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近日巴拿馬與大陸建交，同時與台灣斷交，這對民進黨政府而言，無疑是外交上的再一次挫敗。蔡英文就此發表了措辭激烈的談話:「…北京當局一貫操弄‘一個中國’原則，…，威脅台灣人民的生存權利。…此時此刻，‘一致對外’是我們唯一的選擇，也是我們彰顯國家主權最有力的方式。我們絕不樂見，因為北京當局錯誤的思維、和挑釁，就讓兩岸關係從和平走向對抗。…我要在此正告北京當局，為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台灣已經善盡一切責任，但北京這樣的做法，已經衝擊了兩岸穩定的現狀，台灣人民無法接受，我們決不會坐視國家的利益一再受 到威脅與挑戰。…我可以代表2300萬台灣人民說:我們絕不會在威脅下妥協讓步!…更大的挑戰，只會帶來更堅定的意志。台灣人民的信心，不該也不會被輕易擊倒，我們會屹立不搖。」蔡英文的這番談話，遭到了國民黨與許多台灣民眾的嚴厲抨擊，主要論點有二:一、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這不但是事實，也存乎於台灣的法律之中，只有心存台獨思想的人，才會覺得「北京當局」在操縱「一個中國」。二、蔡英文作為台灣的領導人，對於改善經濟與重建社會秩序毫無辦法，空逞口舌之能，只能是貽笑大方。
從蔡英文的執政表現來看，至少符合韓非子在《亡徵》一文中所總結的幾項 政權滅亡徵兆:「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
兩蔣治理時期的台灣，主要困局在於與大陸競爭誰才能代表中國的正統日趨無望; 在威權統治之下，兩蔣對於重返大陸的渴望與焦慮，也同時影響了兩岸的氛圍與冷戰時期的國際戰略格局。兩蔣的態度，並不能簡單的劃歸為只是他們父子二人 思鄉情切，想要洗刷恥辱的一種心理反應。台灣與大陸的關係，至少是從明鄭時期開始，隨著漢人移民的不斷增加與漢人對故土、宗親的依戀與鄉情而固定了下來。不管在任何時候，在台灣說自己是中國人，從來都不該是一個有違和感的事情。既然如此，那為什麼民進黨政府要與大陸劃清界線，卻能夠在台灣從掀起漣漪而逐漸發展為滔天巨浪呢?
政治學者班那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經表示，「民族」作為一個 「想像的共同體」，它的主要基礎是一種共同的社會心理狀態，也就是意志的結合，這是一種建構，而不是虛構。當代女性政治學家卡羅爾•佩特曼(Carole Pateman) 也指出，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深受其影響的彌爾(J.S.Mill)和費邊社(G.D.H)的政治思想中，包含了一個共同的論證:「參與」具有教育與整合的功能，它能擴展個別公民的視野，使人們認識到其他的公民，以及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存在，並且意識到他/她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員。托克維爾，在論及為什麼美國這樣一個由不同種族、背景的人們，能夠形成一個富於公共精神的國家時，他評論道:「我說，使人們對他的國家的命運發生興趣的最有力的方法-也許是唯一的方法-是讓他們分享治理這個國家的權力。」
台獨思潮的形成有著複雜的原因，其最主要的資糧，乃早期遷台的閩客族群，從日本帝國殖民台灣開始，一直到國民黨結束在台灣戒嚴統治為止，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機會在台灣當家作主所滋生出的一種深刻失望與極度憤怒的情緒。自詡為代表台灣老百姓的民進黨政府，心中始終難掩復仇之志，為了消滅「敵人」，他們不惜竄改歷史，給下一代洗腦，灌輸錯誤的歷史觀。然而，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力的人，終究會發現曾經遭到政府愚弄，這對他們的傷害是十分深遠的。事實上，扭曲歷史是傷人而且自傷的愚蠢行為。然而，這種因為長期無法參與分配所形成的悲憤心理，由於涉及到生存機會，通過代際相傳，怨念極深。一旦爆發，諸多行徑往往難以控制而且帶有嚴重的反智傾向。
中國的儒家把「修己」和「治人」分為兩個不同的領域，「修己」是針對「士大夫」， 也就是領袖人物。儒家並不強迫一般人民去「修養」，「治人」則先富之而後教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這不失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安排;因為古代的一般人多在基本生存線上掙扎，除了看天吃飯外，還可能遭到暴政蹂躪，不能對他們有太高的要求。但是在當今的社會里，教育普及，政治秩序相對穩定，也沒有吃不上飯的擔憂，自然不必再接受「修己」與「治人」的雙重標準。民主社會依然少不了領袖人物，「修己」還是不可缺的，傳統與現代之間，並不是完全斷層。
