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關係必須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雙管齊下|高靖

文/高靖

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看似美國與台灣的實質外交關係更進一步,實際的影響,可能就不是這麼回事情。如果你能夠認真思考,美國那麼支持台灣,乾脆與中華民國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就好了啊,或者就與台灣共和國建交吧。但是,美國不會與中華民國復交,更不可能承認台灣共和國。中國大陸的戰略利益,無論如何都高於台灣,這才是真相啊 。台灣始終就是美國全球戰略棋盤上,一顆可以運用也可以犧牲的棋子,華府藉著拉捧或者打壓台灣,都是對北京表態。台灣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當中的尷尬地位,是很無奈的,但過度迷信操弄美國國會,不能給台灣長期與穩定的利益,設法強化與美國政府的互信,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美國國會的台灣旅行法,為美台高層官員互訪解禁,未來還需要參議院通過,即便是參議院支持,至多是美國國會對台友好,算不上是外交突破,也不是外交突破。因為真正的外交突破,還是需要行政部門的配合,如果行政部門壓根不派高層官員來台,豈非形同具文。
美國在1979年1月 1日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來自中華民國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等,都無法訪問華府。美國派遣官員訪台,也少有閣員級官員來台,軍方將級人員更是限制到台灣訪問。初期美國在台協會人員與我方接觸,包括外交部、總統府等機構是不允許進入的,雙方只能在外面碰面。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後,管制慢慢放鬆,雙方外交接觸不在是禁忌,最初美方要限制在台協會不能具有外交功能的角色,可是多年下來,沒有人會否認在台協會的實質外交角色,台灣始終保持低調務實的態度,慢慢爭取到美國信任,才會有真正的外交運作空間。
1980年代,雷根政府與北京簽署八一七公報,這大概是台北與華府關係的最低潮,雖然雷根準備了口頭六項保證,稍稍平衡台北當局受挫的心情,這卻也顯示無論雙方多好的國會關係,都無法影響對方政府的外交特權。
前外交部長錢復曾說過,他在1970年代擔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時,有個良友計畫,大幅邀請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或者他們重要的幕僚,以及委員會的幕僚訪問台灣,每年來的人數總在一兩百人以上。斷交前,駐美大使館也增加許多發展國會關係的人員,但是現實是,儘管台灣長時間積極發展對美國國會的關係,決定政策的仍然是行政部門,國會可以成為台灣的助力,卻沒有關鍵作用。
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除了是同情台灣的遭遇外,卡特政府與國會關係不睦,是一個背景因素。儘管台灣關係法中規定美國對台出售防衛性武器,可是台灣每每要美國同意出售先進戰機,都無法獲得美國同意,從有邦交時期,要求提供幽靈式戰機,到斷交前後,台灣希望美國提供F-16或F-18,全部都遭到美國拒絕,直到1990年代,老布希總統競選連任時,為了爭取德州選票,這才同意F-16戰機出售台灣,前後差距近20年,台灣與國會關係有多密切,都不如白宮的一句話。
北京在1989年惹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大大影響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美國國會不滿中共聲浪也增加,幾年後,柯林頓政府處理對大陸的最惠國待遇時,遭逢國會阻力,多少與天安門事件有關。這時期又碰上蘇聯瓦解,讓台灣的國際空間一下子變大,國際的氣氛也不同,1994年柯林頓政府放寬我駐美單位改名,新名稱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這要比原來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要更好。顯見與美國行政部門保持穩定務實關係,才是雙方關係發展良好的關鍵,國會雖是助力,卻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把對美外交全部寄託美國國會,那麼問題就很嚴重了,看看過去的歷史經驗。南越以為有美國的東京灣決議案,就可以無限制地獲得美國的援助與保護,可是套句台灣的話,民意如流水,當美國民眾厭煩戰爭帶來的傷亡,國會的態度就轉向了。美國介入越戰支出,在東京灣事件後,1964年8月7日美國國會通過授權總統對北越使用武力的東京灣決議案,那時眾議院是壓倒性地全數通過,到了參議院表決,只有兩位參議員反對。可是這個決議卻在1971年1月被撤銷,越戰後期美國國會甚至拒絕通過撥款援助南越,南越頓失倚靠,終於在1975年向北越投降。美國對於越南問題的態度,可以在短短十年不到,就有了那麼大不同的轉變,這對於台灣而言,是很值得好好深思的問題。
1995年當時,台北運用美國國會的良好關係,施壓美國行政部門,開放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突破美國外交禁忌,表面上,這是李登輝個人的外交成就,也藉著這項爭議引起國際社會注意台灣問題,但是為了李登輝訪美,卻是台灣的駐美單位與外交部付出代價,因為過度操弄國會,反而引起美國當局不滿,在一段時間內,雙方交涉出現許多困難。當然,隔年1996年台海危機時,美國還是派出航母來到台海,這是基於區域安定的決定,但是這項攸關台灣安全的處理方式,絕非國會可以影響,只能由國務院與白宮決策。
華府決定與台北斷交前,從1970年代開始,華府對台北的關係就逐漸冷淡,與北京互動加溫,當時是要聯中制蘇,冷戰結束後,這種大國的外交運作,也隨著國際局勢改變,有了不同的變化,華府與北京雙方必然會產生矛盾,這是大國在國際上難以避免的衝突,就算北京沒有稱霸的雄心,面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無論如何都會與北京的外交路線發生矛盾,更遑論台灣問題的存在,更是無時無刻不讓北京與華府雙方謹慎面對。
當華府與北京矛盾加大,尤其在北京在亞洲、乃至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時,美國必然無法接受其單一領導地位受到挑戰,對北京多加牽制,雙方鬥而不破。近幾年來,美國積極拉攏對日本關係,也正顯示華府對北京的壓制,對台北方面的友善,還是一種外交操作,其背後只是利益算計,是維護美國全球利益的計算,並不是什麼愛台灣這種不切實際的想像。
台灣旅行法如果最後也獲得參議院支持通過,充其量,這是美國國會對台灣的友善,是美國社會有強大的認同台灣的聲音,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國會議員是選舉產生,台灣可以以利益影響國會議員,北京當然也可以,選區的利益才是國會議員在意的事情,因為這牽涉到他的連任與否,當然,國會議員會有自己的想法,對於大陸的許多作為,有他個人的評價,這些選擇就會反映在國會許多法案與決議上面,台灣廣結善緣,固然可以協助台灣爭取美國的政策支持,但是任何政策得最終落實,仍要行政部門,政策未改,一切都是白費功夫。
以現況而言,政治上的極限是,華府不會尋求與台灣建立任何正式外交關係,但是雙方往來比起1979年來說,已經放寬許多,閣員級官員訪問台灣,已經不算是新聞,軍事交流方面也較以前放寬,但是在先進武器裝備的獲得方面與高層互訪,仍然存在限制。即便是通過台灣旅行法,允許高層官員訪問台灣,要不要來台灣,還是要看國務院與白宮的態度,行政部門必須以如何維繫美中關係良好發展的考量下,謹慎處理台灣問題,這就是台灣旅行法所不能夠處理的問題了。
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台灣不必妄自菲薄,但是托大心態也不好,也許某天國際局勢會有巨大轉變,改變了美國對台灣地位的思考,但至少現況台灣是處於美中雙方交鋒之下,而非三邊對等的關係中,如何謀求兩岸和平,又能爭取美國對台善意,這才是正道,如果以為有所依託,要藉美勢力抗中,這就可能是誤算了,因為一旦美中和解,台灣又該如何自處。

