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檔案看國府在內戰龐大的軍事損失|高靖

文/高靖

許多大陸製播的國共內戰戲劇,嘲諷國府軍隊軍火被共軍虜獲,譏笑蔣中正是補給大隊大隊長。國共內戰在1947年逐漸擴大後,到了1948年國府已現頹勢,因為先前美國禁運軍火之故,國府在解禁之後,開始大量向美國採購彈藥,但屢屢作戰不利,美援軍品被中共虜獲,最後美方都看不下去,擔心長此以往,這些彈藥武器會被用來傷害西方國家,對於軍事援助國府,又恢復採取管制,中國的國防工業落伍,連帶打仗的彈藥與各色裝備都要仰人鼻息,真是非常可悲。
國共內戰過程當中,國府到底損失多少軍備,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也很少對外公開這方面的資料,但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卻有許多相關的資料。在1949年1月21日蔣中正引退下野之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南京發電給剛剛上台的美國國務卿艾契遜,報告國府從1948年以來因為在內戰當中損失的美援物資。
司徒雷登的報告指出,在華東的徐蚌地區,華北的張家口、南口、懷來,以及天津地區,國民黨部隊因為譁變、擄獲、作戰,損失了兩個軍,有百分之八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十五美械裝備,總共3萬人。另外還有二十個軍,沒有裝備美械,也沒有接受過美軍訓練,總共32萬1000人。
另外,現在在北京受到圍困,已經到了投降邊緣的部隊,有一個軍三個師,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美械裝備,總共7萬8000人。其他沒有美械裝備與美式訓練的部隊,有7萬4000人。
無法精確估計全部的軍事裝備與軍事庫存的損失,因為沒有任何一位中國人,或者美國人,知道任何國府部隊的裝備表,更不要說這些部隊究竟持有那些裝備。國府部隊的組成大小,不同部隊之間的變動差異很大。以第二兵團(邱清泉兵團,不久前才在徐蚌會戰遭共軍包圍全殲)的美式裝備統計,大概可以給我們一個猜測的範圍。第二兵團有五個軍,其中一個軍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一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
美式裝備包括39門105榴彈砲,12門75榴彈砲,14門四二迫砲,1萬590支步槍,1萬456支衝鋒槍,193挺重機關槍,72具火箭筒,55具火焰放射器,768門六零迫砲,113門八一迫砲,49輛指揮車,53輛武器裝運車,207輛二又二分之一噸卡車,4輛救護車。
某些個別種類的裝備損失,包括國府撤離徐州時,留下了1000輛各種車輛。天津損失6門105榴彈砲,50門75榴彈砲。
飛行裝備損失,包括4架F-51野馬式戰鬥機,5架B-25米契爾式中型轟炸機,7架蚊式機,6架C-46運輸機,1架B-24重型轟炸機,以及3架訓練機,這些數字是唯一確實的損失數量,但是從9月15日到11月23日之間的中國空軍損失,可以給我們對於空軍損耗有比較清楚的概念,這段時間損失了71架飛機,大部分都是因為在機場墬毀。
按照司徒雷登的說明,徐蚌地區與平津一帶損失總共二十六個軍,42萬1000人。北京當時因為平津戰役還沒也結束,但有15萬2000人遭到圍困,但後來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決定開城投降,以免文化古城遭到戰火蹂躪。也就是說,在1949年初國府損失了57萬3000人。
更早之前的1948年下半年,國府在內戰中漸失主動,節節失利。美國國務院檔案中,可以看到1948年11月9日,司徒雷登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電報。司徒雷登的報告提到,在濟南戰役、錦州、長春、瀋陽等戰役當中,國府損失八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共8萬4000人。一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共1萬5000人。兩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三十的美械裝備,共2萬2000人。二十二個師,沒有美式訓練與美械裝備,共20萬2000人。
裝備損失有9萬7500支美國步槍,其他步槍有13萬6500支。輕重機槍損失920挺美國機槍,其他步槍損失1萬4000挺。四五口徑衝鋒槍2萬6000支。榴彈發射器損失1700具美造,他國生產2200。六零迫砲損失,美造3160門。八一、八二、一五零迫砲損失,美造1200門。四二迫砲損失美造65門。反戰車砲,美造115門,335門他國生產。75榴彈砲損失,美造115門,226門他國生產。105榴彈砲損失,美造46門。155榴彈砲損失,美造36門。五零對空機槍損失,美造12挺。其他國生產對空機槍損失127挺。6451支非美造手槍。
彈藥的損失,1億6000萬發小火器子彈,25萬發迫砲砲彈,8萬發野戰砲砲彈,21萬發榴彈砲砲彈,60萬個手榴彈。
1948年下半年國府損失33師,32萬3000人。如果將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1月的國府損失加起來,國府損失的兵力高達89萬6000人。這還沒有計算1947年內戰升高之際,國府損失的兵力,以及共軍在徐蚌會戰後,渡江攻占南京、上海、福州、廈門,以及華中、華南等地區,乃至大陸西南地區最後的戰役,國府的損失可能超過百萬之上,丟失的裝備更是不計其數。
美國在1948年下半年開始對國共內戰的前景,充滿憂心。在1948年11月2日,國務院發電報給駐南京美國大使館的司徒雷登,希望司徒雷登提供詳盡的數據給國務卿,也就是有關國府從濟南淪陷近來的戰役損失。這也就是為何司徒雷登會分別在1948年11月9日與1949年1月21日兩度報告國府重大軍事損失的原因。
在馬歇爾擔任美國特使,進行國共調停任務期間,馬歇爾在1946年以禁運武器彈藥的方式,逼迫國府停火,不要追擊共軍,這項禁運到了1947年上半年才逐漸恢復解除禁運,但起初只是允許國府在各國市場採購武器彈藥,或是從二戰汰除軍品當中找到剩餘物資,國府僅僅是為了取得被英國列為廢鐵要拆解的雪曼戰車,就耗時的好幾個月,都在美國阻撓下,無法順利從英國運出,最後只好藉口將這批報廢戰車出口到美國整備,然後才要運到台灣,因為當時大陸軍事情況已經惡化,在1949年3月之後,從美國方面獲得的彈藥軍械,大都是運往台灣基隆,而不是大陸。
國府在1947年四處蒐購彈藥軍械,但美方並不認為國府作戰不力,是因為欠缺彈藥。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年2月7日司徒雷登從南京給國務院的電報稱,美方對於國府軍隊的彈藥情況,並沒有確切的情報,但是我們認為東北地區的彈藥情況可能與衛立煌、蔣中正的報告差不多,但我們也認為國府防守東北的問題,並不全然只是彈藥問題,因為國府軍隊過度延伸,失去了主動,國府自己也承認無法打通到瀋陽的地面交通,因此未來的運輸只能靠空運。
司徒雷登的報告顯示,美國方面很早就看出國府在內戰當中的一個重大缺失,兵力過度延伸,國府在東北將兵力配置在北寧鐵路與南滿鐵路沿線,最後反而困居長春、瀋陽、錦洲等地,在1948年下半年遭到共軍各個擊破。司徒雷登關於國府彈藥與軍械損失的報告,也顯示國府當時的彈藥問題並沒有想像嚴重,反而是部隊遭共軍擊破後,遭共軍俘獲大量美國武器彈藥。
不過,曾在東北作戰的國府將領石覺在口述歷史透露,配備美國軍械的部隊,步槍彈藥與迫擊砲彈的確不足,因為抗戰末期換裝美械後,就沒有再補充過彈藥,美國M-1步槍與國府原先使用中正式步槍口徑不同,兩種彈藥不能流用,中正式步槍子彈也必須向美國購買二戰時所生產,因戰爭結束沒有交運大陸的大批子彈,這些子彈美軍無法使用,美方卻不斷阻擾交運國府。
國府戰時的後勤補給可能有大問題,否則共軍能虜獲大量彈藥,國府基層部隊卻總是擔心彈葯不夠,而且對零件的儲存管理,很可能也沒有足夠的知識。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月26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報告指出,因為缺乏汽車零件,國府有3000輛卡車無法使用。這也顯示國府軍隊對於裝備保養與汽車零件使用,缺乏有效率的管理,才會發生3000輛卡車動彈不得的窘況,原本應該是加強部隊機動能力的卡車,卻成了無用的長物。
國府從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連連吃敗仗,損失不貲,美方也發現情況不對,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在蔣中正下野後數天的1月26日,他向陸軍部報告國府情勢,這份報告也由美國大使館發給國務院。巴大維認為,美國政府不只是必須考慮軍需品最後落入共軍手中的可能,也必須考慮到當國府政治與軍事情況最後崩潰之際,這些彈葯被某些不擇手段的人所掌握處理。他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那些還沒有馬上被共黨所控制的彈葯,都可能裝載上停泊在基隆港內的中國船隻後開航,賣給鄰近或者在中國南部的,有國內不滿情緒的國家。很可能不太考慮,或者根本不考慮這些買方是屬於哪一方,或者他們的意圖。巴大維建議,有鑑於情勢發展,美國的彈葯出口執照必須暫擱,直到軍事與政治情勢明朗後。在中國情勢明朗之前,停止交運軍事援助物資。
國共內戰情勢在徐蚌會戰後急轉直下,一年之內,國府敗走台灣,兩岸分裂之今,從當時的檔案資料看來,國府擁有龐大的美國軍事援助,各式火砲彈葯齊備,但也讓美國可以藉援助箝制國府的政治與軍事作為,國共內戰在國府缺乏良好的指揮與明確的戰略指導下失敗,那些被共軍大量俘獲的軍械,十分諷刺地證明了就算糧草齊備,缺乏良將,也不一定能打勝仗,而國府未有現代化的國防工業,也使得國府處處仰美國鼻息,靠人施捨打仗,真是非常可悲的情況。

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日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表示,當前台灣最大的麻煩是很多人不肯承認現狀,甚至還企圖改變現狀。但台獨勢力權衡利害,卻仍抱持要與中國大陸對幹的心理,在這樣的情勢下,台灣首先恐怕就會發生內亂。

的確,現在有一些人昧於國際情勢和兩岸現狀,不但不肯承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而且硬是要拖2300萬人民一起下水,寧可玉碎也絕不妥協。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卻不肯認真面對現實,這種「看低敵人、抬高自己」,藐視對手、卻自我安慰的作法,正是夜郎自大的島國心態,也是一種政治幼稚病的反映。但何以致之?

