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府曾考慮成立外籍兵團打內戰|高靖

文/高靖
國共內戰後期,國府軍隊兵敗如山倒,共軍所向披靡,國府為了挽回頹勢,行政院長閻錫山要招募10萬人外國人傭兵部隊,與共軍作戰,代總統李宗仁還找上美國人,拜託美國政府出錢,運用這些錢收買共軍部隊。國府面對政治與軍事的失敗,不僅沒有檢討內戰成因,不肯面對國府遭人詬病的貪污腐化,卻打算運用外國人進行內戰,還要用金錢收買對方,這些想法最後在美國不願提供援助下,都沒有辦法實現。李宗仁看內戰無以為繼,積極運作逃往美國,不聽閻錫山勸阻,假借醫療名義,從香港逃往美國。

閻錫山在抗戰勝利後,擔任山西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掌握山西軍政大權。國共內戰後期,共軍包圍太原,閻錫山丟下其他人,自己搭飛機逃出,共軍渡長江,攻入首都南京後,行政院遷廣州,閻錫山到廣州就任行政院長。

面對國府在內戰的頹勢,閻錫山突發奇想,籌組外國傭兵,招募外國人打自己人。1949年7月25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當中表示,閻錫山要成立外籍兵團與航空志願隊,協助國府打內戰。根據閻錫山的規畫,要成立一個10萬人兵力的外籍兵團,成員來自世界各國,許多人也都表達願意協助的態度。特別的是,曾經擔任過蔣中正總統個人保鑣的德國人史坦尼斯,也表達可以在德國提供協助。

1950年代,法國在越南奠邊府遭到越盟軍隊包圍時,當時被圍的法國外籍兵團,其中就有二戰時期的德國黨衛軍成員。納粹軍人從事傭兵任務,與共黨軍隊作戰,原來在國共內戰時,國府也曾經思考過。對於閻錫山的外籍兵團計畫,美國大使館稱,代總統李宗仁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都表示認可的態度。但是關於要如何招募,預算多少,部隊編裝與組織等等問題,都還沒有具體的方案,所需費用需要外國的財證支持。

閻錫山還提出成立國際航空志願隊的計畫,這個航空志願隊包含166架飛機,其中150架由美國戰後的剩餘物資取得,約價值200萬美元,其中包括轟炸機、戰鬥機、觀測機等,另外15架運輸機,希望由陳納德免費提供,當時陳納德經營民航空運隊CAT,轄下有運輸機。這支航空傭兵部隊約要招募1300位外國飛行員與機員,2000位中國人,付給傭兵的薪水、航空燃料、零件等開銷,每個月需要100萬美元,按照閻錫山的想法,這支部隊只聽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的指揮,不用聽國防部與空軍的指揮,真是很奇怪的設計。

國府急病亂投醫,代總統李宗仁的幕僚,突發奇想,跑去美國,找上國務院,要美方幫忙出錢,收買共軍部隊當中過去被俘或者譁變的國府軍隊。

根據國務院的歷史檔案,代總統李宗仁的顧問甘介侯,1949年7月跑去美國,透過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的安排下,拜訪國務院。甘介侯宣稱,當時全部共軍部隊當中有接近一半的共軍軍隊,不是投誠的國府軍隊,就是被俘的國府軍隊,現在沒有誘因讓他們回到國府軍隊陣營,因為國府沒有辦法提出適當的條件,如果能夠發銀元給國府軍隊,這些過去效忠國府的軍隊,看到這種情況,就會脫離共軍,重返國府陣營。

甘介侯向美方遊說,希望美方同意動用經濟援助的經費,收買共軍部隊,如果美方不同意這個方案,他希望能夠請求美國給予貸款,讓國府可以採購生產銀元,這筆貸款將在日後償還。

從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看來,美國國務卿艾契遜當面拒絕了甘介侯動用美國經濟援助款項的建議。艾契遜表示,他曾經與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討論過有關動用美國援助款項採購白銀的事情,那時已經明白的表明這樣使用經濟援助款是不可能的。

徐蚌會戰後,蔣中正總統引退,中樞無人,雖有代總統李宗仁,但國府內派系紛雜,文武官員不能齊心,短短幾個月行政院長從孫科、何應欽,閻錫山,政府首長更迭,美國軍援中斷,經濟失序,各地人心不安,導致軍事上,國府軍隊無力抵抗,節節敗退,共軍渡過長江後,南京、上海接連丟失,1949年10月23日,金門島戰雲密布,共軍集結大軍進攻金門,這時的李宗仁,卻透過幕僚向美方傳話,要美方出兵占領台灣,身為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將自己的國土拱手讓人,可見得當時國府決策已經毫無章法。

師樞安23日發給國務院電報稱,李宗仁希望台灣落在友善國家手上,總比被中共拿去好,而且中共又被蘇聯控制。李希望中美共管台灣,如果美國不願意,也可以單獨占領台灣,美國對台灣的道德義務,就是要讓台灣免於共黨的控制。

李宗仁是代總統,卻要美國占領台灣,表面上是為了反共,其實是反對蔣中正。李宗仁明知蔣中正已在台灣成立總裁辦公室,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台灣的軍事防衛由孫立人負責,卻仍找上美國,要求美國出兵占領台灣,因為反蔣,可以向外國出賣自己的國家,李宗仁真是毀了自己一世的英名。

李宗仁不僅向美國出賣台灣,也準備逃亡美國。李宗仁透過幕僚傳達,希望美國邀請他出訪,李宗仁其實是準備流亡美國,但要保全面子,才希望美國發出邀請,李宗仁也表明,如果美國不邀請他出訪,他還是會以醫療名義,自行前往美國。

師樞安在1949年10月23日有電報向國務院報告,李宗仁要求美國邀請他出訪,爭取美國的援助。師樞安稱,李宗仁表明如果美國不發出邀請,他仍然會以醫療名義前往美國,訪美期間仍會向美國政府爭取對華援助。

美國國務院對於李宗仁想要到美國的想法,經過反覆思考後,給予李宗仁的答案,等於是潑了李宗仁一桶冷水,美國國務院通知重慶的美國領事館代辦師樞安,轉告李宗仁,在這個關鍵時刻,同意李宗仁訪問美國,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因此美國政府不能負責安排他這次訪問美國。10月26日,國務卿艾契遜給師樞安的電報說明,不同意邀請李宗仁訪美,因為這樣作,會讓外界誤會李宗仁逃往美國,或者讓外界誤會美國將擴大給國民黨政府軍事援助。

李宗仁見美國不支持國府打內戰,索性離開中國,跑去香港,準備逃亡。師樞安在11月25日從香港給國務院的電報轉述了國府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說法,葉公超稱,李宗仁一到香港,就要求他與美國聯繫訪美事宜,但他在沒有事先與重慶方面行政院溝通後,拒絕幫李宗仁協調訪美事宜。

李宗仁向外交部長葉公超施壓,要求葉公超向美國傳達訪美要求,葉公超覺得不對勁,向已經遷往重慶的行政院請示,行政院長閻錫山反對李宗仁在國家危亂時出國,當時閻錫山表示,如果李宗仁有醫療需求,政府可以把美國醫生請到中國,幫李宗仁看病,閻錫山請葉公超勸說李宗仁回到重慶。中國政府希望美國國務院延後同意李宗仁訪美,但美方認為他們沒有立場如此決定。葉公超仍不放棄說服美國,葉公超表示,至少希望國務院不要鼓勵李宗仁訪美。

面對國內的反對意見與美國的低調,李宗仁仍執意赴美,按照葉公超對美國大使館的說法,李宗仁打算到美國後,辭去他的中華民國代總統的職位,行政院的態度是,李宗仁應該在國內請辭代總統,請辭後的李宗仁要去美國,就與中華民國政府無關。

由於李宗仁一家逃亡美國,但並非家族成員都有護照,葉公超甚至拖延了發給李宗仁家人護照的時間,李宗仁最後仍就以醫療名義赴美,對於李宗仁訪美,美國提供了必要的旅行協助。李宗仁在美國寓居多年後,又回到了中國大陸,與李宗仁同屬國民黨內桂系的白崇禧,則是在國共內戰全面瓦解後,逃往台灣,最後客死台灣。

蔡總統的阿Q新問卷|李祖舜

文/李祖舜

用空洞的詞彙來唬弄台灣人民與國際社會,果然是蔡英文總統的強項。

蔡總統透過媒體專訪,向對岸拋出了「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的「三新主張」,還同步喊出「兩岸需要有一些結構性的合作關係」的論述。

先撇開了無新意的「三新論」不談,看看「結構性合作關係」這個由蔡英文所創出的兩岸關係新語彙。顯然,蔡英文在就任週年前拋出這個新名詞的目的,是想向國人宣示蔡政府在兩岸互動上的主體性,也想向對岸拋出兩岸合作的橄欖枝。

但是,不知是刻意製造模糊,還是根本不知該如何詮釋,蔡總統硬是沒有說清楚,她心裡想的「結構性合作關係」究竟是什麼意思?而且,蔡英文玩了一個很糟糕、很失策的文字遊戲,用了「結構性」這個空洞的概念,向對岸叫陣想搞合作關係。

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外行人光從字面推敲,肯定很難搞懂蔡總統所指的「結構性」是個什麼東西。這種用語,一如蔡英文以往面對兩岸僵局,總是想用一些華麗而空洞的文字裝飾堆砌,而刻意迴避對岸在意的敏感爭議焦點,場面話說的看似很漂亮週到,但就是讓人覺得「心虛」、「空心」。

