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監察委員到監察院|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最近,中國大陸召開十九大,決定正式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並組建國家、省、市、縣四級監察委員會,與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十九大並確定由中央組織部長趙樂際接續王岐山擔任中央紀檢委書記,這是一項重要的改革措施和人事交接,頗受中外媒體的矚目。

 

近年來,中共中央積極推動打貪防工作,一大批「老虎」、「蒼蠅」被拿下,肅清了政治氛圍,成效卓著。到2016年年底為止,中央紀檢委已查辦逾一百萬官員涉及違法或失職案件,其中高層的省丶部丶軍級幹部涉案者多達440人,可見真的是老虎丶蒼蠅一起打。

 

但相較之下,台灣的監察院似乎績效不彰,也未受到社會充分的重視。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是否真相就是如此呢?

 

首先,我們要回顧一下中國大陸監察委設置的背景。

 

從2017年1月份開始,中共決定推動一連串監察體制的改革措施。先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檢委第六次全會上要求健全黨內監督制度,把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列入重要議題。中央紀檢委為此召開了七次專題會議,把改革重心放在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上,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並以專章規定黨的中央組織監督職責,強化黨委和黨組的主體責任、黨的工作部門的監督任務。會議中確定紀檢委是負責黨內監督的專責機關,完善黨內監督體系,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此外,則是制定深化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方案,將深化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當作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構建由黨統一領導的國家反腐敗機構,並加強黨和國家的自我監督。

 

經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六次專題研究,審議通過了改革和試點方案,決定整合反腐敗力量,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的全覆蓋。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相關決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部署開展改革試點。

 

試點地區的黨委和紀委應加強組織領導,並推動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等部門的轉隸仼務,以確保思想不亂、工作不斷、隊伍不散。根據新的職能設計,監察委整合了原屬檢察機關的三大局及其職能,包括反貪汙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和職務犯罪預防局,統一行使各項反腐敗職權。這是擴大與調整監察機關的法定職權,將檢察權與監察權的職能進行梳理和重組,將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和監察機關的調查權之間的分際重新理順,並釐清相關的法制規範。

 

經過此一整合與改革任務後,在全國人大統攝下,將形成「一府(政府)丶一委(監察委)丶兩院(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的新格局,這也就是強化監察機制的頂層設計。

至於在立法與修法任務上,中紀委會同全國人大,將行政監察法修改為國家監察法。監察委作為監察工作的執法機關,將履行監督、調查、處置等職責,賦予談話、詢問、留置等調查權限。過去頗受爭議的「雙規」機制(涉案官員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到規定的地點報到,接受調查),現在則改為具備法定效力的「留置」。藉此體現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任務的有機統一。

再者,則是頒布問責條例,堅持失責必問;把權力和義務、責任和擔當統一起來,明確問責的對象、內容和方式方法。為了強化問責丶提供制度改革,中央紀檢委高層領導人分別丶分梯次的約談各省區市、中央部門和中央企業、中央金融機構黨委(黨組)的主要負責人,督促落實管黨治黨的責任。各級黨委和紀檢委為貫徹執行問責條例,將推動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將其發展成為常態性的監督手段。

在落實機關改制和推動試點方面,2017年l月18日,山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選出該省監察委員會主任,這是中國大陸第一位省級監察委員會主任;接下來,1月20日北京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選出北京市監察委員會主任。同日,浙江省第十二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選出資深紀委書記擔任監察委員會主任。

在短短三天之間,山西、北京、浙江相繼成立了監察委員會,成為監察體制的改革試點。這是依據2016年10月中國第十八屆六中全會決定《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體制改革試點方案》,開始推動的體制改革。在這些試點地區的監察廳(局)、預防腐敗局及檢察院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部門的相關職能,均已整合至新成立的監察委員會。

中共十九大確定,今後監察委將成為反貪腐中心,並對全國人大負責,定期向人大提出報告工作。根據十九大會後的分析報導,監察委將整合執紀(黨紀)和執法(國法)雙重功能,除落實廉政監督職能外,還具有勤政監督和效能監督的功能,以避免懶政與懈怠。這將形成一種新型態的監察權,一方面既要防貪反腐丶整飭官箴,另一方面又要激勵勤政並促進績效,可說是一種兼具積極興利與消極防弊功能的全方位監察機制。

即將退休的紀檢委書記王岐山,先前在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提到,堅持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相統一,並推動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的全覆蓋。這也就意味著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將發揮遠超過原先在國務院之下監察部的職能,後者的角色是定位為「行政監察」,而監察委直接隸屬於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其監察對象是自上而下,各級官員無所不包,真正做到頂層設計的「全覆蓋」。

相對於中國大陸監察委在反貪防腐與政治改革中的特殊角色與使命,五權憲法之下的監察院則有明文規範的憲政定位和法定職掌,另外也發展出五院之間因長期有機互動而形成的機制互補。五權之間有如手掌上的五指,必須分工合作、協調配合,形成共生共榮的有機體關係。這也是在西方民主國家三權分立制度下欠缺的一種有機互補丶分工合作的特殊關係,值得深究。

關於五權有機體的實際運作,牽涉到細緻的權力互動與深層的憲政分析,必須進一步申論。

為了讓人民真正有權丶並有效的掌控政府的實際權力運作,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特別強調要在選舉權之外,增加罷免、創制與複決等直接民權手段,使民眾得以有效的節制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運作。基於此,民選政治人物和代議機關必須面對直接民主機制的究責與監督;不適任或失格丶失行的民選人物隨時都可能在任期中間被民眾罷免出局;而議會或政府未推動完成的的立法和重要政策,也可藉由直接立法的手段由人民推動創制,以落實立法任務。藉由直接民權的實踐,避免了政府的腐化與議會的失能,彌補了代議民主機制的不足。

基於此,不同於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五權憲法的特殊設計,是透過獨立的考試機關,讓優秀丶專業丶能力強的人才經由國家考試的選拔,擇優進入政府體系,擔任公僕,構成行政機關執政的主體,奠立穏定可靠的文官體系,避免議會專擅和選舉分贜,形成裙帶關係(nepotism)與朋黨化(cronyism)的腐朽現象。這也就是從人才引入的管道強化政府的執政能力。

 

另一方面,則要透過獨立運作的監察院將不適任的政府官員淘汰出局,遏止官僚腐化現象,並監督政策有效執行,以避免因行政違失(maladministration)造成執政偏失。基於此,監察委員必須深入民間、走入基層,親自接見民眾丶傾聽民意,掌握民瘼民隱,以紓解民怨,並深入了解政府施政的實際成果,掌握行政執行上的困境。

 

進一步,監察委員還要負責調查政府機關與官員的違法失職,經由深入的調查與分析,掌握行政執行的過程與細節,釐清違失的責任,並公佈調查報告,決定彈劾那些違法失職的官員,並糾正政府機關的行政違失。接著,還進一步問責,要求政府機關必須限期改善,否則該機關的首長將面臨質問,承擔起應付的政治責任。換言之,監察院調查權的行使不但重在究責,輔以彈劾與糾舉,並藉此整飭官箴丶澄清吏治,糾正偏失丶促進善治,以強化民主問責的實質能力。

 

若將台灣監察院與大陸監察委的職能作一深入比較,前者重在問責與績效,後者則以防弊和肅貪為主;前者的調查程序複雜丶重視行政細節,激勵善治和改善績效的效果較為明顯,而後者則啓動了反貪防腐機制,殺一儆百,懲飭官箴,可説是肅貪和廉政的發動機。

質言之,監察委啓動反貪腐的調查行動,而刑事偵查任務則轉由檢察機關負責,司法審判委由人民法院擔綱。至於監察院則是職司風憲,摘奸發伏,負責彈劾、糾舉不適任的官員,管控著公務人員的「汰出」管道,並糾正政府機關的違失。藉此強化問責機制,以改進政府績效。但由於五權之間有機分工,司法審判與監察調查並無必然關係,即使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定不對被彈劾或糾舉的公務員進行懲戒,司法審判機關仍然可能對涉案人員科以刑責;反之,司法判決無罪的官員,仍然可能被懲戒機關課責和處分。根據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包括:一、撤職。 二、休職。三、降級。 四、減俸。 五、記過。 六、申誡。其中,凡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公務員之記過與申誡,得逕由主管長官行之。至於政務官僅適用撤職與申誡兩項處分。換言之,彈劾的發動權在監察院,而最後的決定權則是在司法院,這也體現了權力分立丶保護人權的基本理念。

從2009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六年期間,監察院一共提出彈劾案159案、彈劾官員309人,其中將官有14人、法官及檢察官49人、政務人員32人,民選縣市長4人。換言之,被彈劾的高級官員一共有99人,約佔彈劾對象總額的三分之一。從此一數字可知,所謂的「只打蒼蠅丶不打老虎」,恐與事賣嚴重不符。即以高人氣的政治人物為例,行政院長賴清德在擔任台南市長時曾被監察院彈劾,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擔任台大醫院醫師期間亦曾因案被彈劾,足證監察院是既拍蒼蠅又打老虎,儘管和大陸監察委相較人力規模懸殊,震懾力亦相異,但實有其不同的功能和作用,豈可小覷。

