界的投入相當於其稅前收入的9%,歐洲為5%左右,日本不到3%, 而“四小龍”卻不到1%。加上在各國政府的各種投入(包括稅務刺激和引導),資本市場的成熟度與效率,以及企業,創業文化與教育體制方面的差異,今天的美國經濟能夠繼續領先世界潮流,而日本,歐洲,“四小龍”多年來經濟成長與結構調整乏力應該毫不意外(雖然香港是個例外,因為其經濟結構與大陸的關係相當特殊)。筆者一直認為,經濟學們普遍忽視使日本經濟陷入二,三十年零增長或負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在世界經濟中喪失了自己的相對競爭優勢。同樣的分析也可以用在“四小龍”上。

近年來,台灣企業也在開發東南亞市場(越南,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地)有所進展。但是,這些國家的市場寬度與深度,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政府政策與法規,文化語言)等方面與大陸相差甚遠,而大陸的企業也在那裡開拓,競爭。台灣企業在那些國家中的競爭優勢並不大,而且當地市場的容量也有限。換言之,東南亞市場可以作為台灣經濟對大陸市場的一個補充,但作為替代卻相當不現實。民進黨政府不對台灣產業的各種內外特點做具體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卻用政治考量來制定這類不著邊際的“經濟政策”最多是“口惠而實不至”。更何況,它並不掌握足夠的財政和政治資源以鋪貼和支持企業“南進”。

如何使兩岸經貿關係在動態的新形勢和格局下能有持續的發展,將成為對兩岸整體關係的基石是一個重要的挑戰。從北京的角度看,這一現實問題實質是如何在兩岸經濟格局與結構不斷變化,經貿關係消長的動態中開拓,發展和夯實具有共同經濟利益的領域,使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經濟基礎更加結實。

民進黨政府面臨如何調正經濟結構,加速金融改革,回答“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這一永恆不變的考題。至少在目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台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大陸的市場(巨額貿易出超),勞動力(主要是台灣企業在大陸的運作),以及越來越重要的大陸資本(包括台灣企業在大陸獲得的資本)。此外,一個“相安無事”的兩岸關係對台灣的經濟和資本市場的穩定極為重要,而一個動蕩的,或高度緊張,對峙甚至是衝突的兩岸關係對大陸的經濟影響不會太大,但卻會較大地衝擊台灣的整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金融和房地產市場。屆時,資本市場和經濟大幅度動蕩,下降,資本外逃加劇應該不是叢人聽聞。這些都是民進黨政府“繞不過去”的現實挑戰。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政治因素引發的經濟和市場衝擊並不是包括華盛頓和東京等外部力量所能夠解決和緩和的,因為資本追求的是利潤,市場規避的是風險,更何況台灣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而外部的政治力量既不會也無法在經濟層面來幫助台灣。另一方面,兩岸之間一旦對抗,甚至衝突,對大陸經濟和市場的影響這要小得多,而大陸針對這樣的危機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承受能力卻要高得多。

從正面看,政治領袖們面對的是如何控制自己政策的經濟成本。從負面看,則是政治學中關於競爭,對峙或衝突的雙方對損失,甚至破壞的“承受力”。不言而喻,這不見得是一個“零和博弈”。傳統的政治學中的各種理論如“邊界”,“囚犯假設”均有其“度”的限制,而力量對比和制約力量釋放和收縮的決策機制是決定雙方或各方對量和質的判斷和執行。

其次,經濟基礎並不完全決定上層建築,雖然它會極大地影響上層建築,更何況還有決策制度的差異,以及決策者們的所謂個人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因素。當然,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在兩岸關係的動態發展上也不例外。所以,只靠開拓共同的經濟利益來維護和發展兩岸關係是不夠的。更何況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從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中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樣的。總的看來,1978年至今,兩岸之間從戰爭,對抗到緩和,交流,並且開拓和擴展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一直到逐步建立,調整和完善“游戲規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期間自然免不了一些間段性地波折甚至倒退,特別是民進黨執政後的各種做法。這個過程也是兩岸內部的各自發展,消長和整個國際環境變遷的結果。