而如果要充內行、以大膽假設去解讀蔡英文所想談兩岸合作關係的「結構性」,說的是所謂的「國際組織參與」,那顯然也是一顆不折不扣的空包彈。對岸自始就緊咬了蔡政府承認「九二共識」這四個字,做為兩岸關係化冰的唯一條件,蔡英文不改其志的始終閃躲,無論是如何拐彎抹角地解釋、圓話,就是不肯定正面回應。老共丟出來快一年的一張考卷,蔡英文至今不肯答完交卷,還想要丟出新考卷給對岸解答,其下場恐怕也只能「自嗨自爽」而已。

即將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WHA),台灣至今仍未接獲主辦單位的邀請函,連蔡政府都已坦承情勢極不樂觀,如果如蔡英文所說,今年參與WHA的事情是個重要的指標,那蔡政府更應該為了我方參與這項重要的國際衛生會議、創造一些正面有利的氛圍,而不是在手上根本沒有任何籌碼的情況下,還向對岸撂狠話,揚言如果去不成就會讓兩岸關係受到重傷害。

顯然,這一年來老共對蔡英文已經失去耐性,從聽其言、觀其行的階段逐步走向孤立、邊緣化台灣的老路子,去年台灣沒法受邀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ICAO)就早已釋出警訊,再看看這一年來兩岸關係漸凍的發展走向,如今就算無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也算不得什麼讓人意外的重傷害了。

對岸究竟會如何解讀回應蔡英文所喊出的「結構性合作關係」,目前還有待觀察,但很顯然的,蔡英文必須先好好地向國人交待,她所期待的「結構性合作關係」究竟是個什麼內涵?還有,台灣究竟究能有什麼條件對大陸喊出這個模糊、怪異的新詞。

看看這一年的兩岸關係發展的「結構」,從兩岸官方中斷熱線電話到兩岸兩會停止交流互動,就連個前民進黨黨工在大陸被捕失蹤至今超過四十天,蔡政府都還摸不清人在何方,在這種讓人民失望的兩岸關係倒退結構下,蔡政府還奢言要求兩岸間能創造「結構性合作關係」,如果不是癡人說夢,就是錯估情勢。

距離五二○就職週年還有兩個星期,蔡英文可千萬別傻到認為自己光靠個空洞無趣的「三新主張」,就能爭取到兩岸關係化冰的契機,否則,接下來會收到的來自對岸的就職週年賀禮,可不就是那張還沒答完的考卷,而是一張新戰書了

*本文作者為媒體工作者

原文刊登於YesMediea

一年來,台獨的發展進程|鄒秦

文/鄒秦(自由作家)
從2016年五二0蔡英文就任總統以來,兩岸關係丕變。一年來,大陸方面始終以民進黨政府拒絕答題,未接受「一個中國」為由拒絕官方往來,連原本扮演白手套角色的海基會、海協會之間也停止了交流,形同虛設。

但另一方面,由於台海情勢日趨緊張,大陸內部以武力解決統一問題的聲音甚囂塵上,為了避免過度激化大陸對台的民意趨向與決策路徑,民進黨政府在國安丶外交及大陸政策上,一直是小心翼翼、審慎將事,以免橫生枝節,使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

過去這一年,簡單來說,兩岸格局是從「冷和」走向「冷對抗」,從法理台獨轉向文化台獨。

民進黨政府進行「冷對抗」政策的具體表現,是在教育丶文化丶媒體與宣傳等部門;其中最明顯的一項政策,就是積極培養「天然獨」,堅持文化台獨理念,並企圖徹底割裂台海兩岸的文化丶歷史丶信仰與政治傳承。其中具體措施包括:修改教科書的中華史觀丶強調排他性的臺灣認同;堅持「台灣是台灣」丶「中國是中國」,兩不相涉;否認「台灣話是閩南語」、「台灣人是中國人」;而且由主張台獨的大法官帶頭,公開否定中華民國憲法、拒斥孫中山先生的國父地位和憲政權威。進一步,還要伺機廢除五權憲法,落實台獨法制化的既定使命。

另一方面,則是縱容激烈的暴力份子,推倒和淩遲孫丶蔣等人的銅像和雕塑。而支持台獨的民意代表,也提出了更換新台幣上國父像的主張,徹底落實「去中國化」丶變更象徵符號的激進訴求。

除了推動文化台獨,割裂兩岸文化與政治紐帶外,民進黨政府還積極推動「選擇性的轉型正義」。新成立的黨產委員會,藉整頓國民黨黨產之名,將公權力之手伸進政黨的內部,其目的在徹底割裂中華民國的歷史傳承丶否定一九四九年政府遷台以來為安定政局丶保障國家安全與民眾福祉所做的一切貢獻與努力。民進黨政府經由「財政斷炊」與「文化革命」這兩條路線,堅壁清野丶釜底抽薪,將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一網打盡,以奠定台獨政權永續執政的物質與文化基礎。

在推動「選擇性的轉型正義」之後,台獨議程將進入嶄新的另一階段,推動司法改革丶主張廢除五院制丶並整肅獨立機關考試院和監察院,目前皆已陸續展開。其中,在司法國是會議方面,近來因黒箱作業丶所託非人,遇到了一定的阻力,民進黨政府必將戮力排除這一切障礙。

從文化台獨到轉型正義,再從轉型正義到司法改革與年金改革,乃至進一步對監察院和考試院的攻伐與整肅,台獨議程正經歷著快速內政化與法制化的新紀元,而且進展十分迅迅。但這一切的努力,卻正面臨美國總統川普「變臉外交」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中國夢」戰略的雙向夾擊。如果中美雙方在朝核與其他問題上合作,並拒絕蔡英文等的進一步接觸,甚至決定聯手共管臺灣,制裁台獨,改變從「冷和」走向「冷對抗」的局面,則必將使這一切台獨建制化的努力面嚴重頓挫。基於此,近期中美關係的發展與東亞安全情勢的變遷,將是台獨能否持續推動下去的關鍵所在。

川普與兩岸關係(二)|宦國蒼

川普與兩岸關係(二)

文/宦國蒼

上一篇觀察談的是川普的整體外交戰略對中美及台海兩岸關係的影響。這一篇談談所謂的“台灣因素”。台灣政黨輪換後的兩岸關係的走向如何? 民進黨回朝將近一年了。掌握了立法院的2/3席位,加上二年前地方選舉所改變的台灣政治地圖,說它目前取得了對台灣政局的絕對話語權並不為過。在這樣的局勢下,台灣政治局勢的發展自然成為直接影響兩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而引人注目。同時,這一動向也將直接影響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穩定,安全與和平。不言而喻,川普入主白宮為美國對華政策增加了一些變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兩岸關係。

過去三,四十年間,兩岸關係發生了許多極為重要的,甚至帶根本性的變化。首先,兩岸之間的經濟融合有了長足的發展。大陸的經濟改革,發展和開放為台灣企業界提供了充足的低價勞動力和越來越重要的,迅速增長的市場,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的外部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看,兩岸關係具有相當實在和堅實的經濟利益的基礎。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大陸的發展和開放已經在多方面迅速地縮小的兩岸之間的各種經濟差距,並且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台灣,而台灣企業在大陸這個市場上對歐美和大陸同行的相對競爭優勢也隨之削弱。

以福建省為例。2016年,福建的GDP的總值超過台灣的75%。但是,其增長率卻為6.8%,幾乎是台灣的五倍。換言之,三,四年之後,福建的經濟體量將會與台灣相似,雖然其某些關鍵產業如金融,高科技,互聯網,醫療等產業,市場機制的成熟性,經濟結構的國際化尚有一些較大差距。目前,福建省的經濟體量在大陸省市中排名第十。從整體看,今天的大陸經濟對台灣基本上沒有依賴性,而出口導向占相當高比例的台灣經濟對大陸市場卻有較高程度的依賴性。但是,在今天的大陸,多數台灣的企業已經不再具備過去30年的技術,管理和資本優勢,能夠利用大陸的各種優惠政策,廉價勞動力,既降低自己的競爭成本,擴大對海外市場的加工出口,又“攻城略地”,開發和占領大陸市場。究其原因,除了兩岸經濟實力消長和經濟體制,結構的變化之外,整個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變化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1980年代末,筆者在德意志銀行美國投行部服務時做過一項研究,比較美國,歐洲(主要為英,法,德),日本和當時的”四小龍“的企業界對產業的研究和開發的投入。結果是美國企業界的投入相當於其稅前收入的9%,歐洲為5%左右,日本不到3%, 而“四小龍”卻不到1%。加上在各國政府的各種投入(包括稅務刺激和引導),資本市場的成熟度與效率,以及企業,創業文化與教育體制方面的差異,今天的美國經濟能夠繼續領先世界潮流,而日本,歐洲,“四小龍”多年來經濟成長與結構調整乏力應該毫不意外(雖然香港是個例外,因為其經濟結構與大陸的關係相當特殊)。筆者一直認為,經濟學們普遍忽視使日本經濟陷入二,三十年零增長或負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在世界經濟中喪失了自己的相對競爭優勢。同樣的分析也可以用在“四小龍”上。

