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訪問大陸美方防意外令台灣空軍停飛半天|高靖

文/高靖

美國總統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日訪問大陸北京,尼克森專機抵達北京之前,美方也許是擔心台灣方面會製造兩岸事端,阻擾尼克森訪問大陸,美方在尼克森出發前幾日,透過管道向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傳達訊息,要求尼克森訪問大陸時,台灣必須停止空軍的戰鬥機飛行訓練。蔣經國當面告知參謀總長賴名湯美方的要求,儘管賴名湯滿心的不悅。還是下令空軍戰機停飛半天,

美國對台灣頤指氣使,無非是拿人手軟,台灣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多年,在政治上不能不接納美方的意見。但是,台灣國府與美國雙方長期以來的雙邊關係,始終存在著某些不信任,因為美方總是藉著推廣民主為表面的理由,干預國府的內政,並且在台或明或暗支持台獨團體,1949年前後美國駐台外交官,為了不讓中共入侵台灣,甚至意圖組織政變,推翻國府在台的統治,讓台獨團體控制台灣,尋求聯合國或美國託管。反對國民黨的台籍人士或者如前台灣省府主席吳國楨這類外省菁英,多跑去美國,美國也容許他們批評國民黨在台統治,更讓國府對美國懷有戒心。

蔣中正總統在台復職後,對於台灣需要仰仗美國提供軍事上的安全保障,十分清楚,故在外交上與美國密切合作,韓戰爆發時,蔣中正主動向美方表達,願意從台灣撥出兵力,支援韓戰,但是蔣中正的好意,遭到美方冷淡的回應,國務院認為蔣中正只管派兵打仗,所有後勤支援仍然仰賴美方。艾森豪總統任,雙方關係稍微改善,尤其對於金馬外島的安全,艾森豪同意美軍可視情況開火,美方也逐步交運台灣噴射戰鬥機。

但在甘迺迪總統1961年就任後,雙方關係又走下坡,一方面台灣懷疑美國要推動兩個中國,另一方面甘迺迪反對蔣中正反攻大陸,被台灣視為是阻止中國統一,雙方嫌隙加大,甘迺迪在1963年11月遇刺後,台灣居然沒有派人赴美弔唁,美方大表不滿。

台灣當時為何沒有派特使赴美弔唁呢?當時的副總統陳誠在日記說,是因為時間來不及。陳誠的說法,難免有些推託,但是甘迺迪派來台灣的美國大使柯克,對待國府的態度很不好,陳誠都在日記抱怨柯克態度不佳,蔣中正也不喜歡柯克,這些不滿自然都會牽連到年輕的甘迺迪身上。1975年蔣中正病逝後,美國對於派特使來台弔唁,一度降低層級,後來還是在美國內部政治壓力下,改派副總統洛克斐勒來台。

台灣從1960年代開始受到北京在國際社會攻勢強勁,幾無招架餘地,1971年又被迫退出聯合國,自此,台灣所能倚靠的國際盟友,也僅剩下美國,對於美國的支持與援助,是台灣感到最矛盾的朋友。由於尼克森曾在艾森豪總統任內訪問台灣,住在蔣中正的士林官邸,國府未雨綢繆,在尼克森上任後,提出租借四艘潛艦與採購幽靈式戰機的要求,都遭到美方拒絕,不過,這時台灣早已意識到軍事反攻大陸的困難,以及美方的反對態度,國軍的建軍主軸,已經從準備反攻大陸,轉換為防衛台灣。

尼克森訪問大陸的計畫,是在1971年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密訪大陸後公開,尼克森的大陸行,讓台灣國府當局憂心忡忡,擔心美國減弱對台灣的支持,事前曾有外交部長周書楷飛到美國,與季辛吉會面,了解尼克森訪問大陸,是否可能傷害台灣的利益,尼克森離開大陸後,駐美大使沈劍虹又去找季辛吉,表達台北的許多關切,可見台北方面顧慮之深。尤其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對台軍援與經濟援助都逐漸減少,施行多年的第七艦隊台海巡弋也取消,台灣當局不免顧慮美國對台安全承諾是否生變,美國與大陸發展更深一層關係,可能會傷害台灣利益。

尼克森在1969年就任總統後,開始思考如何與中共展開接觸與談判,國務院最後想到以取消第七艦隊巡弋台海,藉以向中共表達善意,爭取雙方恢復波蘭華沙談判。當季辛吉密訪大陸,與大陸方面談妥尼克森訪問大陸的相關細節後,沒有幾個月的時間,美軍駐台的幽靈式戰機也撤出台灣。國府奮鬥多年的聯合國席次,也是在1971年10月被迫退出聯合國,整個情勢是往快速地大陸方面傾斜,國府前景堪慮。

1972年2月12日,台北大街小巷忙著過農曆新年,可是台灣的情勢不樂觀。賴名湯的日記有這樣的內容,下午5時30分,協防司令包柏格告訴他,美方高級首長為了越南局勢,準備將台南的幽靈式戰機轉移到那邊去,他告訴包柏格,不妥當,不但他反對,他相信他的政府和總統,也一定會反對,希望將他的看法,反應到華府去。賴名湯還用可笑,形容美國撤走幽靈式戰機的決定。

2月16日農曆新年初二,台北歡喜迎春節,對國際政治情勢有所掌握的人,對這瞬息萬變的情況感到很無奈,賴名湯日記寫著,早上8時30分,蔣經國來家談問題,美國人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當然,為了免人誤會,只好叫空軍2月21日(當天尼克森專機訪問大陸的日期)上半天停飛,其實是沒有必要的。2月17日,包柏格告訴賴名湯,幽靈式戰機2月16日下午已經飛走了,但是地勤維修人員還在,賴名湯告訴包柏格,人與人,國與國,互信最為重要。美國人顧慮多,對別人總不相信。

美國撤出台灣幽靈式戰機的理由,與取消軍艦巡弋台海的理由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向北京傳遞善意訊息,但美方擔心情況隨時可能有變,所以是撤走戰機,但是地勤人員仍然留在原地,等待情勢明朗後再做決定。為了尼克森訪問大陸,台灣就要停止戰鬥機飛行訓練半天,台灣眼看著自己唯一的國際盟友跑去與最大的敵人會面,還要被這位盟友懷疑是否會搗亂,破壞會面,進而限制軍事訓練,面對美方蠻橫的態度,國府官員的心情,真是五味雜陳。

2月26日,尼克森大陸訪問行程接近尾聲,上海公報即將登場,賴名湯日記在這一天留下一場會議的發言,蔣經國把各總司令找去開會,談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我們應有的態度與做法,蔣經國覺得美國不可靠,我們過去太客氣了,很遺憾。雖然如此,我們還不能放棄與他們的關係。蔣經國一席話,道盡了中華民國與美國打交道的辛酸,經常受到這位朋友欺負,還不能與這位朋友絕交。賴名湯在2月反省錄寫著,被美國出賣,今後如何生存,實在是一大問題。

尼克森訪問大陸,對台灣造成的衝擊,真是不小,台灣有識者無不想能夠思尋到自立求生之道。賴名湯3 月2日日記寫下,他與外交部長周書楷有一個秘密的談話,大家都想如何來創造一個政治性的原子彈,轉變現在不利的局勢,只要肯做,總是有辦法的,我們一定要求變,絕不可等待,越等待,越對我們不利。

一切都要仰賴美國的台灣,面對美國改變外交主軸,有一種無力回天的窘困,尤其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更是感到不能扭轉乾坤的挫折,賴名湯下令空軍停飛,更是難堪不已。1971年4月,台灣其實早已認清美國在與蘇聯爭霸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打中國牌的策略。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在4月17日有一份備忘錄引用美國輸出入銀行總裁柯恩斯與蔣經國私下談話的紀錄,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官邸晚宴後,蔣經國談到台灣對美國與大陸發展關係的看法,蔣經國說,對於美國採取的有利中共的行動,我們必須公開反對。但我們希望尼克森總統理解,我們瞭解採取這種行動的必要。蔣經國同時要求美方把他的話傳達給尼克森。

蔣經國明知情況不利台灣,卻只能公開表達義正詞嚴的立場,私下卻仍然要維持對美關係的和諧,在美國大使官邸這樣對外隱密的地方,表達他某些內心的想法,希望美方諒解國府的困難,以免引起白宮不滿,充分展示出台灣外交軟弱的無奈,當蔣經國向美方坦承台北當局必須區分公開與私下兩種論調,一方面,這是對台灣民眾的一種欺騙,另一方面又是對美國示弱,台灣在這個雙邊關係當中,毫無討價還價的籌碼。

美國沒有如尼克森所預想的,在1976年與中共建交,與台北斷絕外交關係,又再延後了兩年,並不是台北的外交策略奏效,純粹只是美國因水門案後的內政紛擾與運氣,從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間,台灣當局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美國向大陸轉彎,努力爭取美國供售先進武器,在美國國會廣結善緣,擴大與美國民間往來,以備將來不時之需,迎接終將到來的困難局面。