元旦升旗意義漸被遺忘台灣只剩仇恨偏見|高靖

文/高靖

每年元旦,民眾齊聚總統府前廣場,參加新年第一天的升旗典禮,似乎已經成為了一項傳統,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項活動究竟從何而來,又代表什麼意義。總統府每天都有憲兵負責升旗與降旗活動,何以元旦這一天就特別呢?元旦升旗活動,最初是在1980年的元旦舉行,那一年中華民國剛剛度過與美國斷交的第一年,台灣社會穩定地度過了危急困厄的一年,民眾與青年學生在新的一年開始,齊聚廣場表達對政府的支持,然今日台灣所見所聞,盡是民進黨政客高喊轉型正義的雜亂爭吵,掩蓋了蔣經國總統與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忍辱負重,領導大家自風雨中走來的記憶。
1979年,中華民國失去了美國的外交關係,華府正式承認了北京,台灣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但是台灣卻能夠促成美國國會在1979年4月完成台灣關係法的立法,創了美國歷史的第一個紀錄,國會通過的法律,用來規範美國與另一個地區的關係,這與雙方政府簽訂的外交公報不同,但卻是美國聯邦政府必須遵守的美國國內法令,放諸全球,這也是獨一無二的政治案例。然而,台灣關係法的完成,難道是隨隨便便信手捻來的東西嗎?
當然不是,這是國府在台灣早已預知國際情勢的危厄變化,多年來在美國國會積極布局,終於在一場知道最終將敗下陣來的外交戰場上,打了一場光榮的戰役。中華民國長年以來,在美國國會有許多友人,早年被稱為China Lobby,國府自國共內戰失利,敗走台灣後,透過這些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議員,幫台灣爭取到許多援助與政治支持,後來名稱成了Taiwan Lobby,但是這些議員依舊是熱心支持台灣。
兩蔣時代的對美外交,蔣中正總統時期,除了一般的正式外交互動,在軍事合作方面,雙方早在對日抗戰期間,就已經建立許多深厚友誼,蔣中正更藉著情報合作,與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跳過大使館與國務院的繁文縟節,可以直接與白宮溝通,為台灣爭取到不少外交空間。
不過,早期對美國國會議員的聯繫運用,多以宋美齡與孔家(孔祥熙)子女為主,台灣外交部派員赴美聯繫美國議員,初期還要透過孔家人安排,馬英九總統時代的某位國安高層曾經透露,他當年派駐美國時期,拜會非常支持中華民國的高華德議員,對方的辦公室卻反問他,有沒有先經過孔家人的安排。可見當時對美外交被孔家人掌控,孔家人雖然也是幫助中華民國,但在台灣國府的領導,蔣中正年邁多病,慢慢轉移到蔣經國手上之際,蔣經國也開始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拿回對美國外交的運作主導。
蔣經國開風氣之先,在駐華府大使館成立國會組,其他各國派駐華府的大使館,頂多就是有個政治組,台灣獨一無二的國會組,就是專門負責強化對美國國會的聯繫。1970年代當時的國會組培養了許多傑出外交官,程建人、馮寄台、仉家彪、胡旭光等人,正是蔣經國的高瞻遠矚,才讓台灣在美國國會內部蓄積了一股強大的支持力量,在美國政治風向都不利台灣的時候,即使白宮與北京建交了,仍能從美國國會扭轉頹勢,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確保了台灣往後數十年的安全。
美國是在1978年12月16日凌晨通知蔣經國,蔣經國在睡夢中被搖醒,被告知美國將自1979年1月1日起,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失去美國的外交關係,可以說是國府自1949年12月遷台以來,最重大的政治與外交挫敗,其實自196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陸續失去主要國家外交關係,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斷交,這一連串的打擊,其實都已經讓有識者可以早早看到遠方醞釀中的風暴,早晚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其實早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期間,1970年當時,尼克森總統透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積極打開美國對大陸的關係發展,蔣經國已經意識到美國這個長期堅定盟友,最終也可能背棄我們而去。國民黨政府除了在外交政治上,苦思生存之道,沒有對外明白表明的是,國府逐漸改變對大陸的軍事策略,從遷台初期的反攻大陸,採取攻勢作為的建軍備戰,在1960年代後期,已經慢慢轉型為防衛台灣為主的建軍路線,1960年代後期當時爭取美國提供潛艦、先進戰機,都只是以台海防衛作戰為主要構想,要產生嚇阻共軍犯台的能力,已經不是如何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大陸。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69年8月8日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蔣中正在8月3日與國務卿羅吉斯會面時,蔣中正對羅吉斯說,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要入侵中國大陸,因為沒有這個能力。蔣中正這一句話,其實道盡了當時國府心態的轉變,1970年代開始,台灣與美國方面對於台灣的軍隊組織再造,進行了許多合作與研討,這個組織調整無非就是將攻勢為主的構想,轉換為守勢,同時配合國家財政情況,縮小軍隊規模,攻守轉換對於後來幾十年的台灣安全,產生重大的影響。
台灣在1970年代開始與美國合作F-5戰機在台組裝,培養戰機自製能力,美軍在越戰損壞車輛也多送來台灣維修,逐步培養國軍的後勤補保能力。在蔣經國主導下,更多的資源投入中山科學研究院的軍事科技研發,除了因美國壓力停止的核彈研究外,中科院逐步建立的飛彈研製能力,都提高了台灣防衛自主能力,這些軍事建設並非一蹴可幾,需要長年的投資與規畫,如果主政者沒有長遠眼光,今日有怎麼可能有所國防建設的成果。
國民黨政府在調整軍事政策後,開始回過頭來,推動台灣的基礎建設,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蔣中正的決心下,毅然決然展開。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提供了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建設。國民黨政府在台幾十年,為了反攻大陸這個龐大的目標,耗用了許多社會資源,但也不是盲目地窮兵黷武,仍能盱衡主客觀情勢,在關鍵時刻進行改革調整,才能為台灣爭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間。
如果不是國民黨政府早有應變措施,及早開始在外交政治、軍事方面預做因應,也開始推動內政改革,當美國確定與國府斷交後,台灣已有承受如此重大災變的能力,那是打落門牙和血吞的艱困局面,然而1979年開始,台灣也的確穩健地走出陰霾,開創了後來的經濟奇蹟。台灣曾經因為特殊情況下所採行的戒嚴與威權統治,這些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看待這些問題,不能抽離當時兩岸的特殊情境,人們在這個特殊歷史階段下受到傷害,日後追討公道,眾人多能理解,但歷史又怎有片面觀點,多是功過並存,總是三七開看待,如今流行的轉型正義,不過是種以仇恨至上的粗鄙論調。
元旦升旗,曾經是民眾與青年學生自動自發表達對政府的支持,展現全民團結的活動,於今可能早無人記得近四十年前的場面,成了每年元旦應景的活動罷了,當你仰望國旗冉冉上升,怎能不緬懷當年政府沉穩的領導與人民的溫厚。今日台灣的一切,並非自然天成,也非憑空而來,那是前人奮鬥努力的成果,當我們參加元旦升旗,都有如是的感懷才是,若毫無想法,又何必摸黑起早,只為了跟著大家一起去嗎?
關於台灣的重大改變,要在1988年1月蔣經國病逝後,台灣開始出現許多歷史翻案風潮,還原歷史真相本無可厚非,對於曾經受到壓迫者,為他們討公道,也屬正當,但到了現在,出現了轉型正義的口號,在民進黨政府對社會進行有組織有系統地煽動仇恨之下,現在已經不只是還原歷史,而是要重塑歷史記憶,重新置入取代原有的集體記憶,否定所有過去有關國民黨政府的存在價值。不僅沒有對當時許多人物提出客觀的評價,而是發動鞭屍一般的仇恨批鬥,人們耳中充斥的盡是被煽動而起的仇恨與憤怒,心中為偏見所遮蔽了判斷,這樣的台灣,能有未來嗎?當你明年還要參加元旦升旗時,請你務必回想台灣這風雨四十年,何以能夠堅忍不拔,奮力向前。

