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與兩岸關係(二)|宦國蒼

川普與兩岸關係(二)

文/宦國蒼

上一篇觀察談的是川普的整體外交戰略對中美及台海兩岸關係的影響。這一篇談談所謂的“台灣因素”。台灣政黨輪換後的兩岸關係的走向如何? 民進黨回朝將近一年了。掌握了立法院的2/3席位,加上二年前地方選舉所改變的台灣政治地圖,說它目前取得了對台灣政局的絕對話語權並不為過。在這樣的局勢下,台灣政治局勢的發展自然成為直接影響兩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而引人注目。同時,這一動向也將直接影響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穩定,安全與和平。不言而喻,川普入主白宮為美國對華政策增加了一些變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兩岸關係。

過去三,四十年間,兩岸關係發生了許多極為重要的,甚至帶根本性的變化。首先,兩岸之間的經濟融合有了長足的發展。大陸的經濟改革,發展和開放為台灣企業界提供了充足的低價勞動力和越來越重要的,迅速增長的市場,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的外部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看,兩岸關係具有相當實在和堅實的經濟利益的基礎。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大陸的發展和開放已經在多方面迅速地縮小的兩岸之間的各種經濟差距,並且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台灣,而台灣企業在大陸這個市場上對歐美和大陸同行的相對競爭優勢也隨之削弱。

以福建省為例。2016年,福建的GDP的總值超過台灣的75%。但是,其增長率卻為6.8%,幾乎是台灣的五倍。換言之,三,四年之後,福建的經濟體量將會與台灣相似,雖然其某些關鍵產業如金融,高科技,互聯網,醫療等產業,市場機制的成熟性,經濟結構的國際化尚有一些較大差距。目前,福建省的經濟體量在大陸省市中排名第十。從整體看,今天的大陸經濟對台灣基本上沒有依賴性,而出口導向占相當高比例的台灣經濟對大陸市場卻有較高程度的依賴性。但是,在今天的大陸,多數台灣的企業已經不再具備過去30年的技術,管理和資本優勢,能夠利用大陸的各種優惠政策,廉價勞動力,既降低自己的競爭成本,擴大對海外市場的加工出口,又“攻城略地”,開發和占領大陸市場。究其原因,除了兩岸經濟實力消長和經濟體制,結構的變化之外,整個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變化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1980年代末,筆者在德意志銀行美國投行部服務時做過一項研究,比較美國,歐洲(主要為英,法,德),日本和當時的”四小龍“的企業界對產業的研究和開發的投入。結果是美國企業界的投入相當於其稅前收入的9%,歐洲為5%左右,日本不到3%, 而“四小龍”卻不到1%。加上在各國政府的各種投入(包括稅務刺激和引導),資本市場的成熟度與效率,以及企業,創業文化與教育體制方面的差異,今天的美國經濟能夠繼續領先世界潮流,而日本,歐洲,“四小龍”多年來經濟成長與結構調整乏力應該毫不意外(雖然香港是個例外,因為其經濟結構與大陸的關係相當特殊)。筆者一直認為,經濟學們普遍忽視使日本經濟陷入二,三十年零增長或負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在世界經濟中喪失了自己的相對競爭優勢。同樣的分析也可以用在“四小龍”上。

近年來,台灣企業也在開發東南亞市場(越南,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地)有所進展。但是,這些國家的市場寬度與深度,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政府政策與法規,文化語言)等方面與大陸相差甚遠,而大陸的企業也在那裡開拓,競爭。台灣企業在那些國家中的競爭優勢並不大,而且當地市場的容量也有限。換言之,東南亞市場可以作為台灣經濟對大陸市場的一個補充,但作為替代卻相當不現實。民進黨政府不對台灣產業的各種內外特點做具體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卻用政治考量來制定這類不著邊際的“經濟政策”最多是“口惠而實不至”。更何況,它並不掌握足夠的財政和政治資源以鋪貼和支持企業“南進”。

