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官員偏見與國府應變混亂影響美國援助內戰|高靖

文/高靖

國共內戰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分裂命運,國共雙方在1947年到1948年之間轉換了彼此的地位,1949年徐蚌會戰則是決定了國府的敗亡命運,在戰事推進過程中,美國軍援國府舉棋不定,讓國府士氣受打擊,也暴露出某些美國官員的主觀偏見,造成美國不能堅定支持國府,再加上當時蔣中正忙於競選總統,似乎忘了戰爭仍在進行,這些都與國府的失敗有很大關係。
國府先是受制於1946年的美國軍火禁運,影響到部隊作戰與裝備的後勤補給,又因政府財政困窘,無力在美國商購軍火,只能期待遲遲不來的美援,以致東北戰事頻頻失利,1948年初在美國駐華大使館敦促下,華府當局才發現問題非同小可,開始積極協助國府取得美軍剩餘物資的彈藥,可是行政程序耗時,往往緩不濟急,尤其國府在戰事急轉直下時,緊急向英國採購淘汰當廢鐵拍賣的戰車,美國卻橫加干預,延宕大半年,等到共軍都度過長江,攻陷南京,國府仍然無法獲得美國同意將這批戰車轉運到台灣。
從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可說是國共內戰過程中,國府逐漸由盛而衰的轉折階段,共軍在東北發動秋季與冬季攻勢,將東北的國府軍隊困在長春、瀋陽、錦洲等處,喪失戰場主動。共軍在林彪指揮下,分別在1947年9月14日到11月5日,發動秋季攻勢,接著又在12月15日到1948年3月15日,發動冬季攻勢,國府守軍處處被動。
這個時間,也正是蔣中正積極籌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前後,蔣中正忙著應付國府複雜的政局,還要煩惱東北的戰事,在1948 年5月20日蔣中正就任總統後,東北局勢惡化。蔣中正希望挽救東北,在秋季與冬季戰役前,蔣中正發現東北戰事不如預期,對東北地區政軍人事進行調整,撤換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東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長官杜聿明,改派陳誠兼東北行轅主任,將東北保安司令部併入東北行轅。陳誠到任前,正是共軍展開秋季攻勢前,陳誠雖然力圖改革,掃除貪腐,但國府軍隊積習已深,共軍發起的兩場攻勢,讓國府飽受壓力。
共軍秋季戰役是針對瀋陽與錦州,以及長春與四平街之間的鐵路交通展開襲擾,尤其是在山海關、營口、瀋陽之間,以及瀋陽與四平街之間,以及四平街與長春、吉林之間的攻勢,讓瀋陽、長春、吉林在即將到來的冬季,可能會無法順利運送取暖所需的煤,國府被迫出城應戰,也給了共軍逐次消滅國府軍隊的機會。
共軍冬季攻勢的最後階段,在1948年3月攻占四平街,四平街地位關鍵,從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國共雙方歷經四次會戰,戰況慘烈,國府失去四平街後,長春與瀋陽間聯繫斷絕,長春已成孤城。蔣中正在冬季戰役結束前,1948年2月12日,改派衛立煌接替陳誠指揮,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但是情況仍然充滿悲觀。
當時蔣中正對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抱怨,東北的災難,都是美國的責任,如果國府最後失敗了,那不是俄共或中共的原因,是美國在國府迫切需要援助的時候,沒有兌現承諾的援助。
抱怨儘管抱怨,國府本身也有問題,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2 月26日,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白德華(Butterworth)告訴中國大使館公使譚紹華,對於中國的彈藥出口禁運,早在1947年5月解除,可是直到9月他與中國大使館武官皮宗敢談到此事時,中方並沒有表現出要向美國買武器的意願。
美國認為是中國政府不買武器,並非美國不允許賣武器給中國,但是中國政府因為連年戰爭,財政困窘,就算美國解除國府在美國軍火市場購買軍火的管制,但是國府缺錢,只好等待美國援助。至於遲到9月才向美方表達採購軍火,可能與共軍發動秋季攻勢有關。
中國在進入20世紀以來,幾乎是連年的軍事衝突,國家建設屢屢受到戰爭影響,工業能力也不易建立,八年抗日戰爭才過,國共內戰又起,國府自行生產軍火能力不足,只能倚賴美國延續軍事能力,1948年1月26日,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告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因為缺乏美國零件,國府軍隊的3000輛美國卡車動彈不得。要在一般市場採購零件,是美國軍援的10倍以上價格。
葉公超的說法,將當時國府工業能力不足,軍方後勤補給落後,以及政府財政困難的窘況,充分地顯示出來,美方後來並沒有同意提供國府這3000輛卡車所需要的零件,這些卡車很可能就此報廢。
不過,美國內部有批支持中國的國會議員,在他們努力之下,1947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經濟援助中國2770萬美元,美國政府指派巴大維少將擔任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這時共軍開始秋季攻勢,早在這之前,美方對於國府彈藥需求,已在太平洋地區找尋美軍庫存,設法改列為軍用剩餘物資,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轉賣給國府,不過,這個過程卻耗時許多月。
美國援助國府時間延宕,有些原因出在國務院官員阻撓,國務院與美軍是兩種面孔,1947年8月7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林沃德(Ringwalt)給國務院備忘錄,說明他與譚紹華討論軍援中國的問題,譚紹華表達中方為了時效,希望能從美國政府的庫存當中採購,但是林沃德潑了冷水,他以推託的態度說,他沒有協助國府從美國政府採購彈藥的權限。林沃德在譚紹華離去後,建議國務院不要回答中國大使館的請求,如果對方一定要給個答案,那麼就告訴國府,美國現在沒有可以滿足國府需求的彈藥庫存。
林沃德說的不是實情,他是故意無視於國府的軍事需求,因為美軍後來在美國國內,以及太平洋的馬里亞納群島、琉球、夏威夷等地,的確找到彈藥提供援助國府。林沃德曾在杜魯門總統紀念圖書館的口述歷史訪談當中,表達出對蔣中正濃厚的偏見,林沃德以「蔣中正是個頑固的老混蛋」( he was a stubborn old son of a gun),以及蔣中正很笨等,形容蔣中正,他還引用史迪威的說法,當史迪威不叫蔣中正混蛋的時候,就叫蔣中正「花生」(The Peanut)。
中國大使館碰到這樣充滿偏見與傲慢的國務院官員,真是難以溝通,對方也無意幫忙,還建議國務院對國府扯謊,這樣傲慢官員在美國政府不在少數。司徒雷登在1948年2月7日給國務卿的電報,以比較客觀的角度說明美國必須援助國府的立場。司徒雷登認為,國府失去東北,就有可能是促成軍事總崩潰的因素。巴大維也同意這個看法,就是美國現在支援國府維持在東北的局面,遠比往後協助國府取回東北要便宜許多。
司徒雷登表示,我們理解國務院不願意捲入中國的軍事處境當中,但是我們早已捲入國府的失敗,而且美國的優勢地位受到損害,尤其東北的國府主力有五個師是接受美國訓練與美國裝備。除非我們趕快提供軍事援助,讓國府得已因應在東北遭遇的立即而實際的情況,如果國府的軍事情況惡化到危及國府的存在,這時再來援助,就是浪費了。
1947年年底到1948年初的東北冬季戰役期間,美軍積極協助國府找尋可用的彈藥,1948年1月23日陸軍部長羅雅爾(Royall)寫信告訴國務卿馬歇爾,美軍有庫存彈藥可以援助國府,這封信戳破了林沃德的謊言。羅雅爾指出,陸軍與航空部隊可以提供給國府的剩餘物資彈藥,馬里亞納群島(塞班島、天尼安島)6500噸,太平洋地區有1萬3000噸的各種大小炸彈。
2月24日,羅雅爾再次去函馬歇爾,說明詳細供給國府剩餘物資彈藥的具體情況,1月7日已經從塞班島移交國府3864噸彈藥,其他包括馬里亞納群島、夏威夷、琉球,還有5萬9462噸彈藥完成手續就可以提供。另外,2月3日陸軍部同意896.41 噸的砲彈可以提供給國府。夏威夷有1萬6266噸彈藥可以移交國府,1266噸已在1月19日列為剩餘物資,2月11日將剩下的1萬5000噸彈藥也列為剩餘物資。琉球的彈藥約有2萬7500噸,但是這些彈藥的情況需要進一步的檢視才能確定。美國國內有650萬發五零機槍子彈,可以先由庫存提供給國府,再由國府向生產商歐林工業(Olin Industries)購買同數量子彈歸還美國庫存。
衛立煌頻頻透過美國駐瀋陽領事館向馬歇爾求援,東北戰況也的確對國府非常不利,馬歇爾這時也認為應該要協助國府,他在3月1日給羅雅爾的信函說,他相信應該盡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決定那些列為剩餘物資,讓這些補給與設備可以提供給中方使用。
當美方開始積極協助國府獲得彈藥時,國府早已接連在秋季戰役與冬季戰役失利,東北只剩下三個孤城,情勢岌岌可危。美國的行政官僚程序造成不少延誤,2月26日譚紹華拜會白德華,譚紹華抱怨,國府取得彈藥的努力,被毫無必要的冗長協調程序給耽誤。歐林工業的合約(五零機槍彈採購),早在1947年12月9日已經簽約,卻遲遲到1948年2月25日下午4時才放行。
美國的官僚拖延,固然是個問題,國府自己毫無頭緒一團亂,也造成影響。羅亞爾2月 24日給馬歇爾的信中提到,原本國府派船到塞班島,預計1月30日將彈藥運走,但是到了2月3日國府的運輸船都沒有出現,直到24日也沒收到有關國府運輸船抵達的任何報告。
3月4日,馬歇爾給司徒雷登的電報,更透露出國府上下一團亂的情況,馬歇爾告訴司徒雷登,中國大使館已經接到通知,可以協商採購夏威夷與太平洋地區的剩餘物資彈藥,儘管中國大使館不斷要求提供剩餘物資彈藥,美方也透過非正式管道,事先提醒中方所要求的彈藥有可能同意提供,但是中國大使館現在卻表示,沒有中國代表獲得授權可以與美方協調採購夏威夷的彈藥,中國大使館正在請求指示,馬歇爾請美國大使館敦促中國政府盡快採取行動。
國府與美方來往爭取了半天的剩餘物資彈藥供給,等到美方拖延許久同意後,國府卻無人出現完成最後的採購談判程序,蔣中正當時又要應付東北戰局,還要運作國民大會推舉中華民國的第一屆總統,可以想見他可能無暇注意這些程序問題,但是國府外交部、國防部等,也不能及時應變,令人百思不解,從國府內部運作混亂,決策輕重緩急不分,也就不難想像幾個月後,東北國軍全數被共軍消滅,只有極少兵力從營口乘船脫逃,實在沒有令人意外之處。

