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業計劃到一帶一路|周陽山

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北京高峰會上的發言震撼了國際社會。本文將就百年前孫中山提出的實業計畫作一比較,分析兩者間的關聯。

2017年5月16日,紐約時報的報導文章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一個宏偉的新國際經濟秩序願景,當川普總統領導下的美國將注意力投向國內之時,習近平讓自己領導的國家成為一個替代選擇。承諾將為中國的開發銀行提供逾1000億美元,這些銀行將充當大舉投資亞洲、歐洲和非洲基礎設施的先鋒。其中,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將獲得共計4800億元人民幣貸款,絲路基金將再獲得1000億元人民幣,還有大約3000億元人民幣將被用於鼓勵金融機構擴大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

習近平毫無保留地稱一帶一路其為「世紀工程」,是「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該計劃的基礎是中國在60個國家裡主導的橋樑、鐵路、港口和能源投資,構成了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議程的支柱。習近平稱該計劃將解決接受國的貧困問題,他承諾提供緊急糧食援助,並表示中國將啟動「100個減貧項目」。

習近平說,中國將邀請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機構,一同滿足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需求。這表明他正在尋求建立新市場,並輸出中國以國家為主導的擴張模式。習近平也強調了美國的聯盟體系和以中國為主導的商業之間的不同,但「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這是對中國一向抱持敵意的紐約時報,難得中肯持平的報導。

但是,面對一帶一路的發展成就,台灣人卻心知肚明,這些巨額的投資項目恐怕是看得到卻吃不到;至於民進黨政府則是鐵了心腸丶鐵板一塊,既反對九二共識,也坚决反對一個中國,對上述這些數據當然也是無動於衷,既冷淡又冷漠。

但是,新當選的國民黨領導人吳敦義如果放棄他過去的獨台立場,回到一個中國政策,積極表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意願,並搭乘大陸經濟發展的順風車,則日薄西山的國民黨仍有起死回生的機會。而當前國庫空虛丶政府赤字高築的危機也將可化解。至於軍公教被汚名化丶年金被迫腰斬丶貧窮人口劇增、社會階級分裂的整體噩運,也可迎刄而解。

台灣本來就有很好的基礎建設經驗,技術水準亦佳,可說是「小而美」。若能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積極與中國大陸的工程建設集團對接,結合大陸基礎建設的「大而壯」,也就能成就互利雙贏,變成「大而壯又美」,同時也讓台灣人逐漸走出發展困境。

如果我們進一步回顧歷史,重新審視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實業計劃,就不難發現,這份當時提出的宏偉建構,強調自主丶開放、互利丶共富,正與一帶一路計畫的前後輝映。

孫中山先生於民國七年自廣東移居上海。從事建國方略與實業計劃的研究。他特別將英文書名定為《國際共同開發中國書》(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並指出,應國民之所需要,選最有利之途,掌控國家主權,吸引外資,共同開發中國,以解決當時中國的貧弱問題。

他設計了貫穿全中國廣大領土的鐵路網和公路網;他定下發展中國商埠和海港計劃;也定訂了疏浚河流、水利建設、荒地開墾等計劃大綱。另外,他又設計了發展天然資源和建設輕重工業的藍圖,並強調生態保育,定下在華中、華北造林的計劃。
他的目光遠超越當時的政治紛爭和政客視野之外,而且胸懷天下,大公無私,一心一意為了全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實業計劃如果能順利實現,既可以解除人民的貧困,並將促進國家富強,使中國及早躋於現代工業化國家之林。
實業計劃包括十大目標和六大計劃,其中以交通建設的發展為最優先原則。預計完成鐵道十萬英里,石子路百萬英里;修大運河,開鑿新運河等。商港之開闢新建三大世界港水利之開發礦業開發蒙古、新疆之灌溉在中國北部及中部造林移民東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區。至於六大計劃,则是;
第一計劃:以北方大港為中心,建造西北鐵路系統
第二計劃:開發中部富源,以東方大港為中心,整治長江水道
第三計劃:開發南部富源,以南方大港為中心,建造西南鐵路系統
第四計劃:鐵路建設計劃,建造中央、東南、東北、擴展西北、高原等五大鐵路系統。
第五計劃:民生工業計劃,包括食、衣、住、行、印刷等工業。
第六計劃:開發礦產計劃,包括鐵、煤、石油、銅、特種等有色礦產。

