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瑜的美國考驗|周陽山

文/周陽山

韓國瑜9日出發赴美訪問,分別在東西兩岸知名學府哈佛與史丹佛大學演講,這是一次重要的國際會晤,也是他能否確立為台灣代表性政治人物的重要試煉。其中成敗關鍵,在於下列各端。

第一,展現不卑不亢的領袖風範和「以小事大」的政治智慧。如果韓的表現中規中矩,進退有節,得到美國媒體、中國專家和國際事務學者的肯定,他將超越目前台灣所有的政治人物,並成為藍營實際的盟主。不管他最後是否參選總統,都將擁有重要的發言權和否決權。

第二,展示和平理性處理兩岸關係的知識、能力和智慧。韓國瑜畢業自政大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係由蘇起教授指導,對中共研究與大陸情勢早有深入的理解,但這次卻要親身面對眾多的中國專家和專業的國際事務學者,並且即席應答,確是一場硬碰硬的考驗。台北市長柯文哲月前訪美,表現未如期待。相較之下,韓國瑜係大陸研究專業出身,只能贏不能輸,壓力自是沉重。但若能做好準備,從容以對、舉重若輕,則會先馳得點,並且贏在起跑點上。

第三,展露新一代台灣政治領袖的民主理念、親民作風和草根魅力。韓國瑜和其他藍軍政治人物最大的不同,在於接地氣的群眾魅力和直白無隱的人格特質,而且擺脫了傳統政治人物的虛玄作偽和高來高去的權謀機巧,讓人一新耳目!至於他和綠軍政治領袖的根本分歧,則在於務實、誠信、不虛矯,絕不空言民主價值卻盡幹貪腐、分贓、權錢交易的勾當。目前全球掀起一股民粹風潮,台灣深受其害,變成「不自由民主」當道的慘痛局面。政客一心一意只想勝者全拿、權謀布局,卻根本否定了分權制衡、政府善治、國家認同和憲政民主等基本價值。但是,韓國瑜卻力挽狂瀾,念茲在茲以民生為念,讓貨出去、人進來,並遵奉《中華民國憲法》,樹立了新政治風範,也讓美國人看到台灣歷經20多年的逆流,終於走回自由民主的正軌!

第四,相較於李登輝時代的黑金當道、不擇手段,陳水扁當權時的貪腐橫行、竭澤而漁,馬英九執政後的畏首畏尾、怯懦無能,以及蔡英文上台以來的文青治國、空乏無力;韓國瑜上任還不到半年,卻已是風生水起、生機盎然,舉國民意也隨之起舞。其結果,卻導致中央政府膽戰心驚、橫柴入灶,結果卻是一敗塗地。這引起眾多美國智庫專家的好奇,稱之為「奇特而有趣的台灣政治現象」。換言之,韓國瑜的從政風格和人格魅力,正是美國的中國學界此次邀訪最感興趣之處。

韓流的考驗,在台灣風起雲湧之後,現在,才剛剛在美國人書寫的考卷上開展!

 

原文刊載於2019年4月9日中時電子報《韓國瑜的美國考驗

兩岸,總統大選必考題|周陽山

文/周陽山

1995年3月底,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未來中國國家結構與憲政體制研討會」上,先師胡佛教授和我聯名發表〈國家結構與政體結構的解析〉論文。後來我將此文修正,正式提出「四重聯盟」主張。其中主要內容是:

一、「不均等的聯邦關係」(federacy):適用於台灣與大陸。雙方均可加入國際組織,並維持對外交往,內部則採行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其先例之一,是芬蘭及歐蘭群島,均為北歐理事會成員,也都在歐盟派駐代表。對內方面,歐蘭群島(其民眾多為瑞典裔)則享有高度自治權。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亦即「一個主權、兩岸共享」。至於對外方面,兩岸可依循過去蘇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同為聯合國會員國之先例,以「一國兩席」方式分別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國席次仍由大陸方面承擔。

二、「準聯邦制」(quasi-federalism):係指香港、澳門實施之「一國兩制」。其經濟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維持50年不變,並享有「準聯邦制」的自治地位。

三、「協商式民族自治體制」:適用民族自治地區,包括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三級政府與民族鄉,享有一定程度的區域自治權,但各地之實施狀況則因地制宜,並非全然一致。

四、「均權制之下的地方自治」:目前大陸和台灣的地方政府在財政、賦稅、經濟及區域發展等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分權,但在文官任用、教育體系和法制適用上則是高度集權。但無論是分權或集權,則應參考歐洲各國地方治理改革之經驗,掌握孫中山主張之均權制精神,維持一種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動態性平衡,適時進行調整。換言之,各地不必以「一條鞭」的硬性規定強求一致,這也是今後兩岸政體改革的重心所在。

綜而言之,「四重聯盟」是將兩岸統合與整體的政制改革任務結合於一,並透過漸進的憲政改革工程、結合各國的善治經驗,將「一個中國」理念,從歷史、地理、文化層次,落實到政治、經濟、社會層面,進而深化民主、優化法治,以利國家發展與地區治理。這是當年提出的統合規畫。

而今,20多年過去了,物換星移,台灣已多次坐失有利的談判契機,中國大陸則從消極「反獨」變成積極「促統」,正式提出了對台的「一國兩制」。但台灣的經濟實力卻從當年占大陸GDP的1/3強,快速滑落到目前已不足5%,而且在經貿上對大陸依賴日深。

上述的統合方案,強調高度自主和外交空間,目前還存在談判的籌碼和實踐的可能嗎?

但是,面對大陸的強勢訴求,堅不承認「一中」的民進黨,在選戰大敗之餘,除了一口回絕外,卻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策略,拒統抗中、堅持對立,在台海博弈中爭取完勝,而國民黨方面迄今也是瞠目以對、苦無對策。但根據美國藍德公司近期評估,台海戰爭一旦爆發,美國已無必勝把握。近日來,連卡特前總統都對此深表憂慮。而信心十足的蔡政府,除了買武器之外,真的能提出超越美國的制勝保證嗎?

很顯然,橫亙在台海之間的是一片無知之幕,而台灣夾在兩強之間,前途未卜!習五條的促統訴求,除了警示美國之外,對台灣的考驗究竟是什麼?這是所有參與2020年大選的政治人物,不能迴避的考驗與警思。

 

原文刊載於2019年1月16日中時電子報《兩岸,總統大選必考題

靠攏未來一中 解凍兩岸|戴瑞明

文/戴瑞明(退休大使)

自從二〇一六年民進黨蔡英文總統執政以來,由於糾結於有無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每況愈下。大陸堅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反對臺獨」分裂主張為兩岸恢復對話的政治基礎,而民進黨政府則堅決否認有九二共識,只承認有求同存異的「九二歷史事實」。

其實,九二「共識」也罷,「史實」也罷,重要的不是名詞,而是內涵。根據一九九二年海基會與海峽會來往函件等相關資料顯示,雙方對「一中原則」的涵義儘管有不同解讀,但對「謀求國家統一」則並無異議,且係雙方各自憲法之規定。是以「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應屬九二「原點」,殆無疑義。