近年來,台灣企業也在開發東南亞市場(越南,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地)有所進展。但是,這些國家的市場寬度與深度,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政府政策與法規,文化語言)等方面與大陸相差甚遠,而大陸的企業也在那裡開拓,競爭。台灣企業在那些國家中的競爭優勢並不大,而且當地市場的容量也有限。換言之,東南亞市場可以作為台灣經濟對大陸市場的一個補充,但作為替代卻相當不現實。民進黨政府不對台灣產業的各種內外特點做具體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卻用政治考量來制定這類不著邊際的“經濟政策”最多是“口惠而實不至”。更何況,它並不掌握足夠的財政和政治資源以鋪貼和支持企業“南進”。

如何使兩岸經貿關係在動態的新形勢和格局下能有持續的發展,將成為對兩岸整體關係的基石是一個重要的挑戰。從北京的角度看,這一現實問題實質是如何在兩岸經濟格局與結構不斷變化,經貿關係消長的動態中開拓,發展和夯實具有共同經濟利益的領域,使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經濟基礎更加結實。

民進黨政府面臨如何調正經濟結構,加速金融改革,回答“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這一永恆不變的考題。至少在目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台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大陸的市場(巨額貿易出超),勞動力(主要是台灣企業在大陸的運作),以及越來越重要的大陸資本(包括台灣企業在大陸獲得的資本)。此外,一個“相安無事”的兩岸關係對台灣的經濟和資本市場的穩定極為重要,而一個動蕩的,或高度緊張,對峙甚至是衝突的兩岸關係對大陸的經濟影響不會太大,但卻會較大地衝擊台灣的整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金融和房地產市場。屆時,資本市場和經濟大幅度動蕩,下降,資本外逃加劇應該不是叢人聽聞。這些都是民進黨政府“繞不過去”的現實挑戰。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政治因素引發的經濟和市場衝擊並不是包括華盛頓和東京等外部力量所能夠解決和緩和的,因為資本追求的是利潤,市場規避的是風險,更何況台灣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而外部的政治力量既不會也無法在經濟層面來幫助台灣。另一方面,兩岸之間一旦對抗,甚至衝突,對大陸經濟和市場的影響這要小得多,而大陸針對這樣的危機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承受能力卻要高得多。

從正面看,政治領袖們面對的是如何控制自己政策的經濟成本。從負面看,則是政治學中關於競爭,對峙或衝突的雙方對損失,甚至破壞的“承受力”。不言而喻,這不見得是一個“零和博弈”。傳統的政治學中的各種理論如“邊界”,“囚犯假設”均有其“度”的限制,而力量對比和制約力量釋放和收縮的決策機制是決定雙方或各方對量和質的判斷和執行。

其次,經濟基礎並不完全決定上層建築,雖然它會極大地影響上層建築,更何況還有決策制度的差異,以及決策者們的所謂個人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因素。當然,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在兩岸關係的動態發展上也不例外。所以,只靠開拓共同的經濟利益來維護和發展兩岸關係是不夠的。更何況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從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中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樣的。總的看來,1978年至今,兩岸之間從戰爭,對抗到緩和,交流,並且開拓和擴展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一直到逐步建立,調整和完善“游戲規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期間自然免不了一些間段性地波折甚至倒退,特別是民進黨執政後的各種做法。這個過程也是兩岸內部的各自發展,消長和整個國際環境變遷的結果。

在此期間,北京的對台政策的方向清楚,一貫性,持續性和穩定性很強,受其內部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小。發生變化的只是務實主義的成分和力度。迅速增長的經濟實力和不斷加強的國際地位導致北京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現實主義,自信心和氣度大大加強。這就是從制定統一的時間表到確定“九二共識”為兩岸關係的基礎的變化的基本原因。畢竟,北京相信時間是在自己一邊。與台灣不同的是,兩岸關係的變動對北京的政局變化影響不大,對大陸的經濟發展不僅影響甚微,而且北京一直在對台灣企業提供各種政策和非政策的支持。

台灣的情況則相當不同。台灣的內部政治發展對其“大陸政策”的影響極大。從李登輝的“兩國論”到政黨輪換後的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再到國民黨回朝後馬英九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反對台獨,可以說是波瀾不斷。兩岸關係不僅一直是台灣內部政治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側面,而且對其政局的走向影響頗大。這裡有其歷史,文化,社會和政治原因, 也有經濟因素。

十六年前,陳水扁上台時也曾經令人耳目一新:一個出身貧寒,靠自己苦讀打拼,畢業於台灣最好的台灣大學,成為一名著名律師,卻又能犧牲自己,“仗義”為反對黨領袖出庭辯護,後來又成為民選台北市長,並且政績,口碑均不錯。但是,執政八年,陳水扁政府在金融改革,經濟結構調整等關鍵民生領域中乏善可陳,而其加劇兩岸對立,衝突的做法卻對本來增長不快的台灣經濟和市場雪上添霜。應該說,除了陳水扁本身的貪腐之外,經濟低迷,市場動蕩,年輕一代就業困難等基本社會挑戰和企圖改變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是導致八年前政黨輪換,國民黨回朝的主要原因。“民以食為天”。在一個經濟形勢嚴峻的社會中,如果執政黨無心無力處理,解決緊迫的“民生”問題,卻將本來不緊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作為自己的“頭等大事”來抓,不能不說是“不務正業”和本末倒置。更何況,如前所述,緊張的兩岸關係會加劇本來停滯不前的台灣經濟與市場的惡化。

任何一個靠選票上台的政治領袖和執政黨都面臨上台後如何兌現自己在選戰前或選戰中提出的各種競選口號的挑戰。在此,重新執政的民進黨也不例外。”你到底要是麼?”這一斯芬克斯的命題是繞不過去的。而古希腊神話編擬者們沒有挑明的下一句話是“你願意為你的選擇付出什麼代價?”與她的前任一樣,蔡英文面臨的各種挑戰包括經濟增長,調整,改革,島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青年一代的各種訴求(當然不能忽略的超過12%的青年失業率),兩岸關係及其對台灣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北京,台北和華盛頓三角關係的演變,等等。

目前看來,蔡英文面臨的選擇無非是或者以經濟增長,改革和社會穩定為主要政策目標,以求有所建樹,爭取長期執政;或者以改變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和“游戲規則”為其主要政策目標,“吃政治飯”。如果是前者,她應該維持和改善兩岸關係,降低其對兩岸關係和“大陸政策”在台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從國民黨政府的立場大踏步倒退。如果是後者,她就會成為一個“政治內閣”,以挑動兩岸緊張,加劇兩岸競爭,甚至衝突為其執政的主線,希望以此爭取選民,特別是本省籍的選民的支持。問題在於,如果經濟繼續萎靡不振,失業率高居不下,“政治飯”能喂飽選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選民嗎?

另一方面,在過去八年兩岸之間“相安無事”地條件下,對台政策也不見得是北京諸多重大政策問題中的最需要急需考慮,處理的優先問題。但是,如果兩岸關係的基本結構和方向發生重大變化的話,北京會調整其政策重點(priorities)。畢竟,對台政策是北京的整個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利益”之一。一個也許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回朝後的民進黨是否要通過自己的行為使得台灣再度成為北京所有內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蔡英文上台之後,兩岸之間在軍備和外交兩個領域之競賽,競爭,博弈的加劇,以至對峙,衝突已經成為現實。在這兩個領域,台灣不會是贏家。原因很簡單:在經濟和科技的實力,軍事力量,國際地位等所有方面台灣都處劣勢,不僅空間狹窄,而且與大陸的差距愈來愈大。民進黨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期望在華盛頓和東京與北京的矛盾,博弈,甚至可能的衝突的夾縫中尋找可以利用的機會。在這盤大棋中,台灣沒有主動權,自主權,而必須指望川普改弦更張,確定北京為其主要戰略目標,全面對抗,然後從中“漁利”。問題在於,川普是否會為了民進黨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訴求而與北京翻臉,全面對抗?還是為了華盛頓自己的利益將台北當一枚棋子或棄子來用?

在上一篇觀察中筆者說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極為動蕩的世界局勢。這種動蕩包括經濟,政治,安全,文化/宗教,並且正在衝擊冷戰結束後的非定型的國際體系。從全球角度看,川普面臨的全球局勢是三大板塊:一個戰火紛飛,動蕩不已的伊斯蘭世界,一個十分不穩定的歐洲包括與軍事力量可以與美國匹敵的,地緣政治上直接與歐盟/北約對峙和對抗的俄羅斯, 和一個相對穩定的亞洲。在這種情況下,川普如果將對華政策提升為其諸多對外政策中需要迫切考慮和處理的優先,然後使本來相對穩定的亞太地區變得因為中美對抗而高度動蕩,對他的全球戰略有利嗎?他有必要讓兩岸關係成一個新的,甚至更大的地區性“熱點”嗎?“單邊主義”作為一個口號提出來十多年了。作為一個戰略卻無法兌現。退一步講,一旦實現它的話,華盛頓將要同時與莫斯科,伊斯蘭世界(這可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熱點”)和北京對抗。成本與效益將會如何?商人總統川普應該算的清楚這筆賬。

目前看來,由於近二十年來的兩岸經濟,軍事力量的消長和北京在全球國際體系中的影響力的長足增長,台北在華盛頓的牌局中早已不是一張所謂的對付北京的“王牌”。對現代軍事運作和戰略均衡來說,“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已經不再重要,更何況這張“牌”還有其自己的小算盤和“個性”。如果說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北京處於“文革”的內亂不已的情況下可以在兩岸之間做出其戰略選擇的話,川普會願意為台北單方面改變兩岸“相安無事”的局面而與北京翻臉,甚至對抗,導致整個亞太地區的動蕩嗎?目前的亞太地區基本穩定,連劍拔弩張朝鮮半島也沒有失控。改變該地區的均衡與穩定對華盛頓有利嗎?不見得。“Don’t try to fix it if not broken”—別去試圖改變和修復一個沒有損壞的(均衡)。在國際關係中,利益永遠大於理念,更何況民進黨的“台獨”訴求與華盛頓的全球和地區戰略利益均掛不上鉤。

