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馬祖對兩岸都有一個中國的暗示|高靖

文/高靖

國府遷台以來,初期仍掌控海南島、舟山、大陳、馬祖、金門等大小島嶼,隨著戰事的推進,國府陸續撤出這些島嶼,最後剩下金門與馬祖,國府始終不願意放棄這兩個外島,即使面對美方與國際壓力,始終不願意退讓。金馬兩個彈丸之地,有何特殊,何以國府當局那麼堅持,共軍除了在1949年10月派兵攻占金門,遭到國府軍隊擊退之外,分別在1954年9月與1958年8月對金門發動砲戰,國際上都擔心金馬外島成為引發世界大戰,破壞世界和平。其實,兩岸中國人對金馬的思考,與西方國家不同,兩岸都有一個中國的考量,才會有攻擊金門與防衛金門的考慮。
1949年中共建政後,共軍仍然缺乏渡海攻擊台灣能力,但是攻擊國府所控制的大陸沿岸島嶼,共軍有極大海空優勢,國府因為距離太遠必須放棄海南島、舟山、大陳等,金門與馬祖尚在台灣可以海空掩護的範圍內。對於北京而言,在1949年之後,對金門發起攻擊,有個中國特有的思考,就是不能打太過頭,迫使國府尋求美國奧援之外,甚至往分離路線前進,讓兩個中國出現,以便國際介入台海。另一方面,也不能讓台海情勢停滯,讓兩岸分裂成了長期的現象,讓兩個中國的現象穩定了下來。
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中,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國務院官員都有類似的看法,就是當台灣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台灣有可能選擇台灣獨立,或者兩個中國的情況,以求自保,甚至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美國仍密切觀察台灣是否宣布台獨,以爭取回到聯合國的機會。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外交部內部就有人主張台獨,以與中國大陸分割,這樣可以增加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免於中共統治的可能,不過,這種主張當然不會被蔣中正接受,美國更不會公開參與這個主張。
換句話說,中共對台灣的威脅要恰到好處,太過,會逼著台灣往獨立方向的分離路線前進,反而不利統一。太少,也可能讓台灣肆無忌憚搞兩個中國,或者台灣獨立。其實,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都神似呼應自1950年代以來的兩個中國主張,只是台灣這邊已經沒有政治優勢,在國際社會難有政治承認。至於陳水扁、蔡英文兩任政府都是要一中一台,與國民黨政權不太一樣。
儘管國共雙方打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讓,但雙方不放棄中國統一,台灣當局在放棄幾處外島後,仍要確保金馬,就是不希望出現隔海分治的兩個中國。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55年3月 13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寫信給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羅勃森,藍欽說,很難分析中國人的思考,尤其是當他們大部分都在猜想我們在想些什麼的時候,對自由中國而言,失去某些小島,可能還不如朝向兩個中國,更傷害他們的士氣。對蔣中正來說,失去小島,沒有比兩個中國的危險更重要,因為蔣中正認為,這就像是在台灣海峽中間畫了一條線。藍欽認為,這正是蔣中正與外交部長葉公超所想的。
對於國共雙方的衝突,國際社會多不理解國府的堅持,同時對於中共控制大陸的客觀事實,希望採取務實路線,承認中共政權,但在韓戰以及整個冷戰的大環境下,美蘇對抗的矛盾沒有解決,美國不願意對共產中國讓步,更不願意讓北京進入聯合國。可是兩個中國,卻是國際普遍的看法,就是希望兩岸雙方都能夠一起在國際社會共存,英國、日本都是支持兩個中國的主張。1953年9月3日,美國駐日大使艾利森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日本是非常不情願地與美國一樣,維持與國府的關係,日本原來與英國一樣,認為共黨能夠長期占有中國,以及操作運用分離北京與莫斯科的可能。日方近來逐漸採信兩個中國理論的人,有增加的趨勢。
儘管美國立場上是不願承認中共,但在1954年8月4日,白宮國安會有一份最高機密文件,檢討美國的遠東政策,其中有一個選項就是停止支持國府軍事對抗中共,但協助國府保有台灣。在台灣仍保有聯合國會籍與中共同意遵循聯合國原則之下,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這也就是說,美國願意思考兩個中國政策,但在當時的冷戰氣氛,使白宮繼續選擇對抗,沒有採納兩個中國。
美國人不服輸的心態,也對確保金馬有關係,1954年5月22日,國務院列為最高機密的會議紀錄,當時美國與台灣沒有共同安全條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不希望對這些島嶼有公開表態,艾森豪總統非常關心這個問題,詢問美國究竟有沒有類似的公開陳述,因為這對於美國軍力與優勢地位而言,都是太大的承諾,會中證實美方並未承諾防衛金馬等外島。但是參謀聯席會主席雷德福說,美國面對的是心理問題,我們不希望共黨在遠東有更多的勝利。
台灣希望有共同防禦條約,一來為台灣安全,二來強化與美國政治關係。害怕引發與蘇聯的衝突,艾森豪在1954年3月31日對於與國府簽署共同防禦條約,他曾經表示保留意見。可是台海情勢丕變,8月25日,羅勃森以情勢變化,希望艾森豪重新考慮。其一是如果有條約,蔣中正同意,也是第一次表態,他不會在美國沒有同意下,對大陸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羅勃森認為,這個保證可以使美國在有關美軍捲入台灣地區衝突時,有更大控制範圍。
在美方思考調整政策時,9月3日,共軍砲擊金門,造成兩名美軍顧問陣亡,14位美軍顧問安全撤離。中共顯然是要表達對國府與美國共同防禦條約的不滿,因為在美國保護下的台灣,可能演變成兩個中國,台灣自中國領土分裂出去。金門砲戰當天,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安德森給艾森豪的機密報告引述美軍意見,認為外島對於防衛台灣沒有重要關係,主要是心理效應,尤其是由共黨造成更多軍隊與領土的損失時,對國府軍隊與其他支持美國政策的亞洲國家的心理效應。安德森也認同軍方看法,更多的損失,會讓我們與共黨競爭的戰略地位,產生惡化影響。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最後順利簽署,可是簽署後又在國府內有不同看法,因為國府放棄了軍事反攻大陸的主動權,發動攻擊必須徵得美國同意,雖然條約確保台灣免於共軍入侵,但讓反攻大陸變得幾近不可能,國府內部出現懷疑條約可能促成兩個中國,在美軍保護下的台灣,從此與中國分裂出去。
1950年代,國際上除了兩個中國主張外,也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英國勸說美國督促國府撤軍,二戰英軍名將蒙巴頓以自己與蔣中正戰時打交道的經驗,告訴美方對蔣中正要軟硬兼施,用強硬的態度逼迫外島撤軍,但也給蔣中正下台階,可以提高國府兩棲登陸能力以及國府軍隊現代化作為交換。美方早在韓戰結束後的1954年,希望降低兩岸發生衝突的可能,希望國府自金馬撤軍,到了1958年發生砲戰,這個主張更加強烈,受到美國壓力的蔣中正,最後允諾以提高火力交換裁減外島駐軍,不同意全面撤軍。
八二三砲戰前的8月20日,美方開會討論台海情勢,羅勃森給杜勒斯的備忘錄,對於外島撤軍以降低衝突的意見,他認為,撤出外島不會消除危機,只是刺激北京侵略的胃口。砲戰發生後的8月26日,中情局提出一份台海區域情勢可能發展的分析報告,中共希望升高緊張情勢,可以遏止任何朝向接受現實的兩個中國的潮流。
美方知道放棄金馬,無助台海和平,共軍針對金門砲擊,也是提醒台灣當局不要在共同防禦條約下偏安海島,搞兩個中國的主張。中情局理解中共是展示武力,嚇阻兩個中國,中共砲擊金門而非攻占金門,就是表達反對兩個中國的態度。但是中共後來降低為單打雙不打,也是另一種考慮,就是避免把台灣逼到角落,迫使台灣走向兩個中國或者台獨,以求自保。
兩岸雙方始終有種微妙氛圍,八二三炮戰後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台商討中美共同聲明,穩定台海情勢,原本美方認為金門與馬祖不在美軍協防範圍,結果發表聲明前,共軍突然又恢復暫停的砲擊,這時杜勒斯也不得不說,因為共軍違反自己宣布的停火,恢復砲擊金門,在這個情況下,防衛金馬也與防衛台灣有密切關係了。共軍這一打,到底是傷害國府,還是幫了國府呢?自然是讓國府繼續保有金馬,不能放棄金馬。
對於透過金馬表達一個中國的堅持,只有兩岸當局各自清楚這個想法,國際上並不理解北京與台北雙方在乎的一個中國,他們只希望不要有戰爭,保持和平。1959年2月12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目前的情況是,內戰背景下分裂的中國,美國與各界可能對於這個不太令人安心的均勢,都感到不滿,希望建立另一種情境,譬如兩個中國,大家都承認兩個中國的政府,也各自與這兩個中國政府。但是這在現況是不可能達成的,台灣人也許傾向有台灣獨立意涵的兩個中國,可是這要在國府失去所有的抵抗能力,以及放棄回到大陸才有可能。
美國勸說放棄金門不成,就改而建議放棄大二膽島。2月21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稱,蔣中正對於放棄大二膽島,從軍事與政治觀點都辦不到。軍事上,大膽島可以抵抗共軍突襲金門,遏止廈門港。政治上,放棄大膽島,會讓人們認為國府沒有防衛金門與台灣的決心。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看蔣中正如此堅持,他認為,蔣中正不會在美國壓力下讓步,中共也希望中美雙方有裂痕,如果繼續談這些事情,只會讓蔣中正更反彈,最好美國都不要在提自外島撤軍的事情了。
金馬外島對兩岸來說,都有確保一個中國的意涵,這只有兩岸當局自己明瞭這個意義。1960年代後,中共在國際上慢慢擴大影響力,1971年進入聯合國後,更增強了國際地位,北京對台灣外交扼殺,是逼迫台灣就範的政治手段,軍事手段雖然仍是必要手段,卻已不是那麼顯然的選項。當與美國建交後,中共停止砲擊外島,因為不在需要利用砲擊,表達反對兩岸分裂,政治上,中共已經占上風了,對台和平統一攻勢於是延續到今日,除了九六台海危機,以及兩國論之外,台海軍事緊張情勢其實已經降低不少,直到蔡英文政府2016年上台後,以反對九二共識逼迫大陸關閉協商管道,近來共軍機艦繞台,明顯增加許多,但這些活動仍在國際規範當中,台灣只要沒有法理台獨,其實也不用太擔心,至於金馬早在解除戰地政務之後,就已逐漸融入對岸生活圈,但又屬於台灣的控制區域,誰能說外島不能成為促統的一個管道呢?

