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時宋美齡稱蔣中正受親美與軍方反動派兩股勢力拉扯|高靖

文/高靖

國民政府因為失民心,官員貪腐,共諜滲透,造成國共內戰失敗,內戰失敗的原因,不勝枚舉,其中受到美國許多政治牽制,顧此失彼,也是原因之一,從美國國務院公開歷史檔案當中可以看到,當時宋美齡對美國大使分析,蔣中正貴為國府政治軍事最高領導人,身邊卻有兩股人馬,一是支持美國,希望美國政治理想能夠影響中國的宋美齡與宋氏家族,另一個是希望中國獨立於美國影響之外的軍人袍澤,這些人包括陳誠、胡宗南、俞濟時、顧祝同,以及多位在德國受教育的人,這份檔案當中是用反動派(reactionaries)指涉陳誠等人。
國府遷台後,對於美國從1945年抗日勝利後,介入調停國共內戰,蔣中正始終認為這是內戰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美國特使馬歇爾的介入,造成國府軍事行動自縛手腳,蔣中正指派杜聿明指揮東北戰事,未能克盡全功,政治介入軍事調停是一個原因。蔣中正對於馬歇爾調停失敗,始終耿耿於懷,可是內戰當時宋美齡卻認為蔣中正不懂美國人的想法。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3月31日從南京發給華府國務卿的電報,司徒雷登在這份電報當中記述了他與宋美齡談話的要點,司徒雷登形容這場談話的要旨是,如果我們要影響蔣中正朝著更民主的程序,我們必須知道圍繞在蔣中正身旁的一些阻力。
宋美齡形容當時那段期間中國對美關係的一些經驗,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馬歇爾調停階段,除了擔任翻譯之外,宋美齡盡量避免參與所有政治活動,這是因為她非常了解美國的心理,如果她那樣做,可能會被懷疑為了蔣中正的利益,藉著女色或者社會壓力影響馬歇爾。她也理解,蔣中正不希望她介入美國事務,但是對她而言,蔣中正並不了解美國的觀點。在這個階段結束之前,宋美齡擔憂如果馬歇爾調停失敗,將會對中國造成令人失望的事件發展過程以及後果。她試著幫助蔣中正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但她所有的努力都徒勞無功。主要是因為圍繞在蔣中正旁邊的兩個人,陳誠與胡宗南。宋美齡補充說,軍中袍澤對蔣中正的影響要大於文人。
二,從馬歇爾離華到魏德邁特使團階段,這段期間軍方對於美國影響力下降,以及被視為強烈支持美國的宋家影響力下降,感到很鼓舞,這些人除了陳誠與胡宗南外,還有俞濟時、顧祝同,以及其他幾位受過德國教育的人。宋子文就是被這些人趕下台的,他們藉著與CC派(國民黨內的中央俱樂部派系),以及政學系(國民黨內的派系)合作,讓張群當上行政院長,而張群是很容易受他們意見影響的人。他們宣稱很快可以消滅共產黨,但是當情況並不是如此發展時,他們彼此互相指責,陳誠曾經吹噓關內的戰事,可以在三個月內結束,當陳誠沒有能夠完成,蔣中正派陳誠到東北,試試陳誠的能耐。但是東北的情況依然很糟,政府蒙受嚴重的損失,包括了16個美械師。魏德邁的批評,對這些人是正中下懷,宋美齡反覆考慮很久,希望邀請司徒雷登討論這些問題,但後來選擇不這樣做,因為宋美齡顧慮可能會被批評或者懷疑她想要影響舉棋不定的美國政策。宋美齡去年夏天原本打定主意接受馬歇爾夫人的邀請,但卻被蔣中正阻止。
三,在魏德邁特使團之後階段,軍事情況仍然惡化,蔣中正身旁的人繼續彼此指控對方,蔣中正自己也對魏德邁的批評感到很沮喪。宋美齡建議宋子文到廣東,盡可能在那邊努力。廣東在張發奎與羅卓英的領導下,走私猖獗,這是宋子文報效國家的機會,宋美齡要留在這裡,繼續與反動派對抗。宋美齡心中認為美援遲早會來到,她希望美國的政治理想能夠影響中國。現在反動派影響力正在減弱,美國影響力持續增加,她留在這裡,盡可能幫忙協助,因此她再次婉謝了馬歇爾夫人的邀請。那些人使用自我改造的口號,其實真正的意思是排除美國的影響,這種情緒受到魏德邁言論的不良影響,而有加重的趨勢,宋美齡相信現在可以一起合作,去改變蔣中正的心態。
宋美齡對司徒雷登表達出希望能夠合作的態度,並為蔣中正的失敗找到理由,卸責給陳誠等軍方人士的影響。宋美齡批評陳誠影響蔣中正對於馬歇爾的內戰調停,還真是沒有說錯。陳誠並不認同國府在軍事上對共軍採取過度讓步,陳誠對於內戰本質的認識,遠遠高過馬歇爾這個洋和尚,馬歇爾絲毫不懂中國人,更不懂國共之爭的背景,以為停戰,進行政治協商,就可以化解國共之間的矛盾,殊不知國共雙方纏鬥多年,那已經不只是理念之爭,還是生死之爭,國共雙方都不是真心談判,只是敷衍敷衍,惹不起美國勢力罷了。
陳誠與許多國府將領都相信軍事上不能取得優勢,政治上必然難以抗衡。尤其國府剛剛在抗日戰爭獲得勝利,又有美國軍援,自然對於發動內戰,信心滿滿,在人數與裝備方面,國府更是遠遠超越共軍。1946年1月20日,陳誠寫信給蔣中正,信中提到苟能趁早將共黨根本解決,亦是國家一勞永逸之福。1月24日又寫了一封信給蔣中正,陳誠在信中說,今日之情勢,唯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謀統一,遷就妥協則敗,政治可寬大,軍事不能放鬆,國家之統一,自有史以來,從無不用武力。蔣中正在1月27日針對陳誠24日的來信回復說,所陳各點,皆獲我心。
陳誠去信蔣中正的時間,正是馬歇爾調停國共停火,由國府邀各黨派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陳誠在信中表達的強硬立場,蔣中正表達出皆獲我心的看法,顯示蔣中正相當認同陳誠軍事優先的觀點,這也正是宋美齡批評的反動派影響蔣中正看法,最鮮明的例子。至於胡宗南當時屯兵西北,對延安虎視眈眈,與共軍不時有衝突,胡宗南也是主張軍事優先,但是蔣中正就在停火與作戰兩方之間拉扯,東北未能趁勝追擊哈爾濱,讓共軍有所喘息,因為蔣中正擔心引發國際視聽的壓力,要求國府軍隊不要繼續往北滿前進。1948年3月,胡宗南甚至在蔣中正的秘密指示下,集合動員部隊,順利攻占延安,完全就是採取軍事進剿為優先的立場。
馬歇爾在1947年初回到美國後,轉任國務卿,魏德邁接續在1947年7月,來到中國大陸與台灣考察,希望實地了解中國的各項政治、軍事、經濟問題,他在離華前的公開說明當中,對國共雙方都有不客氣的批評,這時國共雙方力量對比,國府仍有優勢,但到了1948年年中後,情況已經慢慢發生轉變,共軍在東北轉換戰術,從游擊戰,改變為攻城戰,國府部隊逐漸收縮在長春、瀋陽、錦州三處,在1948年底,東北國府軍隊除少部分由營口脫逃,大部都為共軍消滅。
馬歇爾、魏德邁兩位二戰時的名將,從1945年到1947年接連來到中國,顯示杜魯門總統對中國問題的重視,才會指派他們兩位來到中國,希望能夠化干戈為玉帛,尤其顧慮蘇聯透過中共對中國的影響,但是事與願違,美國最後放棄介入國共內戰,視情況自然發展,讓國府自生自滅,內戰情勢也就從1948年到1949年急轉直下。
蔣中正領導的將領與共軍交手,很少能占便宜,節節敗退,蔣中正身旁親美勢力一樣無法挽救國府的崩潰,宋美齡推崇美國政治理想,不算是壞事,但是宋美齡過度倚賴與相信美國,美國最後還是讓宋美齡失望,宋美齡在1948年12月徐蚌會戰之際,前往華府爭取美國援助國府,儘管宋美齡表現出對美國政治理想的尊崇,希望中國能夠受到美國政治理想的影響,這樣的態度依然無法獲得杜魯門總統的青睞,不願意在國府最危難的時刻,伸出援手,等著國府被共軍消滅。宋美齡自恃親美立場,以為可以讓她幫蔣中正爭取到美國援助,美國國務院卻對宋美齡的求援,毫不在乎,真是諷刺。