難堪國府低聲下氣向美國借錢打內戰|高靖

文/高靖

台灣的民進黨政府當局擺明了向美國一面倒地靠攏,其實對於台獨政府而言,這不一定是萬無一失的策略。國府在國共內戰期間全面仰賴美國,下場就是只能看美國臉色,不能貫徹剿共軍事目標,屢遭美國政治箝制,當美國禁運國府軍火,國府軍隊與共軍作戰時就綁手綁腳,所有裝備零件全靠美國提供,幾千輛卡車就這樣動彈不得,國府最後淪落到向美國借錢貸款鑄造銀元發給部隊,鼓勵官兵作戰,遭到美國婉拒,可說毫無國格可言,台灣的民進黨政府以為靠美國就能高枕無憂,那是完全不知道美國只有自己的利益。
1956年11月,美國參議院為了調查過去十年當中,美國政府官員的不當作為,造成美國國際地位衰退,舉行了一場聽證會。這場聽證會當中,對國府非常友善的退役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親自陳述美國如何在國共內戰期間,以禁運美國彈藥軍火給國府,施壓國府停火。
柯克說,在中國的美國代表(指馬歇爾)強迫國府接受停火,1946年8月國府因為不同意美國代表的要求,美國實施全面禁運軍火,停止提供彈藥與軍械給國府軍隊。這項禁運持續了十個月,直到1947年5月解除,但是,事實上拖延的更久。
柯克表示,在1946年8月或者9月的時候,馬歇爾告訴他,因為武器禁運,我們可以是先武裝了國府的軍隊,然後又解除他們的武裝。
柯克引述馬歇爾的話,旁人馬上能夠理解馬歇爾那種傲慢心態,因為從抗日戰爭期間,美國協助國府換裝美式裝備,雖然提升了部隊裝備現代化,但是因為國府自己缺乏軍事工業能力,部隊後勤補給從此只能仰賴美國,這種軍事上的依賴,也就使得國府在政治上維持自主的空間,無形當中縮小了許多。
當時國府在四川雖設有兵工廠生產彈藥,但是以當時中國的條件來說,連生產彈藥所需的原料火藥都沒有,自然無法生產彈藥,這些火藥也需要向美國採購。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12月23日從南京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提到四川六個兵工廠因為缺乏火藥,無法生產彈藥,導致工廠閒置。當時的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向美方表明,國府只剩下200萬發五零機槍子彈,以當時瀋陽情況,這些彈藥根本不夠應付太久的局面。美國軍火禁運,國府在政治上受制於人,導致與共軍的軍事作為也多所顧忌。
美國禁運軍火期間,國府在歐洲設法採購軍火,但都受到美國駐外使領館人員的政治阻擾。直到1947年上半年解禁後,國府必須從美軍在太平洋島嶼遺留的彈藥當中,四處找尋合適的彈藥,還要經過美國一番冗長的行政程序,將這些軍品轉為軍事剩餘物資,國府才能以較便宜的價格購入,這些事情拖拖拉拉許久,國共戰事的主動與優勢,也慢慢轉移到共軍方面,到了內戰後期,國府軍隊的慘狀,以今日的條件簡直是無法想像。
國務院公開檔案中,有1949年3月29日中國駐華府採購團李上校提到的一些看法,這位李上校認為,現在中國軍隊的重大缺失是心理上的,士氣低落與缺乏戰鬥意志非常明顯,通貨膨脹使得他們的收入減少,或者變成沒有收入,部隊沒有足夠的伙食,士兵知道他們的家人正在挨餓。中國除了需要經濟援助之外,同時軍隊也需要補給食物與裝備,這個軍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經濟合作總署的援助,只限於一般平民,這不會改變目前的情況,美國的經濟援助必須把軍隊都包括進去,除了裝備與訓練之外,還需要經濟與財務援助,也就是在伙食與薪餉方面。
這個看法點出了連年戰禍下的中國,不僅無法建立自己的軍火工業,政府也因為缺乏穩定的經濟發展,加上戰爭的巨大破壞與損耗,使得財政狀況急遽惡化,當政府無法有效控制通貨膨脹,造成軍人不只是薪餉減少,也使軍眷生活困苦,這樣的困難情況下,要想持續進行內戰,實在是難上加難,李上校希望美國的經濟援助也能將軍隊的糧餉都包括在其中,無非是這種困難情況下的不得不為的思考,但是美國人並不接受這個看法。
當共軍渡江陸續攻占南京、上海,國府遷往廣州,下野的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與代總統李宗仁各自指揮反共作戰,蔣中正下野前,將中央銀行儲備黃金都移往台灣,海空軍也遷往台灣,陸軍部隊隨著將領個人選擇,各自有效忠對象,戰事指揮如一盤散沙,混亂不堪,李宗仁也缺乏足夠持續作戰的資源,不得不派人向美國求援。這時國府已經不只是缺軍械彈藥,是缺金錢,駐美李上校的看法,看來可能是國府內部相同的意見,因為李宗仁希望將美國經濟援助的經費,部分轉為部隊發餉使用。
1949年7月1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陪同代總統李宗仁的特使甘介侯拜會國務卿艾契遜,甘介侯代表李宗仁向美國提出三項請求,其中一項是將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經費當中,尚未使用的9000萬美元的一部分,用來採購與鑄造銀元,以便用來付給部隊薪餉,以及穩定國府貨幣。
甘介侯說,共軍當中有百分之五十的部隊,都是來自國府投誠或者被俘的部隊,現在沒有任何誘因讓這些部隊回到國府這邊,因為國府方面拿不出任何東西。如果國府的軍隊能夠用銀元付薪餉,那些過去效忠國府的軍隊,就會立即放棄共黨那邊,回到國府的陣營,
甘介侯表示,如果不能使用經濟合作總署的經費鑄造銀元,那麼他希望向美國政府貸款,用來採購與鑄造銀元,將來會全額償還這筆貸款。為了取信美國官方,甘介侯說,中方願意與美國成立中美委員會,監督這些援助款項都能夠有適當的使用。
艾契遜回答甘介侯說,他已經與杜魯門總統討論過這些事情,還會再與杜魯門討論,關於使用經濟合作總署經費採購白銀,他必須提醒顧維鈞,他早就已經與顧維鈞談過這件事情,這樣使用經濟合作總署的經費是不可能的。但顧維鈞仍然不放棄,顧維鈞認為,在經濟合作總署法的合法範圍中,並沒有理由不准這樣使用經費。對於甘介侯表達向美國貸款的意願,艾契遜表示,現有的政府機構當中,沒有人會允許這樣的貸款。
儘管國務院對於將經濟援助經費挪用到部隊發薪餉的建議,反應冷淡,但是在1949年8月15日,顧維鈞仍然向艾契遜提出一份要求美國軍援中國的備忘錄,其中一項就是為了提高部隊士氣,需要使用銀元給付薪餉,需要銀元付給戰鬥部隊薪餉,同時用來提供部隊所需物品。顧維鈞在備忘錄中指出,經驗顯示,如果用強勢貨幣(Hard Currency)給付薪餉,可以大幅提高部隊的戰鬥意志,這在5月的上海戰役當中有非常明顯的效果。這種付給部隊銀元是緊急的方法,與提供武器彈藥是一樣的重要。
備忘錄當中也把國府財政困窘的現實,明明白白地告訴美方,等於是向美方乞求支援,解決財政困難。當時政府每月預算,大約4500萬銀元,光是軍隊就需要3000萬銀元,可是因為稅收大幅減少,每月政府赤字有3000萬到3500萬銀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只好兌換有限的外匯存底,以便應付這個短缺。未來六個月,軍隊需要花費1億8000萬銀元,大約等於1億800萬美元,國府建議5000萬美元列為軍事援助項目,這對於物質與心理上將帶來非常大與深遠上的效益,
這項提議並沒有獲得美國的認同,因為早在徐蚌會戰失利,蔣中正下野後一兩個月內,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與陸軍部作戰計畫處處長魏德邁,都對於繼續軍事援助國府的效果感到懷疑。魏德邁在1949年2月25日告訴國務院東亞事務處處長白德華,提供援助給國府在大陸控制的區域不只是沒有用處,在他看來,共產黨樂見美國這樣做,共產黨只要等到這些援助抵達以後,他們再占領這個區域,然後將所有的援助物資奪走。就是這種擔心共軍會搶奪美援軍火物資,使得當時又出現了沒有公開命令的軍火禁運,美國政府盡量拖延交運給國府的軍援物資,希望等到內戰情勢明朗再放行。
內戰時的國府真是淒慘,國府拉下臉向美國借錢給部隊發銀元加薪,希望激勵官兵士氣,最後仍然是徒勞無功。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李宗仁提到,他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商借白銀,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雷登告訴李宗仁,你有其名無其實,政府實權完全未更動,不管美國運來多少金銀,還不是和以前一樣,完全浪費。李宗仁以代總統之尊,對美國大使低聲下氣借錢,國家前途至此,真是難堪不已,這就是事事仰仗美國的下場,如果自己不能先壯大,只能依靠別人的幫助,最後終究是徒勞無功,向美國一面倒的台灣當局,能不好好想想,如果華府與北京對峙的想法改變了,台灣還有何處可去?

