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旗哀慟的李大維與借殼上市的蔡英文|王丰

文/王丰(歷史作家)
一個是老藍男,一個是深綠女。時代的荒謬弔詭,把這兩個人滑稽突梯的組合在一起,遠觀近瞻,哭笑不得!

同樣的青天白日旗,不同的國族認同。李大維可能是哀慟他的工作不力,宦途生波。我則哀慟同樣一面青天白日旗,卻為不同的國族認同服務。蔣介石的青天白日旗,蔡英文的青天白日旗,旗子外觀相同,卻是大異其趣的!一如孔老夫子所言: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我哀慟青天白日旗,是哀慟它必須為台獨而服務,不能為我泱泱華夏民族之大一統而服務。我的哀慟與李大維的哀慟,真有天壤之別呢!
就我這個搞歷史的老學究而言,李大維的這個迎旗哀慟的舉措,令我覺得有些難言的滑稽與陰鬱。就有點像是吃如今市面上的牛肉麵,總覺得與我小時吃的外省
老兵開店煮的牛肉麵明顯有「走味變調」的況味了。

何以致此,因為雖然同是一面青天白日旗,卻有不同的國族認同。

這場面也讓我聯想到1949年4月24號共軍攻進南京之後,軍隊攻佔總統府的畫面。遠在奉化溪口的蔣介石,在那天的日記上寫著 「戴戎光叛變﹐南京撤守」。
蔣先生在南京失守之後的那禮拜日記裡的「一周反省錄」上寫道:「據報自李宗仁、何應欽由杭返京後,當夜即下令長江南岸京(蕪)滬線各軍總撤退,甚至連南京亦完全撤空,並不留憲警維持秩序,此為意想不及之事,未知何以對人民,尤其使我國家與政府在國際地位上蒙受不利,可痛之至。」

今天的台灣,表面上還掛著青天白日旗,但骨子裡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了,今天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照我過去一貫的點評,根本是與兩位蔣先生的那個「中華民國」大異其趣而屍居餘氣了。挑明了說,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中華民國」。蔣記「中華民國」,至少是堅持一個中國,自認是中國真正「法統」的那個
「中華民國」。

今天眼下的這個「中華民國」,不過是披了件虛矯的外衣,用以遮掩「維持現狀」、「隱性台獨」的真面目。

所以,李大維這些人所迎回的這面青天白日旗,豈能與 1949年4月24號攻進南京城的共軍降下的那面青天白日旗「同日而語」。南京那面旗子是夕陽無限好,惟耳近黃昏的落日政權的旗子,而台北如今從巴拿馬迎回的旗子,不過是隱性台獨「借殼上市」的旗子,隱性台獨在不敢真正法理台獨之前,一面過渡性的旗子罷了。

南京、巴拿馬,兩面旗子,相隔近七十年。但我仍在思索著這當中的況味, 迎旗哀慟的李大維,如果李大維的父祖輩有人健在,看到李氏子孫如此這般迎旗,不知會有多辛酸!同樣一面青天白日旗,卻為著不同國族認同的人服務。寧不哀哉!

中國特色的依法治國與賢能政治|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所謂「法治國」,就是人民的自由與權利須由法律保障;人民的義務須由法律規定;國家機關若非根據法律,不得限制人民的權利或隨意課以人民義務。台灣並未完全落實法治國的基本要求,但是法治國的理念卻已經深植台灣人民的心中。大陸近年來反覆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可是從台灣人的眼中看去,大陸所謂的「依法治國」,似乎與台灣所熟悉的「法治國」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涵。不少人因而斷言,大陸的依法治國只是一種政治宣傳,實際上仍然是以人治為主。
依據中國共產黨十八大會議文件,中國特色法治主義道路的核心觀念,基本架構就是「三統一」,亦即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這三者要如何實現統一?具有大陸官方背景的權威學者解釋如下:「共產黨運用憲法所賦予的權力,通過權力機關來實現對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領導本身,就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三者統一;……共產黨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還在法律之上。」上述解釋有些部分堪稱精妙,有些部分則突破了中文語法的極限,我們仍然不能明白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實際上,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就像是兩個木造房子,黨的領導則是這兩個木造房子的屋頂,關鍵是黨的領導太過強大,屋頂是鋼筋水泥造的,底下的木造房子承受不了,所以發生了扭曲。中國共產黨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決定通過加強依法治國的作用來撥錯反正;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將改走西方的法治國道路。

中國仍然是一個保有人治色彩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帶黨見的去理解「三統一」,則其內涵更接近於:「中國共產黨是通過為人民服務而讓人民有當家作主的感受;由於認識到沒有節制的人治可能帶來的獨裁風險,以及科學的發展觀對建設國家的重要性;所以一個能在法律之上的政黨,願意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下,認真的學習與實踐所謂的依法治國。」共產黨有一套嚴密的自我糾察機制,這是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政的原因之一;但是黨何時應當置於法律之上?何時又應當置於法律之下?這個標準由誰制訂(決定)?又如何執行?我們依然感覺迷惑。

然而話說回來,政黨的執政目的是為了要給老百姓帶來幸福的生活,制度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如果事實證明,具備高明節制機制的人治更能夠給老百姓帶來幸福,那麼人治就決不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關鍵在於要如何約束「人治」,使其不變成「獨裁」或是出現「懶政」。台灣雖然號稱法治,但是執政當局依然能夠利用法治的外衣,以轉型正義之名,遂行政治復仇之實。相較於具備高明節制機制的人治,別有用心的法治,在很多時候反而更容易隱藏見不得人的企圖,或是閃避執政失敗所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

