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軍援如雙面刃一面幫你另一面害你|高靖

台灣的軍事裝備幾乎都由美國供售,雖然美國軍售是個穩定的來源,卻也是對台灣產生強大的政治控制,與軍事行動的限制,有時候就會出現扯後腿的情況。國共內戰期間,美方壓迫蔣中正總統與中共和談,從1946年8月對國府實施禁運武器政策,直到隔年5月解禁。當時國府將精銳的美式裝備部隊都派往東北,希望能擊潰盤據東北的共軍主力,未料因為缺乏彈藥補給,嚴重影響國府軍事行動,基層官兵士氣受影響,東北戰事也在1947年後從進攻逐步轉為守勢,退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等城市,國府內戰失利多少與這起美國扯後腿有關。
國府遭遇美國武器禁運初期,在軍事方面仍能維持相當優勢,但是被國府視為精銳的美械師表面上武器精良,人員素質高,正因為是全部配備美式裝備,部隊的後勤補給全部都要仰賴美國供給,這樣一來,行動自由就受到限制。國府陸軍13軍軍長石覺到台灣後,曾經在口述歷史當中提到,他在抗戰勝利後,部隊要開往東北,可是因為原先部隊使用的步槍是7.92口徑,換裝美式30口徑的M1A1步槍,可是彈藥因為口徑不同關係,無法取得,部隊根本無法動。受到美援彈藥限制影響,石覺也說,機關槍子彈不夠用。
其他曾在東北有指揮作戰經驗的國軍將領劉安祺,在口述歷史當中說,東北作戰受美式裝備之累,他要控制我們,就不提供我們子彈。空軍將領羅英德回憶受到美援影響,飛機只能隔日飛,因為油料不夠。青年軍207師師長羅有倫也在口述歷史中提到,60迫砲沒有砲彈補充。東北出身的國府將領王鐵漢也說,當時武器補充有困難。
石覺與劉安祺的實際經驗,是國府接受美援的慘痛教訓,國府在抗戰後期接受美軍裝備陸軍部隊,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又在1946年逐漸升高,美式配備全部仰賴美國供給,拿人手軟,自然處處要看美國臉色,受人控制。石覺領軍前往東北,那時還沒有武器禁運,要補給美國子彈就已經出現困難,等到禁運措施開始後,部隊每日作戰更加困難。
國府原先使用的是仿德國步槍生產製造的中正式步槍,可是中正式步槍與美國步槍子彈口徑不同,一旦換裝美式裝備後,就必須仰賴美國供給彈藥,無法使用自產供中正式步槍的彈藥。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在1947年2月到4月間,有多份檔案顯示,當時國府受到美國武器禁運後,沒有足夠子彈與共軍作戰,只好轉回來使用中正式步槍,分別向法國、比利時、丹麥等洽詢採購7.92子彈,當時國府向法國採購100萬發7.92子彈,比利時軍火商代表中國,向美國採購7.92子彈5000萬發。至於其他英國、加拿大,因為都是配合美國禁運政策,拒絕提供中國軍隊彈藥。
1947年1月,美國特使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內戰,回到美國後,又出任國務卿。馬歇爾與蔣中正關係惡劣,馬歇爾接掌國務院後,國府對美增取援助的工作更加困難。2月,國府在魯南對共軍發動攻勢,彈藥消耗增加,雖向各國詢問採購彈藥,卻因為美國壓力,未能即時獲得回應。
2月19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向國務院反映,是否可以允許國府直接向美國廠商採購3000萬發50機槍子彈,因為情況相當危急,可是國務院潑了一桶冷水,明白告知不可能同意出口。2月23日國府73軍與整46師在魯南萊蕪戰役中被共軍殲滅,其中整46師就是裝備精良的美械師。蔣中正在南京忙於應付內戰情勢,到處找尋彈藥採購來源,未料幾天後,台灣又爆發二二八事件,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國府在魯南會戰失利後,美國白宮也對禁運國府武器的措施開始有了動搖,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47年2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與馬歇爾談話過程中,對於中國最近的情勢發展感到困擾,杜魯門對馬歇爾說,是否已到了可以提供國府彈藥的時機了?這時候馬歇爾又對國府落井下石,馬歇爾表示,如果我們提供國府彈藥,就會面臨美國協助中國內戰的指控。馬歇爾的一番話,穩住了杜魯門的疑慮,儘管共軍慢慢掌握優勢,美國對國府的武器禁運措施仍繼續執行。
馬歇爾雖然在美國政壇享有盛名,但是馬歇爾對於中國問題顯然缺乏足夠認識,常有天真想法。3月4日,馬歇爾在給戰爭部長(國防部前身)派特森的信件中,討論到對華政策,馬歇爾認為,站在美國的立場上,在沒有外力介入下,讓中國軍事力量對抗的雙方,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或者僵局,是比較好的。馬歇爾可能認為敵對雙方如果勢均力敵,就有機會和談,馬歇爾完全不能掌握當時國共內戰的心態,國共雙方的對立,已經是有我無你的地步,國府軍事失去主動,願意與共軍和談,也不表示共軍就會接受局部的勝利,放棄全面革命成功。
馬歇爾不願意解除對華武器禁運,還有一個原因也在信中顯示出來,馬歇爾表達了強烈的懷疑,就算美國給予國府大量的彈藥與支持,國府也不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摧毀共軍與共黨。
美國武器禁運政策執行嚴格,寧可讓這些武器彈藥放在那邊任憑毀損失效,也不願提供給國府。3月22日,戰爭部給國務院的報告提到在太平洋本來有預定移交中國空軍的軍事裝備,但是這些裝備已經損壞了,無法使用,即使動用人力與經費無法達到修復為可使用的狀態,3月28日開始就要丟這些東西,因為按照目前的命令,不能移交給中國政府。
國府與共軍全面開打之際,始終擺脫不了彈藥不足的陰影,3月31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院報告,蔣中正向美軍將領表達對於彈藥短缺的最嚴重關切。當時擔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因為抗戰期間擔任兵工署長,對兵工問題不陌生,俞大維告訴美軍將領,雖然各種彈藥都嚴重短缺,但是小火器(包括7.92口徑)與迫砲的彈藥最迫切需要的。因為缺乏美國彈藥,美械師(當時國府有39個美械師)正快速失去效能,美國有道德義務,防止這些美械師失去武裝能力。
當時國府極力向美國爭取同意出口的兩種彈藥,第一優先迫切的是30口徑子彈,其次是60迫砲的砲彈。這兩項彈藥的需求,在石覺與羅友倫後來在台灣的口述歷史當中都有提到。其中一個是步槍子彈,一個是迫擊砲砲彈,都是步兵作戰的主要武器,但因為美械師步槍與中正式口徑不同,只能找美國採購,中國當時沒有兵工廠生產30口徑子彈。
儘管國府不斷請求美國解除武器禁運,但是美國仍然相當堅持禁運政策,國共內戰沒有因為國府缺乏彈藥暫緩,2月底萊蕪戰役失敗後,國府又在3月下旬在魯南繼續發動新一波攻勢,急需彈藥補充的國府,發現美國仍大量儲存抗戰時期支援中國軍隊生產的7.92子彈。4月2日,中方向國務院提出1億枚中正式步槍的7.92子彈的出口許口申請,這批子彈是抗戰期間,在租借法案下,由美國陸軍採購,準備運往中國,但始終沒有運出美國。中方向美方說明,這些彈藥儲放在美國多處彈藥庫,彈藥保存情況一直惡化,讓美國陸軍面子掛不住。這些子彈口徑特殊,美國陸軍無法使用。可否在這些情況下,給予特殊考量,允許子彈出口到中國,解中國之危,也可解除美國政府儲存這些子彈的責任。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4月28日司徒雷登給馬歇爾的電報稱,宋子文請傅涇波(司徒雷登秘書)轉知司徒雷登,中國政府需要立即的財政、彈藥等援助。司徒雷登也與蔣中正見面,蔣中正對於內戰情勢保持樂觀,認為只要美國提供足夠的彈藥,內戰可以在8月或9月結束。蔣中正說,下級軍官逐漸發現彈藥短缺的問題,這對於部隊的士氣產生了影響,尤其是東北的部隊。而且因為飛機太老舊,很多飛行員不敢飛太低。
國府的請求出現了轉機,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一份5月5日的備忘錄顯示,國務院幕僚支持放行7.92子彈出口運往中國,但是直到5月26日,國務院才正式解禁,決定同意7.92子彈可以運往中國,給予出口許可。就在這段期間,國府整74師陷入共軍包圍,被圍困在孟良崮山區,師長張靈甫在共軍圍攻,外援不及之下,5月16日犧牲殉國。
1947年下半年過後,國府雖解了彈藥短缺的問題,但是真正從美國啟運抵達中國,還要很長一段時間,長達十個月的武器禁運措施,影響國府不小。1947年6月,國府在東北四平街一戰擊退共軍包圍後,就再無重要勝績,國府精銳美械師在1948年下半年的遼西會戰,不敵共軍攻擊,損失不少,至此國共雙方有生力量對比也拉近,國府不在能保有數量與質量上的絕對優勢。
曾任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的柯克(Cooke),在1950年代曾在美國國會表示,馬歇爾曾經告訴他,我們運用武器禁運,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先給國府武裝起來,然後又解除他們的武裝。馬歇爾這段輕藐的談話,反應了美國人的傲慢,多年後,美國總統卡特在美中談判建交過程中,也曾對美台軍售問題,告訴中國大使說,如果沒有美國軍售,美國對台灣的行動與計劃就失去影響力。美國對中華民國提供武器裝備,不論有償或者無償,其實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雙面刃,一方面固然讓你提高軍事能力,但另一方面卻同時加深了對美國更多的政治軍事依賴,從而失去一個國家應該有的獨立自主政治判斷的能力。

