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時宋美齡稱蔣中正受親美與軍方反動派兩股勢力拉扯|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因為失民心,官員貪腐,共諜滲透,造成國共內戰失敗,內戰失敗的原因,不勝枚舉,其中受到美國許多政治牽制,顧此失彼,也是原因之一,從美國國務院公開歷史檔案當中可以看到,當時宋美齡對美國大使分析,蔣中正貴為國府政治軍事最高領導人,身邊卻有兩股人馬,一是支持美國,希望美國政治理想能夠影響中國的宋美齡與宋氏家族,另一個是希望中國獨立於美國影響之外的軍人袍澤,這些人包括陳誠、胡宗南、俞濟時、顧祝同,以及多位在德國受教育的人,這份檔案當中是用反動派(reactionaries)指涉陳誠等人。
國府遷台後,對於美國從1945年抗日勝利後,介入調停國共內戰,蔣中正始終認為這是內戰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美國特使馬歇爾的介入,造成國府軍事行動自縛手腳,蔣中正指派杜聿明指揮東北戰事,未能克盡全功,政治介入軍事調停是一個原因。蔣中正對於馬歇爾調停失敗,始終耿耿於懷,可是內戰當時宋美齡卻認為蔣中正不懂美國人的想法。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3月31日從南京發給華府國務卿的電報,司徒雷登在這份電報當中記述了他與宋美齡談話的要點,司徒雷登形容這場談話的要旨是,如果我們要影響蔣中正朝著更民主的程序,我們必須知道圍繞在蔣中正身旁的一些阻力。
宋美齡形容當時那段期間中國對美關係的一些經驗,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馬歇爾調停階段,除了擔任翻譯之外,宋美齡盡量避免參與所有政治活動,這是因為她非常了解美國的心理,如果她那樣做,可能會被懷疑為了蔣中正的利益,藉著女色或者社會壓力影響馬歇爾。她也理解,蔣中正不希望她介入美國事務,但是對她而言,蔣中正並不了解美國的觀點。在這個階段結束之前,宋美齡擔憂如果馬歇爾調停失敗,將會對中國造成令人失望的事件發展過程以及後果。她試著幫助蔣中正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但她所有的努力都徒勞無功。主要是因為圍繞在蔣中正旁邊的兩個人,陳誠與胡宗南。宋美齡補充說,軍中袍澤對蔣中正的影響要大於文人。
二,從馬歇爾離華到魏德邁特使團階段,這段期間軍方對於美國影響力下降,以及被視為強烈支持美國的宋家影響力下降,感到很鼓舞,這些人除了陳誠與胡宗南外,還有俞濟時、顧祝同,以及其他幾位受過德國教育的人。宋子文就是被這些人趕下台的,他們藉著與CC派(國民黨內的中央俱樂部派系),以及政學系(國民黨內的派系)合作,讓張群當上行政院長,而張群是很容易受他們意見影響的人。他們宣稱很快可以消滅共產黨,但是當情況並不是如此發展時,他們彼此互相指責,陳誠曾經吹噓關內的戰事,可以在三個月內結束,當陳誠沒有能夠完成,蔣中正派陳誠到東北,試試陳誠的能耐。但是東北的情況依然很糟,政府蒙受嚴重的損失,包括了16個美械師。魏德邁的批評,對這些人是正中下懷,宋美齡反覆考慮很久,希望邀請司徒雷登討論這些問題,但後來選擇不這樣做,因為宋美齡顧慮可能會被批評或者懷疑她想要影響舉棋不定的美國政策。宋美齡去年夏天原本打定主意接受馬歇爾夫人的邀請,但卻被蔣中正阻止。
三,在魏德邁特使團之後階段,軍事情況仍然惡化,蔣中正身旁的人繼續彼此指控對方,蔣中正自己也對魏德邁的批評感到很沮喪。宋美齡建議宋子文到廣東,盡可能在那邊努力。廣東在張發奎與羅卓英的領導下,走私猖獗,這是宋子文報效國家的機會,宋美齡要留在這裡,繼續與反動派對抗。宋美齡心中認為美援遲早會來到,她希望美國的政治理想能夠影響中國。現在反動派影響力正在減弱,美國影響力持續增加,她留在這裡,盡可能幫忙協助,因此她再次婉謝了馬歇爾夫人的邀請。那些人使用自我改造的口號,其實真正的意思是排除美國的影響,這種情緒受到魏德邁言論的不良影響,而有加重的趨勢,宋美齡相信現在可以一起合作,去改變蔣中正的心態。
宋美齡對司徒雷登表達出希望能夠合作的態度,並為蔣中正的失敗找到理由,卸責給陳誠等軍方人士的影響。宋美齡批評陳誠影響蔣中正對於馬歇爾的內戰調停,還真是沒有說錯。陳誠並不認同國府在軍事上對共軍採取過度讓步,陳誠對於內戰本質的認識,遠遠高過馬歇爾這個洋和尚,馬歇爾絲毫不懂中國人,更不懂國共之爭的背景,以為停戰,進行政治協商,就可以化解國共之間的矛盾,殊不知國共雙方纏鬥多年,那已經不只是理念之爭,還是生死之爭,國共雙方都不是真心談判,只是敷衍敷衍,惹不起美國勢力罷了。
陳誠與許多國府將領都相信軍事上不能取得優勢,政治上必然難以抗衡。尤其國府剛剛在抗日戰爭獲得勝利,又有美國軍援,自然對於發動內戰,信心滿滿,在人數與裝備方面,國府更是遠遠超越共軍。1946年1月20日,陳誠寫信給蔣中正,信中提到苟能趁早將共黨根本解決,亦是國家一勞永逸之福。1月24日又寫了一封信給蔣中正,陳誠在信中說,今日之情勢,唯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謀統一,遷就妥協則敗,政治可寬大,軍事不能放鬆,國家之統一,自有史以來,從無不用武力。蔣中正在1月27日針對陳誠24日的來信回復說,所陳各點,皆獲我心。
陳誠去信蔣中正的時間,正是馬歇爾調停國共停火,由國府邀各黨派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陳誠在信中表達的強硬立場,蔣中正表達出皆獲我心的看法,顯示蔣中正相當認同陳誠軍事優先的觀點,這也正是宋美齡批評的反動派影響蔣中正看法,最鮮明的例子。至於胡宗南當時屯兵西北,對延安虎視眈眈,與共軍不時有衝突,胡宗南也是主張軍事優先,但是蔣中正就在停火與作戰兩方之間拉扯,東北未能趁勝追擊哈爾濱,讓共軍有所喘息,因為蔣中正擔心引發國際視聽的壓力,要求國府軍隊不要繼續往北滿前進。1948年3月,胡宗南甚至在蔣中正的秘密指示下,集合動員部隊,順利攻占延安,完全就是採取軍事進剿為優先的立場。
馬歇爾在1947年初回到美國後,轉任國務卿,魏德邁接續在1947年7月,來到中國大陸與台灣考察,希望實地了解中國的各項政治、軍事、經濟問題,他在離華前的公開說明當中,對國共雙方都有不客氣的批評,這時國共雙方力量對比,國府仍有優勢,但到了1948年年中後,情況已經慢慢發生轉變,共軍在東北轉換戰術,從游擊戰,改變為攻城戰,國府部隊逐漸收縮在長春、瀋陽、錦州三處,在1948年底,東北國府軍隊除少部分由營口脫逃,大部都為共軍消滅。
馬歇爾、魏德邁兩位二戰時的名將,從1945年到1947年接連來到中國,顯示杜魯門總統對中國問題的重視,才會指派他們兩位來到中國,希望能夠化干戈為玉帛,尤其顧慮蘇聯透過中共對中國的影響,但是事與願違,美國最後放棄介入國共內戰,視情況自然發展,讓國府自生自滅,內戰情勢也就從1948年到1949年急轉直下。
蔣中正領導的將領與共軍交手,很少能占便宜,節節敗退,蔣中正身旁親美勢力一樣無法挽救國府的崩潰,宋美齡推崇美國政治理想,不算是壞事,但是宋美齡過度倚賴與相信美國,美國最後還是讓宋美齡失望,宋美齡在1948年12月徐蚌會戰之際,前往華府爭取美國援助國府,儘管宋美齡表現出對美國政治理想的尊崇,希望中國能夠受到美國政治理想的影響,這樣的態度依然無法獲得杜魯門總統的青睞,不願意在國府最危難的時刻,伸出援手,等著國府被共軍消滅。宋美齡自恃親美立場,以為可以讓她幫蔣中正爭取到美國援助,美國國務院卻對宋美齡的求援,毫不在乎,真是諷刺。