美軍亂闖影響美中談判季辛吉批美海軍左右分不清|高靖

文/高靖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始終保持強國霸權形象,但有時候這個強大的國家的左手,卻不知道右手在幹嘛,不同部門缺乏協調,惹出許多國際糾紛,尤其美軍更常有脫軌表現,1973年11月國務卿季辛吉訪問北京,季辛吉與大陸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面前一個多小時,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奧克拉荷馬城輕巡洋艦(USS Oklahoma City CLG5)突然闖入大陸水域25公里處,周恩來當面對季辛吉提起這件事情,讓搞不清楚狀況的季辛吉尷尬萬分,當場怒責美國海軍愚蠢,季辛吉說,只要美國海軍懂得分辨左右,他們就應該會離開。
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在這次美國外交的石破天驚之舉後,季辛吉仍然不斷奔走於華府與北京之間,推動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與周恩來談判雙方如何建交,由於中美雙方已在上海公報確立一個中國原則,後續雙方的談判,季辛吉與周恩來兩人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模式,在雙方達成建交目標的同時,也能夠妥善處理台灣問題。不過,季辛吉對於台灣當局甚至是國務院內部,關切美國與大陸接觸的情況,口風十分緊,季辛吉明明與大陸談判出建交的時間表,卻對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說謊。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歷史檔案,1973年11月12日下午3時,季辛吉與周恩來會面,繼續前日未完的對話。會面過程中,周恩來主動對季辛吉提起,當天下午1時37分,根據他們蔣中正處的消息來源,奧克拉荷馬城導彈巡洋艦接近台灣海峽當中的一個島嶼,這艘巡洋艦已通過台灣海峽,距離大陸只有25公里。
季辛吉事前完全不知道美國海軍派出軍艦接近大陸水域,尷尬萬分的季辛吉說,對於愚蠢,他無從辯解。他沒有辦法管到每艘美國海軍的巡洋艦,老實說,他要求每架飛機都要停飛,不准靠近大陸。他以為要求飛機停飛,他們自然會理解巡洋艦也不可以去。
周恩來立刻用寬容的態度表示,這沒什麼特別的,只是很靠近我們的海域,他沒有特別關注這件事情。
季辛吉說,不論任何時候,這艘軍艦都不可以靠得這麼近,尤其他正在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無論任何情況都不可以發生這種事情。
周恩來說,他們不慎闖入我們的海域,告訴他們,請他們離開就好。
為了表達歉意,季辛吉表示,今晚他會親自處理這件事情,不論他們在哪裡,他都會請他們離開。如果他們分得清左右,他們就會離開。
隔天11月13日下午4時30分,季辛吉繼續與周恩來會談,周恩來對季辛吉表示,奧克拉荷馬城號已經到了香港。
周恩來主動提出美國軍艦的動態,無非要表現出北京當局對於台海當面任何軍事動態,都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季辛吉這時說,他曾經希望周恩提出這件事情時,是周恩來搞錯了,但周恩來是對的,除了愚蠢之外,實在沒有別的答案。來到中國大陸之前,我們已經禁止各地起飛的飛機,不准接近中國大陸,但我們愚蠢地忘記了這些軍艦,他只能表達歉意,這實在很不好,雖然在法律上站得住腳,但卻是愚蠢的。
周恩來表示,台灣當局正在炒作這件事情。這時季辛吉問身旁的國務院規畫與協調處處長羅德(Winston Lord),是否可能了解一下,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周恩來說,他們是從台灣當局那邊知道的,只要當台灣方面討論這些事情時,他們就會知道了。他們會知道飛機與軍艦在台灣附近空間的動態,因為許多島嶼與大陸很接近,台灣把這些機艦活動當成事件宣傳,台灣利用將軍艦靠近這些島嶼的事情公開,從中獲取利益。
季辛吉,他只能說這很愚蠢,愚蠢是無底限的,他無法想像這些新的愚昧之人,到底在想些什麼。周恩來對季辛吉說,你說的對,故意接近台灣的軍艦,也有蘇聯軍艦,他們對外顯示他們是故意靠近台灣的。
季辛吉與周恩來的對話,牽扯出美國第七艦隊軍艦與蘇聯軍艦在台海活動,與當時的國際政治背景有很大關係,由於尼克森總統有意打中國牌,藉以與北京合作對抗蘇聯,台北方面就傳出是否往蘇聯靠攏,藉以聯蘇對抗北京,填補美國放棄對台政治支持的空間。不過,蔣經國雖然只是行政院長,卻因為蔣中正總統年老體衰,早已經將實際控制台北政局的權力,逐步轉移到蔣經國身上,蔣經國留學蘇聯的背景,曾經引起美國當局很大的疑慮,也正因為如此,蔣經國沒有選擇靠攏蘇聯,仍希望維繫與美國的政治關係。
奧克拉荷馬城號在1973年10月曾經靠泊台灣北部的基隆港,蔣經國曾經在10月2日親自登艦參觀,並且刻意透過電視台宣傳,這艘軍艦是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旗艦,在1973年當時,美國政府為了推動尼克森總統訪問大陸,實質上,早就已經取消第七艦隊巡弋台海任務,而是改以美國海軍軍艦執行訓練或者運補任務時,刻意繞經台灣海峽航行,以維持美國海軍繼續巡弋台海的假象,蔣經國登艦,自然是要對外宣示,美國海軍仍在台海巡弋,美國沒有放棄台灣,其實當時美國不只是取消巡弋台海任務,台灣的美國空軍幽靈式戰機駐防,很快就要撤出台灣,秘密儲存在台灣的核子彈頭,也立刻要撤出台灣。
周恩來對季辛吉提到的台灣利用美國軍艦宣傳,可能就是蔣經國在基隆登上奧克拉荷馬城號輕巡洋艦的事情。季辛吉嘲諷美國海軍分不清左右,大罵美國海軍愚蠢,可見季辛吉有多麼擔心奧克拉荷馬城號在台海亂跑,可能影響美中雙方對話談判的互信氣氛。
根據國務院檔案,1973年11月11日下午季辛吉與周恩來會面時,季辛吉當面告知周恩來,1974年將撤走駐台兩個中隊幽靈式戰機,U-2偵察機也將撤離台灣,儲放在台灣所有的核子武器都要移出,美軍在台灣將只剩下通訊與後勤部門,在這些之後,如果有更多的撤軍,美國會先通知大陸。
從季辛吉對周恩來的談話可以看到,美國極力對北京表現出美國軍事力量退出台海的姿態,包括戰略嚇阻用途的核子武器,可見美方是徹底的撤出台灣。不過,在這場對話當中,季辛吉表達了美國希望在尼克森第二任任期完成雙方建交的任務,季辛吉說,我們的目標是,在尼克森總統這任任期當中,在1976年年中之前,完成美國與中國大陸全面的關係正常化。
季辛吉非常明白清楚地對周恩來表達雙方建交的時間表,努力營造雙方的信任氣氛,當季辛吉回到華府後,他在11月9日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會面時,刻意欺瞞沈劍虹,根據國務院檔案,季辛吉對沈劍虹談到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發展,季辛吉說,沒有時間表。可是對照季辛吉對周恩來的談話,季辛吉沒有時間表的說法,顯然是謊言了。
另外,從10月3日季辛吉與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會談紀錄看,這是季辛吉出發前往北京之前,季辛吉對馬康衛說,最遲在1980年,美國會全面承認北京,也許在1975年會先採取某些初步的作為。季辛吉與馬康衛的談話,也顯示美中建交的確有時間表。
季辛吉對沈劍虹隱瞞實情,無非擔心台北當局運用在美國國會的影響力,牽制他與尼克森的外交大戰略。台北當局其實很清楚大勢已去,早已逐步展開應變,所以周恩來與季辛吉會面時,周恩來曾對季辛吉質疑,為何台北方面在美國要開設兩個總領事館,季辛吉只知道台北在紐約開設總領事館,卻不清楚台北在亞特蘭大也開了總領事館,還是一旁幕僚提醒,季辛吉才知道的。不過,季辛吉認為,台北將來無法在華府成立機構,所以才會在另外兩個地方成立總領事館,以為應變。
美中台三方關係自1949年以來,錯綜複雜,1970年代開始華府朝北京傾斜,40多年過去,整個國際局勢都有很大轉變,當年美中合作抗蘇,今日美中卻處於競爭,變化雖大,但國際社會本就如此,只看共同利益,並無道義可言,當年為了拉攏北京,季辛吉可以罵美軍愚蠢無底限,近來美國通過的台灣旅行法,國防授權法案,即使有濃厚的友台氣氛,實在無甚驚喜之處,因為那不過是美國利用台灣罷了,誰知道什麼時候白宮方面不會對著北京,開罵破壞雙方關係的美國內部政治勢力。
奧克拉荷馬城導彈巡洋艦
影片連結為蔣經國登上奧克拉荷馬城號的華視新聞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63GVe2ad9E

蔣中正陳誠兩人經常鬧意氣卻是革命夥伴|高靖

文/高靖

在中華民國政府發展歷程當中,蔣中正與陳誠兩位的關係相當特殊,蔣中正十分信任陳誠,每每危難之際,都要仰賴陳誠出面分擔,但是兩人也經常為了許多問題大吵一架,陳誠日記更是留下許多對蔣中正行事風格私下的批評,蔣中正寫信罵陳誠,用語非常嚴厲,曾贈書菜根譚給要脾氣倔強陳誠,要陳誠好好看看。陳誠也在回信給蔣中正時,引貞觀政要當中魏徵直諫的故事,就是暗示蔣中正要聽部屬的建言。
從陳誠日記與陳誠書信集,可以看到,在抗戰期間,陳誠就被蔣中正派往指揮遠征軍,又在1944年戰局糜爛之際,陳誠被蔣中正派到第一戰區,收拾湯恩伯與胡宗南留下的爛攤子。國共內戰期間,蔣中正派陳誠到東北戰場,希望能夠早日清剿共軍勢力。後來內戰整體戰局不利,又在1949年被蔣中正派到台北,接替魏道明擔任台灣省主席,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維繫了台灣安定。
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後,提名陳誠擔任行政院長,1954年提名為副總統,當時國民黨除了為蔣中正專設總裁一職,另有副總裁,就是陳誠。陳誠死後,也無另外他人擔任副總裁。蔣中正與陳誠兩人,與國府遷台初期從穩定發展,到勵精圖治,真是息息相關,蔣中正可說是事事倚重陳誠。
每次蔣中正請陳誠擔任職務,陳誠很少馬上爽快答應,總是要蔣中正三催四請,兩人曾為了遠征軍的指揮職鬧不和。1943年9月15日,蔣中正去信陳誠,因為陳誠不願意接受指揮遠征軍的職務,陳誠對遠征軍部隊的浮誇風氣與惡劣風紀,感到非常不滿,加上政府內部看法不一,互相牽制,使陳誠不願意受命前往指揮,蔣中正就在信中嚴詞批評陳誠。
蔣中正在信中寫道,「關於遠征軍事,反你所要求者,無不遵你意旨照辦,於我個人,無論公私,我以為已到至極的地步,此外,再無其他辦法可以服從,你要去就可以不去,你要如何就可如何,我絕不再來懇求,現在除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無其他禮節可以表示敬意,然此非我所能為也。你近日之態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觀念思想或未自反,我不得不對你作最後之規諫,須知你此種態度,國家政府命令皆已廢棄,世界只有你一個人的意旨命令來行施一切,就是說你的命令,你的意旨,無論上官或政府,非絕對服從無條件接受不可,這種行動態度究竟為何種態度行動,我想已往軍閥亦絕不致出此。這種跋扈恣睢之形態,除非政府已到國家將亡,紀律綱維蕩然無存時,乃始有此。然而如此軍閥,豈復我軍人所有之人格乎,如果國家有此軍人,即令其戰勝一切,則國亦等於滅亡,吾實不忍見現在軍人發生此現象也。」
蔣中正用語激動,甚至用軍閥、跋扈恣睢、紀律綱維蕩然無存等批評陳誠,可見得蔣中正為了遠征軍的指揮官人事,真是傷透腦筋,才會對不願意前往接任的陳誠,口出惡言。但是蔣陳兩人關係就是這麼奇特,1943年10月10日,陳誠回信給蔣中正,結果在回信之外,還附了一份大談談貞觀政要的文件,免不了要舉魏徵直諫唐太宗故事,這就是陳誠要借古諷今,希望蔣中正能聽聽不同意見,不要堅持己見。即使蔣中正寫出這樣的信,兩人的關係仍然十分緊密,這真是旁觀者很難以理解。
陳誠從抗戰之後,身體就不太好,國共內戰被蔣中正派往東北,希望扭轉戰局,但是陳誠的嚴厲清明作風,難敵杜聿明、熊式輝等人的僚氣與浮誇作風,後來因健康因素調離東北,改由衛立煌接任,自此東北局勢急轉直下。1948年末到1949年初之際,又是在蔣中正三催四請之下,陳誠才願意接替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隨後蔣中正在1949年6月在台北成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
當時蔣中正已經下野,但陳誠卻被蔣安排到台灣,蔣中正起初不願留在台北,待在澎湖馬公,陳誠多次勸說蔣中正,才將蔣中正請到台北。因為這樣許多好事者就傳聞蔣陳有心結,蔣不信任陳,故不願意來台北,實情如何,只有當事人知道,但雙方人馬在台灣初期相處時,的確有些尷尬氣氛,不過,蔣中正復行視事後,提名陳誠擔任行政院長,1954年又讓陳誠擔任副總統,還擔任國民黨空前絕後的副總裁,讓陳誠在國府內部被視為是第二號人物,蔣陳兩人關係,顯然不單是表面那般,他們彼此之間可以挑明不同的意見,可以針鋒相對,但陳誠對蔣中正卻無二心,在陳誠的日記或書信當中,陳誠儘管有所抱怨,但看不出有爭權之心。
但是蔣中正就不一定那麼放心,蔣中正雖無偏袒嫡子蔣經國,卻對陳誠有所顧忌,陳誠在1960年7月22日日記提到,「深感總統對余之期望似甚切,但對余之疑慮實太深,如提及前年與胡適,王世杰,蔣夢麟,梅貽琦等出遊,渠所以決心連任第三任總統,因此等政治只有渠可以對付,並說我有組織等等。」蔣中正認為陳誠帶著這幾位學術界清流旅行,可能有所企圖,故認為陳誠搞小組織,畢竟當時陳誠是副總統,又是國民黨副總裁,1960年5月,蔣中正已經兩任總統,為了延任第三任引起很多爭議,陳誠在確定延任前,與社會清流交往,自然引人猜想是想在1960年由副總統升任已兩任任滿的蔣中正,陳誠因態度強硬,得罪不少人士,故穿鑿附會耳語很多。
蔣經國在1960年代後,慢慢透過軍中政工系統,擴張他個人政治影響力。1963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被蔣中正指派前往美國白宮,拜會甘迺迪總統,對雙方關切的重大議題,尤其是國府軍事反攻大陸的問題,進行面對面的溝通,蔣中正栽培蔣經國的用意,十分明顯,這時陳誠身體健康已經逐漸惡化,美方看得出陳誠與蔣經國,兩人在國府內有分庭抗禮的地位,一個是有憲法上繼位的權力,另一個是總統的兒子,但陳誠因為健康原因,1965年病逝,這時蔣經國已經接任國防部長,行政院長由毫無黨內實力的嚴家淦擔任。
嚴家淦在1966年擔任副總統後,因為他只是單純文人背景,並無陳誠生前政治地位,也從來不在國民黨權力接班梯隊當中,蔣中正1975年死後,嚴家淦繼任總統,只是一位具有儀式性地位的虛位總統,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擔任第一位國民黨黨主席後,真正握有領導國家的實權。
陳誠與蔣中正兩人經常意見不合,但是陳誠對蔣中正真是毫無二心,陳誠1950年1月10日日記,「余決追隨蔣先生失敗到底,致死為止。」因為這時政府遷台不久,一切百廢待舉,台灣仍是風雨飄搖,美國駐台北領事館隨時準備撤離,給國務院的電報悲觀的認為6月共軍就會渡海攻台。
1950年當時,陳誠與蔣中正就鬧意見不和,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邀集軍中幹部舉行政工會議,連續開了11天會議。當時蔣中正還雇用日人,要在政治學術方面協助國府研究,陳誠也不以為然,認為贊成者不多。陳誠在1月12日日記記載,政工制度會議,非不重要,是不急要。他在當周反省錄寫下,今日一敗塗地者原因故多,主要者在領袖薰蕕不分,造成高級者自欺與自私,以致內失群眾之心,外絕正義之助。陳誠這段話與他早先向蔣中正舉魏徵例子,真是遙相呼應。
1950年舟山撤退問題,讓國府內部分成兩派意見,陳誠與其他人都反對,但是蔣中正聽了美國海軍上將退伍的柯克所提出的意見,主張撤退。陳誠在5月9日日記,批評蔣中正是一意專行,危險可怕。陳誠的個性剛直,1958年4月5日,陳誠在日記寫下,「於國家無益之事,寧叫總統不快,絕不為也。」這又是一次魏徵直諫的表現,可是蔣中正依舊信任陳誠。
1960年為了蔣中正續任第三任總統,蔣陳兩人對過程有許多不同看法,加上陳誠不滿台灣政局,7月3日向蔣中正請辭兼任行政院長,蔣中正當時不同意,請陳誠多忍耐,還送了菜根譚選集一冊,要陳誠多看。幾天過後,陳誠跑去金門,遠離台北政壇的紛亂。
見陳誠遲遲不歸,蔣中正找人送信給陳誠,請陳誠趕快回台灣。陳誠在7月20日日記留下信函內容,「弟對吾果有信仰,則應信託余數十年來,辛酸屈辱與成敗得失之經驗,完全聽命,而不自做主張,乃為今後處事唯一之道,如此雖不能必其成功,但絕不至於失敗,乃可自信革命事業雖有主義與國家之成敗存亡,而實無個人榮辱毀譽可計,否則革命早已絕之,此不僅得利於忍辱負重,而亦由於逆來順受與順天樂道中得之,務望吾弟多從樂字與順字,多加修養。」蔣中正很含蓄地表達了陳誠脾氣不好,要多從樂與順學習,
1961年7月2日,蔣陳兩人為了反攻大陸大吵一架,根據陳誠日記,蔣中正認為8月事最好時機,但陳誠認為時機不恰當,沒等陳誠話說完,兩人就吵了起來,蔣中正批評陳誠,懷疑三軍不能作戰,破壞統帥威信,阻撓其反攻。陳誠說,總統這樣說法事懷疑他的人格,他非但不能做事,且不能做人。兩人正吵得厲害,宋美齡出來當和事佬。
反攻大陸是蔣中正最念茲在茲的事情,陳誠居然也敢有意見,陳誠作為國民黨二號人物,對反攻大陸多有疑慮,顯示他真是一位現代魏徵,勇於直諫。蔣陳兩人相識數十年,彼此經常意見不同,鬧意氣,到台灣後,居然成了正副總統的組合,陳誠能夠成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二位副總統,他與蔣中正兩人彼此的信任,顯然十分深厚,外人不易理解,即使兩人爭吵數十年,都不影響對彼此的信任

