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昨天晚上我看了馮小剛執導的「芳華」。七零年代的景色與滄桑,並未隨著時光的推移而逝去,那一代人的歷史,是由無數個芳華正茂的嚴歌苓所譜成的。我坐在杭州的戲院裡,跌宕起伏的劇情迎面而來,但在我腦海中所形成的畫面,卻是母親生前一幕幕的影像。2013年春天,母親過世的第二年,我去葫蘆島探望兩位舅舅;當我踏進從北京開往瀋陽的火車車廂時,滿車的遼東口音,瞬間就勾起了我對母親的無盡思念,當我發現我看不清楚那些與母親年輕時候長相神似的東北女孩兒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是淚流滿面。

 

我的大舅李繼堯,196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們的校長曾經公開說過:「在我們學校裡,上三屆,下三屆,沒有任何一位學生的天分能夠超越李繼堯。」我大舅的高考成績超過了當年的北大清華錄取分數線甚多,但是駐校公安鑑定我大舅的政治不合格,沒資格上大學。為什麼不合格?很簡單,因為成分不行。我大舅的父親,就是我的姥爺,王嘉令公,擔任過奉天岫岩廳「公安局」局長,長期追隨大軍閥張作霖,在遼寧莊河擁地三千畝;我的姥太奶還是清末名臣李秉衡的女兒。最關鍵的原因是我的母親與阿姨,跟著國民黨跑到了台灣,兩位舅舅的兩位姊夫,一位是國民黨的軍官,另一位是國大代表。

 

我大舅最終還是得益於他自己獨特的數理天賦,只有高中文憑,卻被留在了葫蘆島一中教書,這一教就是四十年。大舅在高橋的髮小,同時也是他年輕時的老鐵,也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不但考上了清華大學,最後還成了共和國的省部級領導,享受正部級待遇;他是我二舅的連襟,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去過他家好幾次。

 

像我大舅這樣,考上北大清華卻不讓讀,在當時那個年代並不是特例。我不相信我大舅的心中沒有遺憾,但是大舅總是告訴我:「孩子,一切都過去了,從大歷史的格局來看,咱們這個民族能有今天,那是太不容易了。」我站在葫蘆島北站的月台極目望去,遠處一片金燦燦的,不知道是高粱還是苞米正迎風搖曳;在等候著回北京的火車時,我站在月台用了點力呼吸著關外的空氣,因為這兒是母親在世時朝思暮想的皇天后土,這兒有她的爹娘與弟弟,這兒有她年輕時候的一切美好回憶。

 

我看「芳華」,內心是激動的。解放軍戰士們為國捐軀的慘烈景象,讓我禁不住的眼眶含淚。隔著臺灣海峽,二十多年前,我是國軍的陸軍少尉,我們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長在演習的時候對我們慷慨激昂的說道:「各位弟兄,演習視同作戰,敵軍來犯的那一天,就是我們為國效忠的時刻。每個中國軍人上了戰場,都要抱著此去有死無生,隨時為國犧牲的準備。」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南站等火車回杭州,有好多位穿著簇新軍裝的青澀大男孩兒,成行成伍的列隊站著,他們也在等火車。當時我立刻就在微信圈裡留下了我的感想:「這些孩子不知道將去往何方?中秋將至,他們的親人將何等牽掛;但我知道,假以時日,他們將從男孩兒蛻化為男人,去除娘泡的氣質,成為合格的戰士,想到這一點,我就還是為他們高興。衷心的祝福他們,中秋節快樂。」在我的眼裡,他們就是一群年輕的孩子,就像我當年在台灣入伍受訓一樣,為了保衛國家,我們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我在大陸生活了將近十八年,可以這麼說,我的青春歲月有一大半是在大陸度過的。這十多年來我遭遇過各種挑戰與困難,若是我在大陸能夠取得一點點的成績,絕對離不開我的大陸師長、朋友、同學,甚至是學生所給予的無私協助。我在美國東岸訪學的時候,冬天是月淡梅寒,大地飛霜;那種雪深數尺,舉步維艱的氣候,至今難忘;當我在異國他鄉的皚皚白雪中踽踽獨行時,心中所燃起的鄉愁,不僅僅是台北的淡水河,也是杭州的錢塘江。我的故國情懷,從我上幼兒園時起,就是烙印在心中的那一片秋海棠。