上世紀一九九〇年初居於亞洲四小龍之首的臺灣傲視大陸,尚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雄心。前總統李登輝於一九九〇年十月七日宣布在總統府之下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時任民進黨主席的黃信介亦為副主任委員之一。次年二月廿三日國統會又通過《國家統一綱領》,確立「一個中國原則」,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可見一個中國原則是我方首先在《國統綱領》裡的用語,竟成為日後陸方所堅持的原則。

當年李前總統所主導制定的《國統綱領》,追求國家統一的目標,分三階段循序漸進,並無時限,其重點在臺海兩岸承諾相向而行的和解意願與憲法義務,亦即不搞分裂,雙方共同追求「漸統」。

在國家統一前,雙方對內可以維持各自的主體性,亦即在中國領土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各自維持其既有的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互不干涉。雙方同意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在兩岸對外關係方面,臺灣處於弱勢,不是我方不夠努力,而是由於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致使臺灣在國際社會無容身之地,除非我方能爭取聯合國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之半的支持,始有可能參加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否則,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就須與大陸協商解決,絕無可能用內耗的「公投」或責怪大陸「打壓」所可達標。外交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我方必須認知這是冷冰冰的國際現實。

簡言之,執政當局如能避免重蹈過去「兩國論」、「一邊一國」錯誤主張的覆轍,而向李前總統追求國家「終極統一」或陳前總統「未來一中」目標的九二「原點」靠攏,兩岸關係才有解凍可能。絕大多數臺灣同胞嚮往的「臺灣共識」是臺灣內求安定與繁榮,外求和平與合作。以此而論,馬前總統執政八年接受相向而行的「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區」,使得兩岸關係能順利地和平發展,互利互惠。二〇一五年兩岸領導人新加坡會談,既未喪失臺灣的「主體性」,亦未有任何「出賣」臺灣的徵象。

吾人應知兩岸共同追求國家終極統一的長期目標過程中,臺灣二千三百萬同胞的命運才可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會提心吊膽地成為大國的「籌碼」。如此,在國家統一前,臺灣固可維持與大陸處於獨立自主的平等地位,且對未來解決雙方爭端的方案,亦可擁有平等的發言權與決定權。

陳前總統曾公開坦白承認,「臺灣獨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奉勸島內「主獨」的朋友們與海外「獨派」支持者早些覺醒,敦促執政當局回到九二「原點」,早日與大陸恢復對話。如同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所提的無色覺醒的兩岸主張一般,利益眾生,則幸甚!

文寫於民國一〇七年八月十四日

共軍攻台能撐多久蔣中正曾說不超過三天|高靖

文/高靖

台灣遭遇共軍攻擊,能夠支撐多久,歷任國防部長最多的說法是一星期,剛剛卸任國防部長的馮世寬曾誇下海口兩星期,可是曾經是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中正,在大約50年前的1969年當時認為台灣能否支撐超過三天,都是令人懷疑的,希望美國提供台灣F-4幽靈式戰機,加快改善台灣的防衛能力,結果美國不僅拒絕提供先進戰機,還先跑去北京,向中共報告不賣戰機給台灣。
蔣中正晚年對台灣能否抵禦共軍攻勢,憂心忡忡,以總統之尊,不斷對美方低姿態要求對台出售F-4幽靈式戰機,蔣中正對台灣安全充滿憂慮,美方卻認為蔣中正瘋了,腦袋不正常,脫離現實。蔣中正生前念茲在茲的就是要求美國供售F-4戰機,國府在美國國會使盡招數,硬是讓國會討論1971年軍援案時,通過修正案供售台灣幽靈式戰機,對美國行政部門施壓,但白宮依舊在1973年否決了這項軍售案,兩年後蔣中正辭世,沒有看到後來美國放棄台灣的外交關係。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1968年7月17日,蔣中正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7月15日有場會談,蔣中正抱怨國府的防衛能力非常的不足,需要加快改善。美國的軍援中華民國的計畫遠遠低於5000萬美元的水準,他認為太少了,不足夠。蔣中正還低姿態地,親自表達了對幽靈式戰機的態度,他希望下個年度,國府至少能有一個中隊的最新型高性能戰機,例如最近提供給韓國的(指F-4C幽靈式戰機)。
對於蔣中正提升台灣空防能力的要求,馬康衛不以為然,他安撫蔣中正說,F-5戰機非常適合台灣的需求,非常有效,相對而言也比較經濟。蔣中正仍不放棄主張,他說,F-5很好,感謝美國致力於讓國府獲得戰機,但他還是希望重申,給一個中隊高性能戰機領導國府空軍,可以提振軍隊的士氣以及空軍對抗共軍攻擊得能力。
8月3日,馬康衛報告8月2日繼續與蔣中正討論軍援問題,蔣中正又重提前次有關幽靈式戰機中隊的要求,蔣中正分析當時中共已有三項令人煩惱的能力,主要是用來對付台灣,包括短程飛彈,可在台灣海峽有效運用的潛艦,以及米格21戰機,假如國府空軍沒有高性能的超現代戰機加強能力,也就是F-4C,在中共大量製造米格21戰機之下,空權的平衡將傾向於他們,F-5仍然是國府空軍的主力,但它無法與米格21抗衡,他覺得一些高性能戰機,對於提升國府空軍能力,對抗米格21以及威脅,對中共保持嚇阻的態勢,都是很重要的。
