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了保護台灣人決定不推翻中華民國|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因內戰失敗,1949年12月遷台,即使兩岸隔著海峽,國府仍不能安穩,一方面台灣內部剛剛經過二二八事件,台人不滿情緒還未平復,一方面美國對於如何處置國府,舉棋不定,台北的美國外交官曾與主張台獨的台灣人團體密謀,與國府親美將領合作,推翻國府統治,但是6月韓戰爆發後,國際局勢轉變,原本美國陰謀發動政變推翻國府,美國外交官建議國務院要明白對國府表示,美國不會推翻中國政府,態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無非是擔心政變造成台灣局勢不穩,從而有利共軍渡海攻擊台灣,影響美國在亞太的利益。
共軍攻陷南京時,美國駐華大使館並未隨國府遷移廣州,甚至國府遷台後,美國大使也沒有到台灣,台北當時僅是領事館地位,總領事都跑掉了,留下一個對國府非常不友善的代辦師樞安(Strong)。當時領事館不斷對外散播撤僑訊息,認為國府撐不到1950年6月。
國史館出版「中美協防」第二輯當中,收有外交部美洲司司長陳岱礎與師樞安的談話紀錄,當時蔣中正仍沒有復行視事,他的身分只是國民黨總裁,但這份公文仍由外交部經總裁辦公室主任黃少谷,呈送給蔣中正閱覽。當時是1950年1月9日,國府剛剛遷到台灣,情勢岌岌可危,師樞安告訴陳岱礎,美僑目前在台無撤離必要,但台灣經濟情況再惡化,台灣內部勢必發生問題,屆時將有全部撤離的必要。師樞安對台灣局勢仍甚悲觀,他批評國府當局政治方面,居高位者不能精誠合作,腐敗依舊。經濟方面,台灣現供養60萬軍隊,台灣之資源,無論如何無能維持此一龐大軍隊,現在台灣以變賣資產為補救,最近售出房屋150萬元,此一辦法,絕非長久之策。軍事方面,高級將領仍舊意見不同,各自為政。台灣目前為僅存的基地,軍事政治經濟倘無徹底改革,實為重大危機。
當時杜魯門總統派無任所大使傑塞普到台灣了解實地情況,師樞安提醒國府,他聽說國府已經安排黃仁霖,在傑塞普抵達後,將其包圍,使其無法自由支配時間,這種作法極不恰當,他將以電報告知國府的這項計畫,並安排傑塞普居住在大使館,方便他接觸其他各方人士。傑塞普在1月16日見到了台灣省主席吳國楨,根據國務院的解密檔案,吳國楨對傑塞普提出了三項台灣改革主張,政治、經濟、軍事改革,幾乎與師樞安提出的改革主張一樣,吳國楨甚至挑明了說,台灣應該放棄回到大陸的想法,要改為防衛台灣。
師樞安與吳國楨同時間都談相同的改革標的,吳國楨也常被國府內部批評過於親美,吳國楨過激的言行,果然後來惹出了不少麻煩,也迫使他最後流亡美國,但台灣當局難免懷疑吳國楨幕後有美國操弄的陰影存在。
從現實來看,美國重視的是台灣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台灣當局,國史館的資料當中,有助美大使顧維鈞在1月26發回台北的電文,說明美國國防部在國會說明台灣問題,美國軍方稱台灣對美國防具有軍略重要關係,但不主張派兵占領台灣。2月10日,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的電報,說明美國政府的態度是,台灣應使不入敵手,但如因政治關係,不得不放棄,則應於戰爭開始時,集中陸海空軍力量,一鼓而奪取之。7月4日,韓戰爆發不久,美國的態度更無明確,何世禮此時已經接任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他從東京發回台北電報,稱麥克阿瑟保證絕不干犯我主權,請蔣中正總統放心。
傑塞普到台北時,身為蔣中正幕僚的周宏濤,在日記留下一段外交部長葉公超與傑塞普會面時,與師樞安的對話,葉公超說,關於台灣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態度,有一種觀察是缺乏事實根據,近日貴國人是傳言台灣居民企圖推翻政府。師樞安反問,部長所謂美國人士傳說,是否指美國官方。周宏濤認為這是師樞安漏了口風,才會對葉公超提到台灣人推翻政府的說法特別敏感。
副總統陳誠在1950年2月27日日記有一段內容提到,須注意美國人欲分化政府與人民。陳誠沒有具體指名究竟是哪位美國派駐台灣的官員,在分化政府與人民,不過,美國始終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視為一種人,來自大陸的外省人,又是另一種人,把雙方的關係經常解釋為一方支配另一方,故常有組織台灣人,協助台灣人向國府爭取權益的舉動,美國發展台灣人組織的舉動,就被陳誠認為是分化,然而就算美國並無分化之意,美國也是不經意之間,介入了中國的內政問題。
美國在韓戰前,對於台灣地位有過混亂的階段,才會出現一下子主張不要占領台灣,一會又說要拿下台灣,然後又說不干犯中華民國主權。造成美國這種意見混亂,無非因為美國曾經主張在二戰之後,中國政府還沒有完成與日本政府簽署中日和約之前,認為台灣的主權地位仍不能完全歸屬於中國,美國基於二戰同盟國的立場,美國對台灣有剩餘主權的主張,所以有將台灣交由聯合國或美國託管的意見,主要著眼台灣在太平洋地理位置居於日本與菲律賓間的戰略地位考量,認為台灣若淪為共黨控制,不利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
無論對台灣問題哪種方式的處理,又會牽涉到與中共政治外交關係的開展,讓台灣自生自滅,不介入,以免觸怒中共,有助拉攏中共,與新中國開展外交關係。但韓戰後的國際局勢,與共產圈的對立已然形成,在與中共對立之下,自然需要借助台灣的地理位置,牽制中共,圍堵大陸。
美國始終是以其自身利益為優先考慮,師樞安對外交部建議國府應該推動改革,美國國務院也關切國府的改革能否落實,因為這很可能與台灣未來的生存有很大關係,師樞安在1950年7月20日給國務卿一份列為機密(confidential)的電報,裡面再次提到了他對台灣改革的主張,這個已經比較原先政治、經濟、軍事改革更為清晰的主張。
在韓戰的背景下,師樞安認為,任何美國政府督促中國政府改革措施的努力,都必須與中國政府在廣泛的台灣事務方面,一起全面展開,或者必須能夠肯定的保證,為了台灣人的利益,美國不打算推翻中國政府,也不會挑戰台灣當局,並且鼓勵台灣人與中國政府合作。
師樞安對國務院提出了八項涉及台灣改革的主張,一,外省人與本省人要公平分配與收繳稅收。二,雖然中國政府現在侷限於台灣,由於台灣人承擔最多的負擔,台灣人在全國事務方面應該有更多的表達意見的機會。三,允許台灣人保衛台灣的權利,並且要擴大這個權利。四,被外省人欺負的本省人,應該要給他們追索的方法。五,藉由能夠保護告密者提供消息的管道,消除外省籍官員的壓榨。六,反對政府的措施與支持共產主義,必須區分看待。七,消除那些彼此競爭的不同秘密警察團體。八,淨化警察與司法體系,必須完成這些目標。不能任意逮捕,只有警察可以逮捕,秘密警察不可以逮捕。必須立刻通知家屬,人犯的所在,並在沒有勒索金錢下,提供人犯每日必須生活用品。對於被逮捕的人,必須立刻宣布罪名。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由一般法庭公開審判,而非軍事法庭。被告可以有律師。被拘留的環境清潔狀況,不可以太過傷害健康,不可以刑求。家屬有追索權,或是雇主可以取得訊息,或是提出抗議時,不會遭到報復。
一個國家必須對另一個國家保證不會推翻這個國家,真是很有特別的敘述,而且還是宣稱以基於保護台灣人的立場,美國不會推翻中國政府,這段話有幾點可以釐清,美國似乎將大陸與台灣分開看待,是用台灣被大陸外省人統治的觀點分析問題,師樞安的觀點更隱含著,外省人欺壓本省人,這正是陳誠所批評的美國人分化政府與民間。更是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到底美國外交官在想些什麼,才會說出美國為了台灣人的利益,不會推翻中國政府。不過,美國對於國府在台灣改革壓力,幾乎是無一日不間斷,即使到了美國要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夕,蔣經國總統仍不忘在發給宋美齡的電報當中,告訴宋美齡他要推動改革。然而,無論美國政府態度如何,美國對台的任何選擇,其實都只是美國自身利益的選擇。