 

我看「芳華」,內心是有遺憾的。因為我知道如今,我有太多的台灣朋友,如果他們會去看「芳華」,他們不會有像我一樣的感覺。因為他們已經離唐山,遠了。

 

我的大陸朋友不只一位的曾經問過我,真不知道「海角七號」好看在哪兒?在台灣怎麼會這麼賣座?我總是以問代答的說:「你小時候,聽過日本演歌嗎?」「你在日式的房子裡玩過捉迷藏嗎?」「你看過無敵鐵金剛?還是小甜甜嗎?」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所讀的小學的教師辦公室裡,還掛著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印有株式會社字樣的掛鐘。台北市的七條通,或許在八十年前,就能品嚐到與東京一樣水平的日本料理。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剛光復的時候,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們既有操著濃厚大陸鄉音的法學家,也有日語遠比國語流利,怎麼看都更像日本人的法學碩儒。

 

我的那些大陸朋友們與台灣同胞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所以「海角七號」打動不了他們心中的那根弦。

 

台灣的閩南語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經融合了不少日文中的生活用語,1949年後,也逐步融合了一些外省人所帶來的國語。「海角七號」裡所蘊含著日台與兩岸之間一般老姓的生活方式與難以描繪的複雜情愫,從1940年代跨越到二十一世紀。老一輩的本省人親身經歷了從昭和轉化為民國,可是他們的生命記憶,卻不能就這樣清晰的一分為二,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精神樣貌,早已經揉進了當代所有台灣同胞的文化氣息之中。

 

我們家遷到台灣以後,前幾十年都是住在眷村裡,隨著父親的官階變化與台灣經濟的騰飛,我們家從極為克難的簡易木造房裡,逐步地搬遷到有前後大院的高級眷舍。我們村子裡什麼地方的人都有,在「芳華」裡我最喜歡演郝淑雯的李曉峰了,她長得特好看,我看電視的時候少,以前都不知道她。李曉峰長得特別像我小時候村子裡的一位漂亮姐姐,他們家的人說話和我們有點兒不一樣,他們是北平人,他們家的孩子學習好,說話還特別好聽;而且,長得還挺好看,我母親也是這麼認為;雖然我們村里其他的姐姐們,總是十分願意指出他們家女生的各種缺點。

 

我們家裡只有我能說流利的閩南語,那是因為母親生我的時候難產,有很長一段時間身體虛弱,帶不了孩子。父親是軍人,長年在部隊,實在沒辦法,只好拜託住在我們村子附近的東北同鄉幫忙暫時帶一下,這一帶就是十二年。所以在我的生命裡,我還有一位台灣媽媽,她是閩南人。我與多數住在台灣北部眷村的軍人子弟不同,因為我的閩南語達到了母語水平。由於我的台灣媽媽,讓我有了一大群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在我長期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深切的認識到,如果他們與外省人之間沒有愛,那他們將永遠不會理解外省人的故國情懷,而外省人也永遠不能理解他們的悲情意識。

 

我的母親教育孩子十分嚴厲,問話時,要是叫你跪下,不能問原因,你就得先跪下。即使我的學習還算過得去,母親也絕不放鬆要求。我經常告訴我正在上小學的女兒:「爸爸非常感謝奶奶,爸爸上小學的時候,奶奶要求爸爸用一個暑假把整本唐詩三百首背下來,即使爸爸的小伙伴們在外面叫著爸爸的名字,一群人等著一塊兒去打棒球,奶奶眼瞅著爸爸急得滿頭大汗,也絕不打一絲折扣,一個字默寫錯了,就重頭再來一遍。」