如何使兩岸經貿關係在動態的新形勢和格局下能有持續的發展,將成為對兩岸整體關係的基石是一個重要的挑戰。從北京的角度看,這一現實問題實質是如何在兩岸經濟格局與結構不斷變化,經貿關係消長的動態中開拓,發展和夯實具有共同經濟利益的領域,使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經濟基礎更加結實。

民進黨政府面臨如何調正經濟結構,加速金融改革,回答“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這一永恆不變的考題。至少在目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台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大陸的市場(巨額貿易出超),勞動力(主要是台灣企業在大陸的運作),以及越來越重要的大陸資本(包括台灣企業在大陸獲得的資本)。此外,一個“相安無事”的兩岸關係對台灣的經濟和資本市場的穩定極為重要,而一個動蕩的,或高度緊張,對峙甚至是衝突的兩岸關係對大陸的經濟影響不會太大,但卻會較大地衝擊台灣的整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金融和房地產市場。屆時,資本市場和經濟大幅度動蕩,下降,資本外逃加劇應該不是叢人聽聞。這些都是民進黨政府“繞不過去”的現實挑戰。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政治因素引發的經濟和市場衝擊並不是包括華盛頓和東京等外部力量所能夠解決和緩和的,因為資本追求的是利潤,市場規避的是風險,更何況台灣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而外部的政治力量既不會也無法在經濟層面來幫助台灣。另一方面,兩岸之間一旦對抗,甚至衝突,對大陸經濟和市場的影響這要小得多,而大陸針對這樣的危機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承受能力卻要高得多。

從正面看,政治領袖們面對的是如何控制自己政策的經濟成本。從負面看,則是政治學中關於競爭,對峙或衝突的雙方對損失,甚至破壞的“承受力”。不言而喻,這不見得是一個“零和博弈”。傳統的政治學中的各種理論如“邊界”,“囚犯假設”均有其“度”的限制,而力量對比和制約力量釋放和收縮的決策機制是決定雙方或各方對量和質的判斷和執行。

其次,經濟基礎並不完全決定上層建築,雖然它會極大地影響上層建築,更何況還有決策制度的差異,以及決策者們的所謂個人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因素。當然,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在兩岸關係的動態發展上也不例外。所以,只靠開拓共同的經濟利益來維護和發展兩岸關係是不夠的。更何況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從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中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樣的。總的看來,1978年至今,兩岸之間從戰爭,對抗到緩和,交流,並且開拓和擴展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一直到逐步建立,調整和完善“游戲規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期間自然免不了一些間段性地波折甚至倒退,特別是民進黨執政後的各種做法。這個過程也是兩岸內部的各自發展,消長和整個國際環境變遷的結果。

在此期間,北京的對台政策的方向清楚,一貫性,持續性和穩定性很強,受其內部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小。發生變化的只是務實主義的成分和力度。迅速增長的經濟實力和不斷加強的國際地位導致北京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現實主義,自信心和氣度大大加強。這就是從制定統一的時間表到確定“九二共識”為兩岸關係的基礎的變化的基本原因。畢竟,北京相信時間是在自己一邊。與台灣不同的是,兩岸關係的變動對北京的政局變化影響不大,對大陸的經濟發展不僅影響甚微,而且北京一直在對台灣企業提供各種政策和非政策的支持。

台灣的情況則相當不同。台灣的內部政治發展對其“大陸政策”的影響極大。從李登輝的“兩國論”到政黨輪換後的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再到國民黨回朝後馬英九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反對台獨,可以說是波瀾不斷。兩岸關係不僅一直是台灣內部政治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側面,而且對其政局的走向影響頗大。這裡有其歷史,文化,社會和政治原因, 也有經濟因素。