空軍國共內戰曾經被美方嫌棄亂投彈殃及無辜|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空軍經過抗戰八年的損耗,是在美國的軍事援助下又慢慢重建起來,從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美國對中國政府的空軍投資高達2億5000萬美元。但是在國共內戰期間,在共軍並無空中武力的反制對抗下,國府空軍的表現並不出色,甚至被美方形容白天不敢出動,晚上才出動,也不敢飛太低,炸射不準確。
在當時的環境下,陸軍仍然是最強勢的部隊,空軍的問題,某些原因出在國府將領對於運用戰機的觀念錯誤,把戰機當成陸軍部隊指揮,也沒有維修保養戰機的正確觀念,調動戰機部隊到前方,為了省錢,就把後勤維修部隊留在後方,反而容易造成昂貴戰機裝備的損耗,最後讓蔣中正請宋美齡出面邀集中美將領,共同研商解決空軍的問題。不過,空軍在內戰後期的1949 年初期,就開始有組織地往台灣遷移,保存僅存的戰力。
1948年秋天,共軍在東北全境發動攻擊,共軍勇猛頑強地抵抗國府部隊沿北寧鐵路西進攻勢,成功阻止國府救援錦州的企圖,圍困攻占錦洲,所有東北國府軍隊撤出東北的主要路線因此中斷,只能做困獸之鬥。共軍雖無空中武力,可是地面砲火威脅不小,瀋陽領事館在10月15日給國務院的電報稱,根據未證實的消息,兩架P-51野馬式戰鬥機與一架B-25轟炸機幾天前在錦州一帶被擊落,一架國府空軍運輸機裝載60人,10天前在錦州附近被擊落的消息,已經被證實。
共軍準確的地面砲火,或許就是國府戰機不敢飛太低的原因之一,飛機不敢飛太低,當時連蔣中正都知道這種窘況。當時國府在東北節節敗退,情況危急,10月31日,瀋陽領事館給國務院的電報稱,瀋陽的鐵路、軍火庫都沒有遭到國府爆破破壞,所有人都想辦法逃出瀋陽,無法確認是否還有留下來的部隊,會執行爆破任務,根據最近的許多例子看來,國府軍隊放棄許多東北城市時,國府空軍就會在投降後飛回來隨意挑選目標轟炸,造成許多無辜民眾生命與財產的損失,因為炸射不準確,很少對軍事目標造成破壞。領事館建議國務院,請大使館與美軍顧問團,向國府提出要求,希望國府空軍不要對瀋陽進行報復轟炸。
11月1日,歷經三年國共雙方的戰鬥,國府在東北戰場以慘敗收場,瀋陽在錦州與長春接連失陷後,也在這天為共軍占領。美國駐華大使館當時決定將瀋陽領事館留下部分人員,而沒有像長春一般,所有人都是事先撤走。在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美國駐華大使館接受國務院的指示,大使館非常謹慎地為了中國空軍是否轟炸瀋陽,向中國政府當局提出詢問,假如國府空軍會轟炸瀋陽,大使館要立刻指出瀋陽當地美國人所在位置,希望所有在瀋陽被共軍攻占後的轟炸行動,國府空軍都能夠很小心謹慎地侷限在有軍事特殊意義的目標。
國府在國府部隊棄城投降後,派飛機轟炸總是應付應付,亂丟炸彈,美國人就怕殃及無辜,所以請國府不要對瀋陽濫炸,但是國府哪裡聽得進去,根據美國大使館1948年11月3日從南京發回國務院的電報,電報中說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告訴國防部長何應欽,如果中國空軍真的要攻擊諸如大型彈藥庫等瀋陽地區的軍事目標,應該在大白天飛來,飛機保持1000到 1500呎的高度轟炸,而不是晚上才敢過來,在2萬呎高度一片漆黑的夜空中投彈。大使館在電報中宣稱,我們得到中國外交部保證,中國空軍已經接到特別指示,避免誤擊外國領事機構。巴大維說,中國空軍已經毀損了ㄧ些美國所屬財產,投彈位置接近美國領事館,讓人感到很不自在。
空軍飛機老是炸不準,毀損了美國財產,這可是麻煩事情,但是國府還是照炸不誤,後來撤退到台灣之後,派飛機跑去上海轟炸,炸了上海的發電廠,結果台北的美國領事館人員馬上跑來外交部抗議,因為上海楊樹浦發電廠,是美國人投資興建,是美國商人的財產,國府毀損美國人的東西,美國政府當然要表達不滿。不過,這次轟炸上海是炸準了,沒有炸偏。
國府空軍的窘況在更早之前,就暴露出內部管理的問題缺失了。1947年4月2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給國務卿的電報當中,報告了他與蔣中正談論到國府軍隊後勤補給的問題,蔣中正請司徒雷登轉達,國府空軍的飛機太過老舊,飛行員不敢飛太低。這時國共雙方還沒有打得那麼激烈,美國援助的戰機卻已經被嫌棄老舊,但空軍的問題,蔣中正不一定搞得清楚,因為從電報內容看,關於國府空軍的後勤問題,蔣中正在談話當中顯示他不太知道空軍部隊實際的情況,
司徒雷登提到在昆明與成都一帶,仍存放有5萬6000噸的空軍裝備,一半以上都還可以使用或者經過修理後可使用。另外,空軍戰術部隊的調動,飛機維修部隊卻沒有跟著一起調動,這種情況必然會造成沒有意義的損耗。關於司徒雷登提到的兩點空軍問題,蔣中正都不知道這些情況。
對於空軍後勤問題嚴重,影響到空軍戰力,蔣中正指派宋美齡與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與司徒雷登、美軍顧問團空軍主管麥康納(McConnell)會商。中美雙方再次確認昆明與成都的空軍裝備數量,周至柔提出他早已將許多關鍵零組件從昆明與成都運出來,但目前大概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宋美齡非常關切這問題,詢問美方現在何處還可以取得這些零組件,麥康納表示,現在已經無法取得,因為在中國來說是很重要的零組件,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樣重要的,他無法為了自己的任務行動,獲得這些零組件
大使館的電報宣稱,國府對於調動空軍戰術部隊時,勤務支援部隊沒有一起調動,在缺乏維護與補給情況下,會造成戰術裝備的損耗浪費,空軍因為經費問題,不願意將勤務支援部隊隨著戰術部隊一起調動。宋美齡質問周至柔與麥康納,到底情況如何,周至柔沉默未答,麥康納說,最近有一個中型轟炸機部隊從漢口調動到北平,周至柔的參謀告訴美方,因為成本太高,空軍沒有錢,也無法獲得經費,所以勤務支援部隊不會隨著一起調動。周至柔解釋,這項調動還只在計畫階段,他還沒有申請經費。
麥康納表示,國府空軍部隊被分散成零散小股的部隊,散布在全中國各處,這樣會使得空軍戰機無法獲得適當得勤務支援,甚至是沒有任何維修勤務得支援。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陸軍指揮官要求一小部分空軍戰機部隊,能夠交由它們控制,配置在他們所希望配置的地方,周至柔只能被迫服從這些陸軍指揮官。
麥康納說,這種情形持續下去,再過15個月到18個月,空軍部隊就不會有任何的效能。許多陸軍指揮官要求配置戰機的機場,並不符合空軍作戰任務的需求,因此造成了過多的意外事故。由於蔣中正與軍方將空軍運輸機當成聯絡交通使用,或者運送地面部隊,使得空軍無法運用運輸機,將維修勤務供給那許多不同得戰機部隊,這些情況再不改善,國府空軍將不復存在。
麥康納說,今日的國府空軍象徵著美國對中國投資了2億5000萬美元,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提供必要的經費維護,這項投資很快就會變成浪費。宋美齡深感問題嚴重,她說,我們必須想想辦法,如果我們自己不保養這些裝備,沒有人會再賣任何東西給我們。麥康納也建議宋美齡要讓蔣中正理解,中國空軍需要對自己的作戰任務與指揮,有完全自主,允許把空軍戰術部隊集中在幾個基地當中,讓空軍飛機能夠有適當得勤務支援,避免打散成小單位分散出去,造成勤務支援得不便。
空軍來台後。整個組織的指揮管制,與在大陸時期的確有了不同,畢竟當時空軍總司令部完整地遷移台灣,各地的陸軍部隊逐一被共軍消滅後,到了1949年末,國防部與陸軍總司令部,在混亂的戰局當中,一個解散,一個不知所蹤,後人連查考史料都不知道如何確定陸軍總部最後的下場。來台後,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主導台海軍事防務,等到蔣中正復行視事後,才重建國防部,恢復陸軍總部編制。來台後的空軍,脫胎換骨,逐漸成為台海防禦的第一線兵力。