從美國檔案看國府在內戰龐大的軍事損失|高靖

文/高靖

許多大陸製播的國共內戰戲劇,嘲諷國府軍隊軍火被共軍虜獲,譏笑蔣中正是補給大隊大隊長。國共內戰在1947年逐漸擴大後,到了1948年國府已現頹勢,因為先前美國禁運軍火之故,國府在解禁之後,開始大量向美國採購彈藥,但屢屢作戰不利,美援軍品被中共虜獲,最後美方都看不下去,擔心長此以往,這些彈藥武器會被用來傷害西方國家,對於軍事援助國府,又恢復採取管制,中國的國防工業落伍,連帶打仗的彈藥與各色裝備都要仰人鼻息,真是非常可悲。
國共內戰過程當中,國府到底損失多少軍備,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也很少對外公開這方面的資料,但在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當中,卻有許多相關的資料。在1949年1月21日蔣中正引退下野之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從南京發電給剛剛上台的美國國務卿艾契遜,報告國府從1948年以來因為在內戰當中損失的美援物資。
司徒雷登的報告指出,在華東的徐蚌地區,華北的張家口、南口、懷來,以及天津地區,國民黨部隊因為譁變、擄獲、作戰,損失了兩個軍,有百分之八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美械裝備,總共3萬5000人。兩個軍,有百分之十五美械裝備,總共3萬人。另外還有二十個軍,沒有裝備美械,也沒有接受過美軍訓練,總共32萬1000人。
另外,現在在北京受到圍困,已經到了投降邊緣的部隊,有一個軍三個師,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美械裝備,總共7萬8000人。其他沒有美械裝備與美式訓練的部隊,有7萬4000人。
無法精確估計全部的軍事裝備與軍事庫存的損失,因為沒有任何一位中國人,或者美國人,知道任何國府部隊的裝備表,更不要說這些部隊究竟持有那些裝備。國府部隊的組成大小,不同部隊之間的變動差異很大。以第二兵團(邱清泉兵團,不久前才在徐蚌會戰遭共軍包圍全殲)的美式裝備統計,大概可以給我們一個猜測的範圍。第二兵團有五個軍,其中一個軍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一個軍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
美式裝備包括39門105榴彈砲,12門75榴彈砲,14門四二迫砲,1萬590支步槍,1萬456支衝鋒槍,193挺重機關槍,72具火箭筒,55具火焰放射器,768門六零迫砲,113門八一迫砲,49輛指揮車,53輛武器裝運車,207輛二又二分之一噸卡車,4輛救護車。
某些個別種類的裝備損失,包括國府撤離徐州時,留下了1000輛各種車輛。天津損失6門105榴彈砲,50門75榴彈砲。
飛行裝備損失,包括4架F-51野馬式戰鬥機,5架B-25米契爾式中型轟炸機,7架蚊式機,6架C-46運輸機,1架B-24重型轟炸機,以及3架訓練機,這些數字是唯一確實的損失數量,但是從9月15日到11月23日之間的中國空軍損失,可以給我們對於空軍損耗有比較清楚的概念,這段時間損失了71架飛機,大部分都是因為在機場墬毀。
按照司徒雷登的說明,徐蚌地區與平津一帶損失總共二十六個軍,42萬1000人。北京當時因為平津戰役還沒也結束,但有15萬2000人遭到圍困,但後來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決定開城投降,以免文化古城遭到戰火蹂躪。也就是說,在1949年初國府損失了57萬3000人。
更早之前的1948年下半年,國府在內戰中漸失主動,節節失利。美國國務院檔案中,可以看到1948年11月9日,司徒雷登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電報。司徒雷登的報告提到,在濟南戰役、錦州、長春、瀋陽等戰役當中,國府損失八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美械裝備,共8萬4000人。一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五十的美械裝備,共1萬5000人。兩個美國訓練的師,有百分之三十的美械裝備,共2萬2000人。二十二個師,沒有美式訓練與美械裝備,共20萬2000人。
裝備損失有9萬7500支美國步槍,其他步槍有13萬6500支。輕重機槍損失920挺美國機槍,其他步槍損失1萬4000挺。四五口徑衝鋒槍2萬6000支。榴彈發射器損失1700具美造,他國生產2200。六零迫砲損失,美造3160門。八一、八二、一五零迫砲損失,美造1200門。四二迫砲損失美造65門。反戰車砲,美造115門,335門他國生產。75榴彈砲損失,美造115門,226門他國生產。105榴彈砲損失,美造46門。155榴彈砲損失,美造36門。五零對空機槍損失,美造12挺。其他國生產對空機槍損失127挺。6451支非美造手槍。
彈藥的損失,1億6000萬發小火器子彈,25萬發迫砲砲彈,8萬發野戰砲砲彈,21萬發榴彈砲砲彈,60萬個手榴彈。
1948年下半年國府損失33師,32萬3000人。如果將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1月的國府損失加起來,國府損失的兵力高達89萬6000人。這還沒有計算1947年內戰升高之際,國府損失的兵力,以及共軍在徐蚌會戰後,渡江攻占南京、上海、福州、廈門,以及華中、華南等地區,乃至大陸西南地區最後的戰役,國府的損失可能超過百萬之上,丟失的裝備更是不計其數。
美國在1948年下半年開始對國共內戰的前景,充滿憂心。在1948年11月2日,國務院發電報給駐南京美國大使館的司徒雷登,希望司徒雷登提供詳盡的數據給國務卿,也就是有關國府從濟南淪陷近來的戰役損失。這也就是為何司徒雷登會分別在1948年11月9日與1949年1月21日兩度報告國府重大軍事損失的原因。
在馬歇爾擔任美國特使,進行國共調停任務期間,馬歇爾在1946年以禁運武器彈藥的方式,逼迫國府停火,不要追擊共軍,這項禁運到了1947年上半年才逐漸恢復解除禁運,但起初只是允許國府在各國市場採購武器彈藥,或是從二戰汰除軍品當中找到剩餘物資,國府僅僅是為了取得被英國列為廢鐵要拆解的雪曼戰車,就耗時的好幾個月,都在美國阻撓下,無法順利從英國運出,最後只好藉口將這批報廢戰車出口到美國整備,然後才要運到台灣,因為當時大陸軍事情況已經惡化,在1949年3月之後,從美國方面獲得的彈藥軍械,大都是運往台灣基隆,而不是大陸。
國府在1947年四處蒐購彈藥軍械,但美方並不認為國府作戰不力,是因為欠缺彈藥。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48年2月7日司徒雷登從南京給國務院的電報稱,美方對於國府軍隊的彈藥情況,並沒有確切的情報,但是我們認為東北地區的彈藥情況可能與衛立煌、蔣中正的報告差不多,但我們也認為國府防守東北的問題,並不全然只是彈藥問題,因為國府軍隊過度延伸,失去了主動,國府自己也承認無法打通到瀋陽的地面交通,因此未來的運輸只能靠空運。
司徒雷登的報告顯示,美國方面很早就看出國府在內戰當中的一個重大缺失,兵力過度延伸,國府在東北將兵力配置在北寧鐵路與南滿鐵路沿線,最後反而困居長春、瀋陽、錦洲等地,在1948年下半年遭到共軍各個擊破。司徒雷登關於國府彈藥與軍械損失的報告,也顯示國府當時的彈藥問題並沒有想像嚴重,反而是部隊遭共軍擊破後,遭共軍俘獲大量美國武器彈藥。
不過,曾在東北作戰的國府將領石覺在口述歷史透露,配備美國軍械的部隊,步槍彈藥與迫擊砲彈的確不足,因為抗戰末期換裝美械後,就沒有再補充過彈藥,美國M-1步槍與國府原先使用中正式步槍口徑不同,兩種彈藥不能流用,中正式步槍子彈也必須向美國購買二戰時所生產,因戰爭結束沒有交運大陸的大批子彈,這些子彈美軍無法使用,美方卻不斷阻擾交運國府。
國府戰時的後勤補給可能有大問題,否則共軍能虜獲大量彈藥,國府基層部隊卻總是擔心彈葯不夠,而且對零件的儲存管理,很可能也沒有足夠的知識。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月26日司徒雷登給國務院的報告指出,因為缺乏汽車零件,國府有3000輛卡車無法使用。這也顯示國府軍隊對於裝備保養與汽車零件使用,缺乏有效率的管理,才會發生3000輛卡車動彈不得的窘況,原本應該是加強部隊機動能力的卡車,卻成了無用的長物。
國府從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連連吃敗仗,損失不貲,美方也發現情況不對,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在蔣中正下野後數天的1月26日,他向陸軍部報告國府情勢,這份報告也由美國大使館發給國務院。巴大維認為,美國政府不只是必須考慮軍需品最後落入共軍手中的可能,也必須考慮到當國府政治與軍事情況最後崩潰之際,這些彈葯被某些不擇手段的人所掌握處理。他個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那些還沒有馬上被共黨所控制的彈葯,都可能裝載上停泊在基隆港內的中國船隻後開航,賣給鄰近或者在中國南部的,有國內不滿情緒的國家。很可能不太考慮,或者根本不考慮這些買方是屬於哪一方,或者他們的意圖。巴大維建議,有鑑於情勢發展,美國的彈葯出口執照必須暫擱,直到軍事與政治情勢明朗後。在中國情勢明朗之前,停止交運軍事援助物資。
國共內戰情勢在徐蚌會戰後急轉直下,一年之內,國府敗走台灣,兩岸分裂之今,從當時的檔案資料看來,國府擁有龐大的美國軍事援助,各式火砲彈葯齊備,但也讓美國可以藉援助箝制國府的政治與軍事作為,國共內戰在國府缺乏良好的指揮與明確的戰略指導下失敗,那些被共軍大量俘獲的軍械,十分諷刺地證明了就算糧草齊備,缺乏良將,也不一定能打勝仗,而國府未有現代化的國防工業,也使得國府處處仰美國鼻息,靠人施捨打仗,真是非常可悲的情況。

