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越封閉 大陸應當越開放|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日前巴拿馬與台灣斷交,同時與大陸建交。台灣方面,蔡英文總統表示:「我要在此正告北京當局,為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台灣已經善盡一切責任,但北京這樣的做法,已經衝擊了兩岸穩定的現狀。」;陸委會也表示:「政府將調整兩岸政策,對大陸官員來台訪問,將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則表示:「大陸各省不管是搞情治、對台學術單位,在大陸整天發表對台不友善言論,說要統一、攻擊,講一些偏激又侮辱台灣的話,那為什麼要讓你來台灣?不友善的人為什麼還要讓他來?」

大陸方面,在與巴拿馬建交之後,媒體上未見高層有任何限縮兩岸交流的指示。不過從近期召開的多個兩岸學術交流會議來看,個別大陸地方上主管兩岸交流的部門,已經改採較為保守的態度;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受到了一定影響。

實際上,每一個國家都有「組織體」與「文明體」兩個層面,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組織體之間關係,它同時還是一種文明體之間的關係。由於文明經驗主要記錄在文明體之中,所以強調從文明體這個維度來理解像中國這種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新興國家來說,意義尤其重大。日本佔領台灣時期,不但有台灣同胞願意回到大陸生活,甚至有不少台灣精英主動到大陸參與對日抗戰;台灣同胞當時之所以不管身處在何種政治管制下,都認定中國就是祖國,這正是文明體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兩岸要能夠突破僵局,使兩岸之間能有更多的積極意義的操作空間;大陸當前的對台政策,可以在「組織體」維度「一個中國」政策毫不動搖的基礎上,從強化兩岸同胞所共享的同一文明體的維度著手。換言之,穩固兩岸人民間彼此間的內部關係,加強其黏稠度與相互依存的心理狀態,應當是兩岸關係的工作重點。

對台工作實際上可以從兩個層面展開,一個層面是對台灣政府,另一個層面是對台灣同胞。在政府層面交流暫時受阻時,大陸當局完全可以繞過台灣政府,直接將影響力落實在台灣同胞身上。大陸當局的對台政策不應當被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帶著跑。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表示:「大陸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不會因為台灣政局變化而變化。」習總書記的這句話,就是大陸對台工作最好的指導原則。

中國人不能僅僅在西方人構建的國際政治型態與法律規定中來思考兩岸關係發展的可能性。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僅將焦點放在政治或法律層面,也就是一直關注「組織體」意義上所講的「一個中國」,就有可能在「組織體」層面發生齟齬時,影響了兩岸關係仍可不斷深化的可能性,以及繼續從文明體這個維度上推展大量工作的機會。

換言之,不論組織體層面的統一進程推進順暢與否,都不應當影響文明體層面相關工作的開展。不管台灣當局對大陸採取何種限制性的措施;大陸當局都應當把握各種機會與渠道,不斷地深化與擴大與台灣各階層交流的成果。兩岸交流的機會與節奏的鑰匙,應當由有心促進兩岸統一的中國人來掌握,而不是交到有心將台灣帶往獨立的民進黨政府手上。如果台灣當局限縮與大陸的交流,大陸當局也隨之採取限縮與台灣交流的措施,那就完全正中民進黨政府的下懷,因為當大陸放棄了與台灣同胞直接交流的機會時,民進黨政府將迅速地遞補缺位,不請自來的在台灣同胞心中描繪大陸的樣貌,其後果可想而知。

通過文明體這個維度來凝結兩岸老百姓的心,是建立在兩岸同胞都是一家人的基礎上;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穩固,最重要的核心關鍵是在於「公平的分享」。盧梭、彌爾、費邊社等大師們的共同政治思想:「以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存在,並且意識到他們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員。」加上托克維爾所說的:「讓他們分享治理這個國家的權力。」就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捷徑。

本文已登載在《旺報》2017年6月23日,以及中時電子報

國安會神隱台灣外交如何正面迎戰|高靖

文/高靖
巴拿馬與北京建交後,中華民國喪失了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國,兩國關係多年來老早就是陷入低潮,只是台北方面不願意面對真相,民進黨政府的外交部長李大維,對於巴拿馬的外交失敗,感到非常的憤怒,李大維揚言要與中國大陸展開正面迎戰。李大維話說得悲壯,但是台北要如何與北京正面迎戰呢?僅僅憑李大維的外交部,又能夠如何正面迎戰,外交部之上的國家安全會議,在這次台北的外交挫敗後,完全不見半個人影,民進黨政府的國家安全體系看起來像是沒人掌控當家。

蔡英文原先的外交大戰略是新南向政策,李大維要正面迎戰,這與新南向到底如何釐清區分,或者這只是李大維講些場面話,沒有任何的意義呢?

