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稱二二八事件軍隊用達姆彈攻擊台人可能有誤|高靖

文/高靖

最近台灣的國史館發表新書「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這本書中宣稱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報告,提到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當中遭達姆彈攻擊。這與實際的情況有相當的落差,根據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轉發給國務院的台北領事館電報,是指有醫生與一位台灣民眾向領事館指控軍隊使用達姆彈攻擊醫院。但是美國南京大使館指示台北領事館,不要介入雙方的爭鬥當中,領事館對所謂達姆彈的證據,也採取不受理的態度,也就是說,美國並未證實的確有達姆彈攻擊台人的情況,至於來自台北的電報,甚至連醫生的人名都沒有提出。
根據國務院的公開檔案,1947年3月5日有一份美國駐南京大使館轉發3月3日台北領事館的第30號電報給美國國務卿。這份來自台北領事館的電報稱,一位擁有小醫院的醫生與另外一位台灣人,主動向領事館提出了軍隊在巡邏卡車上,向醫院發射達姆彈的證據,希望領事館介入,要求台灣當局不要使用這種非法的彈藥。領事館對這件事情,要求大使館給予指示。領事館向大使館報告,明瞭目前不能介入爭鬥的雙方,在大使館有所指示之前,領事館不能同意持有這個達姆彈證據。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回報國務卿,大使館同意領事館不介入紛爭的決定。
這份原始來自台北,再由南京轉發回美國的電報,其中的內容與國史館所稱美國報告稱台灣人遭到達姆彈攻擊,顯然有相當的落差。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3月3日的確有一份第30號的電報報告,但是內容是引述醫生宣稱有達姆彈攻擊事件的說法,不是美國官員自己發現有達姆彈攻擊事件,對於事件真偽,美國大使館或者領事館都沒有表達立場,也沒有根據這位醫生的指控,找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協調。
美國對於這件事情的立場,就是不表達立場,沒有認同或者證明確有其事,國史館應該以既有的文件檔案,以及客觀事實來論斷,以美國領事館報告提到台灣人民遭達姆彈攻擊,向媒體發布新聞,似乎是刻意誤導台灣社會,媒體記者也不查閱原始文件,輕率地根據國史館可能有政治偏見的陳述,撰述報導,某些報導還用「美國領事館觀察到」這類的文字敘述,就有可能把事件本身給扭曲了,因為這是某位醫生的指控,並不是那位領事館官員的目擊。
尤其究竟有無達姆彈攻擊,這樣的情況若是真如最近某些有特定政治立場人士所指證歷歷,國務院的電報乃至立場支持台獨的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所撰寫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都沒有這樣的指控,台北領事館只是轉述了某位醫生的指控,駐南京大使館隔了兩天再根據這份電報,轉發給國務卿。3日收到電報,擱了兩天,5日才發給國務卿,如果這是特別重要的訊息,為何沒有該當日即轉發,若真有其事,當時南京方面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到台灣時,美國武官也跟著到台灣,美國武官豈能不知道達姆彈的性質,領事館連軍隊開槍的情況都向大使館報告,又怎麼可能隱匿達姆彈的實情,那位指控的醫生又為何沒有在其他的場合提出指控。如今僅僅以一個幾十年前無法查證的單一事件的指控,就要認定國府軍隊使用達姆彈,證據力量似乎還要加強。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台灣的整體社會環境的確出了問題,美國中情局在事件前就有過許多情勢分析報告,對陳儀當局的許多措施,包括專賣措施,工業生產等都提出許多警示,對於滯台日人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中情局也多所分析,台灣內部的各種共黨組織紛雜,中情局都有掌握。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社會的歷史悲劇,事過境遷,一定要歸責於誰,陳儀當局有過失,自不能免。事件發生後,台人從1945年以來累積不滿情緒,在當時社會衝突的挑動下,嚴重爆發出來,出現了台人與大陸人雙方的衝突,而非僅僅對陳儀當局的抗爭,這種省籍衝突的出現,自然會進一步促成軍隊報復攻擊的可能。但是這種只責備陳儀當局,而對挑弄省籍仇恨的人,因為只使用石頭與棍棒毆打大陸人,其過失就會小於使用槍械的軍人嗎?不問是非對錯的濫施暴力,在事件當時是存在的,而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美國領事館透過南京大使館,向南京政府請願,只是將過失歸咎於陳儀當局,顯然也忽略當時複雜的中國大陸政治環境,但對台人而言,可能也不容易理解中國面臨困難的全貌,實不便苛責。
1948年年初,美國特使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內戰,回到美國,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長,由蔣中正兼任行政院長,大陸經濟情況惡化,國共內戰逐步升溫,共軍在東北戰事逐漸掌握主動,國府退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當中,情勢岌岌可危,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幾天,蔣中正正在規畫對共軍老巢延安發動攻擊,指揮胡宗南部隊攻占延安。蔣中正面對整個中國內戰情勢的擴大,對於台灣的動亂,實在不可能有現在某些人所謂的殺人魔王或者劊子手的決策或行動。蔣中正根據台人要求,派了白崇禧到台灣,蔣中正若要鎮壓台人,又何必派白崇禧來台。
從國務院檔案當中,可以看到台北領事館副領事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後,接受大使館指令,寫了幾份有關事件的報告,在白崇禧來台後,葛超智的報告批評白崇禧有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說法,都太過表面,對台灣問題也有所誤解,還認為蔣中正在事件後仍是支持陳儀,國府欠缺改革心態。
