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台灣在上一世紀七零年代之後，迎來了一波長達二十年的經濟高速成長期，這使得台灣由一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小島，蛻變為以電子、化工、機械、醫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發達地區。台灣能夠獲得這樣的成就，離不開兩項因素：一個是政府能夠正確判斷國際形勢，深刻瞭解台灣內部現況，出台一系列的正確決策，並且堅決推行；另一個是政府能夠穩定台灣社會秩序，讓老百姓對未來的生活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態度，社會上充滿朝氣蓬勃的氛圍。九零年代以前的台灣，一直是以實踐三民主義，建設台灣為全中國的模範省而自詡。李登輝主政之後，開始逐步改造台灣的政治體制，以抄襲西方的民主制度為底色，逐步地揚棄了在台灣實踐了將近半個世紀的三民主義。
經濟發展是檢驗政府與政治體制良瓢的硬道理，台灣在推行所謂的西方式民主數年之後，社會衝突開始加深，族群撕裂情形嚴重，經濟發展進入長期遲滯現象。台灣老百姓現在尚能維持一定的體面生活，乃受惠於蔣經國團隊施政時期的長期積累。台灣政客們為了個人利益或是報復上一代積累下的仇恨，不斷地操弄不切實際的政治議題，分化原來尚稱和諧的台灣社會，推出一個又一個傷人傷己的荒謬政策。連向來是穩定社會秩序基礎的軍、公、教群體都不斷地湧上街頭抗爭，當前的台灣社會確實是敗象已露，前景令人極為憂心。
中國國民黨奉為指導思想的三民主義，是由孫文在1905年《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的；《民報》是同盟會的機關報，所以1905年《民報》的刊行，可以看做是國民黨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發揮領導作用的開始。三民主義預設的前提是中西文化中早已普遍接受的基本價值，孫中山尤其強調「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現代意義。國府的教育部在1939年將管仲所提的「禮義廉恥」訂為全國各校的共通校訓，也是傳統中國文化受到重視的一種體現。現在台灣四十歲以上的人的共同記憶，就是全台灣所有中小學主樓的顯著位置，一定都掛著蔣中正題字的「禮義廉恥」匾額。台灣最著名的幾所女子中學，例如：北一女中、中山女高、景美高中等，在細緻處微有區別，總體而言，均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公誠勤毅溫良恭儉讓禮樂射御書數真…。」為其班級代號。
余英時指出，孫文想要結合西方與中國的優點，是否結合成功，固然可以討論，但是三民主義比「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本位文化，以及其他極端的意識形態等，都更合乎中國的實際需要。於此所謂的更合乎中國的實際需要，最核心的意義，應該是探查中國人具有什麼樣的特色？更適合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在西方體制與中國傳統之間應當如何取捨？才更容易達到老百姓所期待的幸福生活。
嚴復將約翰‧穆勒的On Liberty一書翻譯為《群己權界論》，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的個人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的異同點是：相同的是都肯定個人自由和解放的價值；不同點是：西方是以個人為本位，中國卻是在群體與個體的界線上考慮自由的問題。
尚會鵬在許烺光的研究基礎上建構了「心理文化學」理論；心理文化學不但印證了余英時的觀點，還能審度出孫文學說在中國實踐的優勢。尚會鵬認為，中國社會是一種「倫人」社會，「倫人」狀態下的自我認知，強調人的相互性，個體並不是以個體這個單一狀態來理解與感知世界，其所依賴的是人的相互性，也就是從自己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中來認知自己與看待外部的世界。換言之，單純的作為個體人，在中國社會中沒有太多意義。中國人是通過在面對各種不同的人時，隨時調整並確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並且不斷地從不同的關係中確定自己的身份、對方的身份、彼此的關係以及自己在整個「場」中應所遵循的「規矩」。
規矩自然是從禮而來，不按規矩行事，就是失禮。傳統中國人考慮問題的重點不是對錯，而是整件事情是否合乎禮法。如果一個人的做法不合乎禮節，那麼即使是對的，也可能會因為失禮而失去了正當性。所以在河洛語（閩南語）中，「失禮」很接近道歉的意思。在中國古代，雖然也強調對真理的追求，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以」，這個道並不是禮節本身，而是在禮法之後所體現的價值，亦即仁與道，也就是一種類似西方的自然法，不證自明的超越性價值。但是中國畢竟只有極少數人能達到行仁入道的境界，在「倫人」社會的強大影響下，是否符合禮節已經內化為判斷對或錯的標準。
