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丁與薩卡希維利:權力與夢幻|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丁再一次以76%的支持率高票當選。這是他第18年執政生涯的開端,預計將會任職至2024年5月。如果當完這一任,他就要成為連續掌權近四分之一世紀的俄國領導人了。很多人不禁要問:總理的任期無限,但總統的仼期限制為兩任,普丁究竟是如何辦到的?

1999年12月31日,聲望極低的葉爾欽總統透過電視轉播,向俄國人民致歉並宣佈辭職,委由時任總理的普丁出任代總統。當時俄羅斯民眾對葉爾欽的支持率,僅剩下2%。

三個月後,普丁當選總統,從2000年到2008年一共當了兩任八年,依法不得再連任。接著,他轉任總理,由原總理梅德維傑夫接手當選總統。2012年,普丁重新獲選總統,此時已先透過修憲,將總統任期延長為一任六年,又可再當兩任。而原總統梅德維傑夫則再次出任總理,並接替他擔任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主席。

普丁從總統轉任總理,再回任總統,至今已是第四任了,他真的將俄羅斯聯邦的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玩到了極致。他擔任總統時權力有如帝王;而轉任總理後卻又變成內閣首長單獨掌政。半總統制常被翻譯成雙首長制,但實際的運作卻變成總統獨攬大權,威行專政,而普丁雖然專權,民意支持度卻始終高居八成左右。

何以致之?這是因為在1990年代初蘇聯瓦解之後,西方支持的葉爾欽讓俄羅斯人民經歷了一段長時期的苦日子,在美歐控制的國際組織主導之下,堅持俄羅斯必須厲行市場化改革和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結果造成民不聊生,社會動盪,超高的通貨膨脹率讓人民朝不保夕,吃盡苦頭,而俄羅斯國勢也迅速衰退,從全球兩大霸權之一,淪落成貧困的破落大戶。

但普丁上臺之後,卻不願再受西方擺佈,而且憑藉著強人作風,雷厲風行,對內重振國威,打擊少數民族分離主義和恐怖行動;對外強勢收編俄羅斯人為主的克里米亞半島,掌握黑海艦隊,恢復了俄羅斯昔日的光榮,也大幅度改善社會治安與民眾生計。儘管西方世界對他極其不滿,全力抵制,卻也是無可奈何。

但是,普丁的擴權卻是不容複製的。喬治亞前總統薩卡希維利的夢碎經驗,正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薩卡希維利出生於喬治亞共和國(大陸譯名是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市,1992年畢業於烏克蘭首都的基輔大學,1994年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學位,1995年當選國會議員,2000年10月出任謝瓦納澤政府的司法部長,2001年9月因不滿政府貪汙嚴重而辭職。接著,他組建統一民族運動黨,於2003年11月發動顏色革命,逼迫謝瓦納澤總統辭職。

2004年1月他當選喬治亞總統,採取親美、親西方政策,主張加入歐盟和北約,與俄羅斯之間出現嚴重分歧。2008年1月,薩卡希維利再次當選總統,逐漸趨向專制和貪腐,也不斷打壓親俄的反對派人士。8月初,他趁普丁出席北京奧運期間,下令喬治亞軍隊出兵攻打俄羅斯駐軍的南奧塞梯亞自治區(以波斯裔與俄裔為主),引發了俄方的武力反制,最後導致南奧塞梯與另一少數民族阿布哈茲共和國脫離喬治亞而獨立。這顯示薩卡希維利的反俄民族主義行動,不但未蒙其利,反而導致國土淪喪。

2012年,兩任總統的任期將至,薩卡希維利仿效普丁的作法,想轉而以總理的身份繼續主政。他推動修憲,把總統大部分職權轉移至總理。未料,在隨後的國會選舉中,他領導的統一民族運動黨失利,敗給反對派喬治亞夢想聯盟,擔任總理的夢想破滅了。緊接著,2013年總統大選,喬治亞夢想聯盟候選人勝出,自此終結了薩卡希維利長期執政之夢。

薩卡希維利的下野,說明因人設制丶為個人量身打造的憲改企圖已完全失敗。過去對普丁有利的擴權方案,現在移殖到喬治亞土地上,卻變成了「橘逾淮為枳」,完全是另一回事。

薩卡希維利卸任後,面臨貪腐濫權的指控,逃亡到烏克蘭。2015年5月,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對他伸出援手,賦予他烏國公民權,並任命他擔任敖德薩州的州長,一夕之間,他又從喬治亞前總統變成了烏克蘭官員,這是東歐民主化過程中的異類經驗,也凸顯了國族認同上的荒謬與迷惘。

2016年11月,薩卡希維利的敖德薩州長沒當多久,又宣佈辭職並組建自己的新政黨新力量運動。去年7月,波羅申科總統下馬威,以薩卡什維利向移民機關提供虛假資訊為由,取消了他的烏克蘭國籍。薩卡希維利又在一夕之間變成了無國籍人士,這真是一段奇異的人生逆旅!

去年9月10日,薩卡什維利和數百名支持者強行從波蘭進入烏克蘭境內。隨後向移民局申請難民身份和政治庇護,但遭到了拒絕。12月5日,薩卡希維利被基輔警方逮捕,他本人在一棟大樓樓頂上威脅要自殺,但在警方逮捕行動的一片混亂中被支持者解救。烏克蘭國家邊防局宣佈,薩卡什維利在烏境內屬於非法逗留,執法人員將他遣送至波蘭。

今年1月,薩卡什維利向基輔行政法院提出了上訴。但法院裁定,同意移民局的決定,拒絕為其提供難民身份。而他的故鄉喬治亞第比利斯市法院,此時卻以濫用職權罪,缺席判決他3年監禁。

這個心儀普丁的強人政治丶卻又想和俄羅斯對著幹的喬治亞前總統,畫虎不成反類犬,今後究竟何去何從?是回喬治亞做階下囚,還是再找下一個肯接納他的國家,成立新政黨,延續他未竟的政治事業?何處,才會是他最後的歸宿?

