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美國曾思考成立外籍航空傭兵協防台灣外島|高靖

文/高靖

1949年因為國共內戰失敗,國府遷台,風雨飄搖之際,韓戰在1950年6月爆發,美國來援,穩定了台海局勢。韓戰結束,共軍部隊從朝鮮半島陸續轉往大陸東南沿海,造成大陳、馬祖、金門三個外島軍事情勢升高,美國顧慮出兵這些島嶼,協助國府防衛共軍攻勢,會再次捲入與中共的戰爭,1954年9月3日共軍炮擊金門後,美國參謀聯席會突發奇想,建議組織國際航空志願隊(IVAG),協助台灣防衛外島,可以避免美國直接介入與中共的戰鬥。不過,這個計畫最終並沒有實現,因為當時的環境與抗日戰爭時期設立飛虎隊不同,中共知道國際航空志願隊的背後仍然是美軍,無法避免美國政府顧慮的政治因素。
早在19世紀,滿清與太平天國軍隊交戰時,英國人戈登率領常勝軍,協助清廷的軍隊與太平天國作戰,獲得不錯的戰果,外籍人士協助中國政府作戰,扮演傭兵的角色,可說遠自兩百年前就有了。中國對日抗戰初期,因為孤立主義的影響,以及國際政治的現實因素,許多西方國家允許他的國民暗助中國抗日,俄國、義大利都有飛行員協助抗日,稍後的美國志願隊(AVG)還是由軍人退伍所組成,都有某種外籍傭兵協助中國作戰的性質,
抗戰後,國共兩黨的武裝衝突在1947年開始升高,直到1949年,國府軍隊在東北全盤皆墨,徐蚌會戰全軍覆沒,北平守軍也主動開城,向共軍投降。國府只剩下長江天險,兩方軍隊有生力量的對比,國府逐漸趨於劣勢,蔣中正總統在徐蚌會戰慘敗後引退下野,李宗仁接任代總統,經過幾個月和談,仍然擋不住共軍渡江,共軍攻入南京後,行政院撤往廣州,苦思對策。1949年7月23日語25日,美國大使館從廣州發給國務院的兩份電報說明了國府將籌組外籍傭兵與共軍作戰,大約要招募10萬人來自各國的國際人士,組成外籍兵團,這項計畫獲得蔣中正與李宗仁的認可。行政院長閻錫山聲稱,曾經擔任蔣中正護衛隊隊長的德國人史坦尼斯(Stennes)也許能夠幫上忙。
閻錫山在山西與共軍作戰時,就招募二戰日本軍人加入他的部隊,擔任外籍傭兵,與共軍作戰,保衛山西。閻錫山到中央擔任行政院長,仍然喜歡運用外國應兵,他還想要籌組一支與抗日時期飛虎隊類似的志願空軍(VAF),需要166架飛機,150架轟炸機、戰鬥機、偵察機等,16架運輸機。閻錫山希望這些飛機能有陳納德免費提供,整個空軍組織約需1300位外國人,另外約2000位中國人,這個志願空軍一個月大概需要100萬美元。
閻錫山籌組外籍兵團與共軍作戰的計畫,最後只是個構想,因為缺乏有效的計畫與足夠的經費,無法招募外國傭兵與共軍作戰。但是在國共內戰後期,蔣中正雖然下野,卻暗中請人與日本方面聯繫,組織二戰日軍軍官,成立白團,到台灣協助國府將領籌畫反攻大陸的各項計畫,這個計畫雖不是外籍傭兵協助與共軍作戰,仍是透過外籍人士協助國府軍事建設,在日人之後,還有邀請德國顧問的明德計畫。國府在1949年12月撤退台灣之際,美國對國府存活與否,毫不關心,美軍始終認為台灣戰略地位雖然特殊,但不值得犧牲美國士兵的生命保護台灣。
直到韓戰爆發,美國為了避免戰事擴大,才開始派兵來到台海,並且逐漸恢復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國府暗中找日本、德國二戰軍人協助國府反攻大陸的籌畫,無非也是對美國人的援助,覺得並不可靠,加上美國不認同反攻大陸的軍事計畫。1953年韓戰落幕前後,原本用來突擊大陸的大陳島,島上駐有美國中情局人員,很快就全面撤出,因為韓戰期間由大陳島突擊大陸,牽制沿海共軍的計畫,已經不在需要。不過,當時美方根據情報研判,認為共軍已將韓戰參戰部隊調防東南沿海,所以大陳島要改換正規軍隊守備,不能再由遊雜部隊駐防。1954年9月共軍出動60門大砲,炮擊金門,兩名美軍顧問陣亡,其他14位美軍顧問趕緊撤出金門,這場砲戰立刻又將韓戰停火後的局勢升高了起來,到底要如何處理台灣外島的問題,成了美國軍政方面的頭痛問題。
當時美國軍方對於台灣外島戰事看法分歧,1954年9月3日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安德森寫給艾森豪總統的機密報告當中,參謀聯席會主席、空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都認為美國海空軍應該協助台灣,防衛10個外島,金門是其中之一。他們擔心共軍攻占外島,會對台灣以及其他支持美國政策的亞洲國家的心理受到很大影響。但是陸軍參謀長卻獨排眾議,對於出兵協防台灣外島感到質疑,因為這些外島在有關防衛台灣的軍事意義上,並不重要。安德森最後選擇採納多數人的意見,決定允許海空軍協助國府防衛外島的共軍攻勢。正在馬尼拉訪問的國務卿杜勒斯也認為,失去金門,會造成不良的心理上的衝擊。他認為,如果有美國的援助,金門可以守住,我們就應該協助防衛金門,不過,國務院不同意派遣地面部隊協防外島。
根據1954年9月4日國務院一份最高機密的情報研析報告,當時大陳有1萬人正規部隊,游擊隊1000人,鄰近島嶼有三四千人游擊隊。南麂島有3000人正規部隊,1300人游擊隊。馬祖與白犬島有5000人正規部隊,金門有4萬3000人正規部隊,游擊隊1萬1000人。由於1953年5月到8月之間,共軍占領了大陳與馬祖周邊的許多島嶼,相同的模式在1954年5月又開始了,共軍所占領的島嶼距離大陳島只有20浬,許多部隊與海軍艦艇也正在鄰近集結。尤其1954年共軍的作戰規模加大,並且增加了米格15戰鬥機。共軍在上海與廣州之間,從韓國調回來許多有豐富作戰經驗的部隊與戰機,多達42萬5000人。共軍在這有足夠的空優,也可以使台灣海軍不易支援,當時台灣只有一個飛行隊的F-84戰鬥轟炸機,而且仍然在訓練階段,難以與共軍對抗。
白宮國安會在1954年9月9日開會,討論台海危機,美方認為國府在沒有美援下,可能無力防守外島。從軍事上的嚴格意義來看,這些外島對於台灣的安全與防衛,並不重要。陸軍參謀長李奇威特別解釋,他不認為外島需要美國防衛,是因為軍事上的意義,至於失去外島的心理與政治效應,那不是參謀聯席會應該考慮的事情。但是李奇威卻認為,光靠海空軍協防外島不夠,如果要出動兵力,需要派一個師才夠。
這場會議討論到後來,提到了參謀聯席會所設想的一個建議,就是成立國際志願航空隊協防外島,現在應該要擬定相關計畫,但是現在還不要馬上執行。會中認為台灣可以指揮這個國際志願航空隊,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而不需要美軍的直接介入。不過,美方還是認為成立國際志願航空隊的條件,與抗戰期間陳納德成立飛虎隊,已經大大不同。蔣中正總統不一定同意這個航空隊待在台灣,這個航空隊的裝備可能是都要靠美軍提供,外人也會知道後面是美國人的計畫,這個外籍傭兵幫台灣與共軍作戰的計畫,還沒有出白宮國安會會議室,就被擱置了下來。
經過了六十年,台灣現在仍然仰賴美軍的力量,1996年台海危機,靠美國海軍航母穩定台海局勢,可是台灣方面可能要好好想想,美軍在1950年代對於協防台灣,始終不願意投入地面部隊,至多是出動海空軍兵力,其他還是要靠台灣自己,台灣現在有能力應付大規模的戰事嗎?如果不行,該怎麼辦呢?台灣經常爭論台海戰事之際,台灣到底可以防衛多久,支撐到美軍來援。美軍過去不願防衛金、馬、大陳等外島,即使協防台灣,也僅止於海空軍兵力,美軍的軍事決策,受到政治上的考量影響,遠遠大於純粹的軍事意義。國際志願航空隊就是顧忌政治上的理由,而由參謀聯席會想出的一個規避美國直接介入的策略。美國的政治顧忌當年存在,今天更是影響深遠。
當年美國與國府仍有外交關係,今日美國與北京有正式外交關係,雙方近年來軍事交流逐漸升高與密切,美中關係和諧,對於台灣安全有利無害,但是台灣與美國的實質關係究竟能夠讓美方的安全承諾,能夠兌現到何種程度,其實是有待考驗的。美國在冷戰時期,都不太願意直接介入台海衝突,要拐彎抹角的來,於今後冷戰時期,美中關係時鬥時和,台灣還能有多少空間,若不思在兩岸政治上尋求解決,台灣想靠軍備競賽獲得安全,在1950年代辦不到,在現在更不可能辦到,可是蔡英文總統除了想到增加百分之二國防預算,完全迴避政治手段在兩岸謀求和平,這種不負責任的政府,真是台灣的劫難。

