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昨天晚上我看了馮小剛執導的「芳華」。七零年代的景色與滄桑,並未隨著時光的推移而逝去,那一代人的歷史,是由無數個芳華正茂的嚴歌苓所譜成的。我坐在杭州的戲院裡,跌宕起伏的劇情迎面而來,但在我腦海中所形成的畫面,卻是母親生前一幕幕的影像。2013年春天,母親過世的第二年,我去葫蘆島探望兩位舅舅;當我踏進從北京開往瀋陽的火車車廂時,滿車的遼東口音,瞬間就勾起了我對母親的無盡思念,當我發現我看不清楚那些與母親年輕時候長相神似的東北女孩兒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是淚流滿面。

 

我的大舅李繼堯,196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們的校長曾經公開說過:「在我們學校裡,上三屆,下三屆,沒有任何一位學生的天分能夠超越李繼堯。」我大舅的高考成績超過了當年的北大清華錄取分數線甚多,但是駐校公安鑑定我大舅的政治不合格,沒資格上大學。為什麼不合格?很簡單,因為成分不行。我大舅的父親,就是我的姥爺,王嘉令公,擔任過奉天岫岩廳「公安局」局長,長期追隨大軍閥張作霖,在遼寧莊河擁地三千畝;我的姥太奶還是清末名臣李秉衡的女兒。最關鍵的原因是我的母親與阿姨,跟著國民黨跑到了台灣,兩位舅舅的兩位姊夫,一位是國民黨的軍官,另一位是國大代表。

 

我大舅最終還是得益於他自己獨特的數理天賦,只有高中文憑,卻被留在了葫蘆島一中教書,這一教就是四十年。大舅在高橋的髮小,同時也是他年輕時的老鐵,也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不但考上了清華大學,最後還成了共和國的省部級領導,享受正部級待遇;他是我二舅的連襟,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去過他家好幾次。

 

像我大舅這樣,考上北大清華卻不讓讀,在當時那個年代並不是特例。我不相信我大舅的心中沒有遺憾,但是大舅總是告訴我:「孩子,一切都過去了,從大歷史的格局來看,咱們這個民族能有今天,那是太不容易了。」我站在葫蘆島北站的月台極目望去,遠處一片金燦燦的,不知道是高粱還是苞米正迎風搖曳;在等候著回北京的火車時,我站在月台用了點力呼吸著關外的空氣,因為這兒是母親在世時朝思暮想的皇天后土,這兒有她的爹娘與弟弟,這兒有她年輕時候的一切美好回憶。

 

我看「芳華」,內心是激動的。解放軍戰士們為國捐軀的慘烈景象,讓我禁不住的眼眶含淚。隔著臺灣海峽,二十多年前,我是國軍的陸軍少尉,我們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長在演習的時候對我們慷慨激昂的說道:「各位弟兄,演習視同作戰,敵軍來犯的那一天,就是我們為國效忠的時刻。每個中國軍人上了戰場,都要抱著此去有死無生,隨時為國犧牲的準備。」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南站等火車回杭州,有好多位穿著簇新軍裝的青澀大男孩兒,成行成伍的列隊站著,他們也在等火車。當時我立刻就在微信圈裡留下了我的感想:「這些孩子不知道將去往何方?中秋將至,他們的親人將何等牽掛;但我知道,假以時日,他們將從男孩兒蛻化為男人,去除娘泡的氣質,成為合格的戰士,想到這一點,我就還是為他們高興。衷心的祝福他們,中秋節快樂。」在我的眼裡,他們就是一群年輕的孩子,就像我當年在台灣入伍受訓一樣,為了保衛國家,我們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我在大陸生活了將近十八年,可以這麼說,我的青春歲月有一大半是在大陸度過的。這十多年來我遭遇過各種挑戰與困難,若是我在大陸能夠取得一點點的成績,絕對離不開我的大陸師長、朋友、同學,甚至是學生所給予的無私協助。我在美國東岸訪學的時候,冬天是月淡梅寒,大地飛霜;那種雪深數尺,舉步維艱的氣候,至今難忘;當我在異國他鄉的皚皚白雪中踽踽獨行時,心中所燃起的鄉愁,不僅僅是台北的淡水河,也是杭州的錢塘江。我的故國情懷,從我上幼兒園時起,就是烙印在心中的那一片秋海棠。

 

我看「芳華」,內心是有遺憾的。因為我知道如今,我有太多的台灣朋友,如果他們會去看「芳華」,他們不會有像我一樣的感覺。因為他們已經離唐山,遠了。

 

我的大陸朋友不只一位的曾經問過我,真不知道「海角七號」好看在哪兒?在台灣怎麼會這麼賣座?我總是以問代答的說:「你小時候,聽過日本演歌嗎?」「你在日式的房子裡玩過捉迷藏嗎?」「你看過無敵鐵金剛?還是小甜甜嗎?」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所讀的小學的教師辦公室裡,還掛著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印有株式會社字樣的掛鐘。台北市的七條通,或許在八十年前,就能品嚐到與東京一樣水平的日本料理。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剛光復的時候,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們既有操著濃厚大陸鄉音的法學家,也有日語遠比國語流利,怎麼看都更像日本人的法學碩儒。