二二八事件當下蔣中正忙著攻打延安抓捕毛澤東|高靖

文/高靖

發生在1947年2月 28日的二二八事件,幾十年來,在台灣不斷被有心人士渲染,甚至將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描繪成是屠殺台人的劊子手。其實2月28日前後,蔣中正除了要應付中國大陸內外的緊迫政經情勢,他真正花心思的,是想盡辦法調集兵力,在陝北發動攻勢,指揮胡宗南攻打共軍的老巢延安。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到國軍在基隆上岸的這段期間,蔣中正都把目光放在對延安的軍事行動方面,國府在3月13日以轟炸開始,隔日全面進攻延安,19日攻入延安,但延安早已撤離,只剩一座空城。
當時蔣中正最大心頭之患,就是他最大的對手毛澤東,毛澤東在延安發展多年,抗日戰爭期間,蔣中正把胡宗南的部隊,重兵布署在延安外圍,用以阻止共黨勢力往外擴散,胡宗南所屬部隊在1944年以前,幾乎沒有與日軍交手,也沒有打過大仗,與日軍交鋒後失利,讓蔣中正非常失望,但胡宗南仍是蔣中正最信任的黃埔系統的將領,
台灣發生的社會動亂,蔣中正其實是抱持懷柔策略,他對台人並無偏見,在1941年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後,重慶國民政府主張廢棄所有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其中最重要的是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蔣中正所爭,不只是在大陸的抗日戰爭勝利,還要光復過去遭日本掠奪的台灣、澎湖。抗日勝利後,重慶當局派員到大陸各地接收,過程當中有人謀不臧情況。陳儀來台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是受蔣中正信任使然,但台灣接收亦非水到渠成,從美國國務院、中情局當時的觀察看來,陳儀在台施政,的確引發了許多爭議,加上受日本教育影響的台人,與來自大陸的文武官員,雙方有時對許多問題難免有所歧見,終於造成後來的二二八事件的悲劇。
台人掀亂,政府派兵平亂,造成無辜傷亡,任何人都不願見到這樣的結果,然而幾十年過去,真相可以大白,卻不肯面對真相,反而是聚焦在蔣中正一人身上,似乎不將蔣中正鞭屍,無從還人民公道,但一場動亂又豈止是誰無辜,誰不無辜這麼簡單的二分法。
如果從當時的背景看來,蔣中正對於很快就要全面開打的國共內戰,已經是焦頭爛額了,又哪裡能夠顧及偏遠海島台灣的社會動亂,蔣中正身為國府主席,若有過錯,那是沒有集中精神處置台灣問題,但大家可能要想想,當時東北已有林彪率領的東北野戰軍與國府對峙,關內各地都有共軍蹤影,即使海南島都有共軍游擊隊,蔣中正真是無暇顧及台灣問題,只能信任陳儀,蔣中正又有什麼理由命令部隊屠殺台人。
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美英俄三國外長準備到莫斯科舉行三國外長會議,討論國共內戰問題,由於蘇軍在二戰末期出兵占領東北後,拒絕撤兵,也不讓國府軍隊進入東北,卻讓共軍開入東北,使共軍一度坐大。這場三國外長會議的背景下,蔣中正才從原先不打延安的想法,有了徹底的轉變。
從胡宗南日記可以看到,1946年11月22日,蔣中正在官邸與胡宗南會面,一起吃早餐,蔣中正對胡宗南表達不贊成現時攻延安,胡宗南還特別在日記寫下,不攻延安,已決策。到了1947年,卻有了轉變,1947年2月 26日日記記載,「委座電諭,來南京一行,明日即來。答,擬於二十八日來京。奉諭,可。」蔣中正把胡宗南找去南京,就是為了調動部隊攻打延安,因為這時國府已經 知道三國外長會議即將在莫斯科舉行,國府認為如果能夠打下延安,可以讓國府在國際視聽方面,掌握優勢。
胡宗南2月 28日日記有當天的行程內容,上午10時飛往南京,下午2時抵達明故宮機場。下午4時,與湯恩伯一起與蔣中正會面,蔣中正對湯恩伯下達作戰指示後,湯恩伯先離去。隨後,蔣中正問胡宗南,對陝北發動攻擊有無把握,胡宗南答,有把握。胡宗南分析中共在陝北有正規軍6萬,民兵7萬,可能援來兵力有王震、陳賡等3萬5000,總計16萬,我第一線可集中兵力約8萬4000人,後方控制部隊約11萬,可以作戰,極有把握。
蔣中正問胡宗南,作戰方案帶來否,胡宗南答,未帶。蔣中正請胡宗南與國防部及參謀總長陳誠研究攻擊延安的作戰計畫。當天晚上8時,蔣中正宴請胡宗南,蔣經國夫婦陪,用餐後,蔣中正再次問起對陝北攻擊有無把握,胡宗南仍答,有把握,希望空軍主力用於西安方面,盼王叔銘前往指揮,蔣中正同意,蔣中正問胡宗南,中共長處,胡宗南答,下層組織健全,黨的力量可以控制到各細胞,如某連有30名基本黨員,即控制160名士兵。
2月28日這天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南京的蔣中正所思所繫,卻是要在三國外長會議期間,想辦法把共軍趕出延安。隔日3月1日,胡宗南又被蔣中正叫去官邸,在官邸研究作戰方案,陳誠、湯恩伯、林蔚、王叔銘,劉斐。早上10時去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辦公室,研究攻擊延安方案。胡宗南記錄了劉斐的談話,劉斐說,在政治上要拆延安的台,三國外長會議,可能干涉中國內政問題,如能一舉打垮,蘇聯亦愛莫能助。對內,目前政治指導方針,實行憲政,解放政權,共黨破壞統一,和平破裂,只有打的一途。如將延安打垮,國內政黨即無所依附,在內政、外交上,必須打下延安。在政略檢討結果,須要打延安,在戰略上檢討,更需要打延安。
3月1日晚上9時,蔣中正又把胡宗南與劉斐都叫去官邸開會,研究延安攻略方案,蔣中正同意作戰方案。3月2日,蔣中正仍然召見胡宗南,與王叔銘一同研究對陝北空軍使用兵力。3月3日,蔣中正找胡宗南研究對陝北用兵,決定在3月8日、9日開始轟炸。
胡宗南在3月10日與所屬部隊開會,當天他寫下,一致通過攻略延安作戰方案。13日轟炸延安。14日開始攻擊,五天後,19日攻克延安。不過,胡宗南進入延安後,只是一座空城,毛澤東等重要共黨領袖都已撤出延安。後人也有評論認為,13日空軍開始轟炸延安,等於預告國府將發動攻勢,軍事上的奇襲意義盡失。但從胡宗南日記也可以看到,劉斐,多次參加蔣中正主持的作戰會議,根據胡宗南的參謀長盛文接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歷史訪問,盛文認為,攻擊延安的事情,事前可能有走漏風聲,所以毛澤東方面知道了,是國防部洩漏的。劉斐是國防部裡重要的共諜,也是蔣中正最親信的一個人。
盛文為胡宗南擬定的計畫,就是五天拿下延安,為了保密起見,盛文親自把作戰計畫帶到南京給蔣中正看,蔣中正不相信可以五天攻占延安,又要盛文再研究研究,但盛文拿回去後,重新拿出來的計畫,還是五天。盛文回憶,部隊在3月19日上午8時4分進入延安城,他乘小飛機抵達,一到延安,馬上到毛澤東辦公的延園窯洞,桌上的毛筆還沒有套上,農曆2月,天很冷,但毛筆尚未結凍,陝北這種天氣下,毛筆拿出來二十分鐘就會結冰的。墨盒子也還沒有蓋上,桌上一邊擺加力克的菸,一邊是資治通鑑,一邊是稿紙,看案頭擺設,毛澤東應該是在共軍進城的一個小時前才走的。
就在國府緊鑼密鼓準備攻打延安之際,二二八事件也在台北逐漸擴大,3月8日第一批憲兵2000人登陸,3月9日國軍部隊登陸,3月10日蔣中正首次公開談論到台灣的動亂,表達了對陳儀的支持。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南京美國大使館在3月13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台北可靠的消息,台北展開展開有系統的鎮壓,包括逮捕與處決,大使館已經採取間接的步驟,讓蔣中正注意到相關鎮壓的訊息。
台灣的對立局面正逐漸惡化,此時也正是胡宗南部隊發起攻擊行動的當下,在這場重要的作戰行動下,蔣中正可能無意之間,輕忽了軍隊在台灣為了維護秩序,可能未注意台人原本就高漲的不滿情緒,讓衝突擴大,國軍部隊造成平民傷亡,蔣中正是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自然不能免責,但若是將所有台灣動亂的責任,僅僅歸責於蔣中正一人,未免太過簡化歷史,也未能看清當時的大歷史脈絡。