中國人構成自我認知群體的人際關係圈是以「自己」為核心，由內而外分為三層，分別是「親人圈」、「熟人圈」與「陌生人圈」。「自己」與圈中其他個體的親密程度，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權利義務的強度，乃由內向外遞減。在不同圈子使用不同的規矩，是「倫人」行為模式中最突出的特徵之一，而這也是禮法的重要特徵之一。為什麼中國人特別願意論關係呢？因為在不同的圈子里，適用的規矩不同，交易成本自然也就不同。因此，攀親戚、論師門、講鄉情，構成了中國人社會幾千年來的基本人際互動模式。
台灣當前所實踐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不知不覺間就走進了一個誤區，因為西方人是積累了千百年的獨特經驗之後，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礎上，反覆琢磨，不斷調整，然後逐步出台符合西方文化特色的法律，建構了匹配西方人思維模式的政治體制。然而到過台灣的人都知道，在當今全球的華人圈里，台灣的老百姓保存了最傳統的中國人特色。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貿然的全盤採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後果，就是民主的好處並未全然出現，民粹卻開始在台灣普遍流行。
民粹現象並非台灣所獨有，民粹所體現的是群體無序後所呈現的一種烏合之眾帶來的狂暴力量。古斯塔夫‧勒旁在論及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時，就指出群體的行為主要不是受大腦，而是脊椎神經的影響。群體是刺激因素的奴隸。群體所服從的各種衝動可以是豪爽或殘忍的，勇猛或懦弱的；這種衝動總是極為強烈，因此個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難以控制他們。由於刺激群體的因素是各式各樣的，所以群體可以轉瞬之間從血腥的狂熱變成最極端的寬宏大量和英雄主義。因此，群體根本不會做任何的事先策劃，他們可以先後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發，但是他們又總是受到當前刺激因素的影響。他們就像被風暴捲起的樹葉，向著每個方向飛舞，然後又落在地上。民進黨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時，就反覆地利用民粹的力量，想盡辦法為難執政黨；等到民進黨自己執政時，民粹依然存在，反噬的力量同樣強大；民進黨現在舉步維艱，這是自食惡果，但台灣老百姓也跟著遭殃。
從中國人的「倫人」特性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國並未具備運行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前提，就是「公民社會」。在公民社會里的「公民」，一般來說，具有一種超越宗族利益的政治生活體認，這是建立在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特色的基礎上的。近代西方個人主義起源於十四、五世紀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及人文主義，這是上承古典的傳統；在宗教方面，馬丁路德主張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到了加爾文教派，即所謂的「清教徒」，把個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國是一個清教徒社會，以十八、九世紀為例，小孩很早就離家外出闖天下，成人後才回家與父母重新建立關係，以此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西方人認為人是上帝所創造的，人對上帝必須絕對的服從，美國可以說是最極致的個人主義社會。
余英時表示，上述這種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難理解；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濃厚，自古已然。孔子強調孝悌視「為仁之本」，後世則有「移孝作忠」之說。漢、晉兩代都號稱「以孝治天下」，正是因為政治理論必須依附於家族倫理的基礎之上。西漢初年南粵王趙佗與大漢交惡，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呂后毀其祖墳、殺其家族。漢文帝想要與趙佗示好，就不能不改變呂后的錯誤。文帝在給趙佗的信上表示：「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以家族關係進行統戰的例子，並且對後世發生了示範作用。 漢末以來避難的人，無論是集體或個別的，多以「家」為單位；田疇率領族人隱居徐無山，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三國志》十一）王安石評論陶潛的《桃花源記》是：「但有父子無君臣」。魏晉南北朝母子相依的事例不勝枚舉，當時的道德觀念是把親子關係看得比君臣關係遠為重要，這恐怕與漢代以來孝弟思想無法分開。曹丕問：「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就君耶？父耶？」