郝柏村早年反台獨不反李反讓台獨更猖獗|高靖

文/高靖

李登輝是台獨團體的精神領袖,推動台灣獨立不遺餘力,曾經受到李登輝重用的郝柏村,最近在退伍軍人活動當中高喊反台獨,這是十分有趣的畫面,因為當年就是郝柏村這樣對軍方掌握高度影響力的將領,大力支持李登輝,早已包藏禍心的李登輝,才能在國民黨內呼風喚雨,製造國民黨分裂,利用政府資源餵養民進黨,一手促成民進黨執政,民進黨推動台灣獨立,還不如李登輝對於台獨的鼓吹,台獨在台灣勢力壯大,李登輝功不可沒,然而李登輝掌握國民黨權力,郝柏村的支持更是一股重要力量。
我們可以考察郝柏村所公開的參謀總長八年日記,這些私人日記其中的內容自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郝柏村在日記當中,對李登輝有甚多的正面評價,於今回頭看去,這些評價幾乎全部都是錯誤的,很多甚至是溢美之辭,顯示出郝柏村也有某些政治投機性格,欠缺自己的政治判斷,立場隨風倒。郝柏村雖在日記寫下許多反台獨論調,但李登輝這個最大股的台獨勢力,郝柏村卻總是褒多於貶,郝柏村反台獨不反李,於今證明只是徒勞無功。
蔣經國晚年在美國的壓力下,以及追求台灣內部的安定,開始在國民黨內大量栽培台籍人士,到了1980年代,林洋港、李登輝兩人都具有很好的聲望,但是蔣經國最後棄林擇李,其中玄虛只有蔣經國自己清楚,旁人只能揣測一二。蔣經國在謝東閔之後,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時,曾寫電報向旅居美國的宋美齡報告,可見這事情的慎重。
1984年2月15日,蔣經國提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擔任副總統,郝柏村在當天的日記寫下,這是蔣經國對歷史負責的明智決定。郝柏村對李登輝這個人選,顯然是充滿正面的評價,否則不會說這是明智決定,而且還是為歷史負責。郝柏村無法知道16年後,李登輝一手把國民黨搞垮,許多國民黨黨產就在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出現了許多可疑的變動。
簡單地說,郝柏村與蔣經國一樣,都是識人不明,蔣經國死去,沒人知道他真正的想法,但是郝柏村對於李登輝這位台獨大老,在日記當中經常有褒獎之詞,或者在國民黨權力鬥爭過程中,郝柏村都是站在支持李登輝的一方,李登輝在蔣經國死後,對郝柏村採取攏絡與合作態度,郝柏村多少受此影響,沒有在李登輝掌權初期,站在李登輝對立面。
1980年代的國民黨,當年由大陸來台的成員,多已老邁凋零,但仍能結成一股被視為保守派的勢力,這些人對於台籍人士控制政府與國民黨,多所疑慮,國民黨內保守勢力因為多主張對大陸採取不妥協強硬立場,這種缺乏彈性的路線,在當時已為黨內年輕的技術官僚或者學術界菁英所排斥,李登輝因為留美,技術官僚出身,掩蓋了他真正的台獨政治企圖,而能夠被主張改革的黨內年輕勢力所認同與支持。蔣經國當時重用技術官僚出身的孫運璿,也是種平衡黨內保守與改革派的政治安排。
蔣經國在1988年1月突然病逝,多年來,美國中情局經常分析台灣政局,中情局的分析認為蔣經國死後,國民黨中常會應該是會出現集體領導的情況,因為蔣經國後,國民黨已無強人,但是這種分析錯了,蔣經國後的國民黨,不僅沒有集體領導,幾年之內,李登輝就以強人之姿,不斷推動修憲,削弱行政院長的能力,將權力集中在總統一人身上,而且是不受任何機構監督的總統。李登輝甚至改變了有關總統選舉的方式,把總統民選變成了總統直選,廢除國代選舉總統的制度,透過直選總統,強化總統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變為強人的統治力量。
蔣經國死後的1988年1月24日,郝柏村在日記寫下,宋楚瑜就中常會推舉李登輝為代理主席,請他簽名連署,他在提案上簽名。這是一項非常高度爭議的舉動,因為毫無前例可循。一如1975年蔣中正死後,國民黨增設黨主席,並由蔣經國接任一樣,這個安排就是確認由誰領導國民黨,當時以黨領政的背景下,控制國民黨,就掌握了政府。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任總統,是依據憲法,但是黨主席職位,並無規定由李登輝接任,蔣經國死前,將李登輝在中常委的排名由第九提到第三,主要是因為原本的第三位孫運璿,因為中風,無法擔任行政院長,由行政院長負責國家實際領導的安排,也就無法落實,只好轉回來,讓副總統進入第三的順序,可是這依舊不表示李登輝可以順理成章擔任國民黨主席,即使是代理主席,在國民黨13大之前,李登輝都能夠握有優勢地位,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
李登輝擔任代理主席,在國民黨內引起很大爭議,郝柏村在1月27日寫下,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傳達宋美齡主張黨主席由13大決定,他沒有表態,只對李煥說,這很麻煩。這就顯示郝柏村沒有在黨內權力鬥爭過程當中,沒有反對李登輝代理主席。1月28日,郝柏村誇讚李登輝是繼承國父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一貫的國民革命的繼續發展。這段形容,今天看來簡直是判若兩人,不知是郝柏村黑白不分,還是台獨李登輝很會演戲。
不過,李登輝在黨內鬥爭當中,早就出現貪婪的一面,只是郝柏村視而不見。郝柏村在2月26日日記寫下,李登輝不贊成國民黨13大後設副主席,因為李登輝聽說蔣緯國要當副主席,他未置意見。蔣緯國被歸類為保守派,但是蔣緯國的主張也沒有錯,蔣中正擔任總裁,陳誠為副總裁,國民黨既然設主席,增設副主席也無妨才是,但在李登輝反對下,國民黨當時沒有副主席,多年後,國民黨垮台了,才增設副主席,但早無當年的崇高地位。郝柏村對李蔣兩人鬥爭,竟沒有看出其中端倪,只看到國民黨團結危機,這就是國民黨的老問題,只講團結,不論是非,郝柏村為了團結,支持李登輝,結果最後造成國民黨崩潰的,卻是李登輝,而不是當年挑戰李登輝的非主流派。
郝柏村今天高喊反台獨,他應該先對自己盲目支持李登輝,造成台獨勢力在台擴大,表達自己的悔意,當年正是郝柏村代表軍方表態支持李登輝,才有李登輝穩固領導,開始打擊排除反李的國民黨勢力。
李登輝拉攏郝柏村無所不用其極,郝柏村在7 月14日日記寫,李登輝將國民黨中常委排名調整,他列第10名,他自謙太高了。其實這是李登輝討好郝柏村,三個月後,10月26日,李登輝又告知郝柏村的總長任期延任一年。用權位攏絡是最有效的,原先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在中常委都排在10名之外,幾位黃埔軍校的大老,才能進入前10名,但是後蔣經國時期,就不同了,郝柏村被拉到前面,又能延任,自然對李登輝服服貼貼,幾年後。當李登輝站穩腳跟了,他對台獨的強烈信仰,也就浮現出來,這時郝柏村已無力阻擋。
李登輝並非毫無破綻,讓郝柏村這些位高權重的國民黨人士看不明,郝柏村7月20日日記提到,在國防部博愛大樓宴請外交部回國使節,有位大使懷疑主政者是否心懷全中國。10月17日日記記載,李登輝免去沈昌煥總統府秘書長職務,郝柏村不以為然,認為
無必要。
沈昌煥是當時國民黨保守勢力之一,反共強硬派,因為擔任過外交部長,對外交政策影響很大,沈昌煥對於開放與蘇聯經貿關係,表達強烈反對意見,一般社會觀感並不太好,認為與時代脫節,結果這位曾被人描寫為太上外交部長的沈昌煥,一夜之間就被李登輝換掉。郝柏村對這個調整不以為然,卻也沒有表示任何具體看法,外交使節提醒郝柏村李登輝有無心懷全中國,郝柏村好像也僅止於記錄談話,沒有表達看法。這都還是發生在李登輝繼位初期,一旦李登鞏固權力,就能夠為所欲為。
郝柏村在日記吹捧李登輝,但是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卻很精明,一眼就看穿李登輝。郝柏村在10月31日日記寫下,訪問李光耀的內容,郝柏村提到,李光耀談到鄧小平問,李登輝是否親美,李光耀告訴鄧小平,李登輝是親台灣。事後看來,這句親台灣的涵義非常深遠,可惜郝柏村是軍人出身,完全無法體會李光耀充滿政治智慧的說法。
1989年1月6日,這天是李登輝生日,郝柏村對李登輝的吹捧,已經到了不知該如何形容的程度,郝柏村在日記寫著,李登輝以蔣經國的志節為志節,應屬難能可貴。證諸後來近30年歷史發展,李登輝何曾有過以蔣經國的志節為志節,郝柏村這段日記內容應該是發自內心,但也充分顯示貴為參謀總長,卻對政治毫無深刻認識,只對掌權者逢迎,實在是國民黨與國家的不幸,郝柏村現在要反台獨,當年為何如此熱烈支持李登輝,這實在是郝柏村必須自己回答的問題。
不只是台灣內部早有人看出李登輝包藏禍心,旁觀的美國人都發覺李登輝對國民黨是危險人物,1989年4月5日,郝柏村日記記載他對李登輝報告,果芸與芮孝儉(曾任美國駐北京大使)談話內容,芮孝儉稱,國民黨領導階層中懷有台獨意識者不少,彈性外交多少有台獨意識。郝柏村日記記錄李登輝聽到芮孝儉的說法後,表現出非常不高興的態度。
對於美國人的分析,郝柏村沒有多加深入探討,也許是身為軍人不懂政治的關係,但是芮孝儉所稱國民黨領導階層,就是指李登輝,推動彈性外交,也是李登輝繼位後大力推動的措施,顯示郝柏村老早就聽過這些關於李登輝的質疑,卻仍然配合李登輝,從總長到國防部長,再到行政院長,行政院長任內,兩人關係逐漸出現裂痕,到1996年加入林洋港陣營,挑戰李登輝競選總統,但在1990年當時的國民大會,郝柏村並沒有支持林洋港與蔣緯國搭檔的林蔣配,顯示郝柏村對於國民黨始終只有不太高明的團結主張,而不能洞悉政治人物的權謀陰險,郝柏村沒有能在星火燎原之前,遏止這股台獨逆流,如今仍在街頭大聲疾呼反台獨,又有何用,郝柏村所犯歷史錯誤,其實也是許多國民黨人的共業,李登輝的狂妄與台獨強勢,皆因國民黨放棄自我的政治信仰與縱容,郝柏村不過是造成今日台獨亂象的歷史共犯之一。