美艦靠泊美中矛盾升高對台反不利|高靖

文/高靖

美國國防部亞太助理部長被提名人薛瑞福在國會舉行的任命聽證會當中,提出了一段語焉不詳的論述,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薛瑞福說台灣與美國軍艦互訪,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究竟是什麼?難道不是1972年的上海公報的精神嗎?以薛瑞福過往的政治立場判斷,薛瑞福所要指涉的肯定不是上海公報的精神,因為上海公報當中美國雖然只是認知(acknowledges)到一個中國,但是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是不挑戰或者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如果按照上海公報精神,美國如何能有自己所詮釋的一中政策。
美國海軍軍艦來台靠泊,是最近幾個月以來,在美中台三方非常敏感與熱門的話題,台灣方面當然是充滿了高度期待,但是這種主觀的期待很可能流於不切實際的想像。因為美國軍艦來到台灣靠泊,違反美中建交談判時,大陸方面所提出的三個前提,斷交、撤軍、廢約當中的撤軍一項,美國行政部門豈能違反自己過去已經同意的原則呢?大陸當局有怎麼可能允許外國軍艦靠泊台灣?堅持靠泊台灣,甚至不惜與大陸的關係升高緊張,這種情況實在不太可能發生啊,就算發生了,美中起衝突,拉高矛盾,對台灣怎麼可能會是好是呢?
上海公報的一個中國精神,指涉的是兩岸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8年12月美中雙方簽訂建交公報時,美國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若從美中三公報的精神來看,至少台灣不代表中國,台灣僅是中國的一部分,有關台灣問題,美國的立場是希望兩岸中國人將來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可是就政治現實而言,兩岸分裂分治六十年以上,儘管國際社會不反對北京主張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實際上的情況,台灣不受北京政權所管轄與控制,大陸並沒有真正統治台灣。換言之,美中關係之外,另外存在著不同於一般國際關係的兩岸關係。
因此,薛瑞福當著國會議員面前,大談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軍軍艦靠泊台灣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薛瑞福究竟是要論述什麼?薛瑞福支持美艦訪台的談話十分空洞,看起來只是應付他所支持主張的一種場面話,希望讓議員認同他。若以美國與中國大陸正式的外交立場而言,美國軍艦若是靠泊中國的某一地區,卻沒有事先與北京徵詢意見,而是與台北達成共識,豈非怪事。美國早在1978年12月已經承認北京的合法地位,形式上,台美雙方沒有政治關係,美艦靠泊台灣其實與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已經有所偏離,更不用說所謂美國的一中政策,究竟意所何指,易生混淆。
過去曾經有個妥協的主張,就是兩個中國,這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所抱持的觀點,即以兩個中國方式,讓台灣向西方世界靠攏,也讓中國大陸可以進入國際主流社會,雙方的客觀存在,都能夠獲得保障。但是兩個中國主張,只是西方國家為了謀求台海情勢穩定的一廂情願想法,兩岸雙方過去並不接受,當然,以今日台灣的政治現實而言,他們所要的是一中一台,並不要兩個中國,只不過一中一台難度更高,國際社會也許可以接受兩個中國,但一中一台不太可能受到太多的認同。
薛瑞福偏離了美國政策主調,是有依據的。關於美國海軍軍艦定期訪問,停靠台灣,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曾經表示看法,他說,這非常困難,美國軍艦停泊台灣可能會構成危險。莫健的說法比較符合美國白宮與國務院的態度,薛瑞福因為將來是在國防部任職,沒有太多對於兩岸關係的政策論述的空間,他在聽證會的發言大約是應酬的意義,國防部將來仍需以國務院的政治指導為依歸。至於莫健提到的帶來危險,這很值得思索一下,到底這個危險從何而來。
薛瑞福在國會聽證會重申美國對台灣防衛需求的承諾,也提到對台軍售應可預期,強力支持美台軍艦互訪,這項政策不僅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也為美國士兵提供更多休息機會,有助於軍艦維運,並與支持台灣、嚇阻中國的政策目標一致。
薛瑞福的談話,顯然與莫健相互矛盾,即使美國與大陸的關係,從最初的合作,到現在雙方的鬥而不破,所謂的嚇阻中國,只是一種姿態,而不是政策,如果嚇阻中國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與政策,世間將永無寧日,兩強相爭,弱國與小國必然受到波及。
比較莫健與薛瑞福,我們還是應該以莫健的說法為準,比較能夠代表美國政策,薛瑞福的友好,對台灣是好的,但是這種不切實際的主張,只會創造空泛的期待。雷根總統競選期間,甚至還說過要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當選就任後,知道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雷根選前選後兩張臉,也讓台灣的高度期待落空。
美國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就是促進區域的穩定與和平,美國並不是單方面支持台灣,對抗中國大陸。協助台灣對抗大陸,那是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之前,美國在冷戰時期支持台灣的模式,但從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福特、卡特歷任總統以來,美國都不支持國府軍事反攻大陸,甚至顧忌協防金門與馬祖,因為稍有不甚與共軍起摩擦,很可能就會引發世界大戰,也就是說,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是無限度的支持。
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所提供給台灣的防衛武器,是要確保台灣和平生存發展,應付大陸軍事威脅。美國與台北斷交後,在台灣關係法當中,也僅列出供售防衛性武器。也就是說,美國的政策是偏向防衛台灣,而不是嚇阻大陸,因為若要有嚇阻力量,就必須建立相當程度的攻擊力量,而非現在美國採取對台灣有限制的,有選擇的軍品出售,這是限制台灣的軍事力量,而非建立攻擊能力,嚇阻對方。
薛瑞福過度強調支持台灣,嚇阻中國大陸,也偏離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不過,美國軍方向來比較同情台灣當局,這類偏離美國外交政策主流的看法,就曾經頻繁地在美中建交前發生過。
1978年卡特總統與北京談判建交過程當中,美軍採取了許多行動,表達他們的不同看法。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當中,1978年9月7日,有一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副助理部長寫給國防部長布朗的備忘錄,其中提到有些美軍資深指揮官對於卡特的政策有所質疑,所以美國海軍提議要讓中止六年的核動力軍艦訪問台灣,重新恢復。海軍也提議,要把中華民國海軍官校實習遠航的目的地,從夏威夷延伸到美國西岸,同時對於限制派遣機動小組到台灣參與兩棲作戰訓練的決定,要提出異議。甚至還有提議,邀請多位中華民國高階軍官,乘飛機到美國海軍航母企業號。美國海軍將領對於請求訪問台灣遭拒,也多次表達不滿。
從這些軍方內部的情況看來,國防部的幕僚建議國防部長要趕快採取方法,讓美軍的高階將領支持美國的中國政策。
美軍藉著許多與卡特政府不相容的作法,表達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對卡特的不滿。可是從1972年上海公報以來,美軍就開始陸續撤出台灣,為的是滿足建交三條件,斷交、撤軍、廢約。大勢所趨,並非幾個人的情緒所能改變。美軍最後仍然撤出台灣,也不將台灣列為美國核子保護傘下的範圍,不論美軍官兵心中的想法如何,他們都舊必須遵循文官的決策與領導。
薛瑞福這番友台的言論,發揮不了實際的作用。軍艦來台,若國務院、國安會態度保留,未來實現的可能就很低,事實上,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允許美國軍艦靠泊台灣的可能實在不高,當然某些特殊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例如美軍遭難,或者有傷病官兵急需送醫。無論如何,美國國會與官員透過表態支持美艦靠泊台灣,表態支持台灣,也算是某種友好的表現,但我們仍須看輕美國政策的實然面貌,才不會在錯誤的期待下,有了錯誤的結論

法國與中共建交讓蔣中正後悔沒有反攻大陸|高靖

蔣中正總統生前,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蔣中正沒有發動軍事反攻,從美國解密的檔案當中看到,他的心情是後悔的。蔣中正積極準備軍事反攻,經過風雨飄搖的1950年代,蔣中正曾打算在1961年8月發動軍事反攻大陸,被當時剛上任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硬生生地給攔阻下來,三年後,蔣中正又遭逢法國與北京建交的外交挫折,讓蔣中正大嘆,如果三年前反攻大陸,法國承認北京的問題,就不會發生。如果我們對抗大陸,法國的承認問題就一點都不重要了。
1949年12月行政院遷台,1950年3月蔣中正復行視事不久,海南島也被共軍攻陷,這時美國對台政策是任其自生自滅,避免介入國共內戰太深,影響日後與中共的外交開展。當時情況悲觀,美方認為台灣大概在6月就會被共軍攻陷,美國派駐台北人員早已開始撤離家眷與非必要人員,以免共軍進襲時,來不及撤走。歷史卻有了意外轉折,共軍沒有在6月渡海攻擊,韓戰卻在6月爆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到台海巡弋,確保共軍無法攻擊台灣,台灣也不能對大陸軍事挑釁,避免戰事擴大到朝鮮半島以外的地區。
韓戰在中共投入戰場後,雙方仍持續打到1953年停火。台灣在這場衝突當中,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並且開始獲得美國援助,國府利用大陳、馬祖、金門等外島,對大陸東南沿海發動小規模突襲,騷擾大陸東南沿海,牽制中共兵力。隨著韓戰停火,共軍也開始將朝鮮半島的部隊撤回大陸,部分有豐富作戰經驗部隊,多被派往東南沿海,開始對大陳島形成了壓力,大陳島距離台灣遙遠,台灣海空軍難以兼顧,蔣中正最後不得以撤出大陳,收縮國府對外部署的兵力。
國府撤出大陳,主因是共軍在當地已有數倍於國府守軍的優勢兵力,蘇聯援助的米格15也進駐大陳當面,可掩護共軍對大陳實施轟炸,台灣當時僅有美援F-84,性能略遜米格15,飛行員也仍未完成訓練,這個時期,共軍在一江山戰役後,自國府手中占領大陳島,暫時沒有大規模戰役。國府也逐漸站穩腳跟,爭取美國軍事援助,尤其國府對美國提出「開案」後,更是要重新組建一支龐大的軍隊,目的就是要反攻大陸,只是美國沒有接受開案,同時也對蔣中正的軍援需求七折八扣,不過,美國與國府在這段期間完成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政治上與軍事上,提供了台灣安全的強力保證。
凡事有得必有失,美援F-84給台灣的前提,就是台灣要對大陸發動攻擊前,必須徵詢美方意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美方也要求國府提出同樣的承諾,任何對大陸的軍事行動,都必須先知會美方。蔣中正放棄自己的軍事主動,換得美方政治、軍事、經濟的援助,這個決定從此讓國府與美方糾纏爭論多年,也讓蔣中正反攻大陸的計畫,處處受到美方牽制。
1961年對國府來說是個歷史轉折的開始,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甘迺迪與前任艾森豪不同,艾森豪立場上較同情台灣,甘迺迪自始就想與北京發展外交關係,只是外在環境不允許,甘迺迪更是反對國府反攻大陸。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休養生息,蔣中正在1961年決定要開始準備反攻大陸。副總統陳誠日記在1961年7月2日這一天,留下了與蔣中正爭論反攻大陸時機的記錄。
蔣中正在上午9時接見陳誠,蔣中正向陳誠表明擬於8月開始軍事行動,陳誠認為反攻自當義無反顧,惟目前是否為反攻適當時機?應考慮。蔣中正沒聽完陳誠的講話,就大為發怒,以為陳誠懷疑三軍不能戰,破壞統帥威信,阻擾反攻。陳誠告訴蔣中正,這種說法是懷疑他的人格,他非但不能做事,亦且不能做人。我們反攻雖不能算定戰,但絕不能糊塗戰,最低限度也要做到捨命戰。試問,如何令三軍捨命?以運輸工具而言,如不給交通部相當期間,如何集中船隻?其他可不必言。
蔣陳兩人爭吵的厲害時,宋美齡出來做和事佬,蔣中正才比較心平氣和,改口必須積極準備。
其實,早在蔣中正想要發動反攻大陸前,國際政治情勢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1961年的外蒙入聯案與茅利塔尼亞入聯案糾纏在一起,威脅到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聯合國代表權這個更大的問題,比反攻大陸更讓國府頭疼,台灣忙著聯繫美國,尋找解套的方法,在美國建議下,蔣中正指派陳誠赴美與甘迺迪當面溝通,這時反攻大陸的事情只好暫擱一旁。
外蒙案會讓國府困擾,還是因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兩人在二戰後期的秘密外交使然,羅斯福在沒有徵得中國政府同意下,先向史大林允諾讓外蒙獨立,以交換蘇聯出兵攻擊日本,美蘇兩國的密謀,重慶國府當局只好默默承受,經與史大林談判多時後,雙方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允許外蒙公投通過獨立,但是蘇聯並未信守承諾,仍暗中支持中共,霸占中國東北,國府才會在遷台後的1953年廢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61年的外蒙案就是這一連串歷史糾紛的延伸。
由於蘇聯為了支持外蒙入聯,便對外宣稱若外蒙入聯遭否決,蘇聯就杯葛非洲新興國家茅利塔尼亞的入聯案,這樣一來,同情茅利塔尼亞的非洲國家紛紛聚集起來,聲稱若茅利塔尼亞被否決,他們就會杯葛中國代表權。國府為了外蒙案,透過中情局與甘迺迪進行秘密外交溝通,國府一度立場堅定,不惜退出聯合國,表明立場,最後國府退讓棄權,美方也同意不與外蒙建交,才化解了這場風波,讓中華民國又在聯合國苟延慘喘了十年。
甘迺迪派了柯克大使到台灣,接替駐華多年的莊來德大使,柯克的政治任務就是勸阻蔣中正放棄反攻大陸的念頭,當時美方允許台灣發動小規模的對大陸沿岸的突襲行動,但不支持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避免戰事擴大,華府對台北要求軍事援助採取敷衍的態度,雙方你來我往多年,到後來蔣經國由國防部長轉任行政院副院長,外界就嗅到國府真正擱置了反攻大陸的軍事冒險。
不過,1964年法國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來國府採取的「漢賊不兩立」手段,毅然斷交的方式,在當時並不存在,由於法國的情況複雜,美國希望國府不要主動與法國宣布斷交,可是斷與不斷各有考量,國府始終不肯接受甘迺迪政府有意推動的兩個中國措施,自然在法國邦交問題上,也不願意營造出兩個中國空間,最後仍然放棄法國的外交關係。
法國問題讓蔣中正大為感嘆,1964年1月29日,美國大使賴特從台北發給國務院的電報稱,與蔣中正會談兩個半小時,對於法國外交問題,蔣中正告訴賴特,他必須讓他的人民確信,他永遠不會接受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希望回到大陸,他的軍隊與人民才能有高昂的士氣。話說到這裡,蔣中正對於他沒有在三年前發動反攻大陸感到後悔了,他說,假如三年前我們開始反攻大陸,就不會發生法國承認的問題,假如我們對抗大陸,法國承認問題就對我們毫不重要了。一旦我們採取了行動,就可以對我們的軍隊與人民的士氣產生確保的效果。三年前如果沒有人攔阻中華民國政府,我們就會採取行動光復大陸。
儘管蔣中正不停地感嘆沒有反攻大陸,才會有今日的法國邦交問題,但他仍然很務實地說,他很清楚美國的態度,所以不會在此時採取行動。
蔣中正的後悔,起因於法國邦交的困擾,與1961年當時的外蒙案幾乎一樣。國際外交問題,讓困居台灣一隅的蔣中正綁手綁腳,施展不開,多年後看來,也許蔣中正是打算在10月聯大開會處理外蒙案前,在8月對大陸發動攻勢,就是起於外蒙案的考慮,只要能夠光復大陸,蔣中正就可以下令駐聯合國大使反對外蒙入聯,也不用擔心非洲國家杯葛中國代表權。三年後,蔣中正舊事重提,若是反攻大陸了,哪裡還會有法國與中共發展外交關係的問題呢?但是蔣中正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談判時,已經先把自己的主動給閹割了,反攻大陸其實早就注定會成為空中樓閣了。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戮力建設台灣,為台灣日後經濟成長奠定了基礎,讓現在的台灣得以能夠進入富裕社會的階段,蔣中正未能完成的反攻大陸夢想,或許反而讓台灣免於戰爭陰影,有更多的人才投入和平建設台灣,至於兩岸何時統一的歷史問題,就交給歷史去解決吧。