台美關係必須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雙管齊下|高靖

文/高靖

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看似美國與台灣的實質外交關係更進一步,實際的影響,可能就不是這麼回事情。如果你能夠認真思考,美國那麼支持台灣,乾脆與中華民國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就好了啊,或者就與台灣共和國建交吧。但是,美國不會與中華民國復交,更不可能承認台灣共和國。中國大陸的戰略利益,無論如何都高於台灣,這才是真相啊 。台灣始終就是美國全球戰略棋盤上,一顆可以運用也可以犧牲的棋子,華府藉著拉捧或者打壓台灣,都是對北京表態。台灣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當中的尷尬地位,是很無奈的,但過度迷信操弄美國國會,不能給台灣長期與穩定的利益,設法強化與美國政府的互信,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美國國會的台灣旅行法,為美台高層官員互訪解禁,未來還需要參議院通過,即便是參議院支持,至多是美國國會對台友好,算不上是外交突破,也不是外交突破。因為真正的外交突破,還是需要行政部門的配合,如果行政部門壓根不派高層官員來台,豈非形同具文。
美國在1979年1月 1日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來自中華民國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等,都無法訪問華府。美國派遣官員訪台,也少有閣員級官員來台,軍方將級人員更是限制到台灣訪問。初期美國在台協會人員與我方接觸,包括外交部、總統府等機構是不允許進入的,雙方只能在外面碰面。但是經過多年的發展後,管制慢慢放鬆,雙方外交接觸不在是禁忌,最初美方要限制在台協會不能具有外交功能的角色,可是多年下來,沒有人會否認在台協會的實質外交角色,台灣始終保持低調務實的態度,慢慢爭取到美國信任,才會有真正的外交運作空間。
1980年代,雷根政府與北京簽署八一七公報,這大概是台北與華府關係的最低潮,雖然雷根準備了口頭六項保證,稍稍平衡台北當局受挫的心情,這卻也顯示無論雙方多好的國會關係,都無法影響對方政府的外交特權。
前外交部長錢復曾說過,他在1970年代擔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時,有個良友計畫,大幅邀請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或者他們重要的幕僚,以及委員會的幕僚訪問台灣,每年來的人數總在一兩百人以上。斷交前,駐美大使館也增加許多發展國會關係的人員,但是現實是,儘管台灣長時間積極發展對美國國會的關係,決定政策的仍然是行政部門,國會可以成為台灣的助力,卻沒有關鍵作用。
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除了是同情台灣的遭遇外,卡特政府與國會關係不睦,是一個背景因素。儘管台灣關係法中規定美國對台出售防衛性武器,可是台灣每每要美國同意出售先進戰機,都無法獲得美國同意,從有邦交時期,要求提供幽靈式戰機,到斷交前後,台灣希望美國提供F-16或F-18,全部都遭到美國拒絕,直到1990年代,老布希總統競選連任時,為了爭取德州選票,這才同意F-16戰機出售台灣,前後差距近20年,台灣與國會關係有多密切,都不如白宮的一句話。
北京在1989年惹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大大影響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美國國會不滿中共聲浪也增加,幾年後,柯林頓政府處理對大陸的最惠國待遇時,遭逢國會阻力,多少與天安門事件有關。這時期又碰上蘇聯瓦解,讓台灣的國際空間一下子變大,國際的氣氛也不同,1994年柯林頓政府放寬我駐美單位改名,新名稱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ECRO,這要比原來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要更好。顯見與美國行政部門保持穩定務實關係,才是雙方關係發展良好的關鍵,國會雖是助力,卻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把對美外交全部寄託美國國會,那麼問題就很嚴重了,看看過去的歷史經驗。南越以為有美國的東京灣決議案,就可以無限制地獲得美國的援助與保護,可是套句台灣的話,民意如流水,當美國民眾厭煩戰爭帶來的傷亡,國會的態度就轉向了。美國介入越戰支出,在東京灣事件後,1964年8月7日美國國會通過授權總統對北越使用武力的東京灣決議案,那時眾議院是壓倒性地全數通過,到了參議院表決,只有兩位參議員反對。可是這個決議卻在1971年1月被撤銷,越戰後期美國國會甚至拒絕通過撥款援助南越,南越頓失倚靠,終於在1975年向北越投降。美國對於越南問題的態度,可以在短短十年不到,就有了那麼大不同的轉變,這對於台灣而言,是很值得好好深思的問題。
1995年當時,台北運用美國國會的良好關係,施壓美國行政部門,開放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突破美國外交禁忌,表面上,這是李登輝個人的外交成就,也藉著這項爭議引起國際社會注意台灣問題,但是為了李登輝訪美,卻是台灣的駐美單位與外交部付出代價,因為過度操弄國會,反而引起美國當局不滿,在一段時間內,雙方交涉出現許多困難。當然,隔年1996年台海危機時,美國還是派出航母來到台海,這是基於區域安定的決定,但是這項攸關台灣安全的處理方式,絕非國會可以影響,只能由國務院與白宮決策。
華府決定與台北斷交前,從1970年代開始,華府對台北的關係就逐漸冷淡,與北京互動加溫,當時是要聯中制蘇,冷戰結束後,這種大國的外交運作,也隨著國際局勢改變,有了不同的變化,華府與北京雙方必然會產生矛盾,這是大國在國際上難以避免的衝突,就算北京沒有稱霸的雄心,面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無論如何都會與北京的外交路線發生矛盾,更遑論台灣問題的存在,更是無時無刻不讓北京與華府雙方謹慎面對。
當華府與北京矛盾加大,尤其在北京在亞洲、乃至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時,美國必然無法接受其單一領導地位受到挑戰,對北京多加牽制,雙方鬥而不破。近幾年來,美國積極拉攏對日本關係,也正顯示華府對北京的壓制,對台北方面的友善,還是一種外交操作,其背後只是利益算計,是維護美國全球利益的計算,並不是什麼愛台灣這種不切實際的想像。
台灣旅行法如果最後也獲得參議院支持通過,充其量,這是美國國會對台灣的友善,是美國社會有強大的認同台灣的聲音,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國會議員是選舉產生,台灣可以以利益影響國會議員,北京當然也可以,選區的利益才是國會議員在意的事情,因為這牽涉到他的連任與否,當然,國會議員會有自己的想法,對於大陸的許多作為,有他個人的評價,這些選擇就會反映在國會許多法案與決議上面,台灣廣結善緣,固然可以協助台灣爭取美國的政策支持,但是任何政策得最終落實,仍要行政部門,政策未改,一切都是白費功夫。
以現況而言,政治上的極限是,華府不會尋求與台灣建立任何正式外交關係,但是雙方往來比起1979年來說,已經放寬許多,閣員級官員訪問台灣,已經不算是新聞,軍事交流方面也較以前放寬,但是在先進武器裝備的獲得方面與高層互訪,仍然存在限制。即便是通過台灣旅行法,允許高層官員訪問台灣,要不要來台灣,還是要看國務院與白宮的態度,行政部門必須以如何維繫美中關係良好發展的考量下,謹慎處理台灣問題,這就是台灣旅行法所不能夠處理的問題了。
對於美中台三邊關係,台灣不必妄自菲薄,但是托大心態也不好,也許某天國際局勢會有巨大轉變,改變了美國對台灣地位的思考,但至少現況台灣是處於美中雙方交鋒之下,而非三邊對等的關係中,如何謀求兩岸和平,又能爭取美國對台善意,這才是正道,如果以為有所依託,要藉美勢力抗中,這就可能是誤算了,因為一旦美中和解,台灣又該如何自處。

1960年李承晚被美國趕下台蔣中正心驚膽跳|高靖

文/高靖

1960年韓國總統李承晚連任第三任總統,因為選舉過程遭質疑舞弊,引發大規模示威活動,在美國強硬壓力之下,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要求李承晚重新選舉,李承晚最後被迫請辭下台,流亡夏威夷。李承晚在美國壓力趕下台,讓正在為如何連任第三任總統而傷腦筋的蔣中正,也警覺到美國可能重施故技,干預國府內政,儘管蔣中正順利連任第三任,面對雷震組黨案,蔣中正想到美國如何配合韓國反對運動,把李承晚趕下台,蔣中正也覺得有些棘手。
李承晚在美國逼迫下下台,流亡海外,國府不認同美國的立場,認為美國介入韓國內政,鼓勵韓國反對派。國府來台後,始終懷疑美國幕後支持吳國楨、孫立人等親美人士,有意策動顛覆國府。早在二戰結束後,美方曾在台灣拉攏台籍人士,有意結合孫立人等親美將領,在台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國府統治,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這些都讓國府對美國大使館一舉一動保持戒心。
李承晚是在1960年3月15日當選第三任總統,但因為競選過程充滿爭議,李承晚當選後,引發韓國多起大規模示威。蔣中正因為已經兩任總統,但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決定延任,當時曾引起許多非議,後來在與國民大會一番糾纏後,以臨時條款方式,在3月21日由國代推選蔣中正成為第三任總統,只比李承晚晚了幾天。但是蔣中正看到駐韓美國大使館對李承晚的政治壓力,也不得不感到憂心。
韓國因為總統選舉引發動亂後,華府沒有表態支持李承晚,國務院內部還有主張暫停經濟援助韓國的計畫,威脅韓國當局要取消艾森豪總統訪問韓國的計畫,使用各種手段逼迫李承晚就範,向反對勢力讓步。美國雖然表面上中立,沒有對韓國在野黨或者反對勢力表達任何支持的態度,但是沒有表達認可李承晚的選舉結果,無形中,這就是告訴韓國反對勢力,美國不支持李承晚政權。
李承晚競選連任第三任前,他的競爭對手因為癌症病故,形成一人競選總統的局面,但在選舉過程與投票過程,出現許多遭人詬病的選舉舞弊爭議,李承晚開票時獲得高達九成的選票,不僅沒有為他贏來大獲全勝的掌聲,反而引發民間激烈抗爭,引起美國大使館積極介入韓國內政,不斷施壓迫使李承晚下台。
面對韓國的動亂,1960年4月2日,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給國務院電報說明韓國情勢,馬康衛認為,美國在韓國犧牲了很多人的性命,投入很多金錢,韓國關係到美國的名聲與安全,美國沒有理由當個被動的觀察者,現在必須呈現更多積極的努力,傳達美國的觀點,讓他們有清楚的理解。美國的解決方案,不能強加在他們身上,必須是韓國人自己採取主動,並且付諸必要的行動。馬康衛批評韓國政府在這次選舉當中,使用美國的錢,傷害美國的利益。
4月19日,韓國各地又發生示威活動,情況一發不可收拾,馬康衛午夜會見李承晚,馬康衛話說得很重,要李承晚重新舉行選舉,外國大使要韓國剛選出的總統,重新辦選舉,這是毫不掩飾地干涉他國內政,但韓國各方面都必須仰賴美國援助,李承晚也沒有籌碼與馬康衛僵持。
根據馬康衛給國務院的電報,他對李承晚表示,任何廢止這次選舉,並且重新舉行總統選舉的官方行動,可以比任何方法都更能解決目前立即的情況。他描述李承晚看起來受到危機的影響,有些緊張與震驚,李承晚並不了解現在真實的情況,對於群眾動亂的成因、本質、與可能的結果,李承晚的分析都是錯的。
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同日,艾森豪總統表示,我們必須要對李承晚強硬,告訴李承晚,美國為韓國的自由戰鬥,除非李承晚同意自由選舉,人們有權利投票,否則我們待在韓國就變得毫無意義。國務卿賀特說,技術上,美國介入韓國的內部事務,但這有些特殊的合法性。賀特提到美國大使認為只有重行選舉,才能解決目前的情況,艾森豪也要賀特通知馬康衛去告訴李承晚
在美國施壓與韓國內部動亂不止的雙重壓力下,李承晚在4月26日決定請辭下台,李承晚透過廣播發表聲明,如果韓國人希望他辭職,他會請辭,同時下令重新舉行選舉。李承晚下台後,不久就流亡美國夏威夷。
美國把李承晚趕下台後,事情還沒完,美國更進一步插手韓國應該如何修憲,要把韓國改成什麼樣的政治制度。6月11日的國務院檔案顯示,賀特說,我們與大使館都認為,韓國應該採行百樂門制度政府(國會制)的試驗,指名希望反對黨張勉(Chang Myon)擔任總統,甚至對於國會總理的人選,美國也表達態度,必須是民主黨內部派系可以接受的人選。
美國把韓國總統趕下台,讓台灣的國府非常不以為然,開始懷疑美國幕後的動機。李承晚下台後半年,1960年10月7日,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給國務院的電報稱,國府誤解了美國在李承晚下台事件當中的態度,他與蔣中正總統溝通,國務院也與駐美大使葉公超溝通。莊萊德認為,國府的高階領導人不同意美國在韓國的行動,國府認為美國在韓國動亂發生後介入,是鼓動反對李承晚的勢力。國府認為把李承晚趕下台,製造了政治上的不安定,會造成自由世界失去韓國。
莊萊德說,國府不只是誤解美國的立場,而且還是不同意美國的作法。更多的解釋與證明我們在韓國的地位,都是無益的。莊萊德表示,最好不要接觸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陳誠清楚知道美國的立場,但是陳誠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支持他的主子決定的立場,陳誠的政治地位,最近不太安穩,假如陳誠支持美國的立場,將使陳誠的地位變得更脆弱。陳誠幫美國說法的可能不太高。
莊萊德特別提到陳誠,這是因為陳誠是國府除了蔣中正以外的第二號人物,不僅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還是國民黨副總裁,比太子蔣經國的權勢更大,但在蔣中正為了是否延任第三任總統時,陳誠與蔣中正之間也有點微妙,因為若蔣中正任滿兩任後不連任,陳誠順理成章接任競選總統,毫不令人意外,但從陳誠當年日記看來,陳誠並無角逐總統大位的幻想。
1960年10月21日,陳誠在日記寫下政壇傳聞胡適、王世杰、俞大維擁陳誠倒蔣,陳誠覺得可笑,可知一般挑撥離間的可怕,他對於總統的忠誠,絕不後人,中國如欲反攻大陸,除總統外,絕無他人可以領導。事實上,陳誠基於政治現實考慮,也認為蔣中正應該繼續擔任第三任總統,可是與陳誠親近的陳雪屏、黃少谷、張厲生卻都遭殃。
陳雪屏因為與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有所往來,讓蔣中正不滿,不讓他繼續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按照資深外交官陳雄飛生前的口述歷史,黃少谷當時有意促成陳誠擔任總統,讓蔣中正不滿,將黃少谷由外交部長改派駐西班牙大使,張厲生被派往日本擔任大使。蔣中正把陳、黃、張等人趕出政府與台灣,國府內就有許多傳聞是蔣中正剪除陳誠的人馬。其實這多半是國民黨人士的傳聞,因為蔣中正在1975年死後,在國民黨內帶頭推動行政院長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的就是黃少谷,當然陳誠當時已經病逝,蔣經國準備接班,也沒有實力相當的對手可以與他挑戰。
1960年4月27日,李承晚因美國壓力下台當天,陳誠在日記寫下,見總統,問韓國問題,告以李承晚已接受國會要求,正式辭職,恐韓國從此多事,其影響不限於韓國,不知美國何以善後?預料不久一定由反李變成。陳誠的判斷,與後來韓國的情勢發展,相去不遠,韓國不僅沒有因為李承晚下台,就帶來了真正的民主自由選舉,後來引發一連串軍人政變,美國基於冷戰的需求,只好默許韓國接受軍事強人統治。
美國在1960年同情韓國反對運動,促成李承晚下台,1960年下半年台灣發生雷震案,美方表達關切,更讓國府懷疑美國的動機。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柏森思在1960年12月2日寫信給莊萊德,他說,蔣經國曾經提到必須阻止雷震與台籍政治人物合作,國府在大陸所遭遇的困難,是因為把美國的方法誤導運用,造成大眾誤解政府的政策。國務院收到不少台人反對大陸人加劇中的訊息。
從美方訊息看來,雷震案發生是因為雷震與台籍人士互動頻繁,又要組黨,當時艾森豪訪華問台灣,國府只能在艾森豪離開台灣後,才準備在9月2日動手抓捕雷震,但因為韓國的情況,讓國府憂心美方若關切雷震案,就可能對台灣出手。
9月30日,國務院給台北美國大使館的電報,電報指出,國務院對於逮捕雷震有政治動機的報告,感到困擾。美國在促成李承晚下台的事件的表態,造成國府領導人的誤解,美國也許是間接表達對國府的關切,不要犯下李承晚政權的致命錯誤。
1960年為了政治現實需要,國府內外默許蔣中正延任第三任總統,但同時間韓國李承晚連任第三任總統,卻因為選舉舞弊爭議被美國趕下台,流亡海外,蔣中正難免感受到美國的弦外之音,偏偏台灣內部又出現雷震結合台籍人士組黨,在敏感的省籍矛盾之下,雷震可能讓台灣政治掀起另外的大風浪,蔣中正不顧美國壓力,仍然出手壓制雷震,不讓台籍反對黨出現,他另一方面懷疑陳誠可能有二心,對蔣中正與國府來說,這一年可說是充滿變化的一年。
無巧不巧,1960年在韓國一手幕後導演施壓韓國政府,鼓動韓國群眾反對李承晚的美國駐韓大使馬康衛,幾年後卻被國務院派來台灣,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是在1966年到台灣接替莊萊德,1974年卸任,安克志接任,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倒數第二位大使,馬康衛任內,引起國府不少猜測,提防馬康衛把韓國那套把戲,也用在台灣身上,不過,這件事情並沒有發生。