周坤如老師的紅鼻頭象徵著外省菁英的冤屈|高凌雲

文/高凌雲

閱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三輯,這本書大約在19年前出版,剛好在民國89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前,那些遭到國民黨政府政治迫害的人,公開說出他們過去遭到迫害的經歷,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周坤如的名字,這個名字曾經出現在我青年時期的求學生涯,他是我在新店安坑及人中學就讀初中部時的歷史老師,他的鼻子永遠紅通通的,調皮的學生都偷偷地給他取了紅鼻頭的外號。周坤如原來是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他在書中自述,因為受到強灌辣椒水的酷刑,造成他的鼻子都是紅紅的,牢友就給他用日文取了紅鼻子的外號。
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老師的紅鼻子,並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因為在1950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受到國民黨政府保安司令部的迫害,在施以酷刑屈打成招,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下判刑,在綠島與台灣關了15年,又在板橋感訓了三年,一生青春歲月都因為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迫害給葬送了,重獲自由的周坤如,最後輾轉到及人中學教書。原來當時及人中學的校長楊義堅,也曾經是國民黨政府政治迫害的受難者,故能理解周坤如的痛苦,讓周坤如在學校安定了下來。
這套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訪談,總共有三冊,訪問的對象,幾乎涵蓋了了19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主要的政治冤案,還有一些個別案件,周坤如案因為是個案,就不如蔡孝乾案牽扯出來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或者謝雪紅所創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或者台大四六事件那樣的受人關注。
正是因為周坤如只是一個在動亂時代,從大陸來台謀職,希望苟活於亂世的普通書生,他的際遇更凸顯了那個恐共高於一切的荒謬年代,至今台灣社會與政府也沒有能夠真正誠懇地,對於過去這些冤錯假案表示過歉意,保密局是軍情局的前身,軍情局至今仍將他們過去迫害無辜人民的政治案件,當成是查獲共諜的重大績效,民進黨政府高喊轉型正義,但對這些只是因為思想左傾,或者根本只是遭到誣陷就被剝奪自由的受難者,不曾表達過任何反省的態度,他們只在乎玩弄國民黨黨產議題,對於實際的,活生生的受迫害的人們,不曾有任何積極的歷史檢討。
蔡英文總統甚至跑去軍情局,肯定軍情局多年績效,蔡英文的舉動,也顯示對民進黨來說,過去保密局迫害無辜人民的舉動,她毫不在意,民進黨所謂轉型正義,在蔡英文身上看到,不過只是鬥爭國民黨的標語,它們不曾真正關心這些逐漸被歷史遺忘的受難者。
多年前,我在新店偏僻的安坑地區一處小山丘上的及人中學就讀初中,那時學校有位歷史老師周坤如,調皮的學生總愛為每位老師取綽號,周坤如因為鼻子總是紅通通的,與其他的老師很不同,及人的學生總是私底下笑他紅鼻頭。大家完全不知道,這個紅鼻頭,居然是早年國民黨政府對知識份子進行政治迫害的後遺症。
根據周坤如自述,他是1926年生,江蘇六合縣人,他在抗戰期間汪精衛政府下讀大學,抗戰勝利後,汪精衛所在南京政府舉辦的大學關門,但重慶的國民政府另外設立臨時大學,收容他們這些學生,後來這個臨時機構也撤銷,周坤如被轉往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就讀。國共內戰在1948年7月慢慢惡化,周坤如經人介紹,從大陸前往台灣高雄中學教書,但在1949年8月17日下午,他卻莫名其妙被警察帶走,一路送往台北。
周坤如遭禍,是因為他發給學生的講義資料,被認為思想左傾,但是這些資料其實是另外兩位福建與湖南的老師編寫的,多是從報章雜誌上找來的文章,後來大陸情勢不穩,這兩位老師回去大陸,周坤如繼續使用這些資料,卻被人檢舉。
周坤如自述,當時如果檢舉破獲共諜,可以獲得共諜35%的財產當成獎金,這種作法縱容情治人員與社會敗類,捕風捉影,捏造偽證,製造共諜,大肆捕殺,許多人都成了告密者,他沒有與人結怨,卻因他人追求私利,讓他遭到不白之冤。
周坤如被捕後,從高雄送到台北市西門町的保安司令部保安處,他在訪談中透露,特務痛打他,要他招出別人,他曾受刑,包括老虎凳,電刑,用燒紅的針刺手腳指甲,灌辣椒水等。特務都利用晚間問話,製造恐怖氣氛,刑求慘叫聲,不絕於耳,半夜三更還有人被綁住繩子,不知道被帶往何處。獄中有位犯了內規的管理員,也被關進來,這人是南京人,告訴他,夜裡那些人都被丟入海裡了。周坤如最後受刑不過,只好說出表弟,表弟正在台大念書,也立刻被抓起來,後來透過表弟的堂姊熊慧英(後來嫁給王昇)找台大校長傅斯年幫忙,才得以脫險。
周坤如因為受刑不過,任由情治人員杜撰口供,簽字畫押。軍法處最後的判決,指控他為學生印講義是「為匪宣傳」,觸犯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與懲治叛亂條例,被判了15年。民國40年5月送往新店軍人監獄,又轉往綠島,編入第四中隊。42年2 月回到軍人監獄,44年4月被同房犯人陷害誣陷他們在獄中重建叛亂組織,法官看他大學畢業,又是高中老師,列為案首,但周坤如不承認指控,最後因為誣陷他的人翻供,法官只好判他感訓三年。48年到53年間,周坤如又回到綠島,編入第九中隊。15年刑期滿後,還要到板橋台灣省生產教育訓練所感訓三年。
周坤如自述,在獄中,每個人都有綽號,他因為鼻子被灌辣椒水,導致長年鼻子通紅,獄友用日文稱他紅鼻子。56年8月周坤如出獄,重獲自由,輾轉到了新店安坑及人中學任教,教歷史。
及人中學是國代盛紫莊創辦,盛紫莊在大陸曾追隨熊式暉,也是周坤如的同鄉,當時盛紫莊已經過世,由遺孀史冊光任董事長,史冊光將校產一半賣給楊義堅校長,楊義堅也是國民黨政治迫害的受難者,所以收留了周坤如,周坤如一教就是25年。楊義堅是福建莆仙人,在莆仙同鄉會網站有這樣的記述。
「不久,全國各地學運如火如荼,師大學生也層出不窮響應,任何一次運動,為爭公道與正義,楊義堅總是不落人後,記得當時訓導處生活組長魏鏞先生還把保安司令部公文給他看,說他是保安司令部黑名單第一名。那兩年他雖然戰戰兢兢生活在恐怖裡,耗費不少時光,沒有好好讀書,但也從中學習和領悟很多做人做事的方法和經驗,後來也因此被送綠島感訓一年又九個月,對他來說是有得也有失。」
楊義堅只是個關心社會的大學生,卻被保安司令部認為有問題,送去了綠島,在那個年代,國民黨政府為了完全控制,害怕共黨的滲透,只能用政治迫害的方式,讓每個人只能噤聲不語,否則可能惹禍上身,幾十年後,政府改朝換代,控制人民的手法,卻依然相去不遠。
周坤如的妻子,是台南人,也是被國民黨迫害的難友,兩人感訓時認識,周坤如自述,因為白色恐怖的餘威仍在,當時難友結婚的不少。因為在及人教書的待遇不是很高,他在64年又在育達商職夜間部兼課,也是教了21年才退休。
周坤如是在87年接受訪談,那已經是二十年前了,當時的社會並不太注意這些內容的出版品。多年之後,因緣際會收到這本書,無意之間發現,一生最關鍵的求學階段當中,有幾位師長受過國民黨政府的冤獄迫害,然而政府卻不曾對他們有過任何歉意。在同一系列的受難者訪談中,有人描述灌辣椒水,是將辣椒水一點一滴的滴入鼻子內,一般人若是有水跑進鼻孔,都很不舒服了,更何況是辣椒水在鼻孔內。當我看到周坤如自述因為被刑求,強灌辣椒水,造成他的鼻子常年通紅,被獄友叫他紅鼻子,心頭一陣酸楚。
我想起了過去我們在學校時,十幾歲的初中生,啥事也不懂,無不私下笑他紅鼻頭。如今始知他那紅鼻頭,是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迫害後遺症,少不更事的我們,卻如此嘲弄他,回首當年的無知,真是不堪與難過。
周坤如不知是否仍健在,若還健在,想必也是高壽了,希望他能夠原諒我們當年這些傻孩子笑他紅鼻頭。國民黨到台灣之初,如驚弓之鳥,不知害了多少外省人,人們總說二二八讓台灣菁英受壓迫,白色恐怖有更多外省菁英,像周坤如這樣的大學畢業生,為了生存遠赴他鄉,卻被國民黨政府迫害到人生都變了。
幾十年前,我們輕浮地笑老師的紅鼻頭,幾十年後,我才難堪的知道,老師本來沒有紅鼻頭,是保安司令部刑求造成的紅鼻頭,那個紅鼻頭跟了他一輩子,中年的我,覺得青年時期有這樣的老師,我尊敬他,他只是個從大陸到台灣討生活的普通人,沒想到在異鄉遭此劫難,人生年輕歲月都在綠島與牢裡度過,開始成家立業已是42歲之後,那個顛沛流離年代,大部分的外省人都有類似的遭遇與恐懼。
國民黨政府當年為了抓共諜,製造了許多政治冤案,如今民進黨政府還允許軍情局大肆宣傳當年保密局工作多麼有績效,對一個強調轉型正義的政府來說,實在是很諷刺的一件事情,不僅沒有檢討加害者,還讓加害者繼續宣揚過去迫害人民。
老師的紅鼻頭,是老師勇敢對抗不公不義的勳章,是勇者生存下來的標誌。也許遲了,或許晚了,作為學生,我還是要對老師說聲對不起,我們錯了,不該笑你的紅鼻頭。
照片為白色恐怖受難人周坤如老師,來源是及人中學學生畢業紀念冊