上述這些計劃,在過去四十年大陆推动的建設中,多已實現,並有許多比當年計劃更佳的實踐成果。譬如高鉄建設丶港埠設施和水利工程,均已超越當年的規劃設計。但重要的是,針對工業發展,孫中山規定了兩項基本原則,迄今仍被遵循:(一)凡是可以由私人經營的就歸私人經營;(二)私人能力所不及或可能造成壟斷的則歸國家經營。政府有責任鼓勵私人企業,並以法律保護之。苛捐雜稅必須廢除,幣制必須改善並予統一。官方的干涉和障礙必須清除;交通必須發展以利商品的流通。鐵道、公路、疏浚河流、水利、墾荒、商埠、海港等都規定由國家主持。他還特別強調,歡迎外國資本,並將雇用外國專家。
在實業計劃序言中,孫先生指出,「然則中國富源之發展,已成為今日世界人類之至大問題,不獨為中國之利害而已也。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發展之一事也。吾欲操此發展之權,則非有此知識不可。庶幾操縱在我,不致因噎廢食。」

由此可見,實業計劃雖然強調對外開放,歡迎外資參與和外國專家投入,但發展之權,仍然操之在我。這與鄧小平在一九七 o年代後期積極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強調主權在我,對外開放,如出一轍。這也正是實業計劃的開創性丶歷史性的貢獻!

根據蔣夢麟先生回憶:「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第一位有過現代科學訓練的政治家。他的科學知識和精確的計算實在驚人。為了計劃中國的工業發展,他親自繪製地圖和表格,並收集資料,詳加核對。實業計劃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灣的深度和層次等細節他無不瞭若指掌。有一次我給他一張導淮委員會的淮河水利圖,他馬上把它在地板上展開,非常認真的加以研究。後來我發現這幅水利圖在他書房的壁上掛著。

在他仔細研究工業建設的有關問題和解決辦法以後,他就用英文寫下來。打字工作全部歸孫夫人負責。一切資料數字都詳予核對,如果有什麼建議,孫先生無不樂予考慮。凡是孫先生所計劃的工作,無論是政治的、哲學的、科學的或其他,他都以極大的熱忱去進行。他虛懷若谷,對於任何建議和批評都樂於接受。」
針對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習近平在2016年11月12日紀念孫中山150週年紀念會上致辭指出: 孫中山先生在從事緊張的革命活動的過程中,一直思考著建設中國的問題。1917年到1919年,他寫出《建國方略》一書,構想了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其中提出要修建約16萬公里的鐵路,把中國沿海、內地、邊疆連接起來;修建160萬公里的公路,形成遍佈全國的公路網,並進入青藏高原;開鑿和整修全國水道和運河,建設三峽大壩,發展內河交通和水利、電力事業;在中國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大力發展農業、製造業、礦業,等等。孫先生擘畫的這個藍圖,顯示了他對中國發展的卓越見解和強烈期盼。

當時,有的外國記者認為孫中山的這些設想完全是一種空想,是不可能實現的。的確,在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下,這些宏大構想難以實現。今天,中國人民創造的許多成就遠遠超出了孫中山的設想。孫先生致力於建設的獨立、民主、富強的國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对于當時外界的质疑,蔣夢麟指出,因為孫中山的眼光和計劃超越了他的時代,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人常常覺得他的計劃不切實際。「與孫先生同時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癥結所在,希望不必根據歷史、社會學、心理學、科學等所得的知識,就把事情辦好,更不願根據科學知識來訂定國家的建設計劃。因此他們誣衊孫先生的計劃是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他們的現實的眼光根本看不到遠大的問題,更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缺點就是無知和淺見,缺乏實際能力倒在其次。以實在而論,他們自己認為知道的東西,實只限於淺薄的個人經驗或不過根據一種常識的推論。這樣的知識雖然容易獲得,但以此為實踐基礎反常常會遭受最後的失敗」。但是,在百年之后的中国,情势卻已经完全不同了。

