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仰賴美國的安全維護非常脆弱|高靖

文/高靖
台灣安全,除了自身的軍事與政治力量之外,幾乎全部倚靠美國力量的保證。但是台灣要認清,在與美國的關係當中,台灣究竟是怎樣的地位,美國有其自身的國家利益,當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台灣的利益有所衝突時,台灣會被放在什麼樣的地位當中呢?簡單明瞭的事實是,當美國需要台灣,就會拉攏,當美國不需要台灣,台灣可能被犧牲。

台灣在美中台三方的關係當中,始終沒有看清的是美國真正的立場,在歷史過程的彼此消長過程中,華府與北京雙方的利益太大,遠遠超過美國與台灣的利益,台灣早就變成美中國際權力博弈的籌碼,而不是三角關係的一角,因為不存在三角關係,只有美中雙邊關係,台灣是處於這個關係之下,雙方都要運用的籌碼,台灣若以為可以親美抗中,就未免太天真。

我們想想越戰的教訓,南越與北越之爭,從法國勢力退出中南半島,南北越分裂開始,美國介入法國留下的真空狀態,十年之間,美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五十萬的美軍駐防,但當美國與北越簽署巴黎協定後,美軍撤出越戰,等於是放棄了南越,南越在沒有任何美國援助的情況下,1975年4月土崩瓦解,南北越統一。

美國曾經在越戰動用各式尖端武器與高科技,美國國內不惜動用選兵制,將美國役男送往越戰戰場,這樣的安全承諾,那要比過去台灣所享有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還要更真切,越南周邊國家泰國、菲律賓、中華民國都成了支援美軍越戰的基地,韓國還派遣了兩個師與駐越美軍協同作戰。可是美國國內政治風向轉變之後,美國立刻放棄支援南越,甚至為了解決越戰問題,加快了美國與中共秘密接觸的腳步,間接促成華府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反而在外交戰場上因為越戰間接受到傷害。

就在越戰高峰之際,美國希望與中共方面恢復接觸。我們從美國國務院公開的檔案當中,可以看到一份文件。1969年11月21日,美國白宮國安會幕僚何立志 John H. Holdridge提交了一份備忘錄給當時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季辛吉,這份備忘錄提到美國國務院有意取消美國海軍在台灣海峽的巡邏,以促成中共恢復華沙會談。國務院認為調整美國海軍出現在台海船艦的情況,用以滿足中華民國政府的需求,中共方面可能不會那麼快發現這個美國海軍巡邏台灣海峽的改變。為了確保蔣中正總統,我們每個月調整15艘船的路線,經過台灣海峽,用來彌補取消巡邏台海。

這個備忘錄說明了一個事實,台灣的安全議題,可以成為美國與中國大陸對話的籌碼,這在過去已經發生過,在未來,也不表示不會再發生,端視美國當下的利益為何。

有關巡弋台海的任務,美國海軍從1950年韓戰爆發後,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派出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巡弋。美國海軍在台灣海峽巡弋,一方面是確保共軍不會渡海攻擊台灣,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阻止國府攻打大陸。當時美國的策略是台海中立化,這是為了避免在韓戰進行的同時,台海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演變成不可收拾的世界大戰。

美軍巡弋台海二十多年,直到美國面對越戰的困難,與蘇聯的艱困鬥爭,開始有了不同的戰略思考,思考調整這項攸關台灣安全的政策,藉以拉攏北京的關係。

其實華府與北京多年來在東歐波蘭的華沙,持續秘密接觸談判,但是後來談判中斷,為了重啟談判,美國想盡辦法,其中一個策略,就是取消美國軍艦在台海巡弋。當時,對台灣的國府當局,美方提出取消美軍巡弋台海的理由,是因為預算不足問題,所以要取消這項美國海軍的任務,但這是扯謊,真正的理由,只是美方為了討好大陸,希望取消美軍在台海的巡弋,誘使大陸恢復雙方的華沙談判。

從1969年這時開始的發展,後來季辛吉經由巴基斯坦密訪大陸,安排尼克森總統出訪中國,到美國決定與北京建交,台灣顯然在華府與北京的關係當中,被當成了籌碼一樣的地位。美國不惜取消巡弋台海的安全任務,用以討好北京方面,爭取雙方改變關係,台灣對於自己的地位,必須要從這個歷史的考察當中,真真切切的認識清楚。

即使在冷戰還沒有開始之前,在二次大戰末期,美國已經注意到台灣優越的地理位置,與琉球群島、菲律賓成為一個天然的防線,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傳出的台灣主權未定,是因為對國民黨政府能力的不信任,想要讓美國有合法的地位,可以介入台灣問題,以免台灣淪為共黨控制,危害到美國的戰略利益。即使在韓戰期間,美國也表達出台灣根據開羅宣言,應該歸屬中國,但美國不希望台灣被有敵意的一方控制,美國對於台灣安全問題的根本立場,從一開始,也始終就是以美國戰略利益為最優先考慮。

其實在中國近代史上,美國主張對華採取門戶開放政策,不允許列強瓜分中國,這個政策對中國友善,但其實還是符合美國反對帝國主義,又兼顧美國商業利益優先的政策。美國支持中國抗日,除了是美國人對中國人存有浪漫的情懷,更多的是,中國可以阻止日本侵略擴大,影響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美國在抗戰末期,甚至派人親自訪問延安,要與共黨軍隊合作,提供給養,由共軍支援搜救日本占領區內的美軍飛行員,這些作為都是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慮。

美國必然要考量自身的利益,當國際局勢進入1970年代,台灣在美國更大的國際戰略利益之下,就顯得微不足道。美蘇長期的對峙,美國有了新的思考,不把國際共產勢力看作是團結的個體,而是將莫斯科與北京有所區分,要藉北京逐漸與莫斯科加大的矛盾,轉化為對美國有利的戰略利益,當華府思考發展北京關係時,台灣是最棘手的問題,起初美國還會思考,如何開展中國大陸的關係,又能兼顧妥善處理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但是就在國共雙方長期彼此不退讓之下,美國捨棄了台灣,遷就了大陸。

當然,華府與北京建交後,台北當局透過美國國會制定了台灣關係法,確保了美國對台灣安全的義務,但是這個法律有很大的模糊空間,台灣關係法的出現,其實也是美國內部各方勢力的現象反應。美國有親中派,藉中國力量助美國與蘇聯鬥爭,八一七公報對台灣的傷害,無非就是過度拉攏中共使然。當然也有支持台灣的力量,才會在八一七公報同時,又弄出了非正式的六項保證,八一七公報與六項保證兩者在精神上是互相矛盾的,但這也是美國內部政治不同派別所產生的結果。台灣要在這種派別當中找到空間,可以增加自己生存的力量。但是在1970年代到1980年之間,美國為了冷戰的緣故,快速地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因為那時的中國,尚沒有足夠牽制美國的力量。