疑慮越共攻勢蔣經國曾要求放棄南沙太平島|高靖

文/高靖

蔣經國也曾誤判情勢,立場怯懦,差點就把南沙太平島拱手讓給越共占領,但是,一個轉念,他又改變了自太平島撤軍的念頭,留下了太平島。
南沙太平島長期以來,由中華民國的海軍陸戰隊戍守。1975年4月底長達10年的越戰結束後,越共占領了太平島原先由南越所控制的敦謙沙洲、鴻庥島、南子島。當時台灣正逢國喪,蔣中正總統剛剛病逝,行政院長蔣經國突然在5月9日傍晚,邀集軍方高層研商南沙問題。蔣經國也許是為擔心太平島距離遙遠,決定要從南沙撤退,台灣緊急調派兩艘驅逐艦,護送國防部作戰次長宋心濂到南沙實地考察,十天後,蔣經國聽取宋心濂返台提出的報告,暫擱了南沙撤軍的命令。如果當時蔣經國一念之間撤軍,台灣可能從此失去在南海海域的共同開發問題上的發言權。
南沙太平島在二戰後,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又在1956年派遣海軍陸戰隊守備,2000年移交海巡署至今,太平島在陳水扁總統任內,開始修築飛機跑道,馬英九總統任內繼續改善島上設施與重修碼頭,蔡英文總統時期,國防部更曾提議駐防八吋榴彈砲到太平島,加強島上的火力,但是這樣巨大的火砲,要如何運到太平島,讓海巡署長李仲威傷透腦筋,但又不好拒絕國防部的好意,後來改以155榴彈砲進駐,海巡署官兵派往陸軍砲兵學校學習使用155榴彈砲。不過,蔡英文總統對於太平島的定位很清楚地提出,是要成為南海的國際人道救援基地,而不是一個海上的火力點,這一點主要還是考量如何避免引發衝突,配合美國在南海的政治立場。
南海海域有許多國家主張擁有主權,不過,目前爭議較多的是在西沙海域,中國大陸與越南在西沙的矛盾不小,美國有意見的人工島,也多在西沙。南沙其實相對局勢穩定,但太平島鄰近有越南占領的敦謙沙洲,敦謙沙洲原由我方所控制,1974年為南越政府占領,隔年南越投降後,越共緊跟著占領,越南最近也在敦謙沙洲加強火力,因此台灣軍方才會認為應該強化太平島火力,以為反制。
有關南沙太平島的經略,政府早在1945年二次大戰後,先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管轄南海諸島。後改設南沙管理處,隸屬廣東省政府管轄。之後,法國人也曾染指太平島,在島上立碑,但後來法國自行放棄。太平島的由來,是因為政府派出中業軍艦、永興軍艦、太平軍艦、中建軍艦等四艘軍艦,前往西沙、南沙進駐接收。為了紀念太平艦接收這個島,就以太平為島命名。在島上立起太平島石碑。1950年代,國府撤往台灣後,仍派海軍往南沙海域巡弋,成立南沙守備區,由海軍陸戰隊守備太平島,直到後來改由海巡署接防為止。
相較於西沙海域,中共曾與越南發生海戰衝突,南沙太平島幾十年來到也平安無事,可是在1970年代當時,因為國際局勢的急遽轉變,加上台灣內部的重大變故,讓當時真正握有政府決策權的蔣經國,一下子都攪亂了思緒,在越共陸續占領原來南越政府所占領的太平島周邊島嶼後,蔣經國對太平島的安危突然有了患得患失的心情,舉棋不定的蔣經國倉促決定要自南沙撤軍,若越共攻占南沙各島的野心沒有停止,想要進一步攻取太平島,為了避免太平島情勢複雜化,進而影響到台灣內部的政治局勢,讓他無法有效控制台灣情勢,蔣經國向軍方高層透露撤軍的想法。
根據參謀總長賴名湯生前的日記內容,1975年賴名湯擔任總長期間,4月5日遭逢蔣中正總統病逝,4月30日南越向北越投降,越戰結束。5月3日,越共就占領了南沙鄰近的幾處小島,對於這種情況發展,賴名湯在日記寫下,真可惜,我們也沒有好的辦法。當時南越難民乘船逃難,許多難民來到台灣,賴名湯忙著安置難民的任務,5月9日傍晚5時,蔣經國召集了國防部長高魁元、參謀總長賴名湯,下令研究南沙撤退的問題。
賴名湯記錄了當時蔣經國的想法,賴名湯在日記寫著,蔣經國的目的是要撤守,但是他蔣經國說明,站在軍事的立場而言,應該立即撤退。但就政治和人員的心理而言,這時撤退,可能會有反應與指責,值得考慮,最後蔣經國的決心,仍舊是要即刻撤退。
一天過後,5月10日上午10時,蔣經國突然又改變心意了。賴名湯在蔣經國辦公室報告南沙問題,提到越共占領南越的小島後,大陸新華社曾有聲明,稱北越占領了那些島,可見大陸與越共有矛盾。蔣經國聽到有關新華社的聲明後,改變了想法,命令賴名湯派遣宋心濂到南沙視察後,再做決定。
5月11日下午3時30分,賴名湯請海軍總司令宋長志到家中商談南沙問題,決定派宋心濂、陸戰隊副司令黃光洛搭乘軍艦,到太平島詳細考察,了解能否死守,有無困難,然後再向蔣經國報告,做最後決定。5月14日,賴名湯日記寫下,兩艘驅逐艦正在往南沙途中,希望不至於遭受任何的攻擊。
5月18日,宋心濂從南沙回到台灣。5月19日,宋心濂向蔣經國提出了南沙一般狀況的報告,根據賴名湯日記的描寫,蔣經國聽完報告後說,南沙究竟如何,目前暫時不談,以後再說。
短短十天之內,從南沙撤軍到暫緩撤軍命令,轉折相當大,以當時的背景來看,蔣中正總統病逝一個多月,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蔣經國繼任國民黨黨主席,國家大政概由蔣經國負責,嚴家淦僅為名義上的元首,連國防會議都在行政院舉行,而不是嚴家淦在總統府主持。越共打贏了越戰,高棉也垮了,整個中南半島赤化,南沙太平島孤懸外海,如果發生事端,無論以當時的軍事條件,或者今日的條件,台灣都不可能來得及派兵救援,在國喪與國際局勢混亂期間,為避免發生意外,再次打擊台灣軍民士氣,蔣經國萌生自南沙撤軍的念頭,也就不會讓人覺得奇怪了。
蔣經國以握有黨權,擔任有政治實權的行政院長,早在蔣中正總統生前就有蛛絲馬跡,蔣中正總統先以蔣經國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後來升任國防部長,再升任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但是三年後,蔣中正總統病逝,東南亞有共黨勢力在中南半島獲得全面勝利,美國與北京的關係也逐漸改善升溫,台灣迫切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追求經濟成長與發展,剛剛握有全面政治領導的實權的蔣經國,立刻碰上太平島周邊情勢的惡化,對蔣經國而言,實在是很大的政治考驗,後來的情勢發展並無特殊意外,蔣經國只是多慮了。
蔣經國的人事變遷多與台灣政局發展息息相關,蔣經國在國防部任職期間,也正是台灣籌備反攻大陸的階段,美國反對的壓力很大,終於在1960年代末期,台灣軍事路線有了轉變,開始追求組織調整,人員精簡,裝備更新,提升火力。蔣經國轉任行政院副院長,隱含了國府要回過頭來好好建設台灣的想法,蔣經國雖然從嚴家淦手上接過行政院長職務,其實蔣經國擔任副院長期間,嚴家淦是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但美國官員都知道蔣、嚴兩人誰才是有實權的人,所有美國對台政策,除了蔣中正之外,都會與蔣經國方面先行溝通,嚴家淦從來都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第一優先的政治溝通對象。
1978年嚴家淦卸任總統後,蔣經國升任總統,但是他的權力其實並沒有進一步擴大,蔣經國早在擔任行政院時,就已經掌握了政府的實質控制,但因為沒有國民黨主席的身分,蔣經國的權力基礎仍然不是很牢靠,回過頭去看看當時蔣經國才在1975年4月28日接任國民黨黨主席,5月3日,越共就占領了太平島周邊的島嶼,也難怪蔣經國會有所顧忌,賴名湯在1975年5月13日日記留下了最好的註記,賴名湯在日記當中寫著,蔣經國找他與宋長志,又談南沙問題,可想而知,蔣經國的內心是想將南沙撤離。當然在軍事上說,這是最省事,也是最萬全的做法。但就主權來說,自動的棄守,會影響民心士氣,特別是年輕人的看法,覺得政府太軟弱了,總統去世,我們後輩連勇氣都沒有了,大家一定會對蔣經國有不同的看法。
幸好,蔣經國沒有膽怯,堅定信心,度過了那段猶疑不定的政治難關,至今太平島仍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擁有。

我家民國小歷史:沒死的烈士|魏國彥之七

文/魏國彥
雖然母親已故去多年,表舅一次又一次的回鄉。表舅想念母親。

 

回鄉前,表舅去茶莊買茶葉,五金行買不鏽鋼起子,百貨店買暖水袋,西藥房買退燒藥、止瀉劑和消炎膠囊,背著一個大同電鍋上飛機場。對了,上飛機前再提兩條「總統牌」香菸。

 

晚上,泡上茶,堂兄弟們閒聊三、四十年的流光。許多年輕後輩來認親,跪倒在地,笑領紅包,成了每次回鄉必有的禮數。瓜瓞綿綿,五世其昌,每次回鄉就又多一些親戚,到後來,士官長退役的他,有些吃不消了。

 

表舅還是往回鄉的路上跑。長江下游的冬夜讓人縮脖子,手籠在袍袖裡,大家在堂屋裡喝熱茶。「汪!汪!、、」,村口傳來狗吠,親戚要表舅先躲到裡間去;不多久來了個村裡的幹事:「上頭幹部說了,XXX,你明天到村裡來一下,你們家的海外關係滿複雜的、、、、來好好交代一下。最近上頭改政策了、、、」。

 

「要帶什麼去嗎?我一個人去就好了,還要帶誰?、、、」

 

「有人來就行,先寫個東西,上頭要掌握一下、、、,我先走了,張家那兒我也得跑一趟,他們的狀況比你們嚴重。」

 

表舅出來到堂屋,氣氛有點僵,表舅說:「快過年了,我要回台灣了,明天讓各家小輩來一下,我來發壓歲錢、、、」。話沒說完,一個茶杯給摔在地上,破片與茶水四濺。一位親戚手指著表舅:

 

「你幹嗎回來,死在外頭算了,你以為我們希罕你的錢啊?」

「你每次來,找多少麻煩,你知道,我們擔多少心啊?」

 

說著,這位口氣嚴厲的親戚走到供奉表舅母親遺像的桌前,把遺像拿下來,後面赫然有另一個鏡框,裱框著一張泛黃的證書,上面有我表舅的名字,印有紅星與紅彩帶,上面寫著「烈士遺屬證書」。

 

「哪!你沒回來,我們以為你在福建光榮犧牲了,每個月領慰問費。」

「我們可光榮啊,烈屬啊──!向來我們整人家,誰敢囉唆我們哪?」

「這下好啦!你沒死,你要我們怎麼做人哪?上面要我們把這麼多年領的錢退回去、、、」

 

「你少說兩句行不行,表弟也不是故意的,還大老遠的給我們帶電鍋來、、、」有人上前拉他。

 

「電鍋就了不起啦?電壓不對,你知道不?我們燒炕,飯照樣香,也照吃!」

「總統牌香菸!哼!我送給幹部抽,挨了一頓罵!我們這只有總理,沒有總統!懷念蔣介石嗎?」

「你只知道香菸香,香菸好,就給我們帶,找多少麻煩啊!你替我們想過嗎?」

「你幹嘛不死了好?沒死就在外頭樂著吧,誰要你回來啊!」

 