退一萬步說,即使華盛頓想重新啟用那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也不會是因為它支持所謂的台灣的“民意”,而是意味著它與北京的雙邊關係走向全面對抗和衝突。如果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真的發生對抗或軍事衝突,甚至戰爭(雖然筆者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發生)的話,在現代軍事技術和手段的條件下,台灣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備受打擊的軍事基地而已。在這種極端的假設下,台北有必要跳上華盛頓的戰車上去嗎?這符合台灣多數老百姓的利益嗎?第七艦隊的保護當然不是免費的午餐。台北必須支付的代價之一就是在華盛頓-北京關係沒有重大衝突的條件下不“制造麻煩”,改變兩岸關係的基本的架構和現狀。這一點華盛頓(包括川普在內的幾屆政府)應該早已對台灣兩黨的領導人說得相當直白。

回過頭來說“九二共識”。從北京與馬英九政府的各種解釋,說明來看,這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維持兩岸之間關係的現狀與基本架構和“游戲規則”。這一點與華盛頓的一貫立場沒有矛盾,並且有利於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如果蔡英文要改變兩岸關係目前的現狀與基本架構的話,那麼人們有理由期待北京的強烈反應,兩岸關係從“相安無事”到全面對抗。屆時,民進黨政府能獲得台灣內部多數選民的支持嗎?在國際上,川普和美國國會願意願意為民進黨的這一政治訴求“拔刀相助”,犧牲亞太地區的穩定或相對穩定嗎?

在內部政治方面,執政並且控制立法會的民進黨對國民黨采取了一些“斷其命脈”,趕盡殺絕的措施,以求鞏固自己執政基礎,以期長久掌權。這些措施會在一定程度上繼續削弱國民黨的經濟和政治資源。但是,現代媒體,資訊的迅速發展,以及社會對其的依賴與互動已經改變了包括選舉在內的政治程序的許多特點。至少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川普的獲勝不是依靠共和黨的領導階層,組織機器和“黨員群眾”,而是成功地利用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以致撕裂。民進黨三年之後能否繼續執政不在於國民黨是否能再次“強大”起來,而在於民進黨的基本政策是否符合台灣多數選民的利益,是否能改善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如果經濟繼續停滯不前,甚至因為兩岸關係惡化而江河日下的話,三年後選戰重開,民進黨還能否會有一年前的優勢?不見得。在國民黨組織式微的情況下,也不能排除沒有政黨機器支撐的獨立候選人“揭竿而起”,振臂一呼而萬應的可能性。

陳水扁執政的後四年對台灣政治生態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說明了政治訴求與意識形態並不是政治領袖們可以任性意淫的玩具,也不是其可以左右民意的“免費午餐”。對多數台灣選民來說,在國際環境沒有重大變化的前提下,對經濟增長停滯,結構升級困難,金融改革滯後的關心仍然遠勝於對“統”,“獨”之類的政治問題的考慮。在特定的形勢下,政治家們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引導,甚至左右“民意”,然後加以利用的例子歷史上比比皆是,今後也不會少。但是,形勢永遠比人強。“英雄”造時勢的時效永遠不會比時勢造“英雄”長。“時來天地皆協力”的後一句是“運去英雄不自由”。“群眾運動”不僅有其各種成本,而且有其相對,甚至絕對獨立的自主生命。一個社會,特別是一個開放的,具有相當教育水平和民主機制的社會的多數人的中長期的實際利益要麼左右政治領導人的政策立場,要麼更換政治領導人,如果不是更換政府的話。古人所謂的“載舟覆舟”之說即為此意。

目前看來,川普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確定自己的全球戰略,包括其對亞太地區和中國的戰略。在這個過程中,將要在白宮裡“邊學邊干”的他除了要“補課”之外,還必須協調自己外交,國防,安全和經濟班底的各種利益和傾向,以及美國的各個相關政府機構和利益集團。當然,美國主要盟國的利益和立場也會影響其看法和做法。但是,他和他的團隊需要算的幾筆大帳應該不復雜。說到底了,華盛頓需要掂量的最關鍵問題是,如果因為自己的政策導致目前相對平穩的亞太地區和台海兩岸關係變的動蕩,成為一個地區衝突的熱點,時候符合自己的全球戰略利益?

從不久前在“冬季白宮”海湖莊園舉行的“習特會”傳出的信息來看,川普沒有改弦更張,背棄華盛頓執行了40多年的,以“一個中國”為基調和框架的對兩岸關係政策。在這個意義上,民進黨的主政者如果將自己的“大陸政策”都放在川普會與北京對抗的預期或假設上,以期“漁利”的話,則至少在下述三點上是算錯帳的:第一,現實主義的川普目前的全球戰略包含與北京的合作。第二,那些號稱能斡旋於川普的“大內中樞”的掮客們的實際影響不僅有限,而且“短命”。第三,及時中美關係再度緊張,甚至對抗,對台灣說來與其說是可以“漁利”,不如說是會成為被殃及的“魚池”。執政者如此短見,最後倒霉的還是蒼生黎民。

在這種大格局下,蔡英文政府的政策選擇的確非常有限:在川普已經采取步驟改善與北京的關係的情況下,如果不回到“九二共識”這個基本框架下來的話,兩岸關係只會繼續“冷凍”,如果不是惡化的話,而華盛頓只會袖手旁觀。如果采取主動挑釁北京的話,會被華盛頓視為一個自討沒趣的“麻煩制造者”。說到底了,在台灣目前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態中,沉迷在意識形態導向的“大陸政策”的框框中既不識時務,又無濟於“事”。畢竟,去年台灣大選期間,大多數選民並沒有認同和支持兩岸關係的大幅度倒退和高度緊張,甚至對抗,因為它既不具備可操作性,又不符合台灣大多數選民的根本利益。

 

美國利益搞出了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高靖

文/高靖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國共雙方爆發內戰,國府撤退台灣以來,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論,在幾十年過去仍然有人提起,也不斷被台灣的台獨運動奉為行動的合法基礎。1943年開羅會議後的開羅宣言,美英認可中國將在戰勝日本後,收回日本竊占中國的領土,台灣是其一。甚至早在開羅會議之前的1943年3月,宋子文與美國國務次卿威勒斯會談時,威勒斯明白告訴宋,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到了1945年初,羅斯福總統決定,日本投降後,台灣應該無條件歸還中國。

美國在羅斯福總統時期,對於台灣的主權歸屬,是非常清晰而不模糊的。從開羅宣言,到波茨坦宣言,都在在宣示了美英兩國的正式立場,日本戰敗簽署的降書,其中文字載明遵守波茨坦宣言,而波茨坦宣言又宣稱要履行開羅宣言。雖然台獨團體與某些日本政客認為日本降書非關台灣領土主權地位,但在中國政府看來,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再到遵守波茨坦宣言的日本降書,中國收回被日本過去占領的中國領土,毫無疑義。

各方基於不同的利益,對於中國有關台灣領土主權的看法,都有不同的解釋,但二戰後期,台灣主權未定在美國內部並非主流看法。不過,羅斯福總統1945年病逝後,副總統杜魯門繼位,情勢開始有所不同,主要是杜魯門的特使馬歇爾調停失敗,國共內戰爆發,杜魯門政府對於國府的政治與軍事能力,受到美國大使館內的親共勢力影響,多抱持負面評價,這股反國府勢力在二戰時已經存在,並不受羅斯福總統重視,杜魯門卻受其影響。

國府接收台灣後,1947年2月爆發二二八事件,國府在內戰先盛後衰,這些都讓美國擔憂台灣的未來。一方面,若是國府政治與軍事能力無法中共競爭,共軍就可能渡海犯台,占領台灣。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反映台灣人對國府不滿,為了穩定台灣社會,可能需要思考更替國府政府,由美國取而代之,或者交聯合國託管。

台灣主權地位未定大概有三方面的背景,一是法律因素,中國戰勝日本後,中日雙方沒有簽訂和約前,中國對台灣主權的法律定位不完備,這個看法在戰爭期間就已經存在。二是政治因素,二二八事件後,國府失人心,台灣獨立運動人士不滿國府,希望台灣交美國或聯合國託管。國府內戰失敗,可能讓共軍占領台灣,與其讓對美國不友善的共軍占領台灣,美方不如自己取而代之。
三是軍事因素,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韓戰後,杜魯門藉台灣主權未定這個論述,方便美國海軍巡弋台海,避免干預介入中國內戰。

兩任美國總統,對同一件事情,因為外在環境改變,前後政府看法就有所不同。其中,只有中日和約未簽,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這個客觀的事實,才有相當的論述基礎,因為內戰,中共建政,使得台灣的國府與北京的中共,都無法參與舊金山和約的簽署,雖然國府另與日方在台北簽署中日和約,但日本僅在條約中聲明放棄台灣主權,卻未言明將主權交予國府,這是日人狡詐,也是國府實力不如人的無奈。隨著中日和約的簽署,以及稍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國府控制台灣的事實,在冷戰的陰影下,至少已不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與挑戰。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黃紀男,積極遊說美方支持台灣獨立,將台灣脫離國府的統治。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當中,甚至有一封1949年10月收到的一封日文信,是台灣人寄到美國領事館,這封日文信反對國府與中共統治台灣,要求美國派兵占領與保護台灣,將國府軍隊驅逐出去。