可是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推動市場經濟後,大陸的力量與日俱增,時至今日,已經造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優勢,受到了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逐漸失去了過去的行動自由。美國後來採行的重返亞洲,無非就是發現北京力量壯大,昔日合作的友善氣氛已經轉變成戰略利益的對立氣氛。現在美中矛盾的氣氛,就讓台灣方面有許多人認為出現了了可以運用的空間,外界沒有理解的是,美中是對抗與合作兼容,美國的環太平洋演習已經邀請大陸參加,這個舉動無非是將大陸定位為盟友,而不是有敵意的對手,才會邀請大陸參加這項演習。

美中雙方是鬥而不破的關係,雙方為著彼此的利益,在亞太地區競爭,也在國際社會競爭,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就是要擴大大陸從亞太區域當中,把影響力擴張出去,這個擴張若損及美國利益,又必然會遭到美方的阻擋。台灣在美中競逐的過程中,的確會有小小的空間,可是這不會改變台灣的基本情況,就是美國仍然信守兩岸問題必須由兩岸中國人用和平方式解決,美國不會支持台灣獨立,美國不同意台灣的法理台獨,這個基本立場無論美中關係好壞,始終是維繫著,因為美中關係的維護太重要了。台灣安全要靠美國屏障,在某些時候這是存在的,但美國靠不住,台灣必須自己面對兩岸關係,自己尋求政治解決之道,如果只想憑藉美國力量對抗大陸,最終就會淪為南越的下場,當美國變臉的瞬間,就是覆滅淪亡的時刻。

馬英九吳敦義紀念抗戰立場反覆|高靖

文/高靖

今年7月7日是七七盧溝橋事變八十周年紀念,中華民國政府因為目前由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沒有規畫任何官方的紀念活動,這是民進黨切割中國歷史的必然,早在意料之中,國民黨以在野黨身分要自行舉辦紀念活動。不過,大家別忘了,不過就是幾年前,2015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國民黨執政的馬英九政府,甚至沒有規畫任何紀念活動,沒有編列一分一毫預算,迫使軍方挪用訓練預算舉行紀念活動,馬英九在各方壓力下,勉強在軍方內部辦了一場不對外公開的半吊子紀念活動,同樣一個國民黨,對於抗戰卻是兩種態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民進黨走親美媚日的外交路線,對於沖之鳥礁的爭議,不敢據理力爭,放棄對釣魚台的主權申索,當然更不願意舉行任何有關紀念抗戰的活動,以免觸及日本的敏感政治神經。民進黨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其實只從1949年來台開始,那些發生在大陸的事件,民進黨政府一概沒有興趣,也是要極力切割的地方,這就是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努力,這樣才能在思想上,為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法理台獨,進行準備。

國民黨對抗戰反反覆覆的立場,真是神奇的很,2015年中國抗日勝利八十周年,北京方面老早就規畫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那年北京的九三大閱兵,更成了全球華人矚目的焦點,曾經擔任國民黨榮譽主席的連戰,參加了這場盛大的閱兵典禮,卻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口誅筆伐。

2015年當時的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楊偉中明指出,對日抗戰是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領導,國民黨絕對堅持民主價值、台灣主體及抗戰史實的立場,對於連戰在中華民國軍人節的同日,仍出席對岸的閱兵儀式,深感遺憾與不解。楊偉中的發言,是受到馬英九的同意,批判連戰紀念抗戰的立場,就是當時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的政治立場。

馬英九政府並不重視抗戰紀念活動,否則就該在2014年先編列相關的紀念活動預算,但是馬英九政府有關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活動,一毛錢預算都沒有編列,才會造成2015年舉行的紀念活動十分寒酸。

馬英九不願意紀念抗戰,其實與馬英九慣有的政治投機有關,馬英九與民進黨一樣,都希望拉攏日本,但是馬英九年輕時參加過保釣運動,寫過釣魚台的論文,馬英九2008年就任總統後,有關對日工作方面,念茲在茲的,都是向日方說明馬英九不是反日人士,駐日代表處利用任何可以運用的場合,就是要向日方溝通,馬英九不反日。馬英九十分害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完全忽視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這件大事,絲毫不想舉行任何紀念活動。

這時碰到北京的中共當局要大規模舉行紀念抗戰勝利活動,這就牽動了兩岸敏感神經,包括郝柏村等老將在台灣,不斷對馬英九施壓,由於涉及兩岸關係的變化,被打鴨子上架的馬英九,才勉強同意舉行紀念活動,可是政府預算早經立法院通過,當時沒有編列這些紀念活動的錢,只好在政府部門當中東挪西湊,紀念抗戰勝利規模較大陸小很多,變成只是國防部的事情,其他部會都不願意碰觸,交通部甚至警告政府,宣傳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會影響日本觀光客來台的意願,以至於宣傳紀念活動的文宣品都遭到交通部杯葛,無法放在車站與機場等地,原因只有一個,怕得罪日本觀光客。

台灣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規模小,也沒有引起一般民眾的熱情,因為在台灣的歷史課本當中,早已經在台獨人士的操弄下,把抗戰歷史淡化,一般青年學生並不重視理解這段重要的中國近代史事件,沒有理解歷史,又如何能夠對紀念活動產生認同與熱情?加上馬英九政府只是用一種敷衍心態紀念抗戰勝利,應付了事,自然是草草收場,沒辦法與北京的紀念活動相比,成為一件重大的國際活動。

2015年的國民黨政府,絲毫不想紀念抗戰勝利,2017年在野的國民黨,卻要紀念掀起八年抗戰開端的七七盧溝橋事件,不過兩年的時間,同一個黨,怎會有兩種思維?其實現在的國民黨無非是藉著這個活動,先凝聚部分支持者的力量,因為這些國民黨堅定的支持者,前幾年因為不滿馬英九過分遷就與討好民進黨,對選舉冷漠,要給國民黨教訓,才會出現國民黨選舉大敗的慘劇。

馬英九政府重用台獨人士,討好民進黨,又藉年金改革之名,修理退伍軍人比民進黨還要凶狠,加上馬英九操縱司法機關,發動馬王政爭,造成國民黨內部分裂,使得執政的國民黨勢力,在短短年之間,土崩瓦解,選戰連戰連敗。現在剛當選國民黨主席的吳敦義,雖然還沒有就任,但是幕後下指導棋,推動國民黨紀念抗戰,無非是要重新整理局面,把馬英九得罪的支持者逐漸找回來。

吳敦義是馬英九2012年競選連任時的搭檔,吳敦義本來擔任行政院長,因為勇於為國民黨政府政策辯護,聲勢不錯,馬英九當時因為過度討好民進黨的關係,許多支持者都不願意繼續支持馬英九,馬英九選情看跌,馬吳搭檔後,讓馬英九有驚無險地勝選。吳敦義對於馬英九的許多措施,多持保留態度,馬英九方面則把吳敦義當外人,馬王政爭是在最後時刻,吳敦義才獲知。

吳敦義有多年選舉經驗,他在政治上的思考,應與馬英九有所不同,紀念抗戰一事,顯然也是某種政治操作,一方面重新整頓支持者,另一方面,紀念抗戰無非是對中國歷史的回歸,這在兩岸關係的論述方面,符合一個中國的主張,吳敦義競選黨主席過程當中,在兩岸關係的論述方面,並沒有任何特殊論點讓北京方面增加信賴,後面還有馬英九死而不僵,不斷希望吳敦義延續他過時的兩岸論述,吳敦義這時推動紀念抗戰,也算是一個小小的開始,表演給北京方面看,他沒有遺忘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痛的一場戰爭,希望藉此慢慢重新建立國共兩黨的對話。