婦聯會的選擇:槍彈、鐵鎚、木棒|雷倩

文/雷倩

今年的最後一個工作日,在婦聯會常委一致決議的授權下,婦聯會與內政部及黨產會簽下行政協商備忘錄。該備忘錄文本係經婦聯會常會授權談判、協商代表長達五個多月反覆折衝、最後階段取得部分較有利條件後由常會通過。簽署備忘錄後,尚須議定行政契約文本,交相關組織通過會員大會或董事會同意後,簽署生效。

 

對於台灣第一件「行政契約」,外界提出從正面肯定到含淚支持到誓死反對的各種意見。更有人主張婦聯會不可投降屈從不義,而當以寧為玉碎之志和政府拼個魚死網破。

 

其實,識者或已注意到魚還可能拼到網破而逃生,而婦聯會最多只會拼成魚死網在!因為就在今年底,台灣的法規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婦聯會面對的,不只有外界熟知的黨產條例(即「附隨組織」爭議),還有立法院最近才通過的促轉條例以及更高階的政黨法。三者均賦予民進黨政府強制婦聯會轉型的權力,其最長時限,是在政黨法裡的「兩年內」。也就是說,婦聯會不可能以政治團體的現狀永續存在,必須積極尋找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生存的方案。

 

三把飛刀:黨產條例、促轉條例、政黨法

過去一年多,黨產會發動的程序,包括兩次聽證會,其重點都在婦聯會是否為「附隨組織」,若認定為是,則黨產會可調查婦聯會的財產「當或不當」,並對認定「不當」者做出處分。婦聯會自認不是國民黨附隨組織、沒有不當黨產問題,若有公平公正的程序,以訟止戰、以戰止謗的贏面甚大。也因此,很多人主張應該力拼到底。

 

1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了促轉條例!未來的促轉會對政黨、附隨組織(由黨產會依黨產條例認定)、及黨營機構具有高侵入性的調查權(第14-17條)、高強制力的移交檔案條款(第18條)與極嚴厲的罰則(第19條)。

 

緊接著126日鮮少有人注意的政黨法公佈施行!該法以健全民主運作為名,對人民憲法保障的結社自由設立了各種條條框框,而全國300多個政黨或政治團體,兩年內都必須依該法修訂章程調整運作,以符合該法鉅細靡遺的規定。若屆期未完成修訂、且補正期滿仍不符規定,政府就可以「依法行政」:廢止立案、解散組織(第43條)、依規定清算財產剩餘歸入國庫(第32條)。婦聯會目前是「政治團體」,如果不積極改變該法人身份,便會適用政黨法的各項強制轉型規定。

 

這是為什麼婦聯會沒有拒絕轉型的可能,只有槍彈、鐵鎚、與木棒的選擇。這不是婦聯會單一組織的困境,而是台灣許許多多團體都將面臨的難關!

 

歲末年終,今年台灣選出的年度漢字是「茫」,反映了台灣社會在各種假「依法行政」為名的斫傷下,已然傷痕累累。標榜民主進步的執政者,可不可以擺脫極權主義極端仇恨的綁架,許人民一個休養生息的明年?2018又是選舉年,依例是各方政治動員的高峰,看來人民這麼卑微的願望仍難有實現的可能。

 

1:政黨法第43條第2

本法施行前已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政治團體,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本法規定修正章程轉換為政黨;屆期未修正者,經主管機關限期修正而不遵從或經修正後仍不符規定者,得廢止其立案。

前項經廢止立案之政治團體,應予解散,其財產之清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2:政黨法第32

未經法人登記之政黨解散或廢止備案後,其財產之清算,應依章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章程未規定、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無法召開時,由主管機關選任清算人,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

政黨財產清算後,如有賸餘者,其賸餘之財產歸屬國庫。

歲末感言-從茫與創說起|雷倩

文/雷倩

歲末年終,各地紛紛徵選「年度漢字」,用來總括即將結束的一年,可算是紀錄時代氛圍既精準又精簡的工具。12月15日,同一天有兩個年度漢字揭曉:台灣選出了「茫」,而絕大多數由大陸網友投票的兩岸漢字則選出了「創」。可謂兩岸一家親、心情大不同。

台灣的茫,是茫然,蒼茫。面對這一年的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社會撕裂,曾經身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在茫茫大海中失了方向。原先振臂高呼要打倒的政權被打倒了,但昔日的「改革者」卻換了一種面貌,成為「動物農場」一書中的拿破崙,比過去所謂的「外來政權」更倨傲、比「威權統治」更高壓,怎不令人有今夕何夕之慨嘆?

由兩岸共同選出的創,據主辦單位表示有兩重意義:一是讀四聲的創,如創新、創始、開創,另一則是讀一聲的創,如創傷、創痛。

中國大陸這一年所推動的各項政策,無論是國際上建立巨大互通互連板塊的一帶一路、亞投行,國內解決經濟轉型挑戰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普惠小城鎮居民的新特色小鎮計畫,不但針對不同發展需求提出了具體可行方案,也開始有了初步成果。

然而,台灣投創這個字一票的網友,心裡想的究竟是四聲創還是一聲創?拿台灣自選字茫來參照,選擇後者的應該不在少數。

台灣地位特殊,兩岸血脈相連。清沈葆禎說: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今日雖如李白行路難裡的描述,停杯投箸拔劍茫然四方難行;但如能轉念,扣上由中國大陸主導的大發展勢頭,在逐漸成形的亞洲紀元裡,仍有長風破浪直掛雲帆的發展機遇可期。