在此期間,北京的對台政策的方向清楚,一貫性,持續性和穩定性很強,受其內部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小。發生變化的只是務實主義的成分和力度。迅速增長的經濟實力和不斷加強的國際地位導致北京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現實主義,自信心和氣度大大加強。這就是從制定統一的時間表到確定“九二共識”為兩岸關係的基礎的變化的基本原因。畢竟,北京相信時間是在自己一邊。與台灣不同的是,兩岸關係的變動對北京的政局變化影響不大,對大陸的經濟發展不僅影響甚微,而且北京一直在對台灣企業提供各種政策和非政策的支持。

台灣的情況則相當不同。台灣的內部政治發展對其“大陸政策”的影響極大。從李登輝的“兩國論”到政黨輪換後的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再到國民黨回朝後馬英九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反對台獨,可以說是波瀾不斷。兩岸關係不僅一直是台灣內部政治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側面,而且對其政局的走向影響頗大。這裡有其歷史,文化,社會和政治原因, 也有經濟因素。

十六年前,陳水扁上台時也曾經令人耳目一新:一個出身貧寒,靠自己苦讀打拼,畢業於台灣最好的台灣大學,成為一名著名律師,卻又能犧牲自己,“仗義”為反對黨領袖出庭辯護,後來又成為民選台北市長,並且政績,口碑均不錯。但是,執政八年,陳水扁政府在金融改革,經濟結構調整等關鍵民生領域中乏善可陳,而其加劇兩岸對立,衝突的做法卻對本來增長不快的台灣經濟和市場雪上添霜。應該說,除了陳水扁本身的貪腐之外,經濟低迷,市場動蕩,年輕一代就業困難等基本社會挑戰和企圖改變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是導致八年前政黨輪換,國民黨回朝的主要原因。“民以食為天”。在一個經濟形勢嚴峻的社會中,如果執政黨無心無力處理,解決緊迫的“民生”問題,卻將本來不緊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作為自己的“頭等大事”來抓,不能不說是“不務正業”和本末倒置。更何況,如前所述,緊張的兩岸關係會加劇本來停滯不前的台灣經濟與市場的惡化。

任何一個靠選票上台的政治領袖和執政黨都面臨上台後如何兌現自己在選戰前或選戰中提出的各種競選口號的挑戰。在此,重新執政的民進黨也不例外。”你到底要是麼?”這一斯芬克斯的命題是繞不過去的。而古希腊神話編擬者們沒有挑明的下一句話是“你願意為你的選擇付出什麼代價?”與她的前任一樣,蔡英文面臨的各種挑戰包括經濟增長,調整,改革,島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青年一代的各種訴求(當然不能忽略的超過12%的青年失業率),兩岸關係及其對台灣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北京,台北和華盛頓三角關係的演變,等等。

目前看來,蔡英文面臨的選擇無非是或者以經濟增長,改革和社會穩定為主要政策目標,以求有所建樹,爭取長期執政;或者以改變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和“游戲規則”為其主要政策目標,“吃政治飯”。如果是前者,她應該維持和改善兩岸關係,降低其對兩岸關係和“大陸政策”在台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從國民黨政府的立場大踏步倒退。如果是後者,她就會成為一個“政治內閣”,以挑動兩岸緊張,加劇兩岸競爭,甚至衝突為其執政的主線,希望以此爭取選民,特別是本省籍的選民的支持。問題在於,如果經濟繼續萎靡不振,失業率高居不下,“政治飯”能喂飽選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選民嗎?

另一方面,在過去八年兩岸之間“相安無事”地條件下,對台政策也不見得是北京諸多重大政策問題中的最需要急需考慮,處理的優先問題。但是,如果兩岸關係的基本結構和方向發生重大變化的話,北京會調整其政策重點(priorities)。畢竟,對台政策是北京的整個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利益”之一。一個也許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回朝後的民進黨是否要通過自己的行為使得台灣再度成為北京所有內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蔡英文上台之後,兩岸之間在軍備和外交兩個領域之競賽,競爭,博弈的加劇,以至對峙,衝突已經成為現實。在這兩個領域,台灣不會是贏家。原因很簡單:在經濟和科技的實力,軍事力量,國際地位等所有方面台灣都處劣勢,不僅空間狹窄,而且與大陸的差距愈來愈大。民進黨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期望在華盛頓和東京與北京的矛盾,博弈,甚至可能的衝突的夾縫中尋找可以利用的機會。在這盤大棋中,台灣沒有主動權,自主權,而必須指望川普改弦更張,確定北京為其主要戰略目標,全面對抗,然後從中“漁利”。問題在於,川普是否會為了民進黨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訴求而與北京翻臉,全面對抗?還是為了華盛頓自己的利益將台北當一枚棋子或棄子來用?