吳敦義因為卸任副總統的身分,即使想以黨主席身分訪陸,都可能受到民進黨政府的杯葛與阻擾,藉著這場紀念盧溝橋事變的活動,吳敦義等於是表態他的立場,再慢慢爭取雙方直接對話的空間。

紀念抗戰看來是歷史事件,但是國共內戰兩岸分裂以來,大陸多所忌憚,對於抗戰往往避開國民黨政府的貢獻,國民黨在台灣也只談重慶政府的抗戰,結果兩岸長期以來,都沒有完整的紀念抗戰歷史。近幾年來,雙方已經慢慢能夠改變立場,把紀念活動當成是一個共同歷史的事件,譬如大陸許多抗戰紀念館,過去太偏重中共在北方的抗日游擊活動,後來也派人到台灣收集國府抗日的資料,改善大陸的紀念展覽內容,上海的四行倉庫加以修復,按照舊時模樣修建,許多上海人根本不知道過去可歌可泣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故事,但這幾年來四行倉庫舊址恢復原貌後,這段國府抗日歷史也慢慢為人所知,而非僅只是延安抗日。

台灣官方出版品中,有關抗日犧牲將領,幾年前曾把共軍將領左權列入,對於共軍發起的戰役,也列入歷史當中,這是個新的發展,當兩岸可以用健康的心態,紀念抗戰歷史,才有可能有平等正常的政治對話。

不過,現在台灣是民進黨執政,兩岸對話因為民進黨不承認一個中國而中斷,在野的國民黨其實有相當大的揮灑空間,一如2005年連戰率領國民黨到大陸的破冰之旅,開啟了國共內戰後,幾十年來第一次雙方領袖的直接對話,也讓兩岸關係進入新的階段。

吳敦義紀念七七事變,肯定是一個作態,這是給支持者,給對岸表態,國民黨在2016年大選慘敗,失去執政權,丟掉國會多數黨席次之後,需要重新站立起來,兩岸關係的重新開展,其實是吳敦義帶領國民黨重新站起來的一個很好的契機,而紀念抗戰,這不僅可以把馬英九畏首畏尾的無能姿態去除,也可以讓國共兩黨的兩岸對話,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畢竟國共兩黨在那個時空間下,分別對於抗戰有不同的貢獻,幾十年過去之後,爭論究竟是誰主導戰爭,有何意義,重要的是,這是一場中國人團結對外的戰爭,中國人的團結,才是紀念抗戰的主要意義。

吳敦義帶領國民黨紀念盧溝橋事變,是一個開始,吳敦義能否擺脫馬英九時期的偽善姿態,以真誠的心情紀念抗戰歷史,紀念抗戰不僅只是推動兩岸重新對話的開始,更要與台灣內部進行思辯,因為二次大戰時期的開羅宣言,讓台灣從日本殖民地回到中國的版圖,這一個共識也是受到美、英列強所認可,台灣與中國不是兩個不同區域,它們本該歸屬於一體,只是因為許多歷史偶然的因素,造成今日分裂的局面,如果紀念抗戰的同時,不能與台灣內部進行對話,那麼這個活動的意義就減損了一大半。

別被美台軍售沖昏頭美國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高靖

文/高靖
美國政府宣布對台出售14.2億美元軍售案,這筆龐大的軍費支出,又將成為台灣政府的龐大財政負擔,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第一次批准對台灣的軍售項目,包含了反輻射飛彈、JSOW以及其他電子相關設備與訓練服務,民進黨政府自然是大力宣傳。另外,很巧合的是,這次出售的大多是軍火商雷神公司產品。不過,這項軍售案,僅僅就只是美國與台灣穩固的軍事安全關係的落實,除此以外,多作解讀,其實毫無助益,美國賣軍火給台灣,更多是為他們自己利益的考慮,而不是台灣的安全。

美國對台灣到底有何意圖,其實很簡單,就是台灣優越的戰略地理位置,如果台灣落入對美國不友善勢力的控制,就會影響到美國在太平洋的行動自由,美國在目前為止,都不希望台灣落入敵對勢力的控制當中,即使從1979年雙方沒有協防條約以來,台灣在軍事上的意義,仍然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言,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也正是雙方儘管外交上受到嚴格限制,軍事交流部分仍然能夠保持一定能量,台灣若不是處於這個可以遏制北京向太平洋發展的地理位置上,美方又豈會在放棄外交承認後,還提供那麼多數量的軍事裝備給台灣,這不只是台灣關係法的法律義務,更是美國的戰略利益使然。

早在二戰日本投降之前,台灣的戰略地位就受到美國重視,美國曾經考慮派兵占領台灣,但因為發起攻占琉球群島的計畫,而跳過了攻占台灣,讓台灣免去了戰爭帶來的毀滅。戰後,東京的盟軍總部要求中國政府派兵到台灣受降,只是一時的權宜,尤其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院擔心國府的統治能力,希望由美國直接控制台灣,這個思考在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後,更進一步到美方接觸台灣人團體,希望透過台灣人發動台灣獨立運動,或者是國府將領在台灣政變,最後將台灣交聯合國或美國託管,這樣一來,美國可以暫時接管台灣,免除中共勢力進入台灣。

國共內戰時期,美國國務院有兩派意見,一是美國奪取對台灣的控制,一是考慮與中共建立友善關係,將中共拉到美國陣營來,不讓中共向蘇聯靠攏,拉攏中共的意見一度暫時居上風,因此,美國最後放棄對國府政治與軍事上的支持,靜待共軍擊敗國府軍隊,占領台灣,讓台灣回歸中國版圖,這一方面符合開羅宣言的精神,也可藉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表達對中共政權的善意。只是國府遷台不到半年,就在各方預測國府即將滅亡之際,1950年6月爆發了韓戰,中共出兵介入韓戰,打亂了美國拉攏中共的謀略。

美國國務院近年來公布了許多冷戰時期的機密檔案,其中有一份是1951年1月,韓戰爆發不久,國務院人士透過第三方安排,與大陸非共黨人士接觸會談兩次的會議紀錄,美方為了保密,當時連會議記錄當中三方人士的真實身分,都沒有寫在會議記錄當中,而是另外留下紀錄,沒有對外公開。

不過,從這份有關兩次美中雙方人士對話的書面紀錄上看來,國務院人士在討論台灣問題時,特別引用開羅宣言,向中方人士表示,台灣最後是要歸還中國。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介入台灣海峽,只有一個考慮。美國不希望台灣的位置,被用來對付美國。美國在韓國的行動,也有這個需要。美國身為二戰戰勝國,對台灣仍有部分的權利,直到日本和約簽訂為止。開羅宣言已經表達了美國的態度,但這不會自動構成領土的讓渡,我們被迫採取行動,是因為害怕被北京從背後捅一刀。美國希望台灣歸屬於任何一個不會用來對抗美國的中國政權。

