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中國,不保大清|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年來,海內外有一些翻案文章,稱許康有為、梁啓超等保皇派的主張,並否定孫中山丶黃興等人的共和革命。這一觀點認為,康丶梁主張仿英國君主立憲,結合傳統皇權與議會民主,既可維持清廷的正朔,又能推動必要的政治改革,代價最小,成就也最大;但這卻與歷史的發展脈絡相違。

事實上,即使不存在孫中山等人的共和革命,康梁等保皇派也不可能成功。因為無論是他們所支持的光緒皇帝,或是後來接續他的宣統,以及實際執政的皇族內閣,實在都過於孱弱,不具足夠的領導格局和氣魄承擔,推動並完成保皇派所期許的維新與改革。

1900年6月,慈禧太后支持義和團,發動扶清滅洋,在北京城內燒毀教堂丶攻擊教民丶射殺德國公使,導致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大沽口。6月21日,慈禧下詔向英、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

但東南各總督卻公然抗命。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地方重臣強調「東南互保」,拒不奉行。他們對列強解釋,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被迫發出的「亂命」,並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的牽累。

8月14日,八國聯軍進佔北京。慈禧太后挾持光緒帝逃往西安。8月20日,以光緒帝的名義發佈《罪己詔》,讓光緒帝出面譴責「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國各地至此才喘了一口氣,相信洋人不致於進一步瓜分中國。

但此時清廷的統治威信卻已急速下頹,執政的正當性也受到嚴重的斲傷。在此背景下,孫中山在南方推動的革命行動,卻得到國人莫大的同情;對於他主導的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也寄予高度的期許,響應者日眾。與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時,被視為亂臣賊子的際遇,已迥然不同。

孫中山後來在比較第一次廣州之役和第二次惠州之役時,指出:

「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詛咒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惡聲相加,而有志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基於此,孫中山決定在海外堅決推動反清革命,與康丶梁等保皇勢力切割,毅然決然的走上「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道路。這是將「國家」(中國)與「政權」(清朝)兩者分際加以釐清的一項重要舉措,也為近代中國革命史打開了一頁重要的新篇。

孫中山積極號召海外各省留學生加入革命的行列,並籌組全國性的革命團體,全面展開反滿行動。此時,支持孫中山的群眾力量,已從原先的會黨,逐漸擴及知識份子和留學生,而且不再僅以廣東及沿海地區為主,進而擴及全國各省。尤其重要的是,以黃興為首的兩湖及長江中下游革命志士,以及光復會為主的江浙精英,對革命勢力的擴展,深具影響。這也是1905年孫中山丶黃興等人在東京結合各省留學生和知識精英,加入革命行列,成立中國同盟會的重要背景。

1905年6月11日,孫中山自馬賽經新加坡赴日本。過新加坡時,因先前已被判離境5年,乃請主持《圖南日報》的陳楚楠及尤列等人登船晤面。此係孫中山第一次與南洋革命同志相聚。此後的革命起義,逐漸移向南洋,定為策動的基地。

7月19日,孫抵達日本橫濱。7月28日,與宋教仁、陳天華會晤於東京《二十一世紀之支那》社,談及革命策略以聯絡人才最為重要。次日,再度會晤於黃興寓所,談及華興會與孫中山合作之事。7月30日,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經過討論辯難,通過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民族丶民權與民生三主義的雛形,均已納入其中。

8月14日,孫中山出席東京留學生歡迎會,發表演說「中國應建設共和國」,聽眾逾一千人,盛況空前。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於東京,加盟者逾300餘人。黃興提議,公推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並以《二十世紀之支那》為機關報。後因日本政府禁止其發行,乃改名為《民報》。

10月26日,經宮崎寅藏與平山周介紹,孫中山與梁啟超在政界人士犬養毅家中晤面。犬養毅曾任文部大臣,力主中日親善,與革命黨以及維新派均有往來。此時康有為因慈禧太后下詔廢除新政,被視為亂黨,在英國軍艦掩護下逃往香港,旋即轉往日本。

而梁啟超等人已先至東京。孫中山擬親往問候,藉以敦睦友誼。但康有為以帝師自居,託辭拒絕。後犬養毅親自邀約康、梁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晤面,但康竟爽約,梁啟超乃單獨與孫會面,詳談甚久,但終因康有為強烈反對雙方合作而未能竟其功。終其一生,康有為始終不曾與孫中山會面。