國府早年讓蘇聯後果自負現在民進黨只會光說不練|高靖

文/高靖

北京決定啟用M503航線北上部分,南下部分早在2015年已經啟用,對於大陸啟用這條靠近台海中線的民航航線,台北的民進黨政府氣急敗壞,當成國家安全危機,陸委會放言後果自負,這句後果自負,是很強烈的回應,但台北有能力要北京後果自負嗎?姑且不論這條航線是國際民航組織允許設立,台北就算要與國際規範對抗,也要擁有讓對方承擔後果的能力,現實上,台北方面沒有這個能力,可是60年前的台灣,仍能以貧弱的軍力與政治地位封鎖大陸沿海,硬是扣留開往大陸的蘇聯船隻,任憑美國施壓,國府不放就是不放,讓蘇聯後果自負,扣留的船隻還改編為海軍會稽軍艦,憑藉的就是意志與決心,與現在民進黨政府的政治秀完全不同。
民進黨政府把國際民航議題當成國家安全議題操作,無非是製造假危機,轉移台灣內部因為勞動基準法修法引起的許多紛紛擾擾。不論中西古今,許多國家面臨內部紛擾時,往往就藉著發動戰爭,或者創造一個國家安全威脅的議題,極盡誇張地進行政治操作,藉以轉移內部不滿聲浪的關注焦點,甚至可藉著國家安全大帽子,把一切的不滿異議全部壓制下去。
民進黨政府兩度修正勞動基準法,遭到勞工團體抗議民進黨政府向資方靠攏,民進黨政府詞窮,亦不知如何辯解,只能利用釋放有利自己政策的假民調訊息,藉以說服公眾,但是成效極微。台灣社會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先前的中高齡失業,還沒有獲得妥善解決,青年面臨低薪問題又接踵而來,房地產市場狂飆,讓中產階級在城市都難有立錐之地,許多人對於日常生活充滿挫折感,便在勞基法的修法爭議當中趁勢爆發出來。
M503航線只是因為靠近台海中線,就被民進黨利用渲染為國家安全問題,可惜民眾對這種議題無感,政府只是與勞工抗爭爭奪新聞版面,卻不能真正平息一般民眾心中的憤怒與挫折。很多人不清楚台海中線的性質,為何不能靠近?其實台海中線沒有任何國際法的地位,更不是國境或領空的畫分,那條虛擬的線,是冷戰時期,由駐台美軍所畫設,若共軍戰機越過這條線,台灣方面的空防就必須採取行動,只是一個參考標準。國府遷台初期,對空雷達掌握共軍動態,泰半仰賴美軍雷達部隊,美軍就在台海中間畫了這條線,作為判斷狀況,下達處置的參考。
台灣在台海當面的海空觀通監偵能力大大提升的現在,共軍戰機在大陸沿海的動態,從起飛到飛行,都可以即時掌握的一清二楚,這條台海中線的意義,已大不如前,只剩下台灣方面堅持中線是不可跨越的,不過,兩岸對峙幾十年,過去從台灣起飛的戰機,可以在大陸沿海偵巡,共軍戰機一般不會出海,雙方交戰多次,各有勝負,仍以國府空軍略有優勢,可是在1990年代李登輝大搞兩國論以來,共軍戰機出海次數越來越多,對台灣方面形成壓迫,二十年過去,我方已退縮到台海中線以東空域活動,如今M503航線南北雙向啟用,就是確保了中線以西排除了台灣單方面的控制。
海峽中線能否確保,這是力量的對比,M503啟用,要大陸後果自負,那也要拿得出力量與決心,不是用叫囂就能夠解決。今日台灣的財政與軍事力量,相較於國府遷台初期,不知強上多少倍,但是當年又窮又弱的國府海軍,沒有幾艘像樣的軍艦,憑藉著決心與意志,並與美國中情局合作之下,就能夠執行封鎖大陸沿海任務,敢在國際公海上抓捕扣留前往大陸港口的各國船隻,逼得各國船隻不敢靠近台灣周邊,大陸將這些運輸船隻轉往廣州靠泊,還派出戰機護航,迴避國府海軍抓捕行動,結果鬧出更大國際空難糾紛,因為國府海軍在海上積極巡邏造成的壓迫,迫使共軍戰機誤認國泰航空班機為國府轟炸機,將國泰班機擊落,鬧出人命。
國共內戰期間,國府採行封鎖大陸沿海政策,直到退守台灣仍然繼續這個措施,不允許外國船艦前往大陸沿海港口。1954年6月23日國府海軍兩艘巡防艦在呂宋島與台灣之間的巴士海峽,扣留蘇聯運油船陶普斯號(Tuapse),現任外交部長李大維的岳父池孟彬,當年就參加了扣留陶普斯號的任務,根據池孟彬在口述歷史的回憶,6月22日臨時接獲命令出發搜尋這艘蘇聯油船,當時他是太康軍艦艦長,與丹陽軍艦(前身是日本軍艦雪風號,戰後以賠償艦交給中華民國海軍)一同執行這項任務,當時兩艦開砲才迫使陶普斯號停下來,我方海軍派人上船,將船開回高雄停靠。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54年6月24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曾以電報通知國務院國府海軍扣留陶普斯號,同時宣稱另一艘蘇聯油船列寧格勒號剛離開中南半島海岸,也將沿著陶普斯號一樣的路線,國府海軍預計25日午後稍晚扣留列寧格勒號。藍欽引述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說法,葉公超反對在公海上扣留蘇聯船隻,參謀總長周至柔與葉公超的看法一致。
國府宣布封鎖大陸沿岸,也真的動用海軍執行這項任務,包括美英等國的貨輪都被國府海軍扣留或者砲擊驅趕,後來更進一步扣留來自共產國家的船隻,與陶普斯號同時間另有兩艘波蘭船隻,也遭到國府海軍扣留帶回。
蘇聯對於國府扣留船隻反彈很大,讓美國也感受到政治壓力。7月9 日,國務卿杜勒斯去電駐華大使館,請大使館與國府交涉立刻釋放陶普斯號與船員,國務院認為國府的行為沒有任何國際法的依據,要藍欽緊急向葉公超反映這件事情,可能會引起蘇聯的反彈,影響到國府與其他的政府。杜勒斯也要大使館請葉公超轉告蔣中正總統,美國政府高層關切國府扣留船隻與船員可能造成的後果。
美國大使館在台北幫蘇聯向國府施壓釋放船隻與船員,葉公超剛好生病請假在家療養,美國人還是找上門打擾葉公超,國務院檔案記載葉公超的回答,葉公超說,他自始就反對這件事情,可是蔣中正聽其他顧問的話。7月12日,外交部告訴美國大使館,陶普斯號仍然扣留,因為需要進一步調查。美國大使館7月13日電報通報國務院台灣方面的態度,電報稱國府明白地無視於國務院立刻釋放的要求。
美國為了陶普斯號,對國府是軟硬兼施,7月16日,國務院中國科科長馬康衛藉著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商談遠東集體安全問題時,對顧維鈞提出了有關陶普斯號的關切,憂心蘇聯會有報復行動,但是顧維鈞也無法作主,因為台北態度始終沒有改變。
就在陶普斯號事件一個月後,兩架共軍戰機在海南島外海擊落國泰航空由曼谷飛往香港的民航班機,這件事情引起了美英兩國的嚴重抗議。這起國際重大空難事件,間接的原因與陶普斯號有關,北京顧忌國府持續在台海周邊扣留開往大陸沿海的船隻,便將船隻停泊港口都改在廣州,並在沿途有戰機護航,排除國府的扣留行動,7月23日,兩架共軍戰機發現國泰航空的班機,誤認是國府的轟炸機,要攻擊往大陸的船隻,開火擊落,造成無辜旅客傷亡。
共軍攻擊民航機的事件只是開端,7月26日,美軍派兩架飛機在國泰民航機落海海域搜救,遭到共軍戰機攻擊,美軍戰機還擊擊落共軍戰機。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7月29日白宮國安會開會,中情局長艾倫‧杜勒斯說,蘇聯對國府扣留船隻非常憤怒,蘇聯認為這是美國的政策,攻擊英國民航機是因為愛開槍的飛行員造成的,飛行員認為這架飛機是要攻擊蘇聯油船,發生第二起事件時,美國飛機正在對海上航行的波蘭船隻拍照,波蘭船隻有蘇聯軍艦護航,蘇聯砲艇發出警告後,共軍出動戰機到現場,由美國所截獲的共軍命令是,如果美軍軍機沒有敵意,不可以攻擊,如果有敵意,立刻展開攻擊。
國府扣留陶普斯號引發了其他意想不到的發展,美國始終無法說服國府,但是美方慢慢透露出國府為何能夠抗拒國務院的要求。9月13日,藍欽給馬康衛的信函稱,國府扣留陶普斯號從一開始就沒有讓美國的外交與軍事代表餐與。國務卿杜勒斯9月9日訪華,杜勒斯提到陶普斯號事件的處理,大部分都不在正常的國務院與大使館的管道之內。藍欽與杜勒斯的弦外之音,就是美方內部另外有人與國府合作。
稍早8月19日,國務院遠東事務助卿勞勃森給國務卿杜勒斯的備忘錄,承認是美國情報支持國府扣留蘇聯船隻的任務。勞伯森說,國府是運用美國提供的情報攔截陶普斯號與另外兩艘波蘭船隻,至少要在陶普斯號獲釋之後,美國暫時停止提供有關共產國家船隻相關航向與位置的情報給國府。
10月6日,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告訴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洛奇,在台北有幾位美方人士敦促蔣中正總統不要理會艾森豪總統的請求,扣留這些船隻。洛奇問蔣廷黻這些是否是美國官員,蔣廷黻答,這些人不是美國大使館的人,但可能與中央情報局有關。洛奇也很快地將蔣廷黻的訊息,以最高機密的等級向國務卿回報。
以國府當時的能力而言,不可能掌握蘇聯船隻的動向,幕後自然是有美方情報來源支持,國府海軍在扣留陶普斯號之前,這項行動就已經由國府內部有人洩密給藍欽。按照池孟彬的說法,太康艦在6月22日臨時接獲通知自左營出港,藍欽恰巧也在6月22日同一天,以最高機密等級的電報回報國務院,國府海軍接到命令要抓捕經過台海周邊的三艘蘇聯油船,這些船裝載供噴射戰鬥機使用的燃料。蘭欽認為國府海軍的行為幾近是海盜行為,如果沒有美國協助,國府海軍不可能找到這些船,這項行動可能是由美方同意的,國府海軍才敢扣留這些船。蘇聯船隻可能有從大陸起飛的戰機護航。
10月29日,藍欽以最高機密等級給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莊來德寫信,他表達了對陶普斯號事件的不滿,同時提到國府為了面子問題,無法釋放蘇聯船隻。藍欽也說,大使館沒有任何人要求國府扣留船隻。藍欽提供的訊息,傳達了有趣的資訊,國府扣留船隻的行動是由美方情報幕後支持,但是引發蘇聯反彈後,卻每有任何大使館相關的官員承認與扣留船隻有關,最後只能推給國府基於面子問題不能釋放船隻。儘管美蘇兩方的壓力,國府不放就是不放,陶普斯號後來被國府海軍改編為會稽軍艦,成為海軍運輸艦之一,蘇聯船員按個人意願分別釋放離開,或者居留台灣。
60多年過去,台灣多已淡忘當年這起國府敢於與蘇聯、美國對抗的海事事件,國府讓各國與大陸進行運輸活動的船隻後果自負,造成大陸很大壓力,意外造成國泰民航機被擊落的事故。當年國府憑藉的是與中共鬥爭的決心與勇氣,今日民進黨政府積極推動台灣獨立,自然仇視中共對台灣的國際壓力,但在M503航線問題上面,台灣今日的表現,實難與當年相比擬,固然時空不同,可是光會動嘴,只炒作議題,沒有具體行動,民進黨政府最後仍會被對方看破手腳。