十六年前,陳水扁上台時也曾經令人耳目一新:一個出身貧寒,靠自己苦讀打拼,畢業於台灣最好的台灣大學,成為一名著名律師,卻又能犧牲自己,“仗義”為反對黨領袖出庭辯護,後來又成為民選台北市長,並且政績,口碑均不錯。但是,執政八年,陳水扁政府在金融改革,經濟結構調整等關鍵民生領域中乏善可陳,而其加劇兩岸對立,衝突的做法卻對本來增長不快的台灣經濟和市場雪上添霜。應該說,除了陳水扁本身的貪腐之外,經濟低迷,市場動蕩,年輕一代就業困難等基本社會挑戰和企圖改變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是導致八年前政黨輪換,國民黨回朝的主要原因。“民以食為天”。在一個經濟形勢嚴峻的社會中,如果執政黨無心無力處理,解決緊迫的“民生”問題,卻將本來不緊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作為自己的“頭等大事”來抓,不能不說是“不務正業”和本末倒置。更何況,如前所述,緊張的兩岸關係會加劇本來停滯不前的台灣經濟與市場的惡化。

任何一個靠選票上台的政治領袖和執政黨都面臨上台後如何兌現自己在選戰前或選戰中提出的各種競選口號的挑戰。在此,重新執政的民進黨也不例外。”你到底要是麼?”這一斯芬克斯的命題是繞不過去的。而古希腊神話編擬者們沒有挑明的下一句話是“你願意為你的選擇付出什麼代價?”與她的前任一樣,蔡英文面臨的各種挑戰包括經濟增長,調整,改革,島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青年一代的各種訴求(當然不能忽略的超過12%的青年失業率),兩岸關係及其對台灣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北京,台北和華盛頓三角關係的演變,等等。

目前看來,蔡英文面臨的選擇無非是或者以經濟增長,改革和社會穩定為主要政策目標,以求有所建樹,爭取長期執政;或者以改變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和“游戲規則”為其主要政策目標,“吃政治飯”。如果是前者,她應該維持和改善兩岸關係,降低其對兩岸關係和“大陸政策”在台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從國民黨政府的立場大踏步倒退。如果是後者,她就會成為一個“政治內閣”,以挑動兩岸緊張,加劇兩岸競爭,甚至衝突為其執政的主線,希望以此爭取選民,特別是本省籍的選民的支持。問題在於,如果經濟繼續萎靡不振,失業率高居不下,“政治飯”能喂飽選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選民嗎?

另一方面,在過去八年兩岸之間“相安無事”地條件下,對台政策也不見得是北京諸多重大政策問題中的最需要急需考慮,處理的優先問題。但是,如果兩岸關係的基本結構和方向發生重大變化的話,北京會調整其政策重點(priorities)。畢竟,對台政策是北京的整個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利益”之一。一個也許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回朝後的民進黨是否要通過自己的行為使得台灣再度成為北京所有內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蔡英文上台之後,兩岸之間在軍備和外交兩個領域之競賽,競爭,博弈的加劇,以至對峙,衝突已經成為現實。在這兩個領域,台灣不會是贏家。原因很簡單:在經濟和科技的實力,軍事力量,國際地位等所有方面台灣都處劣勢,不僅空間狹窄,而且與大陸的差距愈來愈大。民進黨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期望在華盛頓和東京與北京的矛盾,博弈,甚至可能的衝突的夾縫中尋找可以利用的機會。在這盤大棋中,台灣沒有主動權,自主權,而必須指望川普改弦更張,確定北京為其主要戰略目標,全面對抗,然後從中“漁利”。問題在於,川普是否會為了民進黨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訴求而與北京翻臉,全面對抗?還是為了華盛頓自己的利益將台北當一枚棋子或棄子來用?

在上一篇觀察中筆者說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極為動蕩的世界局勢。這種動蕩包括經濟,政治,安全,文化/宗教,並且正在衝擊冷戰結束後的非定型的國際體系。從全球角度看,川普面臨的全球局勢是三大板塊:一個戰火紛飛,動蕩不已的伊斯蘭世界,一個十分不穩定的歐洲包括與軍事力量可以與美國匹敵的,地緣政治上直接與歐盟/北約對峙和對抗的俄羅斯, 和一個相對穩定的亞洲。在這種情況下,川普如果將對華政策提升為其諸多對外政策中需要迫切考慮和處理的優先,然後使本來相對穩定的亞太地區變得因為中美對抗而高度動蕩,對他的全球戰略有利嗎?他有必要讓兩岸關係成一個新的,甚至更大的地區性“熱點”嗎?“單邊主義”作為一個口號提出來十多年了。作為一個戰略卻無法兌現。退一步講,一旦實現它的話,華盛頓將要同時與莫斯科,伊斯蘭世界(這可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熱點”)和北京對抗。成本與效益將會如何?商人總統川普應該算的清楚這筆賬。