當年錢復對美國人說台灣研發核武是自殺|高靖

文/高靖

大陸在1960年代研發完成核武,台灣也在1970年代積極投入核武研發,奈何美國政治壓力,1977年春天,美國第一次施壓,迫使台灣將研發工作更加隱密,直到1988年1月蔣經國總統死後,為美國從事間諜工作的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叛逃美國,才讓台灣核武研發告終。核武研發在國府內部也是意見分歧,立場親美的官員多反對核武研發,錢復在外交部次長任內,無視於中科院努力突破困境的努力,他曾對美方表示,台灣研發核武是自殺。
蔣中正總統在1975年病逝前,國府早已經開始研發核子武器,分別有代號新竹計畫與桃園計畫都與研發核武有關。國府選在桃園石門水庫偏遠地區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選擇石門水庫附近,主要是當年興建水庫時,興建了不少房舍供美國顧問居住,水庫建成後,這些房舍空置,剛好可以撥給中科院使用,一方面也比較隱密。
中科院最初的目的就是要研發核武。當時中科院一所,是研發核武主力,二所是火箭飛彈研發,提供核彈頭的投射能力,這兩個單位在當時可說是網羅了台灣重要的科技人才投入研究。中科院雖然秘密研發核武,但從1960年代開始,台灣在國際上有關研發核武活動,早就已經被西方國家盯上,加上國府內部許多親美人士,紛紛主動向美國提供政府內部機密訊息,使得國府不斷受到美方壓力。
美方在福特總統時代,大概已經開始精確掌握台灣的研發能力,1974年8月23日中情局一份情報研析報告指出,台北當局進行小規模核子研究,其中有非常明顯的核武選項。大約五年後,台灣將能生產核子裝置。台北當局的決策會受到美國政策的兩個關鍵領域影響,一個是支持台灣的安全,以及關於台灣核武裝可能性的態度。台北目前的方向,可能會朝向發展核武。
1975年2月18日,福特收到一份武器管制報告,其中分析台灣與南韓的核武研發能力,當時南韓還落後台灣許多,南韓需要十年才具備研發核武的初始能力,台灣則在五年內就可以有這個能力。阿根廷可在十年內有引爆核武能力,巴西緊跟在阿根廷之後,南非也有研發核武能力。巴基斯坦正在設法獲得生產核武原料的方法與技術,伊朗與伊拉克都在設法投入核武研發。
1977年是台灣核武研發第一次受到重創,美國經過多年的監控,以及經由國府內部充斥各處的美國間諜協助,甚至還有學術界人士主動向美方提供敏感的核武研發訊息,這些訊息都引起美方憂心與關切,當時美方認為必須趕快遏止台灣的核武研發能力。
卡特總統在1977年1月20日上任,他就職後不僅急著推動與北京建交,也延續福特總統對台灣研發核武研發的關切。早在卡特上任前,1月11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副館長蘇利文拜會外交部次長錢復,討論有關台灣研發核武的活動。1月17日,美國福特政府派遣了一個小組來台灣,調查台灣研發核武的情況,當時台灣如臨大敵。
經由國府內部美國間諜提供的情報,當時中科院是美方指定要前往調查的地方,根據中科院當年親歷美方檢查的人士透露,那時軍方為了隱瞞核武研發,趕緊將一所的核武研發人員撤離,改派二所相關工作人員到現場裝扮是一所的研發人員,並且提醒他們面對美方查問時,都要說就是他們在這個地方進行研究工作,為了增加可信,他們把試射火箭與飛彈所需要的高速攝影機,都抬了出來擺設,掩蓋研發核武的事實。
結果美方調查小組搭乘直升機到了現場後,幾乎每位美國調查小組成員都會說中文,現場許多中科院技工一遇到這些美國調查人員用中文問許多問題,都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回答,中科院要隱瞞研發核武的用心,不到五分鐘就被識破,美方人員還在可疑的研發核武營區到處挖土進行檢驗,收集樣本。這位人士說,當年中科院還向西德採購了精密的雷射儀器,用來研究開發核子武器,這些當時都想辦法藏起來,不讓美國人發現。
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美方來台調查後不到一個月,2月12日,美國國務院電報請求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要與行政院長蔣經國討論核子問題的嚴重性,國務院要求安克志必須讓蔣經國深刻了解,卡特決心運用他的權力,防止核擴散。2月15日蔣經國宴請安克志,從安克志回報國務院的電報中可以看到,當時安克志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向蔣經國說明美國對台灣研發核武的態度。不過,安克志向蔣經國表達關於卡特重視核擴散危險的重要,他被要求要提醒蔣經國注意這個問題。安克志說,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核武的承諾,必須完全作到,否則會影響雙方在核子領域的研究,也會危及其他方面的合作。
依據安克志2月16日發給國務院的電報,他在2月14日晚上接受錢復在官邸舉行的晚宴款待,他向錢復轉達了美國政府有關台灣核武研發的訊息,錢復希望美方對於美國在關閉核燃料再處理實驗室這件事情所扮演的角色,能夠對外有所保密。錢復還向安克志提出蔣經國的疑問,美國是否對其他國家也採取對台灣一樣的強硬路線。
有關研發核武的看法,在台灣的政治官僚與科學家、國防部的看法,南轅北轍。安克志轉述錢復的說法,錢復自稱像他這樣務實心態的政治官員,在接觸中國海內外的科學家。以及那些重視國家安全與優勢的人,還有希望追上世界科學進步的人的時候,都感到非常困難。
安克志告訴錢復,有關核武問題的態度,美國對南韓、巴基斯坦、巴西的討論,眾所周知都是一樣的。安克志也提醒錢復,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顯然沒有信守原先承諾所採取的行動,感到非常關切。錢復面對安克志的嚴肅表達,當面告訴安克志,他與其他政治官員都能認識到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合作的重要,更多往研發核子武器的意圖,都是自殺。
卡特的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也在2月16日收到國安會幕僚奧森伯格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載明了美國調查小組在台灣的發現。奧森伯格表示,台灣就算沒有美國的協助,有能力在未來的二年到四年之間引爆核武裝置。關於調查小組在台灣的發現,國安會幕僚葛列斯汀寫給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哈比布的備忘錄中也提到,限在的情況需要全面的行動,調查小組認為我們應該尋求終止所有中華民國的核能研究。
3月26日,國務院電告美國駐華大使館,我們必須採取堅定而全面的行動,解除我們在台灣面臨得核擴散風險。國務院訓令安克志在盡快的時間內拜訪蔣經國,根據國務院提供的談話要點,陳述美國對核子問題的立場。在口頭陳述之後,安克志必須留下一份正式的節略,具體陳述美國的立場。
3月28日安克志見了蔣經國,口頭表達了美國政府對於核武擴散的關切,根據國務院的紀錄,蔣經國對安克志重申,中華民國支持卡特的非擴散政策。4月12日,錢復以外交節略回復美國大使館,表達中華民國政府完全接受美國政府所提出的要求。4月29日,布里辛斯基將台灣核武研發的處理情況,向卡特提出書面報告,布里辛斯基說,美國打擊台灣研發核武計畫的努力,已經獲得明確的預期結果。卡特看過報告後,在這份報告旁邊空白處,批示了「很好」。
美國在1970年代持續監控台灣的核武研發,在1977年春天給了台灣重大打擊,台灣研發核武能力遭到美方制止,可是這樣委曲求全配合卡特的政策,並沒有換來美國的善意,1977年卡特打壓台灣核武研發的同時,也積極與中共展開談判建交,一年後,台灣無力挽回,卡特決定與北京建交。美國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卻沒有減少對台灣的政治壓力,當時中科院進行中的地對地飛彈計畫也因美國壓力中止,曾在國慶閱兵展出的地對地青蜂飛彈,當時還未完成,只是個模型,正是在美方壓力,台灣被迫停止研發。台灣失去了美國的外交承認,依舊無法避免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尖端的國防科技自主研發屢屢遭美國橫加干涉。
1977年台灣遭受重大打擊後的10年,仍瞞著美國秘密研發核武,蓄積能量,但是台灣有太多美國間諜提供美國情報,美國仍在1988年1月向新任總統李登輝表達美方要求停止研發核武的立場,這次壓力之後,中科院連核研所都廢除了,美方每隔幾年就到台灣檢查一次。雖然核武研發受阻,可是地對地飛彈的研發,從中科院成立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只是沒有核彈頭的地對地飛彈,缺少了戰略嚇阻,在兩岸可能出現的台海衝突當中,所能扮演的戰略角色有限,僅能有輕微的打擊能力,對於腹地深廣的大陸而言,效益不大。

十九大涉台:曾經打開過的幾扇窗口又都關上了|何方

文/何方

展讀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的涉台段落,如果要了解其間的新意、轉折和對今後一段時期的大勢判斷,則須與五年前胡錦濤臨別之際所作的十八大報告對讀。

我的主要判斷是,和2012年秋天國民黨剛剛獲得連任、“兩岸關係發展歷史機遇期”再次獲得台灣民意肯認而得延續的十八大相比,今次,十九大的報告中,又把幾面原本留給台灣問題終局解決方案另類思考的窗子,給通通關上了。

在十八大報告中,這些機會之窗包括:“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等等。

縱然,在台灣內部也必然有人批評這些窗口是所謂的“毒蘋果”,是在巨大的犧牲和妥協下換來的空間云云。此處對此先擱置不辯,只從中共本身的立場變化說開。

擺在十九大報告前的事實是,不管這些蘋果有沒有毒,在今年樹枝上連這些蘋果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也就是說,台灣最有可能以最平等的姿態和身段(哪怕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北京和台北兩個當局的平等),和大陸進行談判,探討兩岸如何結束對峙狀態(即洽簽和平協議)、商討雙邊的政治定位和關係、釐清台灣在國際空間的活動方式和範圍、建立兩岸兩軍的聯繫交流管道和長期共存守則等等的空間,在十九大召開之後,通通被收回了。