陳納德組二代飛虎隊義助國府內戰|高靖

文/高靖

陳納德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成立俗稱飛虎隊的美國志願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s,AVG),在中國單獨對抗日本侵略時,協助中國政府抗日戰爭,陳納德對國府有情有義,戰後國共雙方爆發內戰,國府先盛後衰,陳納德相信空軍力量可以協助國府重新獲得戰爭優勢,能夠扭轉國共內戰的結果,陳納德推動組建二代美國飛虎隊,但是國共內戰情況與抗日戰爭對抗法西斯侵略不同,美國國務院不同意陳納德的想法,陳納德的二代美國飛虎隊因此無疾而終,不過,陳納德成立的民航空運隊(Civil Air Transport)卻仍參與國共內戰與後來的冷戰。
日本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逐漸擴大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與占領。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兩國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全面擴大軍事衝突,國府在8月將戰事導往上海,投入精銳德式裝備師,希望爭取國際社會關切中國戰事,但是歐美社會都不願意認真面對戰爭的真相,中國只能獨立對抗日本侵略,後來陸續有蘇聯、義大利等以私人身分協助中國抗戰,但是以陳納德協助推動成立的飛虎隊,最為後人所津津樂道。
國府後來不太提蘇聯協助抗日,主要還是受到冷戰的國際政治背景,加上戰時蘇聯強迫國府簽訂條約,允許外蒙公投獨立,分裂中國領土,戰後蘇聯強占東北,掠奪東北物資,協助中共在東北站穩腳跟,嚴重影響國共雙方在東北的軍事優勢對比,尤其東北的鐵道運輸,蘇聯鐵道人員協助修復了許多戰時毀損的鐵路與機關車,協助共軍在東北的鐵道運輸,最後促成共軍在遼瀋戰役獲得全面勝利。國府與蘇聯關係惡化,直到1970年代美國考慮與北京建交,拋棄台灣時,國府內部才有重新出現考慮與蘇聯發展關係的聲音。
陳納德在戰時推動成立美國志願隊,讓美軍飛行員以民間身分在中國戰場擔任戰鬥機飛行員,協助國府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當時國際法西斯主義盛行,歐洲社會多傾向討好法西斯政權,避免發生戰爭,美國社會向來以盛行孤立主義,儘管美國政府已經看到法西斯侵略的威脅,礙於政策不能公開協助中國抗日,但在陳納德多方奔走下,允許美軍飛行員以傭兵方式,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當日本海軍對珍珠港內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發動偷襲時,美日雙方宣戰,中國也正式對日本宣戰,與美英等列強結合為同盟國,當時陳納德的飛虎隊,後來也改為美國陸軍成立的第14航空隊,另外,雙方也組成中美混合團,共同對日軍進行作戰。
抗戰結束後,陳納德在中國成立了民航空運隊,1947年美國調停國共內戰失敗,國共雙方逐漸擴大內戰規模,到了1948年夏天過後,共軍在東北預備發動攻勢,將困守在長春、瀋陽、錦州的部隊,全部一網打盡。這之前國府在與共軍的軍事行動上面,受到美國的高度政治干預。負責調停國共內戰的美國特使馬歇爾因為不滿蔣中正不配合調停,屢屢指揮國軍與共軍作戰,在1946年8月到1947年5月之間,禁止美國運送彈藥補給國府軍隊,國府軍隊彈藥出現短缺情況,在馬歇爾的從中作梗下,國府在抗戰期間訂購的1億3000萬中正式步槍子彈,美國也不禁止交給國府,但是這些子彈美軍槍械並不能留用,直到1947年5月,國務院才同意交運這批美軍根本不能用的子彈,同時要求國府往後採取商售管道,向美國軍火商採購彈藥,同時申請出口許可,
彈藥問題好不容易解決,美國也開始進行援助中國空軍八又三分之一個飛行大隊的計畫,但是對於援助戰鬥機的要求,美國斷然鴂絕,根據國務院1947年5月29日的公開檔案,國務院中國科科長林沃特備忘錄記載了26日與中方官員的電話談話,對方要求供給戰鬥機,但是林沃特以超過他個人權限為由拒絕。
就在這種種困難之下,在1948年春天,陳納德開始思考組建二代美國志願隊,協助國府與共軍作戰。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 年4月17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南京轉發一份來自青島領事館總領事透納4月15日的電報,這份電報內容引述民航空運隊副總裁魏洛爾(Whiting Willauer)的談話,魏洛爾對民航空運隊的人員表示,陳納德正在想方設法成立另一個美國志願隊,但是陳納德想要獲得國務院對這件事情的同意。魏洛爾說,民航空運隊將從18架飛機擴充到100架飛機,根據青島的民航空運隊經理的說法,他們被要求增聘10個機組人員,華府的陸戰隊司令部最近顯然已經調整政策,協助青島退伍的陸戰隊飛行人員,前往民航空運隊工作。他們認為只要有少數配比適當的戰鬥機與轟炸機飛行員,加上相當多數量的運輸機飛行員,就能夠對國共內戰產生重要具體的改變。
1948年11月2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局局長白德華提交一份備忘錄,內容是有關陳納德打算成立美國志願隊。備忘錄稱,儘管國務院與陳納德都否認這項計畫,但是仍有相當證據顯示在國府的操作下,這項計畫仍在進行當中。此時組織美國志願隊,不論有沒有美國政府的支持或者同意,都會嚴重影響美國在中國的政策,以及在中國的美國人,甚至美國與蘇聯的關係。志願隊會讓國際社會認為美國直接介入國共內戰,這是美國要極力避免的。對於那些即將或者已經居住在共軍控制區域內的美國人,美國航空隊的介入,會對這些美國人的待遇造成嚴重的影響。組織這種航空隊,也可能促成蘇聯組織蘇聯志願隊支援中共作戰,那麼就可能在中國領土發生美蘇雙方飛行員彼此交戰的情況。
這份備忘錄引述新聞局副局長陶希聖的說法,如果飛虎隊參與戰事,蘇聯也可以派志願隊到中國,當美蘇兩國軍機在天上相逢時,一場大戰就可能爆發。白德華分析,在中國組織美國志願隊是百害無一利,儘管這個部隊可以對共軍產生騷擾的作用,卻無法改變戰爭對國府不利的情勢。
陳納德與國府推動美國志願隊的事情,讓當時的國務卿馬歇爾非常不滿,馬歇爾的特助卡特詢問國務院對於陳納德到底有具體作為。12月4日,白德華寫了一份備忘錄給卡特,白德華表示,現在國務院不會採取任何舉動,國務院對於這件事情,無論是正式或者非正式,都沒有接觸過。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理會相關的謠言或者媒體報導,對這件事情沒有發表認同的評論,這就能夠反映出國務院的官方態度了。在沒有官方同意之下,陳納德不太可能片面採取行動。沒有國務院的同意,陳納德將無法確定能夠持續獲得作戰所需物資的補給。
白德華說,就算是陳納德正式或者非正式地找上國務院,尋求支持與同意成立美國志願隊,國務院的立場是反對與不支持,美國公民如果參與這件事情,將無法受到美國的保護,他們的美國護照也會被取消。
12月8日,上海總領事卡博給國務卿的電報稱,陳納德已經與蔣中正談過組織美國志願隊的事情,蔣中正告訴陳納德,國府目前沒有經費成立美國志願隊,假如要成立美國志願隊,需要依靠美國的經費支持。陳納德認為如果中美雙方都同意這項計畫,他有辦法可以阻止共軍的進攻,因為現在為民航空運隊執行飛行任務的飛行員,過去大都是戰鬥機飛行員,有超過100位在14航空隊服役的飛行員,表達意願要加入美國志願隊。陳納德也透露,目前僅止於與蔣中正的討論,還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
國府在1948年末被共軍在東北全面擊潰,1949年初又在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大敗,北平守軍傅作義也與共軍談判開城投降,陳納德的二代飛虎隊,還沒有能夠完成組建,國府就已經在國共內戰全面潰敗。不過,借助外國傭兵的想法,並未在國府內消失1949年閻錫山擔任行政院長時,也曾經有過這個想法,但是面臨同樣的經費問題,這個作戰構想又成了泡影。陳納德在抗戰勝利後成立的民航空運隊,也跟著國府撤退到台灣,一度曾經是台灣主要飛航國際航線的航空公司,冷戰期間這家公司與美國中情局也有某種關係,民航空運隊在台灣直到1970年代才結束業務。
陳納德沒有能夠遏止國府在內戰失敗,但陳納德對中華民國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關於陳納德與中華民國,最後只剩下在台北市新公園內的一尊銅像紀念,卻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推動去中國化,把這尊銅像由新公園遷出,打算要扔掉,在空軍老兵各方奔走下,當時李登輝總統也不想管這件事情,仍舊推給台北市政府決定,最後幾經協調,銅像被安置在基隆河畔新生公園內,這尊銅像最後又由空軍花蓮基地收藏保管,不再公開對外展示,一般人根本無從知曉陳納德銅像流落何方。

