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與兩岸關係(一)|宦國蒼

川普與兩岸關係(一)
文/宦國蒼

川普入主白宮近100天了。這位經歷與性格均為二戰以後最特殊的美國總統將會如何調整華盛頓的對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見仁見智,各種評論與說法均有。但是,最近在福羅裏達州海湖莊園舉行的“習特會”已經傳出了相當清楚的信息。在此,看看一些“繞不過去的”基本問題也許有幫助。這些基本問題是川普政府的政策變動的框框,雖然決策者們的個人“偏好”與互動,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動也是所謂的“自變量”。

首先,川普的所謂“全球戰略”是什麽?目前看來尚未完全定型。但是,從他和他團隊的各種說法來看,基本思路是“收縮型的”現實主義(realism),還不是擴張性的“全球主義”(globalism)和單邊主義。換言之,至少從他們迄今為止的各種言論來看,他們不認為華盛頓應該繼續扮演“理想”與現實、承諾與能力、成本與效益三不對稱的“世界警察”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他的總體思路是“新孤立主義”,即強調實際利益高於意識形態,維持而不是“任意”破壞現有的全球與地區均衡,以及重視得失比較。當然,川普的左右也有一些意識形態極右的政治家企圖影響或“綁架”其對外政策。這不奇怪。當年裏根與布什父子也都有過這樣的“圈子”。克林頓和奧巴馬的班子裏也有一些另一極端的意識形態導向的政客與官僚。不言而喻,人們也不能排除這些總統們自己的各種經歷和意識形態偏好對其政策取向的影響。川普也許會回到前任們的擴張主義老路上。但是,至少在中東與阿富汗等地“穿新鞋,走老路”的難度極大,成本極高,而“勝算”卻不大,雖然內政的需要和超級大國的“慣性”會使之不會輕易拋棄那些“雞肋”。

說到底了,前蘇聯解體之後,整個國際體系並沒有轉化成華盛頓一些戰略家們所希望的美國“一股獨大”的“單邊主義”結構,而是更加多元化。但是,20多年來,幾屆美國政府都一方面主導北約東擴和支持歐盟東擴,一方面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地打了幾場旨在改變當地政權和地區平衡的戰爭,加上推行“阿拉伯之春”,同時又要“重返亞洲”,維持和加強自己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效果如何呢?至少在前兩個領域,其政策的成本遠大於效益:一個基礎動搖的北約和動蕩不已的歐盟正面臨各種更加嚴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安全的挑戰;分崩離析和烽煙四起的伊斯蘭世界並沒有因為西方盟軍幹掉了薩達姆和卡紮菲,推翻了埃及等國家的政府而“更加民主”和“親西方”,反而因為派生出來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怖主義和難民潮而更加動蕩。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四個大國(埃及、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的內部局勢和對外關係的未來發展。上台不過百天,川普就已經“陷入”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麻煩”之中,難以自拔。

在亞太地區,“重返太平洋”(當然,美國是否“離開過”太平洋另作別論)與冷戰時期的“圍堵”前蘇聯的戰略構思相似,只不過西亞太地區的局勢還沒有發展到像上面兩個領域那樣動蕩和沖突,連北朝鮮那樣的“熱點”也都沒有完全“失控”。一個自然的問題是:川普是否希望亞太地區也由相對穩定走向動蕩與對抗,以至華盛頓需要開辟“第三條戰線”?這樣做的得失利弊如何? 山姆大叔或唐納德大叔“忙”得過來嗎?
川普的具體的對外戰略與政策是否已經定型?看來也未必。其原因無非是他本人需要“補課”,熟悉國際事務;他還在調整自己的班底;他的班底還需要時間與他本人磨合,以及相互磨合(包括與各個立法與行政機構——官僚機構之間的磨合);以及應對過渡期內的國際局勢和地區性問題以至沖突的變化。值得註意的是,主導他的對外和安全政策的班底或者是原來的將軍們,或者是缺乏對外政策經念的家族小圈子和商人。他的各種政策的不確定性,調整和定型(包括各種有意與無意的“意外”)的過程看來會覆雜和長一些。作為共和黨籍的總統,政治與意識形態上保守,並且其班底中更保守者大有人在不奇怪。但是,至少從裏根開始,共和黨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總的說來以務實成分為主,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川普黃袍加身前後,烏克蘭和日本等國政府以各種方式吸引川普的註意力,企圖先入為主,“登記”自己的利益與立場,影響川普的政策方向。這些做法不見得的“管用”:大格局決定基本利益。“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更何況它們面對的是一位想法與立場多變,精於算計的商人總統呢。會哭的孩子也許有幾塊糖吃。川普派的糖會是免費的?吃完之後呢?過早地將自己綁上一部方向未定的戰車上的結果也許是成為第一輪“炮灰”。