以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1828-1912)為例,他曾先後參與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與興中會革命等行動,領導群倫,備受尊重。1900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卻譲他徹底改變了對康梁等人和保皇維新派的觀點。這也是當時許多中國人從「君主憲政」轉向「民主共和」的重要轉捩點。

1900年9月1日,容閎與甫從南洋回來的孫中山初遇,一起乘「神戶丸」輪船潛赴日本。雖然孫中山與容閎同是廣東香山人,也曾為了聯合起義而與對方的人馬接洽過,但孫中山對容閎而言,卻是經過了這次海上相遇長談後,才真正有了深入的接觸和認識。

過去,容閎對孫的印象全係間接聽聞,此際才發現他寬廣誠明,特別勉勵他一要有做華盛頓、富蘭克林等人之大志。當時容閎才剛剛經歷了由唐才常領導,1900年八月的「自立軍」起義,並擔任7月26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議會」會長,嚴復當選為副會長,唐才常則為總幹事。

但在此役中,卻因康有為在南洋盤據著保皇黨支持起義的款項,不肯匯出,結果造成唐才常和自立軍的慘敗,被張之洞一舉消滅。接下來,在兩湖、安徽、江蘇等地全力緝捕參與起義的會眾,一共撲殺了百餘人。經此劇變,保皇黨的信用頓失,容閎對中國未來的選擇也有了定見,他不但確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也對孫中山鼓勵有加。這正是孫中山決定自日本南下台灣、加緊籌劃惠州起義的主因。而容閎從此也決定加入並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

在「自立軍」事件以前,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多無人問津。如前所述,孫中山1895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卻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亂臣賊子,可見群眾基礎相當薄弱。

但「自立軍」的失敗卻讓國人對清廷的官僚作風失望透頂。保皇派也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除了少數頑固派如康有為等人還繼續堅持保皇立場外,大多數的維新黨人卻在1900年後放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轉身支持革命了。

基於此,孫中山在1903年12月13日,於美國檀香山發表演說:

「今日自中國何以須革命?因中國之積弱已見之於義和團一役,二萬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輩四萬萬人一起奮起,其將奈我何!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廢除專制,實行共和。觀於昏眛之清朝,斷難行其君主立憲政體,故非實行革命,建立共和國家不可也。」

由此觀之,辛丑年之後,清廷的統治權威不再,而孫中山的選擇則是為了救中國,必須以共和民主取代滿清帝制,這也就是──「保中國,不保大清」!

孫中山將「國家」層面的「救中國」與「政權」層面的「保清廷」明顯區隔開來;革命為的是保持「國家」的生存命脈,而不是維護一時丶一地丶一姓的「政權」。事實上,滿清政權早已腐朽不堪,也根本已無可救治了。

換言之,政權可以更替,而國家卻不可滅亡!這與英國立憲主義的基本原則──「忠於國家,反對政府」的基本精神,實相吻和。而康梁推動的保皇維新,表面看來是倣傚英國立憲制度,實際上卻是為了「保大清,救皇族」;這是為了拯救滿清政權,而不是拯救中國的生存命脈。但清廷早已腐朽,單憑保皇黨之力,已無可挽回了。

基於此,「維新變法適足以挽救國家免於危亡」的說法,實在是眜於歷史、政治與文化脈絡,混淆「國家」與「政權」分際的一偏之見。這也是「國族認同」與「政權效忠」真實分際之所在!百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是不絕如縷,而且蕩氣迴腸。

