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李蔣內鬥搞掉國府大好江山|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1949年12月政府撤退台灣。這混亂的一年,國民黨政府外有共軍步步進逼,連吃敗仗,內鬥更激烈,黨同伐異,正副總統蔣中正與李宗仁相互鬥爭,黨內派系更是彼此撻伐,CC派牽制政府運作,讓政府無法順應國家變局。蔣中正雖因政治壓力引退,仍在幕後運籌帷幄,李宗仁身為代總統毫無辦法,政府失去控制,地方軍閥不聽中央號令,整個國家分崩離析。
1948年到1949年,內戰的局勢,對國府越來越不利,國府在東北慘敗,人心惶惶,緊接著又在徐蚌會戰慘敗,北方版圖盡為共黨所控制,共軍逐步集結重兵長江一線,準備渡江。此時,國民黨內鬥升高,蔣中正總統在桂系內鬥壓力下,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接替為代總統。蔣中正在國民黨內早有數次引退前例,蔣中正都能重新奪回他的權位,蔣中正引退之前,早已開始布局,李宗仁鬥不過蔣中正,只能想方設法趕蔣中正出國。
對於內戰的軍事行動,蔣中正對兵權毫不放鬆,腦筋也老早動到能征善戰的侵華日本軍人身上。非常巧合的是,蔣中正引退幾天後,1月26日,上海軍事法庭判決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無罪釋放。這件事情幕後是蔣中正要運用日本軍人協助國府與共軍作戰,但是國府秘密運用侵華日本軍人從事反共內戰,瞞不過共黨。
根據國務院2月1日收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電報稱,位在陝北的共黨電台,針對國府釋放岡村寧次,批評這是預謀將日本反動派帶到中國,加入國民黨政府,與中國人民戰鬥。他們要求國府重新逮捕岡村寧次,在預定的時間地點,將岡村寧次交給共軍。但是岡村寧次在2月1日已經離開大陸,回到日本。
蔣中正藉日本軍人打內戰,李宗仁藉代總統職位,周旋大國之間,希望能夠獲得大國支持,為國府爭取內戰優勢。李宗仁先是請美國表態支持他成為代總統,轉身過去,又找上蘇聯示好。1949年1月23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電報稱,李宗仁透過中間人與蘇聯駐華大使館接觸,達成了三點協議草案,一、中國在未來任何國際衝突當中嚴守中立。二、盡可能消除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三、建立中蘇實際合作的基礎。
李宗仁無非想藉蘇聯迫使美國改變不介入內戰的姿態,轉而積極支持國府,不過,美國沒有如李宗仁所預期的反應。蔣中正運用日人反共,也是到了1950年代,才在台灣組成白團後,開始訓練國府軍官,來不及在內戰當中發揮效果。
蔣中正下台前,也把台灣安置好,早先安排了親信陳誠擔任省主席,兒子蔣經國擔任台灣省黨部主委。李宗仁也非省油的燈,眼見蔣中正抓權不放手,就要在台灣問題上反制,李宗仁打算運用在台灣的孫立人,把陳誠趕下台。
台灣雖經歷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相較於大陸的戰爭威脅,還算是比較安定的地區,但是李宗仁因為政治恩怨,卻想要透過反蔣將領,發動軍事政變。
擔心共軍持續南下,局勢不穩,行政院長孫科自行離開南京,2月4日跑去廣州。2月18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電報爭,如果孫科不肯回南京,李宗仁要邵力子擔任行政院長,如果是邵力子沒有意願,他還可以用何應欽擔任行政院長與國防部長。
孫科曾與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失利,在國民黨內部的政治權力競爭上,孫李兩人早有嫌隙,孫科沒有聽從李宗仁意見回到南京,反而在3月8 日宣布內閣總辭,迫使李宗仁任命何應欽接任,沒想到兩個月後,何應欽也下台了,無力主導政局的李宗仁,只好再換與CC派及蔣中正交好的閻錫山,閻錫山6月繼任行政院長。1949年一年之內,中華民國就更換了三位行政院長,政局混亂,前所未有。
司徒雷登在2月21日給國務卿的電報稱,何應欽希望他透過美國政府邀請蔣中正訪問美國,美國過去幫了中國許多的忙,這件事情對中國的國家利益更勝於其他。蔣中正現在干擾了代總統李宗仁推動和談的努力,在軍事事務方面也是如此。何應欽表示,如果有三個月能夠全權負責,就可以改變這些情況,共軍也將難以渡過長江。
何應欽說,關係密切的同志當中,希望蔣中正出國的想法,是越來越強烈,他認識蔣中正30年,實在無法理解現在蔣中正的所作所為。即使國民黨的CC派都有類似的不滿。立委張道藩最近到蔣中正家中探視,張道藩建議蔣中正可以先去歐洲訪問,然後再去美國,這樣一來,可以觀察其他國家的人民生活。何應欽形容蔣中正聽到張道藩要他出國的反應,當下是非常的憤怒,把張道藩趕出門外,另一位曾經擔任過國大祕書長的洪蘭友,也有與張道藩相類似的經驗。何應欽表示,無論未來是戰是和,蔣中正能夠出國,問題都會變得比較單純。
3月12日,南京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稱,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與國代吳忠信從奉化歸來,兩人與蔣中正談了四次,張治中向蔣中正提出離開中國,出國是有利的看法,結果引起了蔣中正激烈的反應與猜疑,蔣中正不滿地說,如果他要出國,那會是他自己做的決定,而不是因為別人要他出國。蔣中正質問他們是否是李宗仁或白崇禧派來的。
並非只有國民黨內有壓力要蔣中正出國,根據台灣國史館檔案顯示,早在蔣中正宣布引退當天,在美國為國府尋求援助的宋美齡,也發電報給蔣經國,希望蔣經國勸說蔣中正到加拿大。2月7日,宋美齡又電促蔣中正離開大陸,以遷往台灣為宜。10日,蔣經國回電宋美齡,告知蔣中正目前不作離鄉之計。
面對國民黨內不斷有要求蔣中正出國,3月7日,宋美齡電蔣經國,希望了解國民黨請蔣中正出國的訊息是真是假。8日,蔣經國回電,江南軍紀不好,士氣不振,難作堅強抵抗,非萬不得以,不離開溪口。在此同時,李宗仁幕後透過粵系將領張發奎、薛岳、余漢謀等人,策動台灣政變,希望孫立人把陳誠趕下台,3月13日蔣經國電宋美齡,薛岳的態度極壞,陳誠在台恐不能持久,
3月14日司徒雷根從南京發給國務卿的電報,其中提到11日張治中、吳忠信自奉化回來,當天立刻與李宗仁等商量後,決定讓李宗仁與蔣中正攤牌,他們打電話給蔣中正,張治中先開口,李宗仁接著談。李蔣電話當中,蔣中正首度鬆口願意出國,但是時間地點由他自己選擇。蔣中正特別對於美國媒體的報導感到不滿,對他施壓離開中國。李宗仁希望在蔣中正離開中國之前,盡可能不要公開,希望司徒雷登能夠暫時保密
蔣中正後來果然出國,但不是大家所想得長時間離開中國。4月共軍攻入南京後,蔣中正離開家鄉,搭太康軍艦到上海,再換江靜輪到定海,定海有蔣中正事先命令空軍修好的機場,從定海飛往馬公轉高雄,蔣中正在台灣停留到7月,7月10日蔣中正訪問菲律賓總統季里 諾,希望中菲合作反共。8月6日又飛往韓國訪問剛剛當選總統的李承晚,也是談結盟反共。但是蔣中正當時沒有總統身分,只有國民黨總裁的政治領袖身分。蔣中正兩次出國訪問,都只停留一兩天就回到台灣,沒有太具體的反共同盟政治成果。
國共和談進展困難,4月18日,司徒雷登在南京發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白崇禧說法,李宗仁有鑑於和平已經不可能,將向蔣中正建議,蔣中正要不是恢復所有總統職權以及軍事指揮。要不然就是離開中國,將所有的權力與國家資源都交給李宗仁。這個方案也建議蔣中正到東南亞訪問,讓當地人民從中國目前面臨的危險,了解到共黨的危險,蔣中正可以繼續到印度、歐洲,也可以到美國訪問,李宗仁這時不只是施壓蔣中正出國,還要把駐美大使顧維鈞換掉,由他的親信甘介侯接任,要用黨內鬥爭,取得對美外交的控制權。
關於內戰的軍事指揮,李宗仁被蔣中正牽制。司徒雷登在2月8日給國務卿的電報稱,國防部作戰廳長蔡文治代表何應欽與顧祝同拜會他,蔡文治抱怨蔣中正仍然在指揮軍隊,完全無視於國防部的存在,希望美國能夠勸說蔣中正,不要再搞現在這種愚蠢又危險的行動。蔡文治當時負責長江防務的規畫,蔡文治認為共軍可能在蕪湖與鎮江之間的長江渡河,當時在京滬線上仍有60萬軍隊,加上海空軍協助,可以對抗共軍。但是蔡文治抱怨蔣中正把南京周邊最好的部隊都抽調走了,讓李宗仁毫無保護。這樣幾乎是放共軍渡江,一旦共軍順利渡江,從軍事觀點上,要防守上海已經是不切實際的。蔣中正破壞李宗仁的努力,又採取了錯誤的軍事戰術。
司徒雷登的電報提到蔡文治向美方抱怨,蔣中正透過湯恩伯、周至柔、林蔚指揮軍隊。李、蔣的軍事分歧,主要是李宗仁希望守長江,但是蔣中正棄江防,守上海,不斷把國府部隊抽走,放在上海、杭州、南昌一線,大約是錢塘江一線。湯恩伯當時正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主力部隊放在防衛上海,而不是阻止共軍渡江,攻佔南京。
1949年的國民黨內鬥,先是在共軍渡江前,李蔣爭奪部隊控制權,共軍攻入南京後,政府遷往廣州,這時候,李蔣又在是否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進行了纏鬥。5月1日,廣州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引述李宗仁在桂林的說法,李宗仁不滿蔣中正利用黨控制政局,李宗仁認為,蔣中正在杭州建議成立11人組成的非常委員會,就是打這個主意。電報也提到邱昌渭對陳立夫說,你可以告訴蔣中正,蔣中正也許能扮演慈禧太后,但他以確定,李宗仁絕對不會是蔣中正的光緒皇帝。李宗仁拒絕成立非常委員會,黨如果要影響行政部門,只能是透過立法院
電報中描述李宗仁放狠話,李宗仁聲聲可以控制台灣,不只是破壞蔣中正在台灣做最後抵抗的機會,他也要控制蔣中正先前在島上積蓄的資源,不讓台灣變成蔣中正的庇護所,這樣一來,蔣中正出國的可能也就會提高許多。但是非常委員會最後還是在7月成立了,可是也未能挽救國府的頹勢。
李蔣爭鬥多時,軍隊指揮混亂,國府在內戰節節失利,李宗仁最後只能對美誇稱獲得川滇湘黔與西康的支持,但是共軍在1949年底大抵都將這些地方攻克。蔣中正在1949年底,失去控制東南沿海地區,除了台灣之外,在舟山島、海南島仍有部隊,1950年後都撤回台灣。李宗仁沒有隨政府遷台,他從香港託病逃去美國。蔣中正在搶救西南各省軍事無果後,1949年12月飛回台灣,隔年復行視事,國民黨內這場李蔣鬥爭,最後李宗仁是顏面盡失,流亡海外。蔣中正再次從引退回到總統職位,困居台灣26年後,1975年病逝。
1949年勇於內鬥的國民黨,把國家搞垮了,到了2017年在台灣,即使淪為在野黨,仍然不改內鬥惡習,吳敦義鬥爭醜化洪秀柱,讓自己當上黨主席,但是一個只會朝自己同志背後插刀的國民黨,還能有未來嗎?1949年的殷鑑不遠。