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各級黨小組或黨支部內推行「保先教育」,以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實施「兩學一做」,學習黨章黨規、學習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召開「民主生活會」,進行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以確保共產黨能夠與時俱進,不斷提升執政水平。共產黨一向善於集中力量辦大事情,以相對較小的成本換得巨大的建設成果,從而造福所有的老百姓,大陸的高鐵建設,就是其中一例,這就是「賢能政治」的獨特優勢;經歷過經國先生領導的台灣同胞,對此應不陌生。
然而,我們在肯定中國共產黨所付出的努力之餘,也必須指出,聖人的德行值得學習,但是不應當以之作為考核幹部的標準,共產黨員皆為堯舜的期盼並不現實。泛道德主義政治的流弊甚多,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太多慘痛的教訓。當今不少身陷桎梏或是奉行精緻利己主義的政府官員,或多或少都有人格扭曲的現象。對幹部的有效考察與監督,乃是避免出現獨裁或懶政的重要機制;在這一方面,西方國家有許多先進的經驗可以幫上大忙。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過短短三十年,中國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完全可以具備實事求是的底氣與信心,對中國式制度的升級,抱持著更謙虛與更開放的態度;我們也堅信,這必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路徑與保證。深受民粹政治所害的台灣,對大陸的「賢能政治」體制,應當抱持著開放的態度,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同時更應當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

節略版題為《客觀評價大陸「賢能政治」》,已登載在2017年5月25日的「旺報」社評。

八田與一的銅像與扭曲的台日關係|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日據時期,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參與了多項台灣的水利建設,台灣的稻米產量因而大增。近年來,台日官方、民間社團,以及八田與一的後人,每年都為八田與一舉辦盛大的追思會。2017年4月間,位於台南市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銅像遭人故意破壞,綠營人士對此非常憤慨;台南市長賴清德除了指示台南市文化局與台南警方成立專案小組偵辦外,並且立即安排修復銅像,該銅像已於五月初修復完畢。根據台灣的法律規定,破壞設置於公園的銅像,若不考慮其民事法律責任,僅構成《台灣刑法》第354條毀損器物罪(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八田與一曾經在台灣負責設計與監修水利工程不假,惟其對台灣的貢獻,是否確如綠營人士所言,則值得進一步瞭解。戚嘉林引用數據指出,1920年台灣的稻米年產量為69.2萬噸,1938年稻米的年產量增至140.2萬噸;不過蹊蹺的是,當時的台灣人口增加了53%,平均的稻米消費量卻減少了23%,而甘薯的消費量,卻多了38.1%。換言之,台灣興修水利工程後所增產的稻米,並不是給台灣人食用的,絕大部分都運至了日本「內地」。1940年至1945年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灣甚至實施了米糧配給制。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就表示,當時的台灣農民「無產化的程度日益加甚」。

八田與一所監修的嘉南大圳完工後,水權自然由日本官僚控制,日本政府一方面限定唯有順民才有用水的資格外,同時還強迫嘉南大圳灌溉所及之處的農民必須「改稻為蔗」;如果農民拒絕改種甘蔗,那麼就切斷水源,讓農民們連稻米也種不成。甘蔗一旦成熟,只允許賣給台糖株式會社,蔗糖的價格乃由日本人控制的台糖株式會社單方決定。當時日本人在台灣所開設的排名前五位的制糖公司,其一年的總利潤就是修建嘉南大圳十年總工程費的1.4倍。這一段台灣同胞被日本人壓榨的血淚史,在吳濁流所撰寫的《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也有深刻的描述。

台灣在日據時代的中後期,佃農受地主盤剝極為嚴重,佃農必須將每年的栽種所獲全數上繳地主。當時的佃農的家庭,連喝上一碗白米粥都嫌奢侈。1945年日本戰敗後,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蔣介石擔任台灣領導人時期,中國國民黨作為台灣的執政黨,先後修建了阿公店水庫(1953年)、霧社水庫(1959年)、大埔水庫(1960年)、谷關水庫(1961年)、石門水庫(1964年)、明德水庫(1970年)、曾文水庫(1973年)、德基水庫(1974年)。蔣經國主政時期,在台灣所興建的水利工程量亦未遑多讓。

從1949年開始,台灣陸續制訂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法律,並且排除各式困難,堅決推行。第一個出台的是「三七五減租條例」,該法律規定,佃農對地主繳納的地租以全年收穫量的37.5%為上限;而且現有地租高於37.5%者,必須降至此一標準,如果原就低於此一標準者,亦不得提高。同時還實施了配套保障佃農耕作權的法律。例如:佃耕契約必須以書面為之、延長佃耕契約、限制佃耕農地之收回等。「三七五減租條例」實施後,全台灣一共有296,043農戶直接受益,佔當時所有農戶的44.5%,佃農的生活獲得了顯著的改善。緊接著,台灣當局開始推行「公地放領」政策,凡屬無主地或是鄰近私有地之公地,均開放農民貸款購買,還款期限長而且利息極低。1953年,台灣當局又公佈了「耕者有其田條例」與「台灣省實物土地債券發行條例」,台灣政府將地主出租之耕地徵收後,放領給佃農或是雇農承購。原地主除了獲得股票與債券作為補償外,仍能保有相當面積的農地。台灣由於土地改革的成功,徹底翻轉了台灣農民長期受地主壓榨的悲慘命運,並且極大程度的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毫無疑問的,是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真正解放了台灣的農民。

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代表著日本殖民政權的八田與一的銅像被破壞,綠營人士反應激烈,綠營政客更是頻頻在媒體上,痛斥破壞者行徑卑劣;然而,對於同樣是發生在台南市的推倒孫中山銅像事件(2014年),以及大規模的破壞蔣介石銅像現象,綠營政客與綠營人士,卻似乎有著喜聞樂見的反應。誠然,兩蔣執政時期,台灣乃威權體制,確實有部分老百姓遭到白色恐怖的影響,甚至是受難,但是這與日本殖民台灣所造成的傷害差距,完全不可以道里計。部分台灣老百姓的親日情結,糊塗到讓人不敢相信。