2013年9月和10月,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習近平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關注。接著,李克強在參加2013年中國-東盟博覽會時強調,加快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的交流,並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是造福世界各國人民的偉大事業。

一帶一路这一世紀工程建設承继了實業計劃的基本精神,強調基礎建設,以及丝绸之路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它,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讓古絲綢之路煥發新的生機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亞歐非各國聯繫更加緊密。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據2016年底的數據,大陸已有7961家境外企業對全球進行投資,累計實現的投資金額是1701億美元(約新台幣5兆2031億元),較2015年成長44%。這一數字還不包括金融投資。而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已完成的金額是1594億美元(新台幣4兆9414億元),新簽合同金額是2440億美元(約新台幣7兆5640億元)。
除此之外,2016年大陸對外新簽合同在美金5千萬元(新台幣15億5千萬元)以上的項目,一共有815個;累計合同金額則是2067億美金(新台幣6兆4077億)。這已是中華民國政府年度總預算三倍以上的規模。

大陸企業去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金額是145億美元(新台幣約4500億元)。其中,已建立初具規模的合作區共56家,入區的企業1082家,總產值506億美元(新台幣l 兆5686億元)。至於新簽的合同金額1260億美元(新台幣3兆9千億元),約占大陸對外承包工程總金額的51%。在對外投資的行業類別方面,2016年對製造業投資310億美元,資訊類203億美元,科研類50億美元。

一帶一路既是中國的倡議,也是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共同願望。預估整個計劃將耗資美金九千億元,這確實是中國對世界的重大貢獻,也可視為廿一世紀版全球化的實業計劃!但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建設本身是開放的、包容的,歡迎世界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積極參與。它不刻意追求一致性,而且高度靈活,富有彈性,是多元開放的合作進程。中國也不斷充實完善一帶一路的合作內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時間表、路線圖,積極對接沿線國家發展和區域合作規劃。由此看来,它与實業計劃的開放、包容、互利的精神,完全一致。

一九一八年孫中山發表實業計劃英文版。他指出: 「此書為實業計畫之大方針,為國家經濟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實施之細密計畫,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名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乃可從事。讀者幸毋以此書為一成不易之論!」
這正是實業計劃的科學丶細密丶審定丶務實與惠民精神之所在,也應是一帶一路計劃所依循的準繩。我們拭目以待這偉大的世紀工程!

吳敦義無法迴避的考驗|周陽山

文/周陽山

520過後,台灣內部的政治氣氛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原本支持蔡英文的深綠選民,發現總統不願意再公開講話了。原先不相信一帶一路會成功的人,發覺美國竟然轉向,願意參與其中了。原來對川普東亞政策寄以厚望的反華人士,終於體會到他的善變、短線和功利,才不過100來天,川普竟然就不理人了。天下至廣,人心難測,為什麼這些政壇人物都說變就變呢?

在國民黨內部,情勢也在迅速地改變中。原先反對一中同表、強調台灣自主、要走自己路的獨台派人士,很快就發現,僅僅1年執政的時間,民進黨掌權後的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原來的中華民國了,它是另一個「新而獨立」而且「國際孤立」的鎖國。那麼,國民黨本身的本土化究竟還要不要追尋民進黨的主流路線呢?國民黨已經失去了政權,如果還繼續複製民進黨的台灣主義和台灣主張,它會不會變成一無所有呢?

儘管是「新而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還是叫中華民國。但基本內容已經完全不同。它反對一個中國,鄙視五權憲法,主張文化台獨,強調價值解構,支持多元成家,歧視陸生、陸配。而且,它反孔、反孫、去蔣,親日、崇美。

更重要的是,它全力清算國民黨,徹底打擊軍公教,並否定過去中華民國的歷史與傳承,而且還繞過民主制衡的正常機制,透過國是會議來曲線執政,並且要竭盡一切手段,為民進黨建立起永續執政的萬年根基。

面對這樣的執政黨,在野的國民黨究竟怎麼辦?

