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王冠璽

文/王冠璽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根據《香港史新編》所載,英軍於1841年1月25日登陸香港島,翌日舉行升旗儀式,標誌著英國對香港將近157年的殖民統治的開始。1841年2月1日,大英駐華全權欽使兼商務總監義律及軍師統帥水師總兵伯麥發出安民告示,其核心內容如下:「…,是爾等香港等處居民,現係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故自應恭順樂服國主派來之官,其官亦必保護爾等安堵,不致一人致(受)害。至爾居民,向來所有田畝房舍產業家私,槪必如舊,斷不輕動。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且未奉國主另降諭旨之先,擬應大清律例規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訊硏鞫外,其餘稍無所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聽如舊。惟須禀明英官治理可也。…。」

香港開埠初年,香港華人多為來自內地最底層的勞動群眾,語言不能相通,文化差異極大;洋人普遍歧視華人,而一般華人也極少與洋人接觸,實乃怕而避之。大清末年國事傾頹,內憂外患,局勢動盪,許多貲力雄厚的商人逃到香港,買辦也在同一時期興起,香港的華人社會開始出現領袖階層。

港英政府明白,當地華人的合作與支持是香港安定繁榮的關鍵;於是利用各種皇家爵位或榮譽拉攏華人成功人士。然而,這些成功的華商一方面接受港英政府的授勳,另一方面也向大清捐官;在出席重要的官方場合時,均身著大清官服,以為身份地位的象徵;港英政府對此現象自然是很不滿意。

在「安民告示」中,港英政府向香港華人表示,香港居民亦為大英國主之子民。但實際上,港英政府、英商,與香港華人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港英政府與華人富商之間,既存在猜忌,也經常合作。華人的內心世界裡一直存在著華夷之辨,若非如此,也不會稱洋人為「鬼佬」。就華人的特性來看,華人效忠大清皇帝或是英國女王的主要目的,均出於服務自己或家族的需求;相較於洋人,華人的實用主義特性猶有過之。

從1932年出台的《威斯敏斯特法案》(Westminster Act)就可以看出,英國人意識到時代與國際局勢均已改變,宗主國與殖民地國之間的關係不得不進行調整。上一世紀四零年代,先後任港督楊慕琦(Young, Sir Mark Aitchison,任期1941-1947)與葛量洪(Grantham, 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任期1947-1957)均希望將香港引導至當時各個殖民地國的發展主流模式,也就是將其扶植為一個能夠實踐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國家,並且參與到大英國協之中。

由於中國向來宣稱英國是以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所以中國必然要收回香港。蔣介石就曾經多次向邱吉爾與英國大使表示,香港必須交回給中國,他在在1942年12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一俟戰后,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英國)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然而,邱吉爾拒絕了這個要求。日本戰敗後,英國派軍隊搶先接收香港,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此事向蔣介石施壓,為了獲得美援,國府只得暫時作罷。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各種考慮,暫時沒有「解放」香港,但是北京高層的共識,仍然是在合適的時機,必須以合適的方式收回香港;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宣稱,1997年7月1號之後,香港是「回歸」祖國,對香港是「恢復」行使主權。

港督楊慕琦曾經提出香港史上著名的「楊計畫」,其改革重點為市政局的成員三分之二開放民選,其他三分之一為委任。民選與非民選部分,均為香港華人與洋人各佔一半;立法局也做有限度的改革,官守議員七名,非官守議員八名。在這套方案中,並非所有的香港居民都有選舉權;誰能當候選人?誰有選舉資格?都還在研議之中。1949年中國大陸異幟,新中國成立,國府敗逃台灣,香港瞬間湧進一百多萬難民。英國一開始並不確定中國解放軍是否會進入香港,然而這個局面已經嚴重的影響了香港的政改形勢,港英政府遂在1952年10月以時機尚未成熟為由,取消了「楊計劃」。

即便如此,港督葛量洪在他十年的任期內,還是分別對港府的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以及公共服務機關,都進行了改革。1946年取消了公務員只能由歐洲人擔任的規定,到了1971年,同級別的官員中已經有52%屬於香港華人。

二戰後,港英政府推行政改,逐步放權讓香港華人參與香港的治理;不過非殖民化的世界浪潮仍然以各種形式影響著香港。1967年,正值大陸文革期間,共產黨左派在港九發動了「反帝反殖」運動,造成了激烈的警民衝突與罷工行動。港英政府为了維護香港的政權與治權,封閉了部分公會,逮捕了搗亂份子。當時美國已經出兵越南,而且聲稱東南亞正受到共產革命的嚴重威脅,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即使英國有意撤出香港,美國也不會同意。