郝柏村早年反台獨不反李反讓台獨更猖獗|高靖

文/高靖

李登輝是台獨團體的精神領袖,推動台灣獨立不遺餘力,曾經受到李登輝重用的郝柏村,最近在退伍軍人活動當中高喊反台獨,這是十分有趣的畫面,因為當年就是郝柏村這樣對軍方掌握高度影響力的將領,大力支持李登輝,早已包藏禍心的李登輝,才能在國民黨內呼風喚雨,製造國民黨分裂,利用政府資源餵養民進黨,一手促成民進黨執政,民進黨推動台灣獨立,還不如李登輝對於台獨的鼓吹,台獨在台灣勢力壯大,李登輝功不可沒,然而李登輝掌握國民黨權力,郝柏村的支持更是一股重要力量。
我們可以考察郝柏村所公開的參謀總長八年日記,這些私人日記其中的內容自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郝柏村在日記當中,對李登輝有甚多的正面評價,於今回頭看去,這些評價幾乎全部都是錯誤的,很多甚至是溢美之辭,顯示出郝柏村也有某些政治投機性格,欠缺自己的政治判斷,立場隨風倒。郝柏村雖在日記寫下許多反台獨論調,但李登輝這個最大股的台獨勢力,郝柏村卻總是褒多於貶,郝柏村反台獨不反李,於今證明只是徒勞無功。
蔣經國晚年在美國的壓力下,以及追求台灣內部的安定,開始在國民黨內大量栽培台籍人士,到了1980年代,林洋港、李登輝兩人都具有很好的聲望,但是蔣經國最後棄林擇李,其中玄虛只有蔣經國自己清楚,旁人只能揣測一二。蔣經國在謝東閔之後,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時,曾寫電報向旅居美國的宋美齡報告,可見這事情的慎重。
1984年2月15日,蔣經國提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擔任副總統,郝柏村在當天的日記寫下,這是蔣經國對歷史負責的明智決定。郝柏村對李登輝這個人選,顯然是充滿正面的評價,否則不會說這是明智決定,而且還是為歷史負責。郝柏村無法知道16年後,李登輝一手把國民黨搞垮,許多國民黨黨產就在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出現了許多可疑的變動。
簡單地說,郝柏村與蔣經國一樣,都是識人不明,蔣經國死去,沒人知道他真正的想法,但是郝柏村對於李登輝這位台獨大老,在日記當中經常有褒獎之詞,或者在國民黨權力鬥爭過程中,郝柏村都是站在支持李登輝的一方,李登輝在蔣經國死後,對郝柏村採取攏絡與合作態度,郝柏村多少受此影響,沒有在李登輝掌權初期,站在李登輝對立面。
1980年代的國民黨,當年由大陸來台的成員,多已老邁凋零,但仍能結成一股被視為保守派的勢力,這些人對於台籍人士控制政府與國民黨,多所疑慮,國民黨內保守勢力因為多主張對大陸採取不妥協強硬立場,這種缺乏彈性的路線,在當時已為黨內年輕的技術官僚或者學術界菁英所排斥,李登輝因為留美,技術官僚出身,掩蓋了他真正的台獨政治企圖,而能夠被主張改革的黨內年輕勢力所認同與支持。蔣經國當時重用技術官僚出身的孫運璿,也是種平衡黨內保守與改革派的政治安排。
蔣經國在1988年1月突然病逝,多年來,美國中情局經常分析台灣政局,中情局的分析認為蔣經國死後,國民黨中常會應該是會出現集體領導的情況,因為蔣經國後,國民黨已無強人,但是這種分析錯了,蔣經國後的國民黨,不僅沒有集體領導,幾年之內,李登輝就以強人之姿,不斷推動修憲,削弱行政院長的能力,將權力集中在總統一人身上,而且是不受任何機構監督的總統。李登輝甚至改變了有關總統選舉的方式,把總統民選變成了總統直選,廢除國代選舉總統的制度,透過直選總統,強化總統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變為強人的統治力量。
蔣經國死後的1988年1月24日,郝柏村在日記寫下,宋楚瑜就中常會推舉李登輝為代理主席,請他簽名連署,他在提案上簽名。這是一項非常高度爭議的舉動,因為毫無前例可循。一如1975年蔣中正死後,國民黨增設黨主席,並由蔣經國接任一樣,這個安排就是確認由誰領導國民黨,當時以黨領政的背景下,控制國民黨,就掌握了政府。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任總統,是依據憲法,但是黨主席職位,並無規定由李登輝接任,蔣經國死前,將李登輝在中常委的排名由第九提到第三,主要是因為原本的第三位孫運璿,因為中風,無法擔任行政院長,由行政院長負責國家實際領導的安排,也就無法落實,只好轉回來,讓副總統進入第三的順序,可是這依舊不表示李登輝可以順理成章擔任國民黨主席,即使是代理主席,在國民黨13大之前,李登輝都能夠握有優勢地位,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
李登輝擔任代理主席,在國民黨內引起很大爭議,郝柏村在1月27日寫下,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傳達宋美齡主張黨主席由13大決定,他沒有表態,只對李煥說,這很麻煩。這就顯示郝柏村沒有在黨內權力鬥爭過程當中,沒有反對李登輝代理主席。1月28日,郝柏村誇讚李登輝是繼承國父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一貫的國民革命的繼續發展。這段形容,今天看來簡直是判若兩人,不知是郝柏村黑白不分,還是台獨李登輝很會演戲。
不過,李登輝在黨內鬥爭當中,早就出現貪婪的一面,只是郝柏村視而不見。郝柏村在2月26日日記寫下,李登輝不贊成國民黨13大後設副主席,因為李登輝聽說蔣緯國要當副主席,他未置意見。蔣緯國被歸類為保守派,但是蔣緯國的主張也沒有錯,蔣中正擔任總裁,陳誠為副總裁,國民黨既然設主席,增設副主席也無妨才是,但在李登輝反對下,國民黨當時沒有副主席,多年後,國民黨垮台了,才增設副主席,但早無當年的崇高地位。郝柏村對李蔣兩人鬥爭,竟沒有看出其中端倪,只看到國民黨團結危機,這就是國民黨的老問題,只講團結,不論是非,郝柏村為了團結,支持李登輝,結果最後造成國民黨崩潰的,卻是李登輝,而不是當年挑戰李登輝的非主流派。
郝柏村今天高喊反台獨,他應該先對自己盲目支持李登輝,造成台獨勢力在台擴大,表達自己的悔意,當年正是郝柏村代表軍方表態支持李登輝,才有李登輝穩固領導,開始打擊排除反李的國民黨勢力。
李登輝拉攏郝柏村無所不用其極,郝柏村在7 月14日日記寫,李登輝將國民黨中常委排名調整,他列第10名,他自謙太高了。其實這是李登輝討好郝柏村,三個月後,10月26日,李登輝又告知郝柏村的總長任期延任一年。用權位攏絡是最有效的,原先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在中常委都排在10名之外,幾位黃埔軍校的大老,才能進入前10名,但是後蔣經國時期,就不同了,郝柏村被拉到前面,又能延任,自然對李登輝服服貼貼,幾年後。當李登輝站穩腳跟了,他對台獨的強烈信仰,也就浮現出來,這時郝柏村已無力阻擋。
李登輝並非毫無破綻,讓郝柏村這些位高權重的國民黨人士看不明,郝柏村7月20日日記提到,在國防部博愛大樓宴請外交部回國使節,有位大使懷疑主政者是否心懷全中國。10月17日日記記載,李登輝免去沈昌煥總統府秘書長職務,郝柏村不以為然,認為
無必要。
沈昌煥是當時國民黨保守勢力之一,反共強硬派,因為擔任過外交部長,對外交政策影響很大,沈昌煥對於開放與蘇聯經貿關係,表達強烈反對意見,一般社會觀感並不太好,認為與時代脫節,結果這位曾被人描寫為太上外交部長的沈昌煥,一夜之間就被李登輝換掉。郝柏村對這個調整不以為然,卻也沒有表示任何具體看法,外交使節提醒郝柏村李登輝有無心懷全中國,郝柏村好像也僅止於記錄談話,沒有表達看法。這都還是發生在李登輝繼位初期,一旦李登鞏固權力,就能夠為所欲為。
郝柏村在日記吹捧李登輝,但是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卻很精明,一眼就看穿李登輝。郝柏村在10月31日日記寫下,訪問李光耀的內容,郝柏村提到,李光耀談到鄧小平問,李登輝是否親美,李光耀告訴鄧小平,李登輝是親台灣。事後看來,這句親台灣的涵義非常深遠,可惜郝柏村是軍人出身,完全無法體會李光耀充滿政治智慧的說法。
1989年1月6日,這天是李登輝生日,郝柏村對李登輝的吹捧,已經到了不知該如何形容的程度,郝柏村在日記寫著,李登輝以蔣經國的志節為志節,應屬難能可貴。證諸後來近30年歷史發展,李登輝何曾有過以蔣經國的志節為志節,郝柏村這段日記內容應該是發自內心,但也充分顯示貴為參謀總長,卻對政治毫無深刻認識,只對掌權者逢迎,實在是國民黨與國家的不幸,郝柏村現在要反台獨,當年為何如此熱烈支持李登輝,這實在是郝柏村必須自己回答的問題。
不只是台灣內部早有人看出李登輝包藏禍心,旁觀的美國人都發覺李登輝對國民黨是危險人物,1989年4月5日,郝柏村日記記載他對李登輝報告,果芸與芮孝儉(曾任美國駐北京大使)談話內容,芮孝儉稱,國民黨領導階層中懷有台獨意識者不少,彈性外交多少有台獨意識。郝柏村日記記錄李登輝聽到芮孝儉的說法後,表現出非常不高興的態度。
對於美國人的分析,郝柏村沒有多加深入探討,也許是身為軍人不懂政治的關係,但是芮孝儉所稱國民黨領導階層,就是指李登輝,推動彈性外交,也是李登輝繼位後大力推動的措施,顯示郝柏村老早就聽過這些關於李登輝的質疑,卻仍然配合李登輝,從總長到國防部長,再到行政院長,行政院長任內,兩人關係逐漸出現裂痕,到1996年加入林洋港陣營,挑戰李登輝競選總統,但在1990年當時的國民大會,郝柏村並沒有支持林洋港與蔣緯國搭檔的林蔣配,顯示郝柏村對於國民黨始終只有不太高明的團結主張,而不能洞悉政治人物的權謀陰險,郝柏村沒有能在星火燎原之前,遏止這股台獨逆流,如今仍在街頭大聲疾呼反台獨,又有何用,郝柏村所犯歷史錯誤,其實也是許多國民黨人的共業,李登輝的狂妄與台獨強勢,皆因國民黨放棄自我的政治信仰與縱容,郝柏村不過是造成今日台獨亂象的歷史共犯之一。

