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親美市長吳國楨將上海讓給外國人管理|高靖

文/高靖

在中國的西方人潛意識裡,總把中國當成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即使到了1948年、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海軍將領藉口為了中國經濟著想,要國府找美軍合作,由美軍維持上海的法律與秩序。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也不爭氣,在國共內戰前途未卜之際,信心動搖,找洋人搞上海國際化,希望用西方人的部隊維持上海秩序。國共雙方也都在上海的國際社區相互角力,爭取洋人認同。
美國政府最後確定他們的政策是不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使得吳國楨上海國際化的想法無法成真,1949年4月共軍渡江占領南京後,5月就把上海的國府守軍打跑了。1949年初國府軍隊在徐蚌會戰被共軍全殲後,國府為了如何因應共軍未來攻勢,內部意見分歧,
代總統李宗仁力主憑藉長江天險,與共軍一戰。擔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實際握有龐大兵力,在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幕後策動下,主張防衛大上海,不守長江,國府已是未戰先分裂,蔣中正的策略只是爭取時間,將上海的黃金等運往台灣。
上海是19世紀在中國與英國簽署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當中,因為英方要求五口通商,向西方人打開了門戶,19世紀中國發生太平天國之亂,清政府自顧不暇,上海由西方人集資成立傭兵部隊,號稱常勝軍,後由英人戈登指揮,防衛太平天國部隊攻入上海,成功擊退太平天國的部隊,可說是開了上海軍事防衛國際化的先河,但是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歷經抗日戰爭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銷西方國家在中國領土上的租界,開始萌生強烈的主權觀念,吳國楨與國民黨卻為了內戰,反其道而行。
吳國楨立場親美,後來到了台灣,背後藉美國外交勢力撐腰,在國府內部奪權,爭奪台灣省主席職位,是個美國幕後支持的野心勃勃政客,與蔣經國的權力鬥爭失敗,遠走美國,自此未再回到大陸或者台灣。
根據1949年11月23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麥唐納向國務院報告,引述吳國禎說法,吳國楨在1948年的夏天就認為中國大陸守不住了。
顯然吳國楨對於國共內戰發展早早就失去信心,1948年夏天東北遼瀋戰役仍未開始,徐蚌會戰尚未發生,國共雙方相持之下,雙方軍力對比國府仍有相當優勢,吳國楨卻對內戰發展毫無信心。國府軍隊在東北戰役遭到共軍圍殲後,吳國楨對上海未來的安危感到憂心,卻不是運用政府的力量,而是跑去找美英勢力,推動上海國際化。
1948年11月9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John Cabot)送交國務院的報告,其中提到美國海軍西太平部隊司令官白吉爾(Badger)提到有關派遣美軍到上海的說法,白吉爾認為,上海有那麼多的國際利益,中國政府沒有理由,在情況發生時,不去找美國海軍與陸戰隊的合作,以維持這個偉大城市的法律與秩序。如果為了上海在未來中國經濟扮演的角色,透過促成國際協議,宣布為開放城市(不設防),免除對戰爭的憂慮,這樣也是不錯的。
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1月29日,吳國楨就打算放棄上海了,卡伯特向國務院報告,吳國禎請他面談,吳國楨主動提到,如果事情的發展到了必要的時刻,將上海的權力轉移給共黨的程序。卡伯特引述吳國禎說法,雖然徐蚌會戰還沒有結果,但如果情勢發展對國府不利,很快就會出現這個問題。吳國楨說,市府官員,尤其是警察,不會待到共黨接收上海,他們幾乎可以確定會遭到清除,如果他們離開了,上海會出現相當程度的混亂,危及美國人與美國的利益。吳國楨也已經與怡和洋行的英商柯世威(John Keswick)討論過這問題。
柯世威與中共周恩來有交情,能與中共對話,抗戰期間也曾在重慶負責中英雙方有關特種作戰行動的聯絡工作,有軍事背景,加上有怡和洋行的強勢背景,對英國具有相當影響力,這可能是吳國楨找上柯世威的原因。
吳國楨建議,藉由國際行動,可以避免這種混亂,他根據自己的權限,提出經由某種的國際協議,國際部隊在上海登陸,在這個臨時的階段,在國民黨撤走,轉換權力到共產黨時候,能夠確保秩序。吳國楨不是要求美方單一片面的行動,吳國楨主張的是由英、法、蘇聯組成的部隊,在上海登陸。
卡伯特告訴吳國楨,他非常懷疑美國是否會同意為了維持上海的秩序,讓美國軍隊在上海登陸,而且還有許多實際上的困難,包括如何確保國際協議的達成,以及相關的時機問題。他認為如果不出動美軍,美方可參與確保權力有秩序轉換的國際行動,但是吳國楨堅持軍隊是有必要的。
12月2日,卡伯特向國務院報告,英國大使史蒂文生告訴他,吳國楨與柯世威的談話內容,吳國楨希望在上海成立外國人組成的委員會,暫時管理上海,將上海有秩序地移交給共產黨。吳國楨希望柯世威領導這個委員會,建議英國派部隊到上海維持秩序。史蒂文生告訴柯世威,反對由外國人成立上海委員會,中方應該自己成立這個委員會,也反對派英軍到上海。