 

我的那些大陸朋友們與台灣同胞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所以「海角七號」打動不了他們心中的那根弦。

 

台灣的閩南語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經融合了不少日文中的生活用語,1949年後,也逐步融合了一些外省人所帶來的國語。「海角七號」裡所蘊含著日台與兩岸之間一般老姓的生活方式與難以描繪的複雜情愫,從1940年代跨越到二十一世紀。老一輩的本省人親身經歷了從昭和轉化為民國,可是他們的生命記憶,卻不能就這樣清晰的一分為二,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精神樣貌,早已經揉進了當代所有台灣同胞的文化氣息之中。

 

我們家遷到台灣以後,前幾十年都是住在眷村裡,隨著父親的官階變化與台灣經濟的騰飛,我們家從極為克難的簡易木造房裡,逐步地搬遷到有前後大院的高級眷舍。我們村子裡什麼地方的人都有,在「芳華」裡我最喜歡演郝淑雯的李曉峰了,她長得特好看,我看電視的時候少,以前都不知道她。李曉峰長得特別像我小時候村子裡的一位漂亮姐姐,他們家的人說話和我們有點兒不一樣,他們是北平人,他們家的孩子學習好,說話還特別好聽;而且,長得還挺好看,我母親也是這麼認為;雖然我們村里其他的姐姐們,總是十分願意指出他們家女生的各種缺點。

 

我們家裡只有我能說流利的閩南語,那是因為母親生我的時候難產,有很長一段時間身體虛弱,帶不了孩子。父親是軍人,長年在部隊,實在沒辦法,只好拜託住在我們村子附近的東北同鄉幫忙暫時帶一下,這一帶就是十二年。所以在我的生命裡,我還有一位台灣媽媽,她是閩南人。我與多數住在台灣北部眷村的軍人子弟不同,因為我的閩南語達到了母語水平。由於我的台灣媽媽,讓我有了一大群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在我長期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深切的認識到,如果他們與外省人之間沒有愛,那他們將永遠不會理解外省人的故國情懷,而外省人也永遠不能理解他們的悲情意識。

 

我的母親教育孩子十分嚴厲,問話時,要是叫你跪下,不能問原因,你就得先跪下。即使我的學習還算過得去,母親也絕不放鬆要求。我經常告訴我正在上小學的女兒:「爸爸非常感謝奶奶,爸爸上小學的時候,奶奶要求爸爸用一個暑假把整本唐詩三百首背下來,即使爸爸的小伙伴們在外面叫著爸爸的名字,一群人等著一塊兒去打棒球,奶奶眼瞅著爸爸急得滿頭大汗,也絕不打一絲折扣,一個字默寫錯了,就重頭再來一遍。」

 

當母親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反覆的說:「你姥爺是讀書人,要是他知道,不知道會有多高興。媽媽很安慰,你讓媽媽在娘家有面子,你的舅舅們肯定會告訴單位裡的同事,我外甥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是我的台灣媽媽唯一的兒子,我想她完全做到了視如己出。七零年代中期,媽媽為了貼補家用,借用娘家的豬圈,每天下午都挑著很重的餿水桶去阿公家餵豬。我當時和所有的台灣小朋友一樣痴迷棒球,買一個真皮製造的棒球手套是多數小男孩兒的夢想;當時我看中了一個價值大約一百元人民幣左右的棒球手套(七零年代中期,台灣的普通公務員月薪大約是一千元人民幣左右,一碗豆漿大約是人民幣三毛錢。)我清晰的記得,媽媽在挑著餿水桶去餵豬的半道斜坡上告訴我:「媽媽知道你想買那個棒球手套,你不要急,等豬養大賣掉後,媽媽就給你買。」大約是三個多月後,她去街上幫我把那個漂亮的棒球手套買了回來。我的台灣媽媽受限於家庭環境,讀書不多,但是人情練達,極其聰明;她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想做什麽的人。

作者母親攝於35歲

我從台大畢業的時候,邀請我的台灣媽媽參加畢業典禮,那是她第一次走進台大校園,我一直牽著她的手,走過了椰林大道,參觀了校史館,穿過了許多我上過課的教室,也走進了總圖書館。她坐在台大的綜合體育館裡,認真的聽著陳維昭校長致詞,她是那麼的高興又小心翼翼;我一直看著我的媽媽,她的神情既讓我感到心疼,也讓我感到無比的溫暖。我讓他戴上我的方帽子,請她穩穩的坐好,在校園的不同角落,我給她拍了好多張照片。

 

1895年決定了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在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裡,彼此間有著不完全一樣的生命記憶與情感寄託。我唸小學的時候,學校的長廊每學期都會有一段時間懸掛著一長串可怕的文革時期黑白照片。在家裡,父親或母親,激動的拆開從香港輾轉寄來的家書,每一頁信都被兩岸的情治單位剪去了各自不喜歡的部分,使得我能從信紙的另一面,就輕易的看見父母親看信時涕泗縱痕的模樣。當時全台灣所有的小學生墊板背後都印著一句話:「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在我的心中,祖國,從來都是統一的。

 