 

當母親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反覆的說:「你姥爺是讀書人,要是他知道,不知道會有多高興。媽媽很安慰,你讓媽媽在娘家有面子,你的舅舅們肯定會告訴單位裡的同事,我外甥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是我的台灣媽媽唯一的兒子,我想她完全做到了視如己出。七零年代中期,媽媽為了貼補家用,借用娘家的豬圈,每天下午都挑著很重的餿水桶去阿公家餵豬。我當時和所有的台灣小朋友一樣痴迷棒球,買一個真皮製造的棒球手套是多數小男孩兒的夢想;當時我看中了一個價值大約一百元人民幣左右的棒球手套(七零年代中期,台灣的普通公務員月薪大約是一千元人民幣左右,一碗豆漿大約是人民幣三毛錢。)我清晰的記得,媽媽在挑著餿水桶去餵豬的半道斜坡上告訴我:「媽媽知道你想買那個棒球手套,你不要急,等豬養大賣掉後,媽媽就給你買。」大約是三個多月後,她去街上幫我把那個漂亮的棒球手套買了回來。我的台灣媽媽受限於家庭環境,讀書不多,但是人情練達,極其聰明;她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想做什麽的人。

作者母親攝於35歲

我從台大畢業的時候,邀請我的台灣媽媽參加畢業典禮,那是她第一次走進台大校園,我一直牽著她的手,走過了椰林大道,參觀了校史館,穿過了許多我上過課的教室,也走進了總圖書館。她坐在台大的綜合體育館裡,認真的聽著陳維昭校長致詞,她是那麼的高興又小心翼翼;我一直看著我的媽媽,她的神情既讓我感到心疼,也讓我感到無比的溫暖。我讓他戴上我的方帽子,請她穩穩的坐好,在校園的不同角落,我給她拍了好多張照片。

 

1895年決定了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在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裡,彼此間有著不完全一樣的生命記憶與情感寄託。我唸小學的時候,學校的長廊每學期都會有一段時間懸掛著一長串可怕的文革時期黑白照片。在家裡,父親或母親,激動的拆開從香港輾轉寄來的家書,每一頁信都被兩岸的情治單位剪去了各自不喜歡的部分,使得我能從信紙的另一面,就輕易的看見父母親看信時涕泗縱痕的模樣。當時全台灣所有的小學生墊板背後都印著一句話:「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在我的心中,祖國,從來都是統一的。

 

1993年6月1日清晨,我站在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部門口,目送著我的學長41期預官,沿著成功大道逐漸消失在大度山的薄霧中;我至今記得學長們的退伍,在我們42期預官的心中吹奏起了「海角七號」。我更深刻的記得我們42期預官的同袍們,因為那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芳華」年代。

 

我有兩位媽媽:一位是「芳華」,一位是「海角七號」。他們一位是飽嚐大時代苦難,偉大而堅強的母親;一位是具有一切傳統女性美好德行,對孩子呵護倍至的媽媽。我多麼期待我的兩位母親,能夠真正的理解彼此,知道對方的好,也理解對方的難,這是他們的孩子最深的願望。我是那樣不分彼此的深愛著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母親。

 

作者母親攝於52歲

 