蔣中正表示,台灣的F-4C戰機對於所有盟邦的地位而言,都是一個資產,並不只是對中華民國政府有利。他希望國務院與國防部能夠快些決定。
蔣中正的憂心,始終無法獲得美方的肯定答覆,美方不願意深入了解共軍戰力的增長,反而認為蔣中正腦袋不清楚。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8年8月28日白宮國安會幕僚簡金斯寫給國安顧問羅斯托夫(Rostow)的備忘錄,其中指稱懷疑蔣中正是否脫離現實,但這可能不是正確的解讀,所有的報告都顯示蔣中正心智很敏銳,消息靈通,應該是他在這個這個特殊的當口,想要抓住能夠幫助他的東西,而這些是能夠幫助它的東西。所謂蔣中正的瘋狂,其中有某些道理存在,他可能是想要在詹森政府的後期(當時美國總統詹森已經宣布放棄連任),獲得一個引人注目的美國承諾支援,這會讓新政府(1968年11月有美國總統大選)難以忽視。
簡金斯認為,給蔣中正F-4C是沒有意義的,將美國的先進戰機駐防(station)一個中隊在台灣是不智的,我們應該避免任何在台灣會被稱為基地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布署(deploy)幾架飛機在這個區域,短暫而且是間歇的,國務院與國防部會加以研究。
1968年11月的美國大選,共和黨尼克森擊敗民主黨韓福瑞,當選美國總統。尼克森上任第一年,美國的外交政策引起各方揣測,根據國務院檔案,1969年8月8日,馬康衛向國務院報告,國務卿羅吉斯(Rogers)與蔣中正總統8月3日在台北會面的情形。
蔣中正關切尼克森總統訪問亞洲,是否美國想要凸顯,對於某種新型態的自由亞洲國家之間組成的集體安全感到興趣,羅吉斯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國在此時沒有這樣的興趣。蔣中正接著討論美國的中國政策,他問尼克森是否鼓勵中華民國回到大陸,解放大陸同胞,或者只是待在台灣。羅吉斯說,我們不能讓時光倒轉到尼克森的立場是否持續支持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如果以和平方式回到大陸,我們會感到非常高興,但是任何的軍事冒險,都不符合實際。
蔣中正追問美國是否鼓勵中華民國放棄金門與馬祖,羅吉斯給予否定的答案。蔣中正問,美國的政策是否讓中華民國有自我防衛能力,羅吉斯說,是的。蔣中正表示,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想要試圖侵犯大陸,因為沒有這個能力。蔣談完了這些之後,抱怨在中共威脅之下,美國的軍事援助並不足夠,他懷疑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共全力攻打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可能支撐不過三天。蔣中正特別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勝利女神與鷹式飛彈,以及F-4幽靈式戰機。假如這個區域現在有軍事危機,中華民國無法擔負他的防衛角色,美國無可避免地將被深深捲入其中。
台灣支撐不了共軍攻勢三天,蔣中正這般的危言聳聽,美國根本聽不進耳邊,一個月後,反而為了向北京示好,調整了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的任務,然後又否決了國府要求供售柴電潛艦。蔣中正仍不放棄,在華府國會山莊積極運作。根據國務院檔案,1969年12月9日,國安顧問季辛吉給尼克森總統的備忘錄當中,季辛吉說,因為成本考慮,軍援案沒有提供F-4給台灣,這個議題現在浮上檯面,因為眾議院對1971年軍援法案的修正案,要求提供一個中隊F-4給國府,我們實在不知道國府是如何操作,把這個東西放了進去。
季辛吉表示,我們正提升國府空軍能力,我們正在提供國府更多的F-104戰機,可以讓他們汰除剩下的F-86軍刀機,讓國府戰機以F-104與F-5為主。
當時美方內部意見分歧,國防部長賴德支持台灣獲得幽靈式戰機,但季辛吉以尚未與尼克森討論為由,沒有任何決定。這件事情就成了國府與美國雙方不斷交涉的議題,當時的蔣經國銜命訪美,也是談這件事情,美方始終不願放寬。即使到了後來的紡織限額出口美國談判過程,美方願意以供售兩艘潛艦,交換台灣限額出口,卻仍不同意給台灣F-4戰機。
進入尼克森第二任總統任期時,沒有選舉壓力的影響,供售台灣幽靈式戰機也終於有了決定。根據國務院檔案,1973年2月15日,季辛吉又前往北京拜會大陸總理周恩來,周恩來關心當時美國協助台灣組裝F-5戰機的計畫,季辛吉告訴周恩來,有關於提供蔣中正F-4戰機的案子,我們已經拒絕了,這個決定還沒有正式公開,但是他要告訴周恩來已經拒絕台灣的要求了,蔣中正要下星期才會知道這件事情。2月16日,兩人繼續會談,季辛吉告訴周恩來,美軍隔年要撤走台灣兩個中隊的F-4,這些飛機也不會移交給台灣。
美國不賣戰機給台灣,居然北京比台北先知道,當時的局勢對台灣真是不利,季辛吉如此操作,也無非想要拉攏北京,加速雙方建交時程,但是事與願違,一年後,尼克森因為水門案請辭下台,與北京建交的時程,也就因此延擱到了卡特總統1976年當選之後。
美國放棄台灣的過程當中,內心還是充滿糾結,國務院檔案當中有一份1973年2月1日尼克森與季辛吉的談話記錄,當時季辛吉即將前往北京拜會周恩來,對於與台灣斷交,季辛吉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希望蔣中正到那時候已經離世了。季辛吉也在1973年3月2日,向尼克森總結了他到中國大陸的訪問情形,季辛吉在報告的最後,寫下了一句話,我們很少有朋友像台灣盟友這樣正直。季辛吉前往大陸前後的兩段發言,都顯示他內心對台灣的同情,但是站在美國戰略利益的立場,仍不得不改變對台灣的關係,至於蔣中正晚年遭逢美國外交難堪,也許因為當時身體情況慢慢惡化,對於國家的一切已是有心無力,只能倚靠剛剛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