曾任美國大使館副領事的葛超智,就是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加上對國府的偏見,曾大力主張台灣主權地位未定,應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許多美方人士主張美國取得台灣,也是在考量美國自身戰略利益下,要控制台灣,不讓中共獲得台灣的控制權,所以要鼓吹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這樣一來,原本不是主流的看法,隨著戰爭情勢的改變,也就受到注目。

有感於美方政策的轉變,1949年3月,擔任過外交部長的王世杰,在一場演說中表示,台灣是國土光復,不是軍事占領區,中國有決定的主權,馬關條約在1943年已失效,台灣是合法地回歸中國,在戰後由日本陸軍手上取得,他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直接獲間接對台灣的控制。

關於台灣主權地位,中美雙方始終有歧見,王世杰表達的看法,是中國普遍的認定,就是對日宣戰後,過去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一概都不承認,台灣割讓日本,就不在由中國政府認可。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日本降書,台灣當然是回到中國主權範圍。國府在戰後回到台灣後,立即將台灣人,都馬上由日本國籍,改為中國籍,可是這樣的做法,東京的盟軍總部並不認同,曾表達多方疑慮。

1949年4月,國務院國務卿媒體關係特別助理馬德蒙提到,如果我們能與日本簽和約,台灣的最終地位,必須由和約決定。國府內戰節節敗退,美國方面對台灣主權地位未定的論述,就更加的活躍。1949年6月,宋美齡從美國寫信給蔣介石,提醒蔣介石,美國將要占領台灣。當時蔣介石曾表達要死守台灣,不能將台灣交給盟國的看法。蔣介石在6月20日,請我方代表在日本東京盟軍總部對託管台灣的說法,表達無法接受。

台獨與美國政府搞台灣主權地位未定之外,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後,代總統李宗仁也主張中美共管台灣,或者由美國以征服權right of conquest的名義,拿下台灣。根據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在1949年10月22日告訴美國領事師樞安的說法,李宗仁寧願看到台灣在友善的國家手上,而不願見到中共拿到台灣。李宗仁向美國提議,中美雙方組成委員會統治台灣,如果美國不喜歡這各方式,也可以用征服權名義占領台灣。美國不用擔心如此沒有顧及開羅宣言的道德義務,美國的道德義務是保護台灣免於共黨統治。

李宗仁表面上是希望台灣免除共黨威脅,但當時國府的海空軍早已遷往台灣,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剛剛成立,中央銀行國庫的黃金也陸運運抵台灣,蔣介石對台灣的控制逐漸加強,李宗仁拉攏美國合作的提議,幕後其實是反蔣的政治操作,只有藉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藉美國除掉蔣介石,他才能運用台灣資源,與中共持續進行內戰。

杜魯門在1950年1月說,盟國接受中國統治台灣的事實。但這個說法的背景,一方面固然是蔣介石已經實質控制台灣,同時台灣已經派任親美的吳國楨,取代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美方信任的孫立人,雖不受國府大多數人信任,但也受到國府重用。這些變化,讓美方基於國府善意回應下,轉變對國府態度,另一方面,美國不分割中國領土,是對中國新政權共黨政府,有幻想,認為毛澤東可能成為亞洲的狄托,希望與毛澤東發展友善關係,可設法將中國拉到美國這邊,對抗蘇聯。

1950年6月韓戰爆發,杜魯門在6月27日演說,台灣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定後,與日本完成和平協定,或者由聯合國考量。杜魯門這時又把台灣自中國主權當中分離開來,主要是為了讓美軍介入台海,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才能到台海巡弋,而不會有干預中國內政的疑慮。不過,美軍介入台海,表面上協防台灣,免於中共軍事威脅,真正的目的,是防止蔣介石藉機反攻大陸,將韓戰擴大,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仍然是站在美國利益的考慮,而非中國的利益。

美國對於台灣主權地位的看法,從羅斯福肯定認為台灣無條件歸還中國,以及國務院的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到了戰後,轉變為必須用和約確定台灣的地位,其中的變化,有國共內戰,有國府失人心,有二二八事件,有韓戰爆發,圍堵中共,有美國亞太戰略利益的計算。但是真正能起作用的,還是美國自身利益的可量,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對其自身利益的評估,才真正影響了台灣主權的歸屬,冷戰時期圍堵共產圈,美國不在挑戰國府享有台灣的主權,雖然後來仍不斷有美方內部人士不斷提出質疑,華府與北京在1970年代開始接觸,美方不挑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主張,這一點才讓雙方積極開展關係。

從華府與北京的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甚至對台六項保證,美國都技巧地迴避台灣主權歸屬中國大陸,但也不明講台灣主權未定,僅認知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一個中國。1990年代柯林頓總統提出的新三不,仍是強化了一個中國,直到2017年的現在,新任川普總統提到檢討一中,許多人就有了不切實際的想像。不過,大家還是要冷靜想想,這一切論述的變化,無非是美國在其自身利益考量下,在不同環境採取不同的說法,重要的還是誰有實力完整地控制台灣,台灣的主權地位就是這個人的。

川普與兩岸關係(一)|宦國蒼

川普與兩岸關係(一)
文/宦國蒼

川普入主白宮近100天了。這位經歷與性格均為二戰以後最特殊的美國總統將會如何調整華盛頓的對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見仁見智,各種評論與說法均有。但是,最近在福羅裏達州海湖莊園舉行的“習特會”已經傳出了相當清楚的信息。在此,看看一些“繞不過去的”基本問題也許有幫助。這些基本問題是川普政府的政策變動的框框,雖然決策者們的個人“偏好”與互動,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動也是所謂的“自變量”。

首先,川普的所謂“全球戰略”是什麽?目前看來尚未完全定型。但是,從他和他團隊的各種說法來看,基本思路是“收縮型的”現實主義(realism),還不是擴張性的“全球主義”(globalism)和單邊主義。換言之,至少從他們迄今為止的各種言論來看,他們不認為華盛頓應該繼續扮演“理想”與現實、承諾與能力、成本與效益三不對稱的“世界警察”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他的總體思路是“新孤立主義”,即強調實際利益高於意識形態,維持而不是“任意”破壞現有的全球與地區均衡,以及重視得失比較。當然,川普的左右也有一些意識形態極右的政治家企圖影響或“綁架”其對外政策。這不奇怪。當年裏根與布什父子也都有過這樣的“圈子”。克林頓和奧巴馬的班子裏也有一些另一極端的意識形態導向的政客與官僚。不言而喻,人們也不能排除這些總統們自己的各種經歷和意識形態偏好對其政策取向的影響。川普也許會回到前任們的擴張主義老路上。但是,至少在中東與阿富汗等地“穿新鞋,走老路”的難度極大,成本極高,而“勝算”卻不大,雖然內政的需要和超級大國的“慣性”會使之不會輕易拋棄那些“雞肋”。

說到底了,前蘇聯解體之後,整個國際體系並沒有轉化成華盛頓一些戰略家們所希望的美國“一股獨大”的“單邊主義”結構,而是更加多元化。但是,20多年來,幾屆美國政府都一方面主導北約東擴和支持歐盟東擴,一方面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地打了幾場旨在改變當地政權和地區平衡的戰爭,加上推行“阿拉伯之春”,同時又要“重返亞洲”,維持和加強自己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效果如何呢?至少在前兩個領域,其政策的成本遠大於效益:一個基礎動搖的北約和動蕩不已的歐盟正面臨各種更加嚴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安全的挑戰;分崩離析和烽煙四起的伊斯蘭世界並沒有因為西方盟軍幹掉了薩達姆和卡紮菲,推翻了埃及等國家的政府而“更加民主”和“親西方”,反而因為派生出來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怖主義和難民潮而更加動蕩。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四個大國(埃及、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的內部局勢和對外關係的未來發展。上台不過百天,川普就已經“陷入”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麻煩”之中,難以自拔。

在亞太地區,“重返太平洋”(當然,美國是否“離開過”太平洋另作別論)與冷戰時期的“圍堵”前蘇聯的戰略構思相似,只不過西亞太地區的局勢還沒有發展到像上面兩個領域那樣動蕩和沖突,連北朝鮮那樣的“熱點”也都沒有完全“失控”。一個自然的問題是:川普是否希望亞太地區也由相對穩定走向動蕩與對抗,以至華盛頓需要開辟“第三條戰線”?這樣做的得失利弊如何? 山姆大叔或唐納德大叔“忙”得過來嗎?
川普的具體的對外戰略與政策是否已經定型?看來也未必。其原因無非是他本人需要“補課”,熟悉國際事務;他還在調整自己的班底;他的班底還需要時間與他本人磨合,以及相互磨合(包括與各個立法與行政機構——官僚機構之間的磨合);以及應對過渡期內的國際局勢和地區性問題以至沖突的變化。值得註意的是,主導他的對外和安全政策的班底或者是原來的將軍們,或者是缺乏對外政策經念的家族小圈子和商人。他的各種政策的不確定性,調整和定型(包括各種有意與無意的“意外”)的過程看來會覆雜和長一些。作為共和黨籍的總統,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保守,並且其班底中更保守者大有人在不奇怪。但是,至少從裏根開始,共和黨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總的說來以務實成分為主,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川普黃袍加身前後,烏克蘭和日本等國政府以各種方式吸引川普的註意力,企圖先入為主,“登記”自己的利益與立場,影響川普的政策方向。這些做法不見得的“管用”:大格局決定基本利益。“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更何況它們面對的是一位想法與立場多變,精於算計的商人總統呢。會哭的孩子也許有幾塊糖吃。川普派的糖會是免費的?吃完之後呢?過早地將自己綁上一部方向未定的戰車上的結果也許是成為第一輪“炮灰”。