美國為了保台主張推翻開羅宣言出兵占領台灣| 高靖

文/高靖

美國是個為了自己利益,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國家。1949年國共內戰已近尾聲,美國憂心共軍節節勝利,台灣可能被共軍攻占,美國為了不讓共軍占領台灣,機關算盡,美國國務院曾經推動將台灣自中國領土當中分離出來,不惜推翻1943年中美英三方領導人共同達成的開羅宣言,美國僅僅因為台灣戰略地理位置與意識形態的爭端,寧可背棄戰時同盟國之間的共識與承諾,可見得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先前的承諾,可以一概翻臉不認帳。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清朝甲午戰爭就開始了,迫使滿清政府割讓台澎與遼東半島,但在三國干涉還遼之下,遼東半島沒有被日本強占,僅台澎為日本掠奪。
日軍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全境,中國軍民開始抵抗日本侵略,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中日雙方擴大戰爭規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中國政府對日本正式宣戰,並表明廢棄雙方過去簽訂的馬關條約,要收回當時被日本侵占的台澎失土,中國政府對收回日本侵占領土的態度,在1943年開羅會議當中,獲得了美英兩國的認可,並且在開羅宣言當中表明立場,台灣將在戰後回歸中國版圖。
根據美國國務院有關開羅會議時期的檔案,日本以武力奪取的中國領土,包括東北與台澎,以及遼東半島的旅順與大連港,在戰後都必須歸還中國。
羅斯福總統曾在開羅會議期間,問蔣中正,關於琉球(沖繩)的歸屬問題,因為琉球也是日本在19世紀對外擴張時,所占領的領土,羅斯福有意將琉球也歸還中國,但是蔣中正表示,中國同意與美國共同占領琉球,並且在國際組織的託管之下,中美共同管理琉球。羅斯福也提到香港問題,蔣中正要羅斯福先與英國討論過後,再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戰時的中美英三方的開羅宣言,確立了戰後台澎回歸中國版圖,儘管如此,美中雙方對於台灣的地位問題,卻有很大的不同。對中國政府來說,對日宣戰後,已經宣布不承認馬關條約的立場,故台灣戰後即為中國收回,台灣地位問題很清楚。美方卻認為,在對日和約沒有簽訂之前,台灣不能算完全回歸中國領土,國府在戰後到台灣接受日軍投降,那是同盟國戰時的協調,與確認台灣的歸屬沒有直接關係。不過,國府在台灣設置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為台灣省政府,對台灣進行實質的統治與管理,美方並未干涉國府這樣的作為,美方同意這個態度,是多少默許國府對台灣的主權主張。
因共黨軍事威脅,使得為台灣的地位問題受到重視,台灣地位卻被開羅宣言框住,台灣被認為屬於中國領土。面對共軍在中國大陸內戰逐漸握有主動與優勢,台人與美方多對台灣前途感到悲觀,不認為國府能夠防止共軍侵占台灣,因為這個緣故,美國政府從1948年底到1949年,花了許多時間探討,幾乎是到了機關算盡的地步,希望找到有效保衛台灣的方式,為了要讓美國能夠合法介入台灣,把台灣與中國分離,國務院不惜推翻戰時的共識,要否認開羅宣言對於台灣地位的認定。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從1948年12月1日到1949年12月27日之間,總共經過美國總統杜魯門同意,透過白宮國安會發布了10道指令,從NSC37到NSC37/9,所涉獵包括確認台灣與美國安全利益有關,以及如何確認台灣地位,軍事援助台灣等等,都是用來指導美方文武官員如何處理台灣問題。
1949年1月19日的NSC/1文件提到台灣的法律地位,必須等到和約簽署後才能確定。美國在戰後根據開羅宣言精神,協助並且承認中國政府對台灣事實上的控制。但是面對情勢的變化,美國可能面臨的不同行動選擇,包括占領台灣,或與國府簽約,在台灣取得軍事基地與治外法權,當然也不排除支持在台灣的國府為受到承認的中國政府的殘餘,可是美方也繼續與台灣自治運動接觸,以備將來符合美國利益時,可以加以運用,這份文件也要求對台灣當局,對於大量來台大陸難民,造成台灣經濟負擔,表達關切。
1949年2月3日NSC/2文件當中,指示使用威脅口吻對台灣當局交涉,如果國府在台灣持續治理不當,國際上的意見很可能轉向支持台灣自治運動。表達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立場,有賴於台灣當局的政府效率與對人民福祉的照顧。
由於國務院方面始終不排除乾脆由美國出兵占領台灣的念頭,這些國安會文件也強調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但是美軍始終對於出兵台灣,卻不像國務院那樣一頭熱,是抱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美軍認為如要應付全球威脅,就不可能有足夠兵力在台灣採取軍事行動。1949年2月10日的NSC/3文件當中,參謀聯席會對台灣問題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如果為了防止共黨控制,在台灣問題與冰島情勢兩者都牽涉採取直接行動時,冰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是直接重要的,但是有關台灣的重要性,卻不屬於這一類。
白宮國安會的文件沒有具體處理台灣何以能夠自中國分離出來的問題,對於如何向國際社會說明處理台灣問題的合法地位,國務院採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推翻戰時的開羅宣言,這樣一來,台灣就不必然要回歸中國,國際社會也才能夠合法地介入台灣問題,而不會涉及中國的主權爭議。
就在共軍連下南京、上海之後,台灣問題迫在眉睫,1949年6月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處處長白特華(Butterworth)給副國務次卿魯斯克(Rusk)的備忘錄,認為台灣問題非常急迫,聯合國採取行動才能解決,要求聯合國在初夏時間舉行聯大特別會議,美國將在會議當中陳述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立場,說明為何要撤銷開羅宣言。由聯合國在台灣監督舉行選舉,讓台灣人決定是要回到中國大陸,或者接受託管的安排,等到以後再獨立。
白特華的文件有個附件是由國安會執行秘書索爾斯(Souers)草擬,建議由印度或者菲律賓兩國提交台灣問題,排進聯合國託管委員會的議程當中。英國因為是開羅宣言的當事國之一,也應該與美國同步採取行動,同時宣布撤銷開羅宣言。
國務院的政策規畫處處長肯楠(Kennan)也在1949年7月6日提出一份有關台灣問題的備忘錄,後來這份文件改為由肯楠個人名義提出,而非國務院官員身分。這份備忘錄當中提出如果要台灣對抗共黨,台灣分離主義是唯一能夠吸引足夠草根支持抵抗共產主義的概念。肯楠認為,只有把台灣的國府統治者趕走,台灣才能免於共黨侵略。他提出兩個方法,一是由遠東地區的國家主動領導國際行動,把國府趕出台灣,另一個方法是藉著現在的情況演變已經與開羅宣言當時不同,為了太平洋區域的穩定與台灣人民的利益,需要美國介入,單方面地暫時控制台灣。
肯楠對於國共內戰毫無同情,他在備忘錄當中主張,美國有責任強制把在台灣的國府軍隊與大陸難民遣返大陸。肯楠傾向美國片面占領台灣,他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決心,速度,不講情感,自信,就像老羅斯福總統那般的行事風格,那不僅會成功,還可以對遠東與美國帶來電擊般的效果。
有關國際介入台灣問題,在肯楠的備忘錄有一份附件,這份附近提到可透過菲律賓、澳洲、印度等國推動,美國多多少少都會被戰時在開羅的承諾,以及先前協助國府重新控制台灣的事情綁手綁腳,假如有其他國家出面,美國會在幕後協助推動台灣舉行公投,由台灣人決定是否回到大陸,或者託管,或者獨立。
美國人也許是出於保護台灣人的善意,才會想盡辦法將台灣自中國分離出來,希望以國際力量,保護台灣免遭戰災,美國最終不能下決心出動軍隊把國府從台灣趕出去,也沒有支持台獨團體顛覆國府,對台灣的命運,採取了放手策略,直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對台策略才開始有了新的思考。
不論是美國駐台總領事館,或者國務院,在1948年到1949年當時,對台灣前景多半是悲觀態度,美方沒有真正理解的是中國政治的特殊之處,蔣中正雖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仍在幕後操縱國府內部擁蔣勢力,當時國府其實是分裂狀態,表面上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但其他各省地方勢力或者國民黨派系,或者國府軍方勢力,並不一定完全接受李宗仁指揮,蔣中正仍握有最大政治實力,才能將國庫黃金與兵力逐步調往台灣,陳誠也是蔣中正在下野之前,預先在台灣安排好的布局,這一切都是為了鞏固國府在台灣的生存,也同樣確保台灣往後的發展,美國當時不願同情蔣中正的立場,只以偏狹的台灣角度考慮問題,自然無法看清大局。
早在1949年1月陳誠接掌台灣省主席後,美國想要將國府趕出台灣,早已經是不可能了,除非親美派的孫立人或者其他有軍事實力的人,願意與美國合作發動政變,但這些在共軍威脅下,沒人敢採取自亂陣腳的冒險舉動,美國國務院忙了一整年想要把國府趕出台灣,最後仍然只能遷就現實,與在台灣的國府打交道。

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日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表示,當前台灣最大的麻煩是很多人不肯承認現狀,甚至還企圖改變現狀。但台獨勢力權衡利害,卻仍抱持要與中國大陸對幹的心理,在這樣的情勢下,台灣首先恐怕就會發生內亂。

的確,現在有一些人昧於國際情勢和兩岸現狀,不但不肯承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而且硬是要拖2300萬人民一起下水,寧可玉碎也絕不妥協。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卻不肯認真面對現實,這種「看低敵人、抬高自己」,藐視對手、卻自我安慰的作法,正是夜郎自大的島國心態,也是一種政治幼稚病的反映。但何以致之?

舉例而言,面對台灣近來不斷惡化的斷交潮,台獨政治人物竟然自我解嘲:一旦斷交到沒有任何一個邦交國時,那就會是台獨成功之日!這也就意味,原來台獨根本就不需要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只求獨樂,這豈不是甘願自斷手腳、寧肯陷入國際孤立?但這樣的台獨究竟還有什麼尊嚴可言?這樣的做法真的還稱得上是「務實」嗎?

另外,台獨勢力也積極尋求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結盟與合作,並期待及早加入「印太聯盟」,共同對抗中國大陸。但是,近來印度總理莫迪卻親赴武漢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積極尋求親善與和解。而日本首相安倍也在東京盛情款待大陸總理李克強,促進雙方融冰、化解歧見。至於美國總統川普也一改之前的強硬作風,暫時停止中美雙方日益增長的貿易戰。相較於國際間這些務實的做法,唯獨台海兩岸之間仍然劍拔弩張,而台獨聲浪竟然逆勢鵲起,彷彿又回到冷戰對峙的年代。這樣僵硬的做法,還能自詡為「務實」嗎?

台獨人士昧於時勢,連「兩岸一家親」都不敢講,形成這種偏執心態的關鍵因素是:不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也不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同時還否認傳統的家庭價值和道德認同,更不願意冷靜客觀地面對大陸改革開放的現實。

換言之,這些人寧願背離原鄉,拋棄祖先,接納外來殖民主義,卻絕不回歸中華文化,遑論認祖歸宗。這就是不道德的勢利主義,也是一種不容異己、不肯悔改的逆反心態。但是,如今美、日、印各國都已改弦易轍,積極與中國大陸開展和解的對話,台灣執政者還能不髮夾彎嗎?

過去兩年,民進黨執政高舉變天的大旗,自信滿滿、雷厲風行,推動文化變革和政治鬥爭,如入無人之境,也讓台灣社會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震撼。但「亢龍有悔,盈不可久」,現在已明顯出現了頹勢和逆流,而民進黨政府卻已剎不住車,眼看就快要撞山了。許信良的一席話,或許正可視為在這場衝撞之前的最後警示!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民進黨撞山前的警報響了

蔣中正一個中國外交受挫蔡英文拒絕一個中國也受挫|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政府因為在兩岸關係當中,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造成她上任兩年以來,因為對岸外交競爭,連續丟失的四個邦交國。許多同情民進黨政府困境的人,不知所以然,引蔣中正總統生前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經短短幾年之內,丟失更多邦交國,試圖幫蔡英文執政無能解圍,可是蔡英文與蔣中正兩者的情況與背景完全不同,一獨一統。
蔣中正因為一生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無法與北京政權共處的困難下,逐漸失去了大國邦交,也失去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蔣中正不願造成無法挽回的國家分裂事實,堅持一個中國,與蔡英文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漸進台獨,兩者完全不同。
蔡英文上任兩年以來,非洲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洲的巴拿馬,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這次再加上非洲布吉納法索,有四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在兩岸當中轉移外交承認到北京。
兩岸外交戰的最核心爭點,其實是一個中國,蔣經國總統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位總統,中華民國慢慢轉向不挑戰誰代表一個中國的合法地位,是在未公開之下,不言而喻地,接受兩個中國路線,即使對方搞雙重承認,也願意接納,希望增加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但是雙重承認也顯然無法對抗北京的國際壓力。
1990年代因為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大陸發生天安門六四事件、蘇聯瓦解後等等的新國際情勢,李登輝透過金錢外交,收買他國元首,在外交上頗有斬獲,但到了2000年之後,台灣整體實力已不如1990年代。中華民國始終無力突破被國際組織拒於門外的困難,1990年代後期李登輝躁進的兩國論,讓美國一度往北京傾斜,另外,李登輝想以3億元金援介入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也沒有成功。
2000年之後,兩岸原本在外交上的競爭,你來我往,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修補兩岸關係,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情勢才稍微緩和,台灣也能夠在北京諒解與默許下,參加許多國際組織,馬英九和緩兩岸關係的努力,受到國際上的稱許,直到2016年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兩岸情勢丕變,台灣的外交情勢更是急轉直下,兩年連失四國,岌岌可危,隨時會丟失邦交的,還有好幾個國家,一時也看不出還有那些國家願意與台灣發展正式外交關係。
一般人或以為中華民國與某國建交,或者斷交,就只是建交與斷交,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這些在一般人認知上的外交挫敗,斷交,不只是失去某國的外交關係,而是對方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轉移外交承認,從台北轉為北京。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美國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都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
如果要爭論美日等大國究竟是認知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這只是很無趣的文字辯論,其實雙方國家的共識,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只有北京政府能夠代表中國,故這些斷交國在聲明當中,所使用的多為轉移外交承認,而不只是斷交這麼簡單的說法,若沒有弄清楚這個外交意義上的差別,大家就會把斷交問題看得沒有那麼嚴重,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人認為斷交無所謂,或者放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可能更有出路等等的看法,都是因為沒有看到其中一個中國的框架使然。
也就是說,即使甩掉中華民國體制,以台灣之名建立新的獨立國家,也不太可能保障台灣有美好光明的未來。台灣在說服國際社會接納這位新成員之前,很大的可能,先要接受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的試煉,因為實行台獨就碰觸到北京所無法容忍的範圍了,這時連最基本的生存,都可能無法獲得保障。
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會籍案,都已經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準備退出聯合國,所幸當年在與美國甘迺迪政府幾個月的交涉之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國不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台北也不要對外蒙入會案表達反對,在這個條件交換下,度過了一場危機。
到了1964年,蔣中正又碰到法國戴高樂總統決定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難題,這依然牽涉到中華民國對一個中國路線的堅持。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Rusk)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會面,兩人討論到法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魯斯克對蔣廷黻表示,美國沒有兩個中國的態度,美國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兩個中國意涵的關切,國府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刻對法國採行報復。國府如果堅定不動,北京方面也許會無法忍受,很有可能法國與中共都在賭,刺激台北與法國切斷外交關係。美國建議國府現在不要有所決定,讓中共面臨最大的考驗。
1964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賴特(Wright)與蔣中正會談了兩小時半,在這場會談中,蔣中正依舊提到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根據賴特的記述,蔣中正的說法是,他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他的同胞能夠再度確信,他絕對不會容許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大陸,軍隊與人民才能保持高度的士氣。
1964年3月2日,兩蔣的好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Cline)寫給中情局長馬孔(McCone)的備忘錄,說明克萊恩訪問台灣的情況。克萊恩2月銜命到台北,說服蔣中正延後兩星期與法國斷交,迫使北京與法國表明法國必須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支持,這是與北京建立關係的代價。這種方式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許多國家會認為在兩個中國情況下,就有辦法與北京建立關係。很少國家追隨法國的腳步,因為他們發現,任何國家承認北京,就必須承認北京接管台灣與台灣的12萬人民的權利。
中華民國與法國斷交當時,是退出聯合國之前,少數大國為了北京的外交關係,犧牲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有鑑於當時這種特殊情況,加上美國不滿中共援助北越,使得越南情勢無法緩和,希望國府不要給法國太輕鬆的處境,詹森政府知道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才會解釋要蔣中正暫緩斷交,不是要讓兩個中國變成既成事實,後來情況的發展,也顯示北京也無法容忍兩個中國,逼迫法國必須與台北斷交。
美國當時是在保護國府利益下,對蔣中正提出多方建議,當時因為美國與北京有戰略利益上的矛盾,故支持國府的一個中國,也希望藉此讓其他有意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看看,現實的情況是,在北京的壓力下,你只能夠在兩岸當中二選一,不能兩全其美。在那個時空下,國際政治環境與冷戰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使得中華民國在法國斷交後,還稍稍能夠喘口氣,但到了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社會清楚認知風向轉變了,這才造成許多國家棄國府不顧,轉向北京。然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考慮,是在堅持一個中國,不能容許兩個中國情況發生,才不得不然的處置。
後人批評當時蔣中正的保守措施,使得台灣失去了國際舞台,某方面這個說法正確,但即便採取了兩個中國,以北京當時逐漸營造的國際壓力,台灣也很難繼續以中華民國身分留在聯合國,因為中華民國的地位是由北京所取代了。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當時是用漢賊不兩立廣為宣傳,但這漢與賊只是用簡單的文字,說給一般人理解何以中華民國必須退出聯合國,因為賊來,漢豈能共處一室,只有離開一途,別無他法。國府堅持自己是正統,無非是對內鼓舞來台外省軍民,對外已慢慢失去說服力。可是確保了一個中國路線,讓台灣並沒有因此變成另外一個國家,沒有把台灣自中國當中分離出來,這一點,如果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看,蔣中正的堅持,雖然沒有能遏止台灣島內的獨立運動,但至少仍使台灣在中國的範疇當中,至於這個中國的意涵影響深遠,才會在1990年代的兩岸接觸當時,有所謂九二共識的論述了。
蔣中正因為堅持一個中國,造成國府失去許多邦交國。蔡英文因為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迫使北京當局採行激烈的對台圍堵措施,連續兩年蔡英文失去四個邦交國,造成非洲僅存史瓦帝尼一個邦交國,歐洲僅剩一個教廷,中美洲、加勒比海都不穩定,南太平洋島國更受制大陸龐大政經實力,也不是台灣能夠那麼容易確保邦交。蔣中正時期的外交困難,表面上與蔡英文現況類似,都面臨中共的國際政治壓力,但是實質上,兩人所處環境與對台灣前途的所思所念,完全不同。蔣中正也許被許多人批評沒有保障台灣的外交利益,那只是站在個別的台灣立場而言,若以中國的統一問題來說,蔣中正為中國統一至少保留了一定的看似微妙的可能。