這些問題,至少在接下來這五年沒得談。在十九大報告中,留給台灣的政治承諾只剩下“尊重臺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臺灣同胞生活方式”一項;也就是在中共關於兩岸問題終局方案的鋪排中,今後願意給的承諾,只剩下台灣“內部”的政經秩序運行法則基本不變。至於延伸到兩岸領域,是不是能容許台灣和大陸這兩個政治實體,在一個中國框架內擁有平等(至少是名義上平等)的政治/行政/法權地位;台灣能不能經由所謂的“合情合理安排”,獲得國際空間參與;台灣軍隊未來有沒有和平和解放軍長期共存的空間?這些承諾,目前已經通通不給。再要談這些高度敏感問題,或已是到了城下之盟的階段,才能再觸及的了。不過,屆時其時其勢已易,能談出來的結果,或許也大異其趣了。

更根本地、也更深層的關注點是,十九大報告中,對於兩岸關係現狀的詮釋表述,已經發生了和十七大(2007年)、十八大(2012年)非常不一樣的改變。

在2007年和2012年這兩個秋天,對于國民黨的即將執政和順利連任後的前景充滿樂觀的中共,在兩份政治報告中分別提到:“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和“大陆和台湾虽然尚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国家领土和主权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

這樣的表述一方面是在國際法理論述上,補強固本的立場宣示之舉;但另一方面,從中共角度而言,也是一種給予了台灣現狀和兩岸未來前景非常大空間和非常大彈性的“讓步”詮釋。

何以這麼說?以2012年的十八大表述為例,這意味著,中共認為:哪怕兩岸經歷了1949年以來的治權分離、台灣發生了數次修憲和總統直選,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範圍都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只是,兩岸之間因仍處於對峙狀態、對彼此的政治定位尚未作出“安排”,故而還沒實現“完全統一”而已。

換句話說,至少從十八大以來,中共認為目前兩岸的分治現狀,並不影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統一”只是要結束對峙狀態而已。一旦兩岸之間約定了彼此都能接受的關係型態和雙方同屬的更大共同體的定義後,台灣內部該怎麼運行就怎麼運行,兩岸關係從現狀邁向中程穩定狀態/或終極解決方案的成本是較小的、起點是高的。因為,在當時的語境下,主權和領土完整始終沒有受到挑戰,不需要以高強度手段進行處理,政治解決足矣。

然而,在十九大報告中,我們沒有再看到“儘管….但是….”等語式的兩岸現狀詮釋再度出現。大陸不願意再以現狀為基礎和浠泥、盡量想辦法把話說圓去、只求“最小成本”解;十九大報告中,只剩下單獨重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這意味著,不管台灣的意願如何,至少從大陸角度出發,跟現狀相比“變動最小、成本最少”的處理方案,已經從大陸的選項庫裡抽掉了。從1949年來以來,台灣問題最接近“無痛”解決的時間點,可能已與我們錯身而過。

最後再說一點餘論。和十七大、十八大報告只籠統蓋括“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等語相比,十九大報告的表述則具體提出,要“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每次全代會的政治報告,是中共治國理政的總方針和政治承諾;技術性的具體細節、數據提到少。因為但凡有提到的,就必須完成,就必須做到,其承諾的嚴肅性甚至還要高於國務院總理每年都做一次政府工作報告。

在“學習、創業、就業、生活”之外,另一個可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的空間,即是公共空間的參與權利。

此次在黨代表媒體通道中,特別安排出身台灣的盧麗安高調受訪,顯然也反映出大陸注意到了,需要提高大陸上的台籍參政人士的代表性和說服力等問題。未來是否還有其他的安排,這些安排會不會引起台灣當局更大的反制舉措,亦值得觀察。

美中建交談判北京未提停止軍售困擾大陸幾十年|高靖

文/高靖

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接觸中國大陸,雙方試探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北京向華府表明,美國必須符合斷交、撤軍、斷約三個條件,也就是說,美國必須與中華民國斷交,從台灣撤出美軍,中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滿足這三個條件後,雙方才有能建交。大陸當局百密一疏,千算萬算,沒有料到美國主張持續對台軍售。因為沒有事先提出,中方只能在這三個條件內談判,談判最後階段,雖然差點因為軍售破局,在美方表達盡其可能在軍售問題自我限制後,雙方才繼續往建交方向前進,台灣因為大陸的疏忽,與美國的堅持,僥倖保有美國軍售管道,確保了往後數十年的安全保障。
現在大部分台灣人習以為常,覺得理所當然的美國對台灣軍售,雖然是台灣關係法所明定,但其真正的原由,其實是美國為了推動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基於美國必須撤出駐台美軍的條件限制下,美國又不願違背過去對中華民國的安全承諾,在華府與北京雙方建交談判初期當中,華府沒有太明顯地拋出軍售議題,直到後來才讓大陸方面騎虎難下。
這個美國軍售管道,不是那麼完美,並不是台灣當局想要什麼武器,美國都願意提供,美國所提供的只是足夠台灣自我防衛的武器,並不一定是性能卓越的先進武器。例如台灣爭取出售幽靈式戰機,美國只同意F-5E戰機,F-16戰機更是台灣爭取快二十年後才獲得。魚叉飛彈也不供售台灣,只給可供戰機搭載的小牛飛彈,用來防衛入侵共軍船艦。
1978年3月1日,白宮國安會幕僚奧森伯格寫給白宮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備忘錄,其中提到美國不希望過度武裝中華民國,結果造成傷害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關係,或者鼓勵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採取毫無節制的態度,美國軍售必須精打細算,維持台海妥適的平衡。奧森柏格的看法,就是美台軍售的基調,幾十年來,美國軍售政策大致不出這個範圍。
北京向華府表達雙方建立邦交的條件,始終就是要求與中華民國斷交,撤出駐台美軍,中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三項條件。尼克森總統雖然最早開始與北京接觸,但是尼克森受困於水門案件,被迫辭去總統職位,由福特總統接任。尼克森、福特兩位總統任內都因為美國國內政治問題影響,加上大陸內部政治適逢毛澤東、周恩來接連病逝,鬥爭四人幫,華府與北京始終未能展開正式談判建交,直到1976年卡特總統當選,雙方建交重新獲得動力。
根據美國務院檔案顯示,卡特在1976年11月2日才剛贏得總統大選,隔天布里辛斯基(後來擔任白宮國安顧問)就急著催促卡特趕快安排國務卿與大陸外交部長會面,美國將要求大陸保證不在台灣海峽動武,作為雙方展開關係正常化的前提。在這個會面後,再決定是否提出一個雙方都方便的時間,讓卡特與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在美國會面。
在卡特政府上任前,即將下台的福特政府國務卿季辛吉,陪同卡特政府內定國務卿范錫,與大陸派駐府華聯絡處的大使黃鎮,在1977年1月8日進行會談,這是卡特政府首次與中方外交人士接觸。黃鎮向范錫表達了建交三條件,但是沒有提到反對美台軍售,范錫也只提到卡特將落實上海公報精神,做為引導雙方雙邊關係的指導原則,沒有提及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仍將持續對台軍售。
卡特是在2月8日與黃鎮首次見面,黃鎮持續提出建交三條件的老調,沒有提出停止軍售。卡特說,沒有什麼比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更讓我們感到高興,台灣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是我們長期以來的希望與期待。
范錫、卡特兩人與黃鎮的最初兩場會面,都沒有提到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仍會持續對台灣軍售。但是這個問題,在卡特認為台灣問題應該和平解決的前提下,美方認為可以接受中方的三個建交條件,可是大陸必須接受美國對台軍售。只是大陸方面似乎沒有發現這問題的嚴重程度。美方與大陸接觸時,多以斷交後,仍會與台灣保持經貿、文化交流的關係,間接地暗示會持續對台軍售,但是大陸方面是否確知美方的暗示,無人確知,美方認為大陸理解這事,只要美方接受三條件,大陸也會讓步。
4月15 日范錫寫給卡特的備忘錄提到,與大陸關係正常化最困難的議題,就是美國對台灣安全的責任。我們應該思考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是持續底正式介入北京與台北之間的問題,或者我們應該開始脫離,維持實質的對台灣軍事能力的支持,同時與北京發展堅實的政治關係,可以降低大陸對台灣發起攻擊的誘因。范錫認為,短期間,要保持台灣的穩定,必須與台北維持軍事供給的關係。
7月26日,中情局提出情報分析指出,如果美國供售軍事武器與科技,國民黨政府有辦法對北京保持一段時間的軍事嚇阻能力,台灣會發現從第三國很難買到軍事裝備,用來補充或取代美國的系統。國民黨政府短期間也無法發展出能夠自給自足的武器工業。
由於范錫即將訪問中國大陸,卡特政府在7月30日舉行會議,以確定美方的政策。這場會議由卡特主持,會中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驚人的說法。
范錫表示,與北京建交後,美國仍然持續售台武器的議題,從來沒有對中方提出過。我們也許要對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不能把這個問題擺著。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郝爾布魯克說,中方必須接受兩件事,一是不能公開討論武力解放台灣的權利。二是他們必須接受持續售台武器。布里辛斯基懷疑有什麼證據顯示,中方必須接受美售台武器。郝爾布魯克說,中方目前為止,只提出建交三條件,假如中方加入禁止軍售,他們就是增加了第四個條件。
范錫前往北京之前,卡特寫了一封信給他。卡特在信中提到,你要讓中方領導人心中不能有任何懷疑,我們有意讓台灣保有取得防衛裝備的來源。
范錫在8月23日與中方展開第一次的正式談判,范錫先與大陸外交部長黃華會談,接下來的幾天,范錫分別與鄧小平與華國鋒會面。有趣的是,鄧小平與范錫對談時,依然只提出建交三條件,沒有提到軍售。他們連爭議最大的軍售都還沒有談到,就在美國要求中方保證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以及美國在斷交後,仍在台灣設立非官方機構等兩個問題上觸礁。范錫與黃華25日再次會談時,范錫提出希望簽公報,但是遭到黃華婉拒。范錫在國務卿任內的首次北京之行,無功而返。
就在美中雙方談判建交過程中,美方也正在討論對台灣軍售品項,包括小牛飛彈,雷射導引炸彈、雷達與美軍報廢的M-48戰車等等。1978年5月20日開始,布里辛斯基在北京繼續推進建交談判,布里辛斯基事後表示,他與鄧小平會談時,沒有直接談到軍售問題,但是這問題間接地出現了。稍早時,我們提到美中關係正常化後,台灣的安全可能發生危險,他們可能倒向蘇聯,鄧小平卻說,美國會維持經濟關係,這可以減輕這個問題。
根據國務院的檔案,美國派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伍考克表示,他與中方官員接觸時,都提到斷交後仍保持商業關係,他認為中方官員都理解這個商業關係包括著軍售。
布里辛斯基見過鄧小平後,又去見了華國鋒,華國鋒對軍售表達了強烈不滿,國務院檔案顯示,華國鋒認為,中國若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而美國卻持續供售武器給台灣,這不等於是製造兩個中國,他無法接受。
對台軍售問題,終於在華府與北京的建交談判過程中,慢慢產生了影響。由於北京也希望與美國完成建交談判,雖然對軍售問題非常不滿,但是雙方接觸並沒有中斷,談判也沒有中止。華府與北京也慢慢磋商出一個含混的共識,就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繼續對台灣供售武器,北京方面不需要發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或者,北京可以發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華府停止對台軍售。不過,美方內部評估,最後選擇了持續對台軍售,無論中方是否聲明表達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1978年的9月19日,卡特親自面與中方對話,卡特與北京駐華府連絡處柴澤民大使會談,卡特對軍售問題表達了他的看法,卡特說,美國願意遵行中方提出的三個條件,美國將持續與台灣進行貿易,這包含了有限制地出售一些非常謹慎選擇的防衛武器,只有這樣的謹慎,才不會危及這個地區以及中國周邊區域的和平。他理解這對中方是十分敏感的,但他不願見到台灣尋求其他的資源,甚至發展非常危險的武器會威脅到中國大陸。
卡特對柴澤民說,台灣人有發展原子武器的科學能力,他們與我們保持著關係,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可以防止這種危險的發展。
我們希望與大陸對於期待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能夠表達一致的看法。我們不預期大陸會肯定這個看法,但我們希望中國政府不要否定我們。
華府與北京是在1978年12月15日確定雙方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在決定建交的最後一刻,鄧小平反對軍售的態度還是沒有退讓,布里辛斯基趕忙從華府發電報給在北京的伍考克,請他儘快找到鄧小平,轉達美國對於軍售台灣,會盡可能的限制。布里辛斯基為了達成建交任務,不惜在最後一刻,口頭上對鄧小平多所讓步,穩住局面,順利達成兩國建交任務。當時已經就任總統的蔣經國也在凌晨被美國大使安克志叫醒,通知美國斷交一事。
無論好壞,華府與北京建交已成事實,在美軍撤出台灣,共同防禦條約被廢棄之下,軍售仍然持續著,確保了台灣安全。台灣在失去美國外交關係後的幾十年來,對於美台軍售總是苦樂參半,因為政治限制太多,總是買不到想買的武器,還要受到美國許多高壓管制,看美國人臉色。
卡特對台灣發展原子武器的看法,不幸言中,美方透過吸收台灣軍官擔任美國間諜,完全掌握台灣透過中科院秘密研發原子彈,直到蔣經國死後,美國對台灣攤牌,繼任的李登輝總統需要美國的政治認可與支持,只好充分配合廢止台灣的核武研發。美台軍售真如卡特所說,一是為了台灣的安全,另一方面有助於美國控制台灣,使台灣不能威脅大陸。