國務院人士解釋美國的立場,如果中國政府的行動只為著中國人民的利益,台灣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是如果中國政府採取的行動,是基於莫斯科的利益,而目前看來也是如此,那麼如果期望美國同意台灣歸還給北京,那是不太可能的。

這是在中共介入韓戰不久後,所發生的對話,美國對於台灣的看法,顯然僅僅就是以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為優先考量,而不是台灣人民的利益,韓戰後,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協防條約,就是在政治上與軍事上, 支持在台灣的國府,這是中共介入韓戰的代價,可是美軍協防的範圍,僅限於台灣與澎湖,並不包括金門、馬祖、大陳等外島,這個原因就是美國要避免與中共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但又要確保台灣免於中共占領,破壞美國在西太平洋從韓國、日本、台灣、菲律賓等構成的防衛圈。

在安全問題上,美國與中華民國有了共同的利益,因此台灣獲得源源不斷的軍事與經濟援助,直到1978年12月16日,美國的戰略思考轉變,美國總統卡特決定轉移美國的外交承認,與北京外交關係正常化。美國與北京從1970年起發展關係,是在反蘇的背景下,透過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一舉將遏制蘇聯的前沿,從台灣推進到蒙古邊境,這就是所謂的打中國牌。

美國外交上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合法地位,但卻在台灣關係法的義務上,繼續供售台灣防衛性武器,只不過武器的種類取決於美方白宮與國務院的主觀認定,而非台北當局所提出的需求。這次川普政府同意供售的項目,絕大多數都是台北方面許多年來一直爭取的項目,直到美方認為台灣的確受到共軍威脅,才會同意出售某些項目,滿足台灣的防禦能力。另外這次也有商售MK41垂直發射系統的技術,其實台灣中科院研發垂直發射系統許多年,無法有所突破,只好向外採購技術合作,即便是研製成功,仍須造出新艦搭配,也還需要有類似神盾系統的支撐,這些在台灣都還不存在,美國同意供售,對台灣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實力提升。

說穿了,川普政府同意軍售台灣,與歷任美國政府一樣,都是在中美關係當中打台灣牌。川普剛當選,未就任前,曾接了蔡英文總統的電話,這擺明是刺激大陸,但川普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兩人在海湖莊園會後,所謂一個中國已經達成共識,白宮知道這是觸碰不得的敏感議題,所以國務院發布軍售新聞時,仍然要重提一個中國。非常有趣的對比是,民進黨政府感謝美國軍售台灣,卻絕口不提美國對台軍售符合一個中國這個看法,民進黨政府明明否定一個中國,對於美國口口聲聲的一個中國,不敢有任何意見,若說民進黨政府色厲內荏,一點都不為過。

台灣不該成為美國挑動大陸的籌碼,但是幾十年來,台灣就只是在美國戰略利益下,由美國政治力量高度影響的區域之一,軍售雖然只是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事,也僅止於軍事安全上的承諾,因為這符合美國的利益,台灣想要從這之外,爭取更多的政治與外交上的利益,其實相當困難,美國政府不是傻瓜,美中衝突若升高白熱化,美國不一定會鬥輸中國,但對美國絕對不利,對國際局勢穩定傷害更大。美方對台灣的支持,是有一定限度的,想在軍售以外,找到更多的利益,台灣可能會失望,美國不一定會為了台灣與大陸翻臉。

川普政府的第一次軍售台灣,其實只是驗證美國與台灣的安全關係依舊如常,沒有特別的變化。美中關係穩定對美國是很重要的利益,但川普政府也沒有不顧台灣關係法協助台灣防衛的承諾,還算顧及到基本的道義。但是台灣要理解,如非台灣優越的戰略地理位置,是不可能獲得美國的青睞,美國對台灣的友善,並不是美國人有多麼愛台灣人,而是在目前的環境之下,台灣還是不要讓中共拿去,是比較符合美國利益的思考。至於台灣,應該要早早認識清楚,只要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再次像是1978年當時那樣,出賣台灣,並不是不可能的,美中關係如果某時某刻又出現了變化,這次台灣就不是失去外交關係了,可能失去的更大。

北京當年決定出兵越南時,事先還向主動通報美方,美國基於彼此的共同利益,沒有表達保留意見,美中有三項公報,美台有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這當中某些精神是互斥的,八一七公報是要減少對台軍售,這與六項保證、台灣關係法,在軍售問題上就是相互矛盾,但這些矛盾如果被美中雙方克服之後呢?這也許是危言聳聽,但台灣不能沉醉在美國軍售的表面之上,必須思考兩岸問題一定要在政治上求得解決,一旦兵戎相見,對台灣絕對不利,美國的保證,是在符合美國利益才有效的,不能當真。

台灣越封閉 大陸應當越開放|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日前巴拿馬與台灣斷交,同時與大陸建交。台灣方面,蔡英文總統表示:「我要在此正告北京當局,為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台灣已經善盡一切責任,但北京這樣的做法,已經衝擊了兩岸穩定的現狀。」;陸委會也表示:「政府將調整兩岸政策,對大陸官員來台訪問,將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則表示:「大陸各省不管是搞情治、對台學術單位,在大陸整天發表對台不友善言論,說要統一、攻擊,講一些偏激又侮辱台灣的話,那為什麼要讓你來台灣?不友善的人為什麼還要讓他來?」

大陸方面,在與巴拿馬建交之後,媒體上未見高層有任何限縮兩岸交流的指示。不過從近期召開的多個兩岸學術交流會議來看,個別大陸地方上主管兩岸交流的部門,已經改採較為保守的態度;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受到了一定影響。

實際上,每一個國家都有「組織體」與「文明體」兩個層面,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組織體之間關係,它同時還是一種文明體之間的關係。由於文明經驗主要記錄在文明體之中,所以強調從文明體這個維度來理解像中國這種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新興國家來說,意義尤其重大。日本佔領台灣時期,不但有台灣同胞願意回到大陸生活,甚至有不少台灣精英主動到大陸參與對日抗戰;台灣同胞當時之所以不管身處在何種政治管制下,都認定中國就是祖國,這正是文明體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兩岸要能夠突破僵局,使兩岸之間能有更多的積極意義的操作空間;大陸當前的對台政策,可以在「組織體」維度「一個中國」政策毫不動搖的基礎上,從強化兩岸同胞所共享的同一文明體的維度著手。換言之,穩固兩岸人民間彼此間的內部關係,加強其黏稠度與相互依存的心理狀態,應當是兩岸關係的工作重點。

對台工作實際上可以從兩個層面展開,一個層面是對台灣政府,另一個層面是對台灣同胞。在政府層面交流暫時受阻時,大陸當局完全可以繞過台灣政府,直接將影響力落實在台灣同胞身上。大陸當局的對台政策不應當被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帶著跑。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表示:「大陸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不會因為台灣政局變化而變化。」習總書記的這句話,就是大陸對台工作最好的指導原則。

中國人不能僅僅在西方人構建的國際政治型態與法律規定中來思考兩岸關係發展的可能性。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僅將焦點放在政治或法律層面,也就是一直關注「組織體」意義上所講的「一個中國」,就有可能在「組織體」層面發生齟齬時,影響了兩岸關係仍可不斷深化的可能性,以及繼續從文明體這個維度上推展大量工作的機會。