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施壓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統治台灣|高靖

文/高靖

美國曾是中華民國抗戰時期最堅定的盟友,但在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卻在關鍵時刻,對國府落井下石,不僅對國府採取武器禁運,甚至開始盤算將台灣自中國領土分離出來,對於攸關台灣局勢安定的台灣省主席人事問題,美國都要暗中介入,僅憑美方人士個人的主觀好惡,無視於中國政局的客觀情勢,千方百計趕走台灣省主席陳誠,要讓台灣的親美派國府將領孫立人接替陳誠。美方甚至以暫停美援台灣,逼迫國府更換陳誠,整個1949年,國府在內戰兵敗如山倒,美國也不斷在台灣搗蛋。
經過一整年的施壓,國府終於在1949年年底,換上吳國楨接替陳誠,但是美國沒有料中的是,蔣中正1950年3月1日在台灣復行視事後,將陳誠任命為行政院長,又在台灣省之上,吳國楨接任省主席後,也引起不少爭議,最後終於因為與蔣經國爭權,心懷不滿,出亡美國,在海外挾怨報復,對兩蔣在台灣的統治,提出許多嚴厲批評,但這也讓吳國楨從此無法回到台灣,客死異鄉。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8年12月7日,有一份駐菲律賓大使館公使費列瑟(Flexer)與當時指揮占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記錄,其中有一段是說明,費列瑟沒有對麥克阿瑟提到,對於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或者孫立人(當時在台灣負責訓練陸軍部隊)如果在蔣中正總統失敗的情況下,宣布台灣自治(autonomy),或者要求在聯合國的保護之下,國務院應該採取什麼立場的粗略的想法。這段簡短的文字,顯示美方當時已有把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想法,並且可能是透過省主席或者在台軍方將領推動。魏道明是二二八事件後派抵台灣擔任省主席,以安撫穩定台灣情勢為主,美國內部文件顯示魏道明有可能分離台灣,加上魏道明並非蔣中正信任的人,蔣中正已有換人打算。
尤其同一時間,徐蚌會戰進展不順利,蔣中正布局台灣,安排後路,陳誠書信集收錄有12月7日給蔣中正私函,其中提到「在此國家存亡之際,弟身為黨員,如總裁認為有可分勞之處,自當遵命以赴,但不必擔負任何名義,目前戰略,應以廣州為中心,以海南台灣為後方基地」。陳誠想法,與蔣中正不謀而合,12月28日,蔣中正回函陳誠,指派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由於陳誠遲未上任,蔣中正又在1949年1月2日去函陳誠,質問為何不速就職,若再延滯,必夜長夢多,全盤計畫,完全破敗。蔣中正還要求陳誠回覆何時到任。陳誠告訴蔣中正1月5日到任。蔣中正後來在內外壓力交迫下宣布下野,仍然幕後操縱政局,幾個月後決定在台灣設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
陳誠剛到任不久,美方就對他抱持負面評價,根據國務院檔案,1949年1月15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柯倫慈(Krentz)給國務院的電報,表達了對陳誠治理台灣能力的質疑,也引述剛剛卸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與孫立人的看法,認為當時在台灣的海軍與空軍能力不足。
陳誠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在2月2日約見柯倫慈,雙方談了兩小時,陳誠擺低姿態,請美方多多提供建言,對柯倫慈表示,我們沒有把美援處理好,實在很不好意思,陳誠保證以後一定會有更好的結果。陳誠可能知道美方對他的質疑,在對話中,還特別提到胡適已經同意到台灣來幫助他,希望藉胡適改變美方認為他過於保守的看法。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還在南京,台灣有台灣省政府,但是美國卻思考分裂中國領土,甚至不惜出兵台灣。根據國務院檔案,1949年1月14日,代理國務卿羅維特(Robert Lovett)給杜魯門總統的備忘錄建議,有關台灣問題,羅維特主張美國策動澳大利亞或者菲律賓政府,出面要求聯合國介入台灣問題,為台灣人舉行公民投票,讓台灣人表達他們的意願。而且,在某個階段,美國必須出兵,防止台灣被中共占領,但是在台灣內部與國際上,都認為美國應該避免粗糙的片面出兵,不過,目前適合美國出兵的時間還沒到來,美國仍有可能在台灣建立非共產黨的中國政權,對抗中共入侵台灣。如果情況不順利,美國仍有必要出兵介入,但美國不是為了美國的戰略利益,而是為了國際社會能夠接受的原則,台灣人的自決原則(self determination)。如果中國政府已經明顯地無法抵抗共黨入侵,美國應該全力支持台灣自治運動。而且不論台灣對於美國的戰略利益是否重要,美軍都應該為美國備戰,以防止共黨占領台灣。
1949年1月18日,國務院檔案記載法國駐美大使館公使戴瑞丹(Jean Daridan)對國務院東亞事務官員提到,如果中國大陸淪為中共統治,他不認為台灣仍然是中國的。他也思考著在適當時機創造台灣獨立的可能性。
來自美歐的外國勢力都對國共內戰感到悲觀,擔心台灣為共黨所攻占,多思考讓台灣脫離中國,作為保障台灣的政治手段,這種思考也就影響到誰擔任台灣省主席,誰就可能在必要的情況下,促成或者阻擾台灣自中國版圖分離出來,陳誠的去留也就成了美國駐華外交官陰謀介入中國內政的重大議題。
根據國務院檔案,2月1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自南京的電報稱,代總統李宗仁召見孫立人,表達任命他為台灣省主席的看法,要將台灣作為中美建設性合作的基礎,台灣省主席陳誠已經表達辭意,但是被蔣中正阻止。由於李宗仁提及更換台灣省主席的問題,3月2日國務卿艾契遜給柯倫慈的電報稱,由於省主席可能更換,這樣一來,美方不適合太早接觸省主席,並且承諾給予支持。
駐台北領事館公使愛德嘉(Edgar)在3月6日給國務院的電報,這份電報引述美國駐美大使館參事莫成德說法,批評陳誠缺乏開放與有效率管理所需要的特質,由李宗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最符合美國的利益。艾契遜3月8日回電,質疑孫立人缺乏行政經驗,現在促使李宗仁換人,也許會出現比陳誠或李宗仁更差的人選,因為沒有人保證李宗仁一定會指派孫立人。
莫成德又請愛德嘉電覆艾奇遜,說明省主席需要誠實、開放、效率,而且不要與蔣中正的關係太密切,讓蔣中正把台灣當成最後的基地。孫立人除了缺乏行政經驗之外,其他的條件都符合目前的需要,孫立人也願意由合格的顧問提供協助。他建議司徒雷登謹慎地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除非情況發展的必要,不要與陳誠打交道。
儘管國務院系統不斷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但是美國內部對於是否援助台灣,看法不一,莫衷一是,有認為延後到省主席換人為止,有認為應該馬上援助,穩定台灣局勢。
根據國務院檔案,3月14日,司徒雷登引述柯倫慈的說法,陳誠請柯倫慈轉達秘密訊息,如果美國政府希望孫立人擔任台灣省主席,可以由陳誠向蔣中正請求,不要阻擋這個調整。司徒雷登認為,這個意思是指如果沒有蔣中正的同意,沒有辦法改變台灣。4月10日,司徒雷登給艾奇遜的電報稱,李宗仁間接向他建議,如果美國仍然認為孫立人比陳誠更適合台灣省主席,美方應該接觸吳忠信,這人與孫立人是同鄉,也很欣賞孫立人,又是蔣中正的親信,李宗仁顯然希望更換省主席的建議,不要出自於他。
儘管美方壓力不斷,陳誠並沒有被更換,李宗仁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的想法,也在蔣中正幕後運作下,始終無法落實,加上當時國共和談正要進行,李宗仁也無暇多管台灣的事情。4月6日,愛德嘉在給國務院的電報,轉述莫成德的說法,李宗仁延後由孫立人取代陳誠,現在只好與陳誠開始打交道。雖然如此,美方仍不斷以恢復援助台灣為誘因,迫使國府更換陳誠,最終蔣中正在1949 年年底向美方妥協,由另一位親美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接替陳誠,希望美國能夠支持遷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美方介入中國內政,向國府施壓驅趕陳誠下台的過程,顯示這批美國駐華外交官,完全不懂中國政治,以為蔣中正下野,副總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就能夠掌握國府全部的權力,但是當時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國民黨以黨領政的局面,美國人絲毫不願意去理解。
美國大使館人員也不懂中國歷史與民族情緒,美國外交官僅從國際法觀點,認知台灣在戰後地位問題,不懂中國人對於19世紀以來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不滿,尤其視割讓台澎給日本的馬關條約為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當時的卸任外交部長王世杰在台北演說,
宣稱台灣是光復的國土,不是軍事占領區,馬關條約在1943年戰時的宣言當中已經無效(可能指開羅宣言),並且合法地回到中國版圖,在戰爭結束時,由日軍手上重新具體地取收回台灣。對於任何未來直接或者間接的帝國主義控制,他都要提出警告。王的演說,讓美方感到詫異,還特地轉發電報,向國務院報告演說內容,這也正是美國官員無知的反應。
美國外交官在國共內戰期間,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正是因為缺乏對中國歷史的認知,也不了解國府在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對於收回失土的決心,台灣對於國府當局,並不只是日本殖民地那麼簡單,是光復過去由帝國主義國家侵占的失土,並不能單純以國際條約的立場,解釋台灣地位問題。也因為無法理解中國政府對於台灣的看法,以為台灣只是另一個海島,雖然美國出於善意,防止共黨占領台灣,卻無視於國共兩黨都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看法,美方天真地以為分裂台灣的作為,可以挽救台灣,最後雖然沒有落實,但是這種想法影響台灣幾十年的政治發展,台人對台灣獨立有所期待,與美國外交官長期暗中鼓吹,有很大關係。