原文刊載於中時電子報《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上)、()》

元旦升旗意義漸被遺忘台灣只剩仇恨偏見|高靖

文/高靖

每年元旦,民眾齊聚總統府前廣場,參加新年第一天的升旗典禮,似乎已經成為了一項傳統,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這項活動究竟從何而來,又代表什麼意義。總統府每天都有憲兵負責升旗與降旗活動,何以元旦這一天就特別呢?元旦升旗活動,最初是在1980年的元旦舉行,那一年中華民國剛剛度過與美國斷交的第一年,台灣社會穩定地度過了危急困厄的一年,民眾與青年學生在新的一年開始,齊聚廣場表達對政府的支持,然今日台灣所見所聞,盡是民進黨政客高喊轉型正義的雜亂爭吵,掩蓋了蔣經國總統與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忍辱負重,領導大家自風雨中走來的記憶。
1979年,中華民國失去了美國的外交關係,華府正式承認了北京,台灣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但是台灣卻能夠促成美國國會在1979年4月完成台灣關係法的立法,創了美國歷史的第一個紀錄,國會通過的法律,用來規範美國與另一個地區的關係,這與雙方政府簽訂的外交公報不同,但卻是美國聯邦政府必須遵守的美國國內法令,放諸全球,這也是獨一無二的政治案例。然而,台灣關係法的完成,難道是隨隨便便信手捻來的東西嗎?
當然不是,這是國府在台灣早已預知國際情勢的危厄變化,多年來在美國國會積極布局,終於在一場知道最終將敗下陣來的外交戰場上,打了一場光榮的戰役。中華民國長年以來,在美國國會有許多友人,早年被稱為China Lobby,國府自國共內戰失利,敗走台灣後,透過這些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議員,幫台灣爭取到許多援助與政治支持,後來名稱成了Taiwan Lobby,但是這些議員依舊是熱心支持台灣。
兩蔣時代的對美外交,蔣中正總統時期,除了一般的正式外交互動,在軍事合作方面,雙方早在對日抗戰期間,就已經建立許多深厚友誼,蔣中正更藉著情報合作,與中情局駐台站長克萊恩,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跳過大使館與國務院的繁文縟節,可以直接與白宮溝通,為台灣爭取到不少外交空間。
不過,早期對美國國會議員的聯繫運用,多以宋美齡與孔家(孔祥熙)子女為主,台灣外交部派員赴美聯繫美國議員,初期還要透過孔家人安排,馬英九總統時代的某位國安高層曾經透露,他當年派駐美國時期,拜會非常支持中華民國的高華德議員,對方的辦公室卻反問他,有沒有先經過孔家人的安排。可見當時對美外交被孔家人掌控,孔家人雖然也是幫助中華民國,但在台灣國府的領導,蔣中正年邁多病,慢慢轉移到蔣經國手上之際,蔣經國也開始從宋美齡與孔家手上,拿回對美國外交的運作主導。
蔣經國開風氣之先,在駐華府大使館成立國會組,其他各國派駐華府的大使館,頂多就是有個政治組,台灣獨一無二的國會組,就是專門負責強化對美國國會的聯繫。1970年代當時的國會組培養了許多傑出外交官,程建人、馮寄台、仉家彪、胡旭光等人,正是蔣經國的高瞻遠矚,才讓台灣在美國國會內部蓄積了一股強大的支持力量,在美國政治風向都不利台灣的時候,即使白宮與北京建交了,仍能從美國國會扭轉頹勢,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確保了台灣往後數十年的安全。
美國是在1978年12月16日凌晨通知蔣經國,蔣經國在睡夢中被搖醒,被告知美國將自1979年1月1日起,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失去美國的外交關係,可以說是國府自1949年12月遷台以來,最重大的政治與外交挫敗,其實自196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陸續失去主要國家外交關係,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斷交,這一連串的打擊,其實都已經讓有識者可以早早看到遠方醞釀中的風暴,早晚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其實早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期間,1970年當時,尼克森總統透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積極打開美國對大陸的關係發展,蔣經國已經意識到美國這個長期堅定盟友,最終也可能背棄我們而去。