國府遭遇兩位美國海軍上將柯克際遇卻不相同|高靖

文/高靖
國府從大陸來台後,遇上兩位美國海軍上將,英文名字不同,但是發音都相近,中文翻譯可用「柯克」,這兩位柯克,一位柯克(Charles M. Cooke, Jr.)在1950年代幫助國府度過風雨飄搖的難關,另一位柯克(Alan Goodrich Kirk)在1960年代被甘迺迪總統派來台灣,擔任美國大使,態度高傲,處處牽制國府軍事行動,國府非常討厭這位柯克大使,最後這位大使成了任期最短的美國大使,這位柯克大使還被副總統陳誠寫在日記裡狠狠批評,可說是臭名滿天下。
Charles M. Cooke, Jr.
國府1949年12月遷台,當時美國棄台灣不顧,對共軍攻占台灣保持觀望。駐台領事館代辦師樞安也不支持國府,不斷向國務院報告國府危在旦夕。柯克後來在美國參議院會議,告訴參議員,師樞安的報告與實際情況有落差,那些報告只是為了迎合國務院既定的政策,並不是真實的。柯克幫國府澄清許多不實傳聞,也親赴戰地協助國府軍事行動,柯克是當時最支持國府的美國友人之一。
1949年10月,共軍南下廣東、福建,國府前途悲觀,這時宋美齡傳來好消息,曾經是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的柯克,將以私人身分協助國府組織軍事顧問。柯克從1950年2月抵台,1952年2月離台,兩年之間,擔任國府軍事顧問,直到美軍顧問團在台設立,柯克才功成身退。
柯克在第七艦隊司令期間,親眼見到國共內戰被美國拖垮。根據參議院在1956年10月的一項會議紀錄,柯克告訴參議員,當國府軍隊擊退中共軍隊時,美國在中國的代表(馬歇爾)就會強迫國府停火。1946年8月因為國府沒有配合馬歇爾的要求,馬歇爾下令停止美國交運彈藥與武器裝備給國府軍隊,這項武器禁運持續了10個月,直到1947年5月。
柯克引述馬歇爾1946年8月或9月間對他的談話,馬歇爾說,關於禁運武器,我們是先武裝了國府軍隊,然後我們又解除了他們的武裝。馬歇爾這番風涼話,正是國共內戰初期國府無法順利進行的原因之一,導致後來軍心渙散,政治秩序崩解。
柯克自海軍退伍後,回到美國加州居住,但是眼見國府敗走台灣,遠東情勢丕變,柯克到華府與保力(William Douglas Pawley)合作,柯克說,他與保力要組織美軍退伍人員,到台灣幫助國府。保力從事飛機生產製造,與中國近代航空事業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抗戰期間,協助推動成立美國航空志願隊,也就是俗稱的飛虎隊,對抗日軍侵華。保力與美國共和黨關係密切,與總統艾森豪、中情局長杜勒斯也都是好友,對國府更有濃厚感情,在民主黨政府放棄國府期間,保力在美國以民間身分協助支持國府。
根據參院會議紀錄,柯克向國務院提出正式援助國府的請求,也透過總統助理,向杜魯門總統提出非正式的請求,但是都沒有回音,也不置可否。1950年1月5日,美國聲明不管台灣的未來,南韓在美國的戰略考量之外。柯克認為這會對美國產生嚴重影響,他跑去華府找國會議員反映看法,但是沒有人能夠改變杜魯門政府的錯誤決策。
柯克說,他在華府看到台北領事館關於台灣情勢的報告,他認為這些報告是錯誤的。因此他利用國際新聞通訊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記者的身分,在1950年2月11日抵達台灣。柯克不是只出一張嘴,他親自到戰地,他在海南島與舟山群島撤退前,實地到海南島與舟山看看,國府自舟山撤退就是出自柯克向蔣中正的建議。
柯克抵台後,立刻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接見,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陳誠升任行政院長,柯克對國軍將領發表演講,談部隊團結、分層負責與授權。國府重要軍事決策,柯克幾乎都有參與。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蔣中正受柯克意見影響,決定撤軍舟山,為了這項決定,蔣中正幾乎與國府其他軍政要員翻臉。
5月3日,蔣中正邀集參謀總長周至柔、行政院長陳誠與柯克,討論舟山群島情況,蔣中正接受柯克分析主張撤軍,但陳誠、蔣經國、周至柔都反對,陳誠在日記批蔣一意孤行,危險可怕。周至柔甚至要求撤銷國防部,表達對舟山撤軍的不滿。
柯克始終懷疑台北美國領事館給國務院的台灣情勢報告,內容與實際有落差。他在參院批評台北領事館的報告,是遷就國務院政策寫出來的,不是根據實際的情況寫出來的。也就是說,要把台灣描繪成極端危險。柯克批評美國在台缺乏情報資源,只有領事館內受到師樞安控制的幾位武官,所以他常要向武官說明實際的情況,避免他們被誤導,海南島撤退時,美聯社記者關於國府撤退情況的報導就是錯誤的,柯克找武官說明他到戰地觀察的實況,以免外界受錯誤訊息影響。
柯克向國會舉證兩起事件,說明領事館不讓美軍了解台灣的真實情況。第一起是1950年3月到4月間,日本盟軍總部的參二(情報)部門的副手佛地爾將軍(Fortier)想到台灣看看實際情況如何,但是師樞安拒絕佛地爾到台灣,佛地爾後來是利用去東南亞考察,回程搭飛機中途降落台灣,停留台灣數日,才能大致了解台灣的情況。
另一起事件是領使館的武官曼寧所呈報有關台灣情況的報告,與領事館的報告內容不一樣,他後來直接向國防部(War Department)報告,因為這樣曼寧被撤換職務,從台北調去東京,他後來到東京,也由曼寧處親自證明這起事件。
柯克還舉例稱,在撤退舟山群島後,這些武官堅信他們收到可靠的情報,國府也要從金門撤退,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情,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獲得的情報是正確的,同時向華府回報。柯克說,這些武官都是受師樞安指揮。
柯克以實際在台灣觀察的資訊,向美國官方提出他的見解,希望避免美國制定錯誤的對台政策,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把柯克當一回事,駐台領事館也對柯克的作為很不友善。1950年6月韓戰爆發,8月師樞安就被調回國務院。
1951年5月,韓戰仍在進行當中,美國改變政策,在台設立美軍顧問團(MAAG),柯克也在1952年2月離開台灣,回到美國的柯克仍努力為國府向美國各界發聲,爭取各方支持國府,柯克到參議院開會,也將他從國共內戰以來,有關美國政府如何傷害國府的所見所聞,詳細地向參議員說明。
1950年代有個支持國府的海軍上將柯克,到了1960年代卻出現了一位極力打擊國府的海軍上將柯克,這位柯克被甘迺迪總統派來台北擔任美國大使,柯克大使是在1962年6月7日到任,1963年1月18日離任,任期不到一年,柯克大使健康情況不佳,從台灣回到美國後不久病逝美國,但是柯克大使對國府的傷害,不下於當年的馬歇爾,因為柯克大使不斷阻擾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努力。
Alan Goodrich Kirk
柯克大使的前任美國大使是莊萊德,但是甘迺迪總統認為莊萊德沒有能力阻止國府反攻大陸,甘迺迪拒絕支持國府反攻大陸,選派也是海軍上將出身的柯克擔任大使,要說服國府放棄反攻大陸。
從美國務院檔案可以看到,柯克大使上任前,他告訴甘迺迪,台灣只是想把美國捲進反攻大陸的計畫裡。他建議甘迺迪在沒有具體的大陸情報支持下,美國不要支持台灣,甘迺迪接受建議。柯克大使的立場,顯然符合甘迺迪的期望。
柯克大使與國府相處很不愉快,來台後處處找國府麻煩。陳誠日記在1962年7月多次提到,從國共內戰馬歇爾調停的教訓,蔣中正覺得不能再上美國人當,蔣中正不願意與柯克大使討論反攻大陸。
9月6日,柯克大使與蔣中正會面,蔣中正與柯克大使兩人當面吵了起來,蔣中正不滿柯克大使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施壓,蔣中正批評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柯克大使也不客氣反問,蔣中正是要廢棄條約嗎?希望美國停止軍事與其他援助嗎?他不能夠理解蔣中正真正的意思。蔣中正也不假辭色回答柯克大使,修改條約與否是美國自己要決定的政策。
柯克大使與蔣中正會面,總是態度強硬,與其他國府官員的相處也很不好,一幅高高在上的樣子。陳誠在日記批評柯克大使,談話不成體統。
柯克大使赴台沒有多久,蔣中正就不願意再見到他,不想與美國大使討論事情,直到這位大使離開台灣前,蔣中正與宋美齡才勉強為柯克大使舉辦了晚宴,但仍不願與他談正事。
1963年2月4日,回到美國的柯克大使前往白宮見甘迺迪,柯克說,他在台北見不到蔣中正,蔣中正認為他不瞭解中國人,還經常利用別的美國訪客協助傳話給美國政府。
當時蔣中正許多重要事情,都不與柯克談,反而與到台灣訪問的美軍將領談,完全孤立柯克。蔣中正是透過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代為向白宮傳話,以免被柯克大使阻擾或者亂傳話。
1962年3月莊萊德離任返美,柯克拖延數月才到台灣赴任,1963年1月18日柯克回美治病,10月病逝,柯克成短命大使,在台北待了不到十個月,最大貢獻就是成天找蔣中正與國府官員吵架,阻擾國府反攻大陸。
兩位柯克海軍上將,對於國府是兩種情感,兩種態度,一如台灣與美國多年來的互動,有人傷害台灣,有人保護台灣,但這些美國人真正考慮的,還是他們所作所為,對於美國能有多少利益,從這方面而言,兩位柯克海軍上將,其實仍然是一樣的,差別只在於對國府友善與否。

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昨天晚上我看了馮小剛執導的「芳華」。七零年代的景色與滄桑,並未隨著時光的推移而逝去,那一代人的歷史,是由無數個芳華正茂的嚴歌苓所譜成的。我坐在杭州的戲院裡,跌宕起伏的劇情迎面而來,但在我腦海中所形成的畫面,卻是母親生前一幕幕的影像。2013年春天,母親過世的第二年,我去葫蘆島探望兩位舅舅;當我踏進從北京開往瀋陽的火車車廂時,滿車的遼東口音,瞬間就勾起了我對母親的無盡思念,當我發現我看不清楚那些與母親年輕時候長相神似的東北女孩兒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是淚流滿面。

 