台灣當前對日本所存有的一種「普遍性」理解的友好心態,並不是從日本戰敗撤離台灣後就存在的。吳叡人精辟的指出,從上一世紀九零年代李登輝掌權後,基於李登輝個人的意識形態,以及台灣所處的地緣政治的現實考慮,台灣當局開始與日本右翼勢力中的反中派密切交往。李登輝屬於戰前世代的台灣人,這群台灣人中有一部分人深受皇民化教育影響,甚且在日本有長期學習的經歷;他們與同一世代的日本人擁有許多共同或重疊的文化記憶。這種文化記憶,一直是維繫與溝通台日兩地情感的一種載體。這種情感不僅存在於李登輝世代,也經由代際相傳,一定程度地延續到了後代的年輕人身上,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台灣年輕人在觀賞電影「海角七號」時,會深有感觸,但是沒有這樣文化記憶的人,卻難以產生共鳴。

李登輝和以丸山真男(東京大學教授,號稱戰後日本影響力最大的政治學家)為中心的所謂「岩波自由人」或「戰後民主派」知識集團,共享了知識與道德的實踐語言。而「戰後民主派」正是形塑日本戰後民間主流論壇的關鍵力量。台灣的官方與知識人,實際上一直存在著與日本主流社會的交往機會與選擇空間,根本不必取悅日本右翼分子所抱持的「殖民地肯定論」。然而,本來此一具有多元的認識可能性,卻被旅居日本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有意識的利用,並且逐步將之引導至台灣獨立派與日本右翼勢力意識形態結盟的單一方向。台灣的綠營政客,眼見有政治利益可圖,也積極的與之隔海唱和。

旅日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結盟的基礎有二:第一、共同的反中國意識,於此所謂的反中,已經完全超越了地緣政治上必要性,而是被操作成了反中國論。第二、殖民地肯定論。旅日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以極為機巧的方式,刻意的將戰前世代的一群台灣人對日本所遺留的親日感情(閩南語語境的「日本精神」),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詮釋成日本右翼民族主義所表述的「日本精神」,並由此導出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結論,從而建構出了台灣獨立運動與日本右翼結盟的意識形態基礎。吳叡人認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正是在旅日台灣民族主義者運用此一策略,直接與「教科書修改之會」的日本新右翼相互利用,以剪裁、簡化等方式,「重新創造」了殖民地時期的歷史意識形態的重要成果。此一策略性的歷史誤導,通過有計劃的通俗歷史著作的傳播,在台灣與日本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遺憾的是,即便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一部份台灣知識人中,清楚的認識到「殖民地肯定論」極其荒謬,卻對於日本據台期間的殖民議題始終保持緘默。而這些人,最終也都被收編進入了日本右翼民族主義所設定的論述架構中。本文推測,由於政治行動者,向來都不可能採取一種真正客觀與帶有批判性色彩的政治態度,因此,明知某些論述存有諸多瑕疵或謬誤,一旦成了政治行動者,也不得不全盤接受。唯有如此,才能集中各方力量,為自己所堅持的某種信念服務。然而,這種實踐理念的型態,就是在其實踐的過程中,失去了或許可能存在的某種正當性。余英時在2014年九月份,在台灣接受天下雜誌採訪時表示,民進黨想要去中國化,那不可能,因為你自己就是中國的一部份,你怎麼去?最基本的,你語言就去不掉。民主要容忍,現在民進黨有很多地方是學以前的國民黨,是把以前國民黨用的辦法再搞一遍,不過現在是我(民進黨),不是它(國民黨)。台灣的民主,出了問題,就在這裡。這些人只有歷史立場,但卻沒有歷史知識,以個人的局部經驗,或情感,取代了歷史原貌,成為了評價過去與現在的根據。

根據駒込武(京都大學教授)的研究可知,台灣在被日本殖民之後,明治政府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了「關於應實施於台灣之法令的法律案」;激辯之後,帝國議會通過了以三年為期限的時限性立法。這個被稱為「六三法」的法律,賦予了台灣總督可以制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律令」)之權力,這等於是賦予了台灣總督同時擁有了行政權與立法權,而且在立法過程中,還可以乾綱獨斷。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制訂了憲法,這樣的授權,顯然是違背了日本憲法的基本原則。日本議會中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但是日本政府的回答卻極其曖昧。當時有人主張,既然憲法欠缺對領土的明文規定,為了限制憲法的適用範圍,將台灣作為純粹的「殖民地」,因此有必要修改憲法。但是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憲法剛剛制訂,不宜立即修憲;而且從天皇大權所及的意義而言,形式上,台灣自然是日本憲法實施的範圍;但是有關權利、義務的規定,以及法律與命令的區別這種憲法的實質部分,實際上,在台灣並不實施。

「六三法」每三年延長期限屆滿時,就會在帝國議會上引起爭論。1904年,時任的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局長後滕新平,向日本「內地」提出了包含憲法修正案在內的台灣統治法案,企圖將台灣變成名符其實的「殖民地」。由於日俄戰爭爆發,兒玉源太郎異動,所以沒有將這個法案提上議程。第二年,桂太郎首相在日本帝國議會中,回答是否將台灣視為「內地」延長的質詢時,明言:「(台灣)當然是殖民地。我想不可能和內地一樣。」日本人一方面以不被歐美國家殖民為其國策,但是對於朝鮮與台灣,卻將其定位為殖民地。和「六三法」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三一法」於1906年出台,此乃以五年為期的時限立法。台灣、朝鮮,均不屬於(日本)「內地」;1920年代末期以後,日本在正式場合上皆使用「外地」一詞。誠如日本學者中村哲所指,這些用語是欲蓋彌彰;事實上,所謂的「外地」,就是帝國所統治的「殖民地」,就是colony。