舉例而言,面對台灣近來不斷惡化的斷交潮,台獨政治人物竟然自我解嘲:一旦斷交到沒有任何一個邦交國時,那就會是台獨成功之日!這也就意味,原來台獨根本就不需要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只求獨樂,這豈不是甘願自斷手腳、寧肯陷入國際孤立?但這樣的台獨究竟還有什麼尊嚴可言?這樣的做法真的還稱得上是「務實」嗎?

另外,台獨勢力也積極尋求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結盟與合作,並期待及早加入「印太聯盟」,共同對抗中國大陸。但是,近來印度總理莫迪卻親赴武漢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積極尋求親善與和解。而日本首相安倍也在東京盛情款待大陸總理李克強,促進雙方融冰、化解歧見。至於美國總統川普也一改之前的強硬作風,暫時停止中美雙方日益增長的貿易戰。相較於國際間這些務實的做法,唯獨台海兩岸之間仍然劍拔弩張,而台獨聲浪竟然逆勢鵲起,彷彿又回到冷戰對峙的年代。這樣僵硬的做法,還能自詡為「務實」嗎?

台獨人士昧於時勢,連「兩岸一家親」都不敢講,形成這種偏執心態的關鍵因素是:不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也不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同時還否認傳統的家庭價值和道德認同,更不願意冷靜客觀地面對大陸改革開放的現實。

換言之,這些人寧願背離原鄉,拋棄祖先,接納外來殖民主義,卻絕不回歸中華文化,遑論認祖歸宗。這就是不道德的勢利主義,也是一種不容異己、不肯悔改的逆反心態。但是,如今美、日、印各國都已改弦易轍,積極與中國大陸開展和解的對話,台灣執政者還能不髮夾彎嗎?

過去兩年,民進黨執政高舉變天的大旗,自信滿滿、雷厲風行,推動文化變革和政治鬥爭,如入無人之境,也讓台灣社會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震撼。但「亢龍有悔,盈不可久」,現在已明顯出現了頹勢和逆流,而民進黨政府卻已剎不住車,眼看就快要撞山了。許信良的一席話,或許正可視為在這場衝撞之前的最後警示!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

蔣中正一個中國外交受挫蔡英文拒絕一個中國也受挫|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政府因為在兩岸關係當中,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造成她上任兩年以來,因為對岸外交競爭,連續丟失的四個邦交國。許多同情民進黨政府困境的人,不知所以然,引蔣中正總統生前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經短短幾年之內,丟失更多邦交國,試圖幫蔡英文執政無能解圍,可是蔡英文與蔣中正兩者的情況與背景完全不同,一獨一統。
蔣中正因為一生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無法與北京政權共處的困難下,逐漸失去了大國邦交,也失去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蔣中正不願造成無法挽回的國家分裂事實,堅持一個中國,與蔡英文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漸進台獨,兩者完全不同。
蔡英文上任兩年以來,非洲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洲的巴拿馬,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這次再加上非洲布吉納法索,有四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在兩岸當中轉移外交承認到北京。
兩岸外交戰的最核心爭點,其實是一個中國,蔣經國總統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位總統,中華民國慢慢轉向不挑戰誰代表一個中國的合法地位,是在未公開之下,不言而喻地,接受兩個中國路線,即使對方搞雙重承認,也願意接納,希望增加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但是雙重承認也顯然無法對抗北京的國際壓力。
1990年代因為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大陸發生天安門六四事件、蘇聯瓦解後等等的新國際情勢,李登輝透過金錢外交,收買他國元首,在外交上頗有斬獲,但到了2000年之後,台灣整體實力已不如1990年代。中華民國始終無力突破被國際組織拒於門外的困難,1990年代後期李登輝躁進的兩國論,讓美國一度往北京傾斜,另外,李登輝想以3億元金援介入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也沒有成功。
2000年之後,兩岸原本在外交上的競爭,你來我往,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修補兩岸關係,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情勢才稍微緩和,台灣也能夠在北京諒解與默許下,參加許多國際組織,馬英九和緩兩岸關係的努力,受到國際上的稱許,直到2016年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兩岸情勢丕變,台灣的外交情勢更是急轉直下,兩年連失四國,岌岌可危,隨時會丟失邦交的,還有好幾個國家,一時也看不出還有那些國家願意與台灣發展正式外交關係。
一般人或以為中華民國與某國建交,或者斷交,就只是建交與斷交,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這些在一般人認知上的外交挫敗,斷交,不只是失去某國的外交關係,而是對方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轉移外交承認,從台北轉為北京。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美國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都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
如果要爭論美日等大國究竟是認知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這只是很無趣的文字辯論,其實雙方國家的共識,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只有北京政府能夠代表中國,故這些斷交國在聲明當中,所使用的多為轉移外交承認,而不只是斷交這麼簡單的說法,若沒有弄清楚這個外交意義上的差別,大家就會把斷交問題看得沒有那麼嚴重,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人認為斷交無所謂,或者放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可能更有出路等等的看法,都是因為沒有看到其中一個中國的框架使然。
也就是說,即使甩掉中華民國體制,以台灣之名建立新的獨立國家,也不太可能保障台灣有美好光明的未來。台灣在說服國際社會接納這位新成員之前,很大的可能,先要接受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的試煉,因為實行台獨就碰觸到北京所無法容忍的範圍了,這時連最基本的生存,都可能無法獲得保障。
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會籍案,都已經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準備退出聯合國,所幸當年在與美國甘迺迪政府幾個月的交涉之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國不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台北也不要對外蒙入會案表達反對,在這個條件交換下,度過了一場危機。
到了1964年,蔣中正又碰到法國戴高樂總統決定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難題,這依然牽涉到中華民國對一個中國路線的堅持。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Rusk)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會面,兩人討論到法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魯斯克對蔣廷黻表示,美國沒有兩個中國的態度,美國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兩個中國意涵的關切,國府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刻對法國採行報復。國府如果堅定不動,北京方面也許會無法忍受,很有可能法國與中共都在賭,刺激台北與法國切斷外交關係。美國建議國府現在不要有所決定,讓中共面臨最大的考驗。
1964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賴特(Wright)與蔣中正會談了兩小時半,在這場會談中,蔣中正依舊提到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根據賴特的記述,蔣中正的說法是,他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他的同胞能夠再度確信,他絕對不會容許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大陸,軍隊與人民才能保持高度的士氣。
1964年3月2日,兩蔣的好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Cline)寫給中情局長馬孔(McCone)的備忘錄,說明克萊恩訪問台灣的情況。克萊恩2月銜命到台北,說服蔣中正延後兩星期與法國斷交,迫使北京與法國表明法國必須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支持,這是與北京建立關係的代價。這種方式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許多國家會認為在兩個中國情況下,就有辦法與北京建立關係。很少國家追隨法國的腳步,因為他們發現,任何國家承認北京,就必須承認北京接管台灣與台灣的12萬人民的權利。
中華民國與法國斷交當時,是退出聯合國之前,少數大國為了北京的外交關係,犧牲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有鑑於當時這種特殊情況,加上美國不滿中共援助北越,使得越南情勢無法緩和,希望國府不要給法國太輕鬆的處境,詹森政府知道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才會解釋要蔣中正暫緩斷交,不是要讓兩個中國變成既成事實,後來情況的發展,也顯示北京也無法容忍兩個中國,逼迫法國必須與台北斷交。
美國當時是在保護國府利益下,對蔣中正提出多方建議,當時因為美國與北京有戰略利益上的矛盾,故支持國府的一個中國,也希望藉此讓其他有意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看看,現實的情況是,在北京的壓力下,你只能夠在兩岸當中二選一,不能兩全其美。在那個時空下,國際政治環境與冷戰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使得中華民國在法國斷交後,還稍稍能夠喘口氣,但到了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社會清楚認知風向轉變了,這才造成許多國家棄國府不顧,轉向北京。然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考慮,是在堅持一個中國,不能容許兩個中國情況發生,才不得不然的處置。
後人批評當時蔣中正的保守措施,使得台灣失去了國際舞台,某方面這個說法正確,但即便採取了兩個中國,以北京當時逐漸營造的國際壓力,台灣也很難繼續以中華民國身分留在聯合國,因為中華民國的地位是由北京所取代了。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當時是用漢賊不兩立廣為宣傳,但這漢與賊只是用簡單的文字,說給一般人理解何以中華民國必須退出聯合國,因為賊來,漢豈能共處一室,只有離開一途,別無他法。國府堅持自己是正統,無非是對內鼓舞來台外省軍民,對外已慢慢失去說服力。可是確保了一個中國路線,讓台灣並沒有因此變成另外一個國家,沒有把台灣自中國當中分離出來,這一點,如果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看,蔣中正的堅持,雖然沒有能遏止台灣島內的獨立運動,但至少仍使台灣在中國的範疇當中,至於這個中國的意涵影響深遠,才會在1990年代的兩岸接觸當時,有所謂九二共識的論述了。
蔣中正因為堅持一個中國,造成國府失去許多邦交國。蔡英文因為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迫使北京當局採行激烈的對台圍堵措施,連續兩年蔡英文失去四個邦交國,造成非洲僅存史瓦帝尼一個邦交國,歐洲僅剩一個教廷,中美洲、加勒比海都不穩定,南太平洋島國更受制大陸龐大政經實力,也不是台灣能夠那麼容易確保邦交。蔣中正時期的外交困難,表面上與蔡英文現況類似,都面臨中共的國際政治壓力,但是實質上,兩人所處環境與對台灣前途的所思所念,完全不同。蔣中正也許被許多人批評沒有保障台灣的外交利益,那只是站在個別的台灣立場而言,若以中國的統一問題來說,蔣中正為中國統一至少保留了一定的看似微妙的可能。