目前看來,由於近二十年來的兩岸經濟,軍事力量的消長和北京在全球國際體系中的影響力的長足增長,台北在華盛頓的牌局中早已不是一張所謂的對付北京的“王牌”。對現代軍事運作和戰略均衡來說,“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已經不再重要,更何況這張“牌”還有其自己的小算盤和“個性”。如果說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北京處於“文革”的內亂不已的情況下可以在兩岸之間做出其戰略選擇的話,川普會願意為台北單方面改變兩岸“相安無事”的局面而與北京翻臉,甚至對抗,導致整個亞太地區的動蕩嗎?目前的亞太地區基本穩定,連劍拔弩張朝鮮半島也沒有失控。改變該地區的均衡與穩定對華盛頓有利嗎?不見得。“Don’t try to fix it if not broken”—別去試圖改變和修復一個沒有損壞的(均衡)。在國際關係中,利益永遠大於理念,更何況民進黨的“台獨”訴求與華盛頓的全球和地區戰略利益均掛不上鉤。

退一萬步說,即使華盛頓想重新啟用那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也不會是因為它支持所謂的台灣的“民意”,而是意味著它與北京的雙邊關係走向全面對抗和衝突。如果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真的發生對抗或軍事衝突,甚至戰爭(雖然筆者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發生)的話,在現代軍事技術和手段的條件下,台灣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備受打擊的軍事基地而已。在這種極端的假設下,台北有必要跳上華盛頓的戰車上去嗎?這符合台灣多數老百姓的利益嗎?第七艦隊的保護當然不是免費的午餐。台北必須支付的代價之一就是在華盛頓-北京關係沒有重大衝突的條件下不“制造麻煩”,改變兩岸關係的基本的架構和現狀。這一點華盛頓(包括川普在內的幾屆政府)應該早已對台灣兩黨的領導人說得相當直白。

回過頭來說“九二共識”。從北京與馬英九政府的各種解釋,說明來看,這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維持兩岸之間關係的現狀與基本架構和“游戲規則”。這一點與華盛頓的一貫立場沒有矛盾,並且有利於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如果蔡英文要改變兩岸關係目前的現狀與基本架構的話,那麼人們有理由期待北京的強烈反應,兩岸關係從“相安無事”到全面對抗。屆時,民進黨政府能獲得台灣內部多數選民的支持嗎?在國際上,川普和美國國會願意願意為民進黨的這一政治訴求“拔刀相助”,犧牲亞太地區的穩定或相對穩定嗎?

在內部政治方面,執政並且控制立法會的民進黨對國民黨采取了一些“斷其命脈”,趕盡殺絕的措施,以求鞏固自己執政基礎,以期長久掌權。這些措施會在一定程度上繼續削弱國民黨的經濟和政治資源。但是,現代媒體,資訊的迅速發展,以及社會對其的依賴與互動已經改變了包括選舉在內的政治程序的許多特點。至少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川普的獲勝不是依靠共和黨的領導階層,組織機器和“黨員群眾”,而是成功地利用了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以致撕裂。民進黨三年之後能否繼續執政不在於國民黨是否能再次“強大”起來,而在於民進黨的基本政策是否符合台灣多數選民的利益,是否能改善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如果經濟繼續停滯不前,甚至因為兩岸關係惡化而江河日下的話,三年後選戰重開,民進黨還能否會有一年前的優勢?不見得。在國民黨組織式微的情況下,也不能排除沒有政黨機器支撐的獨立候選人“揭竿而起”,振臂一呼而萬應的可能性。