這幾年來,國民黨除了漠視《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權能區分,拒絕一個中國、否定兩岸統合之外,已經提不出任何有力的主張了,甚至也找不到有實力的青壯代接班人。在中國大陸,挑選政治局常委必須以上限68歲為基準,但對國民黨而言,這是絕不可接受的。老成謀國,讓年輕人慢慢來,這是國民黨珍惜的傳統。

現在,面對一帶一路建設和中國大陸所領導的全球化,國民黨究竟有無積極的對策?面臨台灣國際空間不斷被壓縮、兩岸關係急劇惡化的新情勢,國民黨又有什麼解決的好辦法?而國民黨在清算黨產、轉型正義的壓制下,自身的財務危機和發展困境,又有哪些突破的契機?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如何面對這個名字相同、內容相異、漸行漸遠,「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是對國民黨領導人的新考驗,也是國民黨能否在浴火鳳凰的試煉中重生奮起的新契機。

(作者為金門大學教授)

轉載自中時電子報時論廣場-吳敦義無法迴避的考驗

八田與一的銅像與扭曲的台日關係|王冠璽

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日據時期,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參與了多項台灣的水利建設,台灣的稻米產量因而大增。近年來,台日官方、民間社團,以及八田與一的後人,每年都為八田與一舉辦盛大的追思會。2017年4月間,位於台南市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銅像遭人故意破壞,綠營人士對此非常憤慨;台南市長賴清德除了指示台南市文化局與台南警方成立專案小組偵辦外,並且立即安排修復銅像,該銅像已於五月初修復完畢。根據台灣的法律規定,破壞設置於公園的銅像,若不考慮其民事法律責任,僅構成《台灣刑法》第354條毀損器物罪(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八田與一曾經在台灣負責設計與監修水利工程不假,惟其對台灣的貢獻,是否確如綠營人士所言,則值得進一步瞭解。戚嘉林引用數據指出,1920年台灣的稻米年產量為69.2萬噸,1938年稻米的年產量增至140.2萬噸;不過蹊蹺的是,當時的台灣人口增加了53%,平均的稻米消費量卻減少了23%,而甘薯的消費量,卻多了38.1%。換言之,台灣興修水利工程後所增產的稻米,並不是給台灣人食用的,絕大部分都運至了日本「內地」。1940年至1945年太平洋戰爭期間,台灣甚至實施了米糧配給制。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就表示,當時的台灣農民「無產化的程度日益加甚」。

八田與一所監修的嘉南大圳完工後,水權自然由日本官僚控制,日本政府一方面限定唯有順民才有用水的資格外,同時還強迫嘉南大圳灌溉所及之處的農民必須「改稻為蔗」;如果農民拒絕改種甘蔗,那麼就切斷水源,讓農民們連稻米也種不成。甘蔗一旦成熟,只允許賣給台糖株式會社,蔗糖的價格乃由日本人控制的台糖株式會社單方決定。當時日本人在台灣所開設的排名前五位的制糖公司,其一年的總利潤就是修建嘉南大圳十年總工程費的1.4倍。這一段台灣同胞被日本人壓榨的血淚史,在吳濁流所撰寫的《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也有深刻的描述。

台灣在日據時代的中後期,佃農受地主盤剝極為嚴重,佃農必須將每年的栽種所獲全數上繳地主。當時的佃農的家庭,連喝上一碗白米粥都嫌奢侈。1945年日本戰敗後,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蔣介石擔任台灣領導人時期,中國國民黨作為台灣的執政黨,先後修建了阿公店水庫(1953年)、霧社水庫(1959年)、大埔水庫(1960年)、谷關水庫(1961年)、石門水庫(1964年)、明德水庫(1970年)、曾文水庫(1973年)、德基水庫(1974年)。蔣經國主政時期,在台灣所興建的水利工程量亦未遑多讓。