帝國主義者,對於幾百年以來的殖民歷史,並沒有真正進行深刻的反省,這當然與種族主義作祟有關;即將揭曉的2017年法國大選,其中有一位極右翼候選人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就對法國的殖民歷史抱持著一定程度的肯定態度。日本人對自己的殖民歷史,可以說是從未進行真正的反省,其原因與西方社會不完全相同。根據尚會鵬的研究可知,日本社會可以稱之為是「緣人社會」,也就是說,日本人的人際關係宛如一個長鏈條,每個人都是這個鏈條上的一個環結,對上尊崇、服從,並得到庇護;對下保護、支配,並得到尊崇。日本社會所強調的這種縱向人際關係,使得日本人具有強烈的等級意識,對自己的位置十分敏感;先輩、後輩的序列,在日本社會裡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在《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指出,日本人信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信念,這是根據其社會經驗所培育的生活准則;日本人不僅易於按照「親子模式」處理人際關係,也傾向於依此處理國際關係。

在戰前,日本人認識到德國與法國的優越的法律制度,所以學習法律者,多到德國與法國留學。在日本國力增強後,日本提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認為日本理所當然的站到了東亞的頂峰位置,這也是日本以親子關係為架構的一種秩序表現;二戰之後,日本人承認美國處於等級制的最高位置,所以在學習現代化法律的路徑上,除了基於同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原因,必須繼續向德、法等國取經外,也對位居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的法律,投注了很大的心力來學習。這裡面除了有現實的需要,也源於日本人的國民性中,有一種對優秀的文化與事物發自內心的欽佩與欣賞,並進而願意向其學習的特性,至於這個優秀的文化與事物是否出自日本,並不是最關鍵的事情。

余英時曾經指出,德川時代是中國對日本影響的最高峰,不過日本人自覺為一民族-國家實體(national entity)也是在德川時代充分展開的。十八世紀時期,日本的儒家學者十分崇敬中國的「聖人之道」,但也開始將「聖人之道」與「中國」分開。荻生徂徠(おぎゅう そらい,日本儒家哲學家,乃江戶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便認為後世中國屢為夷狄所征服(包括滿族),已經失去了「聖人之道」,因此他認為明朝不配稱為「大明」,這個「大」字更宜加之於「日本」。甚且,有日本儒者以為,「中國」的「中」字也應該轉讓給日本。荻生徂徠的弟子中有人表示,君臣一綱在中國已經淪亡,其在日本的封建體制中倒是得到了保存;德川制度正是「三代之治」的體現。簡言之,在德川時期的儒者的眼中,「聖人之道」已從中國轉移到日本。這就是說,日本早已經居於東亞文化的領先地位。

日本人之所以這麼在意用在中國的「大」(明)與「中」(國)兩字,或許可以說明日本此前對於中國文化居於領先地位是肯定的,後來因為中國屢為夷狄所征服(包括滿族),而且文武官員與士子最終均向夷狄投降,所以失去了聖人之道,因此不再認為日本文化不如中國文化。實際上,從日本的國民性角度來觀察知道,日本人很難會去向一個他認為不如自己的國家道歉。莫看日本人今日對美國俯首稱臣;若是有朝一日,日本的實力超越美國,日本人將立即重新理解日美的歷史與關係。

因為政治觀點不被國民黨見容的王育德(東京大學文學博士),長期滯留日本,他在著作《台灣:苦悶的歷史》(《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中表示:「殖民地支配不管獲致多優秀的成果,原本在道德上就應該被無條件批判。基於我自身過去許多駭人聽聞的經驗,我個人也毫不猶豫地憎惡、譴責日本對台灣的統治。」

本文相信,沒有一個腦筋正常的人,會否認帝國主義帶有深刻的種族主義性格。日本的殖民官僚與歐洲的殖民官僚一樣,都是某種喪失了正當性的支配體制與意識形態的產物。遠渡重洋來台的八田與一,並不特別邪惡,也不特別英明,他只是日本派來的一個技術官僚,完成日本政府要求他在殖民地完成的工作而已。台灣有許多專業知識人,因為各種原因不願意對日本殖民台灣所造成的傷害表態,信仰現實主義的政客,則是踴躍地拋棄了知識與道德的考量,將一部份戰前世代台灣人的親日感情,導向了「殖民地肯定論」,既迎合了日本人的心理,也迎合了台灣島內政客的利益取向,同時還愚弄了許多不明究里的綠營支持者。實際上,「殖民肯定論」,創造了一種台日之間的新殖民關係。吳叡人所說的「過剩的歷史意識,過少的歷史知識」,完全可以作為當前台日之間扭曲關係的注腳。

本文的簡體節略版《八田與一銅像被毀與扭曲的台日關係》,已登載在《南風窗》雜誌2017年第11期。

國府曾考慮成立外籍兵團打內戰|高靖

文/高靖
國共內戰後期,國府軍隊兵敗如山倒,共軍所向披靡,國府為了挽回頹勢,行政院長閻錫山要招募10萬人外國人傭兵部隊,與共軍作戰,代總統李宗仁還找上美國人,拜託美國政府出錢,運用這些錢收買共軍部隊。國府面對政治與軍事的失敗,不僅沒有檢討內戰成因,不肯面對國府遭人詬病的貪污腐化,卻打算運用外國人進行內戰,還要用金錢收買對方,這些想法最後在美國不願提供援助下,都沒有辦法實現。李宗仁看內戰無以為繼,積極運作逃往美國,不聽閻錫山勸阻,假借醫療名義,從香港逃往美國。

閻錫山在抗戰勝利後,擔任山西太原綏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掌握山西軍政大權。國共內戰後期,共軍包圍太原,閻錫山丟下其他人,自己搭飛機逃出,共軍渡長江,攻入首都南京後,行政院遷廣州,閻錫山到廣州就任行政院長。