認清美中利益關係與美台友誼關係|高靖

文/高靖

美中(大陸)台(中華民國)三邊關係今日的錯綜複雜狀態,很大的原因起於美方基於其自身國家利益考慮,在打開北京關係的初始階段,難免過於傾向中共拉攏對方,但又為了顧全大國的面子,不能捨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想要兩邊討好,結果造成許多解讀混亂,引發了許多紛擾。
台灣獨立運動者天真的以為美國會支持台獨,沒有歷史遠景的台灣政黨人士創造出不統不獨,不要製造麻煩與變動,爭取美國認同與支持,只要維持不知所以然的現狀即可。大陸當局也不時以美中三公報的政治框架,經常對美台關係發展施壓,造成各方的困擾。其實,美中關係是利益關係,但雙方有正式邦交,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卻擁有長期的友誼關係,若能認清這些關係的侷限,就不會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從美國國務院公開的歷史檔案當中,有助於理解美中(中華民國)關係隨著國際情勢改變,逐漸演變成美中(大陸)台(中華民國)三邊關係的過程。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是長期盟友,但基於1970年代的美蘇戰略對抗與解決越戰問題,美國重新思考與北京關係正常化,這是基於雙方共同利益使然,而不得不犧牲台灣的利益,但美國仍顧念在亞洲盟友如日、韓等國的同盟關係,至於台灣,從尼克森總統時代,政策上大致定性,就是與北京建交後,確保台灣分離的存在,但美國並不支持台灣獨立,也不希望台灣挑釁,美國想要兩邊討好,結果造成兩岸問題更加治絲益棼。
從二戰期間回顧,美國總統羅斯福非常支持中華民國抗日,在羅斯福一手主導下,蔣中正才能夠以國府主席身分,出席開羅會議,大大提高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但是為了縮短戰爭時間,減少美軍傷亡,以美國自己的利益優先考量下,羅斯福另外與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在1945年2月在雅爾達達成密約,以中國東北的利益交換,希望誘使蘇聯在結束對德戰役後,能夠打破對日中立的政治立場,對日出兵,早日結束戰爭,這件事情日後不僅造成重慶當局派兵接收東北受阻,也讓中共在東北坐大,國府甚至為了換取收回東北主權,與蘇聯達成協議,允許外蒙古舉行獨立公投,自此外蒙正式脫離中國政治版圖,蘇軍在東北劫匪般的掠奪,更造成中國的重大經濟損失。
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對於台灣地位問題,立場翻來覆去,考量的仍然是美國利益,若中共取得政權,美國介入台海戰事,恐怕不利雙方關係未來推展,但在考量台灣地理位置的戰略條件下,美國又不希望台灣為中共控制。韓戰爆發後,美國開始長期援助台灣,一方面是藉擴大政治影響力,遏阻台灣的國府殘餘勢力發動對大陸軍事行動,破壞區域安定。一方面藉著軍事、經濟援助,促成台灣能在安定環境下,逐步發展經濟實力,並敦促國府推動落實台灣的民主政治。
美國與撤退到台灣的國府關係發展起起伏伏,如果不是韓戰,杜魯門總統根本不想理會國府的死活。在艾森豪總統時代,美台雙方關係開始加溫,甘迺迪總統任內雙方關係非常糟糕,甘迺迪遇刺身亡,國府不派任何人到華府弔唁參加國喪,可見雙方關係惡劣。尼克森總統在艾森豪政府的副總統任內,曾訪問過台灣,住在蔣中正總統士林官邸內,他競選總統敗給甘迺迪後,到台灣訪問仍然受到重視,尼克森當選總統後,雖然選擇與北京發展正式外交關係,卻始終堅持對國府的友誼關係。
從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中可以看到,1972年2月14日,就在尼克森準備啟程訪問北京前一星期,尼克森與白宮國安顧問季辛吉的一場對話,對於季辛吉提到,我們會維持我們在台灣的顧問的承諾,尼克森以友誼(Friendship)回應了季辛吉。至於對中國大陸發展關係的目的,季辛吉說我們現在對中國的關切,是利用中國抗衡蘇聯,尼克森對這個說法表達了肯定。
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日訪問大陸,返回美國前,雙方簽訂了上海公報,為美中關係發展打開了僵局,也從此改變了美中台灣三方的關係互動。但是美國多年來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受到北京當局的強烈反對,成了雙方推動關係開展的一個重要難題。
尼克森就在2月14日的會談當中,與季辛吉討論了許多美中關係的問題,尤其是對於中美簽訂公報可能對台灣造成的影響。從對話當中可以發現,尼克森擔心被美國保守派人士批評他跑去中國大陸,然後出賣了台灣,他對季辛吉說,他根本沒有出賣台灣,可是對於美國表明信守對日韓等國的防衛條約承諾,卻因為顧慮發展建立與北京的政治關係,而不提對台灣的防衛條約承諾,尼克森顯然感到不安,並且對季辛吉表明他的憂慮。