從1949年開始,台灣陸續制訂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法律,並且排除各式困難,堅決推行。第一個出台的是「三七五減租條例」,該法律規定,佃農對地主繳納的地租以全年收穫量的37.5%為上限;而且現有地租高於37.5%者,必須降至此一標準,如果原就低於此一標準者,亦不得提高。同時還實施了配套保障佃農耕作權的法律。例如:佃耕契約必須以書面為之、延長佃耕契約、限制佃耕農地之收回等。「三七五減租條例」實施後,全台灣一共有296,043農戶直接受益,佔當時所有農戶的44.5%,佃農的生活獲得了顯著的改善。緊接著,台灣當局開始推行「公地放領」政策,凡屬無主地或是鄰近私有地之公地,均開放農民貸款購買,還款期限長而且利息極低。1953年,台灣當局又公佈了「耕者有其田條例」與「台灣省實物土地債券發行條例」,台灣政府將地主出租之耕地徵收後,放領給佃農或是雇農承購。原地主除了獲得股票與債券作為補償外,仍能保有相當面積的農地。台灣由於土地改革的成功,徹底翻轉了台灣農民長期受地主壓榨的悲慘命運,並且極大程度的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毫無疑問的,是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真正解放了台灣的農民。

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代表著日本殖民政權的八田與一的銅像被破壞,綠營人士反應激烈,綠營政客更是頻頻在媒體上,痛斥破壞者行徑卑劣;然而,對於同樣是發生在台南市的推倒孫中山銅像事件(2014年),以及大規模的破壞蔣介石銅像現象,綠營政客與綠營人士,卻似乎有著喜聞樂見的反應。誠然,兩蔣執政時期,台灣乃威權體制,確實有部分老百姓遭到白色恐怖的影響,甚至是受難,但是這與日本殖民台灣所造成的傷害差距,完全不可以道里計。部分台灣老百姓的親日情結,糊塗到讓人不敢相信。

台灣當前對日本所存有的一種「普遍性」理解的友好心態,並不是從日本戰敗撤離台灣後就存在的。吳叡人精辟的指出,從上一世紀九零年代李登輝掌權後,基於李登輝個人的意識形態,以及台灣所處的地緣政治的現實考慮,台灣當局開始與日本右翼勢力中的反中派密切交往。李登輝屬於戰前世代的台灣人,這群台灣人中有一部分人深受皇民化教育影響,甚且在日本有長期學習的經歷;他們與同一世代的日本人擁有許多共同或重疊的文化記憶。這種文化記憶,一直是維繫與溝通台日兩地情感的一種載體。這種情感不僅存在於李登輝世代,也經由代際相傳,一定程度地延續到了後代的年輕人身上,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台灣年輕人在觀賞電影「海角七號」時,會深有感觸,但是沒有這樣文化記憶的人,卻難以產生共鳴。

李登輝和以丸山真男(東京大學教授,號稱戰後日本影響力最大的政治學家)為中心的所謂「岩波自由人」或「戰後民主派」知識集團,共享了知識與道德的實踐語言。而「戰後民主派」正是形塑日本戰後民間主流論壇的關鍵力量。台灣的官方與知識人,實際上一直存在著與日本主流社會的交往機會與選擇空間,根本不必取悅日本右翼分子所抱持的「殖民地肯定論」。然而,本來此一具有多元的認識可能性,卻被旅居日本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有意識的利用,並且逐步將之引導至台灣獨立派與日本右翼勢力意識形態結盟的單一方向。台灣的綠營政客,眼見有政治利益可圖,也積極的與之隔海唱和。

