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打內戰還要防範美國在台灣扯後腿|高靖

文/高靖

曾經在1949年12月國共內戰最黯淡的階段,美國國務院開始準備放棄台灣,並對於失去台灣預作規畫。準備在共軍登陸台灣那一天,國務卿發表聲明,美國為何不能對共黨採取先制行動。要立刻加強與菲律賓的安全合作,美軍全面擔負起日本的防衛責任,美國遠東艦隊要在東南亞各國增加活動,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聲明,共軍攻占台灣,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美國不鼓吹軍事行動,而是要讓國際認識共黨的真實。
1949年年底,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仍在為扭轉國共內戰頹勢,進行最後努力,11月中旬,蔣中正飛往大陸西南地區的四川等地,與國府將領研商對策。直到12月10日,蔣中正知道國府大勢已去,才在蔣經國陪同下,在市面街道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千鈞一髮之際,從成都搭飛機回到台灣,自此沒有再踏足故土。
蔣中正雖在1949年1月下野,但仍在幕後指揮效忠他的黨政軍勢力,代總統李宗仁經過十多個月與蔣中正在國府內的奪權鬥爭,桂系終究不敵蔣中正的實力,加上與共產黨和談失敗後,大陸殘餘的國府軍隊士氣低落,共軍攻勢除了遭到白崇禧短暫阻擋外,真是勢如破竹,李宗仁又爭取不到美國的援助,在萬念俱灰,11月20日率家人逃往香港,然後逃往美國。群龍無首的國府,也在12月往台灣遷移,當時台灣雖然在10月金門戰役,重挫共軍攻勢,但失去整個大陸國土後,國府在台灣的整體情況仍然非常悲觀。
就在這個混亂情勢當中,美國國務院12月1日為台灣灰暗的前景,預作規畫。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莫成德(Merchant)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白特華(Butterworth)的備忘錄當中,提出了美國政府如何因應共軍攻占台灣。
這些措施包括國務卿應發表聲明,說明為何美國無法採取先制的軍事行動,並且要強調美國不去掠奪他人的傳統。經濟合作總署宣布停止台灣的援助計畫。對聯合國安理會提交聲明,說明共產黨是世界和平的威脅的事實,美國並不是要鼓動聯合國監督下的軍事冒險行動,而是要為了要讓大家認清事實,要讓共產黨在國際社會當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國務院建議對於韓國、菲律賓、泰國、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澳洲、紐西蘭,以及英國、法國、荷蘭等國,立刻發表聲明,說明美國的立場。在東京的麥克阿瑟,也將發表具有信心與穩定人心的聲明
國務院主張,對於國防問題要趕快採取決定,成立美菲共同防衛委員會,或者全面擔負起日本的防衛責任。應該適當並且適度公開的增加遠東艦隊兵力,並且接續安排一系列的訪問,前往馬尼拉,曼谷,泗水,甚至韓國等地訪問。
美國在1949年12月對台灣前途沒有信心,所以準備台灣丟失後,美國應該如何因應,不過,共軍在大陸與殘餘國府軍隊的戰鬥,直到1950年初仍在進行,美國國務院駐華人員又悲觀的認為,1950年6月,共軍攻台,但6月卻發生了韓戰,整個台海情勢為之逆轉。
韓戰的爆發出乎美國意料之外,在那之前,美國早已打算放棄台灣,就讓情勢自然發展,國府屈服於美國壓力,把台灣省主席都換成美國指定的人選,美國仍有軍事占領台灣的想法,但顧慮對北京新政權的關係發展,軍事占領計畫沒有落實,但也顯示出美國為其自身利益,無所不用其極。
1949年初,國府在國共內戰已呈敗象,國民黨內部有蔣中正與桂系的權力鬥爭,美國在這場混亂當中,又意圖藉李宗仁之手,對抗牽制蔣中正,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人員,多次建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親自向李宗仁建議,把蔣中正派任的台灣省主席陳誠換掉,改派在台灣負責訓練陸軍部隊的孫立人,美國人在台灣扶植孫立人,孫立人也毫不避嫌,經常與美方接觸,直言不諱地批評國府與國府軍隊。美國扶植孫立人,無非是排除蔣中正在台的影響力,要由美方控制台灣。
根據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國府在徐蚌會戰慘敗後,2月14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下令當時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的莫成德(Merchant)到台灣美國領事館,莫成德被國務院指派對台灣情勢擔負起特殊責任(special responsibility)。由於李宗仁在2月18日告訴司徒雷登,他已將孫立人召來南京,任命孫立人為台灣省主席,國務院在3月2日通知莫成德,因為陳誠的台灣省主席職位,可能被更動,所以莫成德不要太早接觸陳誠,也不要給予陳誠任何承諾。
李宗仁與蔣中正權力鬥爭,促成李宗仁把忠於蔣中正的陳誠換掉,讓美方注意到可以透過扶植親美將領孫立人,加強控制台灣,莫成德在3月6日透過領事館給國務院電報顯示,李宗仁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建議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敦促李宗仁,盡快以孫立人取代陳誠。
對於更換陳誠是否可能造成他人杯葛破壞後繼的台灣省主席,莫成德3月9日從台北回覆國務院稱,孫立人個人控制軍隊,可能要比其他陳誠的後繼者,較不會受到暗中破壞。
不過,蔣中正需要陳誠穩定台灣局勢,控制大陸東南地區軍事行動,一時之下,抗拒美國扶植孫立人的計策,但美援的誘惑太大,最終蔣中正還是屈服讓步,配合美國的建議換人。
在共軍積極準備度過長江,征服全中國之際,莫成德在3月11日從上海發電國務院,應該延後經濟合作計畫,直到陳誠下台,或者李宗仁確認了陳誠的任期,而且台灣省政府能夠給予美國所希望要的保證。不過,陳誠無法信賴,不建議與陳誠開始對話,以免造成對他的鼓勵,以及強化他在台灣的地位。
就在美國希望藉著李蔣兩人的權力鬥爭,積極推動以孫立人取代陳誠,藉以透過親美將領控制台灣的陰謀之際,國際間也有著類似占領台灣,將台灣自中國領土分割出來的想法。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3月23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史普勞斯(Sprouse)與英國駐美大使館一秘福特會面,史普勞斯主要是因為國務院對台灣再解放聯盟感到興趣,下令適當的領事官員與他們保持接觸,並且報告他們的行動。某些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領導人,以前在香港,不知英國政府是否有任何有關於他們的消息。福特並不知道台灣再解放聯盟這個組織,但他會再向英國外交部查詢。
福特說,某些英國官員主張在台灣的戰略重要考量下,應該占領台灣。史普勞斯問福特,是否運用英國海軍能夠執行,也願意執行這項任務。福特立刻回答,美國如果執行這項任務,占有比較好的地位。不過,史普勞斯顧慮大陸會如何看待這樣的行動,福特說,在他看來,任何在中國的外國勢力,如果使用這種方法將台灣自中國分離出來,對它們的地位都是傷害很大的。
3月23日,莫成德從南京發電國務院表示,如果我們鼓吹台灣分離出中國,台灣省主席也照做了,接踵而來的是更困難的問題,我們準備了什麼樣的支持,如果聯合政府(當時國共和談,美方認為可能組成國共聯合政府)對這個分離有不同看法,莫成德建議,由聯合國支持的聯合介入台灣問題,或者美方暫時占領台灣。
中國因為內戰造成人民極大痛苦,美國卻在背後策畫要奪取控制台灣,孫立人見到美方官員,毫不保留地批評國府,也使得美國的國務院官員更相信自己的判斷,不能支持國府控制台灣,美國官員只選擇自己想要相信的,並沒有真正弄清楚國府或者共產黨,對於台灣問題的看法。即使到了1949年下半年,國府礙於美國透過中斷美援的壓力,決定調整陳誠的省主席職位,但不敢交給握有兵權的陳誠,卻是交給了積極與美國拉攏關係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
吳國楨走馬上任,國府順了美國的意,把陳誠的省主席職位讓給了親美人士,美國仍然不放心,12月23日,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
領事愛德嘉(Edgar)給國務院提供了一些美國軍事占領台灣的看法,如果美國要軍事占領台灣,蔣中正與他的將領、高級官員,需要顧及顏面的方法,可以在他們接受美軍占領前,強調美國支持反攻大陸的最後勝利。
沒有經過協商的占領,可能會碰上某些中國軍隊的反對,但是美軍透過有授權的美軍顧問控制台灣,現在是可行的,也是許多中國官員建議的。許多中國高層官員不斷反覆要求美軍最大限度的合作,甚至建議軍事共管台灣。過去幾個月來,民間流傳日本的盟軍總部將要接管台灣,把國民黨請走,推動台灣獨立。
美國始終不認為國府或者台灣省政府可以度過共軍的軍事威脅,又不能無視於台灣地理位置的戰略重要,所以美國要運用外交與經濟手段,避免台灣為共黨控制,但實際操作上,卻變成處心積慮地打擊蔣中正,要在台灣扶植親美將領控制台灣,無論國府如何低姿態地配合,美國都不抱期待,台北的美國外交官就是要想方設法,敦促美軍出兵占領台灣,這些派駐台北的美國官員,在不斷鼓吹台灣自中國獨立出來之下,讓自己變成了促成台灣動盪不安的因素之一,事實上,美國在1979年1月與台北斷交前,美國在台的勢力,不僅是提供合作援助,促成發展,同時也與台灣內部反對國府力量暗中勾結,成為另一股造成混亂與顛覆國府的力量。歷史的殷鑑告訴大家,不能完全信賴美國,美國為了其自身利益,會出賣過去的盟友。