我的大舅李繼堯,196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們的校長曾經公開說過:「在我們學校裡,上三屆,下三屆,沒有任何一位學生的天分能夠超越李繼堯。」我大舅的高考成績超過了當年的北大清華錄取分數線甚多,但是駐校公安鑑定我大舅的政治不合格,沒資格上大學。為什麼不合格?很簡單,因為成分不行。我大舅的父親,就是我的姥爺,王嘉令公,擔任過奉天岫岩廳「公安局」局長,長期追隨大軍閥張作霖,在遼寧莊河擁地三千畝;我的姥太奶還是清末名臣李秉衡的女兒。最關鍵的原因是我的母親與阿姨,跟著國民黨跑到了台灣,兩位舅舅的兩位姊夫,一位是國民黨的軍官,另一位是國大代表。

 

我大舅最終還是得益於他自己獨特的數理天賦,只有高中文憑,卻被留在了葫蘆島一中教書,這一教就是四十年。大舅在高橋的髮小,同時也是他年輕時的老鐵,也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不但考上了清華大學,最後還成了共和國的省部級領導,享受正部級待遇;他是我二舅的連襟,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去過他家好幾次。

 

像我大舅這樣,考上北大清華卻不讓讀,在當時那個年代並不是特例。我不相信我大舅的心中沒有遺憾,但是大舅總是告訴我:「孩子,一切都過去了,從大歷史的格局來看,咱們這個民族能有今天,那是太不容易了。」我站在葫蘆島北站的月台極目望去,遠處一片金燦燦的,不知道是高粱還是苞米正迎風搖曳;在等候著回北京的火車時,我站在月台用了點力呼吸著關外的空氣,因為這兒是母親在世時朝思暮想的皇天后土,這兒有她的爹娘與弟弟,這兒有她年輕時候的一切美好回憶。

 

我看「芳華」,內心是激動的。解放軍戰士們為國捐軀的慘烈景象,讓我禁不住的眼眶含淚。隔著臺灣海峽,二十多年前,我是國軍的陸軍少尉,我們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長在演習的時候對我們慷慨激昂的說道:「各位弟兄,演習視同作戰,敵軍來犯的那一天,就是我們為國效忠的時刻。每個中國軍人上了戰場,都要抱著此去有死無生,隨時為國犧牲的準備。」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南站等火車回杭州,有好多位穿著簇新軍裝的青澀大男孩兒,成行成伍的列隊站著,他們也在等火車。當時我立刻就在微信圈裡留下了我的感想:「這些孩子不知道將去往何方?中秋將至,他們的親人將何等牽掛;但我知道,假以時日,他們將從男孩兒蛻化為男人,去除娘泡的氣質,成為合格的戰士,想到這一點,我就還是為他們高興。衷心的祝福他們,中秋節快樂。」在我的眼裡,他們就是一群年輕的孩子,就像我當年在台灣入伍受訓一樣,為了保衛國家,我們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我在大陸生活了將近十八年,可以這麼說,我的青春歲月有一大半是在大陸度過的。這十多年來我遭遇過各種挑戰與困難,若是我在大陸能夠取得一點點的成績,絕對離不開我的大陸師長、朋友、同學,甚至是學生所給予的無私協助。我在美國東岸訪學的時候,冬天是月淡梅寒,大地飛霜;那種雪深數尺,舉步維艱的氣候,至今難忘;當我在異國他鄉的皚皚白雪中踽踽獨行時,心中所燃起的鄉愁,不僅僅是台北的淡水河,也是杭州的錢塘江。我的故國情懷,從我上幼兒園時起,就是烙印在心中的那一片秋海棠。

 

我看「芳華」,內心是有遺憾的。因為我知道如今,我有太多的台灣朋友,如果他們會去看「芳華」,他們不會有像我一樣的感覺。因為他們已經離唐山,遠了。

 

我的大陸朋友不只一位的曾經問過我,真不知道「海角七號」好看在哪兒?在台灣怎麼會這麼賣座?我總是以問代答的說:「你小時候,聽過日本演歌嗎?」「你在日式的房子裡玩過捉迷藏嗎?」「你看過無敵鐵金剛?還是小甜甜嗎?」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所讀的小學的教師辦公室裡,還掛著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印有株式會社字樣的掛鐘。台北市的七條通,或許在八十年前,就能品嚐到與東京一樣水平的日本料理。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剛光復的時候,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們既有操著濃厚大陸鄉音的法學家,也有日語遠比國語流利,怎麼看都更像日本人的法學碩儒。

 

我的那些大陸朋友們與台灣同胞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所以「海角七號」打動不了他們心中的那根弦。

 

台灣的閩南語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經融合了不少日文中的生活用語,1949年後,也逐步融合了一些外省人所帶來的國語。「海角七號」裡所蘊含著日台與兩岸之間一般老姓的生活方式與難以描繪的複雜情愫,從1940年代跨越到二十一世紀。老一輩的本省人親身經歷了從昭和轉化為民國,可是他們的生命記憶,卻不能就這樣清晰的一分為二,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精神樣貌,早已經揉進了當代所有台灣同胞的文化氣息之中。

 

我們家遷到台灣以後,前幾十年都是住在眷村裡,隨著父親的官階變化與台灣經濟的騰飛,我們家從極為克難的簡易木造房裡,逐步地搬遷到有前後大院的高級眷舍。我們村子裡什麼地方的人都有,在「芳華」裡我最喜歡演郝淑雯的李曉峰了,她長得特好看,我看電視的時候少,以前都不知道她。李曉峰長得特別像我小時候村子裡的一位漂亮姐姐,他們家的人說話和我們有點兒不一樣,他們是北平人,他們家的孩子學習好,說話還特別好聽;而且,長得還挺好看,我母親也是這麼認為;雖然我們村里其他的姐姐們,總是十分願意指出他們家女生的各種缺點。

 

我們家裡只有我能說流利的閩南語,那是因為母親生我的時候難產,有很長一段時間身體虛弱,帶不了孩子。父親是軍人,長年在部隊,實在沒辦法,只好拜託住在我們村子附近的東北同鄉幫忙暫時帶一下,這一帶就是十二年。所以在我的生命裡,我還有一位台灣媽媽,她是閩南人。我與多數住在台灣北部眷村的軍人子弟不同,因為我的閩南語達到了母語水平。由於我的台灣媽媽,讓我有了一大群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在我長期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深切的認識到,如果他們與外省人之間沒有愛,那他們將永遠不會理解外省人的故國情懷,而外省人也永遠不能理解他們的悲情意識。

 

我的母親教育孩子十分嚴厲,問話時,要是叫你跪下,不能問原因,你就得先跪下。即使我的學習還算過得去,母親也絕不放鬆要求。我經常告訴我正在上小學的女兒:「爸爸非常感謝奶奶,爸爸上小學的時候,奶奶要求爸爸用一個暑假把整本唐詩三百首背下來,即使爸爸的小伙伴們在外面叫著爸爸的名字,一群人等著一塊兒去打棒球,奶奶眼瞅著爸爸急得滿頭大汗,也絕不打一絲折扣,一個字默寫錯了,就重頭再來一遍。」

 

當母親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反覆的說:「你姥爺是讀書人,要是他知道,不知道會有多高興。媽媽很安慰,你讓媽媽在娘家有面子,你的舅舅們肯定會告訴單位裡的同事,我外甥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是我的台灣媽媽唯一的兒子,我想她完全做到了視如己出。七零年代中期,媽媽為了貼補家用,借用娘家的豬圈,每天下午都挑著很重的餿水桶去阿公家餵豬。我當時和所有的台灣小朋友一樣痴迷棒球,買一個真皮製造的棒球手套是多數小男孩兒的夢想;當時我看中了一個價值大約一百元人民幣左右的棒球手套(七零年代中期,台灣的普通公務員月薪大約是一千元人民幣左右,一碗豆漿大約是人民幣三毛錢。)我清晰的記得,媽媽在挑著餿水桶去餵豬的半道斜坡上告訴我:「媽媽知道你想買那個棒球手套,你不要急,等豬養大賣掉後,媽媽就給你買。」大約是三個多月後,她去街上幫我把那個漂亮的棒球手套買了回來。我的台灣媽媽受限於家庭環境,讀書不多,但是人情練達,極其聰明;她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想做什麽的人。

作者母親攝於35歲

我從台大畢業的時候,邀請我的台灣媽媽參加畢業典禮,那是她第一次走進台大校園,我一直牽著她的手,走過了椰林大道,參觀了校史館,穿過了許多我上過課的教室,也走進了總圖書館。她坐在台大的綜合體育館裡,認真的聽著陳維昭校長致詞,她是那麼的高興又小心翼翼;我一直看著我的媽媽,她的神情既讓我感到心疼,也讓我感到無比的溫暖。我讓他戴上我的方帽子,請她穩穩的坐好,在校園的不同角落,我給她拍了好多張照片。

 

1895年決定了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在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裡,彼此間有著不完全一樣的生命記憶與情感寄託。我唸小學的時候,學校的長廊每學期都會有一段時間懸掛著一長串可怕的文革時期黑白照片。在家裡,父親或母親,激動的拆開從香港輾轉寄來的家書,每一頁信都被兩岸的情治單位剪去了各自不喜歡的部分,使得我能從信紙的另一面,就輕易的看見父母親看信時涕泗縱痕的模樣。當時全台灣所有的小學生墊板背後都印著一句話:「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在我的心中,祖國,從來都是統一的。

 

1993年6月1日清晨,我站在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部門口,目送著我的學長41期預官,沿著成功大道逐漸消失在大度山的薄霧中;我至今記得學長們的退伍,在我們42期預官的心中吹奏起了「海角七號」。我更深刻的記得我們42期預官的同袍們,因為那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芳華」年代。

 

我有兩位媽媽:一位是「芳華」,一位是「海角七號」。他們一位是飽嚐大時代苦難,偉大而堅強的母親;一位是具有一切傳統女性美好德行,對孩子呵護倍至的媽媽。我多麼期待我的兩位母親,能夠真正的理解彼此,知道對方的好,也理解對方的難,這是他們的孩子最深的願望。我是那樣不分彼此的深愛著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母親。

 

作者母親攝於52歲

 