蔣中正事事要干預是內戰失利原因之一|高靖

蔣中正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蔣中正在國共內戰的失敗,原因很多,美國政府機關算盡的政治阻擾,國府內部派系爭權奪利,軍隊缺乏齊一思想都是原因之一,但是蔣中正與國府都欠缺對戰場指揮官的授權,對於軍事指揮管制太多,以致造成許多問題,即使與蔣中正關係非常密切,受到蔣中正十分信任的陳誠,都對蔣中正任意干預他人職權有所不滿,蔣中正並非完人,他的許多軍事指揮事後證明錯誤,造成國府軍事作戰上重大損失,甚至影響戰爭的進行,影響不可謂不小。
1949年8月13日,蔣中正請參謀總長顧祝同勸說陳誠就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在國府內部與蔣中正關係密切,但仍不免對蔣中正事事過問的毛病,感到困擾,陳誠在1949年先是不願就任台灣省主席,勉強就任後,接著在蔣中正希望他接任接任東南軍政長官時,陳誠接連著寫了多封信函給蔣中正,表達請辭各項本兼職位,陳誠最後還是勉為其難地接受這個職務,到了1950年3月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後,陳誠便極力推動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與重建的國防部裁併,由國防部實際負責指揮。當時陳誠對蔣中正的指揮有不同看法,尤其蔣中正自己決定將舟山群島駐軍撤回台灣,並未尊重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或者軍方的意見,
舟山撤軍正反意見多有,從共軍海空實力增強的強況下,舟山撤退幾乎只是早晚的時機問題,但主要的爭論還是蔣中正早有定見,部隊只是按照指示辦事,並不是參謀根據各方情報研判的軍事決策。從當時駐防舟山的石覺口述歷史,可以看到,儘管這麼大規模的撤軍行動最後順利執行,但是蔣中正對於舟山撤退的指揮,甚至已經到了要部隊何時登船,船隻該如何疏散等實際的細節,可見得蔣中正太過注重細節。
蔣中正最寵信的愛將胡宗南,在1949年11月19日的日記記載,對於蔣中正透過俞濟時下令胡宗南所屬第一軍調重慶,第三軍調新津,胡宗南有不同意見,主張第一軍到新津,確保川北部隊轉進,胡宗南對蔣中正說重話,此著如錯,全局皆敗,絕無挽回機會。俞濟時回電,川東之戰,總裁已有詳密策畫。堅持胡宗南按照蔣中正指示調動部隊,俞濟時電文稱,務盼以校長之意旨為重,勿再請求更換,及飭行動。
胡宗南日記當中顯示,俞濟時跳過胡宗南,直接與前線指揮官通話,轉達蔣中正的命令,命令部隊轉移重慶。胡宗南寫下,此情形實為本軍全局失敗的原因。胡宗南給蔣中正的電報稱,鈞座既固執己見。
蔣中正不顧胡宗南的看法,堅持己見,跳過原有的指揮體系,自行指揮胡宗南的部隊,最後的下場自然是遭共軍圍殲殆盡,12月18日胡宗南日記稱,吾人之一切計畫,皆以第一軍之調重慶而貽誤,而全局失敗,可慨也。
胡宗南身受蔣中正寵信,都不免在日記留下對蔣中正胡亂指揮部隊的抱怨,顯示蔣中正過於干預戰場指揮官,希望以自己一人的智慧,超越軍隊龐大參謀體系,以及現場指揮官對戰況的實際掌握,在胡宗南身上,卻造成了部隊嚴重的損失,使國府兵力發生了巨大損失。
黃埔系將領難免被蔣中正干預指揮,但是非黃埔系的將領,抱怨更是不少,孫立人出身美國維吉尼亞軍校,與許多黃埔系統將領相處不太好,對蔣中正私下抱怨不少,這也促成國府遷台後,顧忌孫立人的態度,最後必須將孫立人軟禁,以避免孫立人挾陸軍之勢,威脅國府在台統治。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年9月1日到2日在東北遼瀋戰役進入關鍵階段期間,孫立人與美國駐廣東總領事館盧登談話時,對國府的軍事指揮大肆批評,根據國務院檔案,孫立人嚴厲地批評杜聿明在東北指揮作戰無能,讓孫的新一軍困在東北,任何即使只是有限度的攻擊共軍計畫,杜聿明都不願意提出。孫立人說,中國陸軍有許多好將軍,但是他們無法獲得授權採取行動,軍官是被指示要做什麼,而不是如何做。當戰地指揮官執行任務時,不應該受到上級的干預,除非他表現失敗,將他撤職之外,這個原則並不適用在中國陸軍身上,因為他們不斷受到南京的干預,甚至是蔣中正,當這種情況非常普及時,是不可能期待能有軍事上的成功。
盧登問華北情勢,孫立人表示,在他個人的看法,除了傅作義(後來投共)之外,沒有任何戰地指揮官與共軍作戰,傅作義並沒有獲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南京的指揮高層忌妒傅作義的軍事力量,因此不肯支援傅作義。南京的指揮高層並沒有在打仗,而是回到指揮官之間互相牽制的軍閥時代,這些高層擔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孫立人批評參謀總長顧祝同,陸軍總司令余漢謀,他認為,任命他們是絕對不可能獲得軍事勝利,這兩人在軍事上都十分無能,兩個人都有貪腐的問題。
孫立人提及美軍顧問建議在廣州訓練三個師,這項計畫無法得到南京國府的配合與合作,沒有任何一個師到達指定地點展開任何訓練。孫立人引述美軍顧問巴大維說法,巴大維對於新兵被聚集在一起,不給食物與飲水的悲慘狀況,感到很憤怒,孫立人感到很丟臉,讓一位美軍將領發現這些中國士兵所受到的待遇,但這是很常見的情況,假如他有辦法,他會審判這位必須負責的師長,如果不槍斃這位師長,至少要嚴厲的懲罰,但是這位軍官有很多朋友。
一如孫立人向美國官員的抱怨,蔣中正在國共內戰期間,他個人過度干預戰場指揮官的調兵遣將,有時真會造成無可彌補的錯誤,胡宗南部的潰敗,就是最好的例子。
徐蚌會戰後,蔣中正下野,共軍渡江前,南京國府為了如何防禦共軍,爭吵不休,代總統李宗仁希望守長江,已下野的蔣中正,卻在幕後主張在錢塘一線設防,守上海、杭州、南昌。蔣中正以私人身分介入軍事指揮,這是國共內戰後期,作戰指揮混亂不堪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在1949年4月20日與25日兩天,分別有從南京與廣州發出的電報,兩份電報都提到李宗仁與蔣中正對軍事布署的歧見,顯示蔣中正在沒有任何官方指揮權下,仍可以任意調動軍隊,並且只以自己的意見為重,不理會政府的看法。湯恩伯是蔣中正嫡系,自然不聽李宗仁指揮,只服從沒有任何官方身分的蔣中正領導,將所部集中防禦上海,與共軍激戰後,1949年5月26日撤出上海,當時京滬杭警備總部副總司令石覺接受中研院口述歷史訪談,提到兵力不能集中,弱點畢露,為上海戰事失敗的原因。這個兵力不能集中,就是蔣李之爭,把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部隊硬是拆成了兩股,遭共軍分別擊破。
共軍渡江,攻入南京後,1949年6月,蔣中正在台灣成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當時行政院與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廣州,代總統李宗仁逃回廣西,蔣中正為了控制廣州,與粵系將領抗衡,依舊在沒有任何官方身分下,跳過國防部指揮,以個人影響力,將仍然受其指揮的劉安祺部隊派往廣州,廣州當時還有胡璉與沈發藻兩支部隊,但是最後只剩下劉安祺,沈發藻自行撤退到廣西,胡璉另外接受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的命令,離開廣東。
如果按照蔣中正當時的想法執行,很可能國府軍隊在廣州會損失更大,讓台灣失去更多防禦兵力,在廣州打響前,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另外派人到廣東請胡璉部隊往金門與舟山支援,陳誠若什麼都聽蔣中正,那麼當年10月共軍進犯金門,少了胡璉部隊的增援,結果可能不同,台灣也可能很快就會丟失。
郝柏村曾經評論認為,是蔣中正將胡璉調走,用以保衛台灣,但是這個說法有待商榷,其一胡璉與陳誠關係密切,劉安祺與蔣中正關係較近,蔣中正不將較親近的部隊來台,卻調動陳誠的部隊,與當時的情況不太相符,劉安祺自己在中研院口述歷史也認為,胡璉調動應該是陳誠所為。劉安祺聽從蔣中正指揮,一路從青島撤退,在廣州打一仗後,又後撤到海南島,最後來到台灣,劉安祺也不諱言,他只聽蔣中正的指揮,其他人一概不聽,這也是當時軍隊作戰指揮的怪現象。
蔣中正喜愛任意干預戰場指揮官的指揮,即使已經離開職位,卻仍然介入戰爭軍事指揮,這比干預戰場指揮官更加嚴重,許多胡宗南與劉安祺之流的將領,對蔣中正的服從,無非是一種基於對個人的信仰,而不是對於體制的尊重。胡宗南部隊損失殆盡,全因蔣中正對戰地指揮官的橫加干預,共軍渡江後,勢如破竹,軍隊指揮分裂是原因之一,蔣中正雖然有遠見,已先將空軍與海軍轉移台灣,加上中央銀行的黃金轉移台灣,累積了台灣日後生存的空間,但是蔣中正仍不能免有逾越權責的批評。蔣中正不依循體制的做法,最終卻保護了台灣長遠的利益,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意外。

