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國府遷台後最危急的一年|高靖

文/高靖

國府1949年遷台後,1960年代是個轉折點,眼見反攻大陸無望,中華民國國際地位逐漸下滑,國府內部出現士氣嚴重衰退的危機,1964年陸軍裝甲兵部隊差點發生兵變。蔣中正總統一方面透過美國中情局,向美國總統詹森尋求支持,另一方面,台灣發生政變危機變得十分真切,蔣中正總統指派蔣經國接任國防部副部長,國府雖口頭上仍未放棄軍事反攻大陸,政策卻出現微妙轉變,從反攻大陸轉為建設台灣,一方面安定台灣本省人人心,另一方面讓來自大陸的外省人逐步改善生活,偏安島嶼幾成定局。
曾任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長的王世杰,他在1964年2月13日當天的日記,充分顯示當時在台外省人的失落心情。他在日記寫道,今日為農曆元旦,踵門賀年之風習,雖至今未除,但今年似較前數年稍減,不知此一情況是否反映政府中人員對於時局之不安情緒。連日我對法絕交,湖口裝甲軍某副軍長復有叛變企圖,均使許多人心中不安。
王世杰提到的叛變,就是後人所稱湖口兵變。1949年12月國府撤退台灣之後,雖然在1955年宣稱破獲孫立人密謀兵變,但這並不是一起真正的軍人政變,而是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政治事件,半世紀後,監察院調查已經推翻孫立人兵變的指控。但是1964年1月21日新竹湖口裝甲兵基地,發生裝甲兵司令部副司令趙志華對官兵發表談話,對時局感到不滿,批評國府當局,這是比較接近兵變的真實案件。事件發生時,蔣經國是行政院政務委員,事變發生後不久的3月12日蔣經國就接任國防部副部長,一年後的1月14日,蔣經國升任國防部長,蔣中正在湖口兵變後,安排自己的兒子接任國防部長,事後看來,似乎是讓自己親信掌握兵權,以防止未來部隊譁變。
國府軍中事務多由參謀總長負責,由蔣中正一人控制,當時參謀總長彭孟緝、陸軍總司令劉安祺都沒有掌握到裝甲兵將領浮動的情緒,蔣中正安排兒子到國防部工作,免不了有更深入掌握軍中動態,以及培養蔣經國接班的心思。
王世杰也在3月20日的日記提到,政府決定以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俞大維雖為部長,但十年以來,幾乎從不負責處理部務,故今後國防部事務將為蔣經國責任。
台灣在1960年代初期,好不容易熬過外蒙案的外交危機,不出意料之外,幾年過後,外交處境又開始惡化,1963年日本發生大陸人士周鴻慶尋求政治庇護事件,台灣當局向日本爭取讓周鴻慶來到台灣,但最後周鴻慶仍遭日本政府遣返大陸,引起中日兩國關係緊張,中華民國駐日大使張厲生請辭,雙方外交發生重大變化。1964年法國準備與北京建交,法國當時並未宣布立刻與台北斷交,美國與日本都從中斡旋,希望台北不要與法國斷交,但最後國府還是宣布與法國斷交。
外交接連挫敗,部隊將領信心浮動,正是王世杰在農曆新年時候的感慨與不安的心情。這種不安,來自外在環境對國府的不利,國府在國際的地位,逐漸失去力量與合法地位,讓在台灣的外省人感到灰心,加上在美國阻力之下,遲遲無法反攻大陸,在台外省人對自己的生活,難免感到前無去路,退無歸處,國府士氣低落的現象,讓中情局都注意到這個問題。
與兩蔣交情深厚的中情局局副局長克萊恩(Ray Cline)在1964年春天訪問台北後,他提交了一份訪華備忘錄給中情局長,這份列為最高機密的備忘錄在3月2日送交國務院。克萊恩說,蔣中正認為法國與中共建交,對台灣,尤其是對軍隊與政府中來自大陸的人的士氣產生嚴重的打擊。
蔣中正顯然認為國府正面臨嚴峻的情勢,要求克萊恩務必將他的看法轉達給美國總統詹森,將他有關提升台灣士氣與美國在東南亞優勢地位的建議,讓華府了解。克萊恩返回華府後,向詹森口述了蔣中正的看法,也把蔣中正的意見向國務卿魯斯克報告。
克萊恩在備忘錄中提到,他發現國府官員的士氣非常低落,蔣中正以非常激動的語氣告訴他,美國如果維持現在的亞洲政策,將會造成中共控制或者支配東亞與東南亞,也將讓中華民國無法生存。克萊恩在備忘錄指出,除了蔣中正之外,許多的國府官員認為按照當時的情況發展下去,不能回去大陸的挫折感,以及感受到美國減少在軍事、經濟、政治方面的支持,台北在兩年內會發生軍事政變推翻現在的政府。
克萊恩在台灣深深感到情勢的嚴重,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嚴肅關切這個情況。克萊恩建議美國在越南採取強力的主動,可以鼓舞台北的士氣。克萊恩提醒美國政府,如果總是以為國府會保持穩定與友善的合作,是理所當然的,這是非常危險的。
經過克萊恩的分析,中情局當時建議國務院應該立刻傳遞蔣中正一個溫暖的訊息,鼓舞蔣中正重新建立信心。儘管克萊恩與中情局希望美國多給予台灣支持,但白宮與國務院卻不這樣認為,建議詹森以一封文辭並茂的信函回覆蔣中正美國非常認真地看待蔣中正的關切,會研究蔣中正的建議,除此之外,白宮與國務院並不願意對國府提出具體承諾