原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上)、()》

一年三起軍機叛逃大陸蔣中正限制偵察機進入大陸偵照|高靖

文/高靖

國府自1949年遷台以來,兩岸隔海分治,蔣中正總統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後,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帶大家回老家,事與願違,經過多年仍無法如願,許多官兵思鄉心切,藉各種機會跑回大陸,1955年甚至一年之內發生三起空軍軍機叛逃大陸事件,從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發現,這一連串連續發生的軍機叛逃大陸事件,讓蔣中正總統都不敢下令空軍偵察機到大陸偵照,擔心又有飛機藉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跑去大陸。接連的軍機叛逃,只好不讓軍機執行大陸偵照任務,真是讓國府窘態百出。
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有一份1956年7月24日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葛瑞寫給國務卿杜勒斯的信函,信件內容主要是說明美軍台灣協防司令部與第七艦隊指揮官,非常迫切的需要,對大陸的內陸目標與遠程軍事集結的戰略地區,進行航空偵照。這個需要之所以迫切,那是因為對機場、補給設施的偵照,藉著指標出相對比的行動,有助於發現共軍對台行動的關鍵指標。
葛瑞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聯二部門與台灣協防司令部情報官的指揮下,對中共可能用來發動攻勢的大陸沿海機場、鐵道、港口設施進行航空偵照,這些航空偵察獲得的情報由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情報機構共享,這些頻繁的飛行,是現在以及持續未來的美軍防衛台灣早期預警情報的主要來源。
葛瑞說,中共藉著導入性能提升的噴射戰鬥機,絕對要阻止國府空軍的深入內地航空偵察行動。當中共改善他們高高度攔截的能力,國府飛機的最大任務高度與航程,就不足以完成由沿岸到內陸的情報任務。國府現有的RF-84F能力不足,如果碰到需要深入穿透大陸內地的偵照任務,就必須由擁有較高任務高度的飛機來替代。在參謀聯席會的建議下,國防部計畫增加一個RF-86F中隊,有六架偵察機,不過,它們沒有深入穿透的能力,還有兩架RB-57偵察機,具有深入穿透能力。同時間,國府將三個老舊戰機組成的輕轟炸機中隊汰除。
他表示,不論是中華民國政府或者是太平洋司令都知道必須謹慎使用這些飛機,蔣經國非常小心謹慎挑選與運用他所仰賴的飛行員,太平洋司令也知道如果這些任務遭到破壞,會產生國際複雜情勢與威脅。
7月28日,葛瑞寫了備忘錄給國務卿杜勒斯,在這份備忘錄當中,葛瑞說,國府不太願意執行航空偵察任務。國府在過去15個月當中,已經有三組機員叛逃大陸,因此除非是美軍協防司令部的要求,蔣中正總統不太願意下令任何的航空偵察任務。
葛瑞28日的備忘錄,暴露了當時國府退居台灣早期的窘況,他所提到的15個月跑掉三組機員,這些與國共內戰期間隱藏在國府軍隊當中的共產黨員,藉機叛逃到共軍方面不同。這些飛行員多半與共黨無關,大多是因為來台一段時間了,韓戰結束後,情勢和緩,因為離家多年,難免思鄉情切,信心動搖後,便利用機會駕機飛回大陸。
根據維基百科有關國府空軍叛逃記錄,1955年剛好有三件。1955年1月12日,空軍少校聯絡官郝隆年、第20大隊少校參謀王鍾達、機械師唐鏡,利用C-46運輸機,自台中機場起飛,在福建福州機場安全降落。
1955年2月23日,空軍官校飛行學員劉若龍、朱寶榮駕駛PT-17教練機,自虎尾機場起飛,在福建平漳海灘上迫降。
1955年5月18日,空軍第三大隊中尉參謀何偉欽駕駛P-47戰鬥機,從屏東機場起飛,在廣東海豐迫降。
除了利用飛行任務飛往大陸,也有劫持飛機逃往大陸。1956年1月7日,曾任空軍飛行員的韋大衛,利用松山機場值班人員換哨,與台北市警局雇員翟笑梧、陸軍總部士官梁楓,劫持一架小客機叛逃,迫降福建南安。
就在葛瑞與國務院探討台灣急需空中偵照研判共軍動態,台灣當局擔憂飛行員藉機叛逃不久後,台灣在8月15日又發生空軍官校少校教官黃綱存,駕駛AT-6教練機從岡山機場起飛,在福建仙遊迫降。
僅僅是1955年就接連發生三起駕機飛往大陸的事件,1956年又發生兩起,也難怪當時國府對於非必要的航空偵察任務,多持保留態度,就是擔心有飛行員藉著往大陸執行偵察任務,順利成章的飛往大陸境內,然後叛逃大陸,飛行員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若是存心叛逃,幾乎無法防範,除非有人密報,因為飛機是依命令飛往大陸境內,沒有人會懷疑飛機會叛逃,這與一般訓練飛行時脫離航道,或者失去聯繫,趁隙往大陸飛去不同。
後來稍晚的空軍35中隊黑貓中隊的U-2偵察機與34隊蝙蝠中隊的偵察機,執行大陸偵照或者偵察任務時,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叛逃爭議,凡而是遭到共軍戰機與防空飛彈狙擊殉難者多,U-2飛行員葉常棣與張立義,是在大陸被俘的U-2飛行員,獲釋後遭到國府禁止回到台灣,蔣經國死後才能回家。
從美國國務院檔案可以發現,蔣經國當時主導國府空軍到大陸執行航空偵照的情報任務。1966年當時,台北與華府對於在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產生了歧見,一項沒有載明具體日期的文件當中,提到美國決定停止蠟嘴鳥(Grosbeak)計畫,因為任務成果與犧牲的組員不成比例,相關裝備可以轉用到越戰方面,兩年來只出過兩次任務,中情局與國府都對於飛行員的損失與飛行任務的成果感到關切,其實國府私下是不希望繼續執行這個任務,但是因為國府認為美國停止任務計畫,是為了要脫離台灣,才會反對停止計畫的主張。
根據1967年1月3日國務院的一份有關中美合作大陸航空偵照的檔案,其中描述蔣經國對美國停止蠟嘴鳥計畫的不滿與憤怒,蔣經國對美方表達無法接受,美方為了緩和蔣經國的反對態度,建議共組小組評估任務行動的成效,蔣經國仍然反對,蔣經國大罵美方,他配合中情局,竟然是得到這種回報。為了這項計畫,空軍犧牲了120人,這項停止任務的決定,讓他如何能面對空軍,這不僅使他失去空軍的支持,也影響他在陸軍的地位。
從1950年代當時擔心進入大陸偵照,空軍飛行員可能會趁機跑去大陸,到了1960年代,環境改變,國府希望軍事反攻大陸的意圖,遭到甘迺迪政府的強力阻止,國府只好改變策略,藉著強化雙方情報合作,鞏固雙方政治關係,對於大陸內地的航空偵照所獲得的情報,其實對美國全球戰略比較有幫助,有關台灣防衛安全,東南沿海的軍事動態是比較重要的情報。國府軍事反攻大陸受到美國阻擾,類似蠟嘴鳥計畫的取消,讓國府感受到美國對台政策可能改變,才會讓蔣經國感到不滿與不平。
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透過中情局派駐台灣的克萊恩與白宮直接拉上關係,跳過國務院的管道,對外說法是可以避免國務院不能傳達正確的意思,其實國府真正的目的,是要建立與美方政治高層更緊密的信任關係,國府飛行員代替美軍飛行員深入大陸,執行偵照任務,無非是台灣當局爭取美國政治支持的舉動,這些任務的目的,已經超越1950年代協防司令部掌握共軍戰術動態的層次。
當時的中美情報合作關係,本質上是雙方更緊密的政治關係的建立,台灣在無法反攻大陸下,仍需要美國力量,確保台灣安全,雙方合作關係建立,與台灣生存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美方內部考量是藉著雙方合作關係的建立,確保美國官方能夠影響國府,不使國府貿然地在兩岸之間,突然對大陸發動軍事行動,造成亞太區域局勢的混亂。中美雙方情報合作關係的建立,是在各有盤算與利益下進行著,直到1970年代,尼克森政府為了發展對大陸關係,陸續撤出駐台U-2偵察機,向大陸方面表達善意,中美雙方在航空偵照的情報合作慢慢減少,但因為台灣地理位置之便,即使後來美國與台灣斷交後,在台灣負責蒐集大陸電子情報的美軍監聽站也沒有馬上撤出,而是逐漸撤出,台灣情報單位持續對大陸進行監聽與電子參數的偵蒐,這些情報也多半會與美國分享。
台灣自1950年代的風雨飄搖一路走來,早期空軍飛行員思鄉情切,藉任務之便叛逃大陸情況多,後來雖仍有發生駕機叛逃,但不如早期密集,也多為個人因素,畢竟時空環境變化,黑貓中隊與蝙蝠中隊的犧牲,也證明空軍飛行員心理素質的改變,美國與國府軍事情報合作關係的轉變,也見證了美中台三邊關係幾十年來的微妙變化。

歲末感言-從茫與創說起|雷倩

文/雷倩

歲末年終,各地紛紛徵選「年度漢字」,用來總括即將結束的一年,可算是紀錄時代氛圍既精準又精簡的工具。12月15日,同一天有兩個年度漢字揭曉:台灣選出了「茫」,而絕大多數由大陸網友投票的兩岸漢字則選出了「創」。可謂兩岸一家親、心情大不同。

台灣的茫,是茫然,蒼茫。面對這一年的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社會撕裂,曾經身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在茫茫大海中失了方向。原先振臂高呼要打倒的政權被打倒了,但昔日的「改革者」卻換了一種面貌,成為「動物農場」一書中的拿破崙,比過去所謂的「外來政權」更倨傲、比「威權統治」更高壓,怎不令人有今夕何夕之慨嘆?

由兩岸共同選出的創,據主辦單位表示有兩重意義:一是讀四聲的創,如創新、創始、開創,另一則是讀一聲的創,如創傷、創痛。

中國大陸這一年所推動的各項政策,無論是國際上建立巨大互通互連板塊的一帶一路、亞投行,國內解決經濟轉型挑戰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普惠小城鎮居民的新特色小鎮計畫,不但針對不同發展需求提出了具體可行方案,也開始有了初步成果。

然而,台灣投創這個字一票的網友,心裡想的究竟是四聲創還是一聲創?拿台灣自選字茫來參照,選擇後者的應該不在少數。

台灣地位特殊,兩岸血脈相連。清沈葆禎說: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今日雖如李白行路難裡的描述,停杯投箸拔劍茫然四方難行;但如能轉念,扣上由中國大陸主導的大發展勢頭,在逐漸成形的亞洲紀元裡,仍有長風破浪直掛雲帆的發展機遇可期。

台灣的未來究竟是創新?是創痛?現在正是決定的關鍵時刻。

尼克森訪問大陸美方防意外令台灣空軍停飛半天|高靖

文/高靖

美國總統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日訪問大陸北京,尼克森專機抵達北京之前,美方也許是擔心台灣方面會製造兩岸事端,阻擾尼克森訪問大陸,美方在尼克森出發前幾日,透過管道向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傳達訊息,要求尼克森訪問大陸時,台灣必須停止空軍的戰鬥機飛行訓練。蔣經國當面告知參謀總長賴名湯美方的要求,儘管賴名湯滿心的不悅。還是下令空軍戰機停飛半天,