台獨才會造成共軍攻台時機|高靖

文/高靖
美國智庫2049計畫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是「中國的侵略威脅:台灣的防禦與美國的亞洲戰略」(The Chinese Invasion Threat: Taiwans  Defense and American Strategy in Asia),其中提到共軍可能在2020年攻台。在民進黨政府受困於兩岸關係的低潮之下,共軍攻台時間很有新聞熱度,民進黨政府與台灣官方宣傳機構,都忙著撇清共軍侵台,還要追根究柢,要作者澄清這個攻台時間點,是抄自台灣的國防報告書,不是美國政府有任何具體情資,這些作為無非就是害怕台灣人質疑民進黨執政搞台獨,會造成台灣安全疑慮,所以要馬上四處消毒。
2049計畫,是一個色彩鮮明的機構,從其內部成員可以發現,與美國軍火掮客、卸任美國國防部官員有密切關係,包括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儒伯,曾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石明凱、卜大年、薛瑞福都是其中成員。這些人過去與台灣關係非常深厚,多半與軍火採購有關。美台商業協會就是有名的軍火掮客組織,每年假借舉辦會議,動用政商關係,表面上邀請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官員,與台灣軍方將領一起碰頭聚會,討論台海防務,實際上,是藉機讓台灣軍方與美國軍火商碰面,讓美方遊說台灣軍火採購,規避台灣的遊說法限制。
薛瑞福更是在陳水扁總統任內,非常支持民進黨政府搞台獨的美國官員,後來離開政府,成立2049計畫。這個機構還有一些身分特殊的訪問學者,包括民進黨立委的助理,還有一位台灣的公務員,這位公務員身分特別,原本是陸委會官員,沒有多久,又變成是國防部官員,結果到了2049計畫,這位台灣公務員研究的主題是台灣建軍與武器採購策略。不禁令人懷疑,一位在陸委會工作多年的公務員,轉任國防部後,居然就能夠研究台灣的軍事採購,變成軍購案專家,這真是十分奇特的。
從2049計畫這個機構內部成員看來,雖也有國民黨、民進黨兩方人士,但更多的是軍火掮客背景人士,也讓人懷疑這個機構幕後經費來源可能部分來自台灣,才會有那麼多台灣人士參與其中。長年以來,台灣情報機關編有機密經費,每年撥款美國智庫,以學術報告形式為掩護,在華府為台灣提出許多與安全事務有關的假學術研究報告,爭取美國政府支持台灣。
早年由於美國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與兩蔣交好,台灣早期就是透過克萊恩牽線,與美國華府的智庫合作,幫國府在美國遊說,早在蔣經國總統時代,就已經開始運用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等等,在華府為中華民國發聲。後來李登輝總統時代演變成付錢給華府政治公關公司,幫台灣在華府遊說,李登輝訪美就是由政治公關公司搞成的,台灣與智庫、政治公關公司的合作,持續了許多年,都是運用政府的機密預算,外界不容易監督,其中有無弊端,也很難查核。
2049計畫看起來就不像是公正的研究機構,尤其從這個機構的組成份子看來,多半反中立場明顯。最近他們出版的新書,提到共軍攻台,他們原始的目的,可能並不在於台灣所重視的共軍攻台時機,而只是想藉宣傳共軍對台威脅,為台灣在華府爭取台美安全合作關係的有利發展空間,設法讓美國國會支持對台軍售。這種宣傳共軍威脅的方式,爭取美國同情台灣,其實從蔣經國時代就已經開始,現在民進黨政府不過是仿效前人的招數。
2049計畫在台灣引起爭議的新書作者易思安,在他提出的2020年共軍攻台論,經由媒體轉載後,引起外界高度討論,事後他趕忙澄清,他沒料到會引起騷動,解放軍目前沒有辦法犯台,2020年的說法,是引用自台灣2013年出版的國防白皮書。重點不在2020年共軍犯台,而是為提醒美國讀者,台灣目前面臨的真實威脅。
2049計畫出版的新書,其中提到解放軍已經擬定2020年奪取台灣的秘密作戰計畫,其中包括封鎖與轟炸、兩棲登陸以及地面作戰等3個階段,以多達40萬部隊的人海戰術登陸台灣。解放軍若採取武力攻台,可能會引爆美中衝突,幾乎可以確定,解放軍將面臨失敗命運。
易思安說,關於共軍2020年犯台資料,內容引述台灣國防部2013年的國防白皮書。他主要想透過這本書,傳達解放軍2020年的攻台計畫。近幾年來,馬英九政府台海政策,雖然小心保守,但是中國大陸還是準備攻擊台灣。即便蔡英文也很小心,中共仍然不改變奪台企圖。他希望出版這本書,讓美國人認識到中共的強大威脅,從而進一步協助台灣防衛自己的國家。
看起來,作者是要幫台灣,但台灣忙著要易思安撇清2020年這個論點,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顯然受困於兩岸關係陷入谷底的民進黨政府,害怕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會讓一般台灣人擔心民進黨執政,對台灣是安全威脅,而且這個威脅在幾年後的2020年就會發生,所以要馬上出動各方人馬將民進黨與2020年切割。
民進黨政府為何要設法藉說明美國學者抄襲台灣國防報告書,撇清2020年的真實性,主要還是擔心影響民進黨未來的選舉。不過,這本書原始的目的,可能並不是這樣,畢竟這個由台灣秘密經費支持的美國機構,應該是要幫民進黨政府適當宣傳台海緊張局勢,好替未來的美國對台軍售造勢,另外當然就是要拉抬美國與台灣的安全合作關係,設法在美國製造有利的輿論。只不過,這有如雙面刃,運用不當,就好像民進黨政府會在2020年帶來台灣的大災難。
不過,這本新書仍然引起台灣媒體注意,其中當然是以共軍攻台時間有關,的確,這本新書當中提到共軍對台使用飛彈與海空封鎖,是毫無新意的論點,台灣的國防部在立法院提出的報告,過去二十年來,大概都是這樣的論點,台灣的國防部也總是會預測共軍可能在未來幾年後犯台。
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可以追溯到韓戰爆發後,但是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從最初到現在,其根本的模式,並不是讓台灣的軍力超越大陸,而只是要維持適當的平衡,讓台灣有足夠防衛能力。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台灣爭取美國出售幽靈式戰機、F-X戰機,都遭到美國拒絕,直到1990年代才同意出售F-16戰機。美方所考量的,是對岸若有戰力領先情況,才會適當供售台灣裝備。2049計畫出書,強調2020年共軍犯台,自然是希望在未來的幾年,爭取美國對台出售更先進的武器裝備。
美國對台軍售,從華府與北京談判建交以來,就是十分複雜與敏感的議題。中美雙方差點因為美國堅持對台軍售破局,但是最後關頭,鄧小平決定繼續推進建交工作,軍售問題稍後處理,果然在卡特總統連任失敗後,雷根總統任內,華府與北京簽訂八一七公報,限制對台軍售。不過,當時台灣的遊說能力很強,也利用雷根總統口頭的六項保證扳回一城。幾十年來,軍售都必須經過國務院與白宮的同意,並不是國防部能夠片面決定的。這個不成文規定,甚至早在尼克森總統時代,就已經是如此,對台灣出售的軍品,都必須先經過白宮國安會的討論,才能夠放行。
共軍究竟何時攻台,其實這種問題從1949年國府遷台以來,不正是台灣年年都要面對的問題嗎?台灣也在國府的領導下,安穩度過了許多風雨歲月,過去因為蔣中正總統一心反攻大陸,兩岸雙方持續有軍事衝突,直到1960年代後期,情勢才趨緩,華府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外島單打雙不打的的炮擊,也從此取消。台海之間除了1996年因為李登輝推動總統直選造成的導彈危機之外,並無重大軍事衝突,但威脅的姿態是存在的。可是威脅的姿態,若要變成具體的軍事作為,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台灣獨立。
今天與其永無止境地爭取美國出售武器,把政府預算過多地進行無效的軍事投資,影響到台灣整體的經濟建設,是否應該設法在政治方面尋求對話管道,民進黨因為主張台獨,破壞了兩岸對話的互信基礎,使得目前兩岸沒有政治對話空間,這種情況就容易造成雙方在不能釐清對方想法下,間接造成軍事對峙升高,以現有的兩岸實力對比,台灣就算能如國防部長馮世寬所稱,可以抵擋兩個星期,但是大家可能要冷靜思考,在這兩個星期過後,台灣還剩下些什麼?
戰爭絕對是最壞的手段,民進黨政府始終拿不出謀求和平的手段,兩岸剩下的就只有對抗,傷害的還是無辜的人民,這是政客的自私。我們還是要想想,美國堅持與北京建交後,仍要對台軍售,其目的不是要讓台灣可以對抗大陸,確保台灣獨立成功,美台軍售的初衷,是要讓台灣與大陸互動時,能有足夠的信心,美國供售台灣槍砲彈藥,並不是讓台灣搞台獨的政治運動,與大陸分離,這一點,可能台美雙方許多人都已經忘了。