美軍出動原子武器掩護國府大陳島撤退|高靖

文/高靖

1955年2月國府從大陳島撤退,是繼1950年舟山、海南島撤退後,最大規模的撤退,不同於以往都是國府自己進行撤退,大陳撤退是在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在美方要求國府自大陳撤退,提供海空掩護下,大陳島軍民撤回台灣。表面上任務順利成功,但因為一江山戰役剛剛結束,美軍不能掉以輕心,掩護撤退的美國海軍艦艇,配備原子彈頭,國府當局並不知情,而是事後才知道,撤退過程也有人報告發現海面有潛望鏡蹤影,擔心潛艦攻擊,共軍飛機曾經猛烈轟炸大陳,但撤退那幾天,不知何故,共軍飛機一架都沒有出現,國府將三萬多人撤出大陳,有如神助。
中美雙方才在1954年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才進入1955年的第一個月,共軍對國府控制的外島進行猛烈攻擊。根據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卡內當時提出的最高機密等級報告,1月10日中共出動50多架戰機,在九小時內,四次攻擊大陳島,共軍主要的目標是停泊在港內的船隻,這些船隻都受到輕重不等的破壞,目前沒有跡象顯示共軍將在短期內進攻大陳島。
由於共軍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大規模的轟炸行動,根據美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國防部長俞大維為了對大陸轟炸大陳,採取反擊行動,他在11日向美方提出徵詢同意攻擊大陸,但是美方大概是害怕戰事擴大,破壞亞太和平穩定局勢,藉故拖延兩周後,否決俞大維要求。
1月12日,駐美大使顧維鈞銜蔣中正之命,拜會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柏森,對中共大舉空襲大陳島表達關切,希望了解美國政府對於防衛大陳島與其他外島,能夠提供那些軍用物資與士氣上的協助。
1955年1月19日中午,美中雙方在國務院開會討論大陳問題時,太平洋另外一端,共軍才剛剛結束對大陳島門戶一江山島的大舉進攻,成功攻取這個小島。共軍攻擊一江山後,俞大維要求攻擊汕頭、廈門、福州,美方知道共軍行動來者不善,立刻同意國府還擊大陸。
面對升高的情勢,1月19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向國務院建議,美國政府應該以正式負責任的態度,要求國府從大陳島撤退,以免發生更多的人員與物資的損害。
1月20日,國安會開會,中情局長杜勒斯報告,共軍出動一個團兩個營兵力,約3000人到4000人,國府約有1000人游擊隊成員,經過兩小時戰鬥後,共軍占領一江山,共軍這次攻擊行動非常有技巧,無論是他們的登陸部隊與60次的空襲,事前都很謹慎地掩飾他們的企圖,沒有留下太多的預警空間。
事後看來,共軍對大陳島港內船隻的攻擊,與後來的一江山戰役,不無關聯,共軍可能想藉破壞船隻,阻止大陳島增援一江山,由於大陳島受到共軍空襲威脅,從台灣派來此地的海軍艦艇,不在港內停泊,多改在大陳島外停泊,以避開共軍空襲。
美國務院檔案記載著1月19日12時45分,中方由外交部長葉公超、駐美大使顧維鈞代表,美方有國務卿杜勒斯,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中國科科長馬康衛。葉公超說,關於大陳島的問題,他奉命向杜勒斯提出,從軍事觀點看,這些外島在沒有外援下,國府軍隊無法防守,國府無法獨力防守這些外島,但這不單單只是軍事問題,還有其他重要的考量,所以有些問題必須就教於杜勒斯
,國府不希望給人留下印象,國府不願意防守,撤出軍隊。
葉公超解釋,這會讓自由中國的敵人,又像過去攻擊國府一樣,指責國府害怕打仗,只要碰到對手,立刻丟下武器投降。國府藉著證明展現戰鬥意志,去改變這種形象,金門自1949年以來,遭受多次共軍攻擊,成功打退共軍,擊斃8000共軍,俘虜7000共軍。
大陳守軍決意戰鬥到底,但如果他們必須撤退,事前必須有詳盡的規畫,減少對心理層面的傷害。
在共軍對一江山發動攻擊後,情勢變得緊張,國務院見完台灣方面的官員,馬上就見駐美英國大使,因為英國始終拿國府控制的大陸沿海外島問題找麻煩,英國認為這些外島會挑發戰爭,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雙方在3時15分碰面,杜勒斯與英國駐美大使馬金斯,羅伯森,歐洲科長莫成德四人。杜勒斯說,美國已經採取穩定局勢的行動,他已經與葉公超見過,下午還要會面,敦促國府自大陳島撤軍。
下午3時45分,葉公超、顧維鈞、杜勒斯,羅柏森、馬康衛繼續會談。杜勒斯轉達,如果中方同意之下,艾森豪總統願意提出建議,撤退大陳時,美軍提供海空掩護。美國將宣布在目前情況下,等待聯合國採取適當行動前,美國將與中華民國合作,確保金門的安全。經過數月的考慮後,將在聯合國安理會堆動聯合國應該採取行動,要求中共與其他國家停止在這些外島鄰近區域的軍事行動。
杜勒斯認為,保衛金門的宣布,有助於抵消部分因為大陳撤退對士氣的不良影響,這代表了重新調整,將中國政府的部隊集中,可以達到一個比較能夠防守的地位。杜勒斯說,美國政府認為國府控制金門是有必要的,金門可遏制廈門港,廈門如果讓共黨有效的使用,就會是共產黨用來進犯台灣的理想跳板。
至於馬祖,杜勒斯認為,國府必須考慮是否要守住馬祖,他強烈的建議撤出馬祖,可以在撤退大陳時,一併撤出馬祖。如果國府仍要防衛馬祖,最後還是會被攻下的,美國無法對馬祖提供掩護,馬祖的地理位置,是無法防守的,中國軍隊可集中平均配置在台灣、澎湖、金門等地,其他的外島都會使國府軍隊過度延伸。把主要的軍隊困在這些石頭堆上,實在沒有意義。
葉公超問,這是根據美國總統的命令完成,而不是根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來。杜勒斯說,是的。葉公超允諾盡快與國內聯繫美國政府的提議,希望美國暫時對這件事情盡量保密。
幾天後,1月22日,葉公超、顧維鈞、羅柏森、馬康衛四人碰面,顧維鈞將蔣中正的電報內容摘要,告訴羅柏森,蔣中正同意正式接受美國保護大陳撤退,以及共同防衛金門與馬祖的提議,中國政府勉為其難接受這個提議,是因為考慮到從大陳撤退是無法接受的選擇,卻是唯一的選擇。不過,中美雙方仍有些歧異,蔣中正希望美國公開宣布協防金門與馬祖,但羅柏森認為,杜勒斯沒有同意公開宣布防衛金馬,艾森豪總統是要國會授權在台灣地區使用武力,美國不希望把行動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島嶼。
大陳島的撤退行動是在2月8日展開,進展順利,2月10日,國安會會議當中,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說明,大陳撤退行動在良好天氣配合下,進行得非常順利成功,在一周之內可以完成撤退任務,有一架美軍飛機被擊落,這架飛機是在大霧當中迷失方向,在大陸上空降低高度時,遭到共軍20防空炮擊中著火迫降,到當時為止,沒有共軍飛機出現在撤退行動當中。雷德福表示,有報告稱看到一個潛望鏡,但是現場的官兵不認為有遭到潛艦攻擊的危險。
不過,撤退過程是否真如雷德福那樣輕鬆,蔣中正的英文秘書沈錡的日記在1955年3月9日記載,葉公超約吃飯,飯後副參謀總長余伯泉來聊天,余伯泉說,大陳撤守,原由美方建議,撤守的行動,也是中美合作,我方曾將作戰計畫完全交與美方,美方卻沒有正式將他們的計畫交給我們,後來我們想別的辦法,取得了他們的計畫,才知道美國艦隊帶有原子彈頭,可能這是他們不願我們知道的原因。
大陳撤出後,金馬已是台灣地區距離大陸最近的兩個島嶼,協防問題各方關切,3月19日,美國紐約時報社長薩茲柏格到高雄西子灣訪問蔣中正,對於大陳撤退問題,蔣中正說,如果金馬外島問題尚未解決,我們不會自大陳撤退。薩茲柏格問蔣中正,是否因為美國答應協防金馬,所以才自大陳撤退,蔣中正說,是的,但這一點請嚴守秘密。蔣中正也告訴薩茲柏格,在金馬問題上,國府的態度是必守不撤。
至於金門情勢有多嚴重,根據沈錡回憶,1955年4月29日,沈錡與葉公超家中會談,葉公超引述余伯泉的說法,如果不用原子武器,金門恐怕只能守三天到七天,中共必將採取下列步驟,先試探美國反應,接著大舉空襲及砲轟,使我海空軍無法支援,即可以將金門孤立起來,最後駐軍可能投降。這與後來的八二三砲戰情況類似,但蔣中正反對對大陸使用原子武器。
美方從未明言協防金馬,也不同意國府要求公開中美雙方默契,蔣中正雖然把美方協防金馬的態度向美國有影響力的報紙透露,到了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金門遭受猛烈砲火攻擊,當時美方雖然極力支持國府,但是對於美軍可能與共軍發生衝突,國務院還是多所顧忌,約束美軍行動,這也是美軍護航中國海軍運補金門的時候,總是只在金門外海,而不靠近。美軍與共軍因為國府控制的外島發生衝突,進而可能讓美蘇雙方捲入大戰,始終是美國的政治顧忌。