美國為了保台主張推翻開羅宣言出兵占領台灣| 高靖

文/高靖

美國是個為了自己利益,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國家。1949年國共內戰已近尾聲,美國憂心共軍節節勝利,台灣可能被共軍攻占,美國為了不讓共軍占領台灣,機關算盡,美國國務院曾經推動將台灣自中國領土當中分離出來,不惜推翻1943年中美英三方領導人共同達成的開羅宣言,美國僅僅因為台灣戰略地理位置與意識形態的爭端,寧可背棄戰時同盟國之間的共識與承諾,可見得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先前的承諾,可以一概翻臉不認帳。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清朝甲午戰爭就開始了,迫使滿清政府割讓台澎與遼東半島,但在三國干涉還遼之下,遼東半島沒有被日本強占,僅台澎為日本掠奪。
日軍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全境,中國軍民開始抵抗日本侵略,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中日雙方擴大戰爭規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中國政府對日本正式宣戰,並表明廢棄雙方過去簽訂的馬關條約,要收回當時被日本侵占的台澎失土,中國政府對收回日本侵占領土的態度,在1943年開羅會議當中,獲得了美英兩國的認可,並且在開羅宣言當中表明立場,台灣將在戰後回歸中國版圖。
根據美國國務院有關開羅會議時期的檔案,日本以武力奪取的中國領土,包括東北與台澎,以及遼東半島的旅順與大連港,在戰後都必須歸還中國。
羅斯福總統曾在開羅會議期間,問蔣中正,關於琉球(沖繩)的歸屬問題,因為琉球也是日本在19世紀對外擴張時,所占領的領土,羅斯福有意將琉球也歸還中國,但是蔣中正表示,中國同意與美國共同占領琉球,並且在國際組織的託管之下,中美共同管理琉球。羅斯福也提到香港問題,蔣中正要羅斯福先與英國討論過後,再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戰時的中美英三方的開羅宣言,確立了戰後台澎回歸中國版圖,儘管如此,美中雙方對於台灣的地位問題,卻有很大的不同。對中國政府來說,對日宣戰後,已經宣布不承認馬關條約的立場,故台灣戰後即為中國收回,台灣地位問題很清楚。美方卻認為,在對日和約沒有簽訂之前,台灣不能算完全回歸中國領土,國府在戰後到台灣接受日軍投降,那是同盟國戰時的協調,與確認台灣的歸屬沒有直接關係。不過,國府在台灣設置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為台灣省政府,對台灣進行實質的統治與管理,美方並未干涉國府這樣的作為,美方同意這個態度,是多少默許國府對台灣的主權主張。
因共黨軍事威脅,使得為台灣的地位問題受到重視,台灣地位卻被開羅宣言框住,台灣被認為屬於中國領土。面對共軍在中國大陸內戰逐漸握有主動與優勢,台人與美方多對台灣前途感到悲觀,不認為國府能夠防止共軍侵占台灣,因為這個緣故,美國政府從1948年底到1949年,花了許多時間探討,幾乎是到了機關算盡的地步,希望找到有效保衛台灣的方式,為了要讓美國能夠合法介入台灣,把台灣與中國分離,國務院不惜推翻戰時的共識,要否認開羅宣言對於台灣地位的認定。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從1948年12月1日到1949年12月27日之間,總共經過美國總統杜魯門同意,透過白宮國安會發布了10道指令,從NSC37到NSC37/9,所涉獵包括確認台灣與美國安全利益有關,以及如何確認台灣地位,軍事援助台灣等等,都是用來指導美方文武官員如何處理台灣問題。
1949年1月19日的NSC/1文件提到台灣的法律地位,必須等到和約簽署後才能確定。美國在戰後根據開羅宣言精神,協助並且承認中國政府對台灣事實上的控制。但是面對情勢的變化,美國可能面臨的不同行動選擇,包括占領台灣,或與國府簽約,在台灣取得軍事基地與治外法權,當然也不排除支持在台灣的國府為受到承認的中國政府的殘餘,可是美方也繼續與台灣自治運動接觸,以備將來符合美國利益時,可以加以運用,這份文件也要求對台灣當局,對於大量來台大陸難民,造成台灣經濟負擔,表達關切。
1949年2月3日NSC/2文件當中,指示使用威脅口吻對台灣當局交涉,如果國府在台灣持續治理不當,國際上的意見很可能轉向支持台灣自治運動。表達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立場,有賴於台灣當局的政府效率與對人民福祉的照顧。
由於國務院方面始終不排除乾脆由美國出兵占領台灣的念頭,這些國安會文件也強調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但是美軍始終對於出兵台灣,卻不像國務院那樣一頭熱,是抱持保留的態度,因為美軍認為如要應付全球威脅,就不可能有足夠兵力在台灣採取軍事行動。1949年2月10日的NSC/3文件當中,參謀聯席會對台灣問題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如果為了防止共黨控制,在台灣問題與冰島情勢兩者都牽涉採取直接行動時,冰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是直接重要的,但是有關台灣的重要性,卻不屬於這一類。
白宮國安會的文件沒有具體處理台灣何以能夠自中國分離出來的問題,對於如何向國際社會說明處理台灣問題的合法地位,國務院採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推翻戰時的開羅宣言,這樣一來,台灣就不必然要回歸中國,國際社會也才能夠合法地介入台灣問題,而不會涉及中國的主權爭議。
就在共軍連下南京、上海之後,台灣問題迫在眉睫,1949年6月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處處長白特華(Butterworth)給副國務次卿魯斯克(Rusk)的備忘錄,認為台灣問題非常急迫,聯合國採取行動才能解決,要求聯合國在初夏時間舉行聯大特別會議,美國將在會議當中陳述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立場,說明為何要撤銷開羅宣言。由聯合國在台灣監督舉行選舉,讓台灣人決定是要回到中國大陸,或者接受託管的安排,等到以後再獨立。
白特華的文件有個附件是由國安會執行秘書索爾斯(Souers)草擬,建議由印度或者菲律賓兩國提交台灣問題,排進聯合國託管委員會的議程當中。英國因為是開羅宣言的當事國之一,也應該與美國同步採取行動,同時宣布撤銷開羅宣言。
國務院的政策規畫處處長肯楠(Kennan)也在1949年7月6日提出一份有關台灣問題的備忘錄,後來這份文件改為由肯楠個人名義提出,而非國務院官員身分。這份備忘錄當中提出如果要台灣對抗共黨,台灣分離主義是唯一能夠吸引足夠草根支持抵抗共產主義的概念。肯楠認為,只有把台灣的國府統治者趕走,台灣才能免於共黨侵略。他提出兩個方法,一是由遠東地區的國家主動領導國際行動,把國府趕出台灣,另一個方法是藉著現在的情況演變已經與開羅宣言當時不同,為了太平洋區域的穩定與台灣人民的利益,需要美國介入,單方面地暫時控制台灣。
肯楠對於國共內戰毫無同情,他在備忘錄當中主張,美國有責任強制把在台灣的國府軍隊與大陸難民遣返大陸。肯楠傾向美國片面占領台灣,他認為只要有足夠的決心,速度,不講情感,自信,就像老羅斯福總統那般的行事風格,那不僅會成功,還可以對遠東與美國帶來電擊般的效果。
有關國際介入台灣問題,在肯楠的備忘錄有一份附件,這份附近提到可透過菲律賓、澳洲、印度等國推動,美國多多少少都會被戰時在開羅的承諾,以及先前協助國府重新控制台灣的事情綁手綁腳,假如有其他國家出面,美國會在幕後協助推動台灣舉行公投,由台灣人決定是否回到大陸,或者託管,或者獨立。
美國人也許是出於保護台灣人的善意,才會想盡辦法將台灣自中國分離出來,希望以國際力量,保護台灣免遭戰災,美國最終不能下決心出動軍隊把國府從台灣趕出去,也沒有支持台獨團體顛覆國府,對台灣的命運,採取了放手策略,直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對台策略才開始有了新的思考。
不論是美國駐台總領事館,或者國務院,在1948年到1949年當時,對台灣前景多半是悲觀態度,美方沒有真正理解的是中國政治的特殊之處,蔣中正雖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仍在幕後操縱國府內部擁蔣勢力,當時國府其實是分裂狀態,表面上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但其他各省地方勢力或者國民黨派系,或者國府軍方勢力,並不一定完全接受李宗仁指揮,蔣中正仍握有最大政治實力,才能將國庫黃金與兵力逐步調往台灣,陳誠也是蔣中正在下野之前,預先在台灣安排好的布局,這一切都是為了鞏固國府在台灣的生存,也同樣確保台灣往後的發展,美國當時不願同情蔣中正的立場,只以偏狹的台灣角度考慮問題,自然無法看清大局。
早在1949年1月陳誠接掌台灣省主席後,美國想要將國府趕出台灣,早已經是不可能了,除非親美派的孫立人或者其他有軍事實力的人,願意與美國合作發動政變,但這些在共軍威脅下,沒人敢採取自亂陣腳的冒險舉動,美國國務院忙了一整年想要把國府趕出台灣,最後仍然只能遷就現實,與在台灣的國府打交道。