兩岸攤牌前的民主內戰|周陽山

文/周陽山 國立金門大學教授

民進黨執政近1年半,台灣政治氛圍和社會環境丕變,文化革命、價值解構、家庭倫理和兩性關係均已發生重要質變。不管你是贊成還是反對,過去大家珍惜的「溫、良、恭、儉、讓」這些傳統美德都將成為過去。新的對抗、解組、顛覆、質疑與不惜一切否棄昨日之我,已成為轉型過程中重塑一切價值的真正主軸。

換言之,這是一場否定中華文化與傳統價值的文化革命,這也是一場告別中國、全面整肅國民黨、迎向台灣主義的民主內戰!

這場民主內戰的核心內涵是:否定台灣人是中國人、否認台海關係是國共內戰的延伸、拒絕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否棄文言文、反對孔子、告別孫中山、去兩蔣、鞭笞國民黨、汙衊《中華民國憲法》、否認台灣方言是閩南語、強調台灣人是多元民族的融合與混血。而在大破之後則是大立,要制憲、要台獨、要建國,即使兩岸戰爭、流血流淚,也必須熬過。

這正是行政院長賴清德在立法院公開表達台獨立場的真實心境。儘管後來他改口說會尊重總統的兩岸職權與領導,但這表態顯示的意志,就是台獨人士面對中共強權,即使可能繩之以《反分裂國家法》,也在所不惜。對台獨分子而言,一切只有簡單的兩個字:無懼!

這是正式的公開攤牌。面對十九大前夕的中共,賴清德發出了清楚的訊息,對岸國台辦已經強烈回應,接下來還會有什麼動作,恐怕蔡政府得準備因應了。

緊接著,民進黨政府宣布要展開修憲,蔡英文宣稱要由下而上,民進黨立委已提案推動新的憲政體制,否定南京時期制定的憲法,打算建立一個嶄新的中華民國。即便國號不會改,這也將為台灣構建出新的民族、新的國家、新的共和。

緊接著,就輪到積弱不振的國民黨接招了。是迎向新主流,順應民進黨所代表的新民意?還是力挽狂瀾,堅持創黨理想,維護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成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至於十九大之後的中共領導階層,勢將決定新的對台政策;而11月美國總統川普訪問北京後,恐怕也會有新的決策。對於台海兩岸的和平與穩定、台灣在兩強博弈下的命運、民進黨能否建立理想的新國家與新民族?屆時將會出現新的答案。

 

原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周陽山/兩岸攤牌前的民主內戰

中華民國成空殼賴清德才敢驕傲稱台獨|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的意涵,從1988年李登輝接任總統以來,在台灣已經逐漸被掏空,經過了近30年,貴為中華民國最高行政首長的行政院長賴清德,可以公開的說,他是務實的台獨政治工作者。中華民國早就被台灣獨立置換,賴清德才會無視於他的國家行政首長身分,公開表達與中華民國矛盾的台獨主張。若賴清德僅是尋常百姓,這樣的發言只是個主張與意見,但在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賴清德,能夠如此自在流暢地宣揚台獨,無非是中華民國早就不是中華民國,就只是台獨的軀殼了。
賴清德所謂務實的台獨政治工作者,這裡的務實,所要指涉的,就是這人信仰台灣獨立的政治理念,但是沒有膽量推動法理台獨,讓台灣獨立真正具有法律地位,而不是像海邊的台獨寄居蟹一樣,拾起了中華民國這個殼,寄居在中華民國的殼當中。
賴清德不敢真正落實台獨,他主張的台獨,是隱藏在中華民國之下,然後洋洋得意宣稱自己是務實的台獨政治工作者,說穿了,不過是騙子,金光黨。
中華民國政府是因為中國內戰,才在1949年12月來到台灣,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因著憲法、政府制度的存在,從兩蔣時期以來,就有著中華民族的意涵,與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只是礙於內戰問題,兩岸分裂,這個政府侷限在台灣。但是李登輝接任總統後,利用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結合了利慾薰心的國民黨人士,以及用民主改革的外表,吸納了非國民黨的台灣本省菁英,把中華民國的意涵,逐漸的去除掉。中華民國就是這樣被掏空後,把台獨給塞了進來。
李登輝的本土化,是拐彎抹角地把台獨妝點起來,本來重視鄉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李登輝的本土化,是把台灣重新放在高於中華民國的地位,而不是中華民國的一省,這也正是當他透過直選方式,在1996年取得總統職位後,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憲把台灣省廢除,這個布局是要讓中華民國等於是台灣,廢省不也正是國民黨內一場腥風血雨的權力鬥爭,雖然成就了某些人的利益,但也讓國民黨人心甘情願的推動台獨,讓台灣獨立在國民黨人的默許下,與民進黨人的推動下,如切香腸一樣,一點又一點的逐步完成。,
不容否認的是,從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中華民國依據開羅宣言的精神,接收台灣以來,台灣本省人士就一直存在著推動獨立的想法,甚至早在二次大戰期間,某些前往大陸參加抗日的台灣人,他們的想法,就是要爭取台灣從日本統治當中獨立出來。
二戰後台灣出現的台獨思潮,背景複雜,隨著二二八事件、國共內戰失敗,國府遷台,台灣的台獨思潮從最初的缺乏組織與缺少群眾魅力的領導人,發展到2000年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幾十年來的過程,不能不說是兩蔣在台灣從地方自治,開放台人參政,到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再到李登輝時代的國會全面改選,民主改革開放的同時,本土意識慢慢發揚茁壯起來,儘管如此,不能否認台灣依據開羅宣言的精神,就是要歸還中國,是中國的領土,這一點即使是美國,都遵循著開羅宣言的精神,尊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擁有。
當然,任何主張的落實,必須倚靠的力量去維持。台灣幾十年來逐步開放的言論環境,讓台獨論可以在不受政治壓迫下,挑戰中國對台灣的主權擁有。沒有威權控制的社會,台獨思想自然隨著言論自由普及開來,可是台灣地位問題不能只從台灣內部考察,台灣外部的兩岸關係,也隨著北京政治與經濟實力增強,讓北京在國際社會擁有更高的發言地位。
19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森敲開北京大門時,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願意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對中共當局採取的高度彈性。北京與華府關係進展神速,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國不認為台灣地位未定,對於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會挑戰這個主張。而早在美國表達這個態度之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政治論述,老早就在國際社會流傳,美國的轉變,等於是在國際社會裡敲下了定音鎚,這也是為何日本會搶在美國之前,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承認北京,僅與台灣保持民間交流。
也就是說,站在國際社會當中,台灣獨立,是沒有市場的,即使許多國家同情台灣的際遇,但回歸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沒有人會表達支持台獨,至於會不會承認台獨,這就是不確定的,因為兩岸勢必因為台獨發生衝突,各國不會在事前表態,等到塵埃落定,再表態不遲。許多人說,國際社會只是不支持台獨,不是反對台獨,這只是詞窮的狡辯,不會改變國際社會對台獨保持距離的看法,這也是為何當陳水扁總統任內,要用台灣名義參加世界衛生組織,馬上遭到許多國家的反對。
蔣經國總統當年對於美國沒有反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主張,感到非常失望,蔣經國深知,北京若讓美國都無法挑戰這個主張,台灣的地位歸屬,不論是中華民國,或者台灣國,都很難在國際上挑戰北京,凸顯自己的差異。在1978年的當時,台灣無力對抗,30年後,北京與台北雙方的力量對比差距,拉開得更大,台灣幾無力量與北京對抗。
台灣現在只能在島內藉著許多政治口號麻痺台灣人,台灣的尷尬現況是,民進黨不敢獨,國民黨不願統,雙方合力藉著中華民國招牌,希望維持苟安局面,兩岸現況大約是一種兩個中國的困境,台灣維持中華民國,對台獨有利無害,可以讓台獨以拖待變,靜候歷史的時機。至於國民黨,如果維持中華民國,卻又不願追求兩岸統一,這樣的中華民國與台獨相差無幾,又有何意義,國民黨欠缺自己的論述,只會東施效顰仿效民進黨。台灣努力經營兩個中國的現狀,至少讓國際社會仍稍稍同情台灣,不至於因台獨而離去。
賴清德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總統府發言人林鶴明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民進黨政府的兩段發言,都與馬英九政府時代的中華民國自1912年就已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論述,是有著天壤之別。
如果台灣的名字叫中華民國,但是中華民國憲法所涵蓋的卻不只是台灣,那麼台灣這個地方叫中華民國的話,這個台灣的中華民國,就是切割了其他中華民國的部分,這成了什麼?
另外一個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說法,這個意義很含混,中華民國何時沒有主權獨立了呢?民進黨真正要說的,是把中華民國從歷史洪流中切割開來,只保留台灣現況,與大陸相對望,兩者互不從屬。中華民國若失去與大陸的關係,這個民進黨官員口中的主權獨立國家成了什麼?
馬英九政府加上了1912年的歷史年代,把中華民國在台灣與大陸結合起來,至少比民進黨更保留著中華民國的意涵。
中華民國現在已經淪為一個政治看板,藉著中華民國打迷糊仗。民進黨政府所使用的中華民國,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使用的中華民國,至少還有一絲絲代表著原來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可是國民黨的立場是不願意推進統一,那麼長久以往下去,只是維持著一個假象,最終還是與民進黨殊途同歸,把台灣搞成實質上的台灣獨立,國名是中華民國。
賴清德身為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卻在立法院得意地說自己是台獨。賴清德的躊躇滿志,正是明明白白告訴大家,中華民國就是台獨的軀殼,這個沒了魂魄的中華民國,未來究竟在哪裡?