美國對台灣頤指氣使,無非是拿人手軟,台灣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多年,在政治上不能不接納美方的意見。但是,台灣國府與美國雙方長期以來的雙邊關係,始終存在著某些不信任,因為美方總是藉著推廣民主為表面的理由,干預國府的內政,並且在台或明或暗支持台獨團體,1949年前後美國駐台外交官,為了不讓中共入侵台灣,甚至意圖組織政變,推翻國府在台的統治,讓台獨團體控制台灣,尋求聯合國或美國託管。反對國民黨的台籍人士或者如前台灣省府主席吳國楨這類外省菁英,多跑去美國,美國也容許他們批評國民黨在台統治,更讓國府對美國懷有戒心。

蔣中正總統在台復職後,對於台灣需要仰仗美國提供軍事上的安全保障,十分清楚,故在外交上與美國密切合作,韓戰爆發時,蔣中正主動向美方表達,願意從台灣撥出兵力,支援韓戰,但是蔣中正的好意,遭到美方冷淡的回應,國務院認為蔣中正只管派兵打仗,所有後勤支援仍然仰賴美方。艾森豪總統任,雙方關係稍微改善,尤其對於金馬外島的安全,艾森豪同意美軍可視情況開火,美方也逐步交運台灣噴射戰鬥機。

但在甘迺迪總統1961年就任後,雙方關係又走下坡,一方面台灣懷疑美國要推動兩個中國,另一方面甘迺迪反對蔣中正反攻大陸,被台灣視為是阻止中國統一,雙方嫌隙加大,甘迺迪在1963年11月遇刺後,台灣居然沒有派人赴美弔唁,美方大表不滿。

台灣當時為何沒有派特使赴美弔唁呢?當時的副總統陳誠在日記說,是因為時間來不及。陳誠的說法,難免有些推託,但是甘迺迪派來台灣的美國大使柯克,對待國府的態度很不好,陳誠都在日記抱怨柯克態度不佳,蔣中正也不喜歡柯克,這些不滿自然都會牽連到年輕的甘迺迪身上。1975年蔣中正病逝後,美國對於派特使來台弔唁,一度降低層級,後來還是在美國內部政治壓力下,改派副總統洛克斐勒來台。

台灣從1960年代開始受到北京在國際社會攻勢強勁,幾無招架餘地,1971年又被迫退出聯合國,自此,台灣所能倚靠的國際盟友,也僅剩下美國,對於美國的支持與援助,是台灣感到最矛盾的朋友。由於尼克森曾在艾森豪總統任內訪問台灣,住在蔣中正的士林官邸,國府未雨綢繆,在尼克森上任後,提出租借四艘潛艦與採購幽靈式戰機的要求,都遭到美方拒絕,不過,這時台灣早已意識到軍事反攻大陸的困難,以及美方的反對態度,國軍的建軍主軸,已經從準備反攻大陸,轉換為防衛台灣。

尼克森訪問大陸的計畫,是在1971年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密訪大陸後公開,尼克森的大陸行,讓台灣國府當局憂心忡忡,擔心美國減弱對台灣的支持,事前曾有外交部長周書楷飛到美國,與季辛吉會面,了解尼克森訪問大陸,是否可能傷害台灣的利益,尼克森離開大陸後,駐美大使沈劍虹又去找季辛吉,表達台北的許多關切,可見台北方面顧慮之深。尤其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對台軍援與經濟援助都逐漸減少,施行多年的第七艦隊台海巡弋也取消,台灣當局不免顧慮美國對台安全承諾是否生變,美國與大陸發展更深一層關係,可能會傷害台灣利益。

尼克森在1969年就任總統後,開始思考如何與中共展開接觸與談判,國務院最後想到以取消第七艦隊巡弋台海,藉以向中共表達善意,爭取雙方恢復波蘭華沙談判。當季辛吉密訪大陸,與大陸方面談妥尼克森訪問大陸的相關細節後,沒有幾個月的時間,美軍駐台的幽靈式戰機也撤出台灣。國府奮鬥多年的聯合國席次,也是在1971年10月被迫退出聯合國,整個情勢是往快速地大陸方面傾斜,國府前景堪慮。

1972年2月12日,台北大街小巷忙著過農曆新年,可是台灣的情勢不樂觀。賴名湯的日記有這樣的內容,下午5時30分,協防司令包柏格告訴他,美方高級首長為了越南局勢,準備將台南的幽靈式戰機轉移到那邊去,他告訴包柏格,不妥當,不但他反對,他相信他的政府和總統,也一定會反對,希望將他的看法,反應到華府去。賴名湯還用可笑,形容美國撤走幽靈式戰機的決定。

2月16日農曆新年初二,台北歡喜迎春節,對國際政治情勢有所掌握的人,對這瞬息萬變的情況感到很無奈,賴名湯日記寫著,早上8時30分,蔣經國來家談問題,美國人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當然,為了免人誤會,只好叫空軍2月21日(當天尼克森專機訪問大陸的日期)上半天停飛,其實是沒有必要的。2月17日,包柏格告訴賴名湯,幽靈式戰機2月16日下午已經飛走了,但是地勤維修人員還在,賴名湯告訴包柏格,人與人,國與國,互信最為重要。美國人顧慮多,對別人總不相信。

美國撤出台灣幽靈式戰機的理由,與取消軍艦巡弋台海的理由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向北京傳遞善意訊息,但美方擔心情況隨時可能有變,所以是撤走戰機,但是地勤人員仍然留在原地,等待情勢明朗後再做決定。為了尼克森訪問大陸,台灣就要停止戰鬥機飛行訓練半天,台灣眼看著自己唯一的國際盟友跑去與最大的敵人會面,還要被這位盟友懷疑是否會搗亂,破壞會面,進而限制軍事訓練,面對美方蠻橫的態度,國府官員的心情,真是五味雜陳。

2月26日,尼克森大陸訪問行程接近尾聲,上海公報即將登場,賴名湯日記在這一天留下一場會議的發言,蔣經國把各總司令找去開會,談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我們應有的態度與做法,蔣經國覺得美國不可靠,我們過去太客氣了,很遺憾。雖然如此,我們還不能放棄與他們的關係。蔣經國一席話,道盡了中華民國與美國打交道的辛酸,經常受到這位朋友欺負,還不能與這位朋友絕交。賴名湯在2月反省錄寫著,被美國出賣,今後如何生存,實在是一大問題。

尼克森訪問大陸,對台灣造成的衝擊,真是不小,台灣有識者無不想能夠思尋到自立求生之道。賴名湯3 月2日日記寫下,他與外交部長周書楷有一個秘密的談話,大家都想如何來創造一個政治性的原子彈,轉變現在不利的局勢,只要肯做,總是有辦法的,我們一定要求變,絕不可等待,越等待,越對我們不利。

一切都要仰賴美國的台灣,面對美國改變外交主軸,有一種無力回天的窘困,尤其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更是感到不能扭轉乾坤的挫折,賴名湯下令空軍停飛,更是難堪不已。1971年4月,台灣其實早已認清美國在與蘇聯爭霸的過程當中,必然會打中國牌的策略。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在4月17日有一份備忘錄引用美國輸出入銀行總裁柯恩斯與蔣經國私下談話的紀錄,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官邸晚宴後,蔣經國談到台灣對美國與大陸發展關係的看法,蔣經國說,對於美國採取的有利中共的行動,我們必須公開反對。但我們希望尼克森總統理解,我們瞭解採取這種行動的必要。蔣經國同時要求美方把他的話傳達給尼克森。

蔣經國明知情況不利台灣,卻只能公開表達義正詞嚴的立場,私下卻仍然要維持對美關係的和諧,在美國大使官邸這樣對外隱密的地方,表達他某些內心的想法,希望美方諒解國府的困難,以免引起白宮不滿,充分展示出台灣外交軟弱的無奈,當蔣經國向美方坦承台北當局必須區分公開與私下兩種論調,一方面,這是對台灣民眾的一種欺騙,另一方面又是對美國示弱,台灣在這個雙邊關係當中,毫無討價還價的籌碼。

美國沒有如尼克森所預想的,在1976年與中共建交,與台北斷絕外交關係,又再延後了兩年,並不是台北的外交策略奏效,純粹只是美國因水門案後的內政紛擾與運氣,從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間,台灣當局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美國向大陸轉彎,努力爭取美國供售先進武器,在美國國會廣結善緣,擴大與美國民間往來,以備將來不時之需,迎接終將到來的困難局面。