1993年6月1日清晨,我站在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部門口,目送著我的學長41期預官,沿著成功大道逐漸消失在大度山的薄霧中;我至今記得學長們的退伍,在我們42期預官的心中吹奏起了「海角七號」。我更深刻的記得我們42期預官的同袍們,因為那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芳華」年代。

 

我有兩位媽媽:一位是「芳華」,一位是「海角七號」。他們一位是飽嚐大時代苦難,偉大而堅強的母親;一位是具有一切傳統女性美好德行,對孩子呵護倍至的媽媽。我多麼期待我的兩位母親,能夠真正的理解彼此,知道對方的好,也理解對方的難,這是他們的孩子最深的願望。我是那樣不分彼此的深愛著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母親。

 

作者母親攝於52歲

 

原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上)、()》

我家的民國小歷史:與孫中山交錯而行|魏國彥 之八

民國十三年,外祖父高民與孫中山交錯而行

民國十三年(1924),北洋政府曹錕治下的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偵破徐州國民黨組織,多人被捕,外公高敬誠僥倖漏網,江蘇督軍齊燮元下令通緝,外公改名高民,逃離教師岡位,帶了幾個學生逃往上海,並與朱奇等人千里迢迢奔赴廣州黃埔,投考軍官學校,到達黃埔時,因黃埔軍官學校二期剛剛入校,三期尚未招生,就被編入教導二團一營一連二排當新兵。

我曾經請教家中長輩,外公到底是那個月份進得黃埔軍官學校?大家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就開始找各種資料,利用「地質學」常用的「相對定年法」來「夾」出確切的月份,研讀史料中發現,民國十三年每個月都有大事,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軍閥直奉戰役、國父孫中山提出建國大綱、北上救國;陳炯明叛變、、、我年輕時候歷史課本上讀到的、沒讀到的,一股腦都湧出來,氾濫了我的筆記本。我那位勇敢的外祖父,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懵懵懂懂地走入國民革命的大潮。

讓我們回顧一下民國十三年發生了哪些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的大事;這對後續要講的外祖父的故事,以及河南老家樊鍾秀的事蹟都很重要:

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改組,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到會代表165人,共產黨的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到會,並參與了大會的領導及文件起草工作,正式開始了國民、共產兩黨合作,會中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國反封建的主張,重新闡釋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兩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成立。

二月二十四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列寧追悼大會,孫中山先生主祭,祭壇正中高懸其手書「國友人師」輓帳。

三月二日孫中山通告黨員,說明中國國民黨改組容共的意義。三月6日,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第二次會議。

四月十二日孫中山發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陳述了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

六月六日黃埔軍校舉辦首次開學典禮,五月五日正取生與十日備取生分別編伍入隊的學生,成為開學典禮的主力,一期生總數493人,編成五個方隊。黃埔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約佔1/10。黃埔軍校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戴季陶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只當了半個月就回上海了),周恩來一直到十一月才到任,初期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很快除正升任主任)

民國十三年(1924)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典禮,講台上由右至左為宋慶齡、孫中山、蔣中正、廖仲凱。

 

民國十三(1924)年六月十六日,孫中山先生與校長蔣中正(後排中)、總教官何應欽(後排左)、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後排右)合影。

 

七月七日國民黨發佈黨務宣言,重申容共原則。稍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人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黨不法案」,進行彈劾,要求取消共產黨組織。

九月三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第一次為1922年)爆發,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聯合安徽、江西、福建的直系將領分四路進攻;背後其實是有英國與美國扶持;另方面,浙江督軍盧永祥則聯合從上海與福建退入浙江的反直系將領反攻,包含奉、皖、粵各系,背後則有日本支持。十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三次對於時局之主張」,直指所謂的「浙江戰爭」根本就是帝國主義在背後操縱軍閥瓜分在中國地盤的戰爭,「目前解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其治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武裝、、、」。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在韶關發佈「北伐宣言」,並接收了一批蘇聯贈送的武器,下令成立「教導團」,後來在十一月二十日成立第一教導團、12月又成立第二教導團。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通告,以青天白日為黨旗及軍旗,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這是依據三月份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議所做,亦即,加上代表共產黨的「赤地」為國旗的主體,僅在右上角仍配以青天白日。

十月十日國慶日,廣州民眾在第一公園舉行慶祝集會,周恩來發表熱情激昂的演講,民眾走出公園遊行,與荷槍實彈的廣州商團衝突,發生「雙十慘案」,死亡二十餘人,傷百餘人,十月十四日軍校一期學生等開赴廣州城內將商團由香港購入的步槍五千桿繳械,所繳獲的槍枝解赴軍校,隨即編成教導第一團。

十月十九日馮玉祥率部在直奉戰場上倒戈,所部改名為「國民軍」,兼程回師北京,孫岳開城門相迎,二十三日將曹錕囚禁,史稱「首都革命」。馮玉祥並與奉軍妥協,擊潰直軍吳佩孚部,十月二十五日與胡景翼、孫岳領銜,電請孫中山入北京,及邀請全國實力派參加和平會議,以產生新政府。