美不准國府反攻大陸中情局說這是美國保護共產黨|高靖

文/高靖

幾十年前,美國限制台灣國府出兵反攻大陸,中情局都看不下去,說這是唯一使用美國武力保護共產黨的地方。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1952年4月9日上午,美國國防部有一場會議,中情局、國務院、參謀聯席會與國防部官員,共同開會討論台灣問題。由於韓戰爆發後,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海,拘束兩岸雙方的軍事行動,主張台海中立化。這個作法使得撤退台灣的國府,不能夠出兵攻擊大陸,美國中情局副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 )在這個會議當中,語出驚人地說,這是全世界唯一的地方, 共產黨受到美國武力的保護。
杜勒斯的說法太誇張,國務院政策規畫處處長尼采(Paul H. Nitze)馬上起身為國務院政策辯護說,這只是個假象。同時出席這場會議的另一位國務院官員波倫(Charles Bohlen)說,我們沒有保護共產黨對抗台灣,國府從沒有掩蓋他們真正的目標,如果美國改變政策,那就會使國府有能力使美國捲入與強權的戰爭,如果現在美國解除限制,國府可以派100架飛機轟炸上海,共產黨還擊台灣,這時第七艦隊就可能被捲入。中國方面知道只有美國的支持,他們才可能回到大陸,這不是我們與全球許多政府所願意面對的風險。
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艾立森,是否國府在未來三年到五年,可以在沒有美國援助下回到大陸。陸軍副參謀長賀爾說,他不認為國府能夠達到這種能力。艾立森表示,這就是說美國一定會被捲入。波倫表示,如果美國改變政策,就意味了美國決定使用力量支持中國人回到大陸的改變。賀爾接著說,我們不確定我們是否真的要如此作。
美國對於台灣的態度,從來都是在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下,二戰後,美國就曾有駐台外交官員,想要結合台獨染指台灣,後來發現國共內戰期間,國府節節敗退,美國更曾考慮代替國府控制台灣,以免共黨攻入台灣,但最後卻在考慮與中共發展關係之下,決定放棄台灣,讓情勢自然發展。韓戰卻在此時出人意料之外的發生了,美國也趕忙轉變對台政策,提供軍事經濟援助,希望穩定台灣,同時以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確保台海中立化。
不過,韓戰過後,美國就改變台海中立的政策,加上與台灣簽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讓美國勢力正式介入台海。可是美國對台灣從未有支持國府反攻大陸的想法,美國只想利用台灣的兵力,達到美國的戰略利益,同時確保台灣這個戰略地理位置優越的地方,不能讓與美國不友善的政權所控制,國府撤退台灣後,美國雖然後來提供龐大援助,但這些都是在協助美國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從未考慮國府想要回去大陸,追求國家統一的想法。
1952年3月22日的檔案當中,有一份代理國防部長轉給國安會執行祕書的檔案,其中是美國參謀聯席會提出對於台灣問題的軍事觀點,參謀聯席會認為,防止台灣淪入共產圈,是美國最重要的安全利益之一,這對於美國在遠東長遠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在可見的未來與遠東情勢趨於穩定與和平之前,美國應有下列作法。
一,採取必要行動,防止台灣淪為蘇聯控制或受到蘇聯影響的中國政權所有。
二、基於我們自身的利益,在必要情況下,可以單方面採取行動,確保台灣可持續使用為美國軍事行動的基地。
三、持續第七艦隊目前被賦予防衛台灣的任務,直到遠東環境改變,使國府能承擔防衛台灣的任務。
四、支持在台灣友善的中國政權,這個政權會是美國堅定的盟友。
五、發展維持台灣的中國政權的軍事潛能。
美軍的論點,可以看到台灣必須與美國友善,台灣不能為共產黨所有,尤其是可以片面行動,要確保台灣為美國所用,美國在其自身利益下考量台灣問題,並不令人意外。證諸後來幾十年後的歷史發展,華府最後選擇與北京發展關係,將台灣轉為非官方關係,與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其實脈絡都是一致的。而台灣只能忍受被美國的利用,換得一息尚存的空間。
艾立森在4月9日的會議中,就預示了美國可能介入中南半島的反殖民戰爭,他說,我們如果介入東南亞的戰爭,也許會希望在東南亞戰役的某個階段當中,能夠奪取海南島。若是如此,也許我們會希望使用國府在台灣的武力,達到這個目的,或者一旦中共發動侵略下,我們必須依據研判情勢的狀況,我們希望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台灣的力。
杜勒斯表示,台灣無疑地,是個正在弱化的資產,雖然第七艦隊保護台灣,但台灣情勢可能惡化,台灣可能發生革命,台灣情勢並不平順,美國沒有足夠的控制,經過一段時間後,情況分析一定會惡化,軍方不可能永遠不動,他們想要回家,如果他們不能打回家,他們就可能個別的回去,基於這些原因,檢視台灣問題是有必要的,要提出可以確保台灣為美國可運用的資產的政策。
尼采說,我們應該發展長程計畫,用來發展台灣為資產,我們不想失去台灣,我們應該建立一個良好健康的內部環境,台灣才不會在我們面前崩潰。
這些美國官員所在乎的不是蔣中正能否帶領大家打回大陸,國府能否擊退共軍,成功地在大陸重新控制政局,他們在意的是台灣能否符合美國的利益。波倫在會議中表示,目前對台政策,是要避免台灣由蘇聯所影響或者控制的政府所擁有,目前沒有人想要改變這個政策。其次,持續第七艦隊的任務。第三,提供台灣經濟與軍事援助。第四,鼓勵國府推動政治變遷,可因此提高他們在台灣的地位與影響。最後是在韓戰停火有所結論後,可能會舉行許多政治談判,台灣問題應該不列入討論。
波倫代比國務院出席會議,他的說法,代表美國的政策立場,其中最重要的是,台灣不能被共黨控制,讓國府能夠在台灣生存,但絕口不提國府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美國絲毫不想介入中國的內戰紛爭。在美方內部,軍文兩種系統對台灣的看法,也不近相同,海軍作戰部長費赫特勒(Fechteler)在會中說明海軍的任務,他說,第七艦隊的任務,是阻止兩方任一方的行動。我們當然要阻止大陸朝東前進,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如果在情況許可下,使得台灣往西前進符合美國的期待時,我們是否仍要阻止台灣往西前進。他認為,美國不應阻止台灣往西前進的可能。
這位海軍部長是少數支持國府打回大陸的人,但還是有個前提,就是國府反攻大陸,必須符合美國的利益與期待,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若放在顧慮與蘇聯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美國就不會願意見到蔣中正發兵收復大陸了。
尼采表示,國務院確信在情況許可下,由台灣前往大陸的行動應該展開。但這好像美國全面改變政策,會被國際上認為美國全力承諾使用美國的力量與優勢,幫助國府回到大陸。美國現在沒有準備採取這樣的軍事行動,這種政策制定會造成全球在政治上的反彈。
對於尼采的保留態度,費赫特勒也提出質疑,我們真的要繼續這種阻止國府反攻大陸的行動嗎?尼采說,如果從美國自我的利益觀點看,國府回到大陸的行動,是在一個對我們有助益的時機到達之前,我們應該阻止國府反攻大陸。費赫勒特質疑,你要怎麼阻止國府,用外交行動,使用武力,或者有其他的手段。參謀聯席會主席布萊德雷說,我們可能要面對這個問題,假如蔣中正採取這些行動時,我們可能還是要支援蔣中正。我們希望確認如果狀況許可,台灣仍然能夠成為美軍行動的基地,台灣擁有更大能力的時機總會到來,屆時第七艦隊任務可能就需要調整。
美軍因為在朝鮮半島的戰場上與共軍對峙,自然對於國府與中共的軍事行動,多少保持比較同情的態度,少些政治盤算,但是美國政府主導政策的是國務院,不是國防部,也不是參謀聯席會,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的態度,大大超越了軍方的態度。國府1949年12月遷台,隔年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到了1952年,雖然多了美國援助,仍然處在喘息修養的階段,部隊作戰能力與裝備都還沒有完全更新提升,但求自保,還不足以主動對大陸攻擊,國府的生存只能仰賴美國援助,自然難以堅持自我的想法,美國反對台灣攻擊大陸,到了後來雙方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又更進一步加強了限制,進入1960年代後,美國是根本挑明不支持反攻大陸了。

艾森豪訪台曾引發共軍猛烈砲擊金門|高靖

文/高靖

艾森豪總統在1961年卸任前,來到亞洲訪問,所到之處都惹出不少麻煩,艾森豪來台前,共軍開始對金門外島持續砲擊,尤其是艾森豪抵達與離開的那兩天,共軍猛烈砲擊金門的程度,被當時台北報紙稱比八二三砲戰還要嚴重。艾森豪原本要去日本訪問,但因為美日安保條約簽訂造成日本政局混亂,顧慮安全問題,日本政府敦請艾森豪推遲訪問,艾森豪走到哪裡,麻煩動亂就到哪裡。
艾森豪是在1960年的6月17日到19日三天訪問台北,這一年恰巧也是蔣中正剛剛就任第三任總統,艾森豪的到訪,正是蔣中正非常迫切需要的政治背書,因為蔣中正的第三任任期,有政治與法律上的爭議,雖然這是在內戰造成國家分裂的陰影之下的特殊現象,但是蔣中正在台統治的合法地位,仍然需要國際社會的認可,艾森豪與蔣中正在台會面,給足了國府面子,這也是冷戰時期兩岸軍事對峙的特殊現象,之後蔣中正又分別在1966年、1972年續任總統,在1974年病逝。
然而,1960年6月艾森豪來到亞洲之前,亞洲局勢動盪不安,中南半島在北越的軍事滲透與南越政局混亂下,前景混沌不明。南韓才因為幾個月前,南韓才因美國幕後策動鼓吹政治動亂,迫使當選連任的李承晚總統下台,南韓的政府體制也在美國大使館介入之下,修改為總理制,可惜南韓政局依舊混亂,不久朴正熙發動政變,又將韓國改為總統制。
日本因為與美國簽訂安保條約,引發日本左派政治勢力的強烈反彈,造成日本政局動盪不安,艾森豪訪問日本的先遣小組還遭到日人嚴重抗議,受困無法脫離,最後由美軍派直升機解救脫困。日本政府為了緩和內部混亂,只好請託艾森豪推辭訪問日本。
先前在1958年曾發生金門八二三砲戰,大家仍記憶猶新,艾森豪訪問台灣前,共軍雖然仍保持單打雙不打,但對金門外島砲擊的強度,卻逐漸增加,尤其艾森豪抵達台灣與離開台灣那兩天,剛好是6月17日與19日,共軍刻意提高射擊強度與密度,對金門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在國府刻意凸顯艾森豪訪華的政治意涵,淡化共軍的軍事干擾下,嚴令金門守軍不能任意還擊,以免擴大事端,國府所思所念,就是不要讓金門砲擊戰事擴大,影響到艾森豪可能因此動亂,取消訪問台灣,因為艾森豪到台北會見蔣中正,是國府迫切需要的政治背書。
從當時的媒體報導可以發現,艾森豪抵達台北前,台北開始各項籌備歡迎工作,但是金門遭到共軍砲擊的情況,明明有逐漸升高強度的現象,當時聯合報雖以頭版刊登,但篇幅不大,僅僅告知金門遭共軍砲擊情況嚴重,其他都是台灣當局熱烈歡迎艾森豪的報導。不過,在美國駐華武官的觀察看來,這次共軍砲擊金門,與一般砲擊造成的日常生活干擾並不一樣,是有相當的特殊意義,美國中央情報局還特別編寫的對共軍砲擊金門的分析報告。
美國中情局在1960年6月25日的報告中指出,艾森豪總統6月17日訪問台灣的前夕,儘管國府官員否認,但是國府為了鼓舞部隊士氣,在金門的砲兵部隊對共軍進行了1318發的報復射擊。國府官員只有選擇性地承認6月19日曾對共軍有反擊。台灣當局與美方有默契,6月19日的反擊必須等到艾森豪總統專機升空後,才可以開始。蔣經國在機場歡送儀式時,曾向美國官員對於過早對共軍進行反擊,表達了歉意。
中情局掌握到的情報顯示,儘管國府官員宣稱共軍砲擊造成的損害輕微,但美國武官的觀察看來,共軍砲火非常有效,也很集中,造成灘頭防禦設施的嚴重破壞,這已經讓國府官員感到憂心。根據國府提出的評估,至少損失13門火砲,3萬加侖柴油,1萬發砲彈,共軍的砲火射擊看來經過仔細規畫與選擇,也很準確,大部分砲彈落在金門島的西北與東北沙灘,共軍所採用的射擊方式,顯示共軍測試將來進行登陸戰時,火砲射擊的支援計畫
根據台北發行的聯合報在6月20日報導,金門對岸的共軍火砲,總共在17日與19日兩天,朝金門射擊17萬4754發,這兩天的落彈數量可以與八二三砲戰當時的情況相比擬了。
副總統陳誠在艾森豪離台後,親自到金門巡視,他在1960年7月15日日記,記錄了這場因為艾森豪到訪台灣而起的砲戰。金門守軍92師師長楊又曾說,6月17日敵砲向我射擊,我奉命不准還擊,新兵有怕至發抖者。19日金防部司令劉安祺下令還擊,官兵精神為之大振。陳誠認為,中央對於地方不宜控制太過,只能指示不可挑戰,絕不可不准其還擊。從陳誠的日記,不能看出當時金門守軍求戰的士氣高昂,但卻受到台灣的政治牽制,只能挨打,放任共軍砲擊,而不能還擊,故陳誠才會寫下絕不可不准其還擊的結論。
劉安祺也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訪問中,談到了艾森豪訪台引發的共軍砲擊,當時劉安祺是金門防衛部司令,劉安祺說,當時金門有四個營的155砲。還有 240榴彈砲,這種砲可以打原子彈頭,美國人要求非到萬不得已,絕對不可以用。敵人砲火轟擊得很厲害,我方傷亡很大,可是只能任由他打,我們有那麼好的砲,卻像寶劍配而不用一樣,任由對方打而不還擊,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東西還無所謂,既然有了,就要讓對方粉碎,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下令開砲,美國的砲很有效,可以打到廈門,圍頭後面的蓮花山也被我們的砲火涵蓋進去,很快就把對方砲火完全壓下去。
劉安祺反擊共軍的命令,在台北方面看來,卻是另一個樣子,國防部內有人要法辦劉安祺。劉安祺回憶說,打完之後,可能是違反上面的意思,國防部一幫高級參謀反應很激烈,馬上報告蔣中正總統,要撤他的職,還要坐牢,起初他還矇在鼓裡,後來是俞大維出面,馬上向蔣中正總統說明求情,後來才沒有追究。
不過,這次共軍砲擊也意外地讓金門防衛司令部發了一筆小財,劉安祺在口述歷史訪問時說,共軍打了17萬8000多發砲彈(與聯合報刊載共軍發射砲彈數字相差不大),他要政工人員把砲彈片收集起來,賣了台幣700多萬元。
共軍分別在兩天總共射擊了17萬多發砲彈到金門,可見當時砲戰猛烈,絕不下於八二三砲戰過程中的某一兩天的情況,但是國府上下忙於接待艾森豪,並無八二三砲戰當時手忙腳亂,拙於應變的狀況,主要還是判明共軍只是對艾森豪訪問台灣,藉著砲擊金門表達政治上的不滿。不過,這場砲擊又讓美國提出醞釀已久的外島撤軍案,艾森豪離台後,國務院又有多次討論是否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但因為放棄外島,會讓國府有鼓吹兩個中國的疑慮,國府始終不同意外島撤軍,更想不到的是,幾個月後,美國總統大選辯論,甘迺迪與尼克森居然會提到金門與馬祖,這個空前絕後的現象,是金馬外島第一次登上美國大選政治的舞台。