台美關係必須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雙管齊下|高靖

文/高靖

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看似美國與台灣的實質外交關係更進一步,實際的影響,可能就不是這麼回事情。如果你能夠認真思考,美國那麼支持台灣,乾脆與中華民國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就好了啊,或者就與台灣共和國建交吧。但是,美國不會與中華民國復交,更不可能承認台灣共和國。中國大陸的戰略利益,無論如何都高於台灣,這才是真相啊 。台灣始終就是美國全球戰略棋盤上,一顆可以運用也可以犧牲的棋子,華府藉著拉捧或者打壓台灣,都是對北京表態。台灣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當中的尷尬地位,是很無奈的,但過度迷信操弄美國國會,不能給台灣長期與穩定的利益,設法強化與美國政府的互信,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美國國會的台灣旅行法,為美台高層官員互訪解禁,未來還需要參議院通過,即便是參議院支持,至多是美國國會對台友好,算不上是外交突破,也不是外交突破。因為真正的外交突破,還是需要行政部門的配合,如果行政部門壓根不派高層官員來台,豈非形同具文。
美國在1979年1月 1日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來自中華民國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等,都無法訪問華府。美國派遣官員訪台,也少有閣員級官員來台,軍方將級人員更是限制到台灣訪問。初期美國在台協會人員與我方接觸,包括外交部、總統府等機構是不允許進入的,雙方只能在外面碰面。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後,管制慢慢放鬆,雙方外交接觸不在是禁忌,最初美方要限制在台協會不能具有外交功能的角色,可是多年下來,沒有人會否認在台協會的實質外交角色,台灣始終保持低調務實的態度,慢慢爭取到美國信任,才會有真正的外交運作空間。
1980年代,雷根政府與北京簽署八一七公報,這大概是台北與華府關係的最低潮,雖然雷根準備了口頭六項保證,稍稍平衡台北當局受挫的心情,這卻也顯示無論雙方多好的國會關係,都無法影響對方政府的外交特權。
前外交部長錢復曾說過,他在1970年代擔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時,有個良友計畫,大幅邀請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或者他們重要的幕僚,以及委員會的幕僚訪問台灣,每年來的人數總在一兩百人以上。斷交前,駐美大使館也增加許多發展國會關係的人員,但是現實是,儘管台灣長時間積極發展對美國國會的關係,決定政策的仍然是行政部門,國會可以成為台灣的助力,卻沒有關鍵作用。
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除了是同情台灣的遭遇外,卡特政府與國會關係不睦,是一個背景因素。儘管台灣關係法中規定美國對台出售防衛性武器,可是台灣每每要美國同意出售先進戰機,都無法獲得美國同意,從有邦交時期,要求提供幽靈式戰機,到斷交前後,台灣希望美國提供F-16或F-18,全部都遭到美國拒絕,直到1990年代,老布希總統競選連任時,為了爭取德州選票,這才同意F-16戰機出售台灣,前後差距近20年,台灣與國會關係有多密切,都不如白宮的一句話。
北京在1989年惹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大大影響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美國國會不滿中共聲浪也增加,幾年後,柯林頓政府處理對大陸的最惠國待遇時,遭逢國會阻力,多少與天安門事件有關。這時期又碰上蘇聯瓦解,讓台灣的國際空間一下子變大,國際的氣氛也不同,1994年柯林頓政府放寬我駐美單位改名,新名稱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這要比原來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要更好。顯見與美國行政部門保持穩定務實關係,才是雙方關係發展良好的關鍵,國會雖是助力,卻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把對美外交全部寄託美國國會,那麼問題就很嚴重了,看看過去的歷史經驗。南越以為有美國的東京灣決議案,就可以無限制地獲得美國的援助與保護,可是套句台灣的話,民意如流水,當美國民眾厭煩戰爭帶來的傷亡,國會的態度就轉向了。美國介入越戰支出,在東京灣事件後,1964年8月7日美國國會通過授權總統對北越使用武力的東京灣決議案,那時眾議院是壓倒性地全數通過,到了參議院表決,只有兩位參議員反對。可是這個決議卻在1971年1月被撤銷,越戰後期美國國會甚至拒絕通過撥款援助南越,南越頓失倚靠,終於在1975年向北越投降。美國對於越南問題的態度,可以在短短十年不到,就有了那麼大不同的轉變,這對於台灣而言,是很值得好好深思的問題。
1995年當時,台北運用美國國會的良好關係,施壓美國行政部門,開放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突破美國外交禁忌,表面上,這是李登輝個人的外交成就,也藉著這項爭議引起國際社會注意台灣問題,但是為了李登輝訪美,卻是台灣的駐美單位與外交部付出代價,因為過度操弄國會,反而引起美國當局不滿,在一段時間內,雙方交涉出現許多困難。當然,隔年1996年台海危機時,美國還是派出航母來到台海,這是基於區域安定的決定,但是這項攸關台灣安全的處理方式,絕非國會可以影響,只能由國務院與白宮決策。
華府決定與台北斷交前,從1970年代開始,華府對台北的關係就逐漸冷淡,與北京互動加溫,當時是要聯中制蘇,冷戰結束後,這種大國的外交運作,也隨著國際局勢改變,有了不同的變化,華府與北京雙方必然會產生矛盾,這是大國在國際上難以避免的衝突,就算北京沒有稱霸的雄心,面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無論如何都會與北京的外交路線發生矛盾,更遑論台灣問題的存在,更是無時無刻不讓北京與華府雙方謹慎面對。
當華府與北京矛盾加大,尤其在北京在亞洲、乃至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時,美國必然無法接受其單一領導地位受到挑戰,對北京多加牽制,雙方鬥而不破。近幾年來,美國積極拉攏對日本關係,也正顯示華府對北京的壓制,對台北方面的友善,還是一種外交操作,其背後只是利益算計,是維護美國全球利益的計算,並不是什麼愛台灣這種不切實際的想像。
台灣旅行法如果最後也獲得參議院支持通過,充其量,這是美國國會對台灣的友善,是美國社會有強大的認同台灣的聲音,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國會議員是選舉產生,台灣可以以利益影響國會議員,北京當然也可以,選區的利益才是國會議員在意的事情,因為這牽涉到他的連任與否,當然,國會議員會有自己的想法,對於大陸的許多作為,有他個人的評價,這些選擇就會反映在國會許多法案與決議上面,台灣廣結善緣,固然可以協助台灣爭取美國的政策支持,但是任何政策得最終落實,仍要行政部門,政策未改,一切都是白費功夫。
以現況而言,政治上的極限是,華府不會尋求與台灣建立任何正式外交關係,但是雙方往來比起1979年來說,已經放寬許多,閣員級官員訪問台灣,已經不算是新聞,軍事交流方面也較以前放寬,但是在先進武器裝備的獲得方面與高層互訪,仍然存在限制。即便是通過台灣旅行法,允許高層官員訪問台灣,要不要來台灣,還是要看國務院與白宮的態度,行政部門必須以如何維繫美中關係良好發展的考量下,謹慎處理台灣問題,這就是台灣旅行法所不能夠處理的問題了。
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台灣不必妄自菲薄,但是托大心態也不好,也許某天國際局勢會有巨大轉變,改變了美國對台灣地位的思考,但至少現況台灣是處於美中雙方交鋒之下,而非三邊對等的關係中,如何謀求兩岸和平,又能爭取美國對台善意,這才是正道,如果以為有所依託,要藉美勢力抗中,這就可能是誤算了,因為一旦美中和解,台灣又該如何自處。