在上一篇觀察中筆者說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極為動蕩的世界局勢。這種動蕩包括經濟,政治,安全,文化/宗教,並且正在衝擊冷戰結束後的非定型的國際體系。從全球角度看,川普面臨的全球局勢是三大板塊:一個戰火紛飛,動蕩不已的伊斯蘭世界,一個十分不穩定的歐洲包括與軍事力量可以與美國匹敵的,地緣政治上直接與歐盟/北約對峙和對抗的俄羅斯, 和一個相對穩定的亞洲。在這種情況下,川普如果將對華政策提升為其諸多對外政策中需要迫切考慮和處理的優先,然後使本來相對穩定的亞太地區變得因為中美對抗而高度動蕩,對他的全球戰略有利嗎?他有必要讓兩岸關係成一個新的,甚至更大的地區性“熱點”嗎?“單邊主義”作為一個口號提出來十多年了。作為一個戰略卻無法兌現。退一步講,一旦實現它的話,華盛頓將要同時與莫斯科,伊斯蘭世界(這可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熱點”)和北京對抗。成本與效益將會如何?商人總統川普應該算的清楚這筆賬。

目前看來,由於近二十年來的兩岸經濟,軍事力量的消長和北京在全球國際體系中的影響力的長足增長,台北在華盛頓的牌局中早已不是一張所謂的對付北京的“王牌”。對現代軍事運作和戰略均衡來說,“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已經不再重要,更何況這張“牌”還有其自己的小算盤和“個性”。如果說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北京處於“文革”的內亂不已的情況下可以在兩岸之間做出其戰略選擇的話,川普會願意為台北單方面改變兩岸“相安無事”的局面而與北京翻臉,甚至對抗,導致整個亞太地區的動蕩嗎?目前的亞太地區基本穩定,連劍拔弩張朝鮮半島也沒有失控。改變該地區的均衡與穩定對華盛頓有利嗎?不見得。“Don’t try to fix it if not broken”—別去試圖改變和修復一個沒有損壞的(均衡)。在國際關係中,利益永遠大於理念,更何況民進黨的“台獨”訴求與華盛頓的全球和地區戰略利益均掛不上鉤。

退一萬步說,即使華盛頓想重新啟用那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也不會是因為它支持所謂的台灣的“民意”,而是意味著它與北京的雙邊關係走向全面對抗和衝突。如果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真的發生對抗或軍事衝突,甚至戰爭(雖然筆者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發生)的話,在現代軍事技術和手段的條件下,台灣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備受打擊的軍事基地而已。在這種極端的假設下,台北有必要跳上華盛頓的戰車上去嗎?這符合台灣多數老百姓的利益嗎?第七艦隊的保護當然不是免費的午餐。台北必須支付的代價之一就是在華盛頓-北京關係沒有重大衝突的條件下不“制造麻煩”,改變兩岸關係的基本的架構和現狀。這一點華盛頓(包括川普在內的幾屆政府)應該早已對台灣兩黨的領導人說得相當直白。

回過頭來說“九二共識”。從北京與馬英九政府的各種解釋,說明來看,這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維持兩岸之間關係的現狀與基本架構和“游戲規則”。這一點與華盛頓的一貫立場沒有矛盾,並且有利於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如果蔡英文要改變兩岸關係目前的現狀與基本架構的話,那麼人們有理由期待北京的強烈反應,兩岸關係從“相安無事”到全面對抗。屆時,民進黨政府能獲得台灣內部多數選民的支持嗎?在國際上,川普和美國國會願意願意為民進黨的這一政治訴求“拔刀相助”,犧牲亞太地區的穩定或相對穩定嗎?