換言之,不論組織體層面的統一進程推進順暢與否,都不應當影響文明體層面相關工作的開展。不管台灣當局對大陸採取何種限制性的措施;大陸當局都應當把握各種機會與渠道,不斷地深化與擴大與台灣各階層交流的成果。兩岸交流的機會與節奏的鑰匙,應當由有心促進兩岸統一的中國人來掌握,而不是交到有心將台灣帶往獨立的民進黨政府手上。如果台灣當局限縮與大陸的交流,大陸當局也隨之採取限縮與台灣交流的措施,那就完全正中民進黨政府的下懷,因為當大陸放棄了與台灣同胞直接交流的機會時,民進黨政府將迅速地遞補缺位,不請自來的在台灣同胞心中描繪大陸的樣貌,其後果可想而知。

通過文明體這個維度來凝結兩岸老百姓的心,是建立在兩岸同胞都是一家人的基礎上;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穩固,最重要的核心關鍵是在於「公平的分享」。盧梭、彌爾、費邊社等大師們的共同政治思想:「以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存在,並且意識到他們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員。」加上托克維爾所說的:「讓他們分享治理這個國家的權力。」就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捷徑。

本文已登載在《旺報》2017年6月23日,以及中時電子報

國安會神隱台灣外交如何正面迎戰|高靖

文/高靖
巴拿馬與北京建交後,中華民國喪失了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國,兩國關係多年來老早就是陷入低潮,只是台北方面不願意面對真相,民進黨政府的外交部長李大維,對於巴拿馬的外交失敗,感到非常的憤怒,李大維揚言要與中國大陸展開正面迎戰。李大維話說得悲壯,但是台北要如何與北京正面迎戰呢?僅僅憑李大維的外交部,又能夠如何正面迎戰,外交部之上的國家安全會議,在這次台北的外交挫敗後,完全不見半個人影,民進黨政府的國家安全體系看起來像是沒人掌控當家。

蔡英文原先的外交大戰略是新南向政策,李大維要正面迎戰,這與新南向到底如何釐清區分,或者這只是李大維講些場面話,沒有任何的意義呢?

巴拿馬斷交後,台北的總統府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出面大談台灣的外交危機,可是真正職司政府國家安全問題的總統幕僚機構國安會,卻沒有任何人出面說明政府應變,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像是失蹤了一樣,掌管政府國家安全政策的嚴德發,從未出面說明台灣當局將如何挽回外交局勢,如果李大維要正面迎戰,國安會又將如何協調政府所有資源,支援李大維的前線作戰,這些問題全部都沒有答案,看來國安會似乎是被架空,外交大權仍然由吳釗燮一手掌握,嚴德發不過是空殼國安會秘書長。

兩岸的外交戰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正面迎戰了,除了中國在聯合國的會籍爭奪戰,台北當局甚至使用暗殺的手段,阻遏北京參與萬隆會議,爭取亞洲與非洲許多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外交支持。1955年周恩來原本要從香港搭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前往萬隆,但是周恩來臨時改變行程,這班客機起飛後爆炸,因為台北當局派人滲透香港機場,在飛機上安置炸彈。當年雙方為了彼此生存,就是採取這樣的非常手段,只不過在冷戰時期,這種近乎恐怖攻擊的暗殺活動,因為彼此政治立場不同,受到了包容,與今日恐怖活動是萬國公罪的情況很不一樣。

台灣要與大陸正面迎戰,國際社會的外交戰,兩岸打了幾十年,也非始自今日,更不是巴拿馬斷交才有的。關係最重大的聯合國會籍,兩岸打到1971年10月,才見分曉。北京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合縱連橫,爭取到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台北當局只有美國的單方面支持,在國際上獲得的認同,越來越小,其實早在1961年聯大處理外蒙古入會案時,台北當局差點就要被趕出聯合國,外蒙案錯綜複雜,非洲茅利塔尼亞入聯,非洲國家多表支持,蘇聯以支持茅國換取非洲國家支持外蒙入會,這樣一來,又引起台北國府當局不滿,揚言反對,可是台北若反對,非洲國家將群起反對台北主張的中國會籍,最後台北只好讓步。

國際局勢的巨大轉變,並非台北單方面可以控制或者轉變,兩岸實力對比的落差,越來越大,1971年台北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前,美國已經開始與北京進行外交接觸,1972年尼克森訪美,緊接著日本與北京建交,美國在白宮水門案後,尼克森去職,美國與北京發展關係暫時放慢腳步,但是雙方仍然保持密切互動,1978年卡特總統主導與北京建交。自此,兩岸外交的多年正面迎戰,台北持續敗下陣來,吞下大國斷交苦果,台北的外交關係,已經沒有大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只剩下中南美、非、大洋洲等區域的部分小國承認中華民國。

蔣經國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任,這時台灣已在世界展現出強大的經貿實力,李登輝政府藉著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事件影響,國際社會普遍對北京政權抱持負面觀感,以及蘇聯瓦解,後冷戰時期的世界秩序重整之際,讓台灣又利用經貿資源,趁隙爭取到許多國際空間,兩岸外交戰的你來我往,在1990年代,台北當局雖然邦交國不多,但是在實質外交部分,仍有很大影響,在許多非邦交國開館,突破北京的封鎖,推動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社會講究的是存在,台北在亞銀、關貿總協、亞太經合會等非政治的專業經貿機構,爭取到許多空間。

1990年代可說是台灣外交前進的年代,1994年美國柯林頓政府檢討對台政策,對台關係有了很大的轉折,許多斷交時的政治限制慢慢解除,駐美代表處改名為TECRO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這比起原先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處要好多了。

1990年代,也是兩岸開始恢復接觸談判的年代,兩岸海基會、海協會成立,焦唐會談,辜汪會談等等接連登場,其中最重要,紛紛擾擾多年的,就是在1992年會談後的九二共識。

兩岸在1990年代以來,到現在二十多年的外交戰,各有勝負,但整體而言,台灣大約只能維持二十多國邦交的小康局面,但在巴拿馬斷交後,台灣失去了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國。

外交正面迎戰,需要的是整個政府的總體戰,譬如總統府國安會才有可能統籌所有的資源,變成強有力的拳頭,對外出擊。考量兩岸關係的變化,是不能迴避的問題,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都不可能不正視兩岸關係可能對台灣外交的影響。馬英九透過九二共識,改善兩岸關係,以迂迴的方式,爭取北京政治諒解之下,幫台灣爭取國際空間,並透過外交休兵主張,減緩了雙方外交爭奪戰的壓力,蔡英文政府因為主張台獨的緣故,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撕裂了兩岸關係,自然引發北京的猜忌與疑慮,外交上爆發台灣的斷交潮,就是北京加大力道的結果。

李大維談外交正面迎戰,很有悲壯的姿態,但是要如何迎戰,有多少力量可以正面迎戰,除了說些激勵士氣的話,李大維到底能夠拿什麼與北京正面迎戰呢?或者說,蔡英文政府如何能夠讓李大維可以與北京的外交戰,進行正面迎戰。蔡英文總統府的國安會秘書長,在巴拿馬的外交危機當中,從頭到尾,看不見人影,只有吳釗燮跑出來指著北京鼻子罵。

