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利益搞出了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高靖

文/高靖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國共雙方爆發內戰，國府撤退台灣以來，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論，在幾十年過去仍然有人提起，也不斷被台灣的台獨運動奉為行動的合法基礎。1943年開羅會議後的開羅宣言，美英認可中國將在戰勝日本後，收回日本竊占中國的領土，台灣是其一。甚至早在開羅會議之前的1943年3月，宋子文與美國國務次卿威勒斯會談時，威勒斯明白告訴宋，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到了1945年初，羅斯福總統決定，日本投降後，台灣應該無條件歸還中國。

美國在羅斯福總統時期，對於台灣的主權歸屬，是非常清晰而不模糊的。從開羅宣言，到波茨坦宣言，都在在宣示了美英兩國的正式立場，日本戰敗簽署的降書，其中文字載明遵守波茨坦宣言，而波茨坦宣言又宣稱要履行開羅宣言。雖然台獨團體與某些日本政客認為日本降書非關台灣領土主權地位，但在中國政府看來，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再到遵守波茨坦宣言的日本降書，中國收回被日本過去占領的中國領土，毫無疑義。

各方基於不同的利益，對於中國有關台灣領土主權的看法，都有不同的解釋，但二戰後期，台灣主權未定在美國內部並非主流看法。不過，羅斯福總統1945年病逝後，副總統杜魯門繼位，情勢開始有所不同，主要是杜魯門的特使馬歇爾調停失敗，國共內戰爆發，杜魯門政府對於國府的政治與軍事能力，受到美國大使館內的親共勢力影響，多抱持負面評價，這股反國府勢力在二戰時已經存在，並不受羅斯福總統重視，杜魯門卻受其影響。

國府接收台灣後，1947年2月爆發二二八事件，國府在內戰先盛後衰，這些都讓美國擔憂台灣的未來。一方面，若是國府政治與軍事能力無法中共競爭，共軍就可能渡海犯台，占領台灣。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反映台灣人對國府不滿，為了穩定台灣社會，可能需要思考更替國府政府，由美國取而代之，或者交聯合國託管。

台灣主權地位未定大概有三方面的背景，一是法律因素，中國戰勝日本後，中日雙方沒有簽訂和約前，中國對台灣主權的法律定位不完備，這個看法在戰爭期間就已經存在。二是政治因素，二二八事件後，國府失人心，台灣獨立運動人士不滿國府，希望台灣交美國或聯合國託管。國府內戰失敗，可能讓共軍占領台灣，與其讓對美國不友善的共軍占領台灣，美方不如自己取而代之。
三是軍事因素，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韓戰後，杜魯門藉台灣主權未定這個論述，方便美國海軍巡弋台海，避免干預介入中國內戰。

兩任美國總統，對同一件事情，因為外在環境改變，前後政府看法就有所不同。其中，只有中日和約未簽，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這個客觀的事實，才有相當的論述基礎，因為內戰，中共建政，使得台灣的國府與北京的中共，都無法參與舊金山和約的簽署，雖然國府另與日方在台北簽署中日和約，但日本僅在條約中聲明放棄台灣主權，卻未言明將主權交予國府，這是日人狡詐，也是國府實力不如人的無奈。隨著中日和約的簽署，以及稍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國府控制台灣的事實，在冷戰的陰影下，至少已不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與挑戰。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黃紀男，積極遊說美方支持台灣獨立，將台灣脫離國府的統治。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當中，甚至有一封1949年10月收到的一封日文信，是台灣人寄到美國領事館，這封日文信反對國府與中共統治台灣，要求美國派兵占領與保護台灣，將國府軍隊驅逐出去。

曾任美國大使館副領事的葛超智，就是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加上對國府的偏見，曾大力主張台灣主權地位未定，應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許多美方人士主張美國取得台灣，也是在考量美國自身戰略利益下，要控制台灣，不讓中共獲得台灣的控制權，所以要鼓吹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這樣一來，原本不是主流的看法，隨著戰爭情勢的改變，也就受到注目。

有感於美方政策的轉變，1949年3月，擔任過外交部長的王世杰，在一場演說中表示，台灣是國土光復，不是軍事占領區，中國有決定的主權，馬關條約在1943年已失效，台灣是合法地回歸中國，在戰後由日本陸軍手上取得，他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直接獲間接對台灣的控制。