蔣經國推動政戰制度引發國府內部政爭|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失敗後,1949年12月撤退台灣,朝不保夕,朝鮮半島突然爆發韓戰,為了穩定台海局勢,美援開始來到台灣,蔣經國1950年接任國防部政治部後,權勢擴大,1951年政治部改稱總政治部。隨著政戰人員在部隊的增加,蔣經國影響力的擴大,這一年引發了國府內外反對總政治部的政爭,牽連對象包括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他們都為了反對部隊設有政戰人員,透過美軍顧問團向蔣中正總統施加政治壓力,甚至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密件都顯示宋美齡也不滿蔣經國,指控蔣經國透過總政治部控制政府。
蔣經國在各方壓力下,對於推行軍中政戰制度有所妥協,但從後來的政局發展,也可看出蔣經國反撲的端倪,先是海軍內部與桂永清有關親人遭到政戰人員整肅,桂永清自己也在1952年調整職位,轉任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因為背後有美國大使館撐腰,國府投鼠忌器,1954年先將孫立人的陸軍總司令職務交給別人,拔除他的兵權,將孫立人調為總統府參軍長,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國府不在需要顧慮美國態度,隨即軟禁孫立人,並清除軍中與孫立人有關成員。
宋美齡不滿蔣經國,實因爭奪控制對美關係,兩人雖然表面上維持一定關係,但對於宋美齡透過孔家子女在美國從事國會遊說工作,蔣經國始終有意見,直到擔任行政院長後,就開始設法將對美外交主導權,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奪回,建立他自己可以指揮的對美外交系統。
蔣經國接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這是蔣中正在台復行視事後,蔣經國在台灣當局之中第一個正式職務,蔣經國也逐步在台灣累積實力,蔣經國積極推動軍中的政戰制度,卻引起軍中反彈。一份1951年7月3日的中情局機密文件分析當時國府軍隊的士氣問題,當時國府軍隊的自殺與逃兵造成很嚴重的問題,歸咎原因是因為宣傳反攻大陸,引起官兵思鄉情切。感染疾病,尤其是肺結核患病增加。被當成苦力。害怕蔣經國的政戰人員打小報告。
這份中情局的報告提到,當時海軍的油輪往來台灣與日本之間,過去四個月以來,這艘船上有四位政戰官,在羅經旁邊總是有一位政戰官監視著,除了艦長以外,另外派有一位替補艦長,海軍也派遣許多艦長接受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政治課程。大約三個月前,蔣經國派遣政戰人員上船,但是桂永清強烈反對。
中情局分析,國府部隊的政戰制度,過去也曾經存在,但在蔣經國之前,政戰人員並沒有這樣大的權力,也沒有引起部隊那樣大的恐懼,蔣經國是為了控制部隊當中可能的叛逃者,而在這些過程當中,造成了許多相關部隊日漸增加的不滿情緒。
另一份1951年7月25日的中情局密件提到,蔣中正在7月15日解除了13位海軍軍官的職務,因為他們被指控組織派系。這件事情還是由蔣經國及時通知桂永清,希望桂永清自己宣布解除這些人的職務,以保留桂永清自己的顏面。這些遭到處分的軍官包括桂永清的姪子與姻親,但最後因為蔣經國的政戰官沒有辦法證明對這些人的指控,這些軍官沒有被起訴。中情局分析,蔣中正害怕部隊向中共投誠,或者倒向第三勢力,造成了蔣經國的政戰官權力擴大,這起事件也是第一起報告讓人感覺蔣經國擁有毫無前例的,與統帥一樣大的權力。
在台的美軍顧問團有一份1951年11月9日的有關國府海軍的機密報告,這份報告由美軍顧問團海軍組組長貝額力(Beyerly)撰寫,他在11月2日與桂永清會面,他說,政戰這類爭議的問題,在華府引起了很不好的看法。桂永清希望他向蔣中正傳達這些看法,因為沒有人願意對蔣中正說實話。貝額力後來在11月8日與蔣中正在高雄西子灣會面,貝額力向蔣中正建議海軍的艦艇單位或者陸岸單位的政戰人員,他們所執行的任務,應該由合格的海軍軍官取代。貝額力說,蔣中正似乎接受了這個看法,指示桂永清與蔣經國研究這件事情。桂永清對貝額力說,貝額力對蔣中正提到許多事情,是以前沒人敢跟蔣中正說的,連行政院長也沒辦法向貝額力這樣,對蔣中正提出看法。貝額力建議,美軍顧問團這時應該與蔣經國合作調整總政治部。
中情局在1951年10月27日有一份標題為「蔣中正與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為了蔣中正兒子的地位引發衝突」的機密情報文件,這份文件討論到蔣經國與蔣緯國兩人,其中有關蔣經國的部分,蔡斯認為,國防部應該對總政治部有實際的控制。蔡斯反對政治部的理由,主要是認為這是一個密勤組織,而且是不民主的。但是蔣經國卻認為,政治部對部隊的士氣有非常大的效果,是不可或缺的。
孫立人也加入這場中美雙方對於軍中政戰制度的爭論,孫立人認同蔡斯的看法,國府將領站在美國那方,反對蔣經國,這又讓國府遷台後的政治情勢更加敏感。中情局密件提到,是孫立人敦促蔡斯去找蔣中正討論這件事情。
桂永清、孫立人都對軍中的政戰制度有意見,引起美方的重視,這份10月27日的中情局密件也提到蔣經國的不滿,蔣經國認為如果他的背景不是曾經居住在蘇聯14年,而是有美國的背景,他推動的政治教育可能會受到讚賞,而不是貶損為是共黨的模仿者。他在軍中推動的計畫是教育官兵為何而戰。
國府內部有許多對政戰制度的不滿,幾乎到了政爭的地步,甚至蔣中正身邊的宋美齡都向美方表示不滿意見。中情局1951年12月12日密件指出,宋美齡批評蔣經國的權力,蔣經國已經實質地控制了國府,宋美齡指控蔣經國發動對美國與美軍顧問團有敵意的宣傳,蔣經國為了自己的目的,希望控制美國援助,並且破壞她與大陸敵後游擊隊的聯繫,以便蔣經國可以控制這些行動。
除了中情局密切注意國府內部為了軍中政戰制度引發將領之間對蔣經國的不滿,美國國務院1951年10月5日有一份列為極機密(Top Secret)的檔案,是由主管中國經濟事務官員巴奈特寫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的備忘錄。巴奈特剛剛從台灣視察回到華府,他在這份備忘錄表示,美國對於不讓共黨控制台灣是享有利益的,部分是出於對台灣島上的人民的關愛,另外就是台灣作為美軍海軍基地與空軍基地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台灣的存在,對於蘇聯支配的中共所控制的中國大陸,會造成困擾與心理上的破壞因素。
巴奈特建議美方必須要求蔣中正同意,美軍顧問團對於軍事預算的大小與特性,可以擁有否決權,並且在所有的軍事支出項目,不論經費是來自於美國或者中國人自己的錢,也都擁有否決權。他認為,只有經過軍事協助作為槓桿,台灣所需要完成的軍事經濟及社會改革,才能夠完成。美國這種高姿態,在國府內部難免引起不滿,尤其是主張擁有准駁國府經費使用的權力,更是有侵犯中華民國政府的嫌疑。
巴奈特的備忘錄當中,提到國府面臨有三大問題,這三大問題分別是聯勤總部,政戰系統、裁減陸軍,這三項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稍加深究,都與孫立人有關。孫立人反對蔣經國在軍中推動政戰制度,孫立人憑藉他對美國人的影響力,也促成美國傾向他的意見,對國府嚴加批評。
巴奈特在備忘錄提到,聯勤總部是抗戰期間,經由美軍建議,在大陸成立的機構,聯勤總部在大陸時期有所作用,但在台灣卻毫無作用。在台灣的海空軍大部分依賴自己的補給系統,聯勤總部卻是在孫立人想盡辦法爭取陸軍部隊最低需求的給養時,讓孫立人綁手綁腳,聯勤總司令不過是蔣中正個人的工具,蔣中正透過參謀總長周至柔把自己的想法傳遞命令給聯勤總司令。巴奈特引述孫立人與蔡斯的看法,軍中政戰制度對於達成良好軍事紀律、高昂士氣、有效的戰鬥潛能,形成了障礙。
美國國務院、中情局都同時在1951年注意到蔣經國推動政戰制度引發國府內部的衝突,尤其立場親美的孫立人,更成為美國反蔣意見的主要來源,巴奈特在他的備忘錄中提到他對兩位孫立人幕僚的觀感是,吸引人與聰明。美國對國府軍隊的許多負面看法,
多與孫立人有關,在那時敏感的政治情勢下,不免埋下了日後孫立人案的遠因,國府後來整肅孫立人,也無非是向美國表態蔣中正對台灣的控制,並非美國可以指指點點,甚至是美國不要妄想在幕後陰謀發動軍事政變。
無論如何,在美國的高度壓力下,蔣經國暫時採取了妥協,1951年12月5日的中情局密件顯示,在蔣經國的提議之下,蔡斯指派美軍軍官到國防部總政治部實地觀察政戰官的作為。後來的發展,軍中的政戰制度並沒有因為美國的壓力廢止,海軍的政戰人員仍由政戰系統指派,為了政戰制度存廢爭議,與蔣經國意見不合的桂永清、孫立人,後來都遭到調整職位,桂永清1952年離開海軍,雖然桂永清因為深受蔣中正信任,被委以參謀總長重責,上任不久即病逝。孫立人晚年際遇淒涼,多半起因他在美國人面前告蔣經國的狀有關,孫立人與蔣經國在國府內的鬥爭,幸好國府顧忌美國壓力,孫立人僅被軟禁,苟全性命於亂世。至於政戰制度對軍中的控制,其實也沒有如蔣經國所設想那般,近年來許多重大軍中弊案,政戰制度幾乎都沒有發揮事前蒐獲情資,採取即時防範的功能。