蔡英文既然執政了,那是要鬥智,而非鬥氣,顯然蔡英文還是走過去陳水扁的老路,選舉優先,實際的政策與做法,都拿不出來,所有的努力,都只要鞏固勝選的基礎就夠了。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是位職業軍人,即使在軍中,都不是最優秀的將領,當年台灣遭逢八八風災,嚴德發擔任台灣南部的陸軍八軍團指揮官,因為親身到前方指揮救災,當時馬英九總統因為救災不力,態度高傲,受到許多指責,馬英九特別對嚴德發的努力印象深刻,後來一路拔擢陸軍司令、國防部副部長,到了蔡英文總統任內,因為無人可用,嚴德發又被拔擢為參謀總長,國安會諮詢委員,最後成為國安會秘書長。

嚴德發因為欠缺自信,態度過於謹慎,造成表達能力不佳,不擅與人溝通,國安會秘書長需要與許多人溝通協調,這部分嚴德發比起前任吳釗燮那是相差甚大,比起國民黨時代的高華柱,他又少了能夠統御部會與軍方的強硬霸氣,蔡英文派任嚴德發這樣重要的職位,看起來只是要嚴德發長期任職軍中的經驗,協助推動台灣的軍事事務管理,吳釗燮身為總統府秘書長,大談台灣外交,也顯示這個本該負責管理總統府,以及與各政府機構協調一般事務的職位,才是蔡英文真正的核心幕僚。蔡英文的作法,似乎又回到過去蔣介石的時代,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遠遠勝過國安會的角色,李登輝就任總統後,將蔣經國留下的模式擴大,藉著國安會掌控國安局與其他情治系統,鞏固他在國民黨內奪權的實力。不過,蔡英文看來是遷就嚴德發的能力不足,讓吳釗燮分擔了部分國安會原有的角色。

李大維主張外交正面迎戰,他可能必須回過頭來看看,蔡英文政府究竟還能有多少資源供他正面迎戰。蔡英文2016年就任以來,念茲在茲的都是新南向政策,想要在台灣鄰近的東南亞,乃至南亞地區,這些地區因為戰略利益的問題,也是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透過新南向發展台灣外交影響力,其實也是在美中兩個大國國際牌局當中,不言而喻地靠向美方。黃志芳為了推動新南向,從總統府轉向外貿協會董事長,就是想利用經貿資源,拓展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台灣客觀條件與1980年代、199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黃志芳想要憑藉的台灣經貿力量,已無法與過去同日而語,所能造成影響力自然有限,但是對台灣內部來說,兩種不同的外交路線,可能就會有資源分配與政策協調的問題。

那麼,李大維的正面迎戰,與蔡英文的新南向,這兩者是否發生目標選擇上的衝突,或者資源無法同時供給兩種目標,或者兩者可以相輔相成,這類的問題都需要國安會評估研究,因為吳釗燮在總統府所轄機構,只是一般行政管理機構,不具備分析外交與兩岸問題的專業能力,嚴德發又不具備這方面問題的決策能力,到頭來,嚴德發很可能淪為會議主席的角色,並不能在蔡英文決策時參贊意見。

如此一來,李大維的正面迎戰,可能僅僅是口號,因為蔡英文政府不太可能捨新南向,而就外交正面迎戰,或者這個正面迎戰只能被框住在新南向的範圍當中,甚至新南向這類區域外交戰略棄而不用,回到過去陳水扁失敗的烽火外交路線。這些問題都只有國安會能夠回答,然而國安會到底哪裡去了呢?

制度優化永無止境|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李克強總理日前出訪歐洲參加第十九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李克強在柏林停留不到25小時,安排了11場活動;在布魯塞爾停留24小時,安排了中歐,中比一共19場活動。按照外交禮節,李克強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有一場外交午宴,但是李克強將其改成工作午餐。李克強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同午餐時,同桌的是兩國多位部長與22位中德企業家;這場午餐會,實際上是兩國總理與兩國企業家的對話會。李克強的工作強度之大,可見一斑。

1969年李國鼎擔任台灣的財政部部長,李國鼎每次出國,行程都過於緊湊,时任财政部次长王紹堉總是將李部長的行程劃掉幾項,以免交通銜接不上,但是回到李國鼎那裡,他又把行程都給加了回去。到了國外,李国鼎尤其要找科技界的人談話,別人談多久,他就聽多久;實際上,李國鼎有心臟病,还做过心臟繞
道手術。1981年,孫運璿任行政院長,李國鼎是政務委員,有關科技事務,孫運璿均委請李國鼎處理;張忠謀願意回台灣服務,就是孫運璿與李國鼎的功勞。

我們在兩岸的不同時期,分別都看到了勤政的典型,但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就是兩岸各級政府中的部分官員,也都有懶政現象。為什麼有些政府官員就特別肯犧牲奉獻,有些政府官員就因循怠惰呢?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是官員自身的素質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制度差異下所產生的不同心理反應。

學者許烺光認為,「人」是一個心理和社會的平衡體,人的存在是一種系統,是一個「場」。這個「場」由內而外,一共可以分為八層,分別是:無意識(第七層)、前意識(preconscious)、限表意識、可表意識、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遠離的社會關係與文化,以及外在世界(第零層)。其中,「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和「可表意識」層最為重要,這兩層加上部分「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和部分「限表意識」層,組成他所稱的基本人際狀態。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人」的概念。

「可表意識」層,包括意念、感覺、情感,如愛、恨、貪婪、嫌惡、恐懼等,還包括思想和信仰,如大到民族主義、世界大同、自由、孝道、婦女貞操觀念,小到餐桌禮儀、問候方式等。

「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是我們投注了感情的人、物和文化理念。這一層的重要性不亞於我們對於食物、水和空氣的需要,是人獲得安全感、認同感和滿足感的基礎。有鑒於此層內容的重要性,所以被稱作「生命包」。

「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也是由人、物與文化規範構成,但是與「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的區別在於,這一層的內容對我們來說主要是「有用」,我們一般並不對其投注感情。
對於像李克強、孫運璿、李國鼎等勤政典型,報國這樣的想法,成了他們的「執著之念」,出現在他們的「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這是因為他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獲得了尊重。他們最在意的那一部份事情,與老百姓獲益基本契合,他們越努力,老百姓就越滿意,自己也越發的有成就感,良性循環,所以公而忘私。

有許多政府官員,不一定貪贓枉法,甚至還是業務上的好手,但是卻有懶政的現象。把工作做好,只是他們謀生的手段。工作是出現在他們的「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投注感情在工作上呢?因為在工作上,他們無法獲得內心的滿足,所以工作進入不了他們的「生命包」。
懶政現象,兩岸都有,在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中央決定整治吏治,有不少官員不熟悉在「依法治國」的要求下施政的標準要怎麼拿捏?為了避免出錯,那就一動就不如一靜;所以他們是有意識的將工作移出他們的「生命包」。