美軍亂闖影響美中談判季辛吉批美海軍左右分不清|高靖

文/高靖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始終保持強國霸權形象,但有時候這個強大的國家的左手,卻不知道右手在幹嘛,不同部門缺乏協調,惹出許多國際糾紛,尤其美軍更常有脫軌表現,1973年11月國務卿季辛吉訪問北京,季辛吉與大陸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面前一個多小時,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奧克拉荷馬城輕巡洋艦(USS Oklahoma City CLG5)突然闖入大陸水域25公里處,周恩來當面對季辛吉提起這件事情,讓搞不清楚狀況的季辛吉尷尬萬分,當場怒責美國海軍愚蠢,季辛吉說,只要美國海軍懂得分辨左右,他們就應該會離開。
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在這次美國外交的石破天驚之舉後,季辛吉仍然不斷奔走於華府與北京之間,推動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與周恩來談判雙方如何建交,由於中美雙方已在上海公報確立一個中國原則,後續雙方的談判,季辛吉與周恩來兩人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模式,在雙方達成建交目標的同時,也能夠妥善處理台灣問題。不過,季辛吉對於台灣當局甚至是國務院內部,關切美國與大陸接觸的情況,口風十分緊,季辛吉明明與大陸談判出建交的時間表,卻對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說謊。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歷史檔案,1973年11月12日下午3時,季辛吉與周恩來會面,繼續前日未完的對話。會面過程中,周恩來主動對季辛吉提起,當天下午1時37分,根據他們蔣中正處的消息來源,奧克拉荷馬城導彈巡洋艦接近台灣海峽當中的一個島嶼,這艘巡洋艦已通過台灣海峽,距離大陸只有25公里。
季辛吉事前完全不知道美國海軍派出軍艦接近大陸水域,尷尬萬分的季辛吉說,對於愚蠢,他無從辯解。他沒有辦法管到每艘美國海軍的巡洋艦,老實說,他要求每架飛機都要停飛,不准靠近大陸。他以為要求飛機停飛,他們自然會理解巡洋艦也不可以去。
周恩來立刻用寬容的態度表示,這沒什麼特別的,只是很靠近我們的海域,他沒有特別關注這件事情。
季辛吉說,不論任何時候,這艘軍艦都不可以靠得這麼近,尤其他正在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無論任何情況都不可以發生這種事情。
周恩來說,他們不慎闖入我們的海域,告訴他們,請他們離開就好。
為了表達歉意,季辛吉表示,今晚他會親自處理這件事情,不論他們在哪裡,他都會請他們離開。如果他們分得清左右,他們就會離開。
隔天11月13日下午4時30分,季辛吉繼續與周恩來會談,周恩來對季辛吉表示,奧克拉荷馬城號已經到了香港。
周恩來主動提出美國軍艦的動態,無非要表現出北京當局對於台海當面任何軍事動態,都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季辛吉這時說,他曾經希望周恩提出這件事情時,是周恩來搞錯了,但周恩來是對的,除了愚蠢之外,實在沒有別的答案。來到中國大陸之前,我們已經禁止各地起飛的飛機,不准接近中國大陸,但我們愚蠢地忘記了這些軍艦,他只能表達歉意,這實在很不好,雖然在法律上站得住腳,但卻是愚蠢的。
周恩來表示,台灣當局正在炒作這件事情。這時季辛吉問身旁的國務院規畫與協調處處長羅德(Winston Lord),是否可能了解一下,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周恩來說,他們是從台灣當局那邊知道的,只要當台灣方面討論這些事情時,他們就會知道了。他們會知道飛機與軍艦在台灣附近空間的動態,因為許多島嶼與大陸很接近,台灣把這些機艦活動當成事件宣傳,台灣利用將軍艦靠近這些島嶼的事情公開,從中獲取利益。
季辛吉,他只能說這很愚蠢,愚蠢是無底限的,他無法想像這些新的愚昧之人,到底在想些什麼。周恩來對季辛吉說,你說的對,故意接近台灣的軍艦,也有蘇聯軍艦,他們對外顯示他們是故意靠近台灣的。
季辛吉與周恩來的對話,牽扯出美國第七艦隊軍艦與蘇聯軍艦在台海活動,與當時的國際政治背景有很大關係,由於尼克森總統有意打中國牌,藉以與北京合作對抗蘇聯,台北方面就傳出是否往蘇聯靠攏,藉以聯蘇對抗北京,填補美國放棄對台政治支持的空間。不過,蔣經國雖然只是行政院長,卻因為蔣中正總統年老體衰,早已經將實際控制台北政局的權力,逐步轉移到蔣經國身上,蔣經國留學蘇聯的背景,曾經引起美國當局很大的疑慮,也正因為如此,蔣經國沒有選擇靠攏蘇聯,仍希望維繫與美國的政治關係。
奧克拉荷馬城號在1973年10月曾經靠泊台灣北部的基隆港,蔣經國曾經在10月2日親自登艦參觀,並且刻意透過電視台宣傳,這艘軍艦是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旗艦,在1973年當時,美國政府為了推動尼克森總統訪問大陸,實質上,早就已經取消第七艦隊巡弋台海任務,而是改以美國海軍軍艦執行訓練或者運補任務時,刻意繞經台灣海峽航行,以維持美國海軍繼續巡弋台海的假象,蔣經國登艦,自然是要對外宣示,美國海軍仍在台海巡弋,美國沒有放棄台灣,其實當時美國不只是取消巡弋台海任務,台灣的美國空軍幽靈式戰機駐防,很快就要撤出台灣,秘密儲存在台灣的核子彈頭,也立刻要撤出台灣。
周恩來對季辛吉提到的台灣利用美國軍艦宣傳,可能就是蔣經國在基隆登上奧克拉荷馬城號輕巡洋艦的事情。季辛吉嘲諷美國海軍分不清左右,大罵美國海軍愚蠢,可見季辛吉有多麼擔心奧克拉荷馬城號在台海亂跑,可能影響美中雙方對話談判的互信氣氛。
根據國務院檔案,1973年11月11日下午季辛吉與周恩來會面時,季辛吉當面告知周恩來,1974年將撤走駐台兩個中隊幽靈式戰機,U-2偵察機也將撤離台灣,儲放在台灣所有的核子武器都要移出,美軍在台灣將只剩下通訊與後勤部門,在這些之後,如果有更多的撤軍,美國會先通知大陸。
從季辛吉對周恩來的談話可以看到,美國極力對北京表現出美國軍事力量退出台海的姿態,包括戰略嚇阻用途的核子武器,可見美方是徹底的撤出台灣。不過,在這場對話當中,季辛吉表達了美國希望在尼克森第二任任期完成雙方建交的任務,季辛吉說,我們的目標是,在尼克森總統這任任期當中,在1976年年中之前,完成美國與中國大陸全面的關係正常化。
季辛吉非常明白清楚地對周恩來表達雙方建交的時間表,努力營造雙方的信任氣氛,當季辛吉回到華府後,他在11月9日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會面時,刻意欺瞞沈劍虹,根據國務院檔案,季辛吉對沈劍虹談到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發展,季辛吉說,沒有時間表。可是對照季辛吉對周恩來的談話,季辛吉沒有時間表的說法,顯然是謊言了。
另外,從10月3日季辛吉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會談紀錄看,這是季辛吉出發前往北京之前,季辛吉對馬康衛說,最遲在1980年,美國會全面承認北京,也許在1975年會先採取某些初步的作為。季辛吉與馬康衛的談話,也顯示美中建交的確有時間表。
季辛吉對沈劍虹隱瞞實情,無非擔心台北當局運用在美國國會的影響力,牽制他與尼克森的外交大戰略。台北當局其實很清楚大勢已去,早已逐步展開應變,所以周恩來與季辛吉會面時,周恩來曾對季辛吉質疑,為何台北方面在美國要開設兩個總領事館,季辛吉只知道台北在紐約開設總領事館,卻不清楚台北在亞特蘭大也開了總領事館,還是一旁幕僚提醒,季辛吉才知道的。不過,季辛吉認為,台北將來無法在華府成立機構,所以才會在另外兩個地方成立總領事館,以為應變。
美中台三方關係自1949年以來,錯綜複雜,1970年代開始華府朝北京傾斜,40多年過去,整個國際局勢都有很大轉變,當年美中合作抗蘇,今日美中卻處於競爭,變化雖大,但國際社會本就如此,只看共同利益,並無道義可言,當年為了拉攏北京,季辛吉可以罵美軍愚蠢無底限,近來美國通過的台灣旅行法,國防授權法案,即使有濃厚的友台氣氛,實在無甚驚喜之處,因為那不過是美國利用台灣罷了,誰知道什麼時候白宮方面不會對著北京,開罵破壞雙方關係的美國內部政治勢力。
奧克拉荷馬城導彈巡洋艦
影片連結為蔣經國登上奧克拉荷馬城號的華視新聞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63GVe2ad9E

蔣中正事事要干預是內戰失利原因之一|高靖

蔣中正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蔣中正在國共內戰的失敗,原因很多,美國政府機關算盡的政治阻擾,國府內部派系爭權奪利,軍隊缺乏齊一思想都是原因之一,但是蔣中正與國府都欠缺對戰場指揮官的授權,對於軍事指揮管制太多,以致造成許多問題,即使與蔣中正關係非常密切,受到蔣中正十分信任的陳誠,都對蔣中正任意干預他人職權有所不滿,蔣中正並非完人,他的許多軍事指揮事後證明錯誤,造成國府軍事作戰上重大損失,甚至影響戰爭的進行,影響不可謂不小。
1949年8月13日,蔣中正請參謀總長顧祝同勸說陳誠就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在國府內部與蔣中正關係密切,但仍不免對蔣中正事事過問的毛病,感到困擾,陳誠在1949年先是不願就任台灣省主席,勉強就任後,接著在蔣中正希望他接任接任東南軍政長官時,陳誠接連著寫了多封信函給蔣中正,表達請辭各項本兼職位,陳誠最後還是勉為其難地接受這個職務,到了1950年3月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後,陳誠便極力推動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與重建的國防部裁併,由國防部實際負責指揮。當時陳誠對蔣中正的指揮有不同看法,尤其蔣中正自己決定將舟山群島駐軍撤回台灣,並未尊重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或者軍方的意見,
舟山撤軍正反意見多有,從共軍海空實力增強的強況下,舟山撤退幾乎只是早晚的時機問題,但主要的爭論還是蔣中正早有定見,部隊只是按照指示辦事,並不是參謀根據各方情報研判的軍事決策。從當時駐防舟山的石覺口述歷史,可以看到,儘管這麼大規模的撤軍行動最後順利執行,但是蔣中正對於舟山撤退的指揮,甚至已經到了要部隊何時登船,船隻該如何疏散等實際的細節,可見得蔣中正太過注重細節。
蔣中正最寵信的愛將胡宗南,在1949年11月19日的日記記載,對於蔣中正透過俞濟時下令胡宗南所屬第一軍調重慶,第三軍調新津,胡宗南有不同意見,主張第一軍到新津,確保川北部隊轉進,胡宗南對蔣中正說重話,此著如錯,全局皆敗,絕無挽回機會。俞濟時回電,川東之戰,總裁已有詳密策畫。堅持胡宗南按照蔣中正指示調動部隊,俞濟時電文稱,務盼以校長之意旨為重,勿再請求更換,及飭行動。
胡宗南日記當中顯示,俞濟時跳過胡宗南,直接與前線指揮官通話,轉達蔣中正的命令,命令部隊轉移重慶。胡宗南寫下,此情形實為本軍全局失敗的原因。胡宗南給蔣中正的電報稱,鈞座既固執己見。
蔣中正不顧胡宗南的看法,堅持己見,跳過原有的指揮體系,自行指揮胡宗南的部隊,最後的下場自然是遭共軍圍殲殆盡,12月18日胡宗南日記稱,吾人之一切計畫,皆以第一軍之調重慶而貽誤,而全局失敗,可慨也。
胡宗南身受蔣中正寵信,都不免在日記留下對蔣中正胡亂指揮部隊的抱怨,顯示蔣中正過於干預戰場指揮官,希望以自己一人的智慧,超越軍隊龐大參謀體系,以及現場指揮官對戰況的實際掌握,在胡宗南身上,卻造成了部隊嚴重的損失,使國府兵力發生了巨大損失。
黃埔系將領難免被蔣中正干預指揮,但是非黃埔系的將領,抱怨更是不少,孫立人出身美國維吉尼亞軍校,與許多黃埔系統將領相處不太好,對蔣中正私下抱怨不少,這也促成國府遷台後,顧忌孫立人的態度,最後必須將孫立人軟禁,以避免孫立人挾陸軍之勢,威脅國府在台統治。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年9月1日到2日在東北遼瀋戰役進入關鍵階段期間,孫立人與美國駐廣東總領事館盧登談話時,對國府的軍事指揮大肆批評,根據國務院檔案,孫立人嚴厲地批評杜聿明在東北指揮作戰無能,讓孫的新一軍困在東北,任何即使只是有限度的攻擊共軍計畫,杜聿明都不願意提出。孫立人說,中國陸軍有許多好將軍,但是他們無法獲得授權採取行動,軍官是被指示要做什麼,而不是如何做。當戰地指揮官執行任務時,不應該受到上級的干預,除非他表現失敗,將他撤職之外,這個原則並不適用在中國陸軍身上,因為他們不斷受到南京的干預,甚至是蔣中正,當這種情況非常普及時,是不可能期待能有軍事上的成功。
盧登問華北情勢,孫立人表示,在他個人的看法,除了傅作義(後來投共)之外,沒有任何戰地指揮官與共軍作戰,傅作義並沒有獲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南京的指揮高層忌妒傅作義的軍事力量,因此不肯支援傅作義。南京的指揮高層並沒有在打仗,而是回到指揮官之間互相牽制的軍閥時代,這些高層擔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孫立人批評參謀總長顧祝同,陸軍總司令余漢謀,他認為,任命他們是絕對不可能獲得軍事勝利,這兩人在軍事上都十分無能,兩個人都有貪腐的問題。
孫立人提及美軍顧問建議在廣州訓練三個師,這項計畫無法得到南京國府的配合與合作,沒有任何一個師到達指定地點展開任何訓練。孫立人引述美軍顧問巴大維說法,巴大維對於新兵被聚集在一起,不給食物與飲水的悲慘狀況,感到很憤怒,孫立人感到很丟臉,讓一位美軍將領發現這些中國士兵所受到的待遇,但這是很常見的情況,假如他有辦法,他會審判這位必須負責的師長,如果不槍斃這位師長,至少要嚴厲的懲罰,但是這位軍官有很多朋友。
一如孫立人向美國官員的抱怨,蔣中正在國共內戰期間,他個人過度干預戰場指揮官的調兵遣將,有時真會造成無可彌補的錯誤,胡宗南部的潰敗,就是最好的例子。
徐蚌會戰後,蔣中正下野,共軍渡江前,南京國府為了如何防禦共軍,爭吵不休,代總統李宗仁希望守長江,已下野的蔣中正,卻在幕後主張在錢塘一線設防,守上海、杭州、南昌。蔣中正以私人身分介入軍事指揮,這是國共內戰後期,作戰指揮混亂不堪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在1949年4月20日與25日兩天,分別有從南京與廣州發出的電報,兩份電報都提到李宗仁與蔣中正對軍事布署的歧見,顯示蔣中正在沒有任何官方指揮權下,仍可以任意調動軍隊,並且只以自己的意見為重,不理會政府的看法。湯恩伯是蔣中正嫡系,自然不聽李宗仁指揮,只服從沒有任何官方身分的蔣中正領導,將所部集中防禦上海,與共軍激戰後,1949年5月26日撤出上海,當時京滬杭警備總部副總司令石覺接受中研院口述歷史訪談,提到兵力不能集中,弱點畢露,為上海戰事失敗的原因。這個兵力不能集中,就是蔣李之爭,把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部隊硬是拆成了兩股,遭共軍分別擊破。
共軍渡江,攻入南京後,1949年6月,蔣中正在台灣成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當時行政院與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廣州,代總統李宗仁逃回廣西,蔣中正為了控制廣州,與粵系將領抗衡,依舊在沒有任何官方身分下,跳過國防部指揮,以個人影響力,將仍然受其指揮的劉安祺部隊派往廣州,廣州當時還有胡璉與沈發藻兩支部隊,但是最後只剩下劉安祺,沈發藻自行撤退到廣西,胡璉另外接受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的命令,離開廣東。
如果按照蔣中正當時的想法執行,很可能國府軍隊在廣州會損失更大,讓台灣失去更多防禦兵力,在廣州打響前,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另外派人到廣東請胡璉部隊往金門與舟山支援,陳誠若什麼都聽蔣中正,那麼當年10月共軍進犯金門,少了胡璉部隊的增援,結果可能不同,台灣也可能很快就會丟失。
郝柏村曾經評論認為,是蔣中正將胡璉調走,用以保衛台灣,但是這個說法有待商榷,其一胡璉與陳誠關係密切,劉安祺與蔣中正關係較近,蔣中正不將較親近的部隊來台,卻調動陳誠的部隊,與當時的情況不太相符,劉安祺自己在中研院口述歷史也認為,胡璉調動應該是陳誠所為。劉安祺聽從蔣中正指揮,一路從青島撤退,在廣州打一仗後,又後撤到海南島,最後來到台灣,劉安祺也不諱言,他只聽蔣中正的指揮,其他人一概不聽,這也是當時軍隊作戰指揮的怪現象。
蔣中正喜愛任意干預戰場指揮官的指揮,即使已經離開職位,卻仍然介入戰爭軍事指揮,這比干預戰場指揮官更加嚴重,許多胡宗南與劉安祺之流的將領,對蔣中正的服從,無非是一種基於對個人的信仰,而不是對於體制的尊重。胡宗南部隊損失殆盡,全因蔣中正對戰地指揮官的橫加干預,共軍渡江後,勢如破竹,軍隊指揮分裂是原因之一,蔣中正雖然有遠見,已先將空軍與海軍轉移台灣,加上中央銀行的黃金轉移台灣,累積了台灣日後生存的空間,但是蔣中正仍不能免有逾越權責的批評。蔣中正不依循體制的做法,最終卻保護了台灣長遠的利益,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意外。