社會中有一部份人是政治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另一部份人則承擔著社會、政治批評的功能;後者在中國傳統中就是所謂的「清議」。這兩種人都不應該心存媚世之念。顧炎武曾經說過:「某雖學問淺漏，而胸中磊磊，無閹然媚世之習。」這雖然是傳統士大夫的風骨，但是在現代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這份氣節對於現代知識人而言更為重要。台灣當前的政治困局，在於說謊與雙重標準成了政治底色；這樣的環境下，莫說要孕育出國士，即便要培養出不帶黨見的知識人都十分困難。
近百年以來，中國政治的兩極化使得「清議」不復有容身之地。以台灣為例，藍綠之爭幾乎成了全民運動;多數人都是但問立場，不問是非。有許多知識人不但 「獻媚」政治權威，也「獻媚」群眾。求得政治人物的肯定與群眾的點贊，成了知識人與一般大眾追求的主要目標。顧炎武還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台灣尚不能說已經完全自我取消了清議，但是確實已經走到了最危險的邊緣。
「中國人」這個名詞，自正式出現在春秋時代以來，便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對中國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序的觀念，國家則是第二序以下的觀念。中國近代史上民主發展歷程的艱困，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文化的準備不夠充分。文化的狀態將決定政治結構與政治的取向；中國人的特性是以自己為核心，一圈又一圈，向外層層拓展;內外圈的關係緊密度有異，適用的相處規則也迥然不同。香港回歸祖國後，有很多地方調適不易，正是因為文化差異所致。總體而言，台灣的內在文化與大陸是相當契合的，但是民進黨政府要是長期操作反中政策，台灣下一代的文化氣質將變為中國人所不再熟悉的樣貌。如果在文化上都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就是自外於中國的文明體，時間一久，兩岸想要和平統一將會變得非常困難。
基於台獨的原因，對於台灣歷史，民進黨政府必須說謊，或至少是刻意強調旁枝，並且強行砍掉主幹，其目的在於虛構出一個與大陸不同的文明體，而且這個捏造出來的文明體，還有著與大陸不同的文化。台灣的年輕一代在形成心中的歷史觀與世界觀時，民進黨政府就為他們撒下反中的仇恨種子，使得這些自稱為「天然獨」的年輕人，莫名其妙討厭他們並不真正瞭解的大陸同胞與神州大地。竄改歷史，以遂行政客私慾的現象，並不為當代台灣所獨有，中國的歷朝歷代，以及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頗不乏這樣的例子;真正的問題出在，為什麼有時候說謊的人也會有市場?
質言之，長期禁錮某一個族群的「參與及分配」的機會，必然會迫使該族群有另謀生路的想法。台獨思潮對台灣同胞戕害極深，它讓一群智力本來正常，甚至堪稱菁英的一群人，變得敏感、憂傷，自憐，以及狂暴與反智。余英時曾經表示，台灣的精神面貌有所不足，一股暴戾之氣在台灣橫衝直撞;如果這樣的亂象長期持續下去，就是嚴重的文化問題了。從前胡適警告過大家，不要染上島國的「小」氣，殷海光也曾形容台灣是「淺」碟子文化。從英國的經驗來看，島國並不必然和 「小」或「淺」有什麼關聯，不過若是島上的人真像河伯一樣，看見「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那就難逃「小」和「淺」之譏了。「小」 和「淺」都不是難治之症，藥方就是胸懷大陸，放眼世界。河伯「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終於「望洋而嘆」。能夠「望洋而嘆」，則其所見者既 「大」且「深」了。
化解台獨思潮，扭轉天然獨的藥方，就在於邀請台灣同胞「參與」。「參與」會增強成員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感，拓展台灣同胞的視野，我們應當讓台灣同胞重新具備身為一個大國國民的器局與認同感，「參與」正是兩岸和平統一的一把關鍵鑰匙。
在習近平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大陸近年來不斷地提升台灣同胞在大陸生活的便利性;我們堅信，只要能持之以恆的擴大與深化這個工作方向，逐步的讓台灣同胞參與到大陸各個層面的生活，讓台灣同胞有充分融入大陸的機會，通過量變產生質變，滋養台獨的土壤將不復存在。在重建中華文明共同體方面，我們可以更有緊迫感，凡是有利於兩岸同胞融合的事情，我們馬上去做，由於有兩百萬左右的台灣同胞在大陸生活，凡是暫時不能在台灣做的，我們馬上在大陸做。兩岸和平統一，應當爭一時，也爭千秋。
本文的簡體節略版《台灣當前的政治困局與反思》，已登載在《南風窗》雜誌2017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