不過,有關葛超智的報告,司徒雷登在1947年4月15日給國務卿的電報當中,曾經用了葛超智的評論看起來語調有些過於尖銳,在某些事例方面的內容也有些片斷(his comments appear highly keyed in tone and in certain instances categoric in content),來形容葛超智的報告內容。台灣的台灣史研究者也曾撰文稱葛超智與領事館其他同僚相處問題,為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不久後被調離台灣,尋求政治上的同情理由,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美國對親共官員可能有所疑慮,但像葛超智這樣的外交官,並非親共,若非真有某些爭議,還不至於遭到政治清算,葛超智離開台北,與他自己的態度與作風關係比較大。
我們在國務院檔案當中,可以看到1947年3月12日,南京大使館給國務卿的報告當中轉述蔣中正在南京發表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說法,蔣中正指控二二八事件是共黨煽動造成,整起事件處理解決遭到延誤,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要求,是不符合憲法的( unconstitutional,不過當時),這些要求超越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授權,甚至超越了中央政府的能力。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也是因為這個委員會造成了公共失序。
葛超智在他給大使館的報告硬要說蔣中正支持陳儀,但從蔣中正的談話看來,葛超智也只是講了表面的意義,蔣中正的看法,就是認為台人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要求,超過了當時政府所能做的。換句話說,台人與南京雙方,對於問題的解決看法有落差,加上暴力程度的升高,導致了這場悲劇的擴大,但是葛超智或者日後某些學者,都不願意正視南京方面與台人在觀念上的落差。
1947年3月9日,台北領事館給了南京大使館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因為情況緊急,當天轉發給國務卿,台北領事館電報稱,台北3月8日晚上發生激烈持續的槍擊,3月9日上午國府的代表告訴領事館,這是因為台灣人企圖搶奪政府的軍火庫。市區仍有各處零星的槍擊發生,而且仍然持續當中。基隆與台北上午6時 30分開始戒嚴,街上沒有人跡,但經常聽到衛兵開槍的聲音。國府代表告知,3月8日傍晚有2000名憲兵上岸,還有兩個師正在五艘船上,前往台灣途中。3月8日下午基隆街頭發生激烈槍戰,謠傳台灣人要攻占基隆要塞司令部。
台北領事館這份3月9日的電報,沒有擺了兩天,而是立刻送給國務院,顯然是重大情勢發展,有關 3月8日國府開始有憲兵從基隆上岸的情況,台北有台人搶奪軍火庫,這與最近國史館描繪的二二八事件不太一樣,當台人搶奪軍火庫,或是攻打軍方要塞司令部,暴力情況已不僅僅只是仇視毆打大陸人,是對軍隊有所挑釁了,衝突自然在暴力升級的情況下擴大,1947年當時的軍隊怎麼可能打不還手,遭到攻擊,反擊是理所當然。軍隊還沒來,台人就打算搶軍火庫,軍隊上岸後又怎麼可能善罷甘休。
3月9日後續的國府軍隊陸續抵達基隆,後來被許多台灣人不滿的逮捕與行刑,大約也是從這時候開始。但當時白崇禧也在台灣,白沒有反對軍隊的鎮壓,造成許多台灣人的傷亡,這一點葛超智有許多批評,但是從蔣中正的說法看來,本來應是針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實際上卻有擴大殃及更多與事件無關的人的情況,甚至有些人躲進山中,造成了台灣安全上的隱憂。
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南京大使館3月6日轉發台北領事館3月3日電報給國務卿,其中提到為了防止國府軍隊的殺戮,領事館建議美國直接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台灣人認為當時日本對台灣仍有法理上的主權地位(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尚未正式簽署和約)。3月5日大使館也轉發另一份3月3日台北領事館電報,內容指出,台北的領事收到代表807人的141人簽名的陳情函,要給馬歇爾,這份陳情的內容主張最快改革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方式,就是仰賴聯合國共同管理台灣,切斷台灣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幾年,直到台灣獨立。
在國共內戰方興未艾之際,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台人找上美國人表達要將台灣分離出去的想法,這就是在台人與大陸人當時暴力相向的背景下,又增加了可能促使軍隊加大鎮壓力道的政治因素。悲劇要歸咎於蔣中正一個人,是很簡單的事情,但從當時複雜的環境看來,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某些措施不當,省籍衝突,台灣獨立的政治爭議,台人與軍隊雙方暴力對抗的升高,都是讓事件擴大的原因,僅僅推給蔣中正一人,不過是簡化了當時的情況。
我們以今日的民主自由環境,批評1947年當時的環境,難免會有所偏差與一廂情願,1946年中華民國才剛剛通過制定憲法,準備在1947年12月25日行憲,國共內戰又逐漸升高,大陸經濟情況一片混亂,這樣的環境下,台北發生了悲劇,擴大成全島的危機,這是歷史的傷痕,若只追究一方要負責,那是太過簡化歷史的過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缺失,是台人累積不滿情緒的原因之一,台人對台灣當局的不滿,演變成對大陸人士的仇恨,對軍事設施的攻擊掠奪,主張台灣獨立,這些問題在某些人的討論當中,都是避而不談,但這正是導致軍隊鎮壓擴大暴力的可能成因。二二八事件是歷史悲劇,把悲劇拿來炒作,對無辜受害者不公平,也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看法,若要追究轉型正義,是否必須先釐清歷史真相,而不是扭曲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