這裏說幾句“民粹主義”。一些觀察家們認為川普當選是“民粹主義”對“精英主義”的勝利。這個判斷的依據是川普為華盛頓的“圈外”(outside of beltway)人,而他的“反精英(establishment)”主張得到許多“草根”的支持。然而,這個判斷的最大問題在於,川普的主要(人數)支持者為中低教育程度和收入的白人(美國中西部尤甚),而希拉裏的主要支持者也是美國中低教育程度和收入階層,只不過其中的少數民族選民的比重遠超前者而已。希拉裏的總票數略超過川普。我們現在能夠定義投希拉裏票的選民為“精英主義”的支持者嗎?如果不能的話,又如何定義這些占全部參加投票的選民1/2強的訴求和性質呢?是否要說是一種“民粹主義”對另一種“民粹主義”的較量呢?如果再看一看川普今天的執政團隊的話,其中又有多少人可以算“民粹主義”的代表呢?關於“民粹主義”的定義、概念和“理論”含混不清,“各取所需”,並且以此去套“現實”的話,的確難以自圓其說。

川普會改變大幅度美國對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兩個反問:他有這個必要嗎?以及他的“賬”算得過來嗎?從全球戰略的角度看,華盛頓目前需要同時面對三個以上的戰略挑戰(極為動蕩的伊斯蘭世界加上“反恐”,相當動蕩與失衡的歐洲,包括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沖突,和相對穩定的亞太地區的“再平衡”,包括離不開中國政府合作的朝鮮半島問題)。如果川普因為意識形態或實際利益的取舍而將對亞太地區(包括對華)的政策上升為其首要政策重點的話,對他需要立即面對的上述前兩個緊急的大挑戰有幫助嗎?或對他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和穩定歐洲有利嗎?答案看來是否定的。在目前的高度動蕩的歐洲與伊斯蘭世界的條件下,本來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和亞太地區走向動蕩符合美國目前的戰略利益嗎?未必。

在競選過程中,川普批評奧巴馬“隨意”改變一些伊斯蘭國家的政權和中東與近東的地區平衡而無力收場,成本(包括犧牲生命和全球恐怖主義蔓延,失控)遠高於“收益”,而且是挖了多個“無底洞”。 他關於中東政策的說法是不尋求改變當地的政權和地區平衡,並且願意與“一切”反恐力量合作。這應該是希望能收拾前面幾屆政府留下的幾個“爛攤子”的現實主義說法。問題在於這幾個“爛攤子”並不是那麽容易收拾的,而且還有新出現的“爛攤子”需要華盛頓繼續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並且獲得其他相關國家的理解和支持,包括在聯合國安理會內擁有否決票的北京的支持。
歐洲也是一樣。經濟動蕩、英國脫歐、嚴峻的難民潮和反恐局勢已經動搖了歐盟與北約的基礎。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沖突並不是一個短期現象,由一個普京的“老朋友”當國務卿就能化解的。歐洲的地緣政治結構和軍事力量的均衡決定了這種較量和沖突將是長期的。不然的話,前蘇聯解體之後,為什麽北約與歐盟都在繼續東擴呢?是因為所謂的“全球化”的理想嗎?當然未必。英國脫歐的政治含義是什麽?歐洲主要國家的首都和莫斯科看到的都是地緣政治結構的重大變動,而且這種變動還因為川普的一些政策而更加動蕩,更加不確定。

作為美國總統,川普是繞不開如何與歐洲盟國合作這一至關重要的戰略問題的。從目前的情況看,川普面臨的嚴重挑戰之一是北約其他國家對俄羅斯的立場與他差距不小。同時,歐洲大陸(包括東歐)的動蕩“方興未艾”,其與俄羅斯之間的博弈,較量,甚至沖突還會繼續,如果不是擴大和升級的話。不管川普如何想,華盛頓恐怕很難“獨善其身”,而不被卷入這樣覆雜的局面中去。畢竟,對於美國來說,歐洲的穩定是至關重要的。
戰略、安全和軍事上關於“假想敵”的定義(perception)首先要看的是對方的實力(capability),而不是它們的意圖(intention)或者領導人個性或偏好。原因很簡單:實力決定均衡和潛在威脅。從目前全球的戰略均勢上看,真正有軍事實力挑戰美國超級大國地位,並且在核軍備方面與之“不分仲伯”的還是俄羅斯。畢竟,美俄兩國擁有全世界90%以上的核武器和最先進的載運、防衛和第二次打擊手段。普京最近強調重建和加強俄羅斯的常規和戰略軍力與川普關於加大軍事開支,甚至重啟軍備競賽的言論也許是一種巧合。但是,這是有能力相互挑戰、對抗,甚至多次摧毀對方的頂級軍事強國的領導人的“肺腑之言”,而且已經和將要付諸實踐。至少從普京本人的一些言論來看,前蘇聯解體與俄羅斯淪為具有一流軍事實力的“二流大國”是刻骨銘心的。使俄羅斯再度“崛起”,成為超級大國應該是其戰略和政治目標。從這個角度看,歐洲的恐懼與川普前任們的擔心有其出處。