冷戰時期美國曾思考成立外籍航空傭兵協防台灣外島|高靖

文/高靖

1949年因為國共內戰失敗,國府遷台,風雨飄搖之際,韓戰在1950年6月爆發,美國來援,穩定了台海局勢。韓戰結束,共軍部隊從朝鮮半島陸續轉往大陸東南沿海,造成大陳、馬祖、金門三個外島軍事情勢升高,美國顧慮出兵這些島嶼,協助國府防衛共軍攻勢,會再次捲入與中共的戰爭,1954年9月3日共軍炮擊金門後,美國參謀聯席會突發奇想,建議組織國際航空志願隊(IVAG),協助台灣防衛外島,可以避免美國直接介入與中共的戰鬥。不過,這個計畫最終並沒有實現,因為當時的環境與抗日戰爭時期設立飛虎隊不同,中共知道國際航空志願隊的背後仍然是美軍,無法避免美國政府顧慮的政治因素。
早在19世紀,滿清與太平天國軍隊交戰時,英國人戈登率領常勝軍,協助清廷的軍隊與太平天國作戰,獲得不錯的戰果,外籍人士協助中國政府作戰,扮演傭兵的角色,可說遠自兩百年前就有了。中國對日抗戰初期,因為孤立主義的影響,以及國際政治的現實因素,許多西方國家允許他的國民暗助中國抗日,俄國、義大利都有飛行員協助抗日,稍後的美國志願隊(AVG)還是由軍人退伍所組成,都有某種外籍傭兵協助中國作戰的性質,
抗戰後,國共兩黨的武裝衝突在1947年開始升高,直到1949年,國府軍隊在東北全盤皆墨,徐蚌會戰全軍覆沒,北平守軍也主動開城,向共軍投降。國府只剩下長江天險,兩方軍隊有生力量的對比,國府逐漸趨於劣勢,蔣中正總統在徐蚌會戰慘敗後引退下野,李宗仁接任代總統,經過幾個月和談,仍然擋不住共軍渡江,共軍攻入南京後,行政院撤往廣州,苦思對策。1949年7月23日語25日,美國大使館從廣州發給國務院的兩份電報說明了國府將籌組外籍傭兵與共軍作戰,大約要招募10萬人來自各國的國際人士,組成外籍兵團,這項計畫獲得蔣中正與李宗仁的認可。行政院長閻錫山聲稱,曾經擔任蔣中正護衛隊隊長的德國人史坦尼斯(Stennes)也許能夠幫上忙。
閻錫山在山西與共軍作戰時,就招募二戰日本軍人加入他的部隊,擔任外籍傭兵,與共軍作戰,保衛山西。閻錫山到中央擔任行政院長,仍然喜歡運用外國應兵,他還想要籌組一支與抗日時期飛虎隊類似的志願空軍(VAF),需要166架飛機,150架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等,16架運輸機。閻錫山希望這些飛機能有陳納德免費提供,整個空軍組織約需1300位外國人,另外約2000位中國人,這個志願空軍一個月大概需要100萬美元。
閻錫山籌組外籍兵團與共軍作戰的計畫,最後只是個構想,因為缺乏有效的計畫與足夠的經費,無法招募外國傭兵與共軍作戰。但是在國共內戰後期,蔣中正雖然下野,卻暗中請人與日本方面聯繫,組織二戰日軍軍官,成立白團,到台灣協助國府將領籌畫反攻大陸的各項計畫,這個計畫雖不是外籍傭兵協助與共軍作戰,仍是透過外籍人士協助國府軍事建設,在日人之後,還有邀請德國顧問的明德計畫。國府在1949年12月撤退台灣之際,美國對國府存活與否,毫不關心,美軍始終認為台灣戰略地位雖然特殊,但不值得犧牲美國士兵的生命保護台灣。
直到韓戰爆發,美國為了避免戰事擴大,才開始派兵來到台海,並且逐漸恢復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國府暗中找日本、德國二戰軍人協助國府反攻大陸的籌畫,無非也是對美國人的援助,覺得並不可靠,加上美國不認同反攻大陸的軍事計畫。1953年韓戰落幕前後,原本用來突擊大陸的大陳島,島上駐有美國中情局人員,很快就全面撤出,因為韓戰期間由大陳島突擊大陸,牽制沿海共軍的計畫,已經不在需要。不過,當時美方根據情報研判,認為共軍已將韓戰參戰部隊調防東南沿海,所以大陳島要改換正規軍隊守備,不能再由遊雜部隊駐防。1954年9月共軍出動60門大砲,炮擊金門,兩名美軍顧問陣亡,其他14位美軍顧問趕緊撤出金門,這場砲戰立刻又將韓戰停火後的局勢升高了起來,到底要如何處理台灣外島的問題,成了美國軍政方面的頭痛問題。
當時美國軍方對於台灣外島戰事看法分歧,1954年9月3日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安德森寫給艾森豪總統的機密報告當中,參謀聯席會主席、空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都認為美國海空軍應該協助台灣,防衛10個外島,金門是其中之一。他們擔心共軍攻占外島,會對台灣以及其他支持美國政策的亞洲國家的心理受到很大影響。但是陸軍參謀長卻獨排眾議,對於出兵協防台灣外島感到質疑,因為這些外島在有關防衛台灣的軍事意義上,並不重要。安德森最後選擇採納多數人的意見,決定允許海空軍協助國府防衛外島的共軍攻勢。正在馬尼拉訪問的國務卿杜勒斯也認為,失去金門,會造成不良的心理上的衝擊。他認為,如果有美國的援助,金門可以守住,我們就應該協助防衛金門,不過,國務院不同意派遣地面部隊協防外島。
根據1954年9月4日國務院一份最高機密的情報研析報告,當時大陳有1萬人正規部隊,游擊隊1000人,鄰近島嶼有三四千人游擊隊。南麂島有3000人正規部隊,1300人游擊隊。馬祖與白犬島有5000人正規部隊,金門有4萬3000人正規部隊,游擊隊1萬1000人。由於1953年5月到8月之間,共軍占領了大陳與馬祖周邊的許多島嶼,相同的模式在1954年5月又開始了,共軍所占領的島嶼距離大陳島只有20浬,許多部隊與海軍艦艇也正在鄰近集結。尤其1954年共軍的作戰規模加大,並且增加了米格15戰鬥機。共軍在上海與廣州之間,從韓國調回來許多有豐富作戰經驗的部隊與戰機,多達42萬5000人。共軍在這有足夠的空優,也可以使台灣海軍不易支援,當時台灣只有一個飛行隊的F-84戰鬥轟炸機,而且仍然在訓練階段,難以與共軍對抗。
白宮國安會在1954年9月9日開會,討論台海危機,美方認為國府在沒有美援下,可能無力防守外島。從軍事上的嚴格意義來看,這些外島對於台灣的安全與防衛,並不重要。陸軍參謀長李奇威特別解釋,他不認為外島需要美國防衛,是因為軍事上的意義,至於失去外島的心理與政治效應,那不是參謀聯席會應該考慮的事情。但是李奇威卻認為,光靠海空軍協防外島不夠,如果要出動兵力,需要派一個師才夠。
這場會議討論到後來,提到了參謀聯席會所設想的一個建議,就是成立國際志願航空隊協防外島,現在應該要擬定相關計畫,但是現在還不要馬上執行。會中認為台灣可以指揮這個國際志願航空隊,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而不需要美軍的直接介入。不過,美方還是認為成立國際志願航空隊的條件,與抗戰期間陳納德成立飛虎隊,已經大大不同。蔣中正總統不一定同意這個航空隊待在台灣,這個航空隊的裝備可能是都要靠美軍提供,外人也會知道後面是美國人的計畫,這個外籍傭兵幫台灣與共軍作戰的計畫,還沒有出白宮國安會會議室,就被擱置了下來。
經過了六十年,台灣現在仍然仰賴美軍的力量,1996年台海危機,靠美國海軍航母穩定台海局勢,可是台灣方面可能要好好想想,美軍在1950年代對於協防台灣,始終不願意投入地面部隊,至多是出動海空軍兵力,其他還是要靠台灣自己,台灣現在有能力應付大規模的戰事嗎?如果不行,該怎麼辦呢?台灣經常爭論台海戰事之際,台灣到底可以防衛多久,支撐到美軍來援。美軍過去不願防衛金、馬、大陳等外島,即使協防台灣,也僅止於海空軍兵力,美軍的軍事決策,受到政治上的考量影響,遠遠大於純粹的軍事意義。國際志願航空隊就是顧忌政治上的理由,而由參謀聯席會想出的一個規避美國直接介入的策略。美國的政治顧忌當年存在,今天更是影響深遠。
當年美國與國府仍有外交關係,今日美國與北京有正式外交關係,雙方近年來軍事交流逐漸升高與密切,美中關係和諧,對於台灣安全有利無害,但是台灣與美國的實質關係究竟能夠讓美方的安全承諾,能夠兌現到何種程度,其實是有待考驗的。美國在冷戰時期,都不太願意直接介入台海衝突,要拐彎抹角的來,於今後冷戰時期,美中關係時鬥時和,台灣還能有多少空間,若不思在兩岸政治上尋求解決,台灣想靠軍備競賽獲得安全,在1950年代辦不到,在現在更不可能辦到,可是蔡英文總統除了想到增加百分之二國防預算,完全迴避政治手段在兩岸謀求和平,這種不負責任的政府,真是台灣的劫難。