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的偶然與必然|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後,1949年撤退台灣,台灣作為中華民國政府最後的棲身之地,其實不是大家以為那般的理所當然的發展,其間經過不少轉折,國府才能在外國陰謀勢力與台灣獨立運動各方干擾下,在台灣站穩腳跟,休養生息。這當中如果不是蔣中正總統的老謀深算,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自行調動兵力,恰好增強了金門守軍力量,在金門擊退共軍,今日可能也不會有台獨猖獗的混亂現象。
國共兩軍1948年打到1949年,國府在東北大敗,精銳盡失,東北全域都在共軍手中,進而威脅關內平津兩地安危,天津遭攻破,北平成了危城,守軍將領傅作義被共軍層層包圍,無計可施,只好開門投降,保住北平古城。國共兩軍在徐蚌會戰殊死戰,國府損失黃百韜兵團與邱清泉兵團後,敗象已露,蔣中正總統在政治壓力下,1949年1月21日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總統。此時中樞無人,軍民士氣更加渙散。
蔣中正的引退時間,可一點都不是隨興而起的。國民黨桂系的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白崇禧是在1948年年底徐蚌會戰節節失利下,發布「亥敬電」(亥是月的代號,就是12月,敬是日的代號,就是24日),這封電報主要是表態逼迫蔣中正下野。
根據陳誠日記,蔣中正在10年後的1958年,自己在台北道出了當年引退的考量,蔣中正說,「大陸失敗,是自己打敗自己,非為共軍所擊破,張軫等促我下野,我未接受,原因為中央銀行黃金尚未運出,徐蚌會戰隊伍不易撤離,本擬與南京共存亡,守長江南岸,及因外則共匪挑撥離間,內則逼我引退,乃於黃金搬運完畢,會戰失敗,悄然離開。」
1949年當時,蔣中正先在1月催促陳誠前往台灣,接替被懷疑是親美派的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然後將中央銀行的黃金,從上海搬運到台灣後,部隊撤出戰場後,一切布置妥當,才宣布下野,將政府交給李宗仁,但仍保留國民黨總裁身分,仍在幕後跳過政府指揮軍隊,也造成了整個內戰進行的混亂與困難。
李宗仁與蔣中正彼此互不信任,李宗仁掌權後,要求美方表態持他,根據美國國務院1949年1月22日的電報,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方不要對李宗仁領導的國府表態支持,至於蔣中正是否真的引退,也是令人懷疑的,李宗仁能有多少權限,並不明確,如果過去幾個月美國都沒有表態支持蔣中正領導下的國府,這時表態支持李宗仁,可能會讓外人以為美國介入中國的黨派之爭。
李宗仁不僅向美國求援,也找上蘇聯尋求支持,甚至開出價碼,若美蘇發生衝突,中國將保持中立,希望藉蘇聯迫使美國支持他,但是美方沒有上當。
對於李宗仁與蔣中正兩人的政治實力,司徒雷登看得非常透徹,在中國內戰的混亂情況下,不讓美國捲入無端的是非當中。司徒雷登對蔣中正的疑慮,果然一語中的,2月6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蔡文治,代表何應欽、顧祝同兩位,向美方傳話,拜託美方規勸蔣中正停止正在進行的愚昧災難的行為,蔣中正仍然親自指揮軍事事務,完全不顧國防部,蔣中正透過林蔚、湯恩伯、周至柔指揮軍隊,蔣中正打算放棄南京,守上海。蔣中正把南京的精銳部隊都抽調出去,讓李宗仁毫無保護,無法推動和平努力。
這位向美方告狀的蔡文治,後來投靠美國中情局,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中情局希望在國共之外,另外培植勢力介入中國內政,但是蔡文治沒有政治號召力,第三勢力運動潰散,許多成員不是回到台灣,就是流亡海外。
李宗仁也在2月6日同一天告訴司徒雷登,許多與蔣中正親近的將領,也向他抱怨蔣中正持續下命令給他們,周至柔告訴他,蔣中正幾乎每天都打電話給他,告訴他空軍該做些什麼,湯恩伯也有類似的抱怨。
徐蚌會戰後的國府軍事指揮,一盤散沙,多頭馬車,沒有公職身分的蔣中正,僅以政黨領袖身分,在幕後繼續調動效忠他的軍隊,李宗仁毫無辦法干預,李宗仁希望據長江抗共軍南下,但是部隊大都被蔣中正拉去上海。整個政府也是分崩離析,行政院長孫科不理會李宗仁的指揮,自行搬遷廣州辦公,立法院與其他政府機關也都南下廣州,只剩總統府還在南京,
1949年4月共軍終於渡江,攻占南京。蔣中正搭軍艦離開浙江奉化溪口家鄉,轉往上海,自此再也沒有回過家鄉。當時政府群龍無首,戰局糜爛,守上海的湯恩伯毫無犯法,上海很快失守,被共軍一路追擊到東南沿海,一路連戰連敗的湯恩伯,直到10月的金門戰役戰勝,才能喘口氣。
從國史館、中研院史料看來,政府本想在廣州與共軍決戰,1949年10月廣州告急,當地軍事指揮有廣東省主席薛岳、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閻錫山,薛余兩人只因為是粵籍,才在廣東委以重任,也是力有未逮。
中研院的劉安祺訪問錄當中,劉安祺談到當時廣州的軍事防務,左有沈發藻4兵團,中間是他的21兵團,右邊胡璉12兵團。仗還沒開打,沈發藻就已經追隨白崇禧逃入廣西。胡璉名義上雖然是歸屬薛岳指揮,卻早被陳誠找人拉走,劉兵團一人難撐大局,無力再戰,只好撤走,廣州陷共。胡璉逃出徐蚌會戰的包圍圈後,蔣中正請他組建12兵團,這支部隊算是稍有戰力,但因為胡璉與陳誠的私人關係,接受陳誠的調動,胡璉丟下廣州,去了金門。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局當中,面對共軍勢如破竹的攻勢,蔣中正是主張守廣州的,所以讓他效忠的劉安祺留在廣州。劉安祺說,在廣州時,李宗仁、閻錫山、陳誠與參謀總長顧祝同都要拉攏他,但他只聽蔣中正一人的。更早前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想把他部隊調到京滬一帶,他沒聽從,至於粵系將領多不服從蔣中正。他的部隊經過台灣時,陳誠還要他留下部分兵力,他不肯,但蔣中正勸他,他就留下了一些。
劉安祺是國府將領,不聽國防部指揮,只聽蔣中正調動,正是1949年當時的混亂寫照。一樣是效忠蔣中正的胡宗南,當時在西南地區作戰,蔣中正透過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向胡宗南傳達命令,要胡宗南的軍事計畫不要向國防部報告。當時國防部已無能力組織有效反抗行動,撤退到重慶,猶作困獸之鬥。有實力的國府將領,紛紛選邊靠攏,若非投共,就是只聽蔣中正或陳誠指揮。
有時候,歷史的轉折,往往就在出人意料之外的地方。胡璉拋下廣州,加速了大陸南方的失守,但是12兵團轉進金門,意外碰上共軍發動金門戰役,登陸金門與國府軍隊展開了戰鬥,這場戰役後,數十年來,共軍再無兵力登陸金門,不能越台海雷池一步,確保了台灣幾十年的安全。國府丟了廣州,卻保住了台灣,不能不說是萬幸。
胡璉在國府將領當中,是陳誠系統人馬,國史館收錄的胡璉回憶稱,陳誠派副長官羅卓英到廣東兩度找胡璉調兵,胡璉在10月初派高魁元18軍到金門,接著劉雲瀚19軍船運金門,劉廉一67軍往舟山。陳誠找羅卓英到廣東調兵,胡璉雖是陳誠人馬,仍不免認為有越權之嫌。胡兵團一走,廣東只剩劉安祺兵團,加速共軍軍事勝利。
金門大戰爆發前,共軍兵不血刃拿下廈門,守軍將領湯恩伯從上海到廈門,連戰皆北,敗走金門,剛巧碰上共軍登陸。10月25日大戰爆發前,18軍抵金門,19軍在戰鬥中卸載。金門戰役前半段,孫立人派到金門的青年軍201師601團,與湯恩伯所屬李良榮22兵團奮勇應戰,後半胡璉所屬高魁元部發動反擊,胡璉受命接替金門防務。
當陳誠拉走胡璉,拋下劉安祺,僥倖促成金門戰役勝利,但卻加速大陸軍事失敗。軍隊四處潰敗逃散,國防部、東南軍政長官、國民黨總裁都搶著各自指揮軍隊,更添混亂,國府殘部胡宗南兵敗遁逃西康,薛岳退到海南島,大陸赤化前,國府將領只憑個人情感接受命令,以求自保,國家失敗的窘況,大概就是如此難堪。
金門戰役後不到兩個月,大陸西南省份都被共軍攻入,蔣中正在12月10日由四川成都飛台灣,這是蔣中正在大陸最後的身影。不過,共軍對台威脅雖然一時減弱,但是國府內部因政治立場不同,李宗仁帶頭找美方出賣台灣。根據美國國務院歷史檔案,李宗仁在金門大戰爆發前的10月22日,透過他的親信邱昌渭找美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傳話,希望中美雙方組成委員會共管台灣,假如美國不喜歡他的提議,也可以自行根據征服權(right of conquest),把台灣拿走。
從美國國務院歷史檔案中,也可以發現,早在1949年2月到4月之間,李宗仁曾經希望任命駐軍台灣南部的孫立人,接替陳誠的職位,但是沒有成功。李宗仁又希望透過與陳誠交情好的薛岳,試圖說服陳誠放棄蔣中正,轉向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打算陳誠若不聽從,就利用孫立人在台灣發動軍事政變,把陳誠趕下台。李宗仁也與美方接觸,希望獲得美方支持這些想法,當時美方對陳誠多持負面評價,加上台獨運動人士黃紀南當時跑去廣州美國大使館,要求美方支持台獨,避免讓台灣淪入共黨統治,在美方舉棋未定之下,台灣的前途一度蒙上一層陰影。
1949年當時,美國對台政策搖擺,起先擔心國府戰力不足,共軍攻陷台灣,不利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曾經考慮找台獨團體或者孫立人合作,發動政變占領台灣,或將台灣交聯合國託管,但是考量開羅宣言的限制下,台灣要歸還中國,美國可能因此開罪中共新政權,不利未來關係發展,所以對台海情勢採取放手策略,希望透過這個善意,能與中共開展關係。1950年初,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重要官員紛紛撤離台灣,美方也要求在台美僑快點撤離台灣,美方擔心共軍可能在6月攻台,但是韓戰卻出美國意料之外爆發,整個亞太情勢急轉直下,美國總統艾森豪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從此兩岸分裂超過半世紀。
無論是胡璉增強金門戰力,擊退共軍攻勢,或者是美方在反覆之間,突然改變占領台灣政策,這些因素都是中華民國能夠在台灣生存至今的因素之一,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無法事先掌握得知,中華民國的國祚得以在台延續,可能偶然要大過必然吧。

