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靖
日本與北京在1972年建交後,與台灣仍保持民航往來, 但在1974年因為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中華民國基於維護國格, 被迫與日本斷航,這個舉措不單單是表面上的斷航措施, 其實是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要利用這個重大的民航議題, 除了斷航的重大宣示之外,也要讓這個議題在日本政壇產生作用, 蔣經國不惜與日本自民黨極右派團體合作, 讓自民黨內部對當時的田中角榮內閣施加壓力,果不其然, 斷航半年多過後,田中角榮雖不是因為蔣經國操作斷航議題下台, 卻因為更大的黑金政治爭議洛克希德行賄事件下台。
日本受到美國尼克森總統與北京發展關係的影響, 首相田中角榮的操盤下,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 與中華民國斷交,雙方設立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交流協會, 為日後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善後處理,建立了一個新的參考模式。 與日本斷交後,台灣與日本的民航措施仍然繼續進行, 但是直到兩年後北京與日本簽訂民航協定時,北京的外交壓力下, 迫使台北國府當局為了維護國格,採取斷航的強硬措施。 與後來美國斷交情況類似,日本內部有許多對國府相當友善的人士, 包括岸信介、佐藤榮作等都是國府長期以來的好友, 蔣中正總統生前也很受日本政界尊敬,1975年病逝後, 日本派出規格相當高的代表團前來弔唁。
1974年4月20日台北當局正式宣布中日斷航之前, 因為台北對日方有關民航措施,政治上所採取立場非常清楚, 台北表明在日本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後,台北會採取斷航措施, 中情局確定台北當局的措施後, 早在4月19日的內部情報分析資料當中, 有一整頁內容都是分析台北的斷航決定。
根據這份中情局的情報研析資料, 台北上周已經對日本與大陸簽署的民航協定,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下令中華民國空軍戒備,同時封閉台灣空域。 台北的外交部曾公開宣示,台北與東京的民航協定應該維持現狀, 如果日本為了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 單方面改變現有台北與東京的民航協定, 台北將禁止日本飛機進入台北飛航情報局與防空識別區。
中情局分析,行政院長蔣經國打算藉著民航議題, 與日本自民黨內部的右翼團體青嵐會合作, 他便能藉青嵐會打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外相大平正芳, 蔣經國不滿田中與大平太過親北京的立場, 希望日本能有立場更保守的內閣。但是中情局認為, 蔣經國太過高估青嵐會的力量與他對東京事務的影響力。另一方面, 蔣經國的操作,也讓台灣的反日情緒高漲。 國府空軍也已經接到命令,準備攔截任何入侵的日本飛機, 但是高層明瞭台灣引發的航空事故的潛在問題, 攔截的命令只能來自最府最高層。
中情局根據台北政壇的訊息分析, 蔣經國的強硬態度讓他身旁的許多顧問都產生疑慮, 但蔣經國沒有完全關閉對日協商大門,蔣經國有兩個條件, 可以談判雙方復航,這兩個條件是允許台灣航空公司的人員在日本, 維持必要的地勤與商業服務人員。 日方如何處理台灣航空公司的名稱。這兩項條件都有待與日本談判。 中情局分析,在目前混亂的情況下, 台北當局可能忽視了與日本維繫良好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必要性, 斷航將使雙方關係惡化,也會使未來談判航空協定更加困難。
中情局認為,儘管台北採取強硬措施, 田中角榮不會改變與北京簽民航協定的決定, 4月20日日本與北京簽署民航協定, 同時會很快地送交日本國會通過。 台北的新戰術是要讓田中角榮不容易在自民黨與內閣當中獲得支持與 中國大陸簽的民航協定。 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已經表明反對使用這個議題, 公開挑戰田中角榮的領導, 青嵐會想要運用這個議題逼迫大平正芳下台,國府的不友善態度, 將會促成自民黨內部極端右派團體與支持台灣的成員, 對田中角榮與大平正芳展開尖銳的攻擊, 如果右翼攻擊大平無能保持維護與台灣的飛航, 大平可能被迫接受這個責難,辭職下台。
蔣經國運用的自民黨內的政團青嵐會, 是自民黨內部政治立場極右派的政治團體, 成員包括後來當選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 從石原慎太郎將神風特攻隊的悲劇美化, 不難判斷石原的保守政治立場。 青嵐會的成立完全是針對田中角榮與北京建交而來, 因為極右派立場,反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 其幕後支持者有岸信介等, 岸信介早年關心國府在台的政治生存問題, 曾經向張群回台灣向蔣中正建議採取一中一台的策略, 主張台灣獨立可以保台,但是蔣中正沒有採納這個意見。 青嵐會成員的反共立場,到了後來都演變成反中立場, 因而多有認同一中一台的立場, 曾任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就是早期青嵐會的年輕成員, 森喜朗對台友善。
