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的偶然與必然｜高靖

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後，1949年撤退台灣，台灣作為中華民國政府最後的棲身之地，其實不是大家以為那般的理所當然的發展，其間經過不少轉折，國府才能在外國陰謀勢力與台灣獨立運動各方干擾下，在台灣站穩腳跟，休養生息。這當中如果不是蔣中正總統的老謀深算，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自行調動兵力，恰好增強了金門守軍力量，在金門擊退共軍，今日可能也不會有台獨猖獗的混亂現象。

國共兩軍1948年打到1949年，國府在東北大敗，精銳盡失，東北全域都在共軍手中，進而威脅關內平津兩地安危，天津遭攻破，北平成了危城，守軍將領傅作義被共軍層層包圍，無計可施，只好開門投降，保住北平古城。國共兩軍在徐蚌會戰殊死戰，國府損失黃百韜兵團與邱清泉兵團後，敗象已露，蔣中正總統在政治壓力下，1949年1月21日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總統。此時中樞無人，軍民士氣更加渙散。

蔣中正的引退時間，可一點都不是隨興而起的。國民黨桂系的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白崇禧是在1948年年底徐蚌會戰節節失利下，發布「亥敬電」（亥是月的代號，就是12月，敬是日的代號，就是24日），這封電報主要是表態逼迫蔣中正下野。

根據陳誠日記，蔣中正在10年後的1958年，自己在台北道出了當年引退的考量，蔣中正說，「大陸失敗，是自己打敗自己，非為共軍所擊破，張軫等促我下野，我未接受，原因為中央銀行黃金尚未運出，徐蚌會戰隊伍不易撤離，本擬與南京共存亡，守長江南岸，及因外則共匪挑撥離間，內則逼我引退，乃於黃金搬運完畢，會戰失敗，悄然離開。」

1949年當時，蔣中正先在1月催促陳誠前往台灣，接替被懷疑是親美派的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然後將中央銀行的黃金，從上海搬運到台灣後，部隊撤出戰場後，一切布置妥當，才宣布下野，將政府交給李宗仁，但仍保留國民黨總裁身分，仍在幕後跳過政府指揮軍隊，也造成了整個內戰進行的混亂與困難。

李宗仁與蔣中正彼此互不信任，李宗仁掌權後，要求美方表態持他，根據美國國務院1949年1月22日的電報，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方不要對李宗仁領導的國府表態支持，至於蔣中正是否真的引退，也是令人懷疑的，李宗仁能有多少權限，並不明確，如果過去幾個月美國都沒有表態支持蔣中正領導下的國府，這時表態支持李宗仁，可能會讓外人以為美國介入中國的黨派之爭。

李宗仁不僅向美國求援，也找上蘇聯尋求支持，甚至開出價碼，若美蘇發生衝突，中國將保持中立，希望藉蘇聯迫使美國支持他，但是美方沒有上當。

對於李宗仁與蔣中正兩人的政治實力，司徒雷登看得非常透徹，在中國內戰的混亂情況下，不讓美國捲入無端的是非當中。司徒雷登對蔣中正的疑慮，果然一語中的，2月6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蔡文治，代表何應欽、顧祝同兩位，向美方傳話，拜託美方規勸蔣中正停止正在進行的愚昧災難的行為，蔣中正仍然親自指揮軍事事務，完全不顧國防部，蔣中正透過林蔚、湯恩伯、周至柔指揮軍隊，蔣中正打算放棄南京，守上海。蔣中正把南京的精銳部隊都抽調出去，讓李宗仁毫無保護，無法推動和平努力。

這位向美方告狀的蔡文治，後來投靠美國中情局，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中情局希望在國共之外，另外培植勢力介入中國內政，但是蔡文治沒有政治號召力，第三勢力運動潰散，許多成員不是回到台灣，就是流亡海外。

李宗仁也在2月6日同一天告訴司徒雷登，許多與蔣中正親近的將領，也向他抱怨蔣中正持續下命令給他們，周至柔告訴他，蔣中正幾乎每天都打電話給他，告訴他空軍該做些什麼，湯恩伯也有類似的抱怨。

徐蚌會戰後的國府軍事指揮，一盤散沙，多頭馬車，沒有公職身分的蔣中正，僅以政黨領袖身分，在幕後繼續調動效忠他的軍隊，李宗仁毫無辦法干預，李宗仁希望據長江抗共軍南下，但是部隊大都被蔣中正拉去上海。整個政府也是分崩離析，行政院長孫科不理會李宗仁的指揮，自行搬遷廣州辦公，立法院與其他政府機關也都南下廣州，只剩總統府還在南京，

1949年4月共軍終於渡江，攻占南京。蔣中正搭軍艦離開浙江奉化溪口家鄉，轉往上海，自此再也沒有回過家鄉。當時政府群龍無首，戰局糜爛，守上海的湯恩伯毫無犯法，上海很快失守，被共軍一路追擊到東南沿海，一路連戰連敗的湯恩伯，直到10月的金門戰役戰勝，才能喘口氣。

從國史館、中研院史料看來，政府本想在廣州與共軍決戰，1949年10月廣州告急，當地軍事指揮有廣東省主席薛岳、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閻錫山，薛余兩人只因為是粵籍，才在廣東委以重任，也是力有未逮。