1884年的台灣影像|宮守業

文/宮守業

台灣歷史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1884年因越南的殖民戰爭所引發的中法戰爭。戰爭初期在越南進行,但法國與清廷談判破裂後,法軍轉攻台灣。戰爭結束後,清廷首次意識到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次年台灣建省。這一場戰爭不但改變越南的命運,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中法戰爭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的大事,也是當時歐洲的重大事件,所以歐洲報紙對此有不少報導。台灣一度也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當時通訊科技遠不如現代,尤其是影像的出版,從事情發生到媒體刊出,往往經過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一百多年回來看看當時雕版印刷的圖片,雖然不如現代相片的清晰,但更有藝術的趣味。

1884年8月英國畫報The Graphic作了一個專題報導The war between French and China – views from Foochow and Fomosa。圖一至三是其中的插圖。圖一是福州,可以看到當時的福州已經有些西式的建築。圖二上:福州馬尾的羅星塔,這裡是當時洋船下錨的地方,所以洋人稱之為Pagoda of anchorage。The Graphic的編者把它和Pagoda Island弄混了;那是閩江分流烏龍江上金山寺所在的江心小島。圖二下:最近被法國砲擊的台灣基隆一隅。炮擊發生在1884年8月5日,但考慮當時從台灣寄圖稿回倫敦需要的時間,雕版的底稿,不論是相片還是素描,應該是資料圖片。

圖一

圖二

圖三有四幅小圖。1. 打狗,就是現在柴山附近,高雄港出入口的地方。2. 基隆,3. 廈門港,南京條約開放通商的港口之一。4. 從海上看打狗。中間偏右的峭壁可能是現在燈塔下方的山壁。

圖三

 

同年8月30日的倫敦畫報又刊出了一整頁福州的插畫(圖四)。右上角是因John Thompson拍照而出名的烏龍江金山寺,但倫敦畫報編輯將圖中的建築誤為別墅。下圖是福州船政局,這是中國現代造船廠的發祥地。原先由法國人協助建立,中法戰爭中也被法軍炮擊破壞。成也法國,敗也法國。

圖四

同年9月6日的倫敦畫報,刊出了一整頁的台灣圖片,還有一篇簡短的報導。(圖五、圖六)圖片包括:平埔番(依原文)女人、台灣府林間小徑、漁夫捕蝦、海岸的帆筏、早期荷蘭人建造的熱蘭遮堡。請注意平埔族上衣左紉,與漢人不同。捕蝦可能是洋人的誤解。這種魚網一直到近代還用,不一定是捕蝦,捕小魚、鰻苗都可以。這幾張圖片的細節不夠清晰,猜想底稿是素描而不是相片。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倫敦畫報以素描為圖片底稿是常態,到十九世紀後期才漸漸被相片取代。

圖五

圖六

同一期畫報中,還有一頁福州清軍的圖片(圖七)。士兵胸前交叉的皮帶,肩上的長槍顯示這是西式裝備、西式訓練的部隊。根據Shi-Chin Chang提供的連結(https://kknews.cc/history/2qe6lvg.html),圖片中士兵纏頭是當時湘軍、淮軍的制式服裝。

圖七

同年10月11日的倫敦畫報再次刊出了基隆被法軍炮擊的報導,報導中描述八月初孤拔將軍派遣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L’espès所部與清軍戰鬥的情形,並附一張從陸上看基隆港的相片雕版插圖(圖八)。圖片中,基隆港裡停泊了許多高桅的船艦。此時距離事件發生已經兩個月了,算時間,這張相片可能是法軍攻佔之後基隆之後的戰地”新聞”圖片。同一張圖也在10月18日的法國畫報L’Univers Illustré中刊出。雕版不像數位相片那麼容易複製傳遞,我們不妨想像這個圖版在倫敦印好之後,立刻快遞送到巴黎的場景。

圖八

同年11月1日 法國世界畫報Le Monde Illustré 又刊出了一幅基隆的圖片(圖九)。上圖: 基隆港口之內,下:基隆港外。下圖中左的小島可能就是和平島。

 

圖九

遭美拒絕支持反攻大陸蔣中正灰心失望|高靖

文/高靖

1949年12月10日,蔣中正總統從四川成都搭機飛往台灣後,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大陸。蔣中正生前在台灣,念茲在茲的就是反攻大陸,1962年蔣中正積極準備反攻,在美方壓力下,經過國府幾年努力交涉,1966年1月美方正式拒絕國府反攻大陸的軍事計畫,無力反攻大陸的蔣中正,到底是什麼心情呢?一般台灣人始終無從得知,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檔案,蔣中正聽聞這個消息,感到灰心與沮喪,即使見到多年好友美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蔣中正一反往常地熱烈討論中美合作反攻,面對克萊恩顯得沉默寡言,什麼話都不想多說。
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由美國大使館恆安石口頭告知美國反對台灣軍事反攻大陸。美方的報告形容,蔣經國表現出失望與激動。
在台灣的文獻中幾乎看不到兩蔣對於無法反攻大陸的描述,在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檔案當中,我們從當中可以看到國務院官員如何描述了他們的情緒反應。兩蔣的灰心與沮喪,很可能也是眾多在台灣外省軍民的心情寫照。
國共內戰造成國府率百萬軍民遷徙台灣,多年來,國府不斷尋求美國支持反攻大陸,希望趁大陸文革造成的混亂,發動軍事反攻,兩蔣獲知美國拒絕支持反攻大陸,雖然難過失望,但是仍然要爭取台灣的生存,但這樣沉重的責任,並非立刻可以完成。台灣軍民眼見政府遲無行動,也不免受到影響,美方形容無法反攻大陸的台灣,當時士氣低落,尤其空軍士氣更差,一年之內有11架戰機失事墬毀,克萊恩提出的報告原本提出的數字是一年失事25架,經過美方再次查證,才確認是11架。
1964年,法國在美國反對下,仍然決定與北京建交。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將近一年多,美國不派大使到台灣,國際情勢的微妙變化,又無法反攻大陸,歸鄉路遙遙無期。加上每年都要在聯合國大會開會前,為中華民國的會籍展開攻防,幾乎沒有一天是平靜的,國府文武官員無不感到前途茫茫,1964年初的湖口裝甲兵部隊兵變事件,無非是這種絕望心情下造成的混亂。
回首當年,從1961年開始的10年之間,是中華民國政府自大陸遷台以來,最關鍵的十年,在這段期間,國府在軍事反攻大陸方面,由攻轉守。從積極準備反攻大陸,遭美國施壓制止,改為小規模突擊大陸沿岸,但是成效不大,卻每每造成許多官兵傷亡,國府被迫改變,從軍事面轉向政治面,藉與美國商談反攻軍事計畫,建立與白宮、國務院的直接對話管道,以政治外交關係強化台灣安全。1967年,蔣中正下令不要採取刺激中共的行動,國府對於反攻大陸逐漸轉換成政治方面的訴求。1968年之後,國府幾乎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念頭,改為爭取美國供售先進武器,加強台灣自衛能力,而非請求美國支援反攻大陸。
1961年,為了軍事反攻大陸,蔣中正下令成立國光計畫作業室,投入三軍精銳研擬軍事反攻大陸。受制美援不准使用在反攻大陸的壓力,1962年,國府仍積極展開反攻大陸作業,行政院開徵國防特別捐,自行籌款採購軍備,這時美國擔心蔣中正的軍事冒險,刺激蘇聯軍援中共,最後將美國捲入世界大戰,甘迺迪總統指派了解兩棲登陸作戰的海軍上將柯克,擔任美國駐華大使,藉以溝通台灣的軍事行動,柯克駐華任期不到一年,卻因為極力反對國府反攻大陸,與蔣中正關係惡化,美國擔心情勢失控,1963年改派海軍上將賴特接任,緩和雙方關係。
賴特抵台後,國府在美國壓力下,改弦更張,暫緩大規模軍事反攻,改為進行許多對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滲透突擊行動,但是除了造成官兵傷亡之外,軍事上少有具體戰果。1964年發生法國與北京建交的外交事件,台灣受到很大政治衝擊,對國際情勢感到灰心。1965年8月6日發生八六海戰,國府海軍掩護情報員滲透大陸,遭共軍掌握,共軍果敢攻擊國府海軍,擊沉國府兩艘軍艦。這場慘敗在後來被解讀為影響蔣中正反攻大陸的決心,但國府完全對反攻大陸斷念,還是因為美國的態度使然。
八六海戰慘敗後,美方向國府當局表達關切,中美雙方都對強化溝通與合作,有著高度共識,避免再發生類似的軍事失敗。當時美國大使賴特已經離任,但是美國卻沒有指派接任人選,這個大使懸缺,一拖就是將近一年,直到1966年年中才有新任大使抵華。長達一年沒有美國大使在台北,也讓國府當局對中美關係感到悲觀,所以積極希望改變這個困難的局面,強化雙方的高層溝通互動。
蔣中正成立國光計畫作業室,研究國軍自力反攻大陸之外,另外成立了巨光計畫室,由當時副參謀總長余伯泉負責,這是研究中美協同反攻大陸的作戰計畫,儘管美方拒絕參與反攻大陸的軍事作戰,也不加入作戰計畫的共同研擬作業,國府仍然提出需要美軍參與的作戰計畫。根據台灣國防部出版的「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軍方人士形容巨光計畫的規模與諾曼地登陸戰差不多,沒有美國的援助,根本無法執行。
蔣經國在八六海戰一個多月後的9月22日,親自到美國華府,拜會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將高度機密的巨光五號計畫交給麥納瑪拉,爭取美國支持反攻大陸作戰。
國府當局原本有日本白團協助國軍擬定的反攻大陸計畫,白團計畫的登陸地區,被改為反攻大陸西南五省,以配合美軍在越南逐漸擴大的越戰攻勢。這樣的安排,無非希望藉著攻入西南五省後,切斷大陸對北越的軍事援助路線,但是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麥納瑪拉將台灣的絕密作戰計畫,交給參謀聯席會研究是否可行,1965年11月16日參謀聯席會告訴麥納瑪拉,台灣反攻大陸的計畫沒有可能成功。
1966年1月19日,美國國防部請恆安石以口頭方式,禮貌地告知蔣經國,美國拒絕這項計畫,現場有溫哈熊擔任翻譯與紀錄。恆安石是在24日親自向蔣經國說明美國政府的決定,當時蔣經國的反應是非常失望與激動。蔣經國當時不敢將美國的決定向蔣中正報告,25日,蔣經國藉著宴請美國參議員米勒與眾議員督恩的場合,把恆安石請到一旁,希望恆安石提供一份非正式的文字摘要給他,方便他將美國的決定,正確地傳達給蔣中正。29日,蔣經國收到美方提供的書面資料,但美方不知道蔣中正的具體反應如何。
經過一連串挫折的國府,變得多疑與士氣低落,1966年4月6日,恆安石給國務院的電報當中指出,根據他與行政院長、立法委員的接觸,國府似乎認為美國又將重演1945年到1950年的情況,共黨與左派人士很技巧地與成功地操弄著美國的政策。恆安石還特別描述他陪同克萊恩拜會蔣中正的談話現場的情況,恆安石說,蔣中正看起來很灰心,也很失望。蔣中正與克萊恩是多年老友,以前他們兩人的會面,總是熱切地交談,無話不說,但是這次會面,蔣中正不太想與他們談話。克萊恩問起蔣中正有關東南亞情勢,蔣中正不願意表示意見。蔣介石說,他無話好講,他在總統選舉後給詹森總統的信中,已經都說過了,他在其他很多場合也都說過了。眼見這個情況,恆安石建議美國還是要設法安撫蔣中正。
克萊恩回到華府後,也將與兩蔣會面的情況,以及對台灣情勢的觀察,提出了書面報告。根據報告內容,克萊恩發現國府高層官員的士氣非常壞,兩蔣都讓人感覺到失去活力與缺乏衝勁,他們失去了過去的動力與活力。克萊恩說,他與蔣中正會談時,蔣中正也沒有與他爭論國府的觀點,蔣中正認為已經對詹森與詹森以下的官員,表達了國府的觀點,但是沒有能夠說服它們。
克萊恩也發現國軍部隊士氣低落,尤其是空軍士氣很差。空軍官兵擔憂他們即將被大陸的優勢超越,對於他們自己是否仍是第一流的戰鬥部隊,感到沒有信心。非常多的飛機失事,很高比例的飛機已到了非修理不可的地步。去年損失了25架F-86戰鬥機(這是韓戰時期的戰機),不過,美方後來調查確認,台灣一年損失的架數是11架,大約是每個月有一架戰鬥機失事。
在這片低迷的軍事與政治的情況下,1966年蔣中正繼續透過國大支持,連任第四任總統,嚴家淦擔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蔣經國仍任國防部長。表面上看來一切如常的台灣,其實軍事與政治方面已經開始轉變,由積極軍事反攻,慢慢轉為防衛台灣,以求生存
1967年1月23日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電報指出,沒有發現任何準備反攻大陸的重要軍事行動的公開跡象。在計畫、訓練、囤積供給或運輸方面,也沒有發現有任何增加跡象。中華民國政府也沒有向美國提出,可以用於反攻大陸的特殊軍事援助要求。根據所獲得的可靠報告,蔣中正下令不要採取任何刺激中共的行動。5月24日,美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報告顯示,國府在馬祖增兵,陸戰隊第一師派駐澎湖,這些都是加強防衛台海能力,不是要進攻大陸,對於福建沿海的小規模突擊行動,仍然進行著,但國府官員已經開始對這些行動的效果感到懷疑。
美方也掌握到蔣經國在3月3日批示有關加強敵後作戰計畫的內容,蔣經國特別要求不要使用軍事反攻的字眼,這是因為考量國際情勢與造成共黨勢力團結的緣故。要以政治作戰與心理作戰為主,美方認為這樣一來,國府是完全寄望於大陸情勢的發展,希望能夠達到國府重新擁有影響力的條件。
國府在1967年之後,對美國提出的軍援要求,已經不是美軍如何在後勤與運輸方面,支援反攻大陸。而是轉換為要求換裝F-4幽靈式戰鬥機,提高台灣空防能力,不過,美方只願意提供F-5戰機,台灣直到1990年代才成功換裝高性能的F-16戰機。
1969年蔣經國轉任行政院副院長,某種意義上,顯示蔣中正放棄反攻大陸,準備培養蔣經國政治接班。1972年蔣中正繼續連任第五任總統,蔣經國轉任行政院長,已經是風燭殘年的蔣中正,在1975年4月病逝,嚴家淦繼任總統,蔣經國後來在1978年當選總統。
蔣中正為了自力反攻大陸所籌設的國光計畫作業室,1972年結束,台灣反攻大陸的計畫正式告終。其實當時的國際局勢對台灣越來越不利,中華民國在1971年10月被迫退出聯合國,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華府與北京關係開始轉變。客觀上,國府無力反攻大陸,美國開始與大陸發展關係,台灣軍事反攻唯一能憑藉的美國援助,這時也不存在了,蔣中正只好結束這個龐大繁複的軍事參謀作業。
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中華民國政府,回過頭來,面對經營台灣,確保台灣的生存,剛剛當上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在1974年決定實施十大建設,推動台灣基礎建設的現代化,台灣的經濟也逐漸起飛,台灣與其他幾個亞洲國家,因為成功地發展經濟,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美國出動三位大使一位特使阻擋國府反攻大陸|高靖