紀念杜勒斯沈呂巡玩笑開大了|高靖

文/高靖

外交部將中華民國護照內頁圖案的桃園國際機場誤植為美國華府杜勒斯機場,鬧出大笑話,曾任中華民國駐美代表沈呂巡卻認為不用改,就拿來紀念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沒什麼不好。沈呂巡認為杜勒斯推動中美同防禦條約,沒有杜勒斯的堅持,日本不願另與我簽訂中日和約。沈呂巡可能不知道,杜勒斯主導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及於金馬外島,當時國府內部就有兩個中國疑慮,中日和約的簽定,杜勒斯更是堅持讓日本自己決定如何簽和約,日本願意與國府簽和約,另外的原因是美國參議院當中的China Lobby成員幫了大忙,沈呂巡建議台灣紀念杜勒斯,那是太過誇耀杜勒斯了,杜勒斯對中華民國根本沒有這樣的歷史地位。
杜勒斯對國府態度不好,副總統陳誠日記多有記載,在八二三砲戰期間,杜勒斯訪問台灣。陳誠在1958年10月21 日的日記記載,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勞勃森告訴陳誠,杜勒斯是中華民國最好的朋友,希望中華民國不要誤會杜勒斯過去對記者的談話。這段話充分顯示國府對杜勒斯的看法,實在談不上是肯定或者好感,否則美國官員何必要這樣打圓場。
陳誠在10月22日日記記載當天杜勒斯與蔣中正總統會談後,他個人的感想,對於杜勒斯發表的看法,陳誠在日記寫下,不知道杜勒斯是來台灣談合作,還是勸降。如果接受杜勒斯意見,不但使大陸人民對我政府失望,台灣一千萬同胞及海外一千三百萬同胞也將動搖。陳誠認為,政府對反共抗俄的政策,絕不能變,聯合國不如五億人民的重要。蔣中正總統以最大容忍,僅說杜勒斯所陳述各點,暫時保留意見,以後在再行答覆,蔣中正對杜勒斯強調,身為革命領袖,中華民國政府為革命政府,絕不在任何情形下犧牲革命原則,這是杜勒斯必須牢記者也。
陳誠10月23日日記記載,王世杰認為蔣中正對杜勒斯的談話,深恐兩人彼此不能相諒為慮。
杜勒斯就是一位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美國官員,實在談不上是一位對中華民國有多好多好的人。陳誠、王世杰的看法,都顯示杜勒斯與國府的互動大有問題,雙方有很大歧見,而這個歧見的出現,是杜勒斯以美國利益優先的考量所產生的結果,陳誠是蔣中正的副總統,王世杰擔任過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長,兩人都算是國府的重臣,他們對杜勒斯有關的看法,顯然認為這人與國府不太合得來。
立場親美的沈呂巡吹捧杜勒斯,並不令人意外,這也是台灣外交官員的通病,過於親美,以至於失去自己應有的嚴正立場,影響了判斷。沈呂巡在報紙投書稱,杜勒斯在1953年至1959年任國務卿,是冷戰時期圍堵策略的主要操盤手,杜勒斯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的設計者,沒有他的堅持,日本當時或不願另與我簽訂中日和約。但是中日和約的簽署,杜勒斯有那麼大貢獻嗎?沈呂巡的說法其實與事實有落差。
杜勒斯在中日和約協商簽署的過程當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以美國利益為第一優先。從國務院相關的公開檔案顯示,當時在韓戰背景下,亞太局勢詭譎,擔心蘇聯也可能趁亂入侵北海道,美國急著與日本完成和約,才能讓日本恢復為正常國家狀態,協助日本重建軍備,由日本自己承擔防衛侵略的責任。當時美軍已無足夠兵力,很難獨力承擔日本列島的軍事防衛,及早完成舊金山和約,才能解決日本重建軍備的爭議。
舊金山和約又需要美國參議院的同意,才能生效,參議院裡面支持中華民國的參議員,就以日本必須與台北的國府簽署和約,作為同意支持舊金山和約的政治條件,這一點迫使白宮必須讓日本願意與國府簽,否則會造成舊金山和約的延後通過,不利亞太情勢的穩定。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1952年1月10日,一場美英雙邊會談,有關於日本問題的會議當中,杜勒斯當時是美國與日本談判和約的特使,他表示,他所有的行動,都只是為了讓美英關係盡可能的緊密,同時確保美國參議院盡快通過日本和約。他拒絕參議院有關日本應該與中華民國立刻簽和約的要求。
杜勒斯說,他希望參議院在沒有要求日本與國府完成簽署和約這個附帶條件下,盡快通過和約,他牢記美英雙方的協議,這個協議就是日本應該在符合其自身最佳利益下,有自由的選擇,不能強迫日本與國府簽和約,這可能會變成承認國府能夠代表全中國。中日雙方的協商,都只能等到舊金山和約生效後完成。
杜勒斯關於日本和約問題的態度很清楚,就是在不理會日本如何能與國府簽中日和約的情況下,要讓舊金山和約趕快完成生效,相對於台灣,他更重視美英雙邊關係。當時英國不承認遷台的國府可以代表中國簽和約,英國主張開放日本的態度,讓日本自己選擇要不要與台北談判簽約,杜勒斯也接受這個看法,只不過,在冷戰的背景下,美國無法承認中共,所以杜勒斯也認為,就近幾年來美日的雙邊關係而言,他不認為日本會採行與美國遠東政策相違背的政策。這也就是說,日本應該與國府簽和約。
杜勒斯對於中日和約的問題,他所關切的只是不要干擾舊金山和約,讓日本可以趕快重建軍備,國府對中日和約的態度,不是杜勒斯在意的,杜勒斯向日方暗示的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不過是聊備一格,如果當時沒有美國參議員的壓力,美方可能也不會暗示日本要注意美國的對台政策,更甚者,若真的那麼支持中華民國,杜勒斯為何沒有爭取讓中華民國參加舊金山和約的簽署,舊金山和約是要解決美國的問題,與日本侵華無關,中國軍民在戰時犧牲重大,戰後卻因為內戰問題,被迫另外簽和約,而無法與昔日同盟國戰友一起簽署和約。
杜勒斯在八二三砲戰期間來到台灣,沈呂巡認為杜勒斯對台灣堅定支持,沈呂巡不知道的情況是,杜勒斯只是要避免台海戰事不要擴大,國府萬勿反攻大陸,把美國捲入戰禍當中。杜勒斯在砲戰發生兩個月後來台,是希望促成美中雙方共同發表聯合聲明,降低台海緊張情勢,以免擦槍走火,引發世界大戰。但是上至正副總統蔣中正、陳誠,下至外交部長黃少谷與杜勒斯談過後,對於杜勒斯推銷的美國主張,三人都很不滿。
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抵台北後,在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葉公超擔任翻譯下,與蔣中正進行第一次會談。從國務院公開的會談紀錄看來,顯然一開始雙方就有歧見,杜勒斯問蔣中正是否想過提出共同聲明,蔣中正回答,沒有。蔣中正認為,如果雙方有重大決定,應該是私下的。蔣中正希望美國對他要多些信任,他抱怨即使艾森豪政府對他也缺乏信任。杜勒斯當天寫信給艾森豪總統,回報他與蔣中正的互動情況,杜勒斯說,他向蔣中正說明中華民國必須消除世界上的恐慌,認為中華民國威脅到和平。他不確定他的想法是否適當地傳達給蔣中正。
10月22日,杜勒斯與蔣中正、陳誠、黃少谷、葉公超、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展開會談,杜勒斯談了半天美國的立場,最後蔣中正對於杜勒斯的報告卻是保留他的看法,先讓他與他的同僚能夠有時間去思考這些想法。
杜勒斯在這次會談中,向蔣中正宣讀了他的聲明,杜勒斯表達的某些看法,引起國府方面的不滿。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不只危害了和平,中華民國也希望危害和平,利用美國為回到大陸的唯一方法。國共內戰沒有停火,自由世界國家希望有某些方法消除這個麻煩地點,他們希望國府能對促成這個目的有所貢獻。國府要注意到許多外國認為它是軍國主義的形象是錯誤的,國府必須採許行動改變這個不討喜的印象,成為自由人們所歡迎與支持的。
杜勒斯要求國府在目前的分界線上停火,國府自身願意去完成停火。中華民國不會主動與強制地回到大陸,會避免對大陸突擊行動或者戰機飛到大陸上空。要尋求外島解決方案,國府軍隊的特性與人數需要檢討,以增加更大的機動。
22日下午黃少谷與美國駐華大使莊來德會談,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黃少谷對莊來德抱怨杜勒斯的說法,許多國家搞不清楚問題,雖然適不計代價要爭取和平,但是這個代價卻要別人來承擔。誤解中華民國捍衛維持領土的完整與合法,對抗反叛政權的侵略行動,是影響和平的來源,這是非常偏差的看法
黃少谷說,面對中共挑釁,國府以幾近超出人性的自制,展現了對和平的強烈意願,是中共在台海造成緊張與對立,只要中共不干擾和平,我們不反對現在這種的停火狀態。他批評杜勒斯所主張的動搖中華民國的國本,等於是中華民國自願宣布接受兩個中國。
如果失去了愛好自由中國人的信任與忠誠,中華民國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中華民國存在的價值與未來,在百萬中國人仰望著團結大家的努力,恢復中國的民主自由。如果自滿於目前這種流亡的狀態,讓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等於是放棄了所有自由中國人所寄予希望的最後的目標。
黃少谷表示,我門面對失去自己同胞支持與失去某些國家支持的兩個選擇,不論有多麼痛苦,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後者所帶來的後果。黃少谷對杜勒斯聲明的這番回應,顯示他非常不認同杜勒斯的看法。
儘管國府與杜勒斯雙方充滿許多歧見,蔣中正甚至不願對杜勒斯的聲明有任何意見的表達,台北當局迫於美方的政治壓力,雙方最後還是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不過,這個聯合聲明在國府內部是非常不認同的。
陳誠在1958年10月30日的日記寫下,主持行政院院會(陳誠兼任行政院長),有關這份聯合聲明,是彼此同情,不是完全同意。中華民國立場在復國、建國,美國因選舉及一貫政策,不願作戰。但這份聲明可使中美合作加強,使國際比較同情我國,可加強部隊裝備。如有機會,美絕不能阻止中華民國反攻。
以聯合聲明方式發表,可是國府的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卻公開說不完全同意,美國不能阻止國府反攻大陸。顯見杜勒斯在八二三炮戰後兩個月來到台灣,實在沒有風雨故人來的溫暖,反而讓人感到美國無視於中共先挑起砲戰,卻只會片面對國府施壓,控制國府的軍事行動。然而這種處處管制台灣的外交關係,再經過十多年後,就完全改觀了,甚至發展到了雙方斷交的地步。杜勒斯對中華民國好不好,也許親美人士多持正面看法,但實際與杜勒斯交手的這些國府官員,多為沈呂巡的前輩,他們的看法顯然並不以為如此。