從美國檔案看國府在內戰龐大的軍事損失|高靖

文/高靖

許多大陸製播的國共內戰戲劇,嘲諷國府軍隊軍火被共軍虜獲,譏笑蔣中正是補給大隊大隊長。國共內戰在1947年逐漸擴大後,到了1948年國府已現頹勢,因為先前美國禁運軍火之故,國府在解禁之後,開始大量向美國採購彈藥,但屢屢作戰不利,美援軍品被中共虜獲,最後美方都看不下去,擔心長此以往,這些彈藥武器會被用來傷害西方國家,對於軍事援助國府,又恢復採取管制,中國的國防工業落伍,連帶打仗的彈藥與各色裝備都要仰人鼻息,真是非常可悲。
國共內戰過程當中,國府到底損失多少軍備,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也很少對外公開這方面的資料,但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卻有許多相關的資料。在1949年1月21日蔣中正引退下野之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南京發電給剛剛上台的美國國務卿艾契遜,報告國府從1948年以來因為在內戰當中損失的美援物資。
司徒雷登的報告指出,在華東的徐蚌地區,華北的張家口、南口、懷來,以及天津地區,國民黨部隊因為譁變、擄獲、作戰,損失了兩個軍,有百分之八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十五美械裝備,總共3萬人。另外還有二十個軍,沒有裝備美械,也沒有接受過美軍訓練,總共32萬1000人。
另外,現在在北京受到圍困,已經到了投降邊緣的部隊,有一個軍三個師,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美械裝備,總共7萬8000人。其他沒有美械裝備與美式訓練的部隊,有7萬4000人。
無法精確估計全部的軍事裝備與軍事庫存的損失,因為沒有任何一位中國人,或者美國人,知道任何國府部隊的裝備表,更不要說這些部隊究竟持有那些裝備。國府部隊的組成大小,不同部隊之間的變動差異很大。以第二兵團(邱清泉兵團,不久前才在徐蚌會戰遭共軍包圍全殲)的美式裝備統計,大概可以給我們一個猜測的範圍。第二兵團有五個軍,其中一個軍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一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
美式裝備包括39門105榴彈砲,12門75榴彈砲,14門四二迫砲,1萬590支步槍,1萬456支衝鋒槍,193挺重機關槍,72具火箭筒,55具火焰放射器,768門六零迫砲,113門八一迫砲,49輛指揮車,53輛武器裝運車,207輛二又二分之一噸卡車,4輛救護車。
某些個別種類的裝備損失,包括國府撤離徐州時,留下了1000輛各種車輛。天津損失6門105榴彈砲,50門75榴彈砲。
飛行裝備損失,包括4架F-51野馬式戰鬥機,5架B-25米契爾式中型轟炸機,7架蚊式機,6架C-46運輸機,1架B-24重型轟炸機,以及3架訓練機,這些數字是唯一確實的損失數量,但是從9月15日到11月23日之間的中國空軍損失,可以給我們對於空軍損耗有比較清楚的概念,這段時間損失了71架飛機,大部分都是因為在機場墬毀。
按照司徒雷登的說明,徐蚌地區與平津一帶損失總共二十六個軍,42萬1000人。北京當時因為平津戰役還沒也結束,但有15萬2000人遭到圍困,但後來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決定開城投降,以免文化古城遭到戰火蹂躪。也就是說,在1949年初國府損失了57萬3000人。
更早之前的1948年下半年,國府在內戰中漸失主動,節節失利。美國國務院檔案中,可以看到1948年11月9日,司徒雷登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電報。司徒雷登的報告提到,在濟南戰役、錦州、長春、瀋陽等戰役當中,國府損失八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共8萬4000人。一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共1萬5000人。兩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三十的美械裝備,共2萬2000人。二十二個師,沒有美式訓練與美械裝備,共20萬2000人。
裝備損失有9萬7500支美國步槍,其他步槍有13萬6500支。輕重機槍損失920挺美國機槍,其他步槍損失1萬4000挺。四五口徑衝鋒槍2萬6000支。榴彈發射器損失1700具美造,他國生產2200。六零迫砲損失,美造3160門。八一、八二、一五零迫砲損失,美造1200門。四二迫砲損失美造65門。反戰車砲,美造115門,335門他國生產。75榴彈砲損失,美造115門,226門他國生產。105榴彈砲損失,美造46門。155榴彈砲損失,美造36門。五零對空機槍損失,美造12挺。其他國生產對空機槍損失127挺。6451支非美造手槍。
彈藥的損失,1億6000萬發小火器子彈,25萬發迫砲砲彈,8萬發野戰砲砲彈,21萬發榴彈砲砲彈,60萬個手榴彈。
1948年下半年國府損失33師,32萬3000人。如果將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1月的國府損失加起來,國府損失的兵力高達89萬6000人。這還沒有計算1947年內戰升高之際,國府損失的兵力,以及共軍在徐蚌會戰後,渡江攻占南京、上海、福州、廈門,以及華中、華南等地區,乃至大陸西南地區最後的戰役,國府的損失可能超過百萬之上,丟失的裝備更是不計其數。