在內部政治方面,執政並且控制立法會的民進黨對國民黨采取了一些“斷其命脈”,趕盡殺絕的措施,以求鞏固自己執政基礎,以期長久掌權。這些措施會在一定程度上繼續削弱國民黨的經濟和政治資源。但是,現代媒體,資訊的迅速發展,以及社會對其的依賴與互動已經改變了包括選舉在內的政治程序的許多特點。至少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川普的獲勝不是依靠共和黨的領導階層,組織機器和“黨員群眾”,而是成功地利用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以致撕裂。民進黨三年之後能否繼續執政不在於國民黨是否能再次“強大”起來,而在於民進黨的基本政策是否符合台灣多數選民的利益,是否能改善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如果經濟繼續停滯不前,甚至因為兩岸關係惡化而江河日下的話,三年後選戰重開,民進黨還能否會有一年前的優勢?不見得。在國民黨組織式微的情況下,也不能排除沒有政黨機器支撐的獨立候選人“揭竿而起”,振臂一呼而萬應的可能性。

陳水扁執政的後四年對台灣政治生態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說明了政治訴求與意識形態並不是政治領袖們可以任性意淫的玩具,也不是其可以左右民意的“免費午餐”。對多數台灣選民來說,在國際環境沒有重大變化的前提下,對經濟增長停滯,結構升級困難,金融改革滯後的關心仍然遠勝於對“統”,“獨”之類的政治問題的考慮。在特定的形勢下,政治家們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引導,甚至左右“民意”,然後加以利用的例子歷史上比比皆是,今後也不會少。但是,形勢永遠比人強。“英雄”造時勢的時效永遠不會比時勢造“英雄”長。“時來天地皆協力”的後一句是“運去英雄不自由”。“群眾運動”不僅有其各種成本,而且有其相對,甚至絕對獨立的自主生命。一個社會,特別是一個開放的,具有相當教育水平和民主機制的社會的多數人的中長期的實際利益要麼左右政治領導人的政策立場,要麼更換政治領導人,如果不是更換政府的話。古人所謂的“載舟覆舟”之說即為此意。

目前看來,川普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確定自己的全球戰略,包括其對亞太地區和中國的戰略。在這個過程中,將要在白宮裡“邊學邊干”的他除了要“補課”之外,還必須協調自己外交,國防,安全和經濟班底的各種利益和傾向,以及美國的各個相關政府機構和利益集團。當然,美國主要盟國的利益和立場也會影響其看法和做法。但是,他和他的團隊需要算的幾筆大帳應該不復雜。說到底了,華盛頓需要掂量的最關鍵問題是,如果因為自己的政策導致目前相對平穩的亞太地區和台海兩岸關係變的動蕩,成為一個地區衝突的熱點,時候符合自己的全球戰略利益?

從不久前在“冬季白宮”海湖莊園舉行的“習特會”傳出的信息來看,川普沒有改弦更張,背棄華盛頓執行了40多年的,以“一個中國”為基調和框架的對兩岸關係政策。在這個意義上,民進黨的主政者如果將自己的“大陸政策”都放在川普會與北京對抗的預期或假設上,以期“漁利”的話,則至少在下述三點上是算錯帳的:第一,現實主義的川普目前的全球戰略包含與北京的合作。第二,那些號稱能斡旋於川普的“大內中樞”的掮客們的實際影響不僅有限,而且“短命”。第三,及時中美關係再度緊張,甚至對抗,對台灣說來與其說是可以“漁利”,不如說是會成為被殃及的“魚池”。執政者如此短見,最後倒霉的還是蒼生黎民。

在這種大格局下,蔡英文政府的政策選擇的確非常有限:在川普已經采取步驟改善與北京的關係的情況下,如果不回到“九二共識”這個基本框架下來的話,兩岸關係只會繼續“冷凍”,如果不是惡化的話,而華盛頓只會袖手旁觀。如果采取主動挑釁北京的話,會被華盛頓視為一個自討沒趣的“麻煩制造者”。說到底了,在台灣目前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態中,沉迷在意識形態導向的“大陸政策”的框框中既不識時務,又無濟於“事”。畢竟,去年台灣大選期間,大多數選民並沒有認同和支持兩岸關係的大幅度倒退和高度緊張,甚至對抗,因為它既不具備可操作性,又不符合台灣大多數選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