認清美中利益關係與美台友誼關係|高靖

文/高靖

美中(大陸)台(中華民國)三邊關係今日的錯綜複雜狀態,很大的原因起於美方基於其自身國家利益考慮,在打開北京關係的初始階段,難免過於傾向中共拉攏對方,但又為了顧全大國的面子,不能捨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想要兩邊討好,結果造成許多解讀混亂,引發了許多紛擾。
台灣獨立運動者天真的以為美國會支持台獨,沒有歷史遠景的台灣政黨人士創造出不統不獨,不要製造麻煩與變動,爭取美國認同與支持,只要維持不知所以然的現狀即可。大陸當局也不時以美中三公報的政治框架,經常對美台關係發展施壓,造成各方的困擾。其實,美中關係是利益關係,但雙方有正式邦交,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卻擁有長期的友誼關係,若能認清這些關係的侷限,就不會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從美國國務院公開的歷史檔案當中,有助於理解美中(中華民國)關係隨著國際情勢改變,逐漸演變成美中(大陸)台(中華民國)三邊關係的過程。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是長期盟友,但基於1970年代的美蘇戰略對抗與解決越戰問題,美國重新思考與北京關係正常化,這是基於雙方共同利益使然,而不得不犧牲台灣的利益,但美國仍顧念在亞洲盟友如日、韓等國的同盟關係,至於台灣,從尼克森總統時代,政策上大致定性,就是與北京建交後,確保台灣分離的存在,但美國並不支持台灣獨立,也不希望台灣挑釁,美國想要兩邊討好,結果造成兩岸問題更加治絲益棼。
從二戰期間回顧,美國總統羅斯福非常支持中華民國抗日,在羅斯福一手主導下,蔣中正才能夠以國府主席身分,出席開羅會議,大大提高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但是為了縮短戰爭時間,減少美軍傷亡,以美國自己的利益優先考量下,羅斯福另外與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在1945年2月在雅爾達達成密約,以中國東北的利益交換,希望誘使蘇聯在結束對德戰役後,能夠打破對日中立的政治立場,對日出兵,早日結束戰爭,這件事情日後不僅造成重慶當局派兵接收東北受阻,也讓中共在東北坐大,國府甚至為了換取收回東北主權,與蘇聯達成協議,允許外蒙古舉行獨立公投,自此外蒙正式脫離中國政治版圖,蘇軍在東北劫匪般的掠奪,更造成中國的重大經濟損失。
國共內戰期間,美國對於台灣地位問題,立場翻來覆去,考量的仍然是美國利益,若中共取得政權,美國介入台海戰事,恐怕不利雙方關係未來推展,但在考量台灣地理位置的戰略條件下,美國又不希望台灣為中共控制。韓戰爆發後,美國開始長期援助台灣,一方面是藉擴大政治影響力,遏阻台灣的國府殘餘勢力發動對大陸軍事行動,破壞區域安定。一方面藉著軍事、經濟援助,促成台灣能在安定環境下,逐步發展經濟實力,並敦促國府推動落實台灣的民主政治。
美國與撤退到台灣的國府關係發展起起伏伏,如果不是韓戰,杜魯門總統根本不想理會國府的死活。在艾森豪總統時代,美台雙方關係開始加溫,甘迺迪總統任內雙方關係非常糟糕,甘迺迪遇刺身亡,國府不派任何人到華府弔唁參加國喪,可見雙方關係惡劣。尼克森總統在艾森豪政府的副總統任內,曾訪問過台灣,住在蔣中正總統士林官邸內,他競選總統敗給甘迺迪後,到台灣訪問仍然受到重視,尼克森當選總統後,雖然選擇與北京發展正式外交關係,卻始終堅持對國府的友誼關係。
從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中可以看到,1972年2月14日,就在尼克森準備啟程訪問北京前一星期,尼克森與白宮國安顧問季辛吉的一場對話,對於季辛吉提到,我們會維持我們在台灣的顧問的承諾,尼克森以友誼(Friendship)回應了季辛吉。至於對中國大陸發展關係的目的,季辛吉說我們現在對中國的關切,是利用中國抗衡蘇聯,尼克森對這個說法表達了肯定。
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日訪問大陸,返回美國前,雙方簽訂了上海公報,為美中關係發展打開了僵局,也從此改變了美中台灣三方的關係互動。但是美國多年來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受到北京當局的強烈反對,成了雙方推動關係開展的一個重要難題。
尼克森就在2月14日的會談當中,與季辛吉討論了許多美中關係的問題,尤其是對於中美簽訂公報可能對台灣造成的影響。從對話當中可以發現,尼克森擔心被美國保守派人士批評他跑去中國大陸,然後出賣了台灣,他對季辛吉說,他根本沒有出賣台灣,可是對於美國表明信守對日韓等國的防衛條約承諾,卻因為顧慮發展建立與北京的政治關係,而不提對台灣的防衛條約承諾,尼克森顯然感到不安,並且對季辛吉表明他的憂慮。
尼克森關切台灣問題,他問季辛吉有關美國國務卿羅吉斯對有關公報文字的看法,季辛吉說,只給羅吉斯看有關台灣的部分,尼克森問,羅吉斯對公報內容有表達過任何想法?羅吉斯是否想要重新寫一份呢?季辛吉說,是的。尼克森說,羅吉斯有交給你什麼東西嗎?季辛吉說,有的,但它非常荒謬。季辛吉還告訴尼克森說,羅吉斯想要加入中方承諾的文字,要中方承諾不會使用武力解決爭端。季辛吉認為中共根本不會接受這個要求,最後定稿的上海公報文字也證實了季辛吉的推測。
原本尼克森推動美中關係,有一部分就是為了讓美國從越戰的泥淖中脫身,老謀深算的尼克森這時顯露了他的盤算,尼克森說,在我們結束了越戰後,假如大陸真的動武,我們必定可以同意我們與台灣是有防衛條約效力的。季辛吉附和著說是的,尼克森表示,我們不能放棄我們的條約。
最終在上海公報當中,美國表達了對韓國的安全承諾,對日本友好關係的高度重視,對印巴衝突停火的肯定,但是有關台灣問題,另外由美中雙方表達立場,美國公開提出了認知到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質疑這個立場。美國雖強調中國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利益,但也提出當區域緊張情勢趨緩,美軍全面撤出台灣的主張。這個撤軍主張,後來在卡特政府變成與北京建交後,美軍全面撤出台灣,而沒有考量台海情勢是否趨緩,因為北京提出斷交、撤軍、廢約作為雙方建交的三個前提,使得卡特沒有轉圜空間,美方的片面撤軍決定,也證明美國仍以其自身政治利益優先,而選擇放棄台灣。
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發展,在雙方簽署上海公報後,有了很大的不同。1973年10月3日,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在華府與季辛吉會面,然而根據國務院檔案,季辛吉原本不願意見馬康衛,也不讓馬康衛與尼克森會面。幕僚向季辛吉建議,如果不見馬康衛,可能會減弱馬康衛與國府行政院長蔣經國交涉的立場,進而導致台灣追求更加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季辛吉改變主意接見馬康衛,他對馬康衛說,他很遺憾在台灣的中國人受到了打擊,季辛吉對於他們必須採取的行動,宣稱他的內心在淌血,因為假如美國不採取這些做法,美國就會分裂,美國必須在1971年採取行動(為了拆解越南問題,這樣一來才能根據美國自己的節奏達成有關越南的協議)。美國沒有背棄台灣,這個態度現在與將來都不會改變。
季辛吉告訴馬康衛,美國朝向完全承認北京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最快在1980年可以達成。也許在1975年會採取某些初期的行動,可是我們不會把台灣逼到牆腳,如果台灣願意,我們的行動將會包含採取有力的方法,確保台灣保持持續分離的地位。馬康衛接著說,這是假設台灣不會採取挑釁的行動,例如宣布台灣分離大陸。季辛吉回答,的確是這樣,不可以有挑釁。我們將確保台灣不會自動地落入大陸的手中。例如,我們可以安排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會失效,或者失效以後,在某些情況下,條約可以自動回復效力。
從後來的發展可以看到,季辛吉的想法是過於天真了。北京堅持廢約,卡特政府另以對台軍售取代防衛條約失效的問題,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美國對台灣軍售,軍售武器的品質好壞並不是重點,軍售對台灣安全產生的政治心理效應,更優於武器的性能好壞。
季辛吉對馬康衛的建交談話,與季辛吉在1973年8月6日對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所說的不同。沈劍虹問季辛吉,如果美國承認北京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呢?季辛吉表示,除非北京承認台灣分離的存在,否則這就不會發生,但是美國沒有承認北京的計畫。季辛吉告訴沈劍虹美國沒有承認中共的說法,在短短兩個月後,季辛吉會見馬康衛時,卻變成建交方向不會改變,美國能否值得台灣信任,歷史殷鑑不遠。
不過,季辛吉還是告訴沈劍虹,美國無法容忍大陸對台灣軍事侵略,再次表達了美國對台灣這位盟友的某些同情。美國對台灣安全的顧慮,顯示美國希望在兩岸當中採取平衡的措施,一方面不能放棄對大陸的關係推展,但也不能不顧及台灣幾十年來的自主存在,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保持兩岸分離的狀態,最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站在兩岸自身的立場來看,當兩岸實力消長,美國力量減弱,台灣能否永遠保持分離的狀態,恐怕是個大問號,是要被迫接受統一,還是透過談判尋找政治上的解決方案,都不是一時容易解答的問題。