文/ 高靖

1962年,國府遷台13年了,這一年,胡宗南、胡適相繼在台去世,大陸內部情勢不穩,蔣中正總統見機不可失,一心要發動軍事反攻大陸。但是美國總統甘迺迪剛剛上台,基於穩定國際局勢,對反攻大陸多所保留,華府與台北方面為了反攻大陸,相互折衝許久,雙方溝通過程中,蔣中正健康出現警訊,但仍然堅持反攻大陸,前後讓美國派出ㄧ位特使,更換了三位駐華大使,其中一位大使甚至重病死了,這才讓蔣中正逐漸緩和反攻大陸的念頭。
甘迺迪政府對美國駐中國大使莊來德未能充分向國府說明美國政策,頗有意見,認為莊萊德未能說服蔣中正與蔣經國,不要貿然對大陸發動軍事攻擊,莊萊德同情國府的立場,迫使甘迺迪決定以柯克(Alan Kirk)替換莊萊德,柯克自1962年年中到任,任期短短幾個月,與蔣中正關係非常緊張,無法與蔣中正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美國只好改派賴特接替柯克,柯克使台不到半年就卸任歸國,返國不久後,病重辭世
美方對於蔣中正反攻大陸的計畫,多所疑慮,主要是不願意見到台灣的軍事冒險,造成國際局勢混亂,因為美方顧慮若蔣中正發動反攻作戰,不論成敗,蘇聯都可能會派兵支援北京,這樣一來,美國不可能坐視台北當局遇見軍事困難,美國被迫捲入大戰當中,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61年,台北與華府雙方才為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與外蒙案糾纏在ㄧ起,剛剛上台的民主黨總統甘迺迪,與蔣中正兩人鬧得不可開交。蔣中正對於當年民主黨總統杜魯門出賣國府,仍然心有餘悸,蘇聯又強推外蒙入聯,宣稱如果遭到反對,就拿非洲國家支持的茅利塔尼亞入聯案開刀,非洲國家見狀,揚言若杯葛外蒙入聯,他們就要轉過來威脅杯葛國府代表權。這個危機在當時中央情報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扮演蔣中正與甘迺迪兩人檯面下的溝通管道角色下,中華民國保住了會籍,但是中美雙方已產生心結。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顯示,1962年1月29日,白宮國安會幕僚柯默(Robert Komer)寫給甘迺迪的國安特別助理彭岱(Bundy)備忘錄,上面提醒反攻大陸會在當年成為大問題,蔣中正問克萊恩此時是否是與甘迺迪討論得成熟時機。根據副總統陳誠日記,2月18日元宵節前夕,蔣中正告知他反攻大陸應在春夏之間(陳誠稍後提到約在5月、6月之間)。1962年初,國府在台灣的黨、政、軍紛紛積極準備反攻大陸。
柯墨在他的備忘錄中用了Fobbing Chiang off(搪塞)這樣輕浮的口吻表達了他對反攻大陸ㄧ事的態度。他說,反攻大陸可以有兩個選項,ㄧ是在華南地區進行主要的登陸作戰,有助影響共黨在東南亞的活動。另ㄧ個是區域的試探行動。
柯默分析,無論台灣軍事行動的大小或者成敗,最終都會引起蘇聯介入支持中共,這樣就可能把美國捲入,美蘇因為中國發生戰爭,蔣中正也許願意賭一把,但是美國也要如此嗎?假如反攻大陸失敗,中華民國就很難繼續宣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受到影響,美國也將很難再繼續維護中華民國是台灣的獨立自主的政府。柯默最後建議,美國應該嚴格控制蔣中正。也許此時應該對蔣中正明白說明美國的看法,但是莊萊德無法有效傳達美國的態度,建議另外派特使(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哈里曼)到台灣說明。
柯默提出的兩種選擇,其實都是國府遷台後,不斷思考反攻大陸的作戰方式,蔣中正秘密招募日本二戰軍人組成白團,在台灣反覆研究後,提出在華南登陸作戰的「光計畫」。同時,為了說服美國支持反攻大陸,蔣中正也提出比較小規模的空降大陸軍事行動,以接觸當地反共勢力,擴大號召,進而推翻中共。
莊萊德在2月28日給國務院的電報表達了他的挫折感,他說蔣中正很明顯地,不願意與他討論反攻大陸,希望華府不要馬上斬釘截鐵的,對蔣中正的計畫表達反對態度,因為這樣ㄧ來,蔣可能會自行其事去冒重大的風險。
1962年初,華府決心用參加過諾曼第登陸的海軍上將柯克,替換莊萊德,卻對台北保密,限制莊萊德只能在華府宣布這項新外交人事前24小時,才可以告訴台北當局他即將卸任。莊萊德3月6日面見蔣中正,說明他將在3月8日卸任離台,儘管莊萊德再三保證,蔣中正懷疑莊的離任,代表美國政策改變。
當時彭岱也另外告訴克萊恩,哈里曼將代表甘迺迪到台北傳話,哈里曼有甘迺迪完全充分的個人信任。甘迺迪在哈里曼出發前,提醒哈里曼可以引用古巴豬灣事件當例子,說明不良的情報,以主觀期望而不是實際情況,成為決策的基礎,都會帶來危險。
3月14日,哈里曼到台北與蔣中正談反攻大陸,陳誠日記透露哈里曼對反攻大陸反應冷淡,只提出中美共同研究。
哈里曼給甘迺迪的電報表示,蔣中正想要說服他,回到大陸是中國人的事務,唯一的義務是與美國諮詢意見,而不是事前徵詢美國同意。當蔣無法說服哈里曼時,蔣努力表現他對軍事行動的謹慎與小心,3月28日,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萊斯給哈里曼的備忘錄,對反攻大陸事,提出了兩點建議,ㄧ是當面拒絕蔣中正要求美國支援ㄧ些祕密行動,例如200人到300人空降大陸的行動,這可能引發蔣中正不滿。第二個方案是表達支援國府空降50人到100人的行動,拖延反攻大陸,也許稍後美國可以找到更多方法拖延國府反攻大陸的行動。
3月 31日,白宮開會討論台灣反攻大陸,哈里曼主張拖延。甘迺迪提議提供兩架C-123運輸機給台灣,克萊恩希望能有更具體的方案,可以讓他帶回台灣,甘迺迪同意在美國訓練台灣的機組人員駕駛C-123。國務卿魯斯克主張在最後的決定確定前,飛機應該暫留美國,不可以送到台灣。在這場會談中討論的C-123,其實後來成了美國的誘餌,美國遲不交機,誘使台灣當局ㄧ次又ㄧ次的推遲行動。
4月11日,陳誠在日記寫下,美國似在拖延。美國的策略,其實都看在台灣當局眼裡。
當時克萊恩穿梭美台高層溝通的角色,白宮顯然有不同看法,想要有所調整,彭岱請克萊恩告訴台北,美國對這次任命的大使的想法,是要接替先前中情局扮演的特殊角色。
美國反對台灣反攻大陸,除了軍事優勢的不確定條件外,也擔憂巨額的軍費支出,會破壞台灣經濟的穩定,也明確對台北官方表達美方的憂慮。當時台北正在推動國防特別捐,以充足政府財政,準備反攻大陸,美國也以縮減美援要脅台灣,希望台灣對軍事行動三思。
這時,美國也準備將克萊恩調離台灣,5月17日,白宮再次討論反攻大陸,克萊恩轉達蔣中正的許多看法,蔣中正希望與美國進行私下不公開的對話,蔣中正希望甘迺迪理解,如果美國用限制美援的方式,對台灣施壓,這會破壞國府在台的優勢,可能造成台灣的混亂與反美情緒。美國對任何亞洲領袖公開透過外交管道的威脅,是錯誤的。這會讓他們沒面子,結果他們可能不接受美方的意見,或者在自己同胞面前失去信任。國務院想用經濟壓力對付與美國意見不ㄧ的友邦政府,這樣的壓力,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只會減弱中美合作,傷害雙方共同利益,如果可以避免這樣的重壓,蔣中正認為,雙方仍然可以對有爭議的任何議題,找到合理的妥協方案。
為了登陸作戰所需,台北向華府獅子大開口,要求在原先的兩架C-123之外,再添補三架。請美國提供總排水量共70噸到100噸的戰車登陸艦,16架B-57轟炸機。5月 29日,白宮為了台北的武器清單開會,即將到台北赴任的柯克也出席了會議,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甘迺迪對柯克提出的建言,幾乎都是言聽計從。  柯克分析7萬噸的戰車登陸艦,大約是35艘,每艘可以載運ㄧ個戰車排或步兵加強連。
柯克告訴甘迺迪,台灣只是想把美國捲進反攻大陸的計畫裡。他建議甘迺迪在沒有具體的大陸情報的支持下,美國不要採取包括提供軍艦與轟炸機等公開行動,甘迺迪接受了這項建議。美方顯然也不信任台灣的安全保密,這場會談中有官員質疑如果中美共同計畫反攻大陸,某些計畫內容可能會洩漏給俄國人。
柯克抵台後,與國府的合作始終不愉快。陳誠日記在7月多次提到,蔣中正提到國共內戰時期,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他不能再上美國人的當,因為這個前車之鑑,蔣中正不願意與柯克直接討論反攻大陸的問題。
根據國務院檔案,9月6日,柯克到陽明山與蔣中正、外交部長沈昌煥、新聞局長沈劍虹會面,這場會談氣氛很差,蔣中正與柯克兩人爭論許久,蔣中正不滿柯克老是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他施壓,他批評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柯克反問,蔣中正是要廢棄條約嗎?希望美國停止軍事與其他援助嗎?柯克說,不太能夠理解蔣中正真正的意思。蔣中正也回答柯克,修改條約與否是美國自己要決定的政策。
這場會面氣氛雖然不好,但最後還是有所成績,蔣中正接受柯克建議,中美雙方共同研究反攻大陸。其實這是美方的陽謀,就是與台灣一起研究對大陸軍事行動,藉以掌握台灣的一舉一動,希望能讓國府面對現實,認清不可能軍事反攻大陸的事實。這個中美共同研究反攻作戰的委員會,命名為藍獅(Blue Lion)委員會,也的確曾經舉行多次會議討論,但是最後並沒有付諸行動,到了1968年尼克森當選總統,尼克森有意拉攏北京,美國調整國際戰略,原本只是用來拖延時間的中美共同研究合作反攻大陸,從此自歷史當中被人遺忘。
由於柯克每次與蔣中正會面,態度強硬,總是對蔣中正反攻大陸的想法潑冷水,與蔣中正及其他國府官員的相處也都不好,陳誠在日記批評柯克談話不成體統,陳誠也覺得柯克顯得老態的印象。柯克赴台沒有多久,蔣中正就拒絕接見他,直到柯克離開台灣前,蔣中正與宋美齡才為他舉辦了晚宴,但仍不願與柯克談正事。
1962年的最後一天,陳誠與柯克對談,雙方仍然是不歡而散,面對美方反對反攻大陸的咄咄逼人壓力,陳誠用不只是忍氣,還要爭氣,勉勵自己。1963年2月4日,甘迺迪在白宮見了柯克,柯克告訴甘迺迪,他在台北見不到蔣中正,蔣中正認為他不瞭解中國人,還經常利用別的美國訪客協助傳話給美國政府。當時蔣中正許多重要事情,都不與柯克談,反而與到台灣訪問的美軍將領談,完全孤立柯克。甘迺迪肯定柯克在台北工作表現,以安撫柯克的心情,多所垂詢柯克在台灣的生活環境,柯克說,他不太喜歡台灣的生活條件,希望能夠儘快回到美國。
1962年3月莊萊德已經離任返美,柯克卻因為健康因素,拖延數月才到台灣赴任,1963年1月18日柯克回到美國治病,10月病逝,柯克成了中美外交史上任期最短的大使,在台北只待了幾個月的時間,阻擾國府反攻大陸。隨後在柯克建議下,美國5月3日改派海軍將領出身的賴特接任駐華大使,不過,彭岱很擔心賴特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任務是代表更大的美國利益,賴特很可能就會被國府所影響,彭岱建議甘迺迪要讓萊特瞭解,必須緊緊盯住國府。
賴特到台灣不久之後,與蔣中正意見不和的甘迺迪在德州遇刺身亡,詹森繼任總統,中美雙方關係顯然略有改善,國府與賴特在1965年8月簽署美軍在華地位協定,這是在劉自然事件引發民眾包圍美國大使館後,中美雙方多年來希望解決的老問題。無巧不巧,1965年8月6日發生的八六海戰,造成國府海軍重大損失,這次慘敗也影響了蔣中正對於反攻大陸軍事行動的看法,直到他在1975年4月5日辭世,台灣沒有對大陸發動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