川普政府是否會和能夠大幅度改善與莫斯科的關係,然後將北京列為主要安全威脅和競爭對手?看來不容易。北京的戰略(這裏指的是第二次打擊能力)和常規能力還沒有達到全面挑戰和威脅美國本土安全的水平。從二戰結束到今天,華盛頓離不開“假想敵”過日子:前50年是前蘇聯,後20年曾經認為自己沒有對手,然後又回到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選擇“首要威脅”或者定義二者都是“首要威脅”,再加上伊斯蘭恐怖主義為主要打擊目標。在這方面,川普的選擇空間並不大,而關於他是“親俄派”的說法是需要證明的。更為重要的是,雖然貴為總統,他在決定對俄關系這樣的重大政策問題上卻受到許多內外因素的制約。川普在“習特會”期間下令空襲敘利亞政府軍,並且指責莫斯科有“連帶責任”是一個重要的佐證和轉折點。此外,川普大幅度增加軍費和提升軍事力量的計劃顯然與他改善與莫斯科關系的說法相矛盾。

亞太地區目前的“熱點”自然是朝鮮半島和南中國海。當然,還有急於想參與各種國際博弈的日本政府。朝鮮半島穩定的核心是平壤的核軍事力量的發展。在相關大國利益趨同、動作一致的情況下,這一棘手的問題並沒有完全失控,雖然不會在短期內得到解決。但是,莫斯科與北京的基本立場是“無核化”和長久的穩定,而漢城、華盛頓和東京的思路是“無核化”加上未來的“一體化”的小算盤。只要現階段的對峙與博弈沒有結果(沒有結果—維持現狀–常常也是一種“結果”),後面的變動就不會“不約而至”,引發朝鮮半島,以至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大動蕩,甚至戰爭。值得慶幸的是,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沒有理由認為各相關大國希望改變朝鮮半島的目前的均勢和穩定。川普雖然語言和行為均咄咄逼人,但要下令打先發制人的“第一槍”還並非易事:莫斯科與北京並沒有開綠燈(美俄關係已經逆轉),首爾內部的政治動蕩也沒有定論。更為重要的事,不僅開戰的風險(包括平壤已經有的核武器或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漏網”而報覆的風險)極高,而且引發整個東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大動蕩和沖突的可能性很難排除。退一萬步講,假定川普決定“單方面采取行動”攻擊平壤的話,沒有北京和莫斯科的“配合”他就能“凱歌高奏”,並且圓滿收拾另一個潘多拉盒子的“殘局”?不見得。

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的要點是“圍堵”北京,在北邊支撐日本,在南邊與東盟的一些成員組成“同盟”或合作,並且大力加強整個地區的軍力部署。效果如何?東京自然雀躍不已:傍上“大款”,有人撐腰,迅速擴軍和主動“出擊”的膽氣壯了不少。幾年前,安倍頭戴鋼盔,身穿迷彩服,乘坐裝甲車招搖過市的照片總算有了2.0新版本。對於安倍來說,相對緊張的國際局勢既有助於推銷自己的擴張性的對外政策,又能轉移國內民眾對經濟局勢長期低迷的不滿。“安倍經濟學”或他的“三支箭”本來不過是以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了無新意,對日本經濟喪失國際競爭力這一“大局”幫助甚微。在現代歷史上,靠窮兵黷武以“振興”經濟的最終結果都是相當可悲的。

對川普政府來說,東京“甘當馬前卒”有其價值,因為日本的軍事與經濟實力為亞洲第二,是一張有用的“小王牌”。但是,華盛頓與東京的政治與戰略利益並不完全一致。對川普來說,“遏制”或“圍堵”北京未來也許還是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但是,他還有其它更為緊迫的戰略目標,特別是反恐,伊斯蘭世界的動亂,歐洲的動蕩和與莫斯科的博弈。在應付這些更為緊迫的挑戰時,連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不是的日本基本幫不上忙。東京的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北京,並且它也不會為華盛頓的利益而與莫斯科直接對抗:不僅力不從心,而且與它力圖改變二戰後的國際次序和領土劃分的目標相沖突。在目前,這些戰略性差異還沒有影響到雙方在東北亞的主要利益。但是,如果華盛頓與莫斯科關係重趨緊張,甚至對抗的話,東京會繼續沖在前面嗎?如果華盛頓希望緩和與北京的關系的話,東京將如何應對?溫故而知新。東京對1971年“事後”獲知基辛格密訪北京後的尷尬與難堪應該“記憶猶新”。