世局空前亂|周陽山

文/周陽山

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第二年新春伊始,國安團隊改弦更張,這是綠營重整陣營之後的全新布局,凸顯了中、美、台三角關係中的最新變貌。然而,台灣面對的卻是日益困窘的國際新情勢,以及內部道德認知與價值體系快速崩解的文化新變局。亂世浮沉,人生激盪,今後究竟何去何從,頗值國人慎思。

首先,在美國方面,川普總統執政之後,有如遭逢亂世,跌宕起伏,經過1年多的碰撞與磨合,亞太政策已逐漸底定,其主軸是:

一、美國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也不會改變「一中」政策,但會繼續提供軍售,不過不會輕易介入台海爭端,也希望綠營不要碰觸兩岸紅線,誤啟戰端。「美國第一」才是首要原則,這表明了台灣只會是中美博弈之下的棋子。

二、美國不會退出亞太,也不會默許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區域霸權。美國將結合日本、印度、澳洲等國,形成印太聯盟,共同抵制中國與俄羅斯的發展,並且將在南海、東海、南亞等地區形成新的對峙情勢,必要時甚至不惜製造衝突與紛爭。對於一帶一路戰略,美國將全力應對防範,並將適時出手,進行抵制。

三、川普已修正他在選舉時提出的孤立主義政策,重新整軍經武,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並積極支持軍事工業,必要時將不惜一戰。其主要戰爭目標之一,即為北韓。至於南韓政府的反戰、非戰意願,則非主要考慮。「美國第一」才是優先原則。

四、美國不會對台海安全、協防台灣做出承諾,但也不會容許中國大陸在「師出無名」的情況下出兵攻台。對於中共十九大列出的「六個任何」的台海戰爭紅線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希望台灣自行斟酌,多加小心。

五、在中國大陸提出修憲,國家主席任期不再設限之後,美國將面對像俄羅斯總統普丁一樣任期持久的中國領導人,而且2020、2035,甚至2050的時間表都已明白列出。很明顯地,崛起的中國已是美國無法忽視的事實,只能瞠目而視了。

美國正逢亂世,台灣亦不遑多讓。不但軍公教年金引發爭議,勞工一例一休引發社會動盪、世代間也出現婚姻與家庭觀念的價值對立,而轉型正義則呈現著認同革命與政治清算的濃重色彩。簡言之,台灣適逢空前的亂局,而且是上世紀三大變革-美國19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90年代東歐自由化劇變這三者的雜揉與綜合,力道之強,前所未見!

除此之外,台灣目前還面臨著大陸方面強化經濟上的「窮台」策略,以及不斷壓縮外交空間的新困局。而面對未來大陸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的新情勢,政府如在應對之間稍有不慎,即將出現逆轉之勢。這都是對國安新團隊的新考驗,也是在春秋亂世之中,不能不審慎應對的新變局。

 

本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周陽山,世局空前亂

金門馬祖對兩岸都有一個中國的暗示|高靖

文/高靖

國府遷台以來,初期仍掌控海南島、舟山、大陳、馬祖、金門等大小島嶼,隨著戰事的推進,國府陸續撤出這些島嶼,最後剩下金門與馬祖,國府始終不願意放棄這兩個外島,即使面對美方與國際壓力,始終不願意退讓。金馬兩個彈丸之地,有何特殊,何以國府當局那麼堅持,共軍除了在1949年10月派兵攻占金門,遭到國府軍隊擊退之外,分別在1954年9月與1958年8月對金門發動砲戰,國際上都擔心金馬外島成為引發世界大戰,破壞世界和平。其實,兩岸中國人對金馬的思考,與西方國家不同,兩岸都有一個中國的考量,才會有攻擊金門與防衛金門的考慮。
1949年中共建政後,共軍仍然缺乏渡海攻擊台灣能力,但是攻擊國府所控制的大陸沿岸島嶼,共軍有極大海空優勢,國府因為距離太遠必須放棄海南島、舟山、大陳等,金門與馬祖尚在台灣可以海空掩護的範圍內。對於北京而言,在1949年之後,對金門發起攻擊,有個中國特有的思考,就是不能打太過頭,迫使國府尋求美國奧援之外,甚至往分離路線前進,讓兩個中國出現,以便國際介入台海。另一方面,也不能讓台海情勢停滯,讓兩岸分裂成了長期的現象,讓兩個中國的現象穩定了下來。
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中,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國務院官員都有類似的看法,就是當台灣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台灣有可能選擇台灣獨立,或者兩個中國的情況,以求自保,甚至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美國仍密切觀察台灣是否宣布台獨,以爭取回到聯合國的機會。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外交部內部就有人主張台獨,以與中國大陸分割,這樣可以增加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免於中共統治的可能,不過,這種主張當然不會被蔣中正接受,美國更不會公開參與這個主張。
換句話說,中共對台灣的威脅要恰到好處,太過,會逼著台灣往獨立方向的分離路線前進,反而不利統一。太少,也可能讓台灣肆無忌憚搞兩個中國,或者台灣獨立。其實,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都神似呼應自1950年代以來的兩個中國主張,只是台灣這邊已經沒有政治優勢,在國際社會難有政治承認。至於陳水扁、蔡英文兩任政府都是要一中一台,與國民黨政權不太一樣。
儘管國共雙方打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讓,但雙方不放棄中國統一,台灣當局在放棄幾處外島後,仍要確保金馬,就是不希望出現隔海分治的兩個中國。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55年3月 13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寫信給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羅勃森,藍欽說,很難分析中國人的思考,尤其是當他們大部分都在猜想我們在想些什麼的時候,對自由中國而言,失去某些小島,可能還不如朝向兩個中國,更傷害他們的士氣。對蔣中正來說,失去小島,沒有比兩個中國的危險更重要,因為蔣中正認為,這就像是在台灣海峽中間畫了一條線。藍欽認為,這正是蔣中正與外交部長葉公超所想的。
對於國共雙方的衝突,國際社會多不理解國府的堅持,同時對於中共控制大陸的客觀事實,希望採取務實路線,承認中共政權,但在韓戰以及整個冷戰的大環境下,美蘇對抗的矛盾沒有解決,美國不願意對共產中國讓步,更不願意讓北京進入聯合國。可是兩個中國,卻是國際普遍的看法,就是希望兩岸雙方都能夠一起在國際社會共存,英國、日本都是支持兩個中國的主張。1953年9月3日,美國駐日大使艾利森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日本是非常不情願地與美國一樣,維持與國府的關係,日本原來與英國一樣,認為共黨能夠長期占有中國,以及操作運用分離北京與莫斯科的可能。日方近來逐漸採信兩個中國理論的人,有增加的趨勢。
儘管美國立場上是不願承認中共,但在1954年8月4日,白宮國安會有一份最高機密文件,檢討美國的遠東政策,其中有一個選項就是停止支持國府軍事對抗中共,但協助國府保有台灣。在台灣仍保有聯合國會籍與中共同意遵循聯合國原則之下,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這也就是說,美國願意思考兩個中國政策,但在當時的冷戰氣氛,使白宮繼續選擇對抗,沒有採納兩個中國。
美國人不服輸的心態,也對確保金馬有關係,1954年5月22日,國務院列為最高機密的會議紀錄,當時美國與台灣沒有共同安全條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不希望對這些島嶼有公開表態,艾森豪總統非常關心這個問題,詢問美國究竟有沒有類似的公開陳述,因為這對於美國軍力與優勢地位而言,都是太大的承諾,會中證實美方並未承諾防衛金馬等外島。但是參謀聯席會主席雷德福說,美國面對的是心理問題,我們不希望共黨在遠東有更多的勝利。
台灣希望有共同防禦條約,一來為台灣安全,二來強化與美國政治關係。害怕引發與蘇聯的衝突,艾森豪在1954年3月31日對於與國府簽署共同防禦條約,他曾經表示保留意見。可是台海情勢丕變,8月25日,羅勃森以情勢變化,希望艾森豪重新考慮。其一是如果有條約,蔣中正同意,也是第一次表態,他不會在美國沒有同意下,對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羅勃森認為,這個保證可以使美國在有關美軍捲入台灣地區衝突時,有更大控制範圍。
在美方思考調整政策時,9月3日,共軍砲擊金門,造成兩名美軍顧問陣亡,14位美軍顧問安全撤離。中共顯然是要表達對國府與美國共同防禦條約的不滿,因為在美國保護下的台灣,可能演變成兩個中國,台灣自中國領土分裂出去。金門砲戰當天,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安德森給艾森豪的機密報告引述美軍意見,認為外島對於防衛台灣沒有重要關係,主要是心理效應,尤其是由共黨造成更多軍隊與領土的損失時,對國府軍隊與其他支持美國政策的亞洲國家的心理效應。安德森也認同軍方看法,更多的損失,會讓我們與共黨競爭的戰略地位,產生惡化影響。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最後順利簽署,可是簽署後又在國府內有不同看法,因為國府放棄了軍事反攻大陸的主動權,發動攻擊必須徵得美國同意,雖然條約確保台灣免於共軍入侵,但讓反攻大陸變得幾近不可能,國府內部出現懷疑條約可能促成兩個中國,在美軍保護下的台灣,從此與中國分裂出去。
1950年代,國際上除了兩個中國主張外,也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英國勸說美國督促國府撤軍,二戰英軍名將蒙巴頓以自己與蔣中正戰時打交道的經驗,告訴美方對蔣中正要軟硬兼施,用強硬的態度逼迫外島撤軍,但也給蔣中正下台階,可以提高國府兩棲登陸能力以及國府軍隊現代化作為交換。美方早在韓戰結束後的1954年,希望降低兩岸發生衝突的可能,希望國府自金馬撤軍,到了1958年發生砲戰,這個主張更加強烈,受到美國壓力的蔣中正,最後允諾以提高火力交換裁減外島駐軍,不同意全面撤軍。
八二三砲戰前的8月20日,美方開會討論台海情勢,羅勃森給杜勒斯的備忘錄,對於外島撤軍以降低衝突的意見,他認為,撤出外島不會消除危機,只是刺激北京侵略的胃口。砲戰發生後的8月26日,中情局提出一份台海區域情勢可能發展的分析報告,中共希望升高緊張情勢,可以遏止任何朝向接受現實的兩個中國的潮流。
美方知道放棄金馬,無助台海和平,共軍針對金門砲擊,也是提醒台灣當局不要在共同防禦條約下偏安海島,搞兩個中國的主張。中情局理解中共是展示武力,嚇阻兩個中國,中共砲擊金門而非攻占金門,就是表達反對兩個中國的態度。但是中共後來降低為單打雙不打,也是另一種考慮,就是避免把台灣逼到角落,迫使台灣走向兩個中國或者台獨,以求自保。
兩岸雙方始終有種微妙氛圍,八二三炮戰後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台商討中美共同聲明,穩定台海情勢,原本美方認為金門與馬祖不在美軍協防範圍,結果發表聲明前,共軍突然又恢復暫停的砲擊,這時杜勒斯也不得不說,因為共軍違反自己宣布的停火,恢復砲擊金門,在這個情況下,防衛金馬也與防衛台灣有密切關係了。共軍這一打,到底是傷害國府,還是幫了國府呢?自然是讓國府繼續保有金馬,不能放棄金馬。
對於透過金馬表達一個中國的堅持,只有兩岸當局各自清楚這個想法,國際上並不理解北京與台北雙方在乎的一個中國,他們只希望不要有戰爭,保持和平。1959年2月12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目前的情況是,內戰背景下分裂的中國,美國與各界可能對於這個不太令人安心的均勢,都感到不滿,希望建立另一種情境,譬如兩個中國,大家都承認兩個中國的政府,也各自與這兩個中國政府。但是這在現況是不可能達成的,台灣人也許傾向有台灣獨立意涵的兩個中國,可是這要在國府失去所有的抵抗能力,以及放棄回到大陸才有可能。
美國勸說放棄金門不成,就改而建議放棄大二膽島。2月21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稱,蔣中正對於放棄大二膽島,從軍事與政治觀點都辦不到。軍事上,大膽島可以抵抗共軍突襲金門,遏止廈門港。政治上,放棄大膽島,會讓人們認為國府沒有防衛金門與台灣的決心。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看蔣中正如此堅持,他認為,蔣中正不會在美國壓力下讓步,中共也希望中美雙方有裂痕,如果繼續談這些事情,只會讓蔣中正更反彈,最好美國都不要在提自外島撤軍的事情了。
金馬外島對兩岸來說,都有確保一個中國的意涵,這只有兩岸當局自己明瞭這個意義。1960年代後,中共在國際上慢慢擴大影響力,1971年進入聯合國後,更增強了國際地位,北京對台灣外交扼殺,是逼迫台灣就範的政治手段,軍事手段雖然仍是必要手段,卻已不是那麼顯然的選項。當與美國建交後,中共停止砲擊外島,因為不在需要利用砲擊,表達反對兩岸分裂,政治上,中共已經占上風了,對台和平統一攻勢於是延續到今日,除了九六台海危機,以及兩國論之外,台海軍事緊張情勢其實已經降低不少,直到蔡英文政府2016年上台後,以反對九二共識逼迫大陸關閉協商管道,近來共軍機艦繞台,明顯增加許多,但這些活動仍在國際規範當中,台灣只要沒有法理台獨,其實也不用太擔心,至於金馬早在解除戰地政務之後,就已逐漸融入對岸生活圈,但又屬於台灣的控制區域,誰能說外島不能成為促統的一個管道呢?

