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聯會的選擇:槍彈、鐵鎚、木棒|雷倩

文/雷倩

今年的最後一個工作日,在婦聯會常委一致決議的授權下,婦聯會與內政部及黨產會簽下行政協商備忘錄。該備忘錄文本係經婦聯會常會授權談判、協商代表長達五個多月反覆折衝、最後階段取得部分較有利條件後由常會通過。簽署備忘錄後,尚須議定行政契約文本,交相關組織通過會員大會或董事會同意後,簽署生效。

 

對於台灣第一件「行政契約」,外界提出從正面肯定到含淚支持到誓死反對的各種意見。更有人主張婦聯會不可投降屈從不義,而當以寧為玉碎之志和政府拼個魚死網破。

 

其實,識者或已注意到魚還可能拼到網破而逃生,而婦聯會最多只會拼成魚死網在!因為就在今年底,台灣的法規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婦聯會面對的,不只有外界熟知的黨產條例(即「附隨組織」爭議),還有立法院最近才通過的促轉條例以及更高階的政黨法。三者均賦予民進黨政府強制婦聯會轉型的權力,其最長時限,是在政黨法裡的「兩年內」。也就是說,婦聯會不可能以政治團體的現狀永續存在,必須積極尋找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生存的方案。

 

三把飛刀:黨產條例、促轉條例、政黨法

過去一年多,黨產會發動的程序,包括兩次聽證會,其重點都在婦聯會是否為「附隨組織」,若認定為是,則黨產會可調查婦聯會的財產「當或不當」,並對認定「不當」者做出處分。婦聯會自認不是國民黨附隨組織、沒有不當黨產問題,若有公平公正的程序,以訟止戰、以戰止謗的贏面甚大。也因此,很多人主張應該力拼到底。

 

1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了促轉條例!未來的促轉會對政黨、附隨組織(由黨產會依黨產條例認定)、及黨營機構具有高侵入性的調查權(第14-17條)、高強制力的移交檔案條款(第18條)與極嚴厲的罰則(第19條)。

 

緊接著126日鮮少有人注意的政黨法公佈施行!該法以健全民主運作為名,對人民憲法保障的結社自由設立了各種條條框框,而全國300多個政黨或政治團體,兩年內都必須依該法修訂章程調整運作,以符合該法鉅細靡遺的規定。若屆期未完成修訂、且補正期滿仍不符規定,政府就可以「依法行政」:廢止立案、解散組織(第43條)、依規定清算財產剩餘歸入國庫(第32條)。婦聯會目前是「政治團體」,如果不積極改變該法人身份,便會適用政黨法的各項強制轉型規定。

 

這是為什麼婦聯會沒有拒絕轉型的可能,只有槍彈、鐵鎚、與木棒的選擇。這不是婦聯會單一組織的困境,而是台灣許許多多團體都將面臨的難關!

 

歲末年終,今年台灣選出的年度漢字是「茫」,反映了台灣社會在各種假「依法行政」為名的斫傷下,已然傷痕累累。標榜民主進步的執政者,可不可以擺脫極權主義極端仇恨的綁架,許人民一個休養生息的明年?2018又是選舉年,依例是各方政治動員的高峰,看來人民這麼卑微的願望仍難有實現的可能。

 

1:政黨法第43條第2

本法施行前已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政治團體,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本法規定修正章程轉換為政黨;屆期未修正者,經主管機關限期修正而不遵從或經修正後仍不符規定者,得廢止其立案。

前項經廢止立案之政治團體,應予解散,其財產之清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

2:政黨法第32

未經法人登記之政黨解散或廢止備案後,其財產之清算,應依章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決議辦理。章程未規定、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無法召開時,由主管機關選任清算人,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