十一月三日,曹錕宣布辭總統職。五日,清朝遜帝溥儀被京師警衛司令鹿鍾麟逐出故宮,後宮細軟運出神武門,離開紫禁城,到後海甘水橋乃父戴灃之舊醇王府邸居住。十日,孫中山先生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代表會議,並於國民會議召開之前先召開有商會、教育會;工會、農會等代表參加的預備會議,才能解決一切根本問題。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偕宋慶齡等搭乘永豐艦離廣東北上,十六日抵上海,並向記者發表談話:「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講話」、「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戰那個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翌日發表談話,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前腳一走,十五日陳炯明就在汕頭召開軍事會議,自稱「救粵軍總司令」,決定派兵進攻廣州。同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新任河南督理,督理軍改)、孫岳(新任河南省長)具名通電擁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二十四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段祺瑞就任臨時總執政,提出「善後會議」主張,解決時局糾紛。二十六日,外蒙古廢除君主立憲,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二十九日溥儀由醇王府逃至日本大使館,次年二月二十日再由日使館轉至天津,並於民國二十年(1931)由日人陪同到東北組織滿州國。

十二月四日孫中山乘船抵達天津,受到盛大歡迎。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會議決定解散國會,取消憲法,取消約法。三十一日,孫中山扶病抵達北京,在天安門受到近十萬民眾歡迎。

這一年的最後三個月中軍閥混戰的中國有新的情勢,曹錕與吳佩孚勢力基本瓦解,由段祺瑞、孫中山、張作霖形成三角同盟,加上馮玉祥的「國民軍」為四大軍政體系。這一年,孫中山(粵)的勢力與聲望扶搖直上,與其年初以來聯俄容共,以及進步性的革命思潮有關,國共兩黨已經在各地訓練工人與農民,也進入學校組織青年,於以後的年代中發動一連串的工運、農民暴動與學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民國十四年的上海五三十慘案,德裔學者奧斯特哈梅爾(Osterhammel)所著「中國革命」一書(麥田出版)譽稱該事件「就如歐洲史上的巴士底監獄事件般,是遠東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開啟了1925─1927年的狂飆階段,其所引起的騷動,只有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相提並論。

這一年,中國國民黨內有黃埔軍官學校的成立,外有國共兩黨知識份子組織並發動的革命思潮及群眾示威,年輕覺醒民眾向軍閥舊勢力的攻擊變成有目標、有主義、有組織的行動。

國父手書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黃埔軍校開辦之初其他人都認為訓練期間至少一年,而蔣介石獨稱三個月就夠,並說如果再延遲的話,中國可能已經亡國;最後,才折衷為六個月,第一期學生十一月八日舉行畢業考,並實施戰鬥演習後,二十九日畢業,共四百六十五人。黃埔三期是黃埔軍官學校擴大招生,建立入伍生制度的開始,在十二月初開學。根據我外祖父的自傳,他來到黃埔的時候,第二期已經入學,也沒趕上成立於十月三日的教導第一團,因而我推斷,他十二月初才到黃埔,而被編入十二月才成立的第二教導團的第一營第一連二排;營長是顧祝同,第三排排長是才從黃埔一期畢業的王仲廉(導演王童之父,見我家民國風之一)。

換言之,在國父搭船北上上海的同時,外祖父循同樣的路線反向過香港來到了廣東,雖在路途上交錯而過,卻終於成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並於翌年二月參加保衛廣州大本營的東征戰役(見我家民國小史之二)。

另外我注意到,該年三月毛澤東在上海參加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第二次會議,顯然他已成為位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44號的上海執行部的部長。根據一些文獻記載,此時中共中央配合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招生工作,特別發出第62號通告,加上國民黨各地黨部也號召此事。我相信,外祖父所在的徐州國民黨黨部也有類似的通告。根據李金明寫的「黃埔大對決」一書所記,毛澤東那年三月在執行部接見了由山西太原來的徐向前一行五人,說要報考陸軍官校,毛澤東告訴他們要通過初試才能錄取,要考中學幾何、三角、代數、國文、英文等,要他們不要讓別人知道他們來上海的目的,不要到外面走動,保持秘密,以免發生意外。

外公想必也經過同樣的過程,我高度懷疑,外公也是經毛澤東初試而領了現洋十二元路費搭乘輪船前往廣州的,不過,他從來沒提過這事,簡短的自傳裡也找不到痕跡,近讀陳果夫文章,發現他民國十三年正在上海養病,於九、十月間接獲蔣介石校長從廣州轉來的密信,托他在上海代辦軍校學生制服等用品,因交涉機靈,成功取回被海關查扣的軍服、軍氈等物,順利運往廣州,遂又被指定為招兵委員,招募黃埔第一、二教導團,招募來源為溫州、金華、徐州三處;孫中山並也打電報請浙江督軍盧永祥從旁協助,盧表面答應,卻另有打算;因他與齊燮元已開戰,就從招到的兵源中攔截。溫州、金華來的兵員還有些領了交通費後中途開小差,又被當時其他直奉戰役中將領高價徵募而去,也因此有一批專門謊稱應徵,而反覆揩油者。陳果夫認為由徐州徵來的新兵最好,尤以陸福廷招的蘇北、皖北的兵最好,外祖父即為其中頭角崢嶸者,可能係通過陳果夫安排的交通路線去廣州。