那是一個很尷尬的晚上,有人氣鼓鼓的走了,留下的,抽著煙,呆呆地流淚。

 

聽完表舅的遭遇,我說不出話來,「少小莫離家,回鄉須斷腸」,心裡一逕反覆著這兩句。

 

我家民國小歷史:萬家香醬油|魏國彥之六

文/魏國彥

再回來講我媽媽這邊的故事。

我媽的一個遠房表弟,也就是我表舅,姓陸,安徽靈壁人,14歲那年夏天的一個下午,他的媽媽叫他出門買瓶醬油,才走到街口就被國民黨的軍隊給抓了,俗稱「拉伕」。他個子小,沒有槍高,被分配在伙伕班裡,埋鍋做飯,洗菜洗碗,挑籮擔碗。

走著走著,共產黨的軍隊追上來了,把殿後又無武裝的這些伙頭軍給俘虜了,他們還是擔任老工作,埋鍋洗菜,挑籮擔碗。

後來這個共軍兵團負責攻打古寧頭,他們伙伕團躲在臨時徵用的小漁船上,外頭迫擊砲轟、機關槍掃,啪啪碰碰。結果,登陸的共軍被殲滅於灘頭之上。
潮水退了,船隻擱淺,他踩著血水與沙泥,躲到沙灘上砲彈坑裡的屍體堆中。

國軍清掃戰場,以刺刀刺屍體,查看有沒有活口,他的腿被一刀刺重,慘叫聲中,他又被俘虜了,然後被送到台灣西南的鄉下,編入「自新大隊」,要他重新做人。

三個多月中,他從一個少年變成三支軍隊的俘虜,身上沒有制服,只有士兵的帽子,但帽子上的帽徽一下子是12道光芒的藍太陽,一下子又是紅色的五角星星,已經三易其幟了。

在那之前,他沒有聽過三民主義,也沒聽過共產主義。

 

他與大部分的退伍老兵不同,別人是一路退到台灣,他是被俘擄來的。他的一生其實是被時代所俘虜。

 

1986年蔣經國總統開放探親,我表舅急急退伍,不為別的,是要回安徽老家看他未及告別的母親,不,應該說,給老母親看看。

 

兩岸相隔30多年,當年出門買醬油的少年已經在異鄉娶了寶島姑娘,生兒育女了。大陸老鄉里的堂兄表弟也都一大家子了,拿泛黃的照片辨認彼此少年模樣,哭成一團,笑做一堆,就不在話下。

 

母親早走了,親戚們為他準備了一個簡單的供桌,放在堂屋中央。白燭高燒,桌上供了一些水果,兩盆黃素菊花,中間一張模糊的黑白照片。

 

 

表舅哭倒在地:「媽媽,你怎麼不等我啊?、你看,醬油,我這不買回來了嗎?」哭著,磕著頭,磕個不停,哭聲沙啞,再抬頭的時候,紅色的血花沿著額頭留下來,滴到地上,他的表弟趕忙向前扶他,要拉他起來,慌亂中踢倒了表舅放在身前的瓶子,兩個瓶子嘩啦嘩啦地往旁邊滾….,「你帶的啥東西啊?」

 

瓶子撞到了供桌角,停了下來,大家看清楚了瓶子上的標籤:「萬家香醬油」。醬油瓶也破了,黑色的醬油沿著斜向門口的地面流淌,混著剛才才滴下的鮮血,紅紅濃濃地的,暈濕成一片。

 

當年錢復對美國人說台灣研發核武是自殺|高靖

文/高靖

大陸在1960年代研發完成核武,台灣也在1970年代積極投入核武研發,奈何美國政治壓力,1977年春天,美國第一次施壓,迫使台灣將研發工作更加隱密,直到1988年1月蔣經國總統死後,為美國從事間諜工作的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叛逃美國,才讓台灣核武研發告終。核武研發在國府內部也是意見分歧,立場親美的官員多反對核武研發,錢復在外交部次長任內,無視於中科院努力突破困境的努力,他曾對美方表示,台灣研發核武是自殺。
蔣中正總統在1975年病逝前,國府早已經開始研發核子武器,分別有代號新竹計畫與桃園計畫都與研發核武有關。國府選在桃園石門水庫偏遠地區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選擇石門水庫附近,主要是當年興建水庫時,興建了不少房舍供美國顧問居住,水庫建成後,這些房舍空置,剛好可以撥給中科院使用,一方面也比較隱密。
中科院最初的目的就是要研發核武。當時中科院一所,是研發核武主力,二所是火箭飛彈研發,提供核彈頭的投射能力,這兩個單位在當時可說是網羅了台灣重要的科技人才投入研究。中科院雖然秘密研發核武,但從1960年代開始,台灣在國際上有關研發核武活動,早就已經被西方國家盯上,加上國府內部許多親美人士,紛紛主動向美國提供政府內部機密訊息,使得國府不斷受到美方壓力。
美方在福特總統時代,大概已經開始精確掌握台灣的研發能力,1974年8月23日中情局一份情報研析報告指出,台北當局進行小規模核子研究,其中有非常明顯的核武選項。大約五年後,台灣將能生產核子裝置。台北當局的決策會受到美國政策的兩個關鍵領域影響,一個是支持台灣的安全,以及關於台灣核武裝可能性的態度。台北目前的方向,可能會朝向發展核武。
1975年2月18日,福特收到一份武器管制報告,其中分析台灣與南韓的核武研發能力,當時南韓還落後台灣許多,南韓需要十年才具備研發核武的初始能力,台灣則在五年內就可以有這個能力。阿根廷可在十年內有引爆核武能力,巴西緊跟在阿根廷之後,南非也有研發核武能力。巴基斯坦正在設法獲得生產核武原料的方法與技術,伊朗與伊拉克都在設法投入核武研發。
1977年是台灣核武研發第一次受到重創,美國經過多年的監控,以及經由國府內部充斥各處的美國間諜協助,甚至還有學術界人士主動向美方提供敏感的核武研發訊息,這些訊息都引起美方憂心與關切,當時美方認為必須趕快遏止台灣的核武研發能力。
卡特總統在1977年1月20日上任,他就職後不僅急著推動與北京建交,也延續福特總統對台灣研發核武研發的關切。早在卡特上任前,1月11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副館長蘇利文拜會外交部次長錢復,討論有關台灣研發核武的活動。1月17日,美國福特政府派遣了一個小組來台灣,調查台灣研發核武的情況,當時台灣如臨大敵。
經由國府內部美國間諜提供的情報,當時中科院是美方指定要前往調查的地方,根據中科院當年親歷美方檢查的人士透露,那時軍方為了隱瞞核武研發,趕緊將一所的核武研發人員撤離,改派二所相關工作人員到現場裝扮是一所的研發人員,並且提醒他們面對美方查問時,都要說就是他們在這個地方進行研究工作,為了增加可信,他們把試射火箭與飛彈所需要的高速攝影機,都抬了出來擺設,掩蓋研發核武的事實。
結果美方調查小組搭乘直升機到了現場後,幾乎每位美國調查小組成員都會說中文,現場許多中科院技工一遇到這些美國調查人員用中文問許多問題,都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回答,中科院要隱瞞研發核武的用心,不到五分鐘就被識破,美方人員還在可疑的研發核武營區到處挖土進行檢驗,收集樣本。這位人士說,當年中科院還向西德採購了精密的雷射儀器,用來研究開發核子武器,這些當時都想辦法藏起來,不讓美國人發現。
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美方來台調查後不到一個月,2月12日,美國國務院電報請求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要與行政院長蔣經國討論核子問題的嚴重性,國務院要求安克志必須讓蔣經國深刻了解,卡特決心運用他的權力,防止核擴散。2月15日蔣經國宴請安克志,從安克志回報國務院的電報中可以看到,當時安克志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向蔣經國說明美國對台灣研發核武的態度。不過,安克志向蔣經國表達關於卡特重視核擴散危險的重要,他被要求要提醒蔣經國注意這個問題。安克志說,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核武的承諾,必須完全作到,否則會影響雙方在核子領域的研究,也會危及其他方面的合作。
依據安克志2月16日發給國務院的電報,他在2月14日晚上接受錢復在官邸舉行的晚宴款待,他向錢復轉達了美國政府有關台灣核武研發的訊息,錢復希望美方對於美國在關閉核燃料再處理實驗室這件事情所扮演的角色,能夠對外有所保密。錢復還向安克志提出蔣經國的疑問,美國是否對其他國家也採取對台灣一樣的強硬路線。
有關研發核武的看法,在台灣的政治官僚與科學家、國防部的看法,南轅北轍。安克志轉述錢復的說法,錢復自稱像他這樣務實心態的政治官員,在接觸中國海內外的科學家。以及那些重視國家安全與優勢的人,還有希望追上世界科學進步的人的時候,都感到非常困難。
安克志告訴錢復,有關核武問題的態度,美國對南韓、巴基斯坦、巴西的討論,眾所周知都是一樣的。安克志也提醒錢復,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顯然沒有信守原先承諾所採取的行動,感到非常關切。錢復面對安克志的嚴肅表達,當面告訴安克志,他與其他政治官員都能認識到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合作的重要,更多往研發核子武器的意圖,都是自殺。
卡特的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也在2月16日收到國安會幕僚奧森伯格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載明了美國調查小組在台灣的發現。奧森伯格表示,台灣就算沒有美國的協助,有能力在未來的二年到四年之間引爆核武裝置。關於調查小組在台灣的發現,國安會幕僚葛列斯汀寫給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哈比布的備忘錄中也提到,限在的情況需要全面的行動,調查小組認為我們應該尋求終止所有中華民國的核能研究。
3月26日,國務院電告美國駐華大使館,我們必須採取堅定而全面的行動,解除我們在台灣面臨得核擴散風險。國務院訓令安克志在盡快的時間內拜訪蔣經國,根據國務院提供的談話要點,陳述美國對核子問題的立場。在口頭陳述之後,安克志必須留下一份正式的節略,具體陳述美國的立場。
3月28日安克志見了蔣經國,口頭表達了美國政府對於核武擴散的關切,根據國務院的紀錄,蔣經國對安克志重申,中華民國支持卡特的非擴散政策。4月12日,錢復以外交節略回復美國大使館,表達中華民國政府完全接受美國政府所提出的要求。4月29日,布里辛斯基將台灣核武研發的處理情況,向卡特提出書面報告,布里辛斯基說,美國打擊台灣研發核武計畫的努力,已經獲得明確的預期結果。卡特看過報告後,在這份報告旁邊空白處,批示了「很好」。
美國在1970年代持續監控台灣的核武研發,在1977年春天給了台灣重大打擊,台灣研發核武能力遭到美方制止,可是這樣委曲求全配合卡特的政策,並沒有換來美國的善意,1977年卡特打壓台灣核武研發的同時,也積極與中共展開談判建交,一年後,台灣無力挽回,卡特決定與北京建交。美國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卻沒有減少對台灣的政治壓力,當時中科院進行中的地對地飛彈計畫也因美國壓力中止,曾在國慶閱兵展出的地對地青蜂飛彈,當時還未完成,只是個模型,正是在美方壓力,台灣被迫停止研發。台灣失去了美國的外交承認,依舊無法避免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尖端的國防科技自主研發屢屢遭美國橫加干涉。
1977年台灣遭受重大打擊後的10年,仍瞞著美國秘密研發核武,蓄積能量,但是台灣有太多美國間諜提供美國情報,美國仍在1988年1月向新任總統李登輝表達美方要求停止研發核武的立場,這次壓力之後,中科院連核研所都廢除了,美方每隔幾年就到台灣檢查一次。雖然核武研發受阻,可是地對地飛彈的研發,從中科院成立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只是沒有核彈頭的地對地飛彈,缺少了戰略嚇阻,在兩岸可能出現的台海衝突當中,所能扮演的戰略角色有限,僅能有輕微的打擊能力,對於腹地深廣的大陸而言,效益不大。