蔣經國曾運用日本極右派青嵐會打擊田中角榮|高靖

文/高靖

日本與北京在1972年建交後,與台灣仍保持民航往來,但在1974年因為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中華民國基於維護國格,被迫與日本斷航,這個舉措不單單是表面上的斷航措施,其實是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要利用這個重大的民航議題,除了斷航的重大宣示之外,也要讓這個議題在日本政壇產生作用,蔣經國不惜與日本自民黨極右派團體合作,讓自民黨內部對當時的田中角榮內閣施加壓力,果不其然,斷航半年多過後,田中角榮雖不是因為蔣經國操作斷航議題下台,卻因為更大的黑金政治爭議洛克希德行賄事件下台。
日本受到美國尼克森總統與北京發展關係的影響,首相田中角榮的操盤下,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雙方設立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交流協會,為日後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善後處理,建立了一個新的參考模式。與日本斷交後,台灣與日本的民航措施仍然繼續進行,但是直到兩年後北京與日本簽訂民航協定時,北京的外交壓力下,迫使台北國府當局為了維護國格,採取斷航的強硬措施。與後來美國斷交情況類似,日本內部有許多對國府相當友善的人士,包括岸信介、佐藤榮作等都是國府長期以來的好友,蔣中正總統生前也很受日本政界尊敬,1975年病逝後,日本派出規格相當高的代表團前來弔唁。
1974年4月20日台北當局正式宣布中日斷航之前,因為台北對日方有關民航措施,政治上所採取立場非常清楚,台北表明在日本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後,台北會採取斷航措施,中情局確定台北當局的措施後,早在4月19日的內部情報分析資料當中,有一整頁內容都是分析台北的斷航決定。
根據這份中情局的情報研析資料,台北上周已經對日本與大陸簽署的民航協定,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下令中華民國空軍戒備,同時封閉台灣空域。台北的外交部曾公開宣示,台北與東京的民航協定應該維持現狀,如果日本為了與北京簽定民航協定,單方面改變現有台北與東京的民航協定,台北將禁止日本飛機進入台北飛航情報局與防空識別區。
中情局分析,行政院長蔣經國打算藉著民航議題,與日本自民黨內部的右翼團體青嵐會合作,他便能藉青嵐會打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外相大平正芳,蔣經國不滿田中與大平太過親北京的立場,希望日本能有立場更保守的內閣。但是中情局認為,蔣經國太過高估青嵐會的力量與他對東京事務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蔣經國的操作,也讓台灣的反日情緒高漲。國府空軍也已經接到命令,準備攔截任何入侵的日本飛機,但是高層明瞭台灣引發的航空事故的潛在問題,攔截的命令只能來自最府最高層。
中情局根據台北政壇的訊息分析,蔣經國的強硬態度讓他身旁的許多顧問都產生疑慮,但蔣經國沒有完全關閉對日協商大門,蔣經國有兩個條件,可以談判雙方復航,這兩個條件是允許台灣航空公司的人員在日本,維持必要的地勤與商業服務人員。日方如何處理台灣航空公司的名稱。這兩項條件都有待與日本談判。中情局分析,在目前混亂的情況下,台北當局可能忽視了與日本維繫良好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必要性,斷航將使雙方關係惡化,也會使未來談判航空協定更加困難。
中情局認為,儘管台北採取強硬措施,田中角榮不會改變與北京簽民航協定的決定,4月20日日本與北京簽署民航協定,同時會很快地送交日本國會通過。台北的新戰術是要讓田中角榮不容易在自民黨與內閣當中獲得支持與中國大陸簽的民航協定。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已經表明反對使用這個議題,公開挑戰田中角榮的領導,青嵐會想要運用這個議題逼迫大平正芳下台,國府的不友善態度,將會促成自民黨內部極端右派團體與支持台灣的成員,對田中角榮與大平正芳展開尖銳的攻擊,如果右翼攻擊大平無能保持維護與台灣的飛航,大平可能被迫接受這個責難,辭職下台。
蔣經國運用的自民黨內的政團青嵐會,是自民黨內部政治立場極右派的政治團體,成員包括後來當選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從石原慎太郎將神風特攻隊的悲劇美化,不難判斷石原的保守政治立場。青嵐會的成立完全是針對田中角榮與北京建交而來,因為極右派立場,反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其幕後支持者有岸信介等,岸信介早年關心國府在台的政治生存問題,曾經向張群回台灣向蔣中正建議採取一中一台的策略,主張台灣獨立可以保台,但是蔣中正沒有採納這個意見。青嵐會成員的反共立場,到了後來都演變成反中立場,因而多有認同一中一台的立場,曾任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就是早期青嵐會的年輕成員,森喜朗對台友善。
日本斷航時的參謀總長是賴名湯,賴名湯生前的日記留下了與日本斷航的記錄,根據賴名湯日記,早在1974年4月14日,國府外交部已經完成斷航的準備。15日,蔣經國在中常會報告斷航的決定。20日,日本與大陸簽民航協定,聲明東京與台灣的航線,只是地區的航線,華航的國旗不代表國家,我們忍無可忍,由外交部宣布斷航,對彼我雙方都有損失,但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賴名湯日記也寫下了斷航後我方禁止日機進入台北飛航情報區的決心,4月21日,下午4時起,與日本正式斷航,如果萬一日本飛機真的進入我們的飛航情報區與防空識別區,我們一定要派機攔截,否則無法向國人交代。上午民航局長毛瀛初商討,如果日機來,第一次,我們一定要攔截。22日,日機尚未飛過我防空識別區,看起來,他們大致不會來闖關。
不過,斷航才不過幾天光景,台北當局發現情況並不如原先設想,賴名湯日記在4月24日寫下,日本損失不大,相差只有40多分鐘飛行時間,但對我飛美國,相差幾千里,中華每次要損失2萬美元,但為了國家尊嚴,一切都不顧了。
沈呂巡曾在2009年11月擔任外交部政務次長時,與台北媒體談論到與日本復航的問題,當時沈呂巡說,斷航之後,除了日本班機無法來台外,日本飛往東南亞的飛機亦須繞道,對於油料的開銷明顯增加。日方才認知到斷航的嚴重性,希望藉由道歉來換取復航,並改由宮澤喜一擔任外相,於國會質詢中重申,任何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都會認為華航飛機上的旗幟是中華民國的國旗。因為日方對我國國旗釋出的尊重與肯定,才使我國同意復航。
對照賴名湯的日記內容看來,沈呂巡對日本復航的話,只說了一半,掩蓋了台灣也蒙受的重大損失,日本雖然要多花40分鐘航程,但是台灣的飛機要前往美國,中華航空每次要多花2萬美元,這個損失可能要大過於日本不能經過台灣飛航情報區,並不一定是沈呂巡所說的那般,日本損失大,所以向台灣採取低姿態。日本復航的另一原因還是田中角榮在1974年底下台了,換了三木武夫上台,日本政壇情勢略有變化,加上蔣經國也有政治現實的考慮,雙方才在1975年3月開始密商復航。
就算蔣經國沒有運用自民黨內政團給田中內閣壓力,日本政壇的情勢多變,也不是蔣經國能夠控制,蔣經國雖然沒有能夠擋下日本與北京簽民航協定,但是他利用自民黨內右派團體,的確讓自民黨內部發生了變化,田中內閣吃了大苦頭,當時自民黨內部派系鬥爭嚴重,日本與台灣斷航的議題,的確給了反田中派系操作的空間,田中內閣的民意調查支持度也不斷下滑,1974年末最後因為美國軍火商的洛克希德行賄案下台,這可能是台北方面始料未及。
1974年12月田中角榮下台,三木武夫成為日本新任首相。中情局分析台日斷航的政治效應,只提到大平正芳可能因為右派團體的批評,被迫辭職下台,卻沒有掌握到半年後整個田中內閣都沒了。
台日斷航將近一年時,根據賴名湯日記1975年3月引述秦孝儀的說法,台日復航有望,顯示雙方早已開始秘密談判復航問題。蔣中正總統在1975年4月5日病逝,副總統嚴家淦繼位,但是台北政壇非常明顯的是,蔣中正已經生病幾年,實際負責管理國家的是行政院長蔣經國,而不是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蔣經國是真正的實際權力擁有者,他在蔣中正死後不久,就成為國民黨第一位黨主席,但是對於國府的領導,蔣經國也不是大家想像那樣無所不能,蔣經國前一年對日本斷航的嚴厲措施,台灣受到影響也不小,當時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對蔣中正的辭世,表達了高度善意,還派出了包括兩位前首相岸信介、佐藤榮作等成員,很有份量的代表團參加蔣中正的喪禮,對台北表現出高度的善意。
那時美國本來指派農業部長來台弔唁,規格比日本差了許多,可見得日方對國府還是比較重感情。美方在台北當局力爭之下,又改派副總統來台弔唁。
蔣經國基於現實的考慮,1975年8月恢復台灣與日本民航交通,當時基於政治考慮,日本另外成立日亞航,專門飛日本台灣航線,華航在各國航空公司轉往成田機場後,只能降落羽田機場,日後因為日航公司轉為民營,無官方色彩,日亞航的白手套性質也就不需要了,回歸日航的正常飛行。
蔣經國當時用斷航表達抗議,雖是表達國家立場,但一如中情局分析,反而影響到雙方後續民航協定的商議,曾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曾在1974年4月15日日記記錄,日人欲遷就中共政權之故,遂因若干事項彼此發生爭議,似將造成長期的或短暫的僵局,實際上殆非重要爭執。王世杰曾是蔣中正倚重的外交幕僚,他對斷航的不同看法在當時國府內部並非唯一,蔣經國如何處理日本問題,也影響到他在國府內部的權力繼承與領導。蔣經國在蔣中正生前健康情況不佳下,已經掌握國家主要權力,斷航一事,全出自蔣經國決定,蔣中正死後,蔣經國一人獨攬大權,不迅速解決日本通航問題,其領導能力難免受人質疑,才會趕在三木內閣組成後,加快與日方談判速度,台日斷航也在持續一年多後的1975年8月結束。