國府遭遇兩位美國海軍上將柯克際遇卻不相同|高靖

文/高靖
國府從大陸來台後,遇上兩位美國海軍上將,英文名字不同,但是發音都相近,中文翻譯可用「柯克」,這兩位柯克,一位柯克(Charles M. Cooke, Jr.)在1950年代幫助國府度過風雨飄搖的難關,另一位柯克(Alan Goodrich Kirk)在1960年代被甘迺迪總統派來台灣,擔任美國大使,態度高傲,處處牽制國府軍事行動,國府非常討厭這位柯克大使,最後這位大使成了任期最短的美國大使,這位柯克大使還被副總統陳誠寫在日記裡狠狠批評,可說是臭名滿天下。
Charles M. Cooke, Jr.
國府1949年12月遷台,當時美國棄台灣不顧,對共軍攻占台灣保持觀望。駐台領事館代辦師樞安也不支持國府,不斷向國務院報告國府危在旦夕。柯克後來在美國參議院會議,告訴參議員,師樞安的報告與實際情況有落差,那些報告只是為了迎合國務院既定的政策,並不是真實的。柯克幫國府澄清許多不實傳聞,也親赴戰地協助國府軍事行動,柯克是當時最支持國府的美國友人之一。
1949年10月,共軍南下廣東、福建,國府前途悲觀,這時宋美齡傳來好消息,曾經是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的柯克,將以私人身分協助國府組織軍事顧問。柯克從1950年2月抵台,1952年2月離台,兩年之間,擔任國府軍事顧問,直到美軍顧問團在台設立,柯克才功成身退。
柯克在第七艦隊司令期間,親眼見到國共內戰被美國拖垮。根據參議院在1956年10月的一項會議紀錄,柯克告訴參議員,當國府軍隊擊退中共軍隊時,美國在中國的代表(馬歇爾)就會強迫國府停火。1946年8月因為國府沒有配合馬歇爾的要求,馬歇爾下令停止美國交運彈藥與武器裝備給國府軍隊,這項武器禁運持續了10個月,直到1947年5月。
柯克引述馬歇爾1946年8月或9月間對他的談話,馬歇爾說,關於禁運武器,我們是先武裝了國府軍隊,然後我們又解除了他們的武裝。馬歇爾這番風涼話,正是國共內戰初期國府無法順利進行的原因之一,導致後來軍心渙散,政治秩序崩解。
柯克自海軍退伍後,回到美國加州居住,但是眼見國府敗走台灣,遠東情勢丕變,柯克到華府與保力(William Douglas Pawley)合作,柯克說,他與保力要組織美軍退伍人員,到台灣幫助國府。保力從事飛機生產製造,與中國近代航空事業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抗戰期間,協助推動成立美國航空志願隊,也就是俗稱的飛虎隊,對抗日軍侵華。保力與美國共和黨關係密切,與總統艾森豪、中情局長杜勒斯也都是好友,對國府更有濃厚感情,在民主黨政府放棄國府期間,保力在美國以民間身分協助支持國府。
根據參院會議紀錄,柯克向國務院提出正式援助國府的請求,也透過總統助理,向杜魯門總統提出非正式的請求,但是都沒有回音,也不置可否。1950年1月5日,美國聲明不管台灣的未來,南韓在美國的戰略考量之外。柯克認為這會對美國產生嚴重影響,他跑去華府找國會議員反映看法,但是沒有人能夠改變杜魯門政府的錯誤決策。
柯克說,他在華府看到台北領事館關於台灣情勢的報告,他認為這些報告是錯誤的。因此他利用國際新聞通訊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記者的身分,在1950年2月11日抵達台灣。柯克不是只出一張嘴,他親自到戰地,他在海南島與舟山群島撤退前,實地到海南島與舟山看看,國府自舟山撤退就是出自柯克向蔣中正的建議。
柯克抵台後,立刻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接見,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陳誠升任行政院長,柯克對國軍將領發表演講,談部隊團結、分層負責與授權。國府重要軍事決策,柯克幾乎都有參與。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蔣中正受柯克意見影響,決定撤軍舟山,為了這項決定,蔣中正幾乎與國府其他軍政要員翻臉。
5月3日,蔣中正邀集參謀總長周至柔、行政院長陳誠與柯克,討論舟山群島情況,蔣中正接受柯克分析主張撤軍,但陳誠、蔣經國、周至柔都反對,陳誠在日記批蔣一意孤行,危險可怕。周至柔甚至要求撤銷國防部,表達對舟山撤軍的不滿。
柯克始終懷疑台北美國領事館給國務院的台灣情勢報告,內容與實際有落差。他在參院批評台北領事館的報告,是遷就國務院政策寫出來的,不是根據實際的情況寫出來的。也就是說,要把台灣描繪成極端危險。柯克批評美國在台缺乏情報資源,只有領事館內受到師樞安控制的幾位武官,所以他常要向武官說明實際的情況,避免他們被誤導,海南島撤退時,美聯社記者關於國府撤退情況的報導就是錯誤的,柯克找武官說明他到戰地觀察的實況,以免外界受錯誤訊息影響。
柯克向國會舉證兩起事件,說明領事館不讓美軍了解台灣的真實情況。第一起是1950年3月到4月間,日本盟軍總部的參二(情報)部門的副手佛地爾將軍(Fortier)想到台灣看看實際情況如何,但是師樞安拒絕佛地爾到台灣,佛地爾後來是利用去東南亞考察,回程搭飛機中途降落台灣,停留台灣數日,才能大致了解台灣的情況。
另一起事件是領使館的武官曼寧所呈報有關台灣情況的報告,與領事館的報告內容不一樣,他後來直接向國防部(War Department)報告,因為這樣曼寧被撤換職務,從台北調去東京,他後來到東京,也由曼寧處親自證明這起事件。
柯克還舉例稱,在撤退舟山群島後,這些武官堅信他們收到可靠的情報,國府也要從金門撤退,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情,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獲得的情報是正確的,同時向華府回報。柯克說,這些武官都是受師樞安指揮。
柯克以實際在台灣觀察的資訊,向美國官方提出他的見解,希望避免美國制定錯誤的對台政策,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把柯克當一回事,駐台領事館也對柯克的作為很不友善。1950年6月韓戰爆發,8月師樞安就被調回國務院。
1951年5月,韓戰仍在進行當中,美國改變政策,在台設立美軍顧問團(MAAG),柯克也在1952年2月離開台灣,回到美國的柯克仍努力為國府向美國各界發聲,爭取各方支持國府,柯克到參議院開會,也將他從國共內戰以來,有關美國政府如何傷害國府的所見所聞,詳細地向參議員說明。
1950年代有個支持國府的海軍上將柯克,到了1960年代卻出現了一位極力打擊國府的海軍上將柯克,這位柯克被甘迺迪總統派來台北擔任美國大使,柯克大使是在1962年6月7日到任,1963年1月18日離任,任期不到一年,柯克大使健康情況不佳,從台灣回到美國後不久病逝美國,但是柯克大使對國府的傷害,不下於當年的馬歇爾,因為柯克大使不斷阻擾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努力。
Alan Goodrich Kirk
柯克大使的前任美國大使是莊萊德,但是甘迺迪總統認為莊萊德沒有能力阻止國府反攻大陸,甘迺迪拒絕支持國府反攻大陸,選派也是海軍上將出身的柯克擔任大使,要說服國府放棄反攻大陸。
從美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到,柯克大使上任前,他告訴甘迺迪,台灣只是想把美國捲進反攻大陸的計畫裡。他建議甘迺迪在沒有具體的大陸情報支持下,美國不要支持台灣,甘迺迪接受建議。柯克大使的立場,顯然符合甘迺迪的期望。
柯克大使與國府相處很不愉快,來台後處處找國府麻煩。陳誠日記在1962年7月多次提到,從國共內戰馬歇爾調停的教訓,蔣中正覺得不能再上美國人當,蔣中正不願意與柯克大使討論反攻大陸。
9月6日,柯克大使與蔣中正會面,蔣中正與柯克大使兩人當面吵了起來,蔣中正不滿柯克大使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施壓,蔣中正批評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柯克大使也不客氣反問,蔣中正是要廢棄條約嗎?希望美國停止軍事與其他援助嗎?他不能夠理解蔣中正真正的意思。蔣中正也不假辭色回答柯克大使,修改條約與否是美國自己要決定的政策。
柯克大使與蔣中正會面,總是態度強硬,與其他國府官員的相處也很不好,一幅高高在上的樣子。陳誠在日記批評柯克大使,談話不成體統。
柯克大使赴台沒有多久,蔣中正就不願意再見到他,不想與美國大使討論事情,直到這位大使離開台灣前,蔣中正與宋美齡才勉強為柯克大使舉辦了晚宴,但仍不願與他談正事。
1963年2月4日,回到美國的柯克大使前往白宮見甘迺迪,柯克說,他在台北見不到蔣中正,蔣中正認為他不瞭解中國人,還經常利用別的美國訪客協助傳話給美國政府。
當時蔣中正許多重要事情,都不與柯克談,反而與到台灣訪問的美軍將領談,完全孤立柯克。蔣中正是透過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代為向白宮傳話,以免被柯克大使阻擾或者亂傳話。
1962年3月莊萊德離任返美,柯克拖延數月才到台灣赴任,1963年1月18日柯克回美治病,10月病逝,柯克成短命大使,在台北待了不到十個月,最大貢獻就是成天找蔣中正與國府官員吵架,阻擾國府反攻大陸。
兩位柯克海軍上將,對於國府是兩種情感,兩種態度,一如台灣與美國多年來的互動,有人傷害台灣,有人保護台灣,但這些美國人真正考慮的,還是他們所作所為,對於美國能有多少利益,從這方面而言,兩位柯克海軍上將,其實仍然是一樣的,差別只在於對國府友善與否。