儘管美英官方都對派遣部隊到上海持反對態度,但是上海當地美英僑民仍保有過去的殖民心態,卡伯特12月7日向國務院報告,美國海軍對於出兵維持上海秩序很冷淡,因為至少需要3500人的兵力。史蒂文生也告訴吳國楨,英國不介入這件事情,可是無法阻止英國僑民成立志願團維持秩序,但史蒂文生認為這會造成嚴重的紛爭麻煩。至於美僑社區,卡伯特稱,他們希望美國陸戰隊在上海保護他們,但他已經用很明確的態度向他們表達反對。卡伯特也提到,他不相信黑社會幫派能夠維持上海秩序,也不認為黑社會有足夠力量阻止共軍進入上海。
卡伯特早在幾周前的11月14日給國務院的報告曾提到,國共雙方勢力曾間接與他接觸,國民黨與上海聞人杜月笙(有幫派背景)最先向他保證,能夠控制當地情勢,南京政府也支持他們的計畫,他們也提議開放美國救援船進入長江,做為推動美國配合的策略,並由上海志願團成立國際警察部隊維持秩序。
在香港的民盟成員章伯鈞,派出代表傳達共黨訊息,共黨接收上海時,會保證美國人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共黨同意上海國際化,但是所有的國民黨份子都必須清除。
卡伯特說,他告知雙方,美國政府沒有帝國主義的想法,不會接受上海國際化的計畫,同時對於不介入中國內政,保持堅定的立場。
吳國楨想要把上海交給西方人的想法,在美英顧慮可能被當成帝國主義復甦的憂慮下,以及擔心共軍可能把上海的責任全都扔給西方國家,上海終究回到19世紀由西方人保衛的年代。
即使已經是20世紀,當時上海的西方人,完全不理解中國的情勢,才會想要組成志願團介入中國內戰,卡伯特後來接受杜魯門總統紀念圖書館的口述歷史訪談,他描述共軍攻占前的上海,他說,上海的外國商人非常討厭國民黨,當上海取消租界時,這些商人許多過去舊有的特權,都被國民黨取消,當然這裡也有許多貪污腐化。國民黨堅持平等條約,他記得上海報紙用一整版的評論批評與中國簽訂平等條約這件事情,商人都希望保留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他們就是無法理解,中國已經是主權國家,中國人與美國人都是一樣平等的,但這些商人就是討厭國民黨。
卡伯特記得非常清楚場景,上海被共軍攻占後的隔天,美國商會舉行每周例會,他是以榮譽會員身分參加,那些商人一個接一個站起來發表談話,表達他們多麼歡迎共產黨的到來,以及那些可怕的國民黨被趕跑了,是多麼棒的事情。他告訴這些商人,請注意,你們根本不知道你們碰到了什麼事情。接著這些商人討論要發給杜魯門總統的電報,語氣應該如何強烈,表達現況有多麼好,以及希望美國不要繼續援助蔣中正。
他盡可能地向這些商人表達抗議,但這些商人吵來吵去,所以延後了發電報這件事情,等到再要討論時,共產黨開始查封財產,他們才知道他說的是對的。但是美國政府的確收到來自天津的美國商會同樣的電報,他還很擔心這是從上海發出去的,後來才知道是天津發的電報。
卡伯特說,上海有許多白俄人,1949年4月時,我們試著將他們送出上海,移往菲律賓,他記得有一位醫生決定留下來。當共軍開始攻擊上海時,他搬入格林郵船大樓(現在上海外灘28號,抗戰時為日軍占據,戰後由美國海軍接管),美國海軍匆忙地放棄這裡,我們在這成立總領事館,當共軍靠近河岸時,可以聽到窗外的各種槍聲,實在不是很愉快的經驗,共軍占領上海前兩天,看到很多帆船張著大白帆開走,隨時都可以聽到飛機飛走,人們與船隻都在那時離開,海軍離開時,還遺棄了大約價值100萬美元的裝備,我們撤走了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只有攸關美國利益的人才可以留下來。
卡伯特記得上海被共軍占領前,有一天去英國俱樂部,經過一間銀行,看到他們把許多捆鈔票塞進卡車,這些鈔票在當時已經不值錢了,但這也正是處理這些鈔票的日常方式。第二天一早,接到上海郊區打來的電話,說共軍已經來了,但是通訊仍然維持的十分好,真是很特別的感覺,我們在大樓裡有無線電系統,可以立即與世界各地聯繫。中午時分,共軍接近格林郵船大樓,國府軍隊在蘇州河前設了路障,防守著橋梁,我們從窗戶看到部分國共雙方戰況,國府軍隊先是打死了我們窗下的一些共軍,接著共軍帶著迫擊砲來,大約24小時候結束了這場衝突,我們大樓旁有迫擊砲射擊,對方用榴彈發射器還以顏色。
卡伯特猜測後來共黨對美國商人態度轉變,可能是當時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原本要以訪問燕京大學的名義,前往北京,藉機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面,卡伯特支持這個安排,可是國務院禁止司徒雷登與他們見面,後來共黨對美國人的態度就很不同。
上海從開埠以來,因為西方商人大量移居,促成上海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特殊地位,許多久居上海西方人,到了抗戰勝利後,仍不能理解中國地位已經改變,是平等國家,不是西方殖民地,想要介入中國內戰,或者不滿國府當局維護主權。國府官員如吳國楨,不能保持立場,拱手將上海讓與外國勢力控制,表面上是藉西方人維持秩序,其真正想法也許揣測共軍害怕得罪外國人,不敢進上海市內,雖然是戰亂時期權宜作法,也顯示國府官員的無能,或者挾洋自重,吳國楨這樣的高官,果然到了台灣又挾洋自重,爭權奪利,造成國府更大的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