桃園爭取冷門世中運的政治考量|高靖

文/高靖
2017年8月世大運在台北市順利舉行,台灣得利於特定冷門項目。奪牌數風光,也讓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政治行情攀高。無獨有偶,桃園市長政文燦也要爭取桃園舉辦2020年世中運,鄭文燦的舉動,除了政治,還是政治,體育只是附帶的。爭取桃園舉辦世中運,若成功,有助於鄭文燦2018年爭取競選連任,為了世中運必定要增加許多場館、住宿設施,這些都涉及政治資源分配,有助選舉,其次,為了幫台灣獨立鋪路,才要選擇這類在國際上不受重視的國際運動賽事,在台灣舉辦,希望有機會向國際宣傳台灣,順便夾帶台灣獨立的政治宣傳。
鄭文燦已經要求桃園市教育局在明年的預算當中,編列舉辦世中運的相關預算,可以想見鄭文燦這次是勢在必得,先把預算編下去,反正桃園市議會11月才會審查到,如果有變數,到時候再看如何處理。世中運今年10月15日要在意大利撒丁島投票表決決定第18屆2020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的舉辦國家與地點。現在已有四個城市提出申請,包括中國大陸的晉江市(縣級市、泉州市所轄)與台灣的桃園市(直轄市)。
台灣是以直轄市申請,大陸是以縣級市申請,兩個城市的地位截然不同。台灣那麼重視這種在國際運動賽事當中,不太重要的活動,無非是台灣若要爭取奧運、亞運等,幾乎不會受到國際社會重視,無力與洛杉磯、北京、倫敦、東京這類城市競爭,只好選擇比較冷門的活動申辦。高雄幾年前申辦世運會,世運會勉強算是低於奧運,但仍有些名堂的國際賽事,但是台北申辦的世大運,就只是學生的運動交誼性質的活動,只不過台北把它的地位抬高,當成了重點比賽。
舉辦國際活動,可以讓地方增光,這是許多城市行銷的策略。但是桃園的地方人士,乃至於一般台灣人,可能不清楚桃園要爭取舉辦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國際運動會。民進黨最會運用的,就是金光黨的守法,拿個破銅爛鐵,騙你是黃金,上當了,仍沾沾自喜。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國際中學體育聯合會今年8月才來到桃園,實地考察桃園的條件是否符合成為主辦城市,目前這個考察團已經轉往東歐,到布達佩斯考察。這個國際運動組織,與奧運無關,是以13歲到18歲年齡層的中學生為主要運動員的國際運動比賽。活動的目的以教育性質為多,更甚於實際的競技,主要是提倡青年人的體能教育,與奧運比賽成人爭奪獎牌的性質不太一樣,國際上多以體能教育活動看待這項活動。
當然,台灣舉辦國際性質的中學生體能教育競賽,好像也沒什麼不好,但是台灣是否應該量力而為,多多重視本身的基礎建設,而不是打腫臉充胖子,耗費資源在重要性不是那麼高的國際賽事方面。爭取世中運,無非就是地方首長的虛心作祟,藉著某種國際活動,宣傳桃園,但因為是中學生的體育活動,宣傳效果與投入的資源相比,實在不是那麼划算。
高雄市世運會,讓高雄市長陳菊爭了面子。台北市的世大運,也搶救了原先不被看好的台北市長柯文哲。現在這位政治人物鄭文燦提出申請世中運,無非是要藉著一場重要性不高的國際體育活動,讓他可以在明年競選連任時,當成是政見與政績,辦理活動過程有許多資源分配,更有助於他爭取民眾與團體支持他的連任,桃園舉辦世中運,政治優先,體育其實只是次要的。
試想,鄭文燦若2018年順利連任,2020年第二任任期時,順利舉行世中運,如果一切順利,政治行情馬上水漲船高,反正台灣人也搞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國際比賽,還以為這是與奧運會一樣的重大比賽,說穿了,這還只是以中學生為對象,鼓勵發揚體能教育的教育活動,聯誼性質高於競賽性質。
台灣為什麽要著迷於爭取舉辦國際性質的賽事,台灣無緣於爭取奧運與亞運,只能爭取世大運,世運會等次等的比賽,現在又來了世中運。這種搞法,無非是一種出口轉內銷的搞法,就是藉著國際比賽,向台灣人推銷,台灣在國際上多麼有地位,台灣人的體育活動有多麼厲害,可以奪下好多金牌,當大家沉醉於這些美好的景象時,渾然不知,這只是個教育性質的國際比賽,我們要從中學生當中找出合適有能力的運動選手,很可能都會面臨人數有限的窘況。
中國大陸是以泉州市下的縣級市晉江申請,我們是用院轄市申請,恐怕是用力過猛吧。台灣缺錢搞基礎建設,軍公教調薪3%,也還是因為民進黨政府為了平息軍公教退休年金爭議,藉此轉移焦點,但是加薪的財源來自何處,政府也說不清楚。那麼大家不禁好奇,桃園舉辦世中運,桃園市要準備花多少錢?政府又要補貼多少錢給桃園市?桃園又要蓋航空城,還要花多少錢辦國際比賽,這些錢又出自何處呢?
台灣需要的不是這些滿足地方首長虛榮心的國際運動會,台灣面臨的問題,已經在國際評比當中顯現了,根據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2017年至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在137個受評比國家,台灣排名第15,較去年退步1名。在亞太地區排名次於新加坡(第3名)、香港(第6名)、日本(第9名)和紐西蘭(第13)。領先馬來西亞(第23名)、韓國(第26名)及中國大陸(第27名)。
台灣整體排名退步1名,造成排名退步的主因,是基本需要項目,較去年下滑1名至15名。創新及成熟因素項目,台灣進步2名,排名15,效率強度項目維持排名16。可以想見,在其他項目進步之下,整體還是退步,可見得基本需要的退步影響有多大,但是民進黨政府毫不以為意。我們看看基本需要下的四項指標,退步最多的是基礎建設,由13名退步到16名,主要是港口、航空運輸等基礎建設以及電力供給品質排名下降,其中電力供給品質,因為民進黨政府意識形態操弄下反核,停止核電廠運作,造成台灣缺乏穩定電力供給。
國際評比稱台灣的基礎建設落後,但是台灣仍然熱衷於爭取舉辦國際比賽,這真是眼望遠方的彩虹,一腳踩死了腳邊的玫瑰。不先把台灣經營好,又如何能夠有足夠的資源,爭取國際賽事,讓台灣立足於國際?民進黨政府才剛剛由立法院通過的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其中甚至沒有幾樣與電力設施有關,與交通有關的多是軌道建設,這些軌道建設與台灣的基礎能力關係也不大,花大錢搞假的前瞻基礎建設,又花大錢舉辦地位不高的國際比賽,這樣的政府真不知在想些什麼?
民進黨的市長,在桃園爭取世中運,說穿了,還是選舉政治,利用舉辦運動會,分配資源給支持者,收買民間,鞏固民進黨執政。並藉以在國際間宣傳台灣,為漸進的朝台灣獨立方面行進,提供論述的基礎。對民進黨來說,從來體育就不是體育,一切只有利益以及政治。