台灣「民主化」與社會失序的反思|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台灣在上一世紀七零年代之後,迎來了一波長達二十年的經濟高速成長期,這使得台灣由一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小島,蛻變為以電子、化工、機械、醫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發達地區。台灣能夠獲得這樣的成就,離不開兩項因素:一個是政府能夠正確判斷國際形勢,深刻瞭解台灣內部現況,出台一系列的正確決策,並且堅決推行;另一個是政府能夠穩定台灣社會秩序,讓老百姓對未來的生活抱持著積極樂觀的態度,社會上充滿朝氣蓬勃的氛圍。九零年代以前的台灣,一直是以實踐三民主義,建設台灣為全中國的模範省而自詡。李登輝主政之後,開始逐步改造台灣的政治體制,以抄襲西方的民主制度為底色,逐步地揚棄了在台灣實踐了將近半個世紀的三民主義。

經濟發展是檢驗政府與政治體制良瓢的硬道理,台灣在推行所謂的西方式民主數年之後,社會衝突開始加深,族群撕裂情形嚴重,經濟發展進入長期遲滯現象。台灣老百姓現在尚能維持一定的體面生活,乃受惠於蔣經國團隊施政時期的長期積累。台灣政客們為了個人利益或是報復上一代積累下的仇恨,不斷地操弄不切實際的政治議題,分化原來尚稱和諧的台灣社會,推出一個又一個傷人傷己的荒謬政策。連向來是穩定社會秩序基礎的軍、公、教群體都不斷地湧上街頭抗爭,當前的台灣社會確實是敗象已露,前景令人極為憂心。

中國國民黨奉為指導思想的三民主義,是由孫文在1905年《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的;《民報》是同盟會的機關報,所以1905年《民報》的刊行,可以看做是國民黨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發揮領導作用的開始。三民主義預設的前提是中西文化中早已普遍接受的基本價值,孫中山尤其強調「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現代意義。國府的教育部在1939年將管仲所提的「禮義廉恥」訂為全國各校的共通校訓,也是傳統中國文化受到重視的一種體現。現在台灣四十歲以上的人的共同記憶,就是全台灣所有中小學主樓的顯著位置,一定都掛著蔣中正題字的「禮義廉恥」匾額。台灣最著名的幾所女子中學,例如:北一女中、中山女高、景美高中等,在細緻處微有區別,總體而言,均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公誠勤毅溫良恭儉讓禮樂射御書數真…。」為其班級代號。

余英時指出,孫文想要結合西方與中國的優點,是否結合成功,固然可以討論,但是三民主義比「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本位文化,以及其他極端的意識形態等,都更合乎中國的實際需要。於此所謂的更合乎中國的實際需要,最核心的意義,應該是探查中國人具有什麼樣的特色?更適合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在西方體制與中國傳統之間應當如何取捨?才更容易達到老百姓所期待的幸福生活。

嚴復將約翰‧穆勒的On Liberty一書翻譯為《群己權界論》,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的個人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的異同點是:相同的是都肯定個人自由和解放的價值;不同點是:西方是以個人為本位,中國卻是在群體與個體的界線上考慮自由的問題。

尚會鵬在許烺光的研究基礎上建構了「心理文化學」理論;心理文化學不但印證了余英時的觀點,還能審度出孫文學說在中國實踐的優勢。尚會鵬認為,中國社會是一種「倫人」社會,「倫人」狀態下的自我認知,強調人的相互性,個體並不是以個體這個單一狀態來理解與感知世界,其所依賴的是人的相互性,也就是從自己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中來認知自己與看待外部的世界。換言之,單純的作為個體人,在中國社會中沒有太多意義。中國人是通過在面對各種不同的人時,隨時調整並確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並且不斷地從不同的關係中確定自己的身份、對方的身份、彼此的關係以及自己在整個「場」中應所遵循的「規矩」。

規矩自然是從禮而來,不按規矩行事,就是失禮。傳統中國人考慮問題的重點不是對錯,而是整件事情是否合乎禮法。如果一個人的做法不合乎禮節,那麼即使是對的,也可能會因為失禮而失去了正當性。所以在河洛語(閩南語)中,「失禮」很接近道歉的意思。在中國古代,雖然也強調對真理的追求,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以」,這個道並不是禮節本身,而是在禮法之後所體現的價值,亦即仁與道,也就是一種類似西方的自然法,不證自明的超越性價值。但是中國畢竟只有極少數人能達到行仁入道的境界,在「倫人」社會的強大影響下,是否符合禮節已經內化為判斷對或錯的標準。

中國人構成自我認知群體的人際關係圈是以「自己」為核心,由內而外分為三層,分別是「親人圈」、「熟人圈」與「陌生人圈」。「自己」與圈中其他個體的親密程度,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權利義務的強度,乃由內向外遞減。在不同圈子使用不同的規矩,是「倫人」行為模式中最突出的特徵之一,而這也是禮法的重要特徵之一。為什麼中國人特別願意論關係呢?因為在不同的圈子里,適用的規矩不同,交易成本自然也就不同。因此,攀親戚、論師門、講鄉情,構成了中國人社會幾千年來的基本人際互動模式。