蔣中正陳誠兩人經常鬧意氣卻是革命夥伴|高靖

文/高靖

在中華民國政府發展歷程當中,蔣中正與陳誠兩位的關係相當特殊,蔣中正十分信任陳誠,每每危難之際,都要仰賴陳誠出面分擔,但是兩人也經常為了許多問題大吵一架,陳誠日記更是留下許多對蔣中正行事風格私下的批評,蔣中正寫信罵陳誠,用語非常嚴厲,曾贈書菜根譚給要脾氣倔強陳誠,要陳誠好好看看。陳誠也在回信給蔣中正時,引貞觀政要當中魏徵直諫的故事,就是暗示蔣中正要聽部屬的建言。
從陳誠日記與陳誠書信集,可以看到,在抗戰期間,陳誠就被蔣中正派往指揮遠征軍,又在1944年戰局糜爛之際,陳誠被蔣中正派到第一戰區,收拾湯恩伯與胡宗南留下的爛攤子。國共內戰期間,蔣中正派陳誠到東北戰場,希望能夠早日清剿共軍勢力。後來內戰整體戰局不利,又在1949年被蔣中正派到台北,接替魏道明擔任台灣省主席,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維繫了台灣安定。
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後,提名陳誠擔任行政院長,1954年提名為副總統,當時國民黨除了為蔣中正專設總裁一職,另有副總裁,就是陳誠。陳誠死後,也無另外他人擔任副總裁。蔣中正與陳誠兩人,與國府遷台初期從穩定發展,到勵精圖治,真是息息相關,蔣中正可說是事事倚重陳誠。
每次蔣中正請陳誠擔任職務,陳誠很少馬上爽快答應,總是要蔣中正三催四請,兩人曾為了遠征軍的指揮職鬧不和。1943年9月15日,蔣中正去信陳誠,因為陳誠不願意接受指揮遠征軍的職務,陳誠對遠征軍部隊的浮誇風氣與惡劣風紀,感到非常不滿,加上政府內部看法不一,互相牽制,使陳誠不願意受命前往指揮,蔣中正就在信中嚴詞批評陳誠。
蔣中正在信中寫道,「關於遠征軍事,反你所要求者,無不遵你意旨照辦,於我個人,無論公私,我以為已到至極的地步,此外,再無其他辦法可以服從,你要去就可以不去,你要如何就可如何,我絕不再來懇求,現在除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無其他禮節可以表示敬意,然此非我所能為也。你近日之態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觀念思想或未自反,我不得不對你作最後之規諫,須知你此種態度,國家政府命令皆已廢棄,世界只有你一個人的意旨命令來行施一切,就是說你的命令,你的意旨,無論上官或政府,非絕對服從無條件接受不可,這種行動態度究竟為何種態度行動,我想已往軍閥亦絕不致出此。這種跋扈恣睢之形態,除非政府已到國家將亡,紀律綱維蕩然無存時,乃始有此。然而如此軍閥,豈復我軍人所有之人格乎,如果國家有此軍人,即令其戰勝一切,則國亦等於滅亡,吾實不忍見現在軍人發生此現象也。」
蔣中正用語激動,甚至用軍閥、跋扈恣睢、紀律綱維蕩然無存等批評陳誠,可見得蔣中正為了遠征軍的指揮官人事,真是傷透腦筋,才會對不願意前往接任的陳誠,口出惡言。但是蔣陳兩人關係就是這麼奇特,1943年10月10日,陳誠回信給蔣中正,結果在回信之外,還附了一份大談談貞觀政要的文件,免不了要舉魏徵直諫唐太宗故事,這就是陳誠要借古諷今,希望蔣中正能聽聽不同意見,不要堅持己見。即使蔣中正寫出這樣的信,兩人的關係仍然十分緊密,這真是旁觀者很難以理解。
陳誠從抗戰之後,身體就不太好,國共內戰被蔣中正派往東北,希望扭轉戰局,但是陳誠的嚴厲清明作風,難敵杜聿明、熊式輝等人的僚氣與浮誇作風,後來因健康因素調離東北,改由衛立煌接任,自此東北局勢急轉直下。1948年末到1949年初之際,又是在蔣中正三催四請之下,陳誠才願意接替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隨後蔣中正在1949年6月在台北成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
當時蔣中正已經下野,但陳誠卻被蔣安排到台灣,蔣中正起初不願留在台北,待在澎湖馬公,陳誠多次勸說蔣中正,才將蔣中正請到台北。因為這樣許多好事者就傳聞蔣陳有心結,蔣不信任陳,故不願意來台北,實情如何,只有當事人知道,但雙方人馬在台灣初期相處時,的確有些尷尬氣氛,不過,蔣中正復行視事後,提名陳誠擔任行政院長,1954年又讓陳誠擔任副總統,還擔任國民黨空前絕後的副總裁,讓陳誠在國府內部被視為是第二號人物,蔣陳兩人關係,顯然不單是表面那般,他們彼此之間可以挑明不同的意見,可以針鋒相對,但陳誠對蔣中正卻無二心,在陳誠的日記或書信當中,陳誠儘管有所抱怨,但看不出有爭權之心。
但是蔣中正就不一定那麼放心,蔣中正雖無偏袒嫡子蔣經國,卻對陳誠有所顧忌,陳誠在1960年7月22日日記提到,「深感總統對余之期望似甚切,但對余之疑慮實太深,如提及前年與胡適,王世杰,蔣夢麟,梅貽琦等出遊,渠所以決心連任第三任總統,因此等政治只有渠可以對付,並說我有組織等等。」蔣中正認為陳誠帶著這幾位學術界清流旅行,可能有所企圖,故認為陳誠搞小組織,畢竟當時陳誠是副總統,又是國民黨副總裁,1960年5月,蔣中正已經兩任總統,為了延任第三任引起很多爭議,陳誠在確定延任前,與社會清流交往,自然引人猜想是想在1960年由副總統升任已兩任任滿的蔣中正,陳誠因態度強硬,得罪不少人士,故穿鑿附會耳語很多。
蔣經國在1960年代後,慢慢透過軍中政工系統,擴張他個人政治影響力。1963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被蔣中正指派前往美國白宮,拜會甘迺迪總統,對雙方關切的重大議題,尤其是國府軍事反攻大陸的問題,進行面對面的溝通,蔣中正栽培蔣經國的用意,十分明顯,這時陳誠身體健康已經逐漸惡化,美方看得出陳誠與蔣經國,兩人在國府內有分庭抗禮的地位,一個是有憲法上繼位的權力,另一個是總統的兒子,但陳誠因為健康原因,1965年病逝,這時蔣經國已經接任國防部長,行政院長由毫無黨內實力的嚴家淦擔任。
嚴家淦在1966年擔任副總統後,因為他只是單純文人背景,並無陳誠生前政治地位,也從來不在國民黨權力接班梯隊當中,蔣中正1975年死後,嚴家淦繼任總統,只是一位具有儀式性地位的虛位總統,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擔任第一位國民黨黨主席後,真正握有領導國家的實權。
陳誠與蔣中正兩人經常意見不合,但是陳誠對蔣中正真是毫無二心,陳誠1950年1月10日日記,「余決追隨蔣先生失敗到底,致死為止。」因為這時政府遷台不久,一切百廢待舉,台灣仍是風雨飄搖,美國駐台北領事館隨時準備撤離,給國務院的電報悲觀的認為6月共軍就會渡海攻台。
1950年當時,陳誠與蔣中正就鬧意見不和,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邀集軍中幹部舉行政工會議,連續開了11天會議。當時蔣中正還雇用日人,要在政治學術方面協助國府研究,陳誠也不以為然,認為贊成者不多。陳誠在1月12日日記記載,政工制度會議,非不重要,是不急要。他在當周反省錄寫下,今日一敗塗地者原因故多,主要者在領袖薰蕕不分,造成高級者自欺與自私,以致內失群眾之心,外絕正義之助。陳誠這段話與他早先向蔣中正舉魏徵例子,真是遙相呼應。
1950年舟山撤退問題,讓國府內部分成兩派意見,陳誠與其他人都反對,但是蔣中正聽了美國海軍上將退伍的柯克所提出的意見,主張撤退。陳誠在5月9日日記,批評蔣中正是一意專行,危險可怕。陳誠的個性剛直,1958年4月5日,陳誠在日記寫下,「於國家無益之事,寧叫總統不快,絕不為也。」這又是一次魏徵直諫的表現,可是蔣中正依舊信任陳誠。
1960年為了蔣中正續任第三任總統,蔣陳兩人對過程有許多不同看法,加上陳誠不滿台灣政局,7月3日向蔣中正請辭兼任行政院長,蔣中正當時不同意,請陳誠多忍耐,還送了菜根譚選集一冊,要陳誠多看。幾天過後,陳誠跑去金門,遠離台北政壇的紛亂。
見陳誠遲遲不歸,蔣中正找人送信給陳誠,請陳誠趕快回台灣。陳誠在7月20日日記留下信函內容,「弟對吾果有信仰,則應信託余數十年來,辛酸屈辱與成敗得失之經驗,完全聽命,而不自做主張,乃為今後處事唯一之道,如此雖不能必其成功,但絕不至於失敗,乃可自信革命事業雖有主義與國家之成敗存亡,而實無個人榮辱毀譽可計,否則革命早已絕之,此不僅得利於忍辱負重,而亦由於逆來順受與順天樂道中得之,務望吾弟多從樂字與順字,多加修養。」蔣中正很含蓄地表達了陳誠脾氣不好,要多從樂與順學習,
1961年7月2日,蔣陳兩人為了反攻大陸大吵一架,根據陳誠日記,蔣中正認為8月事最好時機,但陳誠認為時機不恰當,沒等陳誠話說完,兩人就吵了起來,蔣中正批評陳誠,懷疑三軍不能作戰,破壞統帥威信,阻撓其反攻。陳誠說,總統這樣說法事懷疑他的人格,他非但不能做事,且不能做人。兩人正吵得厲害,宋美齡出來當和事佬。
反攻大陸是蔣中正最念茲在茲的事情,陳誠居然也敢有意見,陳誠作為國民黨二號人物,對反攻大陸多有疑慮,顯示他真是一位現代魏徵,勇於直諫。蔣陳兩人相識數十年,彼此經常意見不同,鬧意氣,到台灣後,居然成了正副總統的組合,陳誠能夠成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二位副總統,他與蔣中正兩人彼此的信任,顯然十分深厚,外人不易理解,即使兩人爭吵數十年,都不影響對彼此的信任