蔣經國大權在握依舊煩心兒女事|高靖

文/高靖

蔣中正總統1975年死後,副總統嚴家淦繼位,嚴家淦在國民黨內僅有行是上地位,沒有實際領導地位,政府領導仍由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負責,蔣經國在1978年準備接任總統,當時中華民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在卡特總統1977年就任後,及有可能生變,蔣經國為了對美關係的善後忙著焦頭爛額,無巧不巧,對內,蔣家子女的家務事,更讓蔣經國煩心,蔣孝武與汪長詩婚姻老早就出了問題,汪長詩離開台灣,這一年蔣經國力促他的親家幫忙讓汪與孫子孫女返台定居,蔣經國心中糾結國事家事,好不煩惱。
無巧不巧,1960年8月、9月之間,國府忙著處理雷震案時,當時是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蔣經國,正為著蔣孝章與俞揚和的婚事煩惱,為了蔣孝章嫁給俞揚和,蔣經國與俞大維兩家剛開始有些不愉快,氣氛非常尷尬,後來是靠宋美齡邀副總統陳誠出面,才讓兩家化解尷尬氣氛,解決這場小小的家庭風波,蔣孝章也順利與俞揚和成婚,婚後旅居美國多年,兩人所生兪祖聲,與大陸政協主席兪正聲,都是兪家同一輩分,因為兪正聲的祖父兪大純與兪祖聲的祖父兪大維是堂兄弟,故兩人也有堂兄弟關係。
在蔣經國與宋美齡往來電報當中,還可以看到蔣經國向宋美齡報告蔣孝章與夫婿俞揚和、外孫兪祖聲自美台探親,住在蔣經國家中,以及到慈湖謁陵的內容,顯見蔣經國對這位女兒備極關心。
蔣孝章與俞揚和的結合,在威權時代的台北政壇引起不少耳語,幾十年後溫哈熊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訪談當中,大談蔣俞兩家兒女婚事,卻因為可能有偏離事實的敘述,當口述歷史出版後,還引發一場官司風波。
不過,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蔣經國與俞大維兩人在雙方子女婚嫁問題上,的確在一開始存在著矛盾,而且還鬧得很不愉快。向來自視甚高的俞大維,對於蔣經國的不滿,更是不願意向蔣經國表達低姿態。陳誠在1960年8月24日日記寫著,約俞大維,談俞揚和與蔣孝章結婚事,勸俞大維與蔣經國見面,但是俞大維認為他不能與蔣經國見面,他無求於人,蔣經國太自大,以為任何人非求蔣經國不可,他如果先去見蔣經國,一般人必然看不起他父子的人格。同日日記還寫著,蔣經國見宋美齡,希望陳誠為蔣經國安排與俞大維見面。
8月27日,陳誠又約俞大維,再談與蔣經國見面的事情,經過陳誠夫妻好言相勸,俞大維答應由陳誠安排,與蔣經國便餐。這場見面後,兩天後,8月29日,蔣俞兩家就在陳誠的細心安排下碰面,根據陳誠日記描述,俞大維先到,等到蔣經國到時,陳誠向蔣經國與俞大維兩人道賀,俞大維說,他很高興,我們成了親家。蔣經國笑而不言,入席後,陳誠舉杯為蔣經國與俞大維兩人恭賀,俞大維對蔣經國說,我們兩人似乎都很難為情的樣子。
不過,當時蔣孝章與俞揚和兩人都在美國,不在台北,直到11月17日才由俞大維為了俞揚和娶蔣孝章,舉辦晚宴請親友,陳誠在日記寫下蔣經國的心情,蔣經國酒後再三請求陳誠與俞大維,設法使俞揚和不要入美國籍,言詞中不勝感慨,陳誠非常同情。
在蔣俞兩家大人8月會面的餐會後沒有幾天,9月2日,政府就下令逮捕雷震,引發台北政壇波瀾,美國也關切國府的高壓舉措。其實就在蔣經國煩心女兒婚姻大事的時候,蔣中正總統才剛剛連任第三任總統,引發相當多的批評,雷震當時主張組黨,加上與本省籍反對人士往來頻密,更讓蔣中正懷疑雷震挑戰國府。
國府內部也充斥著各種謠言,蔣俞兩家雖結為親家,可是政治謠言兩家卻是對立的雙方。陳誠10月21日日記記載,聞葛武棨說,胡適、王世杰、俞大維擁陳倒蔣(蔣中正),陳誠聞之大笑,告以確實可笑,亦可知一般挑撥離間的可怕。31日與駐日大使張厲生談話,張厲生告訴陳誠,台灣謠言多,大家無自信心及互信力,尤其挑撥蔣中正總統與陳誠、蔣經國之間為可慮。
蔣經國要顧慮父親對國府的控制,還要操心遠在美國的女兒婚姻幸福,尤其蔣經國在強烈的民族意識影響下,更不希望女婿入美國籍後,女兒也跟著變成美國人。蔣孝章的婚事爭議過後沒有幾年,蔣經國又碰上蔣孝武的麻煩,在國史館出版的蔣經國與宋美齡兩人書信集當中,可到兩人電報往返當中有些蔣孝武陪同蔣中正的日常生活細節。
1966年蔣孝武由台北飛往西德留學,但是隔年1967年8月,蔣孝武就跑去紐約,蔣經國在8月26日給宋美齡的電報稱,武兒想已抵紐約,雖不知其為何事求見,但料想必將以其私事煩大人之心,請大人原諒其無知,勸導其早日返德,安心讀書。蔣經國電報中蔣孝武的私事,應該是蔣孝武在歐洲認識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汪長詩,兩人很快就結婚,但是沒有幾年,兩人不和,汪長詩離家出走,把兩人所生的一雙兒女也都帶離台灣,這種事情若發生在現在,一定是街頭巷議的名人家族婚八卦新聞。
1960年代,蔣經國先是接任國防部副部長,接著升任國防部長,再轉任行政院副院長,1972年擔任行政院院長,這時蔣中正身體健康已如風燭殘年,政府重要決策多由蔣經國主其事,蔣經國是國府真正握有實權的領導者,蔣中正在1975年病逝時,蔣經國長子蔣孝文臥病在床,蔣經國與許多男人一般,一邊要忍住悲傷處理父親的國喪,另一方面忙著將蔣孝文遷往陽明山居住養病,東南亞越戰情勢的惡化,更讓蔣經國心力交疲。
偏偏這時蔣孝武的婚姻問題,又讓蔣經國煩上加煩,因為攸關國府生存最關鍵的美國,從尼克森總統上任後,逐漸出現了轉變,蔣經國一方面透過行政院,強化台灣的各項政經建設,另一方面運用各種可用外交管道,穩定美國關係,爭取美國出售武器,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就在這個節骨眼,蔣經國還要設法說服離家出走的媳婦與孫子孫女回台灣定居。
1977年12月31日,蔣經國給宋美齡電報稱,友蘭友松已由其外祖父母陪同返家團圓。1978年1月5日,宋美齡回蔣經國電報表達關心,友蘭友松已返台,是否能長期居住,以便接受中國教育,長詩亦終能返台團聚乎。
1月9日,蔣經國給宋美齡電報,長詩將由其父母勸說返國團聚,惟尚無結果。1月25日,宋美齡回蔣經國的電報當中,對這位任性孫媳婦表達了些許的不滿,電報稱,友蘭友松已回國,余望長詩亦可回來,稚孩須父母之撫愛及引導,且生為中國人,對國家民族及中國的偉大文化,若盲無所知,亦不願知,甚至以中國人為恥,實為遺憾。希長詩孝武能和衷共濟,深體父母及余之心情。
1月26日,蔣經國寫給宋美齡電報,一年來,兒媳為孝武夫妻不和,曾多次告誡無效,深感痛苦慚愧,實有教子無方之罪,現長詩之父母尚在台北,兒曾與彼等商談多次,他們同意返瑞士後,勸長詩返國團聚。
蔣孝武與汪長詩兩人最後仍然無法復合,蔣經國也很無奈,身為父親,永遠無法擺脫對子女幸福的關心,當蔣經國知道蔣友松與蔣友蘭在新加坡求學,便設法安排蔣孝武到新加坡擔任副代表,一方面讓蔣孝武遠離台北因為軍情局長汪希苓與黑道合作,暗殺劉宜良引發的政治風暴,一方面可讓蔣孝武就近照顧子女。1986年1月27日,蔣經國給電宋美齡電報,武孫在中國廣播公司日久,擬派其為駐新加坡副代表,此舉雖未必有裨於對新關係,但武孫可從胡炘同志(駐新加坡代表)學習國際事務,亦得便照顧友蘭友松在新加坡就讀。
這時蔣孝武已經另外在台灣結識本省籍的蔡惠媚,兩人論及婚嫁,在蔣孝武派駐新加坡前,兩人訂婚,隨後在新加坡結婚。2月11日,蔣經國電宋美齡稱,武孫接奉祖母復示尤為歡欣鼓舞,姻事將在其行前簡定文定,然後可能於四五月間,在新加坡成婚,以避免無謂之酬酢。3月11日,蔣經國電宋美齡稱,武孫在新加坡大致安頓就緒,友蘭友松姊弟皆已就學,當地環境尚能適應。4月7日,蔣經國電宋美齡,武孫將於11日在新加坡註冊結婚,但願友蘭友松此後獲得較溫暖之家庭生活,了卻兒媳一樁心事。
蔣孝武派往新加坡同時,蔣孝勇也帶著孩子訪美,陪伴宋美齡,蔣孝文又長期臥病在床,蔣經國在給宋美齡的電報中,不時難掩子女不能承歡膝下的寂寥心情。這樣看起來,蔣經國儘管是大權在握,在萬人之上,卻與尋常人家的父親一樣,日常仍要操煩兒女事,就算貴為一國總統,蔣經國仍然希望子女家人都能圍繞在身邊,蔣經國晚年流露出的心情,充分展現人性的一面,兩年後1988年蔣經國病逝,蔣經國病逝前推動了許多台灣的改革措施,包括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儘管有諸多政治因素可以解釋,但或許也與他感受到子女遠離的孤單,盼望子女能在身邊的心情有關吧。

世局空前亂|周陽山

文/周陽山

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第二年新春伊始,國安團隊改弦更張,這是綠營重整陣營之後的全新布局,凸顯了中、美、台三角關係中的最新變貌。然而,台灣面對的卻是日益困窘的國際新情勢,以及內部道德認知與價值體系快速崩解的文化新變局。亂世浮沉,人生激盪,今後究竟何去何從,頗值國人慎思。

首先,在美國方面,川普總統執政之後,有如遭逢亂世,跌宕起伏,經過1年多的碰撞與磨合,亞太政策已逐漸底定,其主軸是:

一、美國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也不會改變「一中」政策,但會繼續提供軍售,不過不會輕易介入台海爭端,也希望綠營不要碰觸兩岸紅線,誤啟戰端。「美國第一」才是首要原則,這表明了台灣只會是中美博弈之下的棋子。

二、美國不會退出亞太,也不會默許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區域霸權。美國將結合日本、印度、澳洲等國,形成印太聯盟,共同抵制中國與俄羅斯的發展,並且將在南海、東海、南亞等地區形成新的對峙情勢,必要時甚至不惜製造衝突與紛爭。對於一帶一路戰略,美國將全力應對防範,並將適時出手,進行抵制。

三、川普已修正他在選舉時提出的孤立主義政策,重新整軍經武,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並積極支持軍事工業,必要時將不惜一戰。其主要戰爭目標之一,即為北韓。至於南韓政府的反戰、非戰意願,則非主要考慮。「美國第一」才是優先原則。

四、美國不會對台海安全、協防台灣做出承諾,但也不會容許中國大陸在「師出無名」的情況下出兵攻台。對於中共十九大列出的「六個任何」的台海戰爭紅線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希望台灣自行斟酌,多加小心。

五、在中國大陸提出修憲,國家主席任期不再設限之後,美國將面對像俄羅斯總統普丁一樣任期持久的中國領導人,而且2020、2035,甚至2050的時間表都已明白列出。很明顯地,崛起的中國已是美國無法忽視的事實,只能瞠目而視了。

美國正逢亂世,台灣亦不遑多讓。不但軍公教年金引發爭議,勞工一例一休引發社會動盪、世代間也出現婚姻與家庭觀念的價值對立,而轉型正義則呈現著認同革命與政治清算的濃重色彩。簡言之,台灣適逢空前的亂局,而且是上世紀三大變革-美國19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90年代東歐自由化劇變這三者的雜揉與綜合,力道之強,前所未見!