陳水扁執政的後四年對台灣政治生態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說明了政治訴求與意識形態並不是政治領袖們可以任性意淫的玩具,也不是其可以左右民意的“免費午餐”。對多數台灣選民來說,在國際環境沒有重大變化的前提下,對經濟增長停滯,結構升級困難,金融改革滯後的關心仍然遠勝於對“統”,“獨”之類的政治問題的考慮。在特定的形勢下,政治家們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引導,甚至左右“民意”,然後加以利用的例子歷史上比比皆是,今後也不會少。但是,形勢永遠比人強。“英雄”造時勢的時效永遠不會比時勢造“英雄”長。“時來天地皆協力”的後一句是“運去英雄不自由”。“群眾運動”不僅有其各種成本,而且有其相對,甚至絕對獨立的自主生命。一個社會,特別是一個開放的,具有相當教育水平和民主機制的社會的多數人的中長期的實際利益要麼左右政治領導人的政策立場,要麼更換政治領導人,如果不是更換政府的話。古人所謂的“載舟覆舟”之說即為此意。

目前看來,川普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確定自己的全球戰略,包括其對亞太地區和中國的戰略。在這個過程中,將要在白宮裡“邊學邊干”的他除了要“補課”之外,還必須協調自己外交,國防,安全和經濟班底的各種利益和傾向,以及美國的各個相關政府機構和利益集團。當然,美國主要盟國的利益和立場也會影響其看法和做法。但是,他和他的團隊需要算的幾筆大帳應該不復雜。說到底了,華盛頓需要掂量的最關鍵問題是,如果因為自己的政策導致目前相對平穩的亞太地區和台海兩岸關係變的動蕩,成為一個地區衝突的熱點,時候符合自己的全球戰略利益?

從不久前在“冬季白宮”海湖莊園舉行的“習特會”傳出的信息來看,川普沒有改弦更張,背棄華盛頓執行了40多年的,以“一個中國”為基調和框架的對兩岸關係政策。在這個意義上,民進黨的主政者如果將自己的“大陸政策”都放在川普會與北京對抗的預期或假設上,以期“漁利”的話,則至少在下述三點上是算錯帳的:第一,現實主義的川普目前的全球戰略包含與北京的合作。第二,那些號稱能斡旋於川普的“大內中樞”的掮客們的實際影響不僅有限,而且“短命”。第三,及時中美關係再度緊張,甚至對抗,對台灣說來與其說是可以“漁利”,不如說是會成為被殃及的“魚池”。執政者如此短見,最後倒霉的還是蒼生黎民。

在這種大格局下,蔡英文政府的政策選擇的確非常有限:在川普已經采取步驟改善與北京的關係的情況下,如果不回到“九二共識”這個基本框架下來的話,兩岸關係只會繼續“冷凍”,如果不是惡化的話,而華盛頓只會袖手旁觀。如果采取主動挑釁北京的話,會被華盛頓視為一個自討沒趣的“麻煩制造者”。說到底了,在台灣目前的經濟,社會,政治生態中,沉迷在意識形態導向的“大陸政策”的框框中既不識時務,又無濟於“事”。畢竟,去年台灣大選期間,大多數選民並沒有認同和支持兩岸關係的大幅度倒退和高度緊張,甚至對抗,因為它既不具備可操作性,又不符合台灣大多數選民的根本利益。

 

美國利益搞出了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高靖

文/高靖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國共雙方爆發內戰,國府撤退台灣以來,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論,在幾十年過去仍然有人提起,也不斷被台灣的台獨運動奉為行動的合法基礎。1943年開羅會議後的開羅宣言,美英認可中國將在戰勝日本後,收回日本竊占中國的領土,台灣是其一。甚至早在開羅會議之前的1943年3月,宋子文與美國國務次卿威勒斯會談時,威勒斯明白告訴宋,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到了1945年初,羅斯福總統決定,日本投降後,台灣應該無條件歸還中國。