台灣當前所實踐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不知不覺間就走進了一個誤區,因為西方人是積累了千百年的獨特經驗之後,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礎上,反覆琢磨,不斷調整,然後逐步出台符合西方文化特色的法律,建構了匹配西方人思維模式的政治體制。然而到過台灣的人都知道,在當今全球的華人圈里,台灣的老百姓保存了最傳統的中國人特色。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貿然的全盤採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後果,就是民主的好處並未全然出現,民粹卻開始在台灣普遍流行。

民粹現象並非台灣所獨有,民粹所體現的是群體無序後所呈現的一種烏合之眾帶來的狂暴力量。古斯塔夫‧勒旁在論及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時,就指出群體的行為主要不是受大腦,而是脊椎神經的影響。群體是刺激因素的奴隸。群體所服從的各種衝動可以是豪爽或殘忍的,勇猛或懦弱的;這種衝動總是極為強烈,因此個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難以控制他們。由於刺激群體的因素是各式各樣的,所以群體可以轉瞬之間從血腥的狂熱變成最極端的寬宏大量和英雄主義。因此,群體根本不會做任何的事先策劃,他們可以先後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發,但是他們又總是受到當前刺激因素的影響。他們就像被風暴捲起的樹葉,向著每個方向飛舞,然後又落在地上。民進黨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時,就反覆地利用民粹的力量,想盡辦法為難執政黨;等到民進黨自己執政時,民粹依然存在,反噬的力量同樣強大;民進黨現在舉步維艱,這是自食惡果,但台灣老百姓也跟著遭殃。

從中國人的「倫人」特性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國並未具備運行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前提,就是「公民社會」。在公民社會里的「公民」,一般來說,具有一種超越宗族利益的政治生活體認,這是建立在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特色的基礎上的。近代西方個人主義起源於十四、五世紀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及人文主義,這是上承古典的傳統;在宗教方面,馬丁路德主張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到了加爾文教派,即所謂的「清教徒」,把個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國是一個清教徒社會,以十八、九世紀為例,小孩很早就離家外出闖天下,成人後才回家與父母重新建立關係,以此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西方人認為人是上帝所創造的,人對上帝必須絕對的服從,美國可以說是最極致的個人主義社會。

余英時表示,上述這種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難理解;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濃厚,自古已然。孔子強調孝悌視「為仁之本」,後世則有「移孝作忠」之說。漢、晉兩代都號稱「以孝治天下」,正是因為政治理論必須依附於家族倫理的基礎之上。西漢初年南粵王趙佗與大漢交惡,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呂后毀其祖墳、殺其家族。漢文帝想要與趙佗示好,就不能不改變呂后的錯誤。文帝在給趙佗的信上表示:「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以家族關係進行統戰的例子,並且對後世發生了示範作用。 漢末以來避難的人,無論是集體或個別的,多以「家」為單位;田疇率領族人隱居徐無山,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三國志》十一)王安石評論陶潛的《桃花源記》是:「但有父子無君臣」。魏晉南北朝母子相依的事例不勝枚舉,當時的道德觀念是把親子關係看得比君臣關係遠為重要,這恐怕與漢代以來孝弟思想無法分開。曹丕問:「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就君耶?父耶?」邴原毫不遲疑的答道:「父也」(《三國志》十一注引〈原別傳〉);徐庶初從劉備,及其母為曹操所獲,他只好向劉備說:「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三國志》三五)更鮮明的例子是,諸葛瑾、諸葛亮二人,分別在吳、蜀出任要職,卻不因政治而斷絕手足之情,現存諸葛亮給兄瑾諸札可證,而且劉備與孫權也表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與雅量。親情影響政治的情形,在中國的歷史上十分普遍,有的例子還十分突出。北宋時真宗藩邸舊臣王繼忠為契丹所俘,後為契丹所重用,曾致力於宋遼之間的和平。宋真宗待其妻子甚厚,而且子孫在宋朝仕宦者亦甚多。當時京師號為「陷蕃王太尉家」(見文瑩《玉壺清話》四及葉夢得《石林燕語》十)。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到中國人怎樣重視家庭倫理。一般情形下,中國人是不肯為政治而犧牲親情的。「國」必須以「家」為基礎,這可以當作是中國特色下的現代「國家」涵義。

由於中西文化的客觀差異,在理性的選擇下,中國人只能選擇一種具有中國特色,同時又富含現代化意義的政治體制。若是貿然的全面適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那麼在倫人社會為背景的前提下,從總統到村長都很可能會借著掌握公共資源的機會,先服務好自己與自己的宗族,或是自己所屬的黨派,而且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絲毫顯示不出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共善精神與公民社會樣貌。

在此值得進一步申論的是,心理文化學理論中指出,西方「個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屬於「交易型」,而「倫人」狀態下的交換模式則屬於「信用借貸型」。「恩」與「報」是「信用借貸型」交換方式的重要特點。中國傳統中蘊含了很深的「還報」文化。在「熟人」圈中,一方「貸出」「人情」或「禮」,(期待)引發的是另一方的償還行為。 中國的人與人之間交換(財物、金錢、情感、服務等)的比率,是根據與彼此間身份關係相關聯的倫理規範來達到平衡的。換言之,這是一種符合倫理規範的「等意義交換」,而不是物質上的「等價交換」。中國人的交換模式特點,使得中國人對具有一定關係的人,會有較強的責任感,以及較重的「親情」和「人情」負擔。因此謀前途、做事業的人,很容易就會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力圖促進自己與對自己有用處的人的關係。這一點不但與自我認知維度有關,也與交換維度有關,因為這直接涉及中國人處世與辦事的交易成本,可以說是從外圍朝向內核前進的水平面移動。

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中國的實踐結果,就是橘逾淮而為枳。大陸的基層民主自治,從長遠來看確實是培養老百姓實踐民主生活的一種漸進式安排,但是從當前的實踐情況來看,村主任與村幹部多數均由村裡的大姓所把持,等而下者,甚且長期受到地痞流氓的控制。如果每一級政府都存在這種現象,這個國家很快就要淪為三流國家。南美、南亞,一直到非洲,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為什麼在東方國家裡,當威權體制或賢能政治遇上開明卓越的領袖時就更容易成功?因為一位以民之所欲為念的執政者,其核心執政團隊,居於中央層級,他們必須向全國老百姓負責,這裡算的是一筆總帳,而不是切割成一小塊一小塊後的零星帳目。由於施政的效益是以全國老百姓的滿意度與福祉來考慮,而不是通過無數個小單位的績效積累來體現。集中力量辦大事情,有時候確實需要特別的犧牲,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利遠大於弊的。如此一來,施政成本降低,總體效益自然就能提高。蔣經國在台灣推行十大建設時,就是以全台灣為範圍進行通盤的考慮,全局式的規劃,建設成果全台灣的老百姓都能受惠。大陸的高鐵建設能夠獲得舉世讚譽,其實是一樣的道理。放眼東洋,明治維新也是此類的成功典型之一。

民進黨政府現在推行的前瞻計劃,主要的建設與預算都落在綠色執政的縣市,由於缺乏整體規劃,資源重複的浪費情形非常嚴重,即便是傾綠的學者專家,也忍不住要提出嚴厲的批評;但是民進黨政府利用執政優勢強行推動。蔣經國主政時期,並沒有太大的選票壓力,但是他有必須把整個台灣建設好的壓力,這是一種真正的全民領導。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只要能確保擊敗選舉時的競爭對手即可。實際上,蔡政府不必向全台灣老百姓負責,政客們只要能夠取悅足夠多數的選民即可。在人性並不可靠,欺騙成了正常,有些人甚至歡迎謊言時,奪取政權的方法是否道德,治理台灣的方向是否正確,並不是最需要關心的事情。

然而,威權體制或是賢能政治不能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權與能之間的關係。孫文表示,根據他的研究,現在的民權國家,人民害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但是又期待有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由於在民權國家,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極限,政府便不能夠做事,所以人民要改變對政府的態度。 孫文認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權與能要分別」,具體而言,就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手上,由人民去管理政治,所以全中國的人都有權,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不知不覺」的人,就像是阿斗,可是諸葛亮是有能的,所以應當把事情交給諸葛亮去辦。如果政府是不好的,全中國的人都可以罷免他,收回國家的大權。 孫文的看法是正確的,但是如何有效的監督權力,又不影響權力的正確與正常施展,始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中國的傳統「倫人」社會里,佔據較高位置的人比處於較低位置的人,有更多交易上的優勢。當然,從道德上,這樣的人也應該負更多責任。這一點甚至還能上升到君王,皇帝毫無疑問是佔據最高位置的人,所以臣民百姓對皇帝必須不帶任何條件地服從;皇帝除非是獲罪於天,有新的真命天子取而代之,否則他在倫人系統的制高點位置,是不可動搖的。在這樣的系統中,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衡,所以系統治理失靈的現象十分普遍。

孟子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尤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生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之而善,故民之從也輕。」。手段是為目的而服務的,幸福生活是本,民主法治是手段,中國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內容,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完全一致,但是也有許多部分與西方人並不相同,而且這個不同的部分,是沒有辦法通過西方式的手段來達成的。這就賦予了當代中國知識人在學習西方優點之時,也有必要深刻反思固有文化,然後提煉出符合中國人需要的精華的責任。

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有一種外在超越的好處,比如權力之間的制衡對於防範權力濫用,十分有效。中國政治史上也不是沒有權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現在內在超越。中國以前的御史制度,就是監督官僚的。還有一個是諫官制度,這是批評皇帝的。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間權限也很分明:中書省出詔令,門下省審查詔令,有封駁之權,尚書省則負責執行之責。但這些都是在政權內部的,遇到皇帝橫起來就不靈了。到了清朝,諫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民主實際上是個好東西,但是如何用好民主,則是一門大學問。民主必須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人權都獲得充分的保障;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原則而言,必須保障每一個人的經濟公平,亦即所謂的「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一個合理的社會體制必須是「人人各遂其私以成天下之大公」。「公」和「私」在這裡是一種辯證關係,是相互補充的。這裡的討論,毫無疑問的觸及了具有「倫人」特色的中國人處於現代社會中的軟肋。以公民精神為前提的西方社會,老百姓知道為了公,私必須受到制約。但是在「倫人」社會里,中國人把自己與家族看得最重,沒有公民的概念,自然也沒有與公民身份相應的權利與義務的理解。中國社會確實需要有所轉變,必須把他者「陌生人」這一圈,轉化為公民;而「自己」也應當有意識的進入公民的角色之中。

我們應該認識到,文化是為人而存在的,人並不是文化的附屬品,這個主客關係不能任意顛倒。人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既不應盲目毀棄,也不應盲目崇拜。 經驗告訴我們,人是可以超越「文化界限」的,在經過比較、判斷後,人可以突破原有的文化界限。意識形態有助於形成一股力量,但是封閉的意識形態缺乏活水的進出與檢驗,很難保證其時代的先進性,前蘇聯與朝鮮都是實例。為了聚積溫和正向的理性變化力量,思想的控制就不能夠太嚴。鄧小平說過:「我們要防右,但是主要是防左」。我們相信在習近平主席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一定能夠突破種種難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新時代中一定能夠體現出貢獻於人類歷史的積極意義。

 

本文的簡體節略版《台灣「民主化」與社會失序的反思》,已登載在《南風窗》雜誌2017年第16期。

中華民國政府應對印軍入侵表示抗議|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 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中華民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4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領土變更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不得變更之。」由於立法委員從未根據憲法規定變更中華民國領土,所以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疆域,自然包括大陸地區;這也是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與《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關係條例」)的法理基礎。根據《兩岸關係條例》第2條規定可知,臺灣地區,係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大陸地區,係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條所出現的「統治權」概念與大法官會議第618號解釋中所提出的「兩岸目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均可得知,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於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的治權暫時不及於大陸地區。

由上述可知,印度軍隊在今年六月入侵中印邊界的「洞朗地區」,已經侵犯了中華民國的大陸地區領土,嚴重的傷害了中華民國的主權。蔡英文就職中華民國總統時,根據憲法第48條規定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保衛國家,…謹誓。」。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520就職演說時也表示:「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當選總統,我有責任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和領土。」

不過民進黨政府對印度軍隊入侵中華民國領土一事,不但沒有提出抗議,甚且不乏有幸災樂禍者。這不得不讓人提出質疑,蔡英文心中的「這個國家」,是否是「中華民國」?民進黨不管是在野或在朝,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要守護憲法。蔡英文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就任中華民國總統的,除了中華民國憲法之外,不知道民進黨還有什麼憲法可以守護?