除此之外,台灣目前還面臨著大陸方面強化經濟上的「窮台」策略,以及不斷壓縮外交空間的新困局。而面對未來大陸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的新情勢,政府如在應對之間稍有不慎,即將出現逆轉之勢。這都是對國安新團隊的新考驗,也是在春秋亂世之中,不能不審慎應對的新變局。

 

本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周陽山,世局空前亂

蔣經國遏止王昇保守勢力擴張確保技術官僚治國|高靖

文/高靖

1980年代國防部總政戰主任王昇權傾一時,蔣經國總統卻將追隨他幾十年的王昇打進冷宮,轉任閒差聯訓部主任,幾個月後,又將王昇趕出台灣,外放駐巴拉圭大使。王昇的際遇,其實就是蔣經國作風,對身邊近臣照樣下重手,顯示自己才是握有絕對權力的人。王昇與蔣經國低調隱身幕後不同,王昇早在1970年代就爭議不斷,到了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研判王昇可能是蔣經國死後,在台灣第二大權力的人,這種現象對於蔣經國考量國民黨權力接班,重用技術官僚時,可能會思考壓制保守勢力握有過高權力,拔除王昇,才能保持國民黨內各方勢力平衡。
王昇從1960年開始擔任總政戰部副主任,15年後才晉升總政戰部主任,即使只是副主任,在軍中卻非常強勢,往往讓他人感受到王昇的野心。賴名湯升任參謀總長後,身為上級,碰到下級王昇仗著政戰系統的勢力,賴拿王昇一樣沒辦法,只能在日記大罵特罵王昇不知節制。
賴名湯日記1972年4月18日提到,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對總政戰部很不滿意,蔣經國說,一切照中央的指示和決策去做,不要過問別人的事。這話很重,他猜這是蔣經國指王昇亂做主張,做了很多的事,都打著「王師凱」(國民黨軍中黨部代號)或者總政戰部的招牌,事實上,總政戰部主任羅友倫和他都不曉得。
這段記述充分描繪了王昇日後垮台的根本原因,濫權不守分,早在1972年就是如此,當王昇1983年垮台時,蔣經國提過王昇應該守分,顯示大家對王昇隱忍多年,到了蔣經國都壓不住各方不滿,只好把王昇弄出國外,平息眾怒。
賴名湯在1972年有更多有關王昇行事爭議的文字。8月7日,王昇是政工中敗類,但行政院長蔣經國對王昇還是相信,實在難以解釋,今天為了文化服務團,他聽到了很多壞的批評,都是王昇的一批黨羽胡作非為,他不同意,但王昇向他堅持,他真想去見蔣經國,告訴蔣,如果這樣下去,他無法辦事,最好離開。10月9日,他與蔣經國談了一些問題,特別是總政戰部的固執,不肯改革,這當然是人的問題。如果蔣不將王昇調開,一切都無效,他已說到如此的露骨,蔣應考慮了。
1975年王昇終於升任總政戰部主任,但是爭議越來越多,賴名湯10月7日日記,為了王昇的狂妄,他內心很不高興,這種人喜歡玩弄政治,言行不一,搞勢力,樹派別,為國家計,應該將王昇免職,但是蔣經國似乎有苦心。10月9日,王昇器量太小,本位主義王昇應該檢討,自王昇來以後,越來越凶,處處都要顯示王昇的權威,仍然是屬於狂妄的。12月16日,王昇居然不聽蔣經國的命令,出乎他的意外,他也為蔣經國的前途憂慮,尤其政工人員如此,何以御軍,何以服眾。
賴名湯在王昇升任主任後,在日記寫下王昇搞派系、狂妄、不聽蔣經國的命令,參謀總長認為政戰部主任有這些爭議作風,顯見當時政戰系統在王昇操弄下,不僅沒有能化解軍中歧見,反而促成軍中分化,尤其不聽蔣的命令,這更是犯了忌諱。
同為總長,郝柏村日記當中的王昇,與賴名湯完全不同,像是另一個人。郝柏村與王昇交好,關於王昇,郝柏村與蔣經國的意見南轅北轍。王昇與郝柏村兩人在政治立場上是極端保守,可說是保守到近乎失去人性的地步,1960年代在大陸上空被擊落遭共軍俘虜的U-2偵察機飛行員葉常棣、張立義,他們在1980年代大陸釋回後,無法回到台灣,主要的阻力就是王昇與郝柏村。
也是U-2飛行員的華錫鈞在Lost Black Cats一書,描寫當時葉常棣與張立義如何被政府拒絕回到台灣,兩人在華府被告知,空總情報署副署長向王昇請示如何處理,王昇認為,軍人應該為國犧牲,我們不該鼓勵軍人投降,葉張兩人可能沒辦法很快回到台灣。葉張兩人對於投降一詞,都不太高興,他們被中共抓到時,都沒有辦法活動,他們也沒有太多辯解的空間。葉張都希望讓蔣經國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他們不知道台灣的政治環境,蔣經國任命王昇成立劉少康辦公室,研究對抗中共政治攻勢的策略與戰術,因為中共積極的政治攻勢,讓劉少康辦公室在過去幾年來擴張了不少權力,已經變成了政府當中的太上政府。蔣經國身體健康情況很差,他身邊的人都不想讓蔣經國為某些小事情煩惱,某些高層甚至官員懷疑,如果蔣經國死後,王昇可能會接管政府。
郝柏村也在日記當中,對於葉張獲釋問題,大談軍人氣節,要成仁取義。郝王兩人絲毫不願站在人性觀點,讓兩位飛行員早日回家,王昇為了反共,已經到了缺乏人性思考的地位,在當時大部分人是隱忍不發,但王昇的垮台已是早晚的事情了。
王昇在垮台之前,在總政戰部二十多年,關係盤根錯節,權大勢大財大,非早年或者今日的政戰將領所能想像,王昇積極培養自己人馬,不聽他人指揮,自成一套系統。王昇下台後,總政戰部掌握的事業機構主管,對於新任總政戰部主任許歷農通知開會,都拒絕參加,許歷農毫無辦法,這個離譜的現象在郝柏村日記都留有文字。
王昇任內到底握有多少資產,根據郝柏村1983年5月9日記,王昇在總政戰部下掌握華視、軍友社、青年戰士報(現青年日報)、台灣日報(已倒閉)、福利總處、軍眷住宅合作社、黎明公司,資產達200億以上。一個上將控制200億資產,即使在1983年當時許多台灣企業也沒有這樣的規模。
王昇沒有兵權,但是政治勢力極大,大到美國都無法忽視台灣可能出現軍人干政,美國中情局在1982年9月一份以蔣經國死後的台灣為題的台灣政情研析機密報告,對於當時權勢如日中天的王昇,相關研析內容在總共九頁的報告中就占了一整頁。這份報告稱王昇在國防部總政戰部擔任了15年的第二把手,在1975年4月升任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一直爭取更顯要的職位,但是遭到強而有力對手的阻擋,一般部隊也不喜歡王昇,因為王昇缺乏指揮經驗。
中情局認為,王昇因為主管政戰系統,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中情局也對王昇的經歷提出質疑,王昇宣稱是軍校16期,1939年畢業,但是這個說法無法證實。
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是蔣經國極力規畫的可能接班人選,中情局認為孫運璿欠缺來自軍方與安全系統的支持,孫運璿能否在權力轉換過程獲得他們的支持,大部分還要依靠王昇。王昇不只控制政戰系統,還包括台灣警備總部、媒體、黨部的重要部門。王昇多在幕後操控,應該不會直接挑戰有所共識的權力轉換,王昇應該會以政局穩定為重,支持大家都認同的文人接班,王昇仍會是握有第二大權力的人,使得他對於許多重大決策,能夠擁有否決權。
巧合的是,1983年中情局邀請王昇訪美,這段過程被外界認為是王昇下台原因之一,穿鑿附會的說法不少。多年後,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出版回憶錄「非官方外交」,才將中情局邀王昇訪美的理由揭曉,原來這與中情局是否重視或者拉攏王昇沒有任何關係,是因為丁大衛想要安排王昇到美國看看,但是美國在台協會沒有預算,可是中情局願意出錢資助王昇夫婦訪美,他認為王昇當時不太願意訪美,但徵得蔣經國同意後,才訪問美國。
丁大衛回憶錄提到創辦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告訴他,如果蔣經國健康惡化病逝,王昇與蔣彥士兩人有共識,由王昇接任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擔任行政院長。王昇訪美引起謠傳美國認為王昇可能在蔣經國死後繼承權力,但在王昇訪美期間,國民黨中常會有八位資深成員與蔣經國見面,抱怨王昇藉著劉少康辦公室攬權,對各部會發號施令,蔣經國關切王昇的活動,之後就解除王昇的職位,關閉劉少康辦公室。
丁大衛回憶錄證實,王昇下台與中情局有關的說法不確實,美國並無拉攏王昇。不過,郝柏村在1983年3月20日王昇訪美歸來後的隔天3月21日日記寫下,國安局長汪敬煦談中情局邀王昇訪美,係某先生從中策動,想拉美方及王的兩重關係,但他認為王昇訪美成功,對國家有益。4月6日那天記載中情局邀王昇訪美,汪希苓對溫哈熊保密(汪係國安局駐美,溫是軍方駐美)。
郝柏村日記顯示台灣情報單位懷疑中情局拉攏王昇,至於郝柏村提到的某先生,對照後來日記內容,應是汪希苓,汪希苓可能並不知中情局只是名義上邀訪,其實是美國在台協會安排,才會想要攬功,不讓溫哈熊知道。汪希苓行事浮誇,後來在台灣對外宣稱1972年美國供售兩艘潛艦是他的功勞,其實從國務院解密檔案看來,美售台潛艦決策與汪希苓沒有任何關係,是尼克森總統的決定,起因是在雙方貿易談判過程中,蔣經國的政治操作的成果。
關於王昇垮台的過程,郝柏村日記有詳實紀錄,王昇風光訪美回台後一個多星期,3月29日,蔣經國指示王昇應調職。郝柏村建議、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安會副秘書長、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等職務。31日,郝柏村與王昇討論調職,提到特別助理官,但因為像是太上總政戰部主任,不相宜,王昇願意調戰略顧問。
郝柏村積極幫王昇安排出路,顯見兩人交情不同尋常,尤其當郝柏村知道蔣經國的安排後,居然對蔣經國的決定,表達了不以為然態度。5月5日,蔣經國指示王昇調聯訓部主任,不以為然。隔天王昇對郝說,調聯訓部主任將被人笑話。
按照郝柏村日記內容,王昇對自己調職,絲毫沒有想到蔣經國究竟對他有何不滿,只想到是否被人笑話。郝柏村也很夠朋友,幫王昇求情。5月7日日記,見蔣經國,表達王昇不宜調聯訓部主任,蔣堅持原議。郝柏村研判蔣要冷卻王昇,但又不宜調空,乃情非得已。是否調國防部副部長或國安會副秘書長,可能性不大,蔣經國絕不願在人事調動上,給人印象王昇走蔣經國過去經歷的職務路線。
郝柏村7月28日日記內容,記錄蔣經國對王昇表達兩點不滿,一是王昇在離職前到政戰學校講話,謂殺掉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二是王昇寫信給蔣經國,提到郝柏村請他到官校進行系列思想及精神教育講話,他拒絕,因為他是反共的,蔣經國不知道王昇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蔣經國認為王昇今後要守分,否則將有不好的結果。郝柏村研判,王昇調職是不簡單的,有力人士在蔣經國那裏講了不少話,還繼續注意王昇的活動。王昇是守分的。
蔣經國要王昇守分,這一點剛好都與賴名湯日記、中情局的情報研析內容有所呼應,顯示王昇行事作風的確有所爭議,而且到了蔣經國可能擔心放任王昇搞下去,會影響政局安定,對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與其他政府當中的技術官僚,可能會有不好影響,而到了不得不處理的地步。
蔣經國對王昇的顧慮,郝柏村無法理解,郝柏村找政戰學校校長林強,查詢王昇講話內容,看全稿並無蔣經國提到的講話,郝柏村認為是訛傳。8月1日,郝柏村向蔣經國說明王昇講話內容,王昇說的是「王昇是打不倒的」,蔣經國認為不得體,郝柏村幫忙辯解這是情緒發洩,無惡意,可以諒解。22日,郝柏村日記記載王昇稱蔣經國請他到巴拉圭當大使。可見各方仍重視王昇在國內的影響,以外放為佳。
曾在兩蔣身邊工作過的楚崧秋,在中研院的口述歷史當中提到,大家把劉少康辦公室看得太嚴重,這項業務是他在文工會任內的固國小組移轉過去的,主要是反制中共統戰,因為王昇很想做事,引起當時某些黨政軍人士反彈,形容他似乎大權在握,無所不管,那段時間王因承繼蔣經國在政工方面的餘緒,在軍中有相當分量,進而涉及若干黨政人士與業務,許多人都指為事實。
楚崧秋回憶,1979年元旦,華府與北京正式建交後,北京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月6日,蔣經國指示文工會成立固國小組,反制中共統戰,主要成員有國安局長王永樹、新聞局長宋楚瑜、外交部次長錢復、王昇與文工會主任。1980年3月25日固國小組最後一次會議,國民黨祕書長蔣彥士向蔣經國請示,將固國小組任務改由國防部總政戰部負責,這是固國小組轉歸劉少康辦公室的經過。
楚崧秋對王昇主導的劉少康辦公室輕描淡寫,很可能是不了解內情所致,畢竟文工會的位階,難以對政府機關發號施令,但總政戰部就不一樣了,蔣經國要求王昇守分,已經明確地指出了王昇爭議所在,劉少康辦公室也絕非僅僅是反制中共統戰那麼簡單,王昇在這個任務過程當中為自己擴權,干預政府其他機關的正常運作與權責,這個現象讓中情局注意到王昇掌握的權力過大。
王昇究竟為何被蔣經國整垮,真正的原因大概只有蔣經國自己知道,王昇可能也搞不清楚,追隨蔣經國多年,忠心不二,最後卻流放南美洲。不過,中情局研判王昇會是蔣經國死後,握有第二大權力的人,這可能才是蔣經國顧慮的,蔣經國重用技術官僚,希望技術官僚能夠有效治理台灣,發展經濟,若是保守勢力過大,可能影響技術官僚的改革開放路線,自然必須有所節制,蔣經國也許不知道中情局那麼看重王昇,但王昇過大膨脹自己的勢力,從賴名湯1970年代的日記已有相當多記錄,蔣心知肚明,到了1980年代,蔣經國身體健康狀況不好,不積極處理,很可能會在他身後造成麻煩。無論如何,蔣經國對王昇下重手,似也是告訴天下,只有一個真正的老大,沒有任何人是老二。