蔣中正一個中國外交受挫蔡英文拒絕一個中國也受挫|高靖

文/高靖

蔡英文政府因為在兩岸關係當中,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造成她上任兩年以來,因為對岸外交競爭,連續丟失的四個邦交國。許多同情民進黨政府困境的人,不知所以然,引蔣中正總統生前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經短短幾年之內,丟失更多邦交國,試圖幫蔡英文執政無能解圍,可是蔡英文與蔣中正兩者的情況與背景完全不同,一獨一統。
蔣中正因為一生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無法與北京政權共處的困難下,逐漸失去了大國邦交,也失去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蔣中正不願造成無法挽回的國家分裂事實,堅持一個中國,與蔡英文反對一個中國,推動漸進台獨,兩者完全不同。
蔡英文上任兩年以來,非洲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洲的巴拿馬,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這次再加上非洲布吉納法索,有四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在兩岸當中轉移外交承認到北京。
兩岸外交戰的最核心爭點,其實是一個中國,蔣經國總統1988年死後,李登輝繼位總統,中華民國慢慢轉向不挑戰誰代表一個中國的合法地位,是在未公開之下,不言而喻地,接受兩個中國路線,即使對方搞雙重承認,也願意接納,希望增加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但是雙重承認也顯然無法對抗北京的國際壓力。
1990年代因為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大陸發生天安門六四事件、蘇聯瓦解後等等的新國際情勢,李登輝透過金錢外交,收買他國元首,在外交上頗有斬獲,但到了2000年之後,台灣整體實力已不如1990年代。中華民國始終無力突破被國際組織拒於門外的困難,1990年代後期李登輝躁進的兩國論,讓美國一度往北京傾斜,另外,李登輝想以3億元金援介入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也沒有成功。
2000年之後,兩岸原本在外交上的競爭,你來我往,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後,修補兩岸關係,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外交情勢才稍微緩和,台灣也能夠在北京諒解與默許下,參加許多國際組織,馬英九和緩兩岸關係的努力,受到國際上的稱許,直到2016年蔡英文就任總統後,兩岸情勢丕變,台灣的外交情勢更是急轉直下,兩年連失四國,岌岌可危,隨時會丟失邦交的,還有好幾個國家,一時也看不出還有那些國家願意與台灣發展正式外交關係。
一般人或以為中華民國與某國建交,或者斷交,就只是建交與斷交,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這些在一般人認知上的外交挫敗,斷交,不只是失去某國的外交關係,而是對方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轉移外交承認,從台北轉為北京。日本在1972年與北京建交,美國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都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
如果要爭論美日等大國究竟是認知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這只是很無趣的文字辯論,其實雙方國家的共識,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只有北京政府能夠代表中國,故這些斷交國在聲明當中,所使用的多為轉移外交承認,而不只是斷交這麼簡單的說法,若沒有弄清楚這個外交意義上的差別,大家就會把斷交問題看得沒有那麼嚴重,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人認為斷交無所謂,或者放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可能更有出路等等的看法,都是因為沒有看到其中一個中國的框架使然。
也就是說,即使甩掉中華民國體制,以台灣之名建立新的獨立國家,也不太可能保障台灣有美好光明的未來。台灣在說服國際社會接納這位新成員之前,很大的可能,先要接受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的試煉,因為實行台獨就碰觸到北京所無法容忍的範圍了,這時連最基本的生存,都可能無法獲得保障。
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會籍案,都已經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準備退出聯合國,所幸當年在與美國甘迺迪政府幾個月的交涉之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國不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台北也不要對外蒙入會案表達反對,在這個條件交換下,度過了一場危機。
到了1964年,蔣中正又碰到法國戴高樂總統決定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難題,這依然牽涉到中華民國對一個中國路線的堅持。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Rusk)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會面,兩人討論到法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魯斯克對蔣廷黻表示,美國沒有兩個中國的態度,美國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兩個中國意涵的關切,國府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刻對法國採行報復。國府如果堅定不動,北京方面也許會無法忍受,很有可能法國與中共都在賭,刺激台北與法國切斷外交關係。美國建議國府現在不要有所決定,讓中共面臨最大的考驗。
1964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賴特(Wright)與蔣中正會談了兩小時半,在這場會談中,蔣中正依舊提到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根據賴特的記述,蔣中正的說法是,他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他的同胞能夠再度確信,他絕對不會容許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大陸,軍隊與人民才能保持高度的士氣。
1964年3月2日,兩蔣的好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Cline)寫給中情局長馬孔(McCone)的備忘錄,說明克萊恩訪問台灣的情況。克萊恩2月銜命到台北,說服蔣中正延後兩星期與法國斷交,迫使北京與法國表明法國必須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支持,這是與北京建立關係的代價。這種方式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許多國家會認為在兩個中國情況下,就有辦法與北京建立關係。很少國家追隨法國的腳步,因為他們發現,任何國家承認北京,就必須承認北京接管台灣與台灣的12萬人民的權利。
中華民國與法國斷交當時,是退出聯合國之前,少數大國為了北京的外交關係,犧牲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有鑑於當時這種特殊情況,加上美國不滿中共援助北越,使得越南情勢無法緩和,希望國府不要給法國太輕鬆的處境,詹森政府知道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才會解釋要蔣中正暫緩斷交,不是要讓兩個中國變成既成事實,後來情況的發展,也顯示北京也無法容忍兩個中國,逼迫法國必須與台北斷交。
美國當時是在保護國府利益下,對蔣中正提出多方建議,當時因為美國與北京有戰略利益上的矛盾,故支持國府的一個中國,也希望藉此讓其他有意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看看,現實的情況是,在北京的壓力下,你只能夠在兩岸當中二選一,不能兩全其美。在那個時空下,國際政治環境與冷戰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使得中華民國在法國斷交後,還稍稍能夠喘口氣,但到了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社會清楚認知風向轉變了,這才造成許多國家棄國府不顧,轉向北京。然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考慮,是在堅持一個中國,不能容許兩個中國情況發生,才不得不然的處置。
後人批評當時蔣中正的保守措施,使得台灣失去了國際舞台,某方面這個說法正確,但即便採取了兩個中國,以北京當時逐漸營造的國際壓力,台灣也很難繼續以中華民國身分留在聯合國,因為中華民國的地位是由北京所取代了。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當時是用漢賊不兩立廣為宣傳,但這漢與賊只是用簡單的文字,說給一般人理解何以中華民國必須退出聯合國,因為賊來,漢豈能共處一室,只有離開一途,別無他法。國府堅持自己是正統,無非是對內鼓舞來台外省軍民,對外已慢慢失去說服力。可是確保了一個中國路線,讓台灣並沒有因此變成另外一個國家,沒有把台灣自中國當中分離出來,這一點,如果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看,蔣中正的堅持,雖然沒有能遏止台灣島內的獨立運動,但至少仍使台灣在中國的範疇當中,至於這個中國的意涵影響深遠,才會在1990年代的兩岸接觸當時,有所謂九二共識的論述了。
蔣中正因為堅持一個中國,造成國府失去許多邦交國。蔡英文因為拒絕九二共識當中的一個中國,迫使北京當局採行激烈的對台圍堵措施,連續兩年蔡英文失去四個邦交國,造成非洲僅存史瓦帝尼一個邦交國,歐洲僅剩一個教廷,中美洲、加勒比海都不穩定,南太平洋島國更受制大陸龐大政經實力,也不是台灣能夠那麼容易確保邦交。蔣中正時期的外交困難,表面上與蔡英文現況類似,都面臨中共的國際政治壓力,但是實質上,兩人所處環境與對台灣前途的所思所念,完全不同。蔣中正也許被許多人批評沒有保障台灣的外交利益,那只是站在個別的台灣立場而言,若以中國的統一問題來說,蔣中正為中國統一至少保留了一定的看似微妙的可能。

美中情局報告稱冷戰時期台海有不明飛行物|高靖

文/高靖

2018年5月5日,有人聲稱解放軍軍機在馬祖上空如入無人之境,其實這只是民眾缺乏航空常識,以訛傳訛的說法。國防部還慎重其事發布新聞稿說明,依據雷達資料,民眾所指稱的時段,並無共軍飛機在馬祖上空飛行紀錄,僅有民航機在附近活動,研判為4萬英呎高空飛行民航機所產生的凝結尾。不過,從美國中情局的機密檔案當中,真有一份有關台灣外島看到不明飛行物體(UFO)的目擊報告,中美雙方還曾經共同調查這些目擊事件。

不明飛行物體一直是人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這幾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公開了許多管制多年的機密檔案,很大一部分,就是全世界各地號稱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報告,其中有不少是美國飛行員聲稱看到不明飛行物。在中情局成堆的過期機密檔案當中,有台灣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調查報告。

1968年,國際發生許多大事,這一年越戰因為北越在南越全境發動攻擊,震撼美國白宮,把美國政府宣傳越戰順利進行的謊言戳破,詹森總統也因此放棄競選連任,黑人人權牧師馬丁路德金恩、羅伯甘迺迪兩人都遭人暗殺,巴黎發生學生暴動,美國各地大學也紛紛有不同的學生運動。台灣在美國政治壓力下,正從整戈待旦,積極準備反攻大陸,逐步轉換為建設台灣,蔣經國是國防部長任期最後一年,1969年轉任行政院副院長,積極推動建設台灣。

就在這紛亂的一年,台灣海峽與金門上空,卻出現不明飛行物體,國府派三位官員與美方合作調查,最後雖然想要將這個不明飛行物歸類為人造衛星,但是目擊者認為它飛行的速度,比人造衛星還要快。

不明飛行物體在全球各地都有人宣稱目擊,讓人想像是否外星人來到地球,或者可能是美蘇強權祕密研發的特殊兵器。台灣也不例外,就在美蘇兩國積極展開太空競賽的年代,台灣也有人目擊不明飛行物,而且是在敏感的軍事重鎮金門外島,牽動中美雙方展開調查。根據中央情報局公開的檔案當中,時間標明1968年9月,有關台灣看到不明飛行物的報告,這份被列為機密(Confidential)的報告顯示,一個由三位國府官員組成的調查小組提出報告,說明這些不明飛行物是在1968年7月17日後,陸續被民眾看到,出現在台灣海峽與外島。

這個調查小組認為,這些不明飛行物可能是人造衛星、飛碟、電子干擾裝置、心戰汽球等四種。這份機密報告並沒有全文公開,而是經過中情局內部的刪節後才對公開,被刪節的內容,都與美方參與國府調查不明飛行物有關,顯示美方極有可能有介入調查,至於詳細的調查內容因為被刪節,而無法得知。

中情局的機密報告顯示,共有兩起目擊不明飛行物事件,分別是發生在1968年7月17日,與1968年8月12日到13日之間,在台灣海峽與金門上空。7月17日的晚上7時15分到9時30分之間,以及凌晨4時到5時之間,不明飛行物在金門上空被目擊到,由東向西飛行。8月13日所看到的不明飛行物,經過調查後,認為可能是人造衛星,但是報告中也提到,這個不明飛行物的飛行速度,比人造衛星還要快一些。

另一個有趣的記錄是,從參謀總長賴名湯生前留下的日記,1968年8月1日這一天賴名湯記載,7月29日空軍四架F-86戰機在馬祖巡邏時,突然發現下方有三架共軍飛機,可是石門、東引、外埔的雷達,都沒有發現。馬祖的高射砲也沒有看到,使人半信半疑。賴名湯說,後來派了八架F-104戰機到同一地點巡邏,看看大陸如何反應,結果一切和平常一樣,沒有積極的徵候。

賴名湯在1968年是國府空軍總司令,按照他的說法,空軍戰機在空中看到三架不明飛機,以為是共軍戰機,但是地面雷達卻毫無反應,賴名湯想弄清楚大陸的狀況,所以另外派飛機去出現三架飛機的空域巡弋,測試大陸反應,這時卻沒有大陸飛機出現,顯示先前可能不是碰上大陸飛機升空與我對峙,但也沒有確切證據,能夠確認被看到的不明飛機究竟是什麼。