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昨天晚上我看了馮小剛執導的「芳華」。七零年代的景色與滄桑,並未隨著時光的推移而逝去,那一代人的歷史,是由無數個芳華正茂的嚴歌苓所譜成的。我坐在杭州的戲院裡,跌宕起伏的劇情迎面而來,但在我腦海中所形成的畫面,卻是母親生前一幕幕的影像。2013年春天,母親過世的第二年,我去葫蘆島探望兩位舅舅;當我踏進從北京開往瀋陽的火車車廂時,滿車的遼東口音,瞬間就勾起了我對母親的無盡思念,當我發現我看不清楚那些與母親年輕時候長相神似的東北女孩兒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是淚流滿面。

 

我的大舅李繼堯,196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們的校長曾經公開說過:「在我們學校裡,上三屆,下三屆,沒有任何一位學生的天分能夠超越李繼堯。」我大舅的高考成績超過了當年的北大清華錄取分數線甚多,但是駐校公安鑑定我大舅的政治不合格,沒資格上大學。為什麼不合格?很簡單,因為成分不行。我大舅的父親,就是我的姥爺,王嘉令公,擔任過奉天岫岩廳「公安局」局長,長期追隨大軍閥張作霖,在遼寧莊河擁地三千畝;我的姥太奶還是清末名臣李秉衡的女兒。最關鍵的原因是我的母親與阿姨,跟著國民黨跑到了台灣,兩位舅舅的兩位姊夫,一位是國民黨的軍官,另一位是國大代表。

 

我大舅最終還是得益於他自己獨特的數理天賦,只有高中文憑,卻被留在了葫蘆島一中教書,這一教就是四十年。大舅在高橋的髮小,同時也是他年輕時的老鐵,也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不但考上了清華大學,最後還成了共和國的省部級領導,享受正部級待遇;他是我二舅的連襟,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去過他家好幾次。

 

像我大舅這樣,考上北大清華卻不讓讀,在當時那個年代並不是特例。我不相信我大舅的心中沒有遺憾,但是大舅總是告訴我:「孩子,一切都過去了,從大歷史的格局來看,咱們這個民族能有今天,那是太不容易了。」我站在葫蘆島北站的月台極目望去,遠處一片金燦燦的,不知道是高粱還是苞米正迎風搖曳;在等候著回北京的火車時,我站在月台用了點力呼吸著關外的空氣,因為這兒是母親在世時朝思暮想的皇天后土,這兒有她的爹娘與弟弟,這兒有她年輕時候的一切美好回憶。

 

我看「芳華」,內心是激動的。解放軍戰士們為國捐軀的慘烈景象,讓我禁不住的眼眶含淚。隔著臺灣海峽,二十多年前,我是國軍的陸軍少尉,我們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長在演習的時候對我們慷慨激昂的說道:「各位弟兄,演習視同作戰,敵軍來犯的那一天,就是我們為國效忠的時刻。每個中國軍人上了戰場,都要抱著此去有死無生,隨時為國犧牲的準備。」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南站等火車回杭州,有好多位穿著簇新軍裝的青澀大男孩兒,成行成伍的列隊站著,他們也在等火車。當時我立刻就在微信圈裡留下了我的感想:「這些孩子不知道將去往何方?中秋將至,他們的親人將何等牽掛;但我知道,假以時日,他們將從男孩兒蛻化為男人,去除娘泡的氣質,成為合格的戰士,想到這一點,我就還是為他們高興。衷心的祝福他們,中秋節快樂。」在我的眼裡,他們就是一群年輕的孩子,就像我當年在台灣入伍受訓一樣,為了保衛國家,我們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我在大陸生活了將近十八年,可以這麼說,我的青春歲月有一大半是在大陸度過的。這十多年來我遭遇過各種挑戰與困難,若是我在大陸能夠取得一點點的成績,絕對離不開我的大陸師長、朋友、同學,甚至是學生所給予的無私協助。我在美國東岸訪學的時候,冬天是月淡梅寒,大地飛霜;那種雪深數尺,舉步維艱的氣候,至今難忘;當我在異國他鄉的皚皚白雪中踽踽獨行時,心中所燃起的鄉愁,不僅僅是台北的淡水河,也是杭州的錢塘江。我的故國情懷,從我上幼兒園時起,就是烙印在心中的那一片秋海棠。

 

我看「芳華」,內心是有遺憾的。因為我知道如今,我有太多的台灣朋友,如果他們會去看「芳華」,他們不會有像我一樣的感覺。因為他們已經離唐山,遠了。

 

我的大陸朋友不只一位的曾經問過我,真不知道「海角七號」好看在哪兒?在台灣怎麼會這麼賣座?我總是以問代答的說:「你小時候,聽過日本演歌嗎?」「你在日式的房子裡玩過捉迷藏嗎?」「你看過無敵鐵金剛?還是小甜甜嗎?」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所讀的小學的教師辦公室裡,還掛著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印有株式會社字樣的掛鐘。台北市的七條通,或許在八十年前,就能品嚐到與東京一樣水平的日本料理。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剛光復的時候,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們既有操著濃厚大陸鄉音的法學家,也有日語遠比國語流利,怎麼看都更像日本人的法學碩儒。

 

我的那些大陸朋友們與台灣同胞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所以「海角七號」打動不了他們心中的那根弦。

 

台灣的閩南語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經融合了不少日文中的生活用語,1949年後,也逐步融合了一些外省人所帶來的國語。「海角七號」裡所蘊含著日台與兩岸之間一般老姓的生活方式與難以描繪的複雜情愫,從1940年代跨越到二十一世紀。老一輩的本省人親身經歷了從昭和轉化為民國,可是他們的生命記憶,卻不能就這樣清晰的一分為二,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精神樣貌,早已經揉進了當代所有台灣同胞的文化氣息之中。

 

我們家遷到台灣以後,前幾十年都是住在眷村裡,隨著父親的官階變化與台灣經濟的騰飛,我們家從極為克難的簡易木造房裡,逐步地搬遷到有前後大院的高級眷舍。我們村子裡什麼地方的人都有,在「芳華」裡我最喜歡演郝淑雯的李曉峰了,她長得特好看,我看電視的時候少,以前都不知道她。李曉峰長得特別像我小時候村子裡的一位漂亮姐姐,他們家的人說話和我們有點兒不一樣,他們是北平人,他們家的孩子學習好,說話還特別好聽;而且,長得還挺好看,我母親也是這麼認為;雖然我們村里其他的姐姐們,總是十分願意指出他們家女生的各種缺點。

 

我們家裡只有我能說流利的閩南語,那是因為母親生我的時候難產,有很長一段時間身體虛弱,帶不了孩子。父親是軍人,長年在部隊,實在沒辦法,只好拜託住在我們村子附近的東北同鄉幫忙暫時帶一下,這一帶就是十二年。所以在我的生命裡,我還有一位台灣媽媽,她是閩南人。我與多數住在台灣北部眷村的軍人子弟不同,因為我的閩南語達到了母語水平。由於我的台灣媽媽,讓我有了一大群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在我長期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深切的認識到,如果他們與外省人之間沒有愛,那他們將永遠不會理解外省人的故國情懷,而外省人也永遠不能理解他們的悲情意識。

 

我的母親教育孩子十分嚴厲,問話時,要是叫你跪下,不能問原因,你就得先跪下。即使我的學習還算過得去,母親也絕不放鬆要求。我經常告訴我正在上小學的女兒:「爸爸非常感謝奶奶,爸爸上小學的時候,奶奶要求爸爸用一個暑假把整本唐詩三百首背下來,即使爸爸的小伙伴們在外面叫著爸爸的名字,一群人等著一塊兒去打棒球,奶奶眼瞅著爸爸急得滿頭大汗,也絕不打一絲折扣,一個字默寫錯了,就重頭再來一遍。」

 

當母親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反覆的說:「你姥爺是讀書人,要是他知道,不知道會有多高興。媽媽很安慰,你讓媽媽在娘家有面子,你的舅舅們肯定會告訴單位裡的同事,我外甥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是我的台灣媽媽唯一的兒子,我想她完全做到了視如己出。七零年代中期,媽媽為了貼補家用,借用娘家的豬圈,每天下午都挑著很重的餿水桶去阿公家餵豬。我當時和所有的台灣小朋友一樣痴迷棒球,買一個真皮製造的棒球手套是多數小男孩兒的夢想;當時我看中了一個價值大約一百元人民幣左右的棒球手套(七零年代中期,台灣的普通公務員月薪大約是一千元人民幣左右,一碗豆漿大約是人民幣三毛錢。)我清晰的記得,媽媽在挑著餿水桶去餵豬的半道斜坡上告訴我:「媽媽知道你想買那個棒球手套,你不要急,等豬養大賣掉後,媽媽就給你買。」大約是三個多月後,她去街上幫我把那個漂亮的棒球手套買了回來。我的台灣媽媽受限於家庭環境,讀書不多,但是人情練達,極其聰明;她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想做什麽的人。

