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歷史置換記憶促動仇恨升高|高靖

文/高靖
 八田與一是台灣日據時代的水利工程師,在台灣南部農田水利,有很多的具體貢獻,後人感念他的建設,建立了銅像紀念他,這尊銅像最近被前新黨台北市議員李承龍砍斷,銅像斷頭,看似某些人不理性的行為,但是在全台各地都有異議人士亂砍蔣中正銅像的背景下,這是台灣社會仇恨對立升高的警訊,然而,這也是台灣在後蔣經國時期,包括李登輝、民進黨等不同政治勢力。持續推動否定台灣與大陸歷史關聯的政治操作後,必然產生的仇恨對立。
  這些否定兩岸歷史關係的政治操作,並沒有一個嚴密的政治日程表,但這些事件卻是逐步形成力量,經過近30年來的變化,蔡英文口中的天然獨,就是這樣產生的,即他們不是純粹政治意識形態的,不是因為信仰,選擇了台灣獨立,而是在記憶與認知上,被賦予了新的意義,理所當然的台灣獨立。
  蔣中正銅像遭破壞或者砍頭案例,多為年輕學生所為,部分亦有獨派團體,這其實就是對歷史記憶的顛覆。民進黨早在2000年到2008年,陳水扁擔任總統八年期間操作反蔣,不只是削除蔣中正在台灣的歷史地位,當時透過移除軍中的蔣中正銅像,就是要藉著打破蔣中正與軍隊的緊密歷史關係。
  不論你稱這支由大陸撤退台灣的軍隊是國民革命軍,或者國軍,這支軍隊的誕生,是起源於黃埔軍校的建立,黃埔軍校創校時期的校長,正是蔣中正,1920年代,蔣中正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身分,發動北伐,以武力對抗各地軍閥,追求中國統一。
  蔣中正是黃埔校長,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軍隊自然會建立銅像紀念,這是緬懷歷史,並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個人崇拜。黃埔軍校成立的背景,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成果,這樣的歷史背景,自然是民進黨急著要破除的。推動軍中反蔣,是要把軍隊與中國的歷史切斷,切斷歷史的軍隊,就成了十足的「台軍」,而不是有中國歷史意涵的國民革命軍與國軍。
  陳水扁清除了軍方營區內的蔣中正銅像後,最近幾年來,全台各地都有民間的蔣中正銅像遭到特定人士噴漆污衊,或者用暴力破壞,蔡英文政府並未有任何具體防止破壞的措施,而是默許這些破壞行為,台灣社會對於蔣中正銅像的破壞,看似毫無激烈反應,其實早自李登輝奪取國民黨領導權後,台灣社會當中就有一股不滿李登輝推動台獨的情緒,這些力量在各種政治事件下,偶爾會造成衝突,隨著近年蔣中正銅像遭到有系統地破壞後,民間醞釀的不滿情緒,造成李承龍砍去八田與一銅像的頭,這正是台灣民間對於去蔣化的偏激發展,爆發出來的另一種非理性的破壞行為。
  台灣現在對於日本殖民時代的50年光陰,始終有不尋常的美化與遺忘。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被過度美化,日本對中國的軍事壓迫與侵略,被刻意地從台灣歷史當中抹去。八田與一被吹捧起來,也是在這種特殊的意識形態背景下的產物。
  馬英九、吳敦義等人也曾經發動膜拜八田與一的政治行動,馬、吳的政治舉動,與民進黨推崇日本統治,出發點並不相同。馬英九與吳敦義,表面上看,是對開發台灣水利工程的工程師,表達後世感謝的心情。實質上,這是馬英九政權擔心日本誤解馬英九有仇日情結,這個爭議是民進黨人士在政治宣傳上的勝利,多多少少讓日人對馬英九另眼看待,馬英九為了把反日卸妝,才會藉著推崇幫助日本帝國殖民台灣的八田與一,一方面對日方表態,他對日本殖民台灣的肯定,也表達對日本親善的態度。另一方面,馬英九希望透過親日,拉攏台灣本省籍人士的認同,藉以擴大統治基礎。
  在台灣的特殊政治環境下,馬英九紀念八田與一是基於自私的政治盤算,而非誠實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的真相,民進黨亦然,不過,民進黨強調凸顯日人在台50年建設功績,卻刻意忽略國府遷台60多年以來,一樣對台灣發展有高度貢獻,甚至清朝在割讓台灣予日本之前,在台灣也有建設。民進黨藉著八田與一,把日本當宗主國一樣宣傳,如此作法,無非就是要切割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聯,把兩岸形塑成毫不相關的,人們只記得日本總督統治台灣,渾然不知,日人殖民台灣之前,其實是唐山過台灣,是中國人建設開發台灣。並為中國的一省,日本戰敗,台灣又回到祖國懷抱後,國民黨政府從土地改革開始,戮力建設台灣。
  民進黨並不一定媚日,但是當民進黨需要在政治上切斷與中國的歷史連帶,就必須重構新的歷史論述,日本在地理上的親近與歷史上的緊密,自然成了轉移投射情感的國家。反蔣只是開端,宣揚八田與一,這是強化與日本關係,疏遠與中國關係。這些作為並非嚴密的系統,只是殊途同歸地朝一個方向前進。
  八田與一在台灣歷史當中,是個無辜的人,他對台灣的農田水利建設,的確有貢獻,不過,八田與一在其背後巨大的日本帝國主義陰影下,他就不在是那麼的無辜,他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體制的一部分,他的努力,不能與殖民切割,八田與一也許真的愛台灣,對這塊土地充滿熱情,但是他的所作所為,不可能與日本對亞洲的侵略區隔出來。
  二戰後,許多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新國家,很少有像台灣如此崇拜過去殖民壓迫的對象,然而台灣崇拜日本殖民,與爭取台灣讀力是完全相反的方向,這種矛盾也正顯示台灣某些政治勢力,只是要切割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後,重新置入日本的歷史記憶。紀念八田與一只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其背後讓人們失去對殖民侵略的警覺,與過去幾十年來殖民地不顧生死爭取獨立自主,完全是大相逕庭。
  現在民進黨政府談轉型正義,人們都被正義兩個字所迷惑。轉型與正義,揭示了兩件事情,民進黨要將台灣社會轉型,並且追求過去沒有彰顯的正義。也就是說,過去的台灣社會是不好的,國民黨長時間的統治,對台灣有壞的影響,因為國民黨統治是不好的,所以還要追求正義。
  民間反蔣的活動,就在轉型正義的口號下,再次被大量的操弄,試想,當一個社會的一個勢力進行著一種破壞行為,這個行為讓另一個勢力感到生存受到威脅,這時也沒有任何人出面調解,對抗於焉出現,這種社會對抗,是不會有贏家,彼此都是輸家。
  仇恨對立的升高,是台灣意圖切斷兩岸歷史關係的意外,許多人主張台灣要和解,要族群融合,其實本來就不同的族群,融合是不可能的,美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民族大熔爐這種東西並不存在,所以後來又有人用沙拉碗的族群關係,也就是大家在一起,仍各自保有彼此的特色與個性。這種可能,只有依賴包容與忍耐。
  包容可以化解衝突,但在台灣朝向切割兩岸的強大政治力量下,這種包容是很難達成的,這個政府沒有辦法在用盡一切力量醜化過去的國民黨統治經驗,藉以鼓吹分離與大陸的歷史關係之後,又要人們包容國民黨的統治象徵。今日台灣社會對立與矛盾日漸升高,民進黨政府的縱容,是很大的原因,受到壓擠的一方,必然會反抗,台灣的未來,充滿著許多不確定的悲劇。

