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三起軍機叛逃大陸蔣中正限制偵察機進入大陸偵照｜高靖

國府自1949年遷台以來，兩岸隔海分治，蔣中正總統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後，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帶大家回老家，事與願違，經過多年仍無法如願，許多官兵思鄉心切，藉各種機會跑回大陸，1955年甚至一年之內發生三起空軍軍機叛逃大陸事件，從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發現，這一連串連續發生的軍機叛逃大陸事件，讓蔣中正總統都不敢下令空軍偵察機到大陸偵照，擔心又有飛機藉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跑去大陸。接連的軍機叛逃，只好不讓軍機執行大陸偵照任務，真是讓國府窘態百出。

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有一份1956年7月24日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葛瑞寫給國務卿杜勒斯的信函，信件內容主要是說明美軍台灣協防司令部與第七艦隊指揮官，非常迫切的需要，對大陸的內陸目標與遠程軍事集結的戰略地區，進行航空偵照。這個需要之所以迫切，那是因為對機場、補給設施的偵照，藉著指標出相對比的行動，有助於發現共軍對台行動的關鍵指標。

葛瑞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聯二部門與台灣協防司令部情報官的指揮下，對中共可能用來發動攻勢的大陸沿海機場、鐵道、港口設施進行航空偵照，這些航空偵察獲得的情報由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情報機構共享，這些頻繁的飛行，是現在以及持續未來的美軍防衛台灣早期預警情報的主要來源。

葛瑞說，中共藉著導入性能提升的噴射戰鬥機，絕對要阻止國府空軍的深入內地航空偵察行動。當中共改善他們高高度攔截的能力，國府飛機的最大任務高度與航程，就不足以完成由沿岸到內陸的情報任務。國府現有的RF-84F能力不足，如果碰到需要深入穿透大陸內地的偵照任務，就必須由擁有較高任務高度的飛機來替代。在參謀聯席會的建議下，國防部計畫增加一個RF-86F中隊，有六架偵察機，不過，它們沒有深入穿透的能力，還有兩架RB-57偵察機，具有深入穿透能力。同時間，國府將三個老舊戰機組成的輕轟炸機中隊汰除。

他表示，不論是中華民國政府或者是太平洋司令都知道必須謹慎使用這些飛機，蔣經國非常小心謹慎挑選與運用他所仰賴的飛行員，太平洋司令也知道如果這些任務遭到破壞，會產生國際複雜情勢與威脅。

7月28日，葛瑞寫了備忘錄給國務卿杜勒斯，在這份備忘錄當中，葛瑞說，國府不太願意執行航空偵察任務。國府在過去15個月當中，已經有三組機員叛逃大陸，因此除非是美軍協防司令部的要求，蔣中正總統不太願意下令任何的航空偵察任務。

葛瑞28日的備忘錄，暴露了當時國府退居台灣早期的窘況，他所提到的15個月跑掉三組機員，這些與國共內戰期間隱藏在國府軍隊當中的共產黨員，藉機叛逃到共軍方面不同。這些飛行員多半與共黨無關，大多是因為來台一段時間了，韓戰結束後，情勢和緩，因為離家多年，難免思鄉情切，信心動搖後，便利用機會駕機飛回大陸。

根據維基百科有關國府空軍叛逃記錄，1955年剛好有三件。1955年1月12日，空軍少校聯絡官郝隆年、第20大隊少校參謀王鍾達、機械師唐鏡，利用C-46運輸機，自台中機場起飛，在福建福州機場安全降落。

1955年2月23日，空軍官校飛行學員劉若龍、朱寶榮駕駛PT-17教練機，自虎尾機場起飛，在福建平漳海灘上迫降。

1955年5月18日，空軍第三大隊中尉參謀何偉欽駕駛P-47戰鬥機，從屏東機場起飛，在廣東海豐迫降。

除了利用飛行任務飛往大陸，也有劫持飛機逃往大陸。1956年1月7日，曾任空軍飛行員的韋大衛，利用松山機場值班人員換哨，與台北市警局雇員翟笑梧、陸軍總部士官梁楓，劫持一架小客機叛逃，迫降福建南安。

就在葛瑞與國務院探討台灣急需空中偵照研判共軍動態，台灣當局擔憂飛行員藉機叛逃不久後，台灣在8月15日又發生空軍官校少校教官黃綱存，駕駛AT-6教練機從岡山機場起飛，在福建仙遊迫降。