美國軍援如雙面刃一面幫你另一面害你|高靖

台灣的軍事裝備幾乎都由美國供售,雖然美國軍售是個穩定的來源,卻也是對台灣產生強大的政治控制,與軍事行動的限制,有時候就會出現扯後腿的情況。國共內戰期間,美方壓迫蔣中正總統與中共和談,從1946年8月對國府實施禁運武器政策,直到隔年5月解禁。當時國府將精銳的美式裝備部隊都派往東北,希望能擊潰盤據東北的共軍主力,未料因為缺乏彈藥補給,嚴重影響國府軍事行動,基層官兵士氣受影響,東北戰事也在1947年後從進攻逐步轉為守勢,退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等城市,國府內戰失利多少與這起美國扯後腿有關。
國府遭遇美國武器禁運初期,在軍事方面仍能維持相當優勢,但是被國府視為精銳的美械師表面上武器精良,人員素質高,正因為是全部配備美式裝備,部隊的後勤補給全部都要仰賴美國供給,這樣一來,行動自由就受到限制。國府陸軍13軍軍長石覺到台灣後,曾經在口述歷史當中提到,他在抗戰勝利後,部隊要開往東北,可是因為原先部隊使用的步槍是7.92口徑,換裝美式30口徑的M1A1步槍,可是彈藥因為口徑不同關係,無法取得,部隊根本無法動。受到美援彈藥限制影響,石覺也說,機關槍子彈不夠用。
其他曾在東北有指揮作戰經驗的國軍將領劉安祺,在口述歷史當中說,東北作戰受美式裝備之累,他要控制我們,就不提供我們子彈。空軍將領羅英德回憶受到美援影響,飛機只能隔日飛,因為油料不夠。青年軍207師師長羅有倫也在口述歷史中提到,60迫砲沒有砲彈補充。東北出身的國府將領王鐵漢也說,當時武器補充有困難。
石覺與劉安祺的實際經驗,是國府接受美援的慘痛教訓,國府在抗戰後期接受美軍裝備陸軍部隊,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又在1946年逐漸升高,美式配備全部仰賴美國供給,拿人手軟,自然處處要看美國臉色,受人控制。石覺領軍前往東北,那時還沒有武器禁運,要補給美國子彈就已經出現困難,等到禁運措施開始後,部隊每日作戰更加困難。
國府原先使用的是仿德國步槍生產製造的中正式步槍,可是中正式步槍與美國步槍子彈口徑不同,一旦換裝美式裝備後,就必須仰賴美國供給彈藥,無法使用自產供中正式步槍的彈藥。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在1947年2月到4月間,有多份檔案顯示,當時國府受到美國武器禁運後,沒有足夠子彈與共軍作戰,只好轉回來使用中正式步槍,分別向法國、比利時、丹麥等洽詢採購7.92子彈,當時國府向法國採購100萬發7.92子彈,比利時軍火商代表中國,向美國採購7.92子彈5000萬發。至於其他英國、加拿大,因為都是配合美國禁運政策,拒絕提供中國軍隊彈藥。
1947年1月,美國特使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內戰,回到美國後,又出任國務卿。馬歇爾與蔣中正關係惡劣,馬歇爾接掌國務院後,國府對美增取援助的工作更加困難。2月,國府在魯南對共軍發動攻勢,彈藥消耗增加,雖向各國詢問採購彈藥,卻因為美國壓力,未能即時獲得回應。
2月19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向國務院反映,是否可以允許國府直接向美國廠商採購3000萬發50機槍子彈,因為情況相當危急,可是國務院潑了一桶冷水,明白告知不可能同意出口。2月23日國府73軍與整46師在魯南萊蕪戰役中被共軍殲滅,其中整46師就是裝備精良的美械師。蔣中正在南京忙於應付內戰情勢,到處找尋彈藥採購來源,未料幾天後,台灣又爆發二二八事件,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國府在魯南會戰失利後,美國白宮也對禁運國府武器的措施開始有了動搖,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2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與馬歇爾談話過程中,對於中國最近的情勢發展感到困擾,杜魯門對馬歇爾說,是否已到了可以提供國府彈藥的時機了?這時候馬歇爾又對國府落井下石,馬歇爾表示,如果我們提供國府彈藥,就會面臨美國協助中國內戰的指控。馬歇爾的一番話,穩住了杜魯門的疑慮,儘管共軍慢慢掌握優勢,美國對國府的武器禁運措施仍繼續執行。
馬歇爾雖然在美國政壇享有盛名,但是馬歇爾對於中國問題顯然缺乏足夠認識,常有天真想法。3月4日,馬歇爾在給戰爭部長(國防部前身)派特森的信件中,討論到對華政策,馬歇爾認為,站在美國的立場上,在沒有外力介入下,讓中國軍事力量對抗的雙方,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或者僵局,是比較好的。馬歇爾可能認為敵對雙方如果勢均力敵,就有機會和談,馬歇爾完全不能掌握當時國共內戰的心態,國共雙方的對立,已經是有我無你的地步,國府軍事失去主動,願意與共軍和談,也不表示共軍就會接受局部的勝利,放棄全面革命成功。
馬歇爾不願意解除對華武器禁運,還有一個原因也在信中顯示出來,馬歇爾表達了強烈的懷疑,就算美國給予國府大量的彈藥與支持,國府也不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摧毀共軍與共黨。
美國武器禁運政策執行嚴格,寧可讓這些武器彈藥放在那邊任憑毀損失效,也不願提供給國府。3月22日,戰爭部給國務院的報告提到在太平洋本來有預定移交中國空軍的軍事裝備,但是這些裝備已經損壞了,無法使用,即使動用人力與經費無法達到修復為可使用的狀態,3月28日開始就要丟這些東西,因為按照目前的命令,不能移交給中國政府。
國府與共軍全面開打之際,始終擺脫不了彈藥不足的陰影,3月31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蔣中正向美軍將領表達對於彈藥短缺的最嚴重關切。當時擔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因為抗戰期間擔任兵工署長,對兵工問題不陌生,俞大維告訴美軍將領,雖然各種彈藥都嚴重短缺,但是小火器(包括7.92口徑)與迫砲的彈藥最迫切需要的。因為缺乏美國彈藥,美械師(當時國府有39個美械師)正快速失去效能,美國有道德義務,防止這些美械師失去武裝能力。
當時國府極力向美國爭取同意出口的兩種彈藥,第一優先迫切的是30口徑子彈,其次是60迫砲的砲彈。這兩項彈藥的需求,在石覺與羅友倫後來在台灣的口述歷史當中都有提到。其中一個是步槍子彈,一個是迫擊砲砲彈,都是步兵作戰的主要武器,但因為美械師步槍與中正式口徑不同,只能找美國採購,中國當時沒有兵工廠生產30口徑子彈。
儘管國府不斷請求美國解除武器禁運,但是美國仍然相當堅持禁運政策,國共內戰沒有因為國府缺乏彈藥暫緩,2月底萊蕪戰役失敗後,國府又在3月下旬在魯南繼續發動新一波攻勢,急需彈藥補充的國府,發現美國仍大量儲存抗戰時期支援中國軍隊生產的7.92子彈。4月2日,中方向國務院提出1億枚中正式步槍的7.92子彈的出口許口申請,這批子彈是抗戰期間,在租借法案下,由美國陸軍採購,準備運往中國,但始終沒有運出美國。中方向美方說明,這些彈藥儲放在美國多處彈藥庫,彈藥保存情況一直惡化,讓美國陸軍面子掛不住。這些子彈口徑特殊,美國陸軍無法使用。可否在這些情況下,給予特殊考量,允許子彈出口到中國,解中國之危,也可解除美國政府儲存這些子彈的責任。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4月28日司徒雷登給馬歇爾的電報稱,宋子文請傅涇波(司徒雷登秘書)轉知司徒雷登,中國政府需要立即的財政、彈藥等援助。司徒雷登也與蔣中正見面,蔣中正對於內戰情勢保持樂觀,認為只要美國提供足夠的彈藥,內戰可以在8月或9月結束。蔣中正說,下級軍官逐漸發現彈藥短缺的問題,這對於部隊的士氣產生了影響,尤其是東北的部隊。而且因為飛機太老舊,很多飛行員不敢飛太低。
國府的請求出現了轉機,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一份5月5日的備忘錄顯示,國務院幕僚支持放行7.92子彈出口運往中國,但是直到5月26日,國務院才正式解禁,決定同意7.92子彈可以運往中國,給予出口許可。就在這段期間,國府整74師陷入共軍包圍,被圍困在孟良崮山區,師長張靈甫在共軍圍攻,外援不及之下,5月16日犧牲殉國。
1947年下半年過後,國府雖解了彈藥短缺的問題,但是真正從美國啟運抵達中國,還要很長一段時間,長達十個月的武器禁運措施,影響國府不小。1947年6月,國府在東北四平街一戰擊退共軍包圍後,就再無重要勝績,國府精銳美械師在1948年下半年的遼西會戰,不敵共軍攻擊,損失不少,至此國共雙方有生力量對比也拉近,國府不在能保有數量與質量上的絕對優勢。
曾任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的柯克(Cooke),在1950年代曾在美國國會表示,馬歇爾曾經告訴他,我們運用武器禁運,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先給國府武裝起來,然後又解除他們的武裝。馬歇爾這段輕藐的談話,反應了美國人的傲慢,多年後,美國總統卡特在美中談判建交過程中,也曾對美台軍售問題,告訴中國大使說,如果沒有美國軍售,美國對台灣的行動與計劃就失去影響力。美國對中華民國提供武器裝備,不論有償或者無償,其實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雙面刃,一方面固然讓你提高軍事能力,但另一方面卻同時加深了對美國更多的政治軍事依賴,從而失去一個國家應該有的獨立自主政治判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