這裏說幾句“民粹主義”。一些觀察家們認為川普當選是“民粹主義”對“精英主義”的勝利。這個判斷的依據是川普為華盛頓的“圈外”(outside of beltway)人,而他的“反精英(establishment)”主張得到許多“草根”的支持。然而,這個判斷的最大問題在於,川普的主要(人數)支持者為中低教育程度和收入的白人(美國中西部尤甚),而希拉裏的主要支持者也是美國中低教育程度和收入階層,只不過其中的少數民族選民的比重遠超前者而已。希拉裏的總票數略超過川普。我們現在能夠定義投希拉裏票的選民為“精英主義”的支持者嗎?如果不能的話,又如何定義這些占全部參加投票的選民1/2強的訴求和性質呢?是否要說是一種“民粹主義”對另一種“民粹主義”的較量呢?如果再看一看川普今天的執政團隊的話,其中又有多少人可以算“民粹主義”的代表呢?關於“民粹主義”的定義、概念和“理論”含混不清,“各取所需”,並且以此去套“現實”的話,的確難以自圓其說。

川普會改變大幅度美國對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兩個反問:他有這個必要嗎?以及他的“賬”算得過來嗎?從全球戰略的角度看,華盛頓目前需要同時面對三個以上的戰略挑戰(極為動蕩的伊斯蘭世界加上“反恐”,相當動蕩與失衡的歐洲,包括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沖突,和相對穩定的亞太地區的“再平衡”,包括離不開中國政府合作的朝鮮半島問題)。如果川普因為意識形態或實際利益的取舍而將對亞太地區(包括對華)的政策上升為其首要政策重點的話,對他需要立即面對的上述前兩個緊急的大挑戰有幫助嗎?或對他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和穩定歐洲有利嗎?答案看來是否定的。在目前的高度動蕩的歐洲與伊斯蘭世界的條件下,本來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和亞太地區走向動蕩符合美國目前的戰略利益嗎?未必。

在競選過程中,川普批評奧巴馬“隨意”改變一些伊斯蘭國家的政權和中東與近東的地區平衡而無力收場,成本(包括犧牲生命和全球恐怖主義蔓延,失控)遠高於“收益”,而且是挖了多個“無底洞”。 他關於中東政策的說法是不尋求改變當地的政權和地區平衡,並且願意與“一切”反恐力量合作。這應該是希望能收拾前面幾屆政府留下的幾個“爛攤子”的現實主義說法。問題在於這幾個“爛攤子”並不是那麽容易收拾的,而且還有新出現的“爛攤子”需要華盛頓繼續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並且獲得其他相關國家的理解和支持,包括在聯合國安理會內擁有否決票的北京的支持。
歐洲也是一樣。經濟動蕩、英國脫歐、嚴峻的難民潮和反恐局勢已經動搖了歐盟與北約的基礎。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沖突並不是一個短期現象,由一個普京的“老朋友”當國務卿就能化解的。歐洲的地緣政治結構和軍事力量的均衡決定了這種較量和沖突將是長期的。不然的話,前蘇聯解體之後,為什麽北約與歐盟都在繼續東擴呢?是因為所謂的“全球化”的理想嗎?當然未必。英國脫歐的政治含義是什麽?歐洲主要國家的首都和莫斯科看到的都是地緣政治結構的重大變動,而且這種變動還因為川普的一些政策而更加動蕩,更加不確定。

作為美國總統,川普是繞不開如何與歐洲盟國合作這一至關重要的戰略問題的。從目前的情況看,川普面臨的嚴重挑戰之一是北約其他國家對俄羅斯的立場與他差距不小。同時,歐洲大陸(包括東歐)的動蕩“方興未艾”,其與俄羅斯之間的博弈,較量,甚至沖突還會繼續,如果不是擴大和升級的話。不管川普如何想,華盛頓恐怕很難“獨善其身”,而不被卷入這樣覆雜的局面中去。畢竟,對於美國來說,歐洲的穩定是至關重要的。
戰略、安全和軍事上關於“假想敵”的定義(perception)首先要看的是對方的實力(capability),而不是它們的意圖(intention)或者領導人個性或偏好。原因很簡單:實力決定均衡和潛在威脅。從目前全球的戰略均勢上看,真正有軍事實力挑戰美國超級大國地位,並且在核軍備方面與之“不分仲伯”的還是俄羅斯。畢竟,美俄兩國擁有全世界90%以上的核武器和最先進的載運、防衛和第二次打擊手段。普京最近強調重建和加強俄羅斯的常規和戰略軍力與川普關於加大軍事開支,甚至重啟軍備競賽的言論也許是一種巧合。但是,這是有能力相互挑戰、對抗,甚至多次摧毀對方的頂級軍事強國的領導人的“肺腑之言”,而且已經和將要付諸實踐。至少從普京本人的一些言論來看,前蘇聯解體與俄羅斯淪為具有一流軍事實力的“二流大國”是刻骨銘心的。使俄羅斯再度“崛起”,成為超級大國應該是其戰略和政治目標。從這個角度看,歐洲的恐懼與川普前任們的擔心有其出處。

川普政府是否會和能夠大幅度改善與莫斯科的關係,然後將北京列為主要安全威脅和競爭對手?看來不容易。北京的戰略(這裏指的是第二次打擊能力)和常規能力還沒有達到全面挑戰和威脅美國本土安全的水平。從二戰結束到今天,華盛頓離不開“假想敵”過日子:前50年是前蘇聯,後20年曾經認為自己沒有對手,然後又回到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選擇“首要威脅”或者定義二者都是“首要威脅”,再加上伊斯蘭恐怖主義為主要打擊目標。在這方面,川普的選擇空間並不大,而關於他是“親俄派”的說法是需要證明的。更為重要的是,雖然貴為總統,他在決定對俄關系這樣的重大政策問題上卻受到許多內外因素的制約。川普在“習特會”期間下令空襲敘利亞政府軍,並且指責莫斯科有“連帶責任”是一個重要的佐證和轉折點。此外,川普大幅度增加軍費和提升軍事力量的計劃顯然與他改善與莫斯科關系的說法相矛盾。

亞太地區目前的“熱點”自然是朝鮮半島和南中國海。當然,還有急於想參與各種國際博弈的日本政府。朝鮮半島穩定的核心是平壤的核軍事力量的發展。在相關大國利益趨同、動作一致的情況下,這一棘手的問題並沒有完全失控,雖然不會在短期內得到解決。但是,莫斯科與北京的基本立場是“無核化”和長久的穩定,而漢城、華盛頓和東京的思路是“無核化”加上未來的“一體化”的小算盤。只要現階段的對峙與博弈沒有結果(沒有結果—維持現狀–常常也是一種“結果”),後面的變動就不會“不約而至”,引發朝鮮半島,以至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大動蕩,甚至戰爭。值得慶幸的是,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沒有理由認為各相關大國希望改變朝鮮半島的目前的均勢和穩定。川普雖然語言和行為均咄咄逼人,但要下令打先發制人的“第一槍”還並非易事:莫斯科與北京並沒有開綠燈(美俄關係已經逆轉),首爾內部的政治動蕩也沒有定論。更為重要的事,不僅開戰的風險(包括平壤已經有的核武器或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漏網”而報覆的風險)極高,而且引發整個東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大動蕩和沖突的可能性很難排除。退一萬步講,假定川普決定“單方面采取行動”攻擊平壤的話,沒有北京和莫斯科的“配合”他就能“凱歌高奏”,並且圓滿收拾另一個潘多拉盒子的“殘局”?不見得。

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的要點是“圍堵”北京,在北邊支撐日本,在南邊與東盟的一些成員組成“同盟”或合作,並且大力加強整個地區的軍力部署。效果如何?東京自然雀躍不已:傍上“大款”,有人撐腰,迅速擴軍和主動“出擊”的膽氣壯了不少。幾年前,安倍頭戴鋼盔,身穿迷彩服,乘坐裝甲車招搖過市的照片總算有了2.0新版本。對於安倍來說,相對緊張的國際局勢既有助於推銷自己的擴張性的對外政策,又能轉移國內民眾對經濟局勢長期低迷的不滿。“安倍經濟學”或他的“三支箭”本來不過是以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了無新意,對日本經濟喪失國際競爭力這一“大局”幫助甚微。在現代歷史上,靠窮兵黷武以“振興”經濟的最終結果都是相當可悲的。