面對國府在內戰的頹勢,閻錫山突發奇想,籌組外國傭兵,招募外國人打自己人。1949年7月25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當中表示,閻錫山要成立外籍兵團與航空志願隊,協助國府打內戰。根據閻錫山的規畫,要成立一個10萬人兵力的外籍兵團,成員來自世界各國,許多人也都表達願意協助的態度。特別的是,曾經擔任過蔣中正總統個人保鑣的德國人史坦尼斯,也表達可以在德國提供協助。

1950年代,法國在越南奠邊府遭到越盟軍隊包圍時,當時被圍的法國外籍兵團,其中就有二戰時期的德國黨衛軍成員。納粹軍人從事傭兵任務,與共黨軍隊作戰,原來在國共內戰時,國府也曾經思考過。對於閻錫山的外籍兵團計畫,美國大使館稱,代總統李宗仁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都表示認可的態度。但是關於要如何招募,預算多少,部隊編裝與組織等等問題,都還沒有具體的方案,所需費用需要外國的財證支持。

閻錫山還提出成立國際航空志願隊的計畫,這個航空志願隊包含166架飛機,其中150架由美國戰後的剩餘物資取得,約價值200萬美元,其中包括轟炸機、戰鬥機、觀測機等,另外15架運輸機,希望由陳納德免費提供,當時陳納德經營民航空運隊CAT,轄下有運輸機。這支航空傭兵部隊約要招募1300位外國飛行員與機員,2000位中國人,付給傭兵的薪水、航空燃料、零件等開銷,每個月需要100萬美元,按照閻錫山的想法,這支部隊只聽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的指揮,不用聽國防部與空軍的指揮,真是很奇怪的設計。

國府急病亂投醫,代總統李宗仁的幕僚,突發奇想,跑去美國,找上國務院,要美方幫忙出錢,收買共軍部隊當中過去被俘或者譁變的國府軍隊。

根據國務院的歷史檔案,代總統李宗仁的顧問甘介侯,1949年7月跑去美國,透過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的安排下,拜訪國務院。甘介侯宣稱,當時全部共軍部隊當中有接近一半的共軍軍隊,不是投誠的國府軍隊,就是被俘的國府軍隊,現在沒有誘因讓他們回到國府軍隊陣營,因為國府沒有辦法提出適當的條件,如果能夠發銀元給國府軍隊,這些過去效忠國府的軍隊,看到這種情況,就會脫離共軍,重返國府陣營。

甘介侯向美方遊說,希望美方同意動用經濟援助的經費,收買共軍部隊,如果美方不同意這個方案,他希望能夠請求美國給予貸款,讓國府可以採購生產銀元,這筆貸款將在日後償還。

從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看來,美國國務卿艾契遜當面拒絕了甘介侯動用美國經濟援助款項的建議。艾契遜表示,他曾經與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討論過有關動用美國援助款項採購白銀的事情,那時已經明白的表明這樣使用經濟援助款是不可能的。

徐蚌會戰後,蔣中正總統引退,中樞無人,雖有代總統李宗仁,但國府內派系紛雜,文武官員不能齊心,短短幾個月行政院長從孫科、何應欽,閻錫山,政府首長更迭,美國軍援中斷,經濟失序,各地人心不安,導致軍事上,國府軍隊無力抵抗,節節敗退,共軍渡過長江後,南京、上海接連丟失,1949年10月23日,金門島戰雲密布,共軍集結大軍進攻金門,這時的李宗仁,卻透過幕僚向美方傳話,要美方出兵占領台灣,身為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將自己的國土拱手讓人,可見得當時國府決策已經毫無章法。

師樞安23日發給國務院電報稱,李宗仁希望台灣落在友善國家手上,總比被中共拿去好,而且中共又被蘇聯控制。李希望中美共管台灣,如果美國不願意,也可以單獨占領台灣,美國對台灣的道德義務,就是要讓台灣免於共黨的控制。

李宗仁是代總統,卻要美國占領台灣,表面上是為了反共,其實是反對蔣中正。李宗仁明知蔣中正已在台灣成立總裁辦公室,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台灣的軍事防衛由孫立人負責,卻仍找上美國,要求美國出兵占領台灣,因為反蔣,可以向外國出賣自己的國家,李宗仁真是毀了自己一世的英名。

李宗仁不僅向美國出賣台灣,也準備逃亡美國。李宗仁透過幕僚傳達,希望美國邀請他出訪,李宗仁其實是準備流亡美國,但要保全面子,才希望美國發出邀請,李宗仁也表明,如果美國不邀請他出訪,他還是會以醫療名義,自行前往美國。

師樞安在1949年10月23日有電報向國務院報告,李宗仁要求美國邀請他出訪,爭取美國的援助。師樞安稱,李宗仁表明如果美國不發出邀請,他仍然會以醫療名義前往美國,訪美期間仍會向美國政府爭取對華援助。

美國國務院對於李宗仁想要到美國的想法,經過反覆思考後,給予李宗仁的答案,等於是潑了李宗仁一桶冷水,美國國務院通知重慶的美國領事館代辦師樞安,轉告李宗仁,在這個關鍵時刻,同意李宗仁訪問美國,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因此美國政府不能負責安排他這次訪問美國。10月26日,國務卿艾契遜給師樞安的電報說明,不同意邀請李宗仁訪美,因為這樣作,會讓外界誤會李宗仁逃往美國,或者讓外界誤會美國將擴大給國民黨政府軍事援助。

李宗仁見美國不支持國府打內戰,索性離開中國,跑去香港,準備逃亡。師樞安在11月25日從香港給國務院的電報轉述了國府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說法,葉公超稱,李宗仁一到香港,就要求他與美國聯繫訪美事宜,但他在沒有事先與重慶方面行政院溝通後,拒絕幫李宗仁協調訪美事宜。