美艦靠泊美中矛盾升高對台反不利|高靖

文/高靖

美國國防部亞太助理部長被提名人薛瑞福在國會舉行的任命聽證會當中,提出了一段語焉不詳的論述,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薛瑞福說台灣與美國軍艦互訪,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究竟是什麼?難道不是1972年的上海公報的精神嗎?以薛瑞福過往的政治立場判斷,薛瑞福所要指涉的肯定不是上海公報的精神,因為上海公報當中美國雖然只是認知(acknowledges)到一個中國,但是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是不挑戰或者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如果按照上海公報精神,美國如何能有自己所詮釋的一中政策。
美國海軍軍艦來台靠泊,是最近幾個月以來,在美中台三方非常敏感與熱門的話題,台灣方面當然是充滿了高度期待,但是這種主觀的期待很可能流於不切實際的想像。因為美國軍艦來到台灣靠泊,違反美中建交談判時,大陸方面所提出的三個前提,斷交、撤軍、廢約當中的撤軍一項,美國行政部門豈能違反自己過去已經同意的原則呢?大陸當局有怎麼可能允許外國軍艦靠泊台灣?堅持靠泊台灣,甚至不惜與大陸的關係升高緊張,這種情況實在不太可能發生啊,就算發生了,美中起衝突,拉高矛盾,對台灣怎麼可能會是好是呢?
上海公報的一個中國精神,指涉的是兩岸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8年12月美中雙方簽訂建交公報時,美國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若從美中三公報的精神來看,至少台灣不代表中國,台灣僅是中國的一部分,有關台灣問題,美國的立場是希望兩岸中國人將來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可是就政治現實而言,兩岸分裂分治六十年以上,儘管國際社會不反對北京主張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實際上的情況,台灣不受北京政權所管轄與控制,大陸並沒有真正統治台灣。換言之,美中關係之外,另外存在著不同於一般國際關係的兩岸關係。
因此,薛瑞福當著國會議員面前,大談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軍軍艦靠泊台灣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薛瑞福究竟是要論述什麼?薛瑞福支持美艦訪台的談話十分空洞,看起來只是應付他所支持主張的一種場面話,希望讓議員認同他。若以美國與中國大陸正式的外交立場而言,美國軍艦若是靠泊中國的某一地區,卻沒有事先與北京徵詢意見,而是與台北達成共識,豈非怪事。美國早在1978年12月已經承認北京的合法地位,形式上,台美雙方沒有政治關係,美艦靠泊台灣其實與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已經有所偏離,更不用說所謂美國的一中政策,究竟意所何指,易生混淆。
過去曾經有個妥協的主張,就是兩個中國,這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所抱持的觀點,即以兩個中國方式,讓台灣向西方世界靠攏,也讓中國大陸可以進入國際主流社會,雙方的客觀存在,都能夠獲得保障。但是兩個中國主張,只是西方國家為了謀求台海情勢穩定的一廂情願想法,兩岸雙方過去並不接受,當然,以今日台灣的政治現實而言,他們所要的是一中一台,並不要兩個中國,只不過一中一台難度更高,國際社會也許可以接受兩個中國,但一中一台不太可能受到太多的認同。
薛瑞福偏離了美國政策主調,是有依據的。關於美國海軍軍艦定期訪問,停靠台灣,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曾經表示看法,他說,這非常困難,美國軍艦停泊台灣可能會構成危險。莫健的說法比較符合美國白宮與國務院的態度,薛瑞福因為將來是在國防部任職,沒有太多對於兩岸關係的政策論述的空間,他在聽證會的發言大約是應酬的意義,國防部將來仍需以國務院的政治指導為依歸。至於莫健提到的帶來危險,這很值得思索一下,到底這個危險從何而來。
薛瑞福在國會聽證會重申美國對台灣防衛需求的承諾,也提到對台軍售應可預期,強力支持美台軍艦互訪,這項政策不僅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也為美國士兵提供更多休息機會,有助於軍艦維運,並與支持台灣、嚇阻中國的政策目標一致。
薛瑞福的談話,顯然與莫健相互矛盾,即使美國與大陸的關係,從最初的合作,到現在雙方的鬥而不破,所謂的嚇阻中國,只是一種姿態,而不是政策,如果嚇阻中國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與政策,世間將永無寧日,兩強相爭,弱國與小國必然受到波及。
比較莫健與薛瑞福,我們還是應該以莫健的說法為準,比較能夠代表美國政策,薛瑞福的友好,對台灣是好的,但是這種不切實際的主張,只會創造空泛的期待。雷根總統競選期間,甚至還說過要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當選就任後,知道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雷根選前選後兩張臉,也讓台灣的高度期待落空。
美國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就是促進區域的穩定與和平,美國並不是單方面支持台灣,對抗中國大陸。協助台灣對抗大陸,那是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之前,美國在冷戰時期支持台灣的模式,但從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福特、卡特歷任總統以來,美國都不支持國府軍事反攻大陸,甚至顧忌協防金門與馬祖,因為稍有不甚與共軍起摩擦,很可能就會引發世界大戰,也就是說,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是無限度的支持。
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所提供給台灣的防衛武器,是要確保台灣和平生存發展,應付大陸軍事威脅。美國與台北斷交後,在台灣關係法當中,也僅列出供售防衛性武器。也就是說,美國的政策是偏向防衛台灣,而不是嚇阻大陸,因為若要有嚇阻力量,就必須建立相當程度的攻擊力量,而非現在美國採取對台灣有限制的,有選擇的軍品出售,這是限制台灣的軍事力量,而非建立攻擊能力,嚇阻對方。
薛瑞福過度強調支持台灣,嚇阻中國大陸,也偏離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不過,美國軍方向來比較同情台灣當局,這類偏離美國外交政策主流的看法,就曾經頻繁地在美中建交前發生過。
1978年卡特總統與北京談判建交過程當中,美軍採取了許多行動,表達他們的不同看法。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當中,1978年9月7日,有一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副助理部長寫給國防部長布朗的備忘錄,其中提到有些美軍資深指揮官對於卡特的政策有所質疑,所以美國海軍提議要讓中止六年的核動力軍艦訪問台灣,重新恢復。海軍也提議,要把中華民國海軍官校實習遠航的目的地,從夏威夷延伸到美國西岸,同時對於限制派遣機動小組到台灣參與兩棲作戰訓練的決定,要提出異議。甚至還有提議,邀請多位中華民國高階軍官,乘飛機到美國海軍航母企業號。美國海軍將領對於請求訪問台灣遭拒,也多次表達不滿。
從這些軍方內部的情況看來,國防部的幕僚建議國防部長要趕快採取方法,讓美軍的高階將領支持美國的中國政策。
美軍藉著許多與卡特政府不相容的作法,表達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對卡特的不滿。可是從1972年上海公報以來,美軍就開始陸續撤出台灣,為的是滿足建交三條件,斷交、撤軍、廢約。大勢所趨,並非幾個人的情緒所能改變。美軍最後仍然撤出台灣,也不將台灣列為美國核子保護傘下的範圍,不論美軍官兵心中的想法如何,他們都舊必須遵循文官的決策與領導。
薛瑞福這番友台的言論,發揮不了實際的作用。軍艦來台,若國務院、國安會態度保留,未來實現的可能就很低,事實上,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允許美國軍艦靠泊台灣的可能實在不高,當然某些特殊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例如美軍遭難,或者有傷病官兵急需送醫。無論如何,美國國會與官員透過表態支持美艦靠泊台灣,表態支持台灣,也算是某種友好的表現,但我們仍須看輕美國政策的實然面貌,才不會在錯誤的期待下,有了錯誤的結論

法國與中共建交讓蔣中正後悔沒有反攻大陸|高靖

蔣中正總統生前,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蔣中正沒有發動軍事反攻,從美國解密的檔案當中看到,他的心情是後悔的。蔣中正積極準備軍事反攻,經過風雨飄搖的1950年代,蔣中正曾打算在1961年8月發動軍事反攻大陸,被當時剛上任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硬生生地給攔阻下來,三年後,蔣中正又遭逢法國與北京建交的外交挫折,讓蔣中正大嘆,如果三年前反攻大陸,法國承認北京的問題,就不會發生。如果我們對抗大陸,法國的承認問題就一點都不重要了。
1949年12月行政院遷台,1950年3月蔣中正復行視事不久,海南島也被共軍攻陷,這時美國對台政策是任其自生自滅,避免介入國共內戰太深,影響日後與中共的外交開展。當時情況悲觀,美方認為台灣大概在6月就會被共軍攻陷,美國派駐台北人員早已開始撤離家眷與非必要人員,以免共軍進襲時,來不及撤走。歷史卻有了意外轉折,共軍沒有在6月渡海攻擊,韓戰卻在6月爆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到台海巡弋,確保共軍無法攻擊台灣,台灣也不能對大陸軍事挑釁,避免戰事擴大到朝鮮半島以外的地區。
韓戰在中共投入戰場後,雙方仍持續打到1953年停火。台灣在這場衝突當中,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並且開始獲得美國援助,國府利用大陳、馬祖、金門等外島,對大陸東南沿海發動小規模突襲,騷擾大陸東南沿海,牽制中共兵力。隨著韓戰停火,共軍也開始將朝鮮半島的部隊撤回大陸,部分有豐富作戰經驗部隊,多被派往東南沿海,開始對大陳島形成了壓力,大陳島距離台灣遙遠,台灣海空軍難以兼顧,蔣中正最後不得以撤出大陳,收縮國府對外部署的兵力。
國府撤出大陳,主因是共軍在當地已有數倍於國府守軍的優勢兵力,蘇聯援助的米格15也進駐大陳當面,可掩護共軍對大陳實施轟炸,台灣當時僅有美援F-84,性能略遜米格15,飛行員也仍未完成訓練,這個時期,共軍在一江山戰役後,自國府手中占領大陳島,暫時沒有大規模戰役。國府也逐漸站穩腳跟,爭取美國軍事援助,尤其國府對美國提出「開案」後,更是要重新組建一支龐大的軍隊,目的就是要反攻大陸,只是美國沒有接受開案,同時也對蔣中正的軍援需求七折八扣,不過,美國與國府在這段期間完成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政治上與軍事上,提供了台灣安全的強力保證。
凡事有得必有失,美援F-84給台灣的前提,就是台灣要對大陸發動攻擊前,必須徵詢美方意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美方也要求國府提出同樣的承諾,任何對大陸的軍事行動,都必須先知會美方。蔣中正放棄自己的軍事主動,換得美方政治、軍事、經濟的援助,這個決定從此讓國府與美方糾纏爭論多年,也讓蔣中正反攻大陸的計畫,處處受到美方牽制。
1961年對國府來說是個歷史轉折的開始,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甘迺迪與前任艾森豪不同,艾森豪立場上較同情台灣,甘迺迪自始就想與北京發展外交關係,只是外在環境不允許,甘迺迪更是反對國府反攻大陸。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休養生息,蔣中正在1961年決定要開始準備反攻大陸。副總統陳誠日記在1961年7月2日這一天,留下了與蔣中正爭論反攻大陸時機的記錄。
蔣中正在上午9時接見陳誠,蔣中正向陳誠表明擬於8月開始軍事行動,陳誠認為反攻自當義無反顧,惟目前是否為反攻適當時機?應考慮。蔣中正沒聽完陳誠的講話,就大為發怒,以為陳誠懷疑三軍不能戰,破壞統帥威信,阻擾反攻。陳誠告訴蔣中正,這種說法是懷疑他的人格,他非但不能做事,亦且不能做人。我們反攻雖不能算定戰,但絕不能糊塗戰,最低限度也要做到捨命戰。試問,如何令三軍捨命?以運輸工具而言,如不給交通部相當期間,如何集中船隻?其他可不必言。
蔣陳兩人爭吵的厲害時,宋美齡出來做和事佬,蔣中正才比較心平氣和,改口必須積極準備。
其實,早在蔣中正想要發動反攻大陸前,國際政治情勢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1961年的外蒙入聯案與茅利塔尼亞入聯案糾纏在一起,威脅到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聯合國代表權這個更大的問題,比反攻大陸更讓國府頭疼,台灣忙著聯繫美國,尋找解套的方法,在美國建議下,蔣中正指派陳誠赴美與甘迺迪當面溝通,這時反攻大陸的事情只好暫擱一旁。
外蒙案會讓國府困擾,還是因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兩人在二戰後期的秘密外交使然,羅斯福在沒有徵得中國政府同意下,先向史大林允諾讓外蒙獨立,以交換蘇聯出兵攻擊日本,美蘇兩國的密謀,重慶國府當局只好默默承受,經與史大林談判多時後,雙方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允許外蒙公投通過獨立,但是蘇聯並未信守承諾,仍暗中支持中共,霸占中國東北,國府才會在遷台後的1953年廢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61年的外蒙案就是這一連串歷史糾紛的延伸。
由於蘇聯為了支持外蒙入聯,便對外宣稱若外蒙入聯遭否決,蘇聯就杯葛非洲新興國家茅利塔尼亞的入聯案,這樣一來,同情茅利塔尼亞的非洲國家紛紛聚集起來,聲稱若茅利塔尼亞被否決,他們就會杯葛中國代表權。國府為了外蒙案,透過中情局與甘迺迪進行秘密外交溝通,國府一度立場堅定,不惜退出聯合國,表明立場,最後國府退讓棄權,美方也同意不與外蒙建交,才化解了這場風波,讓中華民國又在聯合國苟延慘喘了十年。
甘迺迪派了柯克大使到台灣,接替駐華多年的莊來德大使,柯克的政治任務就是勸阻蔣中正放棄反攻大陸的念頭,當時美方允許台灣發動小規模的對大陸沿岸的突襲行動,但不支持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避免戰事擴大,華府對台北要求軍事援助採取敷衍的態度,雙方你來我往多年,到後來蔣經國由國防部長轉任行政院副院長,外界就嗅到國府真正擱置了反攻大陸的軍事冒險。
不過,1964年法國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來國府採取的「漢賊不兩立」手段,毅然斷交的方式,在當時並不存在,由於法國的情況複雜,美國希望國府不要主動與法國宣布斷交,可是斷與不斷各有考量,國府始終不肯接受甘迺迪政府有意推動的兩個中國措施,自然在法國邦交問題上,也不願意營造出兩個中國空間,最後仍然放棄法國的外交關係。
法國問題讓蔣中正大為感嘆,1964年1月29日,美國大使賴特從台北發給國務院的電報稱,與蔣中正會談兩個半小時,對於法國外交問題,蔣中正告訴賴特,他必須讓他的人民確信,他永遠不會接受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希望回到大陸,他的軍隊與人民才能有高昂的士氣。話說到這裡,蔣中正對於他沒有在三年前發動反攻大陸感到後悔了,他說,假如三年前我們開始反攻大陸,就不會發生法國承認的問題,假如我們對抗大陸,法國承認問題就對我們毫不重要了。一旦我們採取了行動,就可以對我們的軍隊與人民的士氣產生確保的效果。三年前如果沒有人攔阻中華民國政府,我們就會採取行動光復大陸。
儘管蔣中正不停地感嘆沒有反攻大陸,才會有今日的法國邦交問題,但他仍然很務實地說,他很清楚美國的態度,所以不會在此時採取行動。
蔣中正的後悔,起因於法國邦交的困擾,與1961年當時的外蒙案幾乎一樣。國際外交問題,讓困居台灣一隅的蔣中正綁手綁腳,施展不開,多年後看來,也許蔣中正是打算在10月聯大開會處理外蒙案前,在8月對大陸發動攻勢,就是起於外蒙案的考慮,只要能夠光復大陸,蔣中正就可以下令駐聯合國大使反對外蒙入聯,也不用擔心非洲國家杯葛中國代表權。三年後,蔣中正舊事重提,若是反攻大陸了,哪裡還會有法國與中共發展外交關係的問題呢?但是蔣中正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談判時,已經先把自己的主動給閹割了,反攻大陸其實早就注定會成為空中樓閣了。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戮力建設台灣,為台灣日後經濟成長奠定了基礎,讓現在的台灣得以能夠進入富裕社會的階段,蔣中正未能完成的反攻大陸夢想,或許反而讓台灣免於戰爭陰影,有更多的人才投入和平建設台灣,至於兩岸何時統一的歷史問題,就交給歷史去解決吧。