蔡英文無力解決兵力不足問題仍要大買軍備|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夏威夷期間,對美方表示要增加國防預算支出,以表達她對台灣國防安全的重視。雖然增加國防支出,讓軍隊能夠擁有新銳武器,打什麼,有什麼,這是很好的政策,但是蔡英文完全無視台灣在國防需求的根本問題,是民間沒有人想要加入軍隊。打仗,要靠人,沒有人,再好的武器也沒有用,蔡英文對國防政策的理解,僅僅在於浮面的預算數字,顯示她並不真切地關注台灣的防衛安全,只是想藉增加預算的說詞,爭取美國的政治好感,也暴露出蔡英文對國防政策是個大外行。
戰爭的遂行,靠的是人,人才是成敗關鍵因素,美軍在韓戰與越戰都有天文數字般的軍備預算與先進的軍事科技,可是美軍的戰鬥意志不如中共志願軍與北越軍隊,政治上沒有強烈的必勝信念,不能抱持犧牲到底的決心,所以強大如美國,卻在兩場重大戰爭當中失利,韓戰被窮困的北京政府打和,越戰被北越拖了十年,最後失敗收場。美國兵強馬壯,打起仗來卻是灰頭土臉,理由何在?仍然是美軍的心理素質不如對手,歸根究柢,人才是打勝仗的因素,國防預算的多寡,只是門面。
蔡英文以為增加國防預算支出,就是國家安全的保證,身為三軍統帥竟有如此無知的說法,實在讓人失望。蔡英文對於如何提高軍隊素質,招募足夠的部隊人力,一年多來與她的前任馬英九一樣,都是束手無策,兩手一攤,就避而不談,以為問題從此不存在,然後只拿國防預算多寡做文章,前瞻預算已經浪費了四千多億元的稅款,蔡英文提出國防支出再度增加,又不知要耗費多少稅款,買些華而不實的軍事裝備。
台灣目前軍事建設的重大問題,不是預算多寡,是人力不足的問題,當然國防預算增加,改善官兵待遇,也許可以對某些人投身軍旅產生誘因,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蔡英文對美方提出國防預算增加,目的不在提升官兵待遇,而是要對美國採購軍火,藉以拉攏對美政治關係,是配合美國軍火商在美國國內運作的政治表態。美國軍火商在美國國內是政治影響力龐大的集團,蔡英文在夏威夷拋出增加國防支出,一方面可向美方表態重視國防安全,一方面暗示軍火商,要在美國內部幫助民進黨政府打通政治關節,才能營造雙方互利的局面。
台灣軍事人力不足問題嚴重,依據國防部規畫,2018年元旦起,不再徵召一年制義務兵役,要在一年內讓部隊全面志願化。這種作法一方面是台灣沒有人敢再次恢復徵兵制,害怕影響選舉中的青年選票,尤其明年12月有地方縣市首長選舉,民進黨更不願意讓兵役政策造成年輕選票流失。
考察2018年的國防預算,2018年台灣軍隊加上萬1000多人的末代義務役役男,部隊總人數只有17萬3000人,比國防部對外宣稱的保持有效戰力的人數下限17萬5000人還要低,現在台灣沒人想要當兵,軍官學校招生也不足額。這種情況可以說是民進黨多年來醜化軍隊,抹黑軍隊,加上民進黨大砍軍人退休待遇造成的惡果,從軍不在像是過去那般充滿愛國熱情與榮譽感,支持台獨的青年多半設法逃避兵役,不願進入軍中服役,他們主張台獨,引發兩岸戰事,卻不願意加入軍隊對抗可能因反台獨犯台的共軍,讓別人為他們的政治信仰犧牲。
台灣在2014年完成精粹案後,軍隊人員總數是21萬5000人,扣除受維持員額,也就是那些正在受訓或進修等不占人事缺額的人員,部隊的編制員額是19萬6000人。國防部對於戰力的說明,是以編制員額的人數與現況維持員額人數相比較,這個編現比必須是達到90%,現況是17萬5000人才能滿足戰力需求,但是這標準如今也無法達成。
2018年的國防預算中,志願役從上將到二等兵,共有16萬2000多人,義務役人員1萬1000人,總數約17萬3000人。維持員額不占人事缺額,但人事預算仍編有薪俸,預算支應薪俸的17萬3000人,扣除約1萬人的維持員額。預算書所列數字是為了讓立委審議時,方便立委討論檢討,但是這些數字並不是真的發生的情況,多是預估明年可能獲得人數,又為了避免編列過低,影響預算執行,故要稍稍編列多一些,所以這個明年可能實際的預估人數,多半是高估,從而造成與實際情況相比,反而可能會過低的窘況。
如果參照2017年的數據,國防部推估明年志願役人員比2017年增加5000餘人,士兵增加6000餘人,但尉級軍官卻降了2000人,尉級軍官是領導基層部隊的核心幹部,少了這麼多人,顯示部隊運作可能出問題。
2018年的軍官人數增加,編列義務役少尉員額781人,相較2017年的150人,顯示國防部面對軍官學校招生不足,造成基層軍官不夠的問題,只能從增加義務役預備軍官,尋求解決方案,以補充排長級別的幹部不足問題。
部隊人數嚴重不足的問題,蔡英文沒有提出任何解答,只用了增加國防預算,一語帶過,這種敷衍應付,不是三軍統帥應該有的態度。軍隊人數不足,還有另一個軍官學校的發展困難問題。2017年軍官學校錄取狀況仍然很差,陸軍官校實際報到學生人數,還不到招生數的一半。三軍官校的最低錄取級分,也都比2016年降低四級分到五級分。沒有人念軍官學校,軍中補充年輕幹部心血就會出問題,官校畢業生是基層幹部的主要來源,少了基層幹部,部隊管理必然出現問題,缺乏幹部的軍隊,就算有再多國防預算,又有何用。
台灣軍隊基層缺乏幹部的嚴重情況,以陸軍某戰車營曾出現三個連九位排長,全部缺員,戰車連缺一位排長也許是偶發問題,但是全部沒有排長,就是結構性的問題了,國防部在立法院透露,少尉、中尉基層軍官的編現比只有54%,也就是少了一半。陸軍缺幹部最嚴重,尉級軍官就在基層單位之間調來調去,以應付上級的人事檢查,呈現編現比符合標準的假象。
陸軍官校去年預計招收330名學生,實際報到者197人,只比一半多一點,一年後,大一下學期還有166人。陸軍官校2017年提高招生名額,增加為518人,可是錄取只有275人,實際報到254人,獲得率只有49%,未來幾年這些人是否繼續留在官校,仍有很大變數,基層軍官缺員問題,政府根本是毫無辦法。
其他軍官學校情況也差不多,海軍官校招收162人,實際錄取141人,報到134人。空軍官校招收248人,實際錄取228人,報到210人。尤其以往軍官學校學測最低錄取標準都在45級分左右,這次都跌到40級分、41級分,顯示軍官學校學生素質下滑,這又哪裡是國防預算增加多少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不論是部隊人數,或者是軍官學校招生,都出現員額不足的情況,增加國防預算也不一定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關於國防預算的增加,其實也不是增加數字那麼簡單,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國府在台灣為了籌備反攻大陸,每每增加軍費支出,要求美國提供援助,1960年代甚至開徵國防捐,都讓在台的美軍顧問團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提出質疑,懷疑國府增加軍備支出,會影響台灣的經濟,尤其台灣戰後百廢待舉的時期,美方認為穩健的經濟是台灣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當然,在2010年代的現在,台灣經濟情況與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軍事支出無助經濟,甚至可能傷害經濟,確是有可能發生的。蔡英文所允諾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增加,也許衝擊不大,但是也不能不考慮可能對其他政府部門支出的排擠效應。為了軍購而軍購,而忽略眼前國防建設的實際問題,這是毫無意義的政治作為。
戰爭成敗操縱在人的手中,軍事裝備只是成敗因素之一,並非絕對。如果迷信增加軍備支出,採購新式裝備就是確保台灣安全,這就搞錯方向,尤其台灣因為國際社會的政治因素,在武器採購市場上是賣方市場,有錢還不一定買到合適的裝備,大多只能仰賴美國供售,經常沒有議價空間,任人漫天要價,讓台灣的國防建設成為政府龐大的財政負擔。蔡英文如果要提高台灣的國防安全能力,首要之務,還是應該回過頭去解決全募兵制這個推行多年的無效政策,始終招募不到足夠作戰能力的男性士兵的問題,沒有戰鬥步兵的部隊,有再好的裝備,又有何用?軍官學校的招生嚴重不足額,更危及未來部隊的組成與領導,如果蔡英文拿不出辦法解決國防的人力問題,奢談增加國防支出,那不過是粉飾太平,毫無意義。