1964年國府遷台後最危急的一年|高靖

文/高靖

國府1949年遷台後,1960年代是個轉折點,眼見反攻大陸無望,中華民國國際地位逐漸下滑,國府內部出現士氣嚴重衰退的危機,1964年陸軍裝甲兵部隊差點發生兵變。蔣中正總統一方面透過美國中情局,向美國總統詹森尋求支持,另一方面,台灣發生政變危機變得十分真切,蔣中正總統指派蔣經國接任國防部副部長,國府雖口頭上仍未放棄軍事反攻大陸,政策卻出現微妙轉變,從反攻大陸轉為建設台灣,一方面安定台灣本省人人心,另一方面讓來自大陸的外省人逐步改善生活,偏安島嶼幾成定局。
曾任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長的王世杰,他在1964年2月13日當天的日記,充分顯示當時在台外省人的失落心情。他在日記寫道,今日為農曆元旦,踵門賀年之風習,雖至今未除,但今年似較前數年稍減,不知此一情況是否反映政府中人員對於時局之不安情緒。連日我對法絕交,湖口裝甲軍某副軍長復有叛變企圖,均使許多人心中不安。
王世杰提到的叛變,就是後人所稱湖口兵變。1949年12月國府撤退台灣之後,雖然在1955年宣稱破獲孫立人密謀兵變,但這並不是一起真正的軍人政變,而是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政治事件,半世紀後,監察院調查已經推翻孫立人兵變的指控。但是1964年1月21日新竹湖口裝甲兵基地,發生裝甲兵司令部副司令趙志華對官兵發表談話,對時局感到不滿,批評國府當局,這是比較接近兵變的真實案件。事件發生時,蔣經國是行政院政務委員,事變發生後不久的3月12日蔣經國就接任國防部副部長,一年後的1月14日,蔣經國升任國防部長,蔣中正在湖口兵變後,安排自己的兒子接任國防部長,事後看來,似乎是讓自己親信掌握兵權,以防止未來部隊譁變。
國府軍中事務多由參謀總長負責,由蔣中正一人控制,當時參謀總長彭孟緝、陸軍總司令劉安祺都沒有掌握到裝甲兵將領浮動的情緒,蔣中正安排兒子到國防部工作,免不了有更深入掌握軍中動態,以及培養蔣經國接班的心思。
王世杰也在3月20日的日記提到,政府決定以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俞大維雖為部長,但十年以來,幾乎從不負責處理部務,故今後國防部事務將為蔣經國責任。
台灣在1960年代初期,好不容易熬過外蒙案的外交危機,不出意料之外,幾年過後,外交處境又開始惡化,1963年日本發生大陸人士周鴻慶尋求政治庇護事件,台灣當局向日本爭取讓周鴻慶來到台灣,但最後周鴻慶仍遭日本政府遣返大陸,引起中日兩國關係緊張,中華民國駐日大使張厲生請辭,雙方外交發生重大變化。1964年法國準備與北京建交,法國當時並未宣布立刻與台北斷交,美國與日本都從中斡旋,希望台北不要與法國斷交,但最後國府還是宣布與法國斷交。
外交接連挫敗,部隊將領信心浮動,正是王世杰在農曆新年時候的感慨與不安的心情。這種不安,來自外在環境對國府的不利,國府在國際的地位,逐漸失去力量與合法地位,讓在台灣的外省人感到灰心,加上在美國阻力之下,遲遲無法反攻大陸,在台外省人對自己的生活,難免感到前無去路,退無歸處,國府士氣低落的現象,讓中情局都注意到這個問題。
與兩蔣交情深厚的中情局局副局長克萊恩(Ray Cline)在1964年春天訪問台北後,他提交了一份訪華備忘錄給中情局長,這份列為最高機密的備忘錄在3月2日送交國務院。克萊恩說,蔣中正認為法國與中共建交,對台灣,尤其是對軍隊與政府中來自大陸的人的士氣產生嚴重的打擊。
蔣中正顯然認為國府正面臨嚴峻的情勢,要求克萊恩務必將他的看法轉達給美國總統詹森,將他有關提升台灣士氣與美國在東南亞優勢地位的建議,讓華府了解。克萊恩返回華府後,向詹森口述了蔣中正的看法,也把蔣中正的意見向國務卿魯斯克報告。
克萊恩在備忘錄中提到,他發現國府官員的士氣非常低落,蔣中正以非常激動的語氣告訴他,美國如果維持現在的亞洲政策,將會造成中共控制或者支配東亞與東南亞,也將讓中華民國無法生存。克萊恩在備忘錄指出,除了蔣中正之外,許多的國府官員認為按照當時的情況發展下去,不能回去大陸的挫折感,以及感受到美國減少在軍事、經濟、政治方面的支持,台北在兩年內會發生軍事政變推翻現在的政府。
克萊恩在台灣深深感到情勢的嚴重,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嚴肅關切這個情況。克萊恩建議美國在越南採取強力的主動,可以鼓舞台北的士氣。克萊恩提醒美國政府,如果總是以為國府會保持穩定與友善的合作,是理所當然的,這是非常危險的。
經過克萊恩的分析,中情局當時建議國務院應該立刻傳遞蔣中正一個溫暖的訊息,鼓舞蔣中正重新建立信心。儘管克萊恩與中情局希望美國多給予台灣支持,但白宮與國務院卻不這樣認為,建議詹森以一封文辭並茂的信函回覆蔣中正美國非常認真地看待蔣中正的關切,會研究蔣中正的建議,除此之外,白宮與國務院並不願意對國府提出具體承諾
白宮國安會幕僚柯莫在1964年3月3日給詹森的備忘錄指出,雖然克萊恩非常認真地看待蔣中正的憂懼,但是國務院資深官員也在同時間去了台灣,國務院與克萊恩看法不同,國務院官員的看法是,在國府高層以下的官員,卻相當高興能夠成功地將關切轉向台灣本身
3月16日,柯莫又向詹森提交備忘錄,他在備忘錄中表示,詹森給蔣中正的信函,已經暫時安撫了台北方面的情緒,蔣中正雖然不斷提到若是國府的國際地位瓦解了,台灣就會有軍事政變的風險,但是從美國對台灣的情報分析看來,除非國府領導人認為美國在亞洲放棄台灣與反共,國府可以不受影響地,熬過這些挫折,對於未來更多強權國家承認中共所造成的打擊,以及聯合國中國席位的激烈鬥爭,國府都應該能夠生存下來,但是也不能排除國府面對危如其來的轉變政府的構成與政策的可能。
其實早在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後,美國已經利用政治壓力,迫使國府放棄採取軍事行動反攻大陸,但國府為了穩定內部,不敢言明這個轉變,湖口兵變多多少少是在這種遲遲沒有行動,大家回不了家鄉的困窘下,對當局所產生的不滿。蔣經國進入國防部後,雖然仍無法推動軍事行動反攻大陸,只好利用為中美雙方防禦台灣的軍事行動成立的藍獅委員會,規畫對海南島的軍事行動,希望營造反攻大陸的印象,鼓舞國府官兵士氣。但即使只是規畫研究,美方都要打壓反對,美國駐華大使賴特當時即告訴國府,防衛台灣以外的軍事行動,他們都沒有獲得授權可以參與研究與評論。
中情局1965年1月22日列為機密的台灣士氣問題特別報告,在台灣來自大陸的200萬國民黨難民,許多年來,士氣逐漸衰退,尤其1964年衰退得更厲害,因為中華民國失去了法國與幾個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加深了他們的孤立感,回到大陸的機會,越來越小。統治菁英只是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才會接受他們的現狀,他們多將子女送往美國。
1964年蔣中正指派蔣經國改善士氣與反制軍隊政變企圖的任務(接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蔣經國由蔣中正升任為國防部長(國防部史料是1月14日),更進一步加強蔣經國的能力。
台灣在1964年遭遇許多變局,顯然衝擊很大,到了1965年初,中情局仍認為國府的士氣衰退嚴重。國府也的確持續面對接踵而來的外交危機,退出聯合國,日本與北京建交,美國轉向中共,其實國府早在960年代,進行調整政府領導的方向,在被迫不能回到大陸,遭到美國政治壓力為一中一台設下框架後,兩岸分裂已成定局,若要確保國府統治的穩定,唯有建設台灣。
蔣經國在1964年擔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任國防部長,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1978年由國大推舉為總統,國府的路線也由反攻大陸,經由部隊裁併人員,逐漸轉變為防衛台灣,以及建設台灣,這才有為後來1980年代的經濟奇蹟奠定了基礎。
蔣中正在1966年採用沒有軍事背景的文人嚴家淦擔任副總統,這是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位沒有軍事背景的副總統,嚴家淦是財經技術官僚出身,當時也兼任行政院長,直到1972年交棒給蔣經國。嚴家淦的出線,顯示國府政策的微妙轉變,早期的軍事力量集中的路線,已經慢慢轉變。另一方面,嚴家淦在國府內部沒有盤根錯節的人脈派系,對於蔣經國可能的接班安排,不會造成威脅。
在台灣的本省人歷經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與國府當局與後來逃難來台的大陸人,有了不易抹滅消除的隔閡,外省人流離失所,等待了十多年,還是沒有反攻大陸,也回不了家,日子一天一天拖下去,只能在台灣安家落戶,一代又一代,直到現在。蔣中正害怕軍隊政變,其實是沒有想通官兵思鄉與對安定生活的渴望。
1964年的不安情緒,也沒有讓國府崩潰,卻促使國府繼續轉變,當台灣人民生活隨著國府的建設,有了大幅改善,幾十年來,台灣民眾彼此通婚,族群融合,省籍意識逐漸消解,大陸出生的外省人逐漸凋零,絕大多數人是在台出生,這時台灣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族群問題,也不是反攻無望,思鄉情切,也不是本省人反抗外省人的壓迫,是慢慢轉型為兩岸的統獨認同問題,我們究竟與大陸統一,或者兩岸永遠分離,這個問題一時不會有答案,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