對川普政府來說,東京“甘當馬前卒”有其價值,因為日本的軍事與經濟實力為亞洲第二,是一張有用的“小王牌”。但是,華盛頓與東京的政治與戰略利益並不完全一致。對川普來說,“遏制”或“圍堵”北京未來也許還是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但是,他還有其它更為緊迫的戰略目標,特別是反恐,伊斯蘭世界的動亂,歐洲的動蕩和與莫斯科的博弈。在應付這些更為緊迫的挑戰時,連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不是的日本基本幫不上忙。東京的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北京,並且它也不會為華盛頓的利益而與莫斯科直接對抗:不僅力不從心,而且與它力圖改變二戰後的國際次序和領土劃分的目標相沖突。在目前,這些戰略性差異還沒有影響到雙方在東北亞的主要利益。但是,如果華盛頓與莫斯科關係重趨緊張,甚至對抗的話,東京會繼續沖在前面嗎?如果華盛頓希望緩和與北京的關系的話,東京將如何應對?溫故而知新。東京對1971年“事後”獲知基辛格密訪北京後的尷尬與難堪應該“記憶猶新”。

南中國海的局勢一直是覆雜多變。但是,局勢也並沒有失控。東盟國家中希望美國加強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力量,與中國對峙者有之,漠不關心者有之,反對者也有之。究根問底,“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無非是領海爭端和力量均衡的變動而已。在二戰後的70多年中,東南亞各國的政治和對外關係之動蕩與變動幅度之大,之血腥,之覆雜,是同時期其他地區不多見的。這些動蕩與變動的根源之一是美-中-(前)蘇大三角關系之變動。直到中-(前)蘇關係緩和之後,該地區才逐步大體穩定下來。至少在目前,東南亞還沒有回到類似於20世紀60年代的動亂的跡象。
南中國海的一些領海/領土爭議由來已久。較大的軍事沖突是1974年的西沙之戰。彼時華盛頓急於脫身南越泥潭,並且與北京合作,采取相似的對付莫斯科立場,而河內志在統一,離不開北京的支持。越戰結束之後,控制中南半島的河內與莫斯科“結盟”,挑戰北京,後有中越邊境之戰。等到莫斯科內外交困,無暇顧及河內之時,華盛頓才有機會重新與河內“靠近”。河內加盟華盛頓和東京,靠後者們的力量與北京對抗,爭奪南中國海的領海/領土?也許可能。但是,這可不是一盤簡單的國際象棋。兩國之間還有陸地相鄰,而中越之間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相差甚遠。至少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華盛頓在中南半島支持自己的“盟友”的紀錄並不光彩。

至於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將華盛頓作為自己的安全保障並不奇怪。但是,它們不見得願意將自己綁在它的戰車上。領海/領土的爭端的解決方式很多。訴諸沒有執行力的國際法庭?“先聲奪人”而已。除非願意“借助”武力,並且為之付出相應的代價,不然的話最後還得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此外,東盟中一些國家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迅速也是整個地區穩定需要面臨的挑戰。擴展“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及變幻極快的各種“同盟”、準“同盟”,博弈與對抗。另外一點不變的是,南中國海的“客人們”來來去去,它的“主人們”卻必須永遠相處。

川普應該會“自上而下”(top-down)地重新定義華盛頓的全球利益、戰略要點(priorities),然後制定和執行相關的具體政策。他不可避免地會延續奧巴馬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因為許多“爛攤子”需要收拾,許多挑戰要面對和應付。從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至今為止的言論來看,他們還需要時間,包括相互溝通、磨合、切磋的時間和與其他國家與地區互動的時間。

我們的世界正在進入二戰以來最覆雜、最具不確定性、最動蕩,甚至最危險的時代。與幾場規模不一的區域性(朝鮮戰爭,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等)戰爭不同,我們面臨的是二戰後建立的全球國際體系,其次序和均衡正在發生重大的根本性變化。這些變化的核心是從原來的基本結構——美-(前)蘇兩極(包括各自的“陣營”)對抗到非等邊的美-(前)蘇-中“大三角”,再到一個基本多極的結構,雖然這個新的結構還在逐步定型之中。多極結構的不穩定性要比兩極和三角結構大得多,因為不同的國家力量之間力量消長和均衡發生了許多極為重要的變化,而它們之間的覆雜性和協調成本大大增加了,也因為利益和文化的博弈,沖突和對抗(亨廷頓)常常超出了現存的國際體系所能協調的範圍。

在這樣的國際大格局下,川普眼中的台北的潛在價值何在?這取決於他對世界大格局和美國面臨的各種挑戰的總的判斷,包括他對北京的看法。如果他認為莫斯科不再是挑戰和威脅,而是可以合作與“做生意”的“商業夥伴”,並且處理歐洲與中東難題時“順風順水”,他對北京會采取較為強硬的政策。這就包括雙邊貿易談判和南中國海的博弈,也包括他支持東京在與北京較勁。反之,雖然川普不見得會重新撿起尼克松的“聯中抗蘇”戰略。近幾周的發展說明,內外因素都使得他“回歸”到與莫斯科對峙和對抗的立場上去。在這種趨勢下,華盛頓同時與莫斯科和北京對抗卻不是一筆“效益大於成本的”,算得過來的帳。當然,所有這些都是幾個很大的、非常不確定的“如果”。在這盤動態的棋局中,台北是一枚“棋子”,也可以是一枚“棄子”。它有討價還價的短期價值,卻沒有多大的戰略價值。理由很簡單:兩岸關係的重大變動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導致整個亞太地區的大動蕩和大沖突。都說川普商業基因頗濃,精明多變。我們拭目以待,看他在上述世界大格局下如何盤算海峽兩岸力量均衡以及中美關係這筆大帳。

美中高層對話台灣緊張|高靖

每次美國與中國舉行高層會談,台灣總是會緊張兮兮好ㄧ陣子,原因無他,台灣太仰賴美國在政治與軍事各方面的安全維護,自從國府在1949年從大陸廣州遷台,1950年韓戰爆發,美援到來,台灣在美國的協助下,度過很長時間的和平穩定。直到1978年12月,美國卡特總統決定放棄台灣,與北京發展關係正常化,後任的雷根總統,台灣曾經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能扭轉劣勢,未料,雷根不僅沒有幫忙台灣,還與大陸簽署八ㄧ七公報,傷害了台灣的重要安全維護。

因為這種慘痛的經驗,在台灣無論由誰執政,都擔心美中高層的會議,可能會出現對台灣不利的發展。1990年代柯林頓總統與當時的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會面時,柯林頓提出對台灣的新三不,大大打擊了台灣的李登輝政權。後來的小布希總統、歐巴馬總統與大陸領導人會面時,雖然沒有這類不利台灣的情況發生,但只要有會面,總是讓台灣神經緊繃。

這次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在就任不到100天的時間,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兩天的會面,雖然這本是正式的國是訪問,但對美中雙方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尤其川普競選時,對大陸批評很多,趁此機會,彼此培養和諧的氣氛,否則動輒惡言相向,雙方都承受不了可能發生的衝突。

川普曾對一個中國提出了可以檢討的主張,這一個論點馬上在台海兩岸引起波瀾。其實台灣的民進黨政府非常緊張,因為不知道究竟是更緊,或者是更鬆,而且如果這是可以談判的問題,台灣也可能在籌碼不足下,失去很多空間。從習川會的實際發展看來,台灣問題只有中方慣例地提出,美方並無新的回應。雖然看起來稀鬆平常,但其實這種情況已經慢慢地,把台灣問題放在美中共同對話的平台上,台灣問題由美中共管,已經在這一次又一次的雙方高層會面當中被落實。在相當程度上面,台灣想要倚賴美國,使得台灣在兩岸關係當中,可以更多迴旋空間,這個想法,可能已經不太容易實現了,因為美國仍然必須考量中方的態度。

在習川會前,台北當局慣常地請國務院重申台灣關係的基本架構,美方如反射動作一樣,馬上說明會依據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台北當局自己又多加上一個六項保證,這個六項保證並不是美方的正式文件或者條約,它是1982年雷根總統與中方簽署八一七公報前,先以口頭方面安撫台北當局的一份口述文件,三十多年的實際發展檢驗,美方的確依循這六個保證,但美方極少在官方發言中,提出六項保證這個東西,台灣當局始終希望這份口頭保證的文件,能夠成為美國公開政策發言的一部分,多年來都沒有成功。

八一七公報當時的台灣參謀總長是郝柏村,郝柏村在日記留下他對六項保證的看法,郝柏村認為,六項保證與雷根簽署的八一七公報精神是完全違反的。

八一七公報的成因,是雷根政府內部親中派系與其他派系鬥爭的成果,這份公報影響台灣最大的就是軍售,其次是兩岸談判。台灣與美國斷交後,仰賴美國供售武器,確保台灣足以對抗大陸共軍可能的攻擊。八一七公報限制美國對台軍售,要讓軍售中止,這一點會促使台灣可能落入大陸的軍事威脅。而這個軍售爭議,卻是在卡特政府時期,中美雙方談判建交時所留下來的問題,大陸方面雖然反對美台軍售,但為了趕快建交,加上卡特不讓步,中方只好擱置這個問題,留待雷根時期,找到了解決之道。但是美方決定八一七公報內涵後,很快就後悔了,所以在1982年5月以電傳方式文件,請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口述雷根總統的對台六項保證。

這個六項保證造成了美中台關係至少不會過度往中方傾斜,美國為了確立自己的自主空間,無意在軍售上設期限,也無意與中方先協商軍售項目。美國也不介入兩岸和談,台灣問題要兩岸中國人以和平方式解決,美國不介入台海問題,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美國也不支持大陸對台灣的主權。