台灣的未來究竟是創新?是創痛?現在正是決定的關鍵時刻。

促進轉型正義不過是粗鄙的鞭屍兩蔣|高靖

文/高靖

民進黨政府在立法院推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這套法律表面上是以反對威權為目的,但說穿了,就是對國民黨政權過去在台灣統治的歷史進行清算的法律,將國民黨在台統治進行歷史總結,以缺席審判的方式,對蔣中正扣上罪人的大帽子。這其實是一個去脈絡化的政治論述,無視於政治發展階段的差別與相對的歷史因素的差別,以現在的標準否定過往的歷史。
國民黨立委陳學聖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質詢時,請文化部長鄭麗君和教育部長潘文忠說出兩蔣對台灣做出的三件貢獻,兩位部長都拒絕回答,鄭麗君說,還原歷史、轉型正義,不該要求社會重新歌功頌德,或是功過並陳。
鄭麗君這番回答,正足以顯示促進轉型正義這件事情,在民進黨政府心中,是有選擇與鮮明立場的。既然是還原歷史,又何以不准功過並陳,功過並陳又為何被扭曲成歌功頌德,鄭麗君的發言,除了偏見,還是偏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實無非就是對蔣中正進行鞭屍的條例,無關正義,更無是非,是在偏頗立場上,對過往的歷史採取選擇的解釋與認識,要重塑台灣過去幾十年歷史發展的歷史記憶,只有在破壞舊時的記憶後,民進黨政府才能更有效地重建新的歷史論述,從而為台灣獨立建國堆疊合法的基礎。
台灣的確經過威權統治的歷史階段,但是每個歷史階段的進展,都有其特殊的現實原因與條件,從後面與現在的觀點,看早先與過去的階段,並且加以批判否定,其實是很不公道,也不符合正義的標準。台灣的威權統治,是如何產生的,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並不只是某個人主觀上要成為獨裁者,或者他不願意與他人分享權力,就會出現威權統治,台灣歷經大陸軍事威脅幾十年,這一點是許多人今日刻意忽視,從而將這個事實切割,只看現象,而不看表裡。
在共軍打過長江,攻陷南京,緊接著威脅上海後,國共內戰情勢前景悲觀,台灣也受到衝擊,當時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在1949年5月19日頒布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中原標準時間)起,在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這項戒嚴直至1987年由蔣經國總統宣布7月15日解嚴為止,前後總共持續38年又56天,這個戒嚴很可能是實施最久的戒嚴了。
戒嚴之下,人民權益當然會受到限縮,無法與一般的民主自由社會相比。這個戒嚴制度若放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尚能合乎現實狀況的需求,然而在1979年1月1日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台海情勢其實是趨於穩定,中共停止砲擊外島,台灣雖然在國際社會的空間越來越小,但是在兩岸當中,所受到的軍事威脅其實是減少了。那麼在國家沒有具體外在威脅或內部動亂下,持續戒嚴狀態,當然不符合現況需求,台灣過度的威權政治,受到批評也不令人意外。
後人可以批評國民黨政權疏於改革,未能即時跟上現實發展的腳步,還給人民更多的自由與政治空間。但是既然要還原歷史,那麼怎可只看到國民黨疏於改革,卻沒有看到國民黨勇於建設的部分,如果只談過,不論功,這怎麼能夠算是還原歷史呢?那就是選擇片段、零碎的歷史,不就淪於以偏概全了。對於蔣中正的功過並陳,並非歌功頌德,是公正的評價才是,與服從威權毫無關係。
民進黨政府當中如鄭麗君這樣的人,只是拿心中的不滿與對事實的偏見,當作對過去事物判斷,自然會產生偏頗的看法。還原歷史,讓權益受損的人能夠回復名譽或者補償,這當然是追求正義,可是在正義的大旗下,難道就要把某些人的功績全部刻意忽視,這恐怕會讓所謂的轉型正義,變成了對前人進行缺席審判,任由你的主觀好惡,強加在他人身上罪名,讓別人無由爭辯。
在戰後的台灣,很不幸地發生二二八事件,肇因台灣省政府長期人謀不臧,未能敏銳感受台灣社會的不滿與不信任,台灣自日本殖民地轉換為中華民國台灣省,台人與來到台灣接收的大陸文武人員,的確在彼此的互動與認知上,會有許多的矛盾。重慶政府派出的接收人員即使只是到大陸的日軍占領區,都與當地民眾經常發生衝突,更何況是來到與中國分割半世紀的台灣,這些已經發生的錯誤與過失,我們現在也不必文過飾非,誠實面對,才能夠讓社會超越矛盾,跳脫歷史糾葛。
那些在二二八事件後,莫名其妙失蹤死亡的人,或者受到牽連繫獄,政府已有法律給予補償與名譽回復,台灣後來在戒嚴之下,在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方面,受到諸多的限制,有人因為政治理念不同,就被關入牢裡,或者流亡海外不得歸,這些今日都有法律補償,然而現在的促轉條例無非是要更進一步要追究加害者,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就要稍稍思考,這樣對於促進社會和解,讓社會往前邁進,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殊背景,這一點在促轉條例當中,完全不論,即便是台灣發生白色恐怖或者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歷史悲劇,但是除了金馬外島之外,台灣的地方自治選舉卻推行多年,縣市長、縣市議員與省議員選舉,毫不受戒嚴體制影響,當然批評者仍以中央國會沒有改選,以及不能組黨為由,批評台灣不夠民主,沒有言論自由,這也是事實,過去的政府要面對後來的責難。
可是,就在面對中共軍事威脅未減下,台灣仍然必須與其他國家一樣的民主自由開放,這可是脫離現實了,1950年代風聲鶴唳的台灣,共黨顛覆陰謀並非空穴來風,韓戰發生後,直到八二三砲戰爆發,大陸對台的好戰口號從未鬆懈,顯示兩岸隨時可能有軍事衝突,這樣的狀態下,台灣如何能維持與其他國家一樣的自由民主水準,後世以承平時期的標準評斷戰亂時期的嚴格管制,無非就是脫離歷史現實,一種去脈絡的分析,容易產生偏差的見解。
國民黨政府過去統治期間,除了在政治上的管制之外,對於台灣的經濟與文教建設,難道就沒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嗎?蔣中正為了軍事反攻大陸,對於資源分配方面,影響到台灣的基礎建設,但在1960年代軍事反攻無法得到美國支持,受到美國政治壓力之下,政府也逐漸資源轉向建設台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乃至十大建設,都對後來的台灣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蔣經國總統死前宣布解嚴,開放報禁,對於民進黨組黨,也沒有進行任何政治鎮壓,這難道不算是對推進台灣民主有所貢獻,當然,對於民進黨來說,蔣經國是迫於壓力決定開放,談不上開明。但是蔣經國如果沒有在解嚴之前,在相關政治與法律方面有妥善的安排,在當時台灣失去美國外交關係的不安局面下,貿然開放是可能引發動亂,蔣經國不阻止民進黨組黨,避免擴大衝突,難道不能算是蔣經國個人的包容嗎?
如果台人對於日本半個世紀殖民統治台灣,多能肯定如八年與一這樣的日人對台治績,而不論日人對台人政治上的限制,乃至日人曾經在台灣進行的大屠殺,現在處處主張親日,那又為何對於國民黨政府治台政績,完全無視,只談國民黨政府的過失,要對過去的統治者鞭屍。若只看日人的好,只見國府的壞,這樣的歷史觀,放在轉型正義之下,究竟代表了什麼?象徵了什麼?這當中其實隱含了大家都不太願意公開面對的族群矛盾。
民進黨政府推動轉型正義,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全盤推翻國民黨治台的功績,否定國民黨治台的成效,重塑台人對於過往歷史的記憶,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成了有罪之身,在轉型正義的使命下,必須加以追究,國民黨是對台灣有罪之黨,國民黨曾經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自然也是有罪的同謀,如是過去的一切,只有對台人民主自由的壓迫,而沒有對台人生活福祉改善的追求,這樣的政黨,如此的政權,自然要讓大家唾棄,由歷史拋棄,從而建立新的國家,制定新的憲法,拋棄邪惡的過往,台人才有光明的未來,如今的民進黨政府所作所為,正是要打破過去的歷史記憶,未建立新國家,逐步展開新的歷史重塑,總結來說,就是新的政治洗腦。
原本民主改革開放,應該是朝向解除魔咒,讓人們不在愚昧無知,能夠朝向理性發展。但在現實的台灣,卻祭出了新的魔咒,試圖要在人們的腦中植入偏頗的思考角度。
既然是還原歷史,又不許功過並陳,若功過並陳,就是歌功頌德,總而言之,就是不准有功,只可有過,這般的歷史追殺,把立法院通過的促轉條例變成了慘酷的鞭屍蔣中正條例,這對號稱民主改革開放的政黨來說,會是美事一件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八二三炮戰蔣中正敵情研判比CIA還厲害|高靖