從八十年代的美國機密檔案看美中台關係|高靖

文/高靖

一份解密的美國政府機密檔案當中,記錄著1980年代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李潔明與中國駐美公使冀朝鑄兩人在華府的不公開會面,中國外交官員與美國涉台事務主管,雙方對談台灣問題,雙方對於兩岸統一多所分析,李潔明提醒中方,台灣人天性多疑,心胸狹窄,又很現實,一定要有耐心,不能操之過急。面對冀朝鑄不斷質疑美台軍售,李潔明說明,軍售台灣是為了台灣的穩定與信心,是促成平衡的一部分。李冀兩人的會談,雖然只是美中台三方外交歷史的一個過往,卻也顯示美方雖認知到有台獨問題,卻依舊認為兩岸中國人可以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美國與中華民國多年的外交關係,隨著冷戰情勢的轉變,1970年代開始,美國逐步將外交重點轉向北京,冷淡台北,這場外交變局歷經三任美國總統,終於在卡特總統任內,完成與北京建交,台灣當局雖早有掌握,早已開始各方因應,但最後美方只在正式建交前七小時,透過駐華大使館告知蔣經國總統,仍然讓台灣當局非常不滿。
失去美國外交關係後,美國成立美國在台協會,台灣成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這是採取日本斷交後的模式,成立兩個非官方機構,進行雙方非官方的互動,多年後,美國早已放寬由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方進行外交交涉,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與台北當局的官方互動,也放寬許多限制。
不過,美中雙方早在1980年代建交後幾年,就開始共同討論台灣問題,雖然雙方多有歧見,美方將台灣的許多訊息透過對話管道傳達給大陸,也有讓大陸修正某些錯誤的對台見解,美方也對兩岸統一問題,剴切地希望大陸要保持耐心,謀求兩岸的和平與穩定。
李潔明從台北回到華府後,與冀朝鑄偶然碰面,雙方是舊識,彼此都表達出希望共同討論台灣問題的想法。兩人的不公開會面是1983年6月7日,在白宮國安會主管中國事務的羅大為私宅裡進行(羅大為後來擔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李潔明在事前,曾向國務次卿伊格伯格、助理國務卿伍佛維茲、國安會西格爾等人徵得同意後,才安排這場會談,主題只有台灣問題。
當時美國剛與北京建交沒有幾年,中美簽署八一七公報後一年,台灣正處在相當艱困局面當中,蔣經國總統健康情況也不佳。冀朝鑄在會談時,對李潔明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蔣經國情況與繼承問題。
李潔明說,蔣經國身體很衰弱,但是心智很堅強。從最近王昇(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調閒差聯訓部主任)下台,可以很清楚的認識到,蔣經國增強了科技官僚(指孫運璿、李國鼎等人)的力量。王昇的調動是經過精心安排,與其他五位軍方人事一起異動。冀朝鑄對李潔明的說法,感到非常驚訝,他認為王昇當時訪美後(美國中情局安排王昇訪美,蔣經國在王昇訪美前,早已對王昇行事作風,有許多意見,兩人雖是多年長官部屬關係,蔣經國仍拔除王昇軍權),應該是有機會擔負更有力的角色。
從冀朝鑄的認知,顯示大陸方面對台灣國府內部的政治情勢,掌握的不夠精確。只看到浮面的現象,完全不知心思深沉的蔣經國到底對身邊的部屬,早有許多觀察與判斷。
李潔明提到1980年代台灣知名的陳文成案,冀朝鑄認為王昇是幕後黑手,李潔明提醒冀朝鑄,陳案發當時的台灣警備總司令是汪敬煦。不過,李潔明沒有對陳文成案提出任何判斷。
李潔明也對冀朝鑄透露,克萊恩(曾任中情局駐台北站長,深獲兩蔣信任)與陳香梅(陳納德遺孀)兩人介入兩岸統問題。李潔明認為,在時機還不成熟下,想要加速推動這件事情,有時候會傷害到自己。冀朝鑄聽到克萊恩介入兩岸統一問題,非常驚訝。李潔明建議冀朝鑄可以詢問大陸的安全單位,就可以了解到相關背景。
陳香梅藉著陳納德的淵源,與台灣當局一直保持良好關係,與美國共和黨也有很好的關係。美國與北京建交後,陳香梅曾訪問大陸,與鄧小平會面,又來到台北與國府當局碰面。不過,1980年代當時,陳香梅對國府的影響力,其實沒有外界想像那麼大,郝柏村在參謀總長八年日記當中多有記載。
李潔明與冀朝鑄討論兩岸問題時,不斷引用台灣過往的歷史,希望冀朝鑄理解台灣社會的特性。李潔明說,台灣的情況是很脆弱的,因為台灣人生性多疑,心胸狹窄,又很現實,如果推動的太急促的話,可能反應會很激烈。他向冀朝鑄說明台灣在清朝時代發生過林爽文事件,日據時代也有抗爭,以及國府來台後的二二八事件。歷史上台灣人很多是海盜與戰士,他們以先驅者的精神往前進。
當時美麗島事件發生不久,冀朝鑄認為這是台獨玩過頭,讓國民黨有藉口下重手。李潔明說,造成這起暴亂後面的激情與動機,才是令人感到憂心的。他在台灣各處旅行,接觸許多台灣人,他們對統一沒有熱情,只想保有台灣的個體性。
早在1983年當時,李潔明提到的台灣人想保有台灣的個體性,對兩岸統一沒有熱情,似乎到了2017年的現在,這些曾讓李潔明憂心的問題仍然存在。
冀朝鑄的妻子有親友在台灣,冀朝鑄認為,台灣的族群關係,因為互相通婚與相互接納,現在應該比較緩和了。李潔明舉了魏鏞(行政院研考會主委、二屆國民黨立委)的研究說明這個問題,他表示,魏鏞曾透過8000人的民意調查,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魏鏞的結論支持冀朝鑄妻子的看法。
但是李潔明也提出了一些現象,譬如台灣申請美國簽證的人數增加,台灣持有綠卡的人也越來越多,證明外省人與本省人雙方的摩擦仍然存在。
李潔明稍後又提到台灣人是現實主義者,許多台灣人持有綠卡,這也包括那些權貴階層人士。某些精明的綠卡持有人回到台灣,參與台灣的建設,這些經驗老到的經理人,技術人員,在新竹科學園區創造的許多成功的公司。冀朝鑄說,許多台灣留學生不回台灣,李潔明推測大約有八成的留學生不回台灣,不過,他認為自己的評估可能不太準確。
在八一七公報後一年的時空下,冀朝鑄在談話過程中,多次對李潔明質疑美台軍售問題,這會影響大陸與美國的關係。冀朝鑄說,他支持穩定的台灣,大陸對台灣沒有威脅,福建都已經改為商業區,台灣其實不需要美國軍售。李潔明向冀解釋台灣的情況,他說,軍事與安全的力量,是促成平衡的一部分,不能夠激烈地減弱。總有一些台灣激進份子會在激烈的改變當中獲利,某些台灣激進份子正在美國,需要很小心的打交道。
對於所謂的台灣激進份子,李潔明特別點出許信良。李潔明事後說,冀朝鑄聽到許信良的名字時,顯得尷尬,因為當時某些徵候顯示,大陸正在接觸許信良。
對於兩岸統一,冀朝鑄說,他是樂觀主義者,他相信事情到頭來都可以獲得解決。李潔明說,他也是樂觀主義者,但是技巧與耐心是不可或缺的。他相信最終中國人可以自己解決它們之間的問題。
冀朝鑄又對李潔明問起台灣的駐美代表錢復,李潔明說,錢復聰明,積極進取。就他所知,錢復是個遵守規則的人。冀朝鑄說,錢復來美,是否因為將來要當外交部長。李潔明輕鬆地告訴冀朝鑄,同樣身為中國人,冀朝鑄應該能理解,錢復是為了兩個小孩的教育問題,這是錢復來到美國的原因之一。
冀朝鑄問李潔明,美方是否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有他們兩人類似這樣的會面,李潔明說,這很有道理,但他把這些事情留給他在華府的朋友來做。對於美國宣布與台北斷交時,派出副國務卿克里多福到台北說明,遭到反美示威,冀朝鑄認為幕後是錢復主使。李潔明說,錢復是個行政官員,執行者,但不是個指導者。冀朝鑄對錢復的誤解,再次顯示大陸官員不理解國府在台灣的運作,對於錢復的為人行事,也欠缺認識。
冀朝鑄,中國駐美大使是否有可能與錢復見面。李潔明表示,最好順其自然。冀朝鑄說,他隨時都願意見北協的人,但對方總是逃避。李潔明建議冀朝鑄,這種事情最好不要強迫,根據他的經驗,如果台灣人被逼得太緊,他們通常都會避開。李潔明告訴冀朝鑄,其實兩岸早有接觸,只是採取不同的模式,當時就是透過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進行了某種兩岸接觸,國民黨祕書長蔣彥士親身參與這件事情。
兩人結束交談時,兩人分別用了一句成語作為結束。冀朝鑄說,夜長夢多。李潔明說,守株待兔。兩人同時相約當年秋季再見。
冀朝鑄的夜長夢多,在歷經三十多年後今日的兩岸關係看來,頗為神似。李潔明的守株待兔,也似乎是隱約指涉對兩岸統一要有有耐心等候的傻勁。而在兩岸力量對比消長的現在,守株待兔似乎也能夠成為現在兩岸關係的某種寫照