川普與兩岸關係(一)|宦國蒼

川普與兩岸關係(一)
文/宦國蒼

川普入主白宮近100天了。這位經歷與性格均為二戰以後最特殊的美國總統將會如何調整華盛頓的對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見仁見智,各種評論與說法均有。但是,最近在福羅裏達州海湖莊園舉行的“習特會”已經傳出了相當清楚的信息。在此,看看一些“繞不過去的”基本問題也許有幫助。這些基本問題是川普政府的政策變動的框框,雖然決策者們的個人“偏好”與互動,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動也是所謂的“自變量”。

首先,川普的所謂“全球戰略”是什麽?目前看來尚未完全定型。但是,從他和他團隊的各種說法來看,基本思路是“收縮型的”現實主義(realism),還不是擴張性的“全球主義”(globalism)和單邊主義。換言之,至少從他們迄今為止的各種言論來看,他們不認為華盛頓應該繼續扮演“理想”與現實、承諾與能力、成本與效益三不對稱的“世界警察”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他的總體思路是“新孤立主義”,即強調實際利益高於意識形態,維持而不是“任意”破壞現有的全球與地區均衡,以及重視得失比較。當然,川普的左右也有一些意識形態極右的政治家企圖影響或“綁架”其對外政策。這不奇怪。當年裏根與布什父子也都有過這樣的“圈子”。克林頓和奧巴馬的班子裏也有一些另一極端的意識形態導向的政客與官僚。不言而喻,人們也不能排除這些總統們自己的各種經歷和意識形態偏好對其政策取向的影響。川普也許會回到前任們的擴張主義老路上。但是,至少在中東與阿富汗等地“穿新鞋,走老路”的難度極大,成本極高,而“勝算”卻不大,雖然內政的需要和超級大國的“慣性”會使之不會輕易拋棄那些“雞肋”。

說到底了,前蘇聯解體之後,整個國際體系並沒有轉化成華盛頓一些戰略家們所希望的美國“一股獨大”的“單邊主義”結構,而是更加多元化。但是,20多年來,幾屆美國政府都一方面主導北約東擴和支持歐盟東擴,一方面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地打了幾場旨在改變當地政權和地區平衡的戰爭,加上推行“阿拉伯之春”,同時又要“重返亞洲”,維持和加強自己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效果如何呢?至少在前兩個領域,其政策的成本遠大於效益:一個基礎動搖的北約和動蕩不已的歐盟正面臨各種更加嚴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安全的挑戰;分崩離析和烽煙四起的伊斯蘭世界並沒有因為西方盟軍幹掉了薩達姆和卡紮菲,推翻了埃及等國家的政府而“更加民主”和“親西方”,反而因為派生出來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怖主義和難民潮而更加動蕩。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四個大國(埃及、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的內部局勢和對外關係的未來發展。上台不過百天,川普就已經“陷入”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麻煩”之中,難以自拔。