文/高靖

好萊塢電影總把美國中央情報局描繪成無所不能的情報機關,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情,1958年爆發的八二三砲戰,蔣中正總統早在7月17日就覺得苗頭不對,要求三軍加強戒備,他提醒美方,對方卻不以為然。8月11日,蔣中正預判9月半前後,共軍會採取行動,限令一個月內完成整備。但是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直到8月14日仍認為,沒有具體證據顯示中共將攻擊外島。事後證明,蔣中正研判正確,共軍猛烈砲擊金門,圍困金門,驕傲的中情局缺乏正確研判中共軍事意圖的能力。
副總統陳誠日記記載著7月17日蔣中正預判中共將有軍事行動,要求三軍加強戒備。當時共軍早已開始在東南沿海機場集結米格機,7月29日,國府兩位飛行員劉景泉、任祖謀在汕頭一帶執行巡邏任務,他們的兩架F-84戰機遭共軍擊落,台海緊張情勢升高。
陳誠日記記載,8月4日,蔣中正與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美軍協防司令史慕德會面,蔣中正認為,赫魯雪夫與毛澤東會面後,中共一定會有軍事行動,蔣中正的語氣緊張急切,但是莊來德聽了他的分析,一臉不以為然。
共軍戰機積極求戰,8月9日後國府空軍很難在大陸上空執行偵照任務,共軍可能是藉阻擾台灣的偵照任務,掩護砲戰的準備工作。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有份8月8日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顯示,蔣中正要求美方提供響尾蛇飛彈、F-86戰機給台灣,美軍F-100戰機進駐台灣,第七艦隊到台海附近巡弋。美國參謀聯席會隨即開會通過,緊急提供響尾蛇飛彈與20架F-86F給台灣,F-100戰機輪流駐防台灣,一個航母戰鬥團將前往台海。
8月11日陳誠日記記載,蔣中正預判可能9月半前後,共軍對台必有軍事行動,要求一個月內完成整備,籌備軍費1億元。從國務院檔案發現,8月14日,白宮國安會開會時,中情局卻認為沒有跡象顯示共軍將侵犯金馬外島。
中情局對大陸的情研能力,不如蔣中正一生與共軍交手經驗的判斷。有鑑於兩岸情勢升高,為防萬一,白宮還是決定協助國府防範共軍侵犯外島,但不公開這項政策,避免國府可能在獲知美國協防台灣後,自己搞出某些事情來。從白宮決定看法,美中雙方的政治互信仍然不足,白宮始終懷疑國府會趁亂發動對大陸的軍事行動。
金門砲戰前,美軍已經研究對廈門周邊六到八個共軍機場使用戰術核武,如果仍無法嚇阻共軍攻勢,可能將核武攻勢延伸到大陸內部,以及上海以北。但是共軍也可能對台灣與琉球的美軍採取核武報復。國務院政策規畫助卿史密斯8月15日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認為,為了防衛金馬外島,冒著與中共或蘇聯發生大戰的風險,是無法接受的。史密斯建議改變防衛外島政策,這不是示弱,是從國家利益重新計算評估,國府應該從外島撤軍,美軍掩護撤退。
儘管國務院內部有人主張國府自外島撤軍,8月18日蔣中正憂心外島防務,仍然搭船巡視馬祖、金門,20日自金安返台灣,對於固守外島,立場堅定,蔣中正回到台灣三天後,砲戰爆發。
美軍比較支持國府,願意盡力保衛台灣,甚至包括使用核武,這點在美方爭論不休。8月18日遠東事務局給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帕森斯的備忘錄顯示,軍方對於不使用核武,是否能確保運補金馬外島通暢,參謀聯席會認為可以辦到,但是很困難。對於美軍僅使用傳統武器,是否能夠對抗共軍攻占外島,參謀聯席會認為辦不到。
有別於史密斯主張撤退,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在8月20日給杜勒斯的備忘錄認為,不防衛外島所帶來的風險更大,他也懷疑美國能夠強迫國府從外島撤退。放棄外島,無法解除危機,只會刺激北京發動侵略的胃口。如果美國明確協防外島,就可以處於有利的地位,安撫中國盟友(中華民國),限制他們的行動。嚇阻中共軍事行動,不一定使用核武,對廈門周邊使用傳統武器就可以了。
就在砲戰發生前一天,國務院終於確定如何協助台灣,8月22日杜勒斯主持的國務院會議記錄顯示,國務院與國防部達成共識,加派三艘航母到第七艦隊,在台海周邊鄰近海域舉行艦隊演習,協防司令史慕特到外島視察,增加美軍戰鬥機輪流駐防台灣,增加運補,增加戰車登陸艦LST的數量,提高外島武器性能。
雖然蔣中正早已指示三軍戒備,部隊及早完成整備,但是戰事發生後,軍方應變仍然一團混亂,毫無章法。共軍砲擊金門,立刻打出了國府許多軍事問題,以及美國對國府無理的政治拘束,讓國府對這場仗打得綁手綁腳。
台灣國史館公布的國防部檢討八二三砲戰機密報告指出,軍方後勤系統混亂,前方需要155砲彈,卻空投105砲彈。運砲彈到金門,卻沒有同時送去彈頭、引信、發射藥,這些後勤上的混亂,都造成砲彈無法使用,影響砲戰進行。空軍空投作業混亂,美軍在遠東區所有的空投傘,幾乎都在這場戰役用光,空投出現包裝不好,空投時,傘不開,掛傘勾繩有問題,造成無可估計損失。
陳誠日記8月30日記載,向日本採購降落傘。從國防部的檢討報告看來,空投的確耗費了許多降落傘,也許因為這個原因,只好緊急向日本採購。
蔣中正雖研判共軍將發動攻擊,可是國府對於研判敵情失準,初期把共軍目標錯誤指向馬祖,不待情報判明,就將陸戰隊加強團緊急調往基隆,海軍八艘兩棲登陸艦正要從左營駛往基隆載運部隊,往馬祖前進,還好被國防部制止,若登陸艦駛往馬祖,將影響金門運補,這也顯示國府對實際戰況毫無掌握。
砲戰發生後,美國最關切的不是外島軍民傷亡,而是限制國府不可以隨意對大陸反擊。莊萊德接獲國務院指示,要立刻明確告知國府,希望國府若要對大陸動武,能夠先與美國徵詢意見。
根據莊來德給國務院電報,8月24日傍晚,莊萊德與史慕特與蔣中正、陳誠、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謀總長王叔銘緊急會商,蔣中正向美方保證,國府將以最大的克制,面對中共的挑釁,金門守軍一天以來都沒有展開反擊,國府將盡可能在對大陸動武前,先徵詢美國意見。就在這場會商進行過程中,共軍又對開始砲擊,美軍協防司令部接獲報告,共軍飛機在晚上7時30分在金門西北角投擲10枚炸彈。
國務院有關8月25日艾森豪總統主持會議的會議記錄中,艾森豪對蔣中正言而有信,能夠遵守承諾,對於反擊大陸的軍事行動,先徵詢美國意見,表示肯定。但是對於美軍提出使用戰術核武的建議,艾森豪說,任何使用核武的決定,都這必須先經過他的決定。會議討論後,也決定要求台北的美國大使,要防止國府採取不成熟或者過度的反應。
美軍也在砲戰開始兩天後,調派艾塞克斯號航母與四艘驅逐艦從蘇彝士運河增援台海,中途島號航母也從珍珠港出動,加快增援給國府海軍的兩艘戰車登陸艦。對於可能動用核武的準備工作,關島15架戰略空軍的B-47轟炸機隨時可出動,六架由美軍訓練的國府飛行員駕駛的F-100F雙座戰機,正在飛往台灣。後續還有勝利女神飛彈營移交台灣,另有三艘戰車登陸艦以及其他登陸船艇,將提供給國府,美國陸軍將加快提供外島七個師的現代化裝備。為了謹慎起見,有關動用戰術核武的決定,對國府保密。
因為戰事膠著,蔣中正到砲戰第三天也失去耐性,對國府在缺乏援助下,無法防衛外島,蔣中正向莊萊德表達憂心,對於美國是否能夠保持外島運補暢通與確保外島,希望獲得美國的保證,可是莊萊德在美方指示下,無法提供明確說明。由於遲遲無法獲得艾森豪同意國府空襲共軍機場,蔣中正感到十分失望,8月31日,蔣中正難掩怒氣,對莊萊德批評美國對他在外島的官兵不人道,不公道,是破壞大家的士氣。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描述,這是莊來德所見過蔣中正反應最激烈的一次,蔣中正批評美國的政策根本不像是個盟邦,蔣中正無法接受美國限制他為了自衛採取反擊。
由於戰況沒有趨緩的情況,為顧及共軍可能犯台,島內開始有應變準備,陳誠日記記載8月29日,財政部長嚴家淦建議把黃金鈔券移往木柵山區,陳誠同意。9月2日,國共兩方發生九二海戰,戰況激烈,國府海軍奮戰不懈,擊沉共軍艦艇,但是史慕德卻對蔣中正抱怨海軍運補金門的任務執行,非常不滿意,因為海軍總司令梁序昭顧慮損失,決定改由登陸艦在外海停泊,讓LVT泛水往岸上運補,這個作法因為成功突破共軍封鎖,後來卻獲得美方高度肯定。儘管當天海軍經歷苦戰,蔣中正聽到史幕特的意見後,與陸海空軍總司令開會時,把他們都罵了一頓,儘管蔣中正對戰事發展失去耐心,陳誠仍然在日記中寫下他勉勵三軍的談話。
國務院當天討論台海戰事的發言記錄當中,海軍作戰部長柏克說,國府海軍缺乏良好的高階層領導,國府海軍資深軍官多半來自陸軍,而且還不是太好的陸軍人員。海軍技術上不錯,但缺乏中國海軍傳統,沒有參與戰鬥的驅力,而且害怕戰損,影響到作戰行動。
隨著戰事延長,王叔銘向美國請求同意國府空軍轟炸共軍機場,陳誠9月20日日記又提到向美國提出申請攻擊大陸的事情。直到9月30日,美方才透過莊來德回話,表示會加強護航,希望國府不要轟炸大陸。砲擊斷斷續續進行,直到10月過後,中共才減緩砲擊頻率,改為單打雙不打,直到1979年1月1日,北京與華府建立外交關係後,共軍才全面停止砲擊外島。
從這場戰役當中,看到許多嚴重的問題,國防部對外島擬定的幾十項作戰計畫,沒有一樣可以派上用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如何適用砲擊金門,也讓大家傷透腦筋,中美協防的樂成計畫與外島獨立作戰的太白計畫也不能適用,美國更不情願為了幾個小島,與共軍發生大戰,甚至引發與蘇聯的軍事衝突。國府要固守金馬外島,美國又怕國府擅自發動對大陸軍事行動,這些情況始終沒有解決,共軍更是無時無刻不虎視眈眈,最後卻是美國對北京關係正常化,為外島帶來了和平,歷史的演進,不能不說總有意外之處。