(後來陳果夫在1926年到廣州,1929年任國民黨中央執委,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於南京紅紙廊成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初設政治、財政、地方自治、社會經濟四系;我岳父于錫來先生即畢業於該校經濟系,並成為陳果夫的得力幹部,被歸入的所謂CC系;在這個節點上,我外公與我岳父的命運都與陳果夫有關。岳父亦傳奇人物也,將來會在「老婆卷」交代)。

外公入軍官學校其實是在民國十四年東征暫靖之時,外公所屬的教導團六月初回師廣州平息劉震寰(駐粵滇軍司令)、楊希閔(駐粵桂軍司令)之叛亂,蔣介石校長特准教導團士兵參加黃埔三期插班考試,其實外公當時因為文筆好早被營長顧祝同升為營部中尉書記,他能文能武(已經打了幾個月的仗了),當然順利錄取,先編入第四隊,後又改為第一隊,也迅速畢業。二次東征戰役結束,第三師的下級幹部被調到潮州分校受訓,外公就被派往第三師接替,派到第七團四連充任第一排排長,很快就受到共產黨的注意與招攬,惹來一生的風波(待續)。

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五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第一團第一次東征後全體官佐合影於梅縣。

我家民國小歷史:沒死的烈士|魏國彥之七

文/魏國彥
雖然母親已故去多年,表舅一次又一次的回鄉。表舅想念母親。

 

回鄉前,表舅去茶莊買茶葉,五金行買不鏽鋼起子,百貨店買暖水袋,西藥房買退燒藥、止瀉劑和消炎膠囊,背著一個大同電鍋上飛機場。對了,上飛機前再提兩條「總統牌」香菸。

 

晚上,泡上茶,堂兄弟們閒聊三、四十年的流光。許多年輕後輩來認親,跪倒在地,笑領紅包,成了每次回鄉必有的禮數。瓜瓞綿綿,五世其昌,每次回鄉就又多一些親戚,到後來,士官長退役的他,有些吃不消了。

 

表舅還是往回鄉的路上跑。長江下游的冬夜讓人縮脖子,手籠在袍袖裡,大家在堂屋裡喝熱茶。「汪!汪!、、」,村口傳來狗吠,親戚要表舅先躲到裡間去;不多久來了個村裡的幹事:「上頭幹部說了,XXX,你明天到村裡來一下,你們家的海外關係滿複雜的、、、、來好好交代一下。最近上頭改政策了、、、」。

 

「要帶什麼去嗎?我一個人去就好了,還要帶誰?、、、」

 

「有人來就行,先寫個東西,上頭要掌握一下、、、,我先走了,張家那兒我也得跑一趟,他們的狀況比你們嚴重。」

 

表舅出來到堂屋,氣氛有點僵,表舅說:「快過年了,我要回台灣了,明天讓各家小輩來一下,我來發壓歲錢、、、」。話沒說完,一個茶杯給摔在地上,破片與茶水四濺。一位親戚手指著表舅:

 

「你幹嗎回來,死在外頭算了,你以為我們希罕你的錢啊?」

「你每次來,找多少麻煩,你知道,我們擔多少心啊?」

 

說著,這位口氣嚴厲的親戚走到供奉表舅母親遺像的桌前,把遺像拿下來,後面赫然有另一個鏡框,裱框著一張泛黃的證書,上面有我表舅的名字,印有紅星與紅彩帶,上面寫著「烈士遺屬證書」。

 

「哪!你沒回來,我們以為你在福建光榮犧牲了,每個月領慰問費。」

「我們可光榮啊,烈屬啊──!向來我們整人家,誰敢囉唆我們哪?」

「這下好啦!你沒死,你要我們怎麼做人哪?上面要我們把這麼多年領的錢退回去、、、」

 

「你少說兩句行不行,表弟也不是故意的,還大老遠的給我們帶電鍋來、、、」有人上前拉他。

 

「電鍋就了不起啦?電壓不對,你知道不?我們燒炕,飯照樣香,也照吃!」

「總統牌香菸!哼!我送給幹部抽,挨了一頓罵!我們這只有總理,沒有總統!懷念蔣介石嗎?」

「你只知道香菸香,香菸好,就給我們帶,找多少麻煩啊!你替我們想過嗎?」

「你幹嘛不死了好?沒死就在外頭樂著吧,誰要你回來啊!」

 

那是一個很尷尬的晚上,有人氣鼓鼓的走了,留下的,抽著煙,呆呆地流淚。

 

聽完表舅的遭遇,我說不出話來,「少小莫離家,回鄉須斷腸」,心裡一逕反覆著這兩句。

 

我家民國小歷史:萬家香醬油|魏國彥之六

文/魏國彥

再回來講我媽媽這邊的故事。

我媽的一個遠房表弟,也就是我表舅,姓陸,安徽靈壁人,14歲那年夏天的一個下午,他的媽媽叫他出門買瓶醬油,才走到街口就被國民黨的軍隊給抓了,俗稱「拉伕」。他個子小,沒有槍高,被分配在伙伕班裡,埋鍋做飯,洗菜洗碗,挑籮擔碗。