在亞太地區,“重返太平洋”(當然,美國是否“離開過”太平洋另作別論)與冷戰時期的“圍堵”前蘇聯的戰略構思相似,只不過西亞太地區的局勢還沒有發展到像上面兩個領域那樣動蕩和沖突,連北朝鮮那樣的“熱點”也都沒有完全“失控”。一個自然的問題是:川普是否希望亞太地區也由相對穩定走向動蕩與對抗,以至華盛頓需要開辟“第三條戰線”?這樣做的得失利弊如何? 山姆大叔或唐納德大叔“忙”得過來嗎?
川普的具體的對外戰略與政策是否已經定型?看來也未必。其原因無非是他本人需要“補課”,熟悉國際事務;他還在調整自己的班底;他的班底還需要時間與他本人磨合,以及相互磨合(包括與各個立法與行政機構——官僚機構之間的磨合);以及應對過渡期內的國際局勢和地區性問題以至沖突的變化。值得註意的是,主導他的對外和安全政策的班底或者是原來的將軍們,或者是缺乏對外政策經念的家族小圈子和商人。他的各種政策的不確定性,調整和定型(包括各種有意與無意的“意外”)的過程看來會覆雜和長一些。作為共和黨籍的總統,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保守,並且其班底中更保守者大有人在不奇怪。但是,至少從裏根開始,共和黨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總的說來以務實成分為主,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川普黃袍加身前後,烏克蘭和日本等國政府以各種方式吸引川普的註意力,企圖先入為主,“登記”自己的利益與立場,影響川普的政策方向。這些做法不見得的“管用”:大格局決定基本利益。“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更何況它們面對的是一位想法與立場多變,精於算計的商人總統呢。會哭的孩子也許有幾塊糖吃。川普派的糖會是免費的?吃完之後呢?過早地將自己綁上一部方向未定的戰車上的結果也許是成為第一輪“炮灰”。

這裏說幾句“民粹主義”。一些觀察家們認為川普當選是“民粹主義”對“精英主義”的勝利。這個判斷的依據是川普為華盛頓的“圈外”(outside of beltway)人,而他的“反精英(establishment)”主張得到許多“草根”的支持。然而,這個判斷的最大問題在於,川普的主要(人數)支持者為中低教育程度和收入的白人(美國中西部尤甚),而希拉裏的主要支持者也是美國中低教育程度和收入階層,只不過其中的少數民族選民的比重遠超前者而已。希拉裏的總票數略超過川普。我們現在能夠定義投希拉裏票的選民為“精英主義”的支持者嗎?如果不能的話,又如何定義這些占全部參加投票的選民1/2強的訴求和性質呢?是否要說是一種“民粹主義”對另一種“民粹主義”的較量呢?如果再看一看川普今天的執政團隊的話,其中又有多少人可以算“民粹主義”的代表呢?關於“民粹主義”的定義、概念和“理論”含混不清,“各取所需”,並且以此去套“現實”的話,的確難以自圓其說。

川普會改變大幅度美國對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兩個反問:他有這個必要嗎?以及他的“賬”算得過來嗎?從全球戰略的角度看,華盛頓目前需要同時面對三個以上的戰略挑戰(極為動蕩的伊斯蘭世界加上“反恐”,相當動蕩與失衡的歐洲,包括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沖突,和相對穩定的亞太地區的“再平衡”,包括離不開中國政府合作的朝鮮半島問題)。如果川普因為意識形態或實際利益的取舍而將對亞太地區(包括對華)的政策上升為其首要政策重點的話,對他需要立即面對的上述前兩個緊急的大挑戰有幫助嗎?或對他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和穩定歐洲有利嗎?答案看來是否定的。在目前的高度動蕩的歐洲與伊斯蘭世界的條件下,本來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和亞太地區走向動蕩符合美國目前的戰略利益嗎?未必。

在競選過程中,川普批評奧巴馬“隨意”改變一些伊斯蘭國家的政權和中東與近東的地區平衡而無力收場,成本(包括犧牲生命和全球恐怖主義蔓延,失控)遠高於“收益”,而且是挖了多個“無底洞”。 他關於中東政策的說法是不尋求改變當地的政權和地區平衡,並且願意與“一切”反恐力量合作。這應該是希望能收拾前面幾屆政府留下的幾個“爛攤子”的現實主義說法。問題在於這幾個“爛攤子”並不是那麽容易收拾的,而且還有新出現的“爛攤子”需要華盛頓繼續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並且獲得其他相關國家的理解和支持,包括在聯合國安理會內擁有否決票的北京的支持。
歐洲也是一樣。經濟動蕩、英國脫歐、嚴峻的難民潮和反恐局勢已經動搖了歐盟與北約的基礎。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沖突並不是一個短期現象,由一個普京的“老朋友”當國務卿就能化解的。歐洲的地緣政治結構和軍事力量的均衡決定了這種較量和沖突將是長期的。不然的話,前蘇聯解體之後,為什麽北約與歐盟都在繼續東擴呢?是因為所謂的“全球化”的理想嗎?當然未必。英國脫歐的政治含義是什麽?歐洲主要國家的首都和莫斯科看到的都是地緣政治結構的重大變動,而且這種變動還因為川普的一些政策而更加動蕩,更加不確定。