我家的民國小歷史:與孫中山交錯而行|魏國彥 之八

民國十三年,外祖父高民與孫中山交錯而行

民國十三年(1924),北洋政府曹錕治下的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偵破徐州國民黨組織,多人被捕,外公高敬誠僥倖漏網,江蘇督軍齊燮元下令通緝,外公改名高民,逃離教師岡位,帶了幾個學生逃往上海,並與朱奇等人千里迢迢奔赴廣州黃埔,投考軍官學校,到達黃埔時,因黃埔軍官學校二期剛剛入校,三期尚未招生,就被編入教導二團一營一連二排當新兵。

我曾經請教家中長輩,外公到底是那個月份進得黃埔軍官學校?大家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就開始找各種資料,利用「地質學」常用的「相對定年法」來「夾」出確切的月份,研讀史料中發現,民國十三年每個月都有大事,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軍閥直奉戰役、國父孫中山提出建國大綱、北上救國;陳炯明叛變、、、我年輕時候歷史課本上讀到的、沒讀到的,一股腦都湧出來,氾濫了我的筆記本。我那位勇敢的外祖父,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懵懵懂懂地走入國民革命的大潮。

讓我們回顧一下民國十三年發生了哪些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的大事;這對後續要講的外祖父的故事,以及河南老家樊鍾秀的事蹟都很重要:

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到會代表165人,共產黨的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到會,並參與了大會的領導及文件起草工作,正式開始了國民、共產兩黨合作,會中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國反封建的主張,重新闡釋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兩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成立。

二月二十四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列寧追悼大會,孫中山先生主祭,祭壇正中高懸其手書「國友人師」輓帳。

三月二日孫中山通告黨員,說明中國國民黨改組容共的意義。三月6日,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二日孫中山發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陳述了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

六月六日黃埔軍校舉辦首次開學典禮,五月五日正取生與十日備取生分別編伍入隊的學生,成為開學典禮的主力,一期生總數493人,編成五個方隊。黃埔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約佔1/10。黃埔軍校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戴季陶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只當了半個月就回上海了),周恩來一直到十一月才到任,初期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很快除正升任主任)

民國十三年(1924)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典禮,講台上由右至左為宋慶齡、孫中山、蔣中正、廖仲凱。

 

民國十三(1924)年六月十六日,孫中山先生與校長蔣中正(後排中)、總教官何應欽(後排左)、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後排右)合影。

 

七月七日國民黨發佈黨務宣言,重申容共原則。稍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人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黨不法案」,進行彈劾,要求取消共產黨組織。

九月三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第一次為1922年)爆發,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聯合安徽、江西、福建的直系將領分四路進攻;背後其實是有英國與美國扶持;另方面,浙江督軍盧永祥則聯合從上海與福建退入浙江的反直系將領反攻,包含奉、皖、粵各系,背後則有日本支持。十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三次對於時局之主張」,直指所謂的「浙江戰爭」根本就是帝國主義在背後操縱軍閥瓜分在中國地盤的戰爭,「目前解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其治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武裝、、、」。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在韶關發佈「北伐宣言」,並接收了一批蘇聯贈送的武器,下令成立「教導團」,後來在十一月二十日成立第一教導團、12月又成立第二教導團。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通告,以青天白日為黨旗及軍旗,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這是依據三月份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議所做,亦即,加上代表共產黨的「赤地」為國旗的主體,僅在右上角仍配以青天白日。