賴名湯個人記述下來的這起馬祖上空戰鬥機看到不明戰機的事件,與金門與台灣海峽目擊不明飛行物的時間,非常接近,不禁讓人好奇到底天空中藏著什麼樣的秘密,當年台海與金門上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台灣海峽與金門在冷戰期間,遭人目擊有不明飛行物體,驚動美方派員來台參與調查,這些當時列為機密的調查報告,封存多年後公開,其中並未確認這些被目擊的飛行物,究竟是什麼東西。不過,美國中情局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的掌握,十分密切,甚至只是學術研討會,中情局都要展開情報蒐集,根據中情局的解密檔案顯示,美方密切掌握有關兩岸不明飛行物體的狀況,包括兩岸雙方曾在1993年舉行了兩岸不明飛行物體的研討會,這個活動都被中情局秘密監控。

中情局的檔案記載台灣在1973年已經成立研究不明飛行物的組織,大陸是在1978年成立同樣的研究機構。亞洲地區目擊不明飛行物,不只是在台海地區,根據中情局的解密檔案,包括東北亞地區,在1940年代之後的期間,美軍飛行員有許多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1948年10月,美軍駐防日本的F-61黑寡婦夜間戰鬥機,目擊不明飛行物在空中加速脫離。1952年1月,韓國元山有B-29轟炸機目擊不明飛行物,3月在日本三澤基地報告不明飛行物繞著F-84戰鬥機飛行。

1952年8月與10月,美軍在韓國的C-54運輸機與地面塔台,都有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1953年2月,韓國的F-94戰鬥機目擊不明飛行物。

1956年12月,美軍雷達發現不明飛行物,F-86戰鬥機前往追逐,雷達受到干擾,隨後這個不明飛行物飛走。同樣是12月,美軍在遠東地區駐防空軍,也有一起戰機在空中目擊不明飛行物的報告,但最後還是讓這個不明飛行物跑掉了。1958年7月,日本北海道也有美軍軍機目擊不明飛行物。

從這些不同的美軍飛行員報告看來,空中的確有某些東西的存在,讓人們目擊後感到不尋常,如果是一般人目擊,可能會誤認,但是美軍飛行員受過軍事訓練,對於空中出現不尋常的飛行物體,提出的懷疑應該比一般人更可信,但是到目前為止,始終沒有人能夠確認這些可疑的不明飛行物,到底是什麼東西,究竟那些目擊報告所看到的是什麼東西,是來自地球以外的物體嗎?也許有那麼一天,這些接觸都會有水落石出的時候。

甘迺迪選舉計算美國放棄兩個中國政策|高靖

文/高靖

中華民國當年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居然是甘迺迪總統生前一個大煩惱,甘迺迪原本主張運用兩個中國,讓中國大陸可以進入聯合國,但是他在1961年就任總統不久,深思熟慮後認為他在大選勝選幅度非常小,推動兩個中國,會讓他被共和黨修理,造成內部分裂,他不准幕僚部屬推動兩個中國政策。這一年的聯合國大會又因為茅利塔尼亞入聯案,糾纏上外蒙入聯案,使得中華民國處境尷尬,若否決外蒙,蘇聯就否決茅利塔尼亞入聯,甘迺迪力勸國府不要動用否決權,雙方意見往返多次,蔣中正最終換到了甘迺迪保證,若中共入聯,美國將採取否決權阻擋,這才使國府改弦更張。
甘迺迪政府的國務卿魯斯克在他的 「政壇見聞錄」(As I saw it)書中透露,他曾在1961年5月,與甘迺迪總統進行過長時間私人會談,主題是中國問題。根據魯斯克的說法,他問甘迺迪,國務院是否有需要研究調整中國政策的可能。兩人討論出了某些方案,就是承認兩個中國,所謂的兩個中國策略,在幕後調解北京與台北,默默地努力,然後靜待情勢的發展。
魯斯克說,他與甘迺迪都同意,美國的中國政策,在他們就任總統的那時,甚至可說很多年以來,都沒有反應亞洲的現實。然而,在提到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時,魯斯克表示,毫無意外地,甘迺迪排除中國政策任何改變的可能,因為甘迺迪在11月(1960年大選)選舉只以些微差距獲勝,甘迺迪認為是伊利諾州的庫克郡獲勝讓他勝選,甘迺迪覺得自己沒有獲得美國人強力的授權,因此對於每場戰役,甘迺迪都非常謹慎選擇議題,任何關於中國政策的改變,都會面臨一場激烈的戰役。在艾森豪總統卸任前,艾森豪告訴甘迺迪,雖然一般來說,他會支持甘迺迪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強烈反對任何新政府承認北京,以及允許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的企圖。
而且美國與北京的接觸,並沒有具體成果,簡而言之,中共對於改善中美關係似乎興趣不大,至於甘迺迪所關切的更符合現實的中國政策,就變成了以後再談,不急於一時。甘迺迪顧忌這個議題會造成國會與人民的分裂,他認為一個更符合現實的中國政策的潛在利益,並不足以讓他冒著嚴厲的政治對立的風險。他如果這樣做,就會被共和黨的中國遊說團,以及許多國會議員嚴厲批評,我們若要執行兩個中國政策,將會非常困難。
魯斯克認同甘迺迪的理由與結論,他也讓甘迺迪知道他的看法。當他要離開總統辦公室時,甘迺迪提醒他,不希望在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上面,讀到國務院正在思考改變我們的中國政策。他回到國務院時,史蒂文森(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斯(國務次卿)與其他人來與他討論中國問題,尤其是他們希望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他扮演了老頑固的角色,阻止他們。他沒有告訴他們,他與甘迺迪總統的談話,因為他們會對華盛頓時報與紐約時報洩漏這個新聞。他也沒有進行任何新的中國政策的研究,在經常洩密的甘迺迪政府當中,即使只是這樣,都會被媒體知道。
儘管根據魯斯克的描述,甘迺迪有關兩個中國的想法,僅僅只是短暫的,但是因為當時美國考慮給台獨份子廖文毅入境簽證,又準備與外蒙古發展外交關係,都引起國府強烈的猜疑。尤其國府與共和黨艾森豪政府穩定接觸了八年,現在又換回到過去對國府非常不友善的民主黨政府,國府上下都對美國新政府有些摸不透關係。
當時為了加強對美工作與聯合國會籍問題,外交部長沈昌煥、駐美大使葉公超、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在美國積極與國務院交涉,但是台北的蔣中正卻運用美國中情局台北站長萊恩直接向白宮傳話,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大作用。
台北避過了兩個中國,可是如果杯葛外蒙案,引發蘇聯杯葛茅利塔尼亞,就會失去非洲國家支持,一旦國府的會籍案遭到挑戰,表決的支持票數就可能受到很大影響,環環相扣,每一步都有外交影響,當時國府已經抱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立法院甚至決議反對外蒙入聯,美國顧慮國府在聯合國地位,由甘迺迪總統親自寫信給蔣中正,傳達美方訊息,希望化解國府的態度,找到轉圜空間。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1年4月5日,國務院給美國大使館的電報提到,葉公超拜會魯斯克,葉公超請魯斯克代轉蔣中正給甘迺迪的信函,信函中表達國府反對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的立場,因為漢賊不兩立。甘迺迪也在17日回覆蔣中正,雙方的問題不在於共同的目標,而是如何選擇達到目標的策略(此處所指應是維護中華民國的聯合國會籍)。5月2日,國安會幕僚柯莫(Robert Komer)提交一份備忘錄給國安顧問彭岱,柯莫認為國府有信心危機,美國應該馬上採取行動,安撫國府,也許雙方還是要信件往來,如果副總統詹森利用到東南亞訪問時,順道到台北,也許更好。
5月14日詹森訪問台北,但是中美雙方溝通效果顯然不如預期,國府仍然懷疑美國不放棄兩個中國,6月21日,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給國務院的電報研判,蔣中正會離開聯合國,也不願被迫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果不其然,根據陳誠1961年6月27日日記,蔣中正邀集國府官員開會,對於美國推動兩個中國與外蒙建交問題,極為憤慨,決定退出聯合國,以示決心。
詹森離開台北後,蔣中正在6月9日致函詹森,蔣中正在信中強烈反對美國有意與外蒙建交,美國是朝向兩個中國邁進。中美雙方歧見仍深,甘迺迪決定直接回信給蔣中正,根據國務院檔案,甘迺迪在7月14日去函蔣中正,甘迺迪認為如果他們兩人能夠見面,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但他們兩人都走不開,甘迺迪敦促蔣中正指派一位完全受到蔣中正信任,能夠代表蔣中正與國府的人到華府,與他以及其他美國官員溝通聯合國的策略,甘迺迪點名蔣經國,希望他能夠來美溝通。不過,也許是基於雙方對等,蔣中正指派陳誠訪美。
不過,蔣中正寫信給詹森,卻引起白宮與國務院摩擦,甘迺迪發現國務院為詹森所擬回函,內容非常糟糕,對於蔣中正提出的各項問題,都缺乏具體表現善意,而此時是最需要善意。副總統也不宜涉入高度爭議的議題,甘迺迪要直接回信給蔣中正。遭到甘迺迪批評的回函,是由助理國務卿馬康衛草擬,他辯稱是因為詹森要求不要具體回覆蔣中正。蔣中正寫信給詹森,卻由甘迺迪回信給蔣中正,這個事件也隱約透露出甘迺迪與詹森兩人之間微妙的氣氛。
對於外蒙案,7月23日陳誠日記記載,他向蔣中正建議,可棄權,不然投反對票。這可能是陳誠可能受到好友王世杰影響,注意到否決權可能對國府會籍帶來的負面影響。26日,陳誠再次建議,可考慮棄權,前提是美國不與外蒙建交,放棄兩個中國,反對中共入聯。29日陳誠搭機訪美,與甘迺迪展開會商,陳誠在8月1日日記寫,魯斯克對外蒙案盡其威脅利誘之能事。顯然預期的溝通效果,又沒有能夠達成,中美雙方仍無共識。
眼看著聯合國大會時間逼近,這時候甘迺迪也耐不住性子,8月15日又寫信給蔣中正,信中強烈敦促國府不要對外蒙採用否決權,如果國府不用否決權,美國也會採取缺席的策略。彭岱在22日寫給甘迺迪的備忘錄提到,他與葉公超會面,說明這封信是甘迺迪對於美國政策的堅定支持,但是他們認為甘迺迪是國府的朋友,不會真如信中所說的那樣。彭岱也在同日給副國務次卿詹森的備忘錄提到,他與葉公超兩人討論,如果國府改變立場,可以得到什麼回報,他向葉公超挑明了說,如果國府私下保證不動用否決權,美國會協助國府在非洲爭取對國府聯合國會籍的最大支持。葉公超希望彭岱讓莊來德向國府提出同樣的說法。葉公超形容蔣中正還沒有下定決心,但是未來兩三天內可能就會下決心。
葉公超擔心他個人強烈支持國府改變立場的事情,不能讓台北知道,彭岱要求詹森與莊來德聯繫時,不要提到他與葉公超的談話。
葉公超是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卻私下支持美國立場,沒有謹守政府反對外蒙的堅定立場,與美方交涉,反過來要美方跳過他,直接對台北傳話。從陳誠日記可以看到同時間,蔣中正對葉公超充滿疑慮,急著把葉公超調回台灣。陳誠9月11日日記引述沈昌煥說法,沈昌煥說宋美齡打電話告知,葉公超向宋美齡建議,對外蒙問題可在開會時退出會場,這是蔣中正對葉公超不滿的原因。
8月26日陳誠日記,蔣中正邀大家討論回甘迺迪信函,陳誠建議簡單表明立場,不必過於刺激,因為甘迺迪對我國尚好。陳誠輕描淡寫幾句話,可是根據國務院檔案發現,美方對蔣中正信件反應不好。9月6日魯斯克要莊來德盡速將甘迺迪的回信交到蔣中正手上,甘迺迪在信中對國府仍然使用否決權,表達極度失望,國府似乎不瞭解對外蒙的否決,可能對國府的聯合國會籍造成嚴重後果。假如雙方不能達成協議,國府應該理解美國必須保持行動自由,為了推進我們共同的目標,採取我們認為最有利的方法。陳誠日記9月6日稱,蔣中正對甘迺迪信函提到各行其事,極感不快,擬覆函責國務院。
蔣中正與甘迺迪多次信件往來,顯然都沒能夠達成溝通效果。10月2日蔣中正見莊來德,請美方澄清立場。當時陳誠仍然堅持政府立場,但蔣中正已有轉變。國務院檔案在10月2日有魯斯克給台北大使館電報,研判蔣中正如果對於某些特定的問題,得到莊來德滿意的答案,蔣中正對於否決權案態度可能會有所轉變。10月5日,魯斯克請莊來德盡快轉達甘迺迪的訊息給蔣中正,甘迺迪解釋他不會用威脅的口吻,對忠實的盟友說話,甘迺迪提議國府放棄對外蒙使用否決權,美國就不會採取外交主動。
10月6日,莊來德回報,蔣中正希望甘迺迪公開承諾支持國府,他可以準備放棄使用否決權,但是少了這個承諾,他會碰上很嚴重的麻煩。10月7日魯斯克告訴莊來德,蔣中正的想法正由白宮與國務院研究當中,甘迺迪會舉行記者會說明。
根據國務院的記錄,彭岱在11日請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傳話蔣中正,美國會對國府私下保證對中共入會案動用否決權,這個保證不能公開,如果公開,美國只好否認,彭岱希望克萊恩或者葉公超向蔣中正傳達這件事情,彭岱還再三強調甘迺迪對克萊恩的信任。14日,克萊恩給了彭岱機密報告,上面有蔣中正列出四點意見,希望甘迺迪接受,若美方讓步,國府也可配合。
10月15日,陳誠在日記提到宋美齡告知由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向白宮提出外蒙案問題,等待白宮回覆。國務院檔案在10月16日有魯斯克給莊來德的電報,電報中轉達甘迺迪指示,由莊來德向蔣中正口頭轉達甘迺迪的私下保證。到這個時刻,中美雙方總算對於否決權的問題達成共識。
根據陳誠日記,10月18日,蔣中正告訴陳誠,接受甘迺迪的意見。23日,外蒙案政策確定變更,葉公超也向陳誠表達克萊恩居間協調,他完全不知情。外蒙後來順利入聯,美國也依約沒有與外蒙建交。
蔣中正與陳誠的堅定態度,讓美方對兩個中國政策知難而退,雖然未能阻止外蒙入聯,但這個讓步爭取到美國更大支持,尤其克萊恩在最後雙方高層對話過程,扮演了關鍵角色,葉公超與莊來德兩位大使都不清楚台北與白宮的溝通細節,克萊恩卻深受雙方信任,傳話精準,促成最後溝通成果。