政黨財產清算後,如有賸餘者,其賸餘之財產歸屬國庫。

日本對台親善的背後是一中一台|高靖

文/高靖

日本侵略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最後戰敗投降,國共內戰讓中日和約談判,增加不少困難,撤退台灣的國府在國家地位衰退下,難與日本平等交涉,戰敗國日本姿態反而高於戰勝國,若非韓戰升高東西方陣營的意識形態衝突,促成日本難以與大陸的中共展開交涉,面對分裂的中國,日本採取了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立場,就是希望台灣不要與大陸統一,一方面是不希望國府反攻大陸,造成亞太區域不安定,破壞和平,可能使日本再次捲入戰爭。另一方面,日方不希望台灣為屬於敵對陣營的中共控制,更主張台灣獨立,以減緩日本的安全威脅。
從戰後到現在,無論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台執政,日方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就是與台灣保持親善,避免台灣太過親近大陸。日方長期以來的政策,在早期就是兩個中國,也就是現實上承認國府的地位,也接受中共進入國際社會,兩岸雙方保持和平,不要有戰爭。日本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蔣中正總統活著時候,可以維持兩個中國,若蔣中正死了,那麼就要考慮推動台灣獨立,確保兩岸的分裂,不使台灣被中共控制。
日本雖然搶在美國前面,先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與台灣斷交,這是日本的現實主義使然,日本在美國外交路線轉向後,不能不調整,但在戰略上,不願見到兩岸統一,不使台灣為大陸所有,在這個觀點上,日本始終沒有改變。
日本在戰後的國際政治上,採取現實主義,以符合日本利益為標準。當國共內戰情勢塵埃落定後,日本雖仍在美軍占領期間,但是日本政府觀望西方大國的政治風向,很快地就嗅到了不同的東西,英國對北京友善,否認在台的國府聲稱代表全中國的合法地位,美國卻因為韓戰緣故,支持國府。兩大之間難為小,日本採行折衷的對台政策,尤其日本政經穩定處處仰賴美國供給,只好選擇與國府發展政治關係,願意與蔣中正簽和約,但也希望能與大陸建立經貿往來。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51年5月19日,日本總理吉田茂請外務省事務次官井口貞夫向美方傳達,日本政府沒有任何意願與中共政權簽署和約,日本政府希望與在台灣的國府簽署和約。12月18日,吉田茂向美方表達了對美英兩國的外交政策不同,他感到十分困惑,英國要日本與他們一致,要與中共建立關係,英國將東南亞畫為他們的貿易區,要日本與中國大陸做生意,可是美國也要日本承認國府。吉田茂告訴美方,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寫信給他,希望與他在日本秘密會面,但他認為秘密見面不是個好主意,所以婉拒了吳國楨的請求。
有關日本和約問題,最能反映當時情況的複雜與日本的現實,台灣若無美國當靠山,根本難以與日本展開交涉。1950年6月韓戰爆發,影響日本和約的談判進行,由於韓戰也影響日本國家安全,美國希望趕快與日本簽訂和約,讓日本可以合法重建武裝,維護自身的安全,美國軍力難以繼續兼顧朝鮮半島與日本本土安全。1951年當時,美國擔憂蘇聯可能趁韓戰,出兵日本北海道,日本安全問題成了重大隱憂,從國務院公開檔案可以看到,1951年1月4日,擔任和約談判的美國特使杜勒斯曾向國務卿艾奇遜表達和約拖延,對美國不利的看法。
8月9日,杜勒斯與英方會談時,英方堅持必須各國與日本簽訂和約生效後,日本與中華民國才能簽和約(因為國共內戰之故,舊金山和約簽署時,排除中華民國參加)。杜勒斯提醒英國,日本要加入聯合國,仍需要中國的支持。一個月後,舊金山和約完成簽署,但是仍需要美國參議院的同意,和約才能生效。
1952年1月10日,白宮將與日本簽訂的和約送入參議院,尋求國會通過,同日美英雙方也展開對話,根據國務院公開的會談紀要,杜勒斯表示,他不同意參議員要求日本立刻與國府簽訂和約的要求,也不希望參議院通過和約時,還有要求日本盡快與國府簽和約的附帶條件。
杜勒斯說,他信守與英國政府的承諾,讓日本在其最佳利益下有自由的選擇,不能強迫日本與國府簽和約,迫使日本承認國府代表全中國。日本與國府的和約問題,必須在多國簽署的和約生效後,才可以開始談判。可是他也相信以近年來的美日關係,他無法想像日本會追尋與美國不同的遠東政策。
艾奇遜補充杜勒斯的說法,他表示,日本要與國府有限的協議,會十分的困難。國府手上握有強力的牌可打,國府會運用參議員,提出延後通過和約,直到參議院能夠了解日本與台灣的協議,是否滿足了國府的要求。這樣已經很糟糕了,但是還有更讓人氣餒的,參議院可能通過和約時,加上附帶條件限定必須日本與國府完成和約,美國與日本的和約才能生效,這不只對美國不好,更會讓所有簽約國面臨很大的困難。由於美英兩國對於戰後局勢與國共內戰的看法不同,也就影響到日本對台的態度。
從大陸退到台灣的國府,始終堅持自己代表全中國,蔣中正的信念,卻無法在國際社會獲得普遍的認同,台灣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改變國際社會的態度,在這個背景下,現實的日本自然是一方面順從美國壓力,與國府談判和約,但另一方面接受英國的觀點,不在和約條文當中出現承認國府代表全中國的文字。
1952年4 月7日,日本盟軍總部給國務院的機密報告指出,日本一般認為台北的國府只是個微小的力量,與台北簽和約,日本沒有太多的利益,就算不簽,也沒有多大損失。迫使日本對台北讓步,在有關中國大陸的部分,會造成嚴重的反彈。日本朝野政黨都不太支持日本與台北簽和約,是憑藉著吉田茂個人威望,才能促成開始談判。在日本獲得獨立之前(當時美軍仍占領日本),以及韓戰結束,日方非常不願意對未來的中國政策產生任何偏差的影響,因為承認國府對大陸的主權,這個立場非常明確的不可能為英國所認同。