十月十日國慶日,廣州民眾在第一公園舉行慶祝集會,周恩來發表熱情激昂的演講,民眾走出公園遊行,與荷槍實彈的廣州商團衝突,發生「雙十慘案」,死亡二十餘人,傷百餘人,十月十四日軍校一期學生等開赴廣州城內將商團由香港購入的步槍五千桿繳械,所繳獲的槍枝解赴軍校,隨即編成教導第一團。

十月十九日馮玉祥率部在直奉戰場上倒戈,所部改名為「國民軍」,兼程回師北京,孫岳開城門相迎,二十三日將曹錕囚禁,史稱「首都革命」。馮玉祥並與奉軍妥協,擊潰直軍吳佩孚部,十月二十五日與胡景翼、孫岳領銜,電請孫中山入北京,及邀請全國實力派參加和平會議,以產生新政府。

十一月三日,曹錕宣布辭總統職。五日,清朝遜帝溥儀被京師警衛司令鹿鍾麟逐出故宮,後宮細軟運出神武門,離開紫禁城,到後海甘水橋乃父戴灃之舊醇王府邸居住。十日,孫中山先生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代表會議,並於國民會議召開之前先召開有商會、教育會;工會、農會等代表參加的預備會議,才能解決一切根本問題。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偕宋慶齡等搭乘永豐艦離廣東北上,十六日抵上海,並向記者發表談話:「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講話」、「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戰那個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翌日發表談話,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前腳一走,十五日陳炯明就在汕頭召開軍事會議,自稱「救粵軍總司令」,決定派兵進攻廣州。同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新任河南督理,督理軍改)、孫岳(新任河南省長)具名通電擁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二十四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段祺瑞就任臨時總執政,提出「善後會議」主張,解決時局糾紛。二十六日,外蒙古廢除君主立憲,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二十九日溥儀由醇王府逃至日本大使館,次年二月二十日再由日使館轉至天津,並於民國二十年(1931)由日人陪同到東北組織滿州國。

十二月四日孫中山乘船抵達天津,受到盛大歡迎。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會議決定解散國會,取消憲法,取消約法。三十一日,孫中山扶病抵達北京,在天安門受到近十萬民眾歡迎。

這一年的最後三個月中軍閥混戰的中國有新的情勢,曹錕與吳佩孚勢力基本瓦解,由段祺瑞、孫中山、張作霖形成三角同盟,加上馮玉祥的「國民軍」為四大軍政體系。這一年,孫中山(粵)的勢力與聲望扶搖直上,與其年初以來聯俄容共,以及進步性的革命思潮有關,國共兩黨已經在各地訓練工人與農民,也進入學校組織青年,於以後的年代中發動一連串的工運、農民暴動與學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民國十四年的上海五三十慘案,德裔學者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所著「中國革命」一書(麥田出版)譽稱該事件「就如歐洲史上的巴士底監獄事件般,是遠東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開啟了1925─1927年的狂飆階段,其所引起的騷動,只有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相提並論。

這一年,中國國民黨內有黃埔軍官學校的成立,外有國共兩黨知識份子組織並發動的革命思潮及群眾示威,年輕覺醒民眾向軍閥舊勢力的攻擊變成有目標、有主義、有組織的行動。

國父手書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黃埔軍校開辦之初其他人都認為訓練期間至少一年,而蔣介石獨稱三個月就夠,並說如果再延遲的話,中國可能已經亡國;最後,才折衷為六個月,第一期學生十一月八日舉行畢業考,並實施戰鬥演習後,二十九日畢業,共四百六十五人。黃埔三期是黃埔軍官學校擴大招生,建立入伍生制度的開始,在十二月初開學。根據我外祖父的自傳,他來到黃埔的時候,第二期已經入學,也沒趕上成立於十月三日的教導第一團,因而我推斷,他十二月初才到黃埔,而被編入十二月才成立的第二教導團的第一營第一連二排;營長是顧祝同,第三排排長是才從黃埔一期畢業的王仲廉(導演王童之父,見我家民國風之一)。

換言之,在國父搭船北上上海的同時,外祖父循同樣的路線反向過香港來到了廣東,雖在路途上交錯而過,卻終於成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並於翌年二月參加保衛廣州大本營的東征戰役(見我家民國小史之二)。

另外我注意到,該年三月毛澤東在上海參加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第二次會議,顯然他已成為位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44號的上海執行部的部長。根據一些文獻記載,此時中共中央配合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招生工作,特別發出第62號通告,加上國民黨各地黨部也號召此事。我相信,外祖父所在的徐州國民黨黨部也有類似的通告。根據李金明寫的「黃埔大對決」一書所記,毛澤東那年三月在執行部接見了由山西太原來的徐向前一行五人,說要報考陸軍官校,毛澤東告訴他們要通過初試才能錄取,要考中學幾何、三角、代數、國文、英文等,要他們不要讓別人知道他們來上海的目的,不要到外面走動,保持秘密,以免發生意外。

外公想必也經過同樣的過程,我高度懷疑,外公也是經毛澤東初試而領了現洋十二元路費搭乘輪船前往廣州的,不過,他從來沒提過這事,簡短的自傳裡也找不到痕跡,近讀陳果夫文章,發現他民國十三年正在上海養病,於九、十月間接獲蔣介石校長從廣州轉來的密信,托他在上海代辦軍校學生制服等用品,因交涉機靈,成功取回被海關查扣的軍服、軍氈等物,順利運往廣州,遂又被指定為招兵委員,招募黃埔第一、二教導團,招募來源為溫州、金華、徐州三處;孫中山並也打電報請浙江督軍盧永祥從旁協助,盧表面答應,卻另有打算;因他與齊燮元已開戰,就從招到的兵源中攔截。溫州、金華來的兵員還有些領了交通費後中途開小差,又被當時其他直奉戰役中將領高價徵募而去,也因此有一批專門謊稱應徵,而反覆揩油者。陳果夫認為由徐州徵來的新兵最好,尤以陸福廷招的蘇北、皖北的兵最好,外祖父即為其中頭角崢嶸者,可能係通過陳果夫安排的交通路線去廣州。

(後來陳果夫在1926年到廣州,1929年任國民黨中央執委,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於南京紅紙廊成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初設政治、財政、地方自治、社會經濟四系;我岳父于錫來先生即畢業於該校經濟系,並成為陳果夫的得力幹部,被歸入的所謂CC系;在這個節點上,我外公與我岳父的命運都與陳果夫有關。岳父亦傳奇人物也,將來會在「老婆卷」交代)。

外公入軍官學校其實是在民國十四年東征暫靖之時,外公所屬的教導團六月初回師廣州平息劉震寰(駐粵滇軍司令)、楊希閔(駐粵桂軍司令)之叛亂,蔣介石校長特准教導團士兵參加黃埔三期插班考試,其實外公當時因為文筆好早被營長顧祝同升為營部中尉書記,他能文能武(已經打了幾個月的仗了),當然順利錄取,先編入第四隊,後又改為第一隊,也迅速畢業。二次東征戰役結束,第三師的下級幹部被調到潮州分校受訓,外公就被派往第三師接替,派到第七團四連充任第一排排長,很快就受到共產黨的注意與招攬,惹來一生的風波(待續)。

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五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第一團第一次東征後全體官佐合影於梅縣。