中研院的劉安祺訪問錄當中，劉安祺談到當時廣州的軍事防務，左有沈發藻4兵團，中間是他的21兵團，右邊胡璉12兵團。仗還沒開打，沈發藻就已經追隨白崇禧逃入廣西。胡璉名義上雖然是歸屬薛岳指揮，卻早被陳誠找人拉走，劉兵團一人難撐大局，無力再戰，只好撤走，廣州陷共。胡璉逃出徐蚌會戰的包圍圈後，蔣中正請他組建12兵團，這支部隊算是稍有戰力，但因為胡璉與陳誠的私人關係，接受陳誠的調動，胡璉丟下廣州，去了金門。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局當中，面對共軍勢如破竹的攻勢，蔣中正是主張守廣州的，所以讓他效忠的劉安祺留在廣州。劉安祺說，在廣州時，李宗仁、閻錫山、陳誠與參謀總長顧祝同都要拉攏他，但他只聽蔣中正一人的。更早前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想把他部隊調到京滬一帶，他沒聽從，至於粵系將領多不服從蔣中正。他的部隊經過台灣時，陳誠還要他留下部分兵力，他不肯，但蔣中正勸他，他就留下了一些。

劉安祺是國府將領，不聽國防部指揮，只聽蔣中正調動，正是1949年當時的混亂寫照。一樣是效忠蔣中正的胡宗南，當時在西南地區作戰，蔣中正透過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向胡宗南傳達命令，要胡宗南的軍事計畫不要向國防部報告。當時國防部已無能力組織有效反抗行動，撤退到重慶，猶作困獸之鬥。有實力的國府將領，紛紛選邊靠攏，若非投共，就是只聽蔣中正或陳誠指揮。

有時候，歷史的轉折，往往就在出人意料之外的地方。胡璉拋下廣州，加速了大陸南方的失守，但是12兵團轉進金門，意外碰上共軍發動金門戰役，登陸金門與國府軍隊展開了戰鬥，這場戰役後，數十年來，共軍再無兵力登陸金門，不能越台海雷池一步，確保了台灣幾十年的安全。國府丟了廣州，卻保住了台灣，不能不說是萬幸。

胡璉在國府將領當中，是陳誠系統人馬，國史館收錄的胡璉回憶稱，陳誠派副長官羅卓英到廣東兩度找胡璉調兵，胡璉在10月初派高魁元18軍到金門，接著劉雲瀚19軍船運金門，劉廉一67軍往舟山。陳誠找羅卓英到廣東調兵，胡璉雖是陳誠人馬，仍不免認為有越權之嫌。胡兵團一走，廣東只剩劉安祺兵團，加速共軍軍事勝利。

金門大戰爆發前，共軍兵不血刃拿下廈門，守軍將領湯恩伯從上海到廈門，連戰皆北，敗走金門，剛巧碰上共軍登陸。10月25日大戰爆發前，18軍抵金門，19軍在戰鬥中卸載。金門戰役前半段，孫立人派到金門的青年軍201師601團，與湯恩伯所屬李良榮22兵團奮勇應戰，後半胡璉所屬高魁元部發動反擊，胡璉受命接替金門防務。

當陳誠拉走胡璉，拋下劉安祺，僥倖促成金門戰役勝利，但卻加速大陸軍事失敗。軍隊四處潰敗逃散，國防部、東南軍政長官、國民黨總裁都搶著各自指揮軍隊，更添混亂，國府殘部胡宗南兵敗遁逃西康，薛岳退到海南島，大陸赤化前，國府將領只憑個人情感接受命令，以求自保，國家失敗的窘況，大概就是如此難堪。

金門戰役後不到兩個月，大陸西南省份都被共軍攻入，蔣中正在12月10日由四川成都飛台灣，這是蔣中正在大陸最後的身影。不過，共軍對台威脅雖然一時減弱，但是國府內部因政治立場不同，李宗仁帶頭找美方出賣台灣。根據美國國務院歷史檔案，李宗仁在金門大戰爆發前的10月22日，透過他的親信邱昌渭找美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傳話，希望中美雙方組成委員會共管台灣，假如美國不喜歡他的提議，也可以自行根據征服權（right of conquest），把台灣拿走。

從美國國務院歷史檔案中，也可以發現，早在1949年2月到4月之間，李宗仁曾經希望任命駐軍台灣南部的孫立人，接替陳誠的職位，但是沒有成功。李宗仁又希望透過與陳誠交情好的薛岳，試圖說服陳誠放棄蔣中正，轉向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打算陳誠若不聽從，就利用孫立人在台灣發動軍事政變，把陳誠趕下台。李宗仁也與美方接觸，希望獲得美方支持這些想法，當時美方對陳誠多持負面評價，加上台獨運動人士黃紀南當時跑去廣州美國大使館，要求美方支持台獨，避免讓台灣淪入共黨統治，在美方舉棋未定之下，台灣的前途一度蒙上一層陰影。

1949年當時，美國對台政策搖擺，起先擔心國府戰力不足，共軍攻陷台灣，不利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曾經考慮找台獨團體或者孫立人合作，發動政變占領台灣，或將台灣交聯合國託管，但是考量開羅宣言的限制下，台灣要歸還中國，美國可能因此開罪中共新政權，不利未來關係發展，所以對台海情勢採取放手策略，希望透過這個善意，能與中共開展關係。1950年初，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重要官員紛紛撤離台灣，美方也要求在台美僑快點撤離台灣，美方擔心共軍可能在6月攻台，但是韓戰卻出美國意料之外爆發，整個亞太情勢急轉直下，美國總統艾森豪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從此兩岸分裂超過半世紀。

無論是胡璉增強金門戰力，擊退共軍攻勢，或者是美方在反覆之間，突然改變占領台灣政策，這些因素都是中華民國能夠在台灣生存至今的因素之一，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無法事先掌握得知，中華民國的國祚得以在台延續，可能偶然要大過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