李宗仁向外交部長葉公超施壓,要求葉公超向美國傳達訪美要求,葉公超覺得不對勁,向已經遷往重慶的行政院請示,行政院長閻錫山反對李宗仁在國家危亂時出國,當時閻錫山表示,如果李宗仁有醫療需求,政府可以把美國醫生請到中國,幫李宗仁看病,閻錫山請葉公超勸說李宗仁回到重慶。中國政府希望美國國務院延後同意李宗仁訪美,但美方認為他們沒有立場如此決定。葉公超仍不放棄說服美國,葉公超表示,至少希望國務院不要鼓勵李宗仁訪美。

面對國內的反對意見與美國的低調,李宗仁仍執意赴美,按照葉公超對美國大使館的說法,李宗仁打算到美國後,辭去他的中華民國代總統的職位,行政院的態度是,李宗仁應該在國內請辭代總統,請辭後的李宗仁要去美國,就與中華民國政府無關。

由於李宗仁一家逃亡美國,但並非家族成員都有護照,葉公超甚至拖延了發給李宗仁家人護照的時間,李宗仁最後仍就以醫療名義赴美,對於李宗仁訪美,美國提供了必要的旅行協助。李宗仁在美國寓居多年後,又回到了中國大陸,與李宗仁同屬國民黨內桂系的白崇禧,則是在國共內戰全面瓦解後,逃往台灣,最後客死台灣。

美國利益搞出了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高靖

文/高靖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國共雙方爆發內戰,國府撤退台灣以來,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論,在幾十年過去仍然有人提起,也不斷被台灣的台獨運動奉為行動的合法基礎。1943年開羅會議後的開羅宣言,美英認可中國將在戰勝日本後,收回日本竊占中國的領土,台灣是其一。甚至早在開羅會議之前的1943年3月,宋子文與美國國務次卿威勒斯會談時,威勒斯明白告訴宋,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到了1945年初,羅斯福總統決定,日本投降後,台灣應該無條件歸還中國。

美國在羅斯福總統時期,對於台灣的主權歸屬,是非常清晰而不模糊的。從開羅宣言,到波茨坦宣言,都在在宣示了美英兩國的正式立場,日本戰敗簽署的降書,其中文字載明遵守波茨坦宣言,而波茨坦宣言又宣稱要履行開羅宣言。雖然台獨團體與某些日本政客認為日本降書非關台灣領土主權地位,但在中國政府看來,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再到遵守波茨坦宣言的日本降書,中國收回被日本過去占領的中國領土,毫無疑義。

各方基於不同的利益,對於中國有關台灣領土主權的看法,都有不同的解釋,但二戰後期,台灣主權未定在美國內部並非主流看法。不過,羅斯福總統1945年病逝後,副總統杜魯門繼位,情勢開始有所不同,主要是杜魯門的特使馬歇爾調停失敗,國共內戰爆發,杜魯門政府對於國府的政治與軍事能力,受到美國大使館內的親共勢力影響,多抱持負面評價,這股反國府勢力在二戰時已經存在,並不受羅斯福總統重視,杜魯門卻受其影響。

國府接收台灣後,1947年2月爆發二二八事件,國府在內戰先盛後衰,這些都讓美國擔憂台灣的未來。一方面,若是國府政治與軍事能力無法中共競爭,共軍就可能渡海犯台,占領台灣。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反映台灣人對國府不滿,為了穩定台灣社會,可能需要思考更替國府政府,由美國取而代之,或者交聯合國託管。

台灣主權地位未定大概有三方面的背景,一是法律因素,中國戰勝日本後,中日雙方沒有簽訂和約前,中國對台灣主權的法律定位不完備,這個看法在戰爭期間就已經存在。二是政治因素,二二八事件後,國府失人心,台灣獨立運動人士不滿國府,希望台灣交美國或聯合國託管。國府內戰失敗,可能讓共軍占領台灣,與其讓對美國不友善的共軍占領台灣,美方不如自己取而代之。
三是軍事因素,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韓戰後,杜魯門藉台灣主權未定這個論述,方便美國海軍巡弋台海,避免干預介入中國內戰。

兩任美國總統,對同一件事情,因為外在環境改變,前後政府看法就有所不同。其中,只有中日和約未簽,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這個客觀的事實,才有相當的論述基礎,因為內戰,中共建政,使得台灣的國府與北京的中共,都無法參與舊金山和約的簽署,雖然國府另與日方在台北簽署中日和約,但日本僅在條約中聲明放棄台灣主權,卻未言明將主權交予國府,這是日人狡詐,也是國府實力不如人的無奈。隨著中日和約的簽署,以及稍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國府控制台灣的事實,在冷戰的陰影下,至少已不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與挑戰。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黃紀男,積極遊說美方支持台灣獨立,將台灣脫離國府的統治。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當中,甚至有一封1949年10月收到的一封日文信,是台灣人寄到美國領事館,這封日文信反對國府與中共統治台灣,要求美國派兵占領與保護台灣,將國府軍隊驅逐出去。

曾任美國大使館副領事的葛超智,就是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加上對國府的偏見,曾大力主張台灣主權地位未定,應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許多美方人士主張美國取得台灣,也是在考量美國自身戰略利益下,要控制台灣,不讓中共獲得台灣的控制權,所以要鼓吹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這樣一來,原本不是主流的看法,隨著戰爭情勢的改變,也就受到注目。

有感於美方政策的轉變,1949年3月,擔任過外交部長的王世杰,在一場演說中表示,台灣是國土光復,不是軍事占領區,中國有決定的主權,馬關條約在1943年已失效,台灣是合法地回歸中國,在戰後由日本陸軍手上取得,他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直接獲間接對台灣的控制。

關於台灣主權地位,中美雙方始終有歧見,王世杰表達的看法,是中國普遍的認定,就是對日宣戰後,過去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一概都不承認,台灣割讓日本,就不在由中國政府認可。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日本降書,台灣當然是回到中國主權範圍。國府在戰後回到台灣後,立即將台灣人,都馬上由日本國籍,改為中國籍,可是這樣的做法,東京的盟軍總部並不認同,曾表達多方疑慮。