美國在羅斯福總統時期,對於台灣的主權歸屬,是非常清晰而不模糊的。從開羅宣言,到波茨坦宣言,都在在宣示了美英兩國的正式立場,日本戰敗簽署的降書,其中文字載明遵守波茨坦宣言,而波茨坦宣言又宣稱要履行開羅宣言。雖然台獨團體與某些日本政客認為日本降書非關台灣領土主權地位,但在中國政府看來,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再到遵守波茨坦宣言的日本降書,中國收回被日本過去占領的中國領土,毫無疑義。

各方基於不同的利益,對於中國有關台灣領土主權的看法,都有不同的解釋,但二戰後期,台灣主權未定在美國內部並非主流看法。不過,羅斯福總統1945年病逝後,副總統杜魯門繼位,情勢開始有所不同,主要是杜魯門的特使馬歇爾調停失敗,國共內戰爆發,杜魯門政府對於國府的政治與軍事能力,受到美國大使館內的親共勢力影響,多抱持負面評價,這股反國府勢力在二戰時已經存在,並不受羅斯福總統重視,杜魯門卻受其影響。

國府接收台灣後,1947年2月爆發二二八事件,國府在內戰先盛後衰,這些都讓美國擔憂台灣的未來。一方面,若是國府政治與軍事能力無法中共競爭,共軍就可能渡海犯台,占領台灣。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反映台灣人對國府不滿,為了穩定台灣社會,可能需要思考更替國府政府,由美國取而代之,或者交聯合國託管。

台灣主權地位未定大概有三方面的背景,一是法律因素,中國戰勝日本後,中日雙方沒有簽訂和約前,中國對台灣主權的法律定位不完備,這個看法在戰爭期間就已經存在。二是政治因素,二二八事件後,國府失人心,台灣獨立運動人士不滿國府,希望台灣交美國或聯合國託管。國府內戰失敗,可能讓共軍占領台灣,與其讓對美國不友善的共軍占領台灣,美方不如自己取而代之。
三是軍事因素,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韓戰後,杜魯門藉台灣主權未定這個論述,方便美國海軍巡弋台海,避免干預介入中國內戰。

兩任美國總統,對同一件事情,因為外在環境改變,前後政府看法就有所不同。其中,只有中日和約未簽,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這個客觀的事實,才有相當的論述基礎,因為內戰,中共建政,使得台灣的國府與北京的中共,都無法參與舊金山和約的簽署,雖然國府另與日方在台北簽署中日和約,但日本僅在條約中聲明放棄台灣主權,卻未言明將主權交予國府,這是日人狡詐,也是國府實力不如人的無奈。隨著中日和約的簽署,以及稍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國府控制台灣的事實,在冷戰的陰影下,至少已不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與挑戰。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黃紀男,積極遊說美方支持台灣獨立,將台灣脫離國府的統治。國務院的歷史檔案當中,甚至有一封1949年10月收到的一封日文信,是台灣人寄到美國領事館,這封日文信反對國府與中共統治台灣,要求美國派兵占領與保護台灣,將國府軍隊驅逐出去。

曾任美國大使館副領事的葛超智,就是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加上對國府的偏見,曾大力主張台灣主權地位未定,應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許多美方人士主張美國取得台灣,也是在考量美國自身戰略利益下,要控制台灣,不讓中共獲得台灣的控制權,所以要鼓吹台灣主權地位未定。這樣一來,原本不是主流的看法,隨著戰爭情勢的改變,也就受到注目。

有感於美方政策的轉變,1949年3月,擔任過外交部長的王世杰,在一場演說中表示,台灣是國土光復,不是軍事占領區,中國有決定的主權,馬關條約在1943年已失效,台灣是合法地回歸中國,在戰後由日本陸軍手上取得,他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直接獲間接對台灣的控制。

關於台灣主權地位,中美雙方始終有歧見,王世杰表達的看法,是中國普遍的認定,就是對日宣戰後,過去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一概都不承認,台灣割讓日本,就不在由中國政府認可。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日本降書,台灣當然是回到中國主權範圍。國府在戰後回到台灣後,立即將台灣人,都馬上由日本國籍,改為中國籍,可是這樣的做法,東京的盟軍總部並不認同,曾表達多方疑慮。