甘迺迪選舉計算美國放棄兩個中國政策|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當年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居然是甘迺迪總統生前一個大煩惱,甘迺迪原本主張運用兩個中國,讓中國大陸可以進入聯合國,但是他在1961年就任總統不久,深思熟慮後認為他在大選勝選幅度非常小,推動兩個中國,會讓他被共和黨修理,造成內部分裂,他不准幕僚部屬推動兩個中國政策。這一年的聯合國大會又因為茅利塔尼亞入聯案,糾纏上外蒙入聯案,使得中華民國處境尷尬,若否決外蒙,蘇聯就否決茅利塔尼亞入聯,甘迺迪力勸國府不要動用否決權,雙方意見往返多次,蔣中正最終換到了甘迺迪保證,若中共入聯,美國將採取否決權阻擋,這才使國府改弦更張。
甘迺迪政府的國務卿魯斯克在他的 「政壇見聞錄」(As I saw it)書中透露,他曾在1961年5月,與甘迺迪總統進行過長時間私人會談,主題是中國問題。根據魯斯克的說法,他問甘迺迪,國務院是否有需要研究調整中國政策的可能。兩人討論出了某些方案,就是承認兩個中國,所謂的兩個中國策略,在幕後調解北京與台北,默默地努力,然後靜待情勢的發展。
魯斯克說,他與甘迺迪都同意,美國的中國政策,在他們就任總統的那時,甚至可說很多年以來,都沒有反應亞洲的現實。然而,在提到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時,魯斯克表示,毫無意外地,甘迺迪排除中國政策任何改變的可能,因為甘迺迪在11月(1960年大選)選舉只以些微差距獲勝,甘迺迪認為是伊利諾州的庫克郡獲勝讓他勝選,甘迺迪覺得自己沒有獲得美國人強力的授權,因此對於每場戰役,甘迺迪都非常謹慎選擇議題,任何關於中國政策的改變,都會面臨一場激烈的戰役。在艾森豪總統卸任前,艾森豪告訴甘迺迪,雖然一般來說,他會支持甘迺迪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強烈反對任何新政府承認北京,以及允許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的企圖。
而且美國與北京的接觸,並沒有具體成果,簡而言之,中共對於改善中美關係似乎興趣不大,至於甘迺迪所關切的更符合現實的中國政策,就變成了以後再談,不急於一時。甘迺迪顧忌這個議題會造成國會與人民的分裂,他認為一個更符合現實的中國政策的潛在利益,並不足以讓他冒著嚴厲的政治對立的風險。他如果這樣做,就會被共和黨的中國遊說團,以及許多國會議員嚴厲批評,我們若要執行兩個中國政策,將會非常困難。
魯斯克認同甘迺迪的理由與結論,他也讓甘迺迪知道他的看法。當他要離開總統辦公室時,甘迺迪提醒他,不希望在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上面,讀到國務院正在思考改變我們的中國政策。他回到國務院時,史蒂文森(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斯(國務次卿)與其他人來與他討論中國問題,尤其是他們希望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他扮演了老頑固的角色,阻止他們。他沒有告訴他們,他與甘迺迪總統的談話,因為他們會對華盛頓時報與紐約時報洩漏這個新聞。他也沒有進行任何新的中國政策的研究,在經常洩密的甘迺迪政府當中,即使只是這樣,都會被媒體知道。
儘管根據魯斯克的描述,甘迺迪有關兩個中國的想法,僅僅只是短暫的,但是因為當時美國考慮給台獨份子廖文毅入境簽證,又準備與外蒙古發展外交關係,都引起國府強烈的猜疑。尤其國府與共和黨艾森豪政府穩定接觸了八年,現在又換回到過去對國府非常不友善的民主黨政府,國府上下都對美國新政府有些摸不透關係。
當時為了加強對美工作與聯合國會籍問題,外交部長沈昌煥、駐美大使葉公超、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在美國積極與國務院交涉,但是台北的蔣中正卻運用美國中情局台北站長萊恩直接向白宮傳話,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大作用。
台北避過了兩個中國,可是如果杯葛外蒙案,引發蘇聯杯葛茅利塔尼亞,就會失去非洲國家支持,一旦國府的會籍案遭到挑戰,表決的支持票數就可能受到很大影響,環環相扣,每一步都有外交影響,當時國府已經抱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立法院甚至決議反對外蒙入聯,美國顧慮國府在聯合國地位,由甘迺迪總統親自寫信給蔣中正,傳達美方訊息,希望化解國府的態度,找到轉圜空間。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1年4月5日,國務院給美國大使館的電報提到,葉公超拜會魯斯克,葉公超請魯斯克代轉蔣中正給甘迺迪的信函,信函中表達國府反對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的立場,因為漢賊不兩立。甘迺迪也在17日回覆蔣中正,雙方的問題不在於共同的目標,而是如何選擇達到目標的策略(此處所指應是維護中華民國的聯合國會籍)。5月2日,國安會幕僚柯莫(Robert Komer)提交一份備忘錄給國安顧問彭岱,柯莫認為國府有信心危機,美國應該馬上採取行動,安撫國府,也許雙方還是要信件往來,如果副總統詹森利用到東南亞訪問時,順道到台北,也許更好。
5月14日詹森訪問台北,但是中美雙方溝通效果顯然不如預期,國府仍然懷疑美國不放棄兩個中國,6月21日,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研判,蔣中正會離開聯合國,也不願被迫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果不其然,根據陳誠1961年6月27日日記,蔣中正邀集國府官員開會,對於美國推動兩個中國與外蒙建交問題,極為憤慨,決定退出聯合國,以示決心。
詹森離開台北後,蔣中正在6月9日致函詹森,蔣中正在信中強烈反對美國有意與外蒙建交,美國是朝向兩個中國邁進。中美雙方歧見仍深,甘迺迪決定直接回信給蔣中正,根據國務院檔案,甘迺迪在7月14日去函蔣中正,甘迺迪認為如果他們兩人能夠見面,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但他們兩人都走不開,甘迺迪敦促蔣中正指派一位完全受到蔣中正信任,能夠代表蔣中正與國府的人到華府,與他以及其他美國官員溝通聯合國的策略,甘迺迪點名蔣經國,希望他能夠來美溝通。不過,也許是基於雙方對等,蔣中正指派陳誠訪美。
不過,蔣中正寫信給詹森,卻引起白宮與國務院摩擦,甘迺迪發現國務院為詹森所擬回函,內容非常糟糕,對於蔣中正提出的各項問題,都缺乏具體表現善意,而此時是最需要善意。副總統也不宜涉入高度爭議的議題,甘迺迪要直接回信給蔣中正。遭到甘迺迪批評的回函,是由助理國務卿馬康衛草擬,他辯稱是因為詹森要求不要具體回覆蔣中正。蔣中正寫信給詹森,卻由甘迺迪回信給蔣中正,這個事件也隱約透露出甘迺迪與詹森兩人之間微妙的氣氛。
對於外蒙案,7月23日陳誠日記記載,他向蔣中正建議,可棄權,不然投反對票。這可能是陳誠可能受到好友王世杰影響,注意到否決權可能對國府會籍帶來的負面影響。26日,陳誠再次建議,可考慮棄權,前提是美國不與外蒙建交,放棄兩個中國,反對中共入聯。29日陳誠搭機訪美,與甘迺迪展開會商,陳誠在8月1日日記寫,魯斯克對外蒙案盡其威脅利誘之能事。顯然預期的溝通效果,又沒有能夠達成,中美雙方仍無共識。
眼看著聯合國大會時間逼近,這時候甘迺迪也耐不住性子,8月15日又寫信給蔣中正,信中強烈敦促國府不要對外蒙採用否決權,如果國府不用否決權,美國也會採取缺席的策略。彭岱在22日寫給甘迺迪的備忘錄提到,他與葉公超會面,說明這封信是甘迺迪對於美國政策的堅定支持,但是他們認為甘迺迪是國府的朋友,不會真如信中所說的那樣。彭岱也在同日給副國務次卿詹森的備忘錄提到,他與葉公超兩人討論,如果國府改變立場,可以得到什麼回報,他向葉公超挑明了說,如果國府私下保證不動用否決權,美國會協助國府在非洲爭取對國府聯合國會籍的最大支持。葉公超希望彭岱讓莊來德向國府提出同樣的說法。葉公超形容蔣中正還沒有下定決心,但是未來兩三天內可能就會下決心。
葉公超擔心他個人強烈支持國府改變立場的事情,不能讓台北知道,彭岱要求詹森與莊來德聯繫時,不要提到他與葉公超的談話。
葉公超是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卻私下支持美國立場,沒有謹守政府反對外蒙的堅定立場,與美方交涉,反過來要美方跳過他,直接對台北傳話。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同時間,蔣中正對葉公超充滿疑慮,急著把葉公超調回台灣。陳誠9月11日日記引述沈昌煥說法,沈昌煥說宋美齡打電話告知,葉公超向宋美齡建議,對外蒙問題可在開會時退出會場,這是蔣中正對葉公超不滿的原因。
8月26日陳誠日記,蔣中正邀大家討論回甘迺迪信函,陳誠建議簡單表明立場,不必過於刺激,因為甘迺迪對我國尚好。陳誠輕描淡寫幾句話,可是根據國務院檔案發現,美方對蔣中正信件反應不好。9月6日魯斯克要莊來德盡速將甘迺迪的回信交到蔣中正手上,甘迺迪在信中對國府仍然使用否決權,表達極度失望,國府似乎不瞭解對外蒙的否決,可能對國府的聯合國會籍造成嚴重後果。假如雙方不能達成協議,國府應該理解美國必須保持行動自由,為了推進我們共同的目標,採取我們認為最有利的方法。陳誠日記9月6日稱,蔣中正對甘迺迪信函提到各行其事,極感不快,擬覆函責國務院。
蔣中正與甘迺迪多次信件往來,顯然都沒能夠達成溝通效果。10月2日蔣中正見莊來德,請美方澄清立場。當時陳誠仍然堅持政府立場,但蔣中正已有轉變。國務院檔案在10月2日有魯斯克給台北大使館電報,研判蔣中正如果對於某些特定的問題,得到莊來德滿意的答案,蔣中正對於否決權案態度可能會有所轉變。10月5日,魯斯克請莊來德盡快轉達甘迺迪的訊息給蔣中正,甘迺迪解釋他不會用威脅的口吻,對忠實的盟友說話,甘迺迪提議國府放棄對外蒙使用否決權,美國就不會採取外交主動。
10月6日,莊來德回報,蔣中正希望甘迺迪公開承諾支持國府,他可以準備放棄使用否決權,但是少了這個承諾,他會碰上很嚴重的麻煩。10月7日魯斯克告訴莊來德,蔣中正的想法正由白宮與國務院研究當中,甘迺迪會舉行記者會說明。
根據國務院的記錄,彭岱在11日請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傳話蔣中正,美國會對國府私下保證對中共入會案動用否決權,這個保證不能公開,如果公開,美國只好否認,彭岱希望克萊恩或者葉公超向蔣中正傳達這件事情,彭岱還再三強調甘迺迪對克萊恩的信任。14日,克萊恩給了彭岱機密報告,上面有蔣中正列出四點意見,希望甘迺迪接受,若美方讓步,國府也可配合。
10月15日,陳誠在日記提到宋美齡告知由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向白宮提出外蒙案問題,等待白宮回覆。國務院檔案在10月16日有魯斯克給莊來德的電報,電報中轉達甘迺迪指示,由莊來德向蔣中正口頭轉達甘迺迪的私下保證。到這個時刻,中美雙方總算對於否決權的問題達成共識。
根據陳誠日記,10月18日,蔣中正告訴陳誠,接受甘迺迪的意見。23日,外蒙案政策確定變更,葉公超也向陳誠表達克萊恩居間協調,他完全不知情。外蒙後來順利入聯,美國也依約沒有與外蒙建交。
蔣中正與陳誠的堅定態度,讓美方對兩個中國政策知難而退,雖然未能阻止外蒙入聯,但這個讓步爭取到美國更大支持,尤其克萊恩在最後雙方高層對話過程,扮演了關鍵角色,葉公超與莊來德兩位大使都不清楚台北與白宮的溝通細節,克萊恩卻深受雙方信任,傳話精準,促成最後溝通成果。