尼克森關切台灣問題,他問季辛吉有關美國國務卿羅吉斯對有關公報文字的看法,季辛吉說,只給羅吉斯看有關台灣的部分,尼克森問,羅吉斯對公報內容有表達過任何想法?羅吉斯是否想要重新寫一份呢?季辛吉說,是的。尼克森說,羅吉斯有交給你什麼東西嗎?季辛吉說,有的,但它非常荒謬。季辛吉還告訴尼克森說,羅吉斯想要加入中方承諾的文字,要中方承諾不會使用武力解決爭端。季辛吉認為中共根本不會接受這個要求,最後定稿的上海公報文字也證實了季辛吉的推測。
原本尼克森推動美中關係,有一部分就是為了讓美國從越戰的泥淖中脫身,老謀深算的尼克森這時顯露了他的盤算,尼克森說,在我們結束了越戰後,假如大陸真的動武,我們必定可以同意我們與台灣是有防衛條約效力的。季辛吉附和著說是的,尼克森表示,我們不能放棄我們的條約。
最終在上海公報當中,美國表達了對韓國的安全承諾,對日本友好關係的高度重視,對印巴衝突停火的肯定,但是有關台灣問題,另外由美中雙方表達立場,美國公開提出了認知到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質疑這個立場。美國雖強調中國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利益,但也提出當區域緊張情勢趨緩,美軍全面撤出台灣的主張。這個撤軍主張,後來在卡特政府變成與北京建交後,美軍全面撤出台灣,而沒有考量台海情勢是否趨緩,因為北京提出斷交、撤軍、廢約作為雙方建交的三個前提,使得卡特沒有轉圜空間,美方的片面撤軍決定,也證明美國仍以其自身政治利益優先,而選擇放棄台灣。
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發展,在雙方簽署上海公報後,有了很大的不同。1973年10月3日,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華府與季辛吉會面,然而根據國務院檔案,季辛吉原本不願意見馬康衛,也不讓馬康衛與尼克森會面。幕僚向季辛吉建議,如果不見馬康衛,可能會減弱馬康衛與國府行政院長蔣經國交涉的立場,進而導致台灣追求更加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季辛吉改變主意接見馬康衛,他對馬康衛說,他很遺憾在台灣的中國人受到了打擊,季辛吉對於他們必須採取的行動,宣稱他的內心在淌血,因為假如美國不採取這些做法,美國就會分裂,美國必須在1971年採取行動(為了拆解越南問題,這樣一來才能根據美國自己的節奏達成有關越南的協議)。美國沒有背棄台灣,這個態度現在與將來都不會改變。
季辛吉告訴馬康衛,美國朝向完全承認北京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最快在1980年可以達成。也許在1975年會採取某些初期的行動,可是我們不會把台灣逼到牆腳,如果台灣願意,我們的行動將會包含採取有力的方法,確保台灣保持持續分離的地位。馬康衛接著說,這是假設台灣不會採取挑釁的行動,例如宣布台灣分離大陸。季辛吉回答,的確是這樣,不可以有挑釁。我們將確保台灣不會自動地落入大陸的手中。例如,我們可以安排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會失效,或者失效以後,在某些情況下,條約可以自動回復效力。
從後來的發展可以看到,季辛吉的想法是過於天真了。北京堅持廢約,卡特政府另以對台軍售取代防衛條約失效的問題,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美國對台灣軍售,軍售武器的品質好壞並不是重點,軍售對台灣安全產生的政治心理效應,更優於武器的性能好壞。
季辛吉對馬康衛的建交談話,與季辛吉在1973年8月6日對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所說的不同。沈劍虹問季辛吉,如果美國承認北京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呢?季辛吉表示,除非北京承認台灣分離的存在,否則這就不會發生,但是美國沒有承認北京的計畫。季辛吉告訴沈劍虹美國沒有承認中共的說法,在短短兩個月後,季辛吉會見馬康衛時,卻變成建交方向不會改變,美國能否值得台灣信任,歷史殷鑑不遠。
不過,季辛吉還是告訴沈劍虹,美國無法容忍大陸對台灣軍事侵略,再次表達了美國對台灣這位盟友的某些同情。美國對台灣安全的顧慮,顯示美國希望在兩岸當中採取平衡的措施,一方面不能放棄對大陸的關係推展,但也不能不顧及台灣幾十年來的自主存在,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保持兩岸分離的狀態,最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站在兩岸自身的立場來看,當兩岸實力消長,美國力量減弱,台灣能否永遠保持分離的狀態,恐怕是個大問號,是要被迫接受統一,還是透過談判尋找政治上的解決方案,都不是一時容易解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