朝野勾結的修憲是台灣的政治噩夢|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總統在雙十國慶談話中提到朝野共商修憲,一時之間,修憲又成為台灣政壇的熱門話題。中華民國政府自蔣經國總統1988年病後,歷經七次修憲,修憲不僅沒有為台灣帶來政治上的穩定,反而是製造更多混亂,原因在於修憲幾乎都是在當權者追求更大權力下的陰謀,政黨間彼此勾結串聯,只為各自私利,完全沒有為國家長遠未來打算。
1991年、1992年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修憲,都是解決萬年國會的爭議,立法院無法改選的問題,起因內戰政府遷台,大陸選出的立委,卸任後無從補選,兩蔣時期為了在兩岸之間爭法統,才會出現立委任期屆滿卻無法卸任的問題,期間雖然透過台灣地區增額立委選舉,增加了台灣地區立委席次,但大陸選區立委始終無法卸任,造成實務上表決席次的朝野不公平,在蔣經國死後,台灣要求民主開放的聲浪下,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刻。
促動修憲的卻不單單只是當時民進黨的街頭抗爭,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讓還沒有完全掌握國民黨控制權的李登輝,找到了借力使力的機會,順勢藉著國是會議,啟動了國大修憲,推進了國會改選的進度。表面上,1992年二屆立委的選舉,是國會與台灣民意的結合,當大陸立委完全退出國會,台籍地方實力人士爭相投入立委選舉,立法院生態出現了大變化,外省菁英在立法院是鳳毛麟角,政治生態的改變,也是台灣逐步朝去中國化前進的開始。
蔣經國在1988年病逝,副總統李登輝繼位,李登輝在位的前後12年,是台灣政治變化最大的時刻,這12年由政治上推進本土化,進而帶動了整體台灣在文化上、意識上新的台灣認同,逐步培養仇中的意識形態。民進黨也在李登輝使用政府預算的支持下,經由歷次大小選舉慢慢茁壯,最終在2000年贏得總統大選,取得中央執政,李登輝的12年,表面上有國統綱領,國統會,保持一個中國的論述,但又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大談台灣人的悲哀,後來拋出兩國論,這才真正是李登輝理念的核心,中華民國政府是外來政權,兩岸是一邊一國,維持互不隸屬。李登輝推進的去中國化,讓台灣
在兩岸關係當中漸行漸遠,已無回頭可能。
談到李登輝擔任副總統,許多國民黨人士都會認為,蔣經國當時是要行政院長孫運璿接班,並不是讓李登輝接班。1984年蔣經國連任總統時,當他六年任期屆滿後,已是1990年,若孫運璿要參選總統,他的年紀已經超過70歲,年齡太大了,孫運璿接班的說法,有些不合常理。其實這個論點的差別在總統與行政院長兩個角色上面,國民黨人士過於關注蔣經國的領導,也就視總統為有實權的領袖,故以為李登輝擔任副總統,就是要準備接班,其實這是大謬,蔣經國在1978年初任總統,他的副總統是謝東閔,從來不會有人認為謝東閔要領導中華民國,何以李登輝擔任副總統,就是要接班呢?
蔣經國從1970年代開始重用台籍菁英,林洋港甚至比李登輝還早起步,一路從台北市長到台灣省主席,邱創煥也是受重視的客籍菁英。但是這幾位台籍菁英,都沒有在行政院真正擔任過重要職務,蔣經國任命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大膽任用技術官僚掌握政府,與過去的國民黨政權大相逕庭,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的受到肯定重視,還有許多留美年輕的技術官僚,慢慢在政府當中享有更多的權力與更高的地位,將這個曾經以軍事反攻大陸至上的政府,從本質上轉變為推動台灣經濟建設,厚實民生的政府。
美國國務院的解密檔案當中,1979年9月29日,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發給華府美國在台協會的電報當中分析台灣的政治情勢,其中提到蔣經國重用技術官僚,同時也提到在短期內,蔣經國要把權力還給行政院長,接任的總統只是聊備一格,現在的副總統毫無政治上的特殊。讓未來的權力結構解決誰擔任總統的問題,以及這位總統應該有什麼樣的權力。
這段美方對蔣經國政治布局的分析,非常值得大家思考。國民黨人士吵吵嚷嚷幾十年的李登輝不是接班人的話題,根本就是搞錯方向。
從實務上,蔣經國給了孫運璿很大的政治空間,孫運璿有更大的實權推動台灣的建設,是技術官僚治理著中華民國,而不是國民黨內的政客。技術官僚擔任的行政院長,才是真正領導國家的人,就算副總統接任總統,仍然不過是個虛位元首,尤其讓台籍人士接任總統,對於緩和台灣複雜的省籍問題,有相當的助益,技術官僚領導國家,也可以迎合美國對於台灣追求政治改革的肯定,這在1978年美國與台北當局斷交幾乎毫無轉圜空間的當時,爭取美國的政治肯定,對台灣的存續十分關鍵。
那段時間是台灣經濟起飛,被譽為經濟奇蹟的年代,蔣經國用台籍人士進入總統府,讓技術官僚掌管政府,去除老舊的國民黨政府僚氣,是中華民國遷台以來最有生氣的階段,孫運璿中風與否,其實無關乎孫運璿是否會接任總統,因為蔣經國根本沒有這樣的想法。
遺憾的是,蔣經國1988年死後,國民黨人士將蔣經國的高瞻遠矚拋諸腦後,所思所想只是私利,而沒有國家長遠的未來,紛紛在黨內各擁其主,爭權奪利。
李登輝接任總統,是依據憲法的規定,毫無疑義,但是蔣經國留下的國民黨黨主席,究竟要誰來接任,並無任何慣例或者明文規定,這要國民黨自己解決,誰拿下黨主席,誰才是真正的領導者。
圍繞在李登輝身旁,出現了許多奪權者,要從老派國民黨身上奪取領導權力,國民黨的守舊人士只能圍繞著宋美齡,負隅頑抗。李登輝如果沒能搶下主席,那麼1990年國大選舉總統,他可能已是明日黃花,利慾薰心的國民黨人士紛紛靠攏李登輝,政府的情治機關與資源,紛紛展開對李登輝政敵的監控或者收買,李登輝從代理黨主席到黨主席,逐漸坐穩領導者的位子。
1990年李登輝順利當選總統,1991年開始推動修憲,當年雙十國慶還舉行了規模最大的閱兵,由軍方向李登輝的領導表態效忠,一時之間,風行草偃,擁李成為主流,對李登輝多所質疑的,被打成了非主流。1992年舉行了第二屆立委改選,台灣政治進入了嶄新時代,李登輝掌權的12年,也是國民黨政治風氣敗壞,崇尚奢華,浮誇不實,與人民脫節的12年。
李登輝利用國會改選,確立了台灣人成為台灣的民意機關主流後,開始表現出他攬權的政治野心,1992年修憲,確立了總統民選。不過,李登輝對於總統民選仍不滿意,因為民選與直選在意義上仍有落差。又在1994年修憲,確立總統直選,同時取消行政院長的副署權,強化了總統的權力,弱化行政院長的權力,完全違背蔣經國生前的想法。1995年立法院趕工通過總統選舉罷免法,1996年李登輝在第一次的總統直選勝選後,李登輝又在1997年修憲,取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讓行政院長完全失去政治上的地位,變成僅是總統任命的行政首長,同時也是削弱了立法院在政治上的地位,因為立委的閣揆同意權,等於是限縮了總統任免行政院長的權力,拿掉立委的同意權,總統不必受限同意權,可以自由任命他想任命的人,沒有任何顧忌。
許多人稱1997年的修憲是確立台灣的雙首長制,其實這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實務上,沒有雙首長,只有總統一人領導,而且有權無責,不受任何人監督,他任命的行政院長,不需要立法院同意,平日雖對立法院負責,但眾所周知,行政院長若不服從提名他的總統,隨時可以被請下台,內閣部會首長也視總統為真正大老闆,不會把行政院長當成是有實權的人。
1997年的修憲,其實是確立總統一人獨大的領導,行政院長夾在總統與立法院之間的尷尬局面,這樣的情況,豈能說是雙首長制,行政院長這個最高行政首長,並不是真首長,因為他沒有立法院的認可與支持,只有總統的任免,這印證了當年立委朱高正對李登輝的批評,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對於李登輝攬權獨霸的政治野心,朱高正不幸言中。
李登輝的歷次修憲,真正的目的是在鞏固總統領導的權力,宋楚瑜當選台灣省長,聲勢幾乎與李登輝旗鼓相當,李登輝不念舊情,透過修憲凍省,把一路支持他鬥爭其他國民黨人士的宋楚瑜,給搞垮了,甚至在宋楚瑜脫黨參選總統時,李登輝還利用興票案抹黑宋楚瑜。李登輝藉修憲奪權,也讓國民黨內不同政治勢力不斷瓦解崩潰。
中華民國到底是總統制或是內閣制,在憲法上並不明確,實務上,兩蔣時期,從1948年國代選舉蔣中正為第一任總統以來,到1988年蔣經國病逝,這個期間都只能是強人領導,並不真是總統制,因為他們也不完全接受國民大會的監督。
嚴家淦在蔣中正死後繼任的短暫總統任期,只是虛位元首,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真正掌控國家所有的政軍經力量,蔣經國在總統任內,讓孫運璿開始主導國家大政,按照當時美方的觀察,蔣經國原是集黨、政、軍、情大權於一身的人,他的接班人不可能把這些權力都一把抓,故蔣經國必須有務實的思考。
技術官僚治理國家,從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開始成形,在技術官僚治理下,厚植民生,發展經濟實力下的台灣,才能度過美國斷交的風雨飄搖年代,李登輝在1990年代推動金錢外交,耗資收買友邦元首,以金錢買取建交,這些龐大的資源,不識者以為李登輝有國際聲望,其實李登輝是得利於先前台灣經濟起飛累積的資源,與大陸天安門事件造成北京在國際事務上的短暫空窗期,如今台灣因為連年政治鬥爭,朝中無人推動建設,國力耗乏,再想揮金如土,早無可能。
李登輝為政治野心修憲,現在蔡英文又談修憲,但是現在的修憲不同於國代修憲,是改由立法院修憲,但無論哪個機關修憲,門檻都相當高,所以過去李登輝找上民進黨,以利益交換推動合作修憲,才有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夜奔敵營的政壇醜聞,總統直選也是在民進黨配合下完成國大修憲與立法院修法,修憲真正的內涵其實多是兩大黨各懷鬼胎,只有算計自己利益,沒有國家長治久安。2005年的國會席次減半修憲,就是國民黨、民進黨兩大黨封殺小黨空間的政治權謀。
蔡英文推動修憲,民進黨勢必要與國民黨合作,否則在立法院不易通過。按照憲法增修條文的修憲程序的規定,憲法修改,須經立法院立委四分之一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及出席立委四分之三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在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半數,即通過之。
一旦民進黨在立法院真的發動修憲,現況來說,18歲公民權在朝野共識高的情況下,通過可能較大,其他提案因為政治風險高,不易通過。但是,當我們更深入一層思考,推動修憲可能打開了民進黨與國民黨交換利益的窗口,民進黨可以被李登輝收買,國民黨自然也有可能被蔡英文買通。這是民進黨裂解國民黨的又一次機會,兩國論修憲雖通過難度高,但是民進黨藉此逼迫某些國民黨立委表態,或者將修憲議題在地方發酵,拙於政治論述的國民黨,將更不易在地方生存。
修憲引發的高層次政治紛亂,也可能將民進黨政府施政不佳,缺乏積極政績的窘況,被人民所忽視。若修憲的時程,是設定在明年縣市長選舉前,經由修憲操弄民間情緒,進行政治動員,把修憲當成是舞台,2018年勝選才是這舞台上的真戲碼,由於立法院通過後,還需要民間複決,時間稍加控制,又可以運用在2020年大選前,只要運用兩國論修憲挑起台獨支持者的熱情,也未嘗不是一種民進黨的選舉操作。歷來的修憲,都有當權者的政治權謀,蔡英文是否有不同念頭,只有後面慢慢觀察了。
說起來,這是中華民國不幸,當初李登輝結合國民黨內一批小人奪權,才會造成1990年代以來的台灣政治紛亂。過去蔣經國謀國之誠,把台灣從軍事反攻大陸的基地,轉換為建設台灣,推動經濟建設,蔣經國雖是強人,但他眼光看遠,比起李扁馬蔡,那是不同層次的。蔣經國用技術官僚領導國家,國家才能穩定建設成長,總統讓台籍人士接任,就是個榮譽,也能穩定台灣複雜的省籍矛盾。可是國民黨內的小人太多,在蔣經國死後爭權奪利,不僅搞垮國民黨,也把中華民國的未來葬送了,如今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又要藉修憲在政治上大搞一番,中華民國還能有多少日子?