作為美國總統,川普是繞不開如何與歐洲盟國合作這一至關重要的戰略問題的。從目前的情況看,川普面臨的嚴重挑戰之一是北約其他國家對俄羅斯的立場與他差距不小。同時,歐洲大陸(包括東歐)的動蕩“方興未艾”,其與俄羅斯之間的博弈,較量,甚至沖突還會繼續,如果不是擴大和升級的話。不管川普如何想,華盛頓恐怕很難“獨善其身”,而不被卷入這樣覆雜的局面中去。畢竟,對於美國來說,歐洲的穩定是至關重要的。
戰略、安全和軍事上關於“假想敵”的定義(perception)首先要看的是對方的實力(capability),而不是它們的意圖(intention)或者領導人個性或偏好。原因很簡單:實力決定均衡和潛在威脅。從目前全球的戰略均勢上看,真正有軍事實力挑戰美國超級大國地位,並且在核軍備方面與之“不分仲伯”的還是俄羅斯。畢竟,美俄兩國擁有全世界90%以上的核武器和最先進的載運、防衛和第二次打擊手段。普京最近強調重建和加強俄羅斯的常規和戰略軍力與川普關於加大軍事開支,甚至重啟軍備競賽的言論也許是一種巧合。但是,這是有能力相互挑戰、對抗,甚至多次摧毀對方的頂級軍事強國的領導人的“肺腑之言”,而且已經和將要付諸實踐。至少從普京本人的一些言論來看,前蘇聯解體與俄羅斯淪為具有一流軍事實力的“二流大國”是刻骨銘心的。使俄羅斯再度“崛起”,成為超級大國應該是其戰略和政治目標。從這個角度看,歐洲的恐懼與川普前任們的擔心有其出處。

川普政府是否會和能夠大幅度改善與莫斯科的關係,然後將北京列為主要安全威脅和競爭對手?看來不容易。北京的戰略(這裏指的是第二次打擊能力)和常規能力還沒有達到全面挑戰和威脅美國本土安全的水平。從二戰結束到今天,華盛頓離不開“假想敵”過日子:前50年是前蘇聯,後20年曾經認為自己沒有對手,然後又回到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選擇“首要威脅”或者定義二者都是“首要威脅”,再加上伊斯蘭恐怖主義為主要打擊目標。在這方面,川普的選擇空間並不大,而關於他是“親俄派”的說法是需要證明的。更為重要的是,雖然貴為總統,他在決定對俄關系這樣的重大政策問題上卻受到許多內外因素的制約。川普在“習特會”期間下令空襲敘利亞政府軍,並且指責莫斯科有“連帶責任”是一個重要的佐證和轉折點。此外,川普大幅度增加軍費和提升軍事力量的計劃顯然與他改善與莫斯科關系的說法相矛盾。

亞太地區目前的“熱點”自然是朝鮮半島和南中國海。當然,還有急於想參與各種國際博弈的日本政府。朝鮮半島穩定的核心是平壤的核軍事力量的發展。在相關大國利益趨同、動作一致的情況下,這一棘手的問題並沒有完全失控,雖然不會在短期內得到解決。但是,莫斯科與北京的基本立場是“無核化”和長久的穩定,而漢城、華盛頓和東京的思路是“無核化”加上未來的“一體化”的小算盤。只要現階段的對峙與博弈沒有結果(沒有結果—維持現狀–常常也是一種“結果”),後面的變動就不會“不約而至”,引發朝鮮半島,以至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大動蕩,甚至戰爭。值得慶幸的是,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沒有理由認為各相關大國希望改變朝鮮半島的目前的均勢和穩定。川普雖然語言和行為均咄咄逼人,但要下令打先發制人的“第一槍”還並非易事:莫斯科與北京並沒有開綠燈(美俄關係已經逆轉),首爾內部的政治動蕩也沒有定論。更為重要的事,不僅開戰的風險(包括平壤已經有的核武器或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漏網”而報覆的風險)極高,而且引發整個東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大動蕩和沖突的可能性很難排除。退一萬步講,假定川普決定“單方面采取行動”攻擊平壤的話,沒有北京和莫斯科的“配合”他就能“凱歌高奏”,並且圓滿收拾另一個潘多拉盒子的“殘局”?不見得。

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的要點是“圍堵”北京,在北邊支撐日本,在南邊與東盟的一些成員組成“同盟”或合作,並且大力加強整個地區的軍力部署。效果如何?東京自然雀躍不已:傍上“大款”,有人撐腰,迅速擴軍和主動“出擊”的膽氣壯了不少。幾年前,安倍頭戴鋼盔,身穿迷彩服,乘坐裝甲車招搖過市的照片總算有了2.0新版本。對於安倍來說,相對緊張的國際局勢既有助於推銷自己的擴張性的對外政策,又能轉移國內民眾對經濟局勢長期低迷的不滿。“安倍經濟學”或他的“三支箭”本來不過是以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了無新意,對日本經濟喪失國際競爭力這一“大局”幫助甚微。在現代歷史上,靠窮兵黷武以“振興”經濟的最終結果都是相當可悲的。

對川普政府來說,東京“甘當馬前卒”有其價值,因為日本的軍事與經濟實力為亞洲第二,是一張有用的“小王牌”。但是,華盛頓與東京的政治與戰略利益並不完全一致。對川普來說,“遏制”或“圍堵”北京未來也許還是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但是,他還有其它更為緊迫的戰略目標,特別是反恐,伊斯蘭世界的動亂,歐洲的動蕩和與莫斯科的博弈。在應付這些更為緊迫的挑戰時,連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不是的日本基本幫不上忙。東京的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北京,並且它也不會為華盛頓的利益而與莫斯科直接對抗:不僅力不從心,而且與它力圖改變二戰後的國際次序和領土劃分的目標相沖突。在目前,這些戰略性差異還沒有影響到雙方在東北亞的主要利益。但是,如果華盛頓與莫斯科關係重趨緊張,甚至對抗的話,東京會繼續沖在前面嗎?如果華盛頓希望緩和與北京的關系的話,東京將如何應對?溫故而知新。東京對1971年“事後”獲知基辛格密訪北京後的尷尬與難堪應該“記憶猶新”。