走著走著,共產黨的軍隊追上來了,把殿後又無武裝的這些伙頭軍給俘虜了,他們還是擔任老工作,埋鍋洗菜,挑籮擔碗。

後來這個共軍兵團負責攻打古寧頭,他們伙伕團躲在臨時徵用的小漁船上,外頭迫擊砲轟、機關槍掃,啪啪碰碰。結果,登陸的共軍被殲滅於灘頭之上。
潮水退了,船隻擱淺,他踩著血水與沙泥,躲到沙灘上砲彈坑裡的屍體堆中。

國軍清掃戰場,以刺刀刺屍體,查看有沒有活口,他的腿被一刀刺重,慘叫聲中,他又被俘虜了,然後被送到台灣西南的鄉下,編入「自新大隊」,要他重新做人。

三個多月中,他從一個少年變成三支軍隊的俘虜,身上沒有制服,只有士兵的帽子,但帽子上的帽徽一下子是12道光芒的藍太陽,一下子又是紅色的五角星星,已經三易其幟了。

在那之前,他沒有聽過三民主義,也沒聽過共產主義。

 

他與大部分的退伍老兵不同,別人是一路退到台灣,他是被俘擄來的。他的一生其實是被時代所俘虜。

 

1986年蔣經國總統開放探親,我表舅急急退伍,不為別的,是要回安徽老家看他未及告別的母親,不,應該說,給老母親看看。

 

兩岸相隔30多年,當年出門買醬油的少年已經在異鄉娶了寶島姑娘,生兒育女了。大陸老鄉里的堂兄表弟也都一大家子了,拿泛黃的照片辨認彼此少年模樣,哭成一團,笑做一堆,就不在話下。

 

母親早走了,親戚們為他準備了一個簡單的供桌,放在堂屋中央。白燭高燒,桌上供了一些水果,兩盆黃素菊花,中間一張模糊的黑白照片。

 

 

表舅哭倒在地:「媽媽,你怎麼不等我啊?、你看,醬油,我這不買回來了嗎?」哭著,磕著頭,磕個不停,哭聲沙啞,再抬頭的時候,紅色的血花沿著額頭留下來,滴到地上,他的表弟趕忙向前扶他,要拉他起來,慌亂中踢倒了表舅放在身前的瓶子,兩個瓶子嘩啦嘩啦地往旁邊滾….,「你帶的啥東西啊?」

 

瓶子撞到了供桌角,停了下來,大家看清楚了瓶子上的標籤:「萬家香醬油」。醬油瓶也破了,黑色的醬油沿著斜向門口的地面流淌,混著剛才才滴下的鮮血,紅紅濃濃地的,暈濕成一片。

 

我家民國小歷史:內華達來信|魏國彥 之五

內華達來信

1980年我赴美留學,也擔負起尋覓老家親人、居中聯繫的工作。

 

那個時候的台灣還處於戒嚴,兩岸呈冷戰敵對狀態,台灣採取三不政策,連郵件都不通。

 

中共方面經歷了1978年十二月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基本上四人幫已倒,停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啣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六字真言的華國鋒已經失勢,開始了我們後來看到的改革開放的苗頭。第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去台人員在大陸親屬政策的通知」。兩岸失散多年的家庭開時透過第三地的郵件來往互相尋覓,而發動者多在台灣這邊,因為我們有許多海外學人與學生。

 

沒多久,我就與爸爸在河南鄉下的親戚聯絡上了,來信中寫著家裡的人丁狀況,附一、兩張小小的黑白照片。

堂哥寄來的全家福照片,照片左前方是我的祖母。(照片翻拍自父親的回憶錄)

 

出國前我在部隊服役,除了當工兵排長外,還身兼輔導長,知道軍中政戰工作還有檢查兵員信件的工作,我也就具備相當的憂患意識,深怕寫回台灣的家書給親戚朋友帶來「通敵」的罪名。

 

給父親的信上是這樣寫的:「內華達來信,奶奶健在,非常想你、、、」。

 

一週後收到父親的郵簡,字跡潦草歪斜,顯然非常激動,大意是說沒想到老家人竟然來到美國,住在內華達洲,正在張羅機票,不日飛來美國相會。這下誤會鬧大了,我趕快連夜打國際長途電話回台灣解釋清楚,也顧不得有沒有監聽。

 

幾日後,我又收到「內華達」的來信,最後幾句大約是這樣寫的:

 

「我們家老二待業在家,這麼閒著也不是辦法,讓他去學了照相,好不好寄一部彩色照相機過來?現在鎮裡面都是黑白照相機,這樣我們就『超英趕美』了。

 

你要好好抓緊學習,攀上科學高峰! 敬禮!」

 

父親知道情況後,就想要提早退休,趕回故鄉,看看自從民國三十五年匆匆一別的老媽媽,但是父親還要再做十年才能屆齡退休,他開始存錢並規劃大陸之行,幫他的母親買好了棉襖,又研究中華民國法令,看如何能接母親來台灣。

 

「內華達」再來的一封信:「你的奶奶知道你父親在台灣過得很好,她就放心了。」、、、、「奶奶她老人家放下了心,在1981年12月16日晚上8點37分因為心臟衰竭,放心的走了,你們不要太難過、、、、」