巴拿馬斷交後,台北的總統府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出面大談台灣的外交危機,可是真正職司政府國家安全問題的總統幕僚機構國安會,卻沒有任何人出面說明政府應變,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像是失蹤了一樣,掌管政府國家安全政策的嚴德發,從未出面說明台灣當局將如何挽回外交局勢,如果李大維要正面迎戰,國安會又將如何協調政府所有資源,支援李大維的前線作戰,這些問題全部都沒有答案,看來國安會似乎是被架空,外交大權仍然由吳釗燮一手掌握,嚴德發不過是空殼國安會秘書長。

兩岸的外交戰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正面迎戰了,除了中國在聯合國的會籍爭奪戰,台北當局甚至使用暗殺的手段,阻遏北京參與萬隆會議,爭取亞洲與非洲許多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外交支持。1955年周恩來原本要從香港搭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前往萬隆,但是周恩來臨時改變行程,這班客機起飛後爆炸,因為台北當局派人滲透香港機場,在飛機上安置炸彈。當年雙方為了彼此生存,就是採取這樣的非常手段,只不過在冷戰時期,這種近乎恐怖攻擊的暗殺活動,因為彼此政治立場不同,受到了包容,與今日恐怖活動是萬國公罪的情況很不一樣。

台灣要與大陸正面迎戰,國際社會的外交戰,兩岸打了幾十年,也非始自今日,更不是巴拿馬斷交才有的。關係最重大的聯合國會籍,兩岸打到1971年10月,才見分曉。北京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合縱連橫,爭取到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台北當局只有美國的單方面支持,在國際上獲得的認同,越來越小,其實早在1961年聯大處理外蒙古入會案時,台北當局差點就要被趕出聯合國,外蒙案錯綜複雜,非洲茅利塔尼亞入聯,非洲國家多表支持,蘇聯以支持茅國換取非洲國家支持外蒙入會,這樣一來,又引起台北國府當局不滿,揚言反對,可是台北若反對,非洲國家將群起反對台北主張的中國會籍,最後台北只好讓步。

國際局勢的巨大轉變,並非台北單方面可以控制或者轉變,兩岸實力對比的落差,越來越大,1971年台北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前,美國已經開始與北京進行外交接觸,1972年尼克森訪美,緊接著日本與北京建交,美國在白宮水門案後,尼克森去職,美國與北京發展關係暫時放慢腳步,但是雙方仍然保持密切互動,1978年卡特總統主導與北京建交。自此,兩岸外交的多年正面迎戰,台北持續敗下陣來,吞下大國斷交苦果,台北的外交關係,已經沒有大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只剩下中南美、非、大洋洲等區域的部分小國承認中華民國。

蔣經國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任,這時台灣已在世界展現出強大的經貿實力,李登輝政府藉著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事件影響,國際社會普遍對北京政權抱持負面觀感,以及蘇聯瓦解,後冷戰時期的世界秩序重整之際,讓台灣又利用經貿資源,趁隙爭取到許多國際空間,兩岸外交戰的你來我往,在1990年代,台北當局雖然邦交國不多,但是在實質外交部分,仍有很大影響,在許多非邦交國開館,突破北京的封鎖,推動參與國際組織,國際社會講究的是存在,台北在亞銀、關貿總協、亞太經合會等非政治的專業經貿機構,爭取到許多空間。

1990年代可說是台灣外交前進的年代,1994年美國柯林頓政府檢討對台政策,對台關係有了很大的轉折,許多斷交時的政治限制慢慢解除,駐美代表處改名為TECRO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這比起原先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處要好多了。

1990年代,也是兩岸開始恢復接觸談判的年代,兩岸海基會、海協會成立,焦唐會談,辜汪會談等等接連登場,其中最重要,紛紛擾擾多年的,就是在1992年會談後的九二共識。

兩岸在1990年代以來,到現在二十多年的外交戰,各有勝負,但整體而言,台灣大約只能維持二十多國邦交的小康局面,但在巴拿馬斷交後,台灣失去了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國。