冷戰時期美國曾思考成立外籍航空傭兵協防台灣外島|高靖

文/高靖

1949年因為國共內戰失敗,國府遷台,風雨飄搖之際,韓戰在1950年6月爆發,美國來援,穩定了台海局勢。韓戰結束,共軍部隊從朝鮮半島陸續轉往大陸東南沿海,造成大陳、馬祖、金門三個外島軍事情勢升高,美國顧慮出兵這些島嶼,協助國府防衛共軍攻勢,會再次捲入與中共的戰爭,1954年9月3日共軍炮擊金門後,美國參謀聯席會突發奇想,建議組織國際航空志願隊(IVAG),協助台灣防衛外島,可以避免美國直接介入與中共的戰鬥。不過,這個計畫最終並沒有實現,因為當時的環境與抗日戰爭時期設立飛虎隊不同,中共知道國際航空志願隊的背後仍然是美軍,無法避免美國政府顧慮的政治因素。
早在19世紀,滿清與太平天國軍隊交戰時,英國人戈登率領常勝軍,協助清廷的軍隊與太平天國作戰,獲得不錯的戰果,外籍人士協助中國政府作戰,扮演傭兵的角色,可說遠自兩百年前就有了。中國對日抗戰初期,因為孤立主義的影響,以及國際政治的現實因素,許多西方國家允許他的國民暗助中國抗日,俄國、義大利都有飛行員協助抗日,稍後的美國志願隊(AVG)還是由軍人退伍所組成,都有某種外籍傭兵協助中國作戰的性質,
抗戰後,國共兩黨的武裝衝突在1947年開始升高,直到1949年,國府軍隊在東北全盤皆墨,徐蚌會戰全軍覆沒,北平守軍也主動開城,向共軍投降。國府只剩下長江天險,兩方軍隊有生力量的對比,國府逐漸趨於劣勢,蔣中正總統在徐蚌會戰慘敗後引退下野,李宗仁接任代總統,經過幾個月和談,仍然擋不住共軍渡江,共軍攻入南京後,行政院撤往廣州,苦思對策。1949年7月23日語25日,美國大使館從廣州發給國務院的兩份電報說明了國府將籌組外籍傭兵與共軍作戰,大約要招募10萬人來自各國的國際人士,組成外籍兵團,這項計畫獲得蔣中正與李宗仁的認可。行政院長閻錫山聲稱,曾經擔任蔣中正護衛隊隊長的德國人史坦尼斯(Stennes)也許能夠幫上忙。
閻錫山在山西與共軍作戰時,就招募二戰日本軍人加入他的部隊,擔任外籍傭兵,與共軍作戰,保衛山西。閻錫山到中央擔任行政院長,仍然喜歡運用外國應兵,他還想要籌組一支與抗日時期飛虎隊類似的志願空軍(VAF),需要166架飛機,150架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等,16架運輸機。閻錫山希望這些飛機能有陳納德免費提供,整個空軍組織約需1300位外國人,另外約2000位中國人,這個志願空軍一個月大概需要100萬美元。
閻錫山籌組外籍兵團與共軍作戰的計畫,最後只是個構想,因為缺乏有效的計畫與足夠的經費,無法招募外國傭兵與共軍作戰。但是在國共內戰後期,蔣中正雖然下野,卻暗中請人與日本方面聯繫,組織二戰日軍軍官,成立白團,到台灣協助國府將領籌畫反攻大陸的各項計畫,這個計畫雖不是外籍傭兵協助與共軍作戰,仍是透過外籍人士協助國府軍事建設,在日人之後,還有邀請德國顧問的明德計畫。國府在1949年12月撤退台灣之際,美國對國府存活與否,毫不關心,美軍始終認為台灣戰略地位雖然特殊,但不值得犧牲美國士兵的生命保護台灣。
直到韓戰爆發,美國為了避免戰事擴大,才開始派兵來到台海,並且逐漸恢復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國府暗中找日本、德國二戰軍人協助國府反攻大陸的籌畫,無非也是對美國人的援助,覺得並不可靠,加上美國不認同反攻大陸的軍事計畫。1953年韓戰落幕前後,原本用來突擊大陸的大陳島,島上駐有美國中情局人員,很快就全面撤出,因為韓戰期間由大陳島突擊大陸,牽制沿海共軍的計畫,已經不在需要。不過,當時美方根據情報研判,認為共軍已將韓戰參戰部隊調防東南沿海,所以大陳島要改換正規軍隊守備,不能再由遊雜部隊駐防。1954年9月共軍出動60門大砲,炮擊金門,兩名美軍顧問陣亡,其他14位美軍顧問趕緊撤出金門,這場砲戰立刻又將韓戰停火後的局勢升高了起來,到底要如何處理台灣外島的問題,成了美國軍政方面的頭痛問題。
當時美國軍方對於台灣外島戰事看法分歧,1954年9月3日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安德森寫給艾森豪總統的機密報告當中,參謀聯席會主席、空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都認為美國海空軍應該協助台灣,防衛10個外島,金門是其中之一。他們擔心共軍攻占外島,會對台灣以及其他支持美國政策的亞洲國家的心理受到很大影響。但是陸軍參謀長卻獨排眾議,對於出兵協防台灣外島感到質疑,因為這些外島在有關防衛台灣的軍事意義上,並不重要。安德森最後選擇採納多數人的意見,決定允許海空軍協助國府防衛外島的共軍攻勢。正在馬尼拉訪問的國務卿杜勒斯也認為,失去金門,會造成不良的心理上的衝擊。他認為,如果有美國的援助,金門可以守住,我們就應該協助防衛金門,不過,國務院不同意派遣地面部隊協防外島。
根據1954年9月4日國務院一份最高機密的情報研析報告,當時大陳有1萬人正規部隊,游擊隊1000人,鄰近島嶼有三四千人游擊隊。南麂島有3000人正規部隊,1300人游擊隊。馬祖與白犬島有5000人正規部隊,金門有4萬3000人正規部隊,游擊隊1萬1000人。由於1953年5月到8月之間,共軍占領了大陳與馬祖周邊的許多島嶼,相同的模式在1954年5月又開始了,共軍所占領的島嶼距離大陳島只有20浬,許多部隊與海軍艦艇也正在鄰近集結。尤其1954年共軍的作戰規模加大,並且增加了米格15戰鬥機。共軍在上海與廣州之間,從韓國調回來許多有豐富作戰經驗的部隊與戰機,多達42萬5000人。共軍在這有足夠的空優,也可以使台灣海軍不易支援,當時台灣只有一個飛行隊的F-84戰鬥轟炸機,而且仍然在訓練階段,難以與共軍對抗。
白宮國安會在1954年9月9日開會,討論台海危機,美方認為國府在沒有美援下,可能無力防守外島。從軍事上的嚴格意義來看,這些外島對於台灣的安全與防衛,並不重要。陸軍參謀長李奇威特別解釋,他不認為外島需要美國防衛,是因為軍事上的意義,至於失去外島的心理與政治效應,那不是參謀聯席會應該考慮的事情。但是李奇威卻認為,光靠海空軍協防外島不夠,如果要出動兵力,需要派一個師才夠。
這場會議討論到後來,提到了參謀聯席會所設想的一個建議,就是成立國際志願航空隊協防外島,現在應該要擬定相關計畫,但是現在還不要馬上執行。會中認為台灣可以指揮這個國際志願航空隊,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而不需要美軍的直接介入。不過,美方還是認為成立國際志願航空隊的條件,與抗戰期間陳納德成立飛虎隊,已經大大不同。蔣中正總統不一定同意這個航空隊待在台灣,這個航空隊的裝備可能是都要靠美軍提供,外人也會知道後面是美國人的計畫,這個外籍傭兵幫台灣與共軍作戰的計畫,還沒有出白宮國安會會議室,就被擱置了下來。
經過了六十年,台灣現在仍然仰賴美軍的力量,1996年台海危機,靠美國海軍航母穩定台海局勢,可是台灣方面可能要好好想想,美軍在1950年代對於協防台灣,始終不願意投入地面部隊,至多是出動海空軍兵力,其他還是要靠台灣自己,台灣現在有能力應付大規模的戰事嗎?如果不行,該怎麼辦呢?台灣經常爭論台海戰事之際,台灣到底可以防衛多久,支撐到美軍來援。美軍過去不願防衛金、馬、大陳等外島,即使協防台灣,也僅止於海空軍兵力,美軍的軍事決策,受到政治上的考量影響,遠遠大於純粹的軍事意義。國際志願航空隊就是顧忌政治上的理由,而由參謀聯席會想出的一個規避美國直接介入的策略。美國的政治顧忌當年存在,今天更是影響深遠。
當年美國與國府仍有外交關係,今日美國與北京有正式外交關係,雙方近年來軍事交流逐漸升高與密切,美中關係和諧,對於台灣安全有利無害,但是台灣與美國的實質關係究竟能夠讓美方的安全承諾,能夠兌現到何種程度,其實是有待考驗的。美國在冷戰時期,都不太願意直接介入台海衝突,要拐彎抹角的來,於今後冷戰時期,美中關係時鬥時和,台灣還能有多少空間,若不思在兩岸政治上尋求解決,台灣想靠軍備競賽獲得安全,在1950年代辦不到,在現在更不可能辦到,可是蔡英文總統除了想到增加百分之二國防預算,完全迴避政治手段在兩岸謀求和平,這種不負責任的政府,真是台灣的劫難。