美艦靠泊美中矛盾升高對台反不利|高靖

文/高靖

美國國防部亞太助理部長被提名人薛瑞福在國會舉行的任命聽證會當中,提出了一段語焉不詳的論述,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薛瑞福說台灣與美國軍艦互訪,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究竟是什麼?難道不是1972年的上海公報的精神嗎?以薛瑞福過往的政治立場判斷,薛瑞福所要指涉的肯定不是上海公報的精神,因為上海公報當中美國雖然只是認知(acknowledges)到一個中國,但是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是不挑戰或者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如果按照上海公報精神,美國如何能有自己所詮釋的一中政策。
美國海軍軍艦來台靠泊,是最近幾個月以來,在美中台三方非常敏感與熱門的話題,台灣方面當然是充滿了高度期待,但是這種主觀的期待很可能流於不切實際的想像。因為美國軍艦來到台灣靠泊,違反美中建交談判時,大陸方面所提出的三個前提,斷交、撤軍、廢約當中的撤軍一項,美國行政部門豈能違反自己過去已經同意的原則呢?大陸當局有怎麼可能允許外國軍艦靠泊台灣?堅持靠泊台灣,甚至不惜與大陸的關係升高緊張,這種情況實在不太可能發生啊,就算發生了,美中起衝突,拉高矛盾,對台灣怎麼可能會是好是呢?
上海公報的一個中國精神,指涉的是兩岸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8年12月美中雙方簽訂建交公報時,美國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若從美中三公報的精神來看,至少台灣不代表中國,台灣僅是中國的一部分,有關台灣問題,美國的立場是希望兩岸中國人將來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可是就政治現實而言,兩岸分裂分治六十年以上,儘管國際社會不反對北京主張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實際上的情況,台灣不受北京政權所管轄與控制,大陸並沒有真正統治台灣。換言之,美中關係之外,另外存在著不同於一般國際關係的兩岸關係。
因此,薛瑞福當著國會議員面前,大談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美軍軍艦靠泊台灣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薛瑞福究竟是要論述什麼?薛瑞福支持美艦訪台的談話十分空洞,看起來只是應付他所支持主張的一種場面話,希望讓議員認同他。若以美國與中國大陸正式的外交立場而言,美國軍艦若是靠泊中國的某一地區,卻沒有事先與北京徵詢意見,而是與台北達成共識,豈非怪事。美國早在1978年12月已經承認北京的合法地位,形式上,台美雙方沒有政治關係,美艦靠泊台灣其實與美國長期以來的政策,已經有所偏離,更不用說所謂美國的一中政策,究竟意所何指,易生混淆。
過去曾經有個妥協的主張,就是兩個中國,這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所抱持的觀點,即以兩個中國方式,讓台灣向西方世界靠攏,也讓中國大陸可以進入國際主流社會,雙方的客觀存在,都能夠獲得保障。但是兩個中國主張,只是西方國家為了謀求台海情勢穩定的一廂情願想法,兩岸雙方過去並不接受,當然,以今日台灣的政治現實而言,他們所要的是一中一台,並不要兩個中國,只不過一中一台難度更高,國際社會也許可以接受兩個中國,但一中一台不太可能受到太多的認同。
薛瑞福偏離了美國政策主調,是有依據的。關於美國海軍軍艦定期訪問,停靠台灣,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曾經表示看法,他說,這非常困難,美國軍艦停泊台灣可能會構成危險。莫健的說法比較符合美國白宮與國務院的態度,薛瑞福因為將來是在國防部任職,沒有太多對於兩岸關係的政策論述的空間,他在聽證會的發言大約是應酬的意義,國防部將來仍需以國務院的政治指導為依歸。至於莫健提到的帶來危險,這很值得思索一下,到底這個危險從何而來。
薛瑞福在國會聽證會重申美國對台灣防衛需求的承諾,也提到對台軍售應可預期,強力支持美台軍艦互訪,這項政策不僅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也為美國士兵提供更多休息機會,有助於軍艦維運,並與支持台灣、嚇阻中國的政策目標一致。
薛瑞福的談話,顯然與莫健相互矛盾,即使美國與大陸的關係,從最初的合作,到現在雙方的鬥而不破,所謂的嚇阻中國,只是一種姿態,而不是政策,如果嚇阻中國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與政策,世間將永無寧日,兩強相爭,弱國與小國必然受到波及。
比較莫健與薛瑞福,我們還是應該以莫健的說法為準,比較能夠代表美國政策,薛瑞福的友好,對台灣是好的,但是這種不切實際的主張,只會創造空泛的期待。雷根總統競選期間,甚至還說過要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當選就任後,知道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雷根選前選後兩張臉,也讓台灣的高度期待落空。
美國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就是促進區域的穩定與和平,美國並不是單方面支持台灣,對抗中國大陸。協助台灣對抗大陸,那是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之前,美國在冷戰時期支持台灣的模式,但從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福特、卡特歷任總統以來,美國都不支持國府軍事反攻大陸,甚至顧忌協防金門與馬祖,因為稍有不甚與共軍起摩擦,很可能就會引發世界大戰,也就是說,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是無限度的支持。
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所提供給台灣的防衛武器,是要確保台灣和平生存發展,應付大陸軍事威脅。美國與台北斷交後,在台灣關係法當中,也僅列出供售防衛性武器。也就是說,美國的政策是偏向防衛台灣,而不是嚇阻大陸,因為若要有嚇阻力量,就必須建立相當程度的攻擊力量,而非現在美國採取對台灣有限制的,有選擇的軍品出售,這是限制台灣的軍事力量,而非建立攻擊能力,嚇阻對方。
薛瑞福過度強調支持台灣,嚇阻中國大陸,也偏離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不過,美國軍方向來比較同情台灣當局,這類偏離美國外交政策主流的看法,就曾經頻繁地在美中建交前發生過。
1978年卡特總統與北京談判建交過程當中,美軍採取了許多行動,表達他們的不同看法。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當中,1978年9月7日,有一份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副助理部長寫給國防部長布朗的備忘錄,其中提到有些美軍資深指揮官對於卡特的政策有所質疑,所以美國海軍提議要讓中止六年的核動力軍艦訪問台灣,重新恢復。海軍也提議,要把中華民國海軍官校實習遠航的目的地,從夏威夷延伸到美國西岸,同時對於限制派遣機動小組到台灣參與兩棲作戰訓練的決定,要提出異議。甚至還有提議,邀請多位中華民國高階軍官,乘飛機到美國海軍航母企業號。美國海軍將領對於請求訪問台灣遭拒,也多次表達不滿。
從這些軍方內部的情況看來,國防部的幕僚建議國防部長要趕快採取方法,讓美軍的高階將領支持美國的中國政策。
美軍藉著許多與卡特政府不相容的作法,表達他們對台灣的支持與對卡特的不滿。可是從1972年上海公報以來,美軍就開始陸續撤出台灣,為的是滿足建交三條件,斷交、撤軍、廢約。大勢所趨,並非幾個人的情緒所能改變。美軍最後仍然撤出台灣,也不將台灣列為美國核子保護傘下的範圍,不論美軍官兵心中的想法如何,他們都舊必須遵循文官的決策與領導。
薛瑞福這番友台的言論,發揮不了實際的作用。軍艦來台,若國務院、國安會態度保留,未來實現的可能就很低,事實上,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允許美國軍艦靠泊台灣的可能實在不高,當然某些特殊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例如美軍遭難,或者有傷病官兵急需送醫。無論如何,美國國會與官員透過表態支持美艦靠泊台灣,表態支持台灣,也算是某種友好的表現,但我們仍須看輕美國政策的實然面貌,才不會在錯誤的期待下,有了錯誤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