中國夢與國際秩序的新挑戰|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要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並且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然而,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為了樹立共同丶綜合丶合作丶可持續的新安全觀,並促進和而不同丶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中國將構築尊崇自然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綠色發展方式與生活方式,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

中國的發展理念是創新丶協調丶綠色丶開放與共享,推動新型工業化丶信息化丶城鎮化丶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目前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已增長到人民幣八十萬億元(約美金十二兆元),穩居全球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25%,五年來已有八千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這相當於歐洲一個大國(如德國)的全國總人口。

習近平表示,今後將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形成全方位丶多層次丶立體化的外交部局,營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他並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也就是要推動構建新型的國際關係。

從以上宣示可以看出,今後多年,中國將成為國際社會中主要的議題設定者,也將成為國際秩序的重要參與者和維護者,更重要的是,它將積極促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並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體系。這無疑是一項重要的全球化宣言,值得深入的探討與推究。

首先,在議題設定方面,中國已清楚的列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清單,並提出了重大承諾,包括依法治國丶深化改革丶改善民生、創新發展丶生態文明丶國際維和,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這表明中國今後將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各項合作,並扮演議題設定者與秩序推動者的積極角色。

但是,相對的,美國總統川普卻堅持美國優先和白人利益至上,他公開反對外來移民丶對抗伊斯蘭文化,並強調美國不應受國際約束,而且基於自身的安全與利益,不惜抗拒全球化潮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丶拒絕太平洋夥伴協定,並威脅將進一步推翻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的獨斷獨行,已成為眾多國家內心厭惡的黑天鵝。

很顯然的,在推動全球化與逆轉全球化這兩股相互衝突的趨勢中,中國的國際地位將因美國的反其道而行而獲利,並掌握著難得的契機,成為正向推動全球化進程的參與者和維護者。

但是,中國也將因此面臨一些新的挑戰。

首先,是美國因霸權地位下頹及單邊主義受挫而形成的失落感,以及尋求戰爭以解決衝突的新威脅。這也就是近年來甚囂麈上的論述──「崛起中大國形成的挑戰」。但是,只要中國不稱霸丶不求戰丶堅持國際維和,也不故意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事實上很難找到對華戰爭的藉口,尤其是面對人口丶土地丶資源與經濟實力如此龐大的中國。換言之,只要中國堅持和平與發展的既定理念,繼續構建穩健的新型大國關係,此一威脅並不足論。

但是,美國卻有足夠的實力與動能,聯合日本、印度及東南亞等國,挑戰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大國地位,包括在南海、東海和邊境地區進行各種挑釁,甚至擦槍走火,製造衝突。這不但已是既成的事實,而且還將持續發生,考驗著中國的耐性丶智慧與毅力。近年來,中印、中日、中越丶中菲丶中緬等雙邊關係中,都曾出現類似的挑戰,所幸均已成功化解。這是中國大陸今後在對外關係中必須展現的國家能力與外交實力,也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在國家強盛時期一向展現的王道精神與大國器度。

至於在上海合作組織與獨立國協(獨聯體)方面,目前中俄關係正處在幾十年來最佳時期,而與俄羅斯關係緊張的烏克蘭也與中國大陸十分友好,至於其他中亞丶中東歐國家,一向與中國維持積極的雙向交往,中國大陸在推動改革開放後展現了充沛的國家實力與旺盛的企業家精神,更讓這些前共黨國家的政府與民眾刮目相看。對於中國堅定不移的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東歐人民尤感好奇,這也正是中共在十九大閉幕会上高唱國際歌,並且總結性的強調要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特殊意義。

在前蘇聯與中東歐經歷了轉型的陣痛之後近三十年,中共在十九大會議上高調的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與時俱進的時代性,並明揭列出將在2035年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目標,無疑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不僅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有其重大的借鑑意義,而且對於社會主義發展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均有劃時代的宣示作用。

先談對發展中國家的借鑑意義。

目前中國大陸對外關係表現最成功的領域,同時也是歐美國家困擾最大的地區,就是從北非丶中東到中亞的大中東地區,這也正是與西方基督教對抗最為激烈的伊斯蘭教文明地區。

近年來,由於歐美國家推動「顏色革命」,對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威權政體採取顛覆丶政變甚至內戰等激進手段,造成各國內部社會動盪丶經濟倒退,極端勢力竄起,進而導致老百姓流離失所、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無家可歸,流浪到中東與中東歐等地。這是由於歐美國家主張霸權主義丶堅持基督教文明與資本主義優越性,對這些威權政體實施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m)政策所帶來的惡果。

前加拿大自由黨黨魁、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校長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指出,2003年推動伊拉克戰爭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國,它本應承擔起造成中東動盪丶政治難民流竄各地的責任,主動的接收難民,但迄今為止卻擺出一付事不關已的態度。至於歐盟,也應該反省長期以來習以為常丶自以為是的干涉主義政策。這是造成當今中東丶北非社會動盪丶難民湧入歐洲各地的主要根源。

干涉主義措施是歐美霸權主義心態與殖民主義遺緒的具體顯現,它主張以強制的手段強迫發展中國家,學習西方文明價值丶倣傚歐美政經制度,即使是動用武力丶顛覆政權也在所不惜。因為他們肯定西方文明代表的是普世價值,是舉世皆準的不變真理。

但是干涉主義政策卻不符合歐美國家的自身利益,也未能真正體現人道主義及人權保障的戰略目標,而且遺禍十分嚴重,它不但造成了此一地區長期的紛亂不安,也使最起碼的政治穏定變成泡影。美國國務卿希拉芯.柯林頓支持利比亞叛軍強行推翻格達費政權,不但未帶來她所期許的美式民主,反而造成該國持續性的政治動盪,並導致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和外交官被叛軍殺害,不但未蒙其利,且治絲益棼、適得其反。

中國的對外政策卻與此截然不同,它反對干涉主義,堅持尊重各國的宗教信仰丶文明傳統與制度選擇,絕不干涉他國內政。基於此,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丶主導設立亞投行,並支持各國推動基礎建設,改善各地的人民生計。中國拒絕採取過去世界銀行丶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干涉主義作法,絕不強求各國配合大國的要求,調整基本經濟路線或改變既有的政治體制。這種不干涉主義正是中國在很短期間內迅速成為中東丶北非地區第一大貿易國的關鍵因素。

不同於西方國家長久以來展現的殖民主義與霸權作風,中國當前在北非丶中東地區具體的作法是,進口本身缺乏的石油、天然氣和原料,輸出廉價的服務和製成品,同時也為當地民眾提供改善工業化發展的基礎建設和技術資源。這是一項平等互惠的雙贏策略,卻不會帶來干涉主義的沈重後果,也不致引發各國政府與民眾因制度差異和文明衝突而形成的矛盾與反彈。

 

這種不干涉政策的思想源頭,正是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所強調的王道與和平思想,也就是所謂的「王霸之分」。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訪日之際,曾演講「大亞洲主義」,他苦口婆心的勸戒日本人「要做東方王道之干城」,勿為「西方霸道之鷹犬」,但日本主流政治人物卻始終無法明察其中之深蘊,迄今仍然想以西方強權的代理人自期自任,甚至仍然籍美日同盟對抗中國,並分化亞洲各國。這是西方殖民主義與霸權主義在東方留存的遺緒。

 

自古以來,中國的王道思想與天下觀發展出一套應對周邊地區和異族政權的具體作為,包括運用和親丶懷柔丶羈縻丶朝貢等不同手段,化解紛爭,非到最後萬不得已,不會輕易採取制裁性的征伐行動。相對的,近代西方國家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帝國主義的擴張,利用船堅炮利,強取豪奪發展中國家的原料和資源,對亞洲丶非洲丶拉丁美洲進行武力征伐丶霸淩天下。表面看來,這是為了推動西方國家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普世價值;而實際上,卻是基於各國的自身利害,強迫非西方國家必須屈從就範。

但是,現在中國卻提出了另類選擇!從一帶一路到亞投行,從金磚五國到新發展銀行,從上海合作組織到絲路基金,所有由中國倡議或推動的國際機制和發展計劃,都否定西方的干涉主義丶拒絕干預他國內政,而且還特別強調要尊重各國不同的文明信仰和制度選擇,這無疑將為國際組織及全球治理體系帶來重大的變革,並強化開發中國家的自信丶自主和動能。一位埃及的專家感慨的說:中國人尊重各國的文明與制度,不干預他國內政,這才是真正的互利與共赢!

至於中國大陸自身的發展經驗與改革道路,十九大特別強調它只是「新時代」的「中國特色」,或許對其他國家具有參考意義,但卻不是什麼普世不變的真理。

換言之,中共已經完全走出了過去國際共運史上曾經出現的窠臼與泥沼,拒絕再談什麼蘇聯模式丶南羅經驗丶第三國際丶經濟互助會這些舊名詞了。中共強調它的發展經驗符合當前中國人民的需要,而且仍然經受著「兩個一百年」的考驗,至於對其他國家是否受用,則因人因地因時而異,必須經過實踐之後才能判斷正誤。

換言之,中國經驗畢竟只是中國經驗,是獨特丶艱辛,長期耕耘的成果,但卻不是和西方模式競爭的另類模式。但是,中國終究是大國,大國就要有大國的樣子。現在,中國的大國樣子終於做出來了,而且備受全球矚目。不過,其他國家到底喜歡不喜歡,接受不接受,那就只有回到和平共存丶兼容並蓄,讓時間來作裁判了。

 

 

十九大涉台:曾經打開過的幾扇窗口又都關上了|何方

文/何方

展讀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的涉台段落,如果要了解其間的新意、轉折和對今後一段時期的大勢判斷,則須與五年前胡錦濤臨別之際所作的十八大報告對讀。

我的主要判斷是,和2012年秋天國民黨剛剛獲得連任、“兩岸關係發展歷史機遇期”再次獲得台灣民意肯認而得延續的十八大相比,今次,十九大的報告中,又把幾面原本留給台灣問題終局解決方案另類思考的窗子,給通通關上了。