蔡英文無力解決兵力不足問題仍要大買軍備|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夏威夷期間,對美方表示要增加國防預算支出,以表達她對台灣國防安全的重視。雖然增加國防支出,讓軍隊能夠擁有新銳武器,打什麼,有什麼,這是很好的政策,但是蔡英文完全無視台灣在國防需求的根本問題,是民間沒有人想要加入軍隊。打仗,要靠人,沒有人,再好的武器也沒有用,蔡英文對國防政策的理解,僅僅在於浮面的預算數字,顯示她並不真切地關注台灣的防衛安全,只是想藉增加預算的說詞,爭取美國的政治好感,也暴露出蔡英文對國防政策是個大外行。
戰爭的遂行,靠的是人,人才是成敗關鍵因素,美軍在韓戰與越戰都有天文數字般的軍備預算與先進的軍事科技,可是美軍的戰鬥意志不如中共志願軍與北越軍隊,政治上沒有強烈的必勝信念,不能抱持犧牲到底的決心,所以強大如美國,卻在兩場重大戰爭當中失利,韓戰被窮困的北京政府打和,越戰被北越拖了十年,最後失敗收場。美國兵強馬壯,打起仗來卻是灰頭土臉,理由何在?仍然是美軍的心理素質不如對手,歸根究柢,人才是打勝仗的因素,國防預算的多寡,只是門面。
蔡英文以為增加國防預算支出,就是國家安全的保證,身為三軍統帥竟有如此無知的說法,實在讓人失望。蔡英文對於如何提高軍隊素質,招募足夠的部隊人力,一年多來與她的前任馬英九一樣,都是束手無策,兩手一攤,就避而不談,以為問題從此不存在,然後只拿國防預算多寡做文章,前瞻預算已經浪費了四千多億元的稅款,蔡英文提出國防支出再度增加,又不知要耗費多少稅款,買些華而不實的軍事裝備。
台灣目前軍事建設的重大問題,不是預算多寡,是人力不足的問題,當然國防預算增加,改善官兵待遇,也許可以對某些人投身軍旅產生誘因,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蔡英文對美方提出國防預算增加,目的不在提升官兵待遇,而是要對美國採購軍火,藉以拉攏對美政治關係,是配合美國軍火商在美國國內運作的政治表態。美國軍火商在美國國內是政治影響力龐大的集團,蔡英文在夏威夷拋出增加國防支出,一方面可向美方表態重視國防安全,一方面暗示軍火商,要在美國內部幫助民進黨政府打通政治關節,才能營造雙方互利的局面。
台灣軍事人力不足問題嚴重,依據國防部規畫,2018年元旦起,不再徵召一年制義務兵役,要在一年內讓部隊全面志願化。這種作法一方面是台灣沒有人敢再次恢復徵兵制,害怕影響選舉中的青年選票,尤其明年12月有地方縣市首長選舉,民進黨更不願意讓兵役政策造成年輕選票流失。
考察2018年的國防預算,2018年台灣軍隊加上萬1000多人的末代義務役役男,部隊總人數只有17萬3000人,比國防部對外宣稱的保持有效戰力的人數下限17萬5000人還要低,現在台灣沒人想要當兵,軍官學校招生也不足額。這種情況可以說是民進黨多年來醜化軍隊,抹黑軍隊,加上民進黨大砍軍人退休待遇造成的惡果,從軍不在像是過去那般充滿愛國熱情與榮譽感,支持台獨的青年多半設法逃避兵役,不願進入軍中服役,他們主張台獨,引發兩岸戰事,卻不願意加入軍隊對抗可能因反台獨犯台的共軍,讓別人為他們的政治信仰犧牲。
台灣在2014年完成精粹案後,軍隊人員總數是21萬5000人,扣除受維持員額,也就是那些正在受訓或進修等不占人事缺額的人員,部隊的編制員額是19萬6000人。國防部對於戰力的說明,是以編制員額的人數與現況維持員額人數相比較,這個編現比必須是達到90%,現況是17萬5000人才能滿足戰力需求,但是這標準如今也無法達成。
2018年的國防預算中,志願役從上將到二等兵,共有16萬2000多人,義務役人員1萬1000人,總數約17萬3000人。維持員額不占人事缺額,但人事預算仍編有薪俸,預算支應薪俸的17萬3000人,扣除約1萬人的維持員額。預算書所列數字是為了讓立委審議時,方便立委討論檢討,但是這些數字並不是真的發生的情況,多是預估明年可能獲得人數,又為了避免編列過低,影響預算執行,故要稍稍編列多一些,所以這個明年可能實際的預估人數,多半是高估,從而造成與實際情況相比,反而可能會過低的窘況。
如果參照2017年的數據,國防部推估明年志願役人員比2017年增加5000餘人,士兵增加6000餘人,但尉級軍官卻降了2000人,尉級軍官是領導基層部隊的核心幹部,少了這麼多人,顯示部隊運作可能出問題。
2018年的軍官人數增加,編列義務役少尉員額781人,相較2017年的150人,顯示國防部面對軍官學校招生不足,造成基層軍官不夠的問題,只能從增加義務役預備軍官,尋求解決方案,以補充排長級別的幹部不足問題。
部隊人數嚴重不足的問題,蔡英文沒有提出任何解答,只用了增加國防預算,一語帶過,這種敷衍應付,不是三軍統帥應該有的態度。軍隊人數不足,還有另一個軍官學校的發展困難問題。2017年軍官學校錄取狀況仍然很差,陸軍官校實際報到學生人數,還不到招生數的一半。三軍官校的最低錄取級分,也都比2016年降低四級分到五級分。沒有人念軍官學校,軍中補充年輕幹部心血就會出問題,官校畢業生是基層幹部的主要來源,少了基層幹部,部隊管理必然出現問題,缺乏幹部的軍隊,就算有再多國防預算,又有何用。
台灣軍隊基層缺乏幹部的嚴重情況,以陸軍某戰車營曾出現三個連九位排長,全部缺員,戰車連缺一位排長也許是偶發問題,但是全部沒有排長,就是結構性的問題了,國防部在立法院透露,少尉、中尉基層軍官的編現比只有54%,也就是少了一半。陸軍缺幹部最嚴重,尉級軍官就在基層單位之間調來調去,以應付上級的人事檢查,呈現編現比符合標準的假象。
陸軍官校去年預計招收330名學生,實際報到者197人,只比一半多一點,一年後,大一下學期還有166人。陸軍官校2017年提高招生名額,增加為518人,可是錄取只有275人,實際報到254人,獲得率只有49%,未來幾年這些人是否繼續留在官校,仍有很大變數,基層軍官缺員問題,政府根本是毫無辦法。
其他軍官學校情況也差不多,海軍官校招收162人,實際錄取141人,報到134人。空軍官校招收248人,實際錄取228人,報到210人。尤其以往軍官學校學測最低錄取標準都在45級分左右,這次都跌到40級分、41級分,顯示軍官學校學生素質下滑,這又哪裡是國防預算增加多少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不論是部隊人數,或者是軍官學校招生,都出現員額不足的情況,增加國防預算也不一定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關於國防預算的增加,其實也不是增加數字那麼簡單,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國府在台灣為了籌備反攻大陸,每每增加軍費支出,要求美國提供援助,1960年代甚至開徵國防捐,都讓在台的美軍顧問團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提出質疑,懷疑國府增加軍備支出,會影響台灣的經濟,尤其台灣戰後百廢待舉的時期,美方認為穩健的經濟是台灣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當然,在2010年代的現在,台灣經濟情況與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軍事支出無助經濟,甚至可能傷害經濟,確是有可能發生的。蔡英文所允諾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增加,也許衝擊不大,但是也不能不考慮可能對其他政府部門支出的排擠效應。為了軍購而軍購,而忽略眼前國防建設的實際問題,這是毫無意義的政治作為。
戰爭成敗操縱在人的手中,軍事裝備只是成敗因素之一,並非絕對。如果迷信增加軍備支出,採購新式裝備就是確保台灣安全,這就搞錯方向,尤其台灣因為國際社會的政治因素,在武器採購市場上是賣方市場,有錢還不一定買到合適的裝備,大多只能仰賴美國供售,經常沒有議價空間,任人漫天要價,讓台灣的國防建設成為政府龐大的財政負擔。蔡英文如果要提高台灣的國防安全能力,首要之務,還是應該回過頭去解決全募兵制這個推行多年的無效政策,始終招募不到足夠作戰能力的男性士兵的問題,沒有戰鬥步兵的部隊,有再好的裝備,又有何用?軍官學校的招生嚴重不足額,更危及未來部隊的組成與領導,如果蔡英文拿不出辦法解決國防的人力問題,奢談增加國防支出,那不過是粉飾太平,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