關於台灣主權地位，中美雙方始終有歧見，王世杰表達的看法，是中國普遍的認定，就是對日宣戰後，過去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一概都不承認，台灣割讓日本，就不在由中國政府認可。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日本降書，台灣當然是回到中國主權範圍。國府在戰後回到台灣後，立即將台灣人，都馬上由日本國籍，改為中國籍，可是這樣的做法，東京的盟軍總部並不認同，曾表達多方疑慮。

1949年4月，國務院國務卿媒體關係特別助理馬德蒙提到，如果我們能與日本簽和約，台灣的最終地位，必須由和約決定。國府內戰節節敗退，美國方面對台灣主權地位未定的論述，就更加的活躍。1949年6月，宋美齡從美國寫信給蔣介石，提醒蔣介石，美國將要占領台灣。當時蔣介石曾表達要死守台灣，不能將台灣交給盟國的看法。蔣介石在6月20日，請我方代表在日本東京盟軍總部對託管台灣的說法，表達無法接受。

台獨與美國政府搞台灣主權地位未定之外，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後，代總統李宗仁也主張中美共管台灣，或者由美國以征服權right of conquest的名義，拿下台灣。根據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在1949年10月22日告訴美國領事師樞安的說法，李宗仁寧願看到台灣在友善的國家手上，而不願見到中共拿到台灣。李宗仁向美國提議，中美雙方組成委員會統治台灣，如果美國不喜歡這各方式，也可以用征服權名義占領台灣。美國不用擔心如此沒有顧及開羅宣言的道德義務，美國的道德義務是保護台灣免於共黨統治。

李宗仁表面上是希望台灣免除共黨威脅，但當時國府的海空軍早已遷往台灣，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剛剛成立，中央銀行國庫的黃金也陸運運抵台灣，蔣介石對台灣的控制逐漸加強，李宗仁拉攏美國合作的提議，幕後其實是反蔣的政治操作，只有藉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藉美國除掉蔣介石，他才能運用台灣資源，與中共持續進行內戰。

杜魯門在1950年1月說，盟國接受中國統治台灣的事實。但這個說法的背景，一方面固然是蔣介石已經實質控制台灣，同時台灣已經派任親美的吳國楨，取代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美方信任的孫立人，雖不受國府大多數人信任，但也受到國府重用。這些變化，讓美方基於國府善意回應下，轉變對國府態度，另一方面，美國不分割中國領土，是對中國新政權共黨政府，有幻想，認為毛澤東可能成為亞洲的狄托，希望與毛澤東發展友善關係，可設法將中國拉到美國這邊，對抗蘇聯。

1950年6月韓戰爆發，杜魯門在6月27日演說，台灣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定後，與日本完成和平協定，或者由聯合國考量。杜魯門這時又把台灣自中國主權當中分離開來，主要是為了讓美軍介入台海，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才能到台海巡弋，而不會有干預中國內政的疑慮。不過，美軍介入台海，表面上協防台灣，免於中共軍事威脅，真正的目的，是防止蔣介石藉機反攻大陸，將韓戰擴大，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仍然是站在美國利益的考慮，而非中國的利益。

美國對於台灣主權地位的看法，從羅斯福肯定認為台灣無條件歸還中國，以及國務院的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到了戰後，轉變為必須用和約確定台灣的地位，其中的變化，有國共內戰，有國府失人心，有二二八事件，有韓戰爆發，圍堵中共，有美國亞太戰略利益的計算。但是真正能起作用的，還是美國自身利益的可量，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對其自身利益的評估，才真正影響了台灣主權的歸屬，冷戰時期圍堵共產圈，美國不在挑戰國府享有台灣的主權，雖然後來仍不斷有美方內部人士不斷提出質疑，華府與北京在1970年代開始接觸，美方不挑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主張，這一點才讓雙方積極開展關係。

從華府與北京的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甚至對台六項保證，美國都技巧地迴避台灣主權歸屬中國大陸，但也不明講台灣主權未定，僅認知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一個中國。1990年代柯林頓總統提出的新三不，仍是強化了一個中國，直到2017年的現在，新任川普總統提到檢討一中，許多人就有了不切實際的想像。不過，大家還是要冷靜想想，這一切論述的變化，無非是美國在其自身利益考量下，在不同環境採取不同的說法，重要的還是誰有實力完整地控制台灣，台灣的主權地位就是這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