在十八大報告中,這些機會之窗包括:“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等等。

縱然,在台灣內部也必然有人批評這些窗口是所謂的“毒蘋果”,是在巨大的犧牲和妥協下換來的空間云云。此處對此先擱置不辯,只從中共本身的立場變化說開。

擺在十九大報告前的事實是,不管這些蘋果有沒有毒,在今年樹枝上連這些蘋果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也就是說,台灣最有可能以最平等的姿態和身段(哪怕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北京和台北兩個當局的平等),和大陸進行談判,探討兩岸如何結束對峙狀態(即洽簽和平協議)、商討雙邊的政治定位和關係、釐清台灣在國際空間的活動方式和範圍、建立兩岸兩軍的聯繫交流管道和長期共存守則等等的空間,在十九大召開之後,通通被收回了。

這些問題,至少在接下來這五年沒得談。在十九大報告中,留給台灣的政治承諾只剩下“尊重臺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臺灣同胞生活方式”一項;也就是在中共關於兩岸問題終局方案的鋪排中,今後願意給的承諾,只剩下台灣“內部”的政經秩序運行法則基本不變。至於延伸到兩岸領域,是不是能容許台灣和大陸這兩個政治實體,在一個中國框架內擁有平等(至少是名義上平等)的政治/行政/法權地位;台灣能不能經由所謂的“合情合理安排”,獲得國際空間參與;台灣軍隊未來有沒有和平和解放軍長期共存的空間?這些承諾,目前已經通通不給。再要談這些高度敏感問題,或已是到了城下之盟的階段,才能再觸及的了。不過,屆時其時其勢已易,能談出來的結果,或許也大異其趣了。

更根本地、也更深層的關注點是,十九大報告中,對於兩岸關係現狀的詮釋表述,已經發生了和十七大(2007年)、十八大(2012年)非常不一樣的改變。

在2007年和2012年這兩個秋天,對于國民黨的即將執政和順利連任後的前景充滿樂觀的中共,在兩份政治報告中分別提到:“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和“大陆和台湾虽然尚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国家领土和主权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

這樣的表述一方面是在國際法理論述上,補強固本的立場宣示之舉;但另一方面,從中共角度而言,也是一種給予了台灣現狀和兩岸未來前景非常大空間和非常大彈性的“讓步”詮釋。

何以這麼說?以2012年的十八大表述為例,這意味著,中共認為:哪怕兩岸經歷了1949年以來的治權分離、台灣發生了數次修憲和總統直選,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範圍都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只是,兩岸之間因仍處於對峙狀態、對彼此的政治定位尚未作出“安排”,故而還沒實現“完全統一”而已。

換句話說,至少從十八大以來,中共認為目前兩岸的分治現狀,並不影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統一”只是要結束對峙狀態而已。一旦兩岸之間約定了彼此都能接受的關係型態和雙方同屬的更大共同體的定義後,台灣內部該怎麼運行就怎麼運行,兩岸關係從現狀邁向中程穩定狀態/或終極解決方案的成本是較小的、起點是高的。因為,在當時的語境下,主權和領土完整始終沒有受到挑戰,不需要以高強度手段進行處理,政治解決足矣。

然而,在十九大報告中,我們沒有再看到“儘管….但是….”等語式的兩岸現狀詮釋再度出現。大陸不願意再以現狀為基礎和浠泥、盡量想辦法把話說圓去、只求“最小成本”解;十九大報告中,只剩下單獨重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這意味著,不管台灣的意願如何,至少從大陸角度出發,跟現狀相比“變動最小、成本最少”的處理方案,已經從大陸的選項庫裡抽掉了。從1949年來以來,台灣問題最接近“無痛”解決的時間點,可能已與我們錯身而過。

最後再說一點餘論。和十七大、十八大報告只籠統蓋括“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等語相比,十九大報告的表述則具體提出,要“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每次全代會的政治報告,是中共治國理政的總方針和政治承諾;技術性的具體細節、數據提到少。因為但凡有提到的,就必須完成,就必須做到,其承諾的嚴肅性甚至還要高於國務院總理每年都做一次政府工作報告。

在“學習、創業、就業、生活”之外,另一個可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的空間,即是公共空間的參與權利。

此次在黨代表媒體通道中,特別安排出身台灣的盧麗安高調受訪,顯然也反映出大陸注意到了,需要提高大陸上的台籍參政人士的代表性和說服力等問題。未來是否還有其他的安排,這些安排會不會引起台灣當局更大的反制舉措,亦值得觀察。

國府遷台初期美國頻頻介入內政差點毀了台灣|高靖

文/高靖

美國這個國家向來以其自身利益為重,所有對外關係的發展,都必須符合美國的利益,而欠缺考量對方國家的立場與困難,經常造成雙方的誤解,影響雙方互信。國府因為國共內戰失利,在1949年12月遷往台灣,當時的國府只能用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形容。國府在台灣腳步都還未站穩,美國大使館駐台人員卻在台灣民間鼓吹組織台灣民主協會,利用省籍情結,拉攏本省人與國府在政治上分庭抗禮,對於國府逮捕反政府的台獨人士,美國大使館也施壓釋放,介入干預他國內政。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台北的美國大使館人員就不斷與主張台灣獨立的台灣民間人士接觸,向國務院積極推銷支持台灣獨立的美國官員不在少數,最有名的當屬葛超智,不僅宣傳鼓吹台獨,還出書攻擊國府。葛超智過於激烈的言論,沒有成為國務院的主流政策,後來葛超智離開國務院,但類似葛超智支持台獨的意見,在國務院官員當中,並不在少數。
國務院當時出現支持台獨的主張,是有歷史背景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抗戰期間,就有許多官員對重慶國府抱有高度偏見,尤其是不滿蔣中正的領導,這些人對延安中共當局充滿幻想。這些官員發回國務院許多不利國府的報告,影響美國對內戰的看法,共軍攻陷南京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並沒有跟隨國府遷移廣州,而是留在南京,等待內戰的最後情勢發展。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是國務卿艾奇遜的指示,美國對與中共建立正式關係,充滿期待,希望拉攏中共,減少蘇聯在共產圈的盟友。
美國在國共內戰最危急的時刻,早就以其全球戰略利益為考量,在國共雙方選擇了中共。因為這個初步的選擇,使得原本美國大使館駐台人員積極鼓吹美國支持台獨,利用孫立人兵變,推翻台灣省主席陳誠,由美國、聯合國託管,將來再由台人治台的策略,沒有成為國務院的政策。
艾奇遜始終不認為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有多大影響,但他希望拉攏中共,藉以減少蘇聯的盟友,美國對於台灣地位尊重二戰時的開羅宣言,也就是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因此,若美國藉著組織推動台獨,占領台灣,就會違背開羅宣言的精神,不利美國與中共關係的開展,在艾奇遜的影響下,杜魯門政府除了已經通過的援助項目,沒有提供新的對華軍援,目的就是為了等塵埃落定,才能夠與中共新政權展開外交對話。
根據國務院的解密檔案,1950年1月2日,英美兩國外交官員會商,美方明確表達美國政策立場,不允許提供轟炸機、重戰車給台灣,美國不打算協防台灣,美國也不會派遣軍事代表團到台灣。1月5日,杜魯門總統再次表達美方立場,美國尊重開羅宣言,台灣應該回歸中華民國,但是美國不會介入中國內戰。
國府遷台的新年,就是在美國不斷傳達出放棄國府,讓中國內戰情勢自然發展想法下,淒涼地過去了。由於代總統李宗仁早在1949年12月,透過美國協助下,藉醫療名義,由香港流亡美國。這時蔣中正在台灣思考復行視事,繼續領導台灣反共,蔣中正3月1日宣布復行視事,在這之前,國府空軍不斷出擊轟炸上海,引起美國大使館向外交部強烈抗議,因為國府轟炸的目標,包括了美國人投資的標準石油設施、上海發電廠等,國府的軍事行動,造成美國人的財產損失。美國不僅不支援國府軍事行動,進而限制國府的軍事行動,美國的抗議聲明不只是對外交部宣達,也向當時的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當面表達。
國府受到美國國務院處處牽制與杯葛,只好私下在美國招募了退役人員,協助國府與美國政府交涉,這批以中國國際商業公司名義招募的人員,以海軍上將柯克(Cooke)為首,代表國府交涉美國軍事援助。國府這個舉動,又引起美方不滿,國務院對於國府打算跳過大使館與國務院與美國交涉,非常反彈,最後由參謀聯席會下令這批退休人員因為沒有獲得美方授權,所有美國官方與台灣的接觸,都不能夠透過這批人員進行。
國府遷台的第一個春天,中情局發表了不利台灣的情報分析,這份4月10日發布的報告認為中共可能在1950年6月到12月間拿下台灣。美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也在5月17日給國務院電報,認為國府放棄舟山,台灣命運已定,從6月15日到7月初,共軍很可能攻台,要美方趕快準備撤離駐台人員,甚至連大使館當中的密碼機,都要撤走,可見得美方對當時台灣情勢十分悲觀。
師樞安5月當時主張美國撤出台灣,只保留必要的少數人員留駐,顯然他知道台海當面局勢非常緊張。但是師樞安仍在台灣鼓吹組織台灣人組成台灣民主協會,與國府對抗,製造台灣社會的混亂。
師樞安的動作太大,搞到全台人盡皆知,剛剛就任行政院長的陳誠,在日記提到台籍人士蔡培火跑來問他,是否可以加入美國人組織的協會,陳誠鼓勵蔡培火加入,但提醒蔡培火不要被美國人分化。
師樞安在4月8日給國務院的報告,提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見到他時,挑明著問他,「你的協會近況如何?」師樞安否認他與協會的直接關係。但師樞安找上吳國楨,就是對吳國楨施壓,希望吳國楨與台灣警備總司令彭孟緝兩人允許協會成立。
吳國楨立場親美,受到美方信任,吳國楨領導下的台灣省府,任用許多台籍菁英人士接任主官職務,楊肇嘉是其中一位。楊肇嘉雖不反對這個協會,但他告訴師樞安,這個協會未來的許多領導者,他們的個人紀錄,根本經不起檢驗,台北以外的許多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權衡情況,猶豫再三是否要加入這個協會。
師樞安的報告,提到楊肇嘉告訴他協會的許多領導者,對外宣稱美國政府與師樞安支持這個協會,美國會對協會提供援助,這引起了國府的高度懷疑。師樞安另外提到吳國楨否決了協會的集會申請,希望吳國楨幫忙,吳國楨不斷問師樞安,美國是否希望這個組織成立?師樞安解釋這是希望台灣能有一個讓本省人加入的政治組織,這對國府治理台灣只有好處。吳國楨受到美方壓力下,同意向蔣中正反映,允許這個協會成立。不過,師樞安還是再三解釋,他對於協會的目的,只是希望國府不要與台灣人疏離。不過,吳國楨仍表達了他對協會當中某些台籍人士的看法,吳國楨說,蔡培火是機會主義者,林頂立是很有影響力的幫派份子,吳三連很清廉。
這個協會最終還是沒有能夠成立,師樞安在4月27日給國務院的電報指出,這件事情應該超過吳國楨所能決定的範圍,應該是吳國楨之上的人才能決定。師樞安提到協會中某陳姓人士對台灣前途悲觀,希望他安排離開台灣,但師樞安表達了愛莫能助的態度。
1950年6月發生韓戰前的台灣局勢,其實是轉危為安的關鍵,從來台初期的混亂,逐漸整理出頭緒。國府開始透過退伍美軍將領,經由其他管道爭取向美國採購武器彈藥,招募二戰日本侵華軍人組成白團,重新訓練國軍將領,協助台灣擬定反攻大陸計畫,規畫軍事組織調整與兵役制度,儘管美國大使館對國府充滿偏見,但是國府仍然按照自己的步伐,進行軍事改革,推動台灣地方自治。
6月初,許多台灣再解放聯盟成員被國府逮捕,這個組織因為主張台灣獨立,國府來台初期為求穩定,自然採取較為嚴厲手段,許多台籍人士紛紛找上國府有力人士與美國大使館求援,希望釋放相關人士。台灣民主協會無法成立,也與國府強化控制有關。諷刺的是,美方認為共軍可能在6月中旬後攻台,但同時美方卻在台灣民間籌設組織,並且在以維護台灣人的權益名義下,不斷對國府施壓,國府歷經美國多次的外交背叛,自然多所懷疑美國的真正動機究竟是什麼,美國幕後推動台人籌設組織對抗國府,國府當然無法允許。
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為了穩定台海局勢,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巡弋台海,阻止共軍侵台,另一方面也限制國府海空軍攻擊大陸,確保台海中立化。但美國仍持續介入台灣內政,7月14日國務院電令美國大使館,向吳國楨展開交涉,表明是國務卿要求查明
台灣再解放聯盟成員的下落。師樞安跑去找吳國楨幫忙,儘管吳國楨親美立場,但此時吳國楨也覺得美方鬧過頭,不太想幫美方這個忙。
從1950年前半年美國在台灣的許多政治運作來看,美國雖然有崇高的自由民主理想,卻往往無視於其他國家的特殊環境,強迫對方接受美國的價值與標準,卻也因此造成對方更大的猜忌與反彈。美國大使館對國府軍事能力過低的評價,以及過高評價共軍的能力,在1950年7月的大膽島戰役被推翻,共軍對大膽島發動攻擊,卻遭到國府駐軍擊退,大膽島是金門島與大陸之間的前沿,共軍攻擊大膽島失利,某方面吻合中情局預判共軍可能在6月與7月間發動對台攻勢的分析,但是大膽島戰役後,共軍並無後續大規模侵台行動,反而是幾個月後介入了韓戰。
中華民國就在戰爭陰影中,一天又一天地度過,時至今日,許多人早已遺忘遷台初期政府的艱辛,以及美國大使館包藏禍心的政治操作,美國外交官在台灣運用外國政治勢力的背景,在台灣推動限定台籍人士參與的民間組織,表面上似幫台籍人士爭取民主空間,其實正是在戰爭陰影下,破壞台灣的政治穩定,如果沒有韓戰發生,共軍沒有介入韓戰,而是繼續集結部隊侵襲台灣,就不知道美國是否真能為台灣人犧牲,出動兵力保台了。