美國為了保護台灣人決定不推翻中華民國|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因內戰失敗,1949年12月遷台,即使兩岸隔著海峽,國府仍不能安穩,一方面台灣內部剛剛經過二二八事件,台人不滿情緒還未平復,一方面美國對於如何處置國府,舉棋不定,台北的美國外交官曾與主張台獨的台灣人團體密謀,與國府親美將領合作,推翻國府統治,但是6月韓戰爆發後,國際局勢轉變,原本美國陰謀發動政變推翻國府,美國外交官建議國務院要明白對國府表示,美國不會推翻中國政府,態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無非是擔心政變造成台灣局勢不穩,從而有利共軍渡海攻擊台灣,影響美國在亞太的利益。
共軍攻陷南京時,美國駐華大使館並未隨國府遷移廣州,甚至國府遷台後,美國大使也沒有到台灣,台北當時僅是領事館地位,總領事都跑掉了,留下一個對國府非常不友善的代辦師樞安(Strong)。當時領事館不斷對外散播撤僑訊息,認為國府撐不到1950年6月。
國史館出版「中美協防」第二輯當中,收有外交部美洲司司長陳岱礎與師樞安的談話紀錄,當時蔣中正仍沒有復行視事,他的身分只是國民黨總裁,但這份公文仍由外交部經總裁辦公室主任黃少谷,呈送給蔣中正閱覽。當時是1950年1月9日,國府剛剛遷到台灣,情勢岌岌可危,師樞安告訴陳岱礎,美僑目前在台無撤離必要,但台灣經濟情況再惡化,台灣內部勢必發生問題,屆時將有全部撤離的必要。師樞安對台灣局勢仍甚悲觀,他批評國府當局政治方面,居高位者不能精誠合作,腐敗依舊。經濟方面,台灣現供養60萬軍隊,台灣之資源,無論如何無能維持此一龐大軍隊,現在台灣以變賣資產為補救,最近售出房屋150萬元,此一辦法,絕非長久之策。軍事方面,高級將領仍舊意見不同,各自為政。台灣目前為僅存的基地,軍事政治經濟倘無徹底改革,實為重大危機。
當時杜魯門總統派無任所大使傑塞普到台灣了解實地情況,師樞安提醒國府,他聽說國府已經安排黃仁霖,在傑塞普抵達後,將其包圍,使其無法自由支配時間,這種作法極不恰當,他將以電報告知國府的這項計畫,並安排傑塞普居住在大使館,方便他接觸其他各方人士。傑塞普在1月16日見到了台灣省主席吳國楨,根據國務院的解密檔案,吳國楨對傑塞普提出了三項台灣改革主張,政治、經濟、軍事改革,幾乎與師樞安提出的改革主張一樣,吳國楨甚至挑明了說,台灣應該放棄回到大陸的想法,要改為防衛台灣。
師樞安與吳國楨同時間都談相同的改革標的,吳國楨也常被國府內部批評過於親美,吳國楨過激的言行,果然後來惹出了不少麻煩,也迫使他最後流亡美國,但台灣當局難免懷疑吳國楨幕後有美國操弄的陰影存在。
從現實來看,美國重視的是台灣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台灣當局,國史館的資料當中,有助美大使顧維鈞在1月26發回台北的電文,說明美國國防部在國會說明台灣問題,美國軍方稱台灣對美國防具有軍略重要關係,但不主張派兵占領台灣。2月10日,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的電報,說明美國政府的態度是,台灣應使不入敵手,但如因政治關係,不得不放棄,則應於戰爭開始時,集中陸海空軍力量,一鼓而奪取之。7月4日,韓戰爆發不久,美國的態度更無明確,何世禮此時已經接任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他從東京發回台北電報,稱麥克阿瑟保證絕不干犯我主權,請蔣中正總統放心。
傑塞普到台北時,身為蔣中正幕僚的周宏濤,在日記留下一段外交部長葉公超與傑塞普會面時,與師樞安的對話,葉公超說,關於台灣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態度,有一種觀察是缺乏事實根據,近日貴國人是傳言台灣居民企圖推翻政府。師樞安反問,部長所謂美國人士傳說,是否指美國官方。周宏濤認為這是師樞安漏了口風,才會對葉公超提到台灣人推翻政府的說法特別敏感。
副總統陳誠在1950年2月27日日記有一段內容提到,須注意美國人欲分化政府與人民。陳誠沒有具體指名究竟是哪位美國派駐台灣的官員,在分化政府與人民,不過,美國始終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視為一種人,來自大陸的外省人,又是另一種人,把雙方的關係經常解釋為一方支配另一方,故常有組織台灣人,協助台灣人向國府爭取權益的舉動,美國發展台灣人組織的舉動,就被陳誠認為是分化,然而就算美國並無分化之意,美國也是不經意之間,介入了中國的內政問題。
美國在韓戰前,對於台灣地位有過混亂的階段,才會出現一下子主張不要占領台灣,一會又說要拿下台灣,然後又說不干犯中華民國主權。造成美國這種意見混亂,無非因為美國曾經主張在二戰之後,中國政府還沒有完成與日本政府簽署中日和約之前,認為台灣的主權地位仍不能完全歸屬於中國,美國基於二戰同盟國的立場,美國對台灣有剩餘主權的主張,所以有將台灣交由聯合國或美國託管的意見,主要著眼台灣在太平洋地理位置居於日本與菲律賓間的戰略地位考量,認為台灣若淪為共黨控制,不利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
無論對台灣問題哪種方式的處理,又會牽涉到與中共政治外交關係的開展,讓台灣自生自滅,不介入,以免觸怒中共,有助拉攏中共,與新中國開展外交關係。但韓戰後的國際局勢,與共產圈的對立已然形成,在與中共對立之下,自然需要借助台灣的地理位置,牽制中共,圍堵大陸。
美國始終是以其自身利益為優先考慮,師樞安對外交部建議國府應該推動改革,美國國務院也關切國府的改革能否落實,因為這很可能與台灣未來的生存有很大關係,師樞安在1950年7月20日給國務卿一份列為機密(confidential)的電報,裡面再次提到了他對台灣改革的主張,這個已經比較原先政治、經濟、軍事改革更為清晰的主張。
在韓戰的背景下,師樞安認為,任何美國政府督促中國政府改革措施的努力,都必須與中國政府在廣泛的台灣事務方面,一起全面展開,或者必須能夠肯定的保證,為了台灣人的利益,美國不打算推翻中國政府,也不會挑戰台灣當局,並且鼓勵台灣人與中國政府合作。
師樞安對國務院提出了八項涉及台灣改革的主張,一,外省人與本省人要公平分配與收繳稅收。二,雖然中國政府現在侷限於台灣,由於台灣人承擔最多的負擔,台灣人在全國事務方面應該有更多的表達意見的機會。三,允許台灣人保衛台灣的權利,並且要擴大這個權利。四,被外省人欺負的本省人,應該要給他們追索的方法。五,藉由能夠保護告密者提供消息的管道,消除外省籍官員的壓榨。六,反對政府的措施與支持共產主義,必須區分看待。七,消除那些彼此競爭的不同秘密警察團體。八,淨化警察與司法體系,必須完成這些目標。不能任意逮捕,只有警察可以逮捕,秘密警察不可以逮捕。必須立刻通知家屬,人犯的所在,並在沒有勒索金錢下,提供人犯每日必須生活用品。對於被逮捕的人,必須立刻宣布罪名。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由一般法庭公開審判,而非軍事法庭。被告可以有律師。被拘留的環境清潔狀況,不可以太過傷害健康,不可以刑求。家屬有追索權,或是雇主可以取得訊息,或是提出抗議時,不會遭到報復。
一個國家必須對另一個國家保證不會推翻這個國家,真是很有特別的敘述,而且還是宣稱以基於保護台灣人的立場,美國不會推翻中國政府,這段話有幾點可以釐清,美國似乎將大陸與台灣分開看待,是用台灣被大陸外省人統治的觀點分析問題,師樞安的觀點更隱含著,外省人欺壓本省人,這正是陳誠所批評的美國人分化政府與民間。更是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到底美國外交官在想些什麼,才會說出美國為了台灣人的利益,不會推翻中國政府。不過,美國對於國府在台灣改革壓力,幾乎是無一日不間斷,即使到了美國要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夕,蔣經國總統仍不忘在發給宋美齡的電報當中,告訴宋美齡他要推動改革。然而,無論美國政府態度如何,美國對台的任何選擇,其實都只是美國自身利益的選擇。