台灣則是在民主化之後,運作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礎條件與台灣社會並不完全匹配。在「法治國」理念的推動下,老百姓的權利保障雖然得到了提升,但是老百姓並不熟悉如何正確使用權利,無所節制的言論自由,使得民意代表妄自尊大,老百姓不但是有話要說,而且不管對不對,官員至少都必須擺出洗耳恭聽的姿態。由於政府官員得不到社會大眾尊重,政務官的退休安排也沒有保障,所以台灣的官員很難對工作投入熱情,工作進入不了他們的「生命包」,能交代得過去也就行了。

最糟糕的是政客,他們最關切的是執政機會,勝選是他們「生命包」中的核心。為了勝選,他們會想盡辦法,用盡手段,其所刻意塑造出的意識形態,或是施政方向,是否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並不是他們最關切的事情。
如何建構出更好的政治制度,既能匹配中國人的國民性,又能實質提昇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數,對中國人而言,仍然是任重而道遠。

本文原載於 中時電子報-革新制度讓工作進官員生命包

怒看千山急雨來|鄒秦

文/鄒秦(自由作家)
宋代曾鞏有詩《西樓》:「海浪如雲去卻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鉤疏箔,臥看千山急雨來。」

而今,在台灣,政治人物「臥看千山急雨」的淡定功夫,恐已難尋。倒是蔡政府面對巴拿馬斷交事件,氣急敗壞,怒急攻心,方寸已失!現在,竟然想以反制措施強硬對抗大陸。顯然,台海情勢已變成「怒看千山急雨來」。兩岸的零和關係與對抗升級態勢,已幡然而至。

蔡政府之怒,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效果呢?是像游錫堃所說,乾脆放棄中華民國國號,以台灣的名義爭取到更多友邦嗎?還是就此順利的加入聯合國?抑或是,坐視更多的邦交國雪崩式的斷交,急轉直下變成國際孤兒?民進黨不是一直嘲笑馬政府推動外交休兵,結果一無建樹嗎?現在,對接連兩個邦交國斷交,難道就只有生氣丶憤怒,然後雙手一攤丶無所無策呢?

一年多來,蔡英文團隊一直自以為是,信心滿滿,而且自我安慰,始終拒絕承認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還以為她一定可以蒙混過關。現在進一步公開否認一個中國,置兩岸和平關係於不顧!其結果,只見一連串的國際退縮和外交挫敗,而且迄今一籌莫展。難道這就是謙卑丶再謙卑,自省丶再自省;而不是無能丶無感和無助?

然而,一敗塗地,孰令致之?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台獨攻心。

儘管嘴上不明説,實際上民進黨政府卻一直積極推動並落實台獨政策,而且已一發不可收拾。從文化丶教育丶司法、轉型正義到認同符號,無一不是台獨主張。
從去孫丶反蔣丶非孔丶刪除文言文到媚日、仇中,甚至縱容非法組織台灣民政府大遊行,無一不是破壞兩岸和平,製造敵對關係!這樣公然的陽謀,又有誰看不出來呢?連國內的各種民調都已反映出民眾的強烈不滿,支持率一落千丈,蔡政府還有什麼可以自我解嘲的?還能怪罪他人嗎?

如果蔡政府認為民進黨手上還有很多外交牌可打,台灣仍然有充分的資源足堪虛耗,那麼「怒看千山急雨」,或許還可拉上美日聯盟,將台灣人的生死命運一同押寶,對抗中國大陸,而且在未來一連串的斷交時程上一路奉陪到底!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把握,那就必須以生民為念,以國家為重,少作無謂的幻想,謙虛的丶認真的務實以對。

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回頭是岸,回歸憲法,回到和平之路,選擇一中!

迎旗哀慟的李大維與借殼上市的蔡英文|王丰

文/王丰(歷史作家)
一個是老藍男,一個是深綠女。時代的荒謬弔詭,把這兩個人滑稽突梯的組合在一起,遠觀近瞻,哭笑不得!

同樣的青天白日旗,不同的國族認同。李大維可能是哀慟他的工作不力,宦途生波。我則哀慟同樣一面青天白日旗,卻為不同的國族認同服務。蔣介石的青天白日旗,蔡英文的青天白日旗,旗子外觀相同,卻是大異其趣的!一如孔老夫子所言: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我哀慟青天白日旗,是哀慟它必須為台獨而服務,不能為我泱泱華夏民族之大一統而服務。我的哀慟與李大維的哀慟,真有天壤之別呢!
就我這個搞歷史的老學究而言,李大維的這個迎旗哀慟的舉措,令我覺得有些難言的滑稽與陰鬱。就有點像是吃如今市面上的牛肉麵,總覺得與我小時吃的外省
老兵開店煮的牛肉麵明顯有「走味變調」的況味了。

何以致此,因為雖然同是一面青天白日旗,卻有不同的國族認同。

這場面也讓我聯想到1949年4月24號共軍攻進南京之後,軍隊攻佔總統府的畫面。遠在奉化溪口的蔣介石,在那天的日記上寫著 「戴戎光叛變﹐南京撤守」。
蔣先生在南京失守之後的那禮拜日記裡的「一周反省錄」上寫道:「據報自李宗仁、何應欽由杭返京後,當夜即下令長江南岸京(蕪)滬線各軍總撤退,甚至連南京亦完全撤空,並不留憲警維持秩序,此為意想不及之事,未知何以對人民,尤其使我國家與政府在國際地位上蒙受不利,可痛之至。」

今天的台灣,表面上還掛著青天白日旗,但骨子裡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了,今天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照我過去一貫的點評,根本是與兩位蔣先生的那個「中華民國」大異其趣而屍居餘氣了。挑明了說,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中華民國」。蔣記「中華民國」,至少是堅持一個中國,自認是中國真正「法統」的那個
「中華民國」。

今天眼下的這個「中華民國」,不過是披了件虛矯的外衣,用以遮掩「維持現狀」、「隱性台獨」的真面目。

所以,李大維這些人所迎回的這面青天白日旗,豈能與 1949年4月24號攻進南京城的共軍降下的那面青天白日旗「同日而語」。南京那面旗子是夕陽無限好,惟耳近黃昏的落日政權的旗子,而台北如今從巴拿馬迎回的旗子,不過是隱性台獨「借殼上市」的旗子,隱性台獨在不敢真正法理台獨之前,一面過渡性的旗子罷了。

南京、巴拿馬,兩面旗子,相隔近七十年。但我仍在思索著這當中的況味, 迎旗哀慟的李大維,如果李大維的父祖輩有人健在,看到李氏子孫如此這般迎旗,不知會有多辛酸!同樣一面青天白日旗,卻為著不同國族認同的人服務。寧不哀哉!