邴原毫不遲疑的答道：「父也」（《三國志》十一注引〈原別傳〉）；徐庶初從劉備，及其母為曹操所獲，他只好向劉備說：「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三國志》三五）更鮮明的例子是，諸葛瑾、諸葛亮二人，分別在吳、蜀出任要職，卻不因政治而斷絕手足之情，現存諸葛亮給兄瑾諸札可證，而且劉備與孫權也表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與雅量。親情影響政治的情形，在中國的歷史上十分普遍，有的例子還十分突出。北宋時真宗藩邸舊臣王繼忠為契丹所俘，後為契丹所重用，曾致力於宋遼之間的和平。宋真宗待其妻子甚厚，而且子孫在宋朝仕宦者亦甚多。當時京師號為「陷蕃王太尉家」（見文瑩《玉壺清話》四及葉夢得《石林燕語》十）。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到中國人怎樣重視家庭倫理。一般情形下，中國人是不肯為政治而犧牲親情的。「國」必須以「家」為基礎，這可以當作是中國特色下的現代「國家」涵義。
由於中西文化的客觀差異，在理性的選擇下，中國人只能選擇一種具有中國特色，同時又富含現代化意義的政治體制。若是貿然的全面適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那麼在倫人社會為背景的前提下，從總統到村長都很可能會借著掌握公共資源的機會，先服務好自己與自己的宗族，或是自己所屬的黨派，而且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絲毫顯示不出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共善精神與公民社會樣貌。
在此值得進一步申論的是，心理文化學理論中指出，西方「個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屬於「交易型」，而「倫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則屬於「信用借貸型」。「恩」與「報」是「信用借貸型」交換方式的重要特點。中國傳統中蘊含了很深的「還報」文化。在「熟人」圈中，一方「貸出」「人情」或「禮」，（期待）引發的是另一方的償還行為。 中國的人與人之間交換（財物、金錢、情感、服務等）的比率，是根據與彼此間身份關係相關聯的倫理規範來達到平衡的。換言之，這是一種符合倫理規範的「等意義交換」，而不是物質上的「等價交換」。中國人的交換模式特點，使得中國人對具有一定關係的人，會有較強的責任感，以及較重的「親情」和「人情」負擔。因此謀前途、做事業的人，很容易就會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力圖促進自己與對自己有用處的人的關係。這一點不但與自我認知維度有關，也與交換維度有關，因為這直接涉及中國人處世與辦事的交易成本，可以說是從外圍朝向內核前進的水平面移動。
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中國的實踐結果，就是橘逾淮而為枳。大陸的基層民主自治，從長遠來看確實是培養老百姓實踐民主生活的一種漸進式安排，但是從當前的實踐情況來看，村主任與村幹部多數均由村裡的大姓所把持，等而下者，甚且長期受到地痞流氓的控制。如果每一級政府都存在這種現象，這個國家很快就要淪為三流國家。南美、南亞，一直到非洲，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為什麼在東方國家裡，當威權體制或賢能政治遇上開明卓越的領袖時就更容易成功？因為一位以民之所欲為念的執政者，其核心執政團隊，居於中央層級，他們必須向全國老百姓負責，這裡算的是一筆總帳，而不是切割成一小塊一小塊後的零星帳目。由於施政的效益是以全國老百姓的滿意度與福祉來考慮，而不是通過無數個小單位的績效積累來體現。集中力量辦大事情，有時候確實需要特別的犧牲，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利遠大於弊的。如此一來，施政成本降低，總體效益自然就能提高。蔣經國在台灣推行十大建設時，就是以全台灣為範圍進行通盤的考慮，全局式的規劃，建設成果全台灣的老百姓都能受惠。大陸的高鐵建設能夠獲得舉世讚譽，其實是一樣的道理。放眼東洋，明治維新也是此類的成功典型之一。
民進黨政府現在推行的前瞻計劃，主要的建設與預算都落在綠色執政的縣市，由於缺乏整體規劃，資源重複的浪費情形非常嚴重，即便是傾綠的學者專家，也忍不住要提出嚴厲的批評；但是民進黨政府利用執政優勢強行推動。蔣經國主政時期，並沒有太大的選票壓力，但是他有必須把整個台灣建設好的壓力，這是一種真正的全民領導。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只要能確保擊敗選舉時的競爭對手即可。實際上，蔡政府不必向全台灣老百姓負責，政客們只要能夠取悅足夠多數的選民即可。在人性並不可靠，欺騙成了正常，有些人甚至歡迎謊言時，奪取政權的方法是否道德，治理台灣的方向是否正確，並不是最需要關心的事情。