 

父親在台北,捧著新買的棉襖,放聲大哭。三十五年的思念,終究見不上一面。

 

第二年(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春,父親在台北辦了一個莊嚴肅穆的公祭,嗚咽朗誦親筆寫的「念母祭文」:

 

「不肖男仰賢謹以香花酒醴束饈之儀,致祭於我母 王太夫人之靈前曰:嗚呼我母,懿德芬芳,稱道四鄰,生我育我,恩比海深;兒恨大陸變色,骨肉離散、音訊斷絕,含悲忍痛,凡三十五春,愧對父母,孝道難申,朝思暮想,五內如焚。去歲三月,幸獲佳音,亟欲迎母奉養,其實不允。正祈吾母萬壽,孰知竟而壽終。消息傳來,悲痛萬分,呼天搶地,泣血椎心,對母生無奉養,終未送殯,孝道實虧,罪孽殊深,徬徨四顧,母影幻真。仰天長號,欲見無份,桓陽流水,大營老墳,永難忘矣!

 

謹以兒事,上告老母,以慰在天之靈。數十年來,兒等遵守慈訓,淬礪奮發,規矩做人,現已成家立業,立足人群,妻賢任教治家,子女聰慧,讀書有成。吾母之慈恩大德,定牢記在心,並以之訓教子女,俾能發揚祖德,承先啟後。嗚呼吾母,祈求放心兒之將來,原諒兒之不孝,饒恕兒之罪孽,更祈能於夢中常相左右也。嗚呼哀哉,尚饗。」

 

祖母照片

堂哥接到我的信後特別帶著她去照相館拍的,這年祖母剛好90歲,八個多月後與世長辭。(照片翻拍自父親的回憶錄)

我家民國小歷史|魏國彥 之四

樊鍾秀軍與吳佩孚軍大戰於大營鎮寨

 

民國15年,家父在土匪陳思邁攻城的戰火中呱呱落地,出生時,土匪的砲彈穿屋斷樑,竟然不爆不燃,「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乃有日後我們魏家兄弟、子女這一支系在台灣生根茁壯。

「土匪陳思邁」何許人也?差點害死我奶奶,我爸爸,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小時候我常這樣咬牙切齒!

我上網「估狗」,打上「陳思邁」三字,跳出來一堆俊男美女的照片,多半是九零後的。人海茫茫啊!

今年(2017)父親92歲了,特別思念老家,我從政府公職退了下來也有一年多了,也解除了赴大陸的限制,就陪著老爸、老媽,回到他的老家──河南省寶豐縣縣城城關鎮住下,住了四個禮拜,也開始了尋找「陳思邁」之旅。

這才發現,此「土匪」真名叫「陳四麥」,是父親給他取了個比較好看的名字。於是再「估狗」陳四麥。發現陳四麥是出身於河南鄧縣的「杆上、刀客」(土匪的別稱),民國11年(1922年)6月陳四麥攻陷鄧縣城北秦楊營,焚燒房屋60餘間、掠走70餘人。

鄧縣(現鄧州市)在寶豐之西南,介於南陽與襄陽之間,是大地方,人文薈萃,形勢緊要。宋朝王安石《臨川集》中有這樣的文字:「鄧於京西,為一都會,持兵以守,常擇大吏。序於東省之華,寄以南陽之重」。清朝乾隆時期修纂的「鄧州志」描述此地:「左襟白水,右帶丹江,江漢環其前,熊耳聳其後,中原重地,四省雄關」。

這古為「鄧州」,民國二年改制稱「鄧縣」是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幅輳之區與軍事重地,可惜,自清末鴉片戰敗後,民生凋敝,此地山區成為土匪滋生之地,湯山、禹山、朱連山、厚坡一帶的土匪最為猖獗,當地人說:「三山加一坡,兔子沒有土匪多」。陳四麥就是這「拉干」、「刀客」傳統中的產物。此地也出領袖人物,現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先祖老家就在鄧州。

 

 

民國十五年正是軍閥割據的年代,北洋軍閥吳佩孚手下有個張治公收編了陳四麥這股土匪,授以團長名義。另方面,效忠於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建國軍」樊鐘秀駐紮於許昌一帶,與吳佩孚的勢力短兵相接。

 

寶豐縣前營鄉大連莊村建國豫軍司令樊鐘秀舊居 趙延廷攝

 

是年五月28日,張治公派陳四麥團由臨汝開往大營,原駐守當地的樊部齊振海帶領的是個騎兵連,兵力薄弱,難攖其鋒,遂主動撤出大營鎮寨。陳四麥砲擊後,輕易攻入大營,侵佔民宅,翻箱倒櫃、蒐羅一空。又侵入樊鐘秀轄下的第四路軍司令趙天清在大營的老家,劫掠財產,將房屋付之一炬,紅火朝天,煙塵滾滾。當時正好小麥成熟,奈何寨門封閉,農民不能出城寨到田裡收割,河南土話方音,四聲輾轉,說起「陳四麥」,聽起來就像「陳死麥」,可見農民之恨,到了家父的記憶中又成了「陳思邁」。

 

1924年9月8日美國《時代》封面上的吳佩孚

 