「六七風暴」之後,港督戴麟趾(Trench, Sir David Clive Crosbic,任期:1964-1971)領導下的港英政府,一改「夕陽政府」心態,在香港推出了多項社會福利政策與香港華人的建制工作;續任幾位港督在此基礎上,不斷推行更大幅度的政治改革;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政改力度最大,香港華人等於是變相的享有了直接選舉的權力;港府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香港建構一個「民主政府」。然而,中國政府認為此舉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彭定康沒有通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與中方達成共識,擅自對政制作出重大改變,出現了「三違反」:一、違反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未有在雙方達成協議下單方面公布政制重大改革的草案。二、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單方面改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基本法》所規定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三、違反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諒解共識和載於兩國外長互相交換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發展與《基本法》銜接達成的諒解的七封信內之協定。北京為此表達了嚴正抗議,但是彭定康對此置之不理,堅決地推行「彭方案」;該方案被視為是議會全面直選的一種示範,並且獲得了香港政黨的有力支持。

除了政改之外,香港高等教育的變革歷程也非常值得關注。在1986年之前,香港適齡青年就讀大學的比率是2%左右,每年以3%的增幅緩慢增長;到了1980年代中期,港府制訂了新的高等教育發展計畫,目標是在2000年使適齡青年就讀大學的比率達到14.5%。1988年港督衛亦信決定加速發展高等教育,要求必須在1994年就達到14.5%的比率,2000年則應達到18%的比率。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港府則又將適齡青年18%就讀大學的比率,提前到1994年完成。

一般認為,上一世紀八零年代末期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突然加速,乃出於政治考慮與商界的要求。政治考慮是因為英國人認為教育乃民主之本,商界則是擔心九七之後,香港的人才流動可能會受到限制,希望能夠及早開始儲備人才。
對於港英政府的政改與發展高等教育的時機有多種解讀。有部分香港華人菁英戲稱,英國在二戰以前在香港不搞政改,不重視教育;在認識到不得不把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後,開始在香港注射「西方式民主病毒」;為了要完成這件大事,在政改之外,還必須從教育抓起,所以港英政府擴大了香港華人的受教機會,提高了教育層級。這種看法不無道理,香港近年所發生的一連串抗中行動,尤以佔中為最,不論是泛民主派成員或學生,絕大多數都是成長於八零年代中期,港英政府政改與教改之後。

在港英政府推動政改與教改幾十年之後,有非常多香港華人已經自覺與內地不再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同一群體。香港華人自認為有著不同於內地的「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香港人與內地人之辨,除了生存方面的競爭,還存在著價值取向不同的衝突。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件事,傳統中國人注重文化意義的民族意識遠超過政治意義的國家觀念,一直到清代末年都沒有改變,而且中國人的這個特性,在當代仍然十分鮮明。顧炎武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異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很明顯的,「天下」是指整個中國文化,因此「亡天下」是整個民族的文化價值的喪失,「亡國」則只是一個政權的崩潰而已。

在港英政府的治理下,香港在二戰以後的發展一直呈現穩定的進步態勢,尤其是七零年代開始,香港在金融市場、醫療衛生、娛樂文化、文明守法,以及政府的高效廉潔等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不能不承認,英國人在治理殖民地方面,確實有辦法。為了能夠持續獲得來自殖民地利益,英國人擅長通過法律等一系列的手段,在殖民地建立穩定可靠的社會秩序;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英國人為了穩定殖民地的秩序,一直是相機行事,逐步改革,除非是現有情況威脅到了殖民統治,英國人很少輕率地挑戰殖民地原有的利益格局。從1841年英國人在香港所發出的「安民告示」,就能看出英國人的謹慎;並不因為香港乃蕞爾之地,港英政府就率爾挑戰香港居民的私有財產、鄉規民約,與傳統文化。

由於民主與法治對英國人而言,已經是淪肌浹髓。英國人基於多重原因,相信也包括在中國政府看來完全是一廂情願的眷戀,希望能給香港留下一個更符合英式價值體系的政治制度,盡可能的維繫與延長香港的「英式面貌」。然而有太多證據可以說明,全面仿效西式民主,在非西方國家均有著程度不一的水土不服現象,更何況香港華人在港英政府時期所能享受到的政治權利,還遠遠不及回歸中國之後呢。

當今的中國政府正走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嘗試過的政治道路上;中國的體量巨大,局勢極其複雜,然而這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在提升老百姓的教育水平、居住環境、衛生醫療等許多方面,仍然難能可貴的取得了瑕不掩瑜的亮眼成績。基於各種因素,香港人對內地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價值取向等,始終抱持著一種猜忌與不安的想法,這正是香港長期在英國治理下所必然產生的文化差異現象。這種觀念的轉變,不是依靠幾句口號,或推出幾個政策,就能改變得了的。比較穩妥的方式,在於用好香港人對香港本身所具有的本土知識與本土資源,溝通並化解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各種矛盾,並且要巧妙的加強愛國教育。然而一切解決問題的基礎,還是必須奠基於中國政府能夠鍥而不捨的完善現有政治制度,一方面探索普世價值在中國的體現方式,一方面探索中國傳統在現代化中所能扮演的積極角色。只要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能夠不斷改善,中國人的地位,從經濟實力到價值取向,都能夠逐漸的朝向引領世界的方向奔去。假以時日,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成見」,一定能夠完全消除,而真正達到所謂的「既統且合」的境界;而這個願景,也完全適用於當前的兩岸關係。

本文節略版,《消除不安 「統合」香港的關鍵》,登載於《旺報》2017.7.5, 以及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