美不准國府反攻大陸中情局說這是美國保護共產黨|高靖

文/高靖

幾十年前,美國限制台灣國府出兵反攻大陸,中情局都看不下去,說這是唯一使用美國武力保護共產黨的地方。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1952年4月9日上午,美國國防部有一場會議,中情局、國務院、參謀聯席會與國防部官員,共同開會討論台灣問題。由於韓戰爆發後,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海,拘束兩岸雙方的軍事行動,主張台海中立化。這個作法使得撤退台灣的國府,不能夠出兵攻擊大陸,美國中情局副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 )在這個會議當中,語出驚人地說,這是全世界唯一的地方, 共產黨受到美國武力的保護。
杜勒斯的說法太誇張,國務院政策規畫處處長尼采(Paul H. Nitze)馬上起身為國務院政策辯護說,這只是個假象。同時出席這場會議的另一位國務院官員波倫(Charles Bohlen)說,我們沒有保護共產黨對抗台灣,國府從沒有掩蓋他們真正的目標,如果美國改變政策,那就會使國府有能力使美國捲入與強權的戰爭,如果現在美國解除限制,國府可以派100架飛機轟炸上海,共產黨還擊台灣,這時第七艦隊就可能被捲入。中國方面知道只有美國的支持,他們才可能回到大陸,這不是我們與全球許多政府所願意面對的風險。
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艾立森,是否國府在未來三年到五年,可以在沒有美國援助下回到大陸。陸軍副參謀長賀爾說,他不認為國府能夠達到這種能力。艾立森表示,這就是說美國一定會被捲入。波倫表示,如果美國改變政策,就意味了美國決定使用力量支持中國人回到大陸的改變。賀爾接著說,我們不確定我們是否真的要如此作。
美國對於台灣的態度,從來都是在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下,二戰後,美國就曾有駐台外交官員,想要結合台獨染指台灣,後來發現國共內戰期間,國府節節敗退,美國更曾考慮代替國府控制台灣,以免共黨攻入台灣,但最後卻在考慮與中共發展關係之下,決定放棄台灣,讓情勢自然發展。韓戰卻在此時出人意料之外的發生了,美國也趕忙轉變對台政策,提供軍事經濟援助,希望穩定台灣,同時以第七艦隊巡弋台海,確保台海中立化。
不過,韓戰過後,美國就改變台海中立的政策,加上與台灣簽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讓美國勢力正式介入台海。可是美國對台灣從未有支持國府反攻大陸的想法,美國只想利用台灣的兵力,達到美國的戰略利益,同時確保台灣這個戰略地理位置優越的地方,不能讓與美國不友善的政權所控制,國府撤退台灣後,美國雖然後來提供龐大援助,但這些都是在協助美國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從未考慮國府想要回去大陸,追求國家統一的想法。
1952年3月22日的檔案當中,有一份代理國防部長轉給國安會執行祕書的檔案,其中是美國參謀聯席會提出對於台灣問題的軍事觀點,參謀聯席會認為,防止台灣淪入共產圈,是美國最重要的安全利益之一,這對於美國在遠東長遠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在可見的未來與遠東情勢趨於穩定與和平之前,美國應有下列作法。
一,採取必要行動,防止台灣淪為蘇聯控制或受到蘇聯影響的中國政權所有。
二、基於我們自身的利益,在必要情況下,可以單方面採取行動,確保台灣可持續使用為美國軍事行動的基地。
三、持續第七艦隊目前被賦予防衛台灣的任務,直到遠東環境改變,使國府能承擔防衛台灣的任務。
四、支持在台灣友善的中國政權,這個政權會是美國堅定的盟友。
五、發展維持台灣的中國政權的軍事潛能。
美軍的論點,可以看到台灣必須與美國友善,台灣不能為共產黨所有,尤其是可以片面行動,要確保台灣為美國所用,美國在其自身利益下考量台灣問題,並不令人意外。證諸後來幾十年後的歷史發展,華府最後選擇與北京發展關係,將台灣轉為非官方關係,與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其實脈絡都是一致的。而台灣只能忍受被美國的利用,換得一息尚存的空間。
艾立森在4月9日的會議中,就預示了美國可能介入中南半島的反殖民戰爭,他說,我們如果介入東南亞的戰爭,也許會希望在東南亞戰役的某個階段當中,能夠奪取海南島。若是如此,也許我們會希望使用國府在台灣的武力,達到這個目的,或者一旦中共發動侵略下,我們必須依據研判情勢的狀況,我們希望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台灣的力。
杜勒斯表示,台灣無疑地,是個正在弱化的資產,雖然第七艦隊保護台灣,但台灣情勢可能惡化,台灣可能發生革命,台灣情勢並不平順,美國沒有足夠的控制,經過一段時間後,情況分析一定會惡化,軍方不可能永遠不動,他們想要回家,如果他們不能打回家,他們就可能個別的回去,基於這些原因,檢視台灣問題是有必要的,要提出可以確保台灣為美國可運用的資產的政策。
尼采說,我們應該發展長程計畫,用來發展台灣為資產,我們不想失去台灣,我們應該建立一個良好健康的內部環境,台灣才不會在我們面前崩潰。
這些美國官員所在乎的不是蔣中正能否帶領大家打回大陸,國府能否擊退共軍,成功地在大陸重新控制政局,他們在意的是台灣能否符合美國的利益。波倫在會議中表示,目前對台政策,是要避免台灣由蘇聯所影響或者控制的政府所擁有,目前沒有人想要改變這個政策。其次,持續第七艦隊的任務。第三,提供台灣經濟與軍事援助。第四,鼓勵國府推動政治變遷,可因此提高他們在台灣的地位與影響。最後是在韓戰停火有所結論後,可能會舉行許多政治談判,台灣問題應該不列入討論。
波倫代比國務院出席會議,他的說法,代表美國的政策立場,其中最重要的是,台灣不能被共黨控制,讓國府能夠在台灣生存,但絕口不提國府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美國絲毫不想介入中國的內戰紛爭。在美方內部,軍文兩種系統對台灣的看法,也不近相同,海軍作戰部長費赫特勒(Fechteler)在會中說明海軍的任務,他說,第七艦隊的任務,是阻止兩方任一方的行動。我們當然要阻止大陸朝東前進,但是有一個問題是,如果在情況許可下,使得台灣往西前進符合美國的期待時,我們是否仍要阻止台灣往西前進。他認為,美國不應阻止台灣往西前進的可能。
這位海軍部長是少數支持國府打回大陸的人,但還是有個前提,就是國府反攻大陸,必須符合美國的利益與期待,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若放在顧慮與蘇聯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美國就不會願意見到蔣中正發兵收復大陸了。
尼采表示,國務院確信在情況許可下,由台灣前往大陸的行動應該展開。但這好像美國全面改變政策,會被國際上認為美國全力承諾使用美國的力量與優勢,幫助國府回到大陸。美國現在沒有準備採取這樣的軍事行動,這種政策制定會造成全球在政治上的反彈。
對於尼采的保留態度,費赫特勒也提出質疑,我們真的要繼續這種阻止國府反攻大陸的行動嗎?尼采說,如果從美國自我的利益觀點看,國府回到大陸的行動,是在一個對我們有助益的時機到達之前,我們應該阻止國府反攻大陸。費赫勒特質疑,你要怎麼阻止國府,用外交行動,使用武力,或者有其他的手段。參謀聯席會主席布萊德雷說,我們可能要面對這個問題,假如蔣中正採取這些行動時,我們可能還是要支援蔣中正。我們希望確認如果狀況許可,台灣仍然能夠成為美軍行動的基地,台灣擁有更大能力的時機總會到來,屆時第七艦隊任務可能就需要調整。
美軍因為在朝鮮半島的戰場上與共軍對峙,自然對於國府與中共的軍事行動,多少保持比較同情的態度,少些政治盤算,但是美國政府主導政策的是國務院,不是國防部,也不是參謀聯席會,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的態度,大大超越了軍方的態度。國府1949年12月遷台,隔年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到了1952年,雖然多了美國援助,仍然處在喘息修養的階段,部隊作戰能力與裝備都還沒有完全更新提升,但求自保,還不足以主動對大陸攻擊,國府的生存只能仰賴美國援助,自然難以堅持自我的想法,美國反對台灣攻擊大陸,到了後來雙方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後,又更進一步加強了限制,進入1960年代後,美國是根本挑明不支持反攻大陸了。