僅僅是1955年就接連發生三起駕機飛往大陸的事件，1956年又發生兩起，也難怪當時國府對於非必要的航空偵察任務，多持保留態度，就是擔心有飛行員藉著往大陸執行偵察任務，順利成章的飛往大陸境內，然後叛逃大陸，飛行員執行航空偵照任務，若是存心叛逃，幾乎無法防範，除非有人密報，因為飛機是依命令飛往大陸境內，沒有人會懷疑飛機會叛逃，這與一般訓練飛行時脫離航道，或者失去聯繫，趁隙往大陸飛去不同。

後來稍晚的空軍35中隊黑貓中隊的U-2偵察機與34隊蝙蝠中隊的偵察機，執行大陸偵照或者偵察任務時，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叛逃爭議，凡而是遭到共軍戰機與防空飛彈狙擊殉難者多，U-2飛行員葉常棣與張立義，是在大陸被俘的U-2飛行員，獲釋後遭到國府禁止回到台灣，蔣經國死後才能回家。

從美國國務院檔案可以發現，蔣經國當時主導國府空軍到大陸執行航空偵照的情報任務。1966年當時，台北與華府對於在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產生了歧見，一項沒有載明具體日期的文件當中，提到美國決定停止蠟嘴鳥（Grosbeak）計畫，因為任務成果與犧牲的組員不成比例，相關裝備可以轉用到越戰方面，兩年來只出過兩次任務，中情局與國府都對於飛行員的損失與飛行任務的成果感到關切，其實國府私下是不希望繼續執行這個任務，但是因為國府認為美國停止任務計畫，是為了要脫離台灣，才會反對停止計畫的主張。

根據1967年1月3日國務院的一份有關中美合作大陸航空偵照的檔案，其中描述蔣經國對美國停止蠟嘴鳥計畫的不滿與憤怒，蔣經國對美方表達無法接受，美方為了緩和蔣經國的反對態度，建議共組小組評估任務行動的成效，蔣經國仍然反對，蔣經國大罵美方，他配合中情局，竟然是得到這種回報。為了這項計畫，空軍犧牲了120人，這項停止任務的決定，讓他如何能面對空軍，這不僅使他失去空軍的支持，也影響他在陸軍的地位。

從1950年代當時擔心進入大陸偵照，空軍飛行員可能會趁機跑去大陸，到了1960年代，環境改變，國府希望軍事反攻大陸的意圖，遭到甘迺迪政府的強力阻止，國府只好改變策略，藉著強化雙方情報合作，鞏固雙方政治關係，對於大陸內地的航空偵照所獲得的情報，其實對美國全球戰略比較有幫助，有關台灣防衛安全，東南沿海的軍事動態是比較重要的情報。國府軍事反攻大陸受到美國阻擾，類似蠟嘴鳥計畫的取消，讓國府感受到美國對台政策可能改變，才會讓蔣經國感到不滿與不平。

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透過中情局派駐台灣的克萊恩與白宮直接拉上關係，跳過國務院的管道，對外說法是可以避免國務院不能傳達正確的意思，其實國府真正的目的，是要建立與美方政治高層更緊密的信任關係，國府飛行員代替美軍飛行員深入大陸，執行偵照任務，無非是台灣當局爭取美國政治支持的舉動，這些任務的目的，已經超越1950年代協防司令部掌握共軍戰術動態的層次。

當時的中美情報合作關係，本質上是雙方更緊密的政治關係的建立，台灣在無法反攻大陸下，仍需要美國力量，確保台灣安全，雙方合作關係建立，與台灣生存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美方內部考量是藉著雙方合作關係的建立，確保美國官方能夠影響國府，不使國府貿然地在兩岸之間，突然對大陸發動軍事行動，造成亞太區域局勢的混亂。中美雙方情報合作關係的建立，是在各有盤算與利益下進行著，直到1970年代，尼克森政府為了發展對大陸關係，陸續撤出駐台U-2偵察機，向大陸方面表達善意，中美雙方在航空偵照的情報合作慢慢減少，但因為台灣地理位置之便，即使後來美國與台灣斷交後，在台灣負責蒐集大陸電子情報的美軍監聽站也沒有馬上撤出，而是逐漸撤出，台灣情報單位持續對大陸進行監聽與電子參數的偵蒐，這些情報也多半會與美國分享。

台灣自1950年代的風雨飄搖一路走來，早期空軍飛行員思鄉情切，藉任務之便叛逃大陸情況多，後來雖仍有發生駕機叛逃，但不如早期密集，也多為個人因素，畢竟時空環境變化，黑貓中隊與蝙蝠中隊的犧牲，也證明空軍飛行員心理素質的改變，美國與國府軍事情報合作關係的轉變，也見證了美中台三邊關係幾十年來的微妙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