國府遷台初期美國頻頻介入內政差點毀了台灣|高靖

文/高靖

美國這個國家向來以其自身利益為重,所有對外關係的發展,都必須符合美國的利益,而欠缺考量對方國家的立場與困難,經常造成雙方的誤解,影響雙方互信。國府因為國共內戰失利,在1949年12月遷往台灣,當時的國府只能用風雨飄搖,朝不保夕形容。國府在台灣腳步都還未站穩,美國大使館駐台人員卻在台灣民間鼓吹組織台灣民主協會,利用省籍情結,拉攏本省人與國府在政治上分庭抗禮,對於國府逮捕反政府的台獨人士,美國大使館也施壓釋放,介入干預他國內政。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台北的美國大使館人員就不斷與主張台灣獨立的台灣民間人士接觸,向國務院積極推銷支持台灣獨立的美國官員不在少數,最有名的當屬葛超智,不僅宣傳鼓吹台獨,還出書攻擊國府。葛超智過於激烈的言論,沒有成為國務院的主流政策,後來葛超智離開國務院,但類似葛超智支持台獨的意見,在國務院官員當中,並不在少數。
國務院當時出現支持台獨的主張,是有歷史背景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抗戰期間,就有許多官員對重慶國府抱有高度偏見,尤其是不滿蔣中正的領導,這些人對延安中共當局充滿幻想。這些官員發回國務院許多不利國府的報告,影響美國對內戰的看法,共軍攻陷南京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並沒有跟隨國府遷移廣州,而是留在南京,等待內戰的最後情勢發展。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是國務卿艾奇遜的指示,美國對與中共建立正式關係,充滿期待,希望拉攏中共,減少蘇聯在共產圈的盟友。
美國在國共內戰最危急的時刻,早就以其全球戰略利益為考量,在國共雙方選擇了中共。因為這個初步的選擇,使得原本美國大使館駐台人員積極鼓吹美國支持台獨,利用孫立人兵變,推翻台灣省主席陳誠,由美國、聯合國託管,將來再由台人治台的策略,沒有成為國務院的政策。
艾奇遜始終不認為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有多大影響,但他希望拉攏中共,藉以減少蘇聯的盟友,美國對於台灣地位尊重二戰時的開羅宣言,也就是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因此,若美國藉著組織推動台獨,占領台灣,就會違背開羅宣言的精神,不利美國與中共關係的開展,在艾奇遜的影響下,杜魯門政府除了已經通過的援助項目,沒有提供新的對華軍援,目的就是為了等塵埃落定,才能夠與中共新政權展開外交對話。
根據國務院的解密檔案,1950年1月2日,英美兩國外交官員會商,美方明確表達美國政策立場,不允許提供轟炸機、重戰車給台灣,美國不打算協防台灣,美國也不會派遣軍事代表團到台灣。1月5日,杜魯門總統再次表達美方立場,美國尊重開羅宣言,台灣應該回歸中華民國,但是美國不會介入中國內戰。
國府遷台的新年,就是在美國不斷傳達出放棄國府,讓中國內戰情勢自然發展想法下,淒涼地過去了。由於代總統李宗仁早在1949年12月,透過美國協助下,藉醫療名義,由香港流亡美國。這時蔣中正在台灣思考復行視事,繼續領導台灣反共,蔣中正3月1日宣布復行視事,在這之前,國府空軍不斷出擊轟炸上海,引起美國大使館向外交部強烈抗議,因為國府轟炸的目標,包括了美國人投資的標準石油設施、上海發電廠等,國府的軍事行動,造成美國人的財產損失。美國不僅不支援國府軍事行動,進而限制國府的軍事行動,美國的抗議聲明不只是對外交部宣達,也向當時的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當面表達。
國府受到美國國務院處處牽制與杯葛,只好私下在美國招募了退役人員,協助國府與美國政府交涉,這批以中國國際商業公司名義招募的人員,以海軍上將柯克(Cooke)為首,代表國府交涉美國軍事援助。國府這個舉動,又引起美方不滿,國務院對於國府打算跳過大使館與國務院與美國交涉,非常反彈,最後由參謀聯席會下令這批退休人員因為沒有獲得美方授權,所有美國官方與台灣的接觸,都不能夠透過這批人員進行。
國府遷台的第一個春天,中情局發表了不利台灣的情報分析,這份4月10日發布的報告認為中共可能在1950年6月到12月間拿下台灣。美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也在5月17日給國務院電報,認為國府放棄舟山,台灣命運已定,從6月15日到7月初,共軍很可能攻台,要美方趕快準備撤離駐台人員,甚至連大使館當中的密碼機,都要撤走,可見得美方對當時台灣情勢十分悲觀。
師樞安5月當時主張美國撤出台灣,只保留必要的少數人員留駐,顯然他知道台海當面局勢非常緊張。但是師樞安仍在台灣鼓吹組織台灣人組成台灣民主協會,與國府對抗,製造台灣社會的混亂。
師樞安的動作太大,搞到全台人盡皆知,剛剛就任行政院長的陳誠,在日記提到台籍人士蔡培火跑來問他,是否可以加入美國人組織的協會,陳誠鼓勵蔡培火加入,但提醒蔡培火不要被美國人分化。
師樞安在4月8日給國務院的報告,提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見到他時,挑明著問他,「你的協會近況如何?」師樞安否認他與協會的直接關係。但師樞安找上吳國楨,就是對吳國楨施壓,希望吳國楨與台灣警備總司令彭孟緝兩人允許協會成立。
吳國楨立場親美,受到美方信任,吳國楨領導下的台灣省府,任用許多台籍菁英人士接任主官職務,楊肇嘉是其中一位。楊肇嘉雖不反對這個協會,但他告訴師樞安,這個協會未來的許多領導者,他們的個人紀錄,根本經不起檢驗,台北以外的許多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權衡情況,猶豫再三是否要加入這個協會。
師樞安的報告,提到楊肇嘉告訴他協會的許多領導者,對外宣稱美國政府與師樞安支持這個協會,美國會對協會提供援助,這引起了國府的高度懷疑。師樞安另外提到吳國楨否決了協會的集會申請,希望吳國楨幫忙,吳國楨不斷問師樞安,美國是否希望這個組織成立?師樞安解釋這是希望台灣能有一個讓本省人加入的政治組織,這對國府治理台灣只有好處。吳國楨受到美方壓力下,同意向蔣中正反映,允許這個協會成立。不過,師樞安還是再三解釋,他對於協會的目的,只是希望國府不要與台灣人疏離。不過,吳國楨仍表達了他對協會當中某些台籍人士的看法,吳國楨說,蔡培火是機會主義者,林頂立是很有影響力的幫派份子,吳三連很清廉。
這個協會最終還是沒有能夠成立,師樞安在4月27日給國務院的電報指出,這件事情應該超過吳國楨所能決定的範圍,應該是吳國楨之上的人才能決定。師樞安提到協會中某陳姓人士對台灣前途悲觀,希望他安排離開台灣,但師樞安表達了愛莫能助的態度。
1950年6月發生韓戰前的台灣局勢,其實是轉危為安的關鍵,從來台初期的混亂,逐漸整理出頭緒。國府開始透過退伍美軍將領,經由其他管道爭取向美國採購武器彈藥,招募二戰日本侵華軍人組成白團,重新訓練國軍將領,協助台灣擬定反攻大陸計畫,規畫軍事組織調整與兵役制度,儘管美國大使館對國府充滿偏見,但是國府仍然按照自己的步伐,進行軍事改革,推動台灣地方自治。
6月初,許多台灣再解放聯盟成員被國府逮捕,這個組織因為主張台灣獨立,國府來台初期為求穩定,自然採取較為嚴厲手段,許多台籍人士紛紛找上國府有力人士與美國大使館求援,希望釋放相關人士。台灣民主協會無法成立,也與國府強化控制有關。諷刺的是,美方認為共軍可能在6月中旬後攻台,但同時美方卻在台灣民間籌設組織,並且在以維護台灣人的權益名義下,不斷對國府施壓,國府歷經美國多次的外交背叛,自然多所懷疑美國的真正動機究竟是什麼,美國幕後推動台人籌設組織對抗國府,國府當然無法允許。
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為了穩定台海局勢,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巡弋台海,阻止共軍侵台,另一方面也限制國府海空軍攻擊大陸,確保台海中立化。但美國仍持續介入台灣內政,7月14日國務院電令美國大使館,向吳國楨展開交涉,表明是國務卿要求查明
台灣再解放聯盟成員的下落。師樞安跑去找吳國楨幫忙,儘管吳國楨親美立場,但此時吳國楨也覺得美方鬧過頭,不太想幫美方這個忙。
從1950年前半年美國在台灣的許多政治運作來看,美國雖然有崇高的自由民主理想,卻往往無視於其他國家的特殊環境,強迫對方接受美國的價值與標準,卻也因此造成對方更大的猜忌與反彈。美國大使館對國府軍事能力過低的評價,以及過高評價共軍的能力,在1950年7月的大膽島戰役被推翻,共軍對大膽島發動攻擊,卻遭到國府駐軍擊退,大膽島是金門島與大陸之間的前沿,共軍攻擊大膽島失利,某方面吻合中情局預判共軍可能在6月與7月間發動對台攻勢的分析,但是大膽島戰役後,共軍並無後續大規模侵台行動,反而是幾個月後介入了韓戰。
中華民國就在戰爭陰影中,一天又一天地度過,時至今日,許多人早已遺忘遷台初期政府的艱辛,以及美國大使館包藏禍心的政治操作,美國外交官在台灣運用外國政治勢力的背景,在台灣推動限定台籍人士參與的民間組織,表面上似幫台籍人士爭取民主空間,其實正是在戰爭陰影下,破壞台灣的政治穩定,如果沒有韓戰發生,共軍沒有介入韓戰,而是繼續集結部隊侵襲台灣,就不知道美國是否真能為台灣人犧牲,出動兵力保台了。