美國在1948年下半年開始對國共內戰的前景,充滿憂心。在1948年11月2日,國務院發電報給駐南京美國大使館的司徒雷登,希望司徒雷登提供詳盡的數據給國務卿,也就是有關國府從濟南淪陷近來的戰役損失。這也就是為何司徒雷登會分別在1948年11月9日與1949年1月21日兩度報告國府重大軍事損失的原因。
在馬歇爾擔任美國特使,進行國共調停任務期間,馬歇爾在1946年以禁運武器彈藥的方式,逼迫國府停火,不要追擊共軍,這項禁運到了1947年上半年才逐漸恢復解除禁運,但起初只是允許國府在各國市場採購武器彈藥,或是從二戰汰除軍品當中找到剩餘物資,國府僅僅是為了取得被英國列為廢鐵要拆解的雪曼戰車,就耗時的好幾個月,都在美國阻撓下,無法順利從英國運出,最後只好藉口將這批報廢戰車出口到美國整備,然後才要運到台灣,因為當時大陸軍事情況已經惡化,在1949年3月之後,從美國方面獲得的彈藥軍械,大都是運往台灣基隆,而不是大陸。
國府在1947年四處蒐購彈藥軍械,但美方並不認為國府作戰不力,是因為欠缺彈藥。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年2月7日司徒雷登從南京給國務院的電報稱,美方對於國府軍隊的彈藥情況,並沒有確切的情報,但是我們認為東北地區的彈藥情況可能與衛立煌、蔣中正的報告差不多,但我們也認為國府防守東北的問題,並不全然只是彈藥問題,因為國府軍隊過度延伸,失去了主動,國府自己也承認無法打通到瀋陽的地面交通,因此未來的運輸只能靠空運。
司徒雷登的報告顯示,美國方面很早就看出國府在內戰當中的一個重大缺失,兵力過度延伸,國府在東北將兵力配置在北寧鐵路與南滿鐵路沿線,最後反而困居長春、瀋陽、錦洲等地,在1948年下半年遭到共軍各個擊破。司徒雷登關於國府彈藥與軍械損失的報告,也顯示國府當時的彈藥問題並沒有想像嚴重,反而是部隊遭共軍擊破後,遭共軍俘獲大量美國武器彈藥。
不過,曾在東北作戰的國府將領石覺在口述歷史透露,配備美國軍械的部隊,步槍彈藥與迫擊砲彈的確不足,因為抗戰末期換裝美械後,就沒有再補充過彈藥,美國M-1步槍與國府原先使用中正式步槍口徑不同,兩種彈藥不能流用,中正式步槍子彈也必須向美國購買二戰時所生產,因戰爭結束沒有交運大陸的大批子彈,這些子彈美軍無法使用,美方卻不斷阻擾交運國府。
國府戰時的後勤補給可能有大問題,否則共軍能虜獲大量彈藥,國府基層部隊卻總是擔心彈葯不夠,而且對零件的儲存管理,很可能也沒有足夠的知識。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月26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報告指出,因為缺乏汽車零件,國府有3000輛卡車無法使用。這也顯示國府軍隊對於裝備保養與汽車零件使用,缺乏有效率的管理,才會發生3000輛卡車動彈不得的窘況,原本應該是加強部隊機動能力的卡車,卻成了無用的長物。
國府從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連連吃敗仗,損失不貲,美方也發現情況不對,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在蔣中正下野後數天的1月26日,他向陸軍部報告國府情勢,這份報告也由美國大使館發給國務院。巴大維認為,美國政府不只是必須考慮軍需品最後落入共軍手中的可能,也必須考慮到當國府政治與軍事情況最後崩潰之際,這些彈葯被某些不擇手段的人所掌握處理。他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那些還沒有馬上被共黨所控制的彈葯,都可能裝載上停泊在基隆港內的中國船隻後開航,賣給鄰近或者在中國南部的,有國內不滿情緒的國家。很可能不太考慮,或者根本不考慮這些買方是屬於哪一方,或者他們的意圖。巴大維建議,有鑑於情勢發展,美國的彈葯出口執照必須暫擱,直到軍事與政治情勢明朗後。在中國情勢明朗之前,停止交運軍事援助物資。
國共內戰情勢在徐蚌會戰後急轉直下,一年之內,國府敗走台灣,兩岸分裂之今,從當時的檔案資料看來,國府擁有龐大的美國軍事援助,各式火砲彈葯齊備,但也讓美國可以藉援助箝制國府的政治與軍事作為,國共內戰在國府缺乏良好的指揮與明確的戰略指導下失敗,那些被共軍大量俘獲的軍械,十分諷刺地證明了就算糧草齊備,缺乏良將,也不一定能打勝仗,而國府未有現代化的國防工業,也使得國府處處仰美國鼻息,靠人施捨打仗,真是非常可悲的情況。

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日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表示,當前台灣最大的麻煩是很多人不肯承認現狀,甚至還企圖改變現狀。但台獨勢力權衡利害,卻仍抱持要與中國大陸對幹的心理,在這樣的情勢下,台灣首先恐怕就會發生內亂。

的確,現在有一些人昧於國際情勢和兩岸現狀,不但不肯承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而且硬是要拖2300萬人民一起下水,寧可玉碎也絕不妥協。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卻不肯認真面對現實,這種「看低敵人、抬高自己」,藐視對手、卻自我安慰的作法,正是夜郎自大的島國心態,也是一種政治幼稚病的反映。但何以致之?