白宮國安會幕僚柯莫在1964年3月3日給詹森的備忘錄指出,雖然克萊恩非常認真地看待蔣中正的憂懼,但是國務院資深官員也在同時間去了台灣,國務院與克萊恩看法不同,國務院官員的看法是,在國府高層以下的官員,卻相當高興能夠成功地將關切轉向台灣本身
3月16日,柯莫又向詹森提交備忘錄,他在備忘錄中表示,詹森給蔣中正的信函,已經暫時安撫了台北方面的情緒,蔣中正雖然不斷提到若是國府的國際地位瓦解了,台灣就會有軍事政變的風險,但是從美國對台灣的情報分析看來,除非國府領導人認為美國在亞洲放棄台灣與反共,國府可以不受影響地,熬過這些挫折,對於未來更多強權國家承認中共所造成的打擊,以及聯合國中國席位的激烈鬥爭,國府都應該能夠生存下來,但是也不能排除國府面對危如其來的轉變政府的構成與政策的可能。
其實早在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後,美國已經利用政治壓力,迫使國府放棄採取軍事行動反攻大陸,但國府為了穩定內部,不敢言明這個轉變,湖口兵變多多少少是在這種遲遲沒有行動,大家回不了家鄉的困窘下,對當局所產生的不滿。蔣經國進入國防部後,雖然仍無法推動軍事行動反攻大陸,只好利用為中美雙方防禦台灣的軍事行動成立的藍獅委員會,規畫對海南島的軍事行動,希望營造反攻大陸的印象,鼓舞國府官兵士氣。但即使只是規畫研究,美方都要打壓反對,美國駐華大使賴特當時即告訴國府,防衛台灣以外的軍事行動,他們都沒有獲得授權可以參與研究與評論。
中情局1965年1月22日列為機密的台灣士氣問題特別報告,在台灣來自大陸的200萬國民黨難民,許多年來,士氣逐漸衰退,尤其1964年衰退得更厲害,因為中華民國失去了法國與幾個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加深了他們的孤立感,回到大陸的機會,越來越小。統治菁英只是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才會接受他們的現狀,他們多將子女送往美國。
1964年蔣中正指派蔣經國改善士氣與反制軍隊政變企圖的任務(接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蔣經國由蔣中正升任為國防部長(國防部史料是1月14日),更進一步加強蔣經國的能力。
台灣在1964年遭遇許多變局,顯然衝擊很大,到了1965年初,中情局仍認為國府的士氣衰退嚴重。國府也的確持續面對接踵而來的外交危機,退出聯合國,日本與北京建交,美國轉向中共,其實國府早在960年代,進行調整政府領導的方向,在被迫不能回到大陸,遭到美國政治壓力為一中一台設下框架後,兩岸分裂已成定局,若要確保國府統治的穩定,唯有建設台灣。
蔣經國在1964年擔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任國防部長,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1978年由國大推舉為總統,國府的路線也由反攻大陸,經由部隊裁併人員,逐漸轉變為防衛台灣,以及建設台灣,這才有為後來1980年代的經濟奇蹟奠定了基礎。
蔣中正在1966年採用沒有軍事背景的文人嚴家淦擔任副總統,這是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位沒有軍事背景的副總統,嚴家淦是財經技術官僚出身,當時也兼任行政院長,直到1972年交棒給蔣經國。嚴家淦的出線,顯示國府政策的微妙轉變,早期的軍事力量集中的路線,已經慢慢轉變。另一方面,嚴家淦在國府內部沒有盤根錯節的人脈派系,對於蔣經國可能的接班安排,不會造成威脅。
在台灣的本省人歷經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與國府當局與後來逃難來台的大陸人,有了不易抹滅消除的隔閡,外省人流離失所,等待了十多年,還是沒有反攻大陸,也回不了家,日子一天一天拖下去,只能在台灣安家落戶,一代又一代,直到現在。蔣中正害怕軍隊政變,其實是沒有想通官兵思鄉與對安定生活的渴望。
1964年的不安情緒,也沒有讓國府崩潰,卻促使國府繼續轉變,當台灣人民生活隨著國府的建設,有了大幅改善,幾十年來,台灣民眾彼此通婚,族群融合,省籍意識逐漸消解,大陸出生的外省人逐漸凋零,絕大多數人是在台出生,這時台灣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族群問題,也不是反攻無望,思鄉情切,也不是本省人反抗外省人的壓迫,是慢慢轉型為兩岸的統獨認同問題,我們究竟與大陸統一,或者兩岸永遠分離,這個問題一時不會有答案,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