蔣中正藉中情局反制國務院|高靖

文/高靖

弱國無外交,國府1949年撤退來台後,為了生存,仰美國鼻息,蔣中正總統應付美國關係,並非外界想像那般,他沒有與台灣現在那般,毫無國格地全面向美國傾斜,蔣中正在冷戰背景下,巧妙運用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將對美關係發展出國務院、大使館外交系統,以及中情局兩條外交軸線,蔣中正深知國務院對國府不太友善,其中甚多是對國府存有偏見人士,這些人往往成為國府與美國政府之間有效溝通的障礙,蔣中正卻藉著發展中情局路線,可以跳過國務院系統,避免訊息遭到偏見扭曲,由中情局協助總統府直接與美國白宮對話,1960年代聯合國外蒙案獲得折衷解決,就是蔣中正透過中情局與白宮直接對話的外交決策。
國府初來台之際,美國政府援助台灣並不積極,但是韓戰後中情局卻給予台灣甚大支援,藉以襲擾大陸東南沿海。大陳島、金門、馬祖等外島,早期多有中情局的掩護機關西方公司人員進駐,提供裝備武器與戰術指導。後來在台灣演變成美國大使館與美軍顧問團對上中情局,爭奪在台的主導權,1950年代當時,正規的外交系統大使館奪下主導,西方公司撤出大陳島,指揮大陳島上游雜部隊襲擾大陸沿岸的胡宗南,也被調回台灣,改以接受美援裝備的正規師,但其實蔣中正派去仍然只是戰力不足的部隊。
根據曾經擔任大陳島司令官的胡宗南1953年7月10日日記,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到大陳視察,建議增加大陳島正規師。7月12日,大陳島西方公司人員全部撤出。蔣中正的英文祕書沈錡回憶錄也有相關的記載,1953年7月11日,蔣中正、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副團長麥唐納、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會面,蔡斯與麥唐納建議用新式裝備的一師步兵,駐防大陳。麥唐納還建議撤換大陳島司令官胡宗南。7月18日蔣中正對藍欽表達認同麥唐納的建議,7月31日,胡宗南日記有蔣經國奉蔣中正之命,當面轉達大陳島的江浙反共救國軍總部改組為大陳防衛部,劉廉一擔任防衛司令。
胡宗南是蔣中正黃埔軍校嫡系親信,雖然在抗日戰爭與內戰的作戰指揮表現平平,甚至吃敗仗,但因為只效忠蔣中正一人,所以受到蔣中正寵信,從大陸撤台後,蔣中正將他派往大陳島,因為收編江浙沿海遊雜部隊,需要與中情局合作,蔣中正讓胡宗南與中情局發展關係,可見其信任與重視,胡宗南在日記當中引述不具名人士說法,認為他被調走,與參謀總長周至柔、副總長蕭毅肅有關。這個可能是國府內部派系鬥爭下的另外發展,但美軍顧問團與美國大使館的意見,可能更讓蔣中正在處理上要更加謹慎。
蔣中正當時發展中情局關係,國府內親美派龍頭宋美齡也有很大關係,宋美齡曾經批評過陳誠、胡宗南都不是親美派,宋美齡曾在士林官邸,招待西方公司在台成員,中情局藉國府將領蔡文治發展第三勢力,作為國府以外的反共勢力時,保密局也曾經藉著拉攏中情局,想要吸收美國資源,以抗衡蔣經國在國府內膨脹的勢力,宋美齡當時支持保密局,根據中情局解密文件,宋美齡並不知保密局與中情局合作,最終目的是要鬥垮蔣經國。
蔣中正對於美方提出的許多看法,其實並不全然聽大使館的。沈錡回憶錄1954年2月12日上午,總統府開會,藍欽提出今後海上截船及沿海突擊工作,由中情局所轄西方公司,轉由美軍顧問團處理,這項方案通過後,中情局代表杜根退席。
但是顯然中情局並不買大使館的帳,6月19日上午,蔣中正接見西方公司負責人強斯敦,蘇聯油輪三艘,最近運油經過香港,似有駛往廈門及上海模樣,美方望我政府加以攔截,23日,國府海軍就扣押了蘇聯油輪陶普斯號,引發了重大的國際糾紛,但是蔣中正毫不以為意。6月24日沈錡日記記載,外交部又接到美國大使館勸我們不要拘扣蘇輪,沈錡說,這是美方的矛盾,大使館的態度顯然與中情局完全相反,他也向蔣中正報告。
美國大使已經當著蔣中正的面前,要求海上截船改由美軍顧問團負責,但蔣中正卻配合中情局的情報採取行動,無非是藉著美方內部的不同部門權力鬥爭,爭取對國府最有利的條件,蔣中正與中情局的密切合作,更是讓他多了一個交涉管道,跳過向來對國府不友善的國務院系統的阻擾。
1958年,克萊恩來台接任中情局在台站長,蔣中正透過蔣經國與克萊恩發展合作關係,鑑於先前外島突擊大陸的合作經驗,國府與中情局關係越來越熱絡。副總統陳誠日記1961年10月15日,下午六時,宋美齡親來告知關於外蒙入會案,蔣中正親筆所擬四項原則,已由克萊恩直接送白宮,待白宮覆電如何,再告訴陳誠,希望陳誠能安心休養。外蒙入會案,牽扯眾多,非常複雜,因為蘇聯宣稱外蒙若無法入聯合國,就杯葛非洲茅利塔尼亞入聯合國,引起非洲諸國向美施壓,若茅利塔尼亞無法入聯,他們會杯葛中華民國的會籍地位,這可非同小可,也非國府單獨可解決。
這麼緊急的狀況,最後就是靠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與美國總統甘迺迪直接對話,擺脫了國務院系統的干擾,讓中美雙方高層釐清相互的態度,最後外蒙入聯,但美國並不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國府暫時保住會籍,中情局的管道,在當時對國府助益甚大,可以撇開大使館內許多對華有所偏見的外交官,能夠直接向最高決策者說明台北的看法。
1960年代,蔣中正已無法不將反攻大陸拿上檯面討論,雖然他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當中,已經放棄在台海的軍事主動,但蔣中正的統治合法基礎,已經隨著遲遲未反攻大陸,加上延任第三任總統,會受到更多質疑。這時候,克萊恩又是他與白宮對話,釐清雙方意見差距的重要管道。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不少克萊恩直接對白宮陳述台灣情勢的檔案。1961年7月7日,白宮國安顧問彭岱給甘迺迪總統的備忘錄,彭岱稱許克萊恩是美國派駐台灣的官員當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並且深獲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信任。這份備忘錄提到,克萊恩為國府傳達對於新的美國民主黨政府的疑慮,克萊恩描述國府的心情是美國是台灣與災難之間唯一的屏障,美國態度稍微一點點的改變,在國府看來就是生死交關的事情。國府習慣了共和黨,害怕民主黨。
克萊恩先前處理國府緬甸撤軍案,是以緩和私下溝通方式進行,獲得國府的配合,他說,國務院卻是以強硬的說法對付蔣中正,而不是在困難的問題發生前,先與蔣中正討論,國務院雖然是對的,但不表示國務院的方法就容易被人接受。克萊恩給白宮的建議是,由甘迺迪總統親自給蔣中正寫信保證,這個效果更勝於其他人,蔣中正目前懷疑的是國務院,不是甘迺迪。美方應該說服國府不要反對外蒙入聯合國,但美方不必在外蒙設館,這對美國的利益太小了。有關反攻大陸的爭議,克萊恩建議彭岱,給予支持蔣中正偵查大陸的任務,或許可以重獲蔣中正的支持,彭岱認為這個想法可以研究。
從克萊恩向彭岱的建議,以及彭岱對克萊恩的看法,顯示蔣中正發展克萊恩關係,在甘迺迪政府上任後,發揮了很大作用,尤其是1961年的外蒙案,克萊恩讓白宮理解台北為何會有那些激烈的反應,以及國府對於生存的憂慮。到了1962年國府與華府雙方為了反攻大陸問題,又出現不同看法,克萊恩的居間穿梭,直接向甘迺迪總統傳達台北看法,效果遠遠高於國務院系統。甘迺迪雖然想要承認中國大陸,但在當時冷戰背景下,並沒有採取這個作法,在克萊恩的建議下,美國政府協助台灣訓練小規模的傘兵部隊,提供運輸機載運傘兵,讓國府的反攻作戰準備看起來有那麼回事情。
國務院1962年5月17日公開檔案,有關甘迺迪與克萊恩會談的內容,克萊恩向甘迺迪解釋蔣中正的壓力,並且傳達蔣中正對國務院系統的不滿,蔣中正特別希望甘迺迪能夠了解,以限制對中華民國的美援,用來作為報復與施壓的威脅,只會有負面效應,而且破壞國府的威信,造成台灣的不穩定與反美情緒。蔣中正希望甘迺迪知道,美國運用外交管道,公開威脅亞洲領袖是不對的,這會讓他們沒面子,拒絕抗拒美國的建議,或是在他的同胞面前失去了信任。國務院逐漸增加使用經濟壓力,對付任何與美國有不同意見的友好國家。蔣中正基於善意與誠摯的態度,建議甘迺迪,這種方式只會減弱中美兩國的合作,傷害雙方共同利益,假如可以排除這種嚴厲的手段,蔣中正認為在任何有爭端的議題方面,都可以找到合理的妥協。
克萊恩離開台灣後,仍然對國府非常友善,到了1980年代,因為過去與蔣經國的信任關係,已經退休的克萊恩,還想為兩岸統一私下傳話,往來兩岸之間,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曾向北京駐美國大使館的冀朝鑄,主動提起這件事情。
蔣中正在1960年代仍然沒有完成他的反攻大陸偉大夢想,1975年病逝台灣。蔣中正在1950年到1960年代的20年之間,面對向來對國府不友善的美國大使館與國務院系統,他成功運用中情局管道,建立了他對美關係操作的第二軌,艾森豪總統時期,中情局勢力擴張,蔣中正利用這個情勢,擴大了台灣對美影響,彭岱對克萊恩的信任,也是蔣中正幸運地押對寶,讓蔣中正可以直通白宮,讓國府又在風雨中平穩度過了二十年。