南中國海的局勢一直是覆雜多變。但是,局勢也並沒有失控。東盟國家中希望美國加強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力量,與中國對峙者有之,漠不關心者有之,反對者也有之。究根問底,“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無非是領海爭端和力量均衡的變動而已。在二戰後的70多年中,東南亞各國的政治和對外關係之動蕩與變動幅度之大,之血腥,之覆雜,是同時期其他地區不多見的。這些動蕩與變動的根源之一是美-中-(前)蘇大三角關系之變動。直到中-(前)蘇關係緩和之後,該地區才逐步大體穩定下來。至少在目前,東南亞還沒有回到類似於20世紀60年代的動亂的跡象。
南中國海的一些領海/領土爭議由來已久。較大的軍事沖突是1974年的西沙之戰。彼時華盛頓急於脫身南越泥潭,並且與北京合作,采取相似的對付莫斯科立場,而河內志在統一,離不開北京的支持。越戰結束之後,控制中南半島的河內與莫斯科“結盟”,挑戰北京,後有中越邊境之戰。等到莫斯科內外交困,無暇顧及河內之時,華盛頓才有機會重新與河內“靠近”。河內加盟華盛頓和東京,靠後者們的力量與北京對抗,爭奪南中國海的領海/領土?也許可能。但是,這可不是一盤簡單的國際象棋。兩國之間還有陸地相鄰,而中越之間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相差甚遠。至少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華盛頓在中南半島支持自己的“盟友”的紀錄並不光彩。

至於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將華盛頓作為自己的安全保障並不奇怪。但是,它們不見得願意將自己綁在它的戰車上。領海/領土的爭端的解決方式很多。訴諸沒有執行力的國際法庭?“先聲奪人”而已。除非願意“借助”武力,並且為之付出相應的代價,不然的話最後還得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此外,東盟中一些國家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迅速也是整個地區穩定需要面臨的挑戰。擴展“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及變幻極快的各種“同盟”、準“同盟”,博弈與對抗。另外一點不變的是,南中國海的“客人們”來來去去,它的“主人們”卻必須永遠相處。

川普應該會“自上而下”(top-down)地重新定義華盛頓的全球利益、戰略要點(priorities),然後制定和執行相關的具體政策。他不可避免地會延續奧巴馬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因為許多“爛攤子”需要收拾,許多挑戰要面對和應付。從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至今為止的言論來看,他們還需要時間,包括相互溝通、磨合、切磋的時間和與其他國家與地區互動的時間。

我們的世界正在進入二戰以來最覆雜、最具不確定性、最動蕩,甚至最危險的時代。與幾場規模不一的區域性(朝鮮戰爭,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等)戰爭不同,我們面臨的是二戰後建立的全球國際體系,其次序和均衡正在發生重大的根本性變化。這些變化的核心是從原來的基本結構——美-(前)蘇兩極(包括各自的“陣營”)對抗到非等邊的美-(前)蘇-中“大三角”,再到一個基本多極的結構,雖然這個新的結構還在逐步定型之中。多極結構的不穩定性要比兩極和三角結構大得多,因為不同的國家力量之間力量消長和均衡發生了許多極為重要的變化,而它們之間的覆雜性和協調成本大大增加了,也因為利益和文化的博弈,沖突和對抗(亨廷頓)常常超出了現存的國際體系所能協調的範圍。

在這樣的國際大格局下,川普眼中的台北的潛在價值何在?這取決於他對世界大格局和美國面臨的各種挑戰的總的判斷,包括他對北京的看法。如果他認為莫斯科不再是挑戰和威脅,而是可以合作與“做生意”的“商業夥伴”,並且處理歐洲與中東難題時“順風順水”,他對北京會采取較為強硬的政策。這就包括雙邊貿易談判和南中國海的博弈,也包括他支持東京在與北京較勁。反之,雖然川普不見得會重新撿起尼克松的“聯中抗蘇”戰略。近幾周的發展說明,內外因素都使得他“回歸”到與莫斯科對峙和對抗的立場上去。在這種趨勢下,華盛頓同時與莫斯科和北京對抗卻不是一筆“效益大於成本的”,算得過來的帳。當然,所有這些都是幾個很大的、非常不確定的“如果”。在這盤動態的棋局中,台北是一枚“棋子”,也可以是一枚“棄子”。它有討價還價的短期價值,卻沒有多大的戰略價值。理由很簡單:兩岸關係的重大變動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導致整個亞太地區的大動蕩和大沖突。都說川普商業基因頗濃,精明多變。我們拭目以待,看他在上述世界大格局下如何盤算海峽兩岸力量均衡以及中美關係這筆大帳。

國民黨再執政必須跨越的三座大山|王丰

國民黨再執政必須跨越的三座大山

王丰(歷史作家暨《中時電子報》評論員)

 

四月十號台灣的《自由時報》刊載了一篇報道題為〈洪秀柱發夢「再執政」 徐永明嗆:根本是瘋了!〉。徐永明的政治觀點,不論在臉書、報端,或者電視評論,基本上都看不出有何「高明」之處,所以,類此批駁某某某「瘋了」的說法,誠不值識者一哂。然而,國民黨的再執政議題,卻的確存在著諸多明眼人都看得出的若干難關,更不必煩勞徐永明之流越廚代庖,明諷暗貶了。

 

我們從兩岸大局出發,從台灣島內民主政治平衡發展的視角出發,不得不得為國民黨未來前途提出若干針砭之道,即便未必振聾發瞶,暮鼓晨鐘,但也要明確點出國民黨在通往執政道路的征程上,必須要攀登克服的幾座橫亙大山。