近幾十年來,大陸官方為了淡化中華民國色彩,不再使用「國軍」一詞,而改稱為「台軍」,不過大陸民間卻仍然稱戍守在台澎金馬的軍隊為國軍。所謂國軍,指的就是中華民國的軍隊。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台灣地區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個部分,台灣並不是一個國家,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那就成了台獨;所以在法理上,不應該存在「台軍」這個概念。印度軍隊堂而皇之的侵犯中華民國的主權,蔡英文是現任中華民國的三軍統帥,理應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嚴正抗議!

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權所不及的大陸地區,國軍無法至邊疆戍守與抗敵,同為中華兒女的解放軍戰士們,正頂著極限的氣候與海拔,堅守陣地,保衛國家(這也是中華民國)領土,蔡英文總統除了關懷九寨溝地震外,在中印對峙的關鍵時刻,也應當就此事件向大陸當局致意,並表示堅定支持。外敵當前,國家民族的共同利益高於兩岸之間的內部矛盾,民進黨政府一直想找機會向對岸伸出橄欖枝,現在就是兩岸和解的最好機會,它既是憲法時刻,也是兩岸的歷史時刻。

歷史的驚奇蔣經國利用中美紡織談判拿到美國潛艦|高靖

文/高靖

1971年的一場中美紡織品談判,意外地,讓中華民國政府獲得了美國同意出售柴電潛艦。歷史的進展,有時就在不經意的地方,卻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國府向美國爭取出售潛艦與幽靈式戰鬥機多年,美國都不同意,尤其是潛艦,當時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季辛吉更是反對提供台灣這種可以用來攻擊中國大陸的武器,卻沒有料到一場貿易談判,讓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找到了突破口,在台灣抵擋不了美國貿易限制的困境中,中美雙方往來折衝後,我方獲得了美方承諾出售潛艦,台灣也在1972年起陸續取得兩艘二次大戰末期生產的茄比級潛艦,這是中華民國海軍首次擁有大型潛艦的開始。
台灣早年陸續從義大利秘密購得潛爆艇組成海昌艇隊,以及後來的小型潛艇組成武昌艇隊,但這些都不是正規大型潛艦,台灣爭取美國出售潛艦是在1969年開始,當時尼克森總統當選,希望打開與中國大陸的談判管道,開始思考取消從韓戰以來的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的任務,台灣雖不滿美國的態度,但也隨即提出要求美國提供潛艦與幽靈式戰機。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顯示,1969年11月15日國務次卿白卡德與太平洋總部司令馬侃到台北,向蔣中正總統說明美國調整台海巡弋任務。12月9日,季辛吉給尼克森的備忘錄顯示,蔣中正總統不滿美國撤軍,向美國國務卿羅吉斯提出了雙方立即檢討「樂成計畫」(Rochester,中美雙方共同防禦台灣與澎湖的作戰計畫),以及在台灣的自我防衛需求下,請美國出售潛艦與先進戰機(幽靈式)給台灣。
季辛吉提醒尼克森,美國拒絕提供台灣潛艦,因為美國不認為潛艦代表有效運用資源防衛台灣,潛艦也會讓台灣擁有發動對大陸作戰行動的能力,而這是美國無法認同的。
12月17日,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面見蔣中正總統,雙方繼續溝通取消巡弋台海問題,美方表達邀請蔣經國訪問美國。1970年4月22日,蔣經國在駐美大使周書楷、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外交部次長沈劍虹、以及行政院副院長特別助理溫哈熊、鍾湖濱陪同下,與美國國防部長賴德餐敘。蔣經國再次提到中華民國需要海空優勢,需要幽靈式戰機與潛艦。不過,在這場會面中,賴德並沒有給予具體答覆究竟是否提供台灣潛艦與戰機。
1971年4月12日,周書楷即將卸任返國擔任外交部長,臨行前向尼克森與季辛吉辭行,這場禮貌性的拜會過程中,尼克森仍然沒有對出售潛艦給予任何答覆,但是主動提到中華民國的聯合國會籍問題,尼克森提醒周書楷,聯合國才是重要的議題。周書楷在對話中提及正在擴大的釣魚台爭議。
周書楷在白宮的談話,其實正反映了當時的複雜國際局勢,北京多年來努力累積各方支持能量,想方設法要進入聯合國,進展到了1971年,幾乎是勢不可擋,國際風向轉變,台灣的國府當局反對美國提出兩個中國策略,國際上支持國府的越來越少,單靠美國已無法打開局面。美國也正在與日本談判歸還琉球,美國對釣魚台主權歸屬的態度,立刻引起海內外華人的不滿。
1971年美國為了解決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要限制亞洲紡織品輸美,尤其針對日本、台灣、韓國、香港,美國的貿易談判是勢在必得,在當時越戰、歸還琉球等複雜的政治環境下,讓這場貿易談判充滿許多不確定因素,尼克森指派剛剛卸任財政部長的大衛‧甘迺迪擔任巡迴大使,負責紡織品的談判任務。美日雙方的談判,很快就出現歧見。甘迺迪在1971年4月到8月間穿梭於這幾個地區,進行雙邊談判,但是談判屢屢出現僵局,對台灣的談判也出現困難。
中美紡織織品談判在1971年進行的過程,已有許多的歷史研究與調查,國務院後來公開的歷史檔案當中,有一份文件顯示美國歸還琉球給日本的爭議,牽扯出了釣魚台的主權問題,當時台灣正面臨保釣運動的風潮,甘迺迪建議美國在釣魚台問題上向台灣讓步,藉以打破談判僵局。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甘迺迪也順便提出了台灣慣常對軍售的要求,只不過甘迺迪個人認為釣魚台問題,比較能夠符合台灣的需求。
尼克森總統的國際經濟事務助理彼德森在1971年6月7日寫給尼克森,有關台灣紡織品談判的備忘錄當中提到,甘迺迪回報美國與台灣的談判,在有關紡織品五年自我設限計畫方面,獲得了一些初步諒解,但仍有某些重大問題沒有解決,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談判陷入僵局。除非是達成對台灣有利的條件,台灣方面不希望成為三個國家當中第一個與美方達成協議的國家,而且也反對在獲得與日本一樣的條件前,與美國達成協議。台灣也認為受到美國的重大打擊(指聯合國席次爭議),如果台灣又接受不利的交易,在國際上很失顏面。
甘迺迪認為美方面對談判困難,可以有三個選項,一是去找香港與韓國談判,但這個行不通。二是馬上打道回府,承認談判失敗,但這會造成後續的鞋類談判失敗,也行不通。三是美國提出某些讓步,甘迺迪覺得可以在不造成美國工業與台灣政府傷害的情況下,解決談判停滯不前的問題。甘迺迪的想法是,雖然台灣不斷提出某些軍售項目,但是暫緩將釣魚台的行政管理交給日本,是唯一的解決方法。這可以讓台灣在國際上與國內都保存面子,願意接受紡織談判的結果。
但是,釣魚台問題牽扯到美日雙方的關係,尼克森與季辛吉都不願意改變美國既定的政策,1971年6月8日,尼克森的國際經濟事務助理彼德森寫給甘迺迪的文件指出,尼克森將在8月指派ㄧ位資深軍事代表,與中華民國政府ㄧ同檢視有利的與立刻可以取得的重要防衛的可能性。彼德森告訴甘迺迪,紡織品談判對美國很重要,美國會運用檢討國防或者其他威脅利誘的策略,以完成這項談判,
直到10月,這個資深軍事代表都沒有來到台灣,當時國安副助理海格說,這是個炸彈,無論如何我們該等到談判的結果再說。12月30日,外交部長周書楷、駐美大使沈劍虹與季辛吉在佛羅里達州會面,周書楷對季辛吉提到潛艦的問題,季辛吉說,兩個月前他已經同意了。周書楷不忘強調這都與訓練有關(台灣以反潛訓練為名義,爭取美供售潛艦)。接著兩人談到釣魚台問題,周書楷說,釣魚台造成國內政治處境很艱難,北京要在台灣搞反美運動,我們需要朋友幫忙。季辛吉反問周書楷,你們並不想要回釣魚台,你們只是想要避免因為釣魚台引起爭議,對吧?周書楷回答,是的,的確是這樣。
這段中美外交高層的對話,反映了中美外交折衝的內涵,台灣在紡織談判當中,以釣魚台問題為理由表達不滿,甘迺迪都感受到這個應該可以作為緩解台灣談判壓力的手段,才會建議美國在釣魚台問題上,採取對台灣友善的作法。但是,白宮對日本的關係更為重視,早無可能讓步,所以白宮選擇了給台灣潛艦,換取談判過關。
甘迺迪在1972年7月18日寫給季辛吉的備忘錄中提到,他被問到有關1971年紡織品談判時,他對中華民國政府作出有關提供潛艦的承諾,最後結果是,我們唯一對台灣最堅定的承諾,就是潛艦了。他是獲得尼克森總統非常明確的指示,被授權由他本人親自向蔣經國提出這項決定。
雖然美國在紡織品談判過程中,透過管道告知蔣經國,同意給台灣潛艦,可是隨後的程序卻是拖拖拉拉,不情不願。國防部長賴德在1972年10月要求季辛吉同意提供台灣兩艘潛艦,因為賴德7月提出這個要求時,季辛吉請他9月再提。甘迺迪也覺得美方是否態度有變,才會寫文件提醒季辛吉。季辛吉曾在7月回覆說,你可以確信美國會履行關於你去年對蔣經國提出的承諾,這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發生。
稍早,1972 年4月 28日,白宮國安會幕僚何志立寫備忘錄給季辛吉,提到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祖姆瓦特告知台北美軍顧問團,已經同意出售兩艘潛艦給中華民國。但是這件事情違反了海格先前的規定,對台軍售必須先經過白宮國安會同意,國務院已經通知台北大使館,暫緩通知台灣這項決定,等到我們把事情弄清楚再說。何志立也提出兩個質問,為何給台灣兩艘潛艦,而不是ㄧ艘。為何讓潛艦有攻擊能力的魚雷管及其他設備沒有拆除,如果我們要提供這些潛艦,至少要對北京方面降低政治上的困擾,讓我們可說明這是沒有攻擊能力的潛艦。為什麼這些潛艦是用廢棄物的價格出售(每艘15萬美元),而不是更高的實際價格。
海格當時宣稱,他沒有同意祖姆瓦特。季辛吉也批評祖姆瓦特處理這件事情,太過於隨便。潛艦的事情,又拖了幾個月。何志立在10月6日請季辛吉要求台灣同意,潛艦只能用於反潛訓練,國務院也強烈主張應該設限,如果中方同意這個附帶條件,卻搞出其他事情,我們至少留下我們曾經要求他們不可以這樣的記錄。10月20日從華府發到台北美國大使館的密電,請美國大使馬康衛通知當時已經升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美國準備移交中華民國兩艘反潛用的柴油潛艦與60輛M-48戰車。馬康衛也在台北時間10 月21日,當面告知蔣經國美國移交潛艦的決定。
最後,中華民國海軍前後派遣兩批人到美國接收潛艦,回到台灣,命名為海獅軍艦與海豹軍艦,停泊高雄左營海軍軍區的水星碼頭。因為這項採購潛艦的計畫名稱就是水星計畫,後來在1980年代向荷蘭採購的兩艘潛艦,也是停泊在水星碼頭。
從對美採購潛艦的戲劇化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政府過去在台灣,或許曾經留下威權統治的負面印象,但是國民黨政府在處理大小事務上面,不卑不亢,沒有對美國卑躬屈膝,比起後來的民主化趨勢後的政府,要更有能力與智慧。中美紡織品談判,這種貿易談判,台灣幾乎沒有迴旋空間,但是政府運用當時的國際情勢,彼此折衝,ㄧ場紡織品談判,雖然讓台灣的紡織品出口受到限制,可是以經濟上的限制,換取到台灣長期無法獲得潛艦,而且是兩艘,這真是很難得的進展,目前的經貿談判人員與幕後的蔣經國,是在ㄧ個幾乎不能打勝的戰場上,爭取到了最好的戰果,至於釣魚台問題,當美國已經有明確親日的立場時,抗爭到底,什麼都爭不到,又有何用,拿到潛艦,擴充海軍戰力,對台灣整體防衛更加有利。