旅日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結盟的基礎有二:第一、共同的反中國意識,於此所謂的反中,已經完全超越了地緣政治上必要性,而是被操作成了反中國論。第二、殖民地肯定論。旅日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以極為機巧的方式,刻意的將戰前世代的一群台灣人對日本所遺留的親日感情(閩南語語境的「日本精神」),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詮釋成日本右翼民族主義所表述的「日本精神」,並由此導出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結論,從而建構出了台灣獨立運動與日本右翼結盟的意識形態基礎。吳叡人認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正是在旅日台灣民族主義者運用此一策略,直接與「教科書修改之會」的日本新右翼相互利用,以剪裁、簡化等方式,「重新創造」了殖民地時期的歷史意識形態的重要成果。此一策略性的歷史誤導,通過有計劃的通俗歷史著作的傳播,在台灣與日本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遺憾的是,即便是支持台灣獨立的一部份台灣知識人中,清楚的認識到「殖民地肯定論」極其荒謬,卻對於日本據台期間的殖民議題始終保持緘默。而這些人,最終也都被收編進入了日本右翼民族主義所設定的論述架構中。本文推測,由於政治行動者,向來都不可能採取一種真正客觀與帶有批判性色彩的政治態度,因此,明知某些論述存有諸多瑕疵或謬誤,一旦成了政治行動者,也不得不全盤接受。唯有如此,才能集中各方力量,為自己所堅持的某種信念服務。然而,這種實踐理念的型態,就是在其實踐的過程中,失去了或許可能存在的某種正當性。余英時在2014年九月份,在台灣接受天下雜誌採訪時表示,民進黨想要去中國化,那不可能,因為你自己就是中國的一部份,你怎麼去?最基本的,你語言就去不掉。民主要容忍,現在民進黨有很多地方是學以前的國民黨,是把以前國民黨用的辦法再搞一遍,不過現在是我(民進黨),不是它(國民黨)。台灣的民主,出了問題,就在這裡。這些人只有歷史立場,但卻沒有歷史知識,以個人的局部經驗,或情感,取代了歷史原貌,成為了評價過去與現在的根據。

根據駒込武(京都大學教授)的研究可知,台灣在被日本殖民之後,明治政府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了「關於應實施於台灣之法令的法律案」;激辯之後,帝國議會通過了以三年為期限的時限性立法。這個被稱為「六三法」的法律,賦予了台灣總督可以制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律令」)之權力,這等於是賦予了台灣總督同時擁有了行政權與立法權,而且在立法過程中,還可以乾綱獨斷。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制訂了憲法,這樣的授權,顯然是違背了日本憲法的基本原則。日本議會中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但是日本政府的回答卻極其曖昧。當時有人主張,既然憲法欠缺對領土的明文規定,為了限制憲法的適用範圍,將台灣作為純粹的「殖民地」,因此有必要修改憲法。但是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憲法剛剛制訂,不宜立即修憲;而且從天皇大權所及的意義而言,形式上,台灣自然是日本憲法實施的範圍;但是有關權利、義務的規定,以及法律與命令的區別這種憲法的實質部分,實際上,在台灣並不實施。

「六三法」每三年延長期限屆滿時,就會在帝國議會上引起爭論。1904年,時任的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局長後滕新平,向日本「內地」提出了包含憲法修正案在內的台灣統治法案,企圖將台灣變成名符其實的「殖民地」。由於日俄戰爭爆發,兒玉源太郎異動,所以沒有將這個法案提上議程。第二年,桂太郎首相在日本帝國議會中,回答是否將台灣視為「內地」延長的質詢時,明言:「(台灣)當然是殖民地。我想不可能和內地一樣。」日本人一方面以不被歐美國家殖民為其國策,但是對於朝鮮與台灣,卻將其定位為殖民地。和「六三法」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三一法」於1906年出台,此乃以五年為期的時限立法。台灣、朝鮮,均不屬於(日本)「內地」;1920年代末期以後,日本在正式場合上皆使用「外地」一詞。誠如日本學者中村哲所指,這些用語是欲蓋彌彰;事實上,所謂的「外地」,就是帝國所統治的「殖民地」,就是colony。

帝國主義者,對於幾百年以來的殖民歷史,並沒有真正進行深刻的反省,這當然與種族主義作祟有關;即將揭曉的2017年法國大選,其中有一位極右翼候選人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就對法國的殖民歷史抱持著一定程度的肯定態度。日本人對自己的殖民歷史,可以說是從未進行真正的反省,其原因與西方社會不完全相同。根據尚會鵬的研究可知,日本社會可以稱之為是「緣人社會」,也就是說,日本人的人際關係宛如一個長鏈條,每個人都是這個鏈條上的一個環結,對上尊崇、服從,並得到庇護;對下保護、支配,並得到尊崇。日本社會所強調的這種縱向人際關係,使得日本人具有強烈的等級意識,對自己的位置十分敏感;先輩、後輩的序列,在日本社會裡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在《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指出,日本人信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信念,這是根據其社會經驗所培育的生活准則;日本人不僅易於按照「親子模式」處理人際關係,也傾向於依此處理國際關係。