郝柏村早年反台獨不反李反讓台獨更猖獗|高靖

文/高靖

李登輝是台獨團體的精神領袖,推動台灣獨立不遺餘力,曾經受到李登輝重用的郝柏村,最近在退伍軍人活動當中高喊反台獨,這是十分有趣的畫面,因為當年就是郝柏村這樣對軍方掌握高度影響力的將領,大力支持李登輝,早已包藏禍心的李登輝,才能在國民黨內呼風喚雨,製造國民黨分裂,利用政府資源餵養民進黨,一手促成民進黨執政,民進黨推動台灣獨立,還不如李登輝對於台獨的鼓吹,台獨在台灣勢力壯大,李登輝功不可沒,然而李登輝掌握國民黨權力,郝柏村的支持更是一股重要力量。
我們可以考察郝柏村所公開的參謀總長八年日記,這些私人日記其中的內容自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郝柏村在日記當中,對李登輝有甚多的正面評價,於今回頭看去,這些評價幾乎全部都是錯誤的,很多甚至是溢美之辭,顯示出郝柏村也有某些政治投機性格,欠缺自己的政治判斷,立場隨風倒。郝柏村雖在日記寫下許多反台獨論調,但李登輝這個最大股的台獨勢力,郝柏村卻總是褒多於貶,郝柏村反台獨不反李,於今證明只是徒勞無功。
蔣經國晚年在美國的壓力下,以及追求台灣內部的安定,開始在國民黨內大量栽培台籍人士,到了1980年代,林洋港、李登輝兩人都具有很好的聲望,但是蔣經國最後棄林擇李,其中玄虛只有蔣經國自己清楚,旁人只能揣測一二。蔣經國在謝東閔之後,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時,曾寫電報向旅居美國的宋美齡報告,可見這事情的慎重。
1984年2月15日,蔣經國提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擔任副總統,郝柏村在當天的日記寫下,這是蔣經國對歷史負責的明智決定。郝柏村對李登輝這個人選,顯然是充滿正面的評價,否則不會說這是明智決定,而且還是為歷史負責。郝柏村無法知道16年後,李登輝一手把國民黨搞垮,許多國民黨黨產就在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出現了許多可疑的變動。
簡單地說,郝柏村與蔣經國一樣,都是識人不明,蔣經國死去,沒人知道他真正的想法,但是郝柏村對於李登輝這位台獨大老,在日記當中經常有褒獎之詞,或者在國民黨權力鬥爭過程中,郝柏村都是站在支持李登輝的一方,李登輝在蔣經國死後,對郝柏村採取攏絡與合作態度,郝柏村多少受此影響,沒有在李登輝掌權初期,站在李登輝對立面。
1980年代的國民黨,當年由大陸來台的成員,多已老邁凋零,但仍能結成一股被視為保守派的勢力,這些人對於台籍人士控制政府與國民黨,多所疑慮,國民黨內保守勢力因為多主張對大陸採取不妥協強硬立場,這種缺乏彈性的路線,在當時已為黨內年輕的技術官僚或者學術界菁英所排斥,李登輝因為留美,技術官僚出身,掩蓋了他真正的台獨政治企圖,而能夠被主張改革的黨內年輕勢力所認同與支持。蔣經國當時重用技術官僚出身的孫運璿,也是種平衡黨內保守與改革派的政治安排。
蔣經國在1988年1月突然病逝,多年來,美國中情局經常分析台灣政局,中情局的分析認為蔣經國死後,國民黨中常會應該是會出現集體領導的情況,因為蔣經國後,國民黨已無強人,但是這種分析錯了,蔣經國後的國民黨,不僅沒有集體領導,幾年之內,李登輝就以強人之姿,不斷推動修憲,削弱行政院長的能力,將權力集中在總統一人身上,而且是不受任何機構監督的總統。李登輝甚至改變了有關總統選舉的方式,把總統民選變成了總統直選,廢除國代選舉總統的制度,透過直選總統,強化總統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變為強人的統治力量。
蔣經國死後的1988年1月24日,郝柏村在日記寫下,宋楚瑜就中常會推舉李登輝為代理主席,請他簽名連署,他在提案上簽名。這是一項非常高度爭議的舉動,因為毫無前例可循。一如1975年蔣中正死後,國民黨增設黨主席,並由蔣經國接任一樣,這個安排就是確認由誰領導國民黨,當時以黨領政的背景下,控制國民黨,就掌握了政府。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任總統,是依據憲法,但是黨主席職位,並無規定由李登輝接任,蔣經國死前,將李登輝在中常委的排名由第九提到第三,主要是因為原本的第三位孫運璿,因為中風,無法擔任行政院長,由行政院長負責國家實際領導的安排,也就無法落實,只好轉回來,讓副總統進入第三的順序,可是這依舊不表示李登輝可以順理成章擔任國民黨主席,即使是代理主席,在國民黨13大之前,李登輝都能夠握有優勢地位,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
李登輝擔任代理主席,在國民黨內引起很大爭議,郝柏村在1月27日寫下,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傳達宋美齡主張黨主席由13大決定,他沒有表態,只對李煥說,這很麻煩。這就顯示郝柏村沒有在黨內權力鬥爭過程當中,沒有反對李登輝代理主席。1月28日,郝柏村誇讚李登輝是繼承國父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一貫的國民革命的繼續發展。這段形容,今天看來簡直是判若兩人,不知是郝柏村黑白不分,還是台獨李登輝很會演戲。
不過,李登輝在黨內鬥爭當中,早就出現貪婪的一面,只是郝柏村視而不見。郝柏村在2月26日日記寫下,李登輝不贊成國民黨13大後設副主席,因為李登輝聽說蔣緯國要當副主席,他未置意見。蔣緯國被歸類為保守派,但是蔣緯國的主張也沒有錯,蔣中正擔任總裁,陳誠為副總裁,國民黨既然設主席,增設副主席也無妨才是,但在李登輝反對下,國民黨當時沒有副主席,多年後,國民黨垮台了,才增設副主席,但早無當年的崇高地位。郝柏村對李蔣兩人鬥爭,竟沒有看出其中端倪,只看到國民黨團結危機,這就是國民黨的老問題,只講團結,不論是非,郝柏村為了團結,支持李登輝,結果最後造成國民黨崩潰的,卻是李登輝,而不是當年挑戰李登輝的非主流派。
郝柏村今天高喊反台獨,他應該先對自己盲目支持李登輝,造成台獨勢力在台擴大,表達自己的悔意,當年正是郝柏村代表軍方表態支持李登輝,才有李登輝穩固領導,開始打擊排除反李的國民黨勢力。
李登輝拉攏郝柏村無所不用其極,郝柏村在7 月14日日記寫,李登輝將國民黨中常委排名調整,他列第10名,他自謙太高了。其實這是李登輝討好郝柏村,三個月後,10月26日,李登輝又告知郝柏村的總長任期延任一年。用權位攏絡是最有效的,原先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在中常委都排在10名之外,幾位黃埔軍校的大老,才能進入前10名,但是後蔣經國時期,就不同了,郝柏村被拉到前面,又能延任,自然對李登輝服服貼貼,幾年後。當李登輝站穩腳跟了,他對台獨的強烈信仰,也就浮現出來,這時郝柏村已無力阻擋。
李登輝並非毫無破綻,讓郝柏村這些位高權重的國民黨人士看不明,郝柏村7月20日日記提到,在國防部博愛大樓宴請外交部回國使節,有位大使懷疑主政者是否心懷全中國。10月17日日記記載,李登輝免去沈昌煥總統府秘書長職務,郝柏村不以為然,認為
無必要。
沈昌煥是當時國民黨保守勢力之一,反共強硬派,因為擔任過外交部長,對外交政策影響很大,沈昌煥對於開放與蘇聯經貿關係,表達強烈反對意見,一般社會觀感並不太好,認為與時代脫節,結果這位曾被人描寫為太上外交部長的沈昌煥,一夜之間就被李登輝換掉。郝柏村對這個調整不以為然,卻也沒有表示任何具體看法,外交使節提醒郝柏村李登輝有無心懷全中國,郝柏村好像也僅止於記錄談話,沒有表達看法。這都還是發生在李登輝繼位初期,一旦李登鞏固權力,就能夠為所欲為。
郝柏村在日記吹捧李登輝,但是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卻很精明,一眼就看穿李登輝。郝柏村在10月31日日記寫下,訪問李光耀的內容,郝柏村提到,李光耀談到鄧小平問,李登輝是否親美,李光耀告訴鄧小平,李登輝是親台灣。事後看來,這句親台灣的涵義非常深遠,可惜郝柏村是軍人出身,完全無法體會李光耀充滿政治智慧的說法。
1989年1月6日,這天是李登輝生日,郝柏村對李登輝的吹捧,已經到了不知該如何形容的程度,郝柏村在日記寫著,李登輝以蔣經國的志節為志節,應屬難能可貴。證諸後來近30年歷史發展,李登輝何曾有過以蔣經國的志節為志節,郝柏村這段日記內容應該是發自內心,但也充分顯示貴為參謀總長,卻對政治毫無深刻認識,只對掌權者逢迎,實在是國民黨與國家的不幸,郝柏村現在要反台獨,當年為何如此熱烈支持李登輝,這實在是郝柏村必須自己回答的問題。
不只是台灣內部早有人看出李登輝包藏禍心,旁觀的美國人都發覺李登輝對國民黨是危險人物,1989年4月5日,郝柏村日記記載他對李登輝報告,果芸與芮孝儉(曾任美國駐北京大使)談話內容,芮孝儉稱,國民黨領導階層中懷有台獨意識者不少,彈性外交多少有台獨意識。郝柏村日記記錄李登輝聽到芮孝儉的說法後,表現出非常不高興的態度。
對於美國人的分析,郝柏村沒有多加深入探討,也許是身為軍人不懂政治的關係,但是芮孝儉所稱國民黨領導階層,就是指李登輝,推動彈性外交,也是李登輝繼位後大力推動的措施,顯示郝柏村老早就聽過這些關於李登輝的質疑,卻仍然配合李登輝,從總長到國防部長,再到行政院長,行政院長任內,兩人關係逐漸出現裂痕,到1996年加入林洋港陣營,挑戰李登輝競選總統,但在1990年當時的國民大會,郝柏村並沒有支持林洋港與蔣緯國搭檔的林蔣配,顯示郝柏村對於國民黨始終只有不太高明的團結主張,而不能洞悉政治人物的權謀陰險,郝柏村沒有能在星火燎原之前,遏止這股台獨逆流,如今仍在街頭大聲疾呼反台獨,又有何用,郝柏村所犯歷史錯誤,其實也是許多國民黨人的共業,李登輝的狂妄與台獨強勢,皆因國民黨放棄自我的政治信仰與縱容,郝柏村不過是造成今日台獨亂象的歷史共犯之一。