蔣中正藉中情局反制國務院|高靖

文/高靖

弱國無外交,國府1949年撤退來台後,為了生存,仰美國鼻息,蔣中正總統應付美國關係,並非外界想像那般,他沒有與台灣現在那般,毫無國格地全面向美國傾斜,蔣中正在冷戰背景下,巧妙運用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將對美關係發展出國務院、大使館外交系統,以及中情局兩條外交軸線,蔣中正深知國務院對國府不太友善,其中甚多是對國府存有偏見人士,這些人往往成為國府與美國政府之間有效溝通的障礙,蔣中正卻藉著發展中情局路線,可以跳過國務院系統,避免訊息遭到偏見扭曲,由中情局協助總統府直接與美國白宮對話,1960年代聯合國外蒙案獲得折衷解決,就是蔣中正透過中情局與白宮直接對話的外交決策。
國府初來台之際,美國政府援助台灣並不積極,但是韓戰後中情局卻給予台灣甚大支援,藉以襲擾大陸東南沿海。大陳島、金門、馬祖等外島,早期多有中情局的掩護機關西方公司人員進駐,提供裝備武器與戰術指導。後來在台灣演變成美國大使館與美軍顧問團對上中情局,爭奪在台的主導權,1950年代當時,正規的外交系統大使館奪下主導,西方公司撤出大陳島,指揮大陳島上游雜部隊襲擾大陸沿岸的胡宗南,也被調回台灣,改以接受美援裝備的正規師,但其實蔣中正派去仍然只是戰力不足的部隊。
根據曾經擔任大陳島司令官的胡宗南1953年7月10日日記,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到大陳視察,建議增加大陳島正規師。7月12日,大陳島西方公司人員全部撤出。蔣中正的英文祕書沈錡回憶錄也有相關的記載,1953年7月11日,蔣中正、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副團長麥唐納、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會面,蔡斯與麥唐納建議用新式裝備的一師步兵,駐防大陳。麥唐納還建議撤換大陳島司令官胡宗南。7月18日蔣中正對藍欽表達認同麥唐納的建議,7月31日,胡宗南日記有蔣經國奉蔣中正之命,當面轉達大陳島的江浙反共救國軍總部改組為大陳防衛部,劉廉一擔任防衛司令。
胡宗南是蔣中正黃埔軍校嫡系親信,雖然在抗日戰爭與內戰的作戰指揮表現平平,甚至吃敗仗,但因為只效忠蔣中正一人,所以受到蔣中正寵信,從大陸撤台後,蔣中正將他派往大陳島,因為收編江浙沿海遊雜部隊,需要與中情局合作,蔣中正讓胡宗南與中情局發展關係,可見其信任與重視,胡宗南在日記當中引述不具名人士說法,認為他被調走,與參謀總長周至柔、副總長蕭毅肅有關。這個可能是國府內部派系鬥爭下的另外發展,但美軍顧問團與美國大使館的意見,可能更讓蔣中正在處理上要更加謹慎。
蔣中正當時發展中情局關係,國府內親美派龍頭宋美齡也有很大關係,宋美齡曾經批評過陳誠、胡宗南都不是親美派,宋美齡曾在士林官邸,招待西方公司在台成員,中情局藉國府將領蔡文治發展第三勢力,作為國府以外的反共勢力時,保密局也曾經藉著拉攏中情局,想要吸收美國資源,以抗衡蔣經國在國府內膨脹的勢力,宋美齡當時支持保密局,根據中情局解密文件,宋美齡並不知保密局與中情局合作,最終目的是要鬥垮蔣經國。
蔣中正對於美方提出的許多看法,其實並不全然聽大使館的。沈錡回憶錄1954年2月12日上午,總統府開會,藍欽提出今後海上截船及沿海突擊工作,由中情局所轄西方公司,轉由美軍顧問團處理,這項方案通過後,中情局代表杜根退席。
但是顯然中情局並不買大使館的帳,6月19日上午,蔣中正接見西方公司負責人強斯敦,蘇聯油輪三艘,最近運油經過香港,似有駛往廈門及上海模樣,美方望我政府加以攔截,23日,國府海軍就扣押了蘇聯油輪陶普斯號,引發了重大的國際糾紛,但是蔣中正毫不以為意。6月24日沈錡日記記載,外交部又接到美國大使館勸我們不要拘扣蘇輪,沈錡說,這是美方的矛盾,大使館的態度顯然與中情局完全相反,他也向蔣中正報告。
美國大使已經當著蔣中正的面前,要求海上截船改由美軍顧問團負責,但蔣中正卻配合中情局的情報採取行動,無非是藉著美方內部的不同部門權力鬥爭,爭取對國府最有利的條件,蔣中正與中情局的密切合作,更是讓他多了一個交涉管道,跳過向來對國府不友善的國務院系統的阻擾。
1958年,克萊恩來台接任中情局在台站長,蔣中正透過蔣經國與克萊恩發展合作關係,鑑於先前外島突擊大陸的合作經驗,國府與中情局關係越來越熱絡。副總統陳誠日記1961年10月15日,下午六時,宋美齡親來告知關於外蒙入會案,蔣中正親筆所擬四項原則,已由克萊恩直接送白宮,待白宮覆電如何,再告訴陳誠,希望陳誠能安心休養。外蒙入會案,牽扯眾多,非常複雜,因為蘇聯宣稱外蒙若無法入聯合國,就杯葛非洲茅利塔尼亞入聯合國,引起非洲諸國向美施壓,若茅利塔尼亞無法入聯,他們會杯葛中華民國的會籍地位,這可非同小可,也非國府單獨可解決。
這麼緊急的狀況,最後就是靠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與美國總統甘迺迪直接對話,擺脫了國務院系統的干擾,讓中美雙方高層釐清相互的態度,最後外蒙入聯,但美國並不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國府暫時保住會籍,中情局的管道,在當時對國府助益甚大,可以撇開大使館內許多對華有所偏見的外交官,能夠直接向最高決策者說明台北的看法。
1960年代,蔣中正已無法不將反攻大陸拿上檯面討論,雖然他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當中,已經放棄在台海的軍事主動,但蔣中正的統治合法基礎,已經隨著遲遲未反攻大陸,加上延任第三任總統,會受到更多質疑。這時候,克萊恩又是他與白宮對話,釐清雙方意見差距的重要管道。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不少克萊恩直接對白宮陳述台灣情勢的檔案。1961年7月7日,白宮國安顧問彭岱給甘迺迪總統的備忘錄,彭岱稱許克萊恩是美國派駐台灣的官員當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並且深獲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信任。這份備忘錄提到,克萊恩為國府傳達對於新的美國民主黨政府的疑慮,克萊恩描述國府的心情是美國是台灣與災難之間唯一的屏障,美國態度稍微一點點的改變,在國府看來就是生死交關的事情。國府習慣了共和黨,害怕民主黨。
克萊恩先前處理國府緬甸撤軍案,是以緩和私下溝通方式進行,獲得國府的配合,他說,國務院卻是以強硬的說法對付蔣中正,而不是在困難的問題發生前,先與蔣中正討論,國務院雖然是對的,但不表示國務院的方法就容易被人接受。克萊恩給白宮的建議是,由甘迺迪總統親自給蔣中正寫信保證,這個效果更勝於其他人,蔣中正目前懷疑的是國務院,不是甘迺迪。美方應該說服國府不要反對外蒙入聯合國,但美方不必在外蒙設館,這對美國的利益太小了。有關反攻大陸的爭議,克萊恩建議彭岱,給予支持蔣中正偵查大陸的任務,或許可以重獲蔣中正的支持,彭岱認為這個想法可以研究。
從克萊恩向彭岱的建議,以及彭岱對克萊恩的看法,顯示蔣中正發展克萊恩關係,在甘迺迪政府上任後,發揮了很大作用,尤其是1961年的外蒙案,克萊恩讓白宮理解台北為何會有那些激烈的反應,以及國府對於生存的憂慮。到了1962年國府與華府雙方為了反攻大陸問題,又出現不同看法,克萊恩的居間穿梭,直接向甘迺迪總統傳達台北看法,效果遠遠高於國務院系統。甘迺迪雖然想要承認中國大陸,但在當時冷戰背景下,並沒有採取這個作法,在克萊恩的建議下,美國政府協助台灣訓練小規模的傘兵部隊,提供運輸機載運傘兵,讓國府的反攻作戰準備看起來有那麼回事情。
國務院1962年5月17日公開檔案,有關甘迺迪與克萊恩會談的內容,克萊恩向甘迺迪解釋蔣中正的壓力,並且傳達蔣中正對國務院系統的不滿,蔣中正特別希望甘迺迪能夠了解,以限制對中華民國的美援,用來作為報復與施壓的威脅,只會有負面效應,而且破壞國府的威信,造成台灣的不穩定與反美情緒。蔣中正希望甘迺迪知道,美國運用外交管道,公開威脅亞洲領袖是不對的,這會讓他們沒面子,拒絕抗拒美國的建議,或是在他的同胞面前失去了信任。國務院逐漸增加使用經濟壓力,對付任何與美國有不同意見的友好國家。蔣中正基於善意與誠摯的態度,建議甘迺迪,這種方式只會減弱中美兩國的合作,傷害雙方共同利益,假如可以排除這種嚴厲的手段,蔣中正認為在任何有爭端的議題方面,都可以找到合理的妥協。
克萊恩離開台灣後,仍然對國府非常友善,到了1980年代,因為過去與蔣經國的信任關係,已經退休的克萊恩,還想為兩岸統一私下傳話,往來兩岸之間,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曾向北京駐美國大使館的冀朝鑄,主動提起這件事情。
蔣中正在1960年代仍然沒有完成他的反攻大陸偉大夢想,1975年病逝台灣。蔣中正在1950年到1960年代的20年之間,面對向來對國府不友善的美國大使館與國務院系統,他成功運用中情局管道,建立了他對美關係操作的第二軌,艾森豪總統時期,中情局勢力擴張,蔣中正利用這個情勢,擴大了台灣對美影響,彭岱對克萊恩的信任,也是蔣中正幸運地押對寶,讓蔣中正可以直通白宮,讓國府又在風雨中平穩度過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