國民黨政府除了在外交政治上,苦思生存之道,沒有對外明白表明的是,國府逐漸改變對大陸的軍事策略,從遷台初期的反攻大陸,採取攻勢作為的建軍備戰,在1960年代後期,已經慢慢轉型為防衛台灣為主的建軍路線,1960年代後期當時爭取美國提供潛艦、先進戰機,都只是以台海防衛作戰為主要構想,要產生嚇阻共軍犯台的能力,已經不是如何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大陸。
美國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1969年8月8日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其中提到蔣中正在8月3日與國務卿羅吉斯會面時,蔣中正對羅吉斯說,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要入侵中國大陸,因為沒有這個能力。蔣中正這一句話,其實道盡了當時國府心態的轉變,1970年代開始,台灣與美國方面對於台灣的軍隊組織再造,進行了許多合作與研討,這個組織調整無非就是將攻勢為主的構想,轉換為守勢,同時配合國家財政情況,縮小軍隊規模,攻守轉換對於後來幾十年的台灣安全,產生重大的影響。
台灣在1970年代開始與美國合作F-5戰機在台組裝,培養戰機自製能力,美軍在越戰損壞車輛也多送來台灣維修,逐步培養國軍的後勤補保能力。在蔣經國主導下,更多的資源投入中山科學研究院的軍事科技研發,除了因美國壓力停止的核彈研究外,中科院逐步建立的飛彈研製能力,都提高了台灣防衛自主能力,這些軍事建設並非一蹴可幾,需要長年的投資與規畫,如果主政者沒有長遠眼光,今日有怎麼可能有所國防建設的成果。
國民黨政府在調整軍事政策後,開始回過頭來,推動台灣的基礎建設,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蔣中正的決心下,毅然決然展開。蔣經國推動的十大建設,提供了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建設。國民黨政府在台幾十年,為了反攻大陸這個龐大的目標,耗用了許多社會資源,但也不是盲目地窮兵黷武,仍能盱衡主客觀情勢,在關鍵時刻進行改革調整,才能為台灣爭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間。
如果不是國民黨政府早有應變措施,及早開始在外交政治、軍事方面預做因應,也開始推動內政改革,當美國確定與國府斷交後,台灣已有承受如此重大災變的能力,那是打落門牙和血吞的艱困局面,然而1979年開始,台灣也的確穩健地走出陰霾,開創了後來的經濟奇蹟。台灣曾經因為特殊情況下所採行的戒嚴與威權統治,這些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然而看待這些問題,不能抽離當時兩岸的特殊情境,人們在這個特殊歷史階段下受到傷害,日後追討公道,眾人多能理解,但歷史又怎有片面觀點,多是功過並存,總是三七開看待,如今流行的轉型正義,不過是種以仇恨至上的粗鄙論調。
元旦升旗,曾經是民眾與青年學生自動自發表達對政府的支持,展現全民團結的活動,於今可能早無人記得近四十年前的場面,成了每年元旦應景的活動罷了,當你仰望國旗冉冉上升,怎能不緬懷當年政府沉穩的領導與人民的溫厚。今日台灣的一切,並非自然天成,也非憑空而來,那是前人奮鬥努力的成果,當我們參加元旦升旗,都有如是的感懷才是,若毫無想法,又何必摸黑起早,只為了跟著大家一起去嗎?
關於台灣的重大改變,要在1988年1月蔣經國病逝後,台灣開始出現許多歷史翻案風潮,還原歷史真相本無可厚非,對於曾經受到壓迫者,為他們討公道,也屬正當,但到了現在,出現了轉型正義的口號,在民進黨政府對社會進行有組織有系統地煽動仇恨之下,現在已經不只是還原歷史,而是要重塑歷史記憶,重新置入取代原有的集體記憶,否定所有過去有關國民黨政府的存在價值。不僅沒有對當時許多人物提出客觀的評價,而是發動鞭屍一般的仇恨批鬥,人們耳中充斥的盡是被煽動而起的仇恨與憤怒,心中為偏見所遮蔽了判斷,這樣的台灣,能有未來嗎?當你明年還要參加元旦升旗時,請你務必回想台灣這風雨四十年,何以能夠堅忍不拔,奮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