 

首先,當前國民黨最弱的一環,莫過於它根本失去主導島內主要議題的能力。換言之,對一個在野黨的基本條件而言,國民黨根本欠缺「影子政府」的客觀質素與能耐。所以,我們很容易從島內自去年「五二0」以來,蔡英文當局胡作非為,從任令各種勞動團體上街耍賴胡鬧,到所謂「清算國民黨黨產」、「轉型正義」、「軍公教警消年金改革」、「一例一休」、「考慮進口日本核災食品」 ……..以及各種數之不清的內政外交荒腔走板,與民意需求背道而馳,缺乏施政邏輯的各種失政失能措施。國民黨竟然上自黨中央,下至基層黨組織,拿不出起碼的因應之道與反制之對案,既無法向民進黨當局從事政治反攻,亦無法向民眾提出有力之政治之宣示與號召。

 

這個現象說明了國民黨這座黨機器的「職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功能故障」,可以說它基本上已經不具備反對黨的「基本要件」,更遑論什麼「影子政府」了。

 

「失去島內政治話語權」,可以說是國民黨當面的第一座大山。細部觀察,個人覺得不論今年五月份是誰當選國民黨黨主席,這座大山,國民黨短時期內都難以攀爬跨越。換言之,當今的國民黨與2003年及2007年的情況很像,無法奪回島內政治話語權的客觀形勢基本雷同,惟一相同的,是國民黨仍舊抱持著2003年與2007年相似的心態,總是存著僥倖之心,希望敵人自己垮台消亡,希望民進黨自己出大錯,希望蔡英文和民進黨民調進一步探底。依舊是抱持「躺著幹」的心態,而絲毫不思進取,不思如何積極奪回「島內政治話語權」,扮演在野黨「為所當為」的志業角色。

 

其次。眾所周知,國民黨潛伏最大的黨內危機,乃是仍舊無法厘清所謂「本土派」與「深藍統派」兩派對國家終極目標扞挌難容的尖銳矛盾問題。講得更露骨直白一點,就是國民黨到底是要根本轉變成「台灣國民黨」,向台獨靠攏,還是堅持原汁原味的,繼承孫中山先生及兩位蔣先生一以貫之正牌的中國國民黨黨魂的正派國民黨。這是台灣目前的「這個國民黨」,必須跨越的第二座大山與門檻。個人觀察,在今年五月的主席改選中,如果「本土派」人士獲勝,那麼這個百年老店的黨,它的實力與政治能動性,勢將進一步被削弱,它的海內外政治號召能量,將盪到谷底,即便這個「本土黨」在可預見的未來仍能屍居餘氣,但它終將奄奄一息,煙消雲散。

 

是故,究竟是要完成終極統一?抑或偏安孤島?甚至認同台獨與民進黨等綠營政客沆瀣一氣?乃是現今國民黨這個鬆散的在野黨,必須自我跨越的第二座大山。個人觀察,這第二座大山的跨越,恐怕比跨越第一座大山更為蹣跚艱難。但是,質言之,假使台灣的這個國民黨,如果跨不過偏安孤島、本土渾獨的第二座大山,如果要在2020年重新執政,恐怕仍是接不了海內外政治大形勢的「地氣」,即便下一任的候選人(哪怕是能說服郭台銘出馬)卯足全力,僥倖當選,也不可能長治久安,長期執政。重拾黨魂,重振黨格,是國民黨必須攀越的第二座大山。

 

國民黨當面的第三座大山,是能否號召島內社會組織與團體,形成一股推倒民進黨的「政治龍捲風」。我等非常清楚,民進黨之所以能在2016年輕騎過關,攫取島內政權,檢視該黨過去八年,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兩岸互動……..方方面面,毫無尺寸之功,但該黨為何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擊垮國民黨,輕易取而代之。其致勝之道無它,不過是擅長合縱連橫之法,聯繫運用島內之各種民間外圍組織,煽陰風點鬼火,巧妙蠶食鯨吞罷了。這便是孔老夫子所謂的「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且,民進黨和蔡英文集團巧妙利用社群網絡在年輕人之間的宏大傳播效果,再結合島內所有親綠的民間外圍組織,鼓動風潮,發動了2014年3月間的那場驚心動魄的「太陽花」學生暴亂,這就是國民黨完全喪失島內社會組織掌控能力的明顯例證。

 

質言之,馬英九過去八年的執政績效,如果放在承平時期的天平尺度之下丈量,其實它並無太大的可議之處。問題就出在國民黨喪失了社會的動員能力。筆者還記得,1980年代初期,在國民黨黨部短期服務,期間曾聆聽過蔣經國主席親臨演講,題為「中國國民黨應當永遠與民眾在一起」。於今思之,經國先生言猶在耳,可嘆他的不肖後輩卻徹徹底底地背離了民眾,並且喪失了那把可以執政久遠的利劍,而將國家名器輕授於人,於今落得任人宰割的不堪不幸命運 。思前想後,寧不令人浩嘆?