台灣必須面對一個中國才可能爭取國際空間|高靖

文/高靖
巴拿馬與中國大陸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間卻與中華民國斷交。兩方建交,為何第三方的台灣,卻必須受到外交傷害,可能很多人並沒有真正的思考過這個問題,為何所有國家不能同時與兩岸雙方建立外交關係?道理很簡單,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巴拿馬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從滿清時代開始,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仍然延續了這個外交關係,因為這是同一個國家,只是不同政權的延續,往後的發展,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國民黨軍事、政治失敗,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是在1949年12月遷往台灣台北,從此中國分裂為兩個政權,一在北京,一在台北。兩岸互相鬥爭從1950年代鬥到現在,幾十年來,所爭之處,就是誰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國府遷台初期,仍控制浙江省舟山、大陳,福建省金門、馬祖等島嶼,國府不顧美軍建議,不願意撤退駐防這些島嶼的兵力,無非就是要表達自己仍然對部分中國領土有控制權,但是國府兵力有限,最後仍然逐一放棄舟山、大陳等地,僅留下金門與馬祖。

國府遷台後,早期反對兩個中國,才會出現某國與北京建交,中華民國就要斷交的情況,當時對外都宣傳漢賊不兩立,其中沒有明白說出來的立場,正是一個中國,某國若承認北京,台北當局只好壯士斷腕,堅持我方代表中國,與對方斷交。

兩岸在國際外交戰場的爭奪,起初就是彼此的合法地位之爭,時至今日,這個爭鬥內涵已有不同,台灣主張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立場,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就已經失去了有力的論述立場,中國大陸在非洲積極發展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關係,成為大陸扭轉兩岸外交爭奪戰的重要力量 。隨著美國、日本的相繼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台灣自然越來越難以採用舊時的主張,中共的政權在國際的影響力,已凌駕在台北之上。

今日台灣的外交戰場,所要爭取的只是台灣能夠存在於國際,就只是自我的存在,能與其他國際平等相處,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也不再主張代表全中國的政治地位。可是,1949年的國共內戰問題至今仍無解決,這也就造成了兩岸雖無軍事衝突,卻不斷進行沒有硝煙的外交爭奪戰,因為中國分裂的現狀延續至今,若政治上沒有妥善安排,即使台北方面放棄代表全中國,也不代表北京當局放棄統一中國,解決中國分裂,追求國家統一的問題,一日沒有解決,任何國家與兩岸任一方發展外交關係,就會面臨要與另一方斷交的問題,因為北京不允許一中一台,或者兩個中國的存在。

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同時間又出現中華民國派駐在無邦交國地區的代表處,遭到中國大陸的政治壓力,其中有五個國家的台灣機構,不管是使用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名稱,都遭到當地政府要求改名,這些國家分別為非洲的奈及利亞,中東的杜拜、約旦、巴林,與南美洲的厄瓜多。雖然絕大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但基於務實需要,允許台灣派駐代表處在當地,提供觀光旅行、商務、文化交流等便利措施。這些機構的名稱,在最初也是經過雙方協調議定,但因為駐在國與北京有正式邦交,所以這些機構的名稱,如果北京有異議,就可能讓當地政府受到壓力,但長期以來,北京在這方面並沒有給予太大壓力。

台灣大約只能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夠爭取對台灣有利的名稱,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台灣成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設有駐美辦事處,這個名稱就很難彰顯究竟與台灣有何關係,直到1994年美國允許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辦事處改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畢竟只有美國才有力量抗拒北京的政治壓力。

這次大陸對許多台灣駐外代表處施加壓力,要求改名,當然也是兩岸外交戰的一部分,降低台灣駐外代表處的存在感,不過,北京的這個舉措,很可能是台北當局自作聰明造成的。日本在1970年代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為了保持與台灣的交流,成立了日本交流協會,蔡英文2016年執政後,積極運作日本調整他們的機構名稱,日方也在多方考量後,改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日方加入了台灣的名稱,這一點,讓民進黨政府自我陶醉了一陣子,讓為這是日本的高度善意,台日關係有了相當進展。但是這個舉措,也可能讓北京當局瞭解到,既然台北可以在機構名稱上玩花樣,他們當然可以順勢操作。

曾經台北當局在與美國實質關係有具體進展的同時,希望動員對台友好的國會議員,修改台灣關係法,為台灣爭取更多的利益,但是經過一番思考後,並沒有採取這樣的舉措,因為台北動員國會議員修法,北京也是有辦法動員,北京掌握資源可能更甚台北,最後結果可能反而不利台北,一動不如一靜,所以沒有採取這樣的措施。台北推動日本機構改名,也很可能沒有仔細瞻前顧後,只看到短期眼前的宣傳效果,卻未見在兩岸外交戰可能造成的效應,台灣在無邦交國的空間都受到壓縮。

蔡英文不肯面對兩岸關係,以為可以自行在國際社會找到突破點,其實是誤判。當然,台灣面對一個問題,台灣若失去國際空間,與台灣的政權能否合法統治台灣,沒有直接的關係,台灣的政權只要有台灣人民的支持,就能夠合法統治,可是不受國際承認的台灣或者中華民國,就會使台灣失去國際空間,因為主權國家的地位不被承認,也就無法參與聯合國,凡是必須以主權國家為身分參與的國際組織,台灣都被拒於門外,無法參與,這對台灣的客觀生存,是有很大的傷害。

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到2016年八年當中,採取了緩和兩岸關係的措施,雖然馬英九並沒有在兩岸的政治關係上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可是僅僅是選擇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互動的基礎,這一點讓北京有了退讓的空間,因為如果允許台灣增加國際活動的空間,卻沒有消除台灣在國際社會推動台灣獨立的疑慮,北京斷無可能讓步。這也就是為何台灣能在幾年前增加了許多國際參與的空間,而到了蔡英文擔任總統後,這些空間卻沒有了,差別就在於民進黨政府不願意面對一中原則,將其視為是政治限制的框架。

兩岸外交戰的根本就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這個概念,在國際社會上就算是各國不願意表態積極態度,但也不會公開表達反對,因為這是分裂中國的內政問題,各國並不介入另一國的內政紛端。即使美國政府用認知到一個中國,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可是現實的歷史發展是,每個國家與北京建交後,就對台北採取斷交的措施,也就是說,這些國家不論是否認可一個中國,仍然遵從一個中國的限制,不論民進黨政府喜歡與否,一個中國就是存在於國際社會當中的一個框架,台灣當然可以與某個國家表達不接受一個中國,希望能夠在這個原則之外,爭取與對方改善關係,甚至與對方建交,可是這就要看,台灣與大陸兩者之間,誰能夠更符合對方的國家利益了,從實際的發展看來,與北京發展外交關係顯然要優於與台北建立關係。

蔡英文政府上任一年多以來,強硬表達不接受九二共識,堅拒一個中國,如果暫時擱下這個反對態度,思考台北是否有辦法跳過兩岸關係,直接進入國際社會,實務上,在亞太經合會APEC或者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經貿機構,不以主權國家為身分的組織,台灣的確有空間,可是這樣的空間也就僅是如此,很難在政治上有所突破,台北不能昧於事實,認為參與這類經貿專業機構,就叫做外交突破。從這一年來的發展看來,兩岸關係仍然是攸關台灣能否參與國際空間的關鍵,民進黨政府不願意務實面對,如果仍以台獨黨綱為準則,即使沒有衝撞兩岸,但是兩岸關係冷卻不前,矛盾難解,不能建立共識,無法化解台獨疑慮,台灣又無力翻轉劣勢,處處受制於人,這樣對台灣的未來,是否更有利呢?

民進黨政府如果不能暫時放下某些立場,改採務實態度,台灣想要在國際上多些空間,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中國分裂的現狀,並不是民進黨政府不承認,就會不存在,因為這是先於民進黨的歷史事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