1949年4月,國務院國務卿媒體關係特別助理馬德蒙提到,如果我們能與日本簽和約,台灣的最終地位,必須由和約決定。國府內戰節節敗退,美國方面對台灣主權地位未定的論述,就更加的活躍。1949年6月,宋美齡從美國寫信給蔣介石,提醒蔣介石,美國將要占領台灣。當時蔣介石曾表達要死守台灣,不能將台灣交給盟國的看法。蔣介石在6月20日,請我方代表在日本東京盟軍總部對託管台灣的說法,表達無法接受。

台獨與美國政府搞台灣主權地位未定之外,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後,代總統李宗仁也主張中美共管台灣,或者由美國以征服權right of conquest的名義,拿下台灣。根據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在1949年10月22日告訴美國領事師樞安的說法,李宗仁寧願看到台灣在友善的國家手上,而不願見到中共拿到台灣。李宗仁向美國提議,中美雙方組成委員會統治台灣,如果美國不喜歡這各方式,也可以用征服權名義占領台灣。美國不用擔心如此沒有顧及開羅宣言的道德義務,美國的道德義務是保護台灣免於共黨統治。

李宗仁表面上是希望台灣免除共黨威脅,但當時國府的海空軍早已遷往台灣,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剛剛成立,中央銀行國庫的黃金也陸運運抵台灣,蔣介石對台灣的控制逐漸加強,李宗仁拉攏美國合作的提議,幕後其實是反蔣的政治操作,只有藉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藉美國除掉蔣介石,他才能運用台灣資源,與中共持續進行內戰。

杜魯門在1950年1月說,盟國接受中國統治台灣的事實。但這個說法的背景,一方面固然是蔣介石已經實質控制台灣,同時台灣已經派任親美的吳國楨,取代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美方信任的孫立人,雖不受國府大多數人信任,但也受到國府重用。這些變化,讓美方基於國府善意回應下,轉變對國府態度,另一方面,美國不分割中國領土,是對中國新政權共黨政府,有幻想,認為毛澤東可能成為亞洲的狄托,希望與毛澤東發展友善關係,可設法將中國拉到美國這邊,對抗蘇聯。

1950年6月韓戰爆發,杜魯門在6月27日演說,台灣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定後,與日本完成和平協定,或者由聯合國考量。杜魯門這時又把台灣自中國主權當中分離開來,主要是為了讓美軍介入台海,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才能到台海巡弋,而不會有干預中國內政的疑慮。不過,美軍介入台海,表面上協防台灣,免於中共軍事威脅,真正的目的,是防止蔣介石藉機反攻大陸,將韓戰擴大,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仍然是站在美國利益的考慮,而非中國的利益。

美國對於台灣主權地位的看法,從羅斯福肯定認為台灣無條件歸還中國,以及國務院的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到了戰後,轉變為必須用和約確定台灣的地位,其中的變化,有國共內戰,有國府失人心,有二二八事件,有韓戰爆發,圍堵中共,有美國亞太戰略利益的計算。但是真正能起作用的,還是美國自身利益的可量,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對其自身利益的評估,才真正影響了台灣主權的歸屬,冷戰時期圍堵共產圈,美國不在挑戰國府享有台灣的主權,雖然後來仍不斷有美方內部人士不斷提出質疑,華府與北京在1970年代開始接觸,美方不挑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主張,這一點才讓雙方積極開展關係。

從華府與北京的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甚至對台六項保證,美國都技巧地迴避台灣主權歸屬中國大陸,但也不明講台灣主權未定,僅認知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一個中國。1990年代柯林頓總統提出的新三不,仍是強化了一個中國,直到2017年的現在,新任川普總統提到檢討一中,許多人就有了不切實際的想像。不過,大家還是要冷靜想想,這一切論述的變化,無非是美國在其自身利益考量下,在不同環境採取不同的說法,重要的還是誰有實力完整地控制台灣,台灣的主權地位就是這個人的。