舉例而言,面對台灣近來不斷惡化的斷交潮,台獨政治人物竟然自我解嘲:一旦斷交到沒有任何一個邦交國時,那就會是台獨成功之日!這也就意味,原來台獨根本就不需要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只求獨樂,這豈不是甘願自斷手腳、寧肯陷入國際孤立?但這樣的台獨究竟還有什麼尊嚴可言?這樣的做法真的還稱得上是「務實」嗎?

另外,台獨勢力也積極尋求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結盟與合作,並期待及早加入「印太聯盟」,共同對抗中國大陸。但是,近來印度總理莫迪卻親赴武漢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積極尋求親善與和解。而日本首相安倍也在東京盛情款待大陸總理李克強,促進雙方融冰、化解歧見。至於美國總統川普也一改之前的強硬作風,暫時停止中美雙方日益增長的貿易戰。相較於國際間這些務實的做法,唯獨台海兩岸之間仍然劍拔弩張,而台獨聲浪竟然逆勢鵲起,彷彿又回到冷戰對峙的年代。這樣僵硬的做法,還能自詡為「務實」嗎?

台獨人士昧於時勢,連「兩岸一家親」都不敢講,形成這種偏執心態的關鍵因素是:不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也不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同時還否認傳統的家庭價值和道德認同,更不願意冷靜客觀地面對大陸改革開放的現實。

換言之,這些人寧願背離原鄉,拋棄祖先,接納外來殖民主義,卻絕不回歸中華文化,遑論認祖歸宗。這就是不道德的勢利主義,也是一種不容異己、不肯悔改的逆反心態。但是,如今美、日、印各國都已改弦易轍,積極與中國大陸開展和解的對話,台灣執政者還能不髮夾彎嗎?

過去兩年,民進黨執政高舉變天的大旗,自信滿滿、雷厲風行,推動文化變革和政治鬥爭,如入無人之境,也讓台灣社會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震撼。但「亢龍有悔,盈不可久」,現在已明顯出現了頹勢和逆流,而民進黨政府卻已剎不住車,眼看就快要撞山了。許信良的一席話,或許正可視為在這場衝撞之前的最後警示!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

蔣中正一個中國外交受挫蔡英文拒絕一個中國也受挫|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政府因為在兩岸關係當中,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造成她上任兩年以來,因為對岸外交競爭,連續丟失的四個邦交國。許多同情民進黨政府困境的人,不知所以然,引蔣中正總統生前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經短短幾年之內,丟失更多邦交國,試圖幫蔡英文執政無能解圍,可是蔡英文與蔣中正兩者的情況與背景完全不同,一獨一統。
蔣中正因為一生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無法與北京政權共處的困難下,逐漸失去了大國邦交,也失去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蔣中正不願造成無法挽回的國家分裂事實,堅持一個中國,與蔡英文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漸進台獨,兩者完全不同。
蔡英文上任兩年以來,非洲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洲的巴拿馬,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這次再加上非洲布吉納法索,有四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在兩岸當中轉移外交承認到北京。
兩岸外交戰的最核心爭點,其實是一個中國,蔣經國總統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位總統,中華民國慢慢轉向不挑戰誰代表一個中國的合法地位,是在未公開之下,不言而喻地,接受兩個中國路線,即使對方搞雙重承認,也願意接納,希望增加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但是雙重承認也顯然無法對抗北京的國際壓力。
1990年代因為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大陸發生天安門六四事件、蘇聯瓦解後等等的新國際情勢,李登輝透過金錢外交,收買他國元首,在外交上頗有斬獲,但到了2000年之後,台灣整體實力已不如1990年代。中華民國始終無力突破被國際組織拒於門外的困難,1990年代後期李登輝躁進的兩國論,讓美國一度往北京傾斜,另外,李登輝想以3億元金援介入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也沒有成功。
2000年之後,兩岸原本在外交上的競爭,你來我往,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修補兩岸關係,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情勢才稍微緩和,台灣也能夠在北京諒解與默許下,參加許多國際組織,馬英九和緩兩岸關係的努力,受到國際上的稱許,直到2016年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兩岸情勢丕變,台灣的外交情勢更是急轉直下,兩年連失四國,岌岌可危,隨時會丟失邦交的,還有好幾個國家,一時也看不出還有那些國家願意與台灣發展正式外交關係。
一般人或以為中華民國與某國建交,或者斷交,就只是建交與斷交,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這些在一般人認知上的外交挫敗,斷交,不只是失去某國的外交關係,而是對方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轉移外交承認,從台北轉為北京。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美國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都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
如果要爭論美日等大國究竟是認知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這只是很無趣的文字辯論,其實雙方國家的共識,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只有北京政府能夠代表中國,故這些斷交國在聲明當中,所使用的多為轉移外交承認,而不只是斷交這麼簡單的說法,若沒有弄清楚這個外交意義上的差別,大家就會把斷交問題看得沒有那麼嚴重,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人認為斷交無所謂,或者放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可能更有出路等等的看法,都是因為沒有看到其中一個中國的框架使然。
也就是說,即使甩掉中華民國體制,以台灣之名建立新的獨立國家,也不太可能保障台灣有美好光明的未來。台灣在說服國際社會接納這位新成員之前,很大的可能,先要接受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的試煉,因為實行台獨就碰觸到北京所無法容忍的範圍了,這時連最基本的生存,都可能無法獲得保障。
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會籍案,都已經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準備退出聯合國,所幸當年在與美國甘迺迪政府幾個月的交涉之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國不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台北也不要對外蒙入會案表達反對,在這個條件交換下,度過了一場危機。
到了1964年,蔣中正又碰到法國戴高樂總統決定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難題,這依然牽涉到中華民國對一個中國路線的堅持。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Rusk)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會面,兩人討論到法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魯斯克對蔣廷黻表示,美國沒有兩個中國的態度,美國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兩個中國意涵的關切,國府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刻對法國採行報復。國府如果堅定不動,北京方面也許會無法忍受,很有可能法國與中共都在賭,刺激台北與法國切斷外交關係。美國建議國府現在不要有所決定,讓中共面臨最大的考驗。
1964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賴特(Wright)與蔣中正會談了兩小時半,在這場會談中,蔣中正依舊提到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根據賴特的記述,蔣中正的說法是,他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他的同胞能夠再度確信,他絕對不會容許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大陸,軍隊與人民才能保持高度的士氣。
1964年3月2日,兩蔣的好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Cline)寫給中情局長馬孔(McCone)的備忘錄,說明克萊恩訪問台灣的情況。克萊恩2月銜命到台北,說服蔣中正延後兩星期與法國斷交,迫使北京與法國表明法國必須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支持,這是與北京建立關係的代價。這種方式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許多國家會認為在兩個中國情況下,就有辦法與北京建立關係。很少國家追隨法國的腳步,因為他們發現,任何國家承認北京,就必須承認北京接管台灣與台灣的12萬人民的權利。
中華民國與法國斷交當時,是退出聯合國之前,少數大國為了北京的外交關係,犧牲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有鑑於當時這種特殊情況,加上美國不滿中共援助北越,使得越南情勢無法緩和,希望國府不要給法國太輕鬆的處境,詹森政府知道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才會解釋要蔣中正暫緩斷交,不是要讓兩個中國變成既成事實,後來情況的發展,也顯示北京也無法容忍兩個中國,逼迫法國必須與台北斷交。
美國當時是在保護國府利益下,對蔣中正提出多方建議,當時因為美國與北京有戰略利益上的矛盾,故支持國府的一個中國,也希望藉此讓其他有意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看看,現實的情況是,在北京的壓力下,你只能夠在兩岸當中二選一,不能兩全其美。在那個時空下,國際政治環境與冷戰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使得中華民國在法國斷交後,還稍稍能夠喘口氣,但到了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社會清楚認知風向轉變了,這才造成許多國家棄國府不顧,轉向北京。然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考慮,是在堅持一個中國,不能容許兩個中國情況發生,才不得不然的處置。
後人批評當時蔣中正的保守措施,使得台灣失去了國際舞台,某方面這個說法正確,但即便採取了兩個中國,以北京當時逐漸營造的國際壓力,台灣也很難繼續以中華民國身分留在聯合國,因為中華民國的地位是由北京所取代了。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當時是用漢賊不兩立廣為宣傳,但這漢與賊只是用簡單的文字,說給一般人理解何以中華民國必須退出聯合國,因為賊來,漢豈能共處一室,只有離開一途,別無他法。國府堅持自己是正統,無非是對內鼓舞來台外省軍民,對外已慢慢失去說服力。可是確保了一個中國路線,讓台灣並沒有因此變成另外一個國家,沒有把台灣自中國當中分離出來,這一點,如果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看,蔣中正的堅持,雖然沒有能遏止台灣島內的獨立運動,但至少仍使台灣在中國的範疇當中,至於這個中國的意涵影響深遠,才會在1990年代的兩岸接觸當時,有所謂九二共識的論述了。
蔣中正因為堅持一個中國,造成國府失去許多邦交國。蔡英文因為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迫使北京當局採行激烈的對台圍堵措施,連續兩年蔡英文失去四個邦交國,造成非洲僅存史瓦帝尼一個邦交國,歐洲僅剩一個教廷,中美洲、加勒比海都不穩定,南太平洋島國更受制大陸龐大政經實力,也不是台灣能夠那麼容易確保邦交。蔣中正時期的外交困難,表面上與蔡英文現況類似,都面臨中共的國際政治壓力,但是實質上,兩人所處環境與對台灣前途的所思所念,完全不同。蔣中正也許被許多人批評沒有保障台灣的外交利益,那只是站在個別的台灣立場而言,若以中國的統一問題來說,蔣中正為中國統一至少保留了一定的看似微妙的可能。