南中國海的局勢一直是覆雜多變。但是,局勢也並沒有失控。東盟國家中希望美國加強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力量,與中國對峙者有之,漠不關心者有之,反對者也有之。究根問底,“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無非是領海爭端和力量均衡的變動而已。在二戰後的70多年中,東南亞各國的政治和對外關係之動蕩與變動幅度之大,之血腥,之覆雜,是同時期其他地區不多見的。這些動蕩與變動的根源之一是美-中-(前)蘇大三角關系之變動。直到中-(前)蘇關係緩和之後,該地區才逐步大體穩定下來。至少在目前,東南亞還沒有回到類似於20世紀60年代的動亂的跡象。
南中國海的一些領海/領土爭議由來已久。較大的軍事沖突是1974年的西沙之戰。彼時華盛頓急於脫身南越泥潭,並且與北京合作,采取相似的對付莫斯科立場,而河內志在統一,離不開北京的支持。越戰結束之後,控制中南半島的河內與莫斯科“結盟”,挑戰北京,後有中越邊境之戰。等到莫斯科內外交困,無暇顧及河內之時,華盛頓才有機會重新與河內“靠近”。河內加盟華盛頓和東京,靠後者們的力量與北京對抗,爭奪南中國海的領海/領土?也許可能。但是,這可不是一盤簡單的國際象棋。兩國之間還有陸地相鄰,而中越之間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相差甚遠。至少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華盛頓在中南半島支持自己的“盟友”的紀錄並不光彩。

至於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將華盛頓作為自己的安全保障並不奇怪。但是,它們不見得願意將自己綁在它的戰車上。領海/領土的爭端的解決方式很多。訴諸沒有執行力的國際法庭?“先聲奪人”而已。除非願意“借助”武力,並且為之付出相應的代價,不然的話最後還得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此外,東盟中一些國家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迅速也是整個地區穩定需要面臨的挑戰。擴展“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及變幻極快的各種“同盟”、準“同盟”,博弈與對抗。另外一點不變的是,南中國海的“客人們”來來去去,它的“主人們”卻必須永遠相處。

川普應該會“自上而下”(top-down)地重新定義華盛頓的全球利益、戰略要點(priorities),然後制定和執行相關的具體政策。他不可避免地會延續奧巴馬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因為許多“爛攤子”需要收拾,許多挑戰要面對和應付。從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至今為止的言論來看,他們還需要時間,包括相互溝通、磨合、切磋的時間和與其他國家與地區互動的時間。

我們的世界正在進入二戰以來最覆雜、最具不確定性、最動蕩,甚至最危險的時代。與幾場規模不一的區域性(朝鮮戰爭,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等)戰爭不同,我們面臨的是二戰後建立的全球國際體系,其次序和均衡正在發生重大的根本性變化。這些變化的核心是從原來的基本結構——美-(前)蘇兩極(包括各自的“陣營”)對抗到非等邊的美-(前)蘇-中“大三角”,再到一個基本多極的結構,雖然這個新的結構還在逐步定型之中。多極結構的不穩定性要比兩極和三角結構大得多,因為不同的國家力量之間力量消長和均衡發生了許多極為重要的變化,而它們之間的覆雜性和協調成本大大增加了,也因為利益和文化的博弈,沖突和對抗(亨廷頓)常常超出了現存的國際體系所能協調的範圍。

在這樣的國際大格局下,川普眼中的台北的潛在價值何在?這取決於他對世界大格局和美國面臨的各種挑戰的總的判斷,包括他對北京的看法。如果他認為莫斯科不再是挑戰和威脅,而是可以合作與“做生意”的“商業夥伴”,並且處理歐洲與中東難題時“順風順水”,他對北京會采取較為強硬的政策。這就包括雙邊貿易談判和南中國海的博弈,也包括他支持東京在與北京較勁。反之,雖然川普不見得會重新撿起尼克松的“聯中抗蘇”戰略。近幾周的發展說明,內外因素都使得他“回歸”到與莫斯科對峙和對抗的立場上去。在這種趨勢下,華盛頓同時與莫斯科和北京對抗卻不是一筆“效益大於成本的”,算得過來的帳。當然,所有這些都是幾個很大的、非常不確定的“如果”。在這盤動態的棋局中,台北是一枚“棋子”,也可以是一枚“棄子”。它有討價還價的短期價值,卻沒有多大的戰略價值。理由很簡單:兩岸關係的重大變動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導致整個亞太地區的大動蕩和大沖突。都說川普商業基因頗濃,精明多變。我們拭目以待,看他在上述世界大格局下如何盤算海峽兩岸力量均衡以及中美關係這筆大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