空軍國共內戰曾經被美方嫌棄亂投彈殃及無辜|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空軍經過抗戰八年的損耗,是在美國的軍事援助下又慢慢重建起來,從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美國對中國政府的空軍投資高達2億5000萬美元。但是在國共內戰期間,在共軍並無空中武力的反制對抗下,國府空軍的表現並不出色,甚至被美方形容白天不敢出動,晚上才出動,也不敢飛太低,炸射不準確。
在當時的環境下,陸軍仍然是最強勢的部隊,空軍的問題,某些原因出在國府將領對於運用戰機的觀念錯誤,把戰機當成陸軍部隊指揮,也沒有維修保養戰機的正確觀念,調動戰機部隊到前方,為了省錢,就把後勤維修部隊留在後方,反而容易造成昂貴戰機裝備的損耗,最後讓蔣中正請宋美齡出面邀集中美將領,共同研商解決空軍的問題。不過,空軍在內戰後期的1949 年初期,就開始有組織地往台灣遷移,保存僅存的戰力。
1948年秋天,共軍在東北全境發動攻擊,共軍勇猛頑強地抵抗國府部隊沿北寧鐵路西進攻勢,成功阻止國府救援錦州的企圖,圍困攻占錦洲,所有東北國府軍隊撤出東北的主要路線因此中斷,只能做困獸之鬥。共軍雖無空中武力,可是地面砲火威脅不小,瀋陽領事館在10月15日給國務院的電報稱,根據未證實的消息,兩架P-51野馬式戰鬥機與一架B-25轟炸機幾天前在錦州一帶被擊落,一架國府空軍運輸機裝載60人,10天前在錦州附近被擊落的消息,已經被證實。
共軍準確的地面砲火,或許就是國府戰機不敢飛太低的原因之一,飛機不敢飛太低,當時連蔣中正都知道這種窘況。當時國府在東北節節敗退,情況危急,10月31日,瀋陽領事館給國務院的電報稱,瀋陽的鐵路、軍火庫都沒有遭到國府爆破破壞,所有人都想辦法逃出瀋陽,無法確認是否還有留下來的部隊,會執行爆破任務,根據最近的許多例子看來,國府軍隊放棄許多東北城市時,國府空軍就會在投降後飛回來隨意挑選目標轟炸,造成許多無辜民眾生命與財產的損失,因為炸射不準確,很少對軍事目標造成破壞。領事館建議國務院,請大使館與美軍顧問團,向國府提出要求,希望國府空軍不要對瀋陽進行報復轟炸。
11月1日,歷經三年國共雙方的戰鬥,國府在東北戰場以慘敗收場,瀋陽在錦州與長春接連失陷後,也在這天為共軍占領。美國駐華大使館當時決定將瀋陽領事館留下部分人員,而沒有像長春一般,所有人都是事先撤走。在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美國駐華大使館接受國務院的指示,大使館非常謹慎地為了中國空軍是否轟炸瀋陽,向中國政府當局提出詢問,假如國府空軍會轟炸瀋陽,大使館要立刻指出瀋陽當地美國人所在位置,希望所有在瀋陽被共軍攻占後的轟炸行動,國府空軍都能夠很小心謹慎地侷限在有軍事特殊意義的目標。
國府在國府部隊棄城投降後,派飛機轟炸總是應付應付,亂丟炸彈,美國人就怕殃及無辜,所以請國府不要對瀋陽濫炸,但是國府哪裡聽得進去,根據美國大使館1948年11月3日從南京發回國務院的電報,電報中說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告訴國防部長何應欽,如果中國空軍真的要攻擊諸如大型彈藥庫等瀋陽地區的軍事目標,應該在大白天飛來,飛機保持1000到 1500呎的高度轟炸,而不是晚上才敢過來,在2萬呎高度一片漆黑的夜空中投彈。大使館在電報中宣稱,我們得到中國外交部保證,中國空軍已經接到特別指示,避免誤擊外國領事機構。巴大維說,中國空軍已經毀損了ㄧ些美國所屬財產,投彈位置接近美國領事館,讓人感到很不自在。
空軍飛機老是炸不準,毀損了美國財產,這可是麻煩事情,但是國府還是照炸不誤,後來撤退到台灣之後,派飛機跑去上海轟炸,炸了上海的發電廠,結果台北的美國領事館人員馬上跑來外交部抗議,因為上海楊樹浦發電廠,是美國人投資興建,是美國商人的財產,國府毀損美國人的東西,美國政府當然要表達不滿。不過,這次轟炸上海是炸準了,沒有炸偏。
國府空軍的窘況在更早之前,就暴露出內部管理的問題缺失了。1947年4月2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給國務卿的電報當中,報告了他與蔣中正談論到國府軍隊後勤補給的問題,蔣中正請司徒雷登轉達,國府空軍的飛機太過老舊,飛行員不敢飛太低。這時國共雙方還沒有打得那麼激烈,美國援助的戰機卻已經被嫌棄老舊,但空軍的問題,蔣中正不一定搞得清楚,因為從電報內容看,關於國府空軍的後勤問題,蔣中正在談話當中顯示他不太知道空軍部隊實際的情況,
司徒雷登提到在昆明與成都一帶,仍存放有5萬6000噸的空軍裝備,一半以上都還可以使用或者經過修理後可使用。另外,空軍戰術部隊的調動,飛機維修部隊卻沒有跟著一起調動,這種情況必然會造成沒有意義的損耗。關於司徒雷登提到的兩點空軍問題,蔣中正都不知道這些情況。
對於空軍後勤問題嚴重,影響到空軍戰力,蔣中正指派宋美齡與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與司徒雷登、美軍顧問團空軍主管麥康納(McConnell)會商。中美雙方再次確認昆明與成都的空軍裝備數量,周至柔提出他早已將許多關鍵零組件從昆明與成都運出來,但目前大概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宋美齡非常關切這問題,詢問美方現在何處還可以取得這些零組件,麥康納表示,現在已經無法取得,因為在中國來說是很重要的零組件,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樣重要的,他無法為了自己的任務行動,獲得這些零組件
大使館的電報宣稱,國府對於調動空軍戰術部隊時,勤務支援部隊沒有一起調動,在缺乏維護與補給情況下,會造成戰術裝備的損耗浪費,空軍因為經費問題,不願意將勤務支援部隊隨著戰術部隊一起調動。宋美齡質問周至柔與麥康納,到底情況如何,周至柔沉默未答,麥康納說,最近有一個中型轟炸機部隊從漢口調動到北平,周至柔的參謀告訴美方,因為成本太高,空軍沒有錢,也無法獲得經費,所以勤務支援部隊不會隨著一起調動。周至柔解釋,這項調動還只在計畫階段,他還沒有申請經費。
麥康納表示,國府空軍部隊被分散成零散小股的部隊,散布在全中國各處,這樣會使得空軍戰機無法獲得適當得勤務支援,甚至是沒有任何維修勤務得支援。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陸軍指揮官要求一小部分空軍戰機部隊,能夠交由它們控制,配置在他們所希望配置的地方,周至柔只能被迫服從這些陸軍指揮官。
麥康納說,這種情形持續下去,再過15個月到18個月,空軍部隊就不會有任何的效能。許多陸軍指揮官要求配置戰機的機場,並不符合空軍作戰任務的需求,因此造成了過多的意外事故。由於蔣中正與軍方將空軍運輸機當成聯絡交通使用,或者運送地面部隊,使得空軍無法運用運輸機,將維修勤務供給那許多不同得戰機部隊,這些情況再不改善,國府空軍將不復存在。
麥康納說,今日的國府空軍象徵著美國對中國投資了2億5000萬美元,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提供必要的經費維護,這項投資很快就會變成浪費。宋美齡深感問題嚴重,她說,我們必須想想辦法,如果我們自己不保養這些裝備,沒有人會再賣任何東西給我們。麥康納也建議宋美齡要讓蔣中正理解,中國空軍需要對自己的作戰任務與指揮,有完全自主,允許把空軍戰術部隊集中在幾個基地當中,讓空軍飛機能夠有適當得勤務支援,避免打散成小單位分散出去,造成勤務支援得不便。
空軍來台後。整個組織的指揮管制,與在大陸時期的確有了不同,畢竟當時空軍總司令部完整地遷移台灣,各地的陸軍部隊逐一被共軍消滅後,到了1949年末,國防部與陸軍總司令部,在混亂的戰局當中,一個解散,一個不知所蹤,後人連查考史料都不知道如何確定陸軍總部最後的下場。來台後,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主導台海軍事防務,等到蔣中正復行視事後,才重建國防部,恢復陸軍總部編制。來台後的空軍,脫胎換骨,逐漸成為台海防禦的第一線兵力。

二二八事件當下蔣中正忙著攻打延安抓捕毛澤東|高靖

文/高靖

發生在1947年2月 28日的二二八事件,幾十年來,在台灣不斷被有心人士渲染,甚至將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描繪成是屠殺台人的劊子手。其實2月28日前後,蔣中正除了要應付中國大陸內外的緊迫政經情勢,他真正花心思的,是想盡辦法調集兵力,在陝北發動攻勢,指揮胡宗南攻打共軍的老巢延安。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到國軍在基隆上岸的這段期間,蔣中正都把目光放在對延安的軍事行動方面,國府在3月13日以轟炸開始,隔日全面進攻延安,19日攻入延安,但延安早已撤離,只剩一座空城。
當時蔣中正最大心頭之患,就是他最大的對手毛澤東,毛澤東在延安發展多年,抗日戰爭期間,蔣中正把胡宗南的部隊,重兵布署在延安外圍,用以阻止共黨勢力往外擴散,胡宗南所屬部隊在1944年以前,幾乎沒有與日軍交手,也沒有打過大仗,與日軍交鋒後失利,讓蔣中正非常失望,但胡宗南仍是蔣中正最信任的黃埔系統的將領,
台灣發生的社會動亂,蔣中正其實是抱持懷柔策略,他對台人並無偏見,在1941年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後,重慶國民政府主張廢棄所有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其中最重要的是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蔣中正所爭,不只是在大陸的抗日戰爭勝利,還要光復過去遭日本掠奪的台灣、澎湖。抗日勝利後,重慶當局派員到大陸各地接收,過程當中有人謀不臧情況。陳儀來台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是受蔣中正信任使然,但台灣接收亦非水到渠成,從美國國務院、中情局當時的觀察看來,陳儀在台施政,的確引發了許多爭議,加上受日本教育影響的台人,與來自大陸的文武官員,雙方有時對許多問題難免有所歧見,終於造成後來的二二八事件的悲劇。
台人掀亂,政府派兵平亂,造成無辜傷亡,任何人都不願見到這樣的結果,然而幾十年過去,真相可以大白,卻不肯面對真相,反而是聚焦在蔣中正一人身上,似乎不將蔣中正鞭屍,無從還人民公道,但一場動亂又豈止是誰無辜,誰不無辜這麼簡單的二分法。
如果從當時的背景看來,蔣中正對於很快就要全面開打的國共內戰,已經是焦頭爛額了,又哪裡能夠顧及偏遠海島台灣的社會動亂,蔣中正身為國府主席,若有過錯,那是沒有集中精神處置台灣問題,但大家可能要想想,當時東北已有林彪率領的東北野戰軍與國府對峙,關內各地都有共軍蹤影,即使海南島都有共軍游擊隊,蔣中正真是無暇顧及台灣問題,只能信任陳儀,蔣中正又有什麼理由命令部隊屠殺台人。
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美英俄三國外長準備到莫斯科舉行三國外長會議,討論國共內戰問題,由於蘇軍在二戰末期出兵占領東北後,拒絕撤兵,也不讓國府軍隊進入東北,卻讓共軍開入東北,使共軍一度坐大。這場三國外長會議的背景下,蔣中正才從原先不打延安的想法,有了徹底的轉變。
從胡宗南日記可以看到,1946年11月22日,蔣中正在官邸與胡宗南會面,一起吃早餐,蔣中正對胡宗南表達不贊成現時攻延安,胡宗南還特別在日記寫下,不攻延安,已決策。到了1947年,卻有了轉變,1947年2月 26日日記記載,「委座電諭,來南京一行,明日即來。答,擬於二十八日來京。奉諭,可。」蔣中正把胡宗南找去南京,就是為了調動部隊攻打延安,因為這時國府已經 知道三國外長會議即將在莫斯科舉行,國府認為如果能夠打下延安,可以讓國府在國際視聽方面,掌握優勢。
胡宗南2月 28日日記有當天的行程內容,上午10時飛往南京,下午2時抵達明故宮機場。下午4時,與湯恩伯一起與蔣中正會面,蔣中正對湯恩伯下達作戰指示後,湯恩伯先離去。隨後,蔣中正問胡宗南,對陝北發動攻擊有無把握,胡宗南答,有把握。胡宗南分析中共在陝北有正規軍6萬,民兵7萬,可能援來兵力有王震、陳賡等3萬5000,總計16萬,我第一線可集中兵力約8萬4000人,後方控制部隊約11萬,可以作戰,極有把握。
蔣中正問胡宗南,作戰方案帶來否,胡宗南答,未帶。蔣中正請胡宗南與國防部及參謀總長陳誠研究攻擊延安的作戰計畫。當天晚上8時,蔣中正宴請胡宗南,蔣經國夫婦陪,用餐後,蔣中正再次問起對陝北攻擊有無把握,胡宗南仍答,有把握,希望空軍主力用於西安方面,盼王叔銘前往指揮,蔣中正同意,蔣中正問胡宗南,中共長處,胡宗南答,下層組織健全,黨的力量可以控制到各細胞,如某連有30名基本黨員,即控制160名士兵。
2月28日這天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南京的蔣中正所思所繫,卻是要在三國外長會議期間,想辦法把共軍趕出延安。隔日3月1日,胡宗南又被蔣中正叫去官邸,在官邸研究作戰方案,陳誠、湯恩伯、林蔚、王叔銘,劉斐。早上10時去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辦公室,研究攻擊延安方案。胡宗南記錄了劉斐的談話,劉斐說,在政治上要拆延安的台,三國外長會議,可能干涉中國內政問題,如能一舉打垮,蘇聯亦愛莫能助。對內,目前政治指導方針,實行憲政,解放政權,共黨破壞統一,和平破裂,只有打的一途。如將延安打垮,國內政黨即無所依附,在內政、外交上,必須打下延安。在政略檢討結果,須要打延安,在戰略上檢討,更需要打延安。
3月1日晚上9時,蔣中正又把胡宗南與劉斐都叫去官邸開會,研究延安攻略方案,蔣中正同意作戰方案。3月2日,蔣中正仍然召見胡宗南,與王叔銘一同研究對陝北空軍使用兵力。3月3日,蔣中正找胡宗南研究對陝北用兵,決定在3月8日、9日開始轟炸。
胡宗南在3月10日與所屬部隊開會,當天他寫下,一致通過攻略延安作戰方案。13日轟炸延安。14日開始攻擊,五天後,19日攻克延安。不過,胡宗南進入延安後,只是一座空城,毛澤東等重要共黨領袖都已撤出延安。後人也有評論認為,13日空軍開始轟炸延安,等於預告國府將發動攻勢,軍事上的奇襲意義盡失。但從胡宗南日記也可以看到,劉斐,多次參加蔣中正主持的作戰會議,根據胡宗南的參謀長盛文接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歷史訪問,盛文認為,攻擊延安的事情,事前可能有走漏風聲,所以毛澤東方面知道了,是國防部洩漏的。劉斐是國防部裡重要的共諜,也是蔣中正最親信的一個人。
盛文為胡宗南擬定的計畫,就是五天拿下延安,為了保密起見,盛文親自把作戰計畫帶到南京給蔣中正看,蔣中正不相信可以五天攻占延安,又要盛文再研究研究,但盛文拿回去後,重新拿出來的計畫,還是五天。盛文回憶,部隊在3月19日上午8時4分進入延安城,他乘小飛機抵達,一到延安,馬上到毛澤東辦公的延園窯洞,桌上的毛筆還沒有套上,農曆2月,天很冷,但毛筆尚未結凍,陝北這種天氣下,毛筆拿出來二十分鐘就會結冰的。墨盒子也還沒有蓋上,桌上一邊擺加力克的菸,一邊是資治通鑑,一邊是稿紙,看案頭擺設,毛澤東應該是在共軍進城的一個小時前才走的。
就在國府緊鑼密鼓準備攻打延安之際,二二八事件也在台北逐漸擴大,3月8日第一批憲兵2000人登陸,3月9日國軍部隊登陸,3月10日蔣中正首次公開談論到台灣的動亂,表達了對陳儀的支持。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南京美國大使館在3月13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台北可靠的消息,台北展開展開有系統的鎮壓,包括逮捕與處決,大使館已經採取間接的步驟,讓蔣中正注意到相關鎮壓的訊息。
台灣的對立局面正逐漸惡化,此時也正是胡宗南部隊發起攻擊行動的當下,在這場重要的作戰行動下,蔣中正可能無意之間,輕忽了軍隊在台灣為了維護秩序,可能未注意台人原本就高漲的不滿情緒,讓衝突擴大,國軍部隊造成平民傷亡,蔣中正是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自然不能免責,但若是將所有台灣動亂的責任,僅僅歸責於蔣中正一人,未免太過簡化歷史,也未能看清當時的大歷史脈絡。