美軍出動原子武器掩護國府大陳島撤退|高靖

文/高靖

1955年2月國府從大陳島撤退,是繼1950年舟山、海南島撤退後,最大規模的撤退,不同於以往都是國府自己進行撤退,大陳撤退是在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在美方要求國府自大陳撤退,提供海空掩護下,大陳島軍民撤回台灣。表面上任務順利成功,但因為一江山戰役剛剛結束,美軍不能掉以輕心,掩護撤退的美國海軍艦艇,配備原子彈頭,國府當局並不知情,而是事後才知道,撤退過程也有人報告發現海面有潛望鏡蹤影,擔心潛艦攻擊,共軍飛機曾經猛烈轟炸大陳,但撤退那幾天,不知何故,共軍飛機一架都沒有出現,國府將三萬多人撤出大陳,有如神助。
中美雙方才在1954年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才進入1955年的第一個月,共軍對國府控制的外島進行猛烈攻擊。根據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卡內當時提出的最高機密等級報告,1月10日中共出動50多架戰機,在九小時內,四次攻擊大陳島,共軍主要的目標是停泊在港內的船隻,這些船隻都受到輕重不等的破壞,目前沒有跡象顯示共軍將在短期內進攻大陳島。
由於共軍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大規模的轟炸行動,根據美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國防部長俞大維為了對大陸轟炸大陳,採取反擊行動,他在11日向美方提出徵詢同意攻擊大陸,但是美方大概是害怕戰事擴大,破壞亞太和平穩定局勢,藉故拖延兩周後,否決俞大維要求。
1月12日,駐美大使顧維鈞銜蔣中正之命,拜會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柏森,對中共大舉空襲大陳島表達關切,希望了解美國政府對於防衛大陳島與其他外島,能夠提供那些軍用物資與士氣上的協助。
1955年1月19日中午,美中雙方在國務院開會討論大陳問題時,太平洋另外一端,共軍才剛剛結束對大陳島門戶一江山島的大舉進攻,成功攻取這個小島。共軍攻擊一江山後,俞大維要求攻擊汕頭、廈門、福州,美方知道共軍行動來者不善,立刻同意國府還擊大陸。
面對升高的情勢,1月19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向國務院建議,美國政府應該以正式負責任的態度,要求國府從大陳島撤退,以免發生更多的人員與物資的損害。
1月20日,國安會開會,中情局長杜勒斯報告,共軍出動一個團兩個營兵力,約3000人到4000人,國府約有1000人游擊隊成員,經過兩小時戰鬥後,共軍占領一江山,共軍這次攻擊行動非常有技巧,無論是他們的登陸部隊與60次的空襲,事前都很謹慎地掩飾他們的企圖,沒有留下太多的預警空間。
事後看來,共軍對大陳島港內船隻的攻擊,與後來的一江山戰役,不無關聯,共軍可能想藉破壞船隻,阻止大陳島增援一江山,由於大陳島受到共軍空襲威脅,從台灣派來此地的海軍艦艇,不在港內停泊,多改在大陳島外停泊,以避開共軍空襲。
美國務院檔案記載著1月19日12時45分,中方由外交部長葉公超、駐美大使顧維鈞代表,美方有國務卿杜勒斯,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中國科科長馬康衛。葉公超說,關於大陳島的問題,他奉命向杜勒斯提出,從軍事觀點看,這些外島在沒有外援下,國府軍隊無法防守,國府無法獨力防守這些外島,但這不單單只是軍事問題,還有其他重要的考量,所以有些問題必須就教於杜勒斯
,國府不希望給人留下印象,國府不願意防守,撤出軍隊。
葉公超解釋,這會讓自由中國的敵人,又像過去攻擊國府一樣,指責國府害怕打仗,只要碰到對手,立刻丟下武器投降。國府藉著證明展現戰鬥意志,去改變這種形象,金門自1949年以來,遭受多次共軍攻擊,成功打退共軍,擊斃8000共軍,俘虜7000共軍。
大陳守軍決意戰鬥到底,但如果他們必須撤退,事前必須有詳盡的規畫,減少對心理層面的傷害。
在共軍對一江山發動攻擊後,情勢變得緊張,國務院見完台灣方面的官員,馬上就見駐美英國大使,因為英國始終拿國府控制的大陸沿海外島問題找麻煩,英國認為這些外島會挑發戰爭,要求國府自外島撤軍,雙方在3時15分碰面,杜勒斯與英國駐美大使馬金斯,羅伯森,歐洲科長莫成德四人。杜勒斯說,美國已經採取穩定局勢的行動,他已經與葉公超見過,下午還要會面,敦促國府自大陳島撤軍。
下午3時45分,葉公超、顧維鈞、杜勒斯,羅柏森、馬康衛繼續會談。杜勒斯轉達,如果中方同意之下,艾森豪總統願意提出建議,撤退大陳時,美軍提供海空掩護。美國將宣布在目前情況下,等待聯合國採取適當行動前,美國將與中華民國合作,確保金門的安全。經過數月的考慮後,將在聯合國安理會堆動聯合國應該採取行動,要求中共與其他國家停止在這些外島鄰近區域的軍事行動。
杜勒斯認為,保衛金門的宣布,有助於抵消部分因為大陳撤退對士氣的不良影響,這代表了重新調整,將中國政府的部隊集中,可以達到一個比較能夠防守的地位。杜勒斯說,美國政府認為國府控制金門是有必要的,金門可遏制廈門港,廈門如果讓共黨有效的使用,就會是共產黨用來進犯台灣的理想跳板。
至於馬祖,杜勒斯認為,國府必須考慮是否要守住馬祖,他強烈的建議撤出馬祖,可以在撤退大陳時,一併撤出馬祖。如果國府仍要防衛馬祖,最後還是會被攻下的,美國無法對馬祖提供掩護,馬祖的地理位置,是無法防守的,中國軍隊可集中平均配置在台灣、澎湖、金門等地,其他的外島都會使國府軍隊過度延伸。把主要的軍隊困在這些石頭堆上,實在沒有意義。
葉公超問,這是根據美國總統的命令完成,而不是根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來。杜勒斯說,是的。葉公超允諾盡快與國內聯繫美國政府的提議,希望美國暫時對這件事情盡量保密。
幾天後,1月22日,葉公超、顧維鈞、羅柏森、馬康衛四人碰面,顧維鈞將蔣中正的電報內容摘要,告訴羅柏森,蔣中正同意正式接受美國保護大陳撤退,以及共同防衛金門與馬祖的提議,中國政府勉為其難接受這個提議,是因為考慮到從大陳撤退是無法接受的選擇,卻是唯一的選擇。不過,中美雙方仍有些歧異,蔣中正希望美國公開宣布協防金門與馬祖,但羅柏森認為,杜勒斯沒有同意公開宣布防衛金馬,艾森豪總統是要國會授權在台灣地區使用武力,美國不希望把行動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島嶼。
大陳島的撤退行動是在2月8日展開,進展順利,2月10日,國安會會議當中,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說明,大陳撤退行動在良好天氣配合下,進行得非常順利成功,在一周之內可以完成撤退任務,有一架美軍飛機被擊落,這架飛機是在大霧當中迷失方向,在大陸上空降低高度時,遭到共軍20防空炮擊中著火迫降,到當時為止,沒有共軍飛機出現在撤退行動當中。雷德福表示,有報告稱看到一個潛望鏡,但是現場的官兵不認為有遭到潛艦攻擊的危險。
不過,撤退過程是否真如雷德福那樣輕鬆,蔣中正的英文秘書沈錡的日記在1955年3月9日記載,葉公超約吃飯,飯後副參謀總長余伯泉來聊天,余伯泉說,大陳撤守,原由美方建議,撤守的行動,也是中美合作,我方曾將作戰計畫完全交與美方,美方卻沒有正式將他們的計畫交給我們,後來我們想別的辦法,取得了他們的計畫,才知道美國艦隊帶有原子彈頭,可能這是他們不願我們知道的原因。
大陳撤出後,金馬已是台灣地區距離大陸最近的兩個島嶼,協防問題各方關切,3月19日,美國紐約時報社長薩茲柏格到高雄西子灣訪問蔣中正,對於大陳撤退問題,蔣中正說,如果金馬外島問題尚未解決,我們不會自大陳撤退。薩茲柏格問蔣中正,是否因為美國答應協防金馬,所以才自大陳撤退,蔣中正說,是的,但這一點請嚴守秘密。蔣中正也告訴薩茲柏格,在金馬問題上,國府的態度是必守不撤。
至於金門情勢有多嚴重,根據沈錡回憶,1955年4月29日,沈錡與葉公超家中會談,葉公超引述余伯泉的說法,如果不用原子武器,金門恐怕只能守三天到七天,中共必將採取下列步驟,先試探美國反應,接著大舉空襲及砲轟,使我海空軍無法支援,即可以將金門孤立起來,最後駐軍可能投降。這與後來的八二三砲戰情況類似,但蔣中正反對對大陸使用原子武器。
美方從未明言協防金馬,也不同意國府要求公開中美雙方默契,蔣中正雖然把美方協防金馬的態度向美國有影響力的報紙透露,到了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金門遭受猛烈砲火攻擊,當時美方雖然極力支持國府,但是對於美軍可能與共軍發生衝突,國務院還是多所顧忌,約束美軍行動,這也是美軍護航中國海軍運補金門的時候,總是只在金門外海,而不靠近。美軍與共軍因為國府控制的外島發生衝突,進而可能讓美蘇雙方捲入大戰,始終是美國的政治顧忌。