台獨大老彭明敏曾主動求見周恩來|高靖

文/高靖

在民進黨政府的政治宣傳當中,任何台灣人與北京接觸,都被打成十惡不赦。在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當中,卻可以看到一份1971年12月13日的文件,這是白宮國安會幕僚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寫給尼克森總統國安事務特別助理季辛吉的備忘錄,這份文件提到曾經代表民進黨參選1996年總統大選的彭明敏,1971年當時,曾在美國主動找上約翰‧謝偉思,謝偉思在中共建政前,曾經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工作,立場偏左,經常批評國民黨政府,中共當局把謝偉思看做是美國的民間友人,彭明敏希望謝偉思到中國大陸訪問時,拜託當時的總理周恩來,能協助安排他訪問中國大陸。
彭明敏在台灣被視作是台獨大老,1970年由台灣偷渡到瑞典,然後申請美國簽證抵達美國,為了美國同意彭明敏入境,一度引起台灣國府當局與華府的不愉快,國府懷疑美國政府暗中支持台獨運動。彭明敏後來曾經加入民進黨,代表民進黨競選首屆中華民國民選總統,當時與彭明敏搭檔的是謝長廷,彭明敏後來又創設建國黨,宣傳台灣獨立。1971年是台灣國際處境最困難的時候,北京打壓壓力最大的階段,彭明敏卻主動找人向大陸傳話,要訪問大陸,彭明敏這樣的舉動,如果用今日民進黨政府的標準,恐怕是大逆不道。
何志立的備忘錄說,1971年8月台北派了代表到美國會見彭明敏,這位人士勸說彭明敏回到台灣,與國府合作。彭明敏拒絕了這個邀請,因為彭明敏無法接受政府的條件。這位人士向彭明敏表達,只要彭明敏不反對反攻大陸的政策,就可以繼續在台灣積極參與地方政治事務。這位人士也向彭明敏表達憂心,如果彭明敏不與政府合作,政府可能對台灣民眾採取較高壓的手段。
何志立告訴季辛吉,最近彭明敏在謝偉思出發前往中國大陸前,主動打電話給謝偉思,請謝偉思代為安排,請周恩來協助彭明敏訪問大陸,或者是協助彭明敏與北京當局建立直接接觸的管道。當謝偉思提起彭明敏的問題時,周恩來表示,任何彭明敏的朋友,只要是沒有參與台灣獨立運動,或者不認同台獨,都可以來到這裡,回去後再向彭明敏報告。
何志立還引用聯邦調查局FBI的情報,彭明敏當時在台灣有情婦(mistress ),彭明敏想辦法要把這位女子弄到美國,便利用駐台的美國大兵與這位女子結婚,以美軍妻子的身分出境來到美國。這項計謀被國府察知,採取行動阻止彭明敏的情婦離開台灣。國府向美國政府官員表達了不希望美方施壓讓這位女子離開台灣的態度,彭明敏可能因此在美國感到他的個人處境很沮喪,在政治上也覺得挫折,因為美國政府與國際社會都不太支持台灣獨立。
何志立引述與彭明敏親近人士的說法,彭明敏是位機會主義者,像彭明敏這樣積極參與政治的人,你不免假設如果彭明敏認為直接回去台灣,並不太吸引人,對美國有關台獨的立場,也感到失望,或許就讓彭明敏想要與中國大陸有某些安排。從彭明敏向周恩來表達主動,顯示彭明敏正在思考這個方向。
何志立的外交政策立場,向來對中華民國政府不友善,他寫給季辛吉的備忘錄,是在說明兩岸關係的複雜情況,1971年12月當時正是美國密集安排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因為尼克森是戰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所以兩岸關係的敏感議題,國安會都會密切注意,因此留下了彭明敏主動想要北京安排訪問大陸的文字紀錄。
不過,事隔多年之後,大約十多年前,當年的檔案解密公開後,彭明敏主動找人與周恩來接觸安排訪問大陸也被外界看到,當時彭明敏找了台灣媒體說明,根據當時報導,彭明敏宣稱,他1970年抵美時,美中已開始秘密接觸,當時有位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傳話,說周恩來希望他訪中,還說中方希望他最好先派一親信前往為他舖路,那是傳話,他從未主動表示欲訪問中共。接續又有見過周恩來的美國人傳話,說周恩來向他致意。周還向人探問,想知道他之前在日本被炸傷的是左手還是右手。後來周恩來又傳話說,本來中國宣傳台獨運動是美日帝國主義的傀儡,但後來已不認為台獨運動是美、日帝國主義的傀儡,已瞭解台獨問題的複雜性。周恩來最後甚至託人傳話,建議他訪問中共的具體日期,但後來因為當時日本首相訪中,內外情勢及周恩來身體的健康問題,沒有進展。
彭明敏的說法,與國務院有關何志立的文件所載明的情況,剛好完全相反,何志立已經在2001年過世,居間代表彭明敏傳話的謝偉思,也在1999年離世,彭明敏為自己辯解的說法,也只能說是片面之詞。不過,彭明敏與中共當局曾經有過接觸,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民進黨政府對於兩岸民間交流,在他們的政治宣傳上,多半把民眾與大陸接觸的活動,描述成帶有負面評價,譬如退役將領與大陸方面的交流活動,就被民進黨立委無端指控有失忠誠,不過,對照在1971年當時,在冷戰的局勢下,兩岸仍在軍事對峙的年代,大陸對外島金門與馬祖的砲擊,持續進行著,直到1979年美國轉移外交承認,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後才停止。在那個封閉的年代,主張台灣獨立的彭明敏,卻急著找大陸信任的中間人傳話,要安排訪問大陸,那時的台灣,國際處境艱難,中華民國才剛剛在1971年的10月25日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正是風雨飄搖,彭明敏卻找人向中國大陸傳話,彭明敏當年的行動,看在今天台灣人眼裡,不知道究竟會有什麼樣的評論?
兩岸關係的演變,類似是一個辯證的過程。1949年國共內戰勝負已分,國府在四分五裂下,敗走台灣,從此雙方你來我往,不論軍事上的小規模戰鬥,或者是國際外交場合的圍堵,直到1960年代後,因為國際局勢有所轉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逐漸難與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抗衡,僑社轉向支持大陸,逐漸增加,外交承認北京的國家也慢慢增加,法國與北京的建交,對當時台灣是沉重打擊。中共拉攏各方,希望顛覆國府,以達到收回台灣,統一中國的政治目標,這是眾所皆知。
1971年10月北京取代了台北,繼承在聯合國的會籍,台灣幾乎在國際上沒有多少立足空間,北京此時拉攏台獨人士,藉以減損國民黨在台統治,並不奇怪,彭明敏是在這個樣的氛圍下,想要與大陸接觸,藉外力推倒民進黨,也是合理的想像。這就是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但是經過幾十年的變化,曾幾何時,民進黨轉換成了當年拒絕與大陸接觸的國民黨角色,過去的主要敵人是嚴密控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次要敵人是台獨與黨外,現在的主要敵人是搞台獨,去中國化的民進黨政權,次要敵人才是國民黨。
有趣的是,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後期,最喜歡政治宣傳台灣的三合一敵人,就是泛指中共,島內的黨外人士,海外的台獨份子。彭明敏流亡美國期間,暗中請人與周恩來建立直接管道,不就相當程度地證實了三合一敵人,的確是真正存在,威脅著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這並不是國民黨政府的宣傳伎倆,彭明敏當日急切著要去大陸的一言一行,很值得大家細細斟酌。
台灣對於兩岸統一問題,從早期是國家的政策,到現在變成人人視為畏途的負面評價,最主要的轉折,就是在大陸實力漸強下,懼怕台灣被大陸統一,失去對現有生活方式的保障,所以只要有人與大陸接觸,就會被抹紅抹黑。彭明敏當年也許是想結合各種反對國民黨的勢力,幫助他推動台獨,這也看得出彭明敏過於天真,差點讓自己變成別人的棋子。
收回台灣,這是北京從來沒有放棄的政治目標,不論當年彭明敏是主動爭取去大陸,或者是大陸邀請前往訪問,都是北京對台政治工作的一環,要免除這種台灣被大陸統一的疑慮,合理的作法,是兩岸公開談判。馬英九在總統八年任期,處理了許多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兩岸慢慢摸著石子過河,但在政治議題方面,就碰到深水區了,雙方都有些謹慎,只是目前的民進黨政府因為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又出現僵局,如果退一萬步想想,當年兩岸彼此對抗的年代,流亡美國的彭明敏,都要主動訪問大陸了,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又為何不能放低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