元旦升旗意義漸被遺忘台灣只剩仇恨偏見|高靖

文/高靖

每年元旦,民眾齊聚總統府前廣場,參加新年第一天的升旗典禮,似乎已經成為了一項傳統,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項活動究竟從何而來,又代表什麼意義。總統府每天都有憲兵負責升旗與降旗活動,何以元旦這一天就特別呢?元旦升旗活動,最初是在1980年的元旦舉行,那一年中華民國剛剛度過與美國斷交的第一年,台灣社會穩定地度過了危急困厄的一年,民眾與青年學生在新的一年開始,齊聚廣場表達對政府的支持,然今日台灣所見所聞,盡是民進黨政客高喊轉型正義的雜亂爭吵,掩蓋了蔣經國總統與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忍辱負重,領導大家自風雨中走來的記憶。
1979年,中華民國失去了美國的外交關係,華府正式承認了北京,台灣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但是台灣卻能夠促成美國國會在1979年4月完成台灣關係法的立法,創了美國歷史的第一個紀錄,國會通過的法律,用來規範美國與另一個地區的關係,這與雙方政府簽訂的外交公報不同,但卻是美國聯邦政府必須遵守的美國國內法令,放諸全球,這也是獨一無二的政治案例。然而,台灣關係法的完成,難道是隨隨便便信手捻來的東西嗎?
當然不是,這是國府在台灣早已預知國際情勢的危厄變化,多年來在美國國會積極布局,終於在一場知道最終將敗下陣來的外交戰場上,打了一場光榮的戰役。中華民國長年以來,在美國國會有許多友人,早年被稱為China Lobby,國府自國共內戰失利,敗走台灣後,透過這些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議員,幫台灣爭取到許多援助與政治支持,後來名稱成了Taiwan Lobby,但是這些議員依舊是熱心支持台灣。
兩蔣時代的對美外交,蔣中正總統時期,除了一般的正式外交互動,在軍事合作方面,雙方早在對日抗戰期間,就已經建立許多深厚友誼,蔣中正更藉著情報合作,與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跳過大使館與國務院的繁文縟節,可以直接與白宮溝通,為台灣爭取到不少外交空間。
不過,早期對美國國會議員的聯繫運用,多以宋美齡與孔家(孔祥熙)子女為主,台灣外交部派員赴美聯繫美國議員,初期還要透過孔家人安排,馬英九總統時代的某位國安高層曾經透露,他當年派駐美國時期,拜會非常支持中華民國的高華德議員,對方的辦公室卻反問他,有沒有先經過孔家人的安排。可見當時對美外交被孔家人掌控,孔家人雖然也是幫助中華民國,但在台灣國府的領導,蔣中正年邁多病,慢慢轉移到蔣經國手上之際,蔣經國也開始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拿回對美國外交的運作主導。
蔣經國開風氣之先,在駐華府大使館成立國會組,其他各國派駐華府的大使館,頂多就是有個政治組,台灣獨一無二的國會組,就是專門負責強化對美國國會的聯繫。1970年代當時的國會組培養了許多傑出外交官,程建人、馮寄台、仉家彪、胡旭光等人,正是蔣經國的高瞻遠矚,才讓台灣在美國國會內部蓄積了一股強大的支持力量,在美國政治風向都不利台灣的時候,即使白宮與北京建交了,仍能從美國國會扭轉頹勢,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確保了台灣往後數十年的安全。
美國是在1978年12月16日凌晨通知蔣經國,蔣經國在睡夢中被搖醒,被告知美國將自1979年1月1日起,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失去美國的外交關係,可以說是國府自1949年12月遷台以來,最重大的政治與外交挫敗,其實自196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陸續失去主要國家外交關係,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斷交,這一連串的打擊,其實都已經讓有識者可以早早看到遠方醞釀中的風暴,早晚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其實早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期間,1970年當時,尼克森總統透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積極打開美國對大陸的關係發展,蔣經國已經意識到美國這個長期堅定盟友,最終也可能背棄我們而去。國民黨政府除了在外交政治上,苦思生存之道,沒有對外明白表明的是,國府逐漸改變對大陸的軍事策略,從遷台初期的反攻大陸,採取攻勢作為的建軍備戰,在1960年代後期,已經慢慢轉型為防衛台灣為主的建軍路線,1960年代後期當時爭取美國提供潛艦、先進戰機,都只是以台海防衛作戰為主要構想,要產生嚇阻共軍犯台的能力,已經不是如何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大陸。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69年8月8日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蔣中正在8月3日與國務卿羅吉斯會面時,蔣中正對羅吉斯說,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要入侵中國大陸,因為沒有這個能力。蔣中正這一句話,其實道盡了當時國府心態的轉變,1970年代開始,台灣與美國方面對於台灣的軍隊組織再造,進行了許多合作與研討,這個組織調整無非就是將攻勢為主的構想,轉換為守勢,同時配合國家財政情況,縮小軍隊規模,攻守轉換對於後來幾十年的台灣安全,產生重大的影響。
台灣在1970年代開始與美國合作F-5戰機在台組裝,培養戰機自製能力,美軍在越戰損壞車輛也多送來台灣維修,逐步培養國軍的後勤補保能力。在蔣經國主導下,更多的資源投入中山科學研究院的軍事科技研發,除了因美國壓力停止的核彈研究外,中科院逐步建立的飛彈研製能力,都提高了台灣防衛自主能力,這些軍事建設並非一蹴可幾,需要長年的投資與規畫,如果主政者沒有長遠眼光,今日有怎麼可能有所國防建設的成果。
國民黨政府在調整軍事政策後,開始回過頭來,推動台灣的基礎建設,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蔣中正的決心下,毅然決然展開。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提供了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建設。國民黨政府在台幾十年,為了反攻大陸這個龐大的目標,耗用了許多社會資源,但也不是盲目地窮兵黷武,仍能盱衡主客觀情勢,在關鍵時刻進行改革調整,才能為台灣爭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間。
如果不是國民黨政府早有應變措施,及早開始在外交政治、軍事方面預做因應,也開始推動內政改革,當美國確定與國府斷交後,台灣已有承受如此重大災變的能力,那是打落門牙和血吞的艱困局面,然而1979年開始,台灣也的確穩健地走出陰霾,開創了後來的經濟奇蹟。台灣曾經因為特殊情況下所採行的戒嚴與威權統治,這些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看待這些問題,不能抽離當時兩岸的特殊情境,人們在這個特殊歷史階段下受到傷害,日後追討公道,眾人多能理解,但歷史又怎有片面觀點,多是功過並存,總是三七開看待,如今流行的轉型正義,不過是種以仇恨至上的粗鄙論調。
元旦升旗,曾經是民眾與青年學生自動自發表達對政府的支持,展現全民團結的活動,於今可能早無人記得近四十年前的場面,成了每年元旦應景的活動罷了,當你仰望國旗冉冉上升,怎能不緬懷當年政府沉穩的領導與人民的溫厚。今日台灣的一切,並非自然天成,也非憑空而來,那是前人奮鬥努力的成果,當我們參加元旦升旗,都有如是的感懷才是,若毫無想法,又何必摸黑起早,只為了跟著大家一起去嗎?
關於台灣的重大改變,要在1988年1月蔣經國病逝後,台灣開始出現許多歷史翻案風潮,還原歷史真相本無可厚非,對於曾經受到壓迫者,為他們討公道,也屬正當,但到了現在,出現了轉型正義的口號,在民進黨政府對社會進行有組織有系統地煽動仇恨之下,現在已經不只是還原歷史,而是要重塑歷史記憶,重新置入取代原有的集體記憶,否定所有過去有關國民黨政府的存在價值。不僅沒有對當時許多人物提出客觀的評價,而是發動鞭屍一般的仇恨批鬥,人們耳中充斥的盡是被煽動而起的仇恨與憤怒,心中為偏見所遮蔽了判斷,這樣的台灣,能有未來嗎?當你明年還要參加元旦升旗時,請你務必回想台灣這風雨四十年,何以能夠堅忍不拔,奮力向前。

婦聯會的選擇:槍彈、鐵鎚、木棒|雷倩

文/雷倩

今年的最後一個工作日,在婦聯會常委一致決議的授權下,婦聯會與內政部及黨產會簽下行政協商備忘錄。該備忘錄文本係經婦聯會常會授權談判、協商代表長達五個多月反覆折衝、最後階段取得部分較有利條件後由常會通過。簽署備忘錄後,尚須議定行政契約文本,交相關組織通過會員大會或董事會同意後,簽署生效。

 

對於台灣第一件「行政契約」,外界提出從正面肯定到含淚支持到誓死反對的各種意見。更有人主張婦聯會不可投降屈從不義,而當以寧為玉碎之志和政府拼個魚死網破。

 