孫立人冤案見證逝去的混亂民國時代|高靖

文/高靖

1955年的孫立人案,台灣當局已經為孫立人翻案。孫立人過去也許無反逆之心,可是許多事情身不由己,不免讓孫立人遭到蔣中正猜忌。從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可以發現,早在1949年當時,孫立人經常向美方抱怨被綁手綁腳,工作不順利。李宗仁代總統曾意圖拉攏孫,藉孫推翻台灣省主席陳誠。台獨團體希望藉孫發動政變,將台灣交美國或聯合國託管,美方內部曾有向國府施壓換掉陳誠,由孫立人接任的想法。這些情況都讓孫立人受到政府懷疑,當台海情勢穩定後,立刻受到政治迫害。
國府遷台後,美國對國府關係冷淡,為了拉攏美國的政治關係,國府無奈,只好重用政府內部親美人士,當時國府先給了孫立人一個台灣防衛司令的頭銜,接著安排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接任台灣省主席,希望藉著孫、吳兩人改善對美關係,爭取美國援助台灣。
孫立人是抗戰時期滇緬戰場名將,聞名中外,但是孫立人在國共內戰後期,從東北來到台灣,孫立人在台灣鳳山負責訓練新兵,由孫立人訓練的201師,後來在金門戰役當中,是最初與登陸共軍發生戰鬥的部隊。孫立人後來升任台灣防衛司令,在政府遷台後隔年1950年,改任陸軍總司令。
國務院檔案顯示,那些對台灣的未來抱有野心的人,都想方設法拉攏孫立人,或者想藉孫立人的兵力,在島上發動政變,推翻陳誠。孫立人自己也經常向美國人抱怨,他不受國府信任,指揮不動部隊,或者給養不公平,他的部隊都是拿到比較差的裝備。
就在南京失守後,共軍攻入上海前夕,1949年5月9日國務院的檔案顯示,美國在台北的領事館告訴國務院,孫立人對美方表示,經過與陳誠及多位軍事指揮官的一連串會商,他仍然無法解決許多重要的問題,更無法控制海空軍。孫立人雖然獲得增加陸軍的薪餉,也獲得允諾任命他擔任台灣地面部隊的指揮官。可是這個地面部隊指揮官的任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陳誠自己就決定了澎湖要派遣李振清擔任司令官,上海撤退下來的部隊,也不會交給孫立人指揮。警備部隊的兵力,也不歸孫立人指揮。
根據國務院檔案的描述,孫立人當時對時局灰心,他認為台灣會與大陸一樣,因為內鬥、缺乏組織而失敗,不是因為有外部敵人失敗。現在沒有任何軍民協同的計畫,而且一切都太遲了。
美駐台北領事館6月3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擔任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彭孟緝說法,從上海52軍、54軍、99軍來的5萬名官兵,將無限期停留台灣,接受他的指揮。領事館武官分析,因為彭孟緝新增的兵力,將使他的地位優於孫立人,孫立人因此退居到後面。
孫立人在1949年9月被任命為台灣防衛司令,他卻向美國人抱怨沒有實權。國務院1949年9月15日檔案顯示,孫立人說,他沒有足夠的補給與支持,有時候是根本沒有補給。他依賴陳誠提供所有的裝備,但是當他要求裝備給養時,陳誠不是迴避這個問題,就是推託說將來的會議會討論這些問題,要不然就是告訴孫立人,沒有錢,假如孫立人需要這些裝備,他必須自己想辦法。
孫立人批評陳誠犯了過去一樣的錯誤,陳誠沒有從過去不幸的經驗當中學到教訓。台灣的防衛力量不夠,他無法從陳誠那邊拿到足夠的裝備與經費,而陳誠居然告訴他,時間很充足。孫立人說,其實時間已經不夠了。
孫立人向美方預測共軍攻陷廣州後,有一半的機會會攻打台灣,廣州可能在雙十節後失守(共軍在10月初攻入廣州後,10月下旬攻打金門)。孫立人說,台灣實際上沒有任何防衛,島上30萬部隊,最多不超過6萬人是戰鬥部隊,共軍可以在一天內集結20萬人,1000條舢舨攻打台灣。
孫立人對時局滿腹牢騷,抱怨不停,金門戰役結束後不久,1949年11月11日,國務院檔案顯示,一份美國領事發給國務卿的電報中指出,孫立人身為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不滿沒有獲得擔任東南軍政長官的陳誠所給予完全的合作與授權。如果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沒有同意,他沒有權力更換能力不好的軍官,他被迫留用一些不服從與無能的軍官,弱化了他的組織。大部分的情況下,他收到的給養,都是次等的,最好的物資都給了其他指揮官。他的部隊缺乏足夠的裝備與毛毯。
國府在金門與登步島締造難得的戰績,孫立人非常不以為然,孫立人對美國人批評,這兩場勝利讓某些軍方高級將領與官員犯了大頭症。這份電報也提到,孫立人兩個月前曾向美方抱怨,他要修建沿岸的防禦設施與碉堡,向陳誠提出物資的需求,但是遭到陳誠拒絕。
這些從台北的美國領事館發回國務院的電報,記載著許多孫立人向美國抱怨陳誠與國府當局的內容,當時礙於許多外力因素,國府仍是重用孫立人。
孫立人在1949年當時真是各方拉攏的對象,台獨希望藉孫立人政變,把台灣交給美國或聯合國託管,代總統李宗仁更是多次對美方提到,要拉陳誠下台,如果陳誠不走,就要請孫立人趕陳誠下台。早在1949年2月18日,蔣中正總統宣布引退將近一個月後,李宗仁在南京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他希望指派孫立人擔任台灣省主席。3月6日,台北美國領事館給國務院電報稱,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符合美國的利益,建議國務院下令司徒雷登鼓勵李宗仁盡快撤換陳誠,以孫立人取而代之。
共軍攻入南京後,政府遷廣州,1949年4月27日自廣州發給國務卿的電報,引述李宗仁幕僚邱昌渭與甘介侯的說法指出,粵系將領張發奎、薛岳、余漢謀聯手反蔣,何應欽也加入他們。當前困難與最急迫要解決的問題是除去陳誠,他們相信孫立人指揮台灣的軍隊,可以除去陳誠。29日美國大使館發自廣州的電報,引述邱昌渭說法,為了控制台灣的資源,協助李宗仁能夠成功,要藉由薛岳(與陳誠私交甚篤)向陳誠說項,希望陳誠考量他個人與中國的最佳利益下,能夠轉向支持李宗仁,如果無法說服陳誠,那就要出動更強烈的手段除去陳誠。電報當中分析,邱昌渭可能還沒有接觸孫立人,但是他們有信心獲得孫立人的支持。
這些將領希望藉在台灣的孫立人除去陳誠,主要原因是蔣中正雖然下野,但是仍然幕後指揮軍隊,將中央銀行的黃金搬運台灣,使得李宗仁欠缺與共軍作戰所需要的資源,更無法有效指揮部隊。李宗仁多次希望蔣中正放手,但沒有得到蔣中正具體回應,李宗仁才會與粵系將領聯手,希望能夠藉孫立人在台灣的兵力,把效忠蔣中正的陳誠除去,這樣一來,李宗仁就能夠控制已經運送到台灣的黃金。
國府內外,外有共軍步步進逼,國府軍隊毫無士氣,缺乏戰鬥意志。內部又有反蔣與擁蔣兩股勢力不合,在這種混亂局勢下,蔣中正在1949年4月告別浙江奉化溪口的家鄉後,就在台灣與大陸間來來去去,指揮調度,對於孫立人的牢騷不滿,以及反蔣人士對孫立人發動政變的期待,豈可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礙於對美關係,只好多所隱忍,以顧全大局。
1949年12月15日自香港發給國務院的電報,是避難到香港的駐中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報告劉安祺的部隊撤往台灣,師樞安認為劉安祺效忠蔣中正,這個調動是蔣中正用來牽制孫立人在台灣獲得權力。孫立人當時已是台灣防衛司令,在美國外交官眼中,蔣中正卻是毫不信任孫立人,要從外面趕運部隊到台灣,以平衡孫立人的力量。
台灣度過驚滔駭浪的1949年後,蔣中正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陳誠也升任行政院長,陳誠在3月15日的日記當中記載,晚,周至柔、彭孟緝,談匪諜案涉及孫立人之私人女秘書與左右人員,決定請孫來台北,告以證據,使其明瞭,以免誤會。隔天日記記載,晉謁總統,決定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17日日記記載,郭寄嶠來晤,談及孫立人之幼稚及防衛司令部內部之複雜情形。18日日記記載,早,闕漢騫報告,劉安祺等見總裁,說孫立人缺乏思想中心。
陳誠日記當中有關孫立人的記載,顯示即使早在1950年就已明知孫立人身旁有匪諜,台灣防衛司令部內部情況複雜,陳誠仍然決定起用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至於後來以匪諜案牽連孫立人謀逆的案件,那已是1955年孫立人卸任陸軍總司令之後的事情了。顯示孫立人與當局的關係,在這段期間不斷惡化,在國府當局滿懷疑慮猜忌的情況下,孫立人遭禍,不過是時間早晚,孫立人案發生時,孫立人早無實際兵權,但是仍舊遭到軟禁,直到蔣經國死後,副總統李登輝繼任,政府才開始平反孫案。
從國務院的檔案顯示,雖然許多反蔣人士,甚至台獨人士都想藉孫立人的力量,在台灣發動軍事政變,美方也對孫立人很有期待,認為他可以取代陳誠,但是孫立人心裡究竟有沒有動過絲毫的念頭,恐怕已無從確知,曾有顯赫戰功的孫立人晚年遭軟禁,是他個人一生的悲劇,孫立人的晚年也印證那個逝去的混亂時代,無論你的權位高低,都可能在詭譎的氣氛下,因為掌權者的疑懼受到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