否定歷史置換記憶促動仇恨升高|高靖

文/高靖
 八田與一是台灣日據時代的水利工程師,在台灣南部農田水利,有很多的具體貢獻,後人感念他的建設,建立了銅像紀念他,這尊銅像最近被前新黨台北市議員李承龍砍斷,銅像斷頭,看似某些人不理性的行為,但是在全台各地都有異議人士亂砍蔣中正銅像的背景下,這是台灣社會仇恨對立升高的警訊,然而,這也是台灣在後蔣經國時期,包括李登輝、民進黨等不同政治勢力。持續推動否定台灣與大陸歷史關聯的政治操作後,必然產生的仇恨對立。
  這些否定兩岸歷史關係的政治操作,並沒有一個嚴密的政治日程表,但這些事件卻是逐步形成力量,經過近30年來的變化,蔡英文口中的天然獨,就是這樣產生的,即他們不是純粹政治意識形態的,不是因為信仰,選擇了台灣獨立,而是在記憶與認知上,被賦予了新的意義,理所當然的台灣獨立。
  蔣中正銅像遭破壞或者砍頭案例,多為年輕學生所為,部分亦有獨派團體,這其實就是對歷史記憶的顛覆。民進黨早在2000年到2008年,陳水扁擔任總統八年期間操作反蔣,不只是削除蔣中正在台灣的歷史地位,當時透過移除軍中的蔣中正銅像,就是要藉著打破蔣中正與軍隊的緊密歷史關係。
  不論你稱這支由大陸撤退台灣的軍隊是國民革命軍,或者國軍,這支軍隊的誕生,是起源於黃埔軍校的建立,黃埔軍校創校時期的校長,正是蔣中正,1920年代,蔣中正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身分,發動北伐,以武力對抗各地軍閥,追求中國統一。
  蔣中正是黃埔校長,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軍隊自然會建立銅像紀念,這是緬懷歷史,並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個人崇拜。黃埔軍校成立的背景,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成果,這樣的歷史背景,自然是民進黨急著要破除的。推動軍中反蔣,是要把軍隊與中國的歷史切斷,切斷歷史的軍隊,就成了十足的「台軍」,而不是有中國歷史意涵的國民革命軍與國軍。
  陳水扁清除了軍方營區內的蔣中正銅像後,最近幾年來,全台各地都有民間的蔣中正銅像遭到特定人士噴漆污衊,或者用暴力破壞,蔡英文政府並未有任何具體防止破壞的措施,而是默許這些破壞行為,台灣社會對於蔣中正銅像的破壞,看似毫無激烈反應,其實早自李登輝奪取國民黨領導權後,台灣社會當中就有一股不滿李登輝推動台獨的情緒,這些力量在各種政治事件下,偶爾會造成衝突,隨著近年蔣中正銅像遭到有系統地破壞後,民間醞釀的不滿情緒,造成李承龍砍去八田與一銅像的頭,這正是台灣民間對於去蔣化的偏激發展,爆發出來的另一種非理性的破壞行為。
  台灣現在對於日本殖民時代的50年光陰,始終有不尋常的美化與遺忘。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被過度美化,日本對中國的軍事壓迫與侵略,被刻意地從台灣歷史當中抹去。八田與一被吹捧起來,也是在這種特殊的意識形態背景下的產物。
  馬英九、吳敦義等人也曾經發動膜拜八田與一的政治行動,馬、吳的政治舉動,與民進黨推崇日本統治,出發點並不相同。馬英九與吳敦義,表面上看,是對開發台灣水利工程的工程師,表達後世感謝的心情。實質上,這是馬英九政權擔心日本誤解馬英九有仇日情結,這個爭議是民進黨人士在政治宣傳上的勝利,多多少少讓日人對馬英九另眼看待,馬英九為了把反日卸妝,才會藉著推崇幫助日本帝國殖民台灣的八田與一,一方面對日方表態,他對日本殖民台灣的肯定,也表達對日本親善的態度。另一方面,馬英九希望透過親日,拉攏台灣本省籍人士的認同,藉以擴大統治基礎。
  在台灣的特殊政治環境下,馬英九紀念八田與一是基於自私的政治盤算,而非誠實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的真相,民進黨亦然,不過,民進黨強調凸顯日人在台50年建設功績,卻刻意忽略國府遷台60多年以來,一樣對台灣發展有高度貢獻,甚至清朝在割讓台灣予日本之前,在台灣也有建設。民進黨藉著八田與一,把日本當宗主國一樣宣傳,如此作法,無非就是要切割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聯,把兩岸形塑成毫不相關的,人們只記得日本總督統治台灣,渾然不知,日人殖民台灣之前,其實是唐山過台灣,是中國人建設開發台灣。並為中國的一省,日本戰敗,台灣又回到祖國懷抱後,國民黨政府從土地改革開始,戮力建設台灣。
  民進黨並不一定媚日,但是當民進黨需要在政治上切斷與中國的歷史連帶,就必須重構新的歷史論述,日本在地理上的親近與歷史上的緊密,自然成了轉移投射情感的國家。反蔣只是開端,宣揚八田與一,這是強化與日本關係,疏遠與中國關係。這些作為並非嚴密的系統,只是殊途同歸地朝一個方向前進。
  八田與一在台灣歷史當中,是個無辜的人,他對台灣的農田水利建設,的確有貢獻,不過,八田與一在其背後巨大的日本帝國主義陰影下,他就不在是那麼的無辜,他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台灣體制的一部分,他的努力,不能與殖民切割,八田與一也許真的愛台灣,對這塊土地充滿熱情,但是他的所作所為,不可能與日本對亞洲的侵略區隔出來。
  二戰後,許多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新國家,很少有像台灣如此崇拜過去殖民壓迫的對象,然而台灣崇拜日本殖民,與爭取台灣讀力是完全相反的方向,這種矛盾也正顯示台灣某些政治勢力,只是要切割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後,重新置入日本的歷史記憶。紀念八田與一只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其背後讓人們失去對殖民侵略的警覺,與過去幾十年來殖民地不顧生死爭取獨立自主,完全是大相逕庭。
  現在民進黨政府談轉型正義,人們都被正義兩個字所迷惑。轉型與正義,揭示了兩件事情,民進黨要將台灣社會轉型,並且追求過去沒有彰顯的正義。也就是說,過去的台灣社會是不好的,國民黨長時間的統治,對台灣有壞的影響,因為國民黨統治是不好的,所以還要追求正義。
  民間反蔣的活動,就在轉型正義的口號下,再次被大量的操弄,試想,當一個社會的一個勢力進行著一種破壞行為,這個行為讓另一個勢力感到生存受到威脅,這時也沒有任何人出面調解,對抗於焉出現,這種社會對抗,是不會有贏家,彼此都是輸家。
  仇恨對立的升高,是台灣意圖切斷兩岸歷史關係的意外,許多人主張台灣要和解,要族群融合,其實本來就不同的族群,融合是不可能的,美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民族大熔爐這種東西並不存在,所以後來又有人用沙拉碗的族群關係,也就是大家在一起,仍各自保有彼此的特色與個性。這種可能,只有依賴包容與忍耐。
  包容可以化解衝突,但在台灣朝向切割兩岸的強大政治力量下,這種包容是很難達成的,這個政府沒有辦法在用盡一切力量醜化過去的國民黨統治經驗,藉以鼓吹分離與大陸的歷史關係之後,又要人們包容國民黨的統治象徵。今日台灣社會對立與矛盾日漸升高,民進黨政府的縱容,是很大的原因,受到壓擠的一方,必然會反抗,台灣的未來,充滿著許多不確定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