日本斷航時的參謀總長是賴名湯, 賴名湯生前的日記留下了與日本斷航的記錄,根據賴名湯日記, 早在1974年4月14日,國府外交部已經完成斷航的準備。 15日,蔣經國在中常會報告斷航的決定。20日, 日本與大陸簽民航協定,聲明東京與台灣的航線,只是地區的航線, 華航的國旗不代表國家,我們忍無可忍,由外交部宣布斷航, 對彼我雙方都有損失,但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賴名湯日記也寫下了斷航後我方禁止日機進入台北飛航情報區的決心 ,4月21日,下午4時起,與日本正式斷航, 如果萬一日本飛機真的進入我們的飛航情報區與防空識別區, 我們一定要派機攔截,否則無法向國人交代。 上午民航局長毛瀛初商討,如果日機來,第一次,我們一定要攔截。 22日,日機尚未飛過我防空識別區,看起來, 他們大致不會來闖關。
不過,斷航才不過幾天光景,台北當局發現情況並不如原先設想, 賴名湯日記在4月24日寫下,日本損失不大, 相差只有40多分鐘飛行時間,但對我飛美國,相差幾千里, 中華每次要損失2萬美元,但為了國家尊嚴,一切都不顧了。
沈呂巡曾在2009年11月擔任外交部政務次長時, 與台北媒體談論到與日本復航的問題,當時沈呂巡說,斷航之後, 除了日本班機無法來台外,日本飛往東南亞的飛機亦須繞道, 對於油料的開銷明顯增加。日方才認知到斷航的嚴重性, 希望藉由道歉來換取復航,並改由宮澤喜一擔任外相, 於國會質詢中重申, 任何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都會認為華航飛機上的旗幟是中華民國的國 旗。因為日方對我國國旗釋出的尊重與肯定,才使我國同意復航。
對照賴名湯的日記內容看來,沈呂巡對日本復航的話,只說了一半, 掩蓋了台灣也蒙受的重大損失,日本雖然要多花40分鐘航程, 但是台灣的飛機要前往美國,中華航空每次要多花2萬美元, 這個損失可能要大過於日本不能經過台灣飛航情報區, 並不一定是沈呂巡所說的那般,日本損失大, 所以向台灣採取低姿態。 日本復航的另一原因還是田中角榮在1974年底下台了, 換了三木武夫上台,日本政壇情勢略有變化, 加上蔣經國也有政治現實的考慮, 雙方才在1975年3月開始密商復航。
就算蔣經國沒有運用自民黨內政團給田中內閣壓力, 日本政壇的情勢多變,也不是蔣經國能夠控制, 蔣經國雖然沒有能夠擋下日本與北京簽民航協定, 但是他利用自民黨內右派團體,的確讓自民黨內部發生了變化, 田中內閣吃了大苦頭,當時自民黨內部派系鬥爭嚴重, 日本與台灣斷航的議題,的確給了反田中派系操作的空間, 田中內閣的民意調查支持度也不斷下滑, 1974年末最後因為美國軍火商的洛克希德行賄案下台, 這可能是台北方面始料未及。
1974年12月田中角榮下台,三木武夫成為日本新任首相。 中情局分析台日斷航的政治效應, 只提到大平正芳可能因為右派團體的批評,被迫辭職下台, 卻沒有掌握到半年後整個田中內閣都沒了。
台日斷航將近一年時, 根據賴名湯日記1975年3月引述秦孝儀的說法,台日復航有望, 顯示雙方早已開始秘密談判復航問題。 蔣中正總統在1975年4月5日病逝,副總統嚴家淦繼位, 但是台北政壇非常明顯的是,蔣中正已經生病幾年, 實際負責管理國家的是行政院長蔣經國, 而不是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蔣經國是真正的實際權力擁有者, 他在蔣中正死後不久,就成為國民黨第一位黨主席, 但是對於國府的領導,蔣經國也不是大家想像那樣無所不能, 蔣經國前一年對日本斷航的嚴厲措施,台灣受到影響也不小, 當時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對蔣中正的辭世,表達了高度善意, 還派出了包括兩位前首相岸信介、佐藤榮作等成員, 很有份量的代表團參加蔣中正的喪禮,對台北表現出高度的善意。
那時美國本來指派農業部長來台弔唁,規格比日本差了許多, 可見得日方對國府還是比較重感情。美方在台北當局力爭之下, 又改派副總統來台弔唁。
蔣經國基於現實的考慮,1975年8月恢復台灣與日本民航交通, 當時基於政治考慮,日本另外成立日亞航,專門飛日本台灣航線, 華航在各國航空公司轉往成田機場後,只能降落羽田機場, 日後因為日航公司轉為民營,無官方色彩, 日亞航的白手套性質也就不需要了,回歸日航的正常飛行。
蔣經國當時用斷航表達抗議,雖是表達國家立場, 但一如中情局分析,反而影響到雙方後續民航協定的商議, 曾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曾在1974年4月15日日記記錄, 日人欲遷就中共政權之故,遂因若干事項彼此發生爭議, 似將造成長期的或短暫的僵局,實際上殆非重要爭執。 王世杰曾是蔣中正倚重的外交幕僚, 他對斷航的不同看法在當時國府內部並非唯一, 蔣經國如何處理日本問題, 也影響到他在國府內部的權力繼承與領導。 蔣經國在蔣中正生前健康情況不佳下,已經掌握國家主要權力, 斷航一事,全出自蔣經國決定,蔣中正死後,蔣經國一人獨攬大權, 不迅速解決日本通航問題,其領導能力難免受人質疑, 才會趕在三木內閣組成後,加快與日方談判速度, 台日斷航也在持續一年多後的1975年8月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