國府與日方談判多時,最後終於在1952年4月28日完成中日和約簽署,可是根據1950年代擔任蔣中正總統侍從秘書沈錡的回憶,中日和約在台北賓館簽署時,他形容現場地方太小,秩序大亂,首長沒有預訂座位,被群眾擠來擠去,實在不像樣。辦事人員忘了帶吸墨灰或吸墨紙,臨時以草紙及棉花代替吸乾簽字的墨汁,真使日本人看不起,沒有冷氣,天氣悶熱不堪,日本代表團全體穿長禮服,整齊畫一,我們只有外交部長葉公超與禮賓司長王季徵穿長禮服,其他團員都穿便服,據說曾經請撥作禮服經費,但沒有批准,真是可憐,在這件事情上面,戰敗國已經強過戰勝國。
沈錡的感嘆,也正是雙方地位實質的變化使然。國府身為戰勝國,與戰敗國簽和約,卻毫無勝利之姿,反而是藉美國壓力,促成雙方完成簽約,戰勝國因為內部情勢變化,苟延殘喘,朝不保夕,戰敗國卻得助於國際情勢變化,快速地重新站立起來,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
日本在非常勉強的情況下,完成與國府的中日和約談判,解決的戰爭問題,但在這過程當中,國府為了換取日本同意,以及爭取日本承認國府的外交關係,放棄了對戰爭責任的追償,造成了日後許多紛擾,至今無法解決,頻生爭議。
即使與國府簽了和約,在台北成立大使館,派了芳澤謙吉擔任戰後第一位日本大使,但是日本對國府毫無尊重之心,心中充滿輕蔑。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美國駐日大使墨菲在1953年2月16日給國務院的電報,引述日本外相岡崎勝男的說法,岡崎懷疑國府有實施大規模登陸大陸的能力,國府只有在美國的協助下,才有辦法實施小股部隊的登陸,在有限的區域內占領五六天罷了。
岡崎說,日本政府相信如果國府對大陸實施大規模登陸,一定會有許多個別的官兵叛逃,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士兵與飛行員,年齡大約在28歲到29歲之間,因為他們在大陸有親人。國府軍隊在大陸許多地方的名聲不太好,因為有很多指控他們在離開大陸時對地方進行勒索。
岡崎甚至在分析國府反攻大陸困難時,引用日本軍隊侵略中國時所遭遇的困難。岡崎表示,日軍占領中國,深入中國領土時,補給問題讓人十分頭痛,他相信國府軍隊在大陸會與日本人一樣不受歡迎。
對於像是岡崎這樣的日本政府首長來說,日軍侵略中國的教訓,居然只是補給困難,讓人頭痛,日軍不受中國人歡等等迎這樣的層次,日本究竟有無對於發動侵略戰爭,有任何反省與醒悟,從岡崎的心態即可得知,不過,日人對於蔣中正反攻大陸的現實點,卻也點出了國府當時的窘況,因為是內戰緣故,許多人被迫來到台灣,難免產生思鄉情緒,從而厭戰,日本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台灣駕機逃回大陸的人也不少,只因兩岸無法找到合理解決內戰的方式,也就讓兩岸分裂持續了幾十年,造就了兩岸不少骨肉分離的人間悲劇。
1953年9月3日美駐日大使館給國務院的日本政情分析機密報告稱,日本政府認為國府偏離現實,蔣中正是一個失去國家與未來的人,日本擔憂美國管不住國府,讓國府單方面行動,將美國捲入戰爭,如果美國被捲入戰爭,日本也難以避免捲入戰爭。這份分析顯示日本不希望台海有戰爭,因為戰爭結果是不明確的,但可以確定會把鄰近國家都拖下水,這是日本極力避免的。
日本對兩岸初期採取政經分離,對台發展政治關係,對大陸發展經貿往來,其實日本內裡的思考始終是一樣的,就是兩岸要保持和平,台灣應由對日友善的勢力控制,至少國府較中共對日本威脅小。根據國務院檔案,1964年12月29日美國駐日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分析日本政情,對於日本總理佐藤榮作有關中國問題的看法,電報中指出,佐藤榮作認為台灣不能被中共拿去,美日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有一致的策略。佐藤榮作也認為,只要蔣中正活著,中華民國就不會放棄代表全中國的主張,日本會維持兩個中國的平衡主張。但是蔣中正死後,就需要一個以台灣獨立為名義的長期解決方案。
這份電報也指出,佐藤榮作比外務省更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非常明顯地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在中國問題方面,最重要的防衛線。佐藤榮作也希望能夠在聯合國抵擋不助壓力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必須找到某些因應之道,他也希望能找到方法避免中華民國與日本斷絕關係。
1964年這時佐藤榮作才剛剛擔任日本總理沒有多久,他對於兩岸的看法其實就是保持兩個中國,若不行維持兩個中國,就搞一中一台,1971年11月30日從美國駐華大使館給國務院的電報,就呼應了佐藤榮作的政策路線。這份電報提到張群訪問日本,佐藤榮作與岸信介都請張群向蔣中正傳達他們的訊息,他們認為中華民國的未來,就要採行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所有主張。
日後在北京積極運作一個中國之下,即使台灣想要搞一中一台,都已經變得困難,不易得到國際社會認同,這是雙方實力對比消長所致。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斷交後,就是原本的一中一台路線,只是無法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差別,但是日本對台態度保持友善,無非就是避免因為對立,促成台灣往大陸靠攏,現在的日本政府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都能保持友善關係,可是日本對台的親善,在中國統一的根本問題上,可能就不是件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