其實,識者或已注意到魚還可能拼到網破而逃生,而婦聯會最多只會拼成魚死網在!因為就在今年底,台灣的法規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婦聯會面對的,不只有外界熟知的黨產條例(即「附隨組織」爭議),還有立法院最近才通過的促轉條例以及更高階的政黨法。三者均賦予民進黨政府強制婦聯會轉型的權力,其最長時限,是在政黨法裡的「兩年內」。也就是說,婦聯會不可能以政治團體的現狀永續存在,必須積極尋找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生存的方案。

 

三把飛刀:黨產條例、促轉條例、政黨法

過去一年多,黨產會發動的程序,包括兩次聽證會,其重點都在婦聯會是否為「附隨組織」,若認定為是,則黨產會可調查婦聯會的財產「當或不當」,並對認定「不當」者做出處分。婦聯會自認不是國民黨附隨組織、沒有不當黨產問題,若有公平公正的程序,以訟止戰、以戰止謗的贏面甚大。也因此,很多人主張應該力拼到底。

 

1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了促轉條例!未來的促轉會對政黨、附隨組織(由黨產會依黨產條例認定)、及黨營機構具有高侵入性的調查權(第14-17條)、高強制力的移交檔案條款(第18條)與極嚴厲的罰則(第19條)。

 

緊接著126日鮮少有人注意的政黨法公佈施行!該法以健全民主運作為名,對人民憲法保障的結社自由設立了各種條條框框,而全國300多個政黨或政治團體,兩年內都必須依該法修訂章程調整運作,以符合該法鉅細靡遺的規定。若屆期未完成修訂、且補正期滿仍不符規定,政府就可以「依法行政」:廢止立案、解散組織(第43條)、依規定清算財產剩餘歸入國庫(第32條)。婦聯會目前是「政治團體」,如果不積極改變該法人身份,便會適用政黨法的各項強制轉型規定。

 

這是為什麼婦聯會沒有拒絕轉型的可能,只有槍彈、鐵鎚、與木棒的選擇。這不是婦聯會單一組織的困境,而是台灣許許多多團體都將面臨的難關!

 

歲末年終,今年台灣選出的年度漢字是「茫」,反映了台灣社會在各種假「依法行政」為名的斫傷下,已然傷痕累累。標榜民主進步的執政者,可不可以擺脫極權主義極端仇恨的綁架,許人民一個休養生息的明年?2018又是選舉年,依例是各方政治動員的高峰,看來人民這麼卑微的願望仍難有實現的可能。

 

1:政黨法第43條第2

本法施行前已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政治團體,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本法規定修正章程轉換為政黨;屆期未修正者,經主管機關限期修正而不遵從或經修正後仍不符規定者,得廢止其立案。

前項經廢止立案之政治團體,應予解散,其財產之清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2:政黨法第32

未經法人登記之政黨解散或廢止備案後,其財產之清算,應依章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章程未規定、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無法召開時,由主管機關選任清算人,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

政黨財產清算後,如有賸餘者,其賸餘之財產歸屬國庫。

歲末感言-從茫與創說起|雷倩

文/雷倩

歲末年終,各地紛紛徵選「年度漢字」,用來總括即將結束的一年,可算是紀錄時代氛圍既精準又精簡的工具。12月15日,同一天有兩個年度漢字揭曉:台灣選出了「茫」,而絕大多數由大陸網友投票的兩岸漢字則選出了「創」。可謂兩岸一家親、心情大不同。

台灣的茫,是茫然,蒼茫。面對這一年的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社會撕裂,曾經身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在茫茫大海中失了方向。原先振臂高呼要打倒的政權被打倒了,但昔日的「改革者」卻換了一種面貌,成為「動物農場」一書中的拿破崙,比過去所謂的「外來政權」更倨傲、比「威權統治」更高壓,怎不令人有今夕何夕之慨嘆?

由兩岸共同選出的創,據主辦單位表示有兩重意義:一是讀四聲的創,如創新、創始、開創,另一則是讀一聲的創,如創傷、創痛。

中國大陸這一年所推動的各項政策,無論是國際上建立巨大互通互連板塊的一帶一路、亞投行,國內解決經濟轉型挑戰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普惠小城鎮居民的新特色小鎮計畫,不但針對不同發展需求提出了具體可行方案,也開始有了初步成果。

然而,台灣投創這個字一票的網友,心裡想的究竟是四聲創還是一聲創?拿台灣自選字茫來參照,選擇後者的應該不在少數。

台灣地位特殊,兩岸血脈相連。清沈葆禎說:台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今日雖如李白行路難裡的描述,停杯投箸拔劍茫然四方難行;但如能轉念,扣上由中國大陸主導的大發展勢頭,在逐漸成形的亞洲紀元裡,仍有長風破浪直掛雲帆的發展機遇可期。