美國為了保護台灣人決定不推翻中華民國|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因內戰失敗,1949年12月遷台,即使兩岸隔著海峽,國府仍不能安穩,一方面台灣內部剛剛經過二二八事件,台人不滿情緒還未平復,一方面美國對於如何處置國府,舉棋不定,台北的美國外交官曾與主張台獨的台灣人團體密謀,與國府親美將領合作,推翻國府統治,但是6月韓戰爆發後,國際局勢轉變,原本美國陰謀發動政變推翻國府,美國外交官建議國務院要明白對國府表示,美國不會推翻中國政府,態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無非是擔心政變造成台灣局勢不穩,從而有利共軍渡海攻擊台灣,影響美國在亞太的利益。
共軍攻陷南京時,美國駐華大使館並未隨國府遷移廣州,甚至國府遷台後,美國大使也沒有到台灣,台北當時僅是領事館地位,總領事都跑掉了,留下一個對國府非常不友善的代辦師樞安(Strong)。當時領事館不斷對外散播撤僑訊息,認為國府撐不到1950年6月。
國史館出版「中美協防」第二輯當中,收有外交部美洲司司長陳岱礎與師樞安的談話紀錄,當時蔣中正仍沒有復行視事,他的身分只是國民黨總裁,但這份公文仍由外交部經總裁辦公室主任黃少谷,呈送給蔣中正閱覽。當時是1950年1月9日,國府剛剛遷到台灣,情勢岌岌可危,師樞安告訴陳岱礎,美僑目前在台無撤離必要,但台灣經濟情況再惡化,台灣內部勢必發生問題,屆時將有全部撤離的必要。師樞安對台灣局勢仍甚悲觀,他批評國府當局政治方面,居高位者不能精誠合作,腐敗依舊。經濟方面,台灣現供養60萬軍隊,台灣之資源,無論如何無能維持此一龐大軍隊,現在台灣以變賣資產為補救,最近售出房屋150萬元,此一辦法,絕非長久之策。軍事方面,高級將領仍舊意見不同,各自為政。台灣目前為僅存的基地,軍事政治經濟倘無徹底改革,實為重大危機。
當時杜魯門總統派無任所大使傑塞普到台灣了解實地情況,師樞安提醒國府,他聽說國府已經安排黃仁霖,在傑塞普抵達後,將其包圍,使其無法自由支配時間,這種作法極不恰當,他將以電報告知國府的這項計畫,並安排傑塞普居住在大使館,方便他接觸其他各方人士。傑塞普在1月16日見到了台灣省主席吳國楨,根據國務院的解密檔案,吳國楨對傑塞普提出了三項台灣改革主張,政治、經濟、軍事改革,幾乎與師樞安提出的改革主張一樣,吳國楨甚至挑明了說,台灣應該放棄回到大陸的想法,要改為防衛台灣。
師樞安與吳國楨同時間都談相同的改革標的,吳國楨也常被國府內部批評過於親美,吳國楨過激的言行,果然後來惹出了不少麻煩,也迫使他最後流亡美國,但台灣當局難免懷疑吳國楨幕後有美國操弄的陰影存在。
從現實來看,美國重視的是台灣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台灣當局,國史館的資料當中,有助美大使顧維鈞在1月26發回台北的電文,說明美國國防部在國會說明台灣問題,美國軍方稱台灣對美國防具有軍略重要關係,但不主張派兵占領台灣。2月10日,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的電報,說明美國政府的態度是,台灣應使不入敵手,但如因政治關係,不得不放棄,則應於戰爭開始時,集中陸海空軍力量,一鼓而奪取之。7月4日,韓戰爆發不久,美國的態度更無明確,何世禮此時已經接任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他從東京發回台北電報,稱麥克阿瑟保證絕不干犯我主權,請蔣中正總統放心。
傑塞普到台北時,身為蔣中正幕僚的周宏濤,在日記留下一段外交部長葉公超與傑塞普會面時,與師樞安的對話,葉公超說,關於台灣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態度,有一種觀察是缺乏事實根據,近日貴國人是傳言台灣居民企圖推翻政府。師樞安反問,部長所謂美國人士傳說,是否指美國官方。周宏濤認為這是師樞安漏了口風,才會對葉公超提到台灣人推翻政府的說法特別敏感。
副總統陳誠在1950年2月27日日記有一段內容提到,須注意美國人欲分化政府與人民。陳誠沒有具體指名究竟是哪位美國派駐台灣的官員,在分化政府與人民,不過,美國始終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視為一種人,來自大陸的外省人,又是另一種人,把雙方的關係經常解釋為一方支配另一方,故常有組織台灣人,協助台灣人向國府爭取權益的舉動,美國發展台灣人組織的舉動,就被陳誠認為是分化,然而就算美國並無分化之意,美國也是不經意之間,介入了中國的內政問題。
美國在韓戰前,對於台灣地位有過混亂的階段,才會出現一下子主張不要占領台灣,一會又說要拿下台灣,然後又說不干犯中華民國主權。造成美國這種意見混亂,無非因為美國曾經主張在二戰之後,中國政府還沒有完成與日本政府簽署中日和約之前,認為台灣的主權地位仍不能完全歸屬於中國,美國基於二戰同盟國的立場,美國對台灣有剩餘主權的主張,所以有將台灣交由聯合國或美國託管的意見,主要著眼台灣在太平洋地理位置居於日本與菲律賓間的戰略地位考量,認為台灣若淪為共黨控制,不利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
無論對台灣問題哪種方式的處理,又會牽涉到與中共政治外交關係的開展,讓台灣自生自滅,不介入,以免觸怒中共,有助拉攏中共,與新中國開展外交關係。但韓戰後的國際局勢,與共產圈的對立已然形成,在與中共對立之下,自然需要借助台灣的地理位置,牽制中共,圍堵大陸。
美國始終是以其自身利益為優先考慮,師樞安對外交部建議國府應該推動改革,美國國務院也關切國府的改革能否落實,因為這很可能與台灣未來的生存有很大關係,師樞安在1950年7月20日給國務卿一份列為機密(confidential)的電報,裡面再次提到了他對台灣改革的主張,這個已經比較原先政治、經濟、軍事改革更為清晰的主張。
在韓戰的背景下,師樞安認為,任何美國政府督促中國政府改革措施的努力,都必須與中國政府在廣泛的台灣事務方面,一起全面展開,或者必須能夠肯定的保證,為了台灣人的利益,美國不打算推翻中國政府,也不會挑戰台灣當局,並且鼓勵台灣人與中國政府合作。
師樞安對國務院提出了八項涉及台灣改革的主張,一,外省人與本省人要公平分配與收繳稅收。二,雖然中國政府現在侷限於台灣,由於台灣人承擔最多的負擔,台灣人在全國事務方面應該有更多的表達意見的機會。三,允許台灣人保衛台灣的權利,並且要擴大這個權利。四,被外省人欺負的本省人,應該要給他們追索的方法。五,藉由能夠保護告密者提供消息的管道,消除外省籍官員的壓榨。六,反對政府的措施與支持共產主義,必須區分看待。七,消除那些彼此競爭的不同秘密警察團體。八,淨化警察與司法體系,必須完成這些目標。不能任意逮捕,只有警察可以逮捕,秘密警察不可以逮捕。必須立刻通知家屬,人犯的所在,並在沒有勒索金錢下,提供人犯每日必須生活用品。對於被逮捕的人,必須立刻宣布罪名。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由一般法庭公開審判,而非軍事法庭。被告可以有律師。被拘留的環境清潔狀況,不可以太過傷害健康,不可以刑求。家屬有追索權,或是雇主可以取得訊息,或是提出抗議時,不會遭到報復。
一個國家必須對另一個國家保證不會推翻這個國家,真是很有特別的敘述,而且還是宣稱以基於保護台灣人的立場,美國不會推翻中國政府,這段話有幾點可以釐清,美國似乎將大陸與台灣分開看待,是用台灣被大陸外省人統治的觀點分析問題,師樞安的觀點更隱含著,外省人欺壓本省人,這正是陳誠所批評的美國人分化政府與民間。更是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到底美國外交官在想些什麼,才會說出美國為了台灣人的利益,不會推翻中國政府。不過,美國對於國府在台灣改革壓力,幾乎是無一日不間斷,即使到了美國要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夕,蔣經國總統仍不忘在發給宋美齡的電報當中,告訴宋美齡他要推動改革。然而,無論美國政府態度如何,美國對台的任何選擇,其實都只是美國自身利益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