 

職是之故,如果國民黨想要在島內的政治舞台重新東山再起,只有勇邁前述的三座大山,首先必須重新抓回島內政治話語權,以「影子政府」不分晝夜批判蔡英文當局之不當施政。其二,必須除惡務盡掃除黨內不純正的偏安思想,重新樹立孫中山先生及兩位蔣先生愛國救國以及終極統一的政治號召。其三,必須窮盡一切力量爭取島內群眾的政治認同,以鄉村包圍城市,以城市圍擊中央,以蚍蜉撼樹的策略,徹底撼動台獨政權,在下次大選中以選票重振我大漢天威,徹底掃除島內台獨歪風。

 

盤點習川會三大方向性共識 臺灣不能無視世局推進|何方

盤點習川會三大方向性共識 臺灣不能無視世局推進
文/何方  (作者爲在京文字工作者)

 

川普上任後第76天,美國對外的第一場大規模用武赫然發動。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之際,美國首次直接對叙利亞政府軍動武,發射59枚戰斧式巡航導彈,對一處空軍基地實施軍事打擊。

 

從4月5日揚言“這場襲擊,越過了我的許多條紅綫”,到4月6日晚間突然出手,美國間不容髮的政策翻轉,不但讓世界各國再次見識了川普帶有即興變奏色彩的外交决策風格;也打斷了從美國總統選舉以來,川普和普京兩人隔空頻送秋波而營造的美俄緩和氛圍。

 

相對而言,在美軍攻擊叙利亞政府軍基地之際,正在佛羅裏達州海湖莊園作客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仍表示,“中美兩國關係好,不僅對兩國和兩國人民有利,對世界也有利。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我們兩國完全能够成爲很好的合作夥伴”。

 

習近平還說,中美兩國“要加强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共同推動有關地區熱點問題妥善處理和解决”。川普還愉快接受了習近平發出的訪華邀請,幷期待儘快成行。

 

即便美國以導彈攻擊叙利亞基地的行爲,不符合中國反對以武力介入他國內政爭戰的一貫原則。但在被記者問到如何評論此事時,中國官方的立場殊堪玩味。

 

4月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4月7日先是對“任何國家、任何組織、任何個人在任何情况下、出于任何目的使用化學武器”表示了譴責,還支持聯合國有關機構對所有使用或疑似使用化武事件進行獨立、全面的調查,以確鑿證據爲基礎,得出經得起歷史和事實檢驗的結論。

 

而對于美國對叙利亞政府軍基地的懲罰性攻擊,華春瑩只說,“我們注意到事態的最新發展,現在的當務之急是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維護好來之不易的政治解决叙利亞問題的進程。”幷未直接點名批評美國,也未施以更强烈的言詞。顯然,至少在表面上,中國認爲無需在此刻,爲了和中國利益幷不高度直接相關的叙利亞問題,打破和美國剛建立以來的新默契。

 

 

與從2016年11月川普當選以來乍暖還寒、旋即又轉入僵硬的美俄關係相比,川普時代的中美關係雖然受到蔡英文致電事件和川普相關言談的影響,起手較緩;但落子穩健,放眼長遠,開局恢宏。

 

在這次達七個小時的兩國元首相處互動中,習近平和川普决定,要用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等4個高級別對話合作機制,擴展和取代在從小布希時代緣起、奧巴馬時期持續運作的“經濟與戰略對話”機制。而針對川普在競選過程中,不斷抨擊要價的美國對華貿易赤字、人民幣匯率、中國輸美農産品和製造業補貼、中國市場對美商的開放問題等等,在中方看來,率皆屬爲了穩定中美政治關係和安全互信的大原則、大目標下,可以放開手脚談判協商、靈活處理的領域。因此,中方一口氣同意在貿易上“制定重點合作清單,爭取多些早期收穫”;“推進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推動雙向貿易和投資健康發展”。此外,對于川普汲汲營營要振興美國製造和大興國內基礎建設之風的政見,中國也提出,雙方要探討開展基礎設施建設、能源等領域務實合作,還希望美國在中國政府追逃、追贓的過程中,多加配合。
除了擴大內閣層級各部門的交往和合作對接外,令人注目的另一項新突破是,美軍和解放軍之間也將建立新的“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新平臺”,幷宣示要不斷完善中美雙方“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爲準則”兩大互信機制。

 

這意味著,在一定時期內,中美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幷無在東海、南海等敏感海域製造緊張對立,互相亮劍試探的動機。反而强調,中美要加强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共同推動有關地區熱點問題妥善處理和解决”。特別是在朝鮮問題上,從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披露的會晤內容得知,中方也承認,朝鮮的核武研發進展已經步入了一個相當嚴重的階段;蒂勒森說,美國將非常樂意與中國合作,共同推進朝鮮的無核化;但是如果中國無法與美國協同配合到底的話,美國也能、且也已經準備好,繪製自己獨立解决朝鮮問題的路綫。中美元首會談方一結束,停泊在新加坡的“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便突然改變航向,北上朝鮮半島海域,向朝鮮進行施壓。此一行動,中國必定也已獲得事先的通報。

 

從今年2月中國主動停止在2017年全年度進口朝鮮煤炭以來,可以觀察到,對于朝鮮不斷進行的核挑釁和導彈試射試探,中方早已表達過强烈不滿的信號。在今年“兩會”閉幕後的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强一句“誰也不願意自己的家門口整天鬧個不停”,更生動地反應出中國對朝鮮在克制之中不斷消磨的耐性。

 