當年錢復對美國人說台灣研發核武是自殺|高靖

文/高靖

大陸在1960年代研發完成核武,台灣也在1970年代積極投入核武研發,奈何美國政治壓力,1977年春天,美國第一次施壓,迫使台灣將研發工作更加隱密,直到1988年1月蔣經國總統死後,為美國從事間諜工作的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叛逃美國,才讓台灣核武研發告終。核武研發在國府內部也是意見分歧,立場親美的官員多反對核武研發,錢復在外交部次長任內,無視於中科院努力突破困境的努力,他曾對美方表示,台灣研發核武是自殺。
蔣中正總統在1975年病逝前,國府早已經開始研發核子武器,分別有代號新竹計畫與桃園計畫都與研發核武有關。國府選在桃園石門水庫偏遠地區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選擇石門水庫附近,主要是當年興建水庫時,興建了不少房舍供美國顧問居住,水庫建成後,這些房舍空置,剛好可以撥給中科院使用,一方面也比較隱密。
中科院最初的目的就是要研發核武。當時中科院一所,是研發核武主力,二所是火箭飛彈研發,提供核彈頭的投射能力,這兩個單位在當時可說是網羅了台灣重要的科技人才投入研究。中科院雖然秘密研發核武,但從1960年代開始,台灣在國際上有關研發核武活動,早就已經被西方國家盯上,加上國府內部許多親美人士,紛紛主動向美國提供政府內部機密訊息,使得國府不斷受到美方壓力。
美方在福特總統時代,大概已經開始精確掌握台灣的研發能力,1974年8月23日中情局一份情報研析報告指出,台北當局進行小規模核子研究,其中有非常明顯的核武選項。大約五年後,台灣將能生產核子裝置。台北當局的決策會受到美國政策的兩個關鍵領域影響,一個是支持台灣的安全,以及關於台灣核武裝可能性的態度。台北目前的方向,可能會朝向發展核武。
1975年2月18日,福特收到一份武器管制報告,其中分析台灣與南韓的核武研發能力,當時南韓還落後台灣許多,南韓需要十年才具備研發核武的初始能力,台灣則在五年內就可以有這個能力。阿根廷可在十年內有引爆核武能力,巴西緊跟在阿根廷之後,南非也有研發核武能力。巴基斯坦正在設法獲得生產核武原料的方法與技術,伊朗與伊拉克都在設法投入核武研發。
1977年是台灣核武研發第一次受到重創,美國經過多年的監控,以及經由國府內部充斥各處的美國間諜協助,甚至還有學術界人士主動向美方提供敏感的核武研發訊息,這些訊息都引起美方憂心與關切,當時美方認為必須趕快遏止台灣的核武研發能力。
卡特總統在1977年1月20日上任,他就職後不僅急著推動與北京建交,也延續福特總統對台灣研發核武研發的關切。早在卡特上任前,1月11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副館長蘇利文拜會外交部次長錢復,討論有關台灣研發核武的活動。1月17日,美國福特政府派遣了一個小組來台灣,調查台灣研發核武的情況,當時台灣如臨大敵。
經由國府內部美國間諜提供的情報,當時中科院是美方指定要前往調查的地方,根據中科院當年親歷美方檢查的人士透露,那時軍方為了隱瞞核武研發,趕緊將一所的核武研發人員撤離,改派二所相關工作人員到現場裝扮是一所的研發人員,並且提醒他們面對美方查問時,都要說就是他們在這個地方進行研究工作,為了增加可信,他們把試射火箭與飛彈所需要的高速攝影機,都抬了出來擺設,掩蓋研發核武的事實。
結果美方調查小組搭乘直升機到了現場後,幾乎每位美國調查小組成員都會說中文,現場許多中科院技工一遇到這些美國調查人員用中文問許多問題,都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回答,中科院要隱瞞研發核武的用心,不到五分鐘就被識破,美方人員還在可疑的研發核武營區到處挖土進行檢驗,收集樣本。這位人士說,當年中科院還向西德採購了精密的雷射儀器,用來研究開發核子武器,這些當時都想辦法藏起來,不讓美國人發現。
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美方來台調查後不到一個月,2月12日,美國國務院電報請求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要與行政院長蔣經國討論核子問題的嚴重性,國務院要求安克志必須讓蔣經國深刻了解,卡特決心運用他的權力,防止核擴散。2月15日蔣經國宴請安克志,從安克志回報國務院的電報中可以看到,當時安克志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向蔣經國說明美國對台灣研發核武的態度。不過,安克志向蔣經國表達關於卡特重視核擴散危險的重要,他被要求要提醒蔣經國注意這個問題。安克志說,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核武的承諾,必須完全作到,否則會影響雙方在核子領域的研究,也會危及其他方面的合作。
依據安克志2月16日發給國務院的電報,他在2月14日晚上接受錢復在官邸舉行的晚宴款待,他向錢復轉達了美國政府有關台灣核武研發的訊息,錢復希望美方對於美國在關閉核燃料再處理實驗室這件事情所扮演的角色,能夠對外有所保密。錢復還向安克志提出蔣經國的疑問,美國是否對其他國家也採取對台灣一樣的強硬路線。
有關研發核武的看法,在台灣的政治官僚與科學家、國防部的看法,南轅北轍。安克志轉述錢復的說法,錢復自稱像他這樣務實心態的政治官員,在接觸中國海內外的科學家。以及那些重視國家安全與優勢的人,還有希望追上世界科學進步的人的時候,都感到非常困難。
安克志告訴錢復,有關核武問題的態度,美國對南韓、巴基斯坦、巴西的討論,眾所周知都是一樣的。安克志也提醒錢復,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顯然沒有信守原先承諾所採取的行動,感到非常關切。錢復面對安克志的嚴肅表達,當面告訴安克志,他與其他政治官員都能認識到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合作的重要,更多往研發核子武器的意圖,都是自殺。
卡特的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也在2月16日收到國安會幕僚奧森伯格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載明了美國調查小組在台灣的發現。奧森伯格表示,台灣就算沒有美國的協助,有能力在未來的二年到四年之間引爆核武裝置。關於調查小組在台灣的發現,國安會幕僚葛列斯汀寫給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哈比布的備忘錄中也提到,限在的情況需要全面的行動,調查小組認為我們應該尋求終止所有中華民國的核能研究。
3月26日,國務院電告美國駐華大使館,我們必須採取堅定而全面的行動,解除我們在台灣面臨得核擴散風險。國務院訓令安克志在盡快的時間內拜訪蔣經國,根據國務院提供的談話要點,陳述美國對核子問題的立場。在口頭陳述之後,安克志必須留下一份正式的節略,具體陳述美國的立場。
3月28日安克志見了蔣經國,口頭表達了美國政府對於核武擴散的關切,根據國務院的紀錄,蔣經國對安克志重申,中華民國支持卡特的非擴散政策。4月12日,錢復以外交節略回復美國大使館,表達中華民國政府完全接受美國政府所提出的要求。4月29日,布里辛斯基將台灣核武研發的處理情況,向卡特提出書面報告,布里辛斯基說,美國打擊台灣研發核武計畫的努力,已經獲得明確的預期結果。卡特看過報告後,在這份報告旁邊空白處,批示了「很好」。
美國在1970年代持續監控台灣的核武研發,在1977年春天給了台灣重大打擊,台灣研發核武能力遭到美方制止,可是這樣委曲求全配合卡特的政策,並沒有換來美國的善意,1977年卡特打壓台灣核武研發的同時,也積極與中共展開談判建交,一年後,台灣無力挽回,卡特決定與北京建交。美國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卻沒有減少對台灣的政治壓力,當時中科院進行中的地對地飛彈計畫也因美國壓力中止,曾在國慶閱兵展出的地對地青蜂飛彈,當時還未完成,只是個模型,正是在美方壓力,台灣被迫停止研發。台灣失去了美國的外交承認,依舊無法避免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尖端的國防科技自主研發屢屢遭美國橫加干涉。
1977年台灣遭受重大打擊後的10年,仍瞞著美國秘密研發核武,蓄積能量,但是台灣有太多美國間諜提供美國情報,美國仍在1988年1月向新任總統李登輝表達美方要求停止研發核武的立場,這次壓力之後,中科院連核研所都廢除了,美方每隔幾年就到台灣檢查一次。雖然核武研發受阻,可是地對地飛彈的研發,從中科院成立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只是沒有核彈頭的地對地飛彈,缺少了戰略嚇阻,在兩岸可能出現的台海衝突當中,所能扮演的戰略角色有限,僅能有輕微的打擊能力,對於腹地深廣的大陸而言,效益不大。