蔣中正多線操作促成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高靖

文/高靖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開始加快台灣軍事援助,韓戰停火後,台北國府在1953年12月底對美國提出了開案(Kai Plan),1954年1月提出1955年軍援案,兩案都是希望在1955年完成擴充軍隊數量,蔣中正總統加快整軍經武,完成反攻大陸的使命,但是國府提出的軍援方案,遭美方潑冷水,冷淡婉拒,蔣中正顏面難堪,氣得要國府官員不要提案,以免再受美方輕侮。不過,蔣中正一手請求美國擴充軍備,另一手又以主動攻擊大陸前,必先徵詢美國意見,換取中美雙方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美方雖沒有同意開案,也不給太先進的裝備給國府,卻被蔣中正放棄主動攻擊所說服,蔣中正拿到了最重要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穩定了台灣的局勢。
開案是在正常的年度軍援需求外,國府另外提出的軍援需求,蔣中正重視的程度,要求以最高機密等級送交美方。開案在送交美方的過程當中,還曾經鬧過一場烏龍,根據蔣中正的英文秘書沈錡的回憶錄,被列為最高機密的開案曾經被弄丟了,蔣中正到處找不著,問起沈錡是否見到,沈錡也不知道,後來才發現是武官黃雄盛放在抽屜裡忘記了,本來這個機密計畫是要由皮宗敢轉交沈錡,但皮宗敢卻因有事交給黃雄盛,請黃轉交沈,才發生這個誤會,幸好當天蔣經國也在現場,幫忙向蔣中正說明,才化解一場尷尬,否則蔣中正對於這樣機密的文件如此草率保管,免不了會有人倒楣。
蔣中正知道國府無力自己反攻大陸,必須仰賴美國支援,所以開案的說明當中,還有策應遠東局勢為主,我反攻大陸為輔,希望藉此爭取美方認同,但是開案太過龐大,美方批評不切實際,譬如開案要求美國提供B-47轟炸機,1955年軍援案也要求援助B-29轟炸機,這些轟炸機都遠遠超過國府空軍的能力,台灣當時的空軍基地,甚至可能都無法起降這些大型轟炸機,美軍認為二戰後期的B-29轟炸機都超過國府的能力之外,更何況是當時最先進的B-47轟炸機。國府不自量力,難免受到美方輕慢。
根據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在1954年3月8日發給美國國務卿的最高機密(Top Secret)電報,國府外交部在1月11日以備忘錄方式,將1955年軍援案送交大使館,這項方案包括國府擴充三個野戰軍,24個步兵師,3個裝甲師,海軍需要6艘驅逐艦,10艘護衛驅逐艦,2艘運輸艦,以及超過100艘登陸艇與勤務支援艦艇,116架各式飛機,包括F-86軍刀機與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
1953年12月28日蔣中正向參謀聯席會主席雷德福提出開案,有關開案的發想,根據國府國防部的想法,是假設1955年軍援案已經為美方接納,在這個基礎上擴大國府的軍備,藍欽的電報引用一位美軍顧問團的評論,這樣規模的軍援,是需要美國經濟採取戰時規模的動員。藍欽表示,雖然這個評論無疑地有些誇大,但可以看出美軍顧問對開案的態度。
1954年1月4日,外交部長葉公超寫信給雷德福,大致說明開案的範圍,希望在1955年結束之前完成,包括裝備41個步兵師(含一個空降師),除了1955年軍援案要求的海軍艦艇之外,另外增加12艘運輸艦,登陸艦也要增加,531架飛機,包括當時最先進的B-47轟炸機。
對於開案,2月20日,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給陸軍部的信函表達了看法,開案大部分都不容易執行,幾乎每一部分都需要大量增加美國的援助,同時需要具體修改美國的戰略。蔡斯原本建議21個步兵師,2個裝甲師,一個完整陸戰隊師,他認為不需要更動這些。
美國大使館隊開案的看法,從陸軍角度看,若要按照國府所設定1956年1月期限,完成裝備四個野戰軍,但其實只有能力招募、訓練、裝備兩個野戰軍,這個計畫可以在三年到五年內完成。
另外,國府在1954年曾另外提出一億元軍協案,這個方案讓蔣中正氣憤難平,國史館編印「中美協防」第一輯當中,收錄蔣中正在1954年9月21日給宋美齡電報,蔣中正批評美國對我軍經援助之要求,延滯至今,仍置之不理,是輕侮中國,不以余為友邦的態度,殊出意外。22日,蔣中正再電宋美齡,決定不提案,免遭再受輕侮。
當時一億元軍協案,並沒有經過正常外交或者軍事管道,向美國提出,是蔣中正自己向美方提出的,所以蔣中正事後能夠喊停。根據1954年9月17日藍欽的機密電報,9月16日蔣中正找他與國務院外交任務總署遠東區科長穆懿爾,蔣中正希望國務院外交任務總署署長史塔森,應該給予開案最優先,盡快實施,尤其是其中的一億元軍協案,12個月使用一億元,訓練後備部隊,從每四個月兩萬到三萬人完訓,提升到八萬人,也就是一年有二十四萬人。蔣中正說明原本要十八個月訓練,耗費一億三千萬元,但他認為一年一億元就足夠了。
但是美方潑了蔣中正冷水,除了年度的軍事援助案之外,美國不願意放寬支援更多的裝備。10月26日,葉公超從華府發給台北的電報說明雷德福的看法,美國恐無法接受開案。正常軍援外的援助,非他個人或任何一個單位所能單獨決定。
中美雙方討價還價,美國只願意裝備美軍顧問團所提出的陸軍21個足額的步兵師,台北爭不過美國,只希望以24個師的番號,分配21個師的裝備,各師保持八成的戰鬥力,但美軍顧問團懷疑,這樣一來,就沒有任何部隊具有足夠戰鬥能力,雙方你來我往。最後台灣方面提出,保持12個師足額戰力,另外12個師戰力不等,具體分配由國防部與美軍顧問團協商。
蔣中正打算在1954年爭取美國軍援的過程,並不順利,不過,這一年年中的日內瓦會議,中共參加了,對國府的國際地位非常不利,蔣中正只能藉著爭取軍援,希望讓美方重視台灣的安全問題,情勢的發展雖然緊張,但對台灣慢慢有利,9月共軍砲擊金門,11月發生海軍太平艦遭共軍擊沉的慘劇,兩岸情況在韓戰停火後開始緊張,美國允諾提供一艘護衛驅逐艦(DE)補充太平艦損失,反而提高海軍戰力,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在12月簽署,這個爭取到美軍協防台灣的條約,為台灣爭取到了將近20年的政治穩定,也是蔣中正在中美雙方外交折衝過程中的,機關算盡的一次政治勝利。
1954年6月22日藍欽給國務卿的機密信件稱,其中提到中美安全協定的問題,藍欽引述葉公超在6月17日的談話,葉公超說,提出這個協定的目的,是政治的,不是軍事的。這不會增加美國的軍事承諾,如果國務卿杜勒斯擔心大陸攻擊台灣,引起台灣反擊大陸,那麼杜勒斯必須注意蔣中正的談話,中國在沒有事先徵詢美國之下,不會對大陸發動任何重要的軍事行動。藍欽問,是否面對美國反對之下,中國政府會在非常確定的理解之下,不採取對大陸的攻擊行動。葉公超說,這樣的理解不應該包含在協定條約當中,他會去詢問蔣中正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蔣中正為了反攻大陸,必須積極爭取美國軍經援助,另一方面,蔣中正也藉機與美國談判爭取雙方簽訂共同防禦條約,蔣中正挑明了質問杜勒斯,美國不願簽是害怕捲入國府反攻大陸,國府有關中共的軍事行動,都會向美國事先徵詢,國府反攻大陸只需要美國的後勤支持,如有美國協助,在亞洲看起來,反而是有不良影響。蔣中正將軍事主動讓步給美方,利用美國不願兩岸發生戰爭,對國府攻擊大陸多所疑慮的情況下,逐步誘使美方認同台灣放棄軍事主動,接受美方的管制,促成雙方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
1954年8月25日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給杜勒斯的最高機密文件當中分析,蔣中正的保證,給予美國對於可能讓美軍捲入重大衝突的環境,有了更大的控制,與中華民國簽署防衛條約,有助於推動東北亞建立安全防衛。美方的看法,顯示蔣中正願意先向美軍徵詢意見後,才對大陸進行攻擊行動的策略奏效,吸引了美方的認同。但是,這樣一來,也讓國府反攻大陸的準備,前方多了一個美國政治壓力的橫阻,然而,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與蔣中正而言,也許內心清楚明瞭兩岸軍事對比差距大,確保台灣安全與生存發展的現實,可能要遠遠超過反攻大陸的政治理想。