總結複盤這次“習川會”的成果,我們大概可以作出如下幾個結論:第一,川普在選舉語言中對中國揚言開展的貿易戰,大概不如宣布在美墨邊境上建墻這種决策,以戲劇化、具高度衝突性的方式爆發,而是直接轉入由雙邊專業職能部門短兵相接的拉鋸談判,有利于穩定雙方市場和全球經濟體的信心。第二,小布希、奧巴馬時期積累的中美關係遺産,川普的承接意願不但不低,而且讓雙方政府間各部門的對話機制又上了一個台接,在政務方面,經濟與戰略對話拓展爲四大對話機制;在軍事方面,雙方的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也告建立,除非未來某一方有意升高對壘,雙方在中國周邊區域,擦槍走火的意外事件機率大减。第三,在國際事務上,美國不排斥中國扮演更積極更活躍的角色。川普甚至主動說,雙方應該就重要問題保持溝通和協調,“可以共同辦成一些大事”;而此前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訪華期間,也主動引述了中方主張的“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內容,形同對奧巴馬時期始終不置可否、未予正面回應的這一定性,給予了低調的肯認。

 

在擴大政府間接觸對話、化解兩軍對壘緊張、調和國際和區域間重大事務立場等三大成果基礎之上,雖然臺灣問題幷沒有成爲這次中美元首會晤的主要議程,中方只是重申了在臺灣、涉藏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幷“希望美方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政策基礎上予以妥善處理”。不過,可以預見,如果上述的三大基礎是中美兩國元首方向性共識,那麽臺灣問題則必會落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所稱的雙方同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分歧”的範疇內,受到美方審慎的處理。這一基本態勢,從近來李大維下令臺灣駐美機構,試圖向美國國務院爭取將“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中的“臺北”更名爲“臺灣”,遭到美國國務院峻拒一事便可初見端倪。

 

未來,臺灣執政當局若要繼續無視于世局的推進,仍耽溺于“致賀電事件”的餘波中仰醉浮沉,繼續見機挑動中美關係中的敏感神經,那麽恐怕最後觸礁擱淺的將不只是兩岸關係,連華盛頓對臺北方面的耐性,也會日漸淩夷。

 

文化中國與振興中華──閤評網發刊詞

自從 2016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女士就職以來,台海關係急劇降溫,支持藍營的台商受到抹黑打壓,兩岸交換的陸生大幅度減少,赴台觀光旅遊的陸客更是嚴重下滑,負責推動兩岸關係的大陸委員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更是形同虛設;兩岸的對話與交流已經瀕臨瓦解!

在對內政策上,民進黨政府為了徹底打垮失去政權的中國國民黨,積極推動文化台獨丶階級鬥爭與價值解構,藉轉型正義之名去中反華,加速培養所謂天然獨;並推動同性婚姻與所謂多元成家,顛覆傳統倫理與家庭價值。接下來,則是反孔丶去孫丶批蔣丶鬥爭退休軍公教人員,並鼓勵太陽花學運等份子以「公民不服從」之名打警察、佔領官署。到了年底,大眾媒體投票選出「苦」字,描繪過去這一年;而留給蔡女士的則是另一個字──「拗」。痛苦卻還硬拗,這真不是一個愉快的年頭。

但是,年年難過年年過,日子總還是要撐下去。究竟如何才能有尊嚴、有意義的過日子,卻是智慧與耐性的考驗。在無奈的悲涼與持續的鬱悶中,我們回頭省思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和革命志士,面對滿清的腐化與顢頇,以及仍執迷於皇族改革的保皇派,毅然決然的提出了少年中國、振興中華的主張,同時也深深體會到只有「保中國,不保大清」,釐清國家與政權的分際,積極推動民主共和,才能真正救斯民於水火之中!

這不但凸顯了民族認同與政權效忠兩者間的分野,揭櫫了文化中國丶振興中華的理想,自此與捍衛滿清丶效忠王室的保皇黨人正式分道揚鑣,終於走向了共和革命的道路。同時他也喚醒國人,只有推翻專制丶恢復中華,建立民主,堅持國家尊嚴和人民福祉,才能挺立於世界,並主宰自身的國族命運!

而今,回到兩岸的現實脈絡,台獨反華勢力困獸猶鬥,而且還想建立所謂保防機制以整肅異己,徹底掌握五權,並以金權籠絡地方諸侯,徐圖永續執政。而曾經支持它的知識社群,面對威權政治幽靈的復返,大多數只能噤聲沈默以對,並坐視新的威權勢力君臨滋長。

但我們拒絕噤聲和沈默!我們的主張,是掌握孫中山先生在百年前號召少年中國丶振興中華的初衷,釐清國家與政權的分際,也就是要重構文化中國與振興中華的傳承與理想,爭取民主,拒斥台獨文革和綠色威權,也就是保中國、不保私心自用的政權!一方面,我們要維護中華文化的傳統丶人民的自主和人性的尊嚴;另一方面,則要以開放的襟懷、理性的思辨,深度的探索,面對變動不居的全球化世界。

閤評網成立的宗旨,就是要清楚的面對兩岸中華的歷史傳承與全球脈絡,推動全球中文評論工作者的廣泛交流和深度對話,並且揚棄島國思維、分離主義和殖民心態,理性的探索振興中華的具體出路。我們的立場是明揭而清晰的,那就是:兩岸和合丶深度對話、全球互聯,並以全球視野、推動文化中國的理念!

我們的作者群,大多數曾經在台丶澎丶金丶馬成長和唸書,並且在歐美接受知識洗禮和工作鍛練;我們期許自己,要能將眼光跨越台海兩岸和華文圏,而以全球中國人為共同訴諸標的。我們所提供的,是一個知識交流的平台,讓文化中國的理念,透過華文世界的互動網路,超越時空和地域的樊籬,展開實質的交流和對話;進而承接起孫中山先生和革命志士當年倡議少年中國的初衷,為振興中華丶兩岸和平與文化中國的理念而盡心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