台灣的未來究竟是創新?是創痛?現在正是決定的關鍵時刻。

促進轉型正義不過是粗鄙的鞭屍兩蔣|高靖

文/高靖

民進黨政府在立法院推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這套法律表面上是以反對威權為目的,但說穿了,就是對國民黨政權過去在台灣統治的歷史進行清算的法律,將國民黨在台統治進行歷史總結,以缺席審判的方式,對蔣中正扣上罪人的大帽子。這其實是一個去脈絡化的政治論述,無視於政治發展階段的差別與相對的歷史因素的差別,以現在的標準否定過往的歷史。
國民黨立委陳學聖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質詢時,請文化部長鄭麗君和教育部長潘文忠說出兩蔣對台灣做出的三件貢獻,兩位部長都拒絕回答,鄭麗君說,還原歷史、轉型正義,不該要求社會重新歌功頌德,或是功過並陳。
鄭麗君這番回答,正足以顯示促進轉型正義這件事情,在民進黨政府心中,是有選擇與鮮明立場的。既然是還原歷史,又何以不准功過並陳,功過並陳又為何被扭曲成歌功頌德,鄭麗君的發言,除了偏見,還是偏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實無非就是對蔣中正進行鞭屍的條例,無關正義,更無是非,是在偏頗立場上,對過往的歷史採取選擇的解釋與認識,要重塑台灣過去幾十年歷史發展的歷史記憶,只有在破壞舊時的記憶後,民進黨政府才能更有效地重建新的歷史論述,從而為台灣獨立建國堆疊合法的基礎。
台灣的確經過威權統治的歷史階段,但是每個歷史階段的進展,都有其特殊的現實原因與條件,從後面與現在的觀點,看早先與過去的階段,並且加以批判否定,其實是很不公道,也不符合正義的標準。台灣的威權統治,是如何產生的,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並不只是某個人主觀上要成為獨裁者,或者他不願意與他人分享權力,就會出現威權統治,台灣歷經大陸軍事威脅幾十年,這一點是許多人今日刻意忽視,從而將這個事實切割,只看現象,而不看表裡。
在共軍打過長江,攻陷南京,緊接著威脅上海後,國共內戰情勢前景悲觀,台灣也受到衝擊,當時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在1949年5月19日頒布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中原標準時間)起,在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這項戒嚴直至1987年由蔣經國總統宣布7月15日解嚴為止,前後總共持續38年又56天,這個戒嚴很可能是實施最久的戒嚴了。
戒嚴之下,人民權益當然會受到限縮,無法與一般的民主自由社會相比。這個戒嚴制度若放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尚能合乎現實狀況的需求,然而在1979年1月1日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台海情勢其實是趨於穩定,中共停止砲擊外島,台灣雖然在國際社會的空間越來越小,但是在兩岸當中,所受到的軍事威脅其實是減少了。那麼在國家沒有具體外在威脅或內部動亂下,持續戒嚴狀態,當然不符合現況需求,台灣過度的威權政治,受到批評也不令人意外。
後人可以批評國民黨政權疏於改革,未能即時跟上現實發展的腳步,還給人民更多的自由與政治空間。但是既然要還原歷史,那麼怎可只看到國民黨疏於改革,卻沒有看到國民黨勇於建設的部分,如果只談過,不論功,這怎麼能夠算是還原歷史呢?那就是選擇片段、零碎的歷史,不就淪於以偏概全了。對於蔣中正的功過並陳,並非歌功頌德,是公正的評價才是,與服從威權毫無關係。
民進黨政府當中如鄭麗君這樣的人,只是拿心中的不滿與對事實的偏見,當作對過去事物判斷,自然會產生偏頗的看法。還原歷史,讓權益受損的人能夠回復名譽或者補償,這當然是追求正義,可是在正義的大旗下,難道就要把某些人的功績全部刻意忽視,這恐怕會讓所謂的轉型正義,變成了對前人進行缺席審判,任由你的主觀好惡,強加在他人身上罪名,讓別人無由爭辯。
在戰後的台灣,很不幸地發生二二八事件,肇因台灣省政府長期人謀不臧,未能敏銳感受台灣社會的不滿與不信任,台灣自日本殖民地轉換為中華民國台灣省,台人與來到台灣接收的大陸文武人員,的確在彼此的互動與認知上,會有許多的矛盾。重慶政府派出的接收人員即使只是到大陸的日軍占領區,都與當地民眾經常發生衝突,更何況是來到與中國分割半世紀的台灣,這些已經發生的錯誤與過失,我們現在也不必文過飾非,誠實面對,才能夠讓社會超越矛盾,跳脫歷史糾葛。
那些在二二八事件後,莫名其妙失蹤死亡的人,或者受到牽連繫獄,政府已有法律給予補償與名譽回復,台灣後來在戒嚴之下,在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方面,受到諸多的限制,有人因為政治理念不同,就被關入牢裡,或者流亡海外不得歸,這些今日都有法律補償,然而現在的促轉條例無非是要更進一步要追究加害者,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就要稍稍思考,這樣對於促進社會和解,讓社會往前邁進,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殊背景,這一點在促轉條例當中,完全不論,即便是台灣發生白色恐怖或者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歷史悲劇,但是除了金馬外島之外,台灣的地方自治選舉卻推行多年,縣市長、縣市議員與省議員選舉,毫不受戒嚴體制影響,當然批評者仍以中央國會沒有改選,以及不能組黨為由,批評台灣不夠民主,沒有言論自由,這也是事實,過去的政府要面對後來的責難。
可是,就在面對中共軍事威脅未減下,台灣仍然必須與其他國家一樣的民主自由開放,這可是脫離現實了,1950年代風聲鶴唳的台灣,共黨顛覆陰謀並非空穴來風,韓戰發生後,直到八二三砲戰爆發,大陸對台的好戰口號從未鬆懈,顯示兩岸隨時可能有軍事衝突,這樣的狀態下,台灣如何能維持與其他國家一樣的自由民主水準,後世以承平時期的標準評斷戰亂時期的嚴格管制,無非就是脫離歷史現實,一種去脈絡的分析,容易產生偏差的見解。
國民黨政府過去統治期間,除了在政治上的管制之外,對於台灣的經濟與文教建設,難道就沒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嗎?蔣中正為了軍事反攻大陸,對於資源分配方面,影響到台灣的基礎建設,但在1960年代軍事反攻無法得到美國支持,受到美國政治壓力之下,政府也逐漸資源轉向建設台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乃至十大建設,都對後來的台灣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蔣經國總統死前宣布解嚴,開放報禁,對於民進黨組黨,也沒有進行任何政治鎮壓,這難道不算是對推進台灣民主有所貢獻,當然,對於民進黨來說,蔣經國是迫於壓力決定開放,談不上開明。但是蔣經國如果沒有在解嚴之前,在相關政治與法律方面有妥善的安排,在當時台灣失去美國外交關係的不安局面下,貿然開放是可能引發動亂,蔣經國不阻止民進黨組黨,避免擴大衝突,難道不能算是蔣經國個人的包容嗎?
如果台人對於日本半個世紀殖民統治台灣,多能肯定如八年與一這樣的日人對台治績,而不論日人對台人政治上的限制,乃至日人曾經在台灣進行的大屠殺,現在處處主張親日,那又為何對於國民黨政府治台政績,完全無視,只談國民黨政府的過失,要對過去的統治者鞭屍。若只看日人的好,只見國府的壞,這樣的歷史觀,放在轉型正義之下,究竟代表了什麼?象徵了什麼?這當中其實隱含了大家都不太願意公開面對的族群矛盾。
民進黨政府推動轉型正義,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全盤推翻國民黨治台的功績,否定國民黨治台的成效,重塑台人對於過往歷史的記憶,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成了有罪之身,在轉型正義的使命下,必須加以追究,國民黨是對台灣有罪之黨,國民黨曾經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自然也是有罪的同謀,如是過去的一切,只有對台人民主自由的壓迫,而沒有對台人生活福祉改善的追求,這樣的政黨,如此的政權,自然要讓大家唾棄,由歷史拋棄,從而建立新的國家,制定新的憲法,拋棄邪惡的過往,台人才有光明的未來,如今的民進黨政府所作所為,正是要打破過去的歷史記憶,未建立新國家,逐步展開新的歷史重塑,總結來說,就是新的政治洗腦。
原本民主改革開放,應該是朝向解除魔咒,讓人們不在愚昧無知,能夠朝向理性發展。但在現實的台灣,卻祭出了新的魔咒,試圖要在人們的腦中植入偏頗的思考角度。
既然是還原歷史,又不許功過並陳,若功過並陳,就是歌功頌德,總而言之,就是不准有功,只可有過,這般的歷史追殺,把立法院通過的促轉條例變成了慘酷的鞭屍蔣中正條例,這對號稱民主改革開放的政黨來說,會是美事一件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八二三炮戰蔣中正敵情研判比CIA還厲害|高靖