中國夢與國際秩序的新挑戰|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要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並且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然而,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為了樹立共同丶綜合丶合作丶可持續的新安全觀,並促進和而不同丶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中國將構築尊崇自然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綠色發展方式與生活方式,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

中國的發展理念是創新丶協調丶綠色丶開放與共享,推動新型工業化丶信息化丶城鎮化丶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目前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已增長到人民幣八十萬億元(約美金十二兆元),穩居全球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25%,五年來已有八千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這相當於歐洲一個大國(如德國)的全國總人口。

習近平表示,今後將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形成全方位丶多層次丶立體化的外交部局,營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他並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也就是要推動構建新型的國際關係。

從以上宣示可以看出,今後多年,中國將成為國際社會中主要的議題設定者,也將成為國際秩序的重要參與者和維護者,更重要的是,它將積極促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並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體系。這無疑是一項重要的全球化宣言,值得深入的探討與推究。

首先,在議題設定方面,中國已清楚的列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清單,並提出了重大承諾,包括依法治國丶深化改革丶改善民生、創新發展丶生態文明丶國際維和,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這表明中國今後將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各項合作,並扮演議題設定者與秩序推動者的積極角色。

但是,相對的,美國總統川普卻堅持美國優先和白人利益至上,他公開反對外來移民丶對抗伊斯蘭文化,並強調美國不應受國際約束,而且基於自身的安全與利益,不惜抗拒全球化潮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丶拒絕太平洋夥伴協定,並威脅將進一步推翻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的獨斷獨行,已成為眾多國家內心厭惡的黑天鵝。

很顯然的,在推動全球化與逆轉全球化這兩股相互衝突的趨勢中,中國的國際地位將因美國的反其道而行而獲利,並掌握著難得的契機,成為正向推動全球化進程的參與者和維護者。

但是,中國也將因此面臨一些新的挑戰。

首先,是美國因霸權地位下頹及單邊主義受挫而形成的失落感,以及尋求戰爭以解決衝突的新威脅。這也就是近年來甚囂麈上的論述──「崛起中大國形成的挑戰」。但是,只要中國不稱霸丶不求戰丶堅持國際維和,也不故意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事實上很難找到對華戰爭的藉口,尤其是面對人口丶土地丶資源與經濟實力如此龐大的中國。換言之,只要中國堅持和平與發展的既定理念,繼續構建穩健的新型大國關係,此一威脅並不足論。

但是,美國卻有足夠的實力與動能,聯合日本、印度及東南亞等國,挑戰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大國地位,包括在南海、東海和邊境地區進行各種挑釁,甚至擦槍走火,製造衝突。這不但已是既成的事實,而且還將持續發生,考驗著中國的耐性丶智慧與毅力。近年來,中印、中日、中越丶中菲丶中緬等雙邊關係中,都曾出現類似的挑戰,所幸均已成功化解。這是中國大陸今後在對外關係中必須展現的國家能力與外交實力,也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在國家強盛時期一向展現的王道精神與大國器度。

至於在上海合作組織與獨立國協(獨聯體)方面,目前中俄關係正處在幾十年來最佳時期,而與俄羅斯關係緊張的烏克蘭也與中國大陸十分友好,至於其他中亞丶中東歐國家,一向與中國維持積極的雙向交往,中國大陸在推動改革開放後展現了充沛的國家實力與旺盛的企業家精神,更讓這些前共黨國家的政府與民眾刮目相看。對於中國堅定不移的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東歐人民尤感好奇,這也正是中共在十九大閉幕会上高唱國際歌,並且總結性的強調要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特殊意義。

在前蘇聯與中東歐經歷了轉型的陣痛之後近三十年,中共在十九大會議上高調的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與時俱進的時代性,並明揭列出將在2035年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目標,無疑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不僅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有其重大的借鑑意義,而且對於社會主義發展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均有劃時代的宣示作用。

先談對發展中國家的借鑑意義。

目前中國大陸對外關係表現最成功的領域,同時也是歐美國家困擾最大的地區,就是從北非丶中東到中亞的大中東地區,這也正是與西方基督教對抗最為激烈的伊斯蘭教文明地區。

近年來,由於歐美國家推動「顏色革命」,對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威權政體採取顛覆丶政變甚至內戰等激進手段,造成各國內部社會動盪丶經濟倒退,極端勢力竄起,進而導致老百姓流離失所、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無家可歸,流浪到中東與中東歐等地。這是由於歐美國家主張霸權主義丶堅持基督教文明與資本主義優越性,對這些威權政體實施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m)政策所帶來的惡果。

前加拿大自由黨黨魁、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校長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指出,2003年推動伊拉克戰爭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國,它本應承擔起造成中東動盪丶政治難民流竄各地的責任,主動的接收難民,但迄今為止卻擺出一付事不關已的態度。至於歐盟,也應該反省長期以來習以為常丶自以為是的干涉主義政策。這是造成當今中東丶北非社會動盪丶難民湧入歐洲各地的主要根源。

干涉主義措施是歐美霸權主義心態與殖民主義遺緒的具體顯現,它主張以強制的手段強迫發展中國家,學習西方文明價值丶倣傚歐美政經制度,即使是動用武力丶顛覆政權也在所不惜。因為他們肯定西方文明代表的是普世價值,是舉世皆準的不變真理。

但是干涉主義政策卻不符合歐美國家的自身利益,也未能真正體現人道主義及人權保障的戰略目標,而且遺禍十分嚴重,它不但造成了此一地區長期的紛亂不安,也使最起碼的政治穏定變成泡影。美國國務卿希拉芯.柯林頓支持利比亞叛軍強行推翻格達費政權,不但未帶來她所期許的美式民主,反而造成該國持續性的政治動盪,並導致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和外交官被叛軍殺害,不但未蒙其利,且治絲益棼、適得其反。

中國的對外政策卻與此截然不同,它反對干涉主義,堅持尊重各國的宗教信仰丶文明傳統與制度選擇,絕不干涉他國內政。基於此,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丶主導設立亞投行,並支持各國推動基礎建設,改善各地的人民生計。中國拒絕採取過去世界銀行丶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干涉主義作法,絕不強求各國配合大國的要求,調整基本經濟路線或改變既有的政治體制。這種不干涉主義正是中國在很短期間內迅速成為中東丶北非地區第一大貿易國的關鍵因素。

不同於西方國家長久以來展現的殖民主義與霸權作風,中國當前在北非丶中東地區具體的作法是,進口本身缺乏的石油、天然氣和原料,輸出廉價的服務和製成品,同時也為當地民眾提供改善工業化發展的基礎建設和技術資源。這是一項平等互惠的雙贏策略,卻不會帶來干涉主義的沈重後果,也不致引發各國政府與民眾因制度差異和文明衝突而形成的矛盾與反彈。

 

這種不干涉政策的思想源頭,正是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所強調的王道與和平思想,也就是所謂的「王霸之分」。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訪日之際,曾演講「大亞洲主義」,他苦口婆心的勸戒日本人「要做東方王道之干城」,勿為「西方霸道之鷹犬」,但日本主流政治人物卻始終無法明察其中之深蘊,迄今仍然想以西方強權的代理人自期自任,甚至仍然籍美日同盟對抗中國,並分化亞洲各國。這是西方殖民主義與霸權主義在東方留存的遺緒。

 

自古以來,中國的王道思想與天下觀發展出一套應對周邊地區和異族政權的具體作為,包括運用和親丶懷柔丶羈縻丶朝貢等不同手段,化解紛爭,非到最後萬不得已,不會輕易採取制裁性的征伐行動。相對的,近代西方國家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帝國主義的擴張,利用船堅炮利,強取豪奪發展中國家的原料和資源,對亞洲丶非洲丶拉丁美洲進行武力征伐丶霸淩天下。表面看來,這是為了推動西方國家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普世價值;而實際上,卻是基於各國的自身利害,強迫非西方國家必須屈從就範。

但是,現在中國卻提出了另類選擇!從一帶一路到亞投行,從金磚五國到新發展銀行,從上海合作組織到絲路基金,所有由中國倡議或推動的國際機制和發展計劃,都否定西方的干涉主義丶拒絕干預他國內政,而且還特別強調要尊重各國不同的文明信仰和制度選擇,這無疑將為國際組織及全球治理體系帶來重大的變革,並強化開發中國家的自信丶自主和動能。一位埃及的專家感慨的說:中國人尊重各國的文明與制度,不干預他國內政,這才是真正的互利與共赢!

至於中國大陸自身的發展經驗與改革道路,十九大特別強調它只是「新時代」的「中國特色」,或許對其他國家具有參考意義,但卻不是什麼普世不變的真理。

換言之,中共已經完全走出了過去國際共運史上曾經出現的窠臼與泥沼,拒絕再談什麼蘇聯模式丶南羅經驗丶第三國際丶經濟互助會這些舊名詞了。中共強調它的發展經驗符合當前中國人民的需要,而且仍然經受著「兩個一百年」的考驗,至於對其他國家是否受用,則因人因地因時而異,必須經過實踐之後才能判斷正誤。

換言之,中國經驗畢竟只是中國經驗,是獨特丶艱辛,長期耕耘的成果,但卻不是和西方模式競爭的另類模式。但是,中國終究是大國,大國就要有大國的樣子。現在,中國的大國樣子終於做出來了,而且備受全球矚目。不過,其他國家到底喜歡不喜歡,接受不接受,那就只有回到和平共存丶兼容並蓄,讓時間來作裁判了。

 

 