兩岸統一威脅論是鼓吹兩岸分裂不符台灣利益|高靖

文/高靖
華府智庫威爾森中心亞洲部主任、美國國防部前副助理部長鄧志強指出,兩岸若統一,將對日本造成潛在威脅。
鄧志強的說法,很有玄機,但也不令人意外。我們必須要提出的質疑是,兩岸統ㄧ是中國內政問題,或者是兩岸之間的政治問題,何勞美國人表達意見,橫加干預呢?更何況美國對於兩岸雙方所採行政策的立場,不就是一個中國,美國的政策並沒有挑戰或者反對一個中國,兩岸統一難道不符合美國的一中政策嗎?鄧志強對兩岸統一的負面評價,其實是在推動戰略對抗北京的立場表達,是間接鼓吹繼續兩岸分裂,以台灣作為聯合亞太地區抗中的環節之一。
鄧志強認為,台灣和日本有許多共通利益,可就此加強安全和其他合作,台灣具自衛能力,不僅符合美國利益,也符合日本利益。鄧志強是在美國智庫有關中國大陸防務與安全研討會上,提出了他的看法。鄧志強在討論台灣在東海角色時指出,台灣在處理釣魚台列嶼主權爭端時,不陷美國和日本於困境,符合台灣利益,台日漁業協定和台灣主張和平對話,降低緊張局勢,都是這種處理方式。
鄧志強說,台灣和中國大陸在東海的角色非常不同。若中國大陸與台灣統一,將對日本產生巨大影響,地理上將對日本更具挑戰,更具潛在威脅,包括提升中國大陸包圍日本的能力,可能削弱日本國際貿易資源,維護台灣的自衛力,不僅符合美國利益,也是日本的利益。
解析鄧志強的論述,與美國現在採行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同,是完全站在一中一台的立論點,把北京與台北看成是兩個獨立的國家,台灣必須與西方靠攏,這才是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兩岸不能統一,因為兩岸統一,西方國家將失去對台灣的影響力,區域鄰近的日本首當其衝。
從鄧志強的論調看來,這位國防部的卸任官員,顯然對於美國國務院的中國政策或者兩岸政策由來,缺乏嚴肅與完整的認識,才會公開鼓吹兩岸統一威脅論,說穿了,兩岸統一威脅論,這個所謂的威脅,並不來自台灣,而是國家實力日漸提高的中國大陸,在大陸的政治、軍事、經濟力量逐漸提高的當下,鄧志強仍然繼續用過去冷戰時期的圍堵觀點,要控制台灣擋住中國大陸勢力往太平洋擴張。
鄧志強鼓吹台灣加強軍備,這樣一來,台灣可以有足夠軍事力量維持兩岸分裂的現狀,而兩岸分裂,符合美日兩國利益,但是兩岸分裂對於中國的利益,又在哪裡,北京可能放任台灣問題可以永遠不解決?兩岸問題若如鄧志強所言,只用軍事防衛力量確保分裂,而不是美國歷任總統過去一貫的立場,就是台灣足夠的防衛力量,可使台灣與大陸交涉時有足夠的信心。換言 之,從卡特總統推動與北京建交以來,美國對台軍售,提供台灣足夠防衛武力,都是為了讓台灣不會被大陸強制武力統一,但更深入探究美國政府立場,並不是反對兩岸以和平方式找到解決方案,台灣的防衛武力,是要確保兩岸能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但不是促成台獨,與兩岸永久的分裂。鄧志強宣揚兩岸統一威脅論,鼓吹台灣加強軍備,顯然與卡特以來的對台軍售政策立場,有很大的偏離。
鄧志強在釣魚台主權爭議上面,露了馬腳,因為他肯定台灣沒有與大陸聯手,為了釣魚台的主權與日本展開抗爭。台灣何其無奈,為了配合美日兩國的利益,必須犧牲自己的領土主權,看來鄧志強心中並無台灣的利益,只有美日的利益。
台灣對於釣魚台主權問題的虎頭蛇尾立場,眾所皆知,是在美國壓力下使然,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發生在美國即將放棄台灣國府,積極發展對北京關係之際,國府為了拉攏美國,自然不能挺直腰桿聲索釣魚台主權。
釣魚台問題起源於美日秘密外交,美國片面將琉球群島主權交給日本,違反了二戰期間各同盟國的共識,1943年的開羅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解決台灣戰後歸還給中國的問題後,甚至曾經提議,將琉球歸還給中國,當時蔣中正並沒有接受,顯見當時美國並不認為琉球歸屬日本。
美國將琉球交給日本,主要是冷戰思維下,確保琉球的美軍基地,在轉移琉球主權同時,也將釣魚台行政權交給日本,中國始終認為擁有釣魚台主權,兩岸的政府都認為釣魚台主權歸屬中國,不是日本。可是台灣需要美國的政治與軍事支持,只好隱忍釣魚台主權被日本侵占,幾十年來,媚日的李登輝政府默許日本在釣魚台問題上大做文章,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位總統,也都不敢強力主張中華民國對釣魚台主權,都是因為媚美的政治立場使然。
鄧志強舉釣魚台主權爭議,說明兩岸統一對於日本構成潛在威脅,也就是說,美國人認為兩岸統一後,中國勢力擴大,會對美國造成影響。鄧志強的論點,是完完全全站在美日的戰略利益,而不是台灣在兩岸問題當中,究竟應該尋求什麼樣的政治解決,以及可能的最大利益,鄧志強所期盼的,只是台灣對美日一面倒,但不提任何台灣在兩岸問題當中的具體解決方案,只是簡單地用加強軍事防務這種浮面的論述當成結論。
按照鄧志強的邏輯,台灣在兩岸戰火當中,只是為了美日兩國利益戰爭,這完全不符合台灣自身的政治利益,因為台灣今日尷尬的國際地位,都是拜日本與美國找中國大陸建交之賜,日本在1972年搶在美國前面,倉促與北京建交,當時對台灣造成的傷害,遠遠大於其他國家與北京建交,因為日本畢竟是東亞地區重要國家,日本當時外交上向北京傾斜,今日又出現反中,這是不同時段,不同利益的矛盾使然,台灣不能盡信鄧志強論述,必須考慮自身的利益,否則不知道何時,當利益的天秤改變時,美國與日本又將拋棄台灣。
至於日本害怕兩岸統一,這也不算新聞。早在冷戰時期,日本對於中國大陸,是又怕又愛,害怕中國大陸的軍事與政治力量,又想開發大陸的商業市場,日本很早就有議員跑進大陸,想要打開大陸市場,北京與日本一直有低調的往來。日本對於台灣,是看不起,又不能不要這個朋友。
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因為內戰問題,無法參加多邊的舊金山和約簽署典禮,被迫在台北的台北賓館,另外舉行雙邊的中日和約簽署典禮。台北與東京雙方談判和約過程中,日方表現出強硬與蠻橫的態度,讓人看了不禁要反問,究竟誰才是二戰戰勝國,誰才是戰敗國?
儘管如此,為了爭取日本對國府主權的承認,國府在和約談判過程讓步不少,包括不要求日本賠償中國戰災損失。國府因為內戰失敗遷台,仍堅持一個中國,表達國府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迫切需要外國的承認,日方也藉這個機會,反轉了談判立場,日本政府從來就不是個講信義的政府,日後放棄國府,轉而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更充分顯示其外交政策的本質。
日本始終不希望台灣歸屬於大陸,因為台灣地位的轉變,將破壞地緣政治上對大陸的圍堵,日本的基本態度就是台灣不要被北京所控制,台灣被任何人控制都無所謂,就是不可以給北京。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早在1967年3月10日,美國駐寮國大使蘇利文給國務院的電報當中,都曾經提到台灣與澎湖永遠與中國大陸分離,符合美國與日本的利益。美國與日本在「兩個中國」的情況下,都是有利益的。
1972年9月29日,北京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1971年11月30日,就在日本與北京建交前一年,美國駐華大使館發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轉述外交部次長楊西崑的說法,張群在去年夏天訪問日本時,曾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前首相岸信介,有一場特殊的會談,佐藤榮作與岸信介請張群轉交蔣中正總統一個絕密訊息,這個訊息是建議蔣中正,中華民國未來唯一的希望,就是採行分離策略,放棄對大陸的所有主張。
從兩件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檔案,我們可以看到,日本長期以來就是對兩岸統一抱持負面看法,而且日本對這個政治立場,毫不掩飾,連美國外交官都知道。不過,這些論點的根本立場,並不是取決於台灣如何如何,而是北京與美日等國所採取的姿態。1970年代是冷戰高峰,美國要聯中抗蘇,打中國牌成了國際潮流,日本自然不甘落人於後。今日北京在亞洲乃至世界所擁有的政治實力,慢慢強大,美日都認為威脅到了他們的利益,才會有加強台灣軍備,不認同兩岸統一的觀點。
台灣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以及大國外交彼此勾心鬥角的紛亂,對於自身的政治利益,要有清晰的看法與方向,過去毫無選擇地向美日靠攏,是國民黨政府為了苟安於台灣的無奈選擇,今日的國際局勢與兩岸情勢,都早已經發生根本的改變,不能再用過去冷戰思維,台灣對於過去美日如何放棄台灣,應該要有正確的認知,各國的利益是可能因著情勢轉變而轉換,若某刻北京與美日情勢緩和,台灣當局仍受類似鄧志強的言論所迷惑,盲目媚日親美,早晚還是要重蹈過去的重大挫敗。