文/高靖

好萊塢電影總把美國中央情報局描繪成無所不能的情報機關,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情,1958年爆發的八二三砲戰,蔣中正總統早在7月17日就覺得苗頭不對,要求三軍加強戒備,他提醒美方,對方卻不以為然。8月11日,蔣中正預判9月半前後,共軍會採取行動,限令一個月內完成整備。但是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直到8月14日仍認為,沒有具體證據顯示中共將攻擊外島。事後證明,蔣中正研判正確,共軍猛烈砲擊金門,圍困金門,驕傲的中情局缺乏正確研判中共軍事意圖的能力。
副總統陳誠日記記載著7月17日蔣中正預判中共將有軍事行動,要求三軍加強戒備。當時共軍早已開始在東南沿海機場集結米格機,7月29日,國府兩位飛行員劉景泉、任祖謀在汕頭一帶執行巡邏任務,他們的兩架F-84戰機遭共軍擊落,台海緊張情勢升高。
陳誠日記記載,8月4日,蔣中正與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美軍協防司令史慕德會面,蔣中正認為,赫魯雪夫與毛澤東會面後,中共一定會有軍事行動,蔣中正的語氣緊張急切,但是莊來德聽了他的分析,一臉不以為然。
共軍戰機積極求戰,8月9日後國府空軍很難在大陸上空執行偵照任務,共軍可能是藉阻擾台灣的偵照任務,掩護砲戰的準備工作。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有份8月8日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顯示,蔣中正要求美方提供響尾蛇飛彈、F-86戰機給台灣,美軍F-100戰機進駐台灣,第七艦隊到台海附近巡弋。美國參謀聯席會隨即開會通過,緊急提供響尾蛇飛彈與20架F-86F給台灣,F-100戰機輪流駐防台灣,一個航母戰鬥團將前往台海。
8月11日陳誠日記記載,蔣中正預判可能9月半前後,共軍對台必有軍事行動,要求一個月內完成整備,籌備軍費1億元。從國務院檔案發現,8月14日,白宮國安會開會時,中情局卻認為沒有跡象顯示共軍將侵犯金馬外島。
中情局對大陸的情研能力,不如蔣中正一生與共軍交手經驗的判斷。有鑑於兩岸情勢升高,為防萬一,白宮還是決定協助國府防範共軍侵犯外島,但不公開這項政策,避免國府可能在獲知美國協防台灣後,自己搞出某些事情來。從白宮決定看法,美中雙方的政治互信仍然不足,白宮始終懷疑國府會趁亂發動對大陸的軍事行動。
金門砲戰前,美軍已經研究對廈門周邊六到八個共軍機場使用戰術核武,如果仍無法嚇阻共軍攻勢,可能將核武攻勢延伸到大陸內部,以及上海以北。但是共軍也可能對台灣與琉球的美軍採取核武報復。國務院政策規畫助卿史密斯8月15日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認為,為了防衛金馬外島,冒著與中共或蘇聯發生大戰的風險,是無法接受的。史密斯建議改變防衛外島政策,這不是示弱,是從國家利益重新計算評估,國府應該從外島撤軍,美軍掩護撤退。
儘管國務院內部有人主張國府自外島撤軍,8月18日蔣中正憂心外島防務,仍然搭船巡視馬祖、金門,20日自金安返台灣,對於固守外島,立場堅定,蔣中正回到台灣三天後,砲戰爆發。
美軍比較支持國府,願意盡力保衛台灣,甚至包括使用核武,這點在美方爭論不休。8月18日遠東事務局給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帕森斯的備忘錄顯示,軍方對於不使用核武,是否能確保運補金馬外島通暢,參謀聯席會認為可以辦到,但是很困難。對於美軍僅使用傳統武器,是否能夠對抗共軍攻占外島,參謀聯席會認為辦不到。
有別於史密斯主張撤退,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在8月20日給杜勒斯的備忘錄認為,不防衛外島所帶來的風險更大,他也懷疑美國能夠強迫國府從外島撤退。放棄外島,無法解除危機,只會刺激北京發動侵略的胃口。如果美國明確協防外島,就可以處於有利的地位,安撫中國盟友(中華民國),限制他們的行動。嚇阻中共軍事行動,不一定使用核武,對廈門周邊使用傳統武器就可以了。
就在砲戰發生前一天,國務院終於確定如何協助台灣,8月22日杜勒斯主持的國務院會議記錄顯示,國務院與國防部達成共識,加派三艘航母到第七艦隊,在台海周邊鄰近海域舉行艦隊演習,協防司令史慕特到外島視察,增加美軍戰鬥機輪流駐防台灣,增加運補,增加戰車登陸艦LST的數量,提高外島武器性能。
雖然蔣中正早已指示三軍戒備,部隊及早完成整備,但是戰事發生後,軍方應變仍然一團混亂,毫無章法。共軍砲擊金門,立刻打出了國府許多軍事問題,以及美國對國府無理的政治拘束,讓國府對這場仗打得綁手綁腳。
台灣國史館公布的國防部檢討八二三砲戰機密報告指出,軍方後勤系統混亂,前方需要155砲彈,卻空投105砲彈。運砲彈到金門,卻沒有同時送去彈頭、引信、發射藥,這些後勤上的混亂,都造成砲彈無法使用,影響砲戰進行。空軍空投作業混亂,美軍在遠東區所有的空投傘,幾乎都在這場戰役用光,空投出現包裝不好,空投時,傘不開,掛傘勾繩有問題,造成無可估計損失。
陳誠日記8月30日記載,向日本採購降落傘。從國防部的檢討報告看來,空投的確耗費了許多降落傘,也許因為這個原因,只好緊急向日本採購。
蔣中正雖研判共軍將發動攻擊,可是國府對於研判敵情失準,初期把共軍目標錯誤指向馬祖,不待情報判明,就將陸戰隊加強團緊急調往基隆,海軍八艘兩棲登陸艦正要從左營駛往基隆載運部隊,往馬祖前進,還好被國防部制止,若登陸艦駛往馬祖,將影響金門運補,這也顯示國府對實際戰況毫無掌握。
砲戰發生後,美國最關切的不是外島軍民傷亡,而是限制國府不可以隨意對大陸反擊。莊萊德接獲國務院指示,要立刻明確告知國府,希望國府若要對大陸動武,能夠先與美國徵詢意見。
根據莊來德給國務院電報,8月24日傍晚,莊萊德與史慕特與蔣中正、陳誠、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謀總長王叔銘緊急會商,蔣中正向美方保證,國府將以最大的克制,面對中共的挑釁,金門守軍一天以來都沒有展開反擊,國府將盡可能在對大陸動武前,先徵詢美國意見。就在這場會商進行過程中,共軍又對開始砲擊,美軍協防司令部接獲報告,共軍飛機在晚上7時30分在金門西北角投擲10枚炸彈。
國務院有關8月25日艾森豪總統主持會議的會議記錄中,艾森豪對蔣中正言而有信,能夠遵守承諾,對於反擊大陸的軍事行動,先徵詢美國意見,表示肯定。但是對於美軍提出使用戰術核武的建議,艾森豪說,任何使用核武的決定,都這必須先經過他的決定。會議討論後,也決定要求台北的美國大使,要防止國府採取不成熟或者過度的反應。
美軍也在砲戰開始兩天後,調派艾塞克斯號航母與四艘驅逐艦從蘇彝士運河增援台海,中途島號航母也從珍珠港出動,加快增援給國府海軍的兩艘戰車登陸艦。對於可能動用核武的準備工作,關島15架戰略空軍的B-47轟炸機隨時可出動,六架由美軍訓練的國府飛行員駕駛的F-100F雙座戰機,正在飛往台灣。後續還有勝利女神飛彈營移交台灣,另有三艘戰車登陸艦以及其他登陸船艇,將提供給國府,美國陸軍將加快提供外島七個師的現代化裝備。為了謹慎起見,有關動用戰術核武的決定,對國府保密。
因為戰事膠著,蔣中正到砲戰第三天也失去耐性,對國府在缺乏援助下,無法防衛外島,蔣中正向莊萊德表達憂心,對於美國是否能夠保持外島運補暢通與確保外島,希望獲得美國的保證,可是莊萊德在美方指示下,無法提供明確說明。由於遲遲無法獲得艾森豪同意國府空襲共軍機場,蔣中正感到十分失望,8月31日,蔣中正難掩怒氣,對莊萊德批評美國對他在外島的官兵不人道,不公道,是破壞大家的士氣。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描述,這是莊來德所見過蔣中正反應最激烈的一次,蔣中正批評美國的政策根本不像是個盟邦,蔣中正無法接受美國限制他為了自衛採取反擊。
由於戰況沒有趨緩的情況,為顧及共軍可能犯台,島內開始有應變準備,陳誠日記記載8月29日,財政部長嚴家淦建議把黃金鈔券移往木柵山區,陳誠同意。9月2日,國共兩方發生九二海戰,戰況激烈,國府海軍奮戰不懈,擊沉共軍艦艇,但是史慕德卻對蔣中正抱怨海軍運補金門的任務執行,非常不滿意,因為海軍總司令梁序昭顧慮損失,決定改由登陸艦在外海停泊,讓LVT泛水往岸上運補,這個作法因為成功突破共軍封鎖,後來卻獲得美方高度肯定。儘管當天海軍經歷苦戰,蔣中正聽到史幕特的意見後,與陸海空軍總司令開會時,把他們都罵了一頓,儘管蔣中正對戰事發展失去耐心,陳誠仍然在日記中寫下他勉勵三軍的談話。
國務院當天討論台海戰事的發言記錄當中,海軍作戰部長柏克說,國府海軍缺乏良好的高階層領導,國府海軍資深軍官多半來自陸軍,而且還不是太好的陸軍人員。海軍技術上不錯,但缺乏中國海軍傳統,沒有參與戰鬥的驅力,而且害怕戰損,影響到作戰行動。
隨著戰事延長,王叔銘向美國請求同意國府空軍轟炸共軍機場,陳誠9月20日日記又提到向美國提出申請攻擊大陸的事情。直到9月30日,美方才透過莊來德回話,表示會加強護航,希望國府不要轟炸大陸。砲擊斷斷續續進行,直到10月過後,中共才減緩砲擊頻率,改為單打雙不打,直到1979年1月1日,北京與華府建立外交關係後,共軍才全面停止砲擊外島。
從這場戰役當中,看到許多嚴重的問題,國防部對外島擬定的幾十項作戰計畫,沒有一樣可以派上用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如何適用砲擊金門,也讓大家傷透腦筋,中美協防的樂成計畫與外島獨立作戰的太白計畫也不能適用,美國更不情願為了幾個小島,與共軍發生大戰,甚至引發與蘇聯的軍事衝突。國府要固守金馬外島,美國又怕國府擅自發動對大陸軍事行動,這些情況始終沒有解決,共軍更是無時無刻不虎視眈眈,最後卻是美國對北京關係正常化,為外島帶來了和平,歷史的演進,不能不說總有意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