蔣中正事事要干預是內戰失利原因之一|高靖

蔣中正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蔣中正在國共內戰的失敗,原因很多,美國政府機關算盡的政治阻擾,國府內部派系爭權奪利,軍隊缺乏齊一思想都是原因之一,但是蔣中正與國府都欠缺對戰場指揮官的授權,對於軍事指揮管制太多,以致造成許多問題,即使與蔣中正關係非常密切,受到蔣中正十分信任的陳誠,都對蔣中正任意干預他人職權有所不滿,蔣中正並非完人,他的許多軍事指揮事後證明錯誤,造成國府軍事作戰上重大損失,甚至影響戰爭的進行,影響不可謂不小。
1949年8月13日,蔣中正請參謀總長顧祝同勸說陳誠就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在國府內部與蔣中正關係密切,但仍不免對蔣中正事事過問的毛病,感到困擾,陳誠在1949年先是不願就任台灣省主席,勉強就任後,接著在蔣中正希望他接任接任東南軍政長官時,陳誠接連著寫了多封信函給蔣中正,表達請辭各項本兼職位,陳誠最後還是勉為其難地接受這個職務,到了1950年3月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後,陳誠便極力推動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與重建的國防部裁併,由國防部實際負責指揮。當時陳誠對蔣中正的指揮有不同看法,尤其蔣中正自己決定將舟山群島駐軍撤回台灣,並未尊重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或者軍方的意見,
舟山撤軍正反意見多有,從共軍海空實力增強的強況下,舟山撤退幾乎只是早晚的時機問題,但主要的爭論還是蔣中正早有定見,部隊只是按照指示辦事,並不是參謀根據各方情報研判的軍事決策。從當時駐防舟山的石覺口述歷史,可以看到,儘管這麼大規模的撤軍行動最後順利執行,但是蔣中正對於舟山撤退的指揮,甚至已經到了要部隊何時登船,船隻該如何疏散等實際的細節,可見得蔣中正太過注重細節。
蔣中正最寵信的愛將胡宗南,在1949年11月19日的日記記載,對於蔣中正透過俞濟時下令胡宗南所屬第一軍調重慶,第三軍調新津,胡宗南有不同意見,主張第一軍到新津,確保川北部隊轉進,胡宗南對蔣中正說重話,此著如錯,全局皆敗,絕無挽回機會。俞濟時回電,川東之戰,總裁已有詳密策畫。堅持胡宗南按照蔣中正指示調動部隊,俞濟時電文稱,務盼以校長之意旨為重,勿再請求更換,及飭行動。
胡宗南日記當中顯示,俞濟時跳過胡宗南,直接與前線指揮官通話,轉達蔣中正的命令,命令部隊轉移重慶。胡宗南寫下,此情形實為本軍全局失敗的原因。胡宗南給蔣中正的電報稱,鈞座既固執己見。
蔣中正不顧胡宗南的看法,堅持己見,跳過原有的指揮體系,自行指揮胡宗南的部隊,最後的下場自然是遭共軍圍殲殆盡,12月18日胡宗南日記稱,吾人之一切計畫,皆以第一軍之調重慶而貽誤,而全局失敗,可慨也。
胡宗南身受蔣中正寵信,都不免在日記留下對蔣中正胡亂指揮部隊的抱怨,顯示蔣中正過於干預戰場指揮官,希望以自己一人的智慧,超越軍隊龐大參謀體系,以及現場指揮官對戰況的實際掌握,在胡宗南身上,卻造成了部隊嚴重的損失,使國府兵力發生了巨大損失。
黃埔系將領難免被蔣中正干預指揮,但是非黃埔系的將領,抱怨更是不少,孫立人出身美國維吉尼亞軍校,與許多黃埔系統將領相處不太好,對蔣中正私下抱怨不少,這也促成國府遷台後,顧忌孫立人的態度,最後必須將孫立人軟禁,以避免孫立人挾陸軍之勢,威脅國府在台統治。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年9月1日到2日在東北遼瀋戰役進入關鍵階段期間,孫立人與美國駐廣東總領事館盧登談話時,對國府的軍事指揮大肆批評,根據國務院檔案,孫立人嚴厲地批評杜聿明在東北指揮作戰無能,讓孫的新一軍困在東北,任何即使只是有限度的攻擊共軍計畫,杜聿明都不願意提出。孫立人說,中國陸軍有許多好將軍,但是他們無法獲得授權採取行動,軍官是被指示要做什麼,而不是如何做。當戰地指揮官執行任務時,不應該受到上級的干預,除非他表現失敗,將他撤職之外,這個原則並不適用在中國陸軍身上,因為他們不斷受到南京的干預,甚至是蔣中正,當這種情況非常普及時,是不可能期待能有軍事上的成功。
盧登問華北情勢,孫立人表示,在他個人的看法,除了傅作義(後來投共)之外,沒有任何戰地指揮官與共軍作戰,傅作義並沒有獲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南京的指揮高層忌妒傅作義的軍事力量,因此不肯支援傅作義。南京的指揮高層並沒有在打仗,而是回到指揮官之間互相牽制的軍閥時代,這些高層擔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孫立人批評參謀總長顧祝同,陸軍總司令余漢謀,他認為,任命他們是絕對不可能獲得軍事勝利,這兩人在軍事上都十分無能,兩個人都有貪腐的問題。
孫立人提及美軍顧問建議在廣州訓練三個師,這項計畫無法得到南京國府的配合與合作,沒有任何一個師到達指定地點展開任何訓練。孫立人引述美軍顧問巴大維說法,巴大維對於新兵被聚集在一起,不給食物與飲水的悲慘狀況,感到很憤怒,孫立人感到很丟臉,讓一位美軍將領發現這些中國士兵所受到的待遇,但這是很常見的情況,假如他有辦法,他會審判這位必須負責的師長,如果不槍斃這位師長,至少要嚴厲的懲罰,但是這位軍官有很多朋友。
一如孫立人向美國官員的抱怨,蔣中正在國共內戰期間,他個人過度干預戰場指揮官的調兵遣將,有時真會造成無可彌補的錯誤,胡宗南部的潰敗,就是最好的例子。
徐蚌會戰後,蔣中正下野,共軍渡江前,南京國府為了如何防禦共軍,爭吵不休,代總統李宗仁希望守長江,已下野的蔣中正,卻在幕後主張在錢塘一線設防,守上海、杭州、南昌。蔣中正以私人身分介入軍事指揮,這是國共內戰後期,作戰指揮混亂不堪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在1949年4月20日與25日兩天,分別有從南京與廣州發出的電報,兩份電報都提到李宗仁與蔣中正對軍事布署的歧見,顯示蔣中正在沒有任何官方指揮權下,仍可以任意調動軍隊,並且只以自己的意見為重,不理會政府的看法。湯恩伯是蔣中正嫡系,自然不聽李宗仁指揮,只服從沒有任何官方身分的蔣中正領導,將所部集中防禦上海,與共軍激戰後,1949年5月26日撤出上海,當時京滬杭警備總部副總司令石覺接受中研院口述歷史訪談,提到兵力不能集中,弱點畢露,為上海戰事失敗的原因。這個兵力不能集中,就是蔣李之爭,把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部隊硬是拆成了兩股,遭共軍分別擊破。
共軍渡江,攻入南京後,1949年6月,蔣中正在台灣成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當時行政院與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廣州,代總統李宗仁逃回廣西,蔣中正為了控制廣州,與粵系將領抗衡,依舊在沒有任何官方身分下,跳過國防部指揮,以個人影響力,將仍然受其指揮的劉安祺部隊派往廣州,廣州當時還有胡璉與沈發藻兩支部隊,但是最後只剩下劉安祺,沈發藻自行撤退到廣西,胡璉另外接受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的命令,離開廣東。
如果按照蔣中正當時的想法執行,很可能國府軍隊在廣州會損失更大,讓台灣失去更多防禦兵力,在廣州打響前,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另外派人到廣東請胡璉部隊往金門與舟山支援,陳誠若什麼都聽蔣中正,那麼當年10月共軍進犯金門,少了胡璉部隊的增援,結果可能不同,台灣也可能很快就會丟失。
郝柏村曾經評論認為,是蔣中正將胡璉調走,用以保衛台灣,但是這個說法有待商榷,其一胡璉與陳誠關係密切,劉安祺與蔣中正關係較近,蔣中正不將較親近的部隊來台,卻調動陳誠的部隊,與當時的情況不太相符,劉安祺自己在中研院口述歷史也認為,胡璉調動應該是陳誠所為。劉安祺聽從蔣中正指揮,一路從青島撤退,在廣州打一仗後,又後撤到海南島,最後來到台灣,劉安祺也不諱言,他只聽蔣中正的指揮,其他人一概不聽,這也是當時軍隊作戰指揮的怪現象。
蔣中正喜愛任意干預戰場指揮官的指揮,即使已經離開職位,卻仍然介入戰爭軍事指揮,這比干預戰場指揮官更加嚴重,許多胡宗南與劉安祺之流的將領,對蔣中正的服從,無非是一種基於對個人的信仰,而不是對於體制的尊重。胡宗南部隊損失殆盡,全因蔣中正對戰地指揮官的橫加干預,共軍渡江後,勢如破竹,軍隊指揮分裂是原因之一,蔣中正雖然有遠見,已先將空軍與海軍轉移台灣,加上中央銀行的黃金轉移台灣,累積了台灣日後生存的空間,但是蔣中正仍不能免有逾越權責的批評。蔣中正不依循體制的做法,最終卻保護了台灣長遠的利益,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意外。