在1980年代當時,美國不促談,緩和了台灣的壓力,美國持續供售武器,增強了台灣的生存意志。尤其在八一七公報的同時,大陸透過廖承志寫信給蔣經國,主張兩岸和談。美國表態中立,這一點讓台灣吃下了定心丸,沒有在當時與大陸開始和談對話,這個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可能只能讓歷史評斷了。當時台灣當局不願意與大陸對話,大陸釋放國共內戰時期的戰俘,以及多年來在大陸上空被擊落的偵查機飛行員,或是被逮捕的情報人員,台灣當局都不同意接納這些人,就是6116不想與大陸有任何接觸。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希望利用六項保證,一是確保軍售的持續,一是提醒美國不促談的立場,尤其對台灣主權問題的歸屬,更是要凸顯美國不支持大陸的主張。但是六項保證,不能單一來看,要與八一七公報一起考量,雖然兩者是互斥的,雷根當時曾向大陸方面表達,美國不會採用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主張,這話雖是說給大陸當局聽的,仍然是美國的基本立場,也就是回到一個中國上面。但是民進黨政權,並不接納一個中國。美國即使不施壓台灣談判,但美國也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不會讓台灣自中國分裂出去。

李潔明曾經提到,把軍售質量與限制,與台海情勢聯在一起,是美國與大陸妥協的可能性。證諸幾十年來的發展,美台軍售的確與台海情勢相關,小布希總統時代突然出現的潛艦售案,最後無疾而終,因為這在當時就是個錯誤,所以才會被提出,然而事實上.,美國從政治角度的考慮,並不認為台海情勢的情況,台灣需要潛艦。1980年代,台灣透過自製研發與對非美國管道開發軍售機會,在某方面也讓美國逐漸讓步,同意出售高性能戰機,使得台灣在1990年時代獲得F-16戰機。

習川會一度讓台灣擔心台灣議題會因為檢討一個中國,變成是兩人談判桌上的議題,最後沒有出現,台灣問題沒有出現,可能是雙方已有默契與共識,也可能是互有歧見。可是台北當局沒有任何可以鬆懈的地方,從美中三公報當中,台灣問題都在其中,可見得台灣問在中美關係當中占有很大份量。經過了過去幾十年來的實踐,美中雙方領導人無論怎麼談,他們的論點,都會影響到往後的台灣生存。柯林頓的新三不,讓台灣的外交困局加重,持續到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川普雖未與習近平提出任何承諾,但台灣的外交處境從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又開始惡化,美國即使有心相助,也是愛莫能助。畢竟一個中國的限制不是川普一句話可以改變,中美雙方有太多問題要協調,美國為了台灣問題犧牲更多利益,那已經超乎我們想像之外。台灣只能設法讓自己不要變成別人的籌碼,因為無論情況如何發展,都不會是民進黨政府所樂見的。

文化中國與振興中華──閤評網發刊詞

自從 2016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女士就職以來,台海關係急劇降溫,支持藍營的台商受到抹黑打壓,兩岸交換的陸生大幅度減少,赴台觀光旅遊的陸客更是嚴重下滑,負責推動兩岸關係的大陸委員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更是形同虛設;兩岸的對話與交流已經瀕臨瓦解!

在對內政策上,民進黨政府為了徹底打垮失去政權的中國國民黨,積極推動文化台獨丶階級鬥爭與價值解構,藉轉型正義之名去中反華,加速培養所謂天然獨;並推動同性婚姻與所謂多元成家,顛覆傳統倫理與家庭價值。接下來,則是反孔丶去孫丶批蔣丶鬥爭退休軍公教人員,並鼓勵太陽花學運等份子以「公民不服從」之名打警察、佔領官署。到了年底,大眾媒體投票選出「苦」字,描繪過去這一年;而留給蔡女士的則是另一個字──「拗」。痛苦卻還硬拗,這真不是一個愉快的年頭。

但是,年年難過年年過,日子總還是要撐下去。究竟如何才能有尊嚴、有意義的過日子,卻是智慧與耐性的考驗。在無奈的悲涼與持續的鬱悶中,我們回頭省思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和革命志士,面對滿清的腐化與顢頇,以及仍執迷於皇族改革的保皇派,毅然決然的提出了少年中國、振興中華的主張,同時也深深體會到只有「保中國,不保大清」,釐清國家與政權的分際,積極推動民主共和,才能真正救斯民於水火之中!

這不但凸顯了民族認同與政權效忠兩者間的分野,揭櫫了文化中國丶振興中華的理想,自此與捍衛滿清丶效忠王室的保皇黨人正式分道揚鑣,終於走向了共和革命的道路。同時他也喚醒國人,只有推翻專制丶恢復中華,建立民主,堅持國家尊嚴和人民福祉,才能挺立於世界,並主宰自身的國族命運!

而今,回到兩岸的現實脈絡,台獨反華勢力困獸猶鬥,而且還想建立所謂保防機制以整肅異己,徹底掌握五權,並以金權籠絡地方諸侯,徐圖永續執政。而曾經支持它的知識社群,面對威權政治幽靈的復返,大多數只能噤聲沈默以對,並坐視新的威權勢力君臨滋長。

但我們拒絕噤聲和沈默!我們的主張,是掌握孫中山先生在百年前號召少年中國丶振興中華的初衷,釐清國家與政權的分際,也就是要重構文化中國與振興中華的傳承與理想,爭取民主,拒斥台獨文革和綠色威權,也就是保中國、不保私心自用的政權!一方面,我們要維護中華文化的傳統丶人民的自主和人性的尊嚴;另一方面,則要以開放的襟懷、理性的思辨,深度的探索,面對變動不居的全球化世界。

閤評網成立的宗旨,就是要清楚的面對兩岸中華的歷史傳承與全球脈絡,推動全球中文評論工作者的廣泛交流和深度對話,並且揚棄島國思維、分離主義和殖民心態,理性的探索振興中華的具體出路。我們的立場是明揭而清晰的,那就是:兩岸和合丶深度對話、全球互聯,並以全球視野、推動文化中國的理念!

我們的作者群,大多數曾經在台丶澎丶金丶馬成長和唸書,並且在歐美接受知識洗禮和工作鍛練;我們期許自己,要能將眼光跨越台海兩岸和華文圏,而以全球中國人為共同訴諸標的。我們所提供的,是一個知識交流的平台,讓文化中國的理念,透過華文世界的互動網路,超越時空和地域的樊籬,展開實質的交流和對話;進而承接起孫中山先生和革命志士當年倡議少年中國的初衷,為振興中華丶兩岸和平與文化中國的理念而盡心盡力!

習川會可促使中國投資美國的綠能及環保產業|魏國彥

魏國彥/台灣大學地質系教授

習川會即將登場,兩人談什麼,怎麼談,表裡虛實,各方關切。

從川普政府最新發佈的二零一八年聯邦預算來看,其國防經費大幅上揚,而環保署被砍了三分之一,大氣海洋總署與國家自然基金也重創,砍掉的是環保執法、清潔能源、區域環境整治、全球暖化相關研究等經費,簡單的解讀就是:(1)川普不相信全球暖化、培育環境韌力那一套環保論述,(2)要大力開發美國境內的頁岩氣、頁岩油、煤礦,提升能源自產自足率,並達到能操縱世界能源市場價格的產能,(3)從而改變世界能源供需的地緣政治版圖,加強美國在中東不受要脅及其他地區的控制能力,打破蘇俄以供應天然氣專賣態而掌控東歐洲與中東的態勢。凡此種種,川普政權必須打破國內及國外的環保緊箍咒,就國內而言,他放寬開採自家各種能源的環境法規限制;就國際而言,美國必須收回成命,從歐巴馬簽訂執行「巴黎協定」的國際承諾撤退。

這樣的發展,川普希望得到中國的聲援。就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而言,中美兩國分別是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大哥別笑話老弟,大家就在聯合國裡顧左右而言他,別跟歐盟及海洋小島聯盟一個鼻孔出氣說什麼「全球暖化」,先把這兩年的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氣、煤炭)產能及連帶而來的經濟成長搞上去再說。川普急於塑造這個可能性,一兩年內經濟大幅成長,股市翻紅,就能帶來更多的民意支持,兩年後的期中選舉讓民主黨輸得服服貼貼,在共和黨保守派簇擁下洋洋自得,耀武揚威。目前,川普需要中國在這個議題上同情與瞭解,而醞釀這個「減緩減碳」,讓「暖化威脅論」消音的國際氛圍也有利中國持續經濟成長的大戰略,讓習近平在十九全後再造新一波的和平崛起勢頭。

美國能源與環保政策的改弦更張意味著石油業、煤礦業將增加產能,吸納資金;另方面,敲鑼打鼓多年的綠能產業,如生質燃料、太陽光能發電在兩年多來因為低原油價格已經奄奄一息,「巴黎協定」帶來的希望曇花一現,至此幾乎全面落空。甚至,美國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相關的全球變遷研究及替代能源開發育成也將斷炊。另方面,拜中國經濟成長、稅收豐收所賜,習近平帶領的團隊及掌握的國營企業「口袋很深」,我估計,場內場外,檯上檯下,會有眾多綠能產業及環保業捧著案子希望中方投資。

中方只要願意投資,面子裡子兩面光。面子而言,習主席重視環保,中國人願意為人類前途、永續發展砸下重金;就裡子而言,這對美國企業及美國政府不啻為雪中送炭,能博得尊敬與好感。長期而言,當中國經濟更上層樓後,終究要面對溫室氣體減排,及提升環保標準的問題,這個時候買進一批研發程度在世界前緣的公司與技術正是高瞻遠矚的佈局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