美中建交談判北京未提停止軍售困擾大陸幾十年|高靖

文/高靖

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接觸中國大陸,雙方試探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北京向華府表明,美國必須符合斷交、撤軍、斷約三個條件,也就是說,美國必須與中華民國斷交,從台灣撤出美軍,中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滿足這三個條件後,雙方才有能建交。大陸當局百密一疏,千算萬算,沒有料到美國主張持續對台軍售。因為沒有事先提出,中方只能在這三個條件內談判,談判最後階段,雖然差點因為軍售破局,在美方表達盡其可能在軍售問題自我限制後,雙方才繼續往建交方向前進,台灣因為大陸的疏忽,與美國的堅持,僥倖保有美國軍售管道,確保了往後數十年的安全保障。
現在大部分台灣人習以為常,覺得理所當然的美國對台灣軍售,雖然是台灣關係法所明定,但其真正的原由,其實是美國為了推動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基於美國必須撤出駐台美軍的條件限制下,美國又不願違背過去對中華民國的安全承諾,在華府與北京雙方建交談判初期當中,華府沒有太明顯地拋出軍售議題,直到後來才讓大陸方面騎虎難下。
這個美國軍售管道,不是那麼完美,並不是台灣當局想要什麼武器,美國都願意提供,美國所提供的只是足夠台灣自我防衛的武器,並不一定是性能卓越的先進武器。例如台灣爭取出售幽靈式戰機,美國只同意F-5E戰機,F-16戰機更是台灣爭取快二十年後才獲得。魚叉飛彈也不供售台灣,只給可供戰機搭載的小牛飛彈,用來防衛入侵共軍船艦。
1978年3月1日,白宮國安會幕僚奧森伯格寫給白宮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備忘錄,其中提到美國不希望過度武裝中華民國,結果造成傷害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關係,或者鼓勵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採取毫無節制的態度,美國軍售必須精打細算,維持台海妥適的平衡。奧森柏格的看法,就是美台軍售的基調,幾十年來,美國軍售政策大致不出這個範圍。
北京向華府表達雙方建立邦交的條件,始終就是要求與中華民國斷交,撤出駐台美軍,中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三項條件。尼克森總統雖然最早開始與北京接觸,但是尼克森受困於水門案件,被迫辭去總統職位,由福特總統接任。尼克森、福特兩位總統任內都因為美國國內政治問題影響,加上大陸內部政治適逢毛澤東、周恩來接連病逝,鬥爭四人幫,華府與北京始終未能展開正式談判建交,直到1976年卡特總統當選,雙方建交重新獲得動力。
根據美國務院檔案顯示,卡特在1976年11月2日才剛贏得總統大選,隔天布里辛斯基(後來擔任白宮國安顧問)就急著催促卡特趕快安排國務卿與大陸外交部長會面,美國將要求大陸保證不在台灣海峽動武,作為雙方展開關係正常化的前提。在這個會面後,再決定是否提出一個雙方都方便的時間,讓卡特與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在美國會面。
在卡特政府上任前,即將下台的福特政府國務卿季辛吉,陪同卡特政府內定國務卿范錫,與大陸派駐府華聯絡處的大使黃鎮,在1977年1月8日進行會談,這是卡特政府首次與中方外交人士接觸。黃鎮向范錫表達了建交三條件,但是沒有提到反對美台軍售,范錫也只提到卡特將落實上海公報精神,做為引導雙方雙邊關係的指導原則,沒有提及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仍將持續對台軍售。
卡特是在2月8日與黃鎮首次見面,黃鎮持續提出建交三條件的老調,沒有提出停止軍售。卡特說,沒有什麼比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更讓我們感到高興,台灣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是我們長期以來的希望與期待。
范錫、卡特兩人與黃鎮的最初兩場會面,都沒有提到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仍會持續對台灣軍售。但是這個問題,在卡特認為台灣問題應該和平解決的前提下,美方認為可以接受中方的三個建交條件,可是大陸必須接受美國對台軍售。只是大陸方面似乎沒有發現這問題的嚴重程度。美方與大陸接觸時,多以斷交後,仍會與台灣保持經貿、文化交流的關係,間接地暗示會持續對台軍售,但是大陸方面是否確知美方的暗示,無人確知,美方認為大陸理解這事,只要美方接受三條件,大陸也會讓步。
4月15 日范錫寫給卡特的備忘錄提到,與大陸關係正常化最困難的議題,就是美國對台灣安全的責任。我們應該思考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是持續底正式介入北京與台北之間的問題,或者我們應該開始脫離,維持實質的對台灣軍事能力的支持,同時與北京發展堅實的政治關係,可以降低大陸對台灣發起攻擊的誘因。范錫認為,短期間,要保持台灣的穩定,必須與台北維持軍事供給的關係。
7月26日,中情局提出情報分析指出,如果美國供售軍事武器與科技,國民黨政府有辦法對北京保持一段時間的軍事嚇阻能力,台灣會發現從第三國很難買到軍事裝備,用來補充或取代美國的系統。國民黨政府短期間也無法發展出能夠自給自足的武器工業。
由於范錫即將訪問中國大陸,卡特政府在7月30日舉行會議,以確定美方的政策。這場會議由卡特主持,會中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驚人的說法。
范錫表示,與北京建交後,美國仍然持續售台武器的議題,從來沒有對中方提出過。我們也許要對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不能把這個問題擺著。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郝爾布魯克說,中方必須接受兩件事,一是不能公開討論武力解放台灣的權利。二是他們必須接受持續售台武器。布里辛斯基懷疑有什麼證據顯示,中方必須接受美售台武器。郝爾布魯克說,中方目前為止,只提出建交三條件,假如中方加入禁止軍售,他們就是增加了第四個條件。
范錫前往北京之前,卡特寫了一封信給他。卡特在信中提到,你要讓中方領導人心中不能有任何懷疑,我們有意讓台灣保有取得防衛裝備的來源。
范錫在8月23日與中方展開第一次的正式談判,范錫先與大陸外交部長黃華會談,接下來的幾天,范錫分別與鄧小平與華國鋒會面。有趣的是,鄧小平與范錫對談時,依然只提出建交三條件,沒有提到軍售。他們連爭議最大的軍售都還沒有談到,就在美國要求中方保證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以及美國在斷交後,仍在台灣設立非官方機構等兩個問題上觸礁。范錫與黃華25日再次會談時,范錫提出希望簽公報,但是遭到黃華婉拒。范錫在國務卿任內的首次北京之行,無功而返。
就在美中雙方談判建交過程中,美方也正在討論對台灣軍售品項,包括小牛飛彈,雷射導引炸彈、雷達與美軍報廢的M-48戰車等等。1978年5月20日開始,布里辛斯基在北京繼續推進建交談判,布里辛斯基事後表示,他與鄧小平會談時,沒有直接談到軍售問題,但是這問題間接地出現了。稍早時,我們提到美中關係正常化後,台灣的安全可能發生危險,他們可能倒向蘇聯,鄧小平卻說,美國會維持經濟關係,這可以減輕這個問題。
根據國務院的檔案,美國派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伍考克表示,他與中方官員接觸時,都提到斷交後仍保持商業關係,他認為中方官員都理解這個商業關係包括著軍售。
布里辛斯基見過鄧小平後,又去見了華國鋒,華國鋒對軍售表達了強烈不滿,國務院檔案顯示,華國鋒認為,中國若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而美國卻持續供售武器給台灣,這不等於是製造兩個中國,他無法接受。
對台軍售問題,終於在華府與北京的建交談判過程中,慢慢產生了影響。由於北京也希望與美國完成建交談判,雖然對軍售問題非常不滿,但是雙方接觸並沒有中斷,談判也沒有中止。華府與北京也慢慢磋商出一個含混的共識,就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繼續對台灣供售武器,北京方面不需要發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或者,北京可以發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華府停止對台軍售。不過,美方內部評估,最後選擇了持續對台軍售,無論中方是否聲明表達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1978年的9月19日,卡特親自面與中方對話,卡特與北京駐華府連絡處柴澤民大使會談,卡特對軍售問題表達了他的看法,卡特說,美國願意遵行中方提出的三個條件,美國將持續與台灣進行貿易,這包含了有限制地出售一些非常謹慎選擇的防衛武器,只有這樣的謹慎,才不會危及這個地區以及中國周邊區域的和平。他理解這對中方是十分敏感的,但他不願見到台灣尋求其他的資源,甚至發展非常危險的武器會威脅到中國大陸。
卡特對柴澤民說,台灣人有發展原子武器的科學能力,他們與我們保持著關係,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可以防止這種危險的發展。
我們希望與大陸對於期待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能夠表達一致的看法。我們不預期大陸會肯定這個看法,但我們希望中國政府不要否定我們。
華府與北京是在1978年12月15日確定雙方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在決定建交的最後一刻,鄧小平反對軍售的態度還是沒有退讓,布里辛斯基趕忙從華府發電報給在北京的伍考克,請他儘快找到鄧小平,轉達美國對於軍售台灣,會盡可能的限制。布里辛斯基為了達成建交任務,不惜在最後一刻,口頭上對鄧小平多所讓步,穩住局面,順利達成兩國建交任務。當時已經就任總統的蔣經國也在凌晨被美國大使安克志叫醒,通知美國斷交一事。
無論好壞,華府與北京建交已成事實,在美軍撤出台灣,共同防禦條約被廢棄之下,軍售仍然持續著,確保了台灣安全。台灣在失去美國外交關係後的幾十年來,對於美台軍售總是苦樂參半,因為政治限制太多,總是買不到想買的武器,還要受到美國許多高壓管制,看美國人臉色。
卡特對台灣發展原子武器的看法,不幸言中,美方透過吸收台灣軍官擔任美國間諜,完全掌握台灣透過中科院秘密研發原子彈,直到蔣經國死後,美國對台灣攤牌,繼任的李登輝總統需要美國的政治認可與支持,只好充分配合廢止台灣的核武研發。美台軍售真如卡特所說,一是為了台灣的安全,另一方面有助於美國控制台灣,使台灣不能威脅大陸。