1950年代美國積極介入台灣內政|高靖

文/高靖

美國是個天真又自以為是的國家,美國有時基於善意的作為,卻經常造成對方困擾與傷害。1950年國府剛由大陸撤退台灣,驚魂甫定之際,美國幕後策動台人發展組織,同時又出現主張台獨的團體,國府為了政局安定,逮捕台獨成員,美國國務院認為這是國府壓制台人的聲音,透過駐台北領事館干預施壓國府,搞到後來連親美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都受不了美國外交官的介入,美方這才慢慢理解,國府的強硬作為是為了控制局面,如果過度表達關切,反而會讓國府加大壓力,對這些涉案台灣人造成更大傷害。
抗日戰爭後期,美國新任駐華大使赫爾利抵達重慶,根據國務院的歷史檔案,赫爾利會見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時,提到美國不會介入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赫爾利言猶在耳,幾年之後,美國政府頻頻干預國府在台灣處理台獨團體,顯見美國政客的談話,聽聽就好,美國總會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行事,不理會其他國家的感受。
對美國來說,主張台獨,是言論自由問題,同時也代表反映台灣人的心聲,國府來自大陸,應當要尊重。美國無視於台灣原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事實,片面強調台人與來自大陸外省人的不同,不能以同情的角度,理解國府內戰失敗的困難,幾十年來,美國雖然表明不支持台獨,卻暗中包庇台獨勢力發展,尤其收容偷渡出境的彭明敏,更是美國暗中支持台獨的明證,美國境內還曾有發展恐怖活動的台獨暴力組織存在,台獨暴力組織訓練成員使用炸藥,要在台灣搞恐怖活動,台灣情治單位多有掌握,美國當局明知這些暴力組織存在,卻長期默許他們發展。
國府撤出南京時,美國大使館並未撤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開大陸後,也沒有來到台北,而是返回美國,因為當時美國對於台灣的命運,仍然抱持悲觀看法,國府遷台初期,台北沒有美國大使館,只保持領事館層級。
1950年1月2日,美國駐台北領事館代辦師樞安給國務院的機密電報稱,他剛到台北就遭遇台獨運動成員的接待,他從與黃紀男與另一位Philp Ng的談話,以及從他們的文宣品理解到,台獨運動缺乏現實主義,缺乏軍事與武裝人民的基礎,完全要依賴美國,達成他們的目標,永遠確保他們的生活。師樞安形容他以友善的語氣告訴他們,以他個人的意見看,台灣人沒有武裝,無法趕走現在台灣島上的大陸人,美國需要好幾個師,加上海空軍的支援,才能占有控制台灣。美國不打算扛起這個責任,如果想保持台灣的獨立,只能寄望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任何削弱國民黨的手段,只會幫忙增加共產黨的機會。他們不應該忘記,台灣是被包含在更大的範疇當中,很難任意地脫離出來。 台灣人必須認清事實,不能逃避事實。雖然美國同情台灣人的期望,但這些期望在目前與可見的未來,都缺乏樂觀的基礎。
師樞安來台之前,台灣從戰後就有獨立思想的醞釀,隨著二二八事件的衝突,更強化了某些台人的想法,隨著國共內戰情勢惡化,美國也曾思考過支持台獨,不要讓無能的國府統治台灣,避免台灣淪入共黨勢力範圍,但後來美方放棄這個看法,希望尊重中國領土完整,與新的中共政權能夠保持友善關係,沒有公開推動台獨,但美國仍以民主多元為由,認為台人在國府統治下,需要有相當的意見表達機會,方暗中鼓吹台人組織團體。
4月8日,師樞安給國務院的電報提到,台灣省民政廳長楊肇嘉對成立台灣民主協會(Taiwan Democratic Association)表達他個人的看法,楊肇嘉認為,這個組織無助於台灣人,甚至會危害台灣人,這個組織沒有人民支持,大部分的領導者過去的記錄,都是禁不起檢驗的,也正因為這些問題,讓那些在台北地區以外,可望成為組織成員的人感到猶豫。但是美國的支持很重要,大陸人對這個組織充滿懷疑,台灣人對大陸人仍有不滿,很多人都來拜託他找尋失去下落的親友。
師樞安提到另一位台人James Chen透露,原本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同意協會舉行會議,但是4月5日卻送來吳國禎與台灣保安司令部彭孟緝共同簽署的命令,禁止4月6日舉行會議。他們找吳國禎爭論,主張允許成立,因為可以代表民主,但是吳國楨只表示會與蔣中正總統商量,沒有具體答覆。師樞安認為,如果要成立協會,協會的領袖必須堅定自己的立場,不能倚賴美國的庇護。
吳國楨告訴師樞安,如果這是師樞安希望協會成立,他會立刻告訴蔣中正,支持這個協會成立,而且蔣中正也會接受這個看法。師樞安要吳國楨不要誤會,他沒有為任何團體或者組織進行宣揚,他所爭執的原則,是中國政府不應該輕忽這件事情,如果輕忽了,未來的結果將會十分嚴重。
師樞安在4月27日的電報,引述James Chen的看法,因為不同的秘密警察介入,台灣民主協會已經無關緊要了,若一方認為可以成立,另一方為了面子就會說不可以,原先推動成立這個團體的成員,大都認為放棄了。James Chen可能害怕國府的政治管制,像師樞安表達要求美國武裝介入,也希望師樞安把他弄出台灣,台灣已經完蛋了,但師樞安婉拒了這人的請求,對於無法幫上忙表達遺憾。
當時台灣的局勢,仍在風雨飄搖之際,戰爭隨時可能爆發,國府力求台灣安定,採取了許多嚴厲的措施,有其時空背景。國務院有份註明日期1950年4月17日的機密檔案,其中引用中情局分析,共軍可能在6月到12月之間犯台,12月之前,共軍可能攻占台灣。美國對台灣情勢悲觀,國務院當時都準備了撤出在台美僑的方案。
國務院一方面對台灣情勢沒信心,一方面又要駐華人員介入國府內政問題,對國府逮捕台獨團體施壓干預,國府是為了政治安定與控制局勢,才會有逮捕與限制集會的處置,也難怪陳誠會在日記寫下美國分化政府與人民。美方人員一方面要台人成立組織,一方面又表現出與這個組織沒有關係的立場,這是個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其自以為是的政治理想下,不顧台灣局勢穩定的現實考慮,反而為台灣穩定製造很多不確定因素。
國府來台初期,美方幕後策動台人組織台灣民主協會,這個團體在國府壓力下消解了,但是台灣再解放聯盟卻是在境外成立,成員包括有台獨與左派成員,這個組織比台灣民主協會更敏感,國府擔心影響局勢,展開逮捕行動。在6月2日的機密電報,師樞安為了蔣經國逮捕多位台灣再解放聯盟成員,向國務院緊急請求指示,是否需要代表美國,向國府表達看法。師樞安批評國府讓人難以容忍的警察國家的方式,持續讓人民與政府距離越來越遠。國務院也立刻回電,指示師樞安以非正式方式向外交部討論這個逮捕問題。
7月14日機密電報,國務院命令師樞安找吳國楨,詢問被逮捕的台灣再解放聯盟成員的下落,國務院要求師樞安向吳國楨表達,國府已經在大陸與台灣失去民眾的支持,國府應該避免任何沒有必要的挑釁行動,促成台灣人的敵意。7月17日機密電報顯示,吳國楨不願意多談這個事情,吳國楨建議國務院最好不要找外交部,因為會造成高層的誤解。
師樞安解讀,吳國楨可能認為美國的利益已經太過頭,會造成他的麻煩,蔣中正對於美國干預介入是很敏感的。師樞安認為國府可能是為了要展示誰才是當家作主,才會採取嚴厲的措施。師樞安的解讀,與當時狀況相去不遠,蔣經國以嚴厲手段壓制台獨運動,也的確為國府統治帶來一段時間的穩定,爭取了台灣建設發展的機會,但後來的白色恐怖時期,也造就不少無辜受牽連者。
非常親美的吳國楨,當時都受不了美國過度干預國府內政,國府為了穩定台灣採取的嚴厲逮捕措施,美國卻認為會造成民眾與政府分裂,這個看法不能說是錯的,但美國對干預國府內政的頤指氣使,也難怪美國外交官在任何地方,都是毀譽參半。二十年後的1970年代,蔣經國在台灣開始大量重用台籍人士,不僅是安撫台人,某方面來說,也是在外交逐漸失去美國支持之下,藉重用台人,蔣經國向美國表態,國府已無力回到大陸,只能遷就台灣現實,為國府爭取更多時間。
1950年代的台灣民主協會與台灣再解放聯盟,都是以台人為主要成員的政治團體,也是台人與國府矛盾的具體化,台人與大陸人的關係,在二二八事件後,加上白色恐怖時期大量逮捕思想犯,造成雙方關係更不容易改善,經過幾十年的彼此融合互動,台人在台灣社會已經居主流地位,來自大陸的外省族群,反而失去台灣政治上的影響力,這當中美國幕後介入的影響,始終是存在的。台灣今日的統獨之爭,其實深層上與當年的省籍問題歧異有關,台人過去爭取主導,今日已經轉變,省籍界線模糊,而是所有在台灣居住的人,如何看待自己對台灣的認同,或者追求國家統一的理想。