蔣經國曾運用日本極右派青嵐會打擊田中角榮|高靖

文/高靖

日本與北京在1972年建交後,與台灣仍保持民航往來,但在1974年因為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中華民國基於維護國格,被迫與日本斷航,這個舉措不單單是表面上的斷航措施,其實是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要利用這個重大的民航議題,除了斷航的重大宣示之外,也要讓這個議題在日本政壇產生作用,蔣經國不惜與日本自民黨極右派團體合作,讓自民黨內部對當時的田中角榮內閣施加壓力,果不其然,斷航半年多過後,田中角榮雖不是因為蔣經國操作斷航議題下台,卻因為更大的黑金政治爭議洛克希德行賄事件下台。
日本受到美國尼克森總統與北京發展關係的影響,首相田中角榮的操盤下,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雙方設立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交流協會,為日後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善後處理,建立了一個新的參考模式。與日本斷交後,台灣與日本的民航措施仍然繼續進行,但是直到兩年後北京與日本簽訂民航協定時,北京的外交壓力下,迫使台北國府當局為了維護國格,採取斷航的強硬措施。與後來美國斷交情況類似,日本內部有許多對國府相當友善的人士,包括岸信介、佐藤榮作等都是國府長期以來的好友,蔣中正總統生前也很受日本政界尊敬,1975年病逝後,日本派出規格相當高的代表團前來弔唁。
1974年4月20日台北當局正式宣布中日斷航之前,因為台北對日方有關民航措施,政治上所採取立場非常清楚,台北表明在日本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後,台北會採取斷航措施,中情局確定台北當局的措施後,早在4月19日的內部情報分析資料當中,有一整頁內容都是分析台北的斷航決定。
根據這份中情局的情報研析資料,台北上周已經對日本與大陸簽署的民航協定,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下令中華民國空軍戒備,同時封閉台灣空域。台北的外交部曾公開宣示,台北與東京的民航協定應該維持現狀,如果日本為了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單方面改變現有台北與東京的民航協定,台北將禁止日本飛機進入台北飛航情報局與防空識別區。
中情局分析,行政院長蔣經國打算藉著民航議題,與日本自民黨內部的右翼團體青嵐會合作,他便能藉青嵐會打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外相大平正芳,蔣經國不滿田中與大平太過親北京的立場,希望日本能有立場更保守的內閣。但是中情局認為,蔣經國太過高估青嵐會的力量與他對東京事務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蔣經國的操作,也讓台灣的反日情緒高漲。國府空軍也已經接到命令,準備攔截任何入侵的日本飛機,但是高層明瞭台灣引發的航空事故的潛在問題,攔截的命令只能來自最府最高層。
中情局根據台北政壇的訊息分析,蔣經國的強硬態度讓他身旁的許多顧問都產生疑慮,但蔣經國沒有完全關閉對日協商大門,蔣經國有兩個條件,可以談判雙方復航,這兩個條件是允許台灣航空公司的人員在日本,維持必要的地勤與商業服務人員。日方如何處理台灣航空公司的名稱。這兩項條件都有待與日本談判。中情局分析,在目前混亂的情況下,台北當局可能忽視了與日本維繫良好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必要性,斷航將使雙方關係惡化,也會使未來談判航空協定更加困難。
中情局認為,儘管台北採取強硬措施,田中角榮不會改變與北京簽民航協定的決定,4月20日日本與北京簽署民航協定,同時會很快地送交日本國會通過。台北的新戰術是要讓田中角榮不容易在自民黨與內閣當中獲得支持與中國大陸簽的民航協定。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已經表明反對使用這個議題,公開挑戰田中角榮的領導,青嵐會想要運用這個議題逼迫大平正芳下台,國府的不友善態度,將會促成自民黨內部極端右派團體與支持台灣的成員,對田中角榮與大平正芳展開尖銳的攻擊,如果右翼攻擊大平無能保持維護與台灣的飛航,大平可能被迫接受這個責難,辭職下台。
蔣經國運用的自民黨內的政團青嵐會,是自民黨內部政治立場極右派的政治團體,成員包括後來當選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從石原慎太郎將神風特攻隊的悲劇美化,不難判斷石原的保守政治立場。青嵐會的成立完全是針對田中角榮與北京建交而來,因為極右派立場,反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其幕後支持者有岸信介等,岸信介早年關心國府在台的政治生存問題,曾經向張群回台灣向蔣中正建議採取一中一台的策略,主張台灣獨立可以保台,但是蔣中正沒有採納這個意見。青嵐會成員的反共立場,到了後來都演變成反中立場,因而多有認同一中一台的立場,曾任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就是早期青嵐會的年輕成員,森喜朗對台友善。
日本斷航時的參謀總長是賴名湯,賴名湯生前的日記留下了與日本斷航的記錄,根據賴名湯日記,早在1974年4月14日,國府外交部已經完成斷航的準備。15日,蔣經國在中常會報告斷航的決定。20日,日本與大陸簽民航協定,聲明東京與台灣的航線,只是地區的航線,華航的國旗不代表國家,我們忍無可忍,由外交部宣布斷航,對彼我雙方都有損失,但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賴名湯日記也寫下了斷航後我方禁止日機進入台北飛航情報區的決心,4月21日,下午4時起,與日本正式斷航,如果萬一日本飛機真的進入我們的飛航情報區與防空識別區,我們一定要派機攔截,否則無法向國人交代。上午民航局長毛瀛初商討,如果日機來,第一次,我們一定要攔截。22日,日機尚未飛過我防空識別區,看起來,他們大致不會來闖關。
不過,斷航才不過幾天光景,台北當局發現情況並不如原先設想,賴名湯日記在4月24日寫下,日本損失不大,相差只有40多分鐘飛行時間,但對我飛美國,相差幾千里,中華每次要損失2萬美元,但為了國家尊嚴,一切都不顧了。
沈呂巡曾在2009年11月擔任外交部政務次長時,與台北媒體談論到與日本復航的問題,當時沈呂巡說,斷航之後,除了日本班機無法來台外,日本飛往東南亞的飛機亦須繞道,對於油料的開銷明顯增加。日方才認知到斷航的嚴重性,希望藉由道歉來換取復航,並改由宮澤喜一擔任外相,於國會質詢中重申,任何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都會認為華航飛機上的旗幟是中華民國的國旗。因為日方對我國國旗釋出的尊重與肯定,才使我國同意復航。
對照賴名湯的日記內容看來,沈呂巡對日本復航的話,只說了一半,掩蓋了台灣也蒙受的重大損失,日本雖然要多花40分鐘航程,但是台灣的飛機要前往美國,中華航空每次要多花2萬美元,這個損失可能要大過於日本不能經過台灣飛航情報區,並不一定是沈呂巡所說的那般,日本損失大,所以向台灣採取低姿態。日本復航的另一原因還是田中角榮在1974年底下台了,換了三木武夫上台,日本政壇情勢略有變化,加上蔣經國也有政治現實的考慮,雙方才在1975年3月開始密商復航。
就算蔣經國沒有運用自民黨內政團給田中內閣壓力,日本政壇的情勢多變,也不是蔣經國能夠控制,蔣經國雖然沒有能夠擋下日本與北京簽民航協定,但是他利用自民黨內右派團體,的確讓自民黨內部發生了變化,田中內閣吃了大苦頭,當時自民黨內部派系鬥爭嚴重,日本與台灣斷航的議題,的確給了反田中派系操作的空間,田中內閣的民意調查支持度也不斷下滑,1974年末最後因為美國軍火商的洛克希德行賄案下台,這可能是台北方面始料未及。
1974年12月田中角榮下台,三木武夫成為日本新任首相。中情局分析台日斷航的政治效應,只提到大平正芳可能因為右派團體的批評,被迫辭職下台,卻沒有掌握到半年後整個田中內閣都沒了。
台日斷航將近一年時,根據賴名湯日記1975年3月引述秦孝儀的說法,台日復航有望,顯示雙方早已開始秘密談判復航問題。蔣中正總統在1975年4月5日病逝,副總統嚴家淦繼位,但是台北政壇非常明顯的是,蔣中正已經生病幾年,實際負責管理國家的是行政院長蔣經國,而不是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蔣經國是真正的實際權力擁有者,他在蔣中正死後不久,就成為國民黨第一位黨主席,但是對於國府的領導,蔣經國也不是大家想像那樣無所不能,蔣經國前一年對日本斷航的嚴厲措施,台灣受到影響也不小,當時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對蔣中正的辭世,表達了高度善意,還派出了包括兩位前首相岸信介、佐藤榮作等成員,很有份量的代表團參加蔣中正的喪禮,對台北表現出高度的善意。
那時美國本來指派農業部長來台弔唁,規格比日本差了許多,可見得日方對國府還是比較重感情。美方在台北當局力爭之下,又改派副總統來台弔唁。
蔣經國基於現實的考慮,1975年8月恢復台灣與日本民航交通,當時基於政治考慮,日本另外成立日亞航,專門飛日本台灣航線,華航在各國航空公司轉往成田機場後,只能降落羽田機場,日後因為日航公司轉為民營,無官方色彩,日亞航的白手套性質也就不需要了,回歸日航的正常飛行。
蔣經國當時用斷航表達抗議,雖是表達國家立場,但一如中情局分析,反而影響到雙方後續民航協定的商議,曾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曾在1974年4月15日日記記錄,日人欲遷就中共政權之故,遂因若干事項彼此發生爭議,似將造成長期的或短暫的僵局,實際上殆非重要爭執。王世杰曾是蔣中正倚重的外交幕僚,他對斷航的不同看法在當時國府內部並非唯一,蔣經國如何處理日本問題,也影響到他在國府內部的權力繼承與領導。蔣經國在蔣中正生前健康情況不佳下,已經掌握國家主要權力,斷航一事,全出自蔣經國決定,蔣中正死後,蔣經國一人獨攬大權,不迅速解決日本通航問題,其領導能力難免受人質疑,才會趕在三木內閣組成後,加快與日方談判速度,台日斷航也在持續一年多後的1975年8月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