1949年4月,國務院國務卿媒體關係特別助理馬德蒙提到,如果我們能與日本簽和約,台灣的最終地位,必須由和約決定。國府內戰節節敗退,美國方面對台灣主權地位未定的論述,就更加的活躍。1949年6月,宋美齡從美國寫信給蔣介石,提醒蔣介石,美國將要占領台灣。當時蔣介石曾表達要死守台灣,不能將台灣交給盟國的看法。蔣介石在6月20日,請我方代表在日本東京盟軍總部對託管台灣的說法,表達無法接受。

台獨與美國政府搞台灣主權地位未定之外,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後,代總統李宗仁也主張中美共管台灣,或者由美國以征服權right of conquest的名義,拿下台灣。根據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在1949年10月22日告訴美國領事師樞安的說法,李宗仁寧願看到台灣在友善的國家手上,而不願見到中共拿到台灣。李宗仁向美國提議,中美雙方組成委員會統治台灣,如果美國不喜歡這各方式,也可以用征服權名義占領台灣。美國不用擔心如此沒有顧及開羅宣言的道德義務,美國的道德義務是保護台灣免於共黨統治。

李宗仁表面上是希望台灣免除共黨威脅,但當時國府的海空軍早已遷往台灣,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剛剛成立,中央銀行國庫的黃金也陸運運抵台灣,蔣介石對台灣的控制逐漸加強,李宗仁拉攏美國合作的提議,幕後其實是反蔣的政治操作,只有藉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藉美國除掉蔣介石,他才能運用台灣資源,與中共持續進行內戰。

杜魯門在1950年1月說,盟國接受中國統治台灣的事實。但這個說法的背景,一方面固然是蔣介石已經實質控制台灣,同時台灣已經派任親美的吳國楨,取代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美方信任的孫立人,雖不受國府大多數人信任,但也受到國府重用。這些變化,讓美方基於國府善意回應下,轉變對國府態度,另一方面,美國不分割中國領土,是對中國新政權共黨政府,有幻想,認為毛澤東可能成為亞洲的狄托,希望與毛澤東發展友善關係,可設法將中國拉到美國這邊,對抗蘇聯。

1950年6月韓戰爆發,杜魯門在6月27日演說,台灣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到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定後,與日本完成和平協定,或者由聯合國考量。杜魯門這時又把台灣自中國主權當中分離開來,主要是為了讓美軍介入台海,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才能到台海巡弋,而不會有干預中國內政的疑慮。不過,美軍介入台海,表面上協防台灣,免於中共軍事威脅,真正的目的,是防止蔣介石藉機反攻大陸,將韓戰擴大,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仍然是站在美國利益的考慮,而非中國的利益。

美國對於台灣主權地位的看法,從羅斯福肯定認為台灣無條件歸還中國,以及國務院的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到了戰後,轉變為必須用和約確定台灣的地位,其中的變化,有國共內戰,有國府失人心,有二二八事件,有韓戰爆發,圍堵中共,有美國亞太戰略利益的計算。但是真正能起作用的,還是美國自身利益的可量,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對其自身利益的評估,才真正影響了台灣主權的歸屬,冷戰時期圍堵共產圈,美國不在挑戰國府享有台灣的主權,雖然後來仍不斷有美方內部人士不斷提出質疑,華府與北京在1970年代開始接觸,美方不挑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主張,這一點才讓雙方積極開展關係。

從華府與北京的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甚至對台六項保證,美國都技巧地迴避台灣主權歸屬中國大陸,但也不明講台灣主權未定,僅認知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一個中國。1990年代柯林頓總統提出的新三不,仍是強化了一個中國,直到2017年的現在,新任川普總統提到檢討一中,許多人就有了不切實際的想像。不過,大家還是要冷靜想想,這一切論述的變化,無非是美國在其自身利益考量下,在不同環境採取不同的說法,重要的還是誰有實力完整地控制台灣,台灣的主權地位就是這個人的。