普丁與薩卡希維利:權力與夢幻|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丁再一次以76%的支持率高票當選。這是他第18年執政生涯的開端,預計將會任職至2024年5月。如果當完這一任,他就要成為連續掌權近四分之一世紀的俄國領導人了。很多人不禁要問:總理的任期無限,但總統的仼期限制為兩任,普丁究竟是如何辦到的?

1999年12月31日,聲望極低的葉爾欽總統透過電視轉播,向俄國人民致歉並宣佈辭職,委由時任總理的普丁出任代總統。當時俄羅斯民眾對葉爾欽的支持率,僅剩下2%。

三個月後,普丁當選總統,從2000年到2008年一共當了兩任八年,依法不得再連任。接著,他轉任總理,由原總理梅德維傑夫接手當選總統。2012年,普丁重新獲選總統,此時已先透過修憲,將總統任期延長為一任六年,又可再當兩任。而原總統梅德維傑夫則再次出任總理,並接替他擔任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主席。

普丁從總統轉任總理,再回任總統,至今已是第四任了,他真的將俄羅斯聯邦的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玩到了極致。他擔任總統時權力有如帝王;而轉任總理後卻又變成內閣首長單獨掌政。半總統制常被翻譯成雙首長制,但實際的運作卻變成總統獨攬大權,威行專政,而普丁雖然專權,民意支持度卻始終高居八成左右。

何以致之?這是因為在1990年代初蘇聯瓦解之後,西方支持的葉爾欽讓俄羅斯人民經歷了一段長時期的苦日子,在美歐控制的國際組織主導之下,堅持俄羅斯必須厲行市場化改革和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結果造成民不聊生,社會動盪,超高的通貨膨脹率讓人民朝不保夕,吃盡苦頭,而俄羅斯國勢也迅速衰退,從全球兩大霸權之一,淪落成貧困的破落大戶。

但普丁上臺之後,卻不願再受西方擺佈,而且憑藉著強人作風,雷厲風行,對內重振國威,打擊少數民族分離主義和恐怖行動;對外強勢收編俄羅斯人為主的克里米亞半島,掌握黑海艦隊,恢復了俄羅斯昔日的光榮,也大幅度改善社會治安與民眾生計。儘管西方世界對他極其不滿,全力抵制,卻也是無可奈何。

但是,普丁的擴權卻是不容複製的。喬治亞前總統薩卡希維利的夢碎經驗,正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薩卡希維利出生於喬治亞共和國(大陸譯名是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市,1992年畢業於烏克蘭首都的基輔大學,1994年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學位,1995年當選國會議員,2000年10月出任謝瓦納澤政府的司法部長,2001年9月因不滿政府貪汙嚴重而辭職。接著,他組建統一民族運動黨,於2003年11月發動顏色革命,逼迫謝瓦納澤總統辭職。

2004年1月他當選喬治亞總統,採取親美、親西方政策,主張加入歐盟和北約,與俄羅斯之間出現嚴重分歧。2008年1月,薩卡希維利再次當選總統,逐漸趨向專制和貪腐,也不斷打壓親俄的反對派人士。8月初,他趁普丁出席北京奧運期間,下令喬治亞軍隊出兵攻打俄羅斯駐軍的南奧塞梯亞自治區(以波斯裔與俄裔為主),引發了俄方的武力反制,最後導致南奧塞梯與另一少數民族阿布哈茲共和國脫離喬治亞而獨立。這顯示薩卡希維利的反俄民族主義行動,不但未蒙其利,反而導致國土淪喪。

2012年,兩任總統的任期將至,薩卡希維利仿效普丁的作法,想轉而以總理的身份繼續主政。他推動修憲,把總統大部分職權轉移至總理。未料,在隨後的國會選舉中,他領導的統一民族運動黨失利,敗給反對派喬治亞夢想聯盟,擔任總理的夢想破滅了。緊接著,2013年總統大選,喬治亞夢想聯盟候選人勝出,自此終結了薩卡希維利長期執政之夢。

薩卡希維利的下野,說明因人設制丶為個人量身打造的憲改企圖已完全失敗。過去對普丁有利的擴權方案,現在移殖到喬治亞土地上,卻變成了「橘逾淮為枳」,完全是另一回事。

薩卡希維利卸任後,面臨貪腐濫權的指控,逃亡到烏克蘭。2015年5月,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對他伸出援手,賦予他烏國公民權,並任命他擔任敖德薩州的州長,一夕之間,他又從喬治亞前總統變成了烏克蘭官員,這是東歐民主化過程中的異類經驗,也凸顯了國族認同上的荒謬與迷惘。

2016年11月,薩卡希維利的敖德薩州長沒當多久,又宣佈辭職並組建自己的新政黨新力量運動。去年7月,波羅申科總統下馬威,以薩卡什維利向移民機關提供虛假資訊為由,取消了他的烏克蘭國籍。薩卡希維利又在一夕之間變成了無國籍人士,這真是一段奇異的人生逆旅!

去年9月10日,薩卡什維利和數百名支持者強行從波蘭進入烏克蘭境內。隨後向移民局申請難民身份和政治庇護,但遭到了拒絕。12月5日,薩卡希維利被基輔警方逮捕,他本人在一棟大樓樓頂上威脅要自殺,但在警方逮捕行動的一片混亂中被支持者解救。烏克蘭國家邊防局宣佈,薩卡什維利在烏境內屬於非法逗留,執法人員將他遣送至波蘭。

今年1月,薩卡什維利向基輔行政法院提出了上訴。但法院裁定,同意移民局的決定,拒絕為其提供難民身份。而他的故鄉喬治亞第比利斯市法院,此時卻以濫用職權罪,缺席判決他3年監禁。

這個心儀普丁的強人政治丶卻又想和俄羅斯對著幹的喬治亞前總統,畫虎不成反類犬,今後究竟何去何從?是回喬治亞做階下囚,還是再找下一個肯接納他的國家,成立新政黨,延續他未竟的政治事業?何處,才會是他最後的歸宿?

世局空前亂|周陽山

文/周陽山

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第二年新春伊始,國安團隊改弦更張,這是綠營重整陣營之後的全新布局,凸顯了中、美、台三角關係中的最新變貌。然而,台灣面對的卻是日益困窘的國際新情勢,以及內部道德認知與價值體系快速崩解的文化新變局。亂世浮沉,人生激盪,今後究竟何去何從,頗值國人慎思。

首先,在美國方面,川普總統執政之後,有如遭逢亂世,跌宕起伏,經過1年多的碰撞與磨合,亞太政策已逐漸底定,其主軸是:

一、美國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也不會改變「一中」政策,但會繼續提供軍售,不過不會輕易介入台海爭端,也希望綠營不要碰觸兩岸紅線,誤啟戰端。「美國第一」才是首要原則,這表明了台灣只會是中美博弈之下的棋子。

二、美國不會退出亞太,也不會默許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區域霸權。美國將結合日本、印度、澳洲等國,形成印太聯盟,共同抵制中國與俄羅斯的發展,並且將在南海、東海、南亞等地區形成新的對峙情勢,必要時甚至不惜製造衝突與紛爭。對於一帶一路戰略,美國將全力應對防範,並將適時出手,進行抵制。

三、川普已修正他在選舉時提出的孤立主義政策,重新整軍經武,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並積極支持軍事工業,必要時將不惜一戰。其主要戰爭目標之一,即為北韓。至於南韓政府的反戰、非戰意願,則非主要考慮。「美國第一」才是優先原則。

四、美國不會對台海安全、協防台灣做出承諾,但也不會容許中國大陸在「師出無名」的情況下出兵攻台。對於中共十九大列出的「六個任何」的台海戰爭紅線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希望台灣自行斟酌,多加小心。

五、在中國大陸提出修憲,國家主席任期不再設限之後,美國將面對像俄羅斯總統普丁一樣任期持久的中國領導人,而且2020、2035,甚至2050的時間表都已明白列出。很明顯地,崛起的中國已是美國無法忽視的事實,只能瞠目而視了。

美國正逢亂世,台灣亦不遑多讓。不但軍公教年金引發爭議,勞工一例一休引發社會動盪、世代間也出現婚姻與家庭觀念的價值對立,而轉型正義則呈現著認同革命與政治清算的濃重色彩。簡言之,台灣適逢空前的亂局,而且是上世紀三大變革-美國19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90年代東歐自由化劇變這三者的雜揉與綜合,力道之強,前所未見!

除此之外,台灣目前還面臨著大陸方面強化經濟上的「窮台」策略,以及不斷壓縮外交空間的新困局。而面對未來大陸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的新情勢,政府如在應對之間稍有不慎,即將出現逆轉之勢。這都是對國安新團隊的新考驗,也是在春秋亂世之中,不能不審慎應對的新變局。

 

本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周陽山,世局空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