 

駐紮在寶豐縣城的趙天清聽到逃出的老鄉來報,這下火怒三丈,率兵西指,打回老家,夜襲大營,鏖戰三夜兩日,摧毀城寨上的幾座砲樓,陳部傷亡慘重,六月五日,城寨被攻破,陳四麥率殘兵餘匪五、六十人由北門突圍逃脫。此役,趙天清司令總共繳獲步槍一千餘隻、機槍六挺、砲五門,可見陳四麥土匪兵力之強悍。7月間,遠在廣州的軍政府決定北伐,派李道源至南陽見樊鐘秀,希望他出兵接應。樊鐘秀親率第一、二兩軍,連克柳林、武勝關,截斷吳佩孚軍後路,與北伐軍會師武漢。(樊鍾秀的故事後來出現在劉德華主演的「新少林寺」之中,此為後話)

 

趙天清於六月五日回到了了他的老家大營鎮,正好是父親出生後的第八天。二十四年後,亦即民國三十九年,父親假冒為趙天清之子,得以在該年七月隨同趙先生由廣州撤離,安抵台灣。家父一生,被同一位家鄉長輩搭救兩次,亂世蜉蝣,命若懸絲,際遇之奇,還有後話。

 

趙天清,又名趙得一,早年是樊鍾秀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從廣州帶家父來台的時候,他是國民大會代表,正是河南省寶豐縣在民國三十六年選出的國大代表,他於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十日病逝台北。

我家民國小歷史|魏國彥 之三

魏國彥/2017/09.03

大砲父親

一直說著母親這邊的事,我的父親家族有另外一番風貌。

 

1996年我藉著在北京參加「世界地質大會」之便,參加了「河南省恐龍蛋地質旅行團」,在野外的黃土河溝裡看到七、八窩恐龍蛋。行程結束後,轉赴父親的老家─河南省寶豐縣大營鎮。

 

父親的表弟開了幾個煤窯,賺了錢。他們兄弟出動了兩部上海大眾桑塔那四輪傳動車(德國福斯汽車在上海設廠製造的)來接我。

 

回父親老家的路上,我成了新聞與傳奇。

 

我們搖搖晃晃駛過黑泥小路,各家小戶的老奶奶、大媽與小姑娘們在屋簷下,或窗簾後,靜靜地觀看。夏天的早晨,顯然她們也起個大早,在等著看我這個一晃即過的風景。她們穿著極素樸的大掛或小花點衣裳。空氣中飄著細細的煤屑,人的臉上都撲了一層淡淡的黑濛。老話說:「一白遮三醜」,她們臉上抹的白白的,脖子、頸背還是黑黃黃的,黑白交接處,指痕宛然。表弟說:「她們擦的是清涼痱子粉」。

取自網路上的西元2000年河南平頂山市(寶豐縣屬於平頂山市)煤窯工人照片

 

回到老家宅,雖然多年也整修,增建,依稀有當年北方農村風貌,坐北朝南,大門門廊甚高,進得大們,左右還有卸驢綁騾之處,這時,只養了一窩小雞,滿院亂跑。

 

我被讓到堂屋裡,依著西牆坐在一張大木椅上,陽光從右手邊的窗簾縫灑入。大伯母端來了一海碗荷包蛋湯讓我吃早點。兩個小姪兒,五歲、七歲,不受管束,過來看湯,數蛋:1.2.3.、、、、7、8!。所有的女孩們都站在門外,高高低低地往裡看。二伯父怯生生地坐在角落的一張椅子,傻傻笑著,說不上一句話。「他那年犯了傻」,大伯母簡單的解釋了一下。

 

吃了打了八個荷包蛋的湯,敟著肚子,一堆人引領我到西側的一間房子,說這原來是柴房,後來也住了人,「呢!這不就是你爸出生的地方」,「那年土匪陳思邁攻城,大家都躲土匪去了,你奶奶懷著你爸爸,走不成,就躲在這兒麥稈堆裡」,說著,指著牆角的一張桌子,彷彿那兒真有一堆柴火:「土匪打的正熱火,你爸也生下來了, 一個土砲彈砸下來,把這屋角給穿了個窟窿,你爸哭得可大聲」,從此就喊他「大砲」,成了你爸的小名。

 

「你爸也命大,那砲彈是個啞巴彈,只把屋頂砸個窟窿,樑柱也打斷了,炸彈掉下來也不爆炸,也不鬧火。」「要是炸彈開了花,我們就沒了娘,也沒了弟弟(我的父親及我的小叔)!」「這可不,也沒你們這一家子了,哈!哈!、、、」

 

「後來鄉裡的人每見你爸,就喜歡問:『大砲,你幾歲啦?』,那年他在外面逃日本鬼子,讀中學回來,答了個歲數,人家就說:「咦!土匪攻城都有十七年啦!時間嘁快啊!」

 

角落裏的二伯父突然開口說話了:「喔,土匪攻城都七十年啦!」

 

可不是,我父親於民國十五年(西元1926年)農曆四月二十九日,生於河南省寶豐縣西大營鎮的破爛柴房麥稈堆裡。

河南省寶豐縣約處河南省中心略偏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