然而，威權體制或是賢能政治不能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權與能之間的關係。孫文表示，根據他的研究，現在的民權國家，人民害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但是又期待有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由於在民權國家，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極限，政府便不能夠做事，所以人民要改變對政府的態度。 孫文認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權與能要分別」，具體而言，就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手上，由人民去管理政治，所以全中國的人都有權，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不知不覺」的人，就像是阿斗，可是諸葛亮是有能的，所以應當把事情交給諸葛亮去辦。如果政府是不好的，全中國的人都可以罷免他，收回國家的大權。 孫文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如何有效的監督權力，又不影響權力的正確與正常施展，始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中國的傳統「倫人」社會里，佔據較高位置的人比處於較低位置的人，有更多交易上的優勢。當然，從道德上，這樣的人也應該負更多責任。這一點甚至還能上升到君王，皇帝毫無疑問是佔據最高位置的人，所以臣民百姓對皇帝必須不帶任何條件地服從；皇帝除非是獲罪於天，有新的真命天子取而代之，否則他在倫人系統的制高點位置，是不可動搖的。在這樣的系統中，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衡，所以系統治理失靈的現象十分普遍。
孟子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尤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生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之而善，故民之從也輕。」。手段是為目的而服務的，幸福生活是本，民主法治是手段，中國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內容，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完全一致，但是也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並不相同，而且這個不同的部分，是沒有辦法通過西方式的手段來達成的。這就賦予了當代中國知識人在學習西方優點之時，也有必要深刻反思固有文化，然後提煉出符合中國人需要的精華的責任。
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有一種外在超越的好處，比如權力之間的制衡對於防範權力濫用，十分有效。中國政治史上也不是沒有權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現在內在超越。中國以前的御史制度，就是監督官僚的。還有一個是諫官制度，這是批評皇帝的。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間權限也很分明：中書省出詔令，門下省審查詔令，有封駁之權，尚書省則負責執行之責。但這些都是在政權內部的，遇到皇帝橫起來就不靈了。到了清朝，諫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民主實際上是個好東西，但是如何用好民主，則是一門大學問。民主必須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人權都獲得充分的保障；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原則而言，必須保障每一個人的經濟公平，亦即所謂的「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一個合理的社會體制必須是「人人各遂其私以成天下之大公」。「公」和「私」在這裡是一種辯證關係，是相互補充的。這裡的討論，毫無疑問的觸及了具有「倫人」特色的中國人處於現代社會中的軟肋。以公民精神為前提的西方社會，老百姓知道為了公，私必須受到制約。但是在「倫人」社會里，中國人把自己與家族看得最重，沒有公民的概念，自然也沒有與公民身份相應的權利與義務的理解。中國社會確實需要有所轉變，必須把他者「陌生人」這一圈，轉化為公民；而「自己」也應當有意識的進入公民的角色之中。
我們應該認識到，文化是為人而存在的，人並不是文化的附屬品，這個主客關係不能任意顛倒。人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既不應盲目毀棄，也不應盲目崇拜。 經驗告訴我們，人是可以超越「文化界限」的，在經過比較、判斷後，人可以突破原有的文化界限。意識形態有助於形成一股力量，但是封閉的意識形態缺乏活水的進出與檢驗，很難保證其時代的先進性，前蘇聯與朝鮮都是實例。為了聚積溫和正向的理性變化力量，思想的控制就不能夠太嚴。鄧小平說過：「我們要防右，但是主要是防左」。我們相信在習近平主席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一定能夠突破種種難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新時代中一定能夠體現出貢獻於人類歷史的積極意義。
本文的簡體節略版《台灣「民主化」與社會失序的反思》，已登載在《南風窗》雜誌2017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