在戰前,日本人認識到德國與法國的優越的法律制度,所以學習法律者,多到德國與法國留學。在日本國力增強後,日本提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認為日本理所當然的站到了東亞的頂峰位置,這也是日本以親子關係為架構的一種秩序表現;二戰之後,日本人承認美國處於等級制的最高位置,所以在學習現代化法律的路徑上,除了基於同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原因,必須繼續向德、法等國取經外,也對位居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的法律,投注了很大的心力來學習。這裡面除了有現實的需要,也源於日本人的國民性中,有一種對優秀的文化與事物發自內心的欽佩與欣賞,並進而願意向其學習的特性,至於這個優秀的文化與事物是否出自日本,並不是最關鍵的事情。

余英時曾經指出,德川時代是中國對日本影響的最高峰,不過日本人自覺為一民族-國家實體(national entity)也是在德川時代充分展開的。十八世紀時期,日本的儒家學者十分崇敬中國的「聖人之道」,但也開始將「聖人之道」與「中國」分開。荻生徂徠(おぎゅう そらい,日本儒家哲學家,乃江戶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便認為後世中國屢為夷狄所征服(包括滿族),已經失去了「聖人之道」,因此他認為明朝不配稱為「大明」,這個「大」字更宜加之於「日本」。甚且,有日本儒者以為,「中國」的「中」字也應該轉讓給日本。荻生徂徠的弟子中有人表示,君臣一綱在中國已經淪亡,其在日本的封建體制中倒是得到了保存;德川制度正是「三代之治」的體現。簡言之,在德川時期的儒者的眼中,「聖人之道」已從中國轉移到日本。這就是說,日本早已經居於東亞文化的領先地位。

日本人之所以這麼在意用在中國的「大」(明)與「中」(國)兩字,或許可以說明日本此前對於中國文化居於領先地位是肯定的,後來因為中國屢為夷狄所征服(包括滿族),而且文武官員與士子最終均向夷狄投降,所以失去了聖人之道,因此不再認為日本文化不如中國文化。實際上,從日本的國民性角度來觀察知道,日本人很難會去向一個他認為不如自己的國家道歉。莫看日本人今日對美國俯首稱臣;若是有朝一日,日本的實力超越美國,日本人將立即重新理解日美的歷史與關係。

因為政治觀點不被國民黨見容的王育德(東京大學文學博士),長期滯留日本,他在著作《台灣:苦悶的歷史》(《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中表示:「殖民地支配不管獲致多優秀的成果,原本在道德上就應該被無條件批判。基於我自身過去許多駭人聽聞的經驗,我個人也毫不猶豫地憎惡、譴責日本對台灣的統治。」

本文相信,沒有一個腦筋正常的人,會否認帝國主義帶有深刻的種族主義性格。日本的殖民官僚與歐洲的殖民官僚一樣,都是某種喪失了正當性的支配體制與意識形態的產物。遠渡重洋來台的八田與一,並不特別邪惡,也不特別英明,他只是日本派來的一個技術官僚,完成日本政府要求他在殖民地完成的工作而已。台灣有許多專業知識人,因為各種原因不願意對日本殖民台灣所造成的傷害表態,信仰現實主義的政客,則是踴躍地拋棄了知識與道德的考量,將一部份戰前世代台灣人的親日感情,導向了「殖民地肯定論」,既迎合了日本人的心理,也迎合了台灣島內政客的利益取向,同時還愚弄了許多不明究里的綠營支持者。實際上,「殖民肯定論」,創造了一種台日之間的新殖民關係。吳叡人所說的「過剩的歷史意識,過少的歷史知識」,完全可以作為當前台日之間扭曲關係的注腳。

本文的簡體節略版《八田與一銅像被毀與扭曲的台日關係》,已登載在《南風窗》雜誌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