外交正面迎戰,需要的是整個政府的總體戰,譬如總統府國安會才有可能統籌所有的資源,變成強有力的拳頭,對外出擊。考量兩岸關係的變化,是不能迴避的問題,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都不可能不正視兩岸關係可能對台灣外交的影響。馬英九透過九二共識,改善兩岸關係,以迂迴的方式,爭取北京政治諒解之下,幫台灣爭取國際空間,並透過外交休兵主張,減緩了雙方外交爭奪戰的壓力,蔡英文政府因為主張台獨的緣故,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撕裂了兩岸關係,自然引發北京的猜忌與疑慮,外交上爆發台灣的斷交潮,就是北京加大力道的結果。

李大維談外交正面迎戰,很有悲壯的姿態,但是要如何迎戰,有多少力量可以正面迎戰,除了說些激勵士氣的話,李大維到底能夠拿什麼與北京正面迎戰呢?或者說,蔡英文政府如何能夠讓李大維可以與北京的外交戰,進行正面迎戰。蔡英文總統府的國安會秘書長,在巴拿馬的外交危機當中,從頭到尾,看不見人影,只有吳釗燮跑出來指著北京鼻子罵。

蔡英文既然執政了,那是要鬥智,而非鬥氣,顯然蔡英文還是走過去陳水扁的老路,選舉優先,實際的政策與做法,都拿不出來,所有的努力,都只要鞏固勝選的基礎就夠了。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是位職業軍人,即使在軍中,都不是最優秀的將領,當年台灣遭逢八八風災,嚴德發擔任台灣南部的陸軍八軍團指揮官,因為親身到前方指揮救災,當時馬英九總統因為救災不力,態度高傲,受到許多指責,馬英九特別對嚴德發的努力印象深刻,後來一路拔擢陸軍司令、國防部副部長,到了蔡英文總統任內,因為無人可用,嚴德發又被拔擢為參謀總長,國安會諮詢委員,最後成為國安會秘書長。

嚴德發因為欠缺自信,態度過於謹慎,造成表達能力不佳,不擅與人溝通,國安會秘書長需要與許多人溝通協調,這部分嚴德發比起前任吳釗燮那是相差甚大,比起國民黨時代的高華柱,他又少了能夠統御部會與軍方的強硬霸氣,蔡英文派任嚴德發這樣重要的職位,看起來只是要嚴德發長期任職軍中的經驗,協助推動台灣的軍事事務管理,吳釗燮身為總統府秘書長,大談台灣外交,也顯示這個本該負責管理總統府,以及與各政府機構協調一般事務的職位,才是蔡英文真正的核心幕僚。蔡英文的作法,似乎又回到過去蔣介石的時代,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遠遠勝過國安會的角色,李登輝就任總統後,將蔣經國留下的模式擴大,藉著國安會掌控國安局與其他情治系統,鞏固他在國民黨內奪權的實力。不過,蔡英文看來是遷就嚴德發的能力不足,讓吳釗燮分擔了部分國安會原有的角色。

李大維主張外交正面迎戰,他可能必須回過頭來看看,蔡英文政府究竟還能有多少資源供他正面迎戰。蔡英文2016年就任以來,念茲在茲的都是新南向政策,想要在台灣鄰近的東南亞,乃至南亞地區,這些地區因為戰略利益的問題,也是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透過新南向發展台灣外交影響力,其實也是在美中兩個大國國際牌局當中,不言而喻地靠向美方。黃志芳為了推動新南向,從總統府轉向外貿協會董事長,就是想利用經貿資源,拓展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台灣客觀條件與1980年代、199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黃志芳想要憑藉的台灣經貿力量,已無法與過去同日而語,所能造成影響力自然有限,但是對台灣內部來說,兩種不同的外交路線,可能就會有資源分配與政策協調的問題。

那麼,李大維的正面迎戰,與蔡英文的新南向,這兩者是否發生目標選擇上的衝突,或者資源無法同時供給兩種目標,或者兩者可以相輔相成,這類的問題都需要國安會評估研究,因為吳釗燮在總統府所轄機構,只是一般行政管理機構,不具備分析外交與兩岸問題的專業能力,嚴德發又不具備這方面問題的決策能力,到頭來,嚴德發很可能淪為會議主席的角色,並不能在蔡英文決策時參贊意見。

如此一來,李大維的正面迎戰,可能僅僅是口號,因為蔡英文政府不太可能捨新南向,而就外交正面迎戰,或者這個正面迎戰只能被框住在新南向的範圍當中,甚至新南向這類區域外交戰略棄而不用,回到過去陳水扁失敗的烽火外交路線。這些問題都只有國安會能夠回答,然而國安會到底哪裡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