從八十年代的美國機密檔案看美中台關係|高靖

文/高靖

一份解密的美國政府機密檔案當中,記錄著1980年代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李潔明與中國駐美公使冀朝鑄兩人在華府的不公開會面,中國外交官員與美國涉台事務主管,雙方對談台灣問題,雙方對於兩岸統一多所分析,李潔明提醒中方,台灣人天性多疑,心胸狹窄,又很現實,一定要有耐心,不能操之過急。面對冀朝鑄不斷質疑美台軍售,李潔明說明,軍售台灣是為了台灣的穩定與信心,是促成平衡的一部分。李冀兩人的會談,雖然只是美中台三方外交歷史的一個過往,卻也顯示美方雖認知到有台獨問題,卻依舊認為兩岸中國人可以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美國與中華民國多年的外交關係,隨著冷戰情勢的轉變,1970年代開始,美國逐步將外交重點轉向北京,冷淡台北,這場外交變局歷經三任美國總統,終於在卡特總統任內,完成與北京建交,台灣當局雖早有掌握,早已開始各方因應,但最後美方只在正式建交前七小時,透過駐華大使館告知蔣經國總統,仍然讓台灣當局非常不滿。
失去美國外交關係後,美國成立美國在台協會,台灣成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這是採取日本斷交後的模式,成立兩個非官方機構,進行雙方非官方的互動,多年後,美國早已放寬由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方進行外交交涉,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與台北當局的官方互動,也放寬許多限制。
不過,美中雙方早在1980年代建交後幾年,就開始共同討論台灣問題,雖然雙方多有歧見,美方將台灣的許多訊息透過對話管道傳達給大陸,也有讓大陸修正某些錯誤的對台見解,美方也對兩岸統一問題,剴切地希望大陸要保持耐心,謀求兩岸的和平與穩定。
李潔明從台北回到華府後,與冀朝鑄偶然碰面,雙方是舊識,彼此都表達出希望共同討論台灣問題的想法。兩人的不公開會面是1983年6月7日,在白宮國安會主管中國事務的羅大為私宅裡進行(羅大為後來擔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李潔明在事前,曾向國務次卿伊格伯格、助理國務卿伍佛維茲、國安會西格爾等人徵得同意後,才安排這場會談,主題只有台灣問題。
當時美國剛與北京建交沒有幾年,中美簽署八一七公報後一年,台灣正處在相當艱困局面當中,蔣經國總統健康情況也不佳。冀朝鑄在會談時,對李潔明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蔣經國情況與繼承問題。
李潔明說,蔣經國身體很衰弱,但是心智很堅強。從最近王昇(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調閒差聯訓部主任)下台,可以很清楚的認識到,蔣經國增強了科技官僚(指孫運璿、李國鼎等人)的力量。王昇的調動是經過精心安排,與其他五位軍方人事一起異動。冀朝鑄對李潔明的說法,感到非常驚訝,他認為王昇當時訪美後(美國中情局安排王昇訪美,蔣經國在王昇訪美前,早已對王昇行事作風,有許多意見,兩人雖是多年長官部屬關係,蔣經國仍拔除王昇軍權),應該是有機會擔負更有力的角色。
從冀朝鑄的認知,顯示大陸方面對台灣國府內部的政治情勢,掌握的不夠精確。只看到浮面的現象,完全不知心思深沉的蔣經國到底對身邊的部屬,早有許多觀察與判斷。
李潔明提到1980年代台灣知名的陳文成案,冀朝鑄認為王昇是幕後黑手,李潔明提醒冀朝鑄,陳案發當時的台灣警備總司令是汪敬煦。不過,李潔明沒有對陳文成案提出任何判斷。
李潔明也對冀朝鑄透露,克萊恩(曾任中情局駐台北站長,深獲兩蔣信任)與陳香梅(陳納德遺孀)兩人介入兩岸統問題。李潔明認為,在時機還不成熟下,想要加速推動這件事情,有時候會傷害到自己。冀朝鑄聽到克萊恩介入兩岸統一問題,非常驚訝。李潔明建議冀朝鑄可以詢問大陸的安全單位,就可以了解到相關背景。
陳香梅藉著陳納德的淵源,與台灣當局一直保持良好關係,與美國共和黨也有很好的關係。美國與北京建交後,陳香梅曾訪問大陸,與鄧小平會面,又來到台北與國府當局碰面。不過,1980年代當時,陳香梅對國府的影響力,其實沒有外界想像那麼大,郝柏村在參謀總長八年日記當中多有記載。
李潔明與冀朝鑄討論兩岸問題時,不斷引用台灣過往的歷史,希望冀朝鑄理解台灣社會的特性。李潔明說,台灣的情況是很脆弱的,因為台灣人生性多疑,心胸狹窄,又很現實,如果推動的太急促的話,可能反應會很激烈。他向冀朝鑄說明台灣在清朝時代發生過林爽文事件,日據時代也有抗爭,以及國府來台後的二二八事件。歷史上台灣人很多是海盜與戰士,他們以先驅者的精神往前進。
當時美麗島事件發生不久,冀朝鑄認為這是台獨玩過頭,讓國民黨有藉口下重手。李潔明說,造成這起暴亂後面的激情與動機,才是令人感到憂心的。他在台灣各處旅行,接觸許多台灣人,他們對統一沒有熱情,只想保有台灣的個體性。
早在1983年當時,李潔明提到的台灣人想保有台灣的個體性,對兩岸統一沒有熱情,似乎到了2017年的現在,這些曾讓李潔明憂心的問題仍然存在。
冀朝鑄的妻子有親友在台灣,冀朝鑄認為,台灣的族群關係,因為互相通婚與相互接納,現在應該比較緩和了。李潔明舉了魏鏞(行政院研考會主委、二屆國民黨立委)的研究說明這個問題,他表示,魏鏞曾透過8000人的民意調查,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魏鏞的結論支持冀朝鑄妻子的看法。
但是李潔明也提出了一些現象,譬如台灣申請美國簽證的人數增加,台灣持有綠卡的人也越來越多,證明外省人與本省人雙方的摩擦仍然存在。
李潔明稍後又提到台灣人是現實主義者,許多台灣人持有綠卡,這也包括那些權貴階層人士。某些精明的綠卡持有人回到台灣,參與台灣的建設,這些經驗老到的經理人,技術人員,在新竹科學園區創造的許多成功的公司。冀朝鑄說,許多台灣留學生不回台灣,李潔明推測大約有八成的留學生不回台灣,不過,他認為自己的評估可能不太準確。
在八一七公報後一年的時空下,冀朝鑄在談話過程中,多次對李潔明質疑美台軍售問題,這會影響大陸與美國的關係。冀朝鑄說,他支持穩定的台灣,大陸對台灣沒有威脅,福建都已經改為商業區,台灣其實不需要美國軍售。李潔明向冀解釋台灣的情況,他說,軍事與安全的力量,是促成平衡的一部分,不能夠激烈地減弱。總有一些台灣激進份子會在激烈的改變當中獲利,某些台灣激進份子正在美國,需要很小心的打交道。
對於所謂的台灣激進份子,李潔明特別點出許信良。李潔明事後說,冀朝鑄聽到許信良的名字時,顯得尷尬,因為當時某些徵候顯示,大陸正在接觸許信良。
對於兩岸統一,冀朝鑄說,他是樂觀主義者,他相信事情到頭來都可以獲得解決。李潔明說,他也是樂觀主義者,但是技巧與耐心是不可或缺的。他相信最終中國人可以自己解決它們之間的問題。
冀朝鑄又對李潔明問起台灣的駐美代表錢復,李潔明說,錢復聰明,積極進取。就他所知,錢復是個遵守規則的人。冀朝鑄說,錢復來美,是否因為將來要當外交部長。李潔明輕鬆地告訴冀朝鑄,同樣身為中國人,冀朝鑄應該能理解,錢復是為了兩個小孩的教育問題,這是錢復來到美國的原因之一。
冀朝鑄問李潔明,美方是否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有他們兩人類似這樣的會面,李潔明說,這很有道理,但他把這些事情留給他在華府的朋友來做。對於美國宣布與台北斷交時,派出副國務卿克里多福到台北說明,遭到反美示威,冀朝鑄認為幕後是錢復主使。李潔明說,錢復是個行政官員,執行者,但不是個指導者。冀朝鑄對錢復的誤解,再次顯示大陸官員不理解國府在台灣的運作,對於錢復的為人行事,也欠缺認識。
冀朝鑄,中國駐美大使是否有可能與錢復見面。李潔明表示,最好順其自然。冀朝鑄說,他隨時都願意見北協的人,但對方總是逃避。李潔明建議冀朝鑄,這種事情最好不要強迫,根據他的經驗,如果台灣人被逼得太緊,他們通常都會避開。李潔明告訴冀朝鑄,其實兩岸早有接觸,只是採取不同的模式,當時就是透過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進行了某種兩岸接觸,國民黨祕書長蔣彥士親身參與這件事情。
兩人結束交談時,兩人分別用了一句成語作為結束。冀朝鑄說,夜長夢多。李潔明說,守株待兔。兩人同時相約當年秋季再見。
冀朝鑄的夜長夢多,在歷經三十多年後今日的兩岸關係看來,頗為神似。李潔明的守株待兔,也似乎是隱約指涉對兩岸統一要有有耐心等候的傻勁。而在兩岸力量對比消長的現在,守株待兔似乎也能夠成為現在兩岸關係的某種寫照