美國出動三位大使一位特使阻擋國府反攻大陸|高靖

文/ 高靖

1962年,國府遷台13年了,這一年,胡宗南、胡適相繼在台去世,大陸內部情勢不穩,蔣中正總統見機不可失,一心要發動軍事反攻大陸。但是美國總統甘迺迪剛剛上台,基於穩定國際局勢,對反攻大陸多所保留,華府與台北方面為了反攻大陸,相互折衝許久,雙方溝通過程中,蔣中正健康出現警訊,但仍然堅持反攻大陸,前後讓美國派出ㄧ位特使,更換了三位駐華大使,其中一位大使甚至重病死了,這才讓蔣中正逐漸緩和反攻大陸的念頭。
甘迺迪政府對美國駐中國大使莊來德未能充分向國府說明美國政策,頗有意見,認為莊萊德未能說服蔣中正與蔣經國,不要貿然對大陸發動軍事攻擊,莊萊德同情國府的立場,迫使甘迺迪決定以柯克(Alan Kirk)替換莊萊德,柯克自1962年年中到任,任期短短幾個月,與蔣中正關係非常緊張,無法與蔣中正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美國只好改派賴特接替柯克,柯克使台不到半年就卸任歸國,返國不久後,病重辭世
美方對於蔣中正反攻大陸的計畫,多所疑慮,主要是不願意見到台灣的軍事冒險,造成國際局勢混亂,因為美方顧慮若蔣中正發動反攻作戰,不論成敗,蘇聯都可能會派兵支援北京,這樣一來,美國不可能坐視台北當局遇見軍事困難,美國被迫捲入大戰當中,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61年,台北與華府雙方才為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與外蒙案糾纏在ㄧ起,剛剛上台的民主黨總統甘迺迪,與蔣中正兩人鬧得不可開交。蔣中正對於當年民主黨總統杜魯門出賣國府,仍然心有餘悸,蘇聯又強推外蒙入聯,宣稱如果遭到反對,就拿非洲國家支持的茅利塔尼亞入聯案開刀,非洲國家見狀,揚言若杯葛外蒙入聯,他們就要轉過來威脅杯葛國府代表權。這個危機在當時中央情報局台北站站長克萊恩,扮演蔣中正與甘迺迪兩人檯面下的溝通管道角色下,中華民國保住了會籍,但是中美雙方已產生心結。
根據美國國務院檔案顯示,1962年1月29日,白宮國安會幕僚柯默(Robert Komer)寫給甘迺迪的國安特別助理彭岱(Bundy)備忘錄,上面提醒反攻大陸會在當年成為大問題,蔣中正問克萊恩此時是否是與甘迺迪討論得成熟時機。根據副總統陳誠日記,2月18日元宵節前夕,蔣中正告知他反攻大陸應在春夏之間(陳誠稍後提到約在5月、6月之間)。1962年初,國府在台灣的黨、政、軍紛紛積極準備反攻大陸。
柯墨在他的備忘錄中用了Fobbing Chiang off(搪塞)這樣輕浮的口吻表達了他對反攻大陸ㄧ事的態度。他說,反攻大陸可以有兩個選項,ㄧ是在華南地區進行主要的登陸作戰,有助影響共黨在東南亞的活動。另ㄧ個是區域的試探行動。
柯默分析,無論台灣軍事行動的大小或者成敗,最終都會引起蘇聯介入支持中共,這樣就可能把美國捲入,美蘇因為中國發生戰爭,蔣中正也許願意賭一把,但是美國也要如此嗎?假如反攻大陸失敗,中華民國就很難繼續宣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受到影響,美國也將很難再繼續維護中華民國是台灣的獨立自主的政府。柯默最後建議,美國應該嚴格控制蔣中正。也許此時應該對蔣中正明白說明美國的看法,但是莊萊德無法有效傳達美國的態度,建議另外派特使(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哈里曼)到台灣說明。
柯默提出的兩種選擇,其實都是國府遷台後,不斷思考反攻大陸的作戰方式,蔣中正秘密招募日本二戰軍人組成白團,在台灣反覆研究後,提出在華南登陸作戰的「光計畫」。同時,為了說服美國支持反攻大陸,蔣中正也提出比較小規模的空降大陸軍事行動,以接觸當地反共勢力,擴大號召,進而推翻中共。
莊萊德在2月28日給國務院的電報表達了他的挫折感,他說蔣中正很明顯地,不願意與他討論反攻大陸,希望華府不要馬上斬釘截鐵的,對蔣中正的計畫表達反對態度,因為這樣ㄧ來,蔣可能會自行其事去冒重大的風險。
1962年初,華府決心用參加過諾曼第登陸的海軍上將柯克,替換莊萊德,卻對台北保密,限制莊萊德只能在華府宣布這項新外交人事前24小時,才可以告訴台北當局他即將卸任。莊萊德3月6日面見蔣中正,說明他將在3月8日卸任離台,儘管莊萊德再三保證,蔣中正懷疑莊的離任,代表美國政策改變。
當時彭岱也另外告訴克萊恩,哈里曼將代表甘迺迪到台北傳話,哈里曼有甘迺迪完全充分的個人信任。甘迺迪在哈里曼出發前,提醒哈里曼可以引用古巴豬灣事件當例子,說明不良的情報,以主觀期望而不是實際情況,成為決策的基礎,都會帶來危險。
3月14日,哈里曼到台北與蔣中正談反攻大陸,陳誠日記透露哈里曼對反攻大陸反應冷淡,只提出中美共同研究。
哈里曼給甘迺迪的電報表示,蔣中正想要說服他,回到大陸是中國人的事務,唯一的義務是與美國諮詢意見,而不是事前徵詢美國同意。當蔣無法說服哈里曼時,蔣努力表現他對軍事行動的謹慎與小心,3月28日,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萊斯給哈里曼的備忘錄,對反攻大陸事,提出了兩點建議,ㄧ是當面拒絕蔣中正要求美國支援ㄧ些祕密行動,例如200人到300人空降大陸的行動,這可能引發蔣中正不滿。第二個方案是表達支援國府空降50人到100人的行動,拖延反攻大陸,也許稍後美國可以找到更多方法拖延國府反攻大陸的行動。
3月 31日,白宮開會討論台灣反攻大陸,哈里曼主張拖延。甘迺迪提議提供兩架C-123運輸機給台灣,克萊恩希望能有更具體的方案,可以讓他帶回台灣,甘迺迪同意在美國訓練台灣的機組人員駕駛C-123。國務卿魯斯克主張在最後的決定確定前,飛機應該暫留美國,不可以送到台灣。在這場會談中討論的C-123,其實後來成了美國的誘餌,美國遲不交機,誘使台灣當局ㄧ次又ㄧ次的推遲行動。
4月11日,陳誠在日記寫下,美國似在拖延。美國的策略,其實都看在台灣當局眼裡。
當時克萊恩穿梭美台高層溝通的角色,白宮顯然有不同看法,想要有所調整,彭岱請克萊恩告訴台北,美國對這次任命的大使的想法,是要接替先前中情局扮演的特殊角色。
美國反對台灣反攻大陸,除了軍事優勢的不確定條件外,也擔憂巨額的軍費支出,會破壞台灣經濟的穩定,也明確對台北官方表達美方的憂慮。當時台北正在推動國防特別捐,以充足政府財政,準備反攻大陸,美國也以縮減美援要脅台灣,希望台灣對軍事行動三思。
這時,美國也準備將克萊恩調離台灣,5月17日,白宮再次討論反攻大陸,克萊恩轉達蔣中正的許多看法,蔣中正希望與美國進行私下不公開的對話,蔣中正希望甘迺迪理解,如果美國用限制美援的方式,對台灣施壓,這會破壞國府在台的優勢,可能造成台灣的混亂與反美情緒。美國對任何亞洲領袖公開透過外交管道的威脅,是錯誤的。這會讓他們沒面子,結果他們可能不接受美方的意見,或者在自己同胞面前失去信任。國務院想用經濟壓力對付與美國意見不ㄧ的友邦政府,這樣的壓力,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只會減弱中美合作,傷害雙方共同利益,如果可以避免這樣的重壓,蔣中正認為,雙方仍然可以對有爭議的任何議題,找到合理的妥協方案。
為了登陸作戰所需,台北向華府獅子大開口,要求在原先的兩架C-123之外,再添補三架。請美國提供總排水量共70噸到100噸的戰車登陸艦,16架B-57轟炸機。5月 29日,白宮為了台北的武器清單開會,即將到台北赴任的柯克也出席了會議,根據國務院檔案顯示,甘迺迪對柯克提出的建言,幾乎都是言聽計從。  柯克分析7萬噸的戰車登陸艦,大約是35艘,每艘可以載運ㄧ個戰車排或步兵加強連。
柯克告訴甘迺迪,台灣只是想把美國捲進反攻大陸的計畫裡。他建議甘迺迪在沒有具體的大陸情報的支持下,美國不要採取包括提供軍艦與轟炸機等公開行動,甘迺迪接受了這項建議。美方顯然也不信任台灣的安全保密,這場會談中有官員質疑如果中美共同計畫反攻大陸,某些計畫內容可能會洩漏給俄國人。
柯克抵台後,與國府的合作始終不愉快。陳誠日記在7月多次提到,蔣中正提到國共內戰時期,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他不能再上美國人的當,因為這個前車之鑑,蔣中正不願意與柯克直接討論反攻大陸的問題。
根據國務院檔案,9月6日,柯克到陽明山與蔣中正、外交部長沈昌煥、新聞局長沈劍虹會面,這場會談氣氛很差,蔣中正與柯克兩人爭論許久,蔣中正不滿柯克老是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他施壓,他批評條約讓國府綁手綁腳。柯克反問,蔣中正是要廢棄條約嗎?希望美國停止軍事與其他援助嗎?柯克說,不太能夠理解蔣中正真正的意思。蔣中正也回答柯克,修改條約與否是美國自己要決定的政策。
這場會面氣氛雖然不好,但最後還是有所成績,蔣中正接受柯克建議,中美雙方共同研究反攻大陸。其實這是美方的陽謀,就是與台灣一起研究對大陸軍事行動,藉以掌握台灣的一舉一動,希望能讓國府面對現實,認清不可能軍事反攻大陸的事實。這個中美共同研究反攻作戰的委員會,命名為藍獅(Blue Lion)委員會,也的確曾經舉行多次會議討論,但是最後並沒有付諸行動,到了1968年尼克森當選總統,尼克森有意拉攏北京,美國調整國際戰略,原本只是用來拖延時間的中美共同研究合作反攻大陸,從此自歷史當中被人遺忘。
由於柯克每次與蔣中正會面,態度強硬,總是對蔣中正反攻大陸的想法潑冷水,與蔣中正及其他國府官員的相處也都不好,陳誠在日記批評柯克談話不成體統,陳誠也覺得柯克顯得老態的印象。柯克赴台沒有多久,蔣中正就拒絕接見他,直到柯克離開台灣前,蔣中正與宋美齡才為他舉辦了晚宴,但仍不願與柯克談正事。
1962年的最後一天,陳誠與柯克對談,雙方仍然是不歡而散,面對美方反對反攻大陸的咄咄逼人壓力,陳誠用不只是忍氣,還要爭氣,勉勵自己。1963年2月4日,甘迺迪在白宮見了柯克,柯克告訴甘迺迪,他在台北見不到蔣中正,蔣中正認為他不瞭解中國人,還經常利用別的美國訪客協助傳話給美國政府。當時蔣中正許多重要事情,都不與柯克談,反而與到台灣訪問的美軍將領談,完全孤立柯克。甘迺迪肯定柯克在台北工作表現,以安撫柯克的心情,多所垂詢柯克在台灣的生活環境,柯克說,他不太喜歡台灣的生活條件,希望能夠儘快回到美國。
1962年3月莊萊德已經離任返美,柯克卻因為健康因素,拖延數月才到台灣赴任,1963年1月18日柯克回到美國治病,10月病逝,柯克成了中美外交史上任期最短的大使,在台北只待了幾個月的時間,阻擾國府反攻大陸。隨後在柯克建議下,美國5月3日改派海軍將領出身的賴特接任駐華大使,不過,彭岱很擔心賴特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任務是代表更大的美國利益,賴特很可能就會被國府所影響,彭岱建議甘迺迪要讓萊特瞭解,必須緊緊盯住國府。
賴特到台灣不久之後,與蔣中正意見不和的甘迺迪在德州遇刺身亡,詹森繼任總統,中美雙方關係顯然略有改善,國府與賴特在1965年8月簽署美軍在華地位協定,這是在劉自然事件引發民眾包圍美國大使館後,中美雙方多年來希望解決的老問題。無巧不巧,1965年8月6日發生的八六海戰,造成國府海軍重大損失,這次慘敗也影響了蔣中正對於反攻大陸軍事行動的看法,直到他在1975年4月5日辭世,台灣沒有對大陸發動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