作者母親攝於35歲

我從台大畢業的時候,邀請我的台灣媽媽參加畢業典禮,那是她第一次走進台大校園,我一直牽著她的手,走過了椰林大道,參觀了校史館,穿過了許多我上過課的教室,也走進了總圖書館。她坐在台大的綜合體育館裡,認真的聽著陳維昭校長致詞,她是那麼的高興又小心翼翼;我一直看著我的媽媽,她的神情既讓我感到心疼,也讓我感到無比的溫暖。我讓他戴上我的方帽子,請她穩穩的坐好,在校園的不同角落,我給她拍了好多張照片。

 

1895年決定了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在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裡,彼此間有著不完全一樣的生命記憶與情感寄託。我唸小學的時候,學校的長廊每學期都會有一段時間懸掛著一長串可怕的文革時期黑白照片。在家裡,父親或母親,激動的拆開從香港輾轉寄來的家書,每一頁信都被兩岸的情治單位剪去了各自不喜歡的部分,使得我能從信紙的另一面,就輕易的看見父母親看信時涕泗縱痕的模樣。當時全台灣所有的小學生墊板背後都印著一句話:「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在我的心中,祖國,從來都是統一的。

 

1993年6月1日清晨,我站在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部門口,目送著我的學長41期預官,沿著成功大道逐漸消失在大度山的薄霧中;我至今記得學長們的退伍,在我們42期預官的心中吹奏起了「海角七號」。我更深刻的記得我們42期預官的同袍們,因為那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芳華」年代。

 

我有兩位媽媽:一位是「芳華」,一位是「海角七號」。他們一位是飽嚐大時代苦難,偉大而堅強的母親;一位是具有一切傳統女性美好德行,對孩子呵護倍至的媽媽。我多麼期待我的兩位母親,能夠真正的理解彼此,知道對方的好,也理解對方的難,這是他們的孩子最深的願望。我是那樣不分彼此的深愛著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母親。

 

作者母親攝於52歲

 

原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上)、()》

一年三起軍機叛逃大陸蔣中正限制偵察機進入大陸偵照|高靖

文/高靖

國府自1949年遷台以來,兩岸隔海分治,蔣中正總統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後,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帶大家回老家,事與願違,經過多年仍無法如願,許多官兵思鄉心切,藉各種機會跑回大陸,1955年甚至一年之內發生三起空軍軍機叛逃大陸事件,從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發現,這一連串連續發生的軍機叛逃大陸事件,讓蔣中正總統都不敢下令空軍偵察機到大陸偵照,擔心又有飛機藉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跑去大陸。接連的軍機叛逃,只好不讓軍機執行大陸偵照任務,真是讓國府窘態百出。
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有一份1956年7月24日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葛瑞寫給國務卿杜勒斯的信函,信件內容主要是說明美軍台灣協防司令部與第七艦隊指揮官,非常迫切的需要,對大陸的內陸目標與遠程軍事集結的戰略地區,進行航空偵照。這個需要之所以迫切,那是因為對機場、補給設施的偵照,藉著指標出相對比的行動,有助於發現共軍對台行動的關鍵指標。
葛瑞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聯二部門與台灣協防司令部情報官的指揮下,對中共可能用來發動攻勢的大陸沿海機場、鐵道、港口設施進行航空偵照,這些航空偵察獲得的情報由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情報機構共享,這些頻繁的飛行,是現在以及持續未來的美軍防衛台灣早期預警情報的主要來源。
葛瑞說,中共藉著導入性能提升的噴射戰鬥機,絕對要阻止國府空軍的深入內地航空偵察行動。當中共改善他們高高度攔截的能力,國府飛機的最大任務高度與航程,就不足以完成由沿岸到內陸的情報任務。國府現有的RF-84F能力不足,如果碰到需要深入穿透大陸內地的偵照任務,就必須由擁有較高任務高度的飛機來替代。在參謀聯席會的建議下,國防部計畫增加一個RF-86F中隊,有六架偵察機,不過,它們沒有深入穿透的能力,還有兩架RB-57偵察機,具有深入穿透能力。同時間,國府將三個老舊戰機組成的輕轟炸機中隊汰除。
他表示,不論是中華民國政府或者是太平洋司令都知道必須謹慎使用這些飛機,蔣經國非常小心謹慎挑選與運用他所仰賴的飛行員,太平洋司令也知道如果這些任務遭到破壞,會產生國際複雜情勢與威脅。
7月28日,葛瑞寫了備忘錄給國務卿杜勒斯,在這份備忘錄當中,葛瑞說,國府不太願意執行航空偵察任務。國府在過去15個月當中,已經有三組機員叛逃大陸,因此除非是美軍協防司令部的要求,蔣中正總統不太願意下令任何的航空偵察任務。
葛瑞28日的備忘錄,暴露了當時國府退居台灣早期的窘況,他所提到的15個月跑掉三組機員,這些與國共內戰期間隱藏在國府軍隊當中的共產黨員,藉機叛逃到共軍方面不同。這些飛行員多半與共黨無關,大多是因為來台一段時間了,韓戰結束後,情勢和緩,因為離家多年,難免思鄉情切,信心動搖後,便利用機會駕機飛回大陸。
根據維基百科有關國府空軍叛逃記錄,1955年剛好有三件。1955年1月12日,空軍少校聯絡官郝隆年、第20大隊少校參謀王鍾達、機械師唐鏡,利用C-46運輸機,自台中機場起飛,在福建福州機場安全降落。
1955年2月23日,空軍官校飛行學員劉若龍、朱寶榮駕駛PT-17教練機,自虎尾機場起飛,在福建平漳海灘上迫降。
1955年5月18日,空軍第三大隊中尉參謀何偉欽駕駛P-47戰鬥機,從屏東機場起飛,在廣東海豐迫降。
除了利用飛行任務飛往大陸,也有劫持飛機逃往大陸。1956年1月7日,曾任空軍飛行員的韋大衛,利用松山機場值班人員換哨,與台北市警局雇員翟笑梧、陸軍總部士官梁楓,劫持一架小客機叛逃,迫降福建南安。
就在葛瑞與國務院探討台灣急需空中偵照研判共軍動態,台灣當局擔憂飛行員藉機叛逃不久後,台灣在8月15日又發生空軍官校少校教官黃綱存,駕駛AT-6教練機從岡山機場起飛,在福建仙遊迫降。
僅僅是1955年就接連發生三起駕機飛往大陸的事件,1956年又發生兩起,也難怪當時國府對於非必要的航空偵察任務,多持保留態度,就是擔心有飛行員藉著往大陸執行偵察任務,順利成章的飛往大陸境內,然後叛逃大陸,飛行員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若是存心叛逃,幾乎無法防範,除非有人密報,因為飛機是依命令飛往大陸境內,沒有人會懷疑飛機會叛逃,這與一般訓練飛行時脫離航道,或者失去聯繫,趁隙往大陸飛去不同。
後來稍晚的空軍35中隊黑貓中隊的U-2偵察機與34隊蝙蝠中隊的偵察機,執行大陸偵照或者偵察任務時,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叛逃爭議,凡而是遭到共軍戰機與防空飛彈狙擊殉難者多,U-2飛行員葉常棣與張立義,是在大陸被俘的U-2飛行員,獲釋後遭到國府禁止回到台灣,蔣經國死後才能回家。
從美國國務院檔案可以發現,蔣經國當時主導國府空軍到大陸執行航空偵照的情報任務。1966年當時,台北與華府對於在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產生了歧見,一項沒有載明具體日期的文件當中,提到美國決定停止蠟嘴鳥(Grosbeak)計畫,因為任務成果與犧牲的組員不成比例,相關裝備可以轉用到越戰方面,兩年來只出過兩次任務,中情局與國府都對於飛行員的損失與飛行任務的成果感到關切,其實國府私下是不希望繼續執行這個任務,但是因為國府認為美國停止任務計畫,是為了要脫離台灣,才會反對停止計畫的主張。
根據1967年1月3日國務院的一份有關中美合作大陸航空偵照的檔案,其中描述蔣經國對美國停止蠟嘴鳥計畫的不滿與憤怒,蔣經國對美方表達無法接受,美方為了緩和蔣經國的反對態度,建議共組小組評估任務行動的成效,蔣經國仍然反對,蔣經國大罵美方,他配合中情局,竟然是得到這種回報。為了這項計畫,空軍犧牲了120人,這項停止任務的決定,讓他如何能面對空軍,這不僅使他失去空軍的支持,也影響他在陸軍的地位。
從1950年代當時擔心進入大陸偵照,空軍飛行員可能會趁機跑去大陸,到了1960年代,環境改變,國府希望軍事反攻大陸的意圖,遭到甘迺迪政府的強力阻止,國府只好改變策略,藉著強化雙方情報合作,鞏固雙方政治關係,對於大陸內地的航空偵照所獲得的情報,其實對美國全球戰略比較有幫助,有關台灣防衛安全,東南沿海的軍事動態是比較重要的情報。國府軍事反攻大陸受到美國阻擾,類似蠟嘴鳥計畫的取消,讓國府感受到美國對台政策可能改變,才會讓蔣經國感到不滿與不平。
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透過中情局派駐台灣的克萊恩與白宮直接拉上關係,跳過國務院的管道,對外說法是可以避免國務院不能傳達正確的意思,其實國府真正的目的,是要建立與美方政治高層更緊密的信任關係,國府飛行員代替美軍飛行員深入大陸,執行偵照任務,無非是台灣當局爭取美國政治支持的舉動,這些任務的目的,已經超越1950年代協防司令部掌握共軍戰術動態的層次。
當時的中美情報合作關係,本質上是雙方更緊密的政治關係的建立,台灣在無法反攻大陸下,仍需要美國力量,確保台灣安全,雙方合作關係建立,與台灣生存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美方內部考量是藉著雙方合作關係的建立,確保美國官方能夠影響國府,不使國府貿然地在兩岸之間,突然對大陸發動軍事行動,造成亞太區域局勢的混亂。中美雙方情報合作關係的建立,是在各有盤算與利益下進行著,直到1970年代,尼克森政府為了發展對大陸關係,陸續撤出駐台U-2偵察機,向大陸方面表達善意,中美雙方在航空偵照的情報合作慢慢減少,但因為台灣地理位置之便,即使後來美國與台灣斷交後,在台灣負責蒐集大陸電子情報的美軍監聽站也沒有馬上撤出,而是逐漸撤出,台灣情報單位持續對大陸進行監聽與電子參數的偵蒐,這些情報也多半會與美國分享。
台灣自1950年代的風雨飄搖一路走來,早期空軍飛行員思鄉情切,藉任務之便叛逃大陸情況多,後來雖仍有發生駕機叛逃,但不如早期密集,也多為個人因素,畢竟時空環境變化,黑貓中隊與蝙蝠中隊的犧牲,也證明空軍飛行員心理素質的改變,美國與國府軍事情報合作關係的轉變,也見證了美中台三邊關係幾十年來的微妙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