美不准國府反攻大陸中情局說這是美國保護共產黨|高靖

文/高靖

幾十年前,美國限制台灣國府出兵反攻大陸,中情局都看不下去,說這是唯一使用美國武力保護共產黨的地方。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1952年4月9日上午,美國國防部有一場會議,中情局、國務院、參謀聯席會與國防部官員,共同開會討論台灣問題。由於韓戰爆發後,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海,拘束兩岸雙方的軍事行動,主張台海中立化。這個作法使得撤退台灣的國府,不能夠出兵攻擊大陸,美國中情局副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 )在這個會議當中,語出驚人地說,這是全世界唯一的地方, 共產黨受到美國武力的保護。
杜勒斯的說法太誇張,國務院政策規畫處處長尼采(Paul H. Nitze)馬上起身為國務院政策辯護說,這只是個假象。同時出席這場會議的另一位國務院官員波倫(Charles Bohlen)說,我們沒有保護共產黨對抗台灣,國府從沒有掩蓋他們真正的目標,如果美國改變政策,那就會使國府有能力使美國捲入與強權的戰爭,如果現在美國解除限制,國府可以派100架飛機轟炸上海,共產黨還擊台灣,這時第七艦隊就可能被捲入。中國方面知道只有美國的支持,他們才可能回到大陸,這不是我們與全球許多政府所願意面對的風險。
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艾立森,是否國府在未來三年到五年,可以在沒有美國援助下回到大陸。陸軍副參謀長賀爾說,他不認為國府能夠達到這種能力。艾立森表示,這就是說美國一定會被捲入。波倫表示,如果美國改變政策,就意味了美國決定使用力量支持中國人回到大陸的改變。賀爾接著說,我們不確定我們是否真的要如此作。
美國對於台灣的態度,從來都是在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下,二戰後,美國就曾有駐台外交官員,想要結合台獨染指台灣,後來發現國共內戰期間,國府節節敗退,美國更曾考慮代替國府控制台灣,以免共黨攻入台灣,但最後卻在考慮與中共發展關係之下,決定放棄台灣,讓情勢自然發展。韓戰卻在此時出人意料之外的發生了,美國也趕忙轉變對台政策,提供軍事經濟援助,希望穩定台灣,同時以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確保台海中立化。
不過,韓戰過後,美國就改變台海中立的政策,加上與台灣簽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讓美國勢力正式介入台海。可是美國對台灣從未有支持國府反攻大陸的想法,美國只想利用台灣的兵力,達到美國的戰略利益,同時確保台灣這個戰略地理位置優越的地方,不能讓與美國不友善的政權所控制,國府撤退台灣後,美國雖然後來提供龐大援助,但這些都是在協助美國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從未考慮國府想要回去大陸,追求國家統一的想法。
1952年3月22日的檔案當中,有一份代理國防部長轉給國安會執行祕書的檔案,其中是美國參謀聯席會提出對於台灣問題的軍事觀點,參謀聯席會認為,防止台灣淪入共產圈,是美國最重要的安全利益之一,這對於美國在遠東長遠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在可見的未來與遠東情勢趨於穩定與和平之前,美國應有下列作法。
一,採取必要行動,防止台灣淪為蘇聯控制或受到蘇聯影響的中國政權所有。
二、基於我們自身的利益,在必要情況下,可以單方面採取行動,確保台灣可持續使用為美國軍事行動的基地。
三、持續第七艦隊目前被賦予防衛台灣的任務,直到遠東環境改變,使國府能承擔防衛台灣的任務。
四、支持在台灣友善的中國政權,這個政權會是美國堅定的盟友。
五、發展維持台灣的中國政權的軍事潛能。
美軍的論點,可以看到台灣必須與美國友善,台灣不能為共產黨所有,尤其是可以片面行動,要確保台灣為美國所用,美國在其自身利益下考量台灣問題,並不令人意外。證諸後來幾十年後的歷史發展,華府最後選擇與北京發展關係,將台灣轉為非官方關係,與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其實脈絡都是一致的。而台灣只能忍受被美國的利用,換得一息尚存的空間。
艾立森在4月9日的會議中,就預示了美國可能介入中南半島的反殖民戰爭,他說,我們如果介入東南亞的戰爭,也許會希望在東南亞戰役的某個階段當中,能夠奪取海南島。若是如此,也許我們會希望使用國府在台灣的武力,達到這個目的,或者一旦中共發動侵略下,我們必須依據研判情勢的狀況,我們希望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台灣的力。
杜勒斯表示,台灣無疑地,是個正在弱化的資產,雖然第七艦隊保護台灣,但台灣情勢可能惡化,台灣可能發生革命,台灣情勢並不平順,美國沒有足夠的控制,經過一段時間後,情況分析一定會惡化,軍方不可能永遠不動,他們想要回家,如果他們不能打回家,他們就可能個別的回去,基於這些原因,檢視台灣問題是有必要的,要提出可以確保台灣為美國可運用的資產的政策。
尼采說,我們應該發展長程計畫,用來發展台灣為資產,我們不想失去台灣,我們應該建立一個良好健康的內部環境,台灣才不會在我們面前崩潰。
這些美國官員所在乎的不是蔣中正能否帶領大家打回大陸,國府能否擊退共軍,成功地在大陸重新控制政局,他們在意的是台灣能否符合美國的利益。波倫在會議中表示,目前對台政策,是要避免台灣由蘇聯所影響或者控制的政府所擁有,目前沒有人想要改變這個政策。其次,持續第七艦隊的任務。第三,提供台灣經濟與軍事援助。第四,鼓勵國府推動政治變遷,可因此提高他們在台灣的地位與影響。最後是在韓戰停火有所結論後,可能會舉行許多政治談判,台灣問題應該不列入討論。
波倫代比國務院出席會議,他的說法,代表美國的政策立場,其中最重要的是,台灣不能被共黨控制,讓國府能夠在台灣生存,但絕口不提國府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美國絲毫不想介入中國的內戰紛爭。在美方內部,軍文兩種系統對台灣的看法,也不近相同,海軍作戰部長費赫特勒(Fechteler)在會中說明海軍的任務,他說,第七艦隊的任務,是阻止兩方任一方的行動。我們當然要阻止大陸朝東前進,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如果在情況許可下,使得台灣往西前進符合美國的期待時,我們是否仍要阻止台灣往西前進。他認為,美國不應阻止台灣往西前進的可能。
這位海軍部長是少數支持國府打回大陸的人,但還是有個前提,就是國府反攻大陸,必須符合美國的利益與期待,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若放在顧慮與蘇聯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美國就不會願意見到蔣中正發兵收復大陸了。
尼采表示,國務院確信在情況許可下,由台灣前往大陸的行動應該展開。但這好像美國全面改變政策,會被國際上認為美國全力承諾使用美國的力量與優勢,幫助國府回到大陸。美國現在沒有準備採取這樣的軍事行動,這種政策制定會造成全球在政治上的反彈。
對於尼采的保留態度,費赫特勒也提出質疑,我們真的要繼續這種阻止國府反攻大陸的行動嗎?尼采說,如果從美國自我的利益觀點看,國府回到大陸的行動,是在一個對我們有助益的時機到達之前,我們應該阻止國府反攻大陸。費赫勒特質疑,你要怎麼阻止國府,用外交行動,使用武力,或者有其他的手段。參謀聯席會主席布萊德雷說,我們可能要面對這個問題,假如蔣中正採取這些行動時,我們可能還是要支援蔣中正。我們希望確認如果狀況許可,台灣仍然能夠成為美軍行動的基地,台灣擁有更大能力的時機總會到來,屆時第七艦隊任務可能就需要調整。
美軍因為在朝鮮半島的戰場上與共軍對峙,自然對於國府與中共的軍事行動,多少保持比較同情的態度,少些政治盤算,但是美國政府主導政策的是國務院,不是國防部,也不是參謀聯席會,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的態度,大大超越了軍方的態度。國府1949年12月遷台,隔年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到了1952年,雖然多了美國援助,仍然處在喘息修養的階段,部隊作戰能力與裝備都還沒有完全更新提升,但求自保,還不足以主動對大陸攻擊,國府的生存只能仰賴美國援助,自然難以堅持自我的想法,美國反對台灣攻擊大陸,到了後來雙方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又更進一步加強了限制,進入1960年代後,美國是根本挑明不支持反攻大陸了。