台獨才會造成共軍攻台時機|高靖

文/高靖
美國智庫2049計畫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是「中國的侵略威脅:台灣的防禦與美國的亞洲戰略」(The Chinese Invasion Threat: Taiwans  Defense and American Strategy in Asia),其中提到共軍可能在2020年攻台。在民進黨政府受困於兩岸關係的低潮之下,共軍攻台時間很有新聞熱度,民進黨政府與台灣官方宣傳機構,都忙著撇清共軍侵台,還要追根究柢,要作者澄清這個攻台時間點,是抄自台灣的國防報告書,不是美國政府有任何具體情資,這些作為無非就是害怕台灣人質疑民進黨執政搞台獨,會造成台灣安全疑慮,所以要馬上四處消毒。
2049計畫,是一個色彩鮮明的機構,從其內部成員可以發現,與美國軍火掮客、卸任美國國防部官員有密切關係,包括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儒伯,曾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石明凱、卜大年、薛瑞福都是其中成員。這些人過去與台灣關係非常深厚,多半與軍火採購有關。美台商業協會就是有名的軍火掮客組織,每年假借舉辦會議,動用政商關係,表面上邀請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官員,與台灣軍方將領一起碰頭聚會,討論台海防務,實際上,是藉機讓台灣軍方與美國軍火商碰面,讓美方遊說台灣軍火採購,規避台灣的遊說法限制。
薛瑞福更是在陳水扁總統任內,非常支持民進黨政府搞台獨的美國官員,後來離開政府,成立2049計畫。這個機構還有一些身分特殊的訪問學者,包括民進黨立委的助理,還有一位台灣的公務員,這位公務員身分特別,原本是陸委會官員,沒有多久,又變成是國防部官員,結果到了2049計畫,這位台灣公務員研究的主題是台灣建軍與武器採購策略。不禁令人懷疑,一位在陸委會工作多年的公務員,轉任國防部後,居然就能夠研究台灣的軍事採購,變成軍購案專家,這真是十分奇特的。
從2049計畫這個機構內部成員看來,雖也有國民黨、民進黨兩方人士,但更多的是軍火掮客背景人士,也讓人懷疑這個機構幕後經費來源可能部分來自台灣,才會有那麼多台灣人士參與其中。長年以來,台灣情報機關編有機密經費,每年撥款美國智庫,以學術報告形式為掩護,在華府為台灣提出許多與安全事務有關的假學術研究報告,爭取美國政府支持台灣。
早年由於美國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與兩蔣交好,台灣早期就是透過克萊恩牽線,與美國華府的智庫合作,幫國府在美國遊說,早在蔣經國總統時代,就已經開始運用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等等,在華府為中華民國發聲。後來李登輝總統時代演變成付錢給華府政治公關公司,幫台灣在華府遊說,李登輝訪美就是由政治公關公司搞成的,台灣與智庫、政治公關公司的合作,持續了許多年,都是運用政府的機密預算,外界不容易監督,其中有無弊端,也很難查核。
2049計畫看起來就不像是公正的研究機構,尤其從這個機構的組成份子看來,多半反中立場明顯。最近他們出版的新書,提到共軍攻台,他們原始的目的,可能並不在於台灣所重視的共軍攻台時機,而只是想藉宣傳共軍對台威脅,為台灣在華府爭取台美安全合作關係的有利發展空間,設法讓美國國會支持對台軍售。這種宣傳共軍威脅的方式,爭取美國同情台灣,其實從蔣經國時代就已經開始,現在民進黨政府不過是仿效前人的招數。
2049計畫在台灣引起爭議的新書作者易思安,在他提出的2020年共軍攻台論,經由媒體轉載後,引起外界高度討論,事後他趕忙澄清,他沒料到會引起騷動,解放軍目前沒有辦法犯台,2020年的說法,是引用自台灣2013年出版的國防白皮書。重點不在2020年共軍犯台,而是為提醒美國讀者,台灣目前面臨的真實威脅。
2049計畫出版的新書,其中提到解放軍已經擬定2020年奪取台灣的秘密作戰計畫,其中包括封鎖與轟炸、兩棲登陸以及地面作戰等3個階段,以多達40萬部隊的人海戰術登陸台灣。解放軍若採取武力攻台,可能會引爆美中衝突,幾乎可以確定,解放軍將面臨失敗命運。
易思安說,關於共軍2020年犯台資料,內容引述台灣國防部2013年的國防白皮書。他主要想透過這本書,傳達解放軍2020年的攻台計畫。近幾年來,馬英九政府台海政策,雖然小心保守,但是中國大陸還是準備攻擊台灣。即便蔡英文也很小心,中共仍然不改變奪台企圖。他希望出版這本書,讓美國人認識到中共的強大威脅,從而進一步協助台灣防衛自己的國家。
看起來,作者是要幫台灣,但台灣忙著要易思安撇清2020年這個論點,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顯然受困於兩岸關係陷入谷底的民進黨政府,害怕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會讓一般台灣人擔心民進黨執政,對台灣是安全威脅,而且這個威脅在幾年後的2020年就會發生,所以要馬上出動各方人馬將民進黨與2020年切割。
民進黨政府為何要設法藉說明美國學者抄襲台灣國防報告書,撇清2020年的真實性,主要還是擔心影響民進黨未來的選舉。不過,這本書原始的目的,可能並不是這樣,畢竟這個由台灣秘密經費支持的美國機構,應該是要幫民進黨政府適當宣傳台海緊張局勢,好替未來的美國對台軍售造勢,另外當然就是要拉抬美國與台灣的安全合作關係,設法在美國製造有利的輿論。只不過,這有如雙面刃,運用不當,就好像民進黨政府會在2020年帶來台灣的大災難。
不過,這本新書仍然引起台灣媒體注意,其中當然是以共軍攻台時間有關,的確,這本新書當中提到共軍對台使用飛彈與海空封鎖,是毫無新意的論點,台灣的國防部在立法院提出的報告,過去二十年來,大概都是這樣的論點,台灣的國防部也總是會預測共軍可能在未來幾年後犯台。
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可以追溯到韓戰爆發後,但是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從最初到現在,其根本的模式,並不是讓台灣的軍力超越大陸,而只是要維持適當的平衡,讓台灣有足夠防衛能力。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台灣爭取美國出售幽靈式戰機、F-X戰機,都遭到美國拒絕,直到1990年代才同意出售F-16戰機。美方所考量的,是對岸若有戰力領先情況,才會適當供售台灣裝備。2049計畫出書,強調2020年共軍犯台,自然是希望在未來的幾年,爭取美國對台出售更先進的武器裝備。
美國對台軍售,從華府與北京談判建交以來,就是十分複雜與敏感的議題。中美雙方差點因為美國堅持對台軍售破局,但是最後關頭,鄧小平決定繼續推進建交工作,軍售問題稍後處理,果然在卡特總統連任失敗後,雷根總統任內,華府與北京簽訂八一七公報,限制對台軍售。不過,當時台灣的遊說能力很強,也利用雷根總統口頭的六項保證扳回一城。幾十年來,軍售都必須經過國務院與白宮的同意,並不是國防部能夠片面決定的。這個不成文規定,甚至早在尼克森總統時代,就已經是如此,對台灣出售的軍品,都必須先經過白宮國安會的討論,才能夠放行。
共軍究竟何時攻台,其實這種問題從1949年國府遷台以來,不正是台灣年年都要面對的問題嗎?台灣也在國府的領導下,安穩度過了許多風雨歲月,過去因為蔣中正總統一心反攻大陸,兩岸雙方持續有軍事衝突,直到1960年代後期,情勢才趨緩,華府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外島單打雙不打的的炮擊,也從此取消。台海之間除了1996年因為李登輝推動總統直選造成的導彈危機之外,並無重大軍事衝突,但威脅的姿態是存在的。可是威脅的姿態,若要變成具體的軍事作為,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台灣獨立。
今天與其永無止境地爭取美國出售武器,把政府預算過多地進行無效的軍事投資,影響到台灣整體的經濟建設,是否應該設法在政治方面尋求對話管道,民進黨因為主張台獨,破壞了兩岸對話的互信基礎,使得目前兩岸沒有政治對話空間,這種情況就容易造成雙方在不能釐清對方想法下,間接造成軍事對峙升高,以現有的兩岸實力對比,台灣就算能如國防部長馮世寬所稱,可以抵擋兩個星期,但是大家可能要冷靜思考,在這兩個星期過後,台灣還剩下些什麼?
戰爭絕對是最壞的手段,民進黨政府始終拿不出謀求和平的手段,兩岸剩下的就只有對抗,傷害的還是無辜的人民,這是政客的自私。我們還是要想想,美國堅持與北京建交後,仍要對台軍售,其目的不是要讓台灣可以對抗大陸,確保台灣獨立成功,美台軍售的初衷,是要讓台灣與大陸互動時,能有足夠的信心,美國供售台灣槍砲彈藥,並不是讓台灣搞台獨的政治運動,與大陸分離,這一點,可能台美雙方許多人都已經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