孫立人冤案見證逝去的混亂民國時代|高靖

文/高靖

1955年的孫立人案,台灣當局已經為孫立人翻案。孫立人過去也許無反逆之心,可是許多事情身不由己,不免讓孫立人遭到蔣中正猜忌。從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可以發現,早在1949年當時,孫立人經常向美方抱怨被綁手綁腳,工作不順利。李宗仁代總統曾意圖拉攏孫,藉孫推翻台灣省主席陳誠。台獨團體希望藉孫發動政變,將台灣交美國或聯合國託管,美方內部曾有向國府施壓換掉陳誠,由孫立人接任的想法。這些情況都讓孫立人受到政府懷疑,當台海情勢穩定後,立刻受到政治迫害。
國府遷台後,美國對國府關係冷淡,為了拉攏美國的政治關係,國府無奈,只好重用政府內部親美人士,當時國府先給了孫立人一個台灣防衛司令的頭銜,接著安排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接任台灣省主席,希望藉著孫、吳兩人改善對美關係,爭取美國援助台灣。
孫立人是抗戰時期滇緬戰場名將,聞名中外,但是孫立人在國共內戰後期,從東北來到台灣,孫立人在台灣鳳山負責訓練新兵,由孫立人訓練的201師,後來在金門戰役當中,是最初與登陸共軍發生戰鬥的部隊。孫立人後來升任台灣防衛司令,在政府遷台後隔年1950年,改任陸軍總司令。
國務院檔案顯示,那些對台灣的未來抱有野心的人,都想方設法拉攏孫立人,或者想藉孫立人的兵力,在島上發動政變,推翻陳誠。孫立人自己也經常向美國人抱怨,他不受國府信任,指揮不動部隊,或者給養不公平,他的部隊都是拿到比較差的裝備。
就在南京失守後,共軍攻入上海前夕,1949年5月9日國務院的檔案顯示,美國在台北的領事館告訴國務院,孫立人對美方表示,經過與陳誠及多位軍事指揮官的一連串會商,他仍然無法解決許多重要的問題,更無法控制海空軍。孫立人雖然獲得增加陸軍的薪餉,也獲得允諾任命他擔任台灣地面部隊的指揮官。可是這個地面部隊指揮官的任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陳誠自己就決定了澎湖要派遣李振清擔任司令官,上海撤退下來的部隊,也不會交給孫立人指揮。警備部隊的兵力,也不歸孫立人指揮。
根據國務院檔案的描述,孫立人當時對時局灰心,他認為台灣會與大陸一樣,因為內鬥、缺乏組織而失敗,不是因為有外部敵人失敗。現在沒有任何軍民協同的計畫,而且一切都太遲了。
美駐台北領事館6月3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擔任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彭孟緝說法,從上海52軍、54軍、99軍來的5萬名官兵,將無限期停留台灣,接受他的指揮。領事館武官分析,因為彭孟緝新增的兵力,將使他的地位優於孫立人,孫立人因此退居到後面。
孫立人在1949年9月被任命為台灣防衛司令,他卻向美國人抱怨沒有實權。國務院1949年9月15日檔案顯示,孫立人說,他沒有足夠的補給與支持,有時候是根本沒有補給。他依賴陳誠提供所有的裝備,但是當他要求裝備給養時,陳誠不是迴避這個問題,就是推託說將來的會議會討論這些問題,要不然就是告訴孫立人,沒有錢,假如孫立人需要這些裝備,他必須自己想辦法。
孫立人批評陳誠犯了過去一樣的錯誤,陳誠沒有從過去不幸的經驗當中學到教訓。台灣的防衛力量不夠,他無法從陳誠那邊拿到足夠的裝備與經費,而陳誠居然告訴他,時間很充足。孫立人說,其實時間已經不夠了。
孫立人向美方預測共軍攻陷廣州後,有一半的機會會攻打台灣,廣州可能在雙十節後失守(共軍在10月初攻入廣州後,10月下旬攻打金門)。孫立人說,台灣實際上沒有任何防衛,島上30萬部隊,最多不超過6萬人是戰鬥部隊,共軍可以在一天內集結20萬人,1000條舢舨攻打台灣。
孫立人對時局滿腹牢騷,抱怨不停,金門戰役結束後不久,1949年11月11日,國務院檔案顯示,一份美國領事發給國務卿的電報中指出,孫立人身為台灣防衛司令,孫立人不滿沒有獲得擔任東南軍政長官的陳誠所給予完全的合作與授權。如果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沒有同意,他沒有權力更換能力不好的軍官,他被迫留用一些不服從與無能的軍官,弱化了他的組織。大部分的情況下,他收到的給養,都是次等的,最好的物資都給了其他指揮官。他的部隊缺乏足夠的裝備與毛毯。
國府在金門與登步島締造難得的戰績,孫立人非常不以為然,孫立人對美國人批評,這兩場勝利讓某些軍方高級將領與官員犯了大頭症。這份電報也提到,孫立人兩個月前曾向美方抱怨,他要修建沿岸的防禦設施與碉堡,向陳誠提出物資的需求,但是遭到陳誠拒絕。
這些從台北的美國領事館發回國務院的電報,記載著許多孫立人向美國抱怨陳誠與國府當局的內容,當時礙於許多外力因素,國府仍是重用孫立人。
孫立人在1949年當時真是各方拉攏的對象,台獨希望藉孫立人政變,把台灣交給美國或聯合國託管,代總統李宗仁更是多次對美方提到,要拉陳誠下台,如果陳誠不走,就要請孫立人趕陳誠下台。早在1949年2月18日,蔣中正總統宣布引退將近一個月後,李宗仁在南京告訴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他希望指派孫立人擔任台灣省主席。3月6日,台北美國領事館給國務院電報稱,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符合美國的利益,建議國務院下令司徒雷登鼓勵李宗仁盡快撤換陳誠,以孫立人取而代之。
共軍攻入南京後,政府遷廣州,1949年4月27日自廣州發給國務卿的電報,引述李宗仁幕僚邱昌渭與甘介侯的說法指出,粵系將領張發奎、薛岳、余漢謀聯手反蔣,何應欽也加入他們。當前困難與最急迫要解決的問題是除去陳誠,他們相信孫立人指揮台灣的軍隊,可以除去陳誠。29日美國大使館發自廣州的電報,引述邱昌渭說法,為了控制台灣的資源,協助李宗仁能夠成功,要藉由薛岳(與陳誠私交甚篤)向陳誠說項,希望陳誠考量他個人與中國的最佳利益下,能夠轉向支持李宗仁,如果無法說服陳誠,那就要出動更強烈的手段除去陳誠。電報當中分析,邱昌渭可能還沒有接觸孫立人,但是他們有信心獲得孫立人的支持。
這些將領希望藉在台灣的孫立人除去陳誠,主要原因是蔣中正雖然下野,但是仍然幕後指揮軍隊,將中央銀行的黃金搬運台灣,使得李宗仁欠缺與共軍作戰所需要的資源,更無法有效指揮部隊。李宗仁多次希望蔣中正放手,但沒有得到蔣中正具體回應,李宗仁才會與粵系將領聯手,希望能夠藉孫立人在台灣的兵力,把效忠蔣中正的陳誠除去,這樣一來,李宗仁就能夠控制已經運送到台灣的黃金。
國府內外,外有共軍步步進逼,國府軍隊毫無士氣,缺乏戰鬥意志。內部又有反蔣與擁蔣兩股勢力不合,在這種混亂局勢下,蔣中正在1949年4月告別浙江奉化溪口的家鄉後,就在台灣與大陸間來來去去,指揮調度,對於孫立人的牢騷不滿,以及反蔣人士對孫立人發動政變的期待,豈可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礙於對美關係,只好多所隱忍,以顧全大局。
1949年12月15日自香港發給國務院的電報,是避難到香港的駐中國大使館代辦師樞安報告劉安祺的部隊撤往台灣,師樞安認為劉安祺效忠蔣中正,這個調動是蔣中正用來牽制孫立人在台灣獲得權力。孫立人當時已是台灣防衛司令,在美國外交官眼中,蔣中正卻是毫不信任孫立人,要從外面趕運部隊到台灣,以平衡孫立人的力量。
台灣度過驚滔駭浪的1949年後,蔣中正1950年3月1日復行視事,陳誠也升任行政院長,陳誠在3月15日的日記當中記載,晚,周至柔、彭孟緝,談匪諜案涉及孫立人之私人女秘書與左右人員,決定請孫來台北,告以證據,使其明瞭,以免誤會。隔天日記記載,晉謁總統,決定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17日日記記載,郭寄嶠來晤,談及孫立人之幼稚及防衛司令部內部之複雜情形。18日日記記載,早,闕漢騫報告,劉安祺等見總裁,說孫立人缺乏思想中心。
陳誠日記當中有關孫立人的記載,顯示即使早在1950年就已明知孫立人身旁有匪諜,台灣防衛司令部內部情況複雜,陳誠仍然決定起用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至於後來以匪諜案牽連孫立人謀逆的案件,那已是1955年孫立人卸任陸軍總司令之後的事情了。顯示孫立人與當局的關係,在這段期間不斷惡化,在國府當局滿懷疑慮猜忌的情況下,孫立人遭禍,不過是時間早晚,孫立人案發生時,孫立人早無實際兵權,但是仍舊遭到軟禁,直到蔣經國死後,副總統李登輝繼任,政府才開始平反孫案。
從國務院的檔案顯示,雖然許多反蔣人士,甚至台獨人士都想藉孫立人的力量,在台灣發動軍事政變,美方也對孫立人很有期待,認為他可以取代陳誠,但是孫立人心裡究竟有沒有動過絲毫的念頭,恐怕已無從確知,曾有顯赫戰功的孫立人晚年遭軟禁,是他個人一生的悲劇,孫立人的晚年也印證那個逝去的混亂時代,無論你的權位高低,都可能在詭譎的氣氛下,因為掌權者的疑懼受到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