艾森豪訪台曾引發共軍猛烈砲擊金門|高靖

文/高靖

艾森豪總統在1961年卸任前,來到亞洲訪問,所到之處都惹出不少麻煩,艾森豪來台前,共軍開始對金門外島持續砲擊,尤其是艾森豪抵達與離開的那兩天,共軍猛烈砲擊金門的程度,被當時台北報紙稱比八二三砲戰還要嚴重。艾森豪原本要去日本訪問,但因為美日安保條約簽訂造成日本政局混亂,顧慮安全問題,日本政府敦請艾森豪推遲訪問,艾森豪走到哪裡,麻煩動亂就到哪裡。
艾森豪是在1960年的6月17日到19日三天訪問台北,這一年恰巧也是蔣中正剛剛就任第三任總統,艾森豪的到訪,正是蔣中正非常迫切需要的政治背書,因為蔣中正的第三任任期,有政治與法律上的爭議,雖然這是在內戰造成國家分裂的陰影之下的特殊現象,但是蔣中正在台統治的合法地位,仍然需要國際社會的認可,艾森豪與蔣中正在台會面,給足了國府面子,這也是冷戰時期兩岸軍事對峙的特殊現象,之後蔣中正又分別在1966年、1972年續任總統,在1974年病逝。
然而,1960年6月艾森豪來到亞洲之前,亞洲局勢動盪不安,中南半島在北越的軍事滲透與南越政局混亂下,前景混沌不明。南韓才因為幾個月前,南韓才因美國幕後策動鼓吹政治動亂,迫使當選連任的李承晚總統下台,南韓的政府體制也在美國大使館介入之下,修改為總理制,可惜南韓政局依舊混亂,不久朴正熙發動政變,又將韓國改為總統制。
日本因為與美國簽訂安保條約,引發日本左派政治勢力的強烈反彈,造成日本政局動盪不安,艾森豪訪問日本的先遣小組還遭到日人嚴重抗議,受困無法脫離,最後由美軍派直升機解救脫困。日本政府為了緩和內部混亂,只好請託艾森豪推辭訪問日本。
先前在1958年曾發生金門八二三砲戰,大家仍記憶猶新,艾森豪訪問台灣前,共軍雖然仍保持單打雙不打,但對金門外島砲擊的強度,卻逐漸增加,尤其艾森豪抵達台灣與離開台灣那兩天,剛好是6月17日與19日,共軍刻意提高射擊強度與密度,對金門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在國府刻意凸顯艾森豪訪華的政治意涵,淡化共軍的軍事干擾下,嚴令金門守軍不能任意還擊,以免擴大事端,國府所思所念,就是不要讓金門砲擊戰事擴大,影響到艾森豪可能因此動亂,取消訪問台灣,因為艾森豪到台北會見蔣中正,是國府迫切需要的政治背書。
從當時的媒體報導可以發現,艾森豪抵達台北前,台北開始各項籌備歡迎工作,但是金門遭到共軍砲擊的情況,明明有逐漸升高強度的現象,當時聯合報雖以頭版刊登,但篇幅不大,僅僅告知金門遭共軍砲擊情況嚴重,其他都是台灣當局熱烈歡迎艾森豪的報導。不過,在美國駐華武官的觀察看來,這次共軍砲擊金門,與一般砲擊造成的日常生活干擾並不一樣,是有相當的特殊意義,美國中央情報局還特別編寫的對共軍砲擊金門的分析報告。
美國中情局在1960年6月25日的報告中指出,艾森豪總統6月17日訪問台灣的前夕,儘管國府官員否認,但是國府為了鼓舞部隊士氣,在金門的砲兵部隊對共軍進行了1318發的報復射擊。國府官員只有選擇性地承認6月19日曾對共軍有反擊。台灣當局與美方有默契,6月19日的反擊必須等到艾森豪總統專機升空後,才可以開始。蔣經國在機場歡送儀式時,曾向美國官員對於過早對共軍進行反擊,表達了歉意。
中情局掌握到的情報顯示,儘管國府官員宣稱共軍砲擊造成的損害輕微,但美國武官的觀察看來,共軍砲火非常有效,也很集中,造成灘頭防禦設施的嚴重破壞,這已經讓國府官員感到憂心。根據國府提出的評估,至少損失13門火砲,3萬加侖柴油,1萬發砲彈,共軍的砲火射擊看來經過仔細規畫與選擇,也很準確,大部分砲彈落在金門島的西北與東北沙灘,共軍所採用的射擊方式,顯示共軍測試將來進行登陸戰時,火砲射擊的支援計畫
根據台北發行的聯合報在6月20日報導,金門對岸的共軍火砲,總共在17日與19日兩天,朝金門射擊17萬4754發,這兩天的落彈數量可以與八二三砲戰當時的情況相比擬了。
副總統陳誠在艾森豪離台後,親自到金門巡視,他在1960年7月15日日記,記錄了這場因為艾森豪到訪台灣而起的砲戰。金門守軍92師師長楊又曾說,6月17日敵砲向我射擊,我奉命不准還擊,新兵有怕至發抖者。19日金防部司令劉安祺下令還擊,官兵精神為之大振。陳誠認為,中央對於地方不宜控制太過,只能指示不可挑戰,絕不可不准其還擊。從陳誠的日記,不能看出當時金門守軍求戰的士氣高昂,但卻受到台灣的政治牽制,只能挨打,放任共軍砲擊,而不能還擊,故陳誠才會寫下絕不可不准其還擊的結論。
劉安祺也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訪問中,談到了艾森豪訪台引發的共軍砲擊,當時劉安祺是金門防衛部司令,劉安祺說,當時金門有四個營的155砲。還有 240榴彈砲,這種砲可以打原子彈頭,美國人要求非到萬不得已,絕對不可以用。敵人砲火轟擊得很厲害,我方傷亡很大,可是只能任由他打,我們有那麼好的砲,卻像寶劍配而不用一樣,任由對方打而不還擊,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東西還無所謂,既然有了,就要讓對方粉碎,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下令開砲,美國的砲很有效,可以打到廈門,圍頭後面的蓮花山也被我們的砲火涵蓋進去,很快就把對方砲火完全壓下去。
劉安祺反擊共軍的命令,在台北方面看來,卻是另一個樣子,國防部內有人要法辦劉安祺。劉安祺回憶說,打完之後,可能是違反上面的意思,國防部一幫高級參謀反應很激烈,馬上報告蔣中正總統,要撤他的職,還要坐牢,起初他還矇在鼓裡,後來是俞大維出面,馬上向蔣中正總統說明求情,後來才沒有追究。
不過,這次共軍砲擊也意外地讓金門防衛司令部發了一筆小財,劉安祺在口述歷史訪問時說,共軍打了17萬8000多發砲彈(與聯合報刊載共軍發射砲彈數字相差不大),他要政工人員把砲彈片收集起來,賣了台幣700多萬元。
共軍分別在兩天總共射擊了17萬多發砲彈到金門,可見當時砲戰猛烈,絕不下於八二三砲戰過程中的某一兩天的情況,但是國府上下忙於接待艾森豪,並無八二三砲戰當時手忙腳亂,拙於應變的狀況,主要還是判明共軍只是對艾森豪訪問台灣,藉著砲擊金門表達政治上的不滿。不過,這場砲擊又讓美國提出醞釀已久的外島撤軍案,艾森豪離台後,國務院又有多次討論是否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但因為放棄外島,會讓國府有鼓吹兩個中國的疑慮,國府始終不同意外島撤軍,更想不到的是,幾個月後,美國總統大選辯論,甘迺迪與尼克森居然會提到金門與馬祖,這個空前絕後的現象,是金馬外島第一次登上美國大選政治的舞台。

世局空前亂|周陽山

文/周陽山

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第二年新春伊始,國安團隊改弦更張,這是綠營重整陣營之後的全新布局,凸顯了中、美、台三角關係中的最新變貌。然而,台灣面對的卻是日益困窘的國際新情勢,以及內部道德認知與價值體系快速崩解的文化新變局。亂世浮沉,人生激盪,今後究竟何去何從,頗值國人慎思。

首先,在美國方面,川普總統執政之後,有如遭逢亂世,跌宕起伏,經過1年多的碰撞與磨合,亞太政策已逐漸底定,其主軸是:

一、美國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也不會改變「一中」政策,但會繼續提供軍售,不過不會輕易介入台海爭端,也希望綠營不要碰觸兩岸紅線,誤啟戰端。「美國第一」才是首要原則,這表明了台灣只會是中美博弈之下的棋子。

二、美國不會退出亞太,也不會默許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區域霸權。美國將結合日本、印度、澳洲等國,形成印太聯盟,共同抵制中國與俄羅斯的發展,並且將在南海、東海、南亞等地區形成新的對峙情勢,必要時甚至不惜製造衝突與紛爭。對於一帶一路戰略,美國將全力應對防範,並將適時出手,進行抵制。

三、川普已修正他在選舉時提出的孤立主義政策,重新整軍經武,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並積極支持軍事工業,必要時將不惜一戰。其主要戰爭目標之一,即為北韓。至於南韓政府的反戰、非戰意願,則非主要考慮。「美國第一」才是優先原則。

四、美國不會對台海安全、協防台灣做出承諾,但也不會容許中國大陸在「師出無名」的情況下出兵攻台。對於中共十九大列出的「六個任何」的台海戰爭紅線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希望台灣自行斟酌,多加小心。

五、在中國大陸提出修憲,國家主席任期不再設限之後,美國將面對像俄羅斯總統普丁一樣任期持久的中國領導人,而且2020、2035,甚至2050的時間表都已明白列出。很明顯地,崛起的中國已是美國無法忽視的事實,只能瞠目而視了。

美國正逢亂世,台灣亦不遑多讓。不但軍公教年金引發爭議,勞工一例一休引發社會動盪、世代間也出現婚姻與家庭觀念的價值對立,而轉型正義則呈現著認同革命與政治清算的濃重色彩。簡言之,台灣適逢空前的亂局,而且是上世紀三大變革-美國19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90年代東歐自由化劇變這三者的雜揉與綜合,力道之強,前所未見!

除此之外,台灣目前還面臨著大陸方面強化經濟上的「窮台」策略,以及不斷壓縮外交空間的新困局。而面對未來大陸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的新情勢,政府如在應對之間稍有不慎,即將出現逆轉之勢。這都是對國安新團隊的新考驗,